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并不是完全寂静的。他由于获得了追求多年的荣誉而产生的那股兴奋情绪还没有消退，他也还没有完全从那些经常进行竞选活动的日子里转变过来。政治家和记者们不断地进出他的办公室。新总统的第一个来访者是前总统哈里·杜鲁门，他第一次在他以前的官邸里受到了欢迎。各种团体、知名人士以及各种奖金的获得者，从浸礼会教友到美女皇后，每天都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接待。每星期有三万封信件源源而来。上任后的头两个月里，肯尼迪发表过十二次演说。他还要到一些老朋友家里访问。各部的会议他也亲自去看看。记者招待会和背景情况介绍会全定期举行。还要把各种立法要求放进咨文中，分期发表，以求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 他那种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作风感染了整个行政部门。在他的办公室以及在华盛顿的每个部门里，很晚还灯火通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一段令人兴奋和鼓舞的时间，任何事情也不能压抑我们于此时进入此地所感到的高兴了。大约在就职一百天后，鲍勃·肯尼迪若有所思地回忆说，“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成功，因为所听到的都是每个人怎样在苦干的故事。” 对于白宫生活，新总统始终未能克服那种孩子般的自豪感和兴奋情绪。在他就职后开始全日工作的第二天，他跟保罗·弗伊和他的弟弟特迪一起做完弥撒回来，邀请他们进白宫来看一看。肯尼迪坐在他那间仍然没有什么陈设，几乎是空着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仅有的一张椅子上，他把椅子转过来，满脸高兴地问道：“保罗，你认为设备够了吗？”弗伊代表大家回答道：“我感到随时都会有人走进来对我们说：‘好啦，你们三个家伙都走开吧。’”在这个星期里，至少还有另外两次，肯尼迪和杰奎琳带着客人们把他们所谓的“这份财产”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他们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询问了某个房间或摆设的来历，并把他的前任所穿的高尔夫球运动鞋在地板上踩出来的一些洞指给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看。加尔布雷思曾说，整个参观过程“是极其令人愉快的”。他把一些家具转过来，看了看标记，抱怨这里复制品太多了，把有些他称为“格兰德拉皮兹”的东西打发走，他试了试林肯用过的床，一边还不停地谈论着政治问题。 将近三年以后，在爱尔兰的新罗斯，肯尼迪讲到一个过去的爱尔兰移民的故事：这个人在白宫的面前拍了一张全家的照片，然后骄傲地对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们说，那是他夏天的别墅，他的朋友们应该到那儿去看看。总统骄傲地结束道，“好啦，它也是我们冬天的住所，我希望你们会来看看我们。”肯尼迪--第十章 肯尼迪的班子第十章 肯尼迪的班子 在肯尼迪就职的那天，没有什么事比那批被挑选来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更使这位新总统感到满意和安心了。搜罗人材 在离肯尼迪就职前仅仅七十二天时，他着手拟定了一份全新的政府人选名单。美国政治没有规定在野党应组成“影子内阁”，并且肯尼迪的工作人员和顾问们也不等于影子内阁。他在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并没有对民主党的任何领导人承担义务。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动员了一个竞选班子，筹集了一笔竞选经费，也没有答应以任何职位作为报酬。在他自己心里，他甚至也没有对任命职务的事作过任何盘算。竞选期间，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记者们和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们想说服他透露出国务卿人选的种种努力。他说，那样做是不适当的、是冒昧放肆的，而且回想到杜威在1948年所作的相反的决定，这更是不必要的对命运的挑战。他感到（尼克松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过早地宣布人选只会把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的问题搅混。与此相反，他把全部时间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赢得这场选举上。新闻界能够而且确实对肯尼迪可能组成的内阁进行了推测，但是他们从这位候选人那里既未得到任何帮助也未得到任何暗示。 因此，当1960—1961年大规模搜罗人材的工作于11月10日开始时，他的选择并不受到任何明确的政治义务或竞选诺言的限制。在此后的五星期里选定了来组成肯尼迪正式内阁的十名部长，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反映出肯尼迪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限制。 1．肯尼迪内阁里没有一个阁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自己的追随者。1913年，威尔逊觉得有必要邀请布赖恩①入阁；1933年，罗斯福则任用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著名的南方众议员科德尔·赫尔。可是肯尼迪却感到可以不受约束地绕过史蒂文森、鲍尔斯和其他一些全国知名的人物，而挑选不太知名的迪安·腊斯克当国务卿。一个甚至更不知名的人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被提名担任另一个高级职务——国防部长，而不是总统的竞选对手斯图尔特·赛明顿，或是行将退休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亨利·杰克逊。肯尼迪在当选总统整整一个月后才第一次会晤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恰巧是在12月8日同一天分别进行的。其他的高级职务也同样作了任命。史蒂文森被提名担任他最合适的职务——驻联合国大使，具有阁员的身份。 -------- ①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译者 2．肯尼迪内阁只有一个阁员曾经为1960年的竞选捐过一千元或更多的钱：道格拉斯·狄龙同他的妻子一起，捐了两万六千多元。不过狄龙夫妇的捐款是给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而不是给肯尼迪的。 3．肯尼迪内阁里没有安插他需要安抚的某一反对集团中持不同政见的代言人——例如艾森豪威尔内阁里的劳工领袖德尔金和林肯内阁里所有各派的领袖。肯尼迪内阁也没有包含任何象亨利·华莱士－哈罗德·伊克斯之流的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者。肯尼迪内阁的成员具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并向他提供各种独立的判断，而他们都一致愿为他以及为广泛的公众利益献身。所有的人，包括那两个共和党人，都是以一种跟他们的首脑相一致的哲学思想承担其任务。他的农业部长并不是由任何农业组织推荐的，也从没有提出过任何农业立法。他的劳工部长尽管作为一名律师，曾经同劳工运动有过长期的合作关系，但是有组织的劳工领袖们并不认为他是他们的自己人之一，他的名字也没有被列入他们提出的可以接受的劳工部长人选的名单。 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种族隔离主义者，反天主教的人们和农场主中没有得到什么选票，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任命他们中的任何人入阁，就象他不愿仅仅为了装点门面而任命任何一个妇女或黑人为阁员那样。他曾问过我有关亨利·福勒的背景，因为他想任命他做财政部副部长，我说，我相信福勒在弗吉尼亚州曾反对过财政委员会主席哈里·伯德的强有力的政治机构。当选总统说：“这就他说来是一个有利条件，不是一个不利条件。”这就是肯尼迪不愿意投人所好的一个事例。 虽然很明显，如果他的内阁阁员都是天主教徒，那他将会感到关切，但是他在选择阁员时并没有考虑到宗教问题。我提出来的三个白宫助理－迈克·弗尔德曼、李·怀特和迪克·古德温，祖先都是犹太人。当我感到必须使他注意到这个事实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那有什么？人家还告诉我这是第一个包括有两个犹太人的内阁呢。我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能否称职。” 4．肯尼迪内阁只有一个罗斯福－杜鲁门时代的官员——迪安·腊斯克。他曾做过副国务卿帮办。同时，在肯尼迪的内阁里通过选举而担任公职的人，任职期没有一个比他长久的。在内阁一级，特别是在助理阁员一级上，有许多人对公共事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新进的人代替了那些老的、熟悉的脸孔。肯尼迪的内阁是二十世纪最年轻的内阁。卢瑟·霍奇斯①是唯一出生在1900年以前的阁员。肯尼迪并没有致力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取得平衡。相反地，在很早时期，当我谈到保罗·塞缪尔森曾经提议让罗伯特·鲁萨做财政部长，并且提醒肯尼迪，鲁萨只有四十三岁时，肯尼迪回答说：“一个四十三岁的财政部长……嘿——可能跟四十一岁的国务卿麦克·邦迪②是个好搭档。” -------- ①卢瑟·霍奇斯是肯尼迪政府的商务部长。——译者 ②即麦乔治·邦迪，肯尼迪总统任内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译者 5．就民主党的历届总统来看，肯尼迪内阁在非党派政治和两党政治方面的特别风格是不同寻常的。它里面只有四个曾谋求担任公职的人（里比科夫、尤德尔、弗里曼①、霍奇斯），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并且内阁里只有四个是“威斯康星州预选前支持肯尼迪俱乐部”的成员（鲍勃·肯尼迪、里比科夫、尤德尔和戈德堡②）。这四个人是由弗里曼和霍奇斯拉进竞选运动里来的，不过肯尼迪跟腊斯克（他曾经支持提名史蒂文森当总统候选人）或共和党人麦克纳马拉并没有政治关系，甚至也没有私人交情，而且肯尼迪还知道狄龙支持过尼克松。五角大楼里一个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留用人员、研究处处长赫伯特·约克向我指出了一个奇异的事实：在新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中，他是最早支持肯尼迪的人，当所有别人都拥护洛克菲勒、赛明顿、约翰逊或史蒂文森的时候，他就支持约翰·F·肯尼迪了。跟传统决裂的另一个事例是，邮政总局局长一职并没有派给一个支持肯尼迪的政客或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是给了一个熟练的行政官员——J·爱德华·戴，他是史蒂文森的支持者，约翰·F·肯尼迪以前只偶尔见过他一面。 -------- ①里比科夫、戈德尔、弗里曼分别担任肯尼迪政府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内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译者 ②戈德堡是肯尼迪政府的劳工部长。——译者 有一种传说认为，任用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狄龙，是跟肯尼迪作出的对所有艾克的人“来个大清除”的保证相矛盾的。实际上，肯尼迪在竞选中宣布的录用人材的唯一明确的标准是：“要有高超的工作能力”。肯尼迪也简略地提到他不喜欢的事。他不愿要他的内阁阁员完全来自社会的一个阶层，例如企业界。而且凡是个愿“作出保证长时间稳定在工作岗位上以学习其必须学习的东西”的人，他全不想要。 要求阁员们在经济方面作出的牺牲也是相当大的。甚至根据州和地方政府的标准来看，联邦行政官员领取的薪金也是低得惊人的。密苏里州拉杜的督学拿的薪金比国防部长还要多（前一年，麦克纳马拉在福特汽车公司的收入是四十一万美元）。伊利诺斯州库克郡的首席遗嘱查验法官的薪金比国务卿还高。单单洛杉矾市就有二十八个官职的薪俸比任何内阁官职的待遇都高。 肯尼迪需要的是一个人材内阁。他在搜罗最优秀的人材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压力。他过去所接触的人士和朋友大多数是属于政界和新闻界这两个领域里的。他们多数是东部人。许多最优秀的国会议员宁愿当议员，不愿进入行政部门，他们认为议员的位置既稳定又有资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呆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倒可以对我们更有帮助。在诸如劳工、农业这些特殊领域里，每个私人的压力集团都提出了同一领域内其他集团所不能接受的人选，当选总统发现要想悄悄地查核一下一个人的能力及其思想而不致引起他的种种期望，不致惹恼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或招致某些党派的反对，那是很难做到的。那些传说已被考虑到的人选的消息——有些是肯尼迪从来都没有听到过或考虑过的——不断地走漏出去，传给了新闻界，新闻界于是很快便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人选是肯尼迪方面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甚至一些人品问题也暴露出来了。例如，肯尼迪对于史蒂文森迟迟不就驻联合国大使一职表态，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公开宣布，提出这个职务为的是要使他更难拒绝。 还有时间因素造成的种种压力。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都催促他似乎立即应任命一个预算局长。新闻界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在12月1日宣布了他的内阁的最后一项任命，而肯尼迪却在这天宣布了他的内阁的第一个人选（里比科夫）。甚至在12月17日他的内阁全部组成之后（最后一名是戴），还有大约六十个制定政策的其他重要职位和几百个重要的职位尚待填补。同时，他决定，在挑选“次一级阁员”方面不授权内阁全权办理。 安排新政府人选的过程既是漫长的、审慎的，又是艰苦的。一天夜晚，当我们在棕榈滩厌烦地审查着人选名单时，当选总统微带嘲弄的口吻说：“我原来希望这会是很有趣的一部分工作，但是这些对人选的决定竟然关系到我们大家的成败哩。”他既不缺乏顾问，也不缺乏助手。在一个新当选的政党从未进行过的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作中，拉里·奥布赖恩和萨奇·施赖弗的工作做得很干练，他们细致地审查了数以千计的为获得高级和低级职位而提出申请和受到推荐的人的资格。在邓根、沃福德、多纳休和亚当·亚莫林斯基的帮助下，他们不仅获得了一些名单，而且物色了一些新人。他们掌握的大量评价候选人的档案卡，并不象某些新闻报道所说的那样有系统，但是比它们所说的更切合实际。 在这方面的活动中，鲍勃·肯尼迪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每一个内阁成员一经被任命，在挑选他的属员方面就享有重要的发言权。在特殊领域内具有种种背景的肯尼迪的顾问们——特别是保罗·塞缪尔森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杰罗姆·威斯纳在科学和防务方面，切斯特·鲍尔斯在外交事务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名单。我们这些不直接负责人事工作的人，也仍然从竞选工作人员、捐款人、朋友和大学老同学那里（其中有许多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人）接到了纷至沓来的电话和信件。参议院的许多成员和肯尼迪家族的一些成员，也向他提供了许多意见。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偶尔也对他们备忘录里提及的职务举出适当的人选。他也跟一些别的名高望重的人士进行过磋商，其中包括当选副总统、达格·哈马舍尔德①、迪安·艾奇逊、沃尔特·李普曼、约翰·麦克洛伊②，尤其是罗伯特·洛维特③（肯尼迪曾徒劳地想把最后两人拉进他的内阁，麦克洛伊倒是接受了裁军事务方面的一个临时性的职务，并且干得极为出色）。 -------- ①达格·哈马舍尔德，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译者 ②约翰·J·麦克洛伊（1895——），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福特基金会主席、肯尼迪总统的裁军顾问等职，还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主席。——译者 ③罗伯特·A·洛维特（1895——），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国防部长、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等。——译者 但是就最高一级的三十至五十个职位而言，大部分工作和所有的最后决定都归肯尼迪负责。他亲自会见了几十个人，研究了另一些人的著作和资历，并同全国各地通电话去核对情况。他总问道：“你知道点这个人的情况吧？”“你对他熟悉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就好说上许多空话？”他在衡量人材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出众的本能。他还很幸运地具有个人的魅力和劝说的本领，使他能够把人材吸引了来，争取到他的旗帜下，指引他们为祖国服务。他跟施赖弗办公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深夜，他从棕榈滩打电话到施赖弗办公室，发现只有一个秘书留在那里，于是温和地“要求”她交代一下，“是谁把所有人选的名单透露出去了”），不过他把内阁人选的名单保存在他的脑子里，而不是保存在档案卡里。 他认为避免选择任何不会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或者不会通过保安审查的人比较好。但是他对于极右派热衷攻击的所有人物却是毫不踌躇地予以任命。其中许多人相互之间也是意见很不一致的：鲍尔斯、史蒂文森、艾奇逊、加尔布雷恩、罗斯福夫人、施莱辛格、凯南、波伦、尼采、邦迪兄弟、罗伯特·韦弗、默罗和门南·威廉斯。万贯家财的人并不能打动他，才智过人的人也并不使他害伯。当他那才气横溢的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最初表示犹豫，认为自己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时，当选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总统”，实际上，他所任命的重要官员里，学术界人士——其中包括十五个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所占的比重比历史上任何别的总统，包括罗斯福在内，所任命的都高——甚至比某些欧洲政府都高，在那里，知识分子只在级别较低的文官中人数众多。据说，他任命的官员所写的书，比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即便以每分钟一千二百字的速度所能阅读的还要多。 不过肯尼迪班子里的学术界人士大多数过去就有政府工作的经验，正如他任用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中有许多从前曾经是作家和教师那样。他需要的是既能思考又能行动的人。“能办事的有才能的人……有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他所寻求的人品条件，大体上反映出了他自己所具备的品质：在思想观点上，重实际胜于重理论，重逻辑胜于重意识形态；办事精确干练；乐于学习和工作，勇于创新和改革；以及具有艰苦、耐久、富有创造性、富于想象力和卓有成就地进行工作的本领。 他搜罗人材的工作是成功的。他所挑选的人大多数都抱着和他同样的思想，和他有着共同的语言，并把祖国和肯尼迪置于一切重大事情之上。他们是审慎正直的，甚至没有一点丑闻的嫌疑得以玷污肯尼迪内阁。他们象肯尼迪一样，全富有献身精神而又不感情用事，全很年轻而又经验丰富，全能说会道而又温和动听。这里并没有十字军骑士式的人物，也没有盲从者或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较接近于中间派。大家讲话都具有他们的首长所特具的那种低调的克制，然而他们同他一样都深信自己能够改变美国的航向。他们喜欢政府工作、喜欢政治、喜欢肯尼迪，并且完全信任他。 终于得到任命的那些人，并不总是肯尼迪最先考虑的人选。一个农业领袖——根据对所有人选进行的一次审查，肯尼迪实际上本来选定他当农业部长——应召到乔治城跟当选总统进行首次会晤时，他所谈的只是些笼统的概念和陈词滥调。当选总统事后对我们说，“谈话是那么令人厌烦，起居室又那么温暖，以致我实际上睡着了。”奥维尔·弗里曼本来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在肯尼迪的心目中，他的才能却大大超过那个农业领袖，所以第二天终于说服他接受了这个职务。 虽然肯尼迪任用的企业家远比他的前任为少，但他还是在企业界仔细搜索，寻找一些能干的行政人员，特别是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职务。尽管肯尼迪坚持他手下的人员必须忠于他的哲学思想，但他留用的前政府官员和派到机密职位上的反对党党员全比八年前其前任所安排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我很怀疑，在政党交替执政之际的任何新总统，在他初步任命官员时是否要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两党合作色彩。 这几百个官员的全部名单，从内阁级往下，将会表明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有些人的表现超过了总统的期望，有些人则未能达到他的期望。知名人士难得名副其实——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则比较差。有些事例表明，恰当的人担任了不恰当的职务。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言，肯尼迪任命的官员是具有显著的高质量的，这反映出了他本人为组成一个真正的“人材内阁”所进行的出色的搜访。白宫的班子 我作为肯尼迪白宫班子的一个成员参与工作比较晚，这使我不能对它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作出客观的叙述，但是这个问题又太重要了，以致在关于肯尼迪总统任期的任何叙述中都不应省略掉。 我们的作用不应加以夸大。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秘密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取代内阁阁员们的作用，没有跟他们争权争名，或是不让他们接近总统。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总统，如果事前或事后没有得到批准，我们不能擅自陈述总统的观点或是代表总统讲话。当人们谈到有个助手正取得巨大的权力时，总统冷冰冰地说：“我将继续保有某些剩余的职权。” 肯尼迪总统通过使用他个人的工作人员，大大地增加和改善了他自己对行政部们的影响。他知道一个人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他想了解的一切，要接见值得他接见的每个人，要阅读他应当阅读的所有东西，要撰写由他签署的所有电文，以及要参与同他的种种计划有关的所有会议，这就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在他的政府里，内阁成员可以就种种重大事情提出建议，但是只有总统才能作出决定；同时，他也知道，如果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力，他就无从考虑各部顾问们提出的种种创见和建议，因为那些顾问的责任并不象总统及其工作人员那样，需要从政府及其各项计划的整体来看待问题。因此，他需要有一个个人的班子——一个能体现他个人的方式、方法和目的的班子——去为他对那些创见和建议进行概括和分析，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冲突的观点加以斟酌，对于他必须作出决定的一些问题予以阐明并协助在这些问题上添上他个人的看法，要确保种种现实的政治事实没有遭到忽视，并使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各种考虑和选民们的意见统筹兼顾地作出决定，而这是任何内阁成员所无需顾及的。 有些报道说，肯尼迪总统按照罗斯福的方式，鼓励他的白宫班子和内阁之间以及它们内部成员相互之间进行倾轧和竞争。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的作用与其说是在制造分裂，不如说是在建立政府的团结。二、三十个肯尼迪的助手，使他多了二、三十双手和耳目，以及二、三十个头脑去和他自己配合。他们可以跟议员们、官僚们、记者们、专家们、内阁成员们以及政治家们谈话——可以为各部门间的特别工作组服务——可以检阅文件并起草演说稿、信件以及其他种种公文——可以在有些问题出现危机之前就看出来，在有些建议提出之前就估价其可能性——可以斟酌立法要求、政府法令、各种事件、总统的约会、奖励，以及总统的演说稿——还可以为他传达口信，照料他的利益，执行他的命令，以及确保他的各种决定得以执行。 在他的兴趣和知识都比较局限的领域里，需要由我们来考虑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并没有为他作出重要的决定。我们的任务是，使他都有更多的时间、掌握更多的事实和看法，以便他亲自作出决定——扩大他的影响，而不是扩大我们的影响；维护他所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维护他的自我主义；确保提问不遭到妨碍，或者在他有机会对此表明自己的意见之前就作出答复。用大选后诺伊施塔特备忘录里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是使“他心里有十分可靠的情报，手头有十分可靠的关键性决定，以便他可以迅速地统筹安排”。这就使他负起了检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沉重负担，不过他宁愿挑起这样的担子，而不愿只成为他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个办事人员那样，成天卷进例行公事和别人的建议堆里而不能自拔。 当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提供意见。更为经常的是，我们使他能对别人的意见作出评价。我们的任务是，冒着使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以及总统——不愉快的风险，提出疑问和批判性的意见，而不是逢迎拍马。如果我们仅仅作为另一级的批准或同意机构，或者过分尊重专家的意见——象猪湾事件异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毫无疑问，我们的任务常常招致人们的怨恨。霍奇斯部长显然由于不能更常见到总统而感到不满。他要求在1961年6月15日的内阁议事日程上列入一项议题——“关于同白宫工作班子的关系问题跟总统进行一次坦率的讨论”。我在会上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就递了一个条子给总统，问道，“我应否离开一下？”但是总统既不理睬这张字条，也不理睬这个议题。 工作中的某种重复是难以避免的。总统经常把同一个问题交给不止一个助手去处理，或者使一个助手不知道另一个助手的任务，或者在一个关键性时刻使恰巧在他身边的任何人卷了进去。 白宫班子的遴选工作——这项工作象上文所记，在他当选后的那天就开始了——是总统亲自办理的。他挑选了一些人以适合自己的需要和办事风格。这种人事安排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也不希望给公众造成特殊的印象。一个有势力的政治家施加了重大的压力，想把他自己长期聘请的个人助手成为我们班子的成员，但是当选总统并不器重这个助手，且不愿为任何别人的偏爱所束缚。 没有一个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是为了取悦或为了支持以下几方面的人士：裁军或防务的鼓吹者、黑人或犹太人、国务院或商务部、农场主或劳工；也不是为了讨好或支持任何其他目标、集团或政府机关的。也没有一个白宫班子成员的任命是着眼于照顾任何特殊的类型——在自由派与保守派、各个地区或各种宗教信仰之间搞平衡。我们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完成总统需要我们做的工作以及讲总统所要讲的话。我们并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约翰·肯尼迪。除了约翰·肯尼迪，谁也不能把这些意志如此坚强，而在风格和背景方面又全然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材聚集在一起。 当然，他的白宫班子既不象我们自命的那样效率很高，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和谐一致。互不通气的现象就出现过不止一次。一定程度的忌护，偶或还有抱怨，不时也曾出现。一批有才干、有魄力的个人主义者，大家归附于一个人，难免总有竞争的情绪，也难免总会轻蔑地提到彼此的政治或知识背景。在高级顾问一级以下的人员中，先后有过几次人事调动，但是肯尼迪个人对助手们的关心、他的一视同仁的作风、以及敦促与表扬并用的手法，完全博得了我们的忠诚。我们每天为他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并且珍惜每一分钟工作时间。 总统不是通过经常表示谢意——这实际上是很少有的——而是通过推心置腹地对待效忠于他的白宫班子和他所任命的其他官员来表示他对我们的赏识。“议员们总是劝说总统把他们的顾问去掉，”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贯串着美国历史的最常见的事情之一。” 当阿瑟·施莱辛格由于把一个专栏作家称作“白痴”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迪克·古德温遭到指控，说他干预外交事务的时候，当皮埃尔·塞林格的苏联之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埋头苦干的邦迪、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思被人讥讽为“舞蹈教授”的时候，当沃尔特·赫勒、斯图尔特·尤德尔、威拉德·沃茨、阿瑟·西尔威斯特以及许多别人由于某种假定的错误或讹传而受到攻击的时候，总统总煞费苦心地私下使我们每个人放心，而且如果他被问到时，总是公开为我们进行辩护。有一次，报上歪曲了一件航海事故，使杰罗姆·威斯纳一时意气沮丧，他后来谈到总统如何鼓励他振作起来，提议要“就航海和处理新闻界的关系问题给我上课”。当另一个助手就报上刊载的一个个人事件向总统表示歉意时，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看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出过点事的。” 肯尼迪希望他的工作班子小些，以便使它保持个人的班子的规模，而不成为一个机构。虽然后来为了特殊理由而增加了一些“特别助理”，但他却把高级的有多方面才能的人限制在最低数目上。我的办公室大部分处理对内政策事务，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专门处理对外政策事务，我们这两个办公室加在一起以比较少的工作人员处理了艾森豪威尔的多出几倍的助手们所处理的工作。我并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增添专家，我是依靠预算局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优秀的工作班子来进行工作的。 总统需要一个灵活机动的班子。我们的权限是有所区别的，但不是排他性的。每个人都可以，也确实帮助了别人。我们的任务和关系随着时间而发展，正如总统对我们的使用一样。谢尔曼·亚当斯－威尔顿·珀森斯的职责是，监督和检查所有别人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是白宫班子的负责人，肯尼迪本人才是他的工作班子的负责人。他的白宫主要顾问们享有同等的身份、同等的薪俸以及同等的进入总统办公室的权利。他把白宫班子比作“一个车轮和一系列轮辐”。 白宫班子的头衔并不意味着等级上的差异，并且头衔本身就很少有什么差别。几乎每个人的正式职称都是“特别助理”。有几个人叫“行政助理”。没有一个人是“总统助理”。实际上，总统在1961年1月就说过，他希望每个人都被称作特别助理。作为一个非常荣誉的职称的继承人，我几乎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不过在白宫的围墙里曾经被使用过的只有一个头衔，那就是“总统先生”。 白宫班子从来没有开过一次有总统在场或不在场的会议，也没有人认为需要开一次这种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忙于自己负责的工作。在必要时，每个人都同与我们职权范围有关的人去会商。例如，我的任务是协助总统制定计划和政策，特别着重于立法方面。这使我可以在一天中分别就外援的咨文问题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商，就外援的费用问题同预算局局长贝尔会商，就咨文的公布问题同新闻秘书塞林格会商，就咨文在国会通过的问题同负责和国会联络的奥布赖恩会商，并就总统为商讨咨文内容而召开的会议问题同安排总统约会的秘书奥唐奈会商，同时还同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对外援助局长会商。我还通过参加所有较为正式的制定政策的会议，来跟上总统的想法，如内阁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总统与国会领袖们举行的早餐会，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以及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的会议。他和我以一种特殊的非私人性质的方式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当然，没有一个人真正是美国总统的“莫逆之交”。各部首长 议论内阁阁员位置的高低长期以来一直是华盛顿专栏作家和鸡尾酒会的常客们喜爱的游戏。他们议论着谁进了内阁，谁出了内阁，谁升迁了，谁降职了，谁内定要离职，谁将取代离职的人。他们搞这种游戏主要是出于兴趣，而不是根据事实，因为外界很小获得同这种议论有关的材料。经常见到总统的某个内阁成员，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亲信，也可能会被认为是个讨厌鬼。难得晋见总统的人，可能被认为已授予他广泛的处理事务的权力，或者被认为他与总统的关系已经“完全冻结”。对新闻界来说，评论一个劳工部长是否成功要比评论一个农业部长容易得多。一个邮政局局同长的重要性是不能同一个司法部长相提并论的；也没有哪一个全神贯注在世界危机上的总统同他的商业部长会商的次数会象同他的国务卿会商的次数一样地频繁。 有六个全国性的高级行政官员由于他们职责的性质和他们办事的才能，同总统特别接近。他们是副总统约翰逊，司法部长肯尼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财政部长狄龙，国务卿腊斯克和劳工部长戈德堡。其余的内阁阁员——农业部长弗里曼，第二任劳工部长沃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里比科夫，内政部长尤德尔，商业部长霍奇斯，第二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塞莱布雷兹，以及邮政总局局长戴和格罗诺斯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得到总统的绝对信任与尊重，尽管他同他们相处的时间必然比较少些。 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并使他们两人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总统和副总统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在一开始相处中的小心谨慎，随后便为真诚的热情所取代了。约翰逊把他的巨大的才能运用到了范围很广的职务上面：反对种族歧视就业委员会主席、空间协调委员会主席、和平队咨询委员会主席、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总统同国会议员的早餐会和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的参加者、重要外交使命的使者和实地调查人、民主党竞选和筹募基金的人员，以及同国会两院，特别是同否则便很难与之取得联系的得克萨斯州议员和南方议员进行联络的人员。在立法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总统特别要征求他的意见。主持参议院会议，以及代表总统出席种种仪式，这只是他的工作中最次要的部分。 总统并不委托副总统去作出决定，而约翰逊也不希望作出决定。在外交事务方面，副总统有时在白宫内主张一种比较好战一点的政策，但他总是大力支持总统所采取的不论何种方针。在国内事务方面，他经常提出一些为总统所采纳的建议，其中包括在赋税法案中对石油和其他行将耗竭的能源实行补贴的一项不十分彻底的改革，以及在民权计划中列入大规模的职业训练与扫除文盲和组织一个志愿调解机构的措施。他在会上发言不多，对那些他感到没有充分了解情况的事情并不主动提出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有几次觉得约翰逊本可以说得坦率一些或者更热衷于提供意见，而约翰逊有时则觉得肯尼迪本可以让他对情况多了解一些。但是据我所知，双方说出气恼的话是比较少的。总统对副总统的忠诚始终没有感到怀疑，而这是许多总统常会感到的问题。肯尼迪还尽力使约翰逊能出席上文提到的各种重要会议，并且公开赞扬他是“非常宝贵的人材”。 有些不真实的报道说，他对约翰逊进行侦察，或者说他正在考虑把约翰逊从下一届候选人名单上去掉（对后一种谣言他曾追查到一些对立的得克萨斯政治家），这使肯尼迪很恼火。他在两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了他的意向，即在1964年继续同约翰逊合作竞选。在一次政治性的宴会上，他说：“波士顿和奥斯汀①的合作是司法部长最后批准的名单之一，然而它却是最成功的合作之一。”反过来，这位前多数党领袖对于自己新职位的不大引人注目和比较缺乏实权却始终不曾出过怨言，他也始终没有妨碍过他的上司或是怎样喧宾夺主。有个记者引用他的话说，“老实说，我认为他〔指总统〕很体贴我，如果我跟他换个地位，我还不会这样体贴呢。” -------- ①肯尼迪是波士顿人，约翰逊是奥斯汀人。——译者 关于如果总统死亡而由副总统继任的这种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不过难得认真谈起这个问题。总统往往在随意取笑时拿这件事跟副总统和白宫班子里的人员开玩笑。有一天，肯尼迪正在他的卧室里由贴身男仆乔治·托马斯帮助穿衣服，准备冒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飞往俄亥俄去，他笑着对我说道，“如果这架飞机摔下去，那末林登将在二十四小时内把这地方彻底出空——你和乔治将会最先走路。”不过总统知道，除了偶然有些例外，他的班子和内阁同副总统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好，并且约翰逊对情况很了解，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顺利地接管权力的。 1961年，肯尼迪请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应为副总统提供特工保护，——不管副总统是否提出要求——并在副总统继任总统之职后，为排在副总统后的人选提供特工保护。同时在1961年间，他还跟约翰逊毫无困难地就一些程序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这些程序，如果由于总统无力履行其职务而有了那种需要的时候，副总统将担任代总统。这项程序跟他们的前任所采取的相应办法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一条。万一总统不能将他的丧失能力一事通知政府，那末文字中副总统进行“适当的协商”一语在肯尼迪一约翰逊协议中有了明白的规定，即应包括要得到内阁的支持和司法部长的一项法律证明。由于司法部长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员，这种情况使总统和副总统都更加放心了。 司法部长仍然是他哥哥最亲信的知心人。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各个附属机构的特邀成员，作为一个在国外带着总统的旗号、姓氏和目标的人，作为处理重大危机的所有会议的参加者，他在外交事务方面提供的意见和帮助，其范围之广就他这个职位来说，是没有先例的。恰巧国内事务方面有几次重大的危机，包括民权和钢铁价格问题，正在他的部门掌握的权限之内。除了青少年犯罪问题和贫穷问题之外，其他大多数内政措施或是日常的外交活动虽然不必就商与他，也同他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同立法有关的问题和高级人事的甄选方面，他也往往加以协助。 在一群异常有才干的同僚的帮助下，他在没有放松其他那些职责的情况下，使司法部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他不仅促进了民权，而且打击了青少年犯罪活动、有组织的罪恶勾当、垄断性的并吞，以及操纵物价等行为；他还干预了重定界标的案件；为贫穷的被告提供辩护律师；扩大赦免条例的适用范围；促使移民局的工作变得通情达理；改善了联邦法官的素质（除了个别例外）；使联邦调查局在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的辛迪加和破坏民权者方面更有成效；制止了保释条例的滥用和过分的或不适当的惩罚。二十五年米，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一直徒劳无功地设法战胜反对意见，关闭古老的阿尔喀特拉斯监狱，结果是肯尼迪弟兄把它关闭了。此外，司法部从国会得到的立法比过去三十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由于触犯联邦法律而被起诉的民主党人为数众多，而奉派担任联邦法官的共和党人为数较少，这在两党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是司法部长在这些事情上就象在所有别的事情上一样，总是欣然地为贯彻总统批准的决策而不遗余力。 在内阁里有一个总统的弟弟，是有种种不利之处。鲍勃说话直率所犯的错误，是不可能十分轻易地予以否认的。他的敌人可以攻击“肯尼迪弟兄”，而不必仅仅攻击内阁。他对其他各部事务的干预，对他的同僚是个较大的威胁，因为他如不是肯尼迪家的一个成员，他的同僚可能会较为有力地加以抵制的。不过他的长处远远可以抵消这种种短处：他少年老成，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和非凡的干劲、忠诚与献身精神。因此，他的种种错误和政敌的问题，在这弟兄俩之间更多地是引起轻松的玩笑，而不是表示惋惜。 同我在1953年初次见到他时相比，1961年的鲍勃·肯尼迪显得更为热情和深沉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这时正相处得很融洽。他在内阁中的工作既增长了他的专业才干，也使他更为通情达理。通过处理种族偏见的受害者的案件，通过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种种起因，他变得更富有同情心了。通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战。而通过跟他哥哥一起工作，他变得更有耐心，更乐于听取意见，更为宽厚，并且不那么固执己见。 肯尼迪弟兄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信任与友爱的关系，这即使在弟兄之间也是罕见的。他们总是立即地互通信息，几乎是灵犀相通的。甚至总统也说，他们的互通信息是“有些神秘难解的”。两人都拿鲍勃在政府里的威望仅次于总统这件事开玩笑。当司法部长打来的一个电话使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次会议中断了的时候，总统会笑着说，“请各位容我离开一会，这是国内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打来的电话。” 象内阁所有的成员和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们弟兄俩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的。当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关于罗伯特·肯尼迪的访问记使得猪湾事件的争论再起时，总统是很不高兴的。当总统在就职后的一次宴会上开玩笑说，他认为任命他的弟弟做司法部长并没有什么坏处，这可以使“他在当律师之前先有一点经验”，这时候鲍勃也很不高兴。实际上，鲍勃（他不喜欢人家叫他鲍勃，但是始终没能说得总统改口）对于裙带风的指责一直是很敏感的，所以尽管他具有响当当的学历和资历，对于他哥哥想提名他做司法部长的愿望，他早就表示过反对。但是不这样做而叫他担任没有职责的总统私人顾问，没有指挥权的白宫顾问，或是国务卿或国防部长的一名助手，那实际上显然也是困难的。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班子里的新人中显然是个出色的和强有力的人物。他自己的工作班子和助手同鲍勃·肯尼迪和道格拉斯·狄龙的一样，在华盛顿，可能也是在历史上最出众的班子和助手了。主要由于总统对麦克纳马拉的才干十分信任，所以国防部开始在与其他部门有关的各个领域内起着一种比这些部门重要得多的作用，诸如在民防、太空、情报、准军事性的行动、对外援助以及一般的对外政策等方面。同有些国防部长不一样，麦克纳马拉甚至深入地钻研了种种军事问题。此外，他在企业界的经验在那次钢铁价格的争端中发挥了作用，而他过去作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有独立见解的共和党人经理这一身份，对于制止共和党人的攻击也是个有效的因素。 麦克纳马拉起初不愿意离开企业界。他的名字是由施赖弗的搜罗人材的班子提出来、并由几位社会贤达加以推荐的。施赖弗到底特律去邀请麦克纳马拉的时候，拒绝接受否定的答复。麦克纳马拉于是到华盛顿去向当选总统再次表示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肯尼迪回答说：“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专门训练内阁官员的学校。”麦克纳马拉重新考虑了这件事。他得到当选总统的保证，他将既不受赛明顿的研究五角大楼改组问题的班子的约束，也不在选择他的下属问题上受任何政治义务的约束，这样他便决定，不可能再对总统说“不”了。 他们俩都始终没有为这项决定感到遗憾。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公务关系与私人关系。他们在重申文职官员对军人的控制方面互相支持。两人都长时间地埋头苦干。两人都喜欢作出明确的决定，而不喜欢长时间地设法弄得人人满意。在我与肯尼迪相处的十一年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对任何别人象对麦克纳马拉那样快地引起了钦佩和尊敬的感情。这种情况使麦克纳马拉一家能够不受肯尼迪的那条成规的限制，即把公务关系与私人交情分别开来。 总统公开和私下都一再用热情洋溢的词句称赞他的国防部长。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驳回麦克纳马拉的建议。麦克纳马拉满怀信心地表达出的简明的权威性结论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也始终没有使他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他也感到，合众国总统在处理同新闻界和同国会的关系方面，要比大汽车公司的经理多知道一些。肯尼迪明白，麦克纳马拉精力旺盛地插手外交事务，往往遭到国务院的怨恨，所以总统对于什么时候要依靠麦克纳马拉、什么时候要抑制住他、什么时候听取国务卿的意见，有一种精明的意识。 迪安·腊斯克具有许多品质使他非常适合做肯尼迪的国务卿。许多人曾经预言，肯尼迪将是“他自己的国务卿”——这句话实际上无法应用到下列这些工作上：管理一个庞大的部门和全体外交人员，处理跟一百多个国家的日常关系，以及在几个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跟盟国和敌对国家进行谈判。肯尼迪指望腊斯克担负起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责任，他还明确表示，腊斯克——而不是麦克纳马拉、邦迪或是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征询意见的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是他在外交关系方面的主要顾问和代理人。 但是有少数总统在别人的政府里本可以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国务卿，肯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表现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兴趣、精力、经验和胆略远远超过了他对所有其他各个部门的表示。象麦克米伦、戴高乐、赫鲁晓夫和当代的大多数政府首脑一样，他认为和平太重要了，不能光交给外交官去处理，他必须亲自掌握外交政策的制定。一个象艾奇逊、杜勒斯或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那样惯于维护自身的坚强领导的国务卿，是不会如腊斯克那样地同肯尼迪和睦共事的。另一方面，彬彬有礼、谦和庄重的腊斯克几乎过于随和地听从白宫的倡议和干预。他为人沉着平静、谦恭有礼、小心翼翼，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从不明确表态，而在同国会保持的绝好关系中，他也从不锋芒毕露。他精明而博识，但是从不傲慢自大，他措辞用字冷静而谨慎，总避免同平淡易懂的推理不必要地纠缠不清。肯尼迪认识到腊斯克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一个见多识广的谈判能手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所以很喜欢他这个措辞简洁、不唱高调的国务卿，尽管他始终没有叫过他“迪安”。反过来，腊斯克对总统也是绝对忠诚，全心全意地为实现总统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他的忠诚是早就得到证明了。在新旧总统交替的过渡时期，我曾一本正经地把我们从一份哥斯达黎加的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交给他。这是一份在该国的愚人节那天刊登出来的材料，内容是一张假照片和一篇新闻报道，说当选总统肯尼迪“在赴”棕榈滩的途中，曾在圣约瑟停留了一下，答应给予哥斯达黎加一笔数目特别大的外援赠款。腊斯克看了看这份虚假的剪报材料，严肃地点点头说，凡是当选总统承担的任何义务都必须遵守。尽管他随后也表现出来具有一种捉弄人的幽默感，但是当我向他讲明这是个骗局的时候，他显得比较放心而不是感到好笑。 腊斯克的优点也就是他的缺点。总统有时也希望他的国务卿——他发现国务卿的意见在表达出来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会更大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更直率地提出解决办法，更经常地对五角大楼的计划提出富有想象力的代替方案，并且更有力地管理国务院（在国务院他的下属中，有四个并非由腊斯克亲自挑选来的前州长）。腊斯克有时则似乎太急于驳斥人们关于国务院太软弱无力的指责，而去接受国防部的强硬主张，国务院显得软弱无力。肯尼迪感到，总统和国务院往往太不知道国务卿的看法了，而且不论在公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同国会的交锋中，腊斯克往往也并不象他的大多数同僚那样，跟总统一起分担有争议的决策所激起的批评。国务卿对另外一种批评——针对国务院官僚政治一再表现出来的缺乏创见的批评——倒是几乎过于沉得住气了。 洛维特和艾奇逊都曾极力推荐腊斯克。肯尼迪以前从没有会见过他。他把这位前外交官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找了来——腊斯克当时是该基金会的主席，在会上刚会见了基金会的理事狄龙——同他简短而有点笼统地谈了谈腊斯克写的一篇文章“论总统”，第二天便打电话给他说，国务卿一职就是他的了。 同有些新闻报道所说的正相反，总统始终没有为挑选腊斯克当国务卿而感到很遗憾。实际上，他对腊斯克面临新闻界的一再猜测，说他会被降职一事所保持的容忍态度感到十分钦佩。肯尼迪既没有把腊斯克降职，也并没有希望在自己开始执政时任用的是他原来考虑过而逐步排除掉的任何一个别人。有人告诫过他说，他不能起用狄龙当国务卿，因为狄龙是个共和党人；不能起用邦迪，因为他还年轻；不能起用布鲁斯，因为他已经是政界元老了；也不能起用富布赖特，因为他在种族问题上持南方人的立场。（在提到过的其他人选中，史蒂文森、鲍尔斯和本奇始终未被认真考虑过，洛维特则拒绝接受这个职位和任何其他职位。）肯尼迪认识到，腊斯克的谦虚谨慎的品质在他这种内阁里是利多弊少的，而且这种品质把公众并不总是知道的许多品德和才干都隐藏起来了。 道格拉斯·狄龙成了肯尼迪的财政部长。他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如果尼克松当选的话，很可能会被挑选了来当国务卿或财政部长。他的接受这个职务使两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感到恼火，但是却使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们感到放心。民主党参议员艾伯特·戈尔反对说，在美国需要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时，狄龙只不过是一个“一团和气的老好人”。（两年以后，狄龙领导着争取推行至少是十五年中最大胆的经济措施的那场斗争——减税——而戈尔却站到了反对的一面。） 虽然比起内阁中的任何同僚来，狄龙更有可能抵制或推迟总统所施加的压力，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事务方面，但是他也善于察出总统的意向。他仍然是一个开明的共和党人，不过他从来不出于党派动机而采取行动，从来不公开跟总统唱反调，而总是忠诚地支持总统的全部政治纲领。他在国内越来越成为一个扩张主义者，在国外则越来越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同时又是肯尼迪家的一个亲密朋友，虽然除了在1956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短暂地会过一面之外，他以前并不认识总统。同他的党的传统政策相反，狄龙支持赤字财政以缓和衰退，而在出现赤字时仍主张减税，他支持堵塞逃税的种种漏洞，扩大对外援助，以及用更大的经济增长来为更高预算提供资金。 在我们就职的第一个星期里，狄龙、赫勒和贝尔（我们有些人称之为三驾马车）有一天晚上跟我一起就肯尼迪的第一个预算方案一直工作到深夜。这个方案要求增加财政赤字。第二天早晨，当总统勉强采纳了这个方案时，我说：“总统先生，新闻界将会说，一个大肆挥霍的民主党总统不顾他的共和党人财政部长的反对，坚持要让预算上出现这样规模的赤字，可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啊！” 肯尼迪在促使狄龙接受财政部长的任命时，并没有就财政政策作过任何承诺。他说，“一个总统不能跟内阁成员缔结什么条约。”不过他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的确表明，财政部长这一职务正在摆脱掉惯常的党派作用。狄龙、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都可以不担任任何政党性的工作。肯尼迪只是在确切地知道狄龙不是新泽西州州长的候选人之后，才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狄龙经常为肯尼迪的政策发表讲话，可是从未为两党中的任何一党发表过讲话。他曾对我说，“如果戈德华特在1964年获得提名，那将使我们大家（指的是肯尼迪班子里开明的共和党人）更容易作出选择。” 尽管我们在棕榈滩第一次会面时，狄龙曾说，乔·艾尔索普曾经警告过他，说我对东部的银行家是猜疑的，但是我们却紧密而融洽地一起工作，经常一直干到深夜和周末。象肯尼迪弟兄们一样，百万富翁狄龙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海滩上消磨时光，而不必充作国会攻击的一个靶子。象鲍勃·肯尼迪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样，他在总统决策方面所起的扩大了的作用，由于他享有判断精确的名声，由于他拥有一批第一流工作人员，又由于他应邀列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而得到了加强。象肯尼迪内阁的全体阁员一样，狄龙在压力之下冷静沉着，他重实效而轻教条，并且非常有理智。 没有一个劳工部长具有比阿瑟·戈德堡更多的理智和更为充沛的精力了。他除了在劳工领域之外，在其他领域里也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顾问，如果鲍勃·肯尼迪最初对司法部长职务的拒绝被他哥哥接受了的话，那末戈德堡就有可能成为司法部长了。他是个孜孜不倦的活动家，也是个受到劳资双方尊重的干练的调解人，在上任之初，他便视察了各个失业中心，并解决了各种劳资纠纷。他早年为劳工运动从事的立法工作，使他第一次跟肯尼迪聚到了一起。早年的上述工作也使他建立了一些关系，取得了某种判断力，有助于促使劳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1962年年初，总统面临到他所认为的最严重的考验中的第一次——填补最高法院一个空缺的问题。他并非不知道阿瑟对司法工作的兴趣和能力，也不是不赞赏阿瑟在内阁所干的工作。但如果任命他，将会使最高法院里有两个犹太人，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约翰·肯尼迪感到任何不安。而把一个劳工律师送进最高法院，这在美国也是没有先例的，但他对此也并不在意。问题是政府的经济复兴和发展计划——特别是它的反通货膨胀运动和控制钢铁工业工资与价格的希望——还没有达到肯尼迪认为可以冒险让戈德堡离开内阁的地步。实际上，他很不愿失去任何主要的阁员和亲密的顾问，尽管戈德堡可以由他的副部长，能干的威拉德。沃茨来接替。沃茨和戈德堡一样地深思熟虑、能说会道，而且说话往往简明扼要得多。总统把几个人选——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教授保罗·弗罗因德、联邦法官黑人威廉·黑斯蒂，以及几个州法官和律师——仔细权衡了几天之后，挑选了有学识的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去补缺。但是在那年较晚的时候，当最高法院出现了另一个空缺时，他毫不迟疑地便任命了阿瑟·戈德堡。 肯尼迪内阁中原有的另外两个成员自动地辞去了他们的职务。总统对于失去他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深为惋惜，虽然他可以理解阿贝竞选参议员的愿望。里比科夫担任的工作实际上是他自己挑选的。自从他和肯尼迪在众议院共事之后，他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的朋友、顾问和支持者。与报界的猜测相反，阿贝宁愿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这个职位，而不愿担任较易引起争议的司法部长（他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尤其是如此）。同时，肯尼迪也宁愿由里比科夫，而不愿由较易引起争议的（因而也较难通过立法的）门南·威廉斯出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 总统起初打算提名杰出的住房建筑和房屋财政署署长罗伯特·韦弗接替里比科夫。韦弗当时已经是有史以来联邦政府中级别最高的黑人了。韦弗的种族问题使一项关于把他的机构升格为内阁级的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的计划未能获得国会的批准。但是与早先的预料相反，种族的因素并没有妨碍国会通过内容广泛的住宅立法或是妨碍人们对韦弗的工作广泛地加以赞扬。遗憾的是，正当里比科夫被提名为康涅狄克州的参议员并辞去内阁职务的时候，股票市场上的波动和企业界对政府增强了的敌视，使国会中的气氛如此暗淡，以致南方议员们的任何进一步抵制行动都会危及总统的整个立法计划。北方议员们也在私下埋怨，说住房建筑署的职位需要韦弗，而且他对这项工作又早已胸有成竹，还认为如果把韦弗调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将会叫人看来象是在政治上鼓励种族主义的回潮。 总统于是决定起用安东尼·塞莱布雷兹。他一直在谋求官职，甚至也愿意担任联邦法官的职务。在挑选阁员人选中，这是第一次把种族问题的考虑不当作一个毫不相干的因素（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一直在抱怨说，他们中担任政府官员的人太少了，因此总统曾叫我向人口普查机构去查核一下，意裔美国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重），肯尼迪早就知道并且钦佩塞莱布雷兹当克利夫兰市长时的杰出政绩。但是，当塞莱布雷兹参加了一年的内阁会议，并在会上根据他在克利夫兰工作的经验相当详尽地分析了所有世界的和国内的问题之后，总统对他比较感到有趣而不是感到钦佩了。不过塞莱布雷兹在政治上的服务是优良的。在他任职期间，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的立法工作继续在国会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不仅得到白宫方面的肯尼迪一奥布赖恩的协助，也还得到不屈不挠的威尔伯·科恩、弗兰克·凯佩尔和布瓦弗耶·琼斯这些能干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阁员级以下的官员的帮助。 在挑选威斯康星州的税务特派员约翰·格罗诺斯基接替戴担任邮政总局局长一事上，种族政治也起了一点点作用，但也只起了那一点作用。格罗诺斯基不仅很早就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和帕特·卢恩的朋友，而且他也是一个能干的行政官员。 总统对于里比科夫的离开内阁感到很遗憾，不过他充分理解他离去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对于J·爱德华·戴的辞去邮政总局局长并不感到那么遗憾，而且也始终没有充分理解戴辞职的理由。肯尼迪很喜欢戴的急性子，喜欢他在内阁会议上发表的评论，尤其喜欢他对庞大的邮政局官僚机构的有条不紊的管理。1960年12月在提名戴任邮政总局局长时，肯尼迪曾说道，“我刚从华盛顿寄了一封信到波士顿，这封信需要八天才能到那里，因此我很希望我们能使邮政服务有所改善。”后来，在他执政时期，他通过电报，而不是通过邮递把为戴举行的一次表彰午餐会上他的演说辞送去，“以便确保［它］在准确的地点和准确的时间送到你的手里。”实际上，戴的确改善了邮政服务，削减了开支，减少了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并且虽然不受欢迎却很有必要地提高了邮资。不幸的是，戴更擅长于发表一些含糊不清、毫无必要的公开声明，而不是通过他的副手威廉·布劳利去处理一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在跟布劳利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之后，布劳利转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工作，戴自己离开政府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内阁里另一位往往喜欢公开发表同政府政策有分歧的个人见解的阁员，就是商业部长卢瑟·霍奇斯。就象有些劳工领袖怀疑戈德堡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亲劳工的而后退得太远那样，有些人也指责霍奇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亲企业界的而走得太远了。他剥夺了享有威望的企业咨询委员会在政府里的特权地位，他发表了一些有关商业道德的抨击性讲话，这两件事损害了他同许多最有影响的“追随者”的关系。霍奇斯是内阁里年纪最大的人，又是一个成功的南方企业家和政治家，他的形象有助于搞好同国会和企业界某些人士的关系。他朝气勃勃地在努力使一个长期缺乏有效领导的部恢复活力，他在重新推动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是富有想象力的，而在解决钢铁价格的危机中则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除了少数例外，他的部属是不能跟麦克纳马拉、狄龙和鲍勃·肯尼迪聚集起的那些助手们媲美的，而且总统也倾向于听取狄龙、赫勒和私人顾问们所谈的关于企业预测和企业界的观点这两方面的情况。虽然对于1962年政府与企业界的紧张关系，肯尼迪总统并不认为霍奇斯有什么责任，可是他当时却短暂地考虑了一下：一个在企业界享有较大的信任的商业部长为什么不可以把关系搞得比较好一点。但是要想换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新人得具备下列条件：（1）完全忠于肯尼迪，忠于他的政党和他的政治纲领，（2）受到企业界领袖们的热烈欢迎，（3）愿意放弃他现有的地位和收入，接管那个通称商业部的臃肿的官僚行政机构。肯尼迪在195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见霍奇斯时，霍奇斯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他倒愿意干这个工作，他也是忠诚的，而且他在企业界也正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所以结果并没有更换。 农业部长奥维尔·弗里曼和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比霍奇斯更为精力旺盛、更富于进取心。他们同国会的关系同样搞得不错，并且对总统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由于总统不可能象对待国家安全事务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他们部门的问题上，所以他们跟霍奇斯一样，在对总统施加影响方面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弗里曼，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前州长，受到了总统的极大尊敬，特别是奥维尔曾认识到，他的任务在肯尼迪看来并不是在政府中代表农业界的利益，而是在农业方面推行政府的种种目标，包括减少库存补贴。 当肯尼迪政府因为比利·索尔·埃斯蒂斯利用上届政府的棉花和谷物计划操纵市场而对他提起公诉时，弗里曼毫不迟疑地把三个受了埃斯蒂斯贿赂的农业部雇员（从农业部的十万名雇员中）开除掉，而且亲自查明联邦经费并没有遭到损失。他没有等国会进行调查就采取了行动。当国会开始调查的时候，调查小组存心寻衅，可是当调查小组离开时，却不住地赞扬他的较为严格的管理。 弗里曼起初并不想接下管理这个臃肿部门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在本森当部长的时候，农业部的雇员人数大增，而全国农场主的人数却有所减少，以致国会半开玩笑地考虑到，该部所需要的是农场主而不是需要雇员。肯尼迪遵照自己定下的一条规则，他的内阁中是不用竞选失败的政治家的，因此起初也并不想邀请弗里曼担任这个工作。但是农业部长的人选很快就收缩到两个竞选失败的政治家身上了，这两个人都是由于跟肯尼迪的政见及宗教信仰一致而丢失了选票的。他们是弗里曼和前众议员乔治·麦戈文。肯尼迪任命弗里曼为农业部长，而把同样献身于他的麦戈文安排在白宫去负责新扩展的独立的“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事务上。这两个人都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失败主义的征象来。 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斯图尔特·尤德尔始终没有竞选失败过。他在国会的经历促使他为了他的部门和政党的利益采取一些跟白宫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独立、大胆的行动，并发表一些跟白宫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声明，但是，这也使他能够成为总统跟国会联系的另一条渠道，并成为一个有力的竞选者及竞选顾问。 说来很巧，我首次会见弗里曼和尤德尔都是在很特别的时刻，虽然总统早在1955年无意中就和他们俩会见过了。1959年国会休会以后，尤德尔在凌晨三时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宣布他拥护肯尼迪做总统候选人。1960年春天汉弗莱退出竞选以后，我为了谋求获得明尼苏达州代表们的支持，在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代表大会休会以后的凌晨四时，我同奥维尔一起曾在圣保罗的简·弗里曼家的起居室里喝他家自制的热巧克力饮料。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尤德尔曾呼吁大家拥护肯尼迪。 总而言之，肯尼迪内阁的成员是一群很有才华的人。在就职前的那个星期天，总统在棕榈滩工作，全体阁员除了少数几个人没到场外，都聚集在阿瑟·戈德堡的家里，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的聚会，把早餐和午餐并作一顿，吃着熏鲑鱼和炸面饼卷。 我当时感到极为高兴，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少数几个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自己的一些同僚。有些人在到达时可能还无法肯定别的出席者是些什么人，或者甚至无法肯定熏鲑鱼和炸面饼卷是些什么玩意儿。但是从这第一次会议之后，他们就一直是一个和睦的团体，一个忠诚的团体。没有一个人试图牺牲他的同僚或领袖的利益以增进他自己的政治利益。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利益和特性从属于约翰·肯尼迪的利益和特性。 在次于阁员一级的职位上效力的具有阁员才干和能力的人，其人数之多也是不寻常的。除了上文提到过的那些人和往后要提到的国务院内的各种各样人材以外，还包括那些不可或缺的副手或副部长，诸如国防部的吉尔帕特里克，商业部的古德曼和罗斯福，财政部的鲁萨和福勒，司法部的卡曾巴赫和农业部的墨菲等。爱德华·R·默罗大大地改善了美国新闻署的工作，改善了它在国会以及在世界上的形象，并改善了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发言权。宇宙航行局局长韦布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都以非凡的才能履行了他们的职务。肯尼迪赞赏的助理部长和局长有：劳工部的埃丝特·彼得森和吉姆·雷诺兹，财政部的萨里和卡普林，司法部的马歇尔，统计局的斯卡蒙，以及国防部的万斯和尼采这些助理部长和局长。他感到很放心地把文官事务交给梅西，地区事务交给托布里纳和霍斯基，联邦采购事务交给布延，航线事务交给哈拉比和博伊德，进出口银行的事务交给林德。他经常就司法部副部长权限以外的法律事务同阿尔奇·考克斯商量。他还为那些被委派在制订规章的机构里的人员的才干感到骄傲，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卡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米诺、联邦动力委员会的斯温德勒和国家劳工关系局的麦卡洛克等。取得通力合作 约翰·肯尼迪从他集合起的各式各样人材那里，吸取了他鼓励他们发表的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也知道，这么多意志坚强的人在一起共事，不可避免会时时发生职权范围方面的冲突，这是他并不加以鼓励的。 他也几乎无须去鼓励他们。例如，“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办公室要求农业部给予它较大的独立性，农业部则要求国务院移交给它某些职权，而国务院又要求减少财政部在国际收支方面的职权。财政部对于司法部阻碍银行合并感到恼火。司法部发现商业部在保障民权方面软弱无力。商业部在一些海员罢工事件上同劳工部纠缠不清。劳工部在处理季节性农业工人的问题上又同农业部意见不一。农业部在国立公园和国有森林问题上同内政部发生争执。内政部指责联邦动力委员会妨碍有秩序地发展动力，而肯尼迪任命的联邦动力委员会的官员们自身也发生了分裂。 这些争端以及诸如此类的纠纷——民用航空局与海军航空兵之间，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与空军之间，陆军工程兵与农垦部队之间，国务院与商务部之间，国防部与中央情报局之间——并非都是由总统亲自解决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如此。有些是由白宫和预算局解决的，有些是由当事者双方自行解决的。有些则无限期地积压下去，尽管劳工部与商务部、国务院与国防部、农业部与内政部之间一贯存在的对抗状态明显地有所缓和。肯尼迪知道如何使激动的情绪缓和与平静下来，以及何时应对相持不下的部门的观点加以抑制和平衡。他由于了解情况比较全面，所以看得较为广阔。肯尼迪为了使他的最高领导层保持异常的协调，作出种种努力，使每项政策都能得到主要执行者的支持——举例来说，这样他并不认为他能在军事预算问题上过分压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在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上过分压财政部长狄龙。 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这件事与其说是个事例，不如说是个例外。在一次讨论国际收支问题的会议结束时，总统告诫所有与会的人都要保守秘密。财政部长狄龙嘟嘟哝哝地说，已经太迟了，让·莫内已经在巴黎谈论这些建议了，肯定是国务院把它泄漏出去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对于财政部控制这方面的外交活动原已感到愤懑，听到这话，就尖锐地反唇相讥道，狄龙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莫内谈的一些建议纯属其个人见解。总统在离开会场之前使大家都平静下来，但事后在他的办公室里却对我说道，“我希望这件事并不意味着道格拉斯和乔治之间有什么恶感。要是真有的话，那也应是本政府里发生的仅有的一次。” 尽管这可能是过分乐观了，但是他的助手们为使他获致成功所作出的贡献，实际上的确促成了一种异常团结的局面，而肯尼迪也为此感到很自豪。内阁里没有什么派系，搞阴谋更是没有的了。当然，不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六个部的部长在古巴危机期间感到多少有点被忽视了。那些因为减税的需要而预算遭到削减的部门，对于减税的建议是不起劲的。那些不常受到邀请参加肯尼迪公余的社交活动的人，可能对麦克纳马拉一家和狄龙一家感到有点嫉妒，或者，如果他们本人并不感到嫉妒的话，他们的夫人无疑是会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在政治或哲学的路线上，并没有明显的或者持续不断的分裂。 然而，要使在联邦薪俸名单上的近三百万名男女文职和军事人员形成一部运转自如的政府机器，所需要的还不只是友好情感和伙伴关系。肯尼迪在这方面采取的三种特别的处理办法是值得一提的：（1）改组决策的行政部门；（2）各种公开声明要经过审批、要口径一致；（3）更换人员。决策过程 肯尼迪把有关外交、内政、立法和政治方面的非凡的第一手知识带进白宫，但是缺乏行政部门方面的经验。他一向是对政策而不是对行政管理更感兴趣，后来他还承认，“从当参议员到当总统，这里边可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开头的几个月中，是感到非常困难的。”他在整个任职期间，一直不断地改进各种行政程序，但是从一开头，他就反对那种把总统职务当作集体化和刻板化的东西的概念。他没有采纳艾森豪威尔离职时的建议——设置一个政府首席部长来监督所有外事机构。他放弃了由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象公司董事会那样集体作出决定的惯例。他废除了白宫班子的会议和每周的内阁会议的做法。他废除了白宫班子的金字塔式结构，还废除了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式的职务、白宫班子秘书、内阁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等。所有这些，在肯尼迪看来都不过是在总统和负责官员之间没有必要地强加上的一些文牍工作和机构。他废除了几十个部际委员会，那些机构的专职是就一些过时的问题提出成批的建议。他对那些冲淡和分散了他的权力的组织体系图和指挥系统是不大重视的。他对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建议并不感觉兴趣，因为这些建议把达成最低限度妥协的选择方案都窒息了。 相反地，他依靠非正式的会议和直接的联系——依靠总统个人的白宫工作班子、预算局和特别工作小组来为他的决策进行调查和说明问题——依靠总统的特使和总统经常的电话联系和备忘录——依靠把自己人安排在各个战略据点上。特别是在1961年，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安全事务上，他把直接负责的或者具有第一手材料的低级官员或专家召到白宫去商谈或打电话给他们。当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问题时，肯尼迪说，“总统不能管理一个部门”，但是他至少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政府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让公文在办公桌上搁的时间太长了。……总统的作用之一就是设法使公文运转得快一点。否则天塌下来的时候，你也只好等着。 有个记者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取得协调动作方面的方法比作橄榄球和篮球之间的差异。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靠定期的战术磋商和严格的分工，而在肯尼迪的政府中，则所有的成员都在不断地行动。 肯尼迪也召开战术磋商会议，但是仅仅在必要时才召开，而且也只请必要的人参加会，即那些他需要听取其正式观点的人，或那些他希望听取其非正式意见的人。对此，他根本不拘礼节，也不问是否有此先例。虽然与会者由于议题不同而经常更动，但并不是随便凑合的。在召开讨论对外政策的会议上，麦乔治·邦迪负责确保不漏掉一个有关的负责官员，不漏掉一个有关的观点。而在召开讨论内政事务的会议上，我则力图做到这一点。例如，如果沃尔特·赫勒和乔治·鲍尔希望就国际收支问题与总统会晤，我就设法保证狄龙接到参加会议的邀请。总统本人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他坚持非但和各部首脑接触也和他们的下属接触一事，使他决不至于得不到中肯的意见或批评，而在关键性的最初几个月中，他和他的内阁成员都改进了使用各种渠道和使各种决定密切配合的能力。但是肯尼迪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即任何规模大于其必要性的会议，其灵活性和机密程度都比较小，而且也不那么易于解决问题。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他召集内阁会议仅仅是因为“我想我们应该开一次会了——自从上次会议以后，已经过了几星期了”。并且，除了难得的几次以外，这种会议总使他感到厌烦。在这种会议上，他不象过去罗斯福总统那样，去同内阁成员们谈笑，征求他们在政治上的意见，建议他们自动提出各种问题来，或者在讨论时请他们一个个发表意见。肯尼迪在这种场合是难得想这样做的。 在肯尼迪的内阁会议上，没有作出过任何重要的决定，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几项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外交事务方面。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召开会议，大半是作为一种象征，它仅仅是提供情况，而不是讨论磋商，是帮助促进各种联络渠道的畅通，是帮助保持内阁成员的团结精神并避免使肯尼迪受到废除内阁的指责。在会上，没有高级辩论，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说明，也没有预先分发的文件。 肯尼迪主要依靠他的内阁成员，而并不依靠作为一个组织的内阁。与此相反，他认为 ……内阁全体会议……是没有必要的，难免浪费时间。…… 内阁官员处理的所有这些问题全是非常专门的。我每星期都 会见全体内阁官员，但是我们不召开全体会议。花一个上午 讨论邮政局的预算，却缠住了农业部长弗里曼，这实在是没有 多大益处的，农业部长有他自己的职责。……如果问题牵涉 到劳工管理，那末对我来说，与商业部长霍奇斯和劳工部长戈 德堡会商会更好些。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内阁比过去 任何内阁都重要，可是内阁会议却并不重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型的正式会议也和这种情况差不太多，它们专门处理外交事务。麦乔治·邦迪总准备一份比较有意义的议事日程，事先还分发文件，总统对这样的会议总比较感兴趣点。他主持这种会议是十分道地的，他首先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就正在探讨的形势提供情报摘要，然后请国务卿提出他的建议，最后把问题向国防部和其他一些部摊开。 有时，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出一些次要的决定，或者“装做”作出实际上早就决定了的比较重要的决定。出席会议的人数一般总保持在大大低于前几届政府的水准上，但仍然大大超出法定的要求。他强烈地主张所有重要的决定应在只有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上作出，往往他只同他打算向其传达决定的那个官员一起讨论决定。“我们每周平均同国务卿、国防部长、麦乔治·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等开三四次会议，”肯尼迪在1961年说，“而人数大得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却不那么有成效。如果有较多的一伙人在场，要决定涉及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在出现一次危机的期间或者在危机以后，总统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总比较定期地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部分原因是把它作为记录下所有负责官员的意见的一种手段，但是主要是为了制止外界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往往把政府的机构和效率等同起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有人问及外间传说的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立场时，他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总统的一个咨询机构。归根到底，美国总统必须作出决定。这是总统的决定，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也不是任何集体的决定。”他这番话一点也没有夸张，因为他常常否决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成员的决定，而且至少有一次还否决了他们全体的决定。 有些人对于肯尼迪对待组织机构的态度啧有烦言。霍奇斯部长就公开发牢骚说，应该更多地召开内阁会议。国务院的助手们私下抱怨说，如果在作出关键性的决策时他们不在场，那末他们的威望将蒙受损失。腊斯克国务卿则不满地说，他不喜欢在“不负任何责任的索伦森和凯森那样的人作出学究气的评论的会议上”提出他的意见。他宁愿把自己的论点只说给总统听。不过总的说来，各部的首长都同意威拉德·沃茨的结论，即虽然没有召开大量的正式会议，“总统和内阁之间……内阁官员之间”两方面的联络通气全达到了异常密切的地步。演说和声明的审批 总统规定，所有重要的演说和国会证词须由白宫审批，但除了在危急时期，这个规定是难得执行的。塞林格和他的班子以及特德·里尔登审查日常的演说稿。邦迪和我的班子分别审查关于国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声明。总统审查他自己的一些演说稿。有时遇到某个敏感的问题正在举行听证会时，他便要求我们事先对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行政部门证人的所有国会证词加以协调，并在听证会进行过程中加以检查，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或是1962年的经济与税收前景等问题上就是如此做的。 这种做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国防部发表的有几篇演说就变得不十分“炫耀武力”。一个国务院的助手获得通知，他不得坚持自己在民权方面的不切实际的建议。不过这还不是一种完善的制度。有几篇有争议的高级声明未经审批就发表了，而且没有什么方法去审批对新闻界或国会质询所作的答复。 最难审查的演说稿——而且如果不加审查，听其发表又最为危险的——就是高级军官发表的那些演说，他们的意见往往并不反映总统对于和平的看法。在肯尼迪就职的第一个星期，海军作战部部长阿莱·伯克的一篇强烈的反苏演说被白宫把调子改得缓和了些，以免不利于RB－4侦察轰炸机飞行员的获释。当这件事为外界知道以后，兴起了一大阵关于“封住了军界嘴”的喧嚷。实际上，海军上将伯克是自动把演说稿提出来的，而且这种程序也没有什么反常。但是有一点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确，即现役军官不应在他们的演说或国会证词中破坏最高统帅的最后决定；不应在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上混淆世界视听；不应把对部队或舆论进行政治思想的灌输作为他们公务上的一项职责。 上述最后一项的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埃德温·沃克少将对驻在德国的他的部队使用了右翼极端分子的材料。总统在报纸上看到了沃克的狂热的指责，于是请麦克纳马拉进行调查。1961年11月，沃克少将受到告诫并被调往太平洋后，他即辞去了军职。 肯尼迪说，保护军方，使他们不直接卷入政治，规定他们的训话要准确而无党派性，并且要求他们的正式发言反映官方的政策，这并不是什么过激的，甚至新奇的做法。也没有对军方的言论自由或是他们坦率回答国会的质询加上任何新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著名的高级军界人物发表了一篇影响到对外政策或者可能影响到军事政策的演说，我认为人民——以及国外——有权指望这篇演说是代表本国政府的意见的。……审查的目的……在于保证……政府是以一个调子发言的。 同时，肯尼迪指出，为了这一目的，他自己的演说也交给国务院和国防部去审查。 然而，斯特罗姆·瑟蒙德却乘机发动一次参议院的调查，企图把这种“审查制度”与对共产主义的“示弱”联系起来。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一项声明说，经过“再三考虑以后”，他自己政府规定的审批演说的政策应予取消，这使局势更形复杂化了。但是几位高级军官全证实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同时沃克少将的大肆咆哮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总统相当欣慰地说，军界支持他的审批政策的最著名的人物，都是些显要的军官。 他们懂得军方和文官之间要保持正当关系的重要性…… 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了那么多年，它规定由文官负责控制和承 担责任……事实上，军方对这个问题似乎比有些文官更为 理解。 然而军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用一个调子发言，即同他们的文官总司令同一个调子的。有些人仍然向国会和新闻界抱怨，因为他们认为有些决定没有同他们作充分的磋商，或者被不明智地否定了。但是，总的看来，华盛顿官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地用同一个强有力的语调在公开场合讲话。人事更动 在肯尼迪留用或任命的重要官员中，没有几个是被公开免去联邦政府职务的。有一个身居要职的留用人员，肯尼迪的批评者，本是免职的对象，但是当肯尼迪看到邦迪的备忘录，说明按照法令只能以“行为不检”的名义才有希望把这位先生免职时，总统便在文件下面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批示：“不要这么做——他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我们的。肯尼迪。”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不能继续胜任，那些徒有虚名和那些不具备肯尼迪同样的精力和理想的人，不是要求他们退休，就是另行安排职务。最为突出的一次改组——被某些方面的人士称之为“1961年感恩节大屠杀”——发生在国务院里。 总统几乎刚一就职，就对国务院失去了信心。他感到国务院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扼杀独创精神的惯性，而且那里的过分疲沓的倾向也使国务院显得优柔寡断。那里意见纷纭而缺乏活力。总统始终弄不清楚（甚至在人事变动以后，情况也仍然如此）谁是主管人员，谁明确奉派去做什么职务，以及为什么他自己的政策方针似乎一贯地遭到修改或拒不执行。国务院的领导——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鲍尔斯和鲍尔，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巡回大使哈里曼，助理国务卿威廉斯，拉美事务协调官伯利，所有内阁官员级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显得人材济济，但其成绩却显得与此很不相称，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肯尼迪感到鲍尔斯推荐的人干得比腊斯克推荐的人出色；腊斯克感到被肯尼迪亲自指派的下属约束住了，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腊斯克就职以前就委派来了——他还受到白宫的所有助手以及为研究对外政策而调来的一些局外人的约束；鲍尔斯则认为在国务卿本人无暇顾及的行政改组工作上得不到腊斯克的支持；而沉浸在联合国一纽约的气氛中，把世界舆论看得比国内舆论更为重要的史蒂文森，却感到和华盛顿的决策失去了联系。另外，改组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方案不仅由于指导无方而受挫，而且也由于国会——批评国际开发署人浮于事和缺乏效率的最严厉的人们——拒绝授权裁减冗员而受到影响。其实在国际开发署中，有许多人就是通过国会的关系安插进去的。 国务院与国会、新闻界及白宫之间的关系颇为混乱。国务院的老人都怀念地谈起艾奇逊——或者尼克松。外事人员中有许多最辉煌的人物在麦卡锡一麦克洛德时期、在杜勒斯的一人外交时期都变得暗淡无光。外事机构现在仍然苦于士气低落，仍然在埋怨那些放肆的非专业人员和其他机构的干预，并且仍然受到那种对每一决定都想面面顾到、从长考虑以致于往往议而不决的体制所困扰。（不过，有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告诉肯尼迪，外事人员已经变得十分象一匹训练得不得当的马，惩罚它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坏。） 总统并不希望更换国务卿。但是腊斯克却把行政事务推给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和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杰·琼斯（文官委员会以前的一个委员）。切斯特·鲍尔斯喜欢探索长期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权宜之计。正如一位观察家向总统概述的那样，“腊斯克觉得使用一位副手很难，而鲍尔斯则觉得做第二号人物甚至更为困难。”总统喜欢鲍尔斯，喜欢鲍尔斯的大多数想法和他所推荐的大多数人员。但是国务院的班子毕竟需要一个总管。 肯尼迪曾经考虑过许多人。邦迪在1月间就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了。萨金特·施赖弗和戴维·贝尔需要留在原职上。鲍勃·肯尼迪担任这个职务也不合适。阿瑟·迪安和约翰·麦克洛伊两人因为在裁军和联合国方面的工作而受到很大的尊敬，但是他们全不愿意接受固定的专任职务。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鲍伊一向主要是位思想家而不是个行政人员。最后，解决的办法很清楚，就象也许早就应该很清楚的那样：把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经济事务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提升为第二号人物。 但是1961年夏季。关于即将重新安排鲍尔斯工作的消息过早地传了出去，使鲍尔斯的政敌全很高兴，他们错误地以为这是总统“透露”给他的专栏作家朋友的。这一来反而推迟了鲍尔斯的坏运。外交机构中的某几派人、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五角大楼的将领和右翼报刊的社论都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在反对鲍尔斯。他们批评鲍尔斯太“软弱”、太“天真”，或者说他在猪湾事件中力图推卸失败的责任。肯尼迪却没有被这种批评中的任何一条所打动。与此同时，鲍尔斯在新闻界、党内和政府中的一些支持者（有些人管他们叫作：“切特集团”①）出于同样毫不相干的理由，开始向总统施加压力，要总统留住鲍尔斯。鲍尔斯本人则不理睬各种暗示和机会去要求重新安排其职务，以表示对总统忠诚。 -------- ①切特是切斯特的昵称。——译者 肯尼迪让争吵自动平息下去，但是他开始较多地依赖鲍尔而不是依赖鲍尔斯。虽然鲍尔同样没有多少时间或多大愿望担任国务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在重要间题上他却能给总统较为及时的帮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在赞扬鲍尔斯的同时，说明了他的意图，即“为了使国务院的机构和人员效率更高些……如果我得出结论，鲍尔斯先生在另一个负责岗位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末我将毫不犹豫地要求他这样做”。 到11月下旬，肯尼迪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作出一系列严守秘密、速战速决的人事更动，以便使人员与职务更为相称。迪克·古德温在拉美问题上的干劲和沃尔特·罗斯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通盘规划，全属于国务院而不属于白宫的职权范围，而国务院在这方面也正好是薄弱的环节。弗雷德·达顿在白宫没有获得一个一展所长的固定工作，这时接下了国务院内处理同国会的令人遗憾的关系这一工作（他在国务院干得很出色，尽管那些比较胆小的官僚继续按照一贯的做法，向控制着财政的议员讨好迁就）。总统知道艾夫里尔·哈里曼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比约翰·昆西·亚当斯①以后的任何人都多，而他作为无任所大使的成就（等地抑制了傲气，带上一个助听器后）远远超出了总统的预料。这时他同意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因为远东的老挝、越南、赤色中国和“福摩萨”②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罗斯托将取代腊斯克派的乔治·麦吉的职位，麦吉去接替鲍尔的职位（后来他由哈里曼所接替），鲍尔接替鲍尔斯的职位，而鲍尔斯则将获得一个特别大使或巡回大使的职务。 -------- ①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译者 ②即我国的台湾省。——译者 很明显，这一连串人事变动全是因鲍尔斯的调动引起的。总统担心鲍尔斯在辞职时会大吵大闹，于是吩咐我“在腊斯克把这消息告诉他以后，稍许安抚他一下，就象一个‘自由派人士’对待另一个‘自由派人士’那样。”我喜欢切特·鲍尔斯和他对驻外机关事务局及其所需人员的看法。自从1959年以后，我就一直与鲍尔斯保持联系。向每个被调动职务的人宣布调动的消息是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日下午。腊斯克由于对鲍尔斯的反应感到很关心，赶到我家里来找我——我一直在家等待着——他敦促我立即去见副国务卿。 在国务院那座几乎空荡荡的新办公大楼中，我找到了鲍尔斯，他郁郁不乐地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对肯尼迪、对腊斯克、对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愤怒。他不打算再接受任何职务。他说，他是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一直忠心耿耿，而人家却对他不忠实。他要辞职并把自己的想法全讲出来。 我和鲍尔斯进行了谈话。我代表总统对切特的心情表示同情。我拒绝了他的种种威胁，分担了他的痛苦，我对他所作出的贡献表示钦佩。天越来越黑，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站起来去开灯。塞林格预先安排的在海恩尼斯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将开始。在这次会上，人事变动必须在消息“走漏出去”之前予以宣布。我们不停地谈了下去。最后，我们终于谈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鲍尔斯将成为具有威信的白宫班子的一员，担任总统的“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和顾问”，具有大使的级别。他的薪给将予以提高，以反映他的职责的提升。他将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使用白宫的轿车并可在白宫餐厅用膳。他将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 这不是一个实职，这一点后来大家全都明白。鲍尔斯还是回到印度去当大使合适得多，在1963年中期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一退休，他马上就去接任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忠于职守、声誉卓著。但是在1961年11月他就任总统的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和顾问一职，毕竟保全了他的面子并防止了发生争吵。鲍尔斯接受了这个职务。总统将在次日的私人谈话中把这件事确定下来，他对此也很满意。塞林格宣布了这个消息。所有那些在几个月以前对可能调动鲍尔斯职务的前景进行抨击的人，也无法有力地反对这一安排。总统颇感兴趣地看待我奉派到自由派人士那里去作说客的这一任务，他说：“干得很漂亮，特德——这是自从你参加密执安州代表团以来干得最出色的工作。”肯尼迪--第十一章 早期的危机——猪湾事件第十一章 早期的危机——猪湾事件 约翰·肯尼迪有一次诙谐地谈起在科德角的日子。当时他因背部伤痛，不得不坐在那里，眼看着屋外刮着的一场新英格兰飓风。房子里仅有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喝醉了酒的仆人，另一个是被这个仆人激怒了的汽车司机。当他们彼此追逐，威胁要杀害对方时，这位当时的参议员却扶着拐杖，独自坐在那片沉寂的气氛中，注视着在他周围翻腾盘旋的大自然的怒吼，默想着自己是否会生存下去。 1961年，肯尼迪发觉自己又一次面对着一场风暴。那种不自然的寂静笼罩着最高权力机关，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利形势以及自由世界内部的争吵困扰着他，他独自坐在那里观看着四周国际地平线上卷起来的一场接一场的风暴。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每位总统大概需要十二个月的时间组成他的行政班子，摸索着进入这个庞大而危险的官僚机构。……当［肯尼迪］还在想把家具搬进去时，他发觉实际上屋顶已在塌下来，房门也被风刮走了。” 肯尼迪事先受到了警告。他在棕榈滩从艾伦·杜勒斯及其助手那里获得的中央情报局简报所提供的情况，远比他当总统候选人时所知的要多。如同他乐于承认的，这些情况以及随着掌权而对世界动向所获得的更为全面的了解，使他“惊愕”不已。但是他从未抱有回避或延缓这些危机的任何幻想。当他在棕榈滩时，据说他的政府中有人传出消息说，他曾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让世界紧张局势暂时缓和六个月，以便让新政府有时间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的答案。他听到这话后曾对我说，“这真是愚蠢的，”又说，苏联的国家利益象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不可能因为任何人或任何时期而予以放弃和搁置起来，而凡是这两种利益冲突的地方就会出现麻烦。 在他就职的头一周内，我们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撰写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他接连审阅了几份讲稿，每一次总试图就前途的种种危机向全国发出更加阻郁的警告。虽然我当时全神贯注在他的立法计划上，他关于外交事务的原稿中的那段话已经使我感到颇为不祥：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紧急的。趋势是不利的。情况在好转 之前将会更坏。我们一面抱着莫大的希望并争取最好的结果， 一面应为自己作好最坏的打算。 可是，1月28日星期六，在发表国情咨文前两天，他在审阅一次通宵会议所拟就的接近定稿的文本时，竟然认定这些警告的措辞还不够有力。他又插进了另一段话： 危机在日益增多。它们的解决变得日益困难。我们每天 都更接近极度危险的时刻。……我觉得我必须告诉国会…… 在每一个存在有危机的主要地区，事态都在恶化，而时间已不 是我们的朋友了。 接着在星期日，他做完礼拜在官邸润色拟就的文稿时，又加了最后一句预言：“在形势扭转之前，还会有更多的挫折。” 星期一，咨文发表了，许多报刊立即把这些段落说成是不必要地阴郁、可怕。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在随后八个月里，世界危机的发展速度竟会如此迅速地超过了咨文所说的情况，以至在该年春季前所未有地需要提出第二篇国情咨文，而且夏季竟会出现更为可怕的危险。 2月13日，即在他的咨文发表两周后，随着刚果前总理卢蒙巴的遇害，苏联人威胁要对那里进行新的干涉。 3月9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差一点要接管整个老挝了，因此有必要向总统提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详细计划。 3月18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葡萄牙不得不急调部队去安哥拉，以镇压由美国的非洲朋友支持的一场民族主义的起义。 3月21日，参加日内瓦禁止核试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宣布，它提出了一项关于“三驾马车”①对一切视察拥有否决权的新要求，这使任何核裁军都成为可疑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