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新估计确实表明，我们在当时可用的弹道导弹”差距”从纯数量方面来说，苏联是占上风的，但是同我们的轰炸机力量相比，双方的远程导弹数量都太少了，因此这类。差距”并不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可是就连这种估计后来也改低了，而肯尼迪政府着手建立起的军事力量也有助于保证往后不会再出现这种差距。民防　　1960年，肯尼迪在“导弹差距”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是，公众对于他真诚地估计偏高的导弹差距危机知道得太少和太迟了（甚至已经肯定情况确凿）。不过，1961年他在民防方面所犯的错误却在于（甚至在他的计划确定之前）公众对于他有充分理由加以低估的一种危险知道得太多、太快了。　　同他平日和作为总统时的大部分观点不同，约翰·肯尼迪在民防方面的观点形成得太快了。据我所知，他当参议员或总统候选人时都不曾谈及这个问题。他在总统就职演说或国情咨文演说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3月28日发表的国防咨文中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尽管这篇咨文的重心集中在大陆防务上。断断续续的、不可靠的报告传来，说苏联正在着手实行一个广泛的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体计划，但这并没有触动这个问题。　　总统也没有被他的民防动员局局长弗兰克·埃利斯的热情主张所打动。埃利斯在路易斯安那州对肯尼迪作出了有效的政治支持之后，终于被安排在民防动员局的工作上。他指望使这项工作变得更有意义，公开要求取得比肯尼迪分配给他的更多的经费，并且拚命想方设法使公众注意民防的重要性。总统在听到埃利斯打算飞赴罗马，谋求获得罗马教皇的一份证明书，支持他的在所有教堂的地下室设置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的计划时，婉言指出，在这时刻去打扰罗马教皇将是失策的。　　但是更严重的错误还在此后。常有人说，肯尼迪作出推进民防工作的决定，是柏林危机引起的。事实上，这项决定是在4月间的猪湾事件和5月间他发表的第二篇国情咨文之间痛苦地进行重新估价的五周内所作出的。白宫班子的成员卡尔·凯森的一份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当前的努力是以过时的概念为基础的，民防预算是一种浪费，美国要末认真地大胆面对这个问题，要末就忘掉它。然而忘掉这个问题是不合乎约翰·肯尼迪的本性的。正视这个问题是同他希望向国会发出的民防工作的迫切性有所增长的警告一致的。他当总统的职责不允许他在保护我们作战武器的同时，忽视对人类生命的保护。他并没有预料会发生进攻，但他始终认识到逐步升级、估计错误或突发战争的危险性。他也没有不注意这一事实，即当时看来最可能在1964年成为他的竞选对手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批评肯尼迪政府在民防方面的“自满情绪”，他所用的话正如肯尼迪前几年用于“导弹差距”上的措辞一样。　　因此，他在5月25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要求设置掩蔽所，作为防御放射性尘埃的危害的一种新的“生存保险”。他把民防工作的管辖权由埃利斯手里移交给麦克纳马拉，这部分是由于要使政府的组织工作更为有效。他们两人就移交条件进行了长期而困难的磋商，虽然在我协助下由预算局作了调停，但到总统发表这篇演说时，磋商尚未结束。埃利斯只愿意将掩蔽所计划移交给国防部，而麦克纳马拉则希望要末担负全部责任，要末不负任何责任。为了使这两人都同意肯尼迪声明中的语言，我对总统咨文的这一部分慎重地斟酌词句，使人看上去多少有点模棱两可：“我正在把这个计划的责任委派给……国防部长。”他们两人各自认为，这句话意味着我已断定他是正确的。但此后不久，所有民防职能都交给了国防部，民防动员局改组为紧急战备局，埃利斯辞去这一职位，当了一名法官。　　与总统以往的声明相比，5月25日呼吁联邦作出新努力的讲话更为有力，不过措辞却是慎重的。总统强调说，“万一发生灾难，我们决不会因为没有做应做的事而原谅自己”，这就是一种保证。因此，一项新的加强民防的呼吁理所当然地列入了大约两个月后他就柏林危机发表的电视演说中。但与5月的那篇演说不同，这篇演说是从明显地存在危机的角度谈论问题的。它在焦虑的国民中引起了密切得多的注意。它关系到那一年为柏林问题可能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危险，而不单是关系到在某一个推测的时间会发生一场突然袭击的问题。这篇演说最后对民防工作提出的意见语调是特别不祥的：　　　　万一发生一次攻击，在核爆炸和巨火中未被直接击中的家　　　庭仍然能够保全生命——只要他们听到警报后能进入掩蔽　　　所，只要有那种掩蔽所的话。……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在今后几个月内，我希望让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万一遭到攻　　　击，他可以立即采取什么步骤来保护他的家庭。我知道你们　　　要求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　　总统的目的在于使仍然沉睡未醒的公众振作起来。他取得的成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和希望之外。民防“气球”不仅飘到了空中，而且高飞得看也看不见了。掩蔽所制造商报告说，他们按1，500美元一所售出了大批产品（有人还尽力把核恐惧一直保持在顶峰状态）。地方民防官员受到洁问者的包围。不使自己的家庭受放射性尘埃的影响这件事，已成为每个公民对外交政策发表意见的题目。科学家和冒牌科学家互相争论，在一场核战争中，有多少人在有掩蔽所或没有掩蔽所的情况下能够幸存，这些人必须在地下逗留多长时间以及在他们走出掩蔽所后，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牧师们争论说，人类的伦理观念究竟要求他们接受烧成灰烬的死亡呢，还是接受鼹鼠式的生活。妇女版的专栏作家提出关于贮藏食品、携带衣服和阅读书籍等方面的可以采用的意见。商人马上出售生活用具箱、口粮袋、沙袋、潜望镜和预防放射性尘埃的衣服和药膏。为自身生存有所安排的人，能否开枪射击那些要求进入掩蔽所的不那么勤劳的邻居，那些被排斥在掩蔽所之外的人会不会把掩蔽所的通风口封闭起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全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父母提醒他们的孩子不要透露他们掩蔽所的地点。“依靠自己救自己”成了“不救别人，只保全自己”了。　　正当越来越多的讨论使人看得更清楚，任何计划都不能使人人得救的时候，对外交政策持强硬态度的集团，却利用讨论已经达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至少在国内某些地区是如此——而大捞一把。某些拥有掩蔽所的人相信《生活》杂志和其他杂志提出的，掩蔽所能使90—97％的人口在一场核进攻中幸存下来的看法，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场战争罢了”。和平主义的组织攻击这些掩蔽所说，仿佛它们可以代替我们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似的。地方民防官员则时而热情有余，时而不知所措。　　肯尼迪政府缺乏一个全盘的掩蔽所计划，缺乏一个明确的掩蔽所政策，甚至缺乏正确地安排整个问题的权威性意见，这使混乱和惊慌的情绪更加剧了。只有总统能提供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但是总统举棋不定，而他的顾问们象全国一样，看法也不一致。大家全同意，任何可以拯救数百万生命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但是家庭掩蔽所还是公共掩蔽所——在预算中处于特别优先的地位还是只接受较为有限的投资——应该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还是地方控制之下呢？总统曾谈到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但是核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却对他说，当苏联的武器日益庞大时，美国只要花五百亿美元，挖越来越深的洞，全国人民就能保护自身不受核爆炸的威胁。各方面都有政治压力。总统觉察到他本人的两篇声明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意识到他承担着在未来拯救美国人和在目前团结他们的职责，于是拒绝了关于再作一次新的“炉边谈话”的建议。在我们把计划准备就绪之前他不打算再发表讲话，他要把计划仔细推敲一下。他不愿意费力大而收效小，但他更不愿意让这一庞大的计划削弱他的全面政策。　　政府内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建议通过设立掩蔽所的立法和建议向公众发行一本有关核防护知识的小册子。后来，两个建议的调子都降得很低。1962年的立法只要求制订一个长期计划，由联邦推动在学校、医院、图书馆和类似的公共中心建造公共掩蔽所，费用则由州和地方政府以及非盈利的机构分摊。这些掩蔽所将补充国防部在一次悄悄而成功地进行的调查中核实过的可以容纳六千万人的现有的掩蔽所，但该调查报告并没有吹嘘可以容纳每一个公民或保护每一个公民防止核爆炸和由此引起的猛烈的大火。　　政府内部对这项法案和这本小册子的辩论有助于澄清总统本人的想法。正如他在5月间所说的，民防只是一个保险的问题，不是威慑力量的问题。它同防务或裁军都没有直接关系，在冷战中也不是什么新武器。任何合理的掩蔽所计划都不能有助于阻止敌人的一次进攻，防止惨不忍睹的生命损失或者在危机的顶峰或边缘增强美国的地位。但是这种计划也不是挑衅性的、胆小的或不必要的。他仍然在热核武器时代承担着保护一亿八千万美国公民并使这个国家完整地存在下去的责任。核战争未必会发生，但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天，他忧郁地对我说，“我不愿意听到劫后余生的人——如果还有人活下来的话，一说，在仍然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警告过他们，或采取任何行动至少拯救他们中的某些家庭。”　　肯尼迪没有把掩蔽所法案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1963年把它从总统的重要咨文一级下降到部际要求一级——但他继续（徒劳无益地）推动这个法案。由于注意到公众对这个问题兴趣的减退几乎就象它初起时那样突然，他在1962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太平无事时，谁也不感兴趣。……随后，等战火迫近——（而）我们毕竟保证不了战火不会到来……人人又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多采取一些措施？我认为应当趁现在就采取措施。”恢复核试验　　1961年夏天，由于大气层核试验使人们产生了新的忧虑，关于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问题的争论又突出了。1956年以后，肯尼迪追随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的主张，曾经认为——正如他当时所说的——“美国应该带头结束这类核试验。”1959年，作为参议员和总统逐鹿者，他曾经强烈反对洛克菲勒州长提出的恢复地下核试验的要求，因为在日内瓦举行谈判谋求缔结正式的禁试条约时，双方都暂时停止了地下核试验和其他一切核试验。196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他保证不首先恢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也不恢复地下核试验，直到他花时间“用尽了一切合理的机会”去谋求达成协议为止。1961年1月，在他就任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他曾透露他委派了一个特别小组来研究新的谈判立场，并起草一份合理而有效的条约的切实可行的草案。他私下认为，美国在1960年采取一个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各方面较为合理的立场，将会在那年达成一项禁试条约。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的最有希望的领域。　　可是那年春天，当他派阿瑟·迪安带了一份经过精心筹划、旨在满足苏联的一切正当异议的新条约前往日内瓦时，他发现苏联的立场和我们相去更远了。他们争辩说，刚果的事态使他们确信，他们不能信赖由一个中立国家或由大多数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活动，而且任何一种他们不保留否决权的禁试视察制度将是不可能接受的。　　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对肯尼迪坚持说，他不能相信任何中立国家会不允许美国进行间谍活动，每年就地视察地震干扰三次以上就是间谍活动，并且整个课题应当归入他那闪烁其词的裁军计划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里。肯尼迪就其他国家也会发展核武库这一危险的问题，对他步步进逼。但是，赫鲁晓夫虽然同意肯尼迪的说法有点道理，却说证实肯尼迪的论点的就只有法国藐视日内瓦谈判并继续进行核试验这一件事。　　但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维也纳确实说过，苏联将等着让美国首先恢复核试验。葛罗米柯向腊斯克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两人都同意肯尼迪的说法，即日内瓦谈判应该继续下去。总统在他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放弃”作出努力。8月间，他请迪安返回日内瓦去，“带着我们的希望和祈祷，而且我认为还带着全人类的希望和祈祷”，再作一次努力。他要求迪安在谈判中的坐功、舌战和耐力方面要胜过俄国的谈判代表（迪安私下一度把这称之为外交上的“吹牛术”），直到他可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取得一点进展为止。　　但是自从就职以后，肯尼迪一直受到要他批准恢复美国核试验的压力。按照军方和科学界特勒一派人的说法，美国恢复试验对于发展新的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苏联人有可能在秘密地进行地下核试验，而这是对付这个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对策。2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他，如果在谈判继续了六十大后未能达成协议，就恢复试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他同意他们的立场时，他们才同意他的禁试建议）。他们主张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国防部则主张进行地下核试验；而国务院则主张暂不作出决定；各方面的核科学家却说，眼下不会达成协议，暂停试验危险地延缓了我们的技术进展，美国应该在继续谈判的同时进行核试验。　　1961年7月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以超过二比一的差数表明，公众支持美国恢复自己的核试验。几乎一贯主张要拥有体积更大、质量更好的炸弹的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赞成恢复核试验。类似的压力来自国会和新闻界的各个方面。特勒博士公开坚持说，自从暂停核试验以后，苏联人一直在进行地下核试验。总统于6月间召集了一个科学家专门小组，研究苏联地下核试验的可能性，这个小组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最后，在8月初，马克斯韦尔·泰勒和参谋长们提出一项立即恢复核试验的新建议，于是肯尼迪决定下令做好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但实际上要等到不仅他自己而且全世界也都完全明白，即他已竭尽全力去缔结一项条约，而苏联人没有谈判的诚意或实际上不愿缔结这样的条约，自由世界的安全要求美国恢复核试验时，这样他才恢复核试验。　　在维也纳和日内瓦，肯尼迪时时觉得，苏联人企图促使我们首先恢复核试验。美英两国富有说服力的建议似乎只使得他们更为恼火。不过，在8月3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苏联对美英建议不断提出的异议时，总统还不愿承认事情已毫无希望。但当天下午回到白宫后不久，他接到了严峻的消息：苏联人已宣布恢复大气层核试验。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公开发表的。这是他个人的愤恨，他恨苏联人欺骗了他，也恨他本人相信了苏联人。因为很显然，他们的试验甚至在维也纳谈判之前和整个日内瓦谈判期间就一直在秘密进行准备了。他的第二个反应是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这种失望情绪比在他任期内他对苏联人所采取的任何其他行动所感到的失望全更为强烈。　　但是气愤和失望并不是惊慌失措。当苏联人在两个月内进行了一系列巨大的爆炸以后，赫鲁晓夫大肆吹嘘说他们有了亿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俄国的军方报纸《红星报》说，“任何具有超级深度的掩蔽所也经不起这种武器的全面毁灭的打击。”赫鲁晓夫对两个英国客人说，他希望使西方震惊，这样好使他们在柏林问题和裁军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如果这真是他的意图，那他注定是要失望的。　　在苏联人宣布恢复试验后召开的一系列紧急会议上，肯尼迪是会议室中最镇静的人。他的顾问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其中包括详谈我们核优势的一次“炉边谈话”，迅速宣布我们自己恢复核试验，立即爆炸一颗试验炸弹以表明我们并非毫无准备，以及用一颗位置恰当的核弹摧毁苏联的核试验场等等。但总统拒绝了所有这些答案，内心充满着各种问题：我们的情报机构为什么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准备活动？他们需要试验的是什么类型的武器？我们能如何彻底地监听他们的试验？目前我们光是通过地下核试验能不能保持我们的优势地位？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试验，在什么时候宣布？　　在总统看来，最有见地的一项建议就是他的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R·默罗提出的。默罗极力主张不要草率从事，以免失去这一巩固我们在非共产党世界的领导地位并孤立共产党集团的机会。他说，“今天极力催促你立即恢复核试验”的那些右派的意见，“明天就会争论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只不过是对苏联行动的又一次为时已晚的反应。”　　这一系列会议的结果就是作出一种有节制的、慎重的反应，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敌对情绪大部分都转向苏联人，同时并没有放弃我们自己进行试验的自由：　　1．在8月30日当天晚上，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苏联的核试验是危及健康与和平的行动，也是他们伪善与奸诈的证据，这使美国“不得不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作出决定”。　　2．下一天，在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以后，又发表了一个声明，称苏联的行动“主要是一种原子讹诈，旨在用恐怖代替理智……不仅是试验核装置而且是考验自由世界的意志和决心”。这个声明向所有盟国保证——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全面情况介绍会上也向国会提出了保证——我们的核能力是充足的。　　3．在劳动节①那个周末前前后后正式和非正式发表的各项声罗中，我们表明亿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对于摧毁军事目标是过于庞大了的”，美国如果愿意的话，也能够制造这种炸弹，但是用两枚部署恰当的千万吨爆炸力的炸弹就能够取得同样的效果。　　--------　　①指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定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译者　　4．9月3日，肯尼迪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一起建议，三大国立即禁止大气层试验，以此向赫鲁晓夫提供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　　5．9月5日，在“采取了一切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认为是正当的步骤”，以及等到苏联的炸弹确实爆炸而使全世界人民都感到灰心失望之后，总统才下令恢复美国的地下核试验。这些试验几乎立即就开始了。　　6．在随后的几周里，总统在同参加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发言人（这些国家战战兢兢地拒绝谴责苏联的核爆炸）的谈话中，以及在向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控苏联人“趁我们抱着诚意在日内瓦谈判时……秘密准备毁灭性的新试验”，他为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必要性与安全性辩护，并抨击“那些通过规劝或傲戒都说服不了的人”使用恐怖作为一种武器。他公开向苏联人发出呼吁，不要试验这种只会污染空气的五千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在苏联人进行了这种试验后，我们就宣布爆炸试验的消息，就象我国政府宣布其大多数的爆炸一样。一份评论苏联在谈判中的消极立场和详细说明五千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的影响的白皮书，分发给了联合国的所有代表团和其他人士。　　7．最后，当苏联的一系列试验在11月2日结束时，总统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他对这份声明比对我以前起草的任何此类声明修改得更为仔细。除了明确指出他们的试验并未结束我们的全面优势以外（“从全面的军事实力来说，美国将不会把这种地位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做交易”，总统认为这样说是不带有挑衅性的最积极的说法），总统发表了有关美国可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第一篇明确的声明。　　尽管他对待这个问题处处谨慎、事事克制——这样做，是给全世界也是给本国的军方看的（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人就要求立即恢复各种试验）——但大多数人认为，恢复大气层试验的决定早已斩钉截铁地作出了。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这是总统不得不作出的最严密的决定之一。虽然他认为除了恢复试验之外别无选择，但他至少想让门开着。他并不想仅仅由于苏联人首先这样做了，便一时冲动，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他向五角大楼明确指出，为试验作准备并不等于他准许试验，每次试验的建议都必须得到他本人的批准；除了为提供必要的情报资料所绝对必需做的试验，或者非做试验便无法得到有关资料的以外，其他的试验便一概不要进行。凡是无法使放射性尘埃保持最低限度的试验便不进行；已经提出的试验有几种要加以合并，有几种予以推迟或在地下进行，凡是不必要的则于取消。8月30日前，他曾被告知说，光是地下核试验就能取得多大的进展，而现在同是这些军方和科学界权威人士却告诉他，只有大气层试验才能取得这一效果，他表示怀疑了。他想知道，不管苏联取得何种进展，我们的核优势和武器的发展是否还未达到充足的地步。因为苏联的进展并没有使我们的威慑力量完蛋，而美国的试验还不能为我们提供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力量或反导弹的导弹能力，我们是否需要进行试验呢？在他看来，关于只摧毁人而不摧毁建筑物的中子弹的谈论，是极其愚蠢的。　　此外，他还真诚地关心放射性尘埃，即所有大气层核爆炸在空中所产生的放射性碎片，这些碎片把破坏组织的射线放射到人体和食物中去。他意识到，自然幅射的危险对目前和今后几代人所造成的影响远比美国和苏联的几系列试验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为大。但他不能接受特勒和其他人提出的关于试验是毫无危险的空泛保证。甚至多一个白血病、癌症或不生育的病例，也是不受欢迎的责任。同时，他认为奇怪的是，虽然极端主义集团反对城市供水中的氟化反应物，竞会强烈地赞成对我们空气的这种污染。　　有一个阴雨天，肯尼迪坐在办公桌旁，他问杰罗姆·威斯纳，是什么把放射性微粒带到核爆炸不直接命中的地区的。“我告诉他，”威斯纳说。“下雨时，雨把放射性微粒从云层中冲洗下来，然后带到地面上。他听后望着窗外说，‘你的意思是说放射性微粒就在外边的雨里吗？’——我说，‘是呀。’他于是望着窗外，显得非常忧郁，有好几分钟一句话也没说。”　　甚至在8月30日之后，他还重申他对禁试条约所抱的希望——使核“妖怪回到瓶里去”。目前，他必须作出判断，即美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会使苏联人认为有必要缔结一个禁试条约呢，还是不可能缔结这类条约。　　一个鉴定苏联试验的不偏不倚的科学家小组得出结论说，苏联人在武器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分量轻、爆炸力大的较为大型武器的发展方面。另一个经过长期秘密准备的集中的苏联试验程序，在第一次试验程序所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可能会造成一个危险性的突破，如果美国自己不同时进行实验的话。国防部争辩说，新的试验程序使我们自身能力所得到的改进，即便对加强威慑力量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会有助于在限制损害方面提供额外的余地，要是威慑力量一旦失灵的话。军方和科学界的一致意见是，地下核试验和外层空间的试验将是不够的。　　几乎所有有关的主要顾问都赞成恢复大气层核试验（虽然在试验开始前几天，麦克纳马拉在一次午餐会上提出，这些试验并不是真正必要的，这使腊斯克和邦迪大吃一惊）。威斯纳认为双方的技术论据大约是均等的。阿瑟·施莱辛格建议，我们同意不进行试验，除非和直到苏联再次进行试验我们才试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也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但这意味着恢复到8月30日以前的状况，犹如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如果他们欺骗了我们一次，”总统说，“那是他们的过错。如果他们欺骗了我们两次，那就是我们的过错了。”在我们自己不搞试验、苏联人又不作任何承诺，而我们对他们可能做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美国科学家不能总是处于待命状态。　　麦克米伦振振有词地呼吁总统寻求某种避免进行更多的试验的途径。他同意西方必须试验，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但是，他说，双方都进行一轮新的试验会把军备竞赛刺激得“走上如此荒谬绝伦、倒行逆施，同时又如此复杂和野蛮乃至几乎难以置信的”道路上去，使核武器最终落到了形形色色“独裁者、反动派、革命派、疯子的手中……那末，我肯定认为到本世纪末，要末由于估计错误，要末由于愚昧无知或者精神错乱，弥天大罪迟早总会犯下来的。”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一样担心。他同意有必要在他下令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之前，发起一项“果断的新倡议，一项最大的努力来打破僵局”。但如何发起这项新的倡议呢？麦克米伦提议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约翰·F·肯尼迪说，并不是没有迹象说明协议是可能达成的。麦克米伦警告说，如果美国进行试验的话，苏联人也许会在柏林问题挑起一场新的危机。肯尼迪说。他们反正总会这样做的。英国首相说，在日内瓦召开的新的裁军会谈可能会遭到破坏，除非美国人放弃试验。总统说，苏联人多半会把这样一个决定看作是我们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诚意，这样反而使签订条约更加困难了。　　结果，麦克米伦——作为我们的长期核盟国和日内瓦谈判的伙伴，他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在圣诞岛的试验场地也是非常需要的——真诚地支持了总统的决定。但协助制订总统的最后政策的却是麦克米伦的忠实的反对党领袖、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总统非常欣赏盖茨克尔，盖茨克尔在2月2O日的一封信中建议，我们的试验不要在3月14日新的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前开始，不过应在该会议召开前宣布将恢复试验的消息，使苏联人在会议开始后的第一个月内能同意签订一项条约，并且总统必须明确指出，缔结条约将会使我们取消试验。总统喜欢这种做法，因为他宁愿接受苏联试验最终带来的不论何种不利情况，只要能以此换取一项切实可行的条约所带来的好处的话。　　有些棘手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有人极力主张到试验那天才宣布我们的决定。总统说，不，美国在日内瓦会谈期间秘密进行准备，会显得过分象苏联前一年的表现了。国务院建议在总统宣布之后，立即在内华达进行一次试验，以表明我们并不优柔寡断，并不担心放射性尘埃，不再令人痛苦地等待下去了。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条对于肯尼迪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肯尼迪赴棕榈滩周末休假时拟好了他的演说稿。肯尼迪在2月27日写信给麦克米伦，表明他打算在3月1日向全国发表一篇电视演说，宣布在4月15日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除非在此之前达成了一项协议。英国首相要求他在3月2日英国下院周末休会时发表这篇演说（肯尼迪同意了），并于5月3日将演说文本送给苏联人（肯尼迪则把时间改为“4月下半月”）。　　总统发表的庄严、求实的电视演说是激动人心的。他不愿就放射性尘埃可能产生的危险讲得那么令人安心，以免使未来的禁试条约显得无关紧要。他解释说他通过苦思冥想得出了结论，如果美国不进行核试验，最大的危险就是自由世界的安全将面临的危险。他不厌其烦地——这样可使事实不过于简单化——回顾了苏联的试验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需要进行试验的类型，他对放射性尘埃将施加的严格控制，再次非正式地暂停试验的不合逻辑与不可能，以及向苏联人重新提出的签订条约的建议。他强调说，他的行动是代表所有珍视自身自由和安全、期望我们以相应的实力保护他们免受危险的所有自由人民的。……　　　　　我们所希望和祈求的是，这些残酷的、不受欢迎的试验将　　　永远不会是非进行不可的，这些致命的武器将永远不会是非　　　使用不可的，而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准备将使我们得以维护和　　　平。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在一个使人类得到安全的世界上控　　　制武力而不是追求武力。但是不论前途如何，我宣誓支持和　　　捍卫美国人民的自由，同时我打算做必需做的一切来履行这　　　一庄严的义务。　　因为苏联没有达成协议的表示，美国的核试验在1962年4月25日开始了。总统“尽力”使这些试验受到很少的宣扬。他不希望刊登蘑菇云的图片、刊登每次爆炸的现场实况报道，并尽可能不要引起世界各地的群众设置纠察线和组织禁弹游行。中国共产党说，试验表明肯尼迪“比他的前任更可恶、更狡猾和更具有冒险性”；俄国通讯社塔斯社称他向苏联提出的最后一次机会是“非常类似讹诈”的一种手法。“争取自由美国青年”组织抨击他等了这么久才恢复核试验；“学生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指责他终于决定恢复核试验。但是由于肯尼迪采取了慎重的做法，国内和世界舆论界的领袖在我们是否必需试验的问题上普遍都比几个月前一致得多，而对美国的批评也比对苏联人的批评温和得多。　　然而约翰·肯尼迪自己对这一系列试验的价值仍然感到怀疑（虽然不是对他的决定的必要性感到怀疑）。他密切注意着这些试验，不无怀疑地看待试验的结果，并抵制了扩大试验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他暗自揣测人们对苏联核试验进展的担心可能与前几年对苏联“轰炸机差距”和“导弹差距”的担心相类似。同时，他继续询问，超出威慑力量范围的核力量究竟需要达到多大限度。他迅速地愈来愈掌握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使他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尽量利用禁试的机会。常规和非常规力量　　不论核优势有多大，不论民防掩蔽所有多少，都不会增加约翰·肯尼迪对核战争的胃口或增强他使用核武器的愿望。这是一项他冷静地准备承当的职责，如果他必须承当的话。但是正如他有次私下说过的，他深信，如果实际动用核导弹的话，那并不意味着孤注一掷而是“最终的失败”——威慑力量的失败、外交的失败、理智的失败。　　而且，优势的核威慑力量在六十年代所具有的军事价值是有限的。它能够遏制一场核进攻，还可能遏制对欧洲这样一个战略性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常规进攻。但是它还能遏制其他什么方式的进攻，这是不清楚的。同时，至少有十年，对自由世界的安全的最为现实和最为经常的共产主义威胁，不是对中心地区发动核进攻而是在外围地区进行常规的蚕食活动——对西柏林的恐吓，对福摩萨海峡的常规进攻，对南朝鲜的侵犯，老挝的暴动，刚果的叛乱，在拉美的渗透和越南的游击战等等。　　赫鲁晓夫1961年1月6日的演说并没有威胁说要摧毁或侵略新的地区和居民，而是要通过不断采用“色拉米”战术，通过每次吞并一片地区，逐步扩张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以及通过在我们无法使用核威慑力量的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安全并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一方面则是由于巨型武器不适宜在那里使用——进行有限战争、颠覆活动或政治侵略，从而把苏联的制度强加于这些地区和居民。如果我们缺乏有效地抵制这些策略的常规能力，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选择，要末发动一场实际是自杀的核战争，要末撤退。　　不幸，在五十年代，当共产党人日益摆出一种军事姿态，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越未越不可靠的时候，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以这种威胁为基础的战略。肯尼迪在1961年接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56年的一项指示，对于任何比一般丛林战规模大点的共产党行动和对于苏联在西欧进行的任何一次严重的军事行动，主要依靠核报复。“如果你能打赢一场大仗，”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你肯定也会打赢一场小仗。”因为北约的战略也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于是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使其兵力达到满员，而我们自己的陆军人数又急剧地减少了。　　这种理论同现实不大相称。当总统为某一场有限战争进行商谈时，他常会问道：“要解决这个问题，我那大型炸弹能起什么作用呢？”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恰当的答复。甚至那些估计是为“有限”战争设计的战术核武器，也并不是一种答复。肯尼迪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这些武器的发展和部署，光在西欧就增加了60％。不言而喻，总统宁愿由我们而不是由苏联人保持这类武器的优势。不过他对核交锋只限于战术范围内的可能性是怀疑的。同时，他很关心成千上万件理论上在他控制之下而实际上却掌握在较低级的指挥官手中的这种武器。因为有几种这类“小型”武器的打击力量比摧毁广岛的那枚炸弹还大五倍。光是那些在欧洲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所具有的联合爆炸力，就比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用的武器的力量大上一万倍。如果这些武器属于战术范围，那末什么武器才是属于战略范围的呢？而在人口稠密的欧洲使用这些武器，将会对我们想要拯救的人民产生什么后果呢？总统确信，一旦开始使用这些武器交战，就不存在一条明确规定的、会把那些大炸弹排除在外的分界线。　　这项对我们尴尬处境的分析，产生了关于常规力量的新的肯尼迪一麦克纳马拉原则——这是在战略方面比核威慑力量的扩大和确定使用界限更为根本的改变。这项原则的实质是选择：如果总统对各兵种有一个均衡的安排，可以从中对每一情况选择最为适宜的反应——如果美国能把有限的挑战限于局部的。非核的范围，同时又不让共产党获胜——那末就有必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非核力量，使它足以迫使任何侵略者面临肯尼迪想要避免的那种糟糕的选择，即要末丢脸，要求逐步升级。简而言之，遏制共产党有限的常规行动的最好办法就是，能够以自己的力量作出同样有效的反应。　　显然，这项原则并未使核力量降级。可是肯尼迪从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事件中所得的经验使他满意地表明，最好的威慑力量是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一种结合。他有时评论说，“有一列驱逐舰停泊在警戒区或有一师装备精良的士兵驻守在边界地区，这对于我们的安全也许比超越一切合理需求的、成倍增加的各种威慑武器更为有用。”　　政府执政以后，立即开始采用这种新办法。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时和竞选总统期间发表的演说中，曾主张采取一种“军事政策，使各种形式的共产党侵略成为无理性的和没有吸引力的”。这种办法和他的这一主张完全一致。他赞赏的马克斯韦尔·泰勒，詹姆斯·加文和英国分析家B·H·利德尔－哈特的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种办法。腊斯克国务卿也极力主张这种办法，认为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手段。麦克纳马拉部长也推荐这种办法，认为是他累积起的选择办法的一部分。肯尼迪在授权迅速加强空运能力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就反映了这种办法。在1961年3月发表的增加弹药、人员和其他物资的国防咨文中，总统强调了这种办法。在1961年5月发表的国情特别咨文中，他大大发展了这种办法。在这篇咨文中，他提出的所有防务建议都限于常规领域。在他通过军援计划作出的增强当地武装力量的努力中，他也强调了这种办法。最后，他对1961年柏林危机作出的军事反应的核心内容也是这种办法。　　前一章所叙述的那场危机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清楚地说明了，过去的“新面貌”政策可能会变得多么无用和危险。那场危机还使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重新审查了那种关于西方不能在欧洲打一场地面战争的美国的传统原则。艾森豪威尔曾经公开这样说过。但是肯尼迪拒绝承认苏联联盟中的华沙条约国家在常规力量方面自然而然地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家更为强大的观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口比对方多一亿，经济实力比对方大两倍，兵员比对方多五十万，还有能力到时候在中欧安排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和在空中部署更多的战术轰炸机。总统并不指望单用常规力量去击败共产党在西欧的全面进攻，但是他怀疑共产党人是否会试图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受到核反击。　　为了对柏林危机提供需要的人力，征兵额提高到原来的两倍和三倍，应征人员扩大了。国会迅速一致地批准了从待命的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中动员二十五万人之多，其中包括建立两个满员的师和五十四个空军和海军航空中队。大部分将编入陆军的约十五万八千名预备队员和国民警卫队员，实际上已被征召入伍。在冬天之前，我们武装部队的实力总共增加了三十万人。有四万左右的军队被派往欧洲，其他的则准备接受迅速部署。预备队的六个“优先师”已为迅速动员作好准备，而参加训练的三个陆军正规师则进入了全面战备状态。　　随着人力的增加，柏林的军事建制为新的部队提供了足够的装备和弹药，为军队运输提供了足够的海运和空运力量，并为掩护地面战斗提供了足够的空中力量。三百架左右的战术战斗机、十多万吨装备和几千辆坦克、吉普车、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运载工具全部署在欧洲大陆上，还有更多的则安置在“浮动的补给”船上。　　常规力量的这一迅速扩充在1961年年底毫不奇怪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效率差和抱怨声。在和平时期动员预备队员过去一贯被人视为是政治上的自杀。在新开放的陆军基地的电影院中，人们对有肯尼迪出场的新闻片报以嘘声。为了充实力量不足的部队而应征入伍的人，有些起先不仅缺乏武器装备，还缺乏军装和寝具。认为自己的服役合同永远不会受到处理的预备队员向记者和国会议员抱怨说，由于柏林没有爆发战争，因此干扰他们的生活是不必要的。1962年年初，两个陆军一等兵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其中一个组织过抗议集会，并且对指挥官的禁令置之不理，另一个代表七十四名伙伴写信给他家乡的参议员，对使他们失业的肯尼迪的“政治策略”加以抨击。但总统本着“复活节周的精神”，下令释放了他们。　　在此之前回顾到本人服役的经历时，总统曾说，“我希望　　　任何一个现役军人”，　　　无论服役多么不称心——我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不称心的——　　　都会承认，他为我们祖国所作的贡献在性质上和一架在战略　　　空军司令部基地上处于十五分钟待命状态的飞机一样。……　　　我们召募他们，不是要去进行一场战争而是要去制止一场战　　　争……是要表明美国是准备承担其义务的。　　他的目标实现了。柏林危机缓和了下去。但他并不能声称，他已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面部队增加到不动用核武器便能长期遏制苏联武装力量的水平。因为我们的北约盟国习惯于完全倚待着他们希望我们永远不会使用的核炸弹上，而对肯尼迪提出的增加军队的要求只是部分地作出了反应。但柏林依然是自由的。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希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泰国和处于共产党防线周围，或处于共产党渗透危险之下的其他国家，常规备战工作的重心仍然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通过训练和装备当地军队来代替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　　在肯尼迪任职期间，他一直把重点放在加强常规力量上。某些参议员和盟国认为，把全部注意力这样集中在非核反应上，表明了在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极其胆怯。1963年，肯尼迪本人在不止一次会议上曾大声问道，要不是为了柏林事件，欧洲是否会需要任何大规模的军队。不过他认为他的常规力量的集结有助于制止在柏林问题上的一场对抗，这场对抗要是用其他办法，也许就会发展到爆发核战争的地步。他认为，他那已经增强了的非核力量迫使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时期就核战争和撤出苏联导弹之间作出了选择。他还认为，在我们的核防御之下，共产党人将在世寻范围内以有限的渗透和施加压力继续推行其匍匐前进的策略。为了表示他感谢我国军队所起的作用，他作了特殊的努力去视察美国国内和海外的军事演习。他说，他的确没有那种据说是涂写在直布罗陀一个旧岗亭上的一首打油诗所流露的那种情绪：　　　　在危险的时刻，也只有在危险的时刻，　　　　　人人崇拜上帝和士兵，　　　　一旦危险过去，万事顺利，　　　　上帝彼人遗忘，老兵无人理睬。非常规战争　　那些潦潦草草涂写的字句无疑是难以辨认的，因为总统每次引用这首诗时总略有不同。但是他既没有不理睬我们的老兵，也没有忽视需要培养一种完全新型的士兵。因为甚至常规力量的增强也无法根除那些进行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暗杀者、游击队员、暴动者、破坏者和恐怖主义者。这些战争的目的，正如下一章所阐述的，在于通过侵蚀和消耗的方式在政治颠覆活动与有限军事行动之间的边缘地区破坏新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解放这些国家。例如，一小股游击队可以牵制十到十五倍之多的常规力量。“我们拥有威力巨大的武器，”总统在1961年说，“但是这种武器与自由之敌最常使用的武器，即颠覆、渗透、游击战、内乱等作斗争时是毫无效果的。”次年，他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说，需要作出一种新的努力，搞出“一种全新的战略来”。　　他承认，在猪湾事件中，没有当地的支持，光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是徒劳无益的。他在1961年4月20日，即猪湾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对全国的编辑们说，这场灾难的主要教训是，自由在六十年代正面临着一场在许多方面都比战争更为困难的斗争……（这场）斗争……毫不惹人注目地在成千上万个村庄和市场上天天发生着……在全球各地的教室里发生着。……军队（和）现代武器……主要是起了盾牌作用，在它的掩护下，颠覆、渗透和其他种种战术稳步地向前推进……并利用……渴求理想的人民的正当不满（和）表面上是合法的争取自决权的要求。　　猪湾事件的教训改变了肯尼迪的整个工作方法，总的说来，改变了他在行政管理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方法，而就特殊问题讲，则改变了他对待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冲突的方法。我不是说肯尼迪变得有点不知所措，而是指4月惨败后在他所采取的步骤、政策以及最终在人事方面的彻底改变。起先，他从“肯尼迪从不失败”的原则出发，他几乎更加奋发进取，谋求制订一项使卡斯特罗垮台的计划，强调“我们的克制不是漫无止境的”，要求报刊发行人限制某些报道，并发出迫切需要改善我们的准军事能力的尖锐警告。虽然这些公开声明部分是有意说得非常严峻，借以重建全国的团结和重振全国的士气，但肯尼迪的私下做法却慎重得多。他把重点放在协助拉丁美洲人民建立较为稳定和民主的制度的积极方针上，这是一种旨在孤立卡斯特罗而不是搞掉他的政策。同时，肯尼迪摆脱了自己的冲动和急躁情绪，把注意力较少地放在离我国海岸九十英里的卡斯特罗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讨厌人物上，而更多地放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责任上。　　他不愿放弃采取准军事行动的能力。但是他在猪湾事件中的经验使他确信，这种努力的主要责任应该由中央情报局移交给五角大楼。不过，中央情报局作为“要卑鄙手段的部门”，保留了实际行动的职责。为了加强他对这个机构及其许多未列入预算的经费的检查，他恢复了由詹姆斯·基利安主持的“对外情报顾问局”的活动，并在邦迪和泰勒的领导下收紧了白宫的审查程序。同时，在艾伦·杜勒斯自动退休后，肯尼迪挑选了他自己的人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肯尼迪始终并没有对杜勒斯感到恼怒。杜勒斯勇敢地承担起了他在猪湾事件中的责任。对于应为这次行动负主要责任的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总统个人也没有对其失去高度的尊重，比斯尔后来悄悄地辞职了。不过人员更迭的时机显然已经到来。泰勒和司法部长都不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纽约检察官福勒·汉密尔顿受到郑重的推荐，几乎被提名了，但是最终却应邀去领导对外援助计划的实施工作（“就告诉他，”我向总统建议，“你的原意是让他领导国际合作总署（ICA〕，而不是中央情报局（CIA）”）。总统考虑了其他一些人，有的还受到接见。“我们要一个在社交界不太抛头露面的人担任这个职务，”总统对我们这些提出人选的人说。　　最后，他选中了共和党人、杜鲁门时期的空军部副部长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康。这是肯尼迪提出的人选在白宫内部引起长期争论的少数几次之一。麦康被人大肆夸奖，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将要改进和重振全部情报搜集工作的局长。同时，作为一个反对学术自由、反对不同学术思想共存的具有极大偏见的共和党人，他又受到了过度的攻击。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肯尼迪喜欢麦康的出色的而不事宣扬的工作成绩，以及他履行职责时的稳健作风。　　总统毫不怀疑地认为，在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时期，遇到一个隐蔽的专搞阴谋的敌手时，采用“卑鄙的手段”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不过他认为使用这些手段不应越出他制订的外交政策的框框，应该符合他对发展中国家订下的民主目标，而且应该事先有较多的策划和较少的宣传，不要象猪湾事件前所干的那样。他还认为，针对全面的冷战，特别是“解放战争”，从人情与心理方面进行规划，需要作出比中央情报局或五角大楼所作的更为广泛的努力。　　“作为一个自由国家，”他说，“我们在恐怖、暗杀、作出假的承诺、伪装暴徒和制造危机策略方面无法同我们的对手较量。”但是我们在争取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的支持时所需要用的政治和经济的策略方面，则能够同他们较量，我们能够用共产党自己的反帝反殖口号去反对共产党人，并把在今后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中统治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争取到一国的独立事业中来。在泰勒、默罗和司法部长的协助下，肯尼迪成立了一个新的冷战战略委员会来发展这些策略。他下令使我们的反游击部队接受文职人员的许多技能的训练，并下令派遣数以万计的文职人员去接受反暴动的课程。我们在拉丁美洲发起了一个城市行动计划，为的是训练当地军队架桥、从事农村卫生工作和防止城市骚动。　　然而，同共产党游击队和暴徒作斗争所需要的特殊军事职责，却落在五角大楼的肩上——而且这个职责确实是“搁置”在那儿。有好多年，这个问题在轻重缓急的次序上处于次要的地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问题在希腊、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老挝、越南、古巴和中国都广泛存在。这是西方武装部队中最薄弱的环节。美国陆军中的特种部队仅仅由一千八百余人组成，而且是为了在东欧的一场大战中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行动而进行准备的。他们的装备全过时了而且很不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没有更新过。　　比经费问题甚至更要紧的是，整个反游击活动需要领导有方和灵活善变。肯尼迪总统远比他的任何一位将领，甚至远比麦克纳马拉更多地提供了这种领导。他发觉陆军战地手册上没有多少可学的，于是阅读了赤色中国的毛泽东和古巴的切·格瓦拉写的关于游击战的经典著作，并要求有关的军事人员也这样做。他并不依赖美国的游击队去打赢国外战争，因为他知道游击队所依靠的是当地的农村，而且主要必须靠当地的农民作战。但是，肯尼迪认为，美国能够为这一新型的而又古老的作战方式有效地提供训练、武器和领导。　　起先，陆军的高级将领全持怀疑的态度，即便不是不高兴的话，因为他们惯于为战斗部署过于庞大的集团军和作战师，而不宜于应付这些微不足道的骚乱。肯尼迪却支持这支部队。马克斯韦尔·泰勒也支持他们。不久，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布雷格港进行训练的特种部队在规模、技术和士气方面都发展得很快，逐步取得了较好的训练和较好的装备。后来，各军种都想表明他们在这方面正进行着多少努力。空军提出一项“农村门口作战”计划，用新编的突击队式的“詹姆丛林”部队为丛林战提供空中支持。海军增加了两栖和水底破坏小组，并建立了一支越南人的渔船队，去骚扰越共的补给线。受过游击战训练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增加了一万五千。驻在外国的军事顾问、教练和武官高速度地接受了驻在国语言的训练。军事学院和陆军大学都增设了游击战和反暴乱训练的课程。　　但是总统感到自豪的仍然是陆军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迅速地增加到他就职时人数的五、六倍，虽然无论从总人数或从需要来看，他们仍然是很少的。总统再次不顾高级将领们的反对，指示说，特种部队应戴绿色的贝雷帽作为与其他兵种有所区别的标志。他希望他们成为一支勇于献身、素质优良、由专门人员组成的精锐部队，他们接受训练，以便在游击战中训练当地农民，他们准备执行广泛的文职人员的和军事方面的任务，能够在离丛林不远的村庄或敌人后方生活。他亲自监督挑选新的装备——例如，用轻便靴代替笨重的、走起来很响的作战长统靴，而当轻便靴证明容易被竹签戳坏后，就在鞋的里层装上有弹性的钢鞋底以增加牢度。他下令提供更多的直升飞机、携带较为轻便的地面电台，以及供比较矮小的越南人使用的短小、轻便、后座力小的步枪，而这种枪仍然具备丛林战所需要的各种射程。　　后来，尽管许多陆军高级将领继续反对，新的反游击战部队却证明是肯尼迪作出的最重要的军事贡献之一。在南越，他们帮助接生，抹去足迹，挖井，防止伏击，提高土气并组成有效的反共地带。“这些人的好处，你说也说不尽，”在肯尼迫发动这项计划四年之后，一个观察这场战争的人从战场上回国来报道说，“不幸，在越南……绿色贝雷帽的战士很不够。”更多的贝雷帽战士还在开赴越南的途中。但是那一年，有一个不在越南的绿色贝雷帽战士却在阿林顿公墓一片荣誉墓地上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