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即吩咐下人备车,连夜进入了太极宫。“事迫矣,不可不速发!”(《资治通鉴》卷二一○)这是王琚见到李隆基时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他深夜离宫时反复强调的最后一句话。然而,令王琚百思不解并且万分忧虑的是——自始至终,天子李隆基都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他到底在想什么?形势已经如此紧迫,天子到底还在顾虑什么?【巅峰对决】是的,李隆基还在顾虑。因为他缺乏自信。这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缺乏自信。原因来自两个方面——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从主观上来讲,是因为李隆基现在的得失心比以前重了,重得太多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位子决定思维,身份地位的巨大变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李隆基的心态。发动唐隆政变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亲王,挑战的对象则是临朝摄政、大权独揽的韦后,这就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又像是一场赔率为1:N的赌博,赢了就能得到整个天下,输了也不过是赔上性命一条,所以李隆基才会无所顾忌,拼死一搏。而现在的情形则与从前判若天渊。如今,李隆基已经是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至少在形式上,他已经拥有了整个天下,现在让他押上一切跟太平公主赌,赢了得不到更多,输了则会丧失一切。在此情况下,李隆基当然会不可避免地生出投鼠忌器,患得患失之心。以上是主观原因,至于客观原因,则是因为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强大了。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巅峰对决中,太平公主麾下可谓是兵强马壮。除了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检校中书令崔湜、中书侍郎(兼同平章事)陆象先这五个宰相之外,还有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晙、政治和尚惠范等等。正所谓“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资治通鉴》卷二一○)相形之下,李隆基这边的阵容就寒碜多了。宰相班子中,只有一个兵部尚书郭元振(这一年六月刚刚复相)是他的人,其他亲信是:中书侍郎王琚、岐王李范、薛王李业(李隆基即位后,两个弟弟主动把名字中的“隆”字去掉了)、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数虽然也不少,但都是四品以下的小官吏,无论是手中掌握的职权,还是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太平一党显然都没有可比性。职是之故,李隆基不能不顾虑重重。尤其是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刘幽求事件,至今还让他心有余悸。那次失败,李隆基还可以通过丢卒保帅而及时化解危险,保住皇位,这一次要是再失手,就不可能再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了,等待他的只能是废黜和杀头的命运。就是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李隆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彷徨之中。面对天子一反常态,优柔寡断的表现,王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绞尽脑汁地想了好几天,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送给人在东都的尚书左丞张说,一封送给荆州长史崔日用。他在信中详细说明了当前朝中的严峻形势,并敦促张、崔二人劝天子赶紧动手,切不可坐以待毙。张说接到王琚的信后,随即摘下身上的佩刀,命人赶赴京师,把刀呈给了天子。除了这把刀之外,他一个字也没有说。但是李隆基很清楚,张说是在劝他做两件事:一、斩断亲情的束缚;二、以武力平定太平公主。差不多与此同时,崔日用也火速从荆州赶回了长安。他即刻入宫面见李隆基,忧心忡忡地说:“太平公主随时可能发动政变,陛下您还等什么?您以前只是太子,要想摆平她就必须依靠计谋和武力,如今既已贵为天子,只要下一道诏书,还有谁敢不从?再拖延下去,万一逆党抢先动手,悔之何及啊!”应该说,张说和崔日用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为李隆基打气,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的信心。可崔日用的话却说得太过轻巧,要想摆平太平公主,岂是一道诏书就能办到的?当初把她放逐到了蒲州,她不是照样有能力遥控朝政吗?所以,除非不动手,一旦动手,就必须像张说所暗示的那样,用武力把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全部歼灭,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而,诛杀自己的亲姑母,毕竟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问题倒不是在于李隆基直到此刻还在挂念姑侄亲情(早在唐隆政变后,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亲情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而是一旦对太平公主动武,太上皇李旦会作何反应?李隆基又将如何处理与父亲李旦的关系?如今李旦虽然已经退位,可军国大权仍然在他手里,假如他出手阻止李隆基,那李隆基该怎么办?因此,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果要对太平公主采取行动,就必然要把太上皇李旦考虑在内。换言之,万一李旦成为李隆基巩固皇权的障碍,李隆基势必也要对他采取非常手段。倘若真走到这一步,父子之间岂不是要反目成仇,刀兵相见?这才是李隆基最大的顾虑。于是李隆基坦言道:“贤卿所言极是,可朕还是担心惊动了太上皇。”(《资治通鉴》卷二一○)崔日用不假思索地说:“天子之孝,在于安定天下。倘若奸人得志,则社稷崩溃形同废墟,到时候又要到哪里去尽孝?请陛下不要再犹豫了,只要先掌握禁军,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捕逆党,臣相信,一定不会惊动上皇。”崔日用这番建议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新鲜之处,其实里头包含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夺取禁军兵权。进而言之,崔日用其实是在暗示李隆基——只要在捕杀太平一党的同时分兵控制太上皇,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除此之外,李隆基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了。所以他不得不下定了动手的决心。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李隆基没有让崔日用回荆州,而是当天就任命他为吏部侍郎,把他留在了身边。既然决心已定,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行动了。为了做到知己知彼,李隆基决定策反太平公主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以便掌握太平一党的具体动向和谋划内容。李隆基锁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崔湜。之所以选择他,原因有三:一、崔湜虽然是太平公主的人,但他毕竟曾经担任李隆基的东宫官吏,所以在场面上,李隆基和他还是颇有往来的。根据《旧唐书·崔湜传》记载,玄宗在身为太子期间,曾“数幸其第,恩意甚密”。由此可见,李隆基可能很早就想拉拢崔湜,否则也不会屡屡到他家做客,更不会有什么“恩意甚密”之说了;二、崔湜有一个弟弟叫崔涤,非但和崔湜不是一个阵营,反而是李隆基这边的人。所以,李隆基想利用这层关系,让崔涤做通崔湜的思想工作;三、众所周知,崔湜不仅是太平的死党,更是她的情人。有这种特殊身份,意味着崔湜就比窦怀贞、萧至忠等人更能获得太平公主的信任,从而就能掌握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和信息。一旦将他策反,太平公主在李隆基面前将再无任何秘密可言。所以,在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这场巅峰对决中,崔湜就是一块对双方都至关重要的筹码。假如他反水,太平一党基本上就输定了。然而,让李隆基大失所望的是——崔湜根本不买他的账。当李隆基以皇帝之尊暗中向崔湜抛出橄榄枝的时候,崔湜表面上并没有拒绝,而是乖乖入宫来了。觐见李隆基之前,崔涤还特意把崔湜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地叮嘱他:“主上若有所问,不得有所隐也。”(《旧唐书·崔湜传》)但尽管如此,崔湜最终还是拒绝了李隆基的笼络。无论李隆基如何循循善诱,旁敲侧击,崔湜始终不为所动,三缄其口,搞得李隆基十分尴尬,最后只好悻悻作罢。就在李隆基积极行动起来的同时,太平一党也加紧了密谋。太平公主虽然号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可她的阵营也并非铁板一块。就在她召集五位宰相商议废黜皇帝的计划时,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四人皆踊跃发言,献计献策,惟独陆象先一直缄默不语,最后轮到他发言时,居然态度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其实太平公主很早就知道,这个陆象先和她根本不是一条心。此人在朝中,历来以“清净寡欲,言论高远”著称,从不介入党派斗争。他之所以能被太平公主举荐入相,是因为与崔湜私交不错,所以沾了崔湜的光。太平公主起初坚决不同意提拔他,无奈崔湜力荐,甚至以同进同退相要挟,太平公主才勉强同意。所以太平公主很清楚,这个自命清高的家伙不可能为她所用。如今一碰到重要关头,这家伙果然就站出来唱反调了。太平公主大为不悦地说:“当初三郎超越次序登基,就已经是废长立少,不合礼法了,其后又不顾姑侄之情,授意刘幽求和张暐对我下手,这又是重大的失德行为。如此种种,何故不能废黜?”陆象先不顾崔湜频频抛来的眼色,仍然梗着脖子说:“既然因功而立,自然要因罪而废。公主认为他失德,在下却不认为他有罪,所以,恕在下不能从命。”太平公主勃然大怒,当即站起身来拂袖而去。有了这次教训,太平公主就学乖了,后来再次召集亲信密谋时,她便彻底抛开了陆象先,于是会议的效率大为提高,没几天就制订了两个对付李隆基的行动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派人暗杀。太平公主很早就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卧底,其中就有一个姓元的宫女。平时李隆基经常让御膳房熬制一种叫“赤箭粉”的补药(赤箭,草名,又名“合离草”,根部碾碎成粉,可作药用,又称“天麻”),宫女元氏就是专门负责进奉汤药的。太平一党决定充分利用这条内线,让元氏在汤药中下毒,鸩杀李隆基。这个方案由崔湜提供,并且由他监督执行,假如行动失败,立即执行第二个方案:发动政变。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由常元楷和李慈率领羽林军突入武德殿(玄宗举行朝会、批阅奏章的地方),诛杀李隆基;另一路由窦、岑、萧、崔四宰相,率卫兵在南衙(中央各机关所在地)响应,控制帝国的政治中枢。史书没有记载太平一党是否执行了第一个方案,但是根据事后的相关记载(元氏被法司逮捕审讯,并供认崔湜为主谋)来看,不管是未及行动还是行动失败,总之第一方案没有成功,所以太平公主决定执行第二方案。政变时间定在先天二年七月初四。太平公主自以为她的计划天衣无缝,可她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切居然被另一个宰相魏知古全盘获悉了。而更让太平公主无法意料的是——这个原本在她和李隆基之间保持中立的人物,居然又在这生死攸关的重大时刻倒向了李隆基……七月初一,宰相魏知古突然入宫,把太平一党准备于本月四日发动政变的消息告知了李隆基。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七月初三,李隆基向亲信发出了行动指令。首先,他命龙武将军王毛仲率三百余名万骑卫士埋伏在虔化门,同时发出一道敕书,紧急召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右羽林将军李慈。这两个禁军将领根本没有料到皇帝已经全盘掌握了他们的政变计划,所以毫无防备地进入太极宫,刚刚走到虔化门,立刻被埋伏在此的王毛仲砍杀。解决掉这两个人,禁军就完全落入李隆基的手中了,行动已经成功了一半。随后,李隆基亲自出马,与王琚、王毛仲等十余个亲信,率兵从武德殿一路冲进朝堂,迅速捕杀了萧至忠、岑羲、贾膺福、李猷等人;士兵逮捕崔湜后,没有当场砍杀,而是奉命将他关押了起来;太平一党中,要数“皇后阿奢”窦怀贞的反应最为敏捷,一见情形不妙,立刻抱头鼠窜,但是没跑多远就被追兵追上,窦怀贞走投无路,只好投水而死。在铲除太平一党的同时,李隆基命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另率一路人马,直奔太上皇寝殿。听到事变的消息时,李旦大惊失色,赶紧在几个宦官的簇拥下逃离寝殿,慌慌张张地跑上了承天门楼。李旦前脚刚刚上楼,郭元振后脚就率兵追到了。李旦满心以为郭元振是来护驾的,可还没等他探出城楼喊一些鼓励的话,郭元振就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上了城楼。李旦看见郭元振径直走到他面前,然后面无表情地跪地启奏,说:“皇上奉太上皇诰命,诛杀窦怀贞等图谋作乱的逆党,今天只是遵照诰命执行,没有其他意图。”诰命?自己什么时候发布诛杀宰相的诰命了?李旦脸上写满了惊愕,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这是政变,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三郎的目的就是要铲除太平,同时迫使他李旦彻底放权!尽管这场政变的爆发让李旦猝不及防,但是今天发生的一切其实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是的,自从被三郎和太平拥立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早已注定了。惊魂未定的李旦来不及作更多思考,马上在郭元振的“保护”之下发布了一道诰命,宣布窦怀贞等人阴谋作乱,罪大恶极,已被皇帝依法诛杀;同时宣布大赦天下,惟参与逆乱的亲党一概不赦。七月初四,亦即事变次日,李旦颁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诰命,宣布自即日起,“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同日,李旦由太极殿移居百福殿,从此淡出权力中心,也彻底淡出了满朝文武和帝国臣民的视线。太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会败得这么惨!她原本以为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李隆基也不过是她砧板上的鱼肉;她原本以为帝国的最高权力已经唾手可得,她马上就能拥有一个像母亲武曌那样的辉煌人生……可是,残酷的现实却一举粉碎了她的所有梦想。此时此刻,她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镇国太平公主,不再是那个貌似强大的势力集团的领袖,而是一个孤家寡人,一个输光了家当的赌徒,一个被命运之神一脚踢开的弃妇!太平公主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她仓惶逃出长安,躲进了终南山的一座寺院,在那里整整躲了三天三夜。她满怀困惑、满腹冤屈、满心愤恨地向佛菩萨发出质问,发出呼告,发出祈求,可佛菩萨始终庄严而慈悲地沉默着。第三天的傍晚,夕阳将落未落之际,太平公主登上了寺院旁边的一座悬崖。她面朝长安良久伫立。猎猎山风鼓起她的衣袂裙裾,让她远远看去就像是一面孤独而绝望的旗帜。兀立在万仞绝壁之上,置身于寥廓苍茫的天地之间,太平公主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和渺小……直到最后一只归巢的倦鸟从她头顶缓缓掠过,直到天边的残阳燃尽了它的最后一点亮光,太平公主才木然转身,默默地向来路走去。次日,太平公主回到长安。一迈进府门,皇帝的赐死诏书就到了。这就是结局吗?是的,这就是结局。当太平公主把头伸进白绢的一刹那,她仿佛看见母亲武曌正在不远处对她微笑。母亲的身上沐浴着一片圣洁的光芒。这片光芒是如此安详而又如此温暖,以致太平公主感觉自己很快就在这片白光中彻底融化了……太平公主自缢身亡的当天,除薛崇简外,其他几个儿子,连同所有党羽全部被朝廷诛杀。薛崇简虽是太平公主长子,但他的政治队列不在母亲那边,且因数次劝谏母亲不要与皇帝为敌而遭到鞭挞,所以官职爵位仍然保留,并赐姓李。随后,朝廷抄没太平公主的家产,发现奇珍异宝堆积如山,丝毫不亚于皇宫。此外,“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之数年不尽”(《资治通鉴》卷二一○)。投水而死的窦怀贞仍遭“戮尸”之刑,并被改姓为“毒”;参与谋反的宗室亲王李晋被判斩首,改姓为“厉”。太平一党中,唯独被赦免死罪的是太平的两个男宠崔湜和卢藏用,二人分别被流放窦州(今广东信宜市)和泷州(今广东罗定市)。崔湜暗自庆幸自己福大命大,居然又一次从灭顶之灾中死里逃生。尽管他颇为后悔当初没有接受皇帝的笼络,以致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但是相对于窦怀贞、萧至忠等人而言,崔湜还是有理由感到庆幸——毕竟皇帝对他网开一面,留了他一条命。仅凭这一点,崔湜就相信自己很快便会东山再起。他慢慢悠悠地走上了贬谪之路,信心满满地期待着再次被朝廷召回的消息。可崔湜错了。这一次,他不会再那么走运了。就在他被贬出长安不久,宫女元氏在有司的审讯下招供,称崔湜就是企图鸩杀皇帝的首谋。有司立即上奏,李隆基勃然大怒,马上追发了一道诏书,将刚刚走到荆州的崔湜就地赐死。紧随这场流血政变之后,李隆基又着手对朝廷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肃——文武百官中,凡是曾获太平公主青睐者皆遭贬降,而原本受她排挤的则全部得到升迁,整个换血行动一直持续到这年年底仍然没有停止。(《资治通鉴》卷二一○)经过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经过一轮又一轮鲜血和死亡的洗礼,一个妇人干政,皇权旁落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如果从公元664年武曌垂帘听政算起,到公元713年太平公主覆灭为止,大唐帝国在这个“牝鸡司晨”的巨大梦魇中已经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这段混乱无序,阴盛阳衰的历史并未导致帝国走向没落,但是中枢政治的频繁动荡却使这个原本生机勃勃的王朝一度丧失了动力和方向,只能在混沌和迷茫中徘徊蹉跌,踯躅不前……如今,无论是病弱的高宗李治,昏聩的中宗李显,淡泊的睿宗李旦,还是铁腕无情的武曌,野心勃勃的韦后,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都已经从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一消失,惟独剩下一个天赋异禀,雄才大略的年轻帝王,正踌躇满志地屹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此时,年仅二十九岁的唐玄宗李隆基相信,在他的引领下,这个历经沧桑的百年帝国必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迎来新时代的熠熠曙光!是的,李隆基即将开创的这个时代,将是大唐三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一页,也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心驰神往,追慕不已的一个黄金时代。它的名字叫开元。第八章走向开元盛世【飞鸟尽,良弓藏】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李隆基以雷霆手段铲除太平集团,从太上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成为名副其实,乾纲独断的大唐天子,从此开始亲政。十一月,李隆基接受群臣敬献的尊号,称“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开元。自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然而,大权独揽的李隆基并不能从此高枕无忧。因为他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皇帝,所以,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威力,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危害。说白了,既然他可以通过权谋和武力从别人手中攫取权力,别人凭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手段从他手中夺取政权呢?尤其让李隆基感到忐忑不安的是——曾经帮他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胜利的这批功臣,一个个都是搞政变的行家里手。换句话说,这些政变功臣当初表现出的能力越强,手段越是高明,如今对李隆基构成的潜在威胁就越大,让他感到的担忧和恐惧就越深……虽然在铲除太平,坐稳皇位后,李隆基给予了这些功臣极其丰厚的赏赐,无论是官职、爵位,还是田园宅邸、金银绸缎,李隆基都毫不吝啬,慷慨赐予,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谁又敢保证,他们能够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一切,而不会觊觎更多,贪求更多呢?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反正李隆基绝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因此,革命虽已成功,但李隆基仍须努力,努力肃清有可能威胁皇权的所有因素。头一个被李隆基“鸟尽弓藏”的功臣,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由于手握兵权,所以他首当其冲。在七月初三的政变中,郭元振因率兵“侍卫”(实则软禁)太上皇有功,事后进封代国公,赐食邑四百户,赏绸缎一千匹。这当然是极大的荣宠。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郭元振一定可以在玄宗一朝荣宠一生,富贵终老,包括郭元振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短短三个月后,他一生的荣宠就都化成了梦幻泡影……这一年十月十三日,玄宗李隆基在骊山(今陕西临潼县东南)脚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集结的部队多达二十万人。平原上大风猎猎,旌旗招展,军阵绵延五十余里。李隆基一身戎装,御驾亲临,文武百官随驾扈从。整个阅兵式规模空前,场面极为壮观。作为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自然是这场大阅兵的总指挥,同时也是最高责任人。阅兵式开始后,所有人都兴致勃勃,惟独观礼台上策马而立的天子一直眉头紧蹙,脸色阴沉。没有人注意到天子的脸色,当然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阅兵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天子李隆基突然发出一声怒喝,命人即刻逮捕郭元振。随行百官尽皆失色,目瞪口呆,不知道天子这是唱的哪一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郭元振已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帅旗下。李隆基二话不说,当即以“军容不整”为由,下令将郭元振就地斩首。面对这从天而降的杀头罪名,郭元振惊骇莫名,吓得说不出一句话。和他同样感到震骇的,还有与他同为功臣的刘幽求和张说。先天政变后,刘幽求已入朝担任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徐国公;张说也已官任中书令,封燕国公。此时此刻,虽然他们和在场众人一样都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且一时也摸不清天子突然变脸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无论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还是作为与郭元振有着相同背景的功臣元勋,刘、张二人都没有理由对此保持缄默。于是天子话音刚落,刘幽求和张说便双双跪倒在天子马前,高声谏言:“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资治通鉴》卷二一○)刘、张二人说郭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仅是指他在先天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指他从政多年为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早在武曌当政时期,郭元振就已经是朝野皆知的一位名将,在抗击突厥和吐蕃的战场上屡立战功,素以治军严整,擅长边务著称。武周末年,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史称其“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旧唐书·郭元振传》)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出将入相,各方面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军政元老,几乎是不太可能在“骊山讲武”这样的重大场合犯下“军容不整”这种低级错误的。说到底,所谓的“军容不整”,无非就是李隆基罢黜功臣的一个借口罢了。当然,李隆基的目的只是想解除郭元振的兵权,而不是非杀了他不可,所以当刘、张二宰相出面求情的时候,李隆基便就坡下驴,赦免了郭元振的死罪,但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将其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郭元振一生显赫,历事四朝,不料晚景竟如此凄凉,朝野闻之,无不欷歔感慨。“自恃功勋”的郭元振本人更是满腹冤屈,“怏怏不得志”。两个月后,朝廷改元开元,大赦天下,郭元振被赦免,起用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但是经过这次沉重打击,郭元振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已大不如前,所以未及走到饶州就一病而殁了。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标志着玄宗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紧继郭元振之后被罢黜的功臣,就是曾替他说情的刘幽求和张说。不能不说,当初刘、张二人之所以站出来帮郭元振求情,本身就有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味道。郭元振遭流放后,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张说最先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就在骊山阅兵的数日后,张说就通过可靠渠道获知,玄宗准备征召姚崇(几年前被太平公主平排挤出朝,时任同州刺史)入朝为相。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因此大为恐慌。骊山一幕本来已经让他成了惊弓之鸟,如今又听到老对手即将回朝复相的消息,张说更是寝食难安,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对姚崇进行弹劾。然而玄宗却不为所动。张说不甘心,马上又去找与他私交甚笃的殿中监姜皎,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出面阻挠姚崇回朝。姜皎依计而行,找了个机会对玄宗说:“陛下不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吗?臣如今帮陛下物色了一个。”玄宗眼睛一亮,忙问:“谁?”姜皎心下暗喜,朗声答道:“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乃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姜皎原本以为张说此计甚妙,因为如此一来,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话音刚落,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说:“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你竟敢当面欺君,论罪当死!”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慌忙伏地叩首,拼命谢罪。张说万万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补了郭元振的缺。两个月后,又让他兼任中书令(时称紫微令),大有彻底取代张说之势。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张说惶惶不可终日。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往轻了说,这叫行为不检;往重了说,这叫阴谋篡逆!尤其对玄宗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有一天,姚崇奉召入对,走进殿中的时候,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玄宗问他:“有足疾乎?”姚崇答:“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大为诧异,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姚崇不紧不慢地说:“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乃宰辅重臣。日前,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故而为此忧心。”居然有这回事?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末,玄宗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将其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刺史;同日,刘幽求亦被罢相,贬为太子少保。刘幽求一向自视甚高,经常自诩为拥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变中他功劳最大,可事后也不过当上了中书舍人,虽然有“参知机务”之权,可充其量也就是个三级宰相。先天元年,他为了巩固李隆基的皇位,发动政变未遂而遭流放,其后又险些被太平一党害死。如今玄宗亲政了,他好不容易从岭南回到朝中,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尚书左仆射,可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又无故遭贬。对此,刘幽求自然是愤愤不平,因而不免“有怨望语”。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很早就靠边站的钟绍京。唐隆政变后,钟绍京只当了几天的中书令就被罢为户部尚书,不久又贬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后,他回朝复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姚崇很清楚,虽然他和刘幽求他们一样,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但是单纯从拥立李隆基为帝的角度来说,刘幽求等人的功劳是远远大过他的。所以姚崇觉得,如果不将刘幽求等人彻底排挤出朝,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更难以放手施政。为此,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刘幽求和钟绍京。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玄宗命姚崇对刘幽求和钟绍京立案审查,准备治罪。刘、钟二人不服,不断上疏抗辩。其实,无论是玄宗还是姚崇,他们的目的一样,只是想把刘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并不希望事态扩大。所以,当刘、钟二人极力抗辩,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姚崇便又恰到好处地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他与另两个新任宰相卢怀慎、薛讷联名,向玄宗奏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虑惊远听。”(《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忽然转任闲散职务,心情难免沮丧,此乃人之常情。功劳既大,所受的荣宠也深,一旦逮捕下狱,恐怕会惊动朝野舆论。姚崇的言下之意,就是暗示玄宗见好就收,不宜把事情做得太绝。玄宗心领神会,当即贬刘幽求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并把他的七百户封邑削掉了六百户,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不久,在姚崇的积极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后贬出了朝廷。至此,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这就叫飞鸟尽,良弓藏。此乃政治角斗场上的游戏规则,自古皆然。更何况,为了彻底改变自神龙革命以来政变频仍,皇权危弱的局面,李隆基也只能这么做。《新唐书》称:“幽求之谋,绍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辩,皆足济危纾难,方多故时,必资以成功者也。然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这“不可与共治平”一语,道破了玄宗罢黜功臣的个中原委。从历史上看,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一幕,几乎也是每个强势帝王为了巩固皇权,开创大业而必修的一课。尤其对李隆基这种非嫡长子出身,并且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这更是他亲政之初的势在必行之举。作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相对卑微的出身始终是李隆基的一块心病。所以,如果想要坐稳皇位,他就必须在摆平功臣的同时——再摆平宗室。当时,能够对李隆基构成潜在威胁的宗室亲王,就是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堂兄(豳王李守礼)。一开始,李隆基对五王采取的主要是怀柔手段,“专以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让他们在富贵温柔乡中当逍遥王爷。每当政务之余,李隆基总是陪五王一起寻欢作乐,彼此间不以君臣相称,而以家人之礼游处,有时候一起到郊外击毬、游猎,有时候召他们入宫一同宴饮、斗鸡、下棋、吟诗作赋、演奏乐器,待酒足饭饱,笙歌散尽之后,就用特制的“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据说,要是诸王偶染微恙,李隆基便会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有一次薛王李业生病,李隆基甚至亲自为其熬药,以致胡须不小心被火烧着了,左右大惊失色,连忙扑火,李隆基却说:“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由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称赞天子李隆基“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继感情笼络之后,李隆基又在制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开元二年六七月间,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议下,玄宗把五个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担任刺史,并且规定:五王到任后不负责具体政务,一切州务都交由僚佐处理。到了开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权已经相当巩固了,才让五王陆续回到了长安,授予了他们司空、司徒等荣誉衔,同时严禁他们“与群臣相结”。就这样,在玄宗的情感安抚和制度约束之下,这些亲王都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在余生中始终表现得临深履薄,谦恭谨慎,让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们搞阴谋也无从下手。有些侥幸之徒想要轻举妄动,到头来也只能自遗其咎,招致祸败。比如开元八年,有几个朝臣就跟岐王李范、薛王李业走得很近,企图背着玄宗搞一些小动作,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流放的下场。事后,李范和李业惶恐不安,主动向玄宗请罪,李隆基还安慰他们说:“我们兄弟亲密无间,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强相托附,我不会责怪自己的兄弟。”最后,为了表明自己对兄弟的真情,李隆基甚至赌咒发誓说:“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就让我天诛地灭!”就这样,李隆基以他的高明手腕巧妙地摆平了功臣和宗室,消除了所有潜在威胁与后顾之忧,牢牢握住了他的帝王权杖。不可否认,在处理功臣和宗室的问题上,李隆基的做法具有浓厚的权谋色彩。但是,和历史上那些为了巩固皇权而翦除功臣,诛杀兄弟的皇帝比起来,李隆基采取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飞鸟尽,良弓藏”,而没有发展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地步。换而言之,李隆基身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情味。用一句经典台词来说:“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在皇帝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四十五年,而且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他的人情味,在于他执政手段的温和。【姚崇:为盛世奠基(上)】在李隆基摆平功臣和宗室的过程中,宰相姚崇一直与他默契配合,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样作为玄宗昔日的亲信,姚崇为何没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运,反而能得到玄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倚重,从而位极人臣,独揽朝纲呢?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三点。首先,姚崇虽然和郭元振、刘幽求等人一样,都是玄宗政变的支持者,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对玄宗的皇权当然也就构不成威胁。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强干著称,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这种富有执政经验的大臣辅佐。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姚崇忠于人主,深明君臣大义。有一则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这种节操。那是在神龙政变成功后,女皇武曌被软禁上阳宫,姚崇作为武曌一手提拔起来的宰相,虽然追随张柬之等人参与了政变,但得知女皇被软禁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别人都兴高采烈,惟独他一个人“呜咽流涕”。张柬之见状大为不满,警告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说:“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随后,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贬为亳州刺史。像这样一个忠于旧主,性情坚贞,绝不与时俯仰的臣子,有哪一个皇帝不喜欢呢?又有什么理由让李隆基不放心呢?当然没有。因此,姚崇必然会成为辅佐玄宗开创盛世的不二人选。姚崇没有让李隆基失望。据说,姚崇于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诏赴骊山觐见玄宗时,一见面就提出了十个条件,相当于跟皇帝“约法十章”,声称若是玄宗不答应,他便拒绝出任宰相之职。(《新唐书·姚崇传》)居然会有如此牛逼的臣子,皇帝让他当宰相,他还和皇帝讲条件。是的,姚崇就是如此牛逼,否则他就不是姚崇了。当然,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讲条件,是基于两个判断:一、玄宗为人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量;二、玄宗锐意求治,亟需一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果然不出姚崇所料,虽然他的倨傲态度让玄宗颇有些诧异,但玄宗还是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很想听听他所谓的“十事”。姚崇随即侃侃而谈,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条政治建议: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执法从亲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五、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六、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七、对臣下接之以礼;八、鼓励犯颜直谏;九、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十、杜绝外戚干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此“十事”,与其说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条约法,不如说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纲领。当时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为切中时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盘采纳。从玄宗朝廷日后出台的种种政治举措来看,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作为指导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所言的“十事”,实际上就是一整套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治国方略。正是这一套方略的推行实施,玄宗朝廷才会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清正廉洁、抑奢求俭的政治新气象,从而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玄宗深知,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才,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仕途颠沛,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史称开元之初,“上初即位(实际应为“初亲政”),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一○)然而,玄宗固然敢于“专委”放权,姚崇复相之初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禀报,不敢自专。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忽然仰头望着房梁,一句话也不说。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却始终沉默。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好怏怏告退。姚崇退下后,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当面议,陛下为何一言不发?”玄宗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把政务交给姚崇,有大事理当奏闻,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高力士恍然大悟,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闻言,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从此大胆秉政,“独当重任”,于大小政务“断割不滞”。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于是“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旧唐书·卢怀慎传》)有一次,姚崇家中办丧事,请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说:“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姚崇假满归来,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众人大为叹服,姚崇亦颇为自得,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澣:“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齐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姚崇又问:“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