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使他失望的经历——同时这种经历使他看到了在国务院内部必须有效率更高的管理，以及寻求盟国立场一致的困难和进展的迟缓——是他要给苏联备忘录一个迅速的明确的答复，这一复文应是他就职以来西方关于西柏林立场的第一个正式官方声明。他等待国务院的复文稿本。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对苏联同时递送来的关于核试验的备忘录也答复了，可是美国官方对西柏林问题仍然保持沉默。最后，过了一个月，总统要求将最近提出的复文稿本拿来，以便于美国独立纪念日在海恩尼斯港度周末假期时审阅。使他感到惊愕的是，他看到的不是所有美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都可以理解的、条理清楚、简明扼要的答复，而是将一些陈词滥调和消极词句汇集在一起，其中没有一点新东西。整个文件本来只要花现有稿本四分之一的时间和十分之一的篇幅就可以写出来了。他要我在当天下午提出一个比较简短的文本。后来他才知道，如果不在盟国之间以及各部之间再次传阅通过，这一改写的文章就不能代替正式照会。可是，不管怎样，他还是用它作为总统对于正式文本的一个“说明”。甚至到那时候，正式照会还是要到7月18日才能准备好，这样两星期又过去了。　　到了7月18日，就美国所应作出的全面答复，他已考虑好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决定。赫鲁晓夫在维也纳曾一再强调，如果为柏林问题采取军事行动，那必然是美国发动的。他显然不相信肯尼迪会为了高速公路的交通管制问题发动一场核战争。因为完全被东德领土所包围的西柏林特别容易为共产党军队所攻占或困死。在和约签订后，如果西方通道为东德的一个警卫班、一个中队、一个营或更多的部队所封锁，多年来过分依赖大规模核报复的西方，就不能以其非核力量对抗共产党部队。那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要么打一场核战争，要么就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正如总统所指出的，“不是大规模破坏，就是忍受耻辱”。　　肯尼迪从维也纳回国后，立即专心地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联合参谋部所制订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探”。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一种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苏联人的，甚至东德人单独的遏制。随后这些计划就提出需要使用核武器。总统说，总之，“我们从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立即进入相互使用核武器的行动，这当然就意味着……我们也在毁灭本国。”这样，每一方都没有什么时间或机会可以犹豫一下，进行商谈，重新考虑或者判断对方的意图。一份柏林计划的文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挪掉使全球毁灭的核弹的火线，至少我们可以把火线拉长一点。　　肯尼迪把当时制定的战略看成是一种软弱的、危险的主张。双方在该地区能够迅速部署的地面部队是那么的不平衡，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促使他逐步地切断去西柏林的通道，使我们无法用核打击来报复。他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相信我们只有原子弹，他就会以为我们……不大可能会使用它。”　　因此总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采取了在中欧迅速集结战斗部队的办法——使集结起的部队大到足以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切身利益已深深地卷了进去，以致我们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防止这些部队被击败或者被俘虏。这就需要调集大量兵力足以使东德警卫队不能单独地轻易夺取这一城市以免削弱我们的谈判力量——并且要使兵力大到足以在选择核战争还是退却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时而是有一个月的真正的“踌躇时间”，还要有足够时间调动后备部队，显示我们的决心，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并在使用“最后的”武器之前，双方的最高一级能够先联系一下。　　肯尼迪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功使赫鲁晓夫不逐步封锁西柏林。此外，这样承担的义务也会支撑西方的意志，即暗示美国人将呆在那里。他争辩说，如果赫鲁晓夫指望盟国在核威胁面前不团结和胆怯，那末其他西方各国也增加地面部队（它们并不都听得进他这一意见），就可以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的可靠性有所增长。　　下一章里我们将讨论这种集结的确切性质和人数。除了军队和文职人员之间在作出任何重要的军事反应之前，就是否应先采取经济和政治行动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以及空军人员对由他们担任非核性任务有些怨言外，在1961年夏天，政府内部对这一做法的必要性很少有不一致的看法。至于对还要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那僵硬到危险地步的军事应急计划，使用储备物资和进行空运准备工作以加强西柏林的战备，以及在通道被切断的情况下对东德实施经济制裁等问题，在内部也是意见一致的。可是政府内部也有尖锐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有关的问题上：（1）总统是否要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2）在军事集结的同时，是否需要立即建议举行谈判。迪安·艾奇逊在最后的报告中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而对第二个问题则作了否定的答复。他的看法最初在国防部和国务院占优势。　　艾奇逊争辩说，只要赫鲁晓夫相信美国是相当认真的要为柏林而进行一场核战争，他就会被吓住———而现在他不相信这一点。常规力量的集结，虽然似非而可能是地会造成那种印象，但我们不能冒风险去使赫鲁晓夫只相信我们限于打常规战争。宣布全国处干紧急状态能便总统召集一百万预备役部队，处长服役期限，把妇孺等从欧洲撤退回国，并使我们的盟国、我们的公民，尤其是使赫鲁晓夫先生对我们看待这种局势的认真态度获得深刻的印象。兰尼兹尔将军还说，单靠增加征兵，我们不可能在年底以前就拥有足够的训练好的人员。　　肯尼迪说，可是在猪湾事件后，为了在盟国之间重新树立他的领导威信，他经不起作出过分的反应。全国紧急状态的宣布是向全国发出警报和承担义务的最后武器。他理解到这种宣布是不能经常搞的，或者轻易解除的。在不低估柏林威胁的严重性的情况下，也许最好等苏联真的签订和约或对通道采取行动时再说。他说，赫鲁晓夫能够在柏林和其他六、七处地方放松压力或施加压力，这就需要美国准备作出长期的全球性的努力，而不是为了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高峰”的事态——如他所说的——经常制订“应急计划”。为宣布全国紧急状态而设想扩大新预算和税收，将危及长期需要的对外援助、空间研究工作和国内各项措施。　　此外，他喜欢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来电中的意见：不使我们盟国感到惊慌失措的那些实质性的、但却是静悄悄的行动，更可能影响苏联的意向。其他苏联专家也劝告说，更能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不是戏剧性的姿态，而是我们的备战工作中的长期性的军事集结。这是和肯尼迪本人的哲学相一致的：如果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就不怕调子放得低一些，因为这种决心是名符其实的，而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是很少能吓倒别人的。他的情报顾问们补充说，在早期阶段就大吹大擂，将迫使苏联人用强硬的公开姿态和自己的军事措施来回答，并使他们的谈判立场更为僵硬。　　总统逐步地说服麦克纳马拉、腊斯克以及其他人同意他的看法。国防部长同意通过一项迅速而不十分显眼的国会决议案，可以更为逐步而有秩序地集结起军事力量来。7月19日星期三下午三点钟，总统在官邸二楼起居室同我们一小批人会晤，对他的计划作最后润饰。经过六个星期深入细致的会议，总统以坚定、明确的语调阐述了每一项决定。要求追加的军事预算总共是三十二亿，而不是四十三亿。要求国会给予准备动员预备役的权限，而不是立即进行动员。动员征兵数将增至原来的三倍以上，西柏林应作好准备，盟国对经济制裁应取得一致的意见，并将要求增加临时税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决定后来被撤销了），以及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总统和这些顾问随后于下午四时在内阁会议室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同更多的人一起会商。对刚才达成的一些决定就“落实下来”，写进正式记录。艾奇逊挖苦地质问对他建议所作的修改，而使总统感到高兴的是——他就喜欢口头上的交锋——那位只在前一天才最后转向支持这些改变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用同样的激情为这些改变作了辩护。　　同艾奇逊文件以及总统顾问中最初占优势的观点相反，总统还是决定西方应当在谈判问题上“向前看”。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克里姆林宫的专家又起了作用。他们建议说，能够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是我们在谈判立场上的坚定而不是采取拒绝一切谈判的做法。艾奇逊劝告说，赫鲁晓夫不会接受什么合理的东西，而会把所有建议看成是软弱的表现。总统回答说，对于苏联倡议的和会，我们不能失去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后来说：“我们不想让宣传的讲台和讨论的方式听任别人来挑选和垄断。”如果只有苏联人提出“和平的”解决方案，他对世界规模的宣传运动——关于西柏林“自决”和两个德国的对比——所抱的希望必然会化为泡影。他不想诱使西方相信，谈判桌上的会晤会缩小整个危险。但是他希望说服赫鲁晓夫，在尚在积极探索可供选择的办法之时，推迟签订和约。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西方必须提出一些互相取得一致的新意见——可是，到7月中旬还是什么也没有出现。实际上，寻求能使有关各方都接受的新意见的这种困难，在整个肯尼迪任期内将继续存在，法国人反对进行任何谈判，英国人反对不谈判就去日战争的危险，而德国人的秋季选举正在迫近，他们对这两种立场都反对，似乎也不赞同其他一切立场。因此，7月25日总统电视演说中最软弱的部分是有关外交途径的段落，它只是笼统地提了一下。尽管如此，他强调我们愿意“同任何或所有愿意理智地谈判和倾听意见的国家”进行会谈——我们愿意“消除西柏林任何真正刺激对方的事物，尽管这个城市的自由问题是不容谈判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权利的合法性提交“国际仲裁”，并把我们留驻在西柏林的问题提交其居民自由表决。这样做，他至少在很短时间里提出了比他曾在七个星期中从美国和盟国外交家那里所能得到的更为积极的意见。然而，这些意见还是比较缺乏首创精神。　　然而，这不是一篇软弱无力的演说。演说发表时，受到办公室内人员过于拥挤和情绪过于激动的妨碍。演说中对国内经济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对民防的看法也不准确。可是演说的基本要旨是坚定的、紧迫的，并没有诉诸威胁或表现出恐惧。我在周末就完成了初稿。星期一和星期二全天总统和他的顾问审查和修改了其后的几稿。泰勒将军建议加入下面一段：　　　　　我听到有人说过，西柏林在军事上是守不住的。巴斯东①　　　当时也是如此。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也是如此。如果人们——　　　勇敢的人们——要守住它的话，任何难守的地点都是守得住　　　的。　　--------　　①巴斯东，比利时东南部一市镇，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激烈反攻期间曾于1944年为德国军队所包围。——译者　　默罗建议加上这么一句：“有些人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可以谈判的。’我们不能同这样的人谈判。”邦迪建议增加下面的段落：承认“苏联在历史上对它在中欧和东欧的安全感到关心”以及“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勇敢地承受的重大损失。”记者马克斯·弗列德曼为一个雄辩的结束语提供了根据。我加上了总统在7月19日会议上讲过的一句话：“我们不希望军事的考虑支配东方或西方的想法。”国务院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了一段提示：“我们每一个人在和平时期对西柏林提出的庄严保证，在危险的时刻是不会违反的。如果我们不履行我们对西柏林的义务，以后我们将何以自处呢？”　　最后，我按照总统的指示调整和完成了演说稿的全部修改、润色工作，在八点左右拿着他下午十时的演说稿本到总统官邸去。我发现总统坐在床上，背靠在温暖的垫子上，正在写个人的体会作为结束部分：　　　　　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国家面临着严重　　　的挑战，但当时我不能体会，而且任何一个没有承担过这一重　　　任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些担子会多么沉重，多么持久。……在　　　这些日子里，我要求获得你们的帮助和忠告。当你们认为我　　　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我要求你们提出建议。我知道，我　　　们大家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将竭尽全力为祖国服务。　　　在今后的几个月，在我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善　　　意、你们的支持，尤其是你们的析祷。　　这是一篇优郁的演说的忧郁结尾——事实上，比美国人民惯于接受的演说更为忧郁，比相互拥有核能力时代的任何一个前任总统的演说更为忧郁。他说，西柏林现已成为：　　　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　　　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一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　　　立的状态。　　　　　我们不能，也决不会允许共产党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　　　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两　　　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　　　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　　　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自己的安全分开。……我　　　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　　　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作　　　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　　　事业。　　　　　总起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　　　场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你们政府政策的意图。在你们和其他　　　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　　　和平能持久。　　赫鲁晓夫后来函告肯尼迪，他认为这篇演说是好战的。在这以前，他已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老军服，喧嚷着要毁灭侵略者。然而他在一次同约翰·麦克洛伊的私人谈话以及后来同肯尼迪的通信中表示，他对美国追加军事预算和向西柏林派遣增援部队极为恼火。他把这些行动称为军事上的歇斯底里。他也许暗自为肯尼迪没有让步，为西方也和他自己一样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谈判建议而感到十分愤怒。他自己的威信也在很大程度上卷了进去，受到了这样一些压力——东德和其他东欧政权要求稳定德国边界，并要除去柏林的“刺”的压力；在共产党阵营内部那种要他遵守诺言，“击退”东德主权的破坏者那种更为好战的呼声的压力。　　为了想利用西方的分歧，赫鲁晓夫那年夏季交替使用合理的姿态和威胁的姿态，他某一天恐吓地谈到为柏林的一场核战争给西欧留下的“一堆废墟”；下一天又亲切地建议，美国和俄国的象征性部队可以按联合国的一项解决办法留在西柏林；另一天又警告说，如果西方强行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意大利的橙树丛、希腊的橄揽园和古卫城①都将遭到毁灭。　　--------　　①这里指雅典的古卫城，即著名的巴台农神庙所在地。——译者　　8月中旬，危机中的一场危机愈来愈危险地迫近爆发点。好些年来，共产党人不顾西方的抗议，在东西柏林之间逐步地增加法律上的——在某些情况下是物质上的——障碍，其中包括临时关闭大多数通道口，需要特种通行和入境许可证，以及禁止西柏林人在东柏林工作。东德人和东柏林人感觉到他们已被逐步关闭起来，就越来越多地越过铁幕的主要孔隙，即东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逃跑。到1961年夏季，约有三百五十万人离开他们的家庭和工作岗位去西柏林的难民中心和飞机场，使已经衰退的东德经济濒于绝境，并使全世界都注目于他们选择自由胜于选择共产主义的态度。8月份，由于对战争的恐惧或受到更多的约束，难民外流从每天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赫鲁晓夫8月13日的反应——也许部分由于肯尼迪的演说以及戴高乐反对四国谈判，而主要是由于东德人力的外流——是筑墙。　　柏林墙——以高高的、可惜的带刺铁丝网和混凝土的障碍物封锁了这两个城市的边界，它使家庭朋友分离，把东德人禁锢在内，自由德国人排除在外，使西方在更加有限的基础上进出东柏林——使自由世界感到震惊。肯尼迪立即要求他的助手和盟国提出意见，但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所讲的没有多大用处。　　大家一致认为，东德政权早就有关闭边界通道的力量，它迟早必然会这样做的，至少，在西方未能被指责是挑起这件事之前，它就做出来了。大家也同意，墙——建在东德领土上，是在苏联管辖区内十三年之久的、一系列类似行动中最近的、最恶劣的行动——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不近人情的，但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它结束了西柏林对东方作为橱窗和逃生之路的作用，可是不妨碍西方长期强调的三个基本目标：我们留驻在西柏林，我们去西柏林的通道和西柏林人选择他们自己制度的自由。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在我国的、在西柏林、西德或西欧的——建议盟国军队应向东德领土推进并把墙拆毁。因为正如卢修斯·克莱特军后来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可以后退十码、二十码或五百码建立另一堵墙。如果再拆，就又再建另一堵，除非西方准备把它的生死攸关的利益范围扩大到东柏林境内而发动一场战争。任何一个盟国或顾问也都不希望西方作出一个刺激性的反应，从而可能在绝望的东柏林人中间引起一场暴动——这只能造成另一次布达佩斯式的大屠杀。　　然而，总统确信需要作出某种反应——不是去威胁共产党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和懊丧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我们的应急计划是为出现干扰我们的西柏林通道而准备的，不是为来自东方的移民而准备的。我们的情报判断，尽管认识到共产党人必定要控制他们人力的损失，但对这一特殊行动没有预先提出警告。因而，肯尼迪不得不靠自己临时去想出办法，而在此期间，关键性的时刻——太多的时间——已过去了。　　最后，为了考验共产党人的意图和显示我们自己的决心，总统增派一千五百名美国部队，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东德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他说，将驻军增加一千五百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的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可是“西柏林人现在将从（我们）一次承担义务的提示中受益”，而苏联人将认为这批军队是“我们为了那种意图而交出的人质”。这是他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使美国军队同苏联军队进入潜在的对峙状态的第一项命令。他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当第一分队的六十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感到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同时，他派副总统约翰逊去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鼓舞他们的希望和意志，并以我们最庄严的（得到总统个人赞同的）誓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神圣荣誉”，去重申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陪同约翰逊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他在此后不久作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儿呆了较长的时期。在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需要西方进行大规模空运时，克莱是负责指挥的。作为对盟国努力的不断鞭策，作为西柏林人所热爱的象征，克莱的出场得到总统的高度评价，尽管克莱的私人电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有时还暗示除非同意他的要求，不然他可能要辞职。总统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做好，并且一直公开地忠于民主党政府。”虽然总统对克莱不能把我们在西柏林的“极为重要的权利”同我们对东柏林的不满加以区别并不总是感到愉快的，但是他完全谅解将军的脾气——有时没有等待来自华盛顿、诺斯塔德将军以及在柏林的盟国代表的指示取得一致就采取了行动。　　武装部队、约翰逊以及克莱的任务，其基本目标都在于重新燃起西柏林的希望。西柏林的精神已为柏林墙所损害，它的作用改变了，它最终作为重新统一的德国首都的前景变得暗淡了。赫鲁晓夫预言，西柏林很快会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凋敝的城市。许多西方人也看不到有什么希望来诱使新的工业和劳动力到这里来，或者甚至没有什么希望劝诱现有的城市居民留下来。有些人主张将这一城市完全并入西德，可是肯尼迪认为这就会失掉使这个城市重新统一的一切希望，只会引起苏联人进一步采取行动，而西方实际上一无所得。取代的办法是从上述三项任务出发，在沃尔特·罗斯托①领导下，作了一次重大的努力，以维持和增强西柏林的活力——提高它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的作用——吸引年轻的家庭、新的投资以及争取世界的同情。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随后的一些年里，西柏林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繁荣起来。　　--------　　①沃尔特·罗斯托当时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的副手。——译者　　然而，这堵墙继续存在，它是紧张局势的可憎根源。在一个阶段，西方和苏联的坦克和军队在防栅两边互相对峙，直到苏联人向后撤退。美国为表明我们有权进入东柏林所作的试探——不顾红军关于西方人在西柏林应离开墙一百米以外的警告——都是成功的。可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由于一方相信对方会让步，而促成一种双方都无法让步的局面。苏联在9月份恢复核试验，加强了交战的气氛。　　总统迅速地建立起西方地面部队的实力（尽管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因为我们的盟国没有按比例增加它们的部队），大幅度地修改对柏林的应急计划，以便在需要作出反应时有更广泛的选择。他推测那一重大的对峙将在何时出现苏德和约将在何时签订，而切断通道的行动将在何时采取。可是这种对峙始终没有发生。1961年12月的限期过去了，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危机的势头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低落了下去。但时而由于在柏林墙或通道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危机又会突然加剧。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2年头几个月内，苏联对于从西德到西柏林的空中走廊蓄意进行的试探。苏联飞机投下金属反射体来干扰我们的雷达，飞近我们的飞机进行骚扰，苏联人看来似乎在尽一切可能来同西方联盟捣乱，使之分裂和失败。可是按修订过的应急计划以及诺斯塔德将军沉着的领导下，所有的飞行继续进行，增加了战斗机，并且警告了共产党集团各国，阻碍空运将使它们的飞机不能进入北约组织国家。干扰终于结束了，危机的势头再次低落下去。　　我们必然假定，危机趋势的消退，部分是由于赫鲁晓夫更清楚地认识到，把通道交给东德人是极其危险的冒险行动，部分是由于东德人口迁徙的终上，从而减轻了要他立即采取行动的压力。可是，危机趋势的消退也由于肯尼迪终于成功地使得他那一方既准备好谈判又准备好战斗，并把东西方的武装对峙转变为口头交锋。总统说，“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最好是争论下去，争论下去，而不是战争，战争。我们将继续争论下去，争论下去，看看我们是否能产生有效的成果。……这就（是）目的……征召十六万人（以及）使我们的国防预算追加数十亿美元……而不是进行一场核战争。”　　然而，为了要争论下去，争论下去，肯尼迪必须克服他自己政府内部以及西方联盟内部的激烈的反对，可以说，他从没有在任何一方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外交姿态的改进比我们军事态势的改进要慢得多。国务院中一些“德国通”不仅是——正如某些人所谴责的——忠于杜勒斯-阿登勒的老路线，而且与一些苏联事务专家相反——这些专家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之一至少是东欧的安全，并且认为西方应当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他们基本上相信，在这种局势下苏联的真正目的是破坏西方联盟，而除了提出一些显然完全不能达到目的的建议外，对进行任何其他谈判的愿望都是软弱的表现。他们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因为苏联人在中欧没有我们可以退让的合法利益，并且西方也不希望作出苏联人可以接受的变动；对被一再拒绝的原有的“西方和平计划”的任何修改将被西德人看成是出卖。因此，国务院对总统所提新建议的要求作出反应很慢，并且在同盟国对等人物会谈时也很慢表示看法。　　在西德，普遍存在两种忧虑：既担心盟国立场不坚定，又担心它们立场坚定。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指出，当西德人受到战争威胁时，他们欢迎作出让步，可是随后又抱怨说西方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一些。阿登纳政府——一位钦佩这个政府的美国人把它说成是“极为神经过敏的”，是怀疑新的应急计划会削弱使用核武器的决心的。——没有使德国人民去正视现实的抉择。这个政府是谣言的温床，没有一个谣言是真实的：例如说什么西方早就知道要筑墙，或者说什么西方已签订一个牺牲德国的秘密协定。　　在法国，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阿登纳的，但想法有所不同。同德国总理不同的是，他看不到会谈两个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或从波兰手里收回奥得——尼斯线以东有争议的领土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他确信，赫鲁晓夫在虚张声势，看来不存在真正的危机，早一些摊牌就能证明是这么一回事，常规部队是不必要的，而政治上的主动的表示则会有害处。由于西柏林是三国负责的，肯尼迪曾建议，等葛罗米何在1961年9月来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举行四国部长级会谈。戴高乐反对在西方采取新的立场以前举行任何类似的会谈——他也反对采取任何新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军事准备上与法国人一样地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英国人（但是有不同的原因），则表示只渴望在协商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而在肯尼迪看来，这只能鼓励赫鲁晓夫更加强硬起来。　　因此，总统决定，美国作为联盟自封的代理人，将独自地争论下去，争论下去。从理论上说，我们不是进行“谈判”，而是进行“探索性磋商，看看能否着手开始认真的谈判”。戴高乐甚至反对这一决定，并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报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分裂（十四票对一票）。阿登纳被肯尼迪说服，勉强同意，可是德国外交部继续走漏并且诽谤所提出的每项新建议。总统常常指出，无论是西德，还是任何其他盟国，对这场危机的反应都没有使它们增加同我们相对称的军事和财政负担，而他还得约束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公开评论：“这些国家现在讲得（那么）振振有词。说一句‘噢，好了，你们不应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这是不难的……可是，是我们承担了主要的军事重担啊。”他又指出，阿登纳对“过分乐观”而产生的各种危险表示了关切，而这是一个未必会发生的危险。　　肯尼迪认识到，如果联盟出现严重的分裂，就会助长赫鲁晓夫的野心，并且，他不能拟定西德人认为是出卖他们的任何解决办法。可是他也相信，外交战线的失败就意味着回到军事战线上去。一年多来，他进退两难，有点动摇不定地继续干着。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说，“这是不容易的。”　　　　　美国试图继续为几个国家去进行谈判。所有这些国家对　　　于应如何行动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有　　　希望解决的立场。……这就要每天磋商……可是……这就需　　　要个长时间。……必须对这些问题公开辩论……甚至在它们　　　成为我们的正式立场之前……这就使我们很难同苏联进行任　　　何谈判。　　然而，会谈继续进行着——在纽约、莫斯科、日内瓦和华盛顿，在腊斯克和葛罗米柯之间、汤普逊和葛罗米柯之间、腊斯克和多勃雷宁之间以及肯尼迪和葛罗米柯之间进行着。在肯尼迪同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中和肯尼迪同阿朱别依的会见中，也讨论了一些建议。可是没有真正的进展。随着所有重叠的美国和盟国机构陷入分歧和枝节问题的讨论，就很少出现新的倡议。多数倡议来自白宫或诸如艾奇逊这样的一些外界的顾问——总统认为，甚至这些倡议，在官僚主义的和盟国的机构中间转圈时，也被废弃或被忽视了。提异议、修正、拖延或把这些倡议提交到这个或那个讨论小组，这一切都似乎阻碍了每一项已提出的计划，也妨碍了几乎每一次的苏美会晤。如果白宫和国务院同意，一个或更多的盟国却不同意；如果大家都同意，苏联人却又不同意。的确，在整个事件中，对肯尼迪最有益的教训之一是：强使德国人和其他盟国接受怎么也不会是真正可以谈判的解决方案，是愚蠢的做法。　　不过，会谈达到了更清楚地表明美国立场的这一目的，讲清楚了我们会为了什么和不为什么而战斗，或我们要为什么和不为什么而谈判。肯尼迪说，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使他的目标具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他强调，他捍卫这些目标的义务则是无限的。他指出我们真正关切的是我们的通道和其他权利的持续，而不是苏联人是否同他们自己建立的政权签订和约或俄国还是东德哨兵在高速公路上为西方通行文件盖印，甚至也不管是否东德有代表出席会议或参加国际通道机构——这使得阿登纳和那些持“强硬路线”的外交家很不快。他也不是看不见将会使德国继续分裂若干年的活生生的事实，以及乌布利希政权在东部的控制，目前东部边界的永久化和东欧对德国军事能力特别是核武器的畏惧等情况。他情愿减少美国在西柏林某些实际上不必要的“刺激”活动。他愿意承认东欧国家在防止未来的德国侵略问题上所具有的历史性合法权益。他问道，是否能在这一范围内对东欧国家有所迁就，以换取有关西柏林境内的自由和进入西柏林的自由的一项详尽的书面保证，从而改善我们的地位呢？“我们不受任何刻板的方案约束……我们看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　　腊斯克由于职务关系而偏向于开四国部长级会议，他最初打不定主意是否就这一问题同苏联人单独会晤。可是一旦他开始了这项工作，他就不懈地和巧妙地表明，利用长时间的讨论来避免僵局和防止灾难是有价值的。1961年秋，他同葛罗米何在纽约举行的三次会谈中，都强调指出，西方不会签订一项作出让步的协议，以换取目前的不很明确的权利。他说，“那就是用两倍的代价买同一匹马。”肯尼迪在随后同葛罗米柯的会谈中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比喻：“你们是在拿一个苹果向我们掉换一个果园，我们美国不会这样干的。”在打比方方面不落人后的赫鲁晓夫后来在信中抱怨说，西柏林对他来说不是果园，而是带刺的杂草。　　柏林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来往信件的主要话题。1961年9月首次通信就有助于使这场危机冷却下来，虽然赫鲁晓夫随后在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信件里语气忽而严厉忽而和缓，总统总是设法提出他所赞同的信中的某一段落以使部长会议主席仍抱有希望。他给赫鲁晓夫写道，由于东德和约会使西德人民确信重新和平统一已不可能，这可能会恰恰引起赫鲁晓夫所最为担心的那种民族主义和紧张局势。他指出赫鲁晓夫不愿使局势恶化的说法同乌布利希的粗暴的恐吓是不一致的。他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承认西方继续留在西柏林方面更为现实一些，正如赫鲁晓夫希望他承认整个柏林或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不是立即可能实现的一样。　　在1961—1962年期间，总统亲自关心着各种谈判建议：1959年“西方和平计划”的最新改写本、国际法庭仲裁、整个柏林成为自由城、西方和共产党人举行平行的和平会议、五到十年的暂时解决办法、将柏林用作联合国总部、中欧安全计划、国际通道机构和十点共同声明等等。但大多数建议都经不起盟国的仔细研究，以及法国和德国的蓄意泄露而失败了。正如麦克米伦首相同他议论时所说的，其结果使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向俄国人提出，“几乎连汤都没有，更没有鱼这道菜”。在戴高乐的刺激之下，德国人在1962年春天再次大为恼火，他们不公正地指责美国人没有把所有的建议告诉他们，还抱怨那些已告诉他们的建议。肯尼迪后来承认，我们的错误是力图使德国人接受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的一些打算。　　然而，接触和交换意见在继续进行。肯尼迪常常把这个问题同奥地利问题相比拟。奥地利问题经过好几年的毫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到赫鲁晓夫执政后突然产生了一个苏联一西方协议。可是甚至在1963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和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助于改变讨价还价的气氛以后，还没有达成或将要达成一项协议。不过，赫鲁晓夫取消了他的压力并终止了他的威胁，而总统相信，我们表明谈判的意愿——通过坚持合理解决的可能性，通过把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看待以及使全世界知道不是我们不愿妥协——已为和平保卫西柏林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了争论下去而“争论下去，争论下去”是有益的和有效的，而既然压力已不存在了，肯尼迪也没有努力提出任何新的解决办法。　　在1963年，墙依然矗立在那里，可是东德人为打开贸易往来而开始提出一些建议。西柏林仍然是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城市，一个深深地座落在被禁闭的东德之内的自由和繁荣的孤岛。意外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包括1963年秋天的不体面的争吵：西方军队在高速公路检查站是否需要下车或把卡车尾板放低以便计数。可是西柏林的通道仍然畅通无阻——西柏林仍然是自由的——并且一度担心的毁灭性的核战争、西方联盟的垮台以及单方面的和约都没有发生。肯尼迪总统说过：“我想（共产党人）认识到，西柏林对我们来说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将要留在那儿。”　　西柏林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1963年6月26日给予约翰·肯尼迪的欢迎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热烈的一次。欢迎队伍的规模，他们的欢呼声以及从他们眼中所流露出来的希望和感激的心情，使我们一行中的一些人感动得流泪——甚至在我们视察柏林墙以前就这样。总统——他后来说，他的旅行使他更为深刻地理解到德国最终重新统一的必要性——感动得即席发表雄辩的演说。他在一次工会会议上讲：“当我今晚离开时，美国仍留在这儿。”他对驻扎在这个城市的美国军队说：“你们现在是他们的人质。你们是……箭头。”在柏林市政厅勃兰特市长举行的午餐会上，他提议为“柏林墙两边的德国人民（和）墙两边的自由事业”干杯。　　在市政厅外的平台上——从那里就我视线所及，只看到颂扬着“肯尼一迪”、“肯尼一边”的一片人海——他发表了一篇最为激动和鼓舞人心的讲话：　　　　　两千年以前，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罗马公民。”　　　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真正不理解——或者口头上说不理解　　　——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重大争端是什么。让他　　　们到柏林来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浪潮。让他们到　　　柏林来吧！……甚至也有少数人说，共产主义确实是一种不　　　好的制度，但是它使我们能够取得经济进展。“让他们到柏林　　　来吧！”　　　　　自由遇到许多困难，民主也还不完善，但是我们绝不需要　　　筑起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　　　　　我们……期望有一天在一个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这　　　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的欧洲大陆——将　　　合成一个整体。当这一天最后到来时——这一天是会到来的　　　——西柏林人民可以对这一事实感到合乎情理的满意：他们　　　一直在第一线战斗了将近二十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那里——都是柏林的　　　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以能说“我是柏林人”这句　　　话而感到自豪。　　在我们当晚启程越过东德上空飞往爱尔兰时，总统还为他所受到的接待而兴高采烈。他说，这将使所有美国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努力和所冒的风险已赢得了感谢。他要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纸便条，“在有些泄气的时候打开它，”上面他将写下几个字：“到德国去。”　　我觉得当他进入“空军一号”座机机舱时，他的神态比那天人们对他歌颂时更自豪，更愉快。这种自豪和愉快的神态，反映了他对自己不怕危险和诋毁，为使西柏林保持自由做了必须做的事而感到满意。当他疲倦而愉快地在我对面坐下时，他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将永远不会再有象这样的一天了。”肯尼迪--第十九章　箭第十九章　箭　　在约翰·肯尼迪喜欢引用的所有丘吉尔的名言中，他最喜爱的一句是：“我们为谈判而武装。”肯尼迪认为，武装美国可以提供讨价还价的实力，并为裁军会谈和外交提供后盾。他在1961年还认为，需要采取迫切的步骤以确保“我们的武装肯定是足够的”。　　他的前任恰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认为我国的军备肯定已经足够了。这就使肯尼迪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我为此贡献了我毕生的精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0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防务方面的问题时大声疾呼地说，“我认为，我几乎比国内任何别人更了解这个问题……防务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而有效的处理。”后来在1963年，当他抱怨肯尼迪的庞大的军费追加开支时。他曾说，“我任内所留下的防务预算已为我国提供了充分的安全。”　　但是约翰·肯尼迪则有着不同的看法。1940年，他作为一个学生作家曾经写道：“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军备永远同我们承担的义务相适应。”在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参议员，曾对我们是否已这样做表示极大的怀疑，同时他强烈反对实行削弱陆军兵力的“新面貌”政策和过分依赖“大规模报复”的方针。1960年，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曾反复要求加强我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1960年12月下旬在我们审查了预算和计划之后，他作为当选总统曾向他的新任国防部长连珠炮式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现在是否应该提出一项补充防务预算……是否应该为北　　　极星、民兵和阿特拉斯导弹……防空警报体系……大陆防御　　　……常规力量现代化……空运能力……等项目追加经费？〔我　　　们）必须着手对我国的防御战略、目标和能力……由人驾驶的　　　飞机的地位……航空母舰……目前的军队实力……国外基地　　　……三军军种和军事使命的重叠……各种情报工作的协调　　　……指挥和控制系统，特别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权力……预　　　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作用……重新作出基本的估计。　　同时，他告诉了麦克纳马拉关于他在基本政策方面的第一项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提出事先确定的、武断的财政开支限额来规定战略或兵力的水平。”我们的战略将取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我国的兵力水平将取决于我国的安全和我们承担的义务的需要。肯尼迪的预算局局长和白宫的助手们将与麦克纳马拉合作，以尽可能低的费用提供任何必须提供的军备。“就象任何其他的投资一样，”肯尼迪在1960年谈到防务费用时说，“这等于用我们的钱去下赌注。不这样的话，就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下赌注了。”　　新政府就职后不到一周，麦克纳马拉向内阁作了汇报，然后详尽地向总统汇报了他在五角大楼所发现的情况：　　　　　1．用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应付一切军事和政治侵略，是我　　　们的朋友中很少有人相信，而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人相信的一　　　种战略。这一战略造成了我国常规力量的严重削弱。　　　　　2．对国家安全规定一个最高的财政开支限额，就使军事　　　战略在事先确定的预算中居于从属地位。　　　　　3．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容易受到出其不意的导弹进攻，非　　　核力量在战备师、空运能力和战术空军支持方面很薄弱，而一　　　支切实有效的反暴动力量则根本就不存在，库存武器中某些　　　主要武器完全缺乏，而其他的又超过需要。　　　　　4．不根据实际会出现的紧急状况而事先作出的无的放　　　矢的决议太多，而五角大楼制订的应付各种突然事件的计划　　　则太少。陆军依赖空运，但空军却无力满足空运的需要。空军　　　储存了只够打几天仗的物资，而陆军的储存物资却能够维持　　　一场为期两年的战争。　　结果，这位国防部长汇报说，在作出某些基本分析之前，他无法回答总统提出的所有问题。他要求对他本人提出的九十六个问题（这些问题震动了五角大楼，通常被称为麦克纳马拉的九十六只喇叭）作出详尽的答复。但是这时候，无论是过分拘泥于形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还是内部倾轧激烈、一盘散沙的五角大楼都无法对这些问题提供确切的答复。不过麦克纳马拉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足以支持总统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增加空运能力和加速生产北极星导弹的计划。同时，他也很赞成这篇咨文所作的指示，即国务卿“应重新估计一下我们的整个防御战略——我们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能力……以及我们现有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是否足够、是否已现代化以及是否具有机动性。”　　没有一个刚上台的总统曾经对防御设施进行过比他更为彻底的重新审查。肯尼迪希望在一个月内便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正尽力把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压缩到二十天之内完成，”麦克纳马拉说。不过他把这项工作比作一个建筑师未研究房屋建筑的基本概念，便设计新的房屋。　　这个月还未过去，报告就送来了。总统在与他的白宫班子（邦迪、威斯纳、索伦森），国防部人员（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和负责审计的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希契）和预算局人员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几乎对国防预算的每一部分都仔细斟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改。他增加了近三十亿美元的拨款，通过取消过时的或重叠的项目部分抵偿了增加的拨款。阐明这些修改情况的3月28日总统致国会的特别咨文，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它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敌我双方拥有核力量的时期所要采取的前后一贯的国防原则。　　　　　1．我们军备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和平，而不是进行战争。　　　……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无　　　论是我们的战略，还是我们国民的心理，当然还有我们的经　　　济，都决不能依靠永远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体制。　　　　　2．我们的军备决不会在任何攻击中用来发出第一次打　　　击。这样做并不是承认软弱而是力量的显示。我们必须抵消　　　任何可能会让侵略者得到的好处，办法就是……增强经过敌　　　人第一次打击后依然存在下来的那一部分部队的力量。　　　　　3．我们的军备必须是充足的……不受强行规定的预算　　　最高限额的约束。　　　　　4．我们的军备在任何时候，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　　　必须受到文职官员的最终控制和指挥……其中包括有关使用　　　核武器或使小规模战争升级为大战的所有决定。　　　　　5．我们的战略武器和防御力量必须足以阻止对美国或　　　我们的盟国蓄意发动的任何核攻击。　　　　　6．我们的部队与盟国的部队联合起来的实力和部署，必　　　须非常强大、非常有机动性，足以防止敌人通过有限战争不断　　　侵蚀自由世界。这种作用应该成为我国海外武装部队的首要　　　使命。　　　　　7．我们的防御姿态必须既是灵活的又是果断的……我　　　们的反应……必须是适当的（和〕有选择的……。在确定时　　　机、范围和目标时，可以进行周密的考虑并辨别各种不同的情　　　况。……　　　　　8．我们的防御姿态，旨在减少发生不合理的或事先未加　　　考虑的全面战争的危险。文官的控制　　总统的上述咨文和随后发表的有关军事政策的声明还具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反映了文官对决策的控制。“我和国防部长，”总统在咨文中说，“听取了我们的高级军事顾问的热诚意见。……但是我没有把宪法赋予我的决策责任委托给任何别人。”在随后充满危机的岁月中，除了在“猪湾事件”这一章中已经提到的那一例外，他行使了他的总司令的全权。　　防御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总统对空军学院说，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中，没有一个问题是纯军事的或纯政治的。我们在防务、裁军、外交和对外援助方面也没有单独的政策——“它们全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政策。”为了解决五角大楼一场由来已久的辩论，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指示，要求他们提出意见不要光是立足于狭隘的军事考虑上面，还要以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根据。　　在决定军事预算和战略时，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不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各军种所提要求的仲裁者。他们成了组织者、设计者和分析者，组织起专门小组来，分发出各种征询意见表，坚持取得各种抉择方案、确切的事实和精细的比较。虽然早经敦促，但由于受到激烈抵制，他们未曾把各军种统一为一个机构，只是把他们所作的努力统一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使三个军种的预算、兵力水平和战略第一次有了密切的配合，并打破各军种传统的界线，根据战略报复部队、大陆空军和导弹防御部队、一般部队、空运和海运部队以及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职能来分别制订预算。例如，新建立的联合进击司令部就是在一个陆军上将和一个空军中将的领导之下把战略陆军预备队、战术空军司令部以及支援的空运单位的作战部队合并起来的。我们北极星导弹力量的大小不冉取决于海军造船预算的规模，而是取决于我们全面的战略需要和其他武装部队所作出的贡献。例如，通过提供海军和空军都可以使用的新型的实验战术战斗机，我们便减少了重叠的武器系统的数目。当战略重心从轰炸机转向了导弹，易受攻击的海外导弹基地由北极星潜艇所取代，而部署在美国的喷气式飞机空运的部队也被视为适用于国外战线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时，其他一些一向占支配地位的军事装备终于向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让路了。　　有人抱怨说肯尼迪在作出这些重大的改革时绕过了他的军事顾问。事实恰恰相反，他即使不是经常地，却是定期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晤的。但是总统把军事决策集中在他的文职部长的办公室里。麦克纳马拉不仅依靠各参谋长，而且依靠一大批卓越的文职助手。这班年轻人摆脱了各军种之间的偏见，完全根据所需经费、可供选择的方案和便于管理等来考虑问题，这使军界的一些派系及其在报界和国会中专门为军方辩护的人感到失望。这些“神童”——人们给他们起了这么一个绰号——用经济、政治和其他分析来充实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的军事经验。　　在他留用的三军参谋长中，他最中意的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肖普虽然不常讲话，偶然发表的评论却总是干脆利落、深思熟虑和胸襟开阔的。总统在猪湾事件以后确信除了肖普外，邦迪的文官班子或留用的其他参谋长都谈不出他需要听的军事意见。　　他在白宫的三位军事助理也起不到这种作用。他们主要是按照白宫的规矩和程序办事，小心翼翼地相互监视着，以确保其他部门没有特别得宠。切斯特，克利夫顿和泰兹米尔·谢泼德分别来自陆军和海军，他们是特别干练、有益而忠诚的助理。不过正如空军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在1962年下半年所表明的，门户之见自然而然地渗人了白宫军事助理人员的心坎中。总统在拿骚尽力使英国人对停止发展闪电导弹感到满意以后，正在棕榈滩度假。当时华盛顿一个空军发言人却随即公开宣布，闪电导弹试验据说取得了成功，这使两国政府全感到窘迫和恼怒。　　为了填补明显的空白，总统在1961年年中劝说最能干的军人政治家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参加了白宫班子，充当“军事、情报顾问和代表”。泰勒的坦率而锋利的讲话，渊博的知识及其在各种军事能力方面的突出才干，完全符合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总统在1961年之前从未会见过泰勒，但是事实上他早就考虑过邀他到政府中来担任好几个职务了。　　军界集团的某些成员及其在国会和新闻界的朋友对于把一个新人物安插到参谋长和总司令之间并不感到高兴。但任期结束，参谋长更迭了，泰勒本人终于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只有一个人是肯尼迪留用的上届政府内的军人，即戴维·肖普。　　肯尼迪认为，正如任何文官部门的首脑一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总统的思想取得一致是至关重要的。他强烈反对一项法案，它把所有参谋长的任期固定为四年，这就减少了总统的任免自由权。“任何总统，”他说，“都应有权审慎地挑选他的军事顾问。”他私下对我说，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他将予以否决。为了显示他的信念和权力，他打破先例，没有再次任命海军上将乔治·安德森连任海军作战部长，并让空军参谋长李梅的任期仅仅延长一年。安德森在不止一个问题上同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意见不一，他离职的意义引起了他的高级军事同僚的注意，但是当肯尼迪为了使用他的相当大的才能，任命他当驻葡萄牙大使时，国会中许多支持安德森的人未能弄明白这对安德森实际上是一种牺牲。　　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决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必须坚持由文官予以控制。为了减少发生未经批准的或意外的战争的可能性，为了能够作出那种考虑周密和有选择的反应，以便结束或限制甚至是一场核战争，为了保持一种能够在混乱时期向我国的公民、军人和敌人下达公认的文告的明确权力，他们逐步改善了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生存力。在他们考虑采取的其他步骤中，还包括：制订一个比较保险的导弹计划，改进了的警报系统，更为明显地把权力集中在总统手里的制度，在战时更好地保护总统及其可能的继任人的办法，为总统和其他人设置的新的空中和海上指挥部，可供挑选使用的通讯联络渠道，对核武器的电子遥控装置，以及从白宫到B－52驾驶员机器发生故障和人体发生疾病的一系列改进了的检验装置等。　　总统在他的办公桌边，或者在他对全国各地军事设施的多次视察中，有时会检查一下通讯联络网的速度与可靠性。五角大楼作战办公室或某一遥远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官员们常会拿起难得使用的电话机，大吃一惊地听见总统说：“我是肯尼迪总统。我只是在检查一下通讯联络系统。你那边情况如何？”不过，他对所有这些专用电话的价值和用途依然有点怀疑。核威慑力量　　肯尼迪在三年中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美国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军事力量，它一共花费了约一百七十亿美元的追加拨款。正如他所指出的，这就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从最大规模的威慑力量到最微妙的影响”的多方面的武器库。最大规模的威慑力量是我们的战略核力量。从1961年3月发表第一篇国防咨文开始，总统就急剧地加强了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和地下发射的民兵式导弹的生产和发展。他在强调这些武器的幸存能力时，既强调了发现并摧毁这些武器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又强调了这些武器的第二次打击的、非挑衅性的、有充裕时间使用的特点（例如，它们与前几年部署在苏联附近的丘辟特导弹是截然不同的，丘辟特导弹易受攻击，是需要总统即时作出发射决定的易被摧毁的目标）。在竞选运动中，他曾发出警告说，要防止“引诱”苏联领导人，使他们认为“有可能在一次巨大的‘珍珠港式袭击’中把我们的飞机和缺乏防护的导弹在地面上摧毁掉”，所以这时他把更多的核武装的轰炸机——在远程导弹计划完成之前，这是我们的主要威慑力量——置于十五分钟内即可出发的戒备基础上。　　比这些武器的增加更令人安心的是，对“威慑力量”的精确含意和需要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即：这是一支相当大的核力量，足以保证：（1）总的说来，通过使敌人看不到任何获胜乃至生存的前景，给予敌人营垒中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决策者以尽可能强烈的刺激，使他不致于发动进攻；（2）具体说来，按照最悲观的设想，使能够顶得住可能发生的最严重进攻的我们那部分武装力量，（a）倘有必要的话，能够摧毁侵略国的城市和人口；（b）能够摧毁其余下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同时仍然能保持我们自己的一定的后备力量，使敌人确信，他们既不能完全摧毁我们，也不能赢得战争。　　怀疑论者问道，这种威慑力量怎样用具体数字来确定呢？所有各种因素都是变幻不定的。但在合理范围内，麦克纳马拉第一次作出系统性的努力，即根据我们对苏联进攻力量的规模和性质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报复力量的作战能力作出最精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威慑力量的水平。这些计算中所运用的估计是根据公开的报道、苏联变节者的汇报，以及现代化的和传统的情报方法作出的。　　在我们的预算审查会议上，麦克纳马拉实际上承认，他同意使核力量超过纯威慑作用的水平，这样万一威慑失灵，限额以外的核力量便可以用来限制苏联作进一步破坏的能力。不过，他和肯尼迪一致认为，如果走得更远乃至进一步去谋求“第一次打击”的能力——从理论上说旨在使敌人不能严重损害我们，这是空军某些部门所鼓吹的——不仅是不必要的浪费和挑衅性的，而且实际上也不是切实可行的。敌人总可以保护或隐蔽起足够的导弹力量，使美国至少有三四千万人死亡，特别是使用更多的潜艇发射的导弹的话。同时，当敌人看到我们增加军事力量时，他们也可能增加其本国的军事力量，从而轻易地便抵消了我们要超过他们的企图。　　在认识到失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最大的“反击力量”的能力是不可取的同时，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一场无休止、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所带来的那种不安全感以及应各军种首长的要求不分青红皂白增加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核武器的浪费情况。“为了使威慑力量奏效……我们的需要应有了个限度，”总统说。“当我们谈到能够在核战争中使用百万吨级当量的核爆炸力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谈到毁灭。用核武器去打击目标，难道必须用上许多次才有效吗？”他指望削减防御费用，以便把更多的拨款用于国内需要。　　但是对威慑力量的这些估计也使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清楚地认识到，单方面裁军是愚蠢的，而那些人抱怨说我们已拥有足够的核杀伤能力，可以杀死好几倍苏联人的说法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作为一个第二次打击的国家，我们的安全要求有足够庞大的军事力量，可以经得住第一次打击而仍然能有效地进行报复，因为我们的战略需要有足够的武器来摧毁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威慑力量足够与否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了。此外，威慑力量的概念不仅指的是要具有优势力量，而且要占有一定程度的优越地位。当这种优势为人们所知道——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来使人们知道——就可以使所有的盟国和敌人都确信这一事实。导弹差距　　同一个不开放的、侵略性的社会相比，需要多大力量才足以应付，为确定这个问题，产生了通称为“导弹差距”这一争论。在1957年苏联导弹试验成功以后，这场争论便迅速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现在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场争论：　　·与某些民主党人在1960年提出的指责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导弹前景所作的官方情报估计，并未因出于政治上或预算上的考虑而降低调子。　　·与某些共和党人在1961年提出的指责相反，民主党人前几年就“导弹差距”即将到来发出的警告是诚恳的、很有理由的。这种预测并不是骗人的政客或是那些明知自己是杞人忧天然而却渴望获得拨款的空军官员们虚构杜撰的。这种差距预测之所以产生，大部分是由于军界和文官犯了过于老实的错误，而这种预测又被共和党官员们和民主党参议员以及不抱党派偏见的专栏作家宣扬开来了。　　·艾森豪威尔在196O年贬低“导弹差距”的危险是正确的。肯尼迪在1961年加强我们的导弹计划也是正确的。事实上，两位总统在毫无根据的忧虑的促进下，着手集结起的具有高度优势的导弹力量，防止了出现任何差距。　　许多争论是因为对同一个词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而引起的。对某些人来说，“导弹差距”指的是各国当前所作的导弹努力的比较，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指的是未来所作的导弹努力的比较。有些人只谈论洲际弹道导弹，而有些人则谈论所有的导弹。有人拿导弹的绝对数字作比较，有人则提出一个包括技术、易受损害的情况、发射系统和侵略者所能占有的便宜等的较为现实的等式。　　如果“导弹差距”这个词指的是1957年苏联在火箭和推进器方面的领先地位，指的是把这种领先地位转变成世界上第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能力，或者指的是苏美两方任何一方所拥有的各种大小和各种射程的导弹的总数，那么“导弹差距”显然在有一时期内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这个词指的是苏联以导弹为基础的全面的军事优势——通过第一次打击就能把美国的报复能力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而言，那么“导弹差距”显然始终就不存在。　　然而甚至后一种差距也可能存在过，对这种差距的关注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苏联在1957年成功的导弹试验及随后的空间成就，赫鲁晓夫关于正在大批生产导弹的叫嚣，他的新的好战姿态及核讹诈的癖好，凡此种种似乎全证实了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情报专家们最大的忧虑。这些专家认为苏联人将谋求建立一支占优势的第一次打击力量，因为他们拥有这样做的工业和技术能力。一些毫无偏见的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的报告中全一再提到了这些忧虑，它泄漏给了一些专栏作家和国会议员，而在几位高级将领的证词中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几任国防部长都说，苏联在远程弹道导弹发展的某些领域中，至少在数量上领先是很可能的。同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1959年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的意见之后指出，该委员会的情报预测是苏联到1962年年底可能以三比一领先。　　但是在1960年5月1日U－2高空侦察机停止飞行之前，它们摄下的照片表明，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显然，他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一种大量生产和部署的武器，代价太大、体积太笨重、太容易受到攻击。因此，他决定只生产极少量这种导弹，而去抓紧部署以欧洲为目标的中程导弹，一面发展质量较高的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1960年是一个竞选年。人们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共和党人贬低导弹差距问题的企图。肯尼迪和他依靠的参议员所掌握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形势是危险的。在预选和秋季竞选运动期间，肯尼迪很少提到苏联导弹的“优势”，即使谈到，大多也非常慎重，而且总避免举出确切的日期和数字，只引用无党派专家的看法，同时强调说，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仍然是强大的，虽然未来会有危险。他说，日期和数字方面说法的矛盾，只是程度的差异，对此，他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是说证据是强有力的……我们无法把握我们未来的安全，正如我们不能确定未来有什么灾难一样。……如果我们在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犯错误的话，我宁愿我们为安全而犯错误。”　　U－2飞机侦察来的全部证据，在肯尼迪-尼克松竞选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送进来了。但是在为肯尼迪安排的中央情报局及军事情况的汇报中却始终没有向他提供过。8月下旬，他飞往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听取政府安排的情况汇报。他几乎立即便看出来，他得不到关于苏美导弹和轰炸机实力的全面的绝密材料。肯尼迪多少有点生气地坚持认为，他过去仅仅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情报就比现在还多，如果空军那么傲慢，那么到明年拨款时他决不会忘怀这件事。　　当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就职时，他们首次审阅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发现估计报告不只是一种而是几种。就军事情报代表而言，这些估计报告很可能同他们各自代表的军种的战略观点和职责是一致的。例如，空军对苏联导弹当时情况的估计远比海军的估计为高。正在他们谋求得到较好的答案的时候，国防部长——他对华盛顿新闻界的危险还是陌生的——却在一次介绍背景情况的记者招待会上结结巴巴地解释不清“导弹差距”的含意，这就对于他是否认为不存在这种差距这件事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但在夏末，局面就明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