“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说法)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　　“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对于这一阶段会议上反映出来的温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最不满意、最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在他看来，这样的会议是一盆“温吞水”，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特别是不可能解决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问题。他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来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就在彭德怀在小组会议上作检查的时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们接到通知，陆续到达庐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一到庐山就听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耸人听闻的说法：　　“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信，信里有很多‘刺’。”　　“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　　“彭德怀反党，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　　在庐山，朱老总和一切善良的好心人又犯了一个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他们太单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就在他们为彭德怀的检查而感到满意和欣慰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发动一场大的斗争。对彭德怀的批判不是快结束了，而是刚刚开始。　　三条保证　　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对毛泽东这个指示的含义，不少人感到茫然，只有少数人心里是清楚的。　　三天前，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秀才”到黄克诚住所去谈话，出门时被人看到，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他把这看成是针对自己的“非组织活动”。他前面那条指示就是针对这件事而发的。　　另外，黄克诚又和彭德怀住在一起，有人自然会疑心：你们聚在一块，究竟要干什么?　　于是，党的生活中最忌讳的“小组织活动”之类的流言传开了。　　由于一时感情冲动，“秀才”们犯了一个那个时代最忌讳的、行动上的错误，结果招来大祸，事后三位“秀才”都很懊悔。　　从毛泽东指示下达之日起，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人分别在自己所在的小组内接受批判，让他们交代在黄克诚处谈话的内容以及他们与彭、黄的联系情况。会议内容由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逐渐扩展到追查彭、黄在庐山的“非组织活动”。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的信里反映了许多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就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写信人在党内的地位虽然与彭德怀相差甚远，但他信里对“大跃进”批评的尖锐程度却不在彭德怀“意见书”之下。毛泽东对这封信的作者表面上采取了通情达理、相当宽容的态度。毛泽东当然清楚，一个副局级干部，他的意见再尖锐，即使指名道姓地骂娘，也不及彭德怀几句略带批评的话的影响。二、风云突变（20）毛泽东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但是，毛泽东说“这个同志有个好处，他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接着笔锋一转朝向“另一些同志”。他说，“这跟我所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　　毛泽东所说的这“另一些同志”指谁，当然不言自明。　　毛泽东所写“评论”的主旨不在李云仲那封信本身，而是以信为由头，借题发挥，来指导庐山会议按照他的既定航向前进。毛泽东在“评论”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反右问题，并向他所谓的“中间派”——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摇摆”的同志们发出了警告信号。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给同志们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在“评论”的最后，毛泽东写道：“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像两把火，使庐山会议“政治温度计”上的水银柱很快升高起来。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　　有的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也有的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仅是立场上的错误，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其锋芒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是向主席和中央发出的一份挑战书，是想以他的思想观点来代替中央制定的总路线。”　　有的人发出了令人惊心的警告：“对党的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以彭总为主帅，以张闻天同志为副帅，他们两个发言都是带有反党纲领性的。”　　有的发言慷慨激昂地提出了“四个坚决”：总路线必须坚决保卫，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必须坚决拥护，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坚决保护，右倾言行必须坚决回击。二、风云突变（21）7月29日，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就意味着对彭德怀的批评不仅要扩大范围进行下去，而且要在全会上搞出一个正式的决议。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和彭德怀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推心置腹的谈话。据彭德怀回忆说：　　“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元勋，都曾统率过千军万马，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1959年在庐山，面对着一场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却一筹莫展，只能挥泪相向，彼此表*迹，委曲求全。这种奇特的现象大概只有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才会发生，也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这种奇特现象才能理解。　　在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位“秀才”参加的小组会上，批判的调子也明显升高。有人发言提出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等非组织活动方面的问题，这就更使几位“秀才”感到紧张和突然，有口难辩。　　7月30日上午，毛泽东召见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进行了谈话。　　谈话气氛表面看去仍是缓和的，和前几次谈话相比看不出明显变化。毛泽东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红1、红3军团的情况，像在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毛泽东边回忆、边谈，不停地抽烟。　　接着，毛泽东开始批评黄克诚，说他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还借别人之口说，有人反映彭德怀和黄克诚是“父子关系”，又提到什么“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等等。　　黄克诚对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当做自己的崇高使命。他怎么也想不到他无比敬重的毛主席竟会对他提出如此无理的指责。　　黄克诚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渊源的。1931年“富田事变”后，苏区打“AB团”，搞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当时黄克诚在红第3军团第3师当政治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任。基于对劳动人民的深刻了解，他不相信红军中有那么多“AB团”。他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保护了不少好同志，后来，竟以所谓“领导不力”，把他调离，不让他再领导肃反了，一直发展到说他本人也是“AB团”成员，要逮捕他。幸好，担任军团长的彭德怀了解他，亲自出面把他从第3师调出来，到军团政治部工作，黄克诚才幸免于难。　　黄克诚感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是对他人格的极大侮辱。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无法在这种无理指责和肆意侮辱面前保持沉默。他以有理、有力又不失礼貌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他说：二、风云突变（22）“我这个总参谋长，是主席提名要我当的，不是彭德怀要我当的，怎么能说我是他的政治参谋长!我和彭德怀完全是革命同志关系，是正常的，不是什么父子关系。难道共同在湖南工作过的同志到一起谈谈，就是湖南小集团吗?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黄克诚简单讲述了在江西他被打成“AB团”和彭德怀保护他的经过之后说：　　“我和彭总的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思想认识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也常常发生争吵。”　　毛泽东似乎发觉他对黄克诚的批评有些不妥，没有再坚持他的意见，而是把话岔开去，在几个名词概念上绕圈子。他认为感情一致，政治、思想观点必定一致。他说：政治、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　　毛泽东又说，他不了解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与在座的四个人“不通心”，“同周小舟尤其格格不入”。希望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周小舟说他感到会议的空气“太紧张”。　　毛泽东说：“要容许交锋嘛，容许自由辩论。”　　接着，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历史上，讲了在遵义会议以前，他怎样通过互相交谈把张闻天、王稼祥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的事。　　周小舟说：“有人说我们是‘湖南集团’，这事希望能给予澄清。”　　“这可能是一种误会。”毛泽东的语气变得更随和起来，他说，“这些疙瘩要解开。”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也不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并不很严厉。总的看是一种安抚、和解的调子。这使几位被召见的人感到莫大宽慰。当然，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谈话，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其用心是很明显的。他详细谈起长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　　从毛泽东住所“美庐”出来后，四人各回自己的住所。途中，李锐遇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把毛泽东找他们四个人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对田家英说：“主席还说这些疙瘩要解开。”　　田家英听后轻轻摇摇头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头哩!”　　田家英向李锐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和忧虑。他说：“彭总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批判，而且拿到小组会上去批，太不应该了。朱总司令已经扯上了，总理千万不要再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　　李锐听后，本来有些开朗的心上又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当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的时候，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七名常委中陈云、*不在庐山，吸收了彭真、贺龙参加。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吸收来列席旁听的。　　毛泽东对面一张沙发空着，不用说是留给彭德怀的。彭德怀向那张空着的沙发走去。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由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还说他在长征中会理会议时也有错误。在讲述了几次路线斗争历史之后，毛泽东说了一些政治分量很重的话。他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次他向党发起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有组织的，是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对第一书记挂帅等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二、风云突变（23）毛泽东的讲话保持着他固有的风格：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猛烈的轰击令对方猝不及防。　　一进会议室，彭德怀就已经预计到毛泽东要对他进行批评。但把问题的性质一下提到如此严重程度，则是出乎他意料的。这次会议主要已不再是批判他的“意见书”，而是向纵深发展，算他的历史老账，并给他的问题定性了。　　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接着是*讲话。他除了按毛泽东的调子罗列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所谓错误外，着重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长征中会理会议时给中央写信的问题。他说那次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提议由彭德怀指挥红军作战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要写的。这件事的背景和经过是这样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开过遵义会议以后，在鲁班场、土桥地区两次作战，均未打好。红军在赤水河上渡来渡去，整天行军，疲惫不堪。加上作战地区补给困难，伤员无法安置。在这种情况下，*感到部队处境危急，便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指出毛、朱、周指挥作战不力，建议解除他们的指挥权，让彭德怀来指挥方面军北进。　　毛泽东看到信后很恼火。因为在此以前，有人向他反映，红3军团干部战士中流传着对中央军事指挥不满的言论，所以在中央于会理地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说他“右倾”、“在困难面前动摇”，并武断地说*要毛、朱、周下野的信是彭德怀鼓动写的。彭德怀感到莫名其妙，也很委屈。当时他即声明，*写信一事，他事先根本不知道。*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　　彭德怀当时认为，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误会，说明一下也就完了。事实证明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以后反复提起这件事，几十年过去了，今天他又提起这件事，这不能不使彭德怀感到吃惊和伤心。　　*在这件事上说了真话，总算把20多年的一个误会澄清了，彭德怀心中感到轻松了许多。　　*说完，毛泽东又开始漫谈，谈井冈山，谈当时对敌斗争和几次党内斗争，谈打长沙、打赣州……与会者都明白，这仍是计较彭德怀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我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同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说：“抗战时期，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听王明的话，不听中央的。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纠‘左’比纠右难吗?从历史来看，共有五次右倾路线：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王明至今不认错，高岗死了，他们哪个能改?”　　毛泽东反驳了彭德怀信中说的纠“左”比纠右难的观点之后，接着说：“犯路线错误的人，他们本身不能改，都是要别人来改的。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61岁了……我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讲起了“大跃进”，他说：“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伟大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1958年的问题主要是一平二调三抽款，抽款也不过两个亿，群众不满的主要是一平二调。搞平均主义，性急了，无非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里，毛泽东没有再批“共产风”，对平均主义采取了相当宽容和谅解的态度，这与前一阶段有了明显的变化。二、风云突变（24）谈到公社食堂，毛泽东说：“过去说食堂能保留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好，这话对右派也产生了影响，以为我是不主张办食堂的人。其实，食堂无可厚非，平江有一个大队书记下令把食堂解散了，第二天群众又自动办起来。”　　毛泽东这番话，既是重申自己主张，也是含蓄地对朱德和其他不赞成办食堂的人的批评，和前一段比较，态度也更加明确和肯定了。　　接着，毛泽东又把话头扯到国际上，说赫鲁晓夫很不喜欢我们的人民公社，总有一天还要我们给他一张梯子让他下来，否则下不了台。他又谈到，若论物质基础，西欧比我们雄厚，东欧也不错，但办食堂、成立人民公社就难。他们物质条件好，可惜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人多，东部有几亿人，土地少，组织合作社就比较容易。苏联搞集体化就难，“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　　话题又转回国内，毛泽东说：“去年北戴河会议，高兴之中埋伏了不高兴。这就是后来的比例失调，但到今年5月份，问题已经解决。”　　毛泽东慢悠悠地吸着烟，扫了彭德怀和周小舟一眼，继续说：“原来准备谈19个问题，没有提反右倾。北京就有人说情绪越落越低。14日的信和会议纪要稿很有功劳。小舟等人的主要锋芒对着除自己以外庐山会议的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因为被拔了白旗，你们一点气也没有?”　　周小舟插话说：“并不是出气问题。”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毛泽东用这句谚语回答了周小舟。　　毛泽东把脸转向彭德怀，对他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不同意毛泽东这种说法，但没有正面反驳，而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作了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成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讲了湘赣边界的斗争史，讲了红1、红3军团的情况加以证明：　　“在平江，有人问我，革命什么时候能够胜利，我说等胡子白了总要胜利的，因而挨了斗，说我是悲观右倾。对立三路线，我不是那样拥护，也没有坚决反对，是动摇的。因为那是以中央面目出现的，当时认识不清。”　　接着，彭德怀讲了“富田事变”的经过，说明那个时候他就是拥护毛泽东领导的：“富田事变”发生在1930年底至1931年初。当时，红军内部有人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一天夜里，红3军团前委秘书给彭德怀送来一封信，说是毛泽东写给他的秘书古柏的，信的大意是如果能把彭德怀打成“AB团”，事情就好办了。彭德怀当即识破此信是伪造的，是企图分裂红1、红3军团。他果断地把信在干部中公开，并且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的领导正确，有水平，消除了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误解和对立情绪，稳定了部队思想，并通过宣言：坚决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红1、红3军团团结一致，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朱德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也把它公之于众。结果，敌人的挑拨阴谋彻底破产。接着，红1、红3军团密切配合，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师、活捉师长张辉瓒的伟大胜利。二、风云突变（25）对于“富田事变”的性质，虽然至今尚有不同看法，但彭德怀对此事处理正确、果断，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彭德怀又讲到，1933年毛泽东曾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两个策略》，另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说，主席在书上的批语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本写的是：“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看，就不会犯错误了。”第二本上写的是：“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一本，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彭德怀说：“这两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陕北吴起镇，有个同志清理文件时给烧掉了。”　　彭德怀讲这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做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二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讲述未加评论，仍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讲下去：“打蒋介石10年，都打红了眼。抗日以来，蒋介石忽然漂亮起来了，殊不知只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这仍然是批彭德怀，说他在抗日战争初期跟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　　*又插话了：“平型关战斗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作的决定。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为了否定百团大战，先把平型关战斗扯出来，并把责任推到任弼时身上。　　彭德怀简单讲述了百团大战的经过，说明原来作战计划规模较小，规模是打起来以后逐渐扩大起来的。他坚持认为，百团大战虽然有缺点，但对打击敌伪的气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活动，提高我军的声威，鼓舞全国人民抗战情绪，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很有好处的。　　彭德怀承认自己有时考虑问题不够细致、周到。他说：“张飞的名字还是主席给起的。我自认为对敌斗争是坚决的。我理论差，马列主义没有学通，盲从也不行。我有农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比如叫‘主席’，开始总不习惯。进北京以后打过*次电话，找主席找不到，面谈的机会又很少，得不到主席的具体帮助，养成了孤僻性格，常常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彭德怀讲上面这番话时，态度是真诚而坦率的，就像一个小学生向自己敬爱的老师披露心迹。说完后他明确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就彭德怀本意而言，说“对半开”已是最大限度的让步了。但毛泽东仍寸步不让：“还是三七开。”　　此时彭德怀已经预感到，问题的性质比他原来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是喜庆的日子。可是在庐山，解放军的缔造者们却以特殊的方式迎接了这个重大节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作了记录。　　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不很连贯，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和他算历史总账。　　毛泽东的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还说，彭德怀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的政治水平估计低了……二、风云突变（26）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彭德怀有几次插话，都是解释和说明性的。讲到历史，彭德怀承认他在历史上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想说明“应该允许我对问题有个认识过程”。讲到7月14日的信，彭德怀说，他只是希望会议能重视研究总结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丝毫没有恶意”。　　毛泽东的“开场白”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对彭德怀仍像过去一样是宽容、信任和充满热情。他既批评了彭德怀，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和优点。朱德本来想把自己的意见敞开来谈一谈，但刚开了一个头就被打断了。　　“隔靴搔痒。”毛泽东轻轻摇头说。一边抬起右腿来，用两个指头在鞋面上比画了两下，“没有击中要害。”　　朱德尴尬地停止了发言，以后再也没有说话。　　毛泽东对朱德在庐山会议前一阶段的表现早有不满，认为他在大小会议上发言总是谈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特别是对农村公共食堂。毛泽东认为朱德的看法“右得厉害”，在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认为朱德明显地袒护他，一再强调“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只要谈清楚，统一了认识，就好办了”等等，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毫无原则的“和稀泥”。　　一直沉默的*，用他特有的尖细声调发言了。他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身体瘦弱，行动稳缓，喜好沉思。他平时说话不多，说起话来也不紧不慢，但却是“语不惊人不开口”的。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战争年代他有过辉煌的功绩，建国后，由于健康原因，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工作。但他头脑里那部思维机器一直高速运转着。他细心观察世界风云、国内动态和党内政治气候，并注意分析研究身边高层领导人的思想情绪、性格特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和行动规律，经过长期潜心观察、揣摩研究，已经摸得很透了。有人说，在中国最了解毛泽东的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话不无道理。　　*是7月29日才上山的，显然是毛泽东担心军权旁落而搬来护驾的“救兵”。*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点名让他上山来，其用意他心里很清楚。党的危难与不幸，对*来说正是天赐良机。　　*的发言，短短几句话，就加重了会议的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定了性。毛泽东听后虽然仍不动声色地靠在椅背上抽烟，但和朱德的发言相对照，*心里明白，他的发言肯定是“击中了要害”的。　　*继续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他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的打击和吹捧都是淋漓尽致和与众不同的。　　*说完，毛泽东又开始发言。他批评彭德怀不懂马列主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批驳了彭德怀过去曾赞同和宣传过的几个口号。他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是“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对朋友讲的，对敌人不适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的哪有什么同罪，“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二、风云突变（27）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心应手”等话，“锋芒是攻击中央”的。毛泽东说：　　“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另搞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　　讲到这里，毛泽东激动起来，说出了一些性质很严重的话：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感到)难对付你。”　　毛泽东在进行批评时，用词之尖锐，上纲之高，使彭德怀感到吃惊，他感到难以容忍，但还是忍住了。他没有正面反驳，只在两个问题上作了委婉的解释：　　一、说明他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他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他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作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他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他既没有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二、他承认7月14日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你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看法，并且批评彭德怀，说他的话“不真实”，说他“不交心”。毛泽东说：　　“当前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浮夸风，指标落实等等，这些问题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倾向取而代之，是越少越好，这是一种新的右倾思想。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你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旗帜。”　　毛泽东的这番话，把他当时对形势的看法，把他的心态和忧虑，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　　对毛泽东简单又武断的批评，彭德怀没有作更多辩解，只讲了一句：“我是直接写信给你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　　*又一次发言，批评彭德怀有野心，说他入党前就有“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思想，入党后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总觉得自己行，自视很高。*还说他自己“有暮气，但没有野心”。　　在*发言中，毛泽东又插话重申了他前面的意见：“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机会到了，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正好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二、风云突变（28）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都先后作了发言，他们批评了彭德怀的个人英雄主义、刚愎自用和某些方面的简单粗暴作风。但他们没有使用毛泽东和*发言中使用的那些尖刻词句和政治帽子。周恩来发言中还说到对彭德怀要“一改二帮”，劝彭德怀要交心，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改掉。　　在常委会将要结束的时候，彭德怀作了表态发言。他首先提出，军队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从朝鲜回国后就感到力不胜任，不想再干国防部长，想下来，让更得力的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未等他说完便明确表示：“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彭德怀接着发言，他说：“我承认自己要进行思想改造，学点马列主义。过去看书不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30多年来没有好好坐下来读一本书。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是有根源的。今天会上讲的事，好多忘记了。我这个人比较随便，越熟了越马虎。个人英雄主义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上作过检讨。但洗脑筋不容易，有机会还会发作的。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事先没有同别人谈过。说我写信是‘备个案’，‘想发表’，我还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或反对这两个东西，那是没有的事。我承认立场不稳，有摇摆。”　　彭德怀表示：不管最后会议给他作出什么结论，他保证做到三条：　　一、不会自杀；　　二、不会当反革命；　　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为时两天的中央常委会，实际上是毛泽东按照他个人的意志组织的对彭德怀的一次严厉批判。会上除毛泽东本人之外，别人的发言很难说是畅所欲言。　　这是一次不正常的常委会。　　这次会议为下一步大规模批判彭德怀定好了调子，是把庐山会议引向更大不幸的开端。　　百思不解　　两天的中央常委会，彭德怀每天都是怀着极为复杂和痛苦的心情离开“美庐”的。回到176号后，他常常一个人在房里闷坐，参谋和秘书以为他病了，要报告保健科，都被他制止了。他说：“不要请医生，我没有事。”　　常委会上讨论了些什么事，工作人员是无法知道的。只是在一次晚饭后乘凉的时候，谈起了两天常委会的情况，彭德怀向秘书透露过一句：“主席对我的有些批评，我实在难以接受。”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彭德怀曾彻夜未眠，两天的常委会后，他又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而且从神态上看，常委会给予他精神上的打击与折磨更严厉，更深重。　　在那辗转不眠的深夜里，彭德怀想了些什么?当时别人无法知道。不过，从事后不久他写的《庐山笔记》里，人们可以窥见他当时思想活动的轨迹与轮廓。　　使彭德怀最感伤心、也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毛泽东对他个人历史的不公平的评价和毛泽东所说的他与彭德怀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融洽，七分合不来”，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在《庐山笔记》中彭德怀曾写道：　　“7月23日上午主席对我打闷棒的时候，正是31年前在平江起义的第二天开庆祝大会的时候。那时曾有人作打油诗：‘救贫会转士兵会，秘密活动整三年；平江起义扬眉日，工农革命旗帜鲜。’当时在会场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那种兴高采烈的情景是无法形容的，事过31年记忆犹新。我那时以为，从此就是*主义阶级斗争的战士了。谁知历时31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倒三七开’，过多于功的人! 31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瞬间，但在个人一生来说，我已由青年、壮年而老年了。花是可以重开的，而且是无限制地重开，而人生是不可能再来了……”二、风云突变（29）毛泽东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好，说他是“倒三七开”也好，主要根据就是说他“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时期，他都曾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在彭德怀看来，毛泽东所作的这个结论，不仅是武断的，而且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算历史旧账，分析其中是非，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必须的，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批判地接受历史经验，鉴别新鲜事物，这是发展*列宁主义理论的源泉。如果以主观推测去代替客观存在，否定历史的真实性，离开或者曲解历史具体情况，或者为着某种目的，按一时需要，夸大一面，否定另一面，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就会作出片面的或者完全错误的历史结论。”　　这是彭德怀在自己《庐山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是他对“算历史旧账”问题的基本看法。　　彭德怀承认自己历史上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从一个仅有朦胧的爱国思想和打富济贫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间要走一段漫长而坎坷的路，怎么能不犯错误呢!)但绝不是像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都曾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恰恰相反，历史证明，在党内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他大多是站在正确路线方面，是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但是，由于党内斗争情况十分复杂，他个人主观修养上又存在某些弱点，因而有的时候认识落后于实际，对有些事、有些人的面目一时看不清楚，在斗争酝酿初期一度态度不够明朗，这种现象是有的。按彭德怀自己的说法是他有时“跟不上，掉队远”，但绝不是主观上要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有些问题，各有各的说法，彭德怀也保留着自己清晰的记忆。关于立三路线时期的情况，彭德怀的回忆和看法是这样的：　　1930年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是，对当时国内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忽视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于当时红军力量也作了过高估计，因而才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另外，对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的估计也是错误的，只说他们是“两败俱伤”，“自取灭亡”，没有看到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尖锐化的反映，在革命力量发展的条件下，各派军阀是可以互相妥协来对付人民革命的。对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认识不足，对他们进攻苏联的危险性作了不现实的估计，从这种脱离实际的估计出发，提出了“全国总暴动”和武装“保卫苏联”等错误口号。立三路线无疑是错误的，是严重脱离国内外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的路线。　　彭德怀在他的《庐山笔记》中写道，我对立三路线在开始时期是缺乏全面而清醒的认识的。但对“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说法有怀疑，因而红3军团党的前委没有执行进攻武昌的冒险指示，而是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大量消灭地主武装，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从1929年冬到1930年7月下旬，基本上消灭了安福、分宜、新喻、宜春、萍乡、万载、铜鼓、平江、修水等20余县的地主武装，击败郭汝栋军、罗霖师向阳新、大冶苏区的进攻，消灭湖南军阀部队近10个团。在平江击败了湖南军阀的进攻，并乘胜攻占长沙，使湘赣边苏区、湘鄂赣边苏区和鄂东南苏区连成一片。二、风云突变（30）占领长沙10天后，何键集中兵力向我反扑，在浏阳门外一战消灭其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军安全撤出长沙，集结于平江东乡长寿街地区，正准备还击何键部队追击时，接到万载县委的来信，得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红1军团在中央(立三路线)指示下，由赣东南远道进攻南昌。因南昌城坚难以攻下，故至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举行示威后，撤至万载县城附近，我们立即派人前往联络和请示。按毛泽东政委指示，要红3军团立即向浏阳东乡永和市一带侧击何键部队的左路，红1军团围歼戴斗垣旅于浏阳之文家市。何键闻风退长沙。红3军团进攻永和市扑空，红1、红3军团即会师于永和市，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之后即在毛泽东委员和朱德总司令的统率下，第二次进攻长沙。围攻月余未克，这时军阀战争已经结束，红军决定撤至江西宜春(袁州)地区，红1军团进占吉安，红3军团位于清江、新喻一带，准备阻击南昌来犯之敌。总前委原决定取得吉安后，即在湘赣两省边界进行反复作战，但不久又改变计划，决定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至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准备长期战争。这是党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后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在以后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中充分得到了证明。　　以上是彭德怀对那段战斗历程的回顾。　　立三路线与部队直接相关的，是作战方针问题，也就是要不要攻打大城市的问题。在那段时间内，红1军团和红3军团都曾奉命进攻或试图进攻过像武昌、长沙、南昌那样的大城市。彭德怀并不认为所有这些作战行动都是立三路线。只有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单凭一时头脑发热而去搞军事冒险才是真正的立三路线。在军阀混战自顾不暇之际，如果主客观条件具备，红军乘机夺取一些重要城市，以扩大苏区根据地，壮大红军声威，像红3军团第一次攻占长沙那样，不仅不是什么立三路线错误，而且是完全应该的。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说他在立三路线时期就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党的正确路线，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在立三路线整个时期，将红1、红3军团编成第一方面军，东渡赣江的作战方针，反对‘富田事变’等，我都是积极的，坚决拥护的。有的同志说，在东渡赣江时，我唆使少数同志同周以粟同志(总前委派来动员红3军团过江的)争闹，反对过赣江，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我是红3军团的主要领导，上述三个问题，如果(当时)我是反对的，都可能出现不愉快的情况……”　　彭德怀并不否认他在王明路线时期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他在《庐山笔记》中写道：　　“在苏区内部加紧反对富农，实际上是消灭富农，打击了中农，孤立了贫农，使苏区和白区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政策。从粉碎蒋军第四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开始前，一年又两个月，红军和根据地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内阶级关系正发生急速变化。而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看不到这种有利的政治形势，不懂得建立民族革命旗帜的极端重要。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政变后，下面曾提议苏区红军主力应进攻赣东北，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并破坏蒋军对苏区第五次‘围剿’计划。这个正确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指责为‘逃跑主义’，并说第三党(指福建事变)‘比蒋介石还要坏’。在党内，王明路线采用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肃反扩大化，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使许多好同志和善良人民惨遭杀害。”二、风云突变（31）关于第一次王明路线，彭德怀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在当时还缺乏马列主义的起码修养，不能提出系统的理论根据，对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有力的斗争。但是在(对)当时一些具体政策方针是反对的，如过早地消灭富农，实际上打击中农，孤立了贫农；军事方针分兵把口，不集中红1、红3军团消灭敌人；不积极支援十九路军，使自己失去一翼依托；肃反问题扩大化；党内的过火斗争等。对这些问题(我)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都不是有系统的提出，因此也就没有力量。当时我也没有了解到(其)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政策都是错误的。如对‘两条道路的决战’，我就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意见，是模模糊糊的。只是在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之间，没有扩大苏区和红军；对十九路军在福建政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去支持等等，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对比起来，感到他们有错误。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经验主义’也是不对的。　　“我从这些事实回忆对比，从实际中得到教训，才体会到毛泽东同志以往的领导是正确的。因此，对于遵义会议我是完全拥护的，坚决反对了博古等同志的错误。”　　彭德怀承认第一次王明路线初期，他在作战指挥上曾犯过错误，在1932年江口会议上讨论行动方针时，他曾跟多数同志一样，发表了不同意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意见。但那只是由于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不同所致，是认识问题。而且这种情况是很个别的，它并不影响对毛泽东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江口会议后直到遵义会议前有将近三年时间，彭德怀未参加过中央任何会议，怎么能根据上述那种个别情况，就得出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正确路线的结论呢?　　抗日战争开始，在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彭德怀与前两次一样，思想也是从不明确到明确，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的。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他的报告实质上是一个投降主义的纲领。它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原定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自主，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基本上是相反的。但由于当时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国际革命历史知识，彭德怀没有表示反对谁支持谁的明确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会议结束时，他感到会上意见不一致，回华北后不好传达，便去问洛甫(他是党的总负责人和那次会议的主席)回去如何传达?洛甫说，由书记处写一个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回到华北后，彭德怀即按照“大纲”向部队作了传达，同时还在“大纲”中加上了一段这样的话：　　“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其中的一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坚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传统，加强各种教育。”　　十二月会议精神传达以后，国民党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他们对日军抵抗不力，却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限制和对八路军的破坏。从切身教训中彭德怀越来越体会到王明的那一套不对头，对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没有执行的。他执行的是毛泽东同志独立自主扩大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二、风云突变（32）在1938年秋党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根据自己的体会作了发言，明确提出了反对王明路线。当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高潮，鹿钟麟的部队向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时，我军即集结优势兵力坚决予以痛击，歼灭朱怀冰两个整师、侯如墉旅及其他反动武装共约15个团以上，顺利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高潮。这次反磨擦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路线的胜利，王明路线的破产。作为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和反磨擦斗争总指挥的彭德怀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事实是最好的说明。　　彭德怀在“笔记”中多次写道，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够，国际革命历史知识缺乏，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看问题有时不够敏锐，常常是开始看不出什么问题，经过一段实践，受到了事实的教训，认识才逐渐提高，思想才逐渐明确起来。立三路线和两次王明路线都是以中央面目出现的。作为一个党领导下的军团指挥员，在中央未改变决定之前，不听中央的，就是“闹独立王国”。第二次王明路线还披着国际外衣，更容易迷惑人、欺骗人。彭德怀所叙述的他的思想变化过程，是符合认识论的规律的。　　在“算历史旧账”中，使彭德怀最感惊奇、最为百思不解的是，把他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一事，同高饶反党联盟扯在一起。他在“笔记”中写道：“高饶反党联盟是一种阴谋性质的，(是)企图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取代他们的地位的阴谋活动。社会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内的反映。1959年庐山会议，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的比例失调等具体政策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些同志满怀热忱地提出批评建议，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态度)，把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主席，把自己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毫不隐讳的提出来，供主席参考。这同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有什么共同点呢?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看，一个是为了个人野心目的的低级趣味，另一个是为了改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向前发展，这同高饶反党联盟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怎么能够说成‘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呢?”　　彭德怀与高岗从前只是一般的认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工作的需要，接触才逐渐多了一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彭德怀曾先后两次与高岗一起，到东北邓华部队去作战前动员，两次都是毛泽东指定以高岗为主，彭德怀为辅。毛泽东还一再嘱咐彭德怀，要与高岗搞好关系，并说高岗在第四野战军中如何有威信，朝鲜战争主要依靠东北的物资支援等等。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第一次战役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的间隙，高岗又曾先后两次去朝鲜。以上几次接触，彭德怀和高岗两人谈的都是部队动员、物资支援、战地运输、东北军事工业迁移等等与战争有关的事宜，未谈及其他。　　1952年4月中旬，彭德怀回北京治瘤子，4月9日途经沈阳时，因事停留三小时，高岗向彭德怀谈起了莫斯科会谈的经过，除夸耀斯大林对他如何赏识、对中国援助如何慷慨外，还讲了一些关于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坏话。如说斯大林对刘少奇印象不好，对周恩来也不喜欢等等。还说因为五次战役志愿军前进得太远，斯大林很不满，要撤彭德怀的职，多亏他(高岗)向斯大林作了解释才没事了。当时彭德怀曾情不自禁地随口说道：“斯大林是这样一个轻信的人吗?……我现在很疲劳，撤了职正可以休息一下。”事后彭德怀想，高岗的话是带有挑拨性的。二、风云突变（33）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8月底，彭德怀回到北京，准备召开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在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初稿，11月初送中央审核，主席批示说可以用，高岗却说这个报告“缺乏思想性”。毛主席说，那就以彭德怀为主，请高岗同志帮助修改。彭德怀建议以高岗为主修改，他参加。高岗再未推辞。但是过了一个星期，来开会的干部快要到齐，高干会就要开始了，高岗负责修改的报告还未改好。彭德怀到高岗家去问情况。秘书把他引到楼上办公室说，高主席正在和一个同志谈话，等一会儿就来。过了20多分钟高岗来了，他不谈报告的事，先指着桌子上的一摞文件问彭德怀：“桌上的文件你看了没有?”彭德怀说：“没有看。”高岗便拿起那些文件，边翻边向彭德怀介绍说：这是刘少奇的“人性论”，完全是资产阶级观点；这是刘少奇的“和平*新阶段”，是幻想同蒋介石和平共处，不要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是他在华北土地改革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他在天津的讲话。屁股坐在资产阶级方面……　　彭德怀当时心里想的是如何修改报告的事，便插断高岗的话说：“文件太多，我现在没有时间看，那个报告草稿修改得怎么样了?”　　高岗说他还没有看。彭德怀听了很不高兴，说：“干部已经到齐，会议就要开始了!”高岗见彭德怀对他有责备的意思，忙说：“今晚一定看。”　　第二天，高岗带着秘书来到彭德怀在中南海的住处永福堂，见到彭德怀就说：“报告除动了几处文字外，其余没有什么修改。”彭德怀拿过原稿一翻，果然只改动了几处文字，内容没有变动，更谈不上思想性的深化。彭德怀大失所望。于是他又将自己对原稿的修改意见重复一遍。高岗对秘书说：“根据彭德怀的意见，拿回去再修改一下。”　　秘书走后，高岗又向彭德怀讲起了刘少奇的坏话。彭德怀虽然对刘少奇也有些意见，但并不完全同意高岗对刘少奇的看法。据彭德怀回忆，他们当时谈话的内容如下：　　高岗说，刘少奇利用他过去白区工作的那一摊摊，“企图篡党”。　　彭德怀说，那是不会的。刘少奇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并忠于毛泽东同志(他还向高岗说了1937年在运城兵站，刘少奇向他系统介绍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能力的情况)。他说，少奇同志抗战胜利后关于和平*新阶段的讲话，不过是“走了一点火”。　　高岗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根本不是什么走了一点火，比如他说，战争时期开晚会，军队干部应坐前排；进入和平*新阶段后，军队干部就要坐后排。这是不愿意把人民*革命进行到底，是打击老干部，打击人民解放军。难道他在天津的讲话，屁股不是坐在资产阶级方面吗?资产阶级‘人性论’登在苏北的某某刊物上，也是走火吗?”　　彭德怀说：“你这些意见最好找刘少奇同志当面谈谈，或者同主席谈谈，再不就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来。”　　高岗说：“还不到时候，自己心里有个底就行了。”　　这是高岗与彭德怀一次最重要的谈话。彭德怀对高岗的有些话有反感，觉得他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视恶如仇”，这是很不利于团结的。但对他怀有野心仍未察觉。　　不久，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高岗的不正常表现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二、风云突变（34）一天，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到外地视察工作，会上研究在主席外出期间，书记处日常工作由谁来主持的问题。少奇首先发言，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再三推辞，并说，还是照例由少奇同志主持。这时高岗发言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主席外出期间，书记处日常工作可以“轮流主持”。　　彭德怀是第五个发言的，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轮流主持，同意照例由少奇同志主持。主席环视了一下大家，问了一句：“你们看，怎么样?”　　少奇同志仍在推辞。彭德怀不解内情，觉得有些奇怪，便顺口冲出一句：“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有什么可推辞的!”主席接着说：“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　　就这样定下来了。　　散会后，彭德怀仍在想：高岗为什么提出书记处日常工作轮流主持，而不赞成刘少奇同志主持?联系到那天他去找高岗谈修改报告草稿时，秘书把他领到楼上，让他看桌上那一堆关于刘少奇同志的材料一事，他更觉得高岗行为异常。尤其令他吃惊的是，开会的第二天，高岗竟借故跑到彭德怀住所，以质问的口气说：“昨天你为什么赞成刘少奇主持，而不支持我的意见呢?”这种毫无道理的责问使彭德怀有些冒火，他便放大嗓门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高岗闹个没趣，便夹起皮包气势汹汹地走了。　　过去，毛泽东一直说高岗如何有能力，在东北工作如何有成绩，在群众中如何有威信。高岗自己也常吹嘘他如何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吹嘘说“不管工作多忙，每天也要至少看20页书”等等，因此，彭德怀对高岗印象不错，他还在主席面前讲过高岗的好话，说他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方面很有贡献。可是现在高岗又有这么些不正常的表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彭德怀一下子琢磨不透。他想找一些熟悉高岗的同志谈谈，找谁呢?找习仲勋?找*?找陈云?……高岗不是一般人，涉及的问题又很重要，搞不好会捅娄子引起误会。找谁合适，彭德怀一时拿不定主意。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一天，*同志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对彭德怀说，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说这是××同志揭发的，问彭德怀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便将高岗对他说过的话和他对高岗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扼要地报告了*，并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反对高饶反党联盟。　　以上是彭德怀记得的、他与高岗接触的大致过程。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写道：“这是忠实的回忆”。他承认在这件事上他有错误，主要是由于开始他对高岗的面目认识不清，一度态度不明朗。当高岗向他讲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坏话时，因为他自己对刘、周也有些工作上的意见，因此对高岗那些挑拨性的言论没有及时予以反驳，也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客观上为高岗所利用，陷进去了。　　关于这件事，在党中央处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过程中，彭德怀已经作过检讨，认为教训是沉痛的。但他怎么也想不通，他在庐山给毛主席写信这件事，与高饶反党联盟有什么内在联系，怎么就成了“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如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所说的是“硬要从粪坑里捞出这块臭石头，来打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有“新账老账一起算”，才能把彭德怀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批倒批臭。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二、风云突变（35）以上便是彭德怀对于几个与自己有关的历史问题的回顾与看法。　　党的历史上有些问题是一下子难以扯清楚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提起，彭德怀是很不愿纠缠这些问题的。　　如撇开对于历史问题的纠缠，从另外的角度看，毛泽东那个“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也是很不准确、难以令人信服的。　　彭德怀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平江起义，到达井冈山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之后，一直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从红5军军长、红3军团总指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北方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外，彭德怀还是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第七、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4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一直当了六年。中国十大元帅，彭德怀名列第二。　　从上述这张不很完全的履历表可以看出，30多年中，彭德怀每个革命阶段在军队中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如1947年西北战场保卫延安之战和1950年出兵朝鲜等，毛泽东曾把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彭德怀。把一个与自己“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人长期安排在对军队和国家命运都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对毛泽东来说这可能吗?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估计，与毛泽东自己在不同时期的一些谈话也互有矛盾。1965年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在接见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说过这样一番话：　　对德怀同志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红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就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发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个人，老彭立刻将信送来，红3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此刻对彭德怀的评价，与他在庐山会议时所说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显然不是一个调子了。　　毛泽东是精通辩证法的，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有时他又不自觉地背离了唯物辩证法。他两次亲自书写“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诗句，热情讴歌彭德怀，和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都是毛泽东。也许会有人说，人是会变的，昨日的功臣今日可能变成祸首。是的，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先例。但是，庐山会议和其后的历史证明，全国胜利后彭德怀没有变，他依然保持着鲜红的革命本色，对党和毛泽东本人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如果彭德怀真的像有人诬蔑他那样变成了“野心家”的话，庐山的那场悲剧恐怕就不会以那种形式开始和结束了。　　三、功臣？祸首？（1）原来是要把他搞臭　　1959年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47人，列席15人。人数几乎相当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　　由于出席会议的人员增加，会场从西餐厅移到庐山人民剧院。这儿过去原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旧址。　　会议开始，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态度从容、沉稳，声音宏亮。他先讲了八届八中全会的议程，议程有两个：　　一、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1959年的生产指标无法完成已成定局，与会者人人心里都明白；但在当时反右气氛日浓的情况下，只要毛泽东不松口，别人是不会把这个问题挑明的。面对无情的现实，现在毛泽东开口了。全会对1959年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原来的2500万吨降为1200万吨，粮食产量由原定10500亿斤降为5500亿斤，几乎降低了50％!但事后证明，这仍然是无法完成的高指标。　　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的口气是无可奈何的：“武汉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看来当时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5个月，改了好。”　　“高指标是自己定的，成了一种负担，自己造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烂……”　　二、路线问题。这第二项议程才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一接触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便如滔滔江水，势不可当：　　“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说讲话不自由，有压力。当时都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求一点紧张局势；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　　“1957年不是有人要求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吗?　　“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危险无非是：世界大战；党的分裂。那时并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　　像往常一样，毛泽东在进行了一阵尖锐、严厉的批评之后，又讲到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种方针已行之几十年，比较有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　　毛泽东又一次讲起了党的历史，他说：　　“从遵义会议到七大，10年。中间经过四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一个人改正错误哪能那么快，经过长时间等待是必要的，强迫接受，那是不行的。　　“洛甫(即张闻天)那时候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　　毛泽东先说张闻天历史上犯过路线错误，然后指出：你旧病复发。张闻天问题属于什么性质就不言自明了。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三、功臣？祸首？（2）什么问题呢?　　毛泽东亮出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而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路线引导到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　　会场气氛平静、严肃，新上山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虽然是第一次到会，但彭德怀在庐山出事，他们已经知道，所以并不感到震惊。　　毛泽东讲话时间不算很长，讲完即散会。　　当前的问题已不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这是毛泽东给八届八中全会定下的调子。从此，批判彭德怀问题从思想认识上升到路线斗争的新高度。　　最初，到会人员划分为六个小组，彭德怀仍在第四组。大约在8月7日以后，又将六个小组合并成为三个“临时小组”。即以第二组、第四组和第五组为基础，每组扩大为50来人。彭德怀在第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的同志，红3军团的老干部几乎都在这个组。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黄克诚在第五组。各组分别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向纵横方向伸延开去，“新账老账一起算”。　　——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插话和一切被认为有问题的言论进行深入揭发、批判；　　——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所有成员在庐山会议期间及庐山会议以前彼此间的交往和谈话内容，让他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名单、纲领、活动计划等；　　——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查所谓“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把对形势看法上的是非之争变成了对个人的总清算。　　会议气氛紧张，多数人心情沉重。　　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分组会议的。致开幕词以后他就回到“美庐”，一面注视着从各渠道传来的人们的动向，一面通过对文件和下面上送材料的批示，不断给会议“加温”，指导会议朝着他的既定方向发展。　　8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写了批语，指出“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批语中还引用了孙中山的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毛泽东写道：“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他批评了一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有疑虑的人，说：“悲观主义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时，谈到公共食堂他还说“我是中间派”，现在他又变成公共食堂的坚定的支持派了。三、功臣？祸首？（3）8月6日，毛泽东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两个材料作了批示，肯定了王国藩公社的经验，号召每个专区找一个至几个那样的公社，“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他向人们推荐《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指出“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这样，毛泽东通过批“闲话”，把党内党外、山上山下联系在一起了。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写了批语。在这个批语里，毛泽东借题发挥，使用了从庐山开会以来最严厉、最尖锐的语言，表现了他对彭德怀及与其观点相同的人难以抑制的愤怒。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达到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可以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曾引起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人们把它看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伟大文献。可是没过几个月，一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给那篇光辉著作蒙上了阴影。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说：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及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这一个接一个的批示，犹如一道道作战命令，不仅说明了“敌情”的严重、任务的艰巨，还具体指明了作战方法，并在前进道路上树起了坚信、紧跟、雷厉风行的“标杆”。在毛泽东的动员、部署、督促、鼓动之下，一个批判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新高潮在庐山掀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铺天盖地。三、功臣？祸首？（4）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得最凶、最有声势的当然是彭德怀所在的第四组。　　一位出席过庐山会议的干部在他的*中写道：“有一天，我刚好坐在彭德怀的身后，我前面就是他那宽阔厚实的背影。彭总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他轻轻摇一把葵扇，仔细听所有的发言，却并不为自己辩白。只有时对某些事实作必要的说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事，即使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楚。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用三个指头把绿莹莹的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　　在所有的揭发和批判中，最使彭德怀感到气恼的，是所谓他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在他看来，党内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是非大体是清楚的。但有些发言者并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谈历史，而是让历史为当前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这就使他有口难言了。　　会上，有人不但把井冈山时期彭德怀在作战指挥上的某些失误，与当时错误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加以批判，还把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一些著名的胜利战役和战斗，也牵强附会地跟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作为彭德怀的“罪行”加以清算。　　1940年8月在华北敌后发起的“百团大战”，彭德怀一直认为是打得好的，胜利远远大于损失。特别是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和国内反动派的投降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时还曾发电报给彭德怀表示祝贺，说“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彭德怀怎么也想不通，时过不到20年，一次使全国振奋、令敌人丧胆的伟大胜利，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错误和罪行呢!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彭德怀工作中都曾有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对此，彭德怀从未隐讳过。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都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实际所致，而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有人却要把他在历史上所有的过失，都和“一贯反对毛主席”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罪名联系起来，这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的。　　揭发批判中，有些最“尖端”的材料，也都是最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人揭发说，彭德怀反对在党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口号等等，企图以此来说明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1945年“七大”召开以前，彭德怀曾建议党章中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王明路线的破产，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正确，这毫无疑问。但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看，考虑到当时还有一个国际中心存在，我们以不那样写为好。后来写上了，他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1年后，当时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拟在“八大”文件和其他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也主张可以不再那样写，彭德怀却认为，鉴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会引起不好的后果，他建议还是写上为好。他的建议又未被采纳，他也没有再坚持。　　在党内，对于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彭德怀的意见并非毫无道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怎么成了“一贯反对毛主席”呢!三、功臣？祸首？（5）关于唱《东方红》的问题，彭德怀先后曾提过两次建议，两次都是研究外国代表团来华会谈的接待问题。一次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一次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彭德怀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代表团来访时，在欢迎会上，都是先唱《斯大林颂》，然后唱《东方红》。苏共二十大后，为照顾中苏两国关系，《斯大林颂》不再唱了，因此，彭德怀建议《东方红》也可以不再唱。彭德怀的建议，只是说在欢迎外国代表团的特定场合不再唱，他从没有提议过我国人民不要再唱《东方红》。他对《东方红》这首歌中的个别字句是有自己看法的。他觉得“他是人民大救星”一句，与《国际歌》中的“全靠自己救自己”一句精神不一致，不如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更好。他在朝鲜时曾有过这样一点想法。鉴于《东方红》歌曲已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流行，再修改影响不好，所以，他的那个想法从未向任何人表露过。　　毛泽东过去常讲，要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并曾提出：不做寿，不送礼，不以领袖的名字给城市、街道、工厂、学校等命名。对于这些，彭德怀都是衷心拥护的。他认为自己关于唱歌问题的建议，是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相一致的，是从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出发的，丝毫没有恶意。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良好动机却被人肆意歪曲、篡改，把他的正确建议说成是对党和毛主席怀有二心，这是彭德怀所无法接受的。　　当然，彭德怀也不是完人。在批判中，也有些意见确实指出了彭德怀的弱点，比如说他疾恶如仇，性格直爽，但有时缺乏必要的耐心和温厚，急躁起来方式简单，近乎粗暴，因而得罪了一些人。会上有些人批判彭德怀，不是因为政治路线上对他有什么意见，就是因为过去挨过他的训斥或挨过骂，心中有积怨，平时没机会讲，在会议上发泄出来了。　　另外有些意见，不仅是牵强附会，而且是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比如，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是全军全国人人皆知的彭德怀的优秀品德。在旧军队，他从连长当到团长，把自己全部积蓄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公用开支，他家中始终维持着当地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全国解放后，尽管他身居高位，却从不以权谋私，仍然两袖清风，没有多用公家一分钱。对于按规定给予他生活上的照顾(例如外出乘公务车，住高级宾馆等)，他也感到太过分而于心不安。他曾多次要求取消这种特殊照顾，过普通人的生活。他常说，那样搞下去我们会脱离群众，是会*亡国的。　　彭德怀的崇高品德，不仅受到全军广大官兵的普遍爱戴，而且得到社会各阶层及全国人民的一致赞誉。抗日战争时期续范亭将军就曾赋诗赞扬彭德怀的优秀品德：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心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被有的人诬蔑为“伪君子”、“伪装朴素”。　　作这类批判的人，拿不出任何可以站得住的证据，有的是被当时形势所迫，人云亦云；也有个别人拼命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是为了掩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奢侈*，是一种忌恨美好事物的阴暗心理的反映。　　对待这类批评，彭德怀的态度是非常坦然的。他在《庐山笔记》中写道：“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可以伪装得了的。”三、功臣？祸首？（6）彭德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大的耐心，承受着会上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揭发，除必要的说明外，他下决心不作任何解释。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搞臭，要彻底肃清他在全党全军中的影响。在这样形势下，争辩无用，越争辩越会加重自己的罪名。　　“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　　8月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即席检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检讨不是最后一次。”他已预感到更严酷的批斗还在后面。　　他的检讨想尽量跟上毛泽东定好的调子。关于7月14日的那封信，他承认了“这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从右的立场出发”。他不承认他的信是反对毛主席的，但谈到信的内容时他说：“实质上是向广大干部泼了冷水，向几亿人民泼了冷水，对毛泽东同志作了错误的批评。”谈到犯错误的原因，彭德怀说主要是“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树立起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的头脑里”，“使自己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往往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发生动摇。”　　他承认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甚至连“百团大战”那样过去他所不愿承认的“错误”，也违心地一律承认下来。　　“百团大战不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　　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彭德怀承认在1954年高饶联盟事件中他犯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我没有及时同反党分子划清思想界线，相反的，采取了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作了反党分子的义务宣传员。”　　在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曾说他“有野心”，或批他为“野心家”，对此他不仅仍然不接受，而且从内心感到愤怒，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但在检讨中他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只是用迂回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它给革命的危害很大。特别是在高级干部身上，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毒素，遇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很容易发展成个人野心，招致党的分化，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尽管彭德怀压制着内心的痛苦，一再从严检查自己，有的地方为了照顾大局而说一些违心话，而检讨的结果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有的人还是说：“检讨还差得很远，要继续深刻检查。”　　8月7日上午，毛泽东又找彭德怀谈了一次话，重复了他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那些批评。谈完，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毛泽东说：“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件事。”　　当天晚上，彭德怀便授意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不当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辞掉，我是很愿意的。”彭德怀曾这样对他的秘书说。　　但是，他对于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与这支军队一起风风雨雨，千难万险，共同战斗了30多个年头，一旦离开它，感情上是难以割舍的。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　　8月10日，彭德怀一面起草自己的书面检讨，一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克诚这个总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个很大损失，有些工作可能中断。现在几个主要条令还没有完全搞出来，如果再过几年，把战史、军史、条令都搞出来那就好了。”三、功臣？祸首？（7）尽管彭德怀正在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日益猛烈的批判、责难，他那颗心仍一直惦记着军队的建设。7月22日他让参谋打电话到北京，告诉办公室，把上山前他交代要编撰的那本书，定名为《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体会》。　　7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当天，彭德怀还把他自己为《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体会》一书写的第一章手稿寄往北京。　　彭德怀此时此刻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军队，不是眼下，而是未来。　　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被列入“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也分别在各组接受批判，批判者所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而被批判者的心情和表现却大不一样。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上庐山的。从他上山到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才短短六天时间。六天中，他只是在一次小组会的发言中，对彭德怀信里的主要观点表示了有保留的支持。此外，他没有与彭德怀议论过任何与会议有关的问题。但是听了毛泽东讲话，特别是当听到讲话中提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已经超出了思想认识的范围，成了集团活动的政治性问题，他不仅已被划进那个“俱乐部”里，而且是“俱乐部”里的重要成员，彭总第一，他第二，形势已定，在劫难逃。　　黄克诚比谁都清楚，所谓“军事俱乐部”，纯系子虚乌有的事情。所以要搞出个“军事俱乐部”，主要根据之一是那天晚上几个“秀才”去找他谈问题，恰巧这时彭德怀为一件军务事也去找他，几个人无意中碰到一起，而“秀才”们离开176号时又偏偏被人看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其实有什么呢?几个与会人员，又都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偶尔在一起交谈了一次，谈了些对会议的意见和看法，对于“秀才”们的个别过头话，他还进行了批评和劝阻。如果在健全的党内*生活中，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严重问题，但在庐山当时的非常情况下就很难说清楚了。　　黄克诚既不因曾支持过彭德怀的意见而感到懊悔，也不埋怨“秀才”们不合时宜的来访。他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如果当时有人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会像那天在小组会上一样，毫不含糊地支持彭德怀信中那些主要观点。他与彭德怀的友谊是深厚的、纯洁的。在过去30多年中，有一半多的时间他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从井冈山到延安近10年的艰苦岁月，他两人是在一起度过的。他了解彭德怀如同熟悉自己的兄长，他决心和彭德怀一起迎接这突然袭来的风暴，觉得能替彭总多少减轻一点压力，也是好的。　　批判彭德怀开始之后，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劝告黄克诚，要他认清形势，划清界限，“反戈一击”。黄克诚听后摇摇头，拒绝了老战友的好心劝告，他说：“落井下石也要有石头啊……我没有石头。”　　当看清了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黄克诚变得异常镇静。从在井冈山当团政委的时候起，他就经常被人指责为“右倾”，历尽坎坷，几上几下，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党内斗争，极大地磨炼了他的性格，使他既具有军事家的果断、坚毅，又有政治家的涵养、豁达。庐山上的风云变幻，他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他耐心地倾听别人对他的批判，除对一些侮辱性的说法，如什么“父子关系”等给以严正批驳和回答外，只要是正常的批评，即使把问题性质说得再严重，他都能冷静地听下去。“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总参谋长不当，解甲归田，告老还乡吧。”他心里这样想。30多年中，由于对党的决策和上级的某些规定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他也记不清被撤过多少次职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三、功臣？祸首？（8）但是，在批判会上步步紧逼、“万箭齐发”的形势之下，从全党团结的大局出发，黄克诚也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他说，他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承认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不过黄克诚在检讨中，不止一次地说了“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等话，这说明他的检讨是被迫和言不由衷的。　　“军事俱乐部”里另一个重要成员张闻天，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懂几国语言，受过较好的*主义理论训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还是党内少有的“吃过洋面包”的“洋博士”。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张闻天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是异常曲折的。他的长处和他的弱点，在知识分子干部中是具有典型性的。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这期间，张闻天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王明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1935年，在对党的前途命运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支持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他是为中国共产党立过大功的。10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这样说过：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关系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犯过错误，也有过功绩，他的错误和功绩都是无法磨灭的。但到后来，他的功绩已经不再被人提起，而他的错误却像希腊神话中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一直高悬在头顶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在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表示大力支持，达摩克利斯剑掉下来了。当他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论点和所据有的大量材料的正确性是坚信不疑的。就在发言之后，秘书曾提醒他说可能会有人对他的发言进行批驳，张闻天还满有信心地说：“我作了很好的准备，他们要反驳也难。”　　但是，两天以后听了毛泽东那篇怒气冲冲改变会议方向的讲话，张闻天忽然发现自己又陷入危险的漩涡之中去了。他立刻主动从严检查自己，并三次恳请大会不要把他的发言印发下去，但都没有获准。他几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求面谈一次，以便有机会对自己的言行作些解释。他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8月2日毛泽东写给他一封信，就是在庐山会议后期和在不久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及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学习材料的那封《给张闻天的信》：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三、功臣？祸首？（9）在全信500多个字中，有两句话对张闻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说张闻天发言中的那些材料“尽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张闻天“旧病复发”。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如同圣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论。　　对于枚乘的《七发》，毛泽东历来很欣赏。在庐山他指示将此文印发给与会者。　　枚乘字叔，江苏淮阴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枚乘生前做过吴王濞的文学侍从之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讲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兴起；再说田猎、观涛，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最后说要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述精辟的道理，太子听了出了一身冷汗，霍然病愈。它的主旨是在说明腐朽享乐的生活是致命的根源，以“要言妙道”开通思想是治病的最好秘方。　　在印发《七发》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语，借古论今，把道理说活了。批语的前部是用通俗语言为《七发》作注释，帮助人理解原文内容。毛泽东要印发枚乘这篇赋的本意在批语的结尾处。他写道：　　“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　　《七发》是作为一种武器，用来批判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具有“泄气、悲观、糜烂、右倾”思想的人们的。　　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大力推荐的那篇2000多年前的“妙文”，并没有发挥他所设想的那种巨大作用。由于文化素养和性格方面的原因，批判会上，多数人采用的不是理论和思想的批判，而是抓住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进行追逼，让对方交代“军事俱乐部”成员间的接触情况、谈话内容、“秘密反党计划”。　　张闻天这位造诣颇深的理论家有口难辩了，在8月9日的小组会上他发言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从全民大办钢铁，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就开始有右倾思想，其主要问题是：土高炉，那么多人上山，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主观能动性的文章，以及主席、少奇同志与外国人的谈话，我总的感觉是太‘左’了。对毛主席过去讲的一句话：‘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我也有抵触，认为有冒进也要讲……”　　在张闻天看来，已经很彻底，很真诚了，但距会上人们的要求仍相差很远，震耳欲聋的追逼声仍然一阵紧似一阵。　　周小舟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不同，他年纪较轻，才47岁，正当气盛之年。他没有什么复杂的经历，在延安给毛泽东当秘书时，是颇受器重的“秀才”，派他到湖南省委去当第一书记，正说明了毛泽东对他的倚重。他头脑清醒，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既有革命家的实干精神，又有文人学者的才干。庐山会议开幕时毛泽东讲的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实际上是由周小舟首先提出的类似观点，经毛泽东采纳而作为观察形势的指导思想的。三、功臣？祸首？（10）周小舟性格上有个突出的特点是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延安当秘书时，对毛泽东的成篇文章，周小舟都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没有任何顾虑。有时为了修改一个句子，他可以和毛泽东争红了脸，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毛泽东才更赏识周小舟。那是在延安时期。　　斗转星移，20多年过去了，周小舟坦率刚直的脾气依旧，毛泽东却不像当年那样随和了。他越来越觉得周小舟桀骜不驯，与自己“格格不入”。但在庐山，毛泽东对他仍然进行了较多的争取工作。直到8月1日的晚上，还给周小舟写了一封信，并送去一篇古文《丘迟与陈伯之书》，暗示他快点回头。　　在8月3日的小组会上，人们对周小舟进行批判，让他交代与彭德怀的关系，他坦然地讲述了他陪彭德怀在湖南考察时，彭德怀和他的谈话，讲了彭德怀如何向他述说自己逐渐认识毛泽东领导正确的过程等等。周小舟说，有人说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哄闹，斥责、质问劈头盖脸而来。但周小舟并不在乎，他用手指扶正金丝眼镜，激动地高声说：“有人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革命，这有什么可怕!”　　“什么?有人!”会场一角倏地站起一个人来，指着周小舟质问道，“到会的有名有姓，你为什么不说明，你这个‘有人’是指谁?”　　“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　　周小舟不厌其烦地解释说，他对“大跃进”、公社化、公共食堂等有意见，有看法，但确实没有要反对毛主席的动机。人们正在火头上，谁肯让他解释。一步一步地紧逼，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问。最后，周小舟松了口，交代了一次性质严重的议论。他说：“我说过，毛泽东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是在黄克诚那里说的。”　　人们的情绪立刻爆炸了，全场怒吼，群情激愤。　　周小舟心情却很平静。他想，共产党员做事要光明磊落、敢作敢当，怕什么!唯一使他感到懊悔和不安的，是由于他的考虑不周和任性，而使彭总和黄老受到了牵连。他一再想：如果当时我不鼓动彭总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如果那天我不坚持去找黄老交谈，情况也许不至于闹到如此严重程度。“事情既已如此，也只好任它去了。”周小舟思想上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包括开除党籍、坐牢、杀头……　　与“军事俱乐部”有过接触的另外一个人是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李锐没有什么“辫子”可抓，康生就造谣说他有“杀父之仇”。这是一个在延安时期就审查过并已澄清了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追出什么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几位“秀才”在黄克诚住所议论关于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等问题被揭露出来，对本来斗争已很激烈的八届八中全会，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会上的“温度”升高，“火力”加大，批斗进一步升级。　　8月11日，召开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作长篇讲话。这一天他的情绪特别激动，字字句句带着难以掩饰的怒气。　　他从世界观方法论谈起，说历来犯错误的都是唯我主义、极端唯心主义。他不指名地批评彭德怀等人说：“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主义资格参加党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主义，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的敌人。”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三、功臣？祸首？（11）由此可知，10年*中那个令人瞠目的口号：“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最早是由毛泽东在庐山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曾被*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所利用，成了残酷*老干部的理论依据。　　“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在骂，兄弟国家有怀疑。对‘大跃进’，国内外怀疑。指标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就是好事。去年农业增产有无一成?有一成就是跃进；我们可以达到三成，还了得!”　　“高饶事件，有的人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个地方没有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　　这里所说的“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是彭、黄、张、周的代名词，说那三个地方“没有吹遍”，绝没有褒奖的意思。　　接着，毛泽东又讲哲学，讲政治挂帅的重要，并批判彭德怀在抗日战争期间写过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资产阶级革命，提到资产阶级的一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与其让你挂帅不如让我挂帅。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赫鲁晓夫强调集体领导，他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言论自由?这次要求集体领导，要求*，有人头两周鼻子不灵，没有嗅出来。庐山上有两个司令部。这次满足同志们的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个人*。你那个军委会有没有*集中制?”　　以上虽然都是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但针对性不是很明显。讲完之后，毛泽东话锋一转，专指彭德怀。毛泽东今天火气特别大是有原因的。　　前面说过，庐山会议之初，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曾有多次发言和插话，有的发言直接点了毛泽东的名字，有的话带有明显的刺激性。例如说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没有集体领导，*生活不正常，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等等，都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初期说过的。当时，负责整理记录的同志出于一片好心，在出会议简报的时候，把这些带“刺”的话都给删去了。毛泽东在简报上没有看到。随着批判彭德怀的逐步升级，当时被删去的话又被揭发出来。再加上“秀才”们关于“斯大林晚年”、“钓鱼”等等的议论也同时被揭发出来，毛泽东看了和听了这些材料，自然火冒三丈了。　　“你们说我是搞阴谋，钓鱼，我就大鱼、小鱼、吃人的鲨鱼一起钓!”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在愤怒地呐喊：“想把‘秀才’们挖过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周惠挨边，小舟不交心。”　　稍稍停顿之后，毛泽东继续讲下去，说到有话要让人讲，“臭屁、香屁，通通放”，说到这次犯错误的人有两重性：革命，反动，说完全不革命不是事实。又说到彭德怀不单反对我，而且与政治局委员、元帅、大将、上将，都合不来。　　与会者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毛泽东发这样大的火，他们感到震惊和困惑。他们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静得一枚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三、功臣？祸首？（12）毛泽东似乎察觉由于自己过分激愤的讲话而引起的过于紧张的气氛，他想缓和一下，经过一段较长的停顿，他才以宽容恳切的口气说：“31年的关系，难道庐山就此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的进步。”　　毛泽东讲完话，宣布散会。　　会场里的紧张气氛并没有随之散去。大厅里的空气似乎结冰了，解冻需要时间。　　服务人员收拾会场动作也不同往常，他们一声不响，小心翼翼，仿佛生怕破坏了那凝固了的气氛。　　在8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彭德怀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讨。检讨中他把几天来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包括毛泽东那些极尖锐的批评)，基本上都接受下来。在检讨右倾观点时，彭德怀承认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并承认“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在检讨中，彭德怀甚至承认了他的错误不是“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并说“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很显然，这些检讨并非出自他的内心，而是为形势所迫，重述别人加给他的错误。但批评者并不满足，他们给彭德怀加了许多吓人的新罪名，什么“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资产阶级*派”，“组织派别，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等等。　　会议已不是实事求是的严肃批评了，方式也已谈不上与人为善。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了发展，人们无条件地拥戴他、信赖他，把他的话看成天经地义，当人们无视事实向彭德怀等人“猛烈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信是在赤胆忠心地维护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在当时，这也就是维护党的最高利益。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与*列宁主义关于党内批评理论相悖的做法持怀疑和保留态度，但在当时的气候下他们只能沉默。他们不但不能流露半点不满，而且有时还不得不作违心的表态发言，来敷衍几句。　　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小组会的。但是他仔细阅读秘书送上的每一份会议简报，密切地注视着会议的发展。8月11日的全体会议上他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但胸中的积怒并未全消。8月15日，一份打印材料送到他的写字台上，题目叫“*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他拿起来一看，是摘录了他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不知是哪位“秀才”搞的，来得正好！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拿起笔来，就像操起了机关枪和迫击炮，乒乒乓乓地向着他选定的目标射击起来：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至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评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三、功臣？祸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