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全传作者:彭德怀传记组横刀立马的一代忠帅：彭德怀全传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前言（1）何定　　一百一十年前，公元1898年10月24日，湖南省湘潭县高耸的乌石峰下，从一问茅舍里传出了新生儿的呱呱啼声，这啼声给已单传两代的彭姓贫苦农家带来了希望。　　然而，等待这个新生儿的命运是，8岁时母亲染疾去世，父亲久病卧床，幼弟啼饥号寒，祖母扶杖乞讨，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辍学去打柴、放牛、下煤窑做：苦工。　　15岁那年，湘潭大旱饥馑，他参加饥民的“闹粜”被官府追缉。年少的他，带着对童年苦难的回忆和为贫苦人寻出路的朦胧意识，告别乌石，远走他乡。　　这次出走，走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彪炳千秋的人物——彭德怀。　　年不满18岁，他投身湘军，当了一名二等兵。以战功从代班长、班长、代排长、排长、代连长、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升任湘军劲旅独立第5师的第1团团长，跨过了行伍阶梯中的每一级。他已经崭露头角，本可继续沿着这个阶梯上攀。　　但这不是他的人生追求。和那个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他在湘军中苦苦寻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他惩杀恶霸，组织救贫会，搞士兵自治，终是前程茫茫。　　1928年，年届30，他找到了共产党，顿见曙光。同年7月，他在驻地湖南平江城毅然率部暴动，创立红5军，奔赴井冈山，自动接受朱德、毛泽东的指挥，开始了生命的新征程。　　他在湘军中素以骁勇著称，但只是从这时起，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为天下受苦人谋幸福的崇高理想，有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才使他焕发出非凡的胆略和才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立下了赫赫战功。　　从1928年到1953年，25年中，他22年身在前敌，从苏区驰骋，长征开路的任红3军团长；到辟地千里、开拓陕甘宁的西征军司令；到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到临危受命以2万之众抗击国民党20万大军，保卫党中央、解放西北5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到再次临危受命，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恢复朝鲜半岛和平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委、司令。他参加和指挥的战役战斗数百次，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民族战争和出国作战的每一个战争阶段，成为国际知名的军事家。　　他成为巾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名列朱德总司令之后。　　1953年，他终于结束丫长达38年的军旅生涯，他渴望解甲从农，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余，卜。但他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长，又为建立现代国防，保卫祖国的建设呕心历血，万里奔走，他为新中国的欣欣向荣而兴奋。　　1959年，他在外出巡视巾看到了被扭曲的共产主义一狂热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酿成的巨大灾难，饥饿在祖国大地蔓延，他震傈了。他满怀忧虑，在当年7月*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给头脑并未真正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陈盲目冒进造成的危害。旬日之间，他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从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在接踵而来的“阶级斗争”和“*”中，他的“罪行”不断升级，从“投机革命”、“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到“里通外国”。　　时光推移到30年前，公元1978年，十亿神州在结束了十年“*”*后，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蒙冤者一批批从监狱、囚禁所、劳改场、流放地走出来。但人们没有看到彭大将军的身影。他已于1974年11月29日在囚禁中含冤辞世。迎回北京的是他被“流放”到成都东郊火葬场的骨灰。《彭德怀全传》前言（2）这一年，在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在亿万人的心中叩响，人们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重新认识、重新发现了彭德怀。他的丰功伟绩，刚风劲节令人敬仰，他百战未死却死于为民谏诤的结局令人悲痛。　　1978年12月24日，*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代表中央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老将军、老干部、老乡亲、老战友、亲人……为他泪洒灵堂。　　会后，经*、黄克诚等老革命家的提议，由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北京师范大学支持，成立了基于自愿参加的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准备以两三年的时间，写出一部彭德怀传，把长期被歪曲颠倒的彭德怀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彭大将军以本来面目。但很快，传记组发现自己把事情估量得过于简单了。从1959年9月至1978年12月的近20年间，彭德怀的手稿、笔记大部被销毁，关于他的公开的、内部的文字资料，则充斥着对他的历史“罪行”的清算。　　面对连篇累牍的“批彭”材料，从1978年春起，传记组沿着彭德怀生活和战斗的足迹，踏访了湖南、江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山西9个省的几十处旧战场、几十个城镇村庄，访问了上百名的老将军、老红军、老八路、老民兵、老乡亲。从他们的深情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彭老总，他叱咤风云又朴质近人，秉性刚烈又仁心慈怀，美德丰功也有缺点失误。正如张爱萍上将所说，他不是一个“完人”，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在传记组3年的采访中，从中央到有关省、市、县的数十处档案馆、文化馆、图书馆，管理者怀着激奋的心情向我们敞开库藏，让我们广泛查阅，钩沉索隐。从他的家谱、湖南讲武堂的同学录，多个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原始资料，到“*”中审讯彭德怀的专案组笔记和监视彭德怀一言一行的哨兵(看守)日记，这才使传记组得以在还没有详细的军史、党史、*史的历史条件下，弄清他生命每一个阶段的经历。　　更为珍贵的是，彭德怀在1962年曾给中央上书八万言，回顾生平，就对他一生历史的不实批判进行申诉，在8年囚禁中，他又在所谓“罪行交代”中，对自己的历史作了多次申辨。1982年，传记组对彭德怀的历次申述进行多方考证，整理出版了《彭德怀自述》一书(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发行达290余万册。　　1985年彭德怀传记组归由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领导。1986年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7万字的《彭德怀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对彭德怀一生的初步概述。1988年，传记组编撰了67万字的《彭德怀年谱》，弄清了他76年较详细的生命轨迹。同时期，编辑出版了39万字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发表了多篇关于彭德怀历史重大是非问题的论文。传记组还编写出版了《彭德怀元帅故事》、《一个真正的人》、《中国人的脊梁》等书，记述在采访中获得的许多关于彭德怀的轶事。　　在以上一系列的写作编纂的基础上，1993年于彭德怀诞辰95周年之际，传记组完成58万字的《彭德怀传》，纳入作为国史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达11万册。　　1998年，彭德怀诞辰100周年，由传记组成员撰写的120万字的《彭德怀壮烈人生丛书》(8册)，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前言附后)。　　时光推移到今天，2008年，彭德怀诞辰110周年，《壮烈人生丛书》早已售罄。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有若干过去仍未能触及的彭德怀历史公案，终于可以由时间来澄明是非。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一方面，老一代革命家的身影在新一代青年的心中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的永恒探索，又在激发更多的人去研究彭德怀、撰写彭德怀。作为对彭德怀历史真面的第一批探索者，我们的水平有限，但我们所根据的第一手资料，不会再有人能全部翻阅；我们访问过的彭德怀同时代的人已经逝去。因此，我们奋力将120万字的《彭德怀壮烈人生丛书》修订增删，用《彭德怀全传》的书名，交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我们相信，作为根据原始资料记述评说的这一部全传，对今天、今后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的出版，是传记组对历史赋予自己的为彭大将军洗冤立传的使命的最后交代。　　1898～1974历经76个春秋，彭德怀的生命历程是如此波澜壮阔，起伏跌宕。他的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的苦难、追求与奋斗。反映出中国现代史上一场翻天地覆的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辉煌胜利，也反映出历史进程中曾经发生过的错误和应当吸取的教训。　　一曲传唱千古的正气歌，一部革命英雄、民族英雄的传奇，一出人民利益坚守者的时代悲剧。彭大将军将永远闪烁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天幕上。当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会发现他，而赞叹、沉思。　　一、红军——八路军（1）1937年7月8日夜，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红军营地一片静谧，战士沉沉入睡。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油灯下，政委任弼时、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屏息收听着南京中央社广播的一个震动全国、关系整个民族命运的消息：日军7日晚10时在卢沟桥演习，演习后诡称有一名日兵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检，我方允以互派代表调查。忽然东门枪声大作，继而西门枪声继起。开始我方甚为镇静，未曾还枪。最后万不得已，采取自卫手段……8日，日寇竟无理要求我方撤退卢沟桥宛平驻军。我29军(该地驻军)已被迫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亡。　　早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其在中国东北的驻军于9月18日晚向驻守沈阳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遂使东北三省沦陷。其后日本占领热河省，在华北制造事端，妄图吞并华北五省，进而奴役全中国。　　卢沟桥的炮声来得既突兀也不突兀，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华北动武了。但这一次它没有得逞。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下，驻守卢沟桥的29军将士奋起抵抗，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帷幕。　　彭德怀取下耳机，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把一面小标旗插在卢沟桥的位置，眼睛闪动着光，严肃中透露出振奋。大家的目光投向地图上的同一点，仿佛听到了华北平原的隆隆炮声。　　指挥部的几盏油灯彻夜未灭。8日，*中央向全国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肖克、徐海东和全体红军将士通电南京政府，请缨杀敌。　　中国工农红军，这是世界上一支独一无二的军队：各式的装备——从西方的毛瑟枪、来福枪到中正式、汉阳造步枪、长枪，到大刀、长矛；杂色的军装——绿布的、灰布的、蓝布的、黄布的都有。但它拥有年轻而又充满理想的士兵，1／3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2／3是在东征、西征中参加红军，刚刚摆脱了奴隶般命运的贫苦农民。它还拥有经过长期考验的各级指挥员，连长以上全是共产党员，能够识字；团长以上一般有8年以上的作战经验。经过长征，红军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它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英勇善战，和士兵穿着一样的土布军衣，吃着一样的粗茶淡饭，在行军中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和战士一起用脚板走过了长征中的大部分路程……　　这些情形，使当时深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惊叹不已，并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重建统一战线，以便团结抗日。彭德怀和红军的指战员在这里时刻准备着投入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政府的飞机常常光临红军驻地上空，扔炸弹，撒传单，出5万到10万大洋的悬赏捉拿彭德怀。红军正缺乏纸张，彭德怀下令把这些传单收集起来，在它的背面印上红军的口号，发给战士和群众。国民党的悬赏成了红军的笑谈。彭德怀仍然在驻地各处随便行走，有时看战士操练，有时向群众征求意见。红军指战员之间和红军与群众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是使蒋介石的政府军最害怕的事情；而以后，则将成为日本侵略者最头疼的问题。一、红军——八路军（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的飞机不来骚扰了。红军在渭北的黄土塬上练武。彭德怀要求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的项目，准备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特长来打击敌人。指战员满腔愤怒，把枪口、刺刀对准做成鬼子模型的靶子。　　根据*向国民党提出的、为实现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工农*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7月下旬开始按国民革命军编组改编，兵力总计为42万人。　　在协议过程中对八路军的指挥员的任命发生了问题。*提名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而蒋介石只同意朱德为总指挥，不同意对彭德怀的任命，亦不同意八路军总部设副职。蒋介石没有说明理由，但可以看出，蒋介石不愿意给年过半百的红军领袖朱德配上一名强有力的助手；对这位驰骋苏区所向披靡而在起义以前还只是湘军一名团长的彭德怀也不免心有畏忌。只是经过*方面的坚持，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7月22日，红军前总召开兵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在会上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　　红军即将进入民族抗日战场，进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环境，和过去十年血战的阶级敌人共同抗日。在这个战略转变的关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彭德怀回顾了红军十年艰苦斗争的历史，告诉大家，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障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要求大家保持红军的特长和优良传统，做友军的模范。　　红军迅速集中，指挥员热烈谈论着改编和出动问题。彭德怀繁忙之中，有时拍着年轻的红军干部肩头，笑道：“莫找老婆咯，要上前线打鬼子了!”　　8月4日，在庐山和国民党谈判归来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奉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的指示，风尘仆仆，赶到云阳和彭德怀、任弼时共同讨论红军出师的兵力问题。洛甫、毛泽东的意见是红军先出动1／3的兵力。朱、周、林、博和彭德怀、任弼时讨论了一整天，报告洛、毛说：“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毛泽东沉吟整夜，翌日，与洛甫原则上同意了朱、周、彭等关于红军开拔主力的意见。　　从以后战局的迅速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一面派兵开赴华北，一面在庐山与*代表就共同抗日的问题进行商谈，同时仍未放弃对日妥协的幻想，与日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谈判。日寇利用时间迅速调军，进入华北，7月29日侵占北平，30日攻陷天津。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守军英勇抗击。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抗战的意志：“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自此，全中国进入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　　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20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名不载图籍的小村庄——冯家村。二三十户人家，世世代代依靠黄土为生，住的土窑，睡的土炕，在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从来想不到在他们的乡土上会发生什么使外界注目的事情。　　彭德怀参加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住室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向全国民众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向全党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会议还讨论确定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和作战方针。这个对坚持八年抗战起到重大指导作用的会议，使冯家村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今天，窑洞里的岁月仍凝止在当年——土炕、老式的黑漆方桌、白木条凳，一切如开会时的布置。人们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涌进一排三孔、原为一所私塾课堂的窑洞里，追寻那次历史性会议的印迹。一、红军——八路军（3）当洛川会议召开的时候，日本进攻华北的兵力已达到5个师团、10万人以上，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也达到30余个师,计30余万人。然而，传来的消息是良乡、房山、南口相继失守。根据敌强我弱的抗战形势，洛川会议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抗日战略，决定红军只留少数兵力驻守陕甘宁边区，主力32万人开赴晋绥前线，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支持华北。万一国民党军队放弃黄河以北，红军仍然要拖住日寇，坚持华北抗战，挽救危亡。　　以3万余红军而决心支撑华北，说起来，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要求。红军将如何去实现这个战略要求呢?　　8月22日晚，毛泽东坐在冯家村头那孔历史性窑洞内黑漆方桌的一边，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从容道出他的深谋远略：　　“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1．创造根据地；2．钳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红军的作战，毛泽东说：“应适用游击战与运动战，还有红、白军共同作战。”　　洛川会议期间的彭德怀　　毛泽东停顿片刻，然后进一步解释他的意思：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会桌周围坐着*的著名领导人：会议的主持者*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还有贺龙、关向应、*、聂荣臻、罗荣桓、刘伯承、徐向前等。毛泽东关于红军的任务和作战方针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红军前敌总政治委员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对红军作战原则的修改意见。他认为，红军应当“不失时机的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样“对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均有关系，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彭德怀坐在老式方桌的另一侧。他即将身赴前线，正集中思索着红军怎样以3万之众，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打开局面，实现毛泽东提出的红军的基本任务。他补充毛泽东的意见说：“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关于红军的战略问题，他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在战术上要很谨慎，在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集中优势于敌人的力量来袭击敌人，用广泛的开展武装农民来掩护游击战争。”　　彭德怀和任弼时在一起接着，彭德怀对任弼时提出的游击战、运动战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会议进行到深夜，气氛严肃而热烈，畅所欲言。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有了三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由于出师紧迫，这个问题在会议上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有时谈运动游击战，有时提游击运动战。毛泽东本人在1937年10月25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也曾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并提，他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一、红军——八路军（4）洛川会议以前，国共两党已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9月11日改十八集团军总、副司令)。8月25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9月13日改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或集总)，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19师。115师师长*，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准备开赴山西前线，加入第二战区(晋绥)序列。　　同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通电就职。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将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11日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八路军的点将台上，是红军的领袖和红军三大主力的著名指挥员：朱德——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和红军总司令；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第3军团的创始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叶剑英——中国红军军委副总参谋长；左权——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红1军团政委；贺龙——红二方面军的创始人和总指挥；肖克——红31军军长；刘伯承——中国红军军委总参谋长；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尽管蒋介石仍以重兵虎视着陕甘宁这块红军的后方基地，中国共产党还是把红军的主力和精英投入了抗日第一线。特别是举世闻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虽已年过五十，仍亲自率师出征，表现了共产党和全国军民共赴国难的决心，推动了国民政府所属各派系和地方军队在抗日目标下的统一。蒋介石及国民党党政要人于右任、程潜、刘峙、商震等和各省军政首脑阎锡山(山西)、何键(江西)、冯治安(河北)、刘湘(四川)、贺耀祖(湖南)、陈果夫(江苏)、韩复榘(山东)、盛世才(新疆)、龙云(云南)等，纷纷驰电致贺，称红军“忠诚谋国，至为嘉慰”，“敌忾同仇，至佩壮烈”，“风声所播，遐迩同钦”……一封封登载在国民政府区和红军的报刊上，堆积在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案头。　　第十八集团军臂章8月27日，洛川地区雷电交加，大雨滂沱。雨水冲刷着黄土，从塬顶向川谷奔泻直下。天地茫茫，行人绝迹。只有一辆军车无视狂风虐雨，在咸榆公路上奔驰。车轮不时陷在泥淖中打空转。这时，车上的人便一个个跳下来，他们正是全国瞩目的八路军总、副司令和正副师长们。朱德争着抱石头，垫车轮；彭德怀挥动大锹，拿出少年修堤时的老把式铲泥；刘伯承在后面推车——雨打在眼镜片上，使他不能去搬石头。　　几十年后，当日同车的傅钟回忆说，好一辆军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个元帅，曾经淋着大雨来推动它哩!　　中午时分，在洛川南一个小镇打尖，彭德怀独自端坐在饭铺前，他的胃正在阵阵抽搐作痛，过草地时吃野菜中毒得下的胃病又犯了。关向应叫他几次，彭德怀总是若无其事地摇摇头。关向应奇怪地问：“老彭，你莫非是神仙，只显神通不吃饭的?”确实，彭德怀的身体是一个奇迹，吃得很差，付出的精力过人，“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枪林弹雨中出入21年，他只受过一次轻微的擦伤。一、红军——八路军（5）从陕北高原到渭河平川，连绵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出征，在华北横冲直撞的日寇，将要吃到它的第一个苦头了。　　旗开得胜　　1937年9月初，朱德总司令在三原举行红军誓师，彭德怀陪同周恩来，以及*、徐向前等一行人，于5日先抵太原，准备和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红军参战事宜。　　这时，华北战场上日军的攻势，从平津作辐射状指向三个方面：一路沿平汉路向涿州，一路沿津浦路向沧州，另一路是主力则放在晋绥方面。日关东军派遣兵团在攻陷南口和张家口后，正沿平绥路扑向大同，日第五师团在占领蔚县后，向广灵方面疾趋内长城，企图由两翼合击太原，占领山西。　　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在华北未遭到严重的打击，长驱直入，凶焰正炽，山西即将成为华北的西战场。　　山西地属高原，是个易守难攻之地。从河北平原望山西省，如在桌底望桌沿，是连绵屏立的大山。在山西高原上看，远古的高台被风雨侵蚀，形成千崖万壑。凸起的，为几条大山脉：西北为管涔；西为吕梁；东北为恒山，五台；东部太行山自北至南，划开山西、河北二省，古称“天下之脊”；南面又以中条、王屋二山为山西、河南的天然界线。凹处成为河谷、盆地。黄河在西界，从北而南穿流晋陕峡谷，至潼关折而东流，成为捍卫陕甘和中原的天堑；滹沱河、漳河及其支流，出太行而入河北，冲刷出的沟谷，又成为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间的通道，称为陉，正太铁路就是取道号称太行八陉中最著名的井陉进入山西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盆地，则是大大小小的城镇所在。山西的北界为蜿蜒的长城，隔大漠遥望阴山(大青山)，为山西与绥远的界线。古人称山西表里山河，长城各口、太行诸陉，险关林立，使山西在历史上既为兵家往来攻占之地，又是利于封建割据之所。从清朝以来，山西成为内地，关塞废弛，但凭天然形势，阎锡山仍能据以实行军阀统治，做山西的土皇帝。　　彭德怀和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日寇早就看到，占领了山西，就可免除山西对华北大平原居高临下的威慑之势，并使山西的丰富矿产和平原的粮食结合起来；就能安枕平津、坐踞华北。　　毛泽东也正是以山西这一特殊地形与地地位置为依据，提出红军要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在华北实行持久的抗战。　　面对日军进攻的阎锡山——红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合作者，是统治山西20多年的老军阀，他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后来成为日本在华北特务头子的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第5师团长的坂垣征四郎等有交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华北，阎锡山和土肥原密切往还，企求自保；但日军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叫阎锡山当汉奸，他也不干。他想抗日，又幻想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和日本妥协。对南京政府方面，阎锡山从1930年在蒋、冯(玉祥)、阎中原大战失败后，不得不拥蒋；但他又害怕被蒋介石吃掉，连在山西修铁路都坚持采用窄轨，以防蒋介石军队破关而入。对共产党，阎原是个坚决的*分子，1936年红军渡河东征抗日，他重兵堵截，向蒋介石求援。其后，蒋介石军队留在山西不走，日军步步紧逼，他又和*联系，允许*中央派彭雪枫在太原建立秘密办事处；邀请薄一波到山西，在他原有的晋绥军和公道团等组织外，帮他另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想利用共产党的经验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在山西战场上，就有阎锡山的晋绥军，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奉命调入山西的外省地方部队，有名义属阎锡山实为*政治领导下的决死队，还有新入晋的八路军。阎锡山想在各种力量间纵横捭阖，“守土抗战”，保持他经营多年的山西“王国”。一、红军——八路军（6）在红军东征抗日和阎锡山守土抗战口号的影响下，山西的民众抗日运动在七?七事变前已开展起来。平津失陷后，*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形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彭德怀在其*中曾谈到当年赴太原一路所见民众抗日情绪之高：“沿途人民夹道欢迎，送水送茶，拥塞于途，馒头烤饼，扔满车厢。”“……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　　在日军即将侵入山西之际，阎锡山把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大同前线。但当周恩来、彭德怀等赶赴晋北时，守卫天镇(大同东北)的晋绥军当日军尚在数十里之外，就闻风而逃，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急请周恩来、彭德怀等返回，共商防守之计。　　时近中秋，夜凉袭人，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从大同驱车，直抵雁门关下太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全身戎装，在司令部门前迎候。　　雁门关绝壁如门，相传为北雁南飞必经之处。长空雁叫，使本来就因天镇之溃盛怒未平的阎锡山，心神更加不宁。大同一失，雁北十县也将不守。就在前两日，他第一次会晤周恩来、彭德怀时，曾吟诵过他的一首近作：“南口之役失权衡，准备毫无守何成，八万精兵损半数，致使雁绥枉经营。”这原是慨叹中央军刘汝明、汤恩伯之轻失南口，不料今日竟成了自讽。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周恩来是他早已闻名的英才，彭德怀在红军东征时曾与他兵戎相见，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重红军之力。9月初，周恩来启程来晋，他特派大员梁化之乘他的专用小火车，到风陵渡远迎。不过，当太原青年和各界人士争听周恩来等演说的热烈情景传到他的耳朵里时，他又不无担心。　　此刻，日军第5师团向内长城猛扑而来，八路军的参战至关重要。八路军115师主力在*、聂荣臻的率领下，冒雨北上，已进至太原北、雁门关南的原平待命。　　大同之行，彭德怀一路详细观察晋北地形：山川雄壮，西南屏障太原，东下直指平津，北出长城，可控制察（哈尔）绥（远）。如此关河，竟不战而退，使友军和社会上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恐日病更加弥漫。从云阳总部出发，彭德怀就在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场上旗开得胜。这时，他的这个看法更肯定了，而且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　　阎锡山的会议室墙壁上，并排挂着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阎锡山的画像。阎锡山介绍了敌我态势：原设想日军主力坂垣师团进攻的箭头是指向大同，故将大军集结于雁北。不料坂垣在攻占广灵后，直趋灵丘，这时才发现，坂垣系循其年前借口到山西旅行时勘察的路线，进攻平型关，抄击雁门关的后方。加以天镇之溃，大同不得不弃守，阎锡山遂不得不将主力转移至平型关方面，准备与日军一战。　　阎锡山拿出了他筹划的方案，布置一个口袋阵，以孙楚之第33军(晋绥军)及高桂滋之17军(西北军)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以王靖国(晋绥军)之19军等守雁门关一带阵地，以傅作义指挥两个军展开于繁峙以北，为围歼敌人的主阵地，以陈长捷之预备军(晋绥军)在繁峙沙河一带选择地形，构成口袋底。要求八路军与高桂滋军共同防守平型关。一、红军——八路军（7）周恩来表示同意阎锡山的计划，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彭德怀具体提出，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115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120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颔首，连表同意。　　9月19日，115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之大营镇集结待命。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平型关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和民心的意见。23日，总部进抵五台之南茹村。当日，朱、彭下令115师，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　　24日，115师师长*、副师长聂荣臻，亲自指挥所部343旅之688团和686团，在平型关外到东河南村间十几里长的沟道东北山地设伏。25日晨，向开进沟道的日军坂垣师团21联队主力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　　自抗战以来，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宣扬“皇军不可战胜”，至此，遭到八路军的痛击。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宜了。”　　据当时任预备第1军军长的陈长捷回忆，八路军总部派到山西孙楚部联络的高级参谋，曾把115师抄袭平型关敌后的情报通知孙楚。望友军从正面出击已进入关隘险区的敌军前锋，收围歼坂垣师团之效。但该守军认为八路军出击敌后，配合作战围歼敌人是属空想；加以山西军和中央军互不信任，相互观望，并未积极出战。及至八路军创造了辉煌战绩，国民党爱国将士深受鼓舞，亦奋起击敌。阎锡山先对八路军的机动战术将信将疑，未坚决下令配合，这时方大骂放弃团城口的部队“破坏大局”，下令傅作义接替孙楚指挥平型关方面的作战。曾以坚持绥远抗战而闻名的傅作义，得知国民党各派系将领不肯协力，以私愤败坏战机，叹息不已，急令所部驰援平型关，115师继续配合袭击敌后，将日军精锐之坂垣师团阻于平型关下。日军第一次记载在华北战场上“第五师团有力之一部”在内长城附近“陷于苦战之中”。　　当周恩来、彭德怀在战火燃烧的长城内外奔走之际，*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日夜研阅着来自各方的情报，以他那特有的冷静头脑和深邃目光，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　　长征时留在苏区的地方游击队，经过蒋介石政府军的残酷“清剿”，顽强地保存了一部分下来，正在和蒋介石谈判集中改编问题。毛泽东深知，具有革命献身精神的红军，久已期待进入抗日战场，面对暴敌，将不惜死战。而无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及一般民众心目中都认为，抗战就是要在日军进攻下守城池，打硬仗，完全不懂得红军的游击战术；更不用说在国民党当局中，还不乏希望在抗日战争中消耗红军实力的人。　　9月12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在和国民党谈判中，应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红军则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一、红军——八路军（8）早在洛川会议上，由于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和毛泽东曾就红军出师问题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毛泽东作战方针的基点是游击战，这对于驰骋华夏半壁，长征万里，以劣等装备动辄整团、整师地“吃掉”国民党政府军的红军将领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因此，毛泽东在9月21日的电报中特向彭德怀再次强调他的看法：“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提醒八路军前方将领：“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做。”同时表示：“我完全同意你(按：指彭德怀)18日电中说‘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对于以115师陈光旅集中、相机歼敌的计划，毛泽东亦表示同意说：“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　　9月25日，即平型关战斗打响的当天，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并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又一次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但平型关之战是一次运动战，它虽然没有苏维埃时期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规模，却是一场十足的硬仗。在战斗结束后，*仔细巡视了战场，后来回忆说：“敌人确实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是我们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遇过这样强的敌人。强，是说他们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亦有不肯缴械的，战后只见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在和国民党军作战中，敌人只要一打垮，就大批缴枪。但平型关战斗中，我军将敌打垮后，敌人靠拢成一团，拼死顽抗。我方战士还上前喊话：‘缴枪不杀’，结果反遭敌杀伤。敌我伤兵扭在一起，相咬相打，战斗是极为酷烈的……”　　八路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600余人，比起其他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这是个小数字。但八路军的指战员，是十年革命战争锤炼出来的红军精华，毛泽东的方针不是要八路军仅以数万血肉之躯，消耗于敌人阵前；而是要做火种，发动千百万民众参加抗日的游击战争。　　因此，平型关一仗，曾被认为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使老红军受到重大牺牲而遭非议。然而，平型关之捷，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鼓舞了全国的士气民心，打击了亡国论和恐日病，在一直被动应战的抗日战场上，树立了一个主动出击挫敌的范例，证明日本“皇军”并非“不可战胜”。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崇高的声誉，中外记者、包括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都长途跋涉，到五台山偏僻的小村南茹来访问，发出了一篇又一篇赞誉的报道。八路军的平型关首捷，为八路军的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恰恰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希望出现了　　1937年9月29日，当日军坂垣师团在平型关陷于苦战和进退维谷之际，进占大同的日军东条纵队，突破内长城守军在恒山和雁门关间的邻接部茹越口，占领了平型关战场后方的繁峙、代县。阎锡山在平型关内与日军决战的决心又动摇了，将大军撤至太原北之忻县和忻口之间，退保太原。一、红军——八路军（9）阎锡山仓促退军，晋北地方官吏携妻带妾，大箱小笼，纷纷南逃。遗留下山居闭塞的晋北民众，寇兵未到，先遭阎军溃兵的勒索、奸淫、抢劫。塞外的寒风直扑山谷小路上辗转奔逃、呼儿号女的难民。这数百年来流传着杨家将故事的古战场，和善男信女朝山进香的佛家圣地，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恐慌之中，似乎没有人能从这混乱和恐慌中看到希望。　　但是，希望却出现了，那就是仍然留在敌后、向敌后挺进的八路军。这个绝望中的希望，给当时的目睹者61军的一名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其*中写道：　　“第六十一军是10月2日脱离平型关战场，由沙河南上五台山，向忻定(襄)地区转移的。绕道至台怀镇时，看到男女僧众大部分都已逃避，寺内只留少数人看管。战马拉进了佛寺庙院，无数士兵躺在禅堂佛殿。神像的肩头、臂上，乱挂着枪支和手掷弹，佛磬钟鼓等法器被乱敲乱打，佛经扔得满地皆是。散兵到处乱窜，吵架斗殴，闹得天翻地覆，佛教圣地遭到了浩劫。　　出台怀镇，沿路各级行政组织大都瘫痪。溃兵们成了山大王，三三两两，随便派饭投宿，随意勒索财物，*妇女，甚至聚众结伙，成了小股土匪。老百姓东逃西躲，找不到安身之处。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10月4日宿营东冶镇，见一支军队轻装北上，向五台山方向挺进，军容整齐，情绪高涨，沿村写着‘驱逐日寇出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救中国’等一些醒目标语。这与撤退下来、垂头丧气、拖拖拉拉的蒋阎军，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了解到这支军队原来是徐向前领导的八路军先遣部队的特务团。这支部队由于怕打扰群众，只在村外休息，听候分配驻地。”　　五台山的群峰如巨涛般从原平向东北方向涌去，屏卫着太原的右翼，在五台县东群山环绕的南茹村，驻着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部。村子里“散布着恬静的气氛，士兵不但不敢欺压百姓，老百姓反而从他们手中赚了钱。半月前，这里没有一个人。这时，人们慢慢地下山，老人、幼童、壮汉、妇女，依次回到自己家里，而一些小营业便也在街头开始了”。而八路军的“几个最高领袖都住在人民家里，房对房。一方面是办公重地，一方面，院子里小孩子捉迷藏，或玩其他游戏。最高的军部不如村公所，它连那面‘公所重地禁止喧哗’的牌子都没有。较异于普通农家的只是一二个卫兵。”总部的课室在教授游击课，八路军的工作团则分散到各处，安定社会秩序，向群众宣传抗日。山间谷地，游击队在寒风中练武、下操，村里的老人穿着青布棉袄，吸着长管烟袋围看；青年则带着羡慕的目光，希望能参加到这个行列里去。尽管峰峦阻挡，一个个村谷仿佛与世隔绝，在这里出现了一好一坏两种截然不同的部队的消息，还是很快就传播开来。“官兵来了，群众赶快跑进山里藏起来；八路军来了就回家”。八路军不但帮助他们恢复家园，而且带来了许多他们前所未闻又极为赞同的道理。“战事到了农民的眼下，抗日第一的口号很容易便被群众所接受了，许多工作者都承认，以抗战来组织民众，比用其他口号更易推动与成功”。八路军使群众有了自己可以信赖的领导力量，从这里播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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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网站一、红军——八路军（10）1937年9月28日，朱德、彭德怀根据在五台山的实地考察，向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可在五台、灵丘、涞源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个月后，在聂荣臻将军的领导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政府在晋察冀边区诞生。　　1938年诗人肖三在他的一首题名《八路军》诗中写道：“民众就是水，军队就是鱼，鱼有了水——能游泳而自如，军队有人民——谁也挡不住。”　　日军的飞机常常从南茹村上空掠过，但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汉奸混不进来。在群众的掩护下，八路军总部如鱼在水中，十分安全。10月的最初几日，朱德、彭德怀命令八路军120师、115师主力位于日军由平型关、雁门关、朔县攻取太原之两翼侧外，另以四个游击支队挺入敌后方，一部分由五台越广灵深入察(哈尔)南的蔚县，冀西的唐县、易县地区活动，一部分在晋西北，依托管涔山脉于朔县、平鲁、左云、右玉、浑源之间活动，并向南进入护卫太原左翼的云中山区。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运输队，迟滞敌军的行动，时有胜利消息传来。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在给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敌白天已不敢运输，改由夜间行动。”“敌后极为空虚，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对我军热烈欢迎与帮助。”　　从8月到9月，匆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彭德怀还陪同周恩来从太原到大同，从雁门到五台，又到石家庄、保定各处，与阎锡山、黄绍竑、程潜等人会谈。早在云阳前线指挥部，他已把华北地形摄入他的脑海，他能整日地站在地图前仔细地看着、沉思着。“彭老总不是看地图，是在读地图，‘吃’地图呢!”从湘军时代就是他组织的救贫会成员、以后成为红军指挥员的李寿轩说，“没有谁比他更准确、迅速地记住图上的一切!”当彭德怀站在那由无数细线描出层层曲线圈的军事地形图前，他看到的不是图纸而是展现着的山脉、河流、峰峦、川谷：哪里敌人会取道进攻，哪儿利于我军埋伏，哪儿又利于冲杀。在行军中，也没有谁比他更留意于观察的了。在他眼前展现的山脉、河流、峰峦、川谷，又变成一幅幅由不规则的细曲线组成的图形，印入了他的脑海，使得凡是他经过的地方，就成为他脑海里那展延无际的地形图册的一页。无论什么时候需要它，它们就会被展开来……　　现在，整个晋北、晋东似乎已摄入了他那幅无际的图形中，山西的地形是极不利于依靠飞机、坦克、大炮的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友军节节败退，除去畏敌、军纪败坏等因素外，其呆拙的战法也使彭德怀愤慨不已：“日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蒋介石嫡系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几十年后，彭德怀这一愤慨之言被批判为“轻敌速胜”思想。实际上，彭德怀设想的这一作战蓝图，在随之而来的忻口战役中，乃是彭德怀和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一致意见，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现，取得了华北战场上又一个辉煌的战绩。　　忻口战役　　1937年10月5日，日军越长城而下，猛攻忻口北的崞县。　　忻口为太原平原的北大门，忻口而南，太原即无险可守。一、红军——八路军（11）忻县、忻口据传因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被匈奴围于平城(今大同)40日，脱险后回师驻跸该地，“将士忻然”而得名，现在则硝烟弥漫，成了华北战场最吃紧的地方。　　从平津失陷以来，蒋介石声言会攻张北而张垣旋失；阎锡山部署大同决战而大同撤守。9月中，蒋介石下令决战保定、固守晋北，保定又不战而陷，晋北亦告不守。此时，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山西战场成为华北正面抵抗的最后一局。蒋、阎都到了不得不尽力打一仗来支持华北的关头。毛泽东指示朱德、彭德怀，要求蒋介石调第一战区(河北、山东）的黄绍竑、卫立煌率军入晋，支持晋局。一向怕蒋介石染指山西的阎锡山，也连连十万火急，致电蒋介石，要求马上增兵援晋。10月4日，蒋介石急令其嫡系14军之卫立煌，率四个半师由平汉前线赶赴忻口。卫立煌虽曾阻敌平汉路受挫，此时倒并无惧敌之意。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装备又不同一般。士兵头戴钢盔，部队轻重机枪齐全，还有高射炮和反坦克平射炮。阎锡山大喜，立请周恩来、卫立煌会商。决定以50个团守忻口中央阵地；以10个团为右翼，归朱、彭指挥；以7个团为左翼，归杨爱源(晋绥)指挥，实行侧击；由卫立煌任忻口前敌总指挥。阎自己则坐镇太原。　　10月6日黎明时分，在搏动着中国共产党心脏的延安凤凰山脚，毛泽东坐在窗前，尚未就寝。忻口战役即将开始，他经过一夜熟虑，提笔拟电同意前方总部积极出击，配合阎、卫正面阵地作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以115师主力北越长城，从东线分兵袭击代县——大同、代县——张家口的汽车线，及大同——张家口的铁路线。与120师主力在西线之行动配合，以阻止日军向山西正面之进攻。他估计：如此，则115师“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代价，即准备减员2000至2500人，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给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长久之战略目的，却有很大意义……”　　毛泽东刚搁笔，秘书又送来前方急电，毛泽东仔细阅过，重新蘸笔在原起草的电文上加写道：“此电写完，接朱、彭本日六时电，我们意见已根本一致，但不知林、聂尚有不同意见否?”　　军情如火。毛泽东刚待休息，朱、彭再电毛泽东并周恩来：“完全同意你们积极作战方针”，“我们只有战术上的意见”。　　如果说，毛泽东在平型关战斗前给彭德怀和给周、朱、彭、任的几封电报中，对前方在执行作战方针上还不很放心；有时，看法还有歧异的话，此时，“意见已根本一致”。毛泽东凝神闭目，略憩片刻，面对晨曦，心情是稳定多了。　　10月上旬的后几日，八路军英勇挺进敌后，不断出击；中央军卫立煌部源源开赴忻口布防；华北战场上相持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随即在忻口以北展开。　　10月12日，日军第5师团、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等部共3万余人，在坂垣的指挥下猛攻忻口。卫立煌指挥8万中央军和晋绥军，在50余里宽的阵地上固守抗击。日军凭借飞机、重炮、坦克优势轰击，中国守军主要靠近战肉搏，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战况激烈，伤亡惨重。　　敌人攻势虽猛，但深入雁门关南，弹药、汽油以至军队所需之粮食、菜蔬，都要靠汽车、牛车、马车从大同、张家口远道运来。后方交通线遂成为前线军队的生命线。八路军抓住敌人这一致命弱点，把扰乱敌之远近后方和破坏其交通线，作为配合友军作战的主要任务。一、红军——八路军（12）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我方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115师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收复灵丘、广灵等数座县城，一度攻占平型关等长城要隘；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西唐县等数县，直逼保定。120师卡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攻占雁门关，收复雁北宁武等数县，使忻口之敌陷于孤立无援，前后被包围的困境。10月17日国民党军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我林(彪)师在广灵、灵丘、平型关、沙河镇等处将敌背后截断，宁武、朔县、岱岳及其以北地区，贺(龙)师之宋支队及职军屡次迂回截击，敌已大感恐慌。”10月24日，卫立煌在给蒋介石之密电中称：“敌自雁门关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不得不坐飞机到忻口，为其下属打气。　　忻口会战中，敌人最为肆虐的是飞机，敌欺我方无空军应战，任意俯冲投弹、低飞扫射我方阵地，将士对之莫不咬牙切齿。10月8日，彭德怀赴忻口，陪同周恩来与卫立煌商谈忻口布防及八路军配合问题。卫立煌心情焦灼地谈到，敌机每日清晨即来我方阵地侦察，继即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最大，一天几乎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当夜，彭德怀返回总部。翌晨，天色微明，彭德怀就到院子里，仔细谛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敌机声。院子里战士狠狠地骂着，彭德怀眉头一皱，问身旁的作战参谋：“机场在什么地方?狗娘养的这么早就到了!”参谋答：“是从北平起飞的吧?”“不像!”彭德怀仔细搜索着飞机的影子：“按航速，从北平来，除非是半夜起飞，轰炸机也不能立马就至。鬼子必在忻口附近有着落场，二科马上侦察!”　　12日，朱、彭报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落场，因我袭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人依靠飞机运输粮弹。”　　其实，在代县西南的阳明堡，原即有阎锡山所筑机场。几天前落于敌手，还丢下了2000箱汽油，增长了敌机的凶焰。卫立煌不是不知道敌机从哪里飞来，而是无可奈何。　　“打不下飞机打机窝!”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刚开入晋北的129师之769团进入代县，实地侦察，相机袭击敌机场。19日，769团(陈锡联)的赵宗德营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举烧毁敌机24架，取得平型关之捷以来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敌机息影，“我军士气大振，各部均现欢容”。消息传至友军营连，“官兵闻讯，高兴欢呼‘中华民族万岁！”阎锡山、卫立煌开始尚不敢相信八路军果能创造这等战绩，派出飞机到阳明堡上空侦察证实，报告南京政府，南京方面方才发出电讯，并通电嘉奖。　　在八路军的有力支持下，忻口友军坚守20余日，日军再次陷入苦战，晋北战局一度呈现有利形势。　　日军疲滞于忻口，乃采取大迂回战术，集中平汉路兵力，沿正太路西进，抄太原之背。11月2日，忻口友军被迫撤离，转移太原。　　尽管忻口战役未能挽救晋局，太原终于失陷，但忻口战役中，在八路军深入敌后袭击的有力支持下，中央军、晋绥军及援晋的各地方军互相配合，顽强鏖战，创造了华北正面战场最大的战绩。整个战役毙伤日军万余人。　　忻口战役中，国共两党实现了良好的合作，当时的山西战场，有全国统一战线的模范之称。卫立煌等对八路军的战绩给予高度评价，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只有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打胜日本”。八路军对坚持忻口的友军也给予热情的赞扬。任弼时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郝(梦龄)刘(家祺)两将军在前线同时作了壮烈的牺牲，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将士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一、红军——八路军（13）回顾八路军初出晋北，装备简陋，不但从前线退下来的友军官兵见了，摇头说打不过日本人，就是一般人看到，也将信将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八路军连显神威，一方面对团结、鼓舞友军，支持正面战场，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方面武装和发动群众，为坚持华北奠定了基础。敌人南进，八路军北进。太原失守之日，八路军已收复了正太路以北、平汉路以西的20余县失地。在聂荣臻的领导下，以五台山为依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具雏形；贺龙率领的120师主力展开于晋西北；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按计划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这一鼎足而立的战略布局，遂成为八年抗战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华北敌后三大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的起点，也是以后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战略后方的起点，对于中国革命，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昔日的红军，今天以八路军的崭新姿态和战略战术，活跃于长城内外、太行南北广阔的抗日战场，成为华北人民的希望和命运所系。　　决不过黄河　　忻口鏖战方期获胜，忽太原告急，忻口守军慌忙南撤，失去节制。太原失守后，汾河两岸、同蒲和正太路沿线，中央军、晋绥军、川军、滇军，争路西退南逃，拥塞于途。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脱下戎装，换上瓜皮小帽、棉袍马褂，面色阴沉，坐在汾河西岸山半的天主堂内，收容溃散部属。一度兴奋乐观的舆论，陡然冷下来。　　同一个时候，在华东战场上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已在准备西迁重庆。华北的前途又将如何?全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1937年11月15日，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来到晋东南前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驻地，会见彭德怀，希望得到他的回答。　　在一所山西乡村殷实人家的老式院子里，正面一排青砖黑瓦、宽廊深檐的矮楼。彭德怀为了挂地图方便，住着一间宽大的屋子。总部的人员开玩笑说，住大屋，这是彭老总唯一要求的“特殊待遇”了。　　从黄昏到深夜，他详细回答青年提出的问题，从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到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青年们：“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　　烛光顺着他的手势，照耀出华北的一片片国土，那里并没有变色，“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得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彭德怀越谈越兴奋，有力地挥动着右臂：“没有悲观失望的理由!事情正待我们来努力，光明也在我们的前面。”　　在仔细聆听彭德怀这一庄严宣告的青年中，有一个名叫周立波，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记者和作家。通过他的笔，“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吼声传遍了全国。彭德怀的这番谈话也很快刊登在1938年第一期的《共产国际》(俄文版)上。回响在从东方到西方，一切关怀着中国抗战的人们心中。一、红军——八路军（14）“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周立波在结束他的访问记时，这样写道。　　在这次访问中，一件小事给青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话结束的深夜里，彭德怀和青年们共用了晚餐之后，请他们每人喝了一杯可可。这可可，原是施爱义(即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送给他的。他留着没有喝，现在拿来款待客人。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常常有这样的习惯，自奉很俭约，待客人却很优渥。　　战略战术　　11月26日，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前方浴血抗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八路军代表，延安人民像欢迎英雄一般欢迎他的到来。延安的记者报道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从前方回来了，这消息迅速的雷鸣似的传遍了延安城，使大家兴奋而愉快，忙着慰劳、欢迎。那位跟普通士兵形式上并无特异之处的彭将军，也相当的忙于接待客人。”　　这是讲演的题目和要点。彭德怀向抗大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分析我国在持久战争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能够由弱变强的条件和日本帝国主义必将从各方面由强变弱的根据。指出，我国将由现在的劣势地位转变为优势地位，最终战胜日本强盗。彭德怀提出的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相互转化的论断，在以后毛泽东著名的《论持久战》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提出了他对整个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设想。这是他从三原练兵时就开始思考的。他强调要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通过“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从战略上着眼的争取主动，以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根据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期作战的教训，他提出，在使用兵力上，当前，“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人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从平型关到忻口再到石家庄战役中，彭德怀在陪同周恩来和阎锡山、卫立煌、黄绍竑等会谈时，曾不断向阎、卫、黄等建议按这一方针来部署兵力。阎、卫等人口头虽表赞同，但始终不敢大胆实行。因此，彭德怀痛心地说：“但是不幸得很，在华北抗战的已往3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敌人进攻展开正面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飞机大炮的火力下。”　　怎样才能求得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彭德怀答道：“很简单，假若敌我都是400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如首先消灭了敌之部100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我再以同样手段削弱和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一、红军——八路军（15）彭德怀提出的这一运动战术，与我国古代军事家孙膑教齐国田忌的赛马策略异曲同工。在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中，在西北解放战争的清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中，我们都可看到他这一战术思想的巧妙运用和出色战绩。　　关于正面战场的防御，彭德怀认为：“我国原无巩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及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配备机关枪与炮火，取分散隐蔽火力为原则。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多，不易巩固。工事的构筑，应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相互交叉，又互相支援，各个工事的本身又能独立。纵深要大，正面要小，这样配备，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且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我因工事是圆周形，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而恐慌。”　　“自己控制强大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外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敌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　　彭德怀关于阵地战的思想，对于正统的阵地防御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对于彭德怀这一建议，国民党的将军们不敢采用。但在13年后的朝鲜战场上，这一孕育已久的战术终于迸发出巨大的威力，使百万现代化的敌军受挫于“三八线”上志愿军马蹄形的坑道防御工事之前。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彭德怀的这篇演说发表后，曾被广泛刊载，和他以前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成为他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彭德怀到达延安的第二天，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回延安。个子矮小、衣冠楚楚的王明，从舷梯上第一个走下来，向前来欢迎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行人频频招手。走到毛泽东跟前，一眼瞥见毛泽东头上油污的布军帽，王明微笑着，把自己头上的貉绒帽摘下来和毛泽东换戴了，然后，和大家一一握手。毛泽东也含笑说：“好呵!马列主义回来了。”在场的人，包括一向面容严肃、被战友取笑为“寡妇脸”的彭德怀，都禁不住笑起来。机场上一片轻松、欢愉的气氛。　　接着，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气氛立时紧张起来。具有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王明，在会上批评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路线，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王明的发言，在本来一致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塞进了疑惑。一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在彭德怀当时的心目中，是应当遵从的；一边是毛泽东，这是从遵义会议以来，使他越来越敬佩的、党在事实上的领袖。一向对问题态度明朗、直爽敢言的彭德怀，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是非前保持了沉默——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看法。　　但当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意见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表示赞同。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一、红军——八路军（16）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前方协助朱德总司令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多由彭德怀行之。毛泽东必须使彭德怀完全了解、并执行他的战略方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再次找彭德怀详细讨论研究了八路军四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在他们的多次交谈中，一定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因为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记得彭德怀当时顶撞他的一句话：“你在延安，不接触前方群众，不了解情况。”作为同志战友间的平等讨论，不论彭德怀的话正确与否，当时，也只是使毛泽东有些不快罢了。后来，随着毛泽东的逐渐被神化，旧事重提，才成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的历史“账”。然而，那一场争论有了非常积极的结果，毛泽东说服了彭德怀，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毛泽东也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在“基本的是游击战”后面，加上了一句：“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而形成了抗日战场上八路军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在1938年5月发表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被确定下来。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纲领性的著作中写道：“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　　从红军时代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从认识上到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赖于毛泽东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英勇战斗实践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凝聚着*中央政治局、军委、八路军前方将领的经验智慧，也反映了当时党的领导集团中*讨论、服从真理、集思广益的良好气氛。　　秋风凉　　“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清脆的童嗓歌声从武昌城外一所小学的课堂里飞出来，飘落在过往行人的心头，把人们的心和遥远的北战场、东战场联结起来。　　凉风中，一个年轻的妇女不顾脚下的泥泞，急匆匆地从这里走过，在一间简陋的邮局前略一踌躇，把手里紧紧地捏着的一封信，投进邮筒。信封上写着：　　“平型关　　彭德怀收　　刘坤模寄”　　从1928年4月在湖南南县离别——当时，只是寻常的夫妻短别罢了，悠悠10年过去了。分别3个月之后，彭德怀率领所部湘军独立第5师的第1团，在平江举行暴动，创建了工农红军第5军，从此投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她音信断绝。　　平江暴动后几日，独立五师师长周磐手下的王差遣偷偷给刘坤模的哥哥刘*送信，说：“彭德怀当共产党了，师长下命令要抓你妹子。”刘家和彭家乡居僻处，这才如闻惊雷，刘坤模当夜离开了彭家围子。　　开始，她和彭德怀的弟弟、弟媳一起，躲在附近山上。乡府民团追索不止，就由她娘家人陪着她挑起铺盖外出流浪，打工乞食。一年后，彭德怀的舅爷周岳云求人担保，让她改名到湘潭上学。不过一年，又被人认出来。不得已，刘*托亲求友，让她一处躲藏一些日子。风声一漏出，就又得外出飘泊，度日如年，历尽苦酸。一、红军——八路军（17）1935年秋天，刘坤模听说上海工厂里还有秘密共产党，她鼓起勇气，去了上海，心想，找到了共产党，也许就能找到彭德怀。不想到了上海，举目无亲，投靠无门，不得不返回湖南。　　归途，在长江轮船上，刘坤模结识了一位慈祥的孤身老妇人，相互同情，一路为伴。船到武昌，老人邀刘坤模陪她一起访友，在武昌逗留了一段时间。　　从武昌回到湘潭，刘坤模得知彭家的祖坟被反动派挖了，恐怖仍然笼罩着彭家围子。　　经过7年惊魂，东躲西藏，身心交瘁，她还是有家归不得。一度轻生之后，她折回武昌，请求老妇人和她友人的帮助，从此匿居于武昌城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传到武昌，彭德怀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和人们的谈话中，刘坤模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找到彭德怀。　　她不敢和人商量，不敢打听彭德怀在哪里，只知道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她也不知道平型关在什么地方，但她还是决心写一封信寄到平型关去。　　“第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他现在的名气和朱德一样大了”，当时的报纸、书刊上登载的《彭德怀小传》开头就这样写道。在彭德怀离开五台山南下以前，刘坤模的信果然被送到了山西省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　　1937年11月26日，彭德怀从前方返回延安，12月13日参加了*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参加会议的人员合影。前排左起：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左起：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来、毛泽东。不久后，刘坤模拿着彭德怀的回信向老妇人哭诉真情，老人愕然了，世界上的事竟有这般凑巧!原来，老人是当时*湖北省委领导人陶铸的母亲。　　在老人的支持下，刘坤模按彭德怀信中的嘱咐，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林伯渠，林伯渠当即派人送刘坤模去到延安。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彭德怀参加完*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就要启程返回前方了。在延安城北门的宿舍里，他看到了离别近10年的妻子。　　多少辛酸!刘坤模泣不成声。　　彭德怀安慰她，满含着歉意：“这些年，你吃苦了咯!”　　然而，他们未能破镜重圆。刘坤模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孩子刚满周岁。　　他等了9年，她为他经受了7年的颠沛流离。一出无可奈何的时代悲剧!她没有怨他，他又怎能怨她呢。　　彭德怀回前方去了。临行，他勉励刘坤模好好学习，追求进步，给她以兄长般的关怀。　　刘坤模终于也找到了党，并投身于抗日洪流。　　几十年后，当彭德怀谈起和刘坤模的这一段往事时，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愿与你同归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赴延安，参加*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完全的胜利。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央委员会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团结，设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的全会会场，气氛远较去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热烈。　　这年，彭德怀整40岁，还是孑然一身。战友们不觉关心起来。以前是心有牵挂，现在该解决了吧，彭德怀笑而不答。延安有大批优秀的革命女性，但敌后烽火正炽，前方来电催促，彭大将军无心寻觅爱情。一、红军——八路军（18）中央全会闭幕这日，彭德怀和与会者一起步出桥儿沟天主教堂会场，跨马回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在长征中曾任彭德怀指挥的红3军团政委。这时李催马赶上彭德怀，向他发出了一个邀请：中央组织部准备于次日举行由重庆大后方和华北前线来延安开会的领导干部座谈会。彭德怀欣然应约。　　塞外秋意已浓。第二天，彭德怀跨进中央组织部的窑洞会场，发现里面早坐满了人，笑语喧哗，气氛热烈，他不觉一改平素的严肃神态，春风满面，四向打招呼。瞥见后座中有几个组织部的青年同志，更兴致勃勃地转身和他们一一握手问话。　　由于军务繁忙，未及散会，他又起身离去了。　　虽然是短短几十分钟，在座的细心人仍然发觉，这位副总司令对坐在角落处一位腼腆的姑娘似乎倾注了特别的目光。彭德怀在她身旁坐下，和她攀谈，知道她名叫浦安修，原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念书，去年学校放暑假后，她去南京探望父亲，适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她无法返校，也失掉了党的关系，便和几个同学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那里找到了党组织，1938年初被派来延安。　　“你在学校就参加了党吗?”彭德怀面向着身旁这个体质纤弱、仪态文静的姑娘，很难想象她有那样一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本领。　　从浦安修的回答中，他进一步知道，她在高中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上大学后又入了党，担任地下交通——即党的文件、指示、消息的传递工作。这需要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勇敢机敏，还要能够守口如瓶。　　彭德怀略带惊讶地注视着浦安修白皙秀美的面庞，禁不住点头赞赏。　　从浦安修的答话中，他还知道，她并非娇生惯养。她少年失母，父亲续娶后去南京谋职，她就由边念大学边教小学的两个姐姐浦杰修、浦熙修抚养。她原是一个既受过高等教育又懂得生活艰辛的革命青年。　　或许是天作之合，或许是出于战友的关心，或许兼而有之。但不论出于哪种情况，如果不是这瞬间的相识拨动了彭大将军的心弦，是不会成就他们之间的姻缘的。　　彭德怀与浦安修在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前留影。他们1938年在延安相识、结婚，以后浦安修来到太行，俩人一起度过了敌后斗争最艰苦的岁月。座谈会之后，李富春做了他们之间的介绍人。彭德怀在他的窑洞窗前向浦安修诚恳地介绍了自己，他的经历，他的追求，他的性格，他的第一次婚姻，他对未来的伴侣的期望。　　浦安修收到彭德怀给她的第一封信，毛笔字挥挥洒洒只写了两页，却用独特的情怀和语言向她表达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您同归……”北平是浦安修的生长之地，他愿与她一起战斗，打回老家去，赢得全民族的解放。　　没有花前月下，却不乏急风骤雨的炽情。清凉山、延水河是他们婚约的见证。10月10日，在彭德怀返回前方之前，经李富春、滕代远的催促，彭德怀与浦安修结为夫妇。　　浦安修怕人闹房，彭德怀不愿声张，红三军团的老政委滕代远又不答应草率从事。于是，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之类。李富春和3军团的几个老部下，组织部的几个青年干部，一起在彭德怀的新房——仍是那一间窑洞聚餐祝贺，李富春自动做他俩的主婚人。热闹了一阵，大家及时告辞。没人敢闹彭大将军的新房。一、红军——八路军（19）新婚后几日，彭德怀就匆匆赶赴前方。日军慑于八路军在其后方的发展，开始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前线急需彭德怀的部署指挥。　　稍后，浦安修也从延安出发，来到驻于山西襄垣县北村的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在总部直属队工作。彭德怀和妻子商量：敌后很艰苦，不用说战士，营团干部也不能结婚或和妻子在一起生活，我们能一起在前方已经很令人羡慕了，你还是不在总部工作为好。浦安修很理解丈夫的心情，于是转到北方局工作。每到周末，她吃过晚饭才去总部和彭德怀团聚，第二天早上就回北方局。按延安当时不成文的办法，这叫“过礼拜六”。　　本色　　太原失陷后，日军并未如一般人估计那样乘势南下，它已感到了八路军在后方袭击的痛楚。1937年12月20日，日军第一军参谋部第二课在《关于全般的敌情判断》一文中说：“朱德、彭德怀所统率的共产军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有力部在五台山及太原西方山地。同时，在各方面设立政治学校、民众训练所，努力加强军事的政治的训练外，还注意救济，所以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合并各地的残败兵、难民等，经过相当的时期后，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　　12月，日军集中2万兵力进攻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将军领导边区军民胜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新成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同月，南京失陷，日军将攻占太原的第5师团主力转用于津浦线，与从南京北上的日军配合，企图夹攻徐州。阎锡山、卫立煌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收集整理部属，将二战区司令长官署设置于同蒲线南段的临汾。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山南下后，按毛泽东指示，准备率115师主力进入晋西，开辟吕梁山区，暂驻于临汾北洪洞县之马牧村。山西局势暂趋稳定。　　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第1、第2战区师长以上将领赴洛阳开会，讨论徐州会战和坚持华北抗战问题。　　1月15日，一列东驰的火车驶进洛阳车站，从车上下来的有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30余人及八路军的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师长*、贺龙、刘伯承。八路军将领身着灰布军装，腿缠绑带，与身着黄呢制服、足蹬皮马靴的国民党将领形成鲜明对照。军帽上虽然同样都缀着青天白日徽，一望而知，这代表着两支不同的军队，八路军仍然保持着它红军时期的本色。　　图为彭德怀与蒋介石在洛阳。车站外，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人亲自来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走向彭德怀，邀请彭德怀同车。白崇禧自然记得，这就是当年率领红军在他和李宗仁治下的广西省境界强渡湘江，突破蒋介石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的红军第3军团长。　　“久违、久违!”白崇禧向彭德怀伸过手去，打量着这位曾使他震动的红军猛将。　　“久违、久违!”彭德怀伸出手来，会心地笑答。　　八路军警卫参谋潘开文向彭德怀递上一把缴获的日本宝剑。白崇禧一下接过去，坐进黑色轿车。　　“这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参谋连忙解释，彭德怀以目止之，微笑着对白崇禧说：“小弟还带有几支最近缴获的日本军官用小手枪，准备奉赠委员长、何总长和军座。”　　汽车驶过洛阳市街道，白崇禧手持宝剑，反复把玩，沉吟不语。车转了个急弯，他才回神转目，答道：“玉阶兄及军座指挥有方，八路军英勇善战，令人钦佩!”一、红军——八路军（20）此后，国民党军界人士和国内外友人，多以得八路军赠送的日本战刀、手枪等战利品为荣，有的还当面索赠。　　在洛阳会议上，蒋介石发表训词，表示坚决抗战，会后单独会见朱、彭、林、贺、刘，表示接受朱、彭提出的改造军队、开放民众的意见。但有着十年剿共历史的蒋介石，对八路军提出的增加经费和武器供应的要求，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蒋介石看到，在华北战场上大显身手的八路军将领，依旧是士兵装束，生活简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曾在讨袁(世凯)战争中名震川鄂的刘伯承竟还脚穿着一双草鞋，送给他的则是前线缴获的战利品；而他自己的将军们，戎装凛凛，生活阔绰，却不乏怯敌之人。蒋介石有些不寒而栗，会毕进餐，特邀朱、彭共桌。蒋介石这一举动，收到了刺激其将心的效果，使在座的各友军将领为之侧目。　　1938年1月，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彭德怀赴武昌商谈八路军支援徐州会战问题，在汉口车站与周恩来（左一）、郭沫若（左三）、叶剑英（左四）合影。席间，蒋介石约彭德怀同车赴武昌继续会谈。这时，徐州南北，战事正十分吃紧，蒋介石深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牵制日军的重要。在武昌行营，蒋介石单独会见彭德怀，告彭说：“我已决心与日军决战于徐州，徐州得失，关系中原全局，当待八路军努力配合。可否在青纱帐起时，派队袭击津浦线，进行声援?”彭德怀慨然应允：“为了配合徐州会战，不等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蒋介石甚为满意。　　蒋介石注视着彭德怀，一个久沉在他胸中的希望冉冉升起来。　　蒋介石这次单独约彭德怀赴汉会谈，主要是为了解决八路军对徐州会战的配合问题。同时，也不无其他用心。　　从1930年以后，在送到他手里的有关红军活动的情报中，“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是使他最伤脑筋的4个字。第二次江西“剿共”不利，曾冒出来个黄汉湘其人，向蒋献计，自告奋勇，带着蒋的委任状，去苏区策反黄公略(黄汉湘之侄)。结果蒋介石得到的不是人杰黄公略，而是彭、黄送回的黄汉湘之头。1932年，又有一个舒适存其人，不识相地向蒋献策以重金收买彭德怀。蒋介石前事不忘，只冷冷地回答了几个字：“好好好，以后再说。”使舒讨了个没趣。　　以后，蒋介石就不断悬赏捉拿彭德怀，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而今天，彭德怀不卑不亢，坐在他的面前，紫黑、皴裂的脸膛刻染着北国疆场的风霜，两道浓眉凝聚着一股凛然不可犯的英武之气，阔厚的嘴唇透露出农民的朴实本色，微微向下的嘴角又显示了个性的倔强、刚正。灰色的布军装，经过几个月的栉风沐雨，虽已褪色，但穿扣整齐；腰带、肩带，扎束硬挺，正如许多人评论的，是标准军人的仪态。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的战绩频传，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决心用他的拿手好戏试探一下——这拿手戏在他击败各省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中，是大大奏过效的。　　约摸一个小时，会谈完毕，彭德怀告退欲起。蒋介石忽然笑吟吟，关切地问起彭德怀的家庭情况，有没有归里探望，府上可安，等等。彭德怀沉默不答。蒋介石搓搓手，说：“如有难处，我可嘱张主席(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关照。”一、红军——八路军（21）“承委座垂询，职家早承何键主席关照过，连祖上三代的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在外流落。”彭德怀勉强淡淡一笑。　　“不像话，不像话!我马上下令保护，你让他们回家!”蒋介石站起来，连声叫来人立即通知张治中。同时，亲自签署5万元，起身递给彭德怀。　　彭德怀起立正色：“德怀一家素以劳动为生。身为抗日军人，每月有八路军规定之津贴费足矣，其他分文不能领受。”稍停，又补充说：“八路军在前线浴血杀敌，现部队扩充，衣食不继，粮弹两缺，主要靠缴获维持。委座以抗战为重，希给八路军按兵员实数发饷。”　　蒋介石面色微沉，仍不失笑容：“那——是另外的事，至于这，是个人赠副总司令的薄仪。”　　“德怀是共产党人，决无受财之理。”彭德怀忍住性子，起立告辞，蒋介石无可奈何。　　彭德怀回到住所，尚未坐定，何键即投刺来访。彭德怀料知还有文章，对这个当年从长沙仓皇出逃，又借帝国主义的军舰重夺长沙，屠杀湖南人民的刽子手，余恨未消，托词不见。即起赴码头，乘轮渡江北去。　　彭德怀（前排右一）与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合影。到汉口，适值新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二人一见如故，漫步庭园，相谈极契。彭德怀谈起1927年叶挺率国民革命军四军独立团为北伐先锋打到武昌，他正在唐生智的第8军1师1团任营长，曾配合叶挺部攻打武昌之南门。叶挺不禁感慨道：“倏忽十年，我落伍了，今后当步同志后尘。但去国有年，新四军初创，还需要学习八路军的经验，望石穿和玉阶兄至诚相告。”彭德怀说，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直接和帝国主义作战，新问题确实很多，待我和总司令研究一下，定当奉告。回到总部，彭德怀给叶挺专去一电，根据八路军的经验谈对新四军开展工作的意见，其后叶挺蒙难皖南，星殒黑茶山，二人竟未能再晤。　　在汉口期间，八路军办事处因八路军将领生活清苦，无力顾及家庭生计，特转给彭德怀各界人士赠送抗日将领的400元慰劳金。彭德怀欣然接受，将这笔慰劳金一半寄给在1930年红军打长沙时牺牲的红5军师长陈毅安的家属，一半寄给平江起义的老战友黄公略烈士的家属。他自己分文未留。　　彭德怀从汉口返八路军总部，途经临汾，值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参谋长会议回来。在向彭德怀报告会议情况后，周昆发起牢骚来：“我到办事处要几个零用，才给了我两块钱!人家的参谋长坐的是小汽车，住的是小公馆，下的是小馆子。咱们光打鬼子，身上连个小钱也没有!”　　“胡说!”彭德怀大吼一声，“那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要碰上我，一个铜板也不给你!”　　周昆还不住嘴：“这次孔祥熙给了3万银洋，叫我带回做慰劳费，说115师保卫了他的家乡，人家可大方!……”　　“无耻!”彭德怀双眉倒竖，怒不可遏，拍桌痛骂周昆一顿。　　周昆走后，彭德怀反剪双手，在院子里转圈子，陷入深深的思索。整整一天，他都很少说话。　　回到总部，彭德怀立即把会见蒋介石的情况和周昆的问题报告朱德。一方面部署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广泛出击，一方面准备进行八路军的整训。一、红军——八路军（22）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进入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环境，如何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纯洁性，关系着党的成败、民族的前途。朱德、彭德怀对此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　　这个问题早在洛川会议上引起重视。会上，不少人发言都谈到，红军改编后，仍要准备过艰苦生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37年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要求大家提高阶级警觉。9月初在三原，红军脱下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换上国民革命军帽，许多人思想不通，有的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在129师的誓师大会上，刘伯承师长拿出新军帽，指着上面的青天白日徽说：“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这话语重千钧，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心里。八路军所到之处，那艰苦朴素的作风，秋毫无犯的纪律，对群众的关心爱护，顷即道传路说，有口皆碑。　　但是，环境的诱惑是存在的，斗争是存在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驻在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旁时，阎军吃得好、穿得好、薪饷高，常跑来请八路军的营、连、排、班干部去吃饭、“联络”，就有人流露羡慕的情绪说，看人家如何如何.彭德怀见到该团年轻的指挥员欧致富，用手指着他说：“欧致富，你责任重大，要提高警觉咯，不然要背时(倒霉)!”八路军分散到各县发动群众，当地士绅也常常以抗日名义联络、慰劳，朱德告诫干部：“由苏区跑到白区去工作，酒色财气、官职功名的难关要打破。”身为总、副司令的朱德、彭德怀和各师长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朱德说：“我们自己要发扬吃苦耐劳的长处，对同志的说服就容易了。”为加强教育，彭德怀指示，八路军向友军派出的游击教官，实行三个月轮换制。对于个别人私藏缴获品和贪污没收汉奸的财物，则执行了严格的纪律处置。　　红军改编时，由于蒋介石拒不承认，取消了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各师只设政训主任。出师不久，朱、彭、任(弼时)深感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职权降低，军队建设受到损失，于1937年10月19日共同建议*中央书记处，按红军传统建立八路军的党代表制，党代表职权与政委同。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采纳。3天之后，洛甫、毛泽东亲自复电，同意朱、彭、任的建议。此后，八路军恢复了红军时期实行的政治委员制度。　　周昆的“牢骚”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的高度重视，接着又发生了周昆在携3万元巨款回115师师部途中失踪，115师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卿逃到政府军中去当官的事件。彭德怀为此亲赴高平整顿。　　一连串的事件，使彭德怀在王明和毛泽东的争论中，更倾向于毛泽东。在向344旅传达中央书记处根据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所拟的提纲时，强调了从云阳改编时就强调的三条：保障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障工农成分在军队中的绝对优势；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　　在这个时期中，115师发生了3个士兵杀死友军(晋军)一负伤连长，劫去晋票100元的事件。不久，凶手在陕西之延长被捕获，朱、彭亲电毛泽东、滕代远，请将凶手送115师公审枪决，以此在部队中反对军阀土匪主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一、红军——八路军（23）八路军总部朱、彭的以身作则，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坚强有力，纪律的严格执行，使八路军在与国民党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实行抗日合作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树立起一个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形象，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八路军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变和战略展开，为随之而来的敌后长期艰苦斗争做好了准备。　　屹立太行　　在1938年1月15日洛阳将领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反攻太原收复华北的计划。但2战区将领对此无甚信心，对作战计划莫衷一是，反攻太原的兵力尚未集结，日军已从太原沿同蒲线两侧大举南下。在此期间，蒋介石把不战而放弃山东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扣押起来，带至武汉军法处决了。这一举动起了作用，2战区原来想退至黄河南岸的人，暂时屏息钳口。　　2月17日，阎锡山请卫立煌、朱德到临汾温泉村临时长官公署共商御敌之计。　　阎锡山自太原失守，旧军溃散过半，不得不在八路军帮助下扩充加强山西新军(决死队)，而又心存疑虑，情绪低落，发出“不能抬着棺材抗战”的论调。遂在这次会商中，把阻止日军南下的责任交给卫立煌；把同蒲线东曾万钟、李家钰等外省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朱德、彭德怀；会后，自己转移到晋西靠黄河边上的吉县去了。一旦紧急，便可西渡入陕。　　卫立煌在太原失守、晋局混乱之际，本也有率军南渡黄河之意，经朱德在赴洛阳途中与之长谈，决心在晋北到晋南的要冲、太岳天险韩侯岭(灵石县境)修筑工事，与日军一战。朱德、彭德怀从忻口战役起，就力劝卫立煌放弃死守阵地的战法，采用运动战术，将主力用于敌之侧翼或后方作战。但卫立煌也有苦衷，向朱德说了真心话：“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　　韩侯岭战役刚开始，日军又采取大迂回的战术，平汉路的第1军108师团自东阳关、博爱关两路西进，直趋临汾。卫立煌部陷入敌人的包抄之中，山西正面战场进入最后一局。朱、彭决定八路军总部不南渡黄河，也不西上吕梁，而是向晋东南敌人的后方挺进。　　这是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央“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为挽救华北危局做出的一个果敢的战略决定。　　其时，日军的目的在于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逼中国军队渡过黄河，从而占领整个华北。　　2月24日，从安泽向洪洞猛扑的2000余日军，在安泽县府城镇东10余里处，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骄横的日军万万想不到，他们遇到的是将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陷于泥淖、最后陷于灭顶之灾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威名赫赫的朱总司令，正率领着这个司令部向他们进攻矛头的逆方向前进。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总部特务团和抗日决死队一部激战两日，掩护总部安全转移。彭德怀则以第2战区右翼集团野战司令部的名义，在长治高平一带，部署115师344旅出击日军侧背，帮助在上党盆地陷入危境的国民党友军转入太行、太岳和中条山中。　　这时，阎锡山的晋绥军拥挤于晋西，卫立煌的中央军被围于韩侯岭，山西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卫对在同蒲线东正太路南的国土和各部队实际已无法顾及。于是，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十个师(包括中央军李默庵34军、范汉杰27军、庞炳勋40军、滇军曾万钟3军、川军李家钰47军、西北军高桂滋17军的各一个师、中央军朱怀冰94师、西北军赵寿山17师、武士敏169师及王奇峰骑兵第4师)和八路军129师、115师344旅，决死队的1、3纵队，划为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彭分任总、副指挥。一、红军——八路军（24）3月1日，彭德怀从高平前线赶回驻沁水县三交镇的八路军总部，带回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严令华北各军不许一兵一卒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蒋介石的命令和一周前毛泽东、任弼时的一项指示态度一致。毛泽东要八路军劝阻近百万友军南撤，“万不可过河”；要八路军和友军协同坚持晋南晋西战局，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　　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守山西，3月24日，朱、彭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将领李家钰、李默庵、曾万钟、朱怀冰、武士敏、赵寿山及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张浩、徐海东、李达、王新亭和决死队薄一波等30余人从各地纷纷赶来开会。时属南路军(属卫立煌指挥)的93军军长刘戡、阎锡山的代表61军军长陈长捷和蒋介石派来的中将联络参谋也赶到会所。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处在黄金时代，过去在战场交手的人，济济一堂，共商御侮之策。　　会议在小东岭村关帝庙悬挂着“汉室忠烈”匾额的正殿内举行。殿堂内，香火案换成了各式木桌围成长方形的会场，上面铺着白布单，摆着盛茶的土碗，朱德在开幕词中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号召东路军将领齐心协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守华北。　　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　　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彭德怀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沦陷的惨痛教训，采用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干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　　彭德怀在湖南军阀部队中渡过了整整12个春秋，深知军阀部队的黑暗与*。抗战以来，他看到国民党军队虽因实行抗战，在作战的目的和行动上转为进步，但部队中军阀主义依旧，官兵对立。有些爱国将领，有报国之志而无治军之方；对八路军抗日战绩有钦慕之意，又怀有畏惧之心。在报告中，他开诚布公向友军详细讲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们提出严格的要求。他直率地批评说：“军人可以不懂政治，这是一种愚民政策，对于军人是一种侮辱。我们作战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作战，为什么牺牲，假如这样的作战与牺牲是有价值的，我们就要流最后一滴血!否则，我们就一滴血也不应流。”　　对于素称“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国民党将领来说，这不啻是振聋发聩之语。　　针对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封建统御，彭德怀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从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及与士兵同艰苦做起；要解释、说服、规劝、感动、以身作则去统御部下，而避免威吓、打骂、欺骗和无理由的服从，要使士兵知道为什么要守纪律，并自觉地去遵守。　　针对国民党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军民关系的钦羡，彭德怀说：“士兵与长官要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一、红军——八路军（25）彭德怀所谈内容对八路军来说，是熟悉不过的道理，理所当然的做法，对于国民党将领来说，虽然折服，但认真实行起来，却不容易。　　彭德怀的报告特别感动了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的武士敏。他积极抗日，但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竟夕，相见恨晚。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之后。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此后，武士敏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小东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讲授课程。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且说日军在2月间分路扑向晋西南，本想再次凭借其机械化火力，以疾风暴雨式的进攻，把我军逼过黄河，或压入黄河急转弯处的三角地带，一举而歼灭之。不料中国军队在朱、彭指挥下，稳稳转入了敌后，利用太行天险，建立起新的抗战支点。3月8日，日军攻到风陵渡，还没发现我军主力，方感恐慌：“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　　小东岭会议刚结束，129师在涉县东阳关下响堂铺对日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份重要文件，内称：“*猖獗，4月上旬，将由潞安(长治)以北400华里内施以痛剿”。　　4月4日，日军果然调集108师团全部及109师团、16师团、20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兵力，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线上之临汾、榆次、太谷，东从河北之元氏、赞皇、涉县，南从屯留、长治出动，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企图歼灭我军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敌人出动的紧急情报从四面八方传向小东岭，警卫部队十分担心总部的安全，特别担心朱老总已年过半百，不堪夜间山路强行军，劝他先行转移。朱老总安然微笑，要大家放心：“急啥子嘛，鬼子的大马靴可跑不赢我这双大草鞋!”　　4月6日，朱、彭紧急向东路军发布关于部队和民众动员的训令。根据这一训令，八路军和友军各部普遍召开军人大会，说明粉碎这次围攻的意义，讲解新的作战要求，士气大振。总部派出政工人员，和地方党组织、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协同深入乡村，宣传群众，实行空舍清野，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破路队，支援反围攻。　　对于各路来犯之敌，朱、彭连夜拟定作战方案：以八路军的一部，决死纵队1、3纵队，和国民党友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钳制各路之敌，掩护八路军主力隐蔽待机。待敌人消耗疲惫到一定程度时，我即集中主力，击破敌之一路，再扩大战果。 电子书 分享网站一、红军——八路军（26）部署就绪后，彭德怀说：“我们先到鬼子眼皮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两股敌人胆大妄为了，再一捶子收拾他!”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敌进入沁县，朱德率总部从容离开小东岭，向武乡石盘山转移，设指挥部于山上的义门村。　　各路进攻之敌受到我军阻击。唯由屯留北犯之敌，系凶残狡诈的第25旅团长苫米地亲自指挥，武器精良，刚在晋南抢先攻进临汾城。苫米地得了日本大本营一枚勋章，骄纵异常，又善使“拖刀”计，常常烧民房，伪装撤退，待我军赶去救护群众，追击敌人，他又突向我反转围攻。这次该敌一路烧杀，曾万钟部不敢出击，敌遂占据沁县，又放火烧毁了依山傍水、城垣坚固、历史悠久的武乡县城。11日，朱、彭令待机的129师主力从涉县北星夜赶赴武乡，给予该敌以严惩。　　苫米地率日军烧了武乡，激起军民的极大愤怒。该团在窜往榆社时，遭到115师344旅和总部特务团的有力截击，不得不折回。沿途群众空舍清野，村中无人、院中无柴、囤中无粮、圈中无畜，连水井也已经掩埋，敌人又疲又饿，既聋且瞎，处处挨打，再次扑向榆社，欲寻我主力决战，不料又扑个空，士气沮丧，不得已，再沿武乡境之浊漳河谷，向襄垣后撤。此时，奉总部令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的刘伯承师长，抓住战机，下令129师771、769两个团沿漳河南岸，772、689两个团沿河北岸山地，隐蔽快速猛追，和该敌平行前进，寻机歼击。16日晨，在武乡东长东村一带之河滩地向敌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歼敌25旅团117联队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的优秀指挥员772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英勇殉国。　　长乐村急袭，歼灭了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闻讯，纷纷后撤。我军各部奋起追击，115师344旅收复了榆社，129师收复了武乡，总部特务团配合地方游击队逼退了沁县之敌，决死1纵队和高桂滋军围攻、逼退了沁源之敌。在我军夹击下，从沁县、沁源撤退之敌复大部被歼。武士敏与朱怀冰部收复了子洪口，八路军之曾(国华)汪(乃贵)支队克复了辽县，赵寿山部收复了长子、屯留、壶关，曾万钟部在八路军大败日军之后，也乘胜收复了潞城、襄坦。　　4月27日，长治、高平、晋城之敌向同蒲南段撤退，115师344旅与决死一纵队追击歼敌近千人。至此，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进行20余日，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　　此后，八路军129师即以太行山脉的千山万壑为依托，创建了晋冀豫(以后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北方局也一直转驻于晋东南太行山上，指挥整个华北的敌后抗战，直至胜利。　　在反九路围攻中，朱德、彭德怀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使主力军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配合下，运动自如，寻机歼敌。这是红军在苏区反围剿作战经验的发展，也是毛泽东全民抗战思想的实践。1945年，彭德怀在总结抗战近8年的经验时说：“八路军领导机关从这次粉碎九路围攻中，直接取得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成功经验，即敌人的围攻是可以打破的!”　　反九路围攻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在向八路军学打游击战、运动战后，国民党部队“一般官兵深感打游击战比较灵活，比绑在山头阵地遭敌大炮飞机轰炸好得多。在太岳期间官兵振奋，干得起劲”。卫立煌、武士敏、赵寿山、高桂滋等部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成立战地服务团，开展士兵教育。叶公好龙的蒋介石，在洛阳会议中表示赞赏八路军的部队工作和民众工作，但是对八路军的影响又十分恼火。在武汉失守，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大量特务进入华北，到各军中策动*，挑动“摩擦”。东路军中的赵、武、高等部始终与八路军保持友好(赵寿山已秘密加入共产党)。朱怀冰等则追随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制造*摩擦，此是后话。　　1938年5月，徐州失陷，正面战场推移到陇海线和黄河南北，中国军队在华北的三个主要部分——晋绥军、中央军(及各地方军)、八路军(及决死队)在华北正面战场结束以后，各自分离。阎锡山的晋绥军蹙居于吕梁山区，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至紧靠黄河的离石、石楼、吉县一线，阎锡山先驻黄河东之吉县，后又退至河西陕西省之宜川；卫立煌从韩侯岭突围，在八路军的掩护下脱险，从陕西转道返回晋南，与八路军协同收复黄河湾三角地区平陆、芮城、垣曲等要地，进入中条山区。与此同时，原东路军中的中央军和各地方军，不堪孤悬敌后的困苦转战，大批退至黄河以南，一部入驻中条山区。华北广大国土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到了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身上。　　反九路围攻胜利后，朱、彭放手分兵。八路军的三支主力，在山西控制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的山区和乡村，一部分进入晋西吕梁山脉活动；同时又北越长城，东下太行、五台。宋任穷、陈再道纵队挺进冀南、鲁北，宋时轮、邓华纵队远出冀东，杨成武支队北进云雾山，吕正操部开辟冀中平原，晋察冀游击支队深入平西。日军在华北的30万兵力，实际只据守着城市和铁路沿线。八路军的出击遍及华北。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由强有力的正规军开辟和支持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配合呼应；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巍然屹立于敌人占领区内的正规军的指挥系统——从八路军总指挥部到各师、旅、团部，领导华北民众为捍卫自己的每一寸国土而浴血战斗。　　1938年7月，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24万人，1939年春，八路军控制了华北的103个县。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中、冀南数块大根据地基本形成。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3900万之众。八路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2／5以上。　　二、摩擦年（1）第一期抗战中，八路军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各军回旋之际，在给养、扩兵、地域等各方面，不免发生摩擦，双方以团结为重，均及时得到解决。其后，国民党军大部渡河而南，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敌后抗日局面，国民党大军又得以北上，回驻中条山区和冀鲁豫边，计达30余万人。这时，情况便有了变化。一部分过去的友军不积极抗日，觊觎八路军收复的失地，不断制造摩擦，演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流血惨案。1938年是八路军在敌后大发展的一年，1939年便成为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摩擦年。　　鹿钟麟入冀　　华北战场的国共摩擦，以河北事件为发端。　　抗战之初，国民党军仓促撤出河北，其残部和地方势力以至土匪、会道门，各以抗日号召，招兵买马，自立政权，占据一方；日军乘机收买败类，成立伪组织——维持会，鱼肉百姓，社会陷于崩溃。　　与此同时，在*北中央方局领导下，河北各地也纷纷组织起地方抗日武装。　　在冀中，1937年10月，拒绝随大军撤退的原国民党东北军691团团长——*地下党员吕正操，誓师抗日，与地方党和游击队会合，至1938年4月在冀中38县、地区建立各县抗日政府，成立冀中行政公署，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在冀南，1938年1月至5月，八路军129师东进部队打开了20余个县的抗日局面，相继建立起各县的抗日政权。　　冀中、冀南，地处平原，扼平津南下的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为华北粮食、棉花的最大产地。工商业、农副业也很发达。掌握冀中、冀南，既可在军事上制华北敌人的腹心，经济上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在敌后收复大片失地，由赞扬转为忌恨，特别想利用河北的复杂局势，伸手冀中、冀南。恰于此时，*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认为，建立河北政权要通过南京政府才算合法，提议由蒋介石派人到河北沦陷区去担任省主席，以使冀中、冀南抗日政权取得“合法”地位。蒋介石欣然接受。　　派谁去河北呢?　　蒋介石想找一个既能为其所用、又能为共产党接受的人物；*也想找一个既能为蒋通过、又能与共产党合作的人。这时，与蒋介石有拜把之谊、又与共产党有友好关系、且坚决抗日的冯玉祥出来居中商洽，冯推荐他的旧部原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　　鹿钟麟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驱赶贿选总统曹锟下台的“首都革命”中立过功，又奉冯命率兵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皇宫(即今之故宫)，以此出名。1938年初，蒋介石处决韩复榘，在武汉举行对韩的军法审判中，鹿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任副审判长，又赢得了主战派的声名。冯玉祥推鹿出来，即被接受。　　1938年5月，蒋介石给鹿委了三道官衔：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游击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蒋对冯这个又联共、又抗日的拜把兄弟，其实并不放心，让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推荐了河北*地方武装头目、拉有六七千人队伍、自称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梧为河北省民政厅厅长。　　鹿在洛阳组织班底，准备上任。当时从洛阳到冀南有两条路可走。东路经豫北、鲁西转入，这条路要通过几道日军封锁线，沿途土匪又多。鹿钟麟手下只有两连人，不敢走这条路。北路经太行山八路军开辟的根据地，由晋东南到冀西转入冀南，这条路也要过封锁线，但如有八路军护送，安全就有保障。只是要取得八路军总部的同意。二、摩擦年（2）鹿钟麟害怕危险，派他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申伯纯去八路军总部联络。　　申伯纯是*地下党员，彭德怀见了申伯纯，问申：“你对鹿怎么看法?”申介绍鹿主张抗日，过去也未积极*，但封建军阀意识十分浓厚。彭德怀皱眉想了一想，问申：把鹿留在太行，且不去冀南，你看怎样?申答：鹿已秘密派人去河北做调查，和各方联络，一心想去当省主席，留不住的。彭德怀遂叫申回话，欢迎鹿取道太行赴任。　　鹿钟麟对敌后抗战的形势和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政策昏然无知，为自己物色的阁僚与河北封建势力关系很深。未离洛阳，其阁僚就唆请鹿钟麟密委国民党在大名的杂牌残军丁树本为冀南威县、束鹿、巨鹿、南宫等10余个县的行政专员，与冀南刚成立的抗日政权唱对台戏。　　封官未毕，申伯纯来报，说有了彭德怀的亲口承诺。鹿钟麟大喜，遂率部渡河，一路北上。8月21日抵长治后，亲到市郊古显村八路军总部拜访。八路军总部为抗日合作，为鹿一行人召开了欢迎会，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均出面接见。随后，由彭德怀与鹿会谈。　　彭德怀向鹿介绍了河北的敌情、八路军的分布、抗日政权的建立、民众的发动与组织等情况。彭德怀建议鹿暂驻辽县拐儿镇，那儿地势安全，群众发动较好。鹿坚决要去冀南，但未敢向彭德怀提赶他已另委了个冀南行政专员之事。　　双方会谈结束，冀中、冀南行政专区人选暂照八路军所任不变。组织河北省总动员会，统一全省*，以鹿为主任委员。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由朱、彭委任指挥人，指挥期间无更换行政人员之权。现归晋察冀边区政府之冀中各县，名义仍归河北省政府。但行政命令要经边区转或同意方生效。　　座谈毕，彭德怀对鹿钟麟申明共产党、八路军愿与国民党长期合作抗日的诚意，说：“过去大革命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现在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是老大哥，八路军愿同大哥并肩作战，共同发展。”　　鹿钟麟对八路军的接待和彭德怀的谈话十分满意，事后写了一个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说彭德怀“对国民党的信仰仍极为热诚”。这话，连国民党当年都不相信，不料在30年后的“*”中，鹿的这份报告，被彭德怀专案组人员从南京档案馆的敌伪档案中翻出来，视为至宝，说是发现了彭德怀与鹿钟麟秘密勾结的罪证，又是审讯，又是调查。最后，连当年替鹿起草报告的人，都“交代”不出什么“勾结”，实在做不出文章来，才算罢休。　　古显村会后，鹿钟麟一路东行，在即将进入河北时，鹿派去河北联络的人带了一批鹿钟麟老家定县的地主豪绅来见，这些人大肆攻击八路军发动民众和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与鹿手下的官僚政客一拍即合。　　9月，鹿抵冀南南宫，召开第一次省府委员会，就发生尖锐冲突。省府委员兼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党员，原为北平著名的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带领平津学生深入农村组建冀西抗日根据地，又率部随129师参加冀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杨素孚众望，在会上请鹿对冀南公署和所辖20余个县抗日政权加以委任，鹿尚未表态，张荫梧便开口问：你杨秀峰是干什么的，谁命令你去冀南开展政权?杨秀峰反问张荫梧：“没有这些政权，今天你能到这里来开会么?原来国民党的政权都跑了，我们能丢掉这些地方不管吗?”张荫梧在会上气势汹汹，要撤销冀南行政公署，鹿钟麟又提出，将八路军开辟的20余个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各自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党政军活动，遭杨秀峰坚决抵制。为团结抗日，经*长江局出面与总部研究，朱、彭同意，划出南宫、冀县等3县为鹿钟麟所率三个机关的驻区。二、摩擦年（3）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央于桥儿沟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图为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鹿钟麟到河北自感没有实力，便尽力收编地方武装，向八路军挑衅。情报不断传至八路军总部、延安*中央和长江局，总部开始时采取了忍让态度。10月5日，朱德、彭德怀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特电*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说：“连接冀南来电，自鹿钟麟到南宫后，曾数次发生友军攻击我军事情……现为自卫起见，已集结一部兵力以备万一，请酌量报蒋，请令停止。”　　八路军原拟与鹿真诚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由于鹿到冀南的表现，只好打消这个希望。但仍未放弃对鹿的争取。10月12日，朱德、彭德怀和王稼祥、刘少奇、*研究了冀南问题，又告冀南朱瑞、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说：“协助鹿整理扩大部队并在经济上帮助鹿，目前还过早，请你们慎重。应等一时期，看鹿的态度转变如何再说。因鹿在许多坏分子包围中，企图向我们进攻。如即帮助他的力量扩大，他将更有力的和我们摩擦”。27日，在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共同致朱瑞、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又提出，要“向鹿极力解说目前形势之严重。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肃清华北计划的情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嘱咐朱瑞等，“主任公署(冀南)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　　对于八路军和冀南民众艰苦创建的*政权——冀南行政公署，中央和总部则持坚决态度，指示朱、徐等：“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　　鹿钟麟在河北大张声势，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1月，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鹿钟麟得到情报，当夜率全班人马，转移到衡水乡村。杨秀峰部署所部发动群众拆毁城墙，防敌固守，至天将明，率冀南公署转移至巨鹿。这时鹿发布公告，说杨秀峰逃走，不知去向，撤去杨的冀南公署主任职务。日军在八路军各部袭击下退出南宫，张荫梧部又抢先入城，“大肆抢掠，群众认为比日本人更凶”。鹿手下众官僚与张荫梧乘机各以省府和民政厅的名义，到处委派县长，于是，在冀南行政公署下辖的20几个县内，一个县出现了两个县政府、三个县政府，演出了“双县长”、“三县长”的“双包案”、“三包案”。　　鹿、张委派的县长，各据数村，索款要粮，引起民怨，日伪乘机而入，也在一些县委派伪县长。于是，有的县更出现了四个甚至五个不同背景的县长。老百姓无法应付，叫苦连天。　　这时河北的*军队和地方武装，集合于鹿的战区司令部名下，约六七万人，号称10余万众。蒋介石以为鹿有了实力，大喜，加委鹿为冀察战区司令。鹿等更加得意，从演“双包案”而发展到袭击八路军驻地，解散民众救亡团体，河北事态，乃愈演愈烈。　　此时，日军已攻占武汉，随即回师华北，加紧对河北平原的扫荡。1938年12月，*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东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河北阵地，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同时，应付由鹿钟麟到河北后造成的抗日阵营内发生的种种严重事态。二、摩擦年（4）蒋介石弄谋　　1938年12月下旬，彭德怀到西安，准备参加蒋介石原定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同时见蒋面谈解决河北问题。　　这时，中国战局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变化。　　日寇侵华15个月来，战线愈长，兵力愈分散，后方的威胁愈大，泥足陷得亦愈深。“三个月亡华”的迷梦早已破灭，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进攻，回过头来走“田中奏折”的老路：“消化”华北，巩固其占领区，主要是对付在华北日益强大起来的共产党、八路军。对国民政府则由过去的以打为主，改变为以和为主，其诱和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共同防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