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的领袖们——他们通常比全国闻名的那些大人物掌握着更多选票——倾向于肯尼迪，因为肯尼迪在他们的邻居们和朋友中享有声望，还因为他多次访问了他们的州。他曾在他们的宴会和群众集会上讲过话，为他们的竞选活动筹集并且付出过活动经费，他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和帮助，他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真诚的关怀。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电话，他从来没有忽视过一封来信或怠慢过一个来访的客人。政治领袖们、劳工领袖们、黑人领袖们、知识分子们都从肯尼迪或肯尼迪的办公室以及马萨诸塞州肯尼迪的竞选办公室收到过大量的信件；他们并且不断地收到肯尼迪写的或关于肯尼迪的大量文章，他们还不断地收到肯尼迪打来的电话，肯尼迪写的书或关于肯尼迪的书，而且在各种民意测验中也表明肯尼迪是领先的。 肯尼迪看上去不大象一个政治家，但他却显得越来越象一个胜利者。他具有把次要的候选人带着一起走向政治胜利的历史。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使人感到他会一直干到底的。他的竞选班子虽然缺乏经验，却既有能力，又有信心。他的“新的专业人员”，象奥布赖恩和奥唐奈，都比全国闻名的“老专业人员”工作更为努力也更熟悉各种各样情况。他在一个联合的新英格兰代表团里有一个牢固的政治基地，其规模可以同任何一个大州相比拟。宗教方面的障碍 但是投在上述这些光明面上的阴影仍然是肯尼迪的宗教信仰问题。民主党人要的是一个总统，而不是什么原则。如果不能提名一个天主教徒当候选人，或者如果提了名，却不能当选为总统，那末不论理由多么荒谬，任何一个民主党政治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肯尼迪的提名，而丝毫不能算作偏执顽固，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肯尼迪也没有把所有怀疑天主教徒能否当选的民主党人就看作是顽固分子。他并没有召唤人们来掀起一场运动，以取消不让天主教徒进入白宫的禁令。他并不急切地想为他的祖辈在波士顿遭到的歧视复仇。而且同某些报道相反，他对于成为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将会带来的不论何种荣誉也并不感觉兴趣。他只是想成为总统，而恰恰又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的正式立场是，表示对选民们的宽容具有信心，他对人家提的一个问题苦笑着回答道：“今后我在来世会得到报酬的——虽然我不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它。” 1960年，他写信同我谈论我们的竞选方法时说： 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人将投票选举肯尼迪，他除去其他 条件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一旦我们卷入一场……关于存在 什么天主教徒选票的辩论中去，那么我们就的确处于十分危 险的境地了。 这样，他一再说他不希望任何人根据宗教信仰这个因素来投他的赞成票或反对票，他不希望这个毫不相干的标准成为他能否获胜的原因。有人指控说他威胁他的党如果党不提名他，他就要利用天主教选民来进行报复，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这种力量把天主教选民的感情作为一根大棒来利用——而且他说：“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进行。”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在预选中获得全胜，在投票中领先并掌握大多数的代表，那末少数几个党的领导人如要拒绝对他的提名，只有说：“我们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可是，他知道，他们将发现，要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很困难的。预选小结 ……肯尼迪创造了一些新的总统竞选方式，使那些习惯于老办法的人不得不钦佩他。卡迈因、德萨皮奥说：“他比所有的职业竞选人员更精明。只要他跌一交，那些狼立刻就会朝他围拢来的。”可是那些职业竞选人员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同时，却过低地估计了肯尼迪。 他单在1960年这一年里，就乘飞机巡行了二十四个以上的州，行程约六万五千英里——其中多次是在关键性的预选搏斗中进行的，大都是与他的妻子一起去的。他还就一切可以想到的话题发表了大约三百五十次演说。他曾就每一个当前的问题进行投票、提出法案或发表演说，而从不退缩或敷衍了事。他曾亲自在州的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同党的领袖们、代表们和数以万计的选民们谈话。他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去打电话。他从不作任何不能兑现的诺言，也不对任何人封官许愿。他曾委托进行了儿十次私人的民意测验。他曾向汉弗莱的代表们发出呼吁，并同汉弗莱达成和解。他曾批准他的自由派支持者多数人署名的一封信，该信劝说所有支持史蒂文森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曾答复关于他的宗教信仰的一切询问，在组织工作方面他显得颇有行政才干，在有争论均立法问题上，他也显示出了勇往直前的胆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图尔特·赛明顿说：“他不过是比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胆子大一点……更富有精力、智慧和刚强之气罢了。”他还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坚强的取胜意志。 假如没有别人在预选中参加竞选，假如史蒂文森在俄勒冈州参加了竞选，假如赛明顿在印第安纳州参加了竞选，假如约翰逊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了竞选，假如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的第二选区失利并不再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竞选，假如迪塞尔在俄亥俄州没有认输，假如帕特·布朗迫使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假如迪尔沃思当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或者假如约翰逊全力支持赛用顿，那末肯尼迪可能已经落选了。与此相反，他现在怀着《莫大希望。（这是预选会上采用的一首由弗兰克·西纳特拉演唱的竞选一歌曲的名称）试图在科德角休息十天，然后飞往洛杉矾去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极为疲惫，几乎已经憔悴，但正如他的父亲所说的，“要是他落选了，他还要疲惫得多。”杜鲁门和青年人当总统的问题 然而，他的休息却受到哈里·杜鲁门7月2日的一次攻击性讲话的干扰。在一次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上，曾在1956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以同样方式斥责过史蒂文森的杜鲁门，重申了他对赛明顿的支持，并加上了对约翰逊的支持，而且还额外提出了他希望煽动起来的鲍尔斯、迈纳及其他六个人的姓名。（史蒂文森的姓名被去掉了。）他用激烈的词句攻击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事先早有安排的……愚弄人的……完全被一个候选人操纵着的”，他还攻击肯尼迪的“过分热心的支持者”，说他们对代表们施加压力，使代表们一下于倒向肯尼迪那边。不止一个民主党人说，杜鲁门私下是反对一个天主教徒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现在，他公开地，虽然只是含蓄地提出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和经验不足的问题，却完全忘了他自己进入白宫时对华盛顿公职的经验要比肯尼迪少得一多。在这个会上他还说： 参议员，你是否肯定，你已为治理这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或是这个国家已为接受你担任总统做好了准备……？ （我们需要）一位尽可能成熟的和有经验的人。……我可否劝一 你耐心等一下呢？ 我是在洛杉矾民主党代表大会我们的总部里看到杜鲁门的电视广播的，因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在那里进行。几小时后，我就飞越全国回到海恩尼斯港去，参议员已在那里提出请求并获得了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时间定于7月4日在电视台上进行答辩。我随身带了一份《青年与老年问题》的卷宗，其中恰好有在这种场合进行反驳的资料。参议员看来轻松而有信心，他中断了休假着手草拟讲稿。他知道他的年龄对他的候选人资格既有利又有弊，但他不愿承认这也会影响到他能否胜任的问题。他早些时候曾说过：“萨姆·雷伯恩会认为我很年轻，不过在一个七十八岁的人看来，全国大多数人都是年轻的。……在过去四年的压力下，我记不起有哪一次我显得缺乏判断力。要考验的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这个人本身。” 因为他本人要举行电视记者招待会，我们于7月4日飞往纽约。他在驳斥了杜鲁门的其他论点以后，把杜鲁门关于年龄问题的理由更是驳得体无完肤，因此肯尼迪的支持者们对杜鲁门十分感激，因为他为肯尼迪提供了这么一个大肆宣传的机会。他提到他为国家效力十八年的经历，并表示愿意“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作为我的工作经验与能力的鉴定者”。不过如果“认为担任了十四年通过选举产生的重要职务还算经验不足的话”，他说，“那么杜鲁门提出的十个姓名中只有三个，而全部美国总统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可算是经验丰富的，而二十世纪的全部美国总统——包括威尔逊、罗斯福和杜鲁门在内，则都是经验不足的了。”他继续说，假如是以年龄而不是以经验作为标准的话，那末这种检验成熟与否的标准将“把所有年龄在四十四岁以下的人都排除在受人信托和负责指挥的职位之外”，就是说杰斐逊不应写《独立宣言》，华盛顿不应指挥大陆军，麦迪逊不应制订美国宪法……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甚至不应该发现美洲。”（他明智地删去了我写在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即拿撒勒的耶稣。） 他继续说，在一个象我们这样年轻的国家里，在国会和各州的首府都有年轻人任职的情况下，选民们有权要求具有同样精力和活力的人在白宫任职。他和尼克松两人都是四十多岁而且两人同时进入国会，过去还有六个总统（和许多总统候选人）也是在四十多岁时任职的。虽然1960年时世界上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的确都出生于上一世纪，而在另一个时代受的教育，但是“有谁能说他们在改善世界命运方面有多大的成功呢”？亚洲和非洲那些新兴的国家全在挑选一些“能够抛弃老的口号、幻想和猜疑的”年轻人。然后，他以自己竞选总统的下列结论结束了他的演说： 因为有一个新世界要去争取——一个和平和友好的世 界，一个充满希望和富饶丰裕的世界。我要美国带头走向这 个新世界。 杜鲁门先生问我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使我想 起一百年前的亚伯拉罕·林肯来，他那时还未当总统，在他受 到老政客们的围攻以后，写下了这些话：“我看到暴风雨来了， 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是上帝指定一个位置、一份工作 给我，我相信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对你说，假如这个国家 的人民挑选我当他们的总统，我相信我已经准备好了。肯尼迪--第六章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六章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约翰·肯尼迪已经准备好了。他把自己年纪较轻这一不利因素转变成了一个有利因素。在洛杉矾那里，他的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业已准备就绪。当肯尼迪返回科德角，而我在五天内第三次横越全国时，鲍勃·肯尼迪和我们的工作班子正在比尔特摩饭店内我们的总部里最后落实各个事项的细节问题。有关住宿、运输、通讯、游行、接待代表、公共关系等方面和许多别的事情的具体安排，几个月来一直都在进行，并由肯尼迪的朋友、富有经验的罗伯特·特劳特曼和戴维·哈克特到场主持，为此，他们俩全暂时搬到洛杉矾去居住。 1956年竞选中通讯联络失灵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在比尔特摩饭店八楼肯尼迪的竞选总部里，有一个庞大的电话通讯网，把各个办公室同所有的住宅、体育馆会议大厅后面的一座小别墅，以及代表大会会场里肯尼迪派领导人的座位连接到了一起。会场内的肯尼迪的工作人员都自备有步话机。 塞林格的宣传机器也开足了马力，每天都发布新闻消息，每天都向新闻界宣布新增加的支持者的名单：如北卡罗来纳州当选州长桑福德、明尼苏达州的弗里曼、新泽西州的代表等。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志愿工作者——如马萨诸塞州的代表，有闲的旁观者，肯尼迪的老朋友——都被分配任务去同五十四个代表团膳宿在一起，按时向肯尼迪报告这些代表们的情绪、问题和倾向，特别是密切关注他们的投票情况。肯尼迪的“控制室”里存有每个代表的档案卡片，肯尼迪的“代表接待室”里挤满了人群；许多俊俏的姑娘忙着分发附有竞选徽章的免费咖啡，并且放映一部介绍候选人的影片。 肯尼迪于7月9日星期六抵达洛杉矾，受到了二千名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的欢迎。随后，他在《会见报界》的电视节目中说：“我认为我们将赢得提名，但是我并不认为大局已定。……没有一次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他知道，191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钱普·克拉克和1924年代表大会上的威廉·麦卡杜，在大会刚开始时都受到多数代表的拥护，结果却没有得到提名。不过，那时的规定是，被提名者必需获得三分之二代表的选票。要不是罗斯福和法利在1936年废除了这项规定，使民主党从此变得自由化的话，肯尼迪是决不会获得提名的。 代表大会于7月11日星期一开幕时，一个声势愈来愈大的推举史蒂文森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罗斯福夫人附和了尊敬的沃尔特·李普曼早些时候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的主张，表示希望肯尼迪的“大公无私和敢作敢为”会使他同意担任副总统的职位，因为在这个职位上，他会得到“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她说，黑人不会投肯尼迪的票的。休伯特·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以后一直对肯尼迪很友好，不过始终没有正式承担过义务。这时他说，出于“对国家的关注”，他决定从支持肯尼迪“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帕特·布朗发现，原先他以为能争取过来支持肯尼迪的许多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已经被史蒂文森拉走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原属汉弗莱方面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她受到来自史蒂文森支持者方面的严重而持续的压力，而这些人正是抱怨肯尼迪实施高压手段的那批家伙。代表大会的走廊里挤满了支持史蒂文森的南加利福尼亚人和他们的纠察，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欢迎他们的英雄作为一位代表抵达会议大厅。肯尼·奥唐奈挖苦地说，“我可没说过，他当选不上洛杉矾市市长。” 史蒂文森本人曾被要求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一些和他们两人都有友好关系的人一再要求他停止这些拉票的努力，因为这种做法只能帮赛明顿和约翰逊的忙。他们要求他结束这种踌躇不决的态度，以取得肯尼迪的尊敬，并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作为对肯尼迪在1956年支持他提名的报答。肯尼迪带着某种轻蔑的态度告诉我说，史蒂文森曾回答说，他很想解脱出来，但“无所措手足”。 与此同时，约翰逊的支持者亦愈益活跃起来。在参院休会至8月间的这段时间内，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同意其支持者的要求，正式宣布参加提名的竞选，但他对反肯尼迪和反天主教的众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的观点没有表示赞同。他的声明警告说，“罪恶的势力……对于无辜的人是毫无怜悯之心的，对于没有经验的人也不会格外照顾的。”雷伯恩攻击肯尼迪的领导地位“没有经过考验”。约翰·康纳利和印第安·爱德华兹对肯尼迪体力上能否胜任总统之职表示怀疑。老资格的政客故意地谈论着可能会出现一种僵持局面：由于史蒂文森夺走了肯尼迪的一些选票，所有总统候选人就都继续处于竞争状态，那么，在经过两轮投票肯尼迪的票数减少后，约翰逊，或许是史蒂文森，将作为妥协的人选。有人企图修改代表大会的规则，以防止候选人的提名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解决掉。这项动议显然是为了阻止肯尼迪被提名而提出的，但未获通过。 尽管约翰逊和史蒂文森搞了许多名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阵脚却丝毫未乱。他知道，凡是赢得提名的候选人总要被人指责是采取了“高压手段”、“哗众取宠”和“讨好拉拢”的。谣言、混乱和暴徒式的情绪之类的东西，就如同铜管乐队、气球、标语牌和演讲一样，构成了代表大会内容的一部分。然而代表大会上真正重要的事情，却是争取七百六十一名代表的选票，即一千五百二十票总数中的过半数。 实际上，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和约翰逊的代表人数比所宣传的要少得多。无论是会场里支持史蒂文森的观众，还是会场外支持史蒂文森的纠察队员，抑或是无数封有组织的支持史蒂文森的电信，都代表不了美国人民的大多数而只是少数代表罢了。支持约翰逊和赛明顿的人可以去谈论将会出现僵持局面，但是，自从三分之二例规则被废除以来，没有一届民主党代表大会曾出现过僵持局面，别的人只抱有获胜的希望，但肯尼迪却拥有支持他的代表——这就是区别之所在。 史蒂文森和约翰逊都可能提出由肯尼迪作他们的竞选伙伴，但肯尼迪对此明确地予以断然拒绝。他在电视里再一次明确地予以拒绝，并真的这样做了。他对一个猜测史蒂文森一肯尼迪会联合竞选的记者说，“来！我可以答应你，倘若我与谁搭档接受副总统提名的话，我就把我明年的参议员薪金给你。”他的父亲表达了我们大家的看法：“我们决不会为胜负、金钱或留个芳名而接受第二把手的位置，” 肯尼迪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次民权集会上和代表大会前招待所有候选人的一次宴会上公开讲话，他集中谈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而不是评论别人。他说，唯一的“健康”问题是“今天美国经济的贫血问题”。唯一的“年龄”问题是对我们的年老公民坐视不管。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拜访那些尚未作出许诺的代表团和领导人，就象一个沉着冷静、富有目的感的人物在一堆杂乱物品中快步向前走去一样。 其他问题也够肯尼迪及其竞选班子忙碌的了。竞选纲领大部分是在政纲委员会主席鲍尔斯领导下起草的，以肯尼迪个人的观点来说，他认为竞选纲领许诺了太多的根本不能兑现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提出了太多的无保证的希望和无必要的忧俱。资格与规则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非重大的问题。代表大会的许多行政和人事问题，都是事先由劳工代表和自由派代表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秘密委员会制定的，肯尼迪和汉弗莱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主要问题仍然是七百六十一张选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在第一轮投票结束时就扭转局势。否则，就得等到第二次投票了。如果必须搞第二次投票的话，我们担优一些受法律限制只能投一次票的人就可能帮不了肯尼迪的忙，结果，失去的选票还不足以抵偿从别的一些总统候选人那里争取来的选票；但是，如果有必要搞第三或第四次投票的活，一种僵持局面就可能导致幕后妥协。 星期三下午，每个候选人的提名和表态工作都在进行中，这时，我从会议大厅与肯尼迪作了一次电话谈话。一他的最后一项工作是要求明尼苏达州州长奥维尔·弗里曼为他作主要提名演说。弗里曼是个适合上电视屏幕的、强有力的发言人，他是中西部人，农场主的好友，自由派，新教徒，一州之长，我们希望在他这个州里从史蒂文森和汉弗莱手中夺走选票，弗里曼具有一切必需的品质，但这一决定耽搁了很长时间才作出，原因是为了劝说史蒂文森来担当这一工作。现在演说和亮相就要结束，而众目睽睽的重要时刻即将来临了。 上午十时零七分唱票。肯尼迪在第一次投票中就取得了胜利。 肯尼迪获得提名后所做的头一件事是，通过他的四条专用电话线中的一条打了个电话给杰奎琳。杰奎琳当时呆在海恩尼斯一港，等待小约翰的出生。接着，他便赶到大会会场，向围着他的家人和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简短致词，表示感谢。然后，他返回寓所，吃了几个鸡蛋，睡了一觉。接下来就是挑选竞选伙伴的问题了。副总统 “我认为他应该有能力履行总统的职责，”肯尼迪在对一个采访者概括地谈到他所需要的竞选伙伴的素质时，这么说，“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位对美国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农场事务很有经验的人……他是一个中西部或西部的人。”关于他自己拒绝担任副总统就意味着他轻视这个职位的说法，他早已否认过了。他说： 我一定挑选我所能得到的最优秀的人。倘若我的寿命不 是象我希望的那么长……不过这对第二把手说来，确实不是 ……一个令人羡慕的前景……那就是，[只有在]我万一死去 以后，他才能对事态的进展发挥影响。 遵照他惯常采用的集中精力每次办一件事的做法，参议员在启己的提名成为事实之前，不愿决定竞选的伙伴。但是他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挑选约翰逊或汉弗莱作竞选伙伴，在某些地区有利，在某些地区不利，而其他有希望的候选人，则大多数也同以上两人的情况差不多。 几星期前，我也象许多别人一样曾向参议员及其弟鲍勃提出过一份副总统的提名人选名单。我这份名单上原有二十二个名字，后来减少到十五个，最后又减少到六个。挑选副总统的过程总是以寻求一个可以加强竞选力量的人开始，而以寻求一个不会削弱竞选力量的人结束。从我的名单中去掉的人，都是些过于开明的、过于保守的、过于不善言谈的、为党内某些派别所十分讨厌的、或者是其长处和短处与肯尼迪过于相象以及过于年轻的那些人（我写道，“我们不希望候选人名单上是那些被人家称作‘神童’的人”）。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的名单上的第一名是一个既没有这些不合格的条件，又具有许多合格的条件的人，他的姓名是：林登·B·约翰逊。 尽管对约翰逊竞选总统的支持只具有地区性的性质，但他本人不仅仅是一个南方人，他更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多数党领袖，也是一位在过去八年的国会工作中比艾森豪威尔还有建树的杰出的参议员。他对农业和西部当然并不陌生。在肯尼迪没有多大影响或完全没有影响的一些地区，约翰逊对选民却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教徒。他为对外援助、社会立法，特别是为民权所做的工作，使自由派的反对有所缓和。他的协助对肯尼迪获得国会的支持将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总统提名投票中的亚军（与肯尼迪的806票相比，约翰逊获409票），作为参院的民主党领袖，作为一个最反对肯尼迪的地区的候选人，作为一个肯尼迪难以驾驭的大州的发言人，约翰逊是最强有力的竞选伙伴的人选，是合乎逻辑地对这一职位有“优先取舍权”的人物。 肯尼迪只睡了几小时就回到了他比尔特摩饭店的总部，八时左右打了个电话给约翰逊。他要求两小时以后到这个旅馆约翰逊的套间里同这位多数党领袖进行交谈（约翰逊的妻子叫醒他听这个电话的）。会晤中，肯尼迪强调了全国和全党的团结，提出要他出任副总绩。约翰逊表示他对此是感兴趣的，两人同意与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 挑选约翰逊当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公布了。这次提名未采用以往规定的办法，避免了唱票，约翰逊的提名是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的。这样便打破了另一个先例：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是由两个现任的参议员组成的。 余下的事就只有准备接受提名的演说一事了。肯尼迪和我收到了别人提出的许多草稿，我们在开代表大会的那一周中推敲出了最后的定稿。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副总统提名的那天晚上在肯尼迪的父亲借给我们用的一幢私人寓所里召开的。显然，这篇演说必须包含某些内容： ·接受提名和政治纲领。 ·为了重建党内的团结而伸出橄榄枝，如赞扬约翰逊、赛明顿、史蒂文森和杜鲁门（“由于他们又站到了我一边，我感到安全了”）。 ·努力减轻反天主教人士的疑虑（“民主党……信任美国人民也信任他们有作出自由、公平判断的能力——信任我有作出自由、公平判断的能力”）。 ·对尼克松的攻击。有些人反对这样做。后来，这一段竟然是演说中最易遭到批评家攻击的一部分，但是肯尼迪考虑到电视观众人数众多，演说中应该包含这一内容。 ·对无党派人士发出超党派的呼吁（“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诅咒黑暗，而是为了点燃光明。……我是在向不论年龄大小而充满朝气的人发出号召，在向不论属河党派而精神坚定的人发出号召”）。 ·叙述一下这个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日见增多）的问题月（“七个饥馑而干旱的荒年使人们在思想领域里也失去了生气……这些新兴国家的觉醒所发挥出来的能量，比原子裂变所放射出来的能量还要多”）。 但是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肯尼迪哲学的总结：即对“新边疆”的总结。演说中的许多思想和不少语言取自其他人的稿子和肯尼迪早期的演讲，包括对杜鲁门的那篇电视答复。不过“新边疆”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个术语本身，全是在这篇演说中第一次提到的。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外界人士曾提出过这个词句，虽然不止一份稿子中都曾提到“边疆”这一主题思想。肯尼迪一般总避免使用口号，决不愿滥用这一概念，但是他喜欢把自己看作是“新政”和一“公平施政”的继承者。关于“新边疆”，他说， 不是总结出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东西，而是总结出我打 算要求他们提供的东西。这是在向他们的自豪感而不是在向 他们的钱包发出呼吁；它要求美国人承诺作出更多的牺牲而 不是得到更多的安全。 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论我们是不是在寻求“新边疆”，“新 边疆”已是既成事实……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 一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 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 他说，美国人民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面临着一项抉择： 不是仅仅在两个人或两个党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公共利益 与个人安乐之间，在民族的伟大坚强和民族的没落衰微之间， 在进步的清新空气和“按部就班”的陈腐、阴湿的空气之间进 行选择。 在一个对这次会议说来未免过于宽敞的露天会场里，在夕阳朝着一度是我们的最后边界徐徐西沉的时候，这位获得提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充满信念和决心的气势发表了他的演说： 全人类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决定。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想 看看我们如何行动。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去 尝试一下。……请你们伸出手来帮助我，请你们发表意见并 投我的票。肯尼迪--第七章 竞选第七章 竞选 196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对约翰·肯尼迪来说，是以低调开始的，当时民主党人四分五裂，疲惫不堪。他的获得提名使党内业已动摇不定的南方派十分恼火。他选中约翰逊的决定则使已经疑虑重重的自由派也十分恼火。农场主对肯尼迪显然是抱怀疑态度的，劳工对约翰逊显然也是抱怀疑的态度，而黑人则对两个候选人都不信任。拥护史蒂文森的死硬派抱怨肯尼迪的野心、财富、父亲、兄弟以及他拒绝就任命史蒂文森为国务卿一事表态，另一方面，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尼克松却得到了洛克菲勒和戈德华特的支持，而且洛奇无疑也是一个得力的竞选伙伴，这样，他已经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接受提名的演说把追随者成功地集结在一起了。 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由于担任过全国性的职务和参加过四次全国性的竞选，所以远比肯尼迪知名。测验还表明，大家认为尼克松更有经验，而人们所知道的肯尼迪主要只是一个富有的、缺少经验的年轻天主教徒。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刚结束后，民意测验便表明尼克松以50％对44％的比数稳稳地领先，还有百分之六的未定数。所谓民主党的。正常”多数是由南方的绝大多数选民一这时由于宗教和民权问题而态度不明朗一和决定大选结果的美国其余地区的动摇不定的派别所构成的。艾森豪威尔已经使民主党在北方的据点形成了选举共和党人当总统的习惯。许多关键的州，如纽约、新泽西、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等，从1944年罗斯福当选以后，在全国选举中一直就没有再被民主党争取过来。而且，同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同时投几个党的票，或不投本党的票，甚至干脆就不投票。这个党的各类观点如此纷坛，致使一些独立的国会议员能够在各自的地区获胜，但这在全国性的大选中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与此相反，共和党则正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他们控制着行政部门，掌握着用人、宣传和分配公款的全部权力。他们得到大捐款人的较多的一部分捐赠。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和稳健已经使民主党提出的传统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了，他的威望成了尼克松的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而他在职八年中的表面和平与繁荣的景象也颇为引人注目。实际上，观察家们还想不起有哪一个通过选举执政的政党能享有如此广泛的好评。根据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考验来看，即使撇开肯尼迪的没有先例的宗教和年龄问题不谈，他似乎仍然会被击败。他对这种和平与繁荣的虚假性质的严厉警告，在某些人看来似乎他只能遭到那些满足于现状的选民的抛弃，正如肯尼迪看到丘吉尔在三十年代遭到选民抛弃那样。 另一方面，尼克松本人比共和党更受人爱戴，而且比他的敌人所描述的要能干和受人欢迎。他头脑冷静、思想敏捷、口齿怜俐，具有广泛的竞选经验和丰富的电视演说知识。他有一个效率高的组织和私人班子来领导他那团结一致和经费充足的党，他还能利用整个行政部门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竞选伙伴洛奇在全国远比约翰逊有名，而且当时可能比肯尼迪还要有名。 同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后的历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相比，肯尼迪及时地赢得了新闻界的更大的支持。但是美国的报刊编辑和发行人（同报道这次竞选运动的记者截然不同）绝大多数是倾向共和党和尼克松的。在拥护肯尼迪的不到六分之一的报刊编辑中，许多人原来是拥护史蒂文森或某一个其他民主党人的，他们对候选人名单是给予不热心的或者过分晚的赞同。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时报》。但是肯尼迪由于注意到这份有影响的《纽约时报》自1944年以后就没有拥护过一个民主党人当总统这一事实，所以对该报的编辑大多数支持他还是感到很满意的。（他后来提到《纽约时报》上一篇著名的广告时说：“有些人可以老老实实地说，‘我是通过《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1960年夏末秋初的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苏联主席赫鲁晓夫访问联合国。这件事突出报道了尼克松自称的“同赫鲁晓夫分庭抗礼”的优越的经历，也使选民们想起副总统在莫斯科的一个美国厨房展览会上同苏联主席的那次大肆宣传的辩论。正在当时还不大知名的肯尼迪需要全国注意的时候，这件事占去了报纸上的头版新闻。组织竞选 不过肯尼迪在代表大会和劳动节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也并非无所事事的。他偕同妻子和女儿在海恩尼斯港休息两天以后（他原来答应他的女儿休息一个星期），就埋头和他的兄弟以及参谋人员开了一系列的计划会议，和约翰逊开了战略会议，和灰心失望的民主党人开了团结会议，同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开了政策会议，他还在国内作了一些急促的旅行。他到海德公园去访问埃莉诺·罗斯福。到独立城去访问哈里·杜鲁门，恳请他们给予支持。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党内长期不和的各派虽然没有统一起来。但却比以前协调了。尽管那时正处于夏季休憩时节，还是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和全面的选民登记运动，它强调要和千百万没有登记的选民进行个人接触，以便在许多州争取到比肯尼迪的最高指标更多的新的选民来投民主党的票。参议员说，“从现在起到11月，你们每人去登记上一个人，这样你们实际上等于投两次票。” 那时肯尼迪的夏季别墅外面已修了一道新围墙并派驻了警察，以隔开川流不息的游客，从这里发出了一册册宣传品，它们把尼克松同艾森豪威尔的不得人心的农业部长本森作了类比。由于老的民主党联盟已经整顿一新，党代表大会的新创伤也已经愈合。有关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发言人以及劳工领袖和自由派领袖都纷纷前来海恩尼斯港，肯尼迪的竞选运动组织便准备就绪了， 在参加过三次众议员选举、两次参议员选举和七次总统预选都取得成功以后，约翰·肯尼迪已懂得怎样竞选了。他知道怎样最有效地运用各种现代化的工具——空中旅行、电视、先遣人员。智囊团、民意测验等（不过没有象传说的那样使用计算机）。他知道在一场高度个人的、然而涉及一些有争论的重大问题的竞选运动中，应当怎样唤起群众和号召群众。在预选中他采用了在马萨诸塞州用过的基本办法并加以改进。在竞选运动中，这种办法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筹募经费是一个特殊的难题。捐赠大笔款子的人主要是拥护尼克松的，而捐赠小额款子的人则认为肯尼迪的财富使他们的捐赠显得无足轻重。两个党都知道，如果竞选失败，那就是最劳民伤财的，而胜利者则决不会一直穷下去。共和党人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超过1952年和1956年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所花费用的水平。肯尼迪缺乏他们那样的收入来源但是又需要同样的竞选财力，他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竞选赤字。”两党在全国性的竞选中都花了一千万以上的美元。肯尼迪后来谈到他的竞选班子时说：“他们花起钱来就好象我们肯定会赢一样。”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他的竞选费用已经超过赠款二十多万美元了。这次代表大会后他接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时，又承袭了大约七万美元的债务。到1961年三月他就任总统时，民主党的债务已经上升到近四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着手准备去应付宗教问题。我们知道，宗教问题并没有消失。参议员说，“这是一件一直使人感兴趣的事。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州所做的就是防止它成为唯一的争端……但是……这个问题会再度出现的。” 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我立刻向竞选经理罗伯特·肯尼迪建议。我们的总部里应该有一个“社团关系’部，专门负责消除宗教上的对立情绪的工作。他同意了。我找来了詹姆斯·瓦恩主持这项工作，他是全国教会委员会的一个能干、勤勉的办事人员，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时我曾和他一同工作过。在随后的竞选运动中，瓦恩同两个助手和两个速记员一起，每周答复了六百至一千封有关宗教问题的信件，其内容从极有思想性的到最粗俗不堪的都有。他帮助澄清了肯尼迪在所有国家与教会问题上的立场。 最后，我们在开始的几星期中还忙于组织“智囊团”。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全被聘任为外交政策顾问。侯选人的演说 我并不想说在竞选过程中起草和发表的演说都是辞藻优美和含意深刻的典范，亨利·史汀生有一次说过，“一个人的竞选演说，不是一个友好的传记作者进行研究的适当材料。”约翰·肯尼迪不会愿意人们单单根据我们巡行全国时日以继夜地苦心搞出来的演说去衡量他——我也不愿意这样。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他甚至不按准备好的讲稿讲话，有时他自己插些话或作些解释，对讲稿略加变动，更经常的是大量更改，甚至全部更改。当某句话在某地证明效果良好时，那末不管这句话是预先拟就的还是临时修改的，他在下一次和以后许多次都会使用它的。 这些演说一般都言之有物、直截了当、具体明确。①它们总是简短的——在白天停留的地点通常只讲五分钟，在当天的主要集会上也不过二十分钟，而且早在听众满座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演说速度很快，没有什么装模作样，也不常停下来等人鼓掌。这些演说给人以关切与自信的感觉，显得非常了解情况，不屑于蛊惑人心。还有一种冷静而果断的领袖气度。这些演说显得自信，但决不是妄自尊大的。7月间他对一个采访者说，“我参加的这场竞选将要表现出……美国在六十年代的责任……[和]我何以认为我和民主党……可以比尼克松先生把工作干得更好……[他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候选人一[但是]我毫不怀疑我能够击败尼克松先生、” -------- ①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把这次竞选的全部演说都刊印成册。此后，那些为后来的侯选人起草演讲稿的人中有好几个对我说，这些材料对他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和尼克松先生不同，参议员几乎在每篇演说中都力图抓住一个新问题或一组新问题来谈——从不发达国家谈到美国的失业问题，从我们在外层空间研究方面的落后谈到我们市内空地的缺少，从军备问题谈到裁军问题，从青年问题谈到老年人问题。但是这些提出的题目，无论只是数语带过的，还是在通篇演讲中加以强调的，往往只是作为他在那年秋天历次演说中所竭力鼓吹的一个主题的陪衬而已，这个主题就是；六十年代对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威望和美国的进步所提出的挑战。他一次又一次宣称，“现在是使这个国家再度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在他最初的一些演说稿中，参议员总是把这句话或它的不同提法插到里边，所以后来我们便把这句话放进他的所有演说稿里去了。 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间观点上的分歧——在空间、防务、社会福利和一切其他问题上——可能比尼克松和肯尼迪之间的分歧还要大。但是他同样知道，而且私下还直率地承认，如果宪法允许艾森豪威尔争取第三次连任的话，那末没有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包括肯尼迪在内，能够击败他。他感到，如果共和党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那末这位纽约州州长倒可能会战胜肯尼迪而赢得这场竞争，因为他不需要为政府辩护，而且他在防务和经济增长等问题上的调子往往和肯尼迪很相仿。 被迫处于守势的尼克松，一有机会就把艾森豪威尔（而不是共和党）抬了出禾。副总统的演说中谈到关于美国的领导地位、实力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总是表示乐观和令人安心的。肯尼迪说，这“正是使我们走不到一起的基本分歧点”，他还说，这是“安于现状的人们和关心现状的人们这两者之间”的一场争论。 竞选还意味着同新闻界进行谈话，起初是正式地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后是非正式地在飞机上和火车上。报道尼克松方面的记者不久就记熟了他在每篇演说中屡次重复的多愁善感的陈词滥调，感到很难报道。至于报道肯尼迪的演说，则困难在于他们称之为“离题发挥”的那种倾向，以及急速插入的多得来不及记下的统计数字和汇报表。但是他和新闻记者的异乎寻常的接近，和坦率友好的谈活，他的日益增长的自信心，以及在第一次电视辩论后他的群众迸发出来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越来越敬重肯尼迪，并使他们把热情洋溢的报道发了回去。此外，跟随肯尼迪的记者们总有一股兴高采烈的气氛。由于塞林格有效地安排了他们的行李、交通、住宿，而且当场分发演说稿的做法，还有当地友好的官员们夸大了的欢迎群众的估计数字等，都使这种气氛有所增长，而候选人传给他的工作人员并传给记者的那种热情欢乐的态度，使这种气氛更为浓厚起来。 虽然我们访问了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五个州，而且没有哪一个州可以认为是有把握的，但是为了把力量集中在比较关键的地区，我们对那些选民人数不多或者民主党获胜机会很小的州只访问了一次。大体说来，候选人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二十四个最难逆料的州上，而把将近五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七个最大的州上。争取七个最大的州，加上新英格兰和南方的大多数州，是他的竞选战略的基础。顽固的宗教问题 在南方，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难处理的就是宗教问题。随着一些著名的新教牧师于9月7日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全国争取宗教自由公民大会”，这个问题很快地成了头号问题。这个机构开完了一整天的秘密会议后就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它向参议员肯尼迪提出了一连串的质询，声明清楚地表明，无论肯尼迪作出什么样的答复，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总使他不能被接受为总统。他们说，肯尼迪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教会的教义，不能摆脱天主教统治集团的“破坏政教分离之墙的……坚决的努力”。波士顿的哈罗德·奥肯加牧师说，肯尼迪象赫鲁晓夫那样，是“一种制度的俘虏”。 肯尼迪极其勉强地接受了一项邀请，即在9月12日星期一晚上出席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牧师协会讨论宗教问题。尼克松则谢绝了这个团体发出的类似的邀请。我们在洛杉矾花了整个周末“休息”时间，其后在埃尔帕索又搞了一个通宵来起草那个演讲稿。参议员希望把他的立场说得异常清楚而全面，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决不会对他恪守宪法的态度有所怀疑。 那天晚上，在休斯敦赖斯大饭店的舞厅里，我和科格利一起坐在听众中间，等待大会开始。由于这次会议将通过电视向得克萨斯全州播出，大家就都呆在自己的岗位上静候会议开始。参议员穿了一套黑色衣服，打了一条黑领带，有点紧张地坐在讲台后面主持会议的两个牧师当中。从另一面注视着他的，是休斯敦的新教牧师。当参议员赴会前在穿衣服时，皮埃尔·塞林格曾告诉他“这些新教牧师因为反对一个天主教徒而被人们称作顽固派，这件事已经使他们感到厌烦了”。在座的还有一大批飞来参加这场重大对抗的全国性报刊的权威评论家。会场的气氛显得紧张、敌对。几分钟的等待似乎是过不尽的。约翰·科格利低声向我说道，“我们这一回可很需要那种在每场橄榄球赛前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人物。” 最后，主持人把参议员介绍给了大家，气氛差不多马上就缓和了下来。这次演说是他竞选中最好的一篇，而且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只有他的就职演说可以说是在气势和修辞方面超过了它。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于他为自己的信念作出的简明总结全都叫好：“问题不在于我信奉的是什么宗教，因为这只有对我个人才是重要的事；问题在于我所信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我信奉的是一个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在这里，没有 哪一个天主教教长会命令总统（假如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 怎样行事，也没有哪一个新教牧师会命令他的教区居民去投 谁的票……在这里，宗教自由具有如此的不可分割性，以致反 对一个教会的行为就被看作是反对所有教会的行为。 休斯敦的这场较量并没有结束掉宗教方面的论战，也没有使议论参议员的人沉默下去，不过不仅在赖斯大饭店的舞厅里，而且在整个得克萨斯州和全国各地，它都受到广泛而热烈的赞扬。这次较量使候选人没有必要进一步再作出任何全面的答复。肯尼迪虽然仍继续答复询问，但再也不提起这个问题了。这场较量提供了一份文件，它对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所能提出的全部问题都作了答复。它有助于把正当地关心肯尼迪的观点的公民和从他出生伊始就谴责他的狂热分子区分开来。电视和辩论 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竞选中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用别的事情来转移人们对他的宗教信仰问题的视线。他在四十五个州的五百多次演讲、记者招待会和发表的声明对此会有所帮助，但这些听众即使是最大数量的群众，合计起来也只占全体选民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利用电视。 但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昂贵费用使民主党的经费大为紧张——单单花在联播节目上的费用就达一百万美元以上。 全国性的无线电一电视联播网不惜牺牲几百万美元的代价（而且不顾无数大为不满的紧张喜剧和西部作品的爱好者的抱怨），在较早的时候便提出免费让两大政党的候选人一起到台上去进行辩论。 象所有重要的共和党人一样，艾森豪威尔劝尼克松不要同肯尼迪辩论。尼克松在全国各地远比他的对手知名。他被认为是较为成熟和较有经验的。他没有理由去帮助肯尼达集结起观众来。后者在1952年同洛奇的辩论、在西弗吉尼亚州同汉弗莱的辩论，以及在洛杉矾代表大会上同约翰逊的辩论，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尼克松也有自信的理由。他在1946年的一场辩论中击败了一个能干的众议员并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1952年为他的私人政治基金进行辩护所发表的“切克斯演说”①，普遍被认为是把他送上副总统宝座的那次竞选运动中最巧妙地运用电视的一次。他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即席的“厨房辩论”显著地提高了他在民意测验中受欢迎的百分比。 -------- ①1952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时的一次电视演说，演说中提到他的爱犬切克斯，人们一般把这次演说称为切克斯演说。——译者 由于要维护这种声誉，由于自信能够击败肯尼迪，由于希望通过辩论去影响他需要其选票的几百万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据说还由于注意到免费电视广播的经济上的利益，并考虑到两党的全国主席已经暗示两位候选人为了公众的利益应当接受邀请，尼克松感到要体面地退缩是不可能的。8月间，当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提名以后，联播公司立即提出了一项具体的建议。肯尼迪马上接受了，并对尼克松直率地提出了挑战。四天以后，使参议员惊奇和高兴的是，副总统也接受了。 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决定连续举行四次广播，每次一小时，由所有的电视网和无线电网同时联播。这四次辩论，特别是第一次，对选举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肯尼迪获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认识到，这场林肯和道格拉斯以来最有历史意义的辩论必然会产生空前的影响，而且必然会有一千倍以上的观众观看。他唯一的希望是自己可以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和获得充分的情报。为了这个目的，在第一次辩论之前，我们把材料压缩制成卡片，并花了好多小时来探讨国内每一问题的事实和数字、肯尼迪的每一项指责和尼克松的每一项反指责。我们向参议员提出我们所能料想到的一切棘手的和敏感的问题。有一次会议是在他下榻的芝加哥旅馆的阳光灿烂的屋顶上召开的，另一次是在他的起居室召开的，最后一次是他在一张堆满档案卡片的床上安然地午睡了将近三小时后在他的卧室里举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通过和新闻记者、大学听众、电视讨论会等等的几百次快速的答辩会议，已经为这个时刻准备了好几年。 在他换衣服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紧张心情比作一个即将进入麦迪逊广场花园拳击场的职业拳击家的心情。对此，戴夫·鲍尔斯回答说：“不，参议员，这比较象世界棒球锦标赛开幕式上的投手，因为你一定要赢得这四次辩论。”在乘车往电视台时，他没有说话，有点紧张。一个助手就怎样在电视上讲话所提的陈腐的意见被他粗率地打断了。交通灯也使他恼火。在广播室里，他派戴夫·鲍尔斯口旅馆去拿一件蓝色的衬衣，又看了一遍他的笔记本，随即把它放开，由电视台人员为他稍微化装了一下（虽然那个相反的印象无论怎样也改变不过来）。由于他一直晒得很黑，加上那天在旅馆屋顶上又晒了一下，因此不需要多少化装。他和尼克松紧张不安地互相微笑了笑，寒暄了两句后，便呆坐着等到晚上八点半钟。 肯尼迪首先讲话，他讲得平静、直率，也许太快一点，并且不够生动，不过却讲得十分有力。他的语句简短而锐利。他所选择的。题目和用语都是他在竞选的最初几周里所熟悉的： 我认为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尽可 能地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呢……？如果我们失败了，自由也 就失败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并 不满意。……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我认为它能够成为 一个更伟大的国家。 “我并不满意，”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们的钢铁生产能力有50％没有利用，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工业国家中是最低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粮食在仓库里腐烂，而几百万人却忍饥挨饿，苏联培养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比我们多两倍，学校学生过多、教师待遇太低，自然资源没有开发，而由于种族歧视，那么多美国人的才能都浪费掉了。他结束他的开场白时的那种绝对的信心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屏上都可以感觉出来。 在结束语中，参议员肯尼迪起先简短地答复了剩下的几项指责，后来几乎完全把尼克松撇在了一旁。他以辩论开始以来双方都未曾表现出过的那种高度的热情直接地向听众说话：“……只有你们才能决定……你们要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们要对将来做些什么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为采取行动作好了准备。”尼克松的结束语听起来内容空洞、处于守势。当肯尼迪仍然保持着主动，信心十足地讲完时，尼克松蹙起了眉头。 詹姆斯·赖斯顿第二天写道，第一次辩论“并没有使两个总统候选人中的哪一个得势或是失势”。报纸的大字标题大多数也全把这次辩论称为平局。 但是即使是平局，那也是肯尼迪的一场胜利。现在，又有许许多多选民知道肯尼迪了，而且是在赞许的气氛中知道他的。抱怀疑态度和持异议的民主党人现在全团结到他这边来了。震惊的共和党人再也不能说他不成熟和没经验了。新教徒也不再把肯尼迪只当作一个天主教徒了。 在辩论结束后不久，双方都很快进行了民意测验。那天深夜乘着“卡罗琳”号飞往俄亥俄时，参议员一面喝着啤酒和汤，使精神放松下来，一面又对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作的答辩作了几乎全面的回顾，他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经很疲竭了。但他感到自信而快乐，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他对在每个问题上他所希望说而已经说的话，并没有感到烦心。后来，他说：“事后，你总可以有所改进的，不过我宁愿满足于已有的状况。我认为一切全都不错。“ 不久，他就发现还有许许多多人也都认为一切全都不错。拥护他的群众的人数和热情立即大为增长。尼克松的新闻秘书不得不发布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身体极佳，精神很好”。肯尼迪收到了先前态度暧昧的南方民主党州长们热烈祝贺他的一份电报，他们一共九个人，从他们在霍特斯普林斯举行的会议上观看了这场辩论。共和党的政客们团团围住尼克松，要他显得健康点，说话要强硬点。俄亥俄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弗兰克·劳希决定加入肯尼迪的队伍。早在代表大会前就一直表现冷淡的民主党人——包括史蒂文森的支持者、大城市的党魁们，尤其是新教徒——全开始为肯尼迪效劳了。 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辩论”几乎是虎头蛇尾。不仅是观看这几次辩论的选民人数较少（虽然还是很可观的）——特别是尚未表态和消息闭塞的选民人数较少——而且这几次辩论的影响也较小。对这三次辩论，人们的评价认为双方的比分都很接近。尼克松改而采取攻势，但是作用已很小，时间也太迟了。他长胖了，改用了一种新的化装来掩盖起硬糙糙的胡茬，但是比起漂亮的肯尼迪来，他仍然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有些人说他“赢了”第三个回合——那一次他和参议员分别在不同的城市播出，这显然使尼，克松觉得轻松一些——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调查表明，总的说来这场辩论是肯尼迪取得了胜利。尾声 上述情况同肯尼迪一贯保持的自信气氛是一致的。竞选进入一了最后阶段。辩论已经过去，美国棒球锦标赛也已经结束，赫鲁晓夫已经离开了联合国，而关键性的百分之十一的选民仍然有待于作出最后的抉择。 在竞选运动的最后阶段愈来愈向肯尼迪逼近时，如果说他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沉着了。当他大发忧国之情时。他迸发出无比的信心。他的演说更为奔放、更为协调、更为幽默，而且也不那么紧张了。他依然是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毫不胆怯，保持着他的本色。他战胜了疲劳，他的声带在最后一轮竞赛中又发挥了威力。他只发过一次火，那是因为当时的汽车行列里发生了一系列故障，影响了他对纽约的最后一次访问。 他的手扭伤了、抓破了，并且肿胀发炎，脸上也出现了一年前所没有的皱纹。他在纽约对群众说，“这次竞选运动，幸而体力方面和财力方面的负担都快要结束了。……假如有人告诉我选举是在11月16日而不是在11月8日举行，我也许会马上垮下去的。” 尼克松的演讲虽然愈来愈带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但是他却感到他安排的时间是对头的，肯尼迪则过早地“攀上了高峰”。他预计，“如果这股势头继续下去的话”，选举将会一边倒，于是便加强了攻势，增加了他的电视演说并且使用了他的最大的武器：艾克。肯尼迪虽然仍旧避免攻击总统，却讥讽尼克松需要艾森豪威尔，还需要洛奇和洛克菲勒，以保护他通过纽约州的竞选，并且要他们充当他未来的关于和平问题的顾问。他问道。为什么不加上戈德华特、杜威、胡佛和兰登呢？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介入却是有害的。尼克松进行了有效地招架以后，使用了他以往在辩论中从未使用过的粗野的字眼。他加强了他的指责，说肯尼迪是左翼劳工头头的俘虏，必定会使美国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之中，会使食品价格增加25％，使国内预算增加二百五十亿。肯尼迪在布朗克斯说：“在过去七天中，他骂我是蠢材、说谎者、骗子手等等。我只限于称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他却说那真算得卑鄙了。”参议员在阿尔布开克说，尼克松指责他说了“一个无耻的谎言”。“我曾仔细地观看了他四次……看见他乔装打扮，但是我并不谴责尼克松先生无耻，可是美国人民能够判断谁是在说真话。” 参议员肯尼迪把最后两周的时间集中在伊利诺斯州、密执安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等地。天气非常寒冷，尤其是11月6日凌晨三时在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就那个城市的规模而言可以算是人数极多的一批欢迎群众，干脆就不让他去睡觉。 11月7日终于突然来临了。那天，选举前夕的气氛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开始弥漫起来，肯尼迪在五个州发表了六次演说之后到这里来和他的三个妹妹呆在一起。他到曼彻斯特一家电视台去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问答会，由他的妹妹就我们选定的一些问题进行提问。这些问题涉及所有最棘手的问题——包括有关共产主义、卡斯特罗、天主教、农业、教育、预算、小企业以及和平问题等等。 那天晚上回到老家后，他又在波士顿花园同他的最早的支持者举行了一场热闹的鼓舞人心的聚会。他当场总结说： 我很感谢你们过去对我的支持。我要求你们明天和我们 站在一起。而最重要的是，我要求你们在尚未到来的明天永 远和我们站在一起，一起建设美国，推动美国，使我们这个国 家振作起来，把它送进六十年代。 最后，在晚上十一点钟，他在波士顿古老的法纽尔会堂里通过电视节目宣布196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结束。这一节目包括他的夫人从海恩尼斯港和林登·约翰逊从奥斯汀所发表的简短谈话，同各阶层选民会见的录像片，以及他的竞选旅行的电影片段。参议员的讲话很平静、但很感动人。他说，“我是怀着对美国的前途、对美国人民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加强我们的事业的能力的最强的信心回到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来的。”肯尼迪--第八章 选票差距第八章 选票差距 竞选过去了。他说：“我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他和杰奎琳在波士顿投票以后，便到科德角去休息。剩下来的就是组织工作了。鲍勃·肯尼迪毫不放松地为这项工作作了准备，丝毫不容许自己这方面过于自信。 选举日首先传来的消息是说，参加投票的人数打破了记录——将近有六千九百万选民：这可是好消息。接着，传来消息说，南方参加投票的人数特别多——白人中，信奉新教的南方人人数特别多：这可是坏消息。除了费城、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矾外，其他大城市中参加投票的人数低于通常的水平：这又是坏消息。最后，参议员穿着运动衫、毛衣和便裤，悠闲自在地抽着雪茄烟，定下心来注视着结果。他有时走到鲍勃的屋子去，那里有助手们在管着电话机，有时又回到自己的屋子来同杰奎琳一起静静地观看电视。参议员不动声色地观看着电视，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沉默。他一般说来很镇定，只不过因为没有在加利福尼亚多花点时间而有一阵子感到烦恼。快到清晨四点钟时，约翰·肯尼迪上床睡觉了，合理地、但不是完全有把握地深信自己已经获得胜利，合理地但不是全然满意于自己的努力，而且和往常一样，不愿意为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事情去烦恼发愁。 第二天早晨九时左右他醒来时，我立即上楼祝贺他当选为总统。“加利福尼亚的情况怎样？”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告诉他——结果却与原来的估计不一致——他已经拿下了加利福尼亚州，而且，不管怎样，他也已经拿下了明尼苏达州、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苏里州，这就保证他获得了多数的选票。我还告诉他特工人员已经驻守在他房子的周围。就在这时候，他床边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希望听到最后的结果。打电话来的是他的岳母——一位公开支持他的终身的共和党人——他们闲聊了一会，好象他毫无心事似的。他又一次穿上了运动衣，不知尼克松还要多久才会认输。他太懂得政治了，知道在对手认输以前，什么都还不能肯定下来。他所获的选票和尼克松所获的选票之间的差额不断缩小，最后在将近六千九百万张选票总数中，其差额下降到不满十二万张选票，这同他在选举团中以三百零三票对二百十九票获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刚过正午，当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认输和祝贺的礼节性电报终于打来时（在明尼苏达州已成定局后），他才忙碌起来，考虑他对各方面的答复和获胜后的声明。他获得自己长期追逐的总统职位时的得意之感，被极度的疲乏、眼前的重任以及得来不易的险胜所冲淡了。 候选人肯尼迪早就知道，他得打一场艰苦的战斗，同一个既没有带来战争也没有带来不景气的根基牢固的政府较量。在研究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多获的选票以后，他知道，要使许多选民改变立场，以便夺得足够的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他自己的民意测验记录或是已经公布出来的记录全都表明，两党在全国的票数将是接近的，在那些关键的州里也是如此，但是他不会知道这是七十六年中票数最接近的一次选举。在两党所获的选票中，他以低于百分之二的多数赢得了十二个州，也以同样的差额失去了六个州。 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正是因为这种险胜，就扩大了肯尼迪的胜利的基础。如果他不是既获得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选票，又获得了新教徒的选票，那么约翰·肯尼迪是不会当选为总统的。实际上，投他票的新教徒比拥护他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两者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没有黑人和南方的支持，他是不会当选的。如果他拿不到农场主和商人、青年人和老年人、富人和穷人、城市和郊区的选票，他是不会得胜的。只有一些观察分析问题的人认为，他的胜利才是真正同地区、宗教和种族有关连的。千百万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一般“公民”，他们是只根据自己的信念而不受任何压力进行投票的美国人，他们都选举约翰·肯尼迪为美国的总统。肯尼迪--第九章 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