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督军倪嗣冲，接到徐树铮的电报，马上从蚌埠出发，进入京城，拜见段总理，请求再接再厉。住了一个星期，把政治、军事方面的疑难问题，全部协商解决，然后辞行返回安徽。过了三五天，国务总理段祺瑞，带了交通次长叶恭绰、财政次长吴鼎昌等人，一路南下，借口检阅部队，到了武昌，与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商议军务；又召集河南督军赵倜及各省代表同到汉口，列席会议，要求各地军队群策群力，乘胜平定南方，统一中国。众人虽然各执己见，但表面上还是唯唯从命；只有曹锟微笑着说：“平定南方也不是什么难事，但用兵必先筹饷，一旦军饷有了着落，将士才能效誓死命。”段祺瑞答道：“的确是这样，我回京后便去设法筹备。率兵打仗是各位的责任，筹措军饷是我的责任，重要征服了南方，大家便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一劳永逸了。”曹锟不好再说什么，只淡淡地答了一个“是”字。散会后，段祺瑞带着河南督军赵倜，由汉口出发，乘轮船沿江东下，到了九江，会晤江西督军陈光远，又谈了许多军事。陈光远也没有什么应对的策略，只是敷衍了几句。几天后，段祺瑞再从九江到江宁，与江苏督军李纯、安徽督军倪嗣冲、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叙谈。倪嗣冲与段祺瑞心心相印，不用多说；卢永祥也是段派中人，当然唯命是从；而李纯则是冯国璋的心腹，此时也只得假装周旋，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第三部　护法战争 17　龙济光求援段祺瑞这次南下，无非想笼络各地的军阀，一心一意和南方军决胜负，回京后，马上开始筹备军饷；无奈自己囊中羞涩，万般不得已，只好向别国借贷，饮鸩止渴。这时，亲日派首领、交通部长曹汝霖跳了出来，替段祺瑞分忧，和日本人商议借款事宜。曹汝霖是上海人，前清时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和日本人关系密切；段祺瑞第一次组阁时，其司法总长章宗祥也曾在日本留学，与曹汝霖十分要好。曹汝霖学成归国后，受到前清政府的重视，不到数年，即由外务部额外司员升到右侍郎，可见他在官场上很有些手段。后来中日在间岛问题上进行交涉，曹汝霖出面调停，虽然要回了间岛，却把安奉安东至奉天的巡警权以及吉林至长春的铁路权拱手让给了日本，国人表示不满，说他为虎作伥，讨好日本。这一次，他又出面向日商中华汇业银行贷款二千万元，约定利息八厘，偿还期五个月，还将电信收入金作为担保，并许诺将来在电信事业方面，该银行有优先向中国政府借款的权利。当时，电信收入金已经被丹麦、法国作为借款担保，因此丹麦公使和法国公使提出了抗议，质问中国政府。政府只得又花言巧语地敷衍过去。段祺瑞得了借款二千万元，不敢全数移作军费，只好随时拨付，接济各军。偏偏各路军队纷纷索要，尤其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胃口更大，比那些讨债的还要厉害。段总理无可奈何，只得再让曹汝霖向日本政府借钱。这样一来，日本人就狮子大张口，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曹汝霖也只有一一答应下来。这边借钱的人借得十分吃力，那边打仗的人却不肯卖力。自从收复长沙以后，曹锟、张敬尧等人都按兵不动，段总理一再催促，曹锟动辄以军饷不够为借口拖延，随后干脆率兵回来了，坐在那里等军饷。段总理正想下令诘责，没想到总统冯国璋先下令，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段祺瑞义愤填膺，从此冯、段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了。段祺瑞虽然气愤不已，但他转念一想，还可以让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和福建督军李厚基，控制广东的局势，这样就可以制约云南、广西等省，于是拨下巨款，命龙、李马上出兵，再命浙江督军杨善德出兵，进攻广东。龙济光出兵后，虽然打了几场胜仗，但很快就被广东军司令李烈钧击败，龙济光这边的司令李嘉白，连战连败，逃得不知去向，连龙济光自己也被围困起来。龙济光焦急万分，苦守数日，指望福建、浙江的联军前来相救。偏偏福建督军李厚基也是个无能的人，部下只知抢掠，不守纪律；李厚基本人满口主战，平时又没有什么谋略，调度又不合法，因此败多胜少，不得已向浙江求救。幸亏浙江派兵支援，才将广东军赶走。李厚基这里尚且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救龙济光？龙济光想不出什么伎俩，只得硬着头皮冒险突围；总算天无绝人之路，被他找到一条生路，向南急奔，逃到了广州湾。广州湾在雷州南面，濒临南海，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间，被法国人占据，成了法租界。龙济光想要过境，必须先向法国领事借路，法国领事还算有情，允许他借道，但必须遵守照国际公法，不能携带武装。龙济光进退两难，只得吩咐部下缴了械，过了法租界，奔回琼州，准备亲自进京，向段总理汇报军情。龙济光一走，留在雷州的那部分军队，在广东军的围攻下，很快就投降了。随后，广东军过海进攻琼州。龙济光的弟弟龙裕正在安排防守，谁知琼州警卫军第三十七营营长杨锦堂忽然叛变，竟然宣告独立；又与广东军联络，引敌入境，先占领了琼东的乐会县城，随后又占领了万宁、陵水各县，并开始攻打文昌、定安，直逼琼山。龙裕光虽然尽力抵抗，无奈敌军势大，实在难以招架，琼州只剩下了一座孤岛。龙济光进京求援，段总理自然不能坐视不救，但段祺瑞既要做国务总理，又要做参战督办，忙得不亦乐乎；而且琼州在最南端，距北京有万里之遥，一时鞭长莫及，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况且，自从曹锟回京以后，前线将士都在观望。湖南是长江中游，比琼州加倍紧要。省会长沙虽然收复，但湘南一带还有许多南方军的踪迹。所以，尽管龙济光一再催逼，段总理也只好敷衍下去，时间久了，他也觉得难为情，于是命山东督军张怀芝出任援粤总司令，即日出发。曹锟回京后，张怀芝也率兵退回到山东，现在又接到出战的命令，免不得要重新部署将士，运送粮草武器。此时，已经是公历6月的下旬了。政府在参战督办事务处有一种军事协定条件，是中日两国双方密订，内有密约十二条，中国政府并不对外宣示，日本政府也保守秘密。后来，日本的报纸漏泄了条约内容，于是，北京大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的全体学生，都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这些条约。天津、上海、福州等省的学生，也成立了各种团体，要求地方长官向政府施加压力，坚决反对这些条约。这时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德国人乘虚而入，俄国的局势立刻吃紧，我国的中央政府，也禁不住慌张起来。中国西北一带，与俄国接壤；万一俄国人不能战胜德国，被德国人进入亚洲，势必仇恨中国，乘机报复。中国加入参战团，本是就是爱慕虚名，现在却极有可能弄巧成拙，招来大祸。参战督办的总理段祺瑞，一直是主战的发起人，现在却暗暗着急，幸亏徐树铮等人代为设法，想出了借助别国力量的计策，就立刻吩咐驻日公使章宗祥，出面和日本外务大臣协商，请求日本共同出面，对付敌人。第三部　护法战争 18　段祺瑞饥不择食日本方面同意了要求，两国的委员出席会议，制订了十二条约章。会议结束后，日本方面的委员长斋藤向本国政府请示，中国方面的委员长靳云鹏也将约文呈送国务院，国务总理段祺瑞再报明冯总统，由参战督办处签字。没想到，本来双方约定了保守条约的秘密，结果被日本的报纸披露了出来，这才导致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起来请愿，要求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其实，当时德国军队还在俄国西面，距中国还很遥远，所以中日的军事协定条约，始终没有履行，是那些当权者在那里杯弓蛇影，闹出了一场笑话而已。当时，南方独立的军队，本来由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等人为领袖，与北方武力相对。后来听说中日有军事协定的密约，唯恐段祺瑞借口边防，借日本人的力量来控制南方，所以马上致电中央，询问条约的详细内容。政府方面根本不予理会，这些人十分愤怒，再次诘问中央政府。段祺瑞十分震怒，恨不得立即扫平南方军队，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借外债，授意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和陆宗舆两人，再向日本借款。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前清时也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出任郎中，民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秘书，驻日公使、币制局总裁等要职，搜刮了许多钱财，后来又在日本的中华汇业银行出任总理一职。这两人都是亲日派，为段祺瑞帮忙，其实也就是为日本人帮忙。而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曹总长又是一鼻孔出气，其兄章宗元曾到美国留学，归国后参政，出任唐山路矿学校校长，注重实业教育，与弟弟章宗祥的性情迥然不同。章宗祥学成归国时，曹汝霖已经显贵，章宗祥所十分垂涎，时不时地向曹汝霖暗送秋波，想借机出头。后来见迟迟没有动静，又托清朝皇室的载振贝勒爷引见，结果也没有多少效果。章宗祥十分郁闷。这时，他的妻子陈彦安看出了丈夫的难处，马上出来周旋。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邂逅相遇，一见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陈氏善于交际，当即去见贝勒夫人，博得了贝勒夫人的欢心，做了贝勒夫人的干女儿。贝勒夫人便到公公庆亲王奕劻面前活动，调章宗祥进入民政部当差，章宗祥从此发迹。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长，后来改任司法、农商总长。袁世凯筹办帝制，章宗祥也在奔走效劳，后来见帝制无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门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他仍然出任司法总长，随后远赴东洋，继陆宗舆之后，出任驻日公使。他的大使头衔，是段总理委派，所以在章宗祥的心目中，只知有日本国，只知有段总理。这一次，曹、陆两人奉命借债，当然要和章宗祥同心协力，内外张罗。日本方面也是慷慨得很，只要是曹、陆、章三人出面，无不允诺，而回报的条件自然也丰厚得多。民国7年6月到9月，中央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分别是：一、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中华汇业银行经理陆宗舆，向日本所属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借款三千万元，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全境的森林矿产作为抵押。二、先前，民国6年8月，财政部曾向日本银行团借款一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抵押；随后财政部总长曹汝霖再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仍以盐税余款作为抵押。三、在修建吉林至延吉南境、图们江至会宁一带的铁路时，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兴业银行及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一千万元。四、在修建满蒙四条铁路时，中华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朝鲜两家银行借款二千万元。五、在修建山东济南至直隶顺德、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的铁路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二千万元。以上各种借款条约，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银行互执一份。约定将来发生疑义时，应按照日文条约进行解释，不适用中文条约。这本来就十分不平等，曹、章、陆三人只管借款到手，不管后来有什么隐患，所以日本人如何说，他便如何依。总括起来，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以参加对德、奥战争，平定南方“叛乱”等各种名目，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段祺瑞等把中国主权成批地卖给了日本，使日本进一步攫取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此外还有许多借款，是向英、美等国借的，回报自然也不低。段祺瑞饥不择食，不知道签订了多少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也不管这一切，仍然推行自己的“平南”政策。在南方，西南军阀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等，其实并不真正赞同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他们附和护法的目的，只是为了抵制段祺瑞的武力吞并政策，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民国7年（1918年）1月20日，他们在护法军政府之外另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推举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以对抗孙中山。2月26日，他们派人暗杀了追随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海军部长程璧光。5月间，他们又操纵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改组军政府，废元帅制为总裁制，逼迫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改组时孙中山被推为七总裁之一，但主要权力却被陆荣廷等控制。孙中山饱受军阀排挤，知道护法不能实现，便毅然奥赴沪。至此，孙中山领导的以“护法”为号召的护法运动，实际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以后的护法军政府，便成为南方军阀的政权，并向北洋军阀靠拢，酝酿南北议和。第三部　护法战争 19　安福国会排挤掉孙中山后的广东军政府在广东城外的士敏土厂办公。它一会儿攻打福建，一会儿攻打湖南，毫无章法，四处出兵，一会儿攻打海南，一刻也没有停止。北京政府派去攻打广东的总司令张怀芝统帅二十营将士，从山东进入湖北，从湖北进入江西，驻扎在樟树镇，准备向广东军发起进攻。谁知广东军先发制人，进攻江西边界，占领了虔南县城，随后又被张怀芝夺回。张怀芝正准备一鼓作气攻入广东，却生了重病，只得回到汉口养病。当时，被陈树藩赶走的将军陆建章，一直对段祺瑞偏袒陈树藩怀恨在心，现在又出来联合冯国璋，极力推行和谈，被段祺瑞一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尤其是徐树铮，对他更是不满，总想找个机会除掉陆建章。此时的徐树铮，已经出任奉军副司令，往来于北京和天津，听说陆建章在天津鼓动奉军司令部停战言和，当即火冒三丈，派人引诱陆建章到家里商议军事，想结果他的性命。陆建章虽然知道徐树铮容不下自己，但没有想到他这样大胆，于是毅然前来赴会。徐树铮开始还笑脸相迎，等吃完了饭，两人到后花园游玩时，徐树铮一下子翻了脸，一枪就结果了陆建章的性命。国务总理段祺瑞、陆军总长段芝贵得知消息，喜出望外，马上出来替徐树铮打掩护，并且网罗了陆建章的许多罪证。这样一来，冯国璋也只有长叹几声，想出来兴师问罪，又怕得罪了段祺瑞。徐树铮诱杀了陆建章，自以为得计，却没有想到，陆建章的妻子冯氏，是旅长冯玉祥的姑母。冯氏找到冯玉祥，哭诉了一番，要他替陆建章报仇。冯玉祥的家在安徽是名门望族，其父在前清时是河北的候补知府。冯玉祥从小就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被浙江督军杨善德看重，推荐到段祺瑞手下做官。段祺瑞不加重用，因此冯玉祥和他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后来冯玉祥当上了陆军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一直反对内战，段祺瑞虽然对他不满，暂时也没有什么举动。徐树铮杀了陆建章，冯玉祥马上宣布独立。段祺瑞顿时腹背受敌。湖南还没有平定，福建军又吃了败仗，留在汉口养病的张怀芝逃了回来，困守琼崖的龙裕光向北逃窜，段祺瑞的“平南”计划眼看就要泡汤了。这时，连一直坚持“平南”的徐树铮也坐不住了，决定成立新的国会，借张作霖的力量赶冯国璋下台，拥护段祺瑞做总统。于是，一帮子人就开始行动起来。以徐树铮、王揖唐为首的段祺瑞的“拥趸”们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包办选举。民国7年（1918年）8月12日，被安福俱乐部操纵的新国会在北京召开。稍后，人们把这届新国会称为“安福国会”。新国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新总统。恰好现任总统冯国璋的任期已满，冯国璋自知连任无望，但又不甘心让段祺瑞上台，因此在暗中加以阻挠。江南督军李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直隶督军兼四省巡阅使曹锟，也不愿意拥护段祺瑞，纷纷出来反对。至于提名让张作霖出任副总统，各位督军更是不服气，就连张作霖本人，此时也有些泄气。这时，总统冯国璋提前发了一篇通告，表明自己一直主张和谈的立场，并且将调兵遣将、荼毒生灵、丧权辱国的种种举动，都推到了段祺瑞一个人身上。南方那些独立的军队，组成广东军政府，反抗北方政府，本来是各执己见，互不通融，但对总统还是依法承认；只是对段祺瑞解散国会，主张武力，始终不能苟同。所以当总统冯国璋发表声明后，广东军政府也发表了一通声明。南北两方一呼一应，目的都是反对段祺瑞。段祺瑞见大家都不买账，未免有些失望；又想敌众我寡，自己何苦要强行出头，不如顺水推舟，和总统一起下野。徐树铮、王揖唐等人自然着了慌，于是再一次集体出动，要将段祺瑞抬上去。偏偏段祺瑞铁了心，不愿冒险，任由大家徐如何怂恿，就是打定主意，坚决不干。徐树铮等人也觉得扫兴，于是与梁士诒、等举行秘密会议，要推举资深的前清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出来担任总统，免得被冯国璋那一派人占了先机。徐世昌并非军阀，不过他在前清时外任总督，内握军机，与一些军阀往来已久，被那些军阀所倚重，现在久居天津，名为赋闲，其实一直在关注政事。徐树铮等人主张推举徐世昌，无非因南北纷争，形势恶劣，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既然愿意下野，不如拥戴徐世昌，说不定还可以制服那些异己，保持本派势力。徐世昌素来圆滑，怎肯一请便来？免不了要逊让几回，做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徐树铮等人坚持进行，促令新国会开会，选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组织总统选举会，克期举行。到了9月4日，便在议会中选举新总统。到会议员共四百三十六人，徐世昌得了四百二十五票，当选为新一届总统。国务院立即通电各省，并通告全国。第二天，又召开副总统选举会，等到中午，两院的议员有一大半不到场，结果只好延期选举。徐世昌听说自己当选，不便马上认可，还装模作样发表了一次演说，虽然是在推辞，但字里行间的得意溢于言表。随后，国会仍按照旧制，组成参、众两院，由徐树铮在暗中运动，王揖唐在一旁竭力鼓吹，仍由两院出面，坚决邀请徐世昌出山。就是代任期已经结束的冯国璋，也怕徐世昌不来，让段祺瑞白白拣个便宜，因此给徐世昌写信，极其诚恳地劝他出山。国务总理段祺瑞既然愿意牺牲职位，同冯国璋一道下野，乐得卖个人情，也劝徐世昌上任。此外如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所有督军省长，都已一致拥戴徐世昌，只有广东军政府中岑春煊、伍廷芳两位总裁，还在那里劝徐世昌不要就职。徐世昌当然不听，决定进京就职。第三部　护法战争 20　徐世昌出任总统冯国璋见徐世昌即将进京，特地于10月7日发出通电，陈述自己在任一年中的情形，装出十分大度的样子，暗中却将总统府中值钱的东西，全部转移出去，据为己有。据说，冯国璋历来爱财如命，从前任督军时，就在贩运烟土，又做官又经商，此次卸任总统，虽然免不了要将公家搜刮一番，甚至连宫里养的鱼都卖光了，只留下了一堆陈年档案给新总统。民国7年10月10日，正是辛亥革命第七周年国庆纪念日，在这一天，中华民国的新一任总统徐世昌上任。按照历届总统就职的惯例，新总统要委托秘书长代读上任的宣言书，徐世昌也不例外。宣言书读完，就职典礼即宣告结束，冯国璋的使命告一段落，徐世昌开始上台表演。徐世昌向来把息事宁人当成口头禅，当然是主张和平，不愿再交战，与段祺瑞的政策大相径庭。段祺瑞此时也不再留恋，当即递交了辞职书，送进总统府。徐世昌虽然无意挽留，但表面上还是要周旋一番，随后批准了段祺瑞的辞职，改命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且兼任，而参战督办一职，仍然留给段祺瑞。段祺瑞也不再谦让，从此一心专注于参战事务。徐总统与钱代总理开始处理政务，设法平息战争，争取南北统一。没多久，北方传来情报，说俄国的过激派新政府，与俄国远东总司令谢米诺夫发生了摩擦。谢米诺夫属于旧党，不服新政府的命令，所以双方交战已近两月，谢米诺夫连战连败，退到大乌里，准备进入蒙古境内，俄国新政府的军队则步步紧逼，即将打到外蒙古。所以驻扎在库伦的办事大员陈毅，电告中央，请求派兵防守。经过商量，徐世昌命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军队，和察哈尔特别区域的守兵，在中俄边境布防。南方军队自从组成军政府后，一直与北方政府分庭抗礼，总统徐世昌和代总理及各部总长联名通电，和南方商量停战的办法。此时，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尾声，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败涂地。此时正是中华民国7年10月的中旬，也就是徐世昌当选就职的时期。在广东方面，非常国会听说北方新选了总统，当然要起来反对，于是在双十节的前一天，特别召开两院联合会议，决定方针，暂时委任广东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所有总统选举事宜，一律从缓举行。广东军政府立即召开政务会议，承认国会的议决案，代行国务院和大总统职权，然后通告全国。这样一来，南北两方就形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势。北方的徐世昌苦口婆心地劝告，结果也是枉然，丝毫不见成功。徐世昌不肯罢休，又想从外交上着手，于是联络了美、英、法、日、意各国，从中调停，力求南北统一。外人虽然赞成中国和平统一，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又不能贸然干涉，因此还得靠徐世昌自己去努力。接着，徐世昌再次下令，命令前线的军队马上停战。话虽然说得漂亮，态度也非常感人，但总归是纸上谈兵。那些已经杀红了眼的南方军队，哪里肯就此罢手？后来，美国公使也出来帮忙，命令广东的美国领事向广东军政府提出建议，劝他们停止战争，谋求统一。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广东军政府这才命令前线各军，一律休战，和北方政府举行和谈。在北方，政府已经准备委任江苏督军李纯主持和谈事宜。李纯一直追随冯国璋，向来主和。他和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称为长江三督，与主战派一向不和。此次徐世昌政府鼓吹和平，李纯当然同意，所以与中央往来的文件，除例行公事外，多半都是协商和平的办法。不过，在选择和谈的地点上，南北双方又闹起了意见。和谈的地点虽然尚未决定，不过和平的空气总算鼓动起来了。中外人士都认为和平在望，再加上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协约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虽然没有出兵，也觉得十分光荣。从民国7年11月28日到30日，全国上下举行庆贺协约国胜利大会，大总统亲自到太和殿举行阅兵礼。这几天里，北京城热闹非凡，火树银花，处处笙歌，仿佛过节一般。第三部　护法战争 21　南北第一次和谈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奉本国政府的训令，愿意为中国南北调停议和，先是提出劝告书，递交给北京政府，又向广东军政府送达了倡议书。接着，徐世昌立即通电各省，召集各省督军到京开会，商议办法。于是，沈阳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河北督军曹锟，吉林督军孟恩远，湖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山西督军阎锡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绥远都统蔡成勋等人，先后到达北京。总统徐世昌在集灵囿四照堂里，率领全体国务员和参战督办段祺瑞，举行会议。各位督军列席讨论，当初因党派不同，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此番因内外的压力太大，主战派不便坚持，只好见风使舵，表示同意和谈。就连一向倡议平南的段祺瑞，也认为久战无益，不得不更改了自己的初衷。当时，议定了五条政策：一是停战撤兵；二是应付外交；三是处理爆发战争的地区的善后工作；四是约束军队的办法；五是整理财政用途。讨论了大半天，才将议决通电各省，各位督军亦陆续出京，各守原职。熊希龄、汪大燮等人为了和协约国联络感情，特地在北京发起协约国国民协会，组织就绪，推举熊希龄为会长，汪大燮及法国人铁士兰为副会长。又在总统府中特设外交委员会，令汪大燮为会长，熊希龄等为委员，调查审议对外事项，各大部门都要派遣事务员入会。此外如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也纷纷推举代表，师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于民国7年12月18日成立，宣告天下。到现在，朝野上下一致言和，局势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危为安了。但是，人们往往有口无心，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却未必真能履行诺言。况且各省的军阀意气用事，不顾国家利益，专顾自己，一做了督军，便成了富翁，百姓自然不能过问，就连中央的财政部，也不敢彻底清查，只好装糊涂了事。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叫他如何支持？所以徐总统就职以后，仍然靠借债度日，什么电话借款，什么纸币借款，表面上是为了整顿实业，由财政、交通两位总长出面，东挪西借，还以各种公债名义向人民借贷，不一而足。自民国成立以后，历年的借债除外债不计外，积欠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款项，已经多达八千万以上，渐渐导致两家银行周转不灵。到了民国七年的残冬，两家银行支撑不住，财政部无计可施，只得再向国民借贷，发行短期公债券，结果还是苦了平民百姓，富了那些达官贵人。总统徐世昌为了救急，也只能同意。无奈国库空虚，民财耗尽，这种公债券有名无实，不能使用。再说钱能训代理总理两个月后，总统便向参众两院提议，让钱能训正式出任总理。两院照例举行投票，钱能训得了多数票。徐世昌当即下令，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钱能训正式上任，自然要重组内阁，继续兼任内务总长。外交总长一职，亦由原来的陆徵祥担任，因为陆徵祥还在法国开会，暂时由次长陈箓代理。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海军总长刘冠雄，都没有变动。交通总长曹汝霖免去财政总长的兼职，另外任命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撤去陆军总长段芝贵的职务，改用靳云鹏出任。新内阁组成后，再处理外部事务，派外交委员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四人赴欧洲，和外交总长陆徵祥一起参加巴黎和会；一面令朱启钤南下江宁，作为南北会议的全权代表，会同江苏督军李纯等人，开始议和。广东军政府也推选了政务总裁唐绍仪，做南方的总代表，到上海举行和谈，死活不肯到江宁。双方在举行和谈的地点上，又费了一番口舌，最后经江苏督军李纯调停，请朱启钤前往上海，答应南方的请求。此时，已经是民国8年（1919年）的2月了。几天后，江苏督军李纯正在迎接会议办事处的干事，总代表朱启钤也前来拜会。李纯站在门口迎接，一不小心，脚下一绊，顿时从台阶上跌了下来，伤得不轻。大家见此情形，只得匆匆告辞。到了下午，李纯的伤势开始加重，服了一点药，也不见好转，只得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请假静养。过了七天，疼痛虽已减轻，举动还没有复原，一直拖了半个多月，才稍稍减轻了一些。在这段时间里，总代表朱启钤等人已经到了上海，借昔日德国总会作为会场。2月20日上午，南北总代表带着各位分代表，莅临会场，两派齐聚一堂，都是一些老相识。会议开始后，先由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发表宣言，随后由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发表宣言。宣言结束后，两位总代表与各位分代表均起座，对着国旗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然后闲谈了一阵，吃了一会儿点心，喝了几口茶，便散会了。第二天，开始召开正式会议。南方总代表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问题，要求撤换陕西督军陈树藩。原来，国民党人于右任，曾在陕西境内与陈树藩互相争论，导致战争爆发。陈树藩是段祺瑞一派的健将，不肯容留国民党，于右任也不肯退让，双方相持不下。政府虽然命令双方停战，但对陕西的局势并不太关注。而且陈树藩仗着段祺瑞的势力，无视中央的命令，所以唐绍仪首先质问，要求撤换陈树藩。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表示，愿意转达中央，请政府马上命令陈树藩停战。此外所议的其他事务，如八年公债，参战借款，以及湖南督军张敬尧仇视国民党等情行，倒是没有多少异议，该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第二天，得到徐世昌的回电，说已经派张瑞玑到陕西监视，实行停战。于是两位总代表又碰头开会，决定以和谈会议的名义，催张瑞玑马上到陕西约束两方军队，其余的问题等陕西停战以后再谈。又过了两天，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取出陕西于右任的来电，说陈树藩的部下刘世珑仍然在进攻，要求北方承担责任。朱启钤无话可说，只好敷衍下去。第三部　护法战争 22　巴黎和会又过了几天，已经是2月28日了，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会上再次质问朱启钤，抗议陕西的战事，限期四十八小时答复。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自觉理亏，无脸再和谈下去，于是和全体代表一起，向政府辞职。徐世昌一再挽留，并下令陕西方面马上停战。总统虽然决意停战，但陈树藩并不遵命，这样一来，第一次和谈就宣告流产了。江苏督军李纯得知消息，十分忧虑，带病起床，拟定了五条办法，请求中央照此施行。经过李纯的努力后，上海和谈又有了复活的趋势。就在此时，外交方面又发生了一些变故，导致国人群情大愤，到处都闹起事来，反而把上海的和谈会议淡忘了。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民国8年（1919年）1月，各协约国决定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议和大会，中国政府当然要派专使参加。在总统徐世昌的指派下，外交总长陆徵祥奉命出使法国，即日出发。陆徵祥赶赴欧洲后，又有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等人随后陆续出发，抵达巴黎。陆徵祥到法国时，各协约国的专使已经先后到达，列席会议的一共有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全权大使约有数十人，代表及秘书不下数百人。这一次会议，也算得上全世界空前的盛会。当时，各国列席委员多寡不一，中国方面除陆总长外，其余四人只得轮流出席。虽然是世界性的盛会，但大权实际上被美、法、英、意、日本五大国所把持。中国专使虽然能够列席，但对会议本身而言，却无足重轻。当大会讨论到德、奥两国如何赔偿损失，如何割让土地，如何放弃权利，如何撤除兵备的时候，说得上话的只有那五个大国，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并没有表决权，真是耻辱到了极点。不过，在讨论中国和德国的问题时，中国方面的代表终于可以发言，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五大国手中。最后，五大国作出了如下决定：一、除胶州外，德国放弃由1901年签订条约而得到的各种特别权利与赔款；二、中国未经署名国同意，不得处分北京使馆内德国人的产业；三、德国承认放弃汉口与天津的租界，中国答应将两处租界辟为万国公用；四、德国不得因在华德国人被幽禁或被遣回，而对他们被没收或被清理的利益提出要求；五、德国放弃在广州英租界内的产业，让给英国；并放弃上海法租界内由德国人的学校，让与中、法两国。这五项条约，对中国很不平等，德国既然放弃了在华权利，为什么要除开胶州？北京使馆内德国人的产业，应当归中国处分，为什么必须得到署约各国的同意？汉口与天津租界，为什么要辟作万国公用？广州英租界及上海法租界内的德国产业，为什么要让与英、法两国？但是，中国此时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强盗掠夺。在山东问题上，1月27日，本专使西园寺提出的条件更加无理，美、法、英、意等国明知日本恃强欺弱，但没有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哪个肯替中国帮忙呢？日本拟定的条约如下：一、德国将胶州的各项特别权利让与日本；二、属于青岛至济南铁路的德国各项权利，连同矿产权和开采权，一并让与日本；三、自青岛至上海以及烟台的海底电线，无偿让与日本；四、在胶州的德国一切动产与不动产，无偿归日本所有。胶州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间，在山东曹州地方，一个德国教士被当地杀死。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兵占据了胶州，清政府无法拒绝，不得已将胶州租给了德国，定期九十九年。从此，德国人在这里筑路开矿，竭力经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宣告中立时，日本不顾国际公法，破坏中立国的章程，竟出兵攻夺了胶州，将德国所有的路权和矿权悉数占领。当时，日本人还一度向中国声明，说将胶州租借地移交给日本，方便日后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归无效。后来袁世凯热心帝制，向日本求援，日本便提出了二十一款要求，包含胶州全境在内。袁世凯自讨苦吃，只得和日本签约。现在战争结束，各协约国组织和平大会，理应将德国的租占地归还中国，才算是公正无私，为何日本突然虎视眈眈，竟将胶州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并且还厚颜无耻地说出“让与”二字，不但有违公理，并且自食前言。美、法、英、意等国不肯因为中国的事务而得罪日本，自然躲在一旁看热闹。到此时，中国专使陆徵祥等人再已忍无可忍，当场提出抗议，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日本方面怎肯退让，自述从前攻打青岛时，受了多少多少的损失，并讥讽中国参战并没有出什么力，不过是办运了一些粮食，派遣几个工人而已，还是中国今日所得的利益，已经超过了付出的代价上百倍，对中国方面的提议嗤之以鼻。在会的各国代表，除美国总统威尔逊出来劝解了几句外，其余的人都站在日本那一边。意大利为了亚得里亚海沿岸问题，与美国总统意见不合，此时却站出来争论，反而把中国的问题抛在了一边。在中国专使陆徵祥的一再提醒之下，大家才又开始讨论中国的问题，但日本专使西园寺坚持己见，一点也不肯让步，法、美、英三国，乐得袖手旁观，任由日本人自由处置。第三部　护法战争 23　五四运动在巴黎会议上，关于中国的问题，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虽然后来经法、美、英三国申议，仍不能使日本让步，中国专使陆徵祥，不得不再次抗议。这一次，抗议书的内容比上一次更加激烈，无奈当时国家只论强弱，不论公道，日本人一意孤行，英、法、美各国又袖手旁观，最后还不是由别人说了算？在国内，上海的南北和谈已经中止了一月有余。江苏督军李纯苦心调停，提出五条办法，请双方施行，唐绍仪见陕西迟迟没有停战，也就一直拖延下去，后来张瑞玑发来电报，说陕西确实已经停战，李纯又邀请湖北、江西二省出面，联合上海的五十三个团体，催促南北双方赶紧议定和局，一致对外。南方代表被环境所逼，不便再停顿下去，便于4月4日，在唐绍仪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举行和谈，和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商量，决定从7日起恢复和谈。到了4月7日，双方代表又齐集一起，先开谈话会，核定会议程序，从4月9日起正式开会，南北代表将全部议题提出，互相讨论。当时双方严守秘密，不对外宣布。一直到五月初，还没有什么准确的消息披露出来。忽然，北京传出警报，说各校的学生为了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起来闹事，手段非常激烈，对付的目标就是亲日派中的曹、章、陆三人。从前，中日签订的各种条约，多由曹、章、陆三人经办，海内人士都将他们视为汉奸，就是留学日本的学生，也极力反对章宗祥。此次巴黎会议，中国专使陆徵祥赴欧洲前，路过日本时，和章宗祥有过密谈。陆徵祥走后，政府又派王正廷、顾维钧等人出席。在巴黎会议中，这些委员极力反对山东问题，就连章宗祥和日本关于山东境内济顺及高徐两条路所订立的合同，也一并反对。章宗祥怕无法向日本交代，于是暗中和曹汝霖通信，要他在政府里活动活动，召回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委员。曹汝霖接信后，马上设法召章宗祥回国。偏偏这件事被上海时事新报，及东京时事新闻探悉，骤然刊登出来。留日的中国学生顿时激起了公愤，马上给上海各报馆、机关、团体通报。上海各大报馆将文章登了出来，曹、章两人的阴谋即刻曝光。这样一闹，章宗祥回国的行程就受阻，他想继续留在日本，但政府方面已经命令他马上回国，他的职务由参事官庄景珂暂且代理。章宗祥不得不准备离开，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被几十名留学生围攻，骂得他狗血淋头。好不容易回到北京，马上和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私下商议，还想调动顾、王几位委员回来。这里还没有落实，留学日本的学生团体，又将一篇声讨卖国贼的电文传回国内，因为这一篇文章，激起了北京学生的公愤，纷纷聚会游行，声讨卖国贼。5月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的发起下，召集本校学生举行全体会议。随后，北京各学校互相商议，将5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且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大示威活动。5月4日这天，几位学生在天安门登台演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其中有一位叫谢绍敏的法科学生，在演讲的时候义愤填膺，竟然将中指放进口内，咬破手指，在衣襟上用鲜血写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场面十分凄凉悲壮。第二天，各校代表陆续到来，当场发表演说，并定好了计划，如何散布旗帜，如何经过各使馆请愿，如何到曹汝霖的住宅与他力争。一面排好了秩序，颁布了纪律。到中午时分，大家分头散去，赶制小白旗，约好在下午二时到天安门会齐。到了午后，天安门桥南首先竖起了一面大白旗，上面书写了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末行又写着几十个字，是北京学界给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所写的挽联。在大旗下面，又有数十面小白旗，什么分别写着“取消二十一款”、“誓死力争”、“保我主权”等等标语，就连一些小学生，也加入到请愿的队伍里，手执白旗，神情都十分严肃。京城各大学校的学生，一共有三千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学生代表发表了声情并茂、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开始游行示威，沿途向路人散发了大量的传单。这些传单，有一半都被沿途的巡警拦截了。他们口中说是代为散布，其实是到手即扯，撕毁了事。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得到学生暴动的消息，急忙调派警队，到场弹压。教育部也派出司员，劝阻那些学生，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还欺骗他们说，这些事应当由有关部门出来处理。学生们哪里肯信，尽管照上午议案，自由行动，整顿好队伍后，便准备到东交民巷去见各国驻京公使，请求协助中国，索回青岛。警察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自前来拦阻，学生们并不理睬，一直向东交民巷进发。吴炳湘见学生人多势众，众怒难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过去。游行队伍拥入东交民巷，在美国使馆前排好队，推举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意见书，然后转往英、法各使馆，也递交了意见书，到达日本使馆时，突然遇上日本警卫阻拦，不准通行。游行队伍由东向北，穿过了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走到曹汝霖的住宅前，高呼曹汝霖是卖国贼！曹家的看门人十分惊慌，马上关了门，附近的军警不得不为曹部长帮忙，数十名军警飞奔而来，在大门前站成一排。学生们全然不顾这一切，立即上前敲门，要求曹汝霖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军警马上拦阻，双方一言不合，马上发生了冲突。军警寡不敌众，哪里压得住学生的锐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们开展行动。学生们绕到屋后，拾起地上砖头，将窗户击碎，趁势将旗帜抛了进去。正在乱哄哄的时候，前门忽然开了，学生们乘势鱼贯而入，到了前面大厅，呼叫曹汝霖出来见面。等了一阵，并没有人出来，环顾左右，也没有看见曹家的仆人，只见厅上摆设整齐，桌椅几乎都是红木紫檀制成的，学生们顿时动了怒，一声呐喊，开始乱砸起来。忽然，有人发现了一条甬道，里面正是曹家花园，拥进去一看，内厅里有几个东洋人，和一个穿着东洋装的中国人坐在那里，好像没事一般。学生们上前一看，正是汉奸章宗祥，于是纷纷责问他为什么要卖国求荣。章宗祥还没有说话，旁边的几个日本人马上站了起来，怒视着那些学生。章宗祥仗着有日本人撑腰，还稳稳当当地坐着没动。这一下，学生们愤怒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顿时拳头如雨点一般落在章宗祥身上。章宗祥无法挣脱，挨了一顿老拳，那几个日本人也着了慌，急忙护着章宗祥从后门逃命去了。学生见有外人在旁，怕一时混乱，打了外国人，惹出外交纠纷，于是就放过了章宗祥，去找曹汝霖。四处找了一阵，并没有曹汝霖的踪迹，只好将怒气发在曹家的家具上，乱砸了一会儿，警察总监吴炳湘进来了，指挥军警扶曹家的妇女上了摩托车，由巡警武装卫护，躲到陆宗舆家。陆宗舆是汇业银行的经理，银行又是和日本人合伙，开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内，所以陆氏家眷也住在东交民巷，学生不能去那里闹事，陆宗舆才躲过了一劫。学生们找不到曹汝霖，正准备退出来，忽然看到曹家烟雾迷蒙，火光一片，一群军警一边救火，一边对着学生放空枪。游行的队伍顿时乱了起来，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乱哄哄地冲出曹家，向学校跑去。而一些年幼体弱的学生，如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十九人，竟被巡警抓回警察厅，关押了起来，其中又以北京大学的学生最多。其实，当游行队伍到达曹家时，曹汝霖正在家中与章宗祥等人密谈，突然听说学生到来，顿时慌了手脚，只得跳墙逃命，一不小心摔伤了腿，十分狼狈地逃进六国饭店去了。章宗祥挨了一顿打，又气又痛，又愧又悔，又好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总统徐世昌接到报告，知道众怒难犯，虽然曹家被毁，几位官员都受了伤，一时也不便处理，于是想出了一条绝妙的通令，既不替曹、章二人申冤，又不责备学生，反而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顿，要他惩戒几个警察人员，给双方一个交代。谁知吴炳湘不肯服从命令，又将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明明是学生的过错等理由，请求内务部转达总统，要求严办学生。再加上曹、章手下一帮人，也替曹、章陈述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总统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再次下令，要将当场逮捕的滋事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处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亲自前往警察厅保释学生，总监吴炳湘出来发话，保证决不虐待学生，等章宗祥公使的病有起色后，便释放那些学生。后来政府方面怪罪吴炳湘，他不得不将罪责加在学生头上，推卸责任，结果，政府又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北京大学的学生当然再次请求蔡校长，再去和警察厅交涉。蔡校长往返数次，都被吴总监挡了驾。于是，蔡校长愤怒之下，提出辞职，离开北京，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随后提出辞职。曹汝霖得知消息，还认为是傅、蔡两人袒护学生，也愤然提出辞呈，自愿去职。这样一来，陆宗舆和章宗祥也纷纷辞职，就连内务总长钱能训也坐不住了，紧接着提出辞职。几份辞职书递进总统府，徐总统慌了手脚，不得不派人挽留。当时，交通次长曾毓隽等人，本来是段祺瑞一派，一听说学生闹事，马上与陆宗舆联名，邀请徐树铮进京，商量严惩的方法。徐树铮观察了政府及各方面的形势，见多数人都主张从缓处理，所以不愿出头，和段祺瑞一起冷眼旁观。5月7日，是民国4年日本强行和中国签订“二十一款”的日子，海内志士一直忍气吞声；加上这一次的青岛问题和学潮，各省人民义愤填膺，到处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尤其是上海最为激烈，各大团体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南到斜桥，北到西门肇周路民国路，差不多有二万人以上，尤其以学生居多，各种标语迎风飞扬。开会时，大家推举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为主席，登台演说；再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开会宗旨；随后由叶刚久、汪宪章、朱隐青、光明甫等人相继发表演说，要求妥善解决青岛问题并释放学生。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接见了上海的代表后，马上向中央发去了电报。当天晚上，国民大会筹备处继续开会，召集各团体代表，讨论未尽事宜，以及将来的对付方法。在日本，我国的留学生也纷纷响应。5月初，留学生到处寻找会场，均被日本警察阻止，于是决定在驻日使馆内开会，免得日本人干涉。没想到，代理公使庄景珂面有难色，不好当面拒绝，在那里支支吾吾地应付。等代表走后，他马上通知了日本报馆，否认留学生在这里开会。到了5月6日晚上，使馆内外，巡警宪兵层层密布，仿佛如临大敌。留学生们无奈，只得决定分队游行，向各国驻日公使馆中递送公理书。天亮后，二千多名留学生分为二组，一组从葵桥下车，一组从三宅坂下车，整队进行。走到半路上，日本巡警突然冲出来，驱赶游行队伍，打伤了许多学生，并且还逮捕了几名学生代表，许多人被打得奄奄一息。著名的留学生山东人杜中身受重伤，湖南小学生李敬安才十岁左右，也遭到了毒手，生命垂危。学生们手无寸铁，只得回到中国青年会馆避难。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召开临时职员会，商议办法，又派人去见代理公使庄景珂和留学生监督江庸，请他们出面与日本政府交涉。第三部　护法战争 24　上海大罢工中国留学生受了凌辱，期望驻日公使和留学生监督出面，替大家主持公道，偏偏庄景珂和江庸两人胆小怕事，置之不理，好像这些事和自己没有关系一样。学生们满腔怨愤，无处发泄。青年会干事马伯援亲自到日本警署探问，被捕学生共计三十六人，关押在麹町区、表町和和日比谷警察署。经过一番交涉，于次日午后六时放回关押在麹町区警署中的二十三人，还有十三人未曾释放。而日本的各大报纸，更是信口雌黄，诬陷留学生胡俊用刀砍伤日警，要求将胡俊移送东京监狱，照律定刑。留学生们自然起来反驳，一面登报辩护，一面再要求庄景珂和江庸出面做主。庄景珂和江庸不敢和日本政府叫板，只得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消息传到上海，上海总会一面安慰勉励那些留学生，一面要求上海人民抵制日货。一方带头，八方响应，广州人民马上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号召各界，于5月11日召开大会，十几万人举行游行示威，向广东军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岑春煊、伍廷芳等人出面力争。岑春煊马上给上海去电，要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和谈会议上交涉。南北和谈相持一月有余，再加上青岛问题，双方哪里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唐绍仪马上提出了八大条件，通告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作为议和的纲要。因为这些条件都和北方有关，而且十分苛刻，朱启钤一口就回绝了，然后报告中央，提出辞职。唐绍仪无奈，也向广东军政府辞职。广东军政府尚有挽留之意，而北京政府却同意了朱启钤的辞职。此时的总统徐世昌，早已是内外交困，偏偏变故迭出，内外不宁；南方提出的八项条件，又严酷得很，简直无一条可行。他自知统一的希望万难办到，不如召回朱总代表，另做打算。除总统又令国务院出面，召集参众两议院议员，商议处理青岛问题的办法。自从抵制日本的风潮此起彼伏，欧洲和会颇受影响。日本代表牧野男爵不得不发表了山东主权归还的陈述书。但是，日方代表虽然这样说，始终不肯加入和约，所以中国专使陆徵祥也没有签字。教育总长傅增湘满怀郁愤，匆匆离京后，总统徐世昌只好暂时让教育次长袁希涛代理。随后，在北京学生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学校纷纷罢课，各界人士纷纷抵制日货，日本的商人损失惨重，只好去请求本国政府设法挽回。日本方面也非常着急，先由外务大臣通告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花言巧语地笼络。很快，政府就作出了回应，指责外交委员林长民故意煽动百姓，妨碍外交，逼得林长民辞了职。随即，政府又下令，解释青岛问题，同时替曹、章、陆三人开脱罪责，三令五申地命令各地的学生马上停止罢课。这几道命令一下，和国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应。在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已经几十天了，政府方面即想迫使日本让步，又想顾全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几个官员，不得不以命令的形式敦促学生回到学校上课。各校学生当然不愿就这样接受，仍然继续罢课，并由学生联合会派遣演讲团，分头到京城内外举行露天演讲，说得慷慨激昂，甚至声泪俱下。此时，警察厅又出来干涉，派保安马队到处弹压，先劝学生不要演讲，见学生没有理睬，又开始用武力驱赶，将那些演讲的学生关押在北京大学，不准自由出入；而且派军警守住学校大门，再从步军统领署内派出兵士，就在学校门前扎营，日夜监视学生的行动。各校的教职员工都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学生，撤退军警，政府并没有同意。教育次长袁希涛见学生风潮愈演愈烈，未免左右为难，立即告辞而去，政府另命傅岳棻出任教育次长。上海的学生听说北京的学生一再被拘，自然愤怒，立即号召各界召开大会，务必政府罢免曹、章、陆三人，释放北京被关押的学生。6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见政府没有回应，马上号召全体人民举行大罢工，就连租界里的工厂和商人也不例外。顿时，一个繁华的十里洋场，马上变成了一潭死水，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不仅如此，南京、杭州、武昌、汉口、天津、九江、山东、厦门等地，也相继举行罢工。到现在，政府也不得不改变方针，将曹、陆、章三人一并免职，并释放先后拘禁的学生。消息传到上海，各行各业才开始恢复正常的秩序，所有的学生也纷纷回到学校上课。曹汝霖被罢职后，交通总长一职暂由次长曾毓隽代理。总统徐世昌也随后发表了引咎辞职的通告，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急忙发表声明，说总统的辞职没有法律效力，各省的督军、省长这才松了一口气，转过头来纷纷向徐世昌献媚讨好。当时，政府施行的是责任内阁制，一切政治由内阁负责，总统提出辞职，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但国务总理钱能训就没有这么轻松了，不得不辞职。总理一辞职，全体内阁成员当然要共进退，于是一起提出辞职。总理钱能训成立内阁半年有余，到此已经山穷水尽，无力回天了。钱能训辞去总理职务后，其余的内阁成员也连带辞职，总统却不批准，又命财政总长龚心湛代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一职由司法总长朱深兼任，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已经罢职，后任者是李思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愿回京，由胡仁源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内外的风潮，总算告一段落。驻京的英、法、日、意、美五国公使，见局势已经趋于缓和，又提议上海的南北和谈继续进行，由英国大使朱尔典作为五国总代表，向政府提出建议。总统徐世昌接到建议书，委派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出任北方总代表，即日南下。第三部　护法战争 25　与俄国的外交纠纷徐树铮见南北停战议和，自己无处施展威风，居然又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从民国2年时起，俄国人一直在暗中怂恿外蒙古独立，中国政府因内乱未平，无暇兼顾，只好放弃一部分主权，让外蒙古自治。到民国4年至5年，虽有驻库伦办事员在那里驻扎，但已经是徒有虚名，无力约束了。俄国爆发革命后，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保护外蒙古的能力，西伯利亚一带乱党蜂拥而起，徐树铮见此机会，又想博取功名，马上要求到那里防守边境。总统徐世昌本来就恨徐树铮多事，正想调他出去，因此立刻就同意了，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还认为自己权力不足，再向中央要求，兼任西北边防总司令。徐世昌拗不过他，索性也同意了。到现在为止，青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山东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商会、农会、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济南商会等七大团体，选举代表八十五人，在省城的演武厅召开国民请愿大会，要求省长向中央转达请愿的内容，将青岛及路矿等直接交还山东，并要求惩办祸首，解除非法密约。但是，北京方面迟迟没有答复，6月20日，各位代表又到达北京，前往总统府，要求见大总统。而北京各团体，也推举了代表五百余人，排队举旗，到总统府前请愿。徐世昌无法推诿，只得遵照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了批示。到了7月2日，政府接到巴黎来电，说协约国和德国的条约已经议决，正在凡尔赛宫正式签字。而中国专使因山东问题没有解决，只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这封电文于6月28日从巴黎发出，这一天正好是协约国在和约上共同签字的日期，电报在途中不知何故淹留，一直到7月2日才传回北京。政府接连接到几封这样的电报，当即指示专使陆徵祥，要他慎重考虑后再作决定。山东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更加促使国人仇视日本这些列强，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抗日运动此起彼伏，政府方面也是屡禁不止。在山东，齐鲁大学的学生自发地在港口调查日本货物出入，不许华人买卖。一天，几名学生正在查问一个运粮的车夫，被日本警察发现，竟然将学生抓了回去。山东各界知道后，聚集了数千人，一齐到省长公署请愿，要求向日本领事交涉。日本领事见众怒难犯，只得下令放人。不但山东如此，全国各省都是这样。驻京的日本公使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不得不出面号召大家保持冷静。但是，政府虽然三令五申，百姓却并不买账，仍然齐心协力抵制日本的商品。在上海租界内，许多人指责在那里悬挂日本天皇的图像；在四川重庆境内，有人用泥土涂抹日本领事馆门上的菊花徽章。在巴黎和会上，战败国奥地利和协约国签订了条约，内容无非是割让土地，裁员军队，放弃欧洲以外的一切权利，承认匈牙利独立，中国政府也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只是在中、德关于山东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一直拒绝在德国和协约国的条约上签字。当初，中国与德、奥宣战，本来是段祺瑞首先主张的，所以段祺瑞辞去总理，名为下野，实际上仍然出任了参战督办一职。德国和奥地利战败后，所有参战处办事人员都有嘉奖，而段祺瑞的功劳最大。按理说，此时的参战处应该撤销，但段祺瑞一派不愿就此大权旁落，当然预先筹划，以便将来重组机关。徐树铮出任边防总司令，目的就是为了就是保持自己一派的权力。现在，俄国和外蒙古屡次勾结，中国不能不积极筹备，徐树铮已经做了前驱，中央随即又任命段祺瑞为督办大员，作为徐树铮的后援。俄国革命时，西伯利亚一带的新旧各党派互相抵触，乱匪也乘势风起云涌，到处滋扰。我国除蒙古外，其余如吉林、黑龙江、新疆各地，均与俄国边境毗连，因此也受到了冲击。吉、黑两省的督军和省长，屡次致电中央，请求派海军舰队到松花江驻防。经海军部提出议案，交国务会议讨论决定，并援引前清咸丰八年（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作为证据，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命令海军总司令调“利绥”、“利捷”、“利通”、“利川”、“江亨”、“靖安”六只战舰，从上海前往松、黑二江驻防。这些军舰刚驶入海参崴，俄国人便提出了抗议，不许中国舰队前进，经海军代表林建章，与外交委员刘镜人一再理论，才得以放行。将到松花江口时，军舰暂时停泊在达达岛，又被俄国官员阻拦。达达岛地旷人稀，无处购买生活物资，俄国人又截断了各舰的运输，局势十分艰难。林建章等人一面与俄国人交涉，一面将船驶入庙街，准备寻找避风港。不料，西伯利亚的俄国军队，不分青红皂白，放起炮来，向中国舰队射击。中国舰队慌忙退避，有三人受了伤，于是马上向北京政府告急。北京政府马上照会俄国驻京公使，依照《瑷珲条约》与他辩论。俄国公使也说不出理由，只好认错。政府一面责问俄国公使，一面让驻海参崴的高等委员，与俄国新政府直接交涉。其实，当时俄国的新政府，并没有统一全国，因此对中国方面的抗议，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中国驶往松花江的舰队，现在只能原地待命。没过几天，中国驻库伦的办事大员、都护使陈毅，派下属王仁诩进京报告，说外蒙古的王公情愿取消自治，回归中华，这的确是民国难得的机会。政府自然去电奖励，并命外交部、蒙藏院等机关，会同酌情办理。原来，外蒙古自从听了俄国人的唆使后，名为自治，实质上成了俄国的殖民地。俄国经常盘剥外蒙古，外蒙古苦不堪言，一时又无法悔约。等俄国爆发革命后，乱党又屡次入境骚扰。于是，外蒙古自治官府又向中国求助，由外蒙古亲王巴特玛多尔济上书，请求取消自治。第三部　护法战争 26　三派军阀鼎立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正想建功，得了这个消息，急忙电告中央，说外蒙古之所以取消自治，完全是因为感怀中央的恩德，畏惧自己的威势。总统徐世昌大喜过望，马上下令接纳，且按照外蒙古的要求，承担了外蒙古和俄国之间的一部分债务，同时又加封了外蒙古呼图克图大汗。随后，外交部照会驻京俄国公使，通报外蒙古取消自治的消息，并且废除了从前中、俄、蒙三方条约及俄、蒙商约。俄国公使虽然不情愿，但因本国内乱不止，实在没有精力顾及外蒙古，自己又侨居中国，赤手空拳，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暂且忍下来，等新政府稳固后再与中国交涉。此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尚在内蒙古驻扎，后来被政府册封为专使，与副使恩华、李垣一路，趾高气扬地驰往库伦去了。徐树铮到了库伦，都护使陈毅知道他这次来，有些不怀好意，但又不得不出郊相迎。那些外蒙古的王公，既然已经归附了中央，自然要出来迎接。徐树铮昂然前来，意气风发，见到陈毅等人，寒暄几句，便即入城，将政府的册封文书授予外蒙古的呼图克图大汗。散宴后，徐树铮到陈毅公馆小坐，很严厉地对他说：“你知道我徐某人的名声吗？你在库伦多年，没有什么建树，现在我奉命到此，替你建立功劳，并非想取代你，你不要多疑。在这段时间，你暂时不要和外界乱说，等我把公事处理完毕后，自然要回去，否则的话，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一番威逼后，陈毅非常愤怒，但想到徐树铮这个人十分凶横，自己不能与他抗争，不如假装周旋，敷衍了事，因此含糊答应下来。自此以后，边防的事情均归徐树铮做主，陈毅毫无权力，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当时，财政总长兼国务总理龚心湛，因为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屡受各方指责，情愿卸去职务，徐世昌也不挽留。按照惯例，总理一职空缺时，应由外交、内务两大总长代任，现在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欧洲没有回来，内务总长田文烈因病告假，于是由陆军总长靳云鹏暂且代任总理。靳云鹏是段祺瑞的门生，资历声望尚浅，全靠段祺瑞一手提拔，才官至陆军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