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很赞成*的一个看法：“敌人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能大胆地抛弃不合用的东西，一点不守旧、不顽固。”从敌人实行第二次“治安强化”以后，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都注意到，敌人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战略指导上有很大的发展。　　为弄清敌人的新阴谋，彭德怀建议中央军委给总部派来战略情报小组，由他直接领导。同时要求各战略区加强对敌人的战略情报的收集研究，弄清敌人治安强化的实际内容。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占领，使华北变为巩固的殖民地。其方针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　　在第二次治安强化中，日寇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主要为城市、交通命脉及其附近)、准治安区(八路军的游击区，为敌我争夺地带)、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分别施策。　　对所谓“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统治。　　对所谓“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逼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楼，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　　对所谓“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军事进攻为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在“治安强化”中，日军清乡、蚕食、扫荡三者配合，以清乡巩固其占领，以蚕食缩小我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利于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　　冈村这一套手段着实恶毒。1945年，彭德怀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华北敌后以冈村为对手的一段严酷斗争时说：　　“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特(国民党)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冈村，这个从青年时期即效命日本侵略政策的中国通，曾18次以“旅行调查”为名，进入中国内地，收集情报。1938年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时，以攻占武汉有功，曾受日本大本营殊奖。他常常自诩：日军在武汉作战中所用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大部是他在给北洋军阀孙传芳当顾问时秘密搞到手的。对冈村其人，彭德怀曾特别提到说：“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合区川、东条)，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按：应为副)，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四、艰难转折（5）冈村固然厉害，但冈村遇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的著名将领，还有他们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这对手，却是冈村和他的20余万华北方面军无法征服的。彭德怀冷眼注意估量着冈村，冈村对自己的对手却是估计不足。　　1941年，这是华北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这一年，八路军也从各方面转变了自己的战略，寻找对付敌人的办法。5月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致电前方，提出：对敌寇实行蚕食最严重的冀南平原，可采取隐蔽自己、保存实力、保护民众的方针。要*党组织、八路军各部帮助群众想出办法来对付敌人，使民众不吃亏。特别提出，在这些地区可以采取两面派(明维持、暗抗日)的政策，避免尖锐对立、痛快拼命，引起敌人对群众的残酷*。针对敌人大量发展伪军的情况，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对伪军反正者不缴枪，不编散，帮助其扩大的三原则。为适应根据地日益被分割的局面，八路军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纠正过度编并地方武装的偏向；大量制造适合民间生产和民兵使用的地雷、手榴弹。　　在一段时间内，从总部到各师、军区都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新谋略，采取相应的对策，但彭德怀深感形势不容乐观。根据地的退缩还在加剧，冀南平原根据地已大部变成游击区，过去的游击区很多渐渐成了敌占区。对于敌人的一整套新阴谋，八路军尚未形成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和办法。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　　1941年11月1日清晨，初冬的第一场雪给太行群峰披上淡淡的银装。彭德怀骑着他那头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红战马，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　　得得的马蹄声和彭德怀与左权不时侧首交谈的轻快神情说明，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总结、研究，总部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成竹在胸。　　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一个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　　狭街小院，石块堆砌的低矮围墙，木格窗，土炕、陶缸，瓦盆……一切是上千年留传下来的模式，看不到现代文明的痕迹。但村头的标语，村民的活动，却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希特勒法西斯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领导苏联军队和人民展开莫斯科保卫战。日本东条英机叫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要实现其吞并亚洲的野心……村里的男人组织起民兵游击队，妇女也走出家门，成立了救国会……日本人用现代文明生产的武器，对太行山千百个村庄倾泻*；八路军则用现代文明产生的*主义理论，发动农村民众与之展开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的斗争。　　新的斗争即将从这里开始。*北方局定于这天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同日，日寇在华北开始了第三次“治安强化”，并以万余日军集于太行区周围，准备发动大“扫荡”。其情报机关正在千方百计地侦察八路军的首脑机关，准备实行“捕捉奇袭”。　　在一间普通农舍里，会议开始。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北方局委员*、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师刘伯承、蔡树藩(师政治部主任)，冀(南)太(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李雪峰(主任)等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是关系华北敌后抗战前途的报告。四、艰难转折（6）彭德怀指出，华北日军实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战略指导上标志着一个基本的转变，在具体政策上则较前更加毒辣、野蛮。他坦率地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的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敌人“治安强化”的内容和实行情况后指出，敌人的阴谋固然是十分毒辣的，但不论其如何善于以华治华，如何善于总结经验，日寇进行的民族压迫的落后性质，决定了他们仍然不能跳出威胁与利诱的老套之外，因而并不是无法打破的。　　华北总人口8800万，抗日根据地人口约2200万，敌占区约6000万，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敌我争夺区。彭德怀提出应把对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与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提到重要地位，成为今后布置工作的着眼点，改变过去关门建设根据地，到敌占区去捞一把的做法。　　敌人掠夺华北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其大东亚战争。仅据日方公布，从1937年到1940年，强拉华北壮丁出关就达298万，1941年预计是111万，总计达400万。彭德怀沉痛地说：我们必须对敌占区青年加以救护!　　针对敌人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三个基本任务，并对其相互关系作了详细说明。　　一、关于伪军伪组织的工作问题。彭德怀分析说，由于敌人的残酷压迫，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的坚持，伪军伪组织发生不安和动摇。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使得一般汉奸尚不愿立刻跑到我们方面来，这就产生了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动摇于敌我之间，既照顾敌人，又照顾我们。彭德怀指出，过去对这种人一律打击是不对的。正确做法应当是，推动其进步，使他们从两面照顾到对敌应付，而对我真诚。要替这些人寻找办法应付敌人，替他们保守秘密，尊重其人格。而对于伪军伪组织这一傀儡组织本身，则应反对之、打击之、孤立之，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还要坚决*之。彭德怀说，要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爱护中国人的口号下，去争取两面派，“七擒七纵”的办法是有极深刻意义的。　　二、对于敌占区和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彭德怀提出要广泛运用革命的两面派的政策，打入一切有群众的组织，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开展救国工作；团结一切中国人，保护一切中国人的利益，人民少受一分损失，即民族多保存一分元气；和群众一起共同商讨应付鬼子、欺骗鬼子的方法，从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反对痛快一时，使群众遭受不应有的打击。敌寇特别注意收买和胁迫知识分子参加汉奸特务组织。彭德怀强调，知识分子联系的社会阶级面最广，是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桥梁。他坚信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执行正确的政策，进行艰苦的工作，必能争取其为民族服务。　　针对敌人对华北实行自首政策以瓦解我抗日组织的阴谋(如强迫群众写*口号，填*自愿书，买回心票，胁迫党员和抗日干部家属逼干部回家，策动秘密自首等)，彭德怀提出要加强气节教育，同时对被胁迫叛变者，仍争取其回头抗日或保持中立。改变过去对自首者一律打击的做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四、艰难转折（7）三、关于坚持根据地的工作问题，彭德怀着重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利用乡村的散漫性，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11月3日，当会议继续进行之际，从黎城出动的2000余日军直扑根据地中心，作战参谋不断地报告敌情：敌人距开会地点40里，35里……傍晚，日军进至30里处，左权、刘伯承已进入作战指挥，会议暂告结束。彭德怀和开会的人从容离开下南会村，转入反“扫荡”作战。　　11月10日，日军坂垣师团一个精锐旅在“扫荡”中突袭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严密防守的总部黄崖洞兵工厂，彭德怀和左权直接指挥特务团坚守。在日军重炮、山炮、迫击炮的猛轰下，特务团凭险抗击，鏖战八昼夜，歼敌1000余人(其中击毙850人)。特务团伤亡160余人。日军攻入工厂区时，兵工厂工人已将机器掩埋转移。其后，总部兵工厂撤离黄崖洞。　　黄崖洞保卫战中，总部特务团以6∶1的歼敌战绩，创敌我伤亡对比的最佳记录。黄崖洞战斗成为八路军历史上一次光辉战例。　　日军这次撞入根据地“扫荡”，对北方局在下南会村刚刚举行过的这一次重要会议却一无所知。几个月后，日方才从另一次“扫荡”中获取了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即将它作为研究八路军战略的重要文件。然而，由彭德怀这个报告掀起的八路军敌后斗争的新浪潮，敌人已无法阻挡。　　由于敌人的“扫荡”，这次会议没来得及展开讨论。但彭德怀报告中的基本分析和各项斗争方略，在各军区、根据地的执行中，得到创造性的发挥。八路军在敌后，除抗日根据地这一主阵地外，又开辟了新的阵地。这个新战场出现在敌后的敌后，即在敌人构筑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围的封锁沟墙、堡垒、据点、交通线后面，在敌人的治安区和准治安区里。这个由开展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和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而开始的新的进军，在敌人的心脏里播下了抗日火种。华北到处都是抗日军民斗争的前线，华北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成为日寇的对头。这一场没有固定战线的战役，自不像百团大战那么迅猛，那么轰轰烈烈；对敌人却是致命的，其激烈和尖锐程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后，华北敌后的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蚕食与反蚕食，构成敌我之间空前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其中，突出而带有转折性的，是反蚕食斗争。　　1942年的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继续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经过深入的分析，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日寇的蚕食政策在表面上不像军事“扫荡”那么猛烈与显著，它以缓慢的、隐蔽的、零星的进攻，使根据地不知不觉地变质。震荡小，容易被忽视。有的地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摸不清敌人是怎么搞的，不知道怎么去对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四、艰难转折（8）在1942年2月反“扫荡”作战中，彭德怀和左权就特别注意考察行军所过辽县、黎城、武安、涉县等县的接敌区的状况。彭德怀感到在模糊不清的状态后面，隐藏着敌人精密策划的一套做法。和对付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敌人进行蚕食的具体策略。　　3个月后，敌人的蚕食政策对八路军来说，已不再诡秘莫测。彭德怀和左权以其丰富的经验和锐利的目光，从各地的经验和大量情报中研究分析，得出结果：敌人的蚕食政策在实施上十分灵活，变化多端，但仍有其一般的步骤可循。大体是：　　第一阶段：向准备蚕食的地区——根据地边沿进行秘密活动，寻求可以利用的对象，建立特务组织，发展暗“维持”。配合残酷的“扫荡”、*，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做蚕食的准备。　　第二步：准备完成后，依托其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30到40里建立新据点，将被蚕食地区变成一个个被敌封锁包围的方格，称为格子。一个个格子连接起来，形成格子网。在格子网内公开其秘密组织，捕捉抗日干部。先以很低的条件迫使群众建立公开“维持”，上钩后即行强化，这是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即敌所谓“准治安区”)敌我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阶段。　　第三步：敌第二步如得手，即深入巩固，使这些地区变为完全的敌占区。抗日组织和民众遭受严重摧残，而敌人又利用这些地方再向根据地内进行新的蚕食。　　敌人格子网的外壳，则是敌人继续强化的“囚笼”。1941年到1942年，敌人新筑和修复的铁路有700余公里，公路发展至3700余公里。1942年10月，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十三，曾得意地宣称：“华北碉堡已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的两倍，地球外围的1／4。”　　为了修路、挖沟、筑碉堡、造据点，敌人拆民房、毁民田、抓民众劳工，耗尽民力。　　1942年5月4日，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文件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敌人蚕食政策给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敌人蚕食政策的三个步骤之后指出，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指示》抓住敌人的根本弱点——兵力不足，前进则后方空虚，不能更多地利用伪军伪组织。这可予我更多的机会，以广泛的游击活动和政治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在敌人急剧蚕食造成根据地干部民众恐慌不安的形势下，《指示》坚定地指出，目前在军事上的敌强我弱仍未改变。但政治上的我优敌劣是确定了的，号召全党全军组织全面的力量，通过艰苦斗争与各方面工作的密切结合，停止敌占区的扩大，粉碎敌人的蚕食阴谋。　　指示针对敌人的蚕食步骤，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办法。在敌人准备蚕食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反奸细斗争，杜绝暗“维持”。在敌人蚕食阴谋已实现的第二阶段，以武装斗争为主，乘敌立足未稳给以有效打击，阻挠敌建立据点，肃清敌伪组织，*汉奸，发动群众反“维持”。在敌已达到蚕食目的的第三阶段，则转变斗争方式，深入秘密工作，积蓄力量，待机恢复，打击敌之出扰部队和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停止敌之继续扩张。四、艰难转折（9）《指示》强调，在反蚕食斗争中，要以坚强的武装为核心，坚持武装斗争，坚守阵地。为此，决定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在晋西北，一二○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是敌人蚕食政策的克星，对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被习惯地称为“五四指示”。1943年1月，*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北方局野战军政治部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　　令人痛心千古的是，左权没有能够看到“五四指示”开花结果。同一个5月最后几日的反“扫荡”作战，使“五四指示”成为他为保卫根据地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　　1942年，在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打破敌人蚕食中，武装工作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曾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的设想。这一设想在他的心中尚未形成具体的方案。他极力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设想。　　很快地，他从各地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386旅旅长陈赓告诉他，该旅有一个连，在太谷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等，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干部回答：“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　　晋察冀军区报告说，1941年夏，军区曾组织过一种宣传队，在武装队的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的地方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1月，彭德怀向各军区、军分区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县委书记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工作队经过训练，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敌占区或敌人的格子网内，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　　武装工作队使敌占区的群众抗日活动有了政治核心和武装支持。这年春天，冀南区部分根据地被敌摧毁控制，但同时，在武工队的支持下，这部分地区有一部分村庄的抗日政权，仍然公开存在。彭德怀对这一情况十分兴奋，总结武工队的经验，给武工队制定了更成熟的方案。对武工队员的要求、数量，工作队的性质、任务到活动方法，应掌握的政策、纪律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最重要的是，武工队由一般的宣传抗日、调查敌情、保护民众、打击汉奸，进而至担负起在被敌人蚕食变质的地区，再度恢复抗日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的任务。四、艰难转折（10）根据彭德怀亲自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各部派出的大批武工队，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强、觉悟高，又熟谙军事，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做政治工作。他们潜越封锁线，进入格子网，三五人一个小组，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却和老百姓经常见面，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方法来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如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直接通话——上夜课；突袭占领敌之会场，宣传盟军和我军的胜利；访问伪军属，通过伪属给伪军伪组织人员发“回心抗日证”，记“善恶录”等，促使其少做坏事，争取进步；对破坏抗日的分子则发出警告。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秘密帮助和争取下，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分子实行“身在曹营心在汉”，采取许多办法来对付敌人。如敌人要“自卫队”(伪军)放哨，两面分子就盘假不盘真，放走抗日分子，却故意与特务汉奸为难；敌人命伪军去“扫荡”，烧民众房屋，两面分子不得已，就实行烧杂(猪羊圈、牛房等)不烧正(人居所)；敌人到游击区去清乡，两面分子就把那里的抗日干部弄到据点内去隐蔽；伪情报机构中的两面分子，则向敌人报假不报真，或“借刀杀人”，以假情报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为保护民众，有时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小组在敌岗楼附近四处打枪，叫各村伪情报点一致报告：八路军大部队来了!吓得敌人不敢外出骚扰，群众减少损失，抗日组织则可乘机活动。　　在敌人据点内，武工队站住了脚，甚至可以夜间开群众会。有的地方创造了“无人大会”形式——夜间选村内中心地点登高讲话，群众不出门，在自己院子里听。对知识分子则由武工队秘密拜访，个别交谈，告以形势，晓以大义。经过一段时间，就在敌占区、格子网里组织起民众的抗日自卫团体，名称各异，有的叫“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保家民团”等等。由一村到数村，由数村到数十村，互相联合，互相声援，齐心对敌，神出鬼没，妙计百出，搅得敌人惊恐不安，说：“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军大大的有。”　　彭德怀对群众的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以上都是他常常谈到的一些例子。他衷心称道说：“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1942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势，129师刘伯承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　　“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之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清乡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　　1942年末，敌人在华北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亦告结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其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在1943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而他的下属就更加忧惧了。新任日军63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京，听取了各方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1943年春，*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敏锐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总起来看，在敌人强化治安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强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五、五月血（1）“彭老总呀!”　　八路军在敌后的日日夜夜，是在大大小小的反“扫荡”作战中度过的。八路军总部几乎没有一天不得到日军“扫荡”某地的情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而彭德怀和八路军的将军们，在行军中，大半时间仍然是用他们的双脚。有时是为了隐蔽，有时是为了照顾部属，更多的是只能依靠双脚——太行山脉高路接云，羊肠曲折，游击战过硬的还是要靠脚底的工夫。　　1942年年关刚过，日军就以3万余兵力“扫荡”晋东南八路军根据地，号称“驻晋日军总进攻”。2月中旬，日军闯入辽县，袭击总部，彭德怀率总部参谋数人和警卫排，带一部电台，向黎城方向转移。　　越过清漳河，登上南去的山梁，彭德怀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取出望远镜，向来处仔细观察。沟里有几处浓烟突起，是敌人在烧村。　　从冈村到任以后，华北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动辄兵力数万，持续两三个月，所用战术层出不穷。其要者“居坐战术”(泡蘑菇战术)、“剔抉战术”、“梳篦战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毒辣变化，都达到空前的程度。　　彭德怀沉着脸，一言不发，他须用全部的精力、经验、智慧，寻找出如何打破这空前困难局面的答案。　　他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像少年时代挑起那副沉重的土挑子一样。但挑子从来压不倒他。他总是咬牙坚持，把它挑起来。　　在过去的战争中，许多艰难的时刻，他并不曾想起那副曾累月整年地担在他肩上的土挑子。那些时候，他主要是指挥部队作战。但今天，华北敌后战场党军政民重任落在他身上……毛泽东号召敌后党军政民“咬紧牙关，度过困难”，他觉得这个比喻真是再形象、再真切、再有力不过了。他在向干部、战士、民众的讲话中，不断用这8个字来鼓励大家。　　这时，彭德怀真咬住了牙关。他竭力压住胸中那团对暴敌的怒火，仔细地观察。　　对面山头出现了敌人的影子，参谋人员不得不来催促他，彭德怀站起身来，仍然一言不发，沿着羊肠坡道，走向前面深深的沟底。　　随行人员交换眼色，松了一口气。　　数十里外，在作战转移中的刘伯承师长得到电台报告：“十一号已进至××地”。刘伯承端了端眼镜，嘘了一口气，对身边的人说：“我就是担心彭老总，总是最后才动。”　　彭德怀行动了，刘伯承仍然随时关注着。总部驻在太行，日军差不多每年对太行山区要进行三次大“扫荡”(春季、夏秋季、冬季)，保卫总部是129师的任务。1940年，关家垴战斗刚结束，敌人转攻总部驻地武乡之砖壁。砖壁一面靠山，三面临崖，寨高路陡，险势天成。彭德怀常说砖壁地形好，是个用兵之处，率总部几度进出砖壁。这次日军从两面来袭，向砖壁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被129师陈赓旅和总部特务团火力死死压住。“稳若泰山，矫若游龙”，彭德怀有这个特点，或者说这个脾气。这让大家不能不佩服，又不能不常常提心吊胆，更使他的战友着急万分。这次砖壁战斗，陈赓急得亲自上阵指挥，在电话中催促彭德怀：“彭老总呀!敌人冲上来了，请总部转移。”彭德怀回答陈赓．：“天就要黑了，敌人的攻势已到强弩之末，打炮可能是掩盖它的退却。”约过半小时，前哨果然报告：“敌人开始后撤。”这时，陈赓才松了一口气，佩服彭老总的判断力。五、五月血（2）敌人的“扫荡"是如此频繁。时隔不久，陈赓旅部在武乡韩壁遭敌袭击，旅政治部主任苏精诚在突围时不幸阵亡。素来倜傥不羁的陈赓，痛于战友的牺牲，不敢去见彭德怀。彭德怀也不立即去陈赓处。第二天，彭德怀脸色虽然还很难看，见到陈赓，只沉重地说了一句：“吸取教训!”　　又一次，彭德怀在行军转移中突然去到太岳区沁县长盛村沁县县委驻所，县委书记高扬文大吃一惊，请他快快离开：　　“彭老总呀!现在，这里离敌人的据点只有四五里路了!”　　彭德怀瞪了瞪眼说：“我就是为这个来检查你的工作的!”　　彭德怀确实是为了考察怎样加强接敌区的工作而来的。就是在这里，曾秘密进入敌占区工作的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向他报告敌占区一个村支部提出的建议：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敌人，保护民众。　　在这次2月反“扫荡”中，彭、左一行来到武乡和黎城间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村庄，准备在这里宿营。暮霭沉沉，大家都有些倦乏了。　　“这是什么村呀?”队伍中有人问。　　“小窝铺。”有人回答。　　“……抗来抗去，咱们就剩个小窝铺了!”　　彭德怀回头望望不到20岁的青年战士：“小鬼，莫要悲观啰。别看窝铺小，我们是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口上，迟早要它的命咯!”　　彭德怀的声音很有力，又很温和，扫除了年轻战士的不安。　　彭德怀很清楚，年轻战士的话，反映了一种情绪，一个严重的问题。　　从皖南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八路军在敌后的处境更加困难。根据中央指示，在一个时期中，八路军曾减少对敌人主要交通线的威胁，以期减弱和缓和敌人对根据地的过重压迫。但敌人的军事进攻变本加厉，而自己方面反而滋长了麻痹退缩情绪，在武安、邢台接敌区，彭德怀看到，由于有些干部麻痹退缩，群众产生悲观消极情绪。有的村庄过年大吃大喝，只顾眼前一饱；有的地方吸毒赌博等又有发生。还有人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偷偷兑换伪钞。　　彭德怀走近左权身旁，两人想着同样的心事。　　就在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窝铺里，彭德怀和左权谈到深夜。彭德怀向左权讲出了一个近日来在他脑海里反复出现的看法：“在敌后，和敌人和平相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叫敌人感到处处受威胁，有所顾忌。战则存，不战则亡!”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越是在这个局势下，越要提起全军的高度战斗意志”。左权完全同意彭德怀的看法。　　2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致各兵团首长的命令，要求华北各根据地更密切地协同配合，粉碎敌人对任何一个根据地的“扫荡”。命令要求各地：“采用各种方法——从谣言攻势、政治游击队之积极活动，到小部队向敌袭扰，破路翻车，乘虚袭击据点、城镇，摧毁伪组织和敌伪商业机关，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一直到真正全面地配合作战等，以造成全华北风声鹤唳之势。使敌人顾此失彼，感到处处受威胁，而不敢过多集中兵力对付一隅。”　　八路军总部和各级指挥机关致力于发动全面游击战争来回击敌人，而这时，日军则极力谋划着摧毁八路军首脑机关本身。　　C号作战计划　　坐落在北平清故宫东华门外的翠明庄，青砖楼房，绿色琉璃瓦顶，中西合璧，别具一格。日本华北军司令部选中了这座府第，为其司令长官的官邸。五、五月血（3）在二楼向南的作战厅内，冈村宁次常常俯身在一个巨大的沙盘上出神。　　到1941年，华北的398个县中，已有366个县建立起了傀儡政权。冈村颇得意于自己的战绩。但深究一步，这些政权的实际统治力量，只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方。边远的乡村实际仍在共产党、八路军手中。特别是山西的五台山，太行山脉，河北平原，津浦、平汉铁路的中间地带和山东省中部山岳地带，仍为*根据地的中心。尽管用尽一切手段试图摧毁那里的生存条件，八路军和民众仍然顽强地生存着、抵抗着。　　临窗的大写字台上，摆着冈村手拟的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五号作战——进军西安、消灭延安*”。但这个计划不合他大本营的意图，搁浅了。未得陇，如何望蜀?日本大本营对华北方面军的要求，是对华北实行彻底占领，以充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冈村虽然对大本营的意见还不服气，他也确实知道，只要八路军存在，彻底巩固华北就是一个难于实现的目标。他埋头观察沙盘，在号称皇军占领的华北，满布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有如火山、有如癌瘤，使他心神不宁。1941年，八路军大的军事活动减少了，1942年以来，小的分散的袭击又活跃起来，而且得到居民的广泛支持。日军的小分队、小据点，经常出现被歼的情形。冈村乃下令收集各类被歼的例子来作精细的研究。其中有一个例子使他终生不忘：　　“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队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整齐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而倒，随后送葬者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冈村心中早就不能不承认共产党“长于谍报，足智多谋”，而最为害怕的是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方面赶尽杀绝地制造无人区，一方面竟然训导他的傀儡组织新民会，要它也去“争取民众”，和共产党一较短长。　　冈村确有些风声鹤唳。不久前，专门对付*的情报机关“黄城事务所”送来一份新获得的*北方局刊物，上面刊登着彭德怀的重要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提出，要用两面政策来对付他的自首政策。冈村警惕起来：怪不得最近对冀中“扫荡”时有人出来自首、“维持”，原来是共产党的策略，不能上当。冈村马上下令把出来“维持”的人抓起来杀掉。实际上，两面政策在冀中尚未实行。冈村这一杀，却把一些畏敌、投敌的人杀反了，杀抗日了。冈村老奸巨猾，明知吃亏，表面却不动声色。　　2月，日军在对太行区的“扫荡”中，两次奔袭八路军驻地武军寺，都扑了空。冈村对他的下属——驻山西第一军表示不满和失望，决定亲自来试试身手。　　1942年5月，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退缩的顶点，也是敌后抗战危急的顶点。　　诡计多端的冈村，在经过对八路军战略战术的半年多研究之后，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直接指导制订了一套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计划，其重点是对居于华北心腹地区、号称华北粮仓的冀中区开刀。冈村认为，冀中是太行山八路军的“兵站基地”，摧毁了冀中，就可置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区于死地。五、五月血（4）从4月开始，敌人开始散布假消息、假计划，声东击西。先以万余兵力进攻冀东，再以万余兵力“扫荡”冀南。当冀东冀南吃紧之际，5月1日，日军以5万余兵力对冀中区实行铁壁合围。冈村亲至石门(石家庄)设临时指挥所，坐镇指挥。意在一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在对八路军的作战中，日军最感头痛的是摸不清八路军领导机关的动向。冈村认为百团大战的夜半惊雷，是日军情报系统的奇耻大辱，对于八路军在战役发动前，用什么方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命令传达下去，进行了各种分析猜测。最后，决心从破译八路军的密码入手。“扫荡”冀中前，3月间，日军断断续续破译了冀中军区的密码，掌握了冀中军区司令部的动向。而这时，八路军总部亦已获知敌人即将进攻冀中，进行了准备。到4月26日，八路军突然更换了密码。敌人用各种手段，将冀中首脑机关压缩在小范围内，正图一举而歼之，不料冀中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仍跳出重围。日军欺负八路军没有现代武器和交通工具，利用平原地形，以飞机、大炮、装甲车为掩护，在冀中平原上纵横蹂躏，用封锁线、碉堡据点，将冀中碎割为数千个小块，任意剔抉，屠杀抗日军民，造成村村哭声，户户带孝的人间惨狱。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麻雀战、地雷战，日军铁蹄践踏冀中的田野、村庄，八路军和民众坚持着村村相连、户户相通、处处机关、幻如迷宫的地下长城。日军白天猖狂，八路军和民兵黑夜出击，蔚为战争奇观的地道战警告日寇，要彻底占领华北，征服中国，只能是迷梦!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主力暂向太行转移，八路军各部奉总部命令向华北各交通线发动广泛出击，支援冀中的反“扫荡”作战。冈村在石门以西遥望太行，思忖着八路军的动向。太行群峰巍峨，绵亘南北，指日插天，云拥雾障，如一把把巨剑刺在他的心头。冈村细细琢磨着他那些和八路军已打过数年交道的幕僚的意见：“破坏共产组织，中枢机关乃为至要。”“彻底剿灭*，应尽力逮捕其主要人物”……越想，他的心血上涌，深感这高踞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对他是巨大的威胁。他把注意力转到另一份文件——“C号作战计划”上。对中国古代兵法素有研究的冈村，决意来个“擒贼先擒王”。日本第一军(驻山西)司令部在方面军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C号作战计划”，目标对准了屹立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冈村因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屡次巧妙避开日军*的锋芒”，且“企图扩大其势力”，要求他的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　　第1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费尽心机，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准备，在“C号作战计划”中，制定了一套十分狡猾的办法。具体步骤是：集中第1军所属各兵团主力3万余人，从5月15日开始对太行、太岳进行为时两个多月的作战。第一期“扫荡”沁河河谷太岳385旅驻地；第二期“扫荡”涉县北地区八路军总部驻地，第三期“扫荡”涉县南地区129师驻地。　　岩松从36师团挑选了两个联队，组成两支“挺进杀人队”。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别任队长，各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五、五月血（5）挺进队的分工：益子队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左等；大川队破坏129师师部，刺杀刘、邓等。　　除挺进队外，还组织了特务工作队，专门搜捕抗日军民，剔抉地下组织，收集情报，配属于各作战部队。作战部队使用日军主力，特工队则各以汉奸数十名组成，由日本宪兵军官任队长，全副武装，身着便衣。　　日军对C号作战计划采取严格保密措施。日军人马自带数日粮秣，不许举火做饭；自带雨衣行囊，不许宿村住店。　　为掩饰作战意图，在发动进攻前，日军以部分兵力向正太路和平汉路东发动“扫荡”，转移八路军的视线。　　5月中旬，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长治设立指挥部，搜集了各式便衣，印制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发给挺进队和特工队员。　　其时，*正在太岳区检查工作，发给挺进队的*照片下注明：“在太岳”。可见日军对这一次行动准备之细，期望之大。　　突围　　当冀中军民和日寇展开生死搏斗之际，错综的消息涌向武军寺八路军总部：大批日军在河北、山西间频繁调动；冀中、晋西北均发现敌41师团番号。浓云滚滚，扑朔迷离。　　5月22日夜，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的屋子里透出黯淡的灯光。左权手执半截蜡烛，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　　半个多月来，总部日夜注视着冀中的形势，部署各部在平汉、津浦、正太各线出击，牵制日军后方，减轻日军对冀中的压力。此时，日军的动向，是真的要增兵冀中呢?还是“扫荡”晋察冀呢?还是别有企图呢?……　　他举着蜡烛，沿着日军的行动轨迹深深思索。从太原向和顺方向，从邢台向武安方向，从襄垣到潞城方向，都有日军活动的迹象。他放下蜡烛，对着窗外黑黝黝一排武士般矗立的峰影沉吟。猛然，回身吹熄蜡烛，出门向作战室走去。　　值班参谋报告，敌41师主力从晋西北乘大批汽车，连夜经太原向辽县和顺方向扑来。　　左权转身又来到彭德怀住处，和彭德怀商讨一阵后，决定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外线。总部转驻武军寺南麻田镇东郭家峪，准备反“扫荡”作战，第二天开始行动。　　左权屋里的灯光又闪动起来了。向部队下达命令后，他仔细计划着第二天总部转移的具体事项。　　除了作战科值班人员，左权常常是这个院子里最后休息的人。没有尽头的情报、消息、报告、请示，朝夕不断地流到他的手里，无论是行军作战、驻地休整，他都要无休无止地细细阅读那些写在粗糙的黄色土纸上的文字。为了节约纸张，用土制墨水写的蝇头小字，在油灯下常常很难看清。但他一个字也不能放过。一个数字、一个地名、一个用词，往往都是关系至大的。曾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刘白羽写道：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年仅36岁，学识丰富，久经战阵，身体瘦削，却总是以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效率工作着。总部指挥作战的神经中枢——作战科，只有四五个参谋，要轮流值班通宵守候，接受各方报告和传达总部指令；但对左权来说，他是每时每刻都在值班，以便随时处理军机大事。他还要具体安排从军需供给、军工生产到部队训练、干部学习的种种工作。彭德怀对这位寡言深思、机敏沉毅、文武兼备的战友和助手十分敬重。凡重大军事问题，均与左权共同研究决策。从朱德回延安以后，“彭左”就代替“朱彭”，成为八路军指战员对自己前方最高指挥的亲切称呼。五、五月血（6）有一件事使彭德怀深为不安。左权在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曾被指为在苏联期间有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澄清，使左权因负历史的委曲，不能一展独立指挥之雄才。经过5年的并肩战斗，艰难与共，1942年的春天，彭德怀决然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左权并不知道彭德怀写信之事，他也永远地不会知道了。　　时过午夜，第二天转移的一切问题都考虑到了。左权提起笔来给他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写了一封信。　　为了不影响左权的工作，前年秋天，刘志兰带着襁褓中的女儿，独自回到延安。左权对妻子，在思念中总是带着一些歉意：　　“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实爱莫能助。你当能谅我……”“敌人又开始‘扫荡’了，明天我们就要转移了”。　　左权写完最后的话，在落款下写上5月23日几个字，将信珍重叠好，放在军衣口袋里，然后就寝。　　他注意到，这时已过午夜，是23日的凌晨。　　24日上午，总部在郭家峪得报，日军增兵辽县、和顺。下午陆续得报，武乡、襄垣、潞城日军也增了兵。不出两个小时，各地续报：平汉路方面，武安、涉县、内丘、邢台，敌同时增兵，辽县敌已分路出动。　　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唯有这次，事前没有准确消息。而此时，日军的益子和大川两支挺进杀人队，已于日军出动前，化装成八路军，从潞安(长治)潜入太行区。杀人队昼伏夜动，攀崖附壁，避开村庄、部队。偶尔遭遇，就假报八路军番号，假意帮助群众干活。挺进队虽曾引起根据地军民的怀疑，因伪装巧妙，未受阻挡，深入根据地中心。　　24日夜，北方局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党校、报社2000余人，根据总部命令，分路继续向麻田以东隐蔽转移，准备敌人接近其预定的合围圈时，从敌人的合围缝隙分散突围。这是八路军在敌后总能脱出敌人合击的成功经验。其诀窍在于彭德怀总结的掌握“利害转换线”，即掌握敌人在活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突围行动过早，转不到敌后；突围迟了，敌空隙小，突不出去。突围成功的保证，则在于八路军情报的准确及时，指挥员的沉着决断，队伍成员的勇敢坚定、高度自觉，无论何等艰难，何等危险，突围后都分而能合，散而复聚。　　然而，这一次情况十分不利。敌人的伪装使八路军广泛的群众耳目，一时失灵。　　这天夜里，云幕低垂，星月无光。总部和北方局大批人马，翻山越岭，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摸黑移动。后勤部门包括被服厂等的骡马驮着辎重，一夜只走了20多里。至25日拂晓，总部、北方局和野战政治部与后勤部门的队伍，不约而同进入南艾铺、姚门口、偏城地区。而敌独立第3、第4旅团主力，第1、第8旅团之一部和第36师团主力共万余人，已根据益子挺进队的报告，从四面八方迅速奔进，对该地区构成合围。姚门口、偏城、南艾铺地区，位于山西辽县与河北涉县界上，紧靠太行制高点峻极关西南，大山连绵，方圆不过十余里。一条大岭东西横架于呈南北走向的众山之上，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横岭为辽县、涉县界岭，岭东南一道大沟约十余里，可到南艾铺村，岭西北一道大沟直下数里，通往北艾铺村。五、五月血（7）敌人袭击八路军机关，多在白天，以发挥其武器优势。总部决定上午隐蔽，于25日午后敌合拢前穿隙突围。然而2000余人马，挤在十字岭下，若被敌人发现，施以轰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左权把各路负责人找来，指出这个严重情势。由于人马较多，决定后勤部队单独一路，往东北羊角、黄泽关先走突围，其余听候命令。估计于下午3时达到“利害转换线"，即可分路突围。近中午时分，果然有敌机前来低空侦察。接着敌机数架轮番扫射、轰炸。掩护部队也与地面敌人接火，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　　南艾铺村外，玉茭青青。坡田旁矮树林中，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紧急碰头，身旁作战参谋准备着下达命令。大家都站着，说明情况已间不容发。20分钟后，彭德怀下令开始突围：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出，从和顺、辽县间通过公路转入外线，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围转武安方面。作战参谋分随两路，各携电台联络，由警卫连掩护，各自为战。必要时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冲出去以后再收集。口授命令毕，彭德怀转向左权：“参谋长带电台突围。这里由我指挥。”　　“这里由我来指挥，彭老总你马上突围。”左权的嗓音很低，但语调坚决。这是他第一次，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对彭德怀使用这样近乎命令的口气。　　“参谋长你马上行动。”彭德怀的语气带着商量，也带着命令。　　左权变了语调，他已经十分着急了：“彭老总啊，你不要争了，你是副总司令，你先冲出去，总部跳到圈外，就主动了!”　　刹那沉默，彭德怀翻身上马。　　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身患肺病，体质很弱，彭德怀不放心，勒马回头向左权说了声：“我再去北方局看看。”就骤马下坡，向东驰去。　　左权派通信员追上彭德怀，报告紧急情况：麻田敌数千人东进，已抵近前。彭德怀大声说：“告诉参谋长按预定计划向北突围，北方局尾随司令部跟进!”说完拿出望远镜，发现敌人已进至右侧(东面)高山上不到千米处。回头再看左权，正在左侧千米外的山腹部指挥部队掩护总部机关北进。敌机发现运动部队，开始猛烈轰炸。　　配合飞机的投弹扫射，东面之敌以山炮、机关枪对准十字岭开火，集结在十字岭南及西面的队伍中，有些非战斗人员和后勤单位人员，初次遇到这样激烈的战斗场面，惊慌失措，四下躲避飞机。有的往核桃林里钻，有的往山坡下跳，有的又向山上攀援。敌人狂呼乱叫，疯狂扑来，以为5年中使他们吃过无数苦头、神秘莫测又坚不可摧的八路军总部，马上就要被他们一网打尽，彻底歼灭了。　　飞机轰鸣，炮弹横飞，在敌后抗战这一最惊险、最危急的时刻，一个场面在突围者的眼前出现，永远刻印在他们心中。　　大家看到，在横岭西面的山坡上，一个人纵身上马，后面紧随十余骑向着敌人火力交织的岭头冲去，那宽阔的肩背，娴熟的骑术，正是副总司令彭德怀。敌人注意到了为首那匹枣红马，马上把火力对准了它。警卫员王传和在彭德怀身后拼命地奔赶、呼叫：“11号，下马！11号，下马!”“敌人射击!敌人射击!”彭德怀头也不回，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只见他伏在马背上，一手勒缰，并不顺山势直上，却忽东忽西，在飞机的俯冲和机枪的射击下，纵马跳跃，飞腾向前。五、五月血（8）在正岭东北北方局的队伍里，有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这时因敌人从东面冲来，队伍已经散了。大家在择路奔突中，眼前突然出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许多人屏着气，忘记了自己，只顾看着对面山上枪林弹雨中那匹大红马和那个矫健身影。大家看到他从南艾铺方向冲上十字岭，又沿山路直下北艾铺，把敌人的火力封锁网抛在身后。　　“好了，好了!彭老总冲出去了!”北方局宣传部科长赵守恭喊道。　　“啊!总部有救了!我们能冲出去了!”有人竟欢叫起来，忘记了自身的危险。　　浦安修不知什么时候在半山上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天上、地下，飞机、炮火，一切都好像消失了，眼前只有对面山岭上彭德怀和那匹大红马，像旋风一般，卷着砂尘远去。　　“好了，他冲出去了，总部得救了!”她也在心底喊道。她已经把身上携带的文件、钢笔埋在地里。开始，她向山上爬去。滕代远的妻子林一突然拉住她：“鬼子已经上山了!”她一抬头，几个鬼子打着太阳旗，抡着大刀，正在追着砍人。她俩连忙从高高的田坎上一级一级地跳下去。　　从东面奔袭来的6000敌人接近了十字岭正岭。在正岭西南，突围的人流朝着彭德怀突出的方向，从沟底向岭上涌去。这时大家看到左权披着一件缴获的黄色军大衣，站在半坡上左右指挥着。　　又一幅惊心的历史场面，给亲历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左权站在一道坡坎上，一面扬手向上，一面向人群高喊：“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莫怕飞机，快冲!部队在前面接应大家!”　　惊慌的人群镇定下来了，散乱的人群重新集结，人们互相传告：“左参谋长在指挥呢!”大家跟着左权高喊：“冲啊!冲啊!……”山鸣谷应。　　通信员接连来报告：“11号冲出去了!”“罗(瑞卿)主任冲出去了!”“杨(立三)部长冲出去了!”左权脸露宽慰之色，继续呼喊：“冲啊!胜利是我们的!”　　斜阳映红了十字岭长长的山梁，大部分人员终于突过山口，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一部分总部的人员，也冲到敌人最后一道火力封锁线前，突围胜利了!　　这时，左权发现挑着总部文件箱的人没有跟上，命令警卫员前去寻找。　　一架日机突然转过头来盘旋搜索，扔炸弹、扫射。左权卧倒，发现总部几名女译电员在向树下跑。那里正是敌人扫射的目标。左权站起来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快卧倒!”　　就在大家闻声的瞬间，从南艾铺方向射来的一发炮弹在她们身旁炸开。一块弹片击中左权头部，左权血染青山，壮烈殉国。　　他倒在如巨梁般横架于众山之上的十字岭头，离山脊仅数十步的地方。只消几分钟，翻过这条巨梁，就是安全地带。　　年轻的译电员伏在他的身旁，恸哭悲唤：“参谋长!参谋长!”　　最后的突围者冒着炮火，流着眼泪，将左权的遗体掩藏在十字岭东坡的树丛中，悲泣着翻过山梁，掩护部队同时撤离。　　晚霞消尽，夜幕降临。当南艾铺方面的敌人冲到十字岭时，发现岭上已阒无一人，扑空的敌人心虚起来，在各处山头燃起一堆堆篝火，虚张声势。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　　5月末的延安，天气微热。26日黎明时分，毛泽东从枣园窑洞里走出来，在枣树下站了一会。他双手叉腰，面色冷峻，略露倦容。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入睡了，一直在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五、五月血（9）25日夜，129师报告，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北方局总部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　　在总部被袭的同时，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六旅(实无此番号)，潜入129师师部驻地王堡(黎城县)之会里村。村内空空如也，刘伯承已率师部转移了。前后只差3个小时!日军不甘心，正向刘师转移的方向跟踪追击。　　27日晚，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他不只担心总部的安全，还不能不从最坏处着想：万一总部不保，如何处置。他十分焦急又分外冷静，窑洞内砖砌的地面上，烟头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多。　　东方渐白，刘师来电：总部在遭敌合围后，彭德怀率部由石灰窑西北方向突出，左权在突围中阵亡，罗瑞卿、杨立三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后，再次与敌遭遇。　　毛泽东一手拿着电报，大步向朱德处走去。他看到，朱德刚刚摘下老花镜站起身来，刻着几丝皱纹的眼角挂着泪花。　　左权牺牲，北天折柱，罗、杨安危未卜，两个老战友在无言中交流着深沉的悲痛和不安。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总部就必定在战斗。毛泽东坐下来，提笔蘸墨，起草了一封电报：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如何?望复。　　毛泽东　　朱德27日　　朱德含泪默默看着毛泽东写完最后一个字，点头同意。　　25日，夜未深，一大群日军就龟缩在临时占领的山头。几个士兵在四周持枪巡逻，谁也不敢离驻地稍远。尽管突袭“胜利”，他们还是害怕。只要进入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就害怕。害怕八路军那“每天都要进行”的、“神出鬼没的”、“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尤其是在夜里。　　这时，清漳河畔的小南山村中，夜色里，彭德怀向集合的总部人员讲话。他的周围只有十几个干部和百余名战士。　　“同志们!台坍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这是彭德怀的第一句话。　　他接着说下去：“这是总司令说的。1928年红五军上井冈山，在宁冈和红四军开会师大会，主席台忽然塌了。好多人议论：不吉利，怎么台刚搭起来就塌了呢?这时候，朱总司令稳稳当当地站起来，说：‘同志们，台坍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嘛!’”　　25日夜到27日，彭德怀一面部署部队在敌人的严密搜索下寻找收集失散的突围人员，一面沉痛回想分析这次敌人奔袭得手的原因。　　27日夜，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在小南山村集结。　　牺牲是惨重的。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尚未找到。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刚刚成立的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和全室十余名工作人员牺牲。到前方不久的朝鲜义勇军战士，在敌人合围总部时，坚决请战阻击日军，全部战死疆场，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金白渊，亦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彭德怀站在打麦场上点着名字问：×××，到了吗?×××，到了吗?周围的人一个个回答着。彭德怀手里没有名单，他一个科一个科、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名问下去。　　大家注意到，他唯一漏掉了一个人，没有问到这个人——浦安修，他的妻子的名字。她在山上露宿了两夜才找到总部，因为饥疲过度，倒在一个小屋的炕上昏昏睡去，谁也没有发现她。　　北方局的队伍一开始就被敌冲散了，她那么瘦，一定是牺牲了……大家默默地想，望着彭德怀，心里说不出是难过，还是感动。五、五月血（10）左权和数十名战友的牺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场里场外，有人在落泪、抽泣。　　一声集合号响彻夜空，人们马上振作起来，聚集在打麦场上。　　月光映照下，大家看到彭德怀站在一个石台上，背衬着朦胧的山影，轮廓格外清晰。万籁无声，只有彭德怀那湖南话，重锤铿锵，震人心弦：　　“同志们……为了保卫总部，我们的副参谋长左权同志英勇殉国了!张衡宇同志、何云同志、海凤阁同志……许多战友英勇牺牲了!……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记住总司令的话，台坍了，搭起来再干!”“胜利是我们的!……”　　从宁冈会师后，彭德怀一生中曾在三个历史时刻向他的部属引用朱德的话：“台坍了，搭起来再干!”第一次，是在1929年2月，他率红5军从井冈山突围下山，只剩下283人的时候。随即，他率领这283人奔袭雩都，军威重振。这次，是第二次，第三次则是在6年之后。　　朱德的话扫除了悲观、阴霾，人人都牢记这一天，记住了朱德的这句话，永生不忘。　　总部通信科长海凤阁在突围开始就不幸中弹牺牲。电台也被毁。电台密码是他亲手掩藏的，总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一时中断。到29日，八路军总部方恢复和中央的联络。彭德怀根据几天的亲历和所获情报，向中央和各战略区报告了敌人奔袭总部采用的新战术，同时部署八路军各部在外线广泛出击，命太岳部队袭击长治机场，太岳部队在悲痛中奋勇出击，击毁敌机3架。　　罗瑞卿、杨立三从南艾铺向东南转移后连遭敌合击，在129师接应下，终于冲出重围，与总部北方局会合。　　分而能合，散而能聚。台没有坍，暂时被拆散，马上又搭起来了。　　自平江起义以来，16年的革命战争，无数的流血牺牲，亲密的战友一个一个在彭德怀身旁倒下。　　1930年他率红5军攻打安福未克，5军参谋长刘之志，3纵队队长贺国忠和好几个一同起义的班、排、连长阵亡。撤退之后，彭德怀坐在路旁石头上，为死去的战友痛哭失声。那时他不过32岁，刘、贺等还不满30岁。　　1934年长征中，红军第二次打遵义，3军团参谋长邓萍在侦察敌阵时中弹牺牲，他在战友遗体前肃立，泪如雨下，励师攻城，再克遵义。　　这一次，左权和许多优秀干部牺牲，他没有掉泪。极端残酷的敌人，极端残酷的战争，使他必须忍住自己的眼泪。左权是为保卫总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能够告慰于烈士的，是总部和北方局仍然屹立，仍然指挥着半个中国战场上的战斗。他对左权的怀念，在以后他对左权的妻子和女儿的长期关怀(直到“*”他失去自由)中，深深地体现出来。　　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历时30余日，终未达到摧毁太岳、太行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的目的。　　没有谁比彭德怀更深切、更痛心地感到左权牺牲的损失。一个多月以来，每当要做出一项重要的决策，处置一个重要的问题，彭德怀就痛切地感到；在解决日常不断的具体事项时，彭德怀也痛切地感到。战友已流尽鲜血，留下永生的怀念，谁来弥补他的空缺呢?　　在彭德怀案头摆着一份电报，短短两行字，使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不必要。　　彭德怀已经把这份电报看过许多遍。当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因天旱而显干萎的榆树枝叶时，他又在心里把这份电报默默回想了几遍。五、五月血（11）这是7月14日北方局书记*从延安发来的。看来老战友*有些着急，询问彭德怀：“中央曾有一电，提出前总机关转移晋西北的问题，征求你的意见，收到否?你的意见如何?请复。”　　彭德怀虽然没有收到中央的电报，但中央提出总部转移晋西北，无疑是考虑敌后的困难局势，顾虑总部的安全。他没有想错。中央的原电是：　　德怀同志：　　关于总部移晋西北及北局组织问题，我们有下列意见：　　(一)今明两年内，敌后斗争将异常残酷，我们要更善于熬过困难才能避免极大的损失与牺牲。敌人“扫荡”多注意摧毁主要首脑机关。此次袭击，左权阵亡就是极大的教训。且在一个狭小区域内，首脑机关摆得过多，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认为总部有移晋西北之必要。不仅安全而且在等待时机中还可来往延安，多作研究商讨工作，准备迎接更大局面。此种移动并未脱离敌后，对外是有理由说明。如不移动而受损失，则影响甚坏。　　（二）总部移西北后，北方局取消，以北局现有机构（除病弱者回延安外)成立太行分局，以小平为书记，再在冀鲁豫边区照胡服建议成立分局，以瑞卿为书记，华北各分局直属中央，以上意见请加考虑，电复。　　中央书记处　　7月3日　　总部和北方局被袭，左权和多名重要负责干部牺牲，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彭德怀痛心反省，总结教训：对敌人在战术上的高度灵活变化估计不足；5月以来，总部集中注意于敌对冀中的空前残酷的“扫荡”，对敌人同时发动对太行区的突袭警惕不够；总部、北方局机构与年俱增，非武装人员过多；根据地边沿民众发动不充分，*建政与减租减息工作不落实不充分……　　彭德怀向中央如实报告华北敌后特别是河北平原的严重形势。在6月15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敌后战争空前紧张，平原根据地之主要地区已变为游击区。军事力量与地方干部严重损耗。”“山岳地带根据地在敌‘蚕食’、‘三光’政策的‘扫荡’摧毁下，有重大部分的紧缩”。但同时，反蚕食斗争、武工队工作亦在有成效地开展：“这种积极防御政策，近两月在太行已取得显著成绩，太岳区基本停止了飞速紧缩的现象。这表明敌后斗争坚持到胜利的可能。但力量削弱，根据地紧缩也不可避免。”为应付严重环境，他向中央建议野政与北局机关合并，同时提出：“北局直属单位过多，我个人兼职过多，能力固不胜任，精力亦难持久，如在严重环境发生意外，即会领导脱节，使工作受到损失。”　　彭德怀向中央提出三个来前方工作的人选：文韬武略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红军和八路军的英才、刚从苏联养伤回国、也恰恰是36岁的*；党性坚强、熟悉敌后情况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滕代远，等候中央的答复。　　总部被袭后，刘少奇从中原返延安路过华北，根据沿途了解的情况，对华北的群众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认为华北的群众发动不够，减租减息不彻底，在敌占区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抗日工作的村政权不应叫两面政权，而是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的结合。尽管他们之间对工作估计和对两面政权的提法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争论很激烈；原则上，彭德怀接受了刘少奇的批评，决心以总部所在的麻田为点，深入开展减租减息，使广大贫苦农民经济状况得到实际的改善，把根据地建立在更坚实的群众基础上。五、五月血（12）彭德怀从各方面考虑怎样扭转局面，怎样战胜敌人，唯独没有考虑总部后撤的问题。　　中央郑重地提出总部迁晋西北，又十分郑重地征求他的意见。他必须排除一切感情因素，完全冷静地估计形势、权衡利害，对这个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答复。　　“谁能熬过最后5分钟，谁就能取得胜利”，这是延安《解放日报》评论中的一句话，他深信最黑暗的一刻即将过去。尽管敌人猖狂益甚，敌后的斗争正在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深入，转机就要到来。　　“我们不能在最后5分钟下火线”，彭德怀熬红了眼，对总部参谋说。尽管这是多么漫长的、艰难的5分钟。　　15日晚，彭德怀经过一昼夜的深思，提笔向毛泽东表明他的看法。但他没有马上将意见发出，他唯恐自己率尔定见，对中央的意图有领会欠周之处。他把写好的答复放置案头，直到此起彼和的鸡啼打破长夜的寂静，方才解衣就寝。　　在延安枣园，朱德、毛泽东等人一直等着彭德怀的回电以定大局。毛泽东十分着急，和朱德、王稼祥研究一阵，15日再电催问。同时答复关于代替左权的人选问题：“林病仍重，不能工作，叶不能离开军委。”总部参谋长“以滕为宜”。　　16日晨，毛泽东收到彭德怀详细陈述关于总部问题的复电：　　毛主席：　　14日尚昆电述中央意见，集总移晋西北(中央之原电尚未收到)。我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1．如果集总减裁，大多数工作人员(北局野政在内)只能就地分配工作，华北各军区、师直受中央军委指挥，此间提议成立党的分局，领导太行、太岳、中条、冀南、冀鲁豫边五个区党委，我即率少数工作人员化装回延。　　2．如对外及实际还须保留集总，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我认为仍在晋东南为宜，其理由：　　(1)华北山区最大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根据地，从其地位(较之五台山偏僻，对敌威胁较小)、地形、物资等条件来看，将形成坚持华北主要重心。太行各种建设工作，除中条、岳南尚在开辟时期外，虽次于晋察冀边，但较其他区先进，北局集总可利用此地经验，帮助其他地区。　　(2)冀鲁豫区、中条山领导均较弱，须具体帮助者甚多，特别冀鲁豫区环境甚为复杂，杨、苏、张三同志年轻，实难掌握全局。此间与冀南及冀鲁豫秘密交通甚顺利，干部化装来往亦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也快，在军事上的反映也较晋西北快。　　(3)开封、新乡、济南、太原、临汾、石家庄伪政权工作在建立与开展中，总部移晋西北对于工作有损失。　　(4)夏季夜间短，不到10时须通过祁(县)、太(谷)、文水数道封锁线，行程130余里纵深，又系北局、野政等机关，事实上很困难，且当敌后局势艰难时期，总部撤走不无某些影响。　　3．机关正在缩小中，总部各科、情报处调查研究室共约350人(通信警卫排在内)，加上野政、北局各约80人，全部共约500人(两个警卫连在外)，较前减少2／3，今后行动轻便小心，想可避免损失，上次损失主要是骡马多，各地后方机关不期而合，被敌飞机发现，终日轰炸。对敌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阅后请转中央书记处及朱总、稼祥、尚昆诸同志研究，应如何处理办(盼)复。　　彭德怀　　7月16日　　中央书记处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同时，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8月29日，滕代远到麻田就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彭德怀紧紧握住老战友的手：　　“老兄，你可来了!”　　“我来这里，就吃不成凉粉啰!”滕代远笑道。　　彭德怀：“哈哈……那我也不用喝石灰水了!”　　两个老战友打起了隐语。浦安修的回忆帮助大家弄懂了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发生在1940年7月的一天。深夜，彭德怀在总部得到急报：抗大总校校长滕代远病危。彭德怀扬鞭策马，在太行山路疾驰60里，赶到西井镇，滕代远得总部卫生部长钱信忠的抢救已经脱险。述说病由，系吃凉粉和桃子染上了赤痢。彭德怀守候到晚上，见滕病确已转危为安，放心了，俯身对滕代远笑道：“以后给你画一碗凉粉和两个桃子挂在屋里，再不许吃了!”转身出门，连夜返总部。　　行至半途，彭德怀胃病突然发作，剧痛不止。荒郊野店，无医无药，急坏了随行警卫和与他同行返北方局的浦安修。彭德怀说，不要紧，有办法。让他们去近处人家找来一点石灰，澄水喝了一碗，果然止住了疼。上马催行，回到总部，天色刚明，又全神贯注地研究起破袭正太路的计划来。　　事隔两年，两个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1930年在红三军团依依分手的老战友，在民族艰危的1942年之秋，又一起并肩作战了。　　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一个没有吃凉粉，一个没有喝石灰水，却共同吃了树叶和野菜。　　左权的血没有白流，八路军总部仍然雄立于敌后，雄立于太行。死者血沃青山，生者继续战斗，太行山竖起不朽的历史丰碑。　　六、大将理财（1）“怕你骂娘嘛!”　　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分工负责军事，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45万兵员之数，由国民政府每月拨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为节约军费，八路军出师之始，从士兵到总司令朱德，每人每月只发2至5元的津贴费。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对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总是或拖或否。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就常因经费不继而受困窘。1938年1月，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已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数日后，朱、彭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目前经费已极困难，特别新兵服装问题，不易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产生了朱德那首感人肺腑、在大后方传颂一时的诗《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　　经费如此困难，彭德怀掌管全军经费的分配使用，铁面无私。在他的主持下，1938年1月，全军首次规定了统一的供给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斗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盐3钱、肉3钱(按16两秤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5．6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士兵1元。全军之首、年高德劭的朱德，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规定标准后，2月份，115师直属部队单位和343旅开支稍大，3月12日就受到总部的查问。朱德、彭德怀给115师首长的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一、山西我军已达90000人，每月经费仅30万元；二、一二○师已达32000人，每月经费仅8万元；三、你师直及三四三旅，不足12000人，在一个月内已用去10万元，请你们设想经费如何开支?四、3月份仅能给你们3万元……”朱、彭在电报中要求115师彻底检查该师供给工作，还要将检查结果交给即请赴太行的北方局书记*带给总部。　　实际上，受到批评的115师直及343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之半数。　　在八路军的机关里，有一些小勤务员担任杂务，这些小兵多是坚决跟八路军走出来的贫苦少年，被亲切地称为“小鬼”。随着部队的扩大，机关的“小鬼”也增加了，连队也设了勤务员。彭德怀下部队，听说“小鬼”不安心干杂务，要求到班排，上前线。他支持“小鬼”，批评道：“连队也搞起了勤务员，这就是浪费!”但是，他也不让这些“小鬼”上前线。在和朱德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39年2月14日，朱、彭正式下达命令，取消八路军各级首长的特务员和连队中的勤务员制，各机关禁止用17岁以下的勤务人员，命令将抽出的青少年组织成青年教导队或青年学校，培养他们做儿童工作或卫生工作。　　1939年3月，由于根据地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5月，每人只发给津贴费1元。5月30日，彭德怀在晋东南纪念“五卅”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挥动右臂，放开洪钟大嗓，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津贴费1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这个特殊我们永远保持!”与会各界代表，莫不为之动容。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六、大将理财（2）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也同样最大限度地节省着民力、财力。彭德怀在为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中特别提到：“晋察冀边区县政府，从县长、审判官以至伙夫、勤务员，不过50余人，月用经费800多元，其中县长零用费(无工资相当于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　　彭德怀在讲话中常提到朱德，对比他年长10岁、艰苦卓绝的总司令由衷敬佩。面容温和、性格宽厚的朱德，和面带威严、性格刚毅的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他们或在一起阅读电报文件，或在一起研讨军情，或在崎岖的太行山道上驱驰，有时又为节约马力而一起爬山越岭，总部人员称之为“慈总严副”。“慈总严副”，实为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和弦。　　彭德怀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做了好菜好饭，也没有人敢给他端去。彭德怀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痛恨贪污浪费。有的干部说，我也不贪污，不过多吃多享受一些罢了。彭德怀在干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观念是“流氓观点”、“流氓意识”。　　有人把彭德怀当成秉性苦行，这当然是误解。刘伯承、*做的四川菜，他最喜欢吃。刘、邓请他吃豆花饭，他总是欣然前往。一次，彭德怀去陈赓386旅驻地，陈赓等人正凑钱吃肉。干部怕挨骂，不敢去叫彭德怀，偏偏又叫彭德怀遇上了。正紧张中，彭德怀指着陈赓问：“好啊，你陈赓偷偷吃肉不叫我!”陈赓边吃边笑：“人家说彭老总见着肉就要骂娘，怕你骂娘嘛!”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又骂起来：“哪个狗娘养的，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　　在彭德怀漫长的戎马生涯中，这种场合是太少了。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诫干部：“谁个不愿吃好的呢，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在吃糠!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同志们，一定要了解，一粒米，一文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换来的啊!”　　“老百姓真苦啊!”　　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短缺，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店，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给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没饭吃，送点子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药，叫医生或卫生员去看看——彭德怀已经替他们查访过了。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南底水村住过一段时间。在村北一所低矮的农舍里，住着一个王老汉。一天，王老汉遇到一名八路军战士和他拉家常。谈到日子光景，王老汉对这个朴实可亲的八路军说：“不怕老总(对大兵的称呼)笑话，俺今年50多岁，还是在民国元年时吃过一次肉呢!”老汉叹了一口气，“唉，有27年没吃过肉了!”　　“那次是怎么吃上肉的呢?”八路军战士真诚关切地问。　　“那年，是我和人抬轿，送一位老爷去上任，抬到黄河边，老爷就要上船过河了，说，看你们抬了几天轿辛苦，赏几斤肉给你们吃。打那以来，就没有尝过肉的味道。”　　王老汉不知道，他的这番家常，是怎样震动了饱经困苦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后，彭德怀和总部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啊，我们要多多关心人民的生活。”六、大将理财（3）“中国老百姓生活真是苦啊”，这一声叹息，贯穿在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财经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没收地主官绅的财产可充军费；平分土地和地主阶级的浮财，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迅速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产积极性。进入抗日战争，实行抗日统一战线，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央向全国宣言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是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汉奸财产。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开始时，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寇劫掠、国民党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月军饷只有61万元。在国民党当局限共*的政策下，国民政府军政部不但不增加军饷。反而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根据延安*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账，找到了答案。这笔账是：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约需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要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　　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的3％之数。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末，*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采用彭德怀这一方案，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六、大将理财（4）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贫苦农民真正享受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推行。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的口号，却在*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具体实现。　　经济战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敌后军民的反封锁，敌人对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敌后军民的反掠夺，构成了一场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斗争是从货币战、贸易战开始的。彭德怀在挂帅经济工作之初，并没有想到他要学会做生意。　　一接触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彭德怀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各类杂钞纸质低劣，有的发行人已经远走他乡，信用不保，群众不敢使用。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乘机打入市场。日寇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国民党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严重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1939年2月又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也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给前方派去曹菊如等人。当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地一些人的不了解，为什么不用法币而要自己另发行本位币?彭德怀说，这是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而决定的。因为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个人的法币可向银行兑换不受损失；而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的法币，我们手里的外汇就不会丧失。在根据地内只许单一的本位币流通，我们就可严格控制发行数，平稳物价；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利贷款，以扶植根据地的经济。　　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经济看，发行本位币是成功之举，也是形势必需。经过多方研究，彭德怀提出，把冀钞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之数。1942年后，敌人展开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又提出统制粮食，使粮食这一农村中的主要商品、战争中的主要物资，成为冀钞的有力准备，巩固了冀钞的币值，形成了独特的以粮食为本位的币制，使冀钞长期保持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他区所不及。冀南币币值亦高。太行山物价上涨指数，始终低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与国民党政府区和敌占区物价的飞腾，适成鲜明的对照。　　日军在华北占领着城市和交通线，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条件。八路军控制了广大农村，掌握着物产资源。根据地为军需民用，不能不设法到敌占区城市去采购必需的工业品，农村土产也要运到城市市场去销售获得资金。但敌人自从速战速决美梦破灭，就转而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加强了对华北的开发性掠夺，以后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厉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内工业品价格暴涨，敌占区可以用少量工业品换取山区廉价的土产。敌人还利用群众怕“扫荡”损失物资的心理，在收获期间，压价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损害根据地的资源。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持久的贸易战。 电子书 分享网站六、大将理财（5）早在1938年秋，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和戎子和领导的第五行政专署，首先设立了贸易统制局，征收出入口税，公布禁止出入口的物资，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肯定了三、五专署的做法。但他认为，对统制贸易的认识不能简单化，不能把统制理解为关闭政策——只要敌人要的就不许出，抗战不需要的就不许入。这样做，断绝了华北地区间传统的资源与市场，会严重损害人民的生计。他举例说，过去曾因蛋清、蛋黄是工业原料，就不许出口，结果打击了群众的养鸡业；有的地方怕生铁被敌人吞并而忽视铁业生产，又使河北平原和西北各省民用铁器缺乏，等等。这都是要重新考虑的做法。　　在根据地内，曾以合作社经济取代传统商业，来收购土产与城市进行交换，经过一段实践，这种做法也出现了问题：排斥商人活动，本意是要减少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结果合作社成了官办，不能深入山区村户组织土产出口，进口的货物也多系机关部队的需要，反而助长了走私活动，苦了农民；走私活动还助长了奢侈品的入口。　　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彭德怀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并制定了一套原则：出入口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利小者课以轻税；对敌我均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可收较重之税；对敌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重税50％～100％，直到禁止入口。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取消苛捐杂税，允许自由经营。但坚决反对一切利敌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黑市活动等。　　彭德怀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指挥这一场对敌贸易战的指导思想：通过统制贸易，用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有效结合，组织物资去冲破敌人的封锁，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夏，彭德怀在回顾太行区5年来贸易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敌占区人民亦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群众和敌占区完全断绝来往，是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敌占区只是某一段时期为敌暂时占领，这不可能根本改变华北各地区经济的历史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通过贸易战，有计划地组织对我有利的物资交流，维护群众的经济利益，去发动群众来反对敌人的经济掠夺，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政策。他反对关门建设和以封锁对封锁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造成的根据地财富的损失，比人们容易见得到的敌人“扫荡”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得多。　　从这一经济战指导方针中，人们可以看到彭德怀一贯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压倒敌人的气概，制敌而不制于敌的积极作战精神和精细求实、机动灵活的指挥。　　人们很难想象叱咤风云、决战疆场的彭大将军，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建设根据地的经济，付出了多大心血。1937年秋，彭德怀往来于同蒲、正太、平汉各线，跋涉于恒山、太行山之间，他的目光就不限于战场。他留意到，民众在日寇长驱直入肆意劫掠下，将手中物资纷纷拍卖，换取现金逃难；富商大贾先将存货转至山区乡村，见政府军不断撤退，又争相抛售，因而山区物价反低于战前，而山区乡镇货源，也反较战前丰盛。及至12月彭德怀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又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分钱一斤，一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德怀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军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六、大将理财（6）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德怀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来收购粮棉。其后，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用。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买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出掠粮。朱、彭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处的山内公路销毁。　　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不致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以后日军回师华北，在对抗日根据地的反复“扫荡”中，不但烧毁房屋，挖掘民窖，更有计划地搜寻、破坏八路军的设备和物资，然而，山高石乱，路断草迷，已令暴敌无踪迹可寻了。　　从现存的电稿中，可以看到经济问题是怎样牵系着彭德怀。1939年2月，彭德怀为解决摩擦问题赴河北。24日晚，由陈赓部护送，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进入冀南。就在中央和总部都在等候他安全通过封锁线的消息之际，就在同行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提心吊胆之际，彭德怀却利用行程上的时间筹划着一件事。进入安全地带，他就报告延安和总部：估计4月份敌将大举进攻长治，须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提前春耕，免受损失。又建议组织医院、学校、工厂、机关人员利用时间开荒。他计算可能增产瓜菜15万担(150万斤)，马料50万斤。如此，在困难时不发马料、菜金，亦能坚持战局。　　3月，彭德怀在从冀南返总部途中，又将他反复考虑的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一、在年内组织50万军队轮训，改善装备；二、利用晋东南地形复杂，煤铁硫矿丰富等条件建设军事工业；三、加强抗大分校培养干部；四、筹设冀南银行。　　同年10月，国民党军事*迫在眉睫，彭德怀赴陕与阎锡山会晤，沿途部署应付突然事变，仍不忘了解经济形势。他发现各地物资紧张，即电总部“在同蒲路东速购粮盐100万斤，棉花50万斤”，并催促根据地“筹办织布、纺纱、肥皂、牙粉等生活必需品工厂，要克服一切困难开工”。在洛阳和西安，他独自跑上街去观察市面，打听商情，警卫人员着急万分，四下寻找。他已对政府区物资匮乏的严重形势有了更深的感受，当即向朱德、*报告情况，请总部加强敌后经济建设、军事工业和物资储备，“万不可轻视”。　　旅途，行军，是彭德怀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过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如何，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一一记在心中。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德怀说他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　　有人曾问和他共事最久的*：朱老总休息的时候喜欢打篮球，陈老总喜欢下围棋，彭老总喜欢什么呢?*仔细回想，最后是摇摇头，笑答：“喜欢想问题。”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在古代的战争中流传过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其严酷，其紧张，任何人也难于在谈笑间看强虏灰飞烟灭。在八路军总部简陋的球场上，彭德怀有时也上场和大家一起抢球投篮，或站在一旁拍手观看，为人助威。在树荫下，彭德怀也喜欢和人下下棋。但更多的时候，即使饭后休息时间，在工作人员的欢声笑语中，彭德怀仍在他屋内临窗的条桌前，端坐着看书，看电报、资料，或在院子内外来回踱步，惯常是背叉着手，略略低头，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行军中也常常如此。有时，一边走着，一边双手微张，手指向外轻轻摆动。每当此时，工作人员就知道，在他的脑子里又有了某些重大问题，使他进入紧张的思索，谁也不去打扰他。八路军总部的重大决策，常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形成的。　　七、心碑（1）生死粮食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1942年的5月，抗日志士的鲜血染红了华北原野，然而没有鲜花掩盖。从1941年秋季以来，太行地区少雨少雪，一场持续的干旱无情地袭击了华北。枯焦的庄稼，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给刚刚有了转机的敌后战场笼罩上一层阴影。　　抗战已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学会了怎样在战争中生存。敌人发动“扫荡”，情报会通过各种抗日组织传到每个村庄、家庭。大家迅速埋藏好物资，设下地雷，布下暗哨。然后，民兵配合部队打击敌人，老弱妇孺上山。生于斯，长于斯，太行山的一峰一壑，群众都是熟悉的，不愁藏身无所。敌人兵力有限，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仍然不得不撤走。房屋被烧了，窑洞还在；门窗被毁了，用草帘遮风。只要土地上长出庄稼，群众就能守住家园。　　但是，干旱却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三五年一旱，本来就缺水的山区，历史上一次次灾荒，留下悲惨的记载和回忆。清末光绪年间，辽州大旱，民众饿毙、逃亡，“所存凋残遗黎，仅有平时三分之一”，连吏役也“因饥馑逃亡无踪”。“可叹荒年人尽死”，“道途横尸也连绵”，“破宅伤心尽断烟”，“家家扶得饿人归”……这是当年文人笔下的哀叹。　　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举行纪念大会，追悼左权和其他在5月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　　漳河水只剩下潺潺细流，宽阔的河滩做了会场，白底墨染的巨幅烈士画像，从左权开始，一个接一个，悬挂在岸壁，令生存者悲愤填胸。这是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布置的。有的烈士没有留下照片，彭德怀对画像的人说：“没有照片，就找熟悉他们的同志，按大家的回忆来画。从井冈山以来，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他们都很年轻，好多人就没有照过像。”沉默片刻，又说：“等到胜利以后，我们给他们都画上个像，好纪念他们。”　　彭德怀在追悼会上讲完话，默默地注视着那排遗像。从与他并肩五载、最熟悉的战友左权开始，在每一幅像前肃立片刻。他习惯地背着手，缓缓移步。在他的身后，“为左权参谋长复仇”、“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唯有胜利能告慰死者。无论敌人“扫荡”、奔袭、蚕食、封锁多么厉害，都摧毁不了根据地。但孤悬敌后的农村，能不能熬过灾荒呢?在河南省，严重的干旱加上贪财的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搜刮，已是赤地千里，上百万人开始逃亡，涌向收成较好的陕西。彭德怀沉入思索中，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变激昂的口号为实际行动。　　会终人散，漳河滩复归阒寂。深夜，彭德怀还在翻阅着大叠的情报。一个月前，他曾下令部队帮助挑水抢种，但许多地方已经无水可挑。彭德怀提笔向延安毛泽东、朱德报告旱情。对党中央，他毫不掩饰自己无限焦灼的心情：“太行山、太岳、冀南均大旱，至今未下雨。不仅秋苗未种，且许多地方饮水亦甚缺乏，人心惶惶，粮价大涨，前途不堪……”　　灾荒使敌人更加残酷。1942年秋，敌人计划在面临饥饿的华北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从10月开始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以夺取粮食为重要内容。敌人在其占领区内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则是*裸地毁割庄稼，抢劫粮食。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问题。”“目前(敌)在太行山‘扫荡’中，表现最毒辣者为抢粮、捕壮丁、赶牲口、杀弱小”。“华北相当普遍的旱灾，冀鲁豫、冀南均很严重，秋收不及平常的四分之一。太行山五、六两分区武安、邢台、磁县地区尤为严重，有30万人无法维持”。“武乡、襄垣、黎城及太岳较好，秋收有六七成，但敌却在该区反复‘扫荡’与抢掠”。七、心碑（2）华北敌我之间一场殊死的战役——粮食争夺战，在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全面展开。　　1942年秋，在太行区召开的贸易工作会议上，彭德怀向到会者指出了与敌人争夺粮食的严重性：“今天，谁有了粮食，就会胜利。”　　彭德怀分析，尽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敌寇的残暴统治，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掠夺，驱使群众背井离乡，致人力缺乏，生产情绪降低，乃是造成饥馑的最重要原因。”　　他号召军民奋起，不仅要保护根据地的粮食不叫敌人抢去，还要打击敌人在占领区的掠粮行动，保护敌占区的人民。　　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都在紧张地研究着粮食问题。保卫粮食成为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头等大事。　　到岁末年初之际，总部所在的太行地区，灾情虽然十分严重，救灾保粮的斗争已取得积极的成果。彭德怀给朱德和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太行区农业和财政状况的报告，这是敌后军民给中央送上的一份最厚重的新年献礼。彭德怀在报告中写道：“1943年65000军政民脱产者以及约5000退伍、残废军人之粮食已得到解决。”　　1942年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总部根据情报仔细研究这一局势，最后彭德怀下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大量购进粮食，组织灾*到平汉路东缺粮区售出。这原是历史上华北物资流通的一个自然渠道，为群众所熟悉，西进东出可得高一倍的价钱。八路军收回成本尚可净赚一半。以其2／3救灾，1／3归公，军民两利。抬高西面粮价收进，帮助了产粮区农民；向东部出售，也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受打击的是日寇。原计划收进18万石，实际收进了21万石，向东卖出12万石，为太行山根据地增进了9万石——2300万斤粮食。　　敌人发现八路军的收粮活动，慌忙提高西部地区粮价以图破坏。但敌人晚了一步，八路军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已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　　这一年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取得传奇式的胜利，彭德怀对此曾作了生动的叙述：　　“1942年，敌拟在华北征粮2000万石，而我们则要征收抗日公粮。很多村庄，在敌开始征粮前便先发制人，向敌呈报灾荒，请求豁免，收到若干效果。以后，武装部队出动活动，使人民有所借口，向敌报告征粮损失，拖延时日。最后，当敌催索日紧，乃少送一点作为应付，而又收买经手人，防止挑剔。同时，征集抗日公粮，买通伪军，偷送到根据地；或伪称给敌运粮，车载担挑，由我预置部队，半途‘劫’运。事后，各村向敌报告哭诉，而又夸大八路军兵力，防敌出来追击。如此曲折斗争，结果，1942年敌在华北的抢粮计划基本上破产，而我公粮征集，则大体完成。”敌人1942年征粮计划实际完成不到1／10。而我方公粮计划只及敌征粮计划的5％。敌占区人民通过斗争减轻了负担，从交粮利敌变为交粮抗日。　　背水一战　　1943年3月，太行山区打退了敌人又一次年关“扫荡”，春回大地。　　在根据地内，开展一冬的垦荒、救灾、修渠筑堰、减租减息，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可寒冷的华北，还要苦撑到夏收，新粮方能入口。一方面春耕劳作，一方面青黄不接，缺粮的人家开始撸树叶、挖野菜。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附近村庄，也常常可以看到提筐挖菜的妇女和孩子。这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半年糠菜半年粮”，历史上，中国贫苦农民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七、心碑（3）彭德怀从人们的脸上看到了日重一日的菜色。从小就饱尝饥寒之苦的彭德怀，对此似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还是在1940年的冬天，总部从武乡砖壁迁驻辽县武军寺村不久，彭德怀向做妇女工作的妻子浦安修提了一个问题：“你看这里的人和王家峪的人在气色上有什么不同?”浦安修摇摇头。“这里的人脸色比砖壁、王家峪的要差些。这里的人脸发黄。武乡的大人孩子，脸孔都要红润一些。”彭德怀自问自答。　　“怎么回事呢?”浦安修细想一下，果然是的。　　“你做群众工作，我正要请教你呢!”彭德怀认真说下去，“我想这和吃饭的习惯有关，武乡人种豆，米汤里、盒子饭里喜欢放点豆。黄豆养分好，人的体质就好一些。辽县群众吃糠炒面，用柿子一和，营养太差了!我看可以提倡群众种点豆”。　　这一次，彭德怀的观察也没有错。　　傍晚时分，彭德怀常在总部院外散步、眺望。前面，麻田镇一片灰黑色的屋顶照例是烟气氤氲。在观察战场时不会放松任何细节的彭德怀注意到，几天来，有的人家屋顶冷冷清清的。这说明，没有晚炊。　　他想起了乌石，他的家乡。那是许多年前，每当家中无米下锅，幼年的彭德怀就坐在破屋的门坎上，忍着饿，痴痴地看别人家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彭德怀心中一动，信步向村内走去，走到村党支部锄奸委员会赵小泉家。　　赵家刚刚升火。彭德怀顺手揭开锅盖，却是一锅野菜。他低头走了。　　1943年春，从敌占区和国民党区涌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已达25万人，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敌人乘机派汉奸混入根据地活动，甚至用食物引诱少年儿童收集情报。社会上出现各种流言，“天旱是因为八路军不信鬼神”，“天旱是因为彭德怀压住了龙脉”。村庄里又搭起了神棚，烧香拜佛，请龙王。有的干部也悲观失望，对抗战前途信心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