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确实曾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召到他住的“美庐”去作了一次长谈。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先找了周小舟、周惠到他住的“美庐”去谈话，当他们谈到会上不能畅所欲言，并举例说，李锐发言刚谈到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就被人顶回去了。毛泽东一听，马上让秘书打电话给李锐，让他立刻到“美庐”来。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周小舟、周惠听了都笑起来，气氛轻松而融洽。　　周小舟和李锐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他们在毛泽东面前谈话也比较随便，别人不便说的话他们也敢说。毛泽东对他们仿佛也很喜欢。李锐在沙发上坐好后，毛泽东说今天是找“秀才”们来聊聊，听听他们的“高见”。可是一扯起来，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各部门。否则的话，人家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毛泽东由此讲到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要有对立面。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一、怀忧上山（20）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风格，谈话高屋建瓴，思路敏捷开阔，能把细琐的小事与深刻的哲理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坦诚解剖，使“秀才”们深受感动。趁着毛泽东兴致正浓，周小舟大胆进言说：“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于如此尖锐的批评，毛泽东不但能听进去，而且还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秀才”们呼吁请陈云同志出来主管经济，说他搞经济工作很稳重。毛泽东说：“陈云这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他所说的“短处”可能是指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二人搞的“反冒进”。对于那次的“反冒进”，毛泽东一直是很不满意的。　　不过，毛泽东仍明确表示：“同意陈云当总指挥。”　　毛泽东还赞扬了陈云，讲了三国时曹兵大败于袁绍，曹操思念郭嘉的故事。“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秀才”又趁机向毛泽东反映说，会议还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的同志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一谈就扣帽子。所以，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揭出来。　　毛泽东说：“转告大家，不要那么沉重。”　　“秀才”们又斗胆进言：“1958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粮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当即表示：“以后可以不再提这些口号了。”　　交谈中周惠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周小舟、李锐立即建议说，最好将大区组打烂，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　　这次谈话持续到深夜，气氛一直是轻松、活跃的。从交谈中，“秀才”们感到主席对纠“左”问题的许多看法，跟他们是一致或接近的。毛泽东乐观的心境和通情达理的豁达态度，也使“秀才”们深受鼓舞。　　周小舟把他们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并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以非常诚恳的口吻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　　“他能看到吗?”周小舟问。　　“能看到。”彭德怀说。　　彭德怀虽然暂时不想去找毛泽东谈话，但周小舟介绍的与主席长谈的情况，还是使他很受鼓舞。他相信毛主席会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和他上送的那些材料的。会议一定能顺利地开下去，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彭德怀还是“秀才”们，都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总意见中那些内容最重要、言词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和在激愤情况下说的一些原话都删去了，变成了口气温和的、与其他同志态度差不多的表态性发言。发现这种情况，彭德怀很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啊。　　当时，有一个人对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从心眼里感到不舒服，这个人就是1958年5月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怀忧上山（21）柯庆施在批判“反冒进”中，以所谓“革命激进派”代表的姿态作了出色的表演，因而博得了毛泽东的青睐，可以说他是黄浦江畔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1958年组织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块文章，积极鼓吹“大跃进”的是他；在上海华东区工作会议上提出每年要搞6000万吨钢高指标的是他；在成都会议上起劲宣传“对毛主席就是要迷信”的也是他。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个时期内曾出现了一种荒谬透顶的理论：“对毛主席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这不禁使人想起10年浩劫中*那两句“名言”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相比之下，*的“格言”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在柯庆施看来，彭德怀那些尖锐的发言，简直是大逆不道，应该立即加以挞伐!　　但是，目前他还只是潜心研究简报和观察会议动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时机未到。　　注意研究彭德怀发言的除了柯庆施以外，还有个别人，比如康生等。但他们看到彭德怀的发言在会上博得那么多人的赞同，也只能面带苦笑地沉默着。　　7月10日，在各组长的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一次讲话。他首先从形势谈起，他说：“对形势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接着，按他自己特有的习惯，纵横驰骋地把话题扯开来：　　“有人说我们人心丧尽，说我们天安门工程犹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也有人议论纷纷，如天津有的局、科长议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上海有个党委书记否定1958年‘大跃进’，大辩论中，杀头也不承认‘大跃进’好。后来到家乡调查，看到确实增了产，才算服了气。可以不杀头，进行教育。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得’是什么，‘失’是什么。”　　“去年四件事，钢铁翻番，基建项目1900多个，粮食翻番，大办人民公社。忽视了综合平衡，引起了各方面不满。这些缺点都承认。但是，有人因此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大跃进’。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打仗，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威信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的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成绩与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与两个指头、三个指头、七个指头、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　　“一年来有好的经验与坏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　　“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郑州、武昌、上海、庐山，逐步认识了客观规律，腰杆子才硬起来。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嘛!”　　“对‘左’的错误要批评，但不应该总是扳住不放；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现在已经批了九个月的‘左’，差不多了，应赶快抓工作，争取1959年的跃进。”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　　“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一、怀忧上山（22）“北戴河会议以来，虽然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我自己负了责任。有些事可能是主观主义的，但是，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那么多经验。”　　毛泽东的整个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显得通情达理，也很真诚。当然，谈话的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虽然他说到了去年的缺点错误，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仍然是充分肯定的。他还一再提到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对1958年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坚持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谈话中批评了“得不偿失”论。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虽然经过几次调整，设想仍然过高，他谈话中对此并未涉及。在毛泽东看来，经过中央一系列的会议，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克服。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毛泽东已不再提纠“左”的问题，却又一次提出了“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与当时全国城乡出现并日益发展的严峻形势相距甚远。　　也是在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成立一个起草文件的小组，胡乔木任组长。由他们负责把各组对19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归纳、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的记录(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准备最后定稿，然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会议原计划开半个月左右，胡乔木等人搞的会议纪要须在会议结束前搞出来。　　会议纪要的草稿，14日印发给各组，名叫《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这个文件在第一个问题“形势和任务”中，也只概括地讲到“比例失调”、“共产风”和“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现象，既未讲到上述缺点错误引起的严重后果，更没有认真探讨产生上述问题的思想根源。在讨论这个“议定记录”稿时，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文件。　　另外，有一部分“神仙”对这个文件非常不满，认为抹煞了他们的伟大成绩，因而纷纷起而指责“议定记录”：　　“对‘大跃进’的成绩写得不够，缺点问题写得太多了!”　　“对形势的估计太泄气了，是给群众泼冷水，是右倾!”　　“应当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强调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记录”谈到产生缺点的原因时有这样一句话：“对于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这样一句并不过分的话却受攻击最厉害，有人说：“看到这句话我就读不下去了!”　　会议表示将考虑大家意见，让“秀才”们根据大家意见继续对“议定记录”进行修改。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再用几天时间把“议定记录”修改好，通过一下，印发下去，庐山会议就可以按期结束了。许多人已看出这种趋势，会上人们不再谈什么缺点、问题，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也很淡薄了。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在筹划下山的路线和交通问题。一种大功告成、洋洋自得的情绪洋溢在庐山会议人员住所的里里外外。　　对这种状况最感失望和焦虑的是彭德怀。他觉得庐山会议的结果与他原来对会议的期望相距太远了。特别是当听到会议将于7月15日按时结束的消息后，他的焦虑就更重了：开了这么多天会，什么问题也没解决，难道就这样结束了?一、怀忧上山（23）在彭德怀看来，什么“高产卫星”、“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事物的表面，只有从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去找找根源，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失误，才能使目前已濒临危机边缘的情况得到扭转。可是听了毛泽东在组长联席会上的讲话，彭德怀感到主席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会议如果就这样草草结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去年“大跃进”造成的那些严重后果，不仅不会消除，还会进一步恶化；人民已经很深重的痛苦，还会加重。“群众迫切希望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做，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　　彭德怀喜欢说“热锅上的蚂蚁”，用这句成语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是很确切的。　　7月12日上午，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踩着晨露向毛泽东住的“美庐”走去。经过一夜的反复思索之后，他决心去找毛泽东面谈一次，把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想法统统告诉他，希望他能在会议上把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再着重讲一讲。凭着他的崇高威望，他的话对扭转被动局面一定会发生巨大作用。　　但事有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　　彭德怀只好失望而归。　　过去在井冈山有事去找毛泽东，如果他在睡觉，进屋去把被窝掀掉叫他起来就是。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一次为了汇报前线情况和商讨军机大事，彭德怀也曾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只身闯入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也只好披着睡衣接见了他。谈完要谈的问题，毛泽东还用赞许又无可奈何的口吻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　　现在的情况虽然也紧急，但毕竟已不是战争年代。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国家机器的日益巩固、强化，两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到毛泽东住的“美庐”，走林荫甬道不过200米，但在彭德怀心理上却是关山阻隔。　　一次面谈的机会失掉了，这是一次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阴错阳差。　　当晚，彭德怀从周恩来总理处开会回来，对随行参谋王承光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的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随行参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主席讲一讲会有很大作用的。”　　这是彭德怀第一次明确表露要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在此之前，还有一次，周小舟到176号去看望彭德怀时，两人也曾谈到写信问题。彭德怀在自己“笔记”中记下的情况是这样的：周小舟向彭德怀问了一些他出访八国的情况后，话题转到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于国内形势讨论得怎样?”　　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　　周小舟还谈到在小组会上发言时，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的情况。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还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一、怀忧上山（24）周小舟说：“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彭德怀说：“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喜欢顶人。主席虽然很好谈话，但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　　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和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可以看出，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前，彭德怀曾作过反复考虑，他的心情是急切而坦荡的。　　就这样，7月12日中午，彭德怀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对他说：“有个事说说。”　　彭德怀坐在藤椅上，拿着他自己写好的一个简单提纲，向参谋王承光口述了他准备给毛主席写信的内容，并嘱咐王承光：“成绩要讲充分，计委有材料，可以去找一找，你先把初稿写起来。”说完，彭德怀就去开会了。　　7月13日，王承光把写好的初稿交彭德怀，彭德怀仔细修改后交还他抄清楚。7月14日上午，彭德怀又对抄好的信稿作了修改，然后让王承光誊清。7月14日下午，彭德怀把信稿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于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由王承光直接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简单过程。　　从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决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他在自己赴全国各地做了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看了大量反映国内经济情况的材料，和熟悉情况的同志作了交谈，又看了会议简报，听了许多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之后，经过反复考虑而作出的决定。当时他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面谈都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庐山笔记》)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在庐山会议上接受批判时，彭德怀一直坚持说这封信是他自己花了一夜的功夫写成的，而不说别人参与了此事，为的是避免株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彭德怀在信的初稿上修改得较乱，致使王承光在抄信时，把“有得有失”错抄成“有失有得”，为此，毛泽东曾尖锐指责说把“得”放在后面，“失”放在前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为了保护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作一句解释和辩驳。　　彭德怀写给毛主席的是一封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信。没料到，就是这样一封信，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进程和性质，也给彭德怀本人招来了一场大祸。鉴于这封信的特殊的历史价值，我们还是把信的全文抄录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来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一、怀忧上山（25）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美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所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件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一、怀忧上山（26）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 致　　敬 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对于彭德怀这封曾触发了一场巨大政治风暴的信，历史已经有了评价，我们的后人将会继续对它作出评论。　　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是怀着如释重负的轻松心情等待毛泽东的回音的。他丝毫没有感到他的信和他这种做法在动机和组织原则上有什么不妥之处。从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之后，他就多次向人说过：有些意见少奇、恩来同志都不便讲，陈云、小平同志又都未参加庐山会议，只是他来谈比较适当。说错了，主席生气也没有关系，可以批评，“撤销国防部长也可以”。“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按照自己对毛泽东的了解，对他那封信的命运作过三种估计：　　一、主席看完信找他去谈谈；　　二、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去议一议或作批示后传阅；　　三、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参考。　　彭德怀的猜测都落空了。毛泽东对他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出乎彭德怀和其他许多同志的意料。　　二、风云突变（1）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　　毛泽东在庐山的住所“美庐”，原是本世纪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巴瑞女士修建的一座别墅。1928年巴瑞回国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蒋介石。1930年4月，蒋介石以其夫人宋美龄之名，亲自题写了“美庐”二字，镌刻在园中的卧牛石上，从此人们便把这座别墅叫作“美庐”。　　“美庐”是庐山千余座别墅中比较高大和豪华的一座，两层楼房全部用花岗岩砌成，二楼有可以俯瞰庐山东谷的宽大阳台和三四十平方米的大会客室。高大的卧室内光线充足，陈设考究，古香古色。当年蒋介石夫妇常来这里避暑。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便住在这里，别墅门牌编号为180。经过修葺后，庭院仍维持原貌，室内陈设也都保持中国风格，整座别墅，气氛恬静而雅致。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认真阅读并研究过了，他既没有立刻对信作出评论，也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这封信，而是不动声色地让那封信在“美庐”书房内那宽大明亮的写字台上静静地躺了两天。　　两天中，毛泽东主席的生活起居一切如常。白天，人们看到他独自在“美庐”后面的松林里散步，或者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悠闲地抽着烟，观赏东谷的美丽景色。晚上，有时他坐在写字台前批阅文件，有时埋头在大沙发里，翻阅派人新从山下找来的一册册线装书，仿佛生活中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其实，毛泽东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每当要作出一项重大的决策之前，他总要让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把面临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得失利弊，认真仔细地思索一番，找出他自己认为最适宜的方案，才果断地采取行动。一旦决心下定，就坚持到底，百折不回。这是毛泽东从幼年时候起就养成的处事习惯。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这种遇事沉着、深思熟虑和处理问题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作风，几十年来曾使毛泽东在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从危局中挽救了党，作出过许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幸福休戚相关的英明决策。但1959年在庐山，他经过两天的苦思冥想之后作出的，却是一个给党的事业和他个人都带来严重损害的灾难性的决定。　　7月16日，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启”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找当时在庐山的几位常委谈了话。他提到彭德怀的信并对常委们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提议把会议讨论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在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参加讨论。打电话时还对彭真说，如果*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　　就在同一天，会议将原来的编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成的六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六个小组。混合编组的建议原是由“秀才”们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交流情况，但现在这样做当然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就是为了消除彭德怀在某些小组的影响。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如果我当时想到此信会要印发的话，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庐山笔记》)他摸不透主席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二、风云突变（2）彭德怀心中隐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出于对自己行为的自信，他又想：让大家讨论一下也好，真理越辩越明嘛!　　7月17日上午，与会人员每人得到一份刚印出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并被告知：从即日起，结合讨论“议定记录”，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在与会者阅读“意见书”的同时，毛泽东按照他的既定计划，开始进行自己的工作。　　7月17日下午5点钟，毛泽东再次把“秀才”们找到“美庐”去谈话。这次去谈话的除参加7月11日晚上谈话的周小舟、周惠、李锐外，又增加了两位：胡乔木、田家英。　　谈话从下午5时开始，像往常一样，乍听上去，仿佛并无一定主题，而是天南海北的漫谈。当然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先从形势谈起，毛泽东说：“总路线能有多少人拥护?我看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喽。拥护者中真正骨干有30％就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又谈到“乱”的问题。谈到1957年反右以前的情况。“秀才”们主张“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为好。”他们说社会跟人体一样，如果“乱”得太厉害，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就无法治了。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毛泽东亮出了他历来坚持的观点。　　话题转到当前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你们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本人便是一个。我是机会主义头子。”　　接着，毛泽东又反复讲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如果以此来证明当前经济上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是正常的，“秀才”们恐怕不会同意。但因没有摸清毛泽东此话的本意，所以大家没有表态，他们在细细品味毛泽东那番话的含义。　　谈到由谁来主管经济工作问题，“秀才”们再次进言，还是让陈云同志挂帅好。胡乔木补充说：“少奇同志意见，也是由陈云同志主管计委好。”对此，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　　最后谈到了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正面谈信的本身，却谈起了洛川会议。又说：“华北军分会的决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接着谈了洛川会议前后的经过。“秀才”们这才意识到主席是在说彭德怀的“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钟。表面看，毛泽东的心情是平静的，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只是反复说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指各省的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谈话后毛泽东还请“秀才”们一起吃了晚饭，并以茅台酒相招待，气氛亲切而和谐。这一天彭德怀的“意见书”刚印发，从毛泽东跟“秀才”们的谈话中，还看不出立刻要发起反击的迹象。但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人却感到那天晚上的谈话与11日晚上的谈话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主席的有些话令人捉摸不透，比如，他为什么说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为什么要谈洛川会议?这是不是在暗示“秀才”们说彭德怀历史上有问题，不要跟他搞到一块儿去?　　彭德怀的“意见书”使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修改“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许多人受到启发，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真实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小组讨论逐步深入。二、风云突变（3）7月17日~22日，各组共讨论了六天，总的情况是：完全赞同和明确反对“意见书”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同志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第二部分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地方讲得重了一点。还有的同志说“意见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在赞同“意见书”的发言中，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他们感到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彭总说出了他们心中未能说出的话。有的“秀才”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都认为，彭总的信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很有好处。当在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他们还主动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彭总信中说的是局部、暂时现象。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有一位省委领导同志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有一位在中央搞工业领导工作的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深受感动，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彭德怀是7月17日收到他那封信的打印稿的。7月19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说明，他说：“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我的本意，有些不大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　　在讨论中，发言是热烈的，相当多的同志开始畅所欲言。无论是赞同或基本赞同彭德怀意见的，或是联系自己思想、工作作检讨的，态度都是真诚的，都是由衷之言，这与会议前一段的沉闷、压抑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个别同志，基于对毛泽东和当时政治形势的深刻了解，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大约是7月18日，在田家英的住处，几个“秀才”谈起了彭德怀的信，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究竟是什么态度，当时谁也摸不清。只是后来听说，毛泽东与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的时候，谈到彭德怀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时，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不发言。”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就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三个人的发言了。他们三人都因此而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二、风云突变（4）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也住在彭德怀住的176号。他俩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黄克诚对彭德怀的信并不是完全赞同的。到庐山后第一次见面，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了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两头是一致的。他说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此外，他又补充了以下几点：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　　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后果是：　　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　　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影响。　　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他还指出：“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　　黄克诚在发言中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词句，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基本上是一致的。　　7月19日，周小舟在第二组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他认为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赞成刘少奇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周小舟明确表示：“我认为彭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最系统、观点最鲜明、对问题的阐述最透彻、最深刻的，要算7月21日小组会上张闻天的发言了。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共讲了13个问题：“大跃进”的成绩；缺点；缺点的后果；对缺点的估计；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必要；光明前途问题；关于彭德怀的意见书；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张闻天的发言逻辑严密，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是一篇闪耀着理论光辉、充满着科学批判精神的宣言。庐山会议开幕迄今20多天来，像这样态度严肃、内容精辟的发言还没有第二份。　　张闻天发言中对“大跃进”中问题的看法，是和彭德怀完全一致的。他列举了许多说服力很强的数字和实例，说明“大跃进”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巨大损失：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　　“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的失调，引起很大损失。”　　“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比例发展的法则……”二、风云突变（5）“问题不单是赔了50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7000万至9000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　　“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　　谈到产生缺点错误的根源，张闻天说：“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而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　　“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从这些发言中不难看出，其批评的锋芒不只是指向那些搞浮夸、“升虚火”瞎指挥的省委书记们，也指向最早提出某些片面口号的毛泽东本人。可能是受到彭德怀“意见书”的启发和鼓舞，张闻天这个向来处事谨慎的理论家，在发言时竟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不怕“触犯龙颜”，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非凡的勇气。张闻天不仅毫无保留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表现了毫不含糊的赞同与支持：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10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参谋在抄稿时错成‘有失有得’，前已说明——笔者注)。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二、风云突变（6）“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　　“当然，各地区、各部门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倾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包括一个人人都说重要而又人人都怕触及的问题——党内*作风问题。可以说它是庐山这场现代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在那个生活被扭曲的年代，谈论这个问题是要担风险的。　　党内*问题，毛泽东过去讲得很多，讲起来也很生动，很感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不仅是党内*最热情、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且在维护与实行党内*方面，曾是全党的光辉典范。可是在“大跃进”那个时期他所做的，特别是在庐山正在做的，却和“党内*”这几个字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点，到会的众多高级干部并不是看不到，而是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谁也不想讲，不愿讲，不敢讲。于是，党内*这个关系着党的盛衰存亡的神圣课题，就成了谁都怕涉足的禁区。现在，张闻天却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决心去“闯祸”了。　　“讲一下党内*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二、风云突变（7）“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张闻天是在他所在的华东组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以反“右倾保守”而正在走红的“左”派代表人物柯庆施。他早已看透张闻天那按捺不住的心态了。所以，21日上午会议一开始，他便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了邀请：“洛甫同志，是不是你来谈一谈?”　　这种“邀请”是显而易见的，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而张闻天却没有理会它，他以近似绅士的派头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两个手指扶了扶深度的近视眼镜，开始侃侃而谈。他以外交家的从容态度，回答一些人用插话方式提出来的一些质疑，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发言。质问也好，粗鲁的插话也好，都不能干扰他清晰的思路。质问插话一完，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直到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完，才如释重负似地舒了一口气，端起茶几上的青瓷杯来呷了一口茶，小心翼翼地把面前摊开的发言提纲折好，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柯庆施的不同看法和有些同志的偏激情绪，张闻天并非没有察觉，而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在张闻天看来，彭总的“意见书”是理应得到支持和赞扬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才是我们党的正气，他的意见传达的才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像彭总“意见书”中那样一些非常难得的真知灼见如果在会上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冷遇，那才是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莫大耻辱呢!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同志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彭德怀的信是为人民“鼓咙胡”，他的“鼓咙胡”在庐山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这回响是那样强大、猛烈，就像8月钱塘潮一样呼啸奔腾而来，势不可当。　　张闻天和彭德怀不在一个小组，事先张闻天也没有对彭总说过他将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只是在发言之后，7月21日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张闻天在树林里遇到彭德怀，才走过去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支援了一下。”彭德怀随口说了一句：“我不要你支援。”说完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临分手的时候，彭德怀问了一句：“你发言尽谈了些什么?”张闻天说：“晚上我把提纲送给你看看。”　　当天晚上，张闻天派秘书把自己的发言提纲(实际上是发言草稿)送给彭德怀，由于字迹模糊，涂改得较乱，看起来困难，彭德怀让参谋把稿子念了一遍。彭德怀听完之后说了一句：“张闻天讲得不少啊!”二、风云突变（8）自己的意见被别人理解，有人支持，彭德怀当然感到高兴和宽慰，仅此而已。他既没有对张闻天的发言加以评论，事后也没有再与张闻天谈起他的发言。就这样，在会议期间两个人完全属于正常的接触，后来竟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有组织的“反党活动”。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承认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的确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他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存入档案。　　事后证明，彭德怀的这些完全出于诚意的解释、说明、要求都是徒劳的。他的信已作为“反党罪证”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和少数“左”派人物的手中了。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能量颇大。但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时也是笼统、含蓄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比较尖锐和鲜明的反对的意见，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外，在餐厅里和树林里表现出来。在餐厅就餐时，有的同志就对身边的人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指的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还有，说我们处理经济问题时，没有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又是指的谁?我看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　　有人明确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断，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喽!”　　应当说，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多数人也是一片好心。他们在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的时候，也并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在那个时代，维护党的利益当然就要无条件地维护毛泽东的最高权威。　　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是持有顽固的“左”的观点的人和个别怀有卑鄙个人目的的人。不过，这些人的面目当时并不明朗，他们有的沉默，有的听完别人发言还附和几句。整个会议气氛就像仲夏雷雨即将到来的闷热天气一样令人窒息、烦躁。两种力量在周旋，在凝聚，在角逐，在暗中对抗。之所以迟迟不明朗，是因为还缺少一个“引爆”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还没有明确表态。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　　经过几天的阅读材料、找人谈话和反复思索，毛泽东终于开口讲话了。　　7月23日大会发出通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听主席讲话。　　当人们三三两两夹着会议文件袋向大会会场走去的时候，所有人心里都在猜测着今天主席可能会讲什么。　　不知为什么，今天毛泽东一改他往日那轻松、潇洒，边走边幽默地向人打招呼的习惯，进入会场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全体会议的突然召开和毛泽东面部表情的变化，使会场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鸦雀无声。二、风云突变（9）等人们都在座位上坐好之后，大会主持者立即宣布请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是以平淡的口气开始的，仍保持着他特有的演讲风格：通俗风趣，由浅入深，逐步揭示主题。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就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　　毛泽东所说的“一触即跳”的人，是指那些听不进对“大跃进”有批评意见的人。“感到有压力”的人，自然多半是那些提出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的人。　　“人有一个嘴巴，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讲到此处，毛泽东开始激动起来。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万里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毛泽东列举了江西省党校一些人反对“大跃进”的情况之后说：　　“现在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的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交通、商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上面这一大段漫谈式的讲话，乍听去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其实主旨是很清楚的，是在给“一触即跳”的人做工作，为他们鼓劲，坚定他们的信心。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　　听到此处，人们才恍然大悟：主席今天的讲话主要是对着彭德怀来的。　　毛泽东讲了去年7、8、9三个月先后有几十万人到遂平嵖岈公社、徐水、七里营等地去参观取经的例子之后，说：　　“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　　“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即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毛泽东在讲上面这段话时，调子是激越和愤慨的。可以看出，他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指责是非常反感和气愤的。二、风云突变（10）讲到“共产风”，毛泽东的口气稍微温和一些，他说：　　“‘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抽款’，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大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　　“为什么一个月能刹住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信，有历史材料为证。今年3、4月或加上5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了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　　毛泽东的思路又从现实问题延伸开去，讲到干部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他说，文化水平低不要紧，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胜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竟，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到现实问题上，调子变得激昂起来：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　　“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怪。我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它一两个星期。”　　从这段措辞激烈的话里，人们清楚感到毛泽东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在沉默了好多天之后才讲话。所有与会者对毛泽东讲话的锋芒所向已非常清楚，多数人对情况突然变得如此严重缺乏精神准备，因而感到有些困惑与惶惶然。　　会场上气氛是凝重、压抑的。　　彭德怀坐在自己座位上，脸上的表情冷峻而痛苦。毛泽东的讲话在继续着：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帮叫我们‘秧歌王朝’。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　　毛泽东说他现在不讲是什么性质，但当一谈到具体问题，他却毫不含糊地为问题定了性：二、风云突变（11）“比如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戴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毛泽东又一次提到1956年的那次“反冒进”，说：　　“那次反冒进的人，恩来这次就站住脚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如何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他以自己惯用的极而言之的比喻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全国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报纸上光登坏事，一定灭亡。　　讲到此处，毛泽东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迸出了下面一段分量重得令人震惊的话：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到会人员，包括平日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中央领导，听毛泽东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激愤地讲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会场上的空气凝固了。　　在一阵激烈言辞的“炮火急袭”之后，毛泽东的语调又缓和下来，用规劝的口吻说：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他说有些同志：　　“他们不是右派……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距右派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话是在大庭广众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毛泽东又谈到食堂问题，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　　他主张试试看，不要散掉：“不是讲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　　毛泽东把脸转向坐在他另一边的朱德，说：“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　　毛泽东这里实际上是在批评朱德，因为朱德曾在中南组的会议上不只一次地说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农民吃了大亏，很不满意，他说：“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有些人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责难，说他们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还引用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来告诫大家：不要像宋玉那样，把自己说成一朵花，完美无缺；攻击别人时则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　　毛泽东的思绪展开巨大的翅膀，在古今中外广阔无垠的知识领域自由翱翔，从宋玉讲到孔夫子，又从孔夫子讲到列宁。他说：“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　　讲到“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　　“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没有领导哪来英明！58、59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600万吨，我6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补贴8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二、风云突变（12）实质内容讲完之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要敢于讲话，不能明哲保身。他说：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今天我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的，一种是方向有问题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问题他无发明权，有建议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他建议写的。他说他主要有两条“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全世界都反对。但他仍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他坚信他所倡导的事业不会失败，只是“多付了一些学费”。他说：　　“*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说是就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宁时候才来。那不是急性病?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巴黎公社起义之前，*反对，起义爆发之后，*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的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责任问题：“第一责任是我。”他说：“1070万吨钢，9000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闯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像打开了水库的闸门一样，以一泻千里的气势，用几句通俗的话结束了他的长篇演讲，讲完就宣布散会。　　毛泽东近三个小时的讲话，犹如一阵突然降临的倾盆大雨，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惶恐、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事态一下子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多数人的心情是沉重的，人群里看不到轻松开朗的笑容，也听不见畅快的谈论，而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这与前些天出现的自由交谈、热烈争论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彭德怀来说，毛泽东的讲话当然更是晴天霹雳、闷头一棒。这次打击是那样沉重，来得又如此突然，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丧失自制。他以极大的耐力压制着内心的痛苦，听完了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激动地走出会场。下了礼堂门外的台阶走出不远，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委屈与埋怨情绪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7月14日的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在这种场合竟有人用质问的口气来对他讲话(至少他自己认为)，这是过去很少有过的。但他情绪上的惊愕也只是暂短的一瞬，接着眉头微微一皱，冷着脸从容回答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印发吧?”　　毛泽东的回答，使彭德怀这个不善辞令的“老总”一时语塞，头都要爆炸了。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辣滋味直冲心头。他感到毛泽东的这个回答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他没想到他一向敬重的毛主席会作出这样的回答。如果倒退二三十年，在彭德怀血气方刚之时，他一定会同毛泽东大吵起来，甚至骂娘。现在他毕竟成熟多了。他本来还有话要说，还是强咽下去了。正在这时，周恩来派人通知彭德怀去开会，彭德怀忍住一腔怒火，转身向总理住所走去。二、风云突变（13）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的176号，和黄克诚一起用餐。　　两个人相对无言，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的住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　　桌上堆着一摞文件，他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　　整一个下午，他恍恍惚惚，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痛苦，烦躁，受到不公正对待后的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在他心中骚动。毛泽东上午那一顿尖刻的、带有嘲讽意味的批评，很多问题他实在想不通啊！从彭德怀亲笔写下的《庐山笔记》中知道，受到毛泽*如其来的批评之后，好多天他脑子里反复想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我7月14日的信上，开头就写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并且列举了许多具体事实和数字来说明“大跃进”的伟大成绩。我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和对今后工作建议的。“意见书”在这里对庐山会议表示了克服困难、纠正缺点错误的充分信心，没有丝毫悲观失望情绪，这又有什么不对，这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性)呢?　　——正因为我真心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才在7月14日的信里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例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和作风上的不够实事求是、浮夸作风。明知农业技术落后，生产力很低，还从各方面抽走农业劳动力，使农业生产更落后，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实际上成了空话。工业建设遍地开花，更增加了农业战线上许多困难，扩大了工农业的比例失调，许多轻工业原料直接依赖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落后，使不少轻工业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不仅农村和城市主副食品紧张，日用百货也有许多脱销，也就造成市场紧张，到1959年上半年愈见严重，这难道不叫比例失调又叫做什么呢?由于比例失调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难道不会影响动员广大群众继续跃进吗?难道不是关键所在吗?人为的错误难道不应该使同志们忧虑吗?“意见书”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还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这难道不合乎事实吗?这怎么就成了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呢?我信中列举的那些具体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问题是不是事实呢?　　——我的信里，在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之后，紧接着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里首先说的是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没有说所有同志，也没有说中央哪个领导，更没有说广大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给几亿人民“泼冷水”，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呢?　　——我在信的开头明明写了是“给你作参考”，还写了“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患难相处30年，我那封信即使有严重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事先也应该找我谈谈呀，为什么采用这种突然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式处理呢?二、风云突变（14）特别使彭德怀感到惊异和伤心的是毛泽东的那几句话：“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彭德怀上书进言，目的无非是建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怎么能提到跟不跟你走的问题呢?　　彭德怀在他的《庐山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可是，要让一向刚直不阿的彭德怀向谬误低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写道：“像我这个人，十一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惟‘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挨打也不应该屈服。”　　一连几天，彭德怀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晚上在床上躺下，辗转反侧睡不着，又起来，背着手在房里踱来踱去。176号窗上的灯光从深夜直亮到天明。这些征候引起了保健人员的不安。保健科一面叮嘱警卫参谋景希珍，要更好地照顾首长，劝首长注意休息；一方面告诉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小项：“送安眠药要注意限量。每天要看着首长服完安眠药再离开。”　　单纯而善良的小项照办了。晚上她按时给彭德怀送去了安眠药片，并笑吟吟地耐心劝说，非要彭德怀立刻把药吃下去。彭德怀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走过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大把安眠药片给小项看，这药片都是过去他积存下来的。他对小项笑笑说：“小同志，放心吧，我不会自杀的。”　　保健人员是在恪尽职守，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天在大会小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小项无法明白，当前使彭德怀最感为难的不是吃安眠药，而是喝不下毛泽东送过来的那杯辛辣无比、满含屈辱的苦酒。　　万箭穿心　　庐山会议的主题，原本是要总结经验，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自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之后，会议突然来了个180°的大转折，变成了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对这个从纠“左”到反右的突然转向，使当时许多到会的同志感到震惊和困惑。若干年之后，经过人们的反复思考，才渐渐认识到：那次大转折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本人和相当数量的与会领导同志，对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严重性缺少深刻认识与切身体会。虽然提出了纠“左”，但他们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完全正确，是不能动摇的。某些“左”的错误只不过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且已经基本纠正。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所谓纠“左”只能走走过场，是不可能认真和彻底的。彭德怀的“意见书”触动了毛泽东和许多“左”派“大吏”最敏感的神经，是以高亢的声音唱出的“反调”，他们立刻起而反击就是自然的了。　　毛泽*然转舵，改变了会议方向，这件事没有经过中央常委讨论，有的常委成员并无思想准备，这可以从下面一些迹象中得到印证：　　在7月4日和7月6日中南组的小组会议上，常委的两位成员刘少奇、朱德都作了发言，他们谈的都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和经验教训，其基本精神和彭德怀那封信的内容是相近的。就在7月23日下午的小组会上，朱德还坚持说“小食堂就是比大食堂好”，粮食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这种看法和毛泽东上午讲话的精神显然是不一致的。二、风云突变（15）中央常委的另一位成员陈云，因为健康原因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由于腿伤没有上庐山。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常委重要成员之一周恩来的态度。就在毛泽东发表批评彭德怀的长篇讲话前三天(7月20日)晚上，在礼堂跳舞的时候，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通信秘书李锐有意坐到了周恩来身边。他悄声问周恩来：“总理看了彭总给主席的信吗?你觉得怎么样?”　　周恩来以他特有的宽容豁达风度，顺口答道：“看了，我看那信没有什么嘛!”意思很明确，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　　从7月12日至22日的10天中，周恩来曾先后三次找国务院各部领导人去开会，按照原定的纠“左”方针，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周恩来心力交瘁，面带忧虑，发言时语调是沉重的：　　“陈云同志强调要保持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这一搞全冲乱了。”　　“单生铁一项就补贴了15个亿。”　　“综合平衡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　　“冶金部预算24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19个亿……”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形势急转直下，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当然只能中断。他和各部领导人一起搅尽脑汁，掰着指头制定出的那些措施、办法，也只好搁置起来。　　会议方向的突然变化，不仅使一般与会者感到愕然，就连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因为缺少思想准备而感到手足无措。　　7月23日以后的几天，也许是彭德怀30多年戎马生涯中最痛苦、最烦躁、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他的情绪如同一只被关在铁笼里的猛虎，急躁、暴怒，在铁笼中左冲右突，不时发出声声咆哮，已经冲撞得精疲力竭头破血流了，仍然找不到一条可以解脱之路。　　庐山的仲夏，潮湿，闷热，待在房子里就像扣在蒸笼里一样酷热难当。太阳快落山了，彭德怀信步走到室外，在林荫道上漫步沉思。忽听对面有人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聂荣臻迎面走来。他仍像过去一样面带和蔼的微笑，走到彭德怀身边说：“老彭，在这儿做什么?”　　“散步，乘凉。”彭德怀回答说。　　“主席的讲话对你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考虑成熟了吗?”　　“一下子说不清楚。只好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这是彭德怀对自己当时心境最确切的概括。意思是说：许多事当时是很难说清楚的，例如现在他就不可能把问题说清楚，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留待将来让后人评说吧。　　聂荣臻担心自己这位生性憨直的老战友，由于思想严重抵触而产生自暴自弃或严重对抗的情绪，便耐心地劝说道：“老彭，可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考虑好了再写成稿子，到大会上去讲一下。”　　“我现在很疲劳，一下也写不成。”　　“可以请两天假，不参加小组会，把你考虑好的问题讲给秘书，让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斟酌、修改。这样既节省时间，文字上也会更周密些。”　　“本来我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就没有带秘书来，他们留在北京搞别的事，现在身边只有一个军事参谋，他不能写这类文稿。”二、风云突变（16）“那就赶快打电话给军委办公厅，叫王焰立即来庐山，要抓紧，不要再迟延了。”　　彭德怀沉思了一下说：“好吧，我再想想……”　　彭德怀完全理解老战友聂荣臻的一番好意，他是希望彭德怀很快作一个既严密又比较深刻的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至少不要再节外生枝，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聂荣臻的良苦用心和他那热情恳切的态度使彭德怀深深感动。特别是他所说的“应当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使彭德怀深受启发，他的心微微震颤了一下。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28年4月入党的时候，誓词中就有一句“永不违背党和革命的利益”。究竟怎样才是“对党有利”呢?　　彭德怀面临新的考验、新的抉择。　　关在铁笼里的那只猛虎在黑暗中似乎看到了一束光亮。　　但他所考虑的也仅仅是“如何……对党有利”，并不是承认自己信中那些意见都错了。　　彭德怀回到自己的住处，参谋送来一份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运输车辆的电报，请示如何处理。彭德怀拿过电报看了看，认为这件事必须同总参谋长黄克诚商量才能解决，便向176号另一头黄克诚的住室走去。在门口他听见黄克诚用严肃的口吻高声说：“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是不会错的!”　　彭德怀推开房门，只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在靠墙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个愁云满面。黄克诚正跟他们谈话。原来三位“秀才”听了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搞不通。周小舟就建议说：“走，去找黄老谈谈。”　　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到在当时非常敏感的气候下，“秀才”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既来了，就谈吧。　　在对彭德怀问题的看法上，黄克诚和“秀才”们的心是相通的，但他考虑得更多，看得更深远一些。谈话中黄克诚想尽量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自己少说话。但是“秀才”们情绪激昂，一谈起来就没遮没拦，越谈越气愤。特别是周小舟，把一些当时人们认为很犯禁忌的话都甩出来了。如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个人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说袁世凯要称帝时，有人为迎合他，特别办了一种报纸给他看，报上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些话，等等。意思是说毛泽东现在也最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　　其他两位“秀才”也讲了些过头话，一个说，主席提倡“五不怕”，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另一个说：“他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完全理解“秀才”们的心情，他自己也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放纵自己、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始终以一种十分克制的态度，安慰、劝说“秀才”们，给他们“降温”，让他们顾全大局，还建议他们“去找主席当面谈谈”。　　李锐说：“主席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几位“秀才”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　　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秀才”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二、风云突变（17）“秀才”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知道他要和黄克诚商量事情，便立刻告辞。“秀才”们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正巧被人看到了，这件事就成了后来追查彭、黄“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彭德怀和黄克诚商量好给西藏军区增派运输车辆的事情之后，本想多坐一会儿，和这位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友谈谈心。过去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在这种时候更想听听他对问题的看法，但考虑到主席讲话后，整个庐山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人们异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太合适。彭德怀没有再多说什么，研究完电报就回自己住所了。　　彭德怀听了聂荣臻的劝告，考虑了两天，才打电话给北京，让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到庐山来。　　从24日以后，彭德怀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连续几天，他反复考虑的是对毛泽东的讲话如何表态。他是个心口如一从来不愿说违心话的人，但在当时情况下，若毫不让步，坚持“顶”下去，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他不愿再想下去。　　从毛泽东讲话以后，他不再到餐厅去同大家一起吃饭，也再没有人到他的住处来谈什么问题，每天很少和别人见面。一道无形的高墙把他同外界隔离开来。只有随行参谋和其他几个身边工作人员，有时可以听听他倾吐心声。　　7月25日上午，彭德怀向随行参谋谈到自己的心情，他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伤过不少人。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讲。去年经济工作上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应该讲一讲，讲错了挨批评也不怕。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了两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的信是写给主席，向主席请教的，态度还是诚恳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批评一顿也可以。”　　下午，彭德怀又把随行参谋找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初稿，并把7月14日那封信作了一些修改，要参谋誊抄清楚，准备一并送给毛泽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主意，不送了。他对参谋说：　　“那封信虽然有的提法不够妥当，可是有些意见并没有错，不能全部否定。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我若是不作检讨，这个弯子也不好转。”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彭德怀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他左思右想的，是寻求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正确途径，但没有结果。　　毛泽东23日讲话以后，庐山会议进入了集中批判彭德怀错误的阶段。最初几天，大部分人发言态度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缓和，基本上还是按照处理党内思想问题的方式进行的。许多人发言明显带有“转弯”的性质。一般的表达方式是：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没有引起重视。经过大家讨论，特别是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再看意见书，就越看问题越严重……”　　“对彭总的意见书有个认识过程。初读，只觉得有的提法不当，有些过火；但大胆地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听了主席讲话以后，才认识到这个意见书提出的是方向性问题。”　　当然，这时已经有人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说彭总的信是“大是大非”、“路线之争”的重大问题。更有个别人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站出来说：“我早就说过，彭总的信不是个别词句问题，而是总的精神上有问题”，等等。二、风云突变（18）不论批评者讲得怎样严重，这一段时间批评的范围，还仅仅限于彭德怀那封信本身，没有人涉及到彭德怀的历史和他写信的动机。绝大多数人是怀着对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的关心爱护之情，对彭德怀进行同志式的批评的。直到7月26日开会时还有人发言说：“彭总是一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也是好的。他的意见书有错误，应该批评。我不会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的错误，也不会因为批评他的错误而影响对他的尊重。”　　彭德怀完全理解大家的处境与心情。在7月26日的小组会上，他根据自己当时对问题的认识作了第一次检查。这是他几天来废寝忘食反复苦思的结果。他承认由于个人思想上存在片面性，7月14日那封信在“如何肯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和正确的研究经验的看法上是有错误的”。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面情况了解甚少”。谈到写信的动机，彭德怀说：　　“当时我只感到这次会议，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简报上几乎看不到不同意见，会议上空气有些沉闷。于是思想上产生了急躁情绪，担心这样下去错误可能还会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特别是听说会议15日就要结束了，心情更加急切。为了让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给主席写了那封信。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这一错误。”　　彭德怀再次说明：“那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作参考用的，写得很仓促，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或错误的。”特别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提法，彭德怀着重作了检查，他说这一说法“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　　彭德怀在检查的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中央办公厅会后将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收回，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对彭德怀的这个检查，多数人是谅解和赞同的。特别是敦厚、善良、具有长者之风的朱德，认为一向倔强憨直的彭德怀能作这样一个检查，已属不易，对写信问题的批评应该到此告一段落了。在7月27日的会议上，他以和蔼中肯的口吻发言说：　　“彭总发言的态度好，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在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在另一次发言中朱德又说：“彭总的一个缺点，是有股傲气，今后应注意改掉。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上他。只要能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朱德的发言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但也并不是句句都符合彭德怀的思想实际的。朱德说彭德怀发言态度好，这是事实；说他发言时是“畅快的”，却不尽然。彭德怀是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在会议上作检查发言的。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二、风云突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