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紧张。总部警卫班战士席元华抓住了从敌人占领区逃来麻田的一个少年，说是奸细，绑了起来。孩子的哭声惊动了彭德怀。面对这个面黄肌瘦的少年，彭德怀灼灼的目光黯淡下来，下令：　　“这是个饿饭的伢子，马上放了!”　　他抚摸着孩子的头，充满了怜惜，慢慢问话。　　少年名叫贾士宏，从辽县城逃出来的。他的父母逃荒去了。大爷饿死了，他自己饿坏了，没有家了。逃出来，四处流浪。　　彭德怀把少年收留在总部纺纱厂，给他送去两块干馍馍，一件白布褂，那是彭德怀自己省下来的。　　在无数次强敌进攻前镇定自如的彭大将军，在群众的饥饿前忧心如焚。　　一个念头在他的心头萌动了多日——由部队节省一部分粮食来救济嗷嗷待哺的饥民。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还在斟酌，未下决心。　　彭德怀爱引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斗力系于胃”。八路军的供给本来就只保持最低需要，要节粮，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战斗力的削弱，意味着根据地人民要遭受敌人更大的蹂躏。　　早在1939年的2月，彭德怀就曾有过这样一次难于下决心的时候。这一月，八路军只能给每个指战员发5角钱的鞋袜费，连津贴也说不上了。彭德怀十分不安，说：“我们的战士太苦了!”他和朱德、左权几次盘算，千方百计想在3月份给每人增加5角钱的零用，仍然无法落实。到月末，彭德怀转侧通宵，第二天早上懊恼地对总部秘书左漠野说：“各种办法都想了，还是办不成咯。”七、心碑（4）这一次，他把精于计算的后勤部长杨立三找来一起研究。杨立三报告，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可以自给两个月的粮食，太岳太行两区以6万人计，可得540余万斤粮，约莫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斤公粮的负担。　　彭德怀很高兴：“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山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据我计算，每人每天粮食消耗量不过6两。3斤粮就够得1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只是……”彭德怀沉吟说，“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呢?”　　眼前，确实没有更多的办法了。彭德怀下定决心：机关的粮食还要减，战斗部队必要时，还须节省粮食。“谁能熬过最后的5分钟，谁就能得到胜利，”今天，只有背水一战！　　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1两小米救济饥民。4月27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煮粥，救济过往灾民。　　这样，总部直属队的干部每日口粮只有7两，战士每天口粮也不足1斤。彭德怀规定，北方局和总部的干部每日采一斤半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做。　　几天之后，彭德怀再次指示，直属队不得在村庄附近采集，他带领干部攀崖援岭到仙人峰、南洞山一带寻野菜，把近处、平坦处留给群众。就是野菜、树叶，也不得与民争食。　　细心的参谋长滕代远提醒彭德怀，没经过长征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对遍山百草，分辨不清哪些可食，哪些有毒。滕代远说：“安修昨天早晨还提着筐问我呢，你不就在过草地时，误食过有毒的野菜么。”于是，在滕代远的主持下，八路军总部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野菜展览。　　从4月直到秋收，彭德怀、滕代远、罗瑞卿等领导人和北方局总部人员一起，每日两餐野菜粥、榆叶面条，或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得个个面有菜色。彭德怀痔疮时发，经常便血。总部如此，太行、太岳、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也纷纷节食。　　那时维持部队最低生存条件的食粮中，有一个必要的品种——黑豆。至今，当年的指战员还记得那吃黑豆的日子。当粮食来吃，黑豆是不好吃的，但是营养好。然而，谁又懂得彭老总的用心呢。　　当八路军在自己的碗中盛进野菜，而将粮食送到群众手里时，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民众和共产党八路军分离，不能阻挡他们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这些人即使在战争中失利也不会被摧垮，八路军吸引着人民。”　　3月初，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奉命回延安学习，行前，彭德怀交代杨立三，准备给延安中央带去一笔经费。7日一早，王政柱就要从麻田出发了，彭德怀抱着一个沉甸甸的特制米袋来到王政柱处。米袋里装的都是金子!王政柱知道，这是打仗缴获和没收汉奸积存的190两黄金。彭德怀郑重嘱咐王政柱把“米袋”带回延安：“这是送给中央的。”　　彭德怀身后，饲养员牵着朱德从井冈山带出来的坐骑——一匹黑骡子。彭德怀交代王政柱说：“把骡子给总司令带回延安去吧!”又叮嘱：“你们走累了，可以骑一骑。”“带的东西贵重，路上千万小心!”七、心碑（5）“米袋”内的秘密只有王政柱和他的妻子罗健、还有饲养员汪秀田三人知道。王政柱把“米袋”背在棉袄里面。金子大多是首饰，有方有圆，细件如针，隔着一件薄薄的衬衣，又凉、又刺，把王政柱的肩背压得布满了红斑点。千里迢迢，昼夜提心吊胆，通过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太(原)汾(阳)公路、岚(县)离(石)公路重重封锁线，直到进入晋西北根据地的兴县，过了黄河，才松一口气，白天可以把“米袋”搭在黑骡子上。　　5月16日，王政柱一行到达延安，完成彭老总的嘱托，把“米袋”完完整整地交给中央军委。　　艰难的敌后，190两黄金可以派多少用场!但彭德怀知道，在贫瘠的陕北，这笔经费对中央更为重要。　　如果记载下来　　1943年夏秋，华北继续干旱，干旱之后，继以蝗灾。根据地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秋菜却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总部所在地的麻田一带，修了水渠，亩产可达二三百斤，这在当时就是可观的产量了。减租减息运动使60％以上的贫农、下中农，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更多的果实。部队机关的垦荒生产，可以自给粮食3个月，还收获了大量的菜蔬、南瓜。　　1943年秋，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美军转入战略反攻。华北战场上，日军深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得不逐渐收缩兵力，退守城市和交通线。华北抗日根据地从逐渐恢复到扩大。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各方面，都比两年前健全和巩固。日本的战史记述说：“*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积极行动，并取得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　　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再次向麻田扑来。等候它的只是一座空村，彭德怀率总部转入太岳指挥外线作战。北方局、总部和129师的伤病员、妇女、体弱干部，包括彭德怀、滕代远、*等人的妻子，都坚壁于黎城以北的南委泉一带高山之上。敌人在山下搜索，呼叫声山上清晰可闻。但敌人既聋且瞎，老百姓再也不会上当。日军想再演1942年5月奔袭合围的一幕，只是妄想罢了。　　5月25日，彭德怀率总部回到麻田，太行军民打退了敌人的“扫荡”，恢复一片生机。　　残留华北的国民党政府军，除李仙洲军一部退过黄河外，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5军军长孙殿英，预8师师长陈孝强，新4师师长吴化文和山东保安处纵队司令夏维礼、秦启荣、侯如墉等，俱在日军进攻下投降。其中大部是长期搞*摩擦的人。自1942年5月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以后，国民党正规军降日者，少将以上竟有数十人，兵力计15万。在华北、华中、华南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一半以上，抗击伪军的90％。　　1943年7月，太行明月之夜，昼暑消退，山风习习，麻田镇漳河滩黑压压坐满了人，锣鼓笙箫，歌声笑语，热闹非凡。八路军总部剧团为庆祝减租减息和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演出节目，下麻田、军寨、云头等附近村庄的人，扶老携幼而来。　　一年前的7月7日，总部为左权参谋长和数十名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漳河滩上一片啜泣、怒吼。今天的气氛完全不同。为烈士复仇的誓言化为实践，敌后最艰难的时刻即将过去，虎头山后已透露出胜利的曙光。七、心碑（6）八路军指战员和村民一起坐在河滩上观看文艺演出，看得兴致勃勃。彭德怀也杂坐在人群中。　　一出晋察冀区打退日军六路围攻的戏开场了。锣鼓声起，只见一员大将身被战袍，头戴雉翎，脚蹬高底靴，阔步雄视，出台道白：“吾乃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是也。”彭德怀目不转睛地看着，学了一声，又不禁拍腿笑起来：“我们的聂司令员是这副装扮呀!”他忘记了，1937年底他回延安开会，延安的戏台也曾如此这般地扮演过他。　　谁都知道，聂荣臻将军和他们眼前的彭德怀、刘伯承、*一样，身上是槐树叶、核桃皮染的灰布军装，脚下穿的是山区妇女做的双梁厚底布鞋，但台上那个忠肝义胆、威风凛凛的将军，又确实符合八路军的英雄形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并不探究艺术原则的观众心中奇妙地沟通，戏台上的和生活中的英雄自然地融为一体。　　谁也不去想，在敌后抗战这部威武雄壮、惊险奇绝的历史长剧中，自己正在演出着动人心弦的一幕。　　一代才子郭沫若从大后方重庆给八路军总部的友人写信说：“你们是在天堂里受苦，我们是在地狱里享受……你们现在如果把这些记载下来，将来抗战胜利后，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　　人在演戏的时候，是不能写戏的，许多事当时没有人去记载，只有待后人来发掘。　　1942年12月，某日午后，八路军总部院子里静悄悄。突然，彭德怀住屋西边的警卫室里，传出一声清脆的枪响，警卫班战士王满星——一个素来老实、不爱说话的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　　警卫班全部出勤去了，王满星一人因疟疾发作留在屋内。没有人看到这悲剧的发生。　　经现场分析，王满星系自杀。他为什么自杀?找不到理由，暂以高烧昏迷、精神错乱结案。　　枪声保不住密，周围的住户窃窃议论，这事与附近一个年轻女人有关。　　半年以后，漳河滩戏台幕落不久，王满星自杀之谜被揭开，原来这是一起敌伪特务策划杀害彭德怀的未遂事件。　　时为国共合作时期，麻田镇有一个国民党区分部一直在公开活动。1941年，这个区分部的主任、地主刘三柱秘密投敌，在根据地中心发展特务，准备建立“暗维特”，还策划暗杀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以期达到日军奔袭围攻未达到的目的。　　刘三柱收买了这个女人，令其以拆洗衣服、送茶送水等办法接近警卫战士，进而以色相引诱王满星。待王掉入陷阱，就向王提出要其在彭德怀饭食内下毒药。　　王满星拒绝了她的要求。自他担任警卫彭德怀的任务以后，他知道彭德怀多晚就寝，多早起身，衣上有多少补丁，碗里是什么饭菜。1940年关家垴战斗后，他看到彭德怀蹲在地上为战士裹伤、喂饭；1941年反“扫荡”作战中，他看到彭德怀把生病的干部扶上自己的坐骑；不久前，他看到彭德怀把大衣脱下来，披在无钱赎回棉袄的民兵王福臣身上；看到他散步时把一担水从牛皮匠家12岁的孩子身上接过来，挑到牛家门口。王满星听过彭德怀给警卫排讲课，看过彭德怀为警卫排练武作示范动作。彭德怀摸他们的棉衣厚薄，尝他们的饭菜好坏，也考询他们的学习成绩。他看到过彭德怀发脾气、拍桌子、训人，那可是对干部。当总部警卫连长动手打了犯错误的战士时，彭德怀马上召开会议，讲八路军为什么禁止打骂战士。彭德怀常常因军务废寝忘食，又会在烫脚时给他讲故事……七、心碑（7）王满星怎能毒害自己深深敬爱的首长呢?怎能损害解救了自己和千百万受难同胞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呢?　　女人说，如果他不照她的话办，她就要把他俩的关系说出来，又加油添醋，要挟王满星，要叫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王满星在战场上是好汉，现在成了弱者。他自知陷入了过去当作故事来听的“美人计”里，多么可耻又可怕!他病倒了，把对准敌人的枪口对准了自己。　　王满星没有勇气揭露，但他的死警告了敌人。刘三柱再不敢尝试从内部谋害八路军领导之事了。　　在研究如何处理谋害案的罪犯时，彭德怀对总部特派员张之轩说：“刘三柱通敌叛国，罪不容诛，这女人的孩子还小，不能杀。”“不要为我杀人。要杀彭德怀的人不一定要杀”。　　回延安　　1943年9月10日，彭德怀奉*中央之召从麻田镇动身赴延安，准备参加*第七次代表大会。滕代远留总部主持工作。北方局书记由*代理。　　日军自夸在八路军各根据地周围修筑了11000公里的封锁沟墙，7700多个据点。但这并未能阻挡*的人员和物资通过地下交通站，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往来输送。从1941年以来，北方局书记*，新四军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和陆续返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数以百计，无一失误。　　在彭德怀动身前10日，华北敌酋冈村宁次在北平向其所属各军及直辖兵团的参谋长发表训示：“目前*乘中国方面(按：指国民党方面)的力量薄弱，活动渐趋激烈。最近，其领导民众的势力竟有增大的倾向。对此深感遗憾。方面军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势力，乃是当务之急……”　　冈村此时如果知道，他急欲消灭的*军首脑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吕正操、薄一波等，即将从他视为长城的封锁线上安然跨过，齐集延安，他当会更加遗憾。　　而此时，毛泽东能够下决心召回彭德怀等一大批前方将领，正是因为他对敌后根据地已具充分的信心。他提出的坚持敌后抗战的八项政策：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阶级教育，正在各根据地卓有成效地贯彻下去。经过两年的严酷战斗，八路军的战斗力大大超过了百团大战以前，而且有了百万民兵做后盾，不仅有绝对把握保卫住华北，而且向豫北、皖北扩展着根据地。　　9月17日，在同蒲路东榆次、太谷间的一个小村里，彭德怀一行与刘伯承一行会合。敌人对太行区的封锁沟墙，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同蒲铁路是敌人严密防护的交通命脉，八路军的地下交通队已在封锁线上往返侦察了几遍。　　这时大家按交通队的要求换了装，彭德怀白布包头，身着灰色对襟布褂、青布裤，浦安修头裹白毛巾，身穿黑色大襟短衫，一对农民夫妇的模样。看刘伯承和他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副农民打扮，只是刘伯承脸上有一架去不掉的深度眼镜。大家相互打量一阵，不禁笑了起来。　　在交通小分队的周密安排和护卫下，两夜一天，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行穿越星罗棋布的敌区堡垒群和同蒲铁路、汾河、汾太公路三道封锁线，于19日黎明时分进入晋西北的清源县。此去便是到延安的坦途了。　　彭德怀和刘伯承站在山坡上，向终年出入于敌人占领区的小分队无名英雄挥手告别，目送他们带着晋西北军区新交付的20多驮底火发射药，返身向硝烟弥漫的敌人方向走去，他们要把这批前方急需的弹药，送往敌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他们很快又要穿越堡垒区，跨过封锁线。但此时，小分队的队长张芷和他的队员却感到无比轻松愉快：他们顺利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任务。七、心碑（8）直到小分队转过山坳，彭德怀才转过身来。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诱人的景色。晨曦中，满山浓绿嵌镶着无数紫色晶莹的果实。　　“葡萄!多好看啊!”彭德怀欣喜地指点给站在身旁的浦安修，像一个年轻人。　　他即将满45岁了，生命的一大半——27年是在军旅中、战争中度过的。　　6年来，太行山多少朝晖夕阴，春光秋色，他无暇留连。占据着整个心灵的，是战争，是极端紧张、极端残酷、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　　此刻，他完全陶醉在恬美的大自然怀抱中。多年后，他还记得那清源县的遍山葡萄。　　彭德怀一行从清源西行，越吕梁山，渡黄河，于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到达延安杨家岭*中央所在地。李富春正在那里等候着。李富春告诉彭德怀和刘伯承：毛泽东同志从上午就在这里等你们，晚饭时才被催回去，走时嘱咐，先安排你们休息，明日谈。　　从1939年11月匆匆回延安向中央请示与阎锡山在秋林谈判的方针以后，彭德怀一直在前方，和毛泽东已是4年没有见面，这4年敌后经历的是一段何等艰危的岁月!现在终于能够让中央放心。彭德怀领会到毛泽东在这儿等候他们的盛情。　　彭德怀和刘伯承知道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第二天，还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吃罢早饭便去枣园向毛泽东汇报前方的情况。毛泽东则谈延安的整风，和他准备在回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总结党的路线的想法。彭德怀衷心赞同。　　随后，彭德怀把自己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会上的一篇发言、也是自己的一篇学习心得：《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送给毛泽东求教。毛泽东仔细阅过，在上面写了多处眉批。彭德怀在这篇发言中检讨华北6年的工作时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毛泽东用毛笔将这一句话中的“基本上”三个字圈去，在上额处写道：“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6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彭德怀一直珍藏着这份有毛泽东眉批的学习笔记，直到“*”中被“红卫兵”抄家搜走，后归入彭德怀的专案档案。　　1943年秋，毛泽东倡导的大生产运动在陕北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王震率359旅在延安东南荒芜的南泥湾披荆斩棘，开辟出誉满边区的“陕北小江南”。毛泽东和任弼时欣然约彭德怀一起去那里看看。毛泽东特别告诉彭德怀，江青和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也去，要彭德怀和浦安修一起去。　　在南泥湾西端北坡，面对新开辟的粮田、菜畦，整整齐齐一排五孔窑洞。东起的三孔依次住下了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夫妇，第四孔是饭室，第五孔住随员。在这里，彭德怀和毛泽东、任弼时朝夕相处，同桌共餐，结伴漫步，议论纵横。6年敌后无数次紧急战况，日夕不断的戎务军机，从八路军的粮秣和群众吃穿的众多困难，以及敌人层出不穷的进攻手段，暂时从彭德怀的脑际排开。他和过去他视之为大哥，以后视之为先生老师，现在更视之为自己尊敬的先生和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及他也十分敬重的任弼时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周。　　从南泥湾回来，彭德怀就住在杨家岭，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朱德指导华北抗战，同时参加高级组的整风学习。　　从前方到后方，彭德怀对和平生活还不很习惯。平江起义以后，他没有离开过部队，也几乎没有远离过前线，他的心仍然牵系着终年与暴敌周旋的敌后军民。看到浪费现象，他就要抨击，甚至骂人。一次去西北局，西北局书记高岗留饭，席间端上来一盘海参，彭德怀一看，放下筷子就不吃了，沉下脸算了一笔账。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一盘海参要吃掉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他把积存的稿费共76．6元全数交给党，用以支援前方，还希望后方的干部能尽力为前方将士捐献。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七、心碑（9）1945年4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图为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七大”期间，彭德怀和朱德、叶剑英合影。大会。30日，彭德怀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对八路军近8年的抗战作了简要叙述。彭德怀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断向南溃逃。不到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我军挺入敌后，在八年浴血抗战中解放了六七千万人口，建立了六大解放区；八路军发展和扩大了15倍，达50万人以上，民兵大约有160余万。8年中，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97万余次，打死敌人两个中将(整个抗日战争中打死敌三个中将)，毙伤敌17万余人，伪军十七八万人，缴获237万支步枪，四五千挺机关枪。八路军从没有炮到现有炮800多门。华北战场经常牵制敌在华兵力半数以上。建立了438个“三三制”县政府，9个战略区的边区政府。根据地没有土匪，很少见到乞丐。彭德怀在发言中总结华北抗战的军事工作说：在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中，总结出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敌后犬牙交错的游击战争环境的军事政策。其实质表现为密切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表现在战斗与生产结合，发挥群众性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特长，而又没有被农民的地方性、保守性所限制。既继承了过去内战的经验，有些地方又发展和丰富了过去的经验，如军区制的建立、主力军与地方军的适当分工、民兵的作用、武工队的作用、军队的整训等。发言具体阐述了这些经验的内容及其中的教训。　　*七大于1945年6月11日闭幕，彭德怀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6月19日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23日*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彭德怀任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参谋长。　　“七大”期间，彭德怀和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在延安杨家岭合影。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　　1945年初，在延安参加高级组学习的从前方和大后方回来的高级干部，按工作地区划分为华北、西北、华东等组举行座谈会，按整风的要求总结抗日时期的工作。北方局负责干部和八路军将领20余人参加华北组的学习讨论，是高级干部最多的一个组。　　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办公时用的油灯。这盏油灯从长征抢渡大渡河时起彭德怀就带着它，经过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带到了延安。2月1日，华北组举行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简称华北工作座谈会或华北座谈会)，彭德怀首先系统而详细地总结了华北抗战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个人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针上和在工作上的缺点与失误。其他人也都本着整风的精神做自我检查，并就整个华北工作发表看法。　　座谈会在“七大”期间休会，“七大”闭幕后接着举行，断断续续，开到7月23日结束，座谈会累计开了44天，出乎与会者和彭德怀的初衷，从总结经验改变为集中对彭德怀提意见，最后演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　　对彭德怀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工作指导上的问题。如抗战初期主张八路军打运动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打几个胜仗以振声威；　　1938年春，在前方传达了*中央为贯彻十二月会议而制定的传达提纲，而这一提纲是根据王明在十二月会上的报告拟定的。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务统一战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意见受到压抑；七、心碑（10）1940年打百团大战“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重视”；　　1940年北方局黎城会议为纠“左”决定发布《保障*法令》，影响了发动群众；在整军中过分编并地方武装；　　1943年发表《关于*教育的讲话》，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口号”……　　二是工作作风问题：主要是*作风不够，坚持己见，批评人过于严厉、尖锐、讽刺，个人英雄主义等。　　三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在1937年8月*中央洛川会议上及其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提出红军的作战方针“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和以游击战为“唯一”方针，彭德怀认为应进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在基本的游击战方针下，要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在1937年12月中央会议上，王明批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路线和游击战略，彭德怀未支持毛泽东。在根据地讲话、作报告引用毛泽东的话少。有时对人谈论自己和毛泽东的一些不同意见。回延安后说有人在投机捧毛泽东，并说自己不愿“捧场”，不愿盲从等。对整风中的检讨，认为不应当“哗众取宠”。　　上述一些问题在会议过程中逐渐“升温”，而上升到路线问题。会议便演成对以彭德怀为目标的过火的、不公正的批判。在批判中，把彭德怀在抗战初期一度对游击战方针的不同意见和传达*中央书记处根据王明的讲话拟定的提纲说成是执行王明路线；把一场百团大战说成是彭德怀背着中央打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则被说成是路线错误。彭德怀和毛泽东曾有过一些不同意见，即使已经解决，也被说成是彭德怀有意和毛泽东闹对立。加上彭德怀回延安说不愿“捧场”等话，更被说成是彭德怀一贯与毛泽东对立，甚至被说成就是想用自己的一套来和毛泽东的一套相对立。彭德怀受任在敌后统率全局，则被批判为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宗派、山头。最后，会议上还出现了否定一切的气氛。如把彭德怀在1928年革命低潮时率湘军一个团起义平江说成是“入股革命”；把彭德怀一贯的艰苦朴素精神说成是“矫情”、“禁欲主义”等。　　彭德怀秉性刚直而不免失之暴烈；对士兵、群众宽厚仁爱而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急；对上服理不服人；嫉恶如仇不加掩饰，有时夹带粗话。常说自己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这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作风不无自嘲亦不无自宥。平江起义以前，这一性格作风使他为追求真理既敢于蔑视权贵，又善于团结部属；起义以后，在党内则难免有磕磕碰碰和使人不快之处。但总的说来，他在党内从普通党员到政治局委员，未曾遭受大的挫折。这次从前方载誉归来，面对这样激烈的有失公正的批判，烈火般性格的彭德怀能否沉住气呢?　　华北座谈会的规模时大时小，大时20余人，小时数人，会场设在杨家岭大礼堂楼下一间周末常举行舞会的小礼堂内。彭德怀总是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　　他的态度很冷静，对一些激烈的指责、批判表现得很沉着、很克制，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争论和不快。　　当然，事情也不轻松。休会的时候，彭德怀本着毛泽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一再反省自己，将自己的缺点、错误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有时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修养上的不足；但对一些夸大、失实的批判，他又不愿作违心的检讨。在三次检讨中，彭德怀总结自己“入党带来了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18年没有很好的清算过”。表示今后“要增加一些马列，向毛泽东学习”。七、心碑（11）华北座谈会于7月25日结束，中央对这次会议及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没有做结论，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后来说：“暂时不做结论。”据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秘书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彭德怀在七大发言的自我批评不太满意，说“他(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是心悦诚服的”，还对师哲说，“此人(彭德怀)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师哲认为，七大闭幕后，华北座谈会仍继续批判彭德怀不是偶然的。师哲的看法从1959年8月1日在江西庐山举行的批判彭德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言中可以得到证实。刘少奇在会上说：彭德怀“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时，毛泽东插话说：“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做为好。有人要求彭去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也势必做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　　“小范围说清楚”没有?看来是扯偏了，扯成了过火斗争，彭德怀自然没有去党校作报告。而所谓“和中央的关系如此恶劣”，则从抗战时期中央的会议上，中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及彭德怀的往来文电中可以看到，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虽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与中央关系恶劣”，却无任何根据。从彭德怀回延安初期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上，也找不到这种根据。　　尽管在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过头，这次会议仍属于在党内高层、小范围中开展批判的性质，有的批评是在肯定彭德怀的功绩、优点的前提下提出的。这次会议促使彭德怀深刻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在思想、作风上更加成熟，对中央，对毛泽东的决策、方针更加认真地领会、研究。通过8年抗战的实践，他深感毛泽东的英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但他在如何对待领袖的问题上，仍保留着自己的看法：“毛泽东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么?”他仍然坚持服膺真理胜于服膺个人的态度。　　尽管华北座谈会没有作结论，只算批判一场，但一些过激的态度和言辞、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和不了了之的收场，也给人们留下了阴影。对于参加会议的人来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对彭德怀来说，有口难辩，心存委屈；对毛泽东来说，产生了对彭德怀的戒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直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失，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发动了一场批彭的斗争。彭德怀也在小组会上放了一下当年在华北座谈会挨批受屈之气。他说：“华北座谈会×了我40天娘，现在×20天不行么?”这话被人揭发出来，更激怒了毛泽东，给批彭火上浇油。华北座谈会上那些本来就属过火的批评，遂又在庐山会上被重新提出，“新账老账一起算”。最后，在庐山会议上，一代革命元戎彭德怀被罢官，被诬定为反党集团头子，批彭被当成党内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演变成一场影响全民族命运的巨大历史悲剧。庐山会议的批彭和华北座谈会的批彭相隔14年，二者之间有着内在历史联系，但二者的性质还是不同的。　　华北座谈会过去43年之后，当时的会议参加者之一薄一波，在他所写的《不能忘却的怀念——回忆彭德怀同志》一文的第五节，专门回顾了华北座谈会的情况。他写道：“批评的激烈性至今犹记。”“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较真切。时过40多年以后，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薄一波在谈到当年座谈会上批评彭德怀最尖锐的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时，不胜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有其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已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对毛泽东同志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七、心碑（12）至于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批判，到今日，人们可以看到，那正是批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左”造成的。（见附录一）　　心碑　　1945年8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布对日实行大反攻的命令。图为他们在延安八路军总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替了八路军的历史使命。　　八路军的历史结束了，但“八路”这一光荣和亲切的称呼，作为我中华民族英勇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象征仍然留传。领导和表率全军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也仍然被人们深怀爱戴地称呼为朱老总、彭老总。抗战8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摩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奋其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精神，舍身忘我，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的功勋，进入他革命历程的成熟时期——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他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大量演讲，起草的大量文电、报告、总结，具体阐述了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建设到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和方针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壮阔场面与艰险历程，反映了*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在华北的具体运用及其伟大成功。　　在这场光耀千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就彭德怀来说，还有其恒久不变的方面，就是他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艰苦卓绝、肝胆照人，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在八路军总部居住过的地方——山西潞城的北村，武乡的王家峪、砖壁，辽县的武军寺、麻田……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彭德怀为群众饥送食、寒解衣，为村庄筑堰修渠，替老弱担水挑柴，做了数不清的好事，表现了他对旧社会苦难人民的巨大同情。太行山的群众将他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心碑上。即使是以后的“反右倾”和“*”狂暴，也未能把他的形象从这个丰碑上挖掉。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后，全国大批彭德怀，八路军总部曾驻留过的武军寺村支部书记被指定去太原批彭，他一言未发，回村后忧闷致病而殁。麻田村当年的民兵王福臣，为躲避开会卧床不起，不久也抑郁病故。王福臣临终时，把彭德怀在解放后给他的信和照片端端正正放在胸前，带向他冥冥不可知的去处。1979年*中央为彭德怀*昭雪，“老彭”被*致死的消息传到太行，当年的村干部、民兵、妇救会员及抗日群众不禁痛哭失声。　　1982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在左权县招待所门外的石阶上，坐着一个50多岁的农民，怀里紧紧抱着一篮核桃，从下午一直坐到深夜。　　他叫贾士宏——1943年华北大饥荒之际彭德怀在麻田收留下来的那个逃荒少年。当年部队转移，他正患疟疾，就留在村里种地。这次浦安修回麻田看望抗日乡亲，他没有见到她，特地从麻田赶来县城。　　浦安修半夜12点才外出访问回来。灯光下，他打量着浦安修，站起来说：“我是来看望恩人彭副总司令的。”他告诉浦安修：“我今年养了23口猪，都卖给国家，得了4000多块钱。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啥也不困难，就是想再看看恩人。”他恭恭敬敬地把一篮核桃放在桌子上：“我知道，彭副总司令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这核桃是我自己家树上结的。”说着，他的眼睛就湿润了。　　谁也没有说出彭老总不在人世的话，大家都觉得他仍活在人们的心里。　　1987年，抗日战争50周年，横贯太行的正太铁路侧矗立起一座百团大战纪念塔。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将领和八路军百万健儿的英名与太行同在，永垂不朽。　　 电子书 分享网站一、怀忧上山（1）“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从东北回到北京，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度过了建国九周年的国庆节，就开始了对西北地区的考察。他先后到了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自治区)，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彭德怀要去西北地区看看，是有他的考虑的。将近10年前，是他指挥着西北野战军解放了这片土地。他熟悉西北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和那里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10年后再去看看那里发生的变化，感受会更深、更新鲜，更便于作出比较和判断。　　1958年10月15日，彭德怀从北京乘飞机先到包头，17日飞赴青海西宁，在西宁后子河人民公社察看了深翻土地和土法炼钢情况，参观了公社的保育院、食堂。19日彭德怀又从西宁乘飞机到格尔木，处理了青海南部地区藏族少数反动头人煽动叛乱的问题，安排、布置了平叛部队的物资供应工作。接着，便转赴甘肃、陕西进行考察。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吉普车从格尔木出发西行，21日到大柴旦，23日到敦煌。为了能更多地看到真实情况，他坚持自己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领导，也不许惊扰群众。因此，当日落西山，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这位小秘书一看是敬爱的彭老总和军区司令员到了，没有领导接待，十分惶恐。彭德怀倒觉得这样很好。他和蔼地笑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住，吃两顿饭，一顿在你们机关食堂吃，一顿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跟大家一起吃。”秘书刚转身要去安排，彭老总又叫住他叮嘱说：“小鬼，你记住，如果要另外给我们搞饭菜，我们可就不吃了!”秘书孩子似的一咧嘴笑了，彭老总自己也笑了。　　彭德怀走进县委机关食堂，只见中间大锅里是清汤叶子面(面片)，桌上摆着一碟香菜，一碟辣椒，再看看旁边县委干部的桌子上，摆的小菜也是这两样，满意地点点头。　　在食堂就餐的人看到敬爱的彭老总也在食堂用餐，都站起来笑着向他这边致意。彭德怀也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他和去盛面汤的人随意交谈，还提出愿和一个小伙子比赛，看谁吃得多，吃得快。　　食堂里不时响起阵阵笑声，气氛轻松而热烈。　　晚上，由敦煌县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刘孟晋是个淳朴老实的中年人。他的介绍给彭德怀带来的不是兴奋和喜悦，而是担心和一连串的问号。　　敦煌县全县是一个人民公社，共有8万多人口，分8个生产大队，10个农场(原来的国营农场)，共有耕地24万亩。公社是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的。成立的时候，群众写了7万多张大字报，表面看去轰轰烈烈，实际上由于公社的成立过于仓促，规模又过大，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群众的反映是各不相同的。　　贫农最积极，他们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给人民公社，不要任何代价。　　中农很勉强，有些随大流，有些是被迫的。　　富农思想有抵触，他们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把毛驴杀掉……　　听到这里，彭德怀想起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话，心头顿时出现一个问号。他对刘孟晋说：“你们一县一个公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不是越大越好，主要看对发展生产有利没有利。超过现实条件就不能算先进了。由高级社并公社的时候，要能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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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网站一、怀忧上山（2）刘孟晋又介绍了公社组织领导生产和生活的情况，也都不是令人鼓舞的。　　由于公社规模太大，住地又很分散，干部感到组织领导生产很困难。　　全县除城关和七里镇两个镇外，全部实行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穿衣发代金。　　公社化以后，有的人劳动生产很积极，也有的人产生了依赖心理，少数懒人很高兴……　　彭德怀越听越觉得情况复杂，决心再深入地摸一摸，便对刘孟晋说：“明天到生产大队去看看吧。”　　第二天(10月24日)，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彭德怀参观了县城外的杨家桥生产大队。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随处可见的浪费现象。从棉田通向村里的沙路上，哩哩啦啦到处是一团团雪白的棉花，远看就像初春尚未融化的残雪。菜地里，大白菜零乱地堆放着，菜叶菜帮散落得遍地都是。看到这些，贫苦出身、自幼饱受饥寒的彭德怀非常心痛。他尝过数九寒天光着脚板上山砍柴的滋味，懂得那一朵朵棉花的可贵。他对刘孟晋说：“应当派人把地上这些棉花捡起来，丰产了，还要丰收才行啊!”　　在菜地里，彭德怀一边拾着地上散落的菜叶，一边和蔼地嘱咐身边的社员：“应当把这些菜叶都收拾起来，大叶子晾干，还可以吃嘛!”　　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过去，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汤看了看，发现下面是些大大小小的土豆块，便问炊事员：“社员每天都吃这个?……小娃娃也吃一样的吗?”　　炊事员点点头。　　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对刘孟晋说：“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　　中午，彭德怀面带忧郁地来到生产大队队部，只见饭桌上摆着热腾腾的四大盘炒菜和一大盘雪白的花卷。不用说，这是专为他们这些“上面来的大首长”准备的。彭德怀在餐桌旁站了一会儿，很自然地立刻想到在公社食堂看到的那一大锅土豆清汤，他没有说话，只用眼神向陪同他的刘孟晋示意：“回县委招待所去吃饭!”就转身出门，上了吉普车。　　10月25日，彭德怀一行离开敦煌，又先后到了嘉峪关、武威等地观看那里的工农业生产和大炼钢铁的情况，29日便沿河西走廊回到兰州。没有很好休息，31日就由甘肃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同，参观了兰州郊外东岗区的雁滩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使彭德怀那颗被阴影笼罩的心又变得明朗起来。　　雁滩公社地处黄河两条水流之间，是黄河网状河道中间的几个狭长的小岛，自然条件很好。这天上午，阳光灿烂，秋高气爽，虽是深秋季节，雁滩的田野仍是一片葱绿，看去令人心旷神怡。雁滩公社一位姓马的社长，先领彭德怀一行看了公社的人工湖，然后又领他们登上高处的一座凉亭，请他们饱览全滩的秀丽景色。一边看，马社长一边向他们介绍说，雁滩公社是由五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社共17000多人，26600多亩耕地，其中有1万亩是菜地，主要是向兰州市、工矿区及玉门油矿区供应蔬菜。由于公社规模较小，土地肥沃又集中，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从果园、苗圃到鸡鸭场、奶牛场，从托儿所到幸福院，处处搞得很整齐，很清洁，井井有条。这使彭德怀更加坚信：人民公社方向虽然对，但绝不是规模越大越好。　　彭德怀从8岁起，就给财主看牛、砍柴、挑煤，以后又外出打短工，做堤工，吃尽了饿肚皮的苦头。每到一处，他最关心的是群众的温饱问题。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一面同手上沾着面粉的炊事员握手，一面耐心地反复询问：“现在能不能吃得饱?”一个女炊事员笑着答道：“饱得很，没得数地吃!”一句话说得彭德怀开心地笑了。一、怀忧上山（3）在幸福院，彭德怀同一位双目失明的老汉交谈起来。他反复问老汉吃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马社长从旁介绍说，现在这里的孤寡都由公社包下来。社员每人每月伙食费是六元。幸福院每人每月是七元，比普通社员吃得好，都是大米白面，青菜不算钱，每人每天可吃到两斤。　　彭德怀宽慰地点点头。　　在雁滩公社，彭德怀边走边看，边与人交谈，参观了三个多钟头，仍然兴致勃勃。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告诉他，今年全省的粮食是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到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竣工以后，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结束了。　　雁滩公社的见闻，省委领导所描绘的美好前景，都使彭德怀心情振奋，激动不已。兰州，西北高原，还有谁比彭德怀更熟悉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土地是他和战士们用血汗浇灌过的，这儿的人民是与他有着血肉关系的、灾难深重的人民。他清楚地记得解放兰州前，他带领参谋人员和部队指挥员察看地形时所看到的那种悲惨情景：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有的人家，五六口人只有一条破裤子，谁出去谁穿，在家时，男女老少赤身蜷缩在土炕上，靠彼此体温抵御严寒的侵袭。寒冬腊月，民工们没有鞋袜穿，赤着双脚为部队抬担架、运军粮，支援前线。想想那时，再看看现在的雁滩人民公社，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过去那种悲惨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彭德怀怎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　　但是，在敦煌、在河西走廊所看到的几个人民公社的状况，却像一片乌云一直在他心头笼罩。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的。他不怀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亟待解决的课题。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像雁滩人民公社这种优越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　　彭德怀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期。农村的人民公社已经普遍成立，许多城市要求急起直追。全国已有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钢铁生产指标一翻再翻，从600万吨增加到几千万吨。粮食高产纪录一破再破，从亩产一两千斤猛增到三四万斤甚至十多万斤，省与省、县与县互相攀比，各种各样的“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不少省份提出吃饭不要钱，生活发代金。“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出来推波助澜，大叫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全民实行供给制，甚至要求废除商品、货币。有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社论，宣扬“大闹共产主义”。一些像神话一样荒诞的具有蛊惑性的口号，也相继出现在报刊、文件和城镇乡村的墙壁上：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在那凯歌高奏、捷报频传的跃进年代，彭德怀和许多人一样，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是，他的乐观是有限度、有保留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特别是经过在西北地区的一段考察之后，看到了情况的复杂，他处事就更加谨慎。　　当时，“大跃进”的热风已经吹进营房，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也成立公社，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彭德怀冷静、及时地给部队回了信，进行耐心解释，作了妥善处理。他明确地告诉下边说：一、怀忧上山（4）“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　　“现在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彭德怀这些意见在军队中的及时传达，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思想混乱。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的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彭德怀1958年12月7日到达武汉，开会时他首先对当年粮食产量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的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1．2万亿斤，还有人甚至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样多。”　　经过实地考察和参阅下面送来的有关材料，他已开始意识到，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中，有不少虚假和浮夸成分。北戴河会议以后接连提出的全民大办钢铁、全民大办工业、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教育、全民大办交通运输等口号，都是和过高估计粮食产量，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看法有密切联系的。如听任这种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气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1958年12月，彭德怀副总理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时，和他乘坐的飞机机组人员合影。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　　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武昌会议批评了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错误，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造成的危害，可以说是一次“降温”的会议。会议考虑了彭德怀的意见，决定公布当年的粮食产量为7500亿斤。彭德怀同意这样公布。但他心里仍觉得不够踏实，会议结束后，他便回到湖南家乡去作调查，想彻底把情况弄清楚。　　彭德怀在湖南的考察，是从12月中旬开始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一起进行了考察。周小舟和彭德怀是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过去曾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他是一个有头脑、有才华、工作深入、讲求实际的人。彭德怀和周小舟从长沙出发，12月16日首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彭德怀的家乡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和彭德怀同车，两人边走、边看、边谈。彭德怀最关心的首先是粮食产量。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过“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一、怀忧上山（5）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地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作调查的必要。　　几十年的军队工作实践使彭德怀深深懂得，要了解真实情况，仅仅听领导干部的介绍是很不够的，必须深入基层直接和群众见面，亲自去摸一摸、看一看，就像作战一样，指挥员越靠近前沿，就越能看清战场上的真实情况。考察中，彭德怀不住条件较好的县委招待所，而住进了彭家围子他幼年时的旧居。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彭德怀，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一屋子，问长问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彭德怀向乡亲们宣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蔸禾茬，数着一蔸禾上有多少株稻秆，估算着有多少稻穗，每个穗上又共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精确产量。他对干部们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1958年12月16日，彭德怀同志回到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公社考察。图为他向社员们亲切问候。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钢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又去看了公社的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只见运料大军川流不息，人们担着矿石、铁砂，汗流浃背争先恐后地奔跑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更令彭德怀惊异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也和其他人一样，挑着沉甸甸的两筐铁砂，跌跌撞撞地裹在人群里走着。彭德怀急忙赶上去，接过孕妇的担子，自己挑上，加入了运料的行列。事后，彭德怀跟公社干部们坐在一起，掰着指头给大家算了一算：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了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们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才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还这样搞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子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忍不住对干部们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　　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了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的东西。　　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新的疑虑。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就越来越坏。不讲*、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真是血肉关系和鱼水关系。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一、怀忧上山（6）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　　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直到20多年以后，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对彭老总当年规定的“八不准”还记忆犹新。　　农村干部领导作风问题，彭总直到回北京以后仍然放心不下。过了三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接着他又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见的部分群众，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进行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怎能不让干部们刻骨铭心。　　12月17日，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又先后到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公社和30多年前彭德怀率领部队举行起义的平江县，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1958年12月17日，彭德怀参观了毛泽东主席的家乡韶山。18日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并在故居前合影。12月21日，彭德怀去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他吃惊地发现，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成就，有两个产量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产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经常忆及此事，他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可怕!”　　还有一件事给彭德怀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平江县作调查访问时，12月22日早晨，有两位老人到住所来见彭德怀，其中一位在土地革命时期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暗中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钢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在平江农村视察。(“鼓咙胡”，《古诗源》注：“不敢公言，私咽语。”)　　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事后，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当时，全国流行着一句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在各地考察中的彭德怀，脚踏实地地站在“桥梁”上，他清晰地听到了来自“天堂”的人民的呼声!　　在湖南考察之后，彭德怀曾写信给中央，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从1200亿斤减到900亿斤。这是彭德怀在听到人民沉痛的呼声之后，第一次为人民“鼓咙胡”。后来在庐山会议向毛泽东上书进谏，已是彭德怀又一次用更强烈的声音为人民“鼓咙胡”了。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一、怀忧上山（7）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彭德怀赴东北考察，到这次回京，为时共三个半月。他先后到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等十多个省(区)，看到了“大跃进”取得的成就，也发现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在庐山写给毛泽东的建议信，就是以他在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作为主要根据的。　　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也曾多次赴各地视察。1959年6月毛泽东也到过湖南湘潭县的韶山人民公社，但他与彭德怀的见闻和感受却截然不同。毛泽东视察后写下了气势磅礴具有浪漫色彩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优美诗句，而彭德怀从父老饥饿的脸色和妇孺的泪眼里，看到的却是一场正给人民带来痛苦的群众运动。两人谁看到的情况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只要人们的头脑冷静一点，态度稍微客观一点，本来是不难分辨清楚的。　　不幸的是，在庐山会议上，清晰的中国现实图像被严重扭曲了，谬误压倒了真理。　　“我和许多人一样”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说他是群众运动的反对派，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还说，彭德怀在北戴河会议以后，跑遍十几个省专门收集反对“大跃进”的材料，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主观臆测，是毛泽东判断的重大失误，这种失误导致毛泽东在庐山作出了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决策。　　在“大跃进”那个狂热的年代里，特别是在“大跃进”初期，彭德怀不仅不是什么反对派，而且是那场群众运动热情的支持者。　　5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到195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前进道路上还有种种困难，但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有把握完成。经济建设上的胜利，犹如一场春雨，滋润了干涸千年的神州大地，使亿万人民欢欣鼓舞。但是，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深深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仅仅是开始，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在红墙碧瓦的中南海，党中央的领导人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一面接收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胜利信息，一面紧张地进行着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今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制定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的所有成员都清楚地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完成得比较顺利，但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当然是非常宝贵的，有的经验对我国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也证明，苏联的有些经验不很适合或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需要加以研究和调整。新中国的设计师和缔造者们感到，一个国家不能总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应该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使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发展得更快一点，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一些。一、怀忧上山（8）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关系”，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迫切的愿望不是毛泽东或哪一个领导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时代的产物。长期的封建反动统治造成的贫穷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摆脱贫困落后，使自己的国家尽快地强大起来。　　走自己的路，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点上，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作为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彭德怀考虑较多的，还是如何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化和现代化的军队。　　由于彼此目标一致，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在日常工作中的关系是很和谐的。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总是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实施；毛泽东对待彭德怀的请示和建议，也总是欣然同意。彭德怀和毛泽东的这种和谐关系，经常从一些具体事情上反映出来。　　1956年夏天，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9月份召开的“八大”会议上，军队要有一个军事工作的发言。发言要求不超过1万字。会后，彭德怀、黄克诚亲自主持了发言的起草工作。这个发言，首先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近30年的英勇奋斗历程和建国后7年军事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在讲到今后军队建设方向的时候，发言明确指出：部队建设要从我国和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制度：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军队*制度。这些，在学习苏军经验中，曾经是长期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彭德怀在发言中第一次指明了军队建设应该遵循的正确道路。特别在发言稿的最后部分里，彭德怀以非常坚定而鲜明的态度提出：我们要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现代军事科学。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学习中要把我军历史经验和外国的先进军事经验结合起来。对于苏军经验，必须采取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迷信盲从，机械照搬。在建国初期，在向苏军学习的热潮中能如此鲜明地提出问题，应该说是很有胆识和勇气的。　　1956年8月29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为“八大”的军事发言稿，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发言稿起草好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他高兴地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军事工作发言稿除标点外，还有一万数百字，长了一些。军委会议对其中项目不同意再削减，文字上就难以缩短。是否可用，请审核。”　　发言稿很顺利地通过了。送审稿退回来的时候，毛泽东在文稿的上部作了如下一段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下面又附注：“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意和欣喜之情。　　从这样一些具体事情上可以看出，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工作上的配合也是默契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在任何问题上两个人的看法都完全一致。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对于一些问题的提法和有些工作的做法，也曾产生过一些不同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很快又会一致起来。一、怀忧上山（9）1957年11月，彭德怀以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随毛泽东、宋庆龄到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跃进。不是一家报纸这样提，而是许多报纸这样提；不是一处这样提，而是许多地方这样提，有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当时，彭德怀对这一新提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跃进”和“飞跃”是一个意思，它代表着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说明工农业产值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那只能算量变，不能叫质变，就不应该叫“跃进”。这是彭德怀对于“跃进”这个口号最早萌生过的一点不同看法。基于这种看法，彭德怀在1958年春节为《解放军报》撰写《元帅和士兵的愿望》专稿的时候，把秘书在文章初稿中使用的“大跃进”，全部改成了“大发展”。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文中不仅使用了“跃进”这个词，而且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社论写道：“……要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一个《人民日报》，一个《解放军报》，都是全国性的报纸，同一天发表的文章，提法却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不多见，也是不应该的。彭德怀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军队应该服从中央统一的提法，和中央一致起来。　　1958年3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示中不仅使用了“大跃进”，而且把它作为一次运动明确地提了出来。指示中写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彭德怀对于“大跃进”这一提法尽管还有些疑虑，但不论是发表文章和讲话，都严格注意和中央提法保持一致，没有再使用过“大发展”这一提法。　　彭德怀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这个提法，是1958年3月*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彭德怀是3月12日到达成都的。在那次会上，他听了各省省委书记汇报时毛泽东的二十几次插话和他的几次长篇讲话，深受启发。毛泽东在讲话中详细叙述了总路线的形成过程，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它是在过去八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总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　　毛泽东讲的是当时全党和全国的情况，并无具体所指。但彭德怀却觉得毛主席的话仿佛是专门针对自己的思想情况讲的。特别是毛泽东讲到另一个重要问题——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的时候，彭德怀受到极大鼓舞，他仿佛又回到战争年代，听到了向敌人发起总攻的号令，热血沸腾了。毛泽东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深刻，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他说：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主义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也不怕了。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一、怀忧上山（10）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确实被打动了。原来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在成都开会的那些日子里，彭德怀想了很多。他回忆了建国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三反”、“五反”、“镇反”等一连串的胜利，回忆了自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过程，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客观形势，对已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对现实中涌现的新生事物缺乏应有的敏感。他把自己的这种思想状况归结为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太慢。在成都会议后期的谈心会上，彭德怀曾以非常诚挚的态度检查了自己过去对于毛主席的认识。他说：“回想十余年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他表示，这次会议使他大彻大悟，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新的提高。　　成都会议可以说是彭德怀思想上的一个转折。通过这次会议，他在认识上向毛泽东更靠近了。这就为他后来一度执行毛泽东“左”的错误决策打下了思想基础。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批判“反冒进”的错误，把一些不同意生产上搞高指标的人说成“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彭德怀虽然知道毛主席批评的“反冒进”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但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1958年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小社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会议还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设想通过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的途径，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彭德怀都参加了，是举了手的，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的热情所迷惑”。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建议信里写的这些话，是他当时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1958年8月30日北戴河会议结束，8月31日彭德怀就乘火车从山海关出发到东北进行考察。9月1日，彭德怀一行到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坐落在松江平原上、占地50多万平方米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正处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一座座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墙壁上，悬挂着鼓舞人们“苦战”、“攻关”、“争放卫星”的巨幅标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成群的人在辩论，在思考，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彭德怀在哈尔滨市招待所住了一夜，9月2日便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要亲眼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这座人民解放军科技人员的摇篮，是如何迎接正在全国澎湃兴起的“大跃进”的。　　在军事工程学院政委谢有法、副院长刘居英的陪同下，彭德怀深入到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组，同教授们进行了交谈，并且亲自察看了许多试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和进行野外作业的帐篷。考察中，彭德怀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958年，彭德怀视察军事工程学院。在学院一系，一位教授告诉他说，我们已经设计出一种新型飞机，这种飞机上的装备，从发现敌机到追踪、瞄准、射击等，全部系统都是自动化的，可以不用飞行员去人工操纵了。一、怀忧上山（11）在学院的实习工厂，正在日夜奋战的教师、学员和工人告诉他说，他们已试制成功一种名叫“松花江八号”的拖拉机，这种拖拉机28匹马力，可以烧柴油，没有柴油也可以用煤炭和谷糠作燃料。　　在白城军械靶场，一位场的领导告诉他，全场人员正在大搞钢铁生产，根据现有条件，每年可以生产3万到5万吨钢。靶场现有100多台精密机床，场党委决定，每年要用自产的钢制造300～500台机床……　　这些信息中尽管包含着许多不准确和浮夸成分，而当时的彭德怀仍感到深受鼓舞。飞机上的自动化操纵系统、能烧多种燃料的拖拉机(有了拖拉机也就意味着有了坦克)、钢铁、军工厂的精密机床……对于一个戎马生涯几十年的老战士，对于一个统率几百万大军的国防部长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有诱惑力，更激动人心!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当看到自己指挥的部队被敌人强大炮火杀伤，一批批倒下，阵地久攻不克的时候，当看到性能先进的敌机在天空肆虐，用机关炮射杀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用凝固汽油弹把和平的村庄变为一片火海的时候，他日日夜夜所想的、所渴望的，不正是这些东西吗!今后我们可以用自己制造的、性能良好的飞机、坦克、大炮来装备自己的部队了，这怎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兴奋与欣慰呢!　　彭德怀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返回沈阳，一路上，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景。在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到处是一座座刚刚建起的炼钢的小高炉，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光冲天。列车经过的城镇和车站的墙壁上，贴满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字标语和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彭德怀感到自己的热血在沸腾。在千万群众冲天干劲的鼓舞下，他不但对“大跃进”不再有任何疑虑，而且像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成了那场群众运动热情的宣传者、支持者和组织者。在东北地区进行考察时，每到一地，他都热情地鼓舞群众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每当发现群众有了什么新的发明创造，他都非常认真地记在自己随身带的小本子上。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师们讲话的时候，他曾激动地对大家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0500亿斤，每人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　　9月21日，彭德怀结束了对东北地区的考察，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从东北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很快给党中央和军委起草了考察报告，报告以兴奋的语调写道：“……两三个月来，军事工程学院在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号召下，基本上树立了‘以我为主，和大胆创造的思想。现在他们已设计出了不少新式武器和战斗器材，有些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种乐观的估量，与当时的现实显然是有很大距离的，但它却反映了彭德怀当时的思想实际。彭德怀不是未卜先知的神灵，而是生活在社会上的活生生的人。在那“大跃进”的浪涛席卷神州大地的狂热的年代，他和许多高级领导同志一样，头脑也狂热过。他曾以非常虔诚的心情，拥护过“大跃进”，并指望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能取得人们原先所期望的、震撼世界的成就。一、怀忧上山（12）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　　彭德怀是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奉命上庐山开会的。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七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便不顾旅途疲劳，到旃坛寺国防部大楼去办公。　　在旃坛寺国防部大楼，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人的办公室是连在一起的，中间仅隔着一间小会议室。一个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一个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两人平常几乎每天见面，或是开会研讨部队建设的大政方针，或是就某个具体问题交换意见，可以说关系非常密切，无话不谈。分别50多天，两人都感到有许多话要跟对方说。黄克诚首先向彭德怀询问了一些他出访东欧八国的情况和观感，然后向彭德怀介绍了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和部队思想情况。黄克诚虽然年过半百，但头脑清醒，记忆力很好，不用翻笔记本和文字材料，就可以把全国和全军一些重要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就连部队当前人员、装备、编制方面的许多数字，他都可以准确地对答如流。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使他感到意外和担心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黄克诚向他介绍情况时说，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彭德怀听完，再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脸上布满阴云，在室内踱来踱去。甘肃省是他亲自考察过的省份，就在几个月之前，省委领导和下面干部还告诉他，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过了短短几个月，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　　他为自己当时未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而感到懊悔。　　黄克诚补充说，现在中央正采取应急办法，从别的地方往甘肃运粮，但是运输力量又很缺乏。　　“部队还能抽出一部分车辆来帮助运粮吗?”彭德怀焦急地问。　　“能抽的都已经抽了。不光抽了车辆，海军还抽了部分舰只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了，如果再抽会影响战备。”黄克诚解释着，因为日夜操劳而疲惫的脸上，显出一筹莫展的神色。　　“平叛用的车辆呢?”　　“西藏平叛虽然已经结束，可是眼下运输力量还不能减少太多。”　　沉默。　　好长一段时间两人谁也不说话。他们苦思苦想，寻找着既不影响战备又能帮助群众度过灾荒的办法。最后，还是彭德怀以果断的口吻说：　　“还要抽。部队再困难也要抽运输力量来帮助地方运粮。”　　看来彭德怀的决心已经下定。　　“那就只好抽调西藏方面的车辆了。”黄克诚略带难色地说。　　长期的并肩战斗、朝暮相处，黄克诚了解彭德怀就如同了解自己的兄长。他知道，彭德怀一旦下了决心，是不容有半点犹豫的，天塌下来也要坚决执行。　　“很好地调配一下力量。车辆要抽，西藏的平叛工作也不能受影响——你知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世界各国，对我们西藏问题都是很关心的。”　　彭德怀态度坚决，犹如斩钉截铁。黄克诚深深感到压在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他表示再与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力争把这件事办好。　　彭德怀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回国的最初几天里，彭德怀阅读了大量中央文件和各地送来的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材料。他发现国内形势远不像他在国外从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那样乐观。在国外，一个驻外使馆的同志曾向他详细介绍了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的“党内通信”，信中着重谈了讲真话的问题。其中写道：“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的而又勉强讲能够做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边跟着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一、怀忧上山（13）毛泽东这篇切中时弊、既深刻又精辟的谈话，曾深深打动了彭德怀。他欣喜地想：毛主席的话说得多好啊!如果大家都照主席的话去做，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现实情况远非如此。　　从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逐渐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接着在郑州、武昌、上海等地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全会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区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制定了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这些方针、政策、措施虽然部分得到了贯彻，但看来收效甚微。彭德怀接触的大量文字材料告诉他，全国的粮食、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运输……已处于全面紧张状态，而且日益严重。　　出国访问期间，各国朋友曾多次向彭德怀问起1958年我军炮击金门和1959年春天平定西藏叛乱的情况，可以看出，各国人民是非常关心中国的统一和强大的。在布达佩斯，彭德怀曾听人详细向他介绍了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教训，他感触颇深。匈牙利每人每年平均吃到40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去*。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人、农民真是太好了，他们勤劳勇敢，不怕吃苦，千难万险也要跟党走。彭德怀常想，有这样好的人民，我们的国家还愁不能很快富强起来?　　出访归来的彭德怀在听了汇报和看过大量材料之后，陷入深深的忧虑和困惑之中。　　1959年6月30日，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部队系统，由黄克诚留守北京，负责担任中央和军委的值班，彭德怀去庐山开会。　　接到通知后，彭德怀沉思良久。他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己留下值班。彭德怀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出于几种考虑：一是黄克诚是书记处书记，对地方和军队的情况都比较熟悉，研究问题比自己更方便；二是自己刚出访归来，在国外一个多月，每天排得满满的参观、拜访、会谈、宴会、接见、送往迎来等等，使他这个不善外事应酬的人，一天到晚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尽管他身体还好，可毕竟是61岁的人了，回国以后感到很疲劳，想休息一下，抽空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的文件和材料。另外，他还想利用这段时间写点东西。　　1959年6月16日，彭德怀提出要编一本全面系统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专著，把几十年来有关我军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经验加以整理，印出来发到部队，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教材。彭德怀曾把自己这个想法同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谈过，准备由他们两人收集材料，负责承办这件事。彭德怀自己也正在考虑为这本书写点文章，所以，他不大想去庐山开会。　　当彭德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黄克诚以后，一向不避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外地没有立刻表态。以稳重老练著称的黄克诚，此时对问题的考虑比彭德怀更深远、更缜密一些。单就一次会议而言，彭德怀不去，由他去出席完全可以，但这位总参谋长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误解。就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还曾点名批评了彭德怀，口气严厉而且突如其来，使彭德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郁郁不乐。黄克诚对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都是很熟悉的。在当前情况下，若因彭德怀不去庐山开会而引起毛泽东的怀疑和误解，那就不好了。想到这里，黄克诚用非常恳切的口吻说：“彭总，这次庐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指定要你去，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黄克诚还说，“你到庐山一面开会，一面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他的事情等以后再说。”一、怀忧上山（14）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黄克诚，都没有预料到庐山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当时考虑的只是如何维护党的团结，促使国内经济形势尽快地好转。　　彭德怀是7月1日早晨到达庐山的。和他一起到达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李锐等。他们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在火车上，彭德怀一直埋头阅读这一时期中央发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50多天的八国之行，他与国内隔绝，需要了解的情况太多了。　　有一次，保健人员项文芳发现彭德怀吃饭很少，两顿饭都是只吃几口就把碗筷一放便回自己包厢去了。在包厢里，他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闷坐不语。小项不敢多问，便在彭德怀吃饭时，站在旁边观察。看到他又是只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就跟过去不安地问：“是不是病了?”　　彭德怀轻轻摇摇头。　　“是在车上睡眠不好?”　　彭德怀又摇了摇头。接着用手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小项这时才注意到，在列车停靠的站台栅栏外边，拥挤着许多逃荒的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他们一个个面带菜色，手把着站台边的白色栅栏，向列车这边张望着。　　项文芳被彭德怀那时刻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情感深深触动了，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的住所。彭德怀投身革命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战斗了30多个年头，当面对车窗外那悲惨的场面闷坐不语的时候，他心里想什么?是不是想起了1958年磅礴于全国的那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想起了那一颗比一颗耀眼也更荒唐的粮食“高产卫星”?想起了那几千万人上阵，以群众的铁锅和大片山林作为原料和燃料的大炼钢铁?想起了甘肃河西走廊人民公社食堂那清水煮土豆汤和湖南平江老红军战士那一字一泪请求为人民“鼓咙胡”的诗句?……　　彭德怀是带着出访后的疲劳，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到庐山赴会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两次会议互相衔接：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八届八中全会。这说的是会议名称。如果按会议的内容划分，一般人常常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为界，将会议分为两段，前一段是“神仙会”，后一段是反右倾。　　彭德怀7月2日到达庐山后，被安排住在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这是一座有一间大厅，两头各有一套卧室、书房、卫生间的设备齐全的英式建筑。房前房后松杉挺拔，院内花草茂密，是个环境优美而安静的住所。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百花盛开，景色宜人。奇峰、峭壁、清泉、飞瀑，掩映在松柏绿荫中的一座座造型精美的别墅、疗养院、文化宫，以及数不清的亭、台、楼、榭，把这座屹立在大江和鄱阳湖之滨的青山，装点成了一个超脱于尘世的桃源仙境。特别是那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忽而像轻纱从翠绿的峰顶飘过，忽而似不尽波涛在峡谷中奔腾倾泻。这云雾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为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庐山不断地改变着容颜，给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一、怀忧上山（15）不知毛泽东是为庐山的秀丽景色所陶醉，还是从手头那厚厚的线装书中受到了某种启示，他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　　这次会议原来决定在别处召开，因天气酷热才把会址改到庐山来的。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13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1959年7月至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举行。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图为庐山会议旧址。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中央和各省的领导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克服由于失误造成的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奋斗，废寝忘食，度过了十分紧张而艰辛的几个月。这次到庐山开会，一可以避避暑，远离尘嚣，让紧张的精神放松一下；二可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议一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把某些被搞乱的东西理顺，今后更好地干下去。　　7月2日开了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提出的1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　　一、读书。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19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全国各地视察过程中，经过反复思索逐渐定下来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需要重视加以解决的问题。它体现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对形势高瞻远瞩的气概。尽管人们一时还琢磨不透毛泽东所提那些问题的主旨所在，出于对领袖的绝对信赖，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所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谈到形势，毛泽东说湖南省委的同志说得很好，他把湖南省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加以精练，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特别是他对国内形势的精辟概括，言简意赅，符合实际，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深受鼓舞。他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每天会外时间，可以看到松林里、凉亭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一些诗兴正浓的“秀才”们，聚在一起填词赋诗。夜幕降临之后，灯火辉煌的河对岸小礼堂里舞曲悠扬，人们三五成群地向舞影翩跹的小礼堂走去。一、怀忧上山（16）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由轻松、融洽变得紧张、压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明显的。　　认识上的分歧是从对毛泽东那三句话中间四个字的不同解释开始的。对毛泽东所说的“问题不少”究竟应该怎么看?　　一部分同志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的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大多是些“实力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封疆大吏”。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在华东组的会议上就有人说：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另外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至今收效甚微，有的地方上述现象还在发展，需要继续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有的是原来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疑虑，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有的开始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持者，但经过一段实践，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中的一个。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为六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至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因为是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又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关系着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彭德怀仍保持他一贯的风格——知无不言，直言不讳，每次发言他都是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有的发言直接涉及毛泽东，他也完全不加以回避：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这句可以称为朴素真理的话，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平常。但在50年代后期的中国，在毛泽东的权威至高无上，个人迷信正进入巅峰的情况下，敢于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坦诚地说出这种话的，也只有彭德怀一个。　　这句话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在与会者的心上激起巨大波涛。善良正直的人为彭德怀的直言捏一把汗，受“左”的影响较大，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暗中认为：“这老兄要闯祸了!”一、怀忧上山（17）彭德怀发言从来都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他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　　彭德怀的有些发言虽然不是批评毛泽东，而是批评别的人，却也联系到毛泽东。例如：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人们知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彭德怀的发言，无论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或间接联系到毛泽东的，都会引起毛泽东本人和一些“左”派人物的极大不快，这是可以想象的。　　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著作中曾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在延安时期，在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在党内，人与人都是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的。说话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曾经是我们革命队伍所共有的品质，是我们的优良作风。但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有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也沾染上了旧官僚的习气，对下冷若冰霜，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工作不负责，办事不认真，高高在上，生活奢侈，中国人那种“不可多得的品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了。　　而彭德怀却依然故我，仍然保持着他的本色，所以就越显得可贵。　　彭德怀在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时，没有任何个人的得失考虑，目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使全国人民免受灾难和痛苦，也是为了爱护毛泽东本人。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共约50个亿以上，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面带不悦地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一、怀忧上山（18）毫无疑问，彭德怀的那些发言和在常委会上类似上面那样的插话，都会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其实，对1958年“大跃进”有意见的何止一个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7月4日他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1958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都要充分估计。有些同志怕把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要讲清楚，吹点冷空气，就是说你右倾也不要怕。”　　“去年11月12月大吃大喝，当时老农已经提出了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像武汉，大家挨饿，还要给你们调粮。”　　朱德，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7月6日他也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　　“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农民欲富，要使他们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的。这关系到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多年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很紧，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且记住，主张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和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在中央不是别人，首先是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的发言谈的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问题，意见中肯、实在，基本精神和彭德怀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们发言口气缓和，没有公开提到毛泽东。　　凭心而论，彭德怀虽然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但他内心对毛泽东毫无恶意，仍像以往一样，从心底尊敬他。他那样尖锐地提出意见，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毛泽东对问题的重视，以便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在7月5日小组会后，傍晚散步的时候，彭德怀还和警卫参谋景希珍谈到毛泽东。他说他很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五不怕”，说能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当时深信他的意见会被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曾深深地感染了景希珍。　　7月7日晚上，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两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谈到小组会上的发言，张闻天说：　　“现在所搞的小高炉炼铁是得不偿失。”　　“我看是有得有失。”彭德怀说。　　“你的估计是比较高的，比我乐观……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停了一下，彭德怀又深有感触地说，“还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一、怀忧上山（19）彭德怀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会下对他的热情赞扬，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外，还有*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中央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等。他们几个除周惠以外，都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是和彭德怀相同或相近的。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7月12日，他曾到176号去看望他们所尊敬的彭老总，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