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55年4月的一天，玛丽莲·梦露正和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一起参加一个葬礼。　　"我要去染一下头发，"玛丽莲对卡波特说，"可我总没时间。"　　她一边说一边拨开头发，把发缝上的一条深色印记指给他看。　　"我怎么这么幼稚。我一直以为你的头发是百分之百的金色呢。"　　"我的头发就是金色的，但没有谁的头发天生就是纯金色的。哎呀，你真烦。"　　就像玛丽莲深浅不一的发色一样，这部小说--或者说这些混在一起的小说--也是虚实难辨。与那些开篇就表明自己的故事"纯属虚构"的老电影不同，这部小说从真实事件中汲取了灵感，人物的姓名都是真实的，除非考虑到在世者的隐私。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也都经过核实，所引用的话也是从这些人物的传记、笔记、信札、文章、谈话、书籍和影片等当中摘出来的原话。　　只有下面一些东西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比如，将这个人说的话写成是那个人说的；声称有一些话是从某人的日记中摘录的，其实并没有找到该日记。另外，还编造了一些文章或笔记，或给人物炮制了一些难以考证的心理活动等。　　玛丽莲·梦露和她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原本是两个毫无干系的人，是命运的捉弄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这场无关爱情的爱情故事里，不必去探究哪些事情是真的，而哪些又像是真的。至少，我是依照人物原型在真实生活中的性格特征来勾画两位主人公的，并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写下了这个故事。　　洛杉矶市中心，西第一大街　　2005年8月　　倒片。让胶片倒回到头，让整个故事重新开始，重新回放一下梦露的最后一幕。很多东西往往得从最后开始。我很喜欢从画外音开始的电影。画面很简单：一个游泳池、一具漂浮着的人体、一棵受到震动而抖动着的棕榈树、一个被床单裹着的裸体女人，以及昏暗中隐约可见的玻璃碎片。有人在说话，在跟他自己说，为了不感到孤独。一个逃跑的男人--一位私人医生--也许是一位心理分析医生--在银幕那一端讲述他的一生，所有经历过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眼前，特别是那些让他死去活来的东西。他的声音似乎在说："请听我讲，因为我就是你。"仿佛构成故事的是他的声音，而不是故事本身。　　在玛丽莲·梦露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死后留下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了这些不知何时写下的片断。1962年8月5日的凌晨4点25分，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在西洛杉矶警署响起，值班警官杰克·克莱蒙斯接起电话，听到一个男人微弱的声音："玛丽莲·梦露服药过量--已经死了。"这位吃惊的警官问："什么？"生硬的男声又说："玛丽莲·梦露死了。她自杀了。"　　倒片。8月的洛杉矶，依然骄阳似火，污尘给整座城市蒙上了一层粉色的面纱，2005年的洛杉矶似乎比四十年前显得更不真切、更工业化、更裸露，也更差劲了。市中心车来人往、拥挤喧嚣，让人的眼睛倍感疲劳。《洛杉矶时报》社位于西第一大街202号，记者福杰·W.贝克莱特的办公室里，此时走进来一位高大、有点驼背的老人，他像个迷路的人那样打量着周围。　　他叫约翰·麦纳，八十六岁。作为该市地方检察局法医室的副主任，他正是当年给玛丽莲·梦露做尸体解剖的在场者之一。那天，法医托马斯·诺古奇提取了梦露的口腔、阴道和肛门的黏膜，麦纳就在场。六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也死在这座城市里，给他做尸体解剖的，也是这位验尸官。人们曾经猜测是肯尼迪组织谋杀了梦露。给玛丽莲做完尸检后，法医们发现她的血液里含有一种叫做戊巴比妥钠的巴比妥类药物，浓度达4.5%，但却没有找到任何注射或者口腔摄入的痕迹。最后，尸检报告结论如下：可能为自杀。几年后，麦纳一直在体会这句话的用词，起初的几篇笔录他只写了：自杀或应为自杀。最后定为：可能为……也许从心理层面讲应该是这样--麦纳当时想。但这并未排除这位电影明星用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才做成这件事，也不能排除她为此利用了一只罪恶的手。他当初在想能否用其他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一个死亡游戏。或者像"自杀预防组"里的利特曼大夫所说的那样：一个致命的游戏。　　倒片。早已退休的约翰·麦纳很想再次按下录音机的按钮，里面最好放入一盘玛丽莲·梦露录下的磁带，那是录给她的心理医生的，录音的时间为1962年7月末或8月初的头两天。拉尔夫·格林逊曾经在磁带上贴了一张标签：梦露的最后岁月。这些磁带麦纳四十三年前曾经听过，并且抄录过，但此后再也没见到过或重新听过。它们在这位心理医生生前（或是死后，谁知道呢？）就找不到了。现在能找到的只有麦纳当初作为法医时总结出来的那几句话。　　老人手里颤颤巍巍地拿着一叠发黄发皱的纸，跟记者打招呼。贝克莱特请他坐下，并递上一杯冰水。　　"为什么事隔多年您想到了找报社？"　　"拉尔夫·格林逊是个好人。梦露死前很多年我就认识他。我在研究刑法学之前读的是医科，当时我就在加州大学听过他上的关于精神病学的课。我对他一直很尊敬，现在依然如此，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梦露死后两天，他曾要求我再次找他问话，因为他想反悔当初他对警察说的话。对于报纸上登的那些关于他的话，他感到很不安，报纸上说他是'一个奇怪的心理医生'，是'最后见到活着的梦露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她死去的人'。他执意要我听两盘梦露死前一天（也就是1962年8月4日星期六）寄给他的磁带，还说要把磁带留给我，让我记下里面的内容，条件是我不能把内容泄漏出去，即便对检察官和验尸官也不能。尸体解剖后，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找不出答案，难以提供证言。所以我觉得还是藏在心里比较好。"　　"你跟他见过面？什么时候？"　　"是8月8日星期三，他刚参加完梦露的葬礼以后，我们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怎么从来没听你谈起过这次会面？"　　麦纳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我记得他曾说过，有些事情不能说出来。即便流言四起，他也无法为自己辩白。想开口却又不能说确实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但他实在是无法将所有的事情透露出去。我也就一直保守着秘密，没有说出磁带的事。但是近来那些传记作家又开始攻击他当初对玛丽莲使用了暴力，甚至害死了她，我觉得我该站出来说话了。我已经见了一位名叫麦休·史密斯的英国记者，他后来就此写了一本书。还有，在我今天重新拿出当年的笔记来见你之前，我已经征得了拉尔夫·格林逊的遗孀希尔蒂的同意。"　　福杰·贝克莱特提醒他说希尔蒂·格林逊曾对《洛杉矶时报》说过她从未听她丈夫讲过关于磁带的事。她对此一无所知。麦纳说，那是因为格林逊有着很强的职业操守，严格为病人保密。　　"为了格林逊，我也一直保守着秘密。我今天之所以打破沉默，是因为他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另外，我答应过他的太太，必须反驳詹姆斯·霍尔、罗伯特·斯拉泽、唐·沃尔夫、马文·博格曼之类的作家，所有这些人都对梦露这位最后一任心理医生产生过怀疑。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唐纳德·斯伯特，曾经指责他'身为心理医生，却罪恶地玩忽职守'。正是因为要替我所尊敬的格林逊回击那些玷污他名誉的人，今天我才想到要讲讲这些磁带的事。"　　倒片。梦露死后整整四十三年，洛杉矶又一个闷热潮湿的夏日里，麦纳带着激动而略带迟疑的语气，在另外一台录音机前向这位记者述说1962年8月他去拜访格林逊的经过。　　当麦纳走进格林逊面向太平洋的别墅时，这位心理医生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胡子也没好好刮过。麦纳坐下后，格林逊马上让他听了一段四十分钟的录音。录音机里，梦露在说话，录音带里只有梦露的声音，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声响，也没有谁在听或者谁在对话的痕迹，只有她自己，语气庄重而又私密，但并不脆弱。磁带中梦露的声音像从天堂传来，如同不可知的梦里的声音潜入听者的心田。　　这肯定不是哪次治疗过程中录的音，麦纳补充道，因为格林逊从来不录病人的声音。是玛丽莲·梦露自己几个星期前买了台录音机，将治疗过程外的一段话录下来，递给了她的心理医生。　　那天，麦纳几乎一字不漏地做了详细记录。当他离开格林逊的别墅的时候，已经觉得梦露不大像是自杀。　　"在她说的那么多话中，有一点很肯定，那就是她有对将来的打算和对未来的期望。"　　"那格林逊自己呢？他倾向于她是自杀还是他杀呢？"　　"这一点无法说明。但是在我事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我确信格林逊不相信他的病人是自杀。根据回忆，我的报告是这样写的：'遵照您的要求，我和格林逊大夫谈了梦露的死因。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从格林逊告诉我的情况和他给我听的录音来看，我认为可以肯定这不是一起自杀事件。'我把报告寄出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十天以后，也就是8月17日，法院宣布结案了。我的报告现在也已经找不到了。"　　倒片。在喝了第二杯冰水后，麦纳继续讲他的故事：　　"还有个问题，那天格林逊大夫没有明确回答我：如果他确信她不是自杀，那他为什么一开始称她是自杀？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我花了很多年才醒悟过来：那是因为他讲'自杀'是在电话里、在死者的房间里，他很清楚每个房间里都布满了窃听器。"　　"格林逊也许不是杀人犯或者同谋犯，"贝克莱特说，"但会不会是他帮助别人将一起谋杀掩盖成了自杀呢？"　　麦纳默不作声。　　"如果她不是自杀的话，那又是谁杀的呢？"记者接着问道。　　"我想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想的问题并不是谁，我倒是在自问，是什么杀死了梦露？是电影？是精神上的疾病？是心理分析？还是钱，或者政治？"　　说完，麦纳起身告辞，把两个又皱又黄的信封留在了贝克莱特的桌上。　　"我无法给你留下任何证据性的东西。她的话我听见了，她的声音，怎么说呢，我已经不记得了。任何线索都是为了抹去原来的东西或掩盖别的线索用的。但我可以给你留下一样东西，虽然它什么都证明不了。这是一些照片。"　　贝克莱特等老人离开以后才打开信封。他将为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写一篇文章，详述他如何得到关于磁带的文字稿。第一个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是在一间停尸房里拍的，外边裹着层层白布，里面是一个裸体的、有标记的金发女子，面孔很难辨认。第二个信封里放着几张梦露去世几天前在加利-内华达酒店拍的照片，那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豪华饭店。画面上，一个男人看着摄像机镜头笑着，他骑在趴在地上的玛丽莲·梦露的身上，梦露则稍稍撩起遮住她左脸的头发。　　倒片。驼背老人麦纳走下了《洛杉矶时报》社的楼梯，但他没有找到出口，而在散发着陈旧油墨味的地下室里迷了路。在梦露去世四十三年，而洛杉矶郡检察院不顾对事实和档案的重新审查，维持当年调查结果二十三年后的今天，麦纳不希望把对梦露的纪念只留给那些每天从世界各地来到韦斯特伍德村墓园梦露的地下墓穴前静默的影迷们了。他一直不相信梦露是自杀，但也从未说过不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越来越觉得失望与痛苦。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弥补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那两盒磁带留给他的形象，一个充满活力、幽默和期望的女子形象，而不是一个消沉的、想早日结束生命的形象。麦纳也知道，有一些人片刻前还对生活心存期待，过了一会儿却成功地了断了自己；也有一些人不想活了但也不想死去。有时候，想死只是想结束生命中的痛苦，并非想结束生命本身。但他还是觉得梦露的表现是前后矛盾的，两盒磁带中的内容让他觉得她只可能是被谋害的。　　但他最挂念的并非这一点。关于谋杀的各种假设使他相信，即便明知这是起谋杀，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肯定谁是作案人、作案动机又是什么。他想予以澄清的是谋杀当晚格林逊所扮演的角色。多年来他一直被这个问题折磨着，总是回想起这位沉默不语的心理医生、那个闪烁着紫色霓虹的夜晚、位于圣莫尼卡医生家别墅的泳池，和那张惊恐万分的脸。那晚，他问格林逊：　　"对不起，我想知道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个病人吗？你对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她已经成了我的孩子、我的痛苦、我的姐妹、我的疯狂。"他自言自语道，好像在背诵一段引文。　　倒片。麦纳这次来见福杰·贝克莱特并不是想告诉他这个阴谋的谜底，这个问题留给大卫·林奇的系列片《谁杀了玛丽莲·梦露》中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去思考吧。麦纳的来意是想让一个问题画上句号，那就是："那三十个月以来，格林逊和梦露俩人在超出了心理分析界限的疯狂情感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洛杉矶，西日落大道　　1960年1月　　许多年过去了，格林逊医生还清晰地记得玛丽莲·梦露第一次把他叫到病床前的那一天。"一开始，我们只是互相对视，像两只来自不同种群、互不理睬的动物那样，似乎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她太耀眼了，让我相形见绌。一位漂亮的金发美女和一个长相微黑的医生，真是不大般配……现在看来，我发觉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当初我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演员，利用精神分析来满足自己想要博取他人好感的需求，而她则像一个试图自我保护的知识分子。"　　玛丽莲跟这位即将成为她生命中最后一位心理医生的人说，她就要开拍由乔治·丘克执导的影片《让我们相爱》了，她在影片中的搭档和情人是法国演员伊维斯·蒙坦德。几乎每次拍片她都会出现情绪障碍，现在遇到的心理困境仅仅是在好莱坞艰难工作中遇到的一小个。为了摆脱时常在摄影棚里把她击倒的心理紊乱、抑郁和焦虑，请心理医生成了她控制病情的必要方法。五年前她在纽约开始接触心理分析，先后接受过两位心理医生的治疗，她们是玛格丽特·霍南伯格和玛丽安娜·克里斯。1956年秋天，在劳伦斯·奥利弗执导的影片《游龙戏凤》的拍摄过程中，她甚至请来了弗洛伊德的亲生女儿安娜替她看病。　　1960年初，当她重返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时，这位老东家给她的片酬仍然很低，而且一如既往地怠慢她，她的绝望症状又发作了。由于事先签过合同，她还得为他们拍摄最后一部影片《愿嫁金龟婿》。但是，拍摄工作无法顺利进展，玛丽莲无法很好地在影片中扮演那个叫做阿曼达·德尔的人物。剧中的德尔是一名舞女兼歌手，她爱上了一位百万富翁，但她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也不稀罕对方的金钱和名声。梦露常常服用巴比妥类药而神志不清，整个剧组不得不等她清醒过来。为了赶进度，这种时候通常是她的替身依芙琳·莫里亚蒂替她出镜，她则坐在摄影棚里，等人调节摄像机、试镜，并等其他演员练习台词。刚开拍时，蒙坦德向玛丽莲流露过他自己的担心，因为他怕演不好，共同的担忧拉近了他俩的距离。剧本重写和拍摄过程中的反反复复使影片停滞不前，再加上导演的不专心，几近瘫痪的摄影棚内弥漫着灾难的气氛。尽管玛丽莲不是导致影片脱档的唯一之人，但是制片方仍然敦促她赶快行动，不要影响影片的拍摄。　　玛丽莲在洛杉矶没有专门的心理医生，于是她叫来了玛丽安娜·克里斯，她在纽约已经为她治疗了三年。克里斯此时想起了拉尔夫·格林逊，一位在好莱坞很被看好的精神疗法医生。克里斯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一个难以对付的病例，并告诉他："这是一个处于极度慌乱中的女人，一个大量吸毒和服药而可能自毁的女人。她正处于间歇性的焦虑症中，很脆弱。"最后，格林逊同意担任玛丽莲·梦露的第四任心理医生。　　第一次治疗是在贝弗利山卡顿酒店，出于保密原因和对玛丽莲身体状况的考虑，谈话在梦露的房间里进行。第一次接触很简短，问了几个更涉及病人的身体状况而非精神状况的问题后，格林逊建议梦露今后到他的诊所去，因为诊所离好莱坞并不远。在后来几乎长达半年的拍摄过程中，玛丽莲每天下午都要离开摄影棚去贝弗利山的罗克斯伯里北道见她的心理医生，那儿正好位于毕科大道的福克斯公司和日落酒店之间。　　贝弗利山卡顿酒店的建筑像它的住客一样外表光鲜，外立面是粉红色的，讨人喜欢而又显得有些虚假，内部则是破破烂烂的、新某某主义的、失衡的结构。刺眼的颜色令人想起那些上了颜色的黑白影片。玛丽莲和她的丈夫阿瑟·米勒住在第21号房间，房里有个游廊，贴着青苹果色的墙布，伊维斯·蒙坦德和他的妻子西蒙·西涅莱则住在第20号房间。福克斯公司替这些住在类似于战前地中海复兴式风格的房间的演员埋单。　　玛丽莲觉得"复兴"一词很可笑，没有什么东西会在某天"复活"，就像人们不可能重建昔日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不过，她经常叫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染发师从圣迭戈坐飞机过来，因为三年前，在米高梅公司的摄影棚里，就是这个染发师染淡了她在"疯狂年代"时期的头发。老太太除了会使用过氧化氢染发，其实更想顺便听听这位性感明星的奇闻轶事，比如她狂热的人生，以及孤寂的死。也许她的那些故事、她那淡淡的金发和那位染发师一样并不真实，但这时候玛丽莲就像在电影里一样，通过记忆的银幕看到了自己。　　好莱坞，贝弗利山庄，罗克斯伯里北道　　1960年1月　　诺玛·琼和拉尔夫，一个是洛杉矶又穷又没文凭的姑娘，一个是东海岸富裕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本没有任何的共通点。她是银幕中长大的无产者的女儿，而他则是书本中培养出来的资本家。但是他们两人在第一瞬间便相互认出了对方，彼此注视着对方，就像看着一个失散已久的老友。但是与此同时，有一片阴影正笼罩过来，带来了谁都不愿看到的东西，也许这是命运捎来的信息：瞧，你的死期不是已经不远了吗？　　当玛丽莲·梦露结束了一天的紧张拍摄，第一次来到她最后一位心理医生的诊所时，已经迟到了整整三十分钟。格林逊医生注意到她穿了条宽大的裤子，当他请她坐下时，玛丽莲坐得很直，好像在旅馆的大厅里等人似的。　　"你迟到了。"他说道。　　他是个好棋手，开局就让对手吃不消。　　"我迟到是因为我和所有人约会时都会迟到，久等的不止你一个。"像是被触痛了的玛丽莲答道。　　后来，当格林逊重新回忆起这几句话的时候，他想：头一次治疗总得像最后一次那样。以后的最重要的东西在这里都说了，即便不是明说。　　梦露继续说道，声音里夹杂着怒火和忧虑。　　"自从开拍到现在，乔治·丘克已经记下了三十九小时的拍摄损失时间了，我总是晚到。有人以为我是在耍大牌，其实正相反。我倒是认识很多演员，从来不迟到，但是人到了之后，什么活儿也不干，要么就是与人聊天儿。难道你希望我也这样吗？"　　曾经治疗过很多患了精神障碍的女演员的格林逊对她这种含糊不清、无所谓并缺乏情感的表述感到吃惊。她是在用不痛苦的方式讲述痛苦的事情。她可能还服了不少镇静药，对外界的反应不太灵敏。他还觉得她有点遥不可及，不能理解别人的俏皮话，说的话也是前后矛盾。格林逊对她的病情感到担忧，建议她改做面对面的治疗，而不是像她原先以为的那样，躺在沙发上做一场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　　"那好吧，"她说道，"我会尽量回答你的问题的，不过你别问太多的问题，我会答不上来的。"　　他问了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问题。她抱怨起她在这部讨厌的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抱怨起她在纽约的戏剧老师斯特拉斯伯格的夫人葆拉，她曾指定这位夫人担当该片的表演指导，但这位夫人却想用自己的女儿苏珊来取代她。她还抱怨了丘克，因为丘克不像先前那样和她关系融洽了，而是粗暴地对待她。　　"'有人自以为很特殊，'丘克假装温柔地对我说，'有人自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与众不同，但是，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有家庭的烙印和童年的经历带给我们的形状与轮廓。'形状与轮廓，瞧他说的，这个老家伙，他对我赖以生存的身体知道些什么？"　　接着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玛丽莲谈到了她的慢性失眠症，说明她为什么服用药物。她还告诉格林逊她经常更换医生，在这个医生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她对精神药理学了解甚多。格林逊发现她经常服用类似吗啡的麻醉止痛药德美罗、用于麻醉神经系统的降压药戊硫巴比妥钠，还有一种叫做苯巴比妥的巴比妥类药，以及一种叫做异戊巴比妥的巴比妥类药，并常常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来用这些药。格林逊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医生感到愤怒，竭力建议她今后只看一个医生--海曼·恩格伯格，并说他会把她的身体情况告诉他的。　　"你们俩人都有孤芳自赏的性格，我想你们会谈得拢的。"　　最后，他建议她不要再通过注射服药了，也不能再吃德美罗了，因为吃多了会有严重后果。　　"让我来决定你该服些什么药吧。"　　这位医生显然让她感到害怕：他听她讲，但又拒绝满足她渴望被安抚、被珍视的愿望。　　当天晚上，玛丽莲回家后，一直回想着刚才为她看病的那个男人。他冷静而从容，那双敢于挑战对方的眼睛背后隐藏着一种致命的温柔。当她问她有没有必要像在克里斯大夫那儿一样，躺在沙发上做一次真正的心理分析时，他说最好不要。"咱们胃口先别太大，不要指望彻底的改变，因为你马上要回纽约去，回到你丈夫那儿去，在那里继续接受治疗。""胃口先别太大"一语触伤了她。她当场就哭了。格林逊跟她说这不是在指责她，而是他对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不过这还是很奇怪，玛丽莲想，他居然没有让我躺下。一般来说，男人总是愿意看到我躺着，在我转过身去的时候看我的屁股。她一边喝着酒，一边望着白色的墙壁和用黑色的帷幔遮蔽着的游廊，回忆着先前的情景。格林逊大夫大概对我没有非分之想，他没有让我躺下或许对他正好，他也许感到害怕，这样更好些。我可感到害怕，但不是怕他，这不是一种性上面的害怕。《让我们相爱》，这不只是一部电影的片名，跟伊维斯·蒙坦德在一起的时候，我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片名，跟这个医生在一起的时候却不会有爱。其实，她并不喜欢人家叫她躺下，她害怕夜晚，也害怕漫长的黑夜降临。经常，她只是在白天做爱。　　纽约布鲁克林区，布朗斯维尔，米勒大街　　1911年9月　　拉尔夫自称小时候是在威廉斯堡富人区一幢漂亮的别墅里长大的，他将那房子称做是一栋"在一扇大铁门后面巍然耸立的殖民时代的房子，显示出这户人家的日渐兴旺"。实际上，在1933年迁往洛杉矶前，他们一直住在布朗斯维尔的一所旧房子里。　　1931年他前往瑞士的伯尔尼攻读医学，快毕业时认识了希尔蒂·特罗什，他在回美国之前与她结了婚。她被他的聪明和适应能力所吸引，他只花了两年时间便学会了德语并能看懂弗洛伊德的著作。1933年初，他去了维也纳接受了威尔汉姆·斯泰克尔的心理咨询教育，此人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批弟子。弗洛伊德后来称他是"猪、叛徒、骗子"。格林逊后来得以接近弗洛伊德本人，正是在与他谈及戏剧中的病态人物时，他才明白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一对被诅咒的情人，注定要死。在他的一生中，他更把弗洛伊德看做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而不是被景仰的老师。私底下，他把弗洛伊德称为"听女人说话的人"。　　格林逊二十六岁的时候，开始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医生的身份在洛杉矶执业--在当时的美国心理分析学界，这两种职业还不是分得很清楚。他想马上成为当地精神分析学会的头面人物，但该学会的领导人恩斯特·西梅尔并不欢迎斯泰克尔的这位弟子。也许因为格林逊聪明，也许是他的机会好，他向奥托·费尼切拜师学艺四年，抹去了他那不纯正的出身，因为1938年从柏林移居洛杉矶的费尼切是本地的一个大人物。　　二战结束后，格林逊感到有必要进行第三次进修。他的第三位心理疗法老师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男人。他选择了弗兰切丝·德里，这是一位短头发的威严悍妇，嘴里老是叼着一个烟嘴。她1936年移民到洛杉矶，在德国时曾是个助产士，后来在柏林附近的施劳茨-泰盖尔诊所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团队中做了一名分析师，团队的核心人物正是恩斯特·西梅尔。她分别跟汉斯·萨奇和卡尔·亚伯拉罕进修过两次心理分析，这两位都是弗洛伊德的弟子，都是他成立的"星期三心理学研究小组"即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协会的成员。1925年，他们反对弗洛伊德，因为他们想在银幕上表现精神分析法，并参与了第一部描绘精神分析疗法的电影《帕普斯特灵魂的秘密》的拍摄。就像她的老师们那样，德里对电影怀有特别的感情，这位被她的"洛杉矶心理分析学会"的同事们称做德里夫人的女士专门研究"演员心理分析"这一领域，对于后来想建立自己的客户群的格林逊来说，她的名字成了他的护身符。他觉得这位夫人与弗洛伊德有些神似，这使他在日后的精神分析中加入了形象与语言问题的联系，他挺想让他的后辈们称他为"会听形象说话的人"。　　在加利福尼亚电影制片厂的王国里，在舞台、布景和聚光灯之间，格林逊追寻着大幅的静止影像和颤动的个体所具有的人造的光鲜，在每次开机前必定要说的魔幻词语action（"开拍"）中寻找补救inaction（"无为"）的药方，这种无为是心理分析师的椅子强加给他的。戏剧和情节游戏在他的一生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对演员着迷的格林逊一直热衷于了解他们的心理："一个演员，只有被同行和观众都接受了，才有可能从演员跃升为明星……所以，那些梦想着成名的演员和那些面临过气的明星对我来说是最难医治的病人。"他在1978年，也就是他病逝前一年这样写道。在他写的关于心理治疗技术的书稿中，《心理分析技术与实践》一书至今仍是世界各国心理分析学校的教科书，而这本书在他医治梦露时已经开始写了--他把每次心理治疗比作是一场戏剧或是一组电影镜头。"奇怪的是，心理医生成了患者所创造的戏剧中的一位无声演员。严格地说，心理医生并不作为剧中人物参与演出，他应该努力保持自己作为病人幻觉所需的假想形象。然而，他参与了人物的塑造，因为他通过内省、情感同化和直觉勾勒了人物的轮廓。可以说他是剧情的导演，而这正是戏剧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他并不直接参加演出。"　　他还通过在加利福尼亚各地作无数场报告的方式满足了让自己出演剧中人的愿望。甚至在欧洲，人们称赞他是最具喜剧色彩的演说家和最会说话的人。当他用轻快的步伐走上讲坛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会感到害怕。"为什么要紧张呢？所有这些人有机会听我演讲，他们应该感到荣幸才对。"他的手势夸张而又自如，一会儿热情庄重地做着演说，一会儿又被他自己讲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他喜欢在公众前露面，并且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他认为其他那些心理学家都会"怯场"，还会因为怕被看到而躲在沙发背后，而他不会。他经常出席贝莱尔和贝弗利山庄举行的晚会，在晚会上他会向大家讲述那些为数不多的幸运者如何被他治好的故事，而且经常故意没有掩盖好病人的身份，以至于大家一猜就知道他在说谁。　　格林逊与他的同事米尔顿·威克斯勒在贝弗利山庄的罗克斯伯里北道436号共用一间面积宽敞的诊室，病人很多。不远处就是"心理医生街"（长榻峡，贝得弗德道）。他的寓所则在富兰克林街的圣莫尼卡，挨着布伦特伍德乡村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从他的别墅后面向西可以望见大海和太平洋绝壁。60年代初的格林逊是一个身材消瘦、举止优雅的人，讲起话来有点严肃但也很睿智。当他给玛丽莲·梦露治病时，他成了"好莱坞制造"的弗洛伊德潜意识的明星，被当时的一位同事称做"美国西部心理分析的顶梁柱"。他长期以来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精神病学课程，并且担任洛杉矶心理分析学会下属的"心理分析师培训学校"的校长。他潜心医疗活动，对病人充满关爱。病人中有许多演艺界人士，比如彼得·洛、费雯·丽、英尔·斯蒂温丝、托尼·柯蒂斯和玛丽莲当时的情人、"瘦皮猴"弗兰克·辛纳屈，还有些戏剧界的人士。导演文森特·明奈利和制片人多尔·沙里也是他的病人。　　格林逊是个颇具魅力的人，眼睛很大，黑黑的眼圈和浓密的小胡子让他看上去既粗犷又温柔。对于自己给人的印象，他很清楚，但他并不想去勾引人。在治疗、讲座和私人交往中，他始终带着一种类似游戏的态度，有时夹杂着厌倦、嘲讽、不耐烦和武断，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捉摸。他自诩平易近人，特别是在同病人的头几次谈话中显得格外游刃有余。他也喜欢和病人进行交锋，希望他们对他的挑衅能有所反应，并能在应答过程中把他当成同样会犯错误的普通人而不是个医生或神。有时他也会意识到自己喜欢夸张和自满的缺点。有一天玛丽莲跟他谈到她的上一位心理医生时，他情不自禁地说道："别再提她啦！谈谈我吧！你认为我怎么样？"然后哈哈大笑。　　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也是在强烈的欲望驱使下，拉尔夫和玛丽莲进入了一场致命的游戏，那些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游戏的主人时会忘情投入的那种游戏。他们唯一的敌人便是无聊，当一颗银色的星星划破他那完美的天空时，这成了一种做起来单调、但又出人意料的消遣。　　好莱坞，西日落大道，贝弗利山庄酒店　　1960年1月　　一段时间以后，玛丽莲的疗程又开始了。精神不振、浑身乏力的她无法前往格林逊的诊所，治疗仍然在贝弗利山庄的酒店房间里进行。像往常一样，谈话从她的幼年和童年生活开始。格林逊问了她一些问题，玛丽莲沉默良久，然后说出一个名字：格蕾丝。　　"她是你的什么人呢？"　　"谁也不是。她是我真正的，哦不，是我所谓的母亲的一个好友，我想格蕾丝才应该是我的母亲，她想让我当电影明星。至于我的亲生母亲么，我也不知道她想要我当什么，或者想让我去死？奇怪，只有对你我才敢这样说，对那些记者我总是说我母亲已经死了。其实她还活着，但我说她死了并没错。当我被送进艾尔·桑特罗大街孤儿院时，我哭叫着说：不，我不是孤儿，我有一个母亲，她有一头红色的头发和一双温柔的手。我说的是真的，只是她从来不把那双手放在我身上。"　　 格林逊判断这段关于死了的母亲的话不是谎言。那个所谓的死人还活着，但是玛丽莲说得对，她的母亲虽然活着，却像死了一样。不过他没有向她解释她这些话的含义。　　"在成为演员之前，你学的是什么？"　　"我中学都没读完，就当起了模特儿，摆样子让人家拍照。我得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或看着别人，才搞得清我自己到底是谁。"　　"你需要通过别人的目光才能知道你是谁吗？是男人的目光吗？"　　"为什么只有男人的呢？玛丽莲是不存在的。当我从摄影棚里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诺玛·琼。甚至在摄像机转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玛丽莲·梦露只存在于银幕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才急于拍电影吗？你害怕被电影偷走你的形象吗？这个银幕上的女人难道不是你吗？你的形象赋予你生命，但同时又让你不是你自己，是吗？那么真实生活中，真实人们的真切目光呢？"　　"你问了太多问题了，大夫！我答不上来。男人是不看我的，他们只用眼神瞥我，这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这样。你第一次接待我的时候，像是发自内心地看着我，好像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你要把我介绍给她似的。这样我觉得好受多了。"　　格林逊看着玛丽莲，发现别人不认真注意她的时候，她的面部肌肉会松弛下来，像僵死了一样。　　格林逊觉得梦露其实很聪明，但对她喜爱诗歌、戏剧和古典音乐还是感到惊讶。她与她的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结婚已有四年了，是米勒教给了她这些，因此她对他怀有感激之情。但同时她也非常恨他，因为他冷漠，对她无动于衷，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对他的母亲唯命是从。那时，她的婚姻开始摇摇欲坠，伊维斯·蒙坦德只是一个诱因，她远离自己丈夫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在此。　　格林逊立刻与米勒见了次面，发现他还是爱着他的妻子，并且为她的病情感到担忧，虽然他有时也会对她生气并排斥她。"玛丽莲需要无条件的爱与忠心，"格林逊对他说，"如果得不到，对她来说一切都会变得难以忍受。"后来，格林逊想她赶走了阿瑟·米勒会不会是性方面的原因，因为她一直觉得自己有性冷淡，并且对同一个男人也很少会有多次性高潮。　　玛丽莲死后，有一件事情使他确信了第一次见到她时给人的感觉：她是有一个身体，但这个身体对于她来说只不过是个躯壳。"说穿了，"米勒对他说，"她眼神无光，但有一种神奇的东西透露出来。对于别人，她没有谴责的能力，有时甚至连判断的能力也没有，即便是对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待在她的身边，就是被她所接受，就是离开由怀疑统治一切的生活而走进一个光明而又神圣的地方。她一半是个弃儿，一半又是个女王，有时她会跪在她自己的身体面前，有时又为她自己的身体而发狂。"　　格林逊后来跟他的同事威克斯勒谈起过他在治疗开始时的印象："当焦虑涌上她的心头时，她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孤儿、一个弃儿、一个挑衅别人的受虐狂、一个被别人粗暴对待的人。她过去的经历越来越集中于那些孤儿所特有的创伤感。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被人遗弃的无助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同时，由于在性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她又对她的外表感到无比的骄傲。她觉得自己很美，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当她要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她竭尽全力让自己吸引人，给人以好印象，而在家时、当别人看不到她时，她又可以完全忽视她的打扮。对她来说，把自己的身体弄得漂亮动人是让自己获得稳定、为生活增添意义的主要手段。我试图告诉她，真正吸引人的女人也并非一天到晚都是完美的，有时候，从某些角度去看，她们也会显得很平常，甚至难看。美丽就是如此，它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可她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格林逊一边说着，一边与他的合伙人道别，并未留出时间让对方回答。不过威克斯勒很了解他，对于格林逊来说，缺少的不是回答，而是问题。　　洛杉矶市中心　　1948年　　他三十三岁，应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之邀从欧洲来，他是当时还叫诺玛·琼·培克的女子的第一位摄影师，一位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20世纪50年代末，《生活》杂志要安德烈·德·迪埃内斯为玛丽莲和她的戏剧老师娜塔莎·莉泰丝拍一些照片。莉泰丝有着俄罗斯血统，从柏林移居到好莱坞，是一名不大成功的喜剧演员。她们俩要在贝弗利山庄的寓所内模仿一节戏剧课程。从开头几张照片起，事情就不太顺利，他们吵架了。德·迪埃内斯一点儿也不喜欢玛丽莲的装束，她上身裹了件密不透风的衬衣，下面穿了条可怕的裙子，连脚踝也看不见。他也不喜欢梦露那做作的发型。他想把梦露打扮成有诱惑力的、挑逗的、可人的样子。他想让玛丽莲站在娜塔莎的对面，只穿着她的黑色连衣睡裙，头发散乱，做着戏剧性的动作。他想要拍一些充满动感的画面，但娜塔莎不这么想，她大声叫道，玛丽莲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而不是一个性感玩偶。德·迪埃内斯提醒她，玛丽莲之所以成名全靠她那性感的样子，说完便收拾起他的摄影器材，关上门走了，并大声说不能和虚伪的人合作。　　在梦露的最后几年里，每当她感到绝望，拍照便成了她解脱的唯一方法。每当她想到又要进摄影棚，又要在百十来号人面前将一场戏重排二十遍，她就感到害怕。但只要一看到扛着摄影机的人围着她转来转去，她就像是得到了一剂抵御焦虑的良方。　　"性感点儿，肮脏点儿--不够，再装得邪恶点儿。"这句话也许是当年给刚出道的玛丽莲拍片的第一位摄影师在洛杉矶市中心维洛布鲁克地区一间破旧的摄影棚里对她说的。这段影片长约三分四十一秒，是一部黑白片，也是一部无声片，后来用玛丽莲的一首歌《我的心属于你》来配了音。　　如果这部短片真的存在，那它就是梦露留下的第一部影片。二十二岁的她，为了能在好莱坞生存下去，愿意向任何人出卖她的一切：向制片商出卖肉体；向那些喜欢看淫秽小片的观众出卖有她裸体的画面。有一部片子尤其不堪入目：一个女演员穿了条黑色的连衣裙过来了，然后脱掉裙子，露出里面同样颜色的吊带袜，没穿内裤。她小腹微凸、大腿粗壮、头发蓬乱，左侧脸颊被一撮垂下来的红棕色头发遮挡着。当她从旁边那个男人手里接过用礼品盒包装的工具时，一种无以复加的粗俗和倦怠从她那沉重的步态和暧昧的姿势中显露出来。当她抽着一支烟，眼睛看着她刚吮吸过的那根器具，然后坐到那个男人的大腿上时，我们知道这就是玛丽莲·梦露。只有她才有这样的微笑。　　1951年1月的一天，一辆黑色加长林肯车载着电影家伊莱亚·卡赞和剧作家阿瑟·米勒穿过好莱坞福克斯电影公司的所在地，他俩正在为影片《青春常驻》寻找拍摄场所。只听到一声大叫，没等他们看到她，玛丽莲的名字便响了起来。导演大声谩骂这位二十四岁的女演员，因为她不停地离开布景，然后又精神不振地哭着跑回来。这个角色戏并不多，但每次拍摄都很费时。最后，她终于出现了，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卡赞看得目瞪口呆。他给了她一个角色。　　他成了她的情人，然后又成了朋友，麦卡锡时代又成了敌人，然后又成了朋友。后来他说："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是个单纯、热情、骑自行车去上课的女人，心地善良。是好莱坞，让她双腿叉开躺倒在地。她当初皮肤细嫩光洁，一心想着能被她尊敬的人所接受。和那些有着相同经历的女孩儿一样，她用能够吸引多少男人来衡量她的自尊心。"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街　　1960年2月　　玛丽莲来见格林逊，又迟到了。　　"对于那些想帮助你并与你和睦相处的人，你为什么那么敌视呢？我们是盟友，不是敌人！"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呀，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我演第一部电影《去托马霍克的车票》时，助理导演威胁我说：'你知道吗，你是可以被取代的！'我回答他说：'你也一样，蠢货！'他不明白通过迟到正好可以证明一个人是难以被取代的，大伙儿等的是你，而不是别人。另外，你知道吗，在我晚到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无所事事，我在做准备工作。为了上镜，我一遍又一遍地化妆和打扮，我还准备台词来着，我把自己拍戏时要说的话先记下来，预先想好了当天的对白。"　　格林逊打断了她的话。　　"这儿可不是摄影棚，也不是什么社交晚会。你知道你的迟到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格林逊大夫，我不喜欢你。我不想来见你。"　　"哦不，我喜欢到你这儿来见你，"玛丽莲用一种孩童般的尖细嗓音说道，"我喜欢和你说话，虽然我说话时眼睛必须望着别处，免得看到你注视我。"　　"你说说罢了，你的举动告诉我：我不喜欢你。"　　玛丽莲不吭声了。她觉得她的迟到只说明一件事情：你在等我，你喜欢我，你只等我一个人。喜欢我吧，大夫，你很清楚，只有喜欢，才会让一个人等另一个人的。　　从那以后，梦露再也没有迟到过，她还经常在小汽车里吃饭以便能准时到达。后来她开始早到了，早半小时，甚至早一小时。她终于不知道什么是"准时"到了。　　"你看，你不知道自己希望怎样，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格林逊说。　　她想，现在早到意味着：他在。只要等一等他就来了，但他在。他将为我看病。他在呢。　　第二年夏天，在一次紧张的治疗中，她告诉这位心理医生，约翰·休斯顿执导的电影《不合时宜的人》中有一场戏，说的是她必须拒绝丈夫提出的和解要求。　　"我在一句很短的台词上卡住了，就几个字--'你心不在焉。'休斯顿为此大为发火，盖博出来为我辩护：'当她在的时候，她就在。她全身心地在。她在这里工作。'"她对格林逊说，"从此以后，每当我谈起和那些男人的经历时，我总是想到一句我常说的话：那些男人老是心不在焉。"　　当她第一次坐在这张和她的心理医生的坐椅相仿的皮椅上时，她注意到这间大办公室是用深色的木头装饰成的。房间里没有一张纸。她想，格林逊写文章一定是在楼上。和贝弗利山庄其他心理分析师以及她的前几位心理分析师的诊室不同，这里竟然看不到一张弗洛伊德的画像。令她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墙上有一幅很大的画，上面是一位正在欣赏花园的女人的背影。人们看不到这位女士的脸，但从画面中阳光和衣服的柔和色泽可以看出，她沉浸在安宁祥和的气氛之中。玛丽莲很喜欢这个美丽、安静、寂寥无声的大房间，房间里挂着的棕绿色印有几何图案的窗帘，挡住了落日的余晖。　　在贝弗利山庄的诊所为玛丽莲做了几次治疗后，格林逊提出让玛丽莲定期到他家去治疗，以免到诊室治疗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是个令人吃惊的建议。他在圣莫尼卡的家进出都要经过马路，而且他的家人也和他住在一起。他的孩子乔和达尼埃尔知道他们的父亲经常接待有名的客人，但对他们的父亲改变习惯、取消在诊所的约见而改在自己家里接待病人还是感到很吃惊。但是当乔看到新来的大名鼎鼎的女病人后，他马上就想结识这位新朋友了。不久以后，他的父亲还关照他，自己哪天回来晚的话，他可以先接待她一下，并可以和她一起出去散散心。而乔则在想，是否有必要代她去药房买药，并把药送到贝弗利山庄的酒店。我们的心理学家从来不承认，把玛丽莲带回家中治疗，并把她当做家庭的一分子看待是治疗上的失误。因为他把治疗的目标定为：让病人走向思想上的独立。但是他的做法却起了反作用。"我成了为她治病的唯一一名医生。"梦露后来回到纽约，继续在她原先的心理医生玛丽安娜·克里斯那里又治疗了一年时，格林逊曾向克里斯这样写道。当他提到玛丽莲时，他信中的话显得支离破碎、语无伦次。　　除了每星期看到她本人五六次外，格林逊还鼓励她每天打电话来。"这是因为她是如此的孤独，如果我不接待她的话，她在拍片之余就没有任何人可见，也没有任何事可做了。"格林逊给克里斯写道。有一天晚上，治疗结束后，玛丽莲坐出租车离开圣莫尼卡，到了酒店后，她把出租车司机请进房间，并和他一起过了夜。格林逊为她这种"病态"的举动感到恼火。他的妻子希尔蒂建议玛丽莲，如果哪天晚上治疗结束得比较晚，她可以在他们家过夜。后来玛丽莲真的经常这样做了。　　格林逊当时向他的同事威克斯勒解释说，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给梦露治病，为了让她能够存活下去，并继续《愿嫁金龟婿》的拍摄。"尽管她看上去有点像个嗜毒者，但其实并不能把她归入这类人。"他说。的确，有时候这位病人停止吸毒，却并未显出身体上的不适。格林逊试图帮她戒毒，并让她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但梦露偶尔还是会请格林逊到贝弗利山庄的酒店来，给她静脉注射戊硫巴比妥或异戊巴比妥。他答应了，然后又转身对威克斯勒说："我早就跟她说过，她所有服下去的药量足够击倒半打病人了。她睡不着，那是说明她害怕睡眠。我答应过她，帮助她睡觉前少吃安眠药，只要她承认她是在跟睡眠作斗争，是在寻找睡眠以外的别的方法来忘掉现实。"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街　　1960年春　　格林逊家位于圣莫尼卡的房子是一栋墨西哥风格的建筑，既宽敞又漂亮。他经常在那儿举行盛大的晚会，邀请的多是当地名流和心理分析学家。如果谁是洛杉矶地区的精英人士，那么这样的晚会是必须参加的。人们聚在一起，一边聆听室内乐，一边吃些小点心。格林逊喜欢钱，但又像玩票的一样，赚来以后又大把花出去，以证明自己并不想通过钱来寻找权力和感激。他有一位病人--画家托尼·贝尔伦，当年身无分文，据说他得到了格林逊的免费治疗。格林逊甚至告诉过他，排在他后面待诊的是个富商，每小时付一百美元；为了赶走那个商人，他给画家看病总会把时间拖得长一点。贝尔伦觉得他面前的这位心理医生有着双重人格：一方面，迷人、傲慢、喜欢在圣莫尼卡的社交派对上夸夸其谈；而在这背后，则是一个慷慨大方、做心理分析时心态开放的人。　　格林逊家的一切陈设都很简单但也很漂亮，来宾们无拘无束、随意交谈是他举行的这些派对最吸引人的地方，这些派对是那时唯一一个可以开心玩耍的心理分析沙龙，也总能会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物，人们可以看到安娜·弗洛伊德、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性学专家玛斯特斯和约翰逊，另外还有好莱坞方面的人物。从东海岸来的制片人亨利·韦恩斯坦自从被女演员西莱斯特·霍尔姆引荐给格林逊以后，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我被他彻底吸引住了。"他回忆道，尽管后来在梦露出演的、由他担任制片人的最后一部影片《濒于崩溃》时，格林逊与他突然闹翻并彻底断绝了往来。无论如何，在大家看来，当你生活在洛杉矶时，如果能被邀到圣莫尼卡的格林逊家里去，那感觉就像是在金钱堆砌的沙漠里拥有了一片精神和艺术的绿洲。　　玛丽莲经常被请到这个"庄园"里来参加音乐晚会，也总会碰到一些电影界的人士--电影剧作家莉莲·赫尔曼、莱奥·罗斯滕，以及格林逊的一些新病人和老病人：制片人多尔·沙瑞或女演员西莱斯特·霍尔姆，还有大量心理咨询界的人物：汉纳、奥托·费尼切的遗孀、刘易斯·费尔丁、米尔顿·威克斯勒。男主人的母亲凯瑟琳·格林斯普通常端坐在沉思的一族中。大家还会惊讶地发现，梦露坐在众人之外，蜷缩在一张蓝绒安乐椅里，跟着音乐的旋律用手打着节拍。"要离音乐近，就得离演奏者远。"她常这样跟希尔蒂说。原来这就是音乐：一种毫不相干的东西。　　她确实处在一种家庭氛围中，格林逊的双胞胎姐姐朱丽叶有时会弹上两曲，格林逊最小的妹妹伊丽莎白也会在爵士乐队中露一手，她是位古典钢琴演奏家，嫁给了梦露和"瘦皮猴"弗兰克·辛纳屈的律师"米基"--米尔顿·卢仃。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她都会陪小提琴拉得不太流畅的哥哥在室内音乐会上演奏。喜爱艺术但却没有得到艺术厚爱的格林逊从来不操练乐器，但却经常自鸣得意地来一段《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独奏。　　那些夜里，罗米在他病人的眼中看出了那种孩童式的忧伤，那种孩子在弹奏音乐的大人面前所体会到的深不可测的忧伤。听大人弹奏音乐，比听他们彼此间谈话或是做爱，更让我们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整体中的每一部分都如此热衷于把自己的空虚、恐惧传递给别人，以至于他们无法看见彼此，只能通过音乐互相触碰，因为我们永远不能通过言语或手触碰到彼此。　　玛丽莲第一次走进那阔大的客厅时，就被钢琴打动了，那是一架贝茨斯坦演奏用琴。她想到了母亲的白色钢琴。一架富兰克林牌袖珍型大钢琴。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她曾与母亲同住在洛杉矶阿博尔街靠近华盛顿山的一幢房子内，那时葛蕾蒂丝·培克买了这架钢琴，其上的家族徽标显示钢琴曾属于演员弗雷德里克·马奇。随后，在玛丽莲的一位养母艾达·博兰德家里，一位叫马里恩·米勒的人给她上了一年的课。她学会了弹奏一些短小的古典曲调，并为能够演奏《献给爱丽丝》而一直保有一种隐秘的自豪感。很快，玛丽莲从一处迁到另一处的颠沛混乱的生活阻止了她继续弹奏乐器。袖珍型大钢琴。说到这个名字时玛丽莲总是笑。就像她自己一样：有些长大了，却还是那么弱小。她母亲被关入精神病院后，钢琴被卖掉了。不管怎么说，她一直不能从音乐中脱离，她的保留节目只有一曲在比利·怀德的《七年之痒》中与汤姆·尤厄尔联弹的略带喜剧意味的、弹得比较糟糕的波尔卡舞曲，对此她很是遗憾。她后来又把那架钢琴买了回来，随后，无论走到哪里，从纽约到洛杉矶，来来回回，她总要把这架老旧的白色钢琴留在身边。她回到钢琴身边，就像回到一位失去的朋友身边。在世人变成聋子、生活没法过下去时，她喜欢用指尖轻抚它。　　梦露可能更喜欢格林逊身上悲怆而可笑的音乐家的一面，不论是谈起乐器还是演奏乐器，他的声音总是如此的吸引人，她觉得音乐要比话语或者思想更让格林逊牵挂。这位心理学家可能是想借此远离俗事，自得其乐。有一天晚上，他当着梦露的面拉了一段莫扎特的三重奏，然后突然揽着玛丽莲的肩膀朝玻璃窗外的海湾走去。"天空是如此美丽，如同这音乐，给人以死的念头，使人充满了事情圆满完成后才有的那种绝望的乐趣。"她想他这句话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她不完全明白，但还是觉得充满了魅力。　　好莱坞，圣莫尼卡大道　　1946年　　玛丽莲当时二十岁，没有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人，为了获得勇气走到天明，她就寻找各种男人和女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她走遍了整个洛杉矶，在所有的电影公司门前徘徊。玛丽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一个人们看见以后就无法移开视线的（就像是撞见了自己的命运似的）、谜一样的大人物。　　1946年的一天，安德烈·德·迪埃内斯开车带玛丽莲去逛好莱坞。她要去高尔街的一家制片公司见一位制片人。迪埃内斯记得，当他第一次遇见她时，玛丽莲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紧身汗衫，金黄色的卷发用一根红带子系着，手里拿着一个帽盒。那天，安德烈和玛丽莲两人彼此紧挨着，从圣莫尼卡大道前的好莱坞纪念馆经过。他提议拐到名人墓去看一下，那里埋葬着很多电影明星，如鲁道夫·瓦伦蒂诺、诺玛·塔尔梅奇、马里恩·戴维斯、老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还有很多其他人。玛丽莲起初对这个建议不为所动，但当安德烈告诉她，墓地就在派拉蒙制片公司后面的梅尔罗斯街上，而玛丽莲今后哪天可能就要在离鲁道夫·瓦伦蒂诺墓地几百米远的地方拍戏时，玛丽莲的兴趣一下子被提了起来。　　这是个宽敞的陵园，安德烈带着她穿行在小径里，当他们走到埋着鲁道夫·瓦伦蒂诺的大理石板前时，他们议论着这位"拉丁情人"当年的盛名，以及1926年他的猝死所引发的骚乱。"1926年，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玛丽莲说道。安德烈说，也许上帝就是安排她来接替他，并在人间继续他的传奇生涯的呢！也许有一天她也会变得很有名呢！　　"如果得这么早就死的话，真有点不值得。"　　"你还想要怎样，"他说，"他的形象已经永不磨灭了！"　　玛丽莲反驳，说她宁可活得长一点幸福一些。然后她从青铜墓碑旁边的一个花瓶里摘了一朵玫瑰花。　　"死人的花是不能偷的。"安德烈吃惊地说道。　　"我可以肯定，当他知道有一个单身少女拿着他的一朵花带回家，并珍藏在她的床头柜上时，他一定会感到很高兴的。还有琼·哈洛，你知道她葬在哪儿吗？"　　"不知道，我才不想知道呢。"　　"我经常到那儿去，就在森林草地墓园，她就安息在那儿的一个私人小教堂里。她二十六岁就死了，因为她母亲属于一个小教派，不愿给她治病……"　　等一出陵园，他叫她不要再去那个制片公司赴约了，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多待一会儿，他的箱子里一直放着一本箴言录，他可以给她读上几段。于是，他们在草地上坐下，读了一些关于人生、爱情、幸福、名声、虚荣、女人、死亡及其他内容的箴言警句。吸引玛丽莲的是那些关于名声的话。突然，她宣布今天已经读了够多的句子了，她还是想去赴约。　　"你想和那个制片商睡觉吗？"　　"是又怎么样？"她气愤地反驳道。　　安德烈在梅尔罗斯街和高尔街的拐角处放她下了车。　　几天以后，她让安德烈给她念了一首叫做《关于玛丽之死》的诗。她说这首诗是为她自己写的，除了这位女士忘了在"玛丽"之后加个"莲"字。他说，在墓园时，她还口口声声称希望活得长一点幸福一些的，怎么现在又说自己活不长了呢？这首关于"玛丽之死"的诗预示着她将早死。　　"快别胡说了！还是拍照吧。"安德烈打断她的话，"我希望你的脸替你说话。"　　于是他们停止了阅读，他开始为她拍照，他抓住了他希望她表现的各种情绪和人类喜怒哀乐的各种感受。他甚至问她，在她看来，死亡是什么样子？于是她就在头上盖了一块布。接下来的照片就是她的主意了，她叫安德烈准备好相机，因为她要表演给他看，有朝一日自己死了是什么样子。她用一种阴森森的目光盯住他，并说这张照片的意思是一切的终结。他马上抓拍了下来，并问她为什么把死看得如此肮脏黑暗，而不看成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一种过渡，改用一种平静的微笑去表现？玛丽莲回答他说，她就是这样看待死亡的。并又加了一句：　　"安德烈，不要马上发表这张照片，等我死了以后再说吧。"　　"你怎么知道你死在我前面？我比你大十二岁呢。"　　"我知道。"她用一种低沉严肃的口气回答道。　　稍过片刻，她又变得高兴起来，催他快点儿，拍完后马上把家什放回汽车打道回府，因为她要赶去赴约。　　在他比她多活的二十三年里，德·迪埃内斯经常去给玛丽莲扫墓，而且总是在她的生日6月1日和她的忌日8月5日。每次他都会从她的墓地上摘一朵花，然后把花放在他床头边的一个玻璃杯里。每当他去韦斯特伍德村的电影院时，也会想起玛丽莲来。在银幕后面不到十五米的地方，安卧着玛丽莲。有一天玛丽莲对他说："你想要我成为一片云彩吗？那你就把这朵云给拍下来吧。这样我就不会全部死掉了。"　　每次与她重逢见面，看到她打电话，他就会想起，玛丽莲为了保护自己的私生活、捉弄那些不检点的人，她在家里的电话底座上写了一个假号码。如果有人真的拨这个号码，他就会打到洛杉矶殡仪馆。　　维也纳，贝尔加泽街19号　　1933年　　维也纳，从师威廉·斯泰克尔刚结束。拉尔夫·格林逊现在正和另外几个也想成为心理医生的人一起，每月一次去听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分析技术的课。他正在思考关于心理治疗如何结束的问题。怎么样才算是结束了一次心理分析？这个问题格林逊经常和老师斯泰克尔探讨，现在他希望从精神分析的祖师爷那里得到一些启发，然后自己才投身到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去。　　要进入二楼弗洛伊德房间的办公区，可以走右边的门。入口处布置得很简朴，像维也纳所有有钱人的住所一样，门上安着防盗铁条。进门右首是候诊室，墙上挂着些格林逊不认识的人像和奖状。后来他才知道，其中只有一幅是弗洛伊德弟子的画像，那就是桑多尔·费伦齐。候诊室里有一扇通往听诊室的门，另外还有一扇门，和墙一样贴着灰色墙纸，为的是方便不想被人看到的病人出去时能不再经过候诊室。诊室里只有一张沙发、几把椅子，照明不太好，还散发着主人一天抽二十支雪茄的浓重烟熏味，我们的大师晚上就在这样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客人。他面无笑意、神情冷淡地迎接弟子们的到来。他只收了十几名心理分析医生，其中六位是固定学生，另外几个每回都是新面孔，大师称他们为"远方来的弟子"。他们和他一起讨论如何对病人实施"移情"疗法，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讨论将病人的情感对象假想成给他进行治疗的医生的问题。　　"我不是很喜欢'移情疗法'这个词"，弗洛伊德那天晚上开场白道，"'移情'不是我们可以运用的一个工具，而是一只抓住我们、抚摸我们、翻转我们的手。"然后他讲到它与爱之间的联系，讲到这种联系的力量，讲到它的时间长短，以及了结它的重重困难。他还讲到试图废除它会招致的种种危险，就像人们想要毁掉一份合约或去告发一个坏人那样。"不必对病人说：'这不是我，也不是你。'"弗洛伊德引用了蒙泰涅的一段话：我爱，因为这是我，因为这是他。"你们看，对病人说：'你爱我因为这不是你，因为这不是我'是毫无用处的，毫无用处。"　　贝弗利山庄酒店　　1960年4月的最后几天　　夜色给梦露的游廊蒙上了一层粉红色的云雾。玛丽莲回到洛杉矶没几天，法国记者乔治·贝尔蒙来拜访她并跟她聊天，他们无所不谈，最后还说到了死。玛丽莲原本一直用一种倦怠的小女孩般的尖细嗓音时而紧张时而放松地说着话，此刻，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当然想过这个问题，而且经常想。有时我甚至对自己说，比起生，我好像更喜欢想到死。从某种意义上讲，死亡要简单得多。你不觉得吗？当我们走入死亡的大门时，几乎可以肯定在门的另一边不会碰到其他人。可在生活中，总会碰到别人，碰到另外一个人。当你进门时，这决不是你的错；至于出门嘛……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从别人当中抽身吗？"　　"跟我谈谈你的童年吧。"　　"我从没和我母亲一起生活过，有人说并非如此，但我说的是真的。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生活在别人家。每次她到寄养我的人家来看我时--不超过两个星期--她不会对我微笑，不会跟我说话，也不会抚摸我。我母亲……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她现在已经死了。"　　玛丽莲在两句话里说了两个谎，当然记者并不知道。首先，诺玛·琼八岁的时候，曾经和她的母亲一起生活过几个月，她们住在离好莱坞制片公司不远的阿夫顿。不久，母亲因祖辈的去世精神受到刺激，小诺玛就被送往孤儿院。第二次是在玛丽莲二十岁的时候，她准备投身电影事业，曾经把母亲接来，在内布拉斯加大街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住过一阵子。事实上，玛丽莲和记者谈话的时候，葛蕾蒂丝·培克还活着，虽然精神不正常，但是还活着，她在她女儿死后又活了二十二年。1951年，各大电影公司为了宣传播放孤儿玛丽莲的传奇故事时，玛丽莲曾收到她母亲的一封信："亲爱的孩子，我想请你给我写封信。这里的一切使我烦恼透顶，我想快点儿从中解脱。我希望有一个爱我的孩子，而不是恨我的人。"结尾的署名是："爱你的母亲。""母亲"，而不是写"你的母亲"或"妈妈。"母亲--葛蕾蒂丝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职责，而玛丽莲后来也没有尽到做女儿的职责。　　两个人结束了谈话，玛丽莲感谢贝尔蒙来看她，并说她很高兴能够和他说话，尽管她以前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总会感到害怕。她很高兴今天能够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明星被对待。　　晚上，她去贝弗利山庄参加好莱坞经纪人艾文·拉纳举行的派对。在那里她遇到了格林逊夫妇，他们两人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她还见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约翰·休斯顿和大卫·塞尔兹尼克，并和一位六十多岁的陌生人长谈了起来，这位男士刚来好莱坞的布伦特伍德岗定居，他向她描述了他在加州生活的乐趣：往加州的西北方，过了圣费尔南多是莫哈韦沙漠，当中有一片绿蓝相间的丘陵，覆盖着蓝花楹，他在丘陵里边走边收集稀有物种，为他正在撰写的《加利福尼亚的鳞翅目昆虫》的书作补充。他开着他的雪佛兰Impala车，走遍了洛杉矶的高速公路，逛遍了那里的大型超级市场："尤其是在晚上，看霓虹灯。"他补充道。他还跟她说他写了一部小说，叫《洛丽塔》，该书将被斯坦利·库布里克搬上环球电影公司的银幕。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当时正把它从小说改编成剧本。　　"那您呢？您是干什么的？"他问这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而玛丽莲则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　　"I'm in pictures。"她答道。意思是说：我是演员，但也可以被理解为：我存在于电影中。　　"我也是，"那男子狡黠地说，"但我只是个替身演员。"　　几周后，在影片《愿嫁金龟婿》中，玛丽莲一定要丘克在她唱的歌《我的心属于爸爸》前加一句歌词："我叫洛丽塔，我不和男孩们玩。"　　纽约，曼哈顿　　1954年末　　与第二任丈夫乔·迪马乔离婚之后，玛丽莲来到纽约，在纽约演员工作室听戏剧大师李·斯特拉斯伯格讲授戏剧课。她先是住在东五十二街的格拉德斯通酒店，1955年4月搬到了华尔道夫饭店。在她位于曼哈顿的几个落脚处，她自己的东西并不多，一个放了四百本书的书架，几件仿法国风格的家具，还有一架她七岁时曾用过的白色钢琴。她一直在寻找它的踪迹，终于在1951年西洛杉矶的一次拍卖会上找到了它。她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它，并将它安顿在贝弗利山卡顿酒店她那狭小的单人间里。两年后，这架钢琴随她迁入了多荷尼道的三室公寓中。玛丽莲每次搬家都会带上它。1956到1957年间，她又把它搬到了纽约她与阿瑟·米勒一起租下的、位于东五十七街31楼的套间内。　　当她坐飞机第一次降落在纽约艾德怀德机场时，六十名摄影记者把她团团围住。在大家的口哨声和欢呼声中，玛丽莲不得不在舷梯上摆了四十分钟的姿势。但是当时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来纽约要找知性派大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曼凯维奇常说："我是从作家变成导演的，我不是电影艺术家，我拍那几部影片其实是为了不让别人歪曲我编写的作品。"在好莱坞时，他让玛丽莲出演过他初期作品中的一部：《彗星美人》，而玛丽莲此次想要向他证明，四年来她变了很多，并想出演他的音乐喜剧《红男绿女》。但玛丽莲走下飞机时，曼凯维奇正往反方向的洛杉矶飞去。于是她给他打了个电话："您看，我已经成了大明星了，我将拍摄由比利·怀德执导的《七年之痒》。"谁知曼凯维奇生硬地把她顶了回去。不知是否因为她说了一个对方不喜欢的名字--可能主要是因为怀德常在影片中将心理分析骂得一钱不值，还是因为当年怀德签约拍一部名著--好莱坞风俗剧《日落大道》（或叫《红楼金粉》），该片讲的是一个陨落的女明星的遭遇，恰巧曼凯维奇自己也要开拍一部相同题材的影片《彗星美人》？实际上，那年是曼凯维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但他对怀德抱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怨恨，他担心这次他对手的喜剧会拍得比他好。　　他很生硬地对玛丽莲说："太好莱坞化了，你太好莱坞化了。"他把她说得一文不名："多穿点儿衣服，不要逢人便扭动你的屁股，然后我们再谈。"听到这些话，玛丽莲眼前不禁再次浮现出那些不堪回首的事：她刚进好莱坞时拍的那些三级片。　　第二天，玛丽莲肯求她以前的情人米尔顿·格林来为她拍照。在莱克辛顿大街一间灰暗的摄影室里，他给她拍了一些照片。闪光灯下，她穿了一套芭蕾舞演员的服装，搽了昂贵的唐-裴利农牌香水，嘴上抹着猩红的唇膏，脚趾上涂满亮眼的指甲油，坐在一个坏安乐椅上，在非常宽大的黑色幕布前，像一个不再舞蹈的舞蹈演员，显露着悲哀而无辜的神情。　　西四十四大街，纽约演员工作室　　1955年5月　　洛杉矶毕竟是个电影之城，连那里的心理医生也会被电影公司的热度所感染，被银幕中的影像所吸引。玛丽莲来纽约定居后，和米尔顿·格林合作成立了一间独立的制片公司，对她来说，纽约成了她寻求自我存在意义的地方。这是个心理分析之城，她在这里遇到了李·斯特拉斯伯格，他要她"释放她的潜意识"，参加心理分析。于是她托格林介绍一位心理医生，他向她推荐了玛格丽特·赫尔兹·霍南伯格，一位匈牙利裔医生。那是个刻板的胖女人，头上的白发束成很紧的辫子。她是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学的医，二战前夕定居纽约。她当时已经在替格林治病，于是现在同时为格林和玛丽莲治疗，直到后者1957年2月与他们两人同时断绝关系为止。　　除却来自斯特拉斯伯格的嘱咐（他认为所有的演员都应该面对自身的潜意识真相），梦露接受心理治疗还因为她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包括：孩提时代的精神创伤、无法自我尊重、做任何事都要寻求别人的许可、不能维持友谊和爱情关系、担心被人抛弃等等。　　玛丽莲每周五次准时去诊所接受治疗，其中早晨两次，下午三次。每次走出东九十三街的诊所，玛丽莲总要做一个类似驱魔的仪礼：一推开朝街的大门，就停住脚步，用手捂着嘴巴，咳嗽到难受为止，然后，再举目眺望大街，好像这样一来就把心理分析带出来的情感排斥到了身体之外。玛丽莲成了心理分析的忠实信徒。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她在心理分析中寻求什么，她回答："我只能说我是完全相信了弗洛伊德的解析。我希望有一天能给大家作个心理医生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奇妙东西的报告。"　　从这一年年底开始，霍南伯格除了做心理医生外，还多了一个角色：处理她的病人和理发师之间的纠纷、劝阻她们的某些往来、为她的行为出主意。玛丽莲早晨不用去她的心理医生那里时，就到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工作室马林工作室去。晚上她则去老师位于西八十六街的家里上小课。作为《方法论》一书的作者，斯特拉斯伯格想让梦露身上那些被忽视的细节重现出来，包括那些从前被她压抑着的东西。"释放过去那些年被埋藏在心底深处的能量。"这成了他的行话。玛丽莲被这句话里所隐藏的人的未知本能所吸引。李·斯特拉斯伯格和玛格丽特·霍南伯格决定联合起来，从玛丽莲阴暗消沉的内心挖掘出一种能力，让她能够维持正常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按照他们的说法，她念念不忘于取悦他人，这个顽固的念头反而将她孤立了起来，妨碍了她艺术重塑能力的提高。玛丽莲后来说："我有过让我尊敬的老师，也有过一些我欣赏的人，但一直没有碰到我可以与之相似的人。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非人'，可能我唯一像人的办法就是去模仿别人。正因如此我才想做个演员。"　　"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她在接受霍南伯格的头两次治疗时说，"我努力地想进入真实，但虚无之窗总会不由自主地向我敞开，我担心自己会发疯，我努力突出真我，但很困难。有时候我想，我所有应该做的，就是去展现真实，但我总是无法顺其自然。我对自己说，我是个造假者、是个跑调的人。从摄像机开始转动到停止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竭尽所能，追求完美。李老师总说要我从自身出发，我回答他说：自我？什么是自我？谁？我又不重要。他把我当成谁了？玛丽莲·梦露？"　　1956年2月初的一天，玛丽莲拿着米尔顿·格林为她拍的一沓照片走进心理医生的家，这组照片后来以《黑色镜头》为题发表了，拍照时她穿的是黑色内衣、黑色丝袜，眼眸半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嘴角露出一种悲哀的微笑。这组照片是她替乔舒亚·洛根执导的影片《公共汽车站》试镜的照片。照片的黑色基调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玛丽莲显得委靡不振，对性倍感疲倦，被没来由的失落弄得精疲力竭，任何安慰都无法抚平她的失落感。"你想看看我的照片小样吗？"她问霍南伯格。这位胖胖的灰头发女人用惊骇的目光瞥了一眼后无语地将照片递还给她。　　纽约，西九十三街　　1955年2月　　玛丽莲不太懂如何理财，对于要支付前后三位心理医生那么贵的诊疗费一直感到不满，私底下将钱和心理分析混为一谈。霍南伯格开始给她一些财务方面的建议。1956年2月，梦露列了一份遗嘱，将她认为自己拥有的财产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两万美元，遗赠给玛格丽特·赫尔兹·霍南伯格医生。其他受赠者包括：李·斯特拉斯伯格和夫人葆拉(两万五千美元)、纽约演员工作室(一万美元)，以及葛蕾蒂丝·培克，让她有足够的住院费度过余生（但最高不超过两万五千美元）。遗嘱签字后，律师问玛丽莲是否还需要在她的墓志铭上写上点什么，她用戴着手套的手在空中比划着说："金发玛丽莲·梦露。"　　这种谈话治疗、爱和金钱的联系以后一直继续着。1956年7月，是霍南伯格同《游龙戏凤》的制片人谈妥了玛丽莲所有影片的表演指导为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合同。10月份，霍南伯格又花了玛丽莲的一大笔钱赶往伦敦，在精神上支撑她拍完了这部影片，就像以前支撑她拍完《公共汽车站》一样。　　玛格丽特·霍南伯格鼓励玛丽莲买个笔记本，将她随机想到的念头记下来。她没有这样做。她买过两个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笔记本，但是没往里面记什么。她从没养成过记笔记的习惯，对于自己所写的字迹、拼写和标点符号也没信心，觉得它们羞于见人。而且笔记本的装帧太过精美，让她感觉非得每天记东西似的。与此相反的是，她经常从词典里抄录一些拼写复杂的词，或是写法简单但意思晦涩的词。在她后来死去的地方，调查者还发现过一些记录了东西的活页纸片，但数量很少。大多数都在警察到来之前失踪了。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谋杀一说是有道理的。　　已经发现的她写下的最早的笔记是在1955年，也就是她在纽约演员工作室进修的时候：　　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绝望问题。我必须不断地面对它们，以便维持我的正常工作、我的绝望。　　演一出戏，就像开一瓶酒。如果用一种办法不能把酒打开，那就应该尝试用别的法子，甚至放弃这瓶酒，换一瓶新的。但是李·斯特拉斯伯格不喜欢我这样说。　　我如何并且为什么能够演戏？--我不敢肯定我真能这样做。--我想要弄明白的就是这个问题。折磨--更不消说日常生活中的繁杂琐事--和痛苦是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的。　　我怎样才能入睡？这个女孩是如何入睡的？她在想什么？为什么把黎明说成是短暂的片刻？其实它是最漫长的。　　我到底因为什么而如此害怕？我是不是想把自己藏起来以避免一种惩罚？是力比多（性欲）？去问H医生吧。　　我怎样才能在舞台上自如地说话？该焦虑的不应是演员，而应是剧中人。我得相信我内心的相互矛盾的冲动。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大街　　1960年8月　　在下午的治疗过程中，格林逊对他的女病人说，你对自己的性生活谈得并不多。　　"你知道，格林逊大夫，在我看来，我的性生活，或者我的生活本身，都是由一连串虚假的衔接镜头组成的。一个男人进来了，动来动去，抓住我，然后又抛弃了我。下一个镜头，同一个男人--或许换了一个--第二次进来了，但是他的笑容不同，动作也变了。灯光。刚才那个喝空了的酒杯现在是半满的。我们的目光又相遇了，但是眼神都变了。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给予对方的影像也变了，但是又被抓住了。我们总有第二次相遇，但是我们都会以为是第一次。你不懂我说的吗？我也不懂。也许男女之间关系的实质就是如此，我们曾擦肩而过，时隔不久却再度重逢。"　　听玛丽莲说久了，格林逊觉得她的问题并不在"性"上面，而是一种对自我形象的混淆。他将一些病人定义为"屏障病人"，特别是那些通过自我保护，对欲望形成屏障的病人。比如说，他们移情出一种饥饿屏障或者一种情感屏障，他们表现出一种身份屏障，对他们来说，能够露面或者被看到，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或令人害怕的经历，常常是两者兼而有之。"用通常的话来讲，屏障意味着过滤、隐瞒、面具。用心理分析的术语来说，这只是指用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自我形象来掩盖存在的需要。这些移情出的形象本身并不假，是真实的，但这些形象是被用来保护他们免遭另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真相的侵扰的。"他认为，对于玛丽莲来说，"屏障"一词就意味着电影屏幕。这位心理医生也想起了五年前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的一个形象：玛丽莲在《七年之痒》中的剧照。这幅照片足有二十米之高，悬挂在纽约州立剧院的墙上。玛丽莲身上那大朵的白花和被风吹得鼓起来的裙子在影片首映前的十五天里，一直飘浮在百老汇上空。　　格林逊原本只通过她所扮演的角色认识她，觉得她所代表的是最无法接近的情欲。他总是在想，作为欲望象征的她自身有没有欲望？后来，他在某处看到《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写的关于这位明星的一句话："对于这个与欲望象征有关的喜剧演员来说，性只是一出喜剧。"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格林逊发现那个纽约演员工作室里的用功学生、那个玛丽安娜·克里斯的认真的病人，以及那个勤勉阅读与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的人，都是玛丽莲给予别人的屏幕形象。这位纽约的见习知识分子想借此抹去她的害怕--她怕自己给人的印象还是从内布拉斯加大街走出来的那个蠢姑娘，幻想着做好莱坞星空中的梦幻人物。　　第二场治疗，当天晚上。玛丽莲面对她的心理医生坐着。　　"一个人成名以后，所有的缺点都被放大了。电影圈本该像一个自己的孩子刚刚躲过一场车祸的母亲一样对待我们。但是，它非但没把我们抱在怀里、安慰我们，还要惩罚我们。电影总是索取、索取、再索取，人们不是管那种要重来一百遍的活动叫摄取吗？可是谁去付出、谁去爱呢？你有没有发现，在好莱坞，成百上亿的钱被赚取，但却没有一座纪念碑，没有一个博物馆吗？没有什么人在身后留下什么东西。所有来这里的人只知道做一件事：获取，获取！我决不会参与美利坚这支混乱吵闹的队伍，这支队伍里的人一辈子都是在毫无缘由地从一个地方扑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就到这里吧。"　　"你也这样。你也说：'停！最后一个镜头！玛丽莲，最后一个！'"　　1952年4月，玛丽莲因阑尾炎住进洛杉矶的黎巴嫩赛达尔医院开刀。当马库斯·拉布文医生掀起盖在她身上的布单准备为她手术时，发现病人的腹部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亲爱的拉布文大夫：　　请切得越少越好。您可能觉得这很无聊，但其实并非如此。对我来说，做一个女人很重要。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动我的卵巢，并请让伤口越小越好。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玛丽莲·梦露　　伦敦郊区，恩菲尔德格林　　1956年7月　　玛丽莲的戏剧老师迈克·契诃夫教会她一些表演技巧，以及在表演中如何应对男人的目光。一天，他帮她排练《樱桃园》，中途他停了下来，把手放在她的眼睛前，带着温柔的微笑问玛丽莲：　　"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吧！"　　"坦率地告诉我，当你表演这一幕时，你是不是想到了'性'？"　　"一点儿也没有。不论是在这个场景里还是在我的脑海里，都没有和性有关的东西。"　　"没有拥抱和接吻的形象？"　　"没有，我的精力都集中在场景上。"　　"我相信你，你总是说实话的。"　　"跟你是这样的。"　　他走近她，说道：　　"真奇怪。刚才在你表演的时候，我感到了来自于你的性的震颤，就像一个被情感包围着的女人。我停了下来，因为我觉得让你带着这样的情绪演下去太累了。"　　听到这话，她开始哭了起来。　　"别着急。不论你说什么、做什么，你都是一个可以释放出'性'的震颤的女人。你的观众想从银幕上找的就是这个。你只需面对镜头，不必太多表演就能赚大钱。"　　"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呢？"他亲切地问道。　　"因为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而不是一个性感动物。我不想被当做出现在胶片上的壮阳物，让人看着我手淫。我拍这种片子已经好几年了，够了，我和福克斯公司的争吵就是因此而起的。"　　"显得性感些！亲爱的玛丽莲，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性感。"1956年夏，当影片《游龙戏凤》在松树林摄影棚开拍时，穿着耀眼戏服的劳伦斯·奥利弗这样对她说。一个没有仙女的仙女故事，舞女只找到一个吓坏了的王子。10月份，影片拍完后在伦敦皇家剧院举行首映式，玛丽莲、琼·克劳馥、碧姬·芭铎和安妮塔·艾克伯格一起被介绍给英国女王，她不由得想起影片中白痴般的一幕，人们叫她给架着单片眼镜的大公行屈膝礼，她的紧身连衣裙上的一根肩带断了，肩膀和乳房几乎裸露了出来。　　这是一部化妆喜剧片，也是玛丽莲·梦露制片公司摄制的第一部电影--而且是唯一的一部，因为1962年她和福克斯公司合拍的《濒于崩溃》一片最终没有问世。玛丽莲之所以选择奥利弗出演角色，是因为他是演莎翁戏剧的伟大演员，也是著名的导演，但是奥利弗却把她看成一个缺乏教养、有自恋癖的傻瓜。她马上重使她的惯用伎俩--迟到、嗑药、缺席--来罢演。　　"我觉得奥利弗恨我，"她后来说，"即便朝我微笑，他的目光也令人讨厌。我有一半时间病着，但他并不相信或者根本无所谓，他看我的表情就像是闻到了一堆臭鱼发出的气味，好像我有麻风病或者其他令人厌恶的疾病。我似乎总是处于滑稽可笑的境地，他走近我就像走近一个不好的地方。他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叫我性感些，我烦透了。和他待在一起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总是迟到，他恨我恨得要死。"　　她和阿瑟·米勒结婚已经三个星期，有了身孕，后来在8月份堕了胎，现在在英国拍戏。她是7月中旬一个下着雨的午后到达伦敦的，整个人处于神经衰弱的边缘，一切都不顺利--拍片、结婚、劳顿且身体疲惫。她和她丈夫住在恩菲尔德格林靠近公园的屋子里，一天，她发现套房的桌子上有一本她丈夫的笔记本摊开着，她就读了起来："我不应该和她结婚的。她像一个孩子，变化无常，心不在焉。被遗弃而又自私。如果我向她一贯'受痛苦'的讹诈让步，那么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玛丽莲和正在纽约的玛格丽特·霍南伯格通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寻求她的帮助。这位心理医生马上赶到伦敦，在拍摄现场为她治疗了几次。玛丽莲向她说起了米勒："他原本以为我是个天使，而现在，他却在自问应不应该和我结婚。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开了他，现在他责怪我比责怪她还要过分。奥利弗开始把我当做一个无事生非的坏女人来对待，而阿瑟却不为我撑腰。"霍南伯格被她的消沉与焦虑弄得束手无策，也被她叫喊了一年多的对爱的渴求搞得厌烦了，又不能长时间撇下纽约的事务不管，于是她就地想了个办法，帮助玛丽莲应付拍片工作。　　伦敦，梅尔斯菲尔德园　　1956年8月　　8月份的一个大热天，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轿车停在了梅尔斯菲尔德园20号门前。司机打开车门，让开自己魁梧的身躯，一位金发女子从车厢里出来，疾步走向20号门口。在弗洛伊德家服务了二十七年的大管家葆拉·费切尔开了门，把客人引入门厅，这位金发女子穿了一件领子竖起、款式简约的蓝色华达呢外套，脸上没有化妆，烫过的头发藏在一只软毡帽下，并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玛丽莲·梦露第一次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家接受治疗。　　这次治疗是在极其保密而又神速的情况下筹划的。安娜害怕被人做广告，但是犹豫过一阵之后还是同意了为梦露治病。整整一个星期，梦露没有在片场出现，没有人知道她在干什么。每天她的车都停在梅尔斯菲尔德园前，每天她都消失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诊室里。"她总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葆拉说，"她确实非常漂亮，但很纯朴，一点儿也不高傲，还有点儿怯生生的样子。当她微笑的时候，总能打动人。"　　一天，安娜带她的病人参观她诊所里的幼儿园。玛丽莲活跃了起来，放松地和孩子们开玩笑、做游戏。她对安娜的工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对安娜讲，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读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其中"裸体之梦"的解释令她折服。强迫裸体，也就是当众想要脱掉衣服，是她曾经跟她的第一位心理医生经常讲起的症状。经过交谈，安娜得出了她的诊断，把它抄在"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卡片上，这张卡片现在还找得到。"玛丽莲病例"上的记录是："成年病人。感情不稳定。有过分夸张的冲动性格，做事经常需要外界的首肯，不能忍受寂寞，被排斥时有抑郁倾向，偏执时伴有精神分裂症发作。"　　安娜用一种常见于儿童患者的心理治疗技术来和玛丽莲做游戏。她们面对面坐下，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放几个玻璃小球，她要看玛丽莲准备拿这些球做什么。玛丽莲将这些球一个接一个地朝她扔去。这位心理医生的解释是："有性接触的欲望。"安娜·弗洛伊德的加速疗法很快收到了实效。一个星期之后，玛丽莲重返片场，并很快完成了影片的拍摄。11月20日，她乘飞机回到纽约。　　"梦露女士和安娜小姐友好地道别了。"葆拉·费切尔告诉别人说。告别时如此的友好，几个月后安娜收到了一张来自玛丽莲·梦露的巨额支票。　　锡兰，科伦坡　　1953年2月　　1953年，劳伦斯·奥利弗的妻子费雯·丽在好莱坞曾经是格林逊的病人。她得了焦虑症和人格解体症，不得不中止影片《逻宫大神秘》的拍摄，该片的导演是威廉·迪亚特尔，在片中出演她丈夫的是彼德·芬奇，其实是她的情人。电影的外景地在锡兰，这位女演员觉得锡兰丛林里的蓝色热浪浸润了她轻柔的裙子，向她全身袭来，于是曾经患有的狂躁抑郁症又复发了。每当她的视线范围内出现大量僧伽逻人的棕色面孔时，她的强迫症就会发作，而他们好奇的目光又让她怕上加怕。她的举止开始让派拉蒙公司觉得钱花得不值。拍摄过程中，她会模仿色情姿势，荡妇似的勾引迪亚特尔。更有甚者，作为名角儿的她居然被台词卡住。奥利弗决定让她回好莱坞。飞机起飞后，人们看见她反复击打舷窗，要求下飞机。在十七个小时的飞行过程中，她用刀叉将衣服撕成一片一片。　　内景的拍摄在好莱坞的派拉蒙公司重新开始。费雯·丽也有清醒的时候，但很快又沉迷于酒精、尖叫和幻觉。这样过了一个月，在奥利弗的紧急求助下，演员戴维·尼文和斯图尔特·格兰杰来到贝莱尔费雯·丽租住的房子里，她刚刚被派拉蒙公司解约。他们看见她披着一件白色的浴衣，坐在一台关着的电视机前。格兰杰让费雯·丽吞下了混有镇静药的炒鸡蛋，她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地冲到泳池边呕吐。救护车到达后，护士对她说："我认识你，你扮演过郝思嘉对吗？"费雯·丽大叫道："我不是郝思嘉，我是布兰奇·杜波依斯！"格林逊被紧急叫来为她救治，他在她身边待了整整六天--总共五十个小时，他开出的账单为一千五百美元--但这位精神科医生还是未能阻止这位明星病倒在他眼前。　　"她没有全疯，"格林逊后来对劳伦斯·奥利弗说，他知道她已经越过了维克托·弗莱明和塞尔兹尼克的影片《乱世佳人》中主人公的命运性神经官能症的坎儿，到达了田纳西·威廉姆斯和艾力亚·卡赞的电影《欲望号街车》的幻觉性精神病的阶段。"每个妄想之中总有点儿真实的因素存在。"格林逊每天都向她丈夫汇报她的精神状态，并安慰他：她一周后可以恢复工作，并可以重回锡兰参加外景拍摄。据他在好莱坞的对手、心理医生马丁·格劳特汉说，格林逊甚至动用了电击休克疗法。结果，费雯·丽还是没能恢复拍摄，而是去了英国，被收入萨里郡一家医院的烦躁症病房接受治疗。"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后来叫道，"那些病人在我周围闲逛，我还以为自己进了疯人院呢！"从那天起，她决心再也不进医院或诊所的大门了，因为害怕那会是个疯人院。　　几个月后，费雯·丽回到了洛杉矶贝莱尔的家。一天晚上，她请她的心理医生来参加一个正式晚宴。格林逊按照规定的时间穿着晚礼服前去，但是女主人并未马上把他介绍给其他尊贵的客人。"赶快去换一件印度女人穿的纱丽……七点半有七十个客人将要到达。我为了向您表示敬意特地举行了今天的晚会。"　　七年以后，他继续为《愿嫁金龟婿》的女主角进行心理分析。一个夏夜，格林逊带着苦涩和失望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玛丽莲和费雯·丽俩人的病情何其相似，当他第一次接待她们时，两位演员都因拍一部电影而倒下，片中的异性搭档都是她们的情人，而他也对玛丽莲和福克斯公司说了七年前他对费雯·丽所属的派拉蒙公司说过的同样的话：她再过一周就会好的。结果两人都没治好。　　"但玛丽莲没疯，你说是吧？"他问希尔蒂。　　"没有。你也没有。但是你们都会发疯。"　　"互相爱得发疯？"　　"不，被对方弄得发疯。"　　洛杉矶，贝弗利山庄　　1960年8月末　　在《不合时宜的人》的拍摄期间，玛丽莲被片中的一个场景弄得心都要碎了。露丝莲想阻止三个男人杀死那匹野马，因为他们想把马肉当做饲料卖掉，去喂别的牲口。这段场景以一个令人难受的逆光镜头收尾，玛丽莲的身影被地平线分成两半儿，她回转身对盖博扮演的角色喊道："我恨你。"痛苦的并非牲口，而是她。她感受到切身的痛楚，她不能再对自己说，那只是在拍电影，只不过是影像而已。她的身体在闪光灯下显得异常绝望，同样一个身体，从前被拍下的影像令她自我陶醉，现在反倒成了她的伤口，好像身上的皮被一块块地抠下似的。此后，每当凑得很近的摄像师要她看着镜头，或叫她抬起头来面对阴影时，她就觉得自己像是匹被人的声音驯服的马一样，被缚在套索上动弹不得，直到在害怕和怨恨中瘫倒在地，变成一堆肉为止。　　在被当做演员化妆室的农场列车里，克拉克·盖博注视着神情沮丧的玛丽莲。"我的宝贝儿，"盖博对她说，"每个人总有一天是要离去的，不管有没有原因。死亡和活着是一样的自然。那些害怕死亡的人，也会害怕活着，我所见到过的情形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忘却。"　　大家想到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玛丽莲今天能来工作吗？上一部影片的拍摄已经弄得她精疲力竭，感情上的不如意又堆积了起来，与伊维斯·蒙坦德的浪漫史也到了头。现在正在拍摄的这部片子的原著者米勒当初就是在内华达一边等待他的第一次离婚判决，一边写这部小说的。现在他又回到了原地，同时他和玛丽莲的婚姻也即将落幕。他要来看玛丽莲演这部片子的开头几幕，然后又要去法院办离婚手续，这让他想起来就难受。不过虽然双方关系紧张，玛丽莲仍然经常向他寻求帮助。　　最后，剧组不得不找来李·斯特拉斯伯格鼓励她。他穿着苏格兰式衬衣、紧身皮裤和缀着小饰物的尖头靴，一身牛仔装扮进了沙漠。瞧着这位经常把自己打扮成神父的人居然穿成这样，玛丽莲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然而斯特拉斯伯格并未说服她放弃每天服用二十片巴比妥。为了加速药效，她还用回形针将药物外面的胶囊一一戳破。8月20日星期六，也就是《愿嫁金龟婿》在雷诺的柯莱斯特剧院首映的前一天（首映式邀请了蒙坦德和他妻子西涅莱出席），梦露不见了。下午，山上着火了，滚滚黑烟遮蔽了天日，人们试图用飞机将火势控制住，但没成功；通往市区的线路被切断了，雷诺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首映式不得不被取消。在空荡荡的马帕斯酒店的露天平台上，在发电机的白光反衬出的酒店招牌的微光下，玛丽莲一边和剧组的机械师们喝着香槟酒，一边看着远处黑夜中的火光。　　三天以后，剧组在玛丽莲没有到场的情况下继续拍摄。摄影主任罗素·麦提向制片人弗兰克·泰勒抱怨说："我没法用她。她的眼神一片茫然，根本不能对着她拍。如果再这样下去，这部片子要完蛋了。"8月26日，玛丽莲不得不再次离开《不合时宜的人》的摄影棚，休息到9月6日才回来。有谣传说她想自杀，靠洗胃躲过一劫。酷热中她被裹进一条潮湿的被单，用飞机送回洛杉矶。休斯顿料想并希望她会彻底倒下并被换掉，怀着轻松的心情从机场回来，又哼着小调回到了他的赌桌前。制片方却决定，摄制工作暂停。　　然而，玛丽莲没有马上倒下。回到洛杉矶后，她马上叫人开车前往贝弗利山庄酒店，赶赴电影艺术家查理斯·维多尔的遗孀举办的晚宴。星期天晚上，格林逊和她的私人医生海曼·恩格伯格决定让她住院。他们告诉她摄制工作暂停，建议她休息一个星期，但是不在酒店也不在她家。由于希尔蒂不同意让她住到他们家来，而联艺电影公司承诺负担她的住院费用，玛丽莲被收进韦斯特布鲁克西区医院一间舒适的病房内，病房朝向拉·谢纳加大道。她以米勒夫人的名义入住，在医院里待了十天，还接待了马龙·白兰度和弗兰克·辛纳屈。格林逊每个白天和几个晚上都守护在她床头。　　这段时间里，其他的病人觉得这位心理医生那么的惊慌失措、魂不守舍。他的同事们听到他讲过"从一开始就有宿命"和"人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之类的话。然后，他就镇定下来了，整天跟踪她的病情，并打电话给休斯顿，向他保证玛丽莲一周之后可以恢复拍摄。休斯顿在电话那头发了火："如果我无法完成这部片子的话，我作为电影人的生命到此就完结了，没人再会要我了。"一些专栏编辑透露说，玛丽莲病得很厉害，比人们担心的还要严重，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恩格伯格大夫只能对报界说："梦露小姐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中，需要好好休息。"弗兰克·泰勒则对媒体说她的心脏有问题，并指出影片的外景已基本拍摄完毕，拍电影对人的身体是种考验，更何况是紧接在她的前一部片子《愿嫁金龟婿》的后面。但是这两个人都不能说的是，格林逊发现她吞下了很多镇静药，包括利眠宁、乙氯维诺和水合氯醛。　　医院里，梦露无法控制住自己不给伊维斯·蒙坦德打电话。但贝弗利山庄酒店的接线员转告她说："蒙坦德先生无法接电话。"格林逊看到她未打通这个电话后，像是迷失了方向似的不停地说叨："你看到这个混蛋接受赫达·霍珀那个婊子采访时说的什么吗？他说我是个可爱的孩子，没有邪念，像个中学生似的爱上了他，说我是个发情的小女孩。他后悔迁就了我，因为我是一个绝望的孩子。他甚至说，和我睡觉是因为想让影片中的爱情镜头显得更真实些。"　　格林逊试图说服她一定要回去继续影片的拍摄。"你在一个死胡同里，我称之为爱情死胡同。当一个人不能就此脱身，那就只能通过伤害自己去伤害别人。"然后，在圣莫尼卡他自己的家里，他对来问情况的休斯顿说："看来还得等等。这个明星不是一般的男人或女人。这是个孩子。一个明星的时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在两部片约中间等、在两个场景中间等、在两个镜头中间等。很多东西不能被完全控制，时间不属于她，她很被动。男演员有时候可以当导演或制片人来逃避等待，女演员都等习惯了。等待是女人的宿命，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但是我可以保证再过几天她就可以回去参加演出了。"休斯顿差点儿没打断这段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们说话的当口儿玛丽莲出现了，印证了医生的话，玛丽莲显得容光焕发、声音洪亮，还给了导演一声迷人的问候。然后，她转向她的心理医生，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我知道巴比妥给我带来的害处，现在我不再吃了。"接着她对休斯顿说："我很抱歉，谢谢你强行让我休息一个礼拜。我想继续参加演出，你觉得可以吗？"这位导演默不作声。格林逊打破了沉寂，宣布她已经不用巴比妥就可以拍片了。　　9月5日，玛丽莲重返雷诺。在那个炎热的夜晚，飞机落地，在一片叫喊声、欢呼声和歌声中，乐队欢快地演奏着。人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大大地写着：欢迎玛丽莲。休斯顿发作了："这帮混蛋制片商真会公关！能把药物过度服用伪装成了民众狂欢……"第二天，玛丽莲凌晨就到了摄影棚。但当她重回聚光灯下时，她感到她身上和周围都有些异样。　　在内华达的外景拍摄终于在10月18日结束了。最后几天，阿瑟·米勒不停地修改剧本，当别人将改动通知玛丽莲时，她就整夜地背新台词。克拉克·盖博跟她说："我不想让剧本这么变来变去的，帮帮我，我们得拒绝才对。"11月初，影片的内景在好莱坞的派拉蒙公司内开拍。玛格南图片社前去报道影片拍摄进展的摄影师恩斯特·哈斯这样描写现场气氛："所有参与到这部影片之中的人都是不合时宜的人--玛丽莲、蒙哥马利、约翰·休斯顿--他们都有某种灾难降临的感觉。"八年前，在玛丽莲的所谓自传《我的故事》里，她把自己称为"好莱坞的不合时宜的人"。拍摄的最后一天，当听到休斯顿的助理汤姆·肖说"好了，所有的一切都存进软片盒里了"时，玛丽莲笑了起来："是你说的吗？在盒子里了。只有在这里边儿最好。挤是挤了点儿，但是安心了。"每个人都感到有些明星就像我们看到的天上的有些星星一样，实际上已经不再发光了，它们的光亮我们还可以看得到，但它们已经成为死星了。这些演员演出虚构的情节，而这些情节其实就是他们生活的再现，就像他们出席了自己的葬礼一样。　　12月初，玛丽莲去了拉斯维加斯，与正在桑德斯酒店演出的弗兰克·辛纳屈会面，肯尼迪总统的两个妹妹帕特·肯尼迪·劳福德和琼·肯尼迪·斯密斯也在场。回来后，格林逊发现他的病人看上去很孤独，他向玛丽安娜·克里斯描绘说："她有一种带有自大狂色彩的强迫情绪。"他认为这是她对经常和她接触的、而且肯定伤害了她的人的一种反应。他没有指名道姓，但通过名字的缩写，说出了他想说的那些人。　　不久以后，导演过《尼亚加拉》的亨利·哈撒韦在好莱坞碰到了玛丽莲。她独自一个人待在一间已经熄了灯的录音棚里。当他走近玛丽莲时，发现她正在哭。"我演了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我不想这样演，结果我发现我还是在模仿我自己。我希望弄得不同些，阿瑟当初吸引我的，就是他说他要的是我，一个真正的我。当我嫁给他时，我梦想依靠他能够远离玛丽莲·梦露。可我发现自己仍是老样子，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走出这种局面，我不能再和玛丽莲·梦露一起演一场戏。"　　在《不合时宜的人》拍摄期间的一个周末，玛丽莲抽空去了一趟旧金山，也许她是想去找某人，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她在那儿一间叫"费诺乔俱乐部"的夜总会看了一场表演秀，其中有一个节目是一个化了妆的模仿秀演员模仿她的动作和声音。我们还知道演出没结束她就离场了。　　纽约，西中央公园　　1957年　　1957年初，玛丽莲结束了与玛格丽特·霍南伯格的医患关系。她让安娜·弗洛伊德再给她找位心理医生，于是安娜就向她推荐了玛丽安娜·克里斯。克里斯是弗洛伊德家儿科医生的女儿，对安娜来说，她比流落到美洲的其他同事更亲一些，她是安娜小时候的朋友，又是维也纳那几年的同路人，1938年因躲避纳粹迫害逃到美国。像安娜一样，她也在老弗洛伊德那里进修过，玛丽莲想借此进入弗洛伊德的圈子。　　玛丽安娜五十七岁，黑发，还能看得出年轻时候的那种漂亮。她刚失去丈夫，丈夫生前也是位心理学家和艺术品鉴定专家。玛丽莲的这位第三任心理医生（如果安娜也算一位的话）一共医治了她四年，最后一年，由于玛丽莲回洛杉矶接受格林逊的治疗而告终止。　　1957年春天开始，玛丽莲每周五次去克里斯那里接受治疗。克里斯住在西中央公园，与斯特拉斯伯格夫妇住在同一幢楼里，从克里斯家出来后，她就坐电梯到斯特拉斯伯格住的那个楼层。在斯特拉斯伯格家，模糊回忆以更戏剧化的方式进行，他们要她做"记忆练习"，目的是唤起她对童年和幼年的回忆。有一次，他们让她演一个饥饿的婴儿。不是演，是说，让人物说，斯特拉斯伯格解释道。然后又让她演一个孤独的孤儿，或一个走失的小学生，一个被抛弃的未婚妻……每次的负担总是那么重，以至于阿瑟·米勒下决心搬到一个离市中心没那么近的区域居住。心理分析成了玛丽莲和她丈夫冲突的一个主题，阿瑟认为心理学家无法帮助大多数人，尤其让他烦恼的是玛丽莲经过心理治疗后居然认为，话偶尔讲错也总是有其心理学缘由的，因为从来就没有无关紧要的口误，也不会有无潜在目的的动作或言语，就连最最普通的话对她来说都会包含着阴森的威胁。　　和后来感谢格林逊十分正直和敬业一样，米勒也十分感谢玛丽安娜·克里斯，但他认为治疗是不成功的。"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大多数进心理分析诊所的人都是出不来的。他们一开始精神不振，到后来还是精神不振。在精神科大夫出现以前，人类生活在部落或社会里，人被社会赋予的内化的价值观或宗教力量所支撑或摧毁，而我们是不可能要求精神科大夫赋予病人价值观的。"　　李·斯特拉斯伯格显然不同意米勒的观点，他认为心理分析会释放玛丽莲的潜能。在他看来，演员工作室所安排的教学活动是对他的分析的一种分析。当被卡住的演员难以与他（她）过去的经历取得联系，从而导致一些场景的演出发生困难时，通过做心理分析，会帮助这些演员与过去取得联系，并形成一种升华。有一天，可能是被她的心理医生吓坏了的缘故，玛丽莲跟斯特拉斯伯格的女儿苏珊说，她无法在疗程中唤起对童年的回忆。当她的心理医生问她一些问题，而她答不上来时，她就临时编造一些有趣的答案。另外，她跟她的代理人鲁珀特·艾伦说，克里斯的治疗就像从前霍南伯格的治疗一样，总给她一种原地踏步的感觉，总是在不可触及的过去里兜圈子。"她们总是和我进行这样的对话：我是如何经历这件或那件事的，为什么在我看来我母亲会这样或那样行事。她们从来不问我想朝哪里走，总是停滞于我的从前在哪里。我知道我曾经在哪里、童年是如何的不幸，但我想要知道的是，我该怎么做才能超越过去。"　　为了消除这两个医生的心理分析带给她的副作用，她又迷上了比心理治疗还高效的巴比妥。她自杀了一次，米勒把她救了回来，跟她说，把一个人的行为追溯到他或她在遥远的过去所讲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是没有意义的。而她觉得，"死亡或死的欲望，总是不知何时就会从不知何处冒出来。"不知何处？是堕掉了腹中胎儿的痛楚而引发的？还是因为跟她发过誓决不以她作原型的米勒，现在正在写一部叫做《跌倒之后》的剧本，描述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并将他所知道的玛丽莲说给全世界听？还是她在想，在成了被剧中男主人公昆廷看不起的妻子麦琪后，她可以用自己的死替这部描写自己的文学作品做现实的注脚？　　内华达州，里诺市郊区，金字塔湖　　1960年9月19日　　约翰·休斯顿最终还是从环球电影公司得到了《弗洛伊德》一片的预支款两万五千美元。《不合时宜的人》也恢复了拍摄，其中有一组五分钟的长镜头，是玛丽莲和蒙哥马利·克里夫特之间的对话。破烂的舞厅后院，Dayton酒吧外，苍蝇在空中飞舞。在一块涂了柏油的黑色防雨布和几盏一万瓦的聚光灯下，在一堆汽车骨架、空易拉罐和垃圾当中，露丝莲和帕斯面对面地进行着交锋。但是两位演员没能像休斯顿所希望的那样，不连贯地、愤愤地完成对话，而是像两只受了伤的动物在互相抚慰。　　三天后，是一组床上镜头，光着身子但盖着床单的玛丽莲被穿好了衣服的克拉克·盖博叫醒。拍了七遍，玛丽莲仍然无法按照剧本的要求完成这场戏。她只记得劳伦斯·奥利弗的告诫："性感点"，也就是说，"摆出你惯常的形象，因为你只会这样。"她坐了起来，将右乳裸露在摄像机前。这可悲的一幕让摄影师伊芙·阿诺德回想起拍摄《酒瓶》一片时的情景，好像玛丽莲已经放弃了用台词、语言和动作去演绎人物，只剩下身体可以贡献给观众似的；好像她认为奥利弗说得对，并准备满足休斯顿的要求似的。她搞错了。导演喊了声"停！"当她的目光朝他望去时，他说道："我已经看见过了，我早就知道女人是有胸脯的。"他要求重新来过，把胸部用床单遮起来。　　几天后，重新开拍露丝莲和帕斯的对话。这一次，玛丽莲拍出了导演所期待的出色的表演。"这是戏里最好的一幕。"但是当他在玛丽莲和葆拉·斯特拉斯伯格下榻的假日酒店找到她时，他看到的是她服了药、没有洗澡、蓬头垢面、穿了件肮脏的睡衣，整个人由欣喜变得焦虑不安。"你看看，玛丽莲，药物就是这样，让你把你的极度焦虑当做狂喜！"一个医生正在她的手背上寻找静脉的位置，好给她注射异戊巴比妥。　　"当我拍完这部片子的时候，"休斯顿后来说，"我就知道她完了，那天我所看到的是个预兆，她已经无可救药了，我能想象得到她迈着梦游者的脚步将从那里掉下去。我想：'三年以后她就会死去或进医院'。但是当时留在我脑海中的，还一直是她纯洁的形象。我喜欢好莱坞的腐朽，我也喜欢有的人虽然谈不上冰清玉洁--谈这点其实毫无意义--但他（她）至少还知道自己已经被腐蚀了。对，被腐蚀了，肉体的问题，人像肉一样变质了。她不是，她保持着一种不可腐蚀的东西。你们知道吗？有一天我和她的按摩师、外号叫'明星按摩师'的拉尔夫·罗伯茨谈到她。他也做过演员。他说玛丽莲的身体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注意是身体而不是肌肤，是某种无与伦比、不可企及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银幕上看出，只看得出这个，我们不是在拍一个肉体，而是被她身上发出的光芒所炫目，即使在《不合时宜的人》里也一样，尽管她在那里面看上去有些浮肿。萨特曾对我说：'她发出的不是光亮，而是热量：她使银幕燃烧起来。'"　　纽约，曼哈顿　　1959年　　1959年底，纽约。玛丽莲经常和她欣赏的一些作家接触，比如卡森·麦卡勒斯常邀请玛丽莲到她在Nayack的家去，她们在那里和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大谈诗歌和文学；拍摄《热情如火》时遇到的诗人卡尔·桑德伯格也经常到玛丽莲位于曼哈顿的住所去，和她面对面地、没完没了地交谈，还和她一起朗诵诗歌，模仿各种演员。　　玛丽莲和杜鲁门也再次见面了。　　"我想跟你谈一个计划。去年我写了一部短篇小说《第凡内早餐》，书中的女孩--她叫霍莉·戈莱特丽--就是我。这是我的老师福楼拜--我的秘密朋友--的教诲。但是，霍莉也是你。你知道，我的那些小说都是对回忆的纪念，我要让读者一看到我笔下的人物，就会在模糊而又清晰的记忆中搜寻出一个曾在梦中出现过的人或曾经擦肩而过的人。你要我告诉你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我总是被送回到我原来生活过的地方：那些房子和它们周围的东西。'叙述者想起了一个有点像妓女、有点醉醺醺、又有点发疯的姑娘，以前经常光顾莱克辛顿大街上的一个酒吧。这个女孩不属于任何地方和任何人，更不属于她自己。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一直在寻找、在旅行、在逃遁的人，从不待在家里。人们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回答：'我出发。'在小说里，我称她为'不断旅行的人'。现在有人想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你有兴趣吗？"　　"我嘛，"玛丽莲答道，"我的座右铭则是：'我回来'。我总是做同样的旅行，我去哪里和为什么要去似乎并不重要，反正最后我总是什么也没看到。做电影演员，就像在游乐场里骑旋转木马一样。你在旅行，但却是骑着旋转木马旅行，所以实际上是在原地兜圈子。但是，近旁的人你也不认识、也看不见。你看不见布景以外的东西，只看得见和以前一样的代理人、采访者和你原来的样子。那些曾经的日子、言语和面孔滑了过去，但又会重新回来。就像一个人一边在做梦，一边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做过这个梦了。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想做演员的，为了在原地转，过一会儿又回到原地。电影就是一个旋转木马场。"　　玛丽莲非常想演霍莉·戈莱特丽，她自己排了整整两场戏表演给杜鲁门看，杜鲁门觉得她演得非常好，他们连着排了好几个晚上。但是，好莱坞对小说的女主人公另有看法，他们最终选择了棕色头发、聪明、但一点儿也不性感的奥黛丽·赫本来演主角。"如果让玛丽莲演的话肯定棒极了，但是派拉蒙公司在整个过程中都欺骗了我。"卡波特总结道。他对这家电影公司改编的剧本也感到恶心，结尾不再是叙述者追忆失去的女孩。"他"说服了"她"留在纽约，因为"这座城市和她永远属于彼此。"而小说中的霍莉却说："我爱纽约，但它不属于我。"这句子是卡波特从他的"复制品"、他的"白色天使"嘴里听来的。　　洛杉矶，日落小道　　1960年9月末　　玛丽莲在格林逊那里治疗了十八个月后，蒙坦德与她分手了。她想去爱，却又不知道爱谁。她打电话给安德烈·德·迪埃内斯发牢骚，迪埃内斯和她开玩笑，叫她到他家里来，因为他有"包治百病的妙方"。"你可以来打听一下我的神奇疗法，你就可以忘掉你所有的烦恼。"但她没去。过了几个星期，一个打扮怪异的女人坐了一辆出租车，在通往山坡的房子的小径处停了下来。玛丽莲围着头巾，戴着墨镜，随便穿了条牛仔裤，趿着双拖鞋，披了件大衣走下了车，她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以至于正在车库边上忙着园艺活儿的安德烈直到她走近时才认出她来。那么可人的诺玛·琼怎么会变得如此憔悴与不幸？她告诉他说，她是来看看他那"包治百病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出什么问题了？"　　"我昨晚上没合过眼。"　　"你昨晚喝了很多咖啡？"　　"没有。"　　"你没钱了吗？"　　"不是。"　　"你有很多烦恼吗？"　　"一大堆。人们都在骗我的钱！"　　"这是失眠的第一个原因。你想发脾气，因为你觉得受人的剥削。你觉得孤单吗？说实话，玛丽莲，一定要说实话！"　　她什么都不回答。　　"你上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你已经多久没有性高潮了？"　　"好几个星期了。不过我无所谓！"　　移栽完一株灌木后，安德烈问她要不要来杯鸡尾酒。她正想说要，一位来访者打断了他们。那是个年轻女子，是安德烈工作的那家模特公司派来让他拍照的。与打扮得随随便便的玛丽莲截然相反，这个女子脚蹬高跟鞋，穿了件粉红色的紧身丝裙，长发优雅地披在肩上，并向安德烈报以她最迷人的微笑，还模仿着玛丽莲的步态沿着房间的走廊往里走。这位模特准备以五十美元的价格拍摄裸体照，她看起来比玛丽莲更性感，但算不上太漂亮，有点儿筋疲力尽，有点儿紧张和消沉。玛丽莲马上扭转头去，免得被那个女子认出来。趁着她和安德烈说话的时候，她用电话叫了辆出租车，然后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直到车来，她叫过安德烈，让他设法别让那女子看见她出去。跨上出租车之前，她想起了问他包治百病的药方到底是什么？安德烈觉得当着司机的面讲不太方便，叫她等一下，转身跑回办公室撕下一张纸写了几个字。当他将纸递给她时，车马上就要启动了，玛丽莲看到纸条上写着："生殖器，我的生殖器。"她说了句："白痴！真正的药方是死。"然后她将揉皱的纸团往窗外一扔，纸团飞出去几米，掉在通向日落小道的灰尘里。　　洛杉矶，韦斯特伍德村　　1960年11月　　在雷诺市的最后一晚气氛悲凉，灌饱了波旁威士忌的玛丽莲说："我想找到作为人的自己。成千上万的人过了一辈子却找不到自我，而我的办法就是去当个演员。"11月4日，休斯顿在好莱坞的摄影棚里重拍了一遍《不合时宜的人》的结尾。在这个美好的结局中，玛丽莲和盖博共同奔向新的生活。影片终于拍完了，比预期晚了四十天。第二个周末，玛丽莲和阿瑟·米勒坐了不同的班机飞回纽约，她回到东五十七街的寓所，他则下榻于东八十六街的阿达姆斯旅馆。　　她重又开始每天去玛丽安娜·克里斯的诊所治疗，剩下的时间则靠欣赏《不合时宜的人》拍摄期间由摄影师英格·莫拉丝和伊芙·阿诺德拍的照片打发，她用红笔在所有有阿瑟出现的照片上画了叉。十二天后，玛丽莲惊闻克拉克·盖博的死讯，但她没有告诉克里斯。几个星期后，她回到洛杉矶，这次她急忙跑去贝弗利山庄格林逊的诊所。　　"自从盖博死后，你不能想象我有多伤心。在《不合时宜的人》的爱情镜头里，我满怀激情地拥抱他。我爱他的嘴唇，当他背对摄像机时，他的髭须轻轻地摩挲我的肌肤。我不是想和他睡觉，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多么爱他，让他感受我裸露的肌肤在他衣服上滑过的滋味。有一回，我一点儿都不想去现场开工，他像责怪一只心爱的宠物一样，把手按在我屁股上，对我说：'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话，那我可要揍你一顿喽。'然后，他深深地望着我的眼睛说：'你可别真引诱我这么干。'说完他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的那帮混蛋们'，"她故意带着讽刺的口吻强调这几个词，"居然没有把最佳男主角奖授予他的《乱世佳人》！我十三岁时就看过这部片子，后来再也没见过像他那样浪漫的人。但认识他后，我发现我欣赏他的并非只有这一点，我很想让他当我的父亲，让他想揍我几顿就揍我几顿，只要他抱紧我说，我是他的心肝宝贝女儿。当然，你会说：'这是典型的恋父情结。'"　　格林逊捋了捋胡子，沉默不语。　　"最奇怪的是，"玛丽莲继续说道，"前几天我做梦梦见了他。他把我搂在怀里，对我说：'他们想叫我拍《乱世佳人》的续集，你愿意做我的新郝思嘉吗？'后来我哭醒了。在《不合时宜的人》的拍摄现场，人们叫他国王，并且所有的人，不论是演员、技师，还是休斯顿，都很敬重他。真希望有一天，人们也会这样对我。对所有的人来说，他都是盖博先生，但他让我叫他克拉克。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一个共同的秘密，他六个月时母亲就死了。"　　在过后不久的一次治疗过程中，玛丽莲睁大瞳孔，望着看不见的地方，用轻柔的、几近诙谐的口气，像跟一个小孩子念童话故事那样说道：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把自己当做童话王国里的艾丽丝。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心里想着，我是谁？这真的是我吗？谁在镜子那头看我呢？也许是有个人在装成我的样子呢？我跳舞、做怪脸，我想验证一下镜子里的小女孩儿是不是也会跟着做。我想每个孩子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电影一样，镜子是神奇的，尤其是在演一个不是自己的人的时候。就像我穿上我母亲的衣服、打扮成她的模样的时候：红色的脸颊和嘴唇；黑色的眼睛。我肯定很像个小丑，而不像一个性感的女人，大家嘲笑我，我哭着。当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别人必须把我从座位上拉起来。我总是在想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幻觉。在漆黑的剧院里，银幕上出现巨大的人像，那真是幸福，真是令人激动。但是银幕就像镜子一样，是谁看着我？真是我，那个黑暗中的小女孩吗？是我，一个被大堆的金钱打造起来的女人？还是我的映像？"　　纽约，Payne Whitney精神病诊所　　1961年2月　　玛丽莲又回到了纽约。她坐在飞机上，搞不清是在过去中旅行还是在将来中旅行了。她和阿瑟·米勒在1月份正式离了婚，后来导演比利·怀德说："玛丽莲和乔·迪马乔婚姻的失败是因为他娶的那个人是玛丽莲·梦露，而和阿瑟·米勒婚姻的失败是因为她不是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最近拍的那部片子受到了冷遇，她觉得自己的演艺生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在东五十七街的寓所里，她整天听一些令人伤感的曲子，不吃东西也不说话，服下了大量的镇静药，人变得越来越消瘦。除了W.J.韦瑟比，她不与任何人接触。　　两个月里她共做了四十七次心理治疗，玛丽安娜被她的病情弄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最后决定让她住院。她被送往Payne Whitney精神病诊所，用费伊·米勒的名字登了记，并签署了一份文件，因为服了很多药，人昏昏沉沉的，玛丽莲自己也不知道签的是什么。此时她三十四岁，当年她母亲三十四岁时，她正好被寄养到别人家里。　　玛丽莲立即给她在纽约的最好的朋友葆拉和李·斯特拉斯伯格写信。　　亲爱的李和葆拉:　　克里斯大夫把我送进了纽约医院的精神病诊所，两个呆头呆脑的医生看着我，这两个人没有一个配做我的医生。你们没有我的消息是因为我和那些疯子关在一起。如果再在这种噩梦般的环境中待下去，我肯定我将和那些疯子一样了。李，请你帮帮我吧，我决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你能给克里斯大夫打个电话吗？告诉她我没疯，还可以来听你讲的课……李，我记得有一次你在课堂上说过："艺术可以比科学走得更远。"科学！在这里，我真想立刻忘掉它，就像忘掉那些疯女人的叫声一样。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如果克里斯大夫跟你说我在这儿很好，那你就回答她说我一点儿都不好。我不属于这种地方。　　我爱你们。　　玛丽莲　　院方只允许她打一个电话，于是她打给了住在佛罗里达的乔·迪马乔，她已经六年没和他说过话了。结果他当晚就坐飞机到了纽约，要求他们让她离开这个地方。四天后，玛丽莲出了院，到另一所医院做康复。那家医院在曼哈顿的另一头，位于哈得孙河边上，她从1961年2月10日一直待到3月5日。在那里，她决定今后只让格林逊一个人做她的心理医生，她给格林逊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人们一直以为找不到了，结果1992年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档案里被找到。　　亲爱的格林逊大夫：　　从医院的窗户望出去，我看见皑皑的白雪盖住了绿茵。绿草和灌木的绿叶顽强地伸展着，但是那些树木让我伤感……那些光秃秃的、凄凉的树枝也许预告着春天与希望的到来。《不合时宜的人》你看过吗？其中有一幕，可以看到树木有时是何等的裸露和神秘，我不知道在银幕上是否看得出来……我不喜欢他们剪辑影片的方式……尽管这会使你发笑，但我现在一点儿也笑不起来。那一幕里，露丝莲搂着大树并围着它跳舞的场面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教会当局认为这是一种自慰的表现。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弗洛伊德的人，不是吗？但是休斯顿不想把这一段剪掉。　　当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禁落了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昨晚我没有睡觉。有时候我在想，夜晚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对我来说，那只是没有尽头的、可怕的长日。反正也睡不着，我正好可以读一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信集》。当我打开书，看到弗洛伊德的相片时，我哭了。他是那么的忧郁（我想这张照片一定是他去世前不久拍的），看穿了一切的样子，好像他知道最后的结局会很悲惨。但是克里斯大夫告诉我，他身体非常不适，不过这一点我从琼斯的书中已经知道了。尽管如此，我从他和善的脸上感到了一种看破红尘的倦怠。他的《书信集》表明（我不肯定一个人的情书是否可以发表）他绝非一个拘谨的人，我喜欢他的幽默--温和，又带着点哀伤。还有他的战斗精神，我也喜欢。　　Payne Whitney医院真是让人感受不到任何人间的暖意。他们把我关在专门对付严重烦躁症或忧郁症患者的单人小间里（一个真正的用水泥砌成的单人小间），但是我的感觉像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被关在了牢里。我觉得如此缺乏人性实在是太野蛮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住在里面不舒服（所有的东西都是用锁锁起来的，到处是铁条，包括电灯周围、橱柜、厕所和窗户……小间的门上挖了个小孔，用来监视所有的病人。屋子里还有血迹和以前关过的病人的涂鸦），我回答他们说："除非我疯了才会觉得这里舒服。"被关在其他小间里的人在里面尖声乱叫……这种时候，我想一个称职的精神科大夫应该过来和病人们说说话，帮助他们暂时减轻点儿痛苦与不幸也好。我认为大夫们应该真正学会点什么，他们只知道书本上教的东西，如果能与那些生活在痛苦之中的人多接触接触，他们可以学到更多。我觉得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学科理论，对病人并不在意，把病人暂时"驯服"后就不管他们了。他们要我跟其他病人一样，参加劳动疗法。我问他们，"干什么呢？""你可以缝纫、玩国际象棋、扑克或编织。"我跟他们解释说，哪一天我真能做这些事时，我就不是我了，这些事离我太遥远了。他们没辙了，问我是不是觉得和其他病人不一样？我想如果他们愚蠢到问出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干脆地回答他们说："是的，我只是我是的人。"当我现在给你写这些的时候，我在笑我自己，你了解我，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下棋使我感兴趣的原因，正是因为要等到最后才知道结局如何。　　……　　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幸福，但我可以快乐一些！我跟你说过的，卡赞认为我是他所认识的女人中最快乐的一个。相信我，他认识的女人可多呢！他爱我爱了一年，有一天夜里我感到非常焦虑，他轻轻地摇着我直到我睡着。他还建议我去做心理分析，也是他要我和李·斯特拉斯伯格一起合作的。　　这句话是不是弥尔顿写的？"幸福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今天，3月2日早晨：昨晚我没合过眼。昨天，我忘了跟你说一件事：当他们把我安顿在七楼一号病房时，他们没有告诉我这是在精神科。克里斯大夫跟我说她第二天会来看我。他们给我做了个体检，甚至检查了我的乳房，确认我没有乳房肿块。我提出了抗议，但我没使用暴力，我跟他们解释说一个月前，那个叫Lipkin的呆子医生让我入院的时候，已经给我做过全身检查了。后来，护士来了，我要她解释为什么房间里没装应急铃，她告诉我，这是在精神科病房。她走后，我穿好衣服，这时我遇到了要我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我正在电梯门前等着，这扇门和其他门一样，没有把手也没有门牌号。你瞧，这些东西都被撤掉了，就像在噩梦中或者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在那个女人跟我讲了她对自己做的事情以后，我回到病房，心里知道在打电话的事上他们骗了我。我又想到了"割"这个词，我坐在床上想，如果我是在上戏剧课，要我就此即兴表演，我该怎么办？于是我想"船到桥头自然直"。我承认我的"船"有点过了头，但是这个想法我是从我拍过的电影《今晚请来打扰我》中得到的。我拿起一把椅子故意朝玻璃窗砸去，但很费劲，我这一辈子还没弄坏过什么东西，除了我自己……(笑)。就像那些剧本里所写的那样，砸过去的椅子发出一声巨响，其实只是砸坏了一点点儿玻璃而已。我砸了好几次，终于弄到点儿碎玻璃片藏在手里，然后我就安静地坐了下来，像个听话的小女孩儿似的。他们听到声音后进来了，我对他们说，既然他们把我当疯子看，那我就像疯子一样行事。应该承认，后来发生的事很好笑，活像我在电影里表演的那样，当然电影里拿的是刮胡子的刀片。我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放我出去，我就割断自己的静脉……其实我根本不会这么干，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演员，我绝不会在自己的身体上弄上什么印记或伤口，我太爱自己的身体了。他们想让我扔掉玻璃，我当然不会配合他们，于是他们找来四个大块头（两男两女）把我抬到楼上。一路上我一个劲儿地哭，他们把我关进了刚才跟你提到过的小屋子里。其中一个不怀好意的女人命令我洗个澡。我说我刚洗过，她跟我说每换一个地方都得再洗一遍；而那个活像中学校长的院长（虽然克里斯大夫称他为"管理者"）摆出一副心理专家的样子问我话。这个看不起病人的家伙，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我病得非常非常厉害，已经病了好多年了，还对我在如此消沉的精神状态下能够继续工作表示惊讶，他认为这样会糟蹋我的表演。我告诉他，葛丽泰·嘉宝、查理·卓别林和英格丽·褒曼在工作期间也都可能抑郁过。我觉得他这么说，就像说一个像迪马乔这样的冠军在心情压抑时也不会开一枪一样愚蠢。　　对了，我有个好消息，我总算派上了点儿用场，乔说他听了我的指点，去看了心理医生，结果救了他的命。他说和我离婚后他又去治疗过，他还说如果他是我的话，他也会提出离婚的。为了庆祝圣诞节，他给我寄来了一大堆圣诞红。这太让我惊喜了！当花送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帕特·纽康姆正好在，我问她是谁送来的，她告诉我："里面有一张卡。等一下……最衷心的祝福，乔。"我对她说："只有一个乔。"那天是圣诞夜，我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什么送我花。他说："首先是为了让你给我打电话。而且我不送给你的话谁会送呢？你在这世上只有我。"他还说要找个时间一起去喝一杯。我问他："你从来不喝酒的呀。"他说他现在偶尔会喝上一口，我答应了他，但让他一定要找个灯光柔和的地方。他问我圣诞节准备干什么，我告诉他我跟一个女性朋友在一起，他说他会来看我。我非常高兴能见到他，尽管我很消沉，动不动就想掉眼泪。我看就写到这儿吧，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谢谢你听我倾诉。 玛丽莲M.　　在她的秘书梅·瑞伊丝打好字的信纸上，玛丽莲又手写了几句话："有一个人，一个很亲爱的朋友，以前每当我提到他的名字，你总是一边捋你的胡子一边朝天上看。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温柔的朋友，非常温柔。我知道你不这么看，但我相信我的直觉。虽然像一个没有明天的故事，但我以前从未经历过，即使是现在，我也一点儿都不后悔，他在床前是那么的亲切。我没有伊维斯·蒙坦德的消息，但我无所谓，那种强烈的、温柔的、美妙的回忆留在我心里了。我现在差点儿要哭出来了。"　　格林逊给玛丽莲写了一封回信，但他没有把信寄出，因为他想最好还是叫克里斯采取行动让她出院，以后再分析她的来信。我们在他的档案里找到了这封短信。　　亲爱的玛丽莲：　　请不要指望我去指责或谴责那些治疗过你或正想治疗你的人，尤其是我的同事和朋友玛丽安娜·克里斯。现在的事情是，你没有疯，但是如果你在那儿待下去的话，你肯定会发疯。医院是一个你流产失去孩子的地方，也是一个医治你的抑郁或自杀倾向时，会让你回到孩提时代的地方。　　玛丽莲再也不想见到玛丽安娜·克里斯了，但不知为什么，克里斯的名字仍然保留在玛丽莲最后一份遗嘱的财产继承人名单里，这份遗嘱是她进Payne Whitney医院前三周写的。克里斯后来承认自己做了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其实我并不想这样的，可我却做了"。她仍然会和格林逊以及安娜·弗洛伊德就她这位老病人的情况互通信息。　　初春时节，玛丽莲决定回加利福尼亚，并在那里恢复了心理治疗。她求格林逊当她的"全天候"医生，格林逊不太愿意。5月份，玛丽莲又返回纽约，每天通过电话和格林逊交谈。格林逊向克里斯夫人描述了他的治疗安排："我特别小心，不让她感到孤独，否则她又要沉溺于药物之中，并与那些会对她产生杀伤力的人接触。这些人会和她形成一种施虐和受虐的关系……这种方法一般只用来治疗那些需要建议和关爱，不够坚定的未成年少女，现在看来对她非常适用……她说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渴望住在洛杉矶，因为这样她能找我说话。当然，她有时候仍会突然失约去棕榈泉找F.S.看病，这时候的她就像对待父母一样的不忠诚……"　　几天后，玛丽莲从纽约打电话给她在加州的心理医生，说她最终还是决定回洛杉矶定居。这是她出生的城市，是她本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在那死去的城市，却是她最终死去的城市。　　洛杉矶，贝弗利山庄酒店　　1961年6月1日　　下午，安德烈·德·迪埃内斯正在花园里忙活着，突然想起这天是玛丽莲的生日，但又不知道她此刻在哪里，于是他回屋查询贝弗利山庄酒店的电话号码。当他打到酒店总机，试着要求转接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时，电话马上转了过去。他对着电话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玛丽莲听出他的声音后，非常高兴，希望马上能见到他，此刻她正独自一人待在酒店10号房的游廊里。他兴奋得像个得到一份盼望已久的礼物的孩子一样，他想周末到了，也许自己能说服玛丽莲一起待上几天！等他到了酒店，玛丽莲从小冰柜里拿出鱼子酱和两瓶香槟酒招待他，两个人谈这说那，聊了很多。但再接下去，谈话又转到了让她不愉快的事，玛丽莲告诉他福克斯公司对她很苛刻，她觉得自己很可怜，还说想回纽约去。　　德·迪埃内斯问她：　　"你为什么经常让摄制组的几百号人等你一个，你却迟迟不露面？你不知道每迟到一小时，摄制组就要多花几千美元吗？我记得1945年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你每天都起得很早，化好了妆，头发也早就梳好了……可是现在你怎么会让整个摄制组日复一日、每次都等你那么久？是不是有点太任性了？以前和我在一起时你好像不是这样的啊。"　　"安德烈，"玛丽莲伤心地回答他，"有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因为我太累了，根本无法起床。你记得吗？从前我们沿着西海岸溜达时，路途是那么漫长，我在你的车里病得多么厉害，你日夜不停地开车，而我则困乏不堪。拍电影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筋疲力尽，就想休息。有时候，我和哪个朋友一起出去喝几杯，就睡得更晚了。我太想多睡一会儿了，不想这么早就去工作。这也是人之常情，不是吗？我只是十分疲乏而已，那一大堆工作真的太多、太累人了。可电影公司倒好，正准备让我出丑，公开宣称说我快要变疯了！"　　她越说越酸涩，越说越消沉，伫立在那堆行李中，呆呆的神情让人心醉又心碎。几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她几乎没笑过，好几次还差点儿落了泪。安德烈发现隔壁卧室的床没有铺好，于是把她搂进怀里。　　"如果我们做一次爱，也许你会感觉好一些。"　　"我刚动过一次手术，你要我死吗？对不起，安德烈，我需要休息。"　　她把外套递给他，把他送到门口，并道了晚安。安德烈走出十几米远，然后脱掉皮鞋，又蹑手蹑脚地走回游廊。他在凉爽清香的暮色中坐了下来，离她的房间窗户只有几米远，他想知道她接下来要干什么：准备外出，还是有人要来。结果她却熄了灯睡觉了。窗户没关，微风撩起了轻薄的尼龙窗帘，好似幽灵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闪进闪出。为了躲避这种幻觉，德·迪埃内斯这次真的走了。　　第二天，他冲到贝弗利山庄给她买了一束花和一只意大利陶瓷酒杯，里面装满了橙子，还附了一封信，跟她道歉，因为他昨晚想跟她做爱。他塞给酒店侍者一笔慷慨的小费，叮嘱他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亲自交到玛丽莲手里。第二天，他在家门口的草垫上发现了一朵花，正是昨天送给玛丽莲的那种。她还从门缝里塞进一个信封，里面塞了整整一打制片公司为她拍的照片。估计玛丽莲在去机场之前，先拐到他这儿了一趟。　　一年后，德·迪埃内斯翻出一组没有发表过的照片，是他1946年为玛丽莲拍的。照片中的玛丽莲没有化妆，迪埃内斯想以《这是谁》为题把照片投到《生活》杂志去，因为他肯定没有人会认出她来。突然间，没有来由地，他拿了把铲子往花园走，他想挖挖看是否还找得到玛丽莲的其他照片。铲着铲着，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自己正在挖一个坟墓。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一些，那些纸质的都已风化了，而底片因为一张连着一张相互保护，保存得还算完好。让他吃惊的是，居然还让他找到好几张未经修改的底片，其中一张，玛丽莲面朝太阳，脸上显出悲哀的样子，当他拍完这张照片时，玛丽莲曾对他说："安德烈，我正在看着的是我自己的坟墓。"还有一张拍的是她仰面躺着，眼睛闭着，装作死了的样子。当他整理出这些老照片时，他不知道此时玛丽莲正在度过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他连着几个星期专注于修改和冲印，无暇看报，也无暇关心《濒于崩溃》的拍摄进程。　　1962年8月4日的晚上，德·迪埃内斯去看了场电影，当他回到家，正找大门钥匙的时候，屋里的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冲进屋，但还是迟了一步。很久以后，他还在想那会不会是玛丽莲在找他？也许是下意识地在找：当一个人受到酒精和药物的作用时，往往不会细想是跟谁打电话。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她打了几次电话，也没有人知道她跟谁打过电话。第二天一早，他正刮着胡子，电台里传出的新闻把他惊呆了，玛丽莲昨天夜里死了。等他稍微镇定了一点儿，他的目光游移到了工作台上晾干的照片上，第一张是诺玛·琼微笑的照片，然后是最后一组她死的照片。他花了好几个星期修改并冲出了这些照片，好像他早就料到会这样似的。　　二十年后，安德烈隐居在他博卡·德·卡农的小屋里，他回想起曾经有一天，他跟玛丽莲吵了一架，说她破坏了他的一生，如果当初他没有愚蠢地爱上她的话，他早就成了一名成功的摄影师了。玛丽莲也火了："谁要你爱上我了？我当初想当一名演员，而不是当你的佣人或妓女！"结果两人大吵起来。她穿好衣服，赤着脚离开了屋子。等他想找她并送她回去时，玛丽莲已经消失了。　　这场爱情已经过去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这也是玛丽莲短暂一生的长度。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应该五十六岁了。必须说出我们这段故事的结尾，安德烈想。结尾？我也不知道，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或者说只有一连串的结尾。我心里记着的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但是在这十七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彻底断绝往来，我们的每一次见面都有一种永别的味道。　　安德烈在后来的十余年间很少再拍照片，直到1985年他在日落大道山坡上的小屋里去世。而此之前的那段日子里，他一直躲在他的暗室里，反复地修改玛丽莲的那些底片。这些底片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已经找不到了。他被安葬在威尔夏大道上的韦斯特伍德村墓园，离安葬玛丽莲的教堂地下室只有几步之遥。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大街　　1961年6月1日　　夏天早就来临，但格林逊迟迟无法出门度假，他现在每周要为玛丽莲治疗七天，而且每次只收五十美元。他写信给克里斯："看到她与世隔绝，我真感到害怕。从根本上说，她是有自恋癖的。虽然我们多少还是有些进展的，但我实在不敢对她的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和可能的持续时间妄下结论。在具体治疗上，她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她对同性恋的恐惧；另一个是她不能承受道德创伤的考验。她对任何带有同性恋迹象的事情都异常敏感，比如帕特·纽康姆把自己的刘海染成和她一样的颜色，她马上得出结论，说这个女人想占有她，并和她大闹了一场。"　　格林逊还被她经常性地和陌生男人发生关系的举动吓坏了。有一天她告诉他，她和一个给她装修屋子的工人睡了觉；洛杉矶的一个地区检察官也曾告诉过他，有一次他看到玛丽莲在一间电影院的过道里和一个男人做爱。格林逊在写给安娜·弗洛伊德的一份情况通报中指出，玛丽莲有一种"对男人的害怕，她需要通过引诱男人来掩饰这种害怕，这使得她有时会把自己献给一个毫不相干、萍水相逢的男人"。　　他想心理分析并未治愈玛丽莲的心理问题。其实她是陷入了心理分析之中，就像一个落水者把去救他的人一起拖下水一样，她总是将她的心理医生拖入黑暗中、水底下和真空里。她不能容忍被她理想化的人有任何瑕疵，结果她总会自寻烦恼。"只要情况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她就无法自控。"格林逊对安娜·弗洛伊德写道，"现在，在治疗她时，我靠的是临场发挥。她的确病得非常非常厉害，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办法能把玛丽莲拉回到她寻求的安宁状态。"正如格林逊后来所说："她对自认为的别人的非礼，以及她对同性恋的不正常的恐惧是后来导致她死亡的决定性因素。"　　玛丽莲的朋友艾伦·辛德尔、拉尔夫·罗伯茨、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和帕特·纽康姆开始认为心理医生在她的生活中占据了过分重要的位置。帕特对她说："他不是你的守护神，他成了你的影子，或者说你成了他的影子。"而罗伯茨后来说，那个时期，这位心理医生非但没有让玛丽莲远离任何药物，还允许她每天吃三毫克的戊巴比妥钠，甚至自己向她提供这种药物。辛德尔若干年后评论道："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格林逊，也不欣赏他在她身上起的作用，他对她没起过什么好作用，凡是她要的他都满足她，他给她吃各种药物。在和他病人的关系上有一种不健康的东西，一种和钱有关的东西。钱。"他强调说。有一天，他发现格林逊在福克斯公司的工资名册上占有重要位置，这更加印证了他的看法。　　玛丽莲的四位心理医生都在她拍片时对她进行过治疗，保证了她完成拍摄任务：拍《公共汽车站》时是玛格丽特·霍南伯格，拍《王子与舞女》时是安娜·弗洛伊德，拍《热情如火》时是玛丽安娜·克里斯，而拍《愿嫁金龟婿》、《不合时宜的人》和《濒于崩溃》时是格林逊。玛丽莲回答她的朋友们说，心理医生能够指点她，告诉她应该做什么，她乐于服从，甚至愿意让心理医生告诉她，她应该成为怎样一个人。　　洛杉矶，威尔夏大道　　1961年秋　　自从拉尔夫·罗伯茨开车接送她，玛丽莲觉得自己不需要小汽车了，她把自己那辆红色真皮坐椅的黑色凯迪拉克敞篷车给卖了，把黑色的雷鸟送给了斯特拉斯伯格，并退掉了拍《不合时宜的人》租来的白色凯迪拉克。她让罗伯茨开车带她朝海边驶去。在威尔夏，望不到尽头的大路两旁散落着不少矮房子。那些劣质的建筑物里，散发出一种虚假的东西，让她回想起第一次去福克斯影片公司试镜的情景。当时她参观了代表着各种气候和时代特征的布景、道路和小公园，从外形上看，这些布景造得非常坚固，让人很难相信它们的背面是用木头和石膏搭建成的。整个的一切构成了一种时空上的错综交杂，但又让人感觉很真实。在那里，幻觉和真实是相反的。玛丽莲觉得，置身其间的演员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让自己把这些人造布景当做是真的房子。房子里面的人为了爱情、权力和金钱而战；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没有人影，没有人在这座城里行走，除了我，她想。　　她让罗伯茨停下车，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她左转朝毕科大道的方向走去，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的天桥上驻足看了一会儿在粉红色的暮色中穿行而过的车辆，车流像是些疲倦地行进着的动物，那些组成轨迹的白色车灯，像是它们没看着任何东西的茫然的眼睛。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她看见加油站前面站着一个男人，她走了过去。虽然她戴了顶黑色的假发套，那个年轻男人还是认出了她，不过他很难想象，一个小时前玛丽莲·梦露还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最近几年来她一直和诗人兼作家卡尔·桑德伯格谈论诗歌和文学，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旁听过文学课。她的明艳动人将那男人团团包围在欲望和惊喜当中。她只是一个身体，供人插入，而与她的灵魂无关。　　那男子让她上了他那辆咖啡色的奥兹莫比尔，车开到一幢墙灰剥落的绿色平房跟前。这所房子坐落在离威尼斯海滩很近的一条马路上，是休帕巴街？圣克拉拉？牛奶坞？圣胡安？这不重要，但也重要，明天要能回忆得起来，因为要说给格林逊大夫听。"细节，只有细节重要……"而且，她母亲的母亲就埋在威尼斯，正是那个叫黛拉的疯女人，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差一点儿用枕头闷死了她。她跟那个男人讲起了这件事，他还做了个与"mother（母亲）"和"smother（闷死）"有关的文字游戏。　　进屋后，她叫那男人从她的后面插进去。真的从后面来，她要求道。那人呆了片刻，觉得这是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她把自己身体上最私密、最原始的部分献了出来。她俯身躺在床上，他涂了她递给他的油脂，插了进去，一动不动，热乎乎的，时间不长，但有力、甚至带着点愠怒。他用手撩起她左脸颊上的头发，看见她用右拳攥着一片弄皱了的床单，就像攥着个温柔、温热、芳香的东西。她用床单轻轻地搓着自己的下脸颊，他问她："这样好吗，你感觉到我了吗？"然后又问："我没弄疼你吧？你要我停下吗？"她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继续无声地用床单搓着嘴唇。他感觉到了她的忧愁，退了出来。两个人拘谨地互道了几声谢，分了手。　　第二天，她把这一幕讲给格林逊听。　　"我在你的故事中听到一种梦幻，就像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似的。你在场，但同时又好像不是你本人。你像是想从那个男人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床单是一种我们称做'过渡性物体'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渡性的东西。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你为自己画的那个圈子，就像你对那个人说：'你别想吻我，也别想听到我的声音。你尽管从下面来，那已经不是我的一部分了。'你知道，嘴巴令人联想到声音和身份，而肛门令人联想起羞耻、剥夺、糟蹋和脆弱。"　　她没有回答，觉得几行热泪流了下来，但没有用手去擦。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大街　　1961年6月　　随着治疗的进展，"移情"也变得更为深入和混乱。玛丽莲和格林逊一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她总是在格林逊家的冰箱里存一瓶Dom Perignon香槟酒，每次治疗结束就喝上一口。格林逊夫妇经常留她在家吃饭，她也乐意为他们刷刷碗碟。和他们全家一起吃墨西哥餐让她开心，那间装饰了护墙板、放满了书籍和艺术品的客厅也让她很喜欢；从客厅的阳台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花园、游泳池和一棵奇怪的圣树，树下有一尊两米高的波利尼西亚神像，神像的嘴巴看上去像是在嘲笑进来的客人。　　拉尔夫和希尔蒂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了，彼此间恩爱如初，和两个儿女的关系也很融洽。格林逊说自己是"一个布鲁克林长大的犹太人娶了一位善良的瑞士姑娘"。他称她为"能让一切都成为可能的女人"，而她则觉得他弥补了她身上的不足：她丢三落四，他则井井有条；她性格腼腆，他则热情开朗。他们的女儿叫琼，二十一岁，在奥蒂斯艺术学院学习艺术。琼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从不介入父亲的医疗事务，但这次他们家与玛丽莲之间的来往则是源于她的一个创新，她打心眼儿里高兴，但又说不清是为什么。这位女明星每次前来就诊，琼都会在大门口迎候她，如果那天适逢格林逊学校里有课，他会事先关照女儿陪玛丽莲散散步。有时候，她们两人会在治疗开始前和结束后到别墅旁边的水库逛上一圈。而玛丽莲则教琼跳舞，指导她如何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性感的女孩儿。格林逊的儿子叫丹尼，二十四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医学，他还和父母住在一块儿，跟玛丽莲也相处融洽。他反对越战，是个极左派，经常和晚上来访的玛丽莲谈论政治。格林逊的这对儿女觉得父亲采取的治疗方式似乎不是一个纯粹的弗洛伊德派的作风。格林逊向他们解释，传统疗法在玛丽莲身上收效甚微，而她又非常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模式，这有助于她今后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稳定家庭。他还告诉他们，玛丽莲虽然迷人，但极其脆弱，只有他一个人有可能救她。这位心理医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他的女病人一份幸福家庭的热情与温情，补偿她孩提时代的缺失，抚慰她的寂寥。当他在家里接待她的时候，他努力使自己显得更加真实和生活化，让她觉得她的医生和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他认为患者们应该知道，心理医生也会有自己的情感和弱点，但是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并不会妨碍他们成为可被信赖的榜样。他要让患者懂得，人无完人，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在不确定的因素下生活。　　尽管有时他也会怀疑这一切到底会何去何从，但他毕竟经过了慎重考虑才决定采取这种非传统的、受到争议的"移情"疗法，让玛丽莲融入心理医生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去。这也是一年以前，他的一个发现给予他的灵感。当时，他正给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女子治病，但是疗效不大，于是他想到了请在英国的安娜·弗洛伊德来给她看看，安娜没有接受。在无望之中，他偶尔发现，有一次他让琼开车送病人回家，病人在车里和琼随口聊天，表现得和一个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他很吃惊。打那以后，格里逊经常叫他女儿开车送她，但是每次送回家后，病人又恢复了老样子。于是他接纳她做了家庭的一员，结果她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7月里的一天，格林逊夫妇为女儿举办生日晚会，玛丽莲不仅帮着筹办，还出席了晚会。来宾们发现她时先是大为吃惊，随后好几个男孩子邀她共舞，不一会儿还排起了长队。而其他姑娘则开始找不到舞伴了，特别是其中的一个黑人女孩儿，长得很漂亮，在玛丽莲到场前还是舞会的皇后，这一下子就无人问津了。玛丽莲注意到后主动上前和她搭话："我很想学你刚才跳的那种舞步，但又学不像，你能教教我吗？"说完她还转身向其他人打招呼："请大家停一停，她要教我一种新的舞步。"其实玛丽莲会跳这种舞，她让那个姑娘教她，是想用这种办法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那姑娘身上去。这一幕让格林逊很感动，原来玛丽莲那么富有同情心。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大街　　1961年7月底　　经过十八个月的疗程，玛丽莲的心理医生认为治疗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他问她，是什么原因导致她重复台词时发生困难。她说，她有一种症状，一个电影评论家曾经说过："玛丽莲是一位迷失在有声电影中的默片演员。"她认为他说得没错，她习惯用面部表情而非语言来面对镜头。　　"那为什么你只在镜头前口吃，而在生活中，比如现在，你却好好的呢？"格林逊问道。　　"因为害怕。"　　"害怕什么？怕不被听见或怕被听见吗？"　　"你说得太复杂了。就是害怕而已，好像我的嘴唇不想说出这些话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