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金大中被迫流亡东京（3）一个多月后，9月18日，搜查总部公布了一个月来的搜查情况，但连一条线索都没有发现。韩国国民都估计此事系当局所为，他们把目光转向在野党，希望有人说话，追究当局的责任。慑于当局的政治高压，作为第一大在野党的新民党党首柳珍山等人，明哲保身，其他人也大多敢怒不敢言。只有金泳三挺身而出，他对当局的这种恐怖恶行非常气愤，在国会上发表讲话，严厉斥责朴正熙当局的恐怖行径。他说：“为了绑架金大中，使用了船舶、汽车，花费了巨额资金。显然，绑架事件非个人或私人团体所能承担。对此，总理的看法如何？直到如今，政府从来没有搜捕过搞政治恐怖活动的人，即使是为了涤除日本舆论对我国的蔑视，也应该搜捕罪犯并予以严惩。政府应作出保证，确定查出凶犯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不能逮捕凶犯，内阁应负责任。“歹徒绑架金大中在韩国登陆后，居然径直经过包括汉城市中心地带的无数路段而未被发觉。政府一向说国家的安全保卫状况固若金汤。请问政府对此作何解释？“目前，金大中仍然被软禁。我们弄不清他是嫌疑犯，还是受害者。政府允许日本驻韩大使会见他，而不允许新民党人士同他晤面，理由何在？政府是否准备给金大中迁居的自由和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行动自由？“很早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正告政府，恐怖活动和情报政治是破坏民主和自由、摧毁国家的野蛮行径。但是至今，恐怖主义政治愈演愈烈。请问政府，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何处？“为了恢复在国际社会中丧失的威信，这一次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将政治恐怖犯缉拿归案，严惩不贷，以取信于国人。否则，政府在国民面前抬不起头来，在国际社会中也无法维持主权国家应有的体面。”金泳三在发言中指出了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多处疑点，并指出政府在该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韩国中央情报部长官李厚洛应对此事件负责，要求当局撤销李厚洛的职务。11月1日，外务部长官金溶植宣布，韩国与日本已经就处理“金大中案件”达成协议：第一，将与金大中事件有牵连的原驻日使馆一等秘书金东云免职；第二，对于事件发生前金大中在美国和日本逗留期间的言行不再追究责任；第三，国务总理金钟泌亲赴日本道歉。第二天，金钟泌飞往日本，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转达了韩国政府的歉意。双方领导人最后同意，金大中案件就此了结。12月3日，朴正熙撤销了他最信任的助手之一—李厚洛的中央情报部长官职务。那么，金大中被绑架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直到1977年，这个真相才彻底揭开。1977年，流亡美国的韩国中央情报部前任部长金炯旭在美国国会揭露了1973年金大中被绑架事件的实相。他说：朴正熙对金大中怀有近似仇恨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他深深的自卑，严密注视金大中一举一动的朴正熙，对金大中在海外的活动十分恼火。关于绑架金大中的事件，虽然无法证明确系朴正熙亲自指挥，但如果没有他的许可，这么重大的计划是无法实施的。最后，金炯旭说绑架事件的指挥官是中央情报部的李厚洛部长，他不惜一切手段除掉金大中，遂制定了绑架、暗杀金大中的计划。参与者的名单如下：总指挥：李厚洛——中央情报部部长国内策划指挥：金治烈——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助理日本总指挥：金在权——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行动小组：尹振元——第一小组组长尹英老——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金东云——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柳春国——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二秘洪成采——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白哲铉——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俞永福——韩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馆副领事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金泳三当选最年轻的新民党总裁（1）金泳三当选最年轻的新民党总裁，与朴正熙会谈却大受蒙骗金大中被押送到韩国后，被扣以“叛国”、“颠覆政府”、“违反选举法”等罪名判刑五年，后来提前释放，1973年12月，金泳三作为新民党骨干人物，在韩国国会、记者俱乐部等场合，多次公开抨击朴正熙的维新体制。“李承晚违背民意，独断专行，到头来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希望朴正熙不要重蹈覆辙。”12月24日，在野政界、舆论界、宗教界、学界等各界代表三十余人，发起了“百万人请愿改宪签名运动”。运动发起人之一、统一民主党最高委员张俊河先生以市民代表身份，在大会上说明了这次运动的宗旨：“在经济破产、民心混乱、再次出现南北紧张局势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修改宪法恢复民主。”运动开始刚过两周，参加签名的人已超过三十万人。以柳珍山为首的主流派领导人主张与朴正熙政权妥协，金泳三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强烈要求柳珍山总裁将改正维新宪法确定为党的方针，在党内受到排挤。但金泳三的主张受到在野政界和国民的共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党员的支持。1974年1月18日，新民党召开政务会议，最终采纳了金泳三的主张，确定近期的斗争目标是促成修改宪法，并在党内设宪法制度审议特别委员会，以统筹改宪运动。1974年4月28日，新民党总裁柳珍山同意新民党选出新的总裁，新民党立刻在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妥协派的另一个实力人物———李哲承暂时接替柳珍山掌握党权。由于妥协派对政府采取合作政策，朴正熙政权暗中公开给予李哲承各方面的扶持，包括舆论、资金支持，甚至放出“希望由李哲承出任新民党下届总裁”的风声。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当局的干预左右着在野党领导人的遴选。当时大家普遍认为，由于金泳三反政府的坚定立场不为政府所容，金泳三当选总裁希望微乎其微，鼓吹“中年旗手论”的金泳三身处逆境却百折不挠。1974年6月，他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旅途中，金泳三会见了《每日新闻》记者，公开表示了参加新民党总裁竞争的意向。他说：“新民党能否成为真正意义的在野党而不是摆设，取决于由谁担任总裁。我已下决心进行竞选，把新民党建设成为深受国民信赖的在野党，旗帜鲜明地为恢复民主而斗争。”金泳三通向总裁之路的第一步就遇上了麻烦，他预定与同僚在1974年8月18日早晨去韩国问题研究所，准备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他参加总裁选举的决定。刚迈出门槛，中央情报部的十来名人员挡住了去路，他们没收了为记者招待会准备的全部印刷品，中央情报部的来人声称，金泳三的竞选纲领中，写有“将重建真正的在野党，为恢复民主而斗争”的内容，违反了《总统紧急措施》的有关规定。但在新民党临时全党大会召开一周之前，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8月15日光复节纪念仪式上，旅日朝侨文世光向正在宣读纪念词的朴正熙总统开枪，未击中朴正熙，将身旁的第一夫人陆英修女士击倒，陆英修当场气绝身亡，这个事件打乱了朴正熙支持李哲承竞选总裁的计划。文世光是从日本警察派出所偷出手枪，来到汉城行刺朴正熙的，由于行刺准备在日本完成，而所用的手枪又是日本警察的，因此韩国国内对日本警察的谴责陡然高涨起来，韩日关系再次急剧恶化。由于这种原因，朴正熙既要承受丧妻之痛，又要修复对日邦交，支持李哲承竞选总裁的计划便不了了之。1974年8月22日，金泳三、李哲承等五位候选人争雄，参加总裁竞争，结果金泳三力挫群雄，登上新民党的第一把交椅，时年46岁。继创下最年轻的国会议员、最年轻的院内总务部长的记录之后，他又创造了最年轻的在野党总裁的纪录，由金泳三领导在野党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选举揭晓后，金泳三发表了讲演：“我把这个光荣归于我的前辈和同志们。我就要挑起在野党总裁这副光荣的重任。我深知它的分量。为了恢复韩国的民主，我们必须毫不懈怠，不畏艰难险阻。我们要同国民站在一起，捍卫从前辈手里传下来的在野党并使之发展壮大。”金泳三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了一句名言：“轻蔑政治的国民只能享受轻蔑自己的政治，轻蔑在野党的国民只能拥有受轻蔑的在野党。”在金泳三和新民党的推动下，一直慑于当局淫威、敢怒不敢言、备受压制的舆论界活跃起来。1974年10月24日，《东亚日报》编辑部和所属的东亚广播电台的数百名记者，发起召开了“言论自由行动大会”，在大会上，各新闻媒体联名发表了《言论自由行动宣言》：“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企图限制言论自由的压力，我们要作出一切努力，创造自由民主社会赖以存在和自立的基本条件。”针对舆论界的攻势，当局加紧镇压，《东亚日报》首当其冲。朴正熙当局用各种手段施加压力，迫使广告客户解除与《东亚日报》预定的一切广告合同，该报的财源有枯竭之虞。在《东亚日报》面临困境之时，金泳三多次会见记者，热情鼓励《东亚日报》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的斗争，并呼吁国民支持《东亚日报》的行动。《东亚日报》的广告版上，登出了金泳三的政治檄文，标题为《国民要捍卫言论自由》，文中说：“现在，国民面临的选择是：选择政府，还是选择报纸。“14年来，朴正熙政权依靠压制言论、掩人耳目才维持下来。现在，这个政权企图使在任何镇压之下都从未屈服、具有55年悠久历史和刚直不阿传统的《东亚日报》社关门，当局对广告主施加压力，断绝了《东亚日报》和东亚广播电台的广告收入的来源。“这种毒辣的镇压，在异族统治的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也是不敢想象的，就是在李承晚的统治下，自由党独裁者也没有这种抹杀言论的做法。“一旦《东亚日报》倒闭了，朴正熙的魔掌将会逐次伸向其他报纸。我们的国民将最终被置于只能在没有报纸的政府下面过暗无天日的生活的悲惨命运，在这种黑暗时代到来之前，我们正处在应该集结国民自己的力量、捍卫民主言论的关键时刻。“我党60万党员郑重宣布，将和3000万国民一起为捍卫言论自由而在全国展开帮助《东亚日报》和东亚广播电台的运动。正如国际新闻协会的年度报告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毫无继续退让的余地。鉴于这一严峻现实，我确信对朴正熙政权要求保障言论自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国民自己才能捍卫它。”金泳三率领新民党在国会内外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推进改正宪法运动。在国会外，以尹潽善、咸锡宪等元老为中心，组成了“恢复民主国民会议”，尹亨重神父任常任代表。在国会内，新民党则督促国会设立执政党和在野党共同参加的改正宪法审议委员会，以展开斗争。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金泳三当选最年轻的新民党总裁（2）1975年1月17日，为在国外扩大影响，发动海外同胞齐心协力促成修改宪法，金泳三到美国和日本进行访问。1975年1月22日，朴正熙宣布将在近期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是否要修改维新宪法，朴正熙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他将把这次公民投票看作是对政府的信任投票，如果在公民投票中失败，他将辞去总统职务。投票日期已经确定，将在1975年2月11日至12日举行。1月22日，金泳三正在旧金山访问，他随即决定缩短访问日程，以应付国内政治局势的新的发展。金泳三回国后，立即召集党的领导人会议，新民党作出决定，开展一场抵制公民投票的政治运动，金泳三激动地发表演说：“朴正熙在全民族之前，选择了永远做罪人的路。“这次投票是朴正熙企图延长独裁统治的阴谋，根据现有的法律举行公民投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有的任何法律，都不能保证有自由气氛和合乎国民心愿的投票。“朴正熙应立即辞职以谢国人，我不怕当局的威胁恫吓，实际上，我早已把自己献给祖国民主的祭坛。”2月11日，是举行国民投票的第一天。这天早晨，金泳三与数百名新民党的骨干在新民党总部大楼前开展绝食抗议斗争，以向全世界表明新民党拒绝国民投票的态度。2月12日傍晚，各投票站关闭，投票结束后，金泳三和同僚结束了32小时的绝食抗议。他对记者说：“这次国民投票是按照事先编排好了的脚本来完成的政治骗局，是非法的和无效的。新民党决不承认这次投票的合法性，世界舆论也将作出类似的判断。我将带领我国人民继续进行争取修改宪法的斗争，以在我国重新建立一个充分民主的政府。”在国民和反对党的一片指责和抗议声中，官方宣布了全国公民投票的结果：980万票赞成，337万票反对，朴正熙在公民投票中赢得73％的支持，全民投票使维新体制得以巩固。在野党面对这种情况，深切地认识到有必要加强民主势力的团结，以加强反对维新体制的斗争。金泳三为了联合更多的民主势力，与尹潽善、金大中等在野党重要领导人举行会谈、磋商，谋求结成在野势力的联合阵线。5月21日，金泳三应朴正熙邀请访问青瓦台，与朴正熙单独进行会谈。在宽敞的总统办公室里，执政党领袖和在野党领袖面对面地坐下，金泳三向不幸遇难的总统夫人陆英修女士表示深切哀悼之意。朴正熙想起夫人，浊泪满面，沉默良久，凄惨地说：“夫人不在，这个大楼如同寺院。”朴正熙述说了朝鲜半岛及周边形势，用国际形势的严峻证明维新体制的必要性。金泳三则谈改宪问题，“维新体制是难以长久的，恢复和保障政治民主，才能建立牢固的安保体制，不实行民主就要失败。只有实实在在地采取民主的原则，才能重建国家安全，希望总统先生早日修改宪法，贯彻和实现民主。”朴正熙听不下去，他大声叫道：“金总裁！”金泳三停下来，朴正熙沉默了一会，声音低沉地说：“金总裁，请相信我，我没有个人的私欲，我不会眷恋权力。尤其是夫人被害以后，我不想在这寺院般的地方多呆下去。搞民主主义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民主政治不是一日之功。过早实行民主政治，那些心怀野心、觊觎权力的人会把国家搞乱，政局会失去控制。”金泳三要求朴正熙解除对金大中的软禁、释放被捕的民主人士，但是朴正熙在这些问题上不肯让步。金泳三要求政府停止对《东亚日报》进行压制，这一提议被朴正熙接受。会谈之后，当局停止了在广告问题上的卡压，《东亚日报》财源解决了，重又恢复了生气。会谈结束时，鉴于内容涉及国家安全，两人订下君子协定，不公开会谈内容。然而，这次会谈给金泳三带来不少麻烦，在野党的领袖人物与总统进行秘密会谈，这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新民党内的非主流派率先提出质问，指责他与朴正熙搞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要求金泳三公开会谈内容，有人作出这样的猜测：二人会谈时，朴正熙要金泳三与当局保持合作，以此为条件，保证金泳三永远当在野党的领导人。并且很可能承诺，倘若有朝一日交出政权，那么只让给金泳三，决不交给金大中，因此，金泳三对此心满意足。金泳三以有君子协定为由，一直守口如瓶，他始终拒绝公开这次会晤的谈话内容，然而朴正熙并不诚信，继续加强他的独裁专制，继续迫害、逮捕政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7月9日，政府和执政党不顾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在国会又强行通过了《社会安全法》、《防卫税法》、《民防基本法》、《教育公务员法修正案》等四大战时立法。1975年9月至12月，韩国举行定期国会，在10月8日的例会上，新民党议员金玉仙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金玉仙长期任新民党妇女局长，现任新民党党纪委员长，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女政治家，一直女扮男装。按照她的解释，一是为了让没有儿子的老母亲高兴，二是为了在男子的世界上与男人平等地做工作，可谓“男装丽人”。金玉仙激烈抨击朴正熙当局的安保政策，指出在越南战争后，当局假借安保之名，行压制民主势力之实。金玉仙的演说遭到执政的民主共和党和“维新政友会”的激烈反击，他们声称金玉仙的发言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不负责言论，严重损害了韩国的最高利益，他们要求金玉仙辞职，并扬言要诉诸法律将她逮捕。压力巨大，金泳三一时左右为难。一种选择是与当局抗争，动员全体新民党议员集体退出国会。但是，此举对于反对维新体制的斗争并不利；也很难得到全党的赞同，尤其是妥协派会从中作梗。另一种选择是牺牲金玉仙，暂避锋芒以退为进。金玉仙与金泳三政见相同，长期忠实追随金泳三。金泳三不忍看到在这场反独裁的斗争中，这员女将中箭落马。顾全大局的金玉仙主动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新民党的院内总务部长金炯旭也提交了辞职书。然而，金玉仙辞职后，新民党内的妥协派一反常态，攻击金泳三枉为新民党党首，屈服于当局的压力。从金玉仙辞职事件，金泳三面临双重挑战：来自朴正熙政权的反扑，来自党内妥协派的非难。金泳三对当局的操纵十分愤慨，对那些妥协派的胡作非为非常厌恶，这些非主流分子在权势面前妥协逢迎，在党内却热衷于打内战。金泳三知道，当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意图是把自己赶下台，不把自己搞掉，朴正熙集团是不会罢手的。他虽然有勇气同当局一争高低，但是，却不能无休止地与出现在前台的本党人士纠缠不休，从而损害在野党的形象。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金泳三当选最年轻的新民党总裁（3）6月11日，金泳三宣布辞去总裁职务，他决定通过自我牺牲来解决问题，他说：“我担负着挽救新民党的责任，愿通过我的离任，使党内的混乱局面得到扭转，新民党能够因此团结起来。我同所有国民一样，对我们新民党的事态深感痛心。我要为创造在不发生暴力、平稳有序的情况下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气氛，竭尽努力。“今天，国民生活在违情悖理、颠倒黑白、专制横行的时代矛盾中，我对国民的这种处境不能不表示悲哀，新民党党内的混乱来自当局的插手和煽动。当局可以混淆视听，但决不能夺去我的爱国、爱党的精神，当局的行径也许能得逞于一时，但总有一天会受到历史的无情审判。”金泳三辞职后，经两派协商，确定在过渡时期实行集体领导体制，然后重新选举新民党总裁。9月15日，全党大会得以重新召集，16日大会确定代表最高委员的人选，候选人是金泳三、李哲承、郑一亨。两轮投票过后，党权易手，妥协派头子李哲承成为总裁，新民党党权易手，是朴正熙维新体制的一次得分，它意味着韩国民主化运动重新转入低潮。朴正熙集团进一步加强了控制与镇压，而掌握了在野党党权的妥协派积极谋求与当局合作，朴正熙拨给李哲承一亿多韩元的政治资金并资助其在麻浦兴建新的党部大楼，支持维新体制有功的李哲承得到了报偿。金泳三并不因此而气馁，他在沉思，冷静地考虑对策，到了需要改变斗争策略的时候了。1977年，金泳三组织起“恢复在野党党性委员会”，决心更加扎实有效地开展斗争，因为在野党的分裂更不可能阻止朴正熙连任。1978年举行总统选举，朴正熙当选为韩国第九任总统。当年年底，第十届国会议员选举，在野民主势力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对维新体制进行否定与审判。为了顾全大局，金泳三作为“无冠的领导人”奔波于全国各个选区，发表演说支持新民党候选人竞选。12月12日，选举正式进行。尽管当局在选举前和选举中做了不少手脚，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新民党破天荒地得到了32.8％的选票，比朴正熙的民主共和党所得的票数多出1.1％。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汉城，新民党候选人得了158万张票，超出共和党得票的一倍，在第二大城市釜山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新民党在地区选区推荐的77名候选人中有61人当选，金泳三亦在其中，在野势力在这次选举中体会到人民的意向在转变，增强了对朴正熙集团斗争的士气。朴正熙当选总统后，金大中根据“总统特赦令”被软禁在家，出狱时检察官警告金大中要“谨慎、抑制，不要抨击政府”，而金大中则针锋相对地同朴正熙斗争到底。临近新民党总裁换届选举，党内挑战党权的人士开始陆续表态，最终有七人正式宣布参加总裁竞选，除了前总裁金泳三和现任总裁李哲承外，还有辛道焕、高兴门、赵尹衡、李基泽和金在光。朴正熙当局惟恐金泳三当选，四处放出风声进行威胁：“如果金泳三当选，国会就要解散。”虽然有七人跃跃欲试，但真正有实力的是金泳三和李哲承，总裁竞争，实际上是二人之争。1979年5月29日，金泳三和李哲承分别召集了竞选准备会议，被软禁的金大中设法离开自宅，参加了金泳三召集的会议。金大中就维新体制等时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然后表明了支持金泳三的立场：“这次全党大会是党内维新派与反维新派的斗争，必须在投票中决一雌雄。金泳三代表着反对独裁的正确方向，大家应该支持他并投他的票！”金大中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从被绑架后一直无法参加政治活动，这次参加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重视，他的表态无疑是很重要的。金泳三感激地握着金大中的手，对明天的选举充满了信心。翌日，新民党全党大会在麻浦新落成的总部大楼进行。75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在国内外的关注下进行了投票。选举结束后的唱票过程扣人心弦，金泳三与李哲承的得票交替上升，难分伯仲，会场上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金泳三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尽量不露声色。计票结果揭晓，金泳三得378票，李哲承得367票，金泳三以超过半数两票、超过对手11票险胜。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云集在会场外的数以千计的市民也欢呼起来。李哲承灰溜溜地离开会场，离开从政府拿到的资助后颇费苦心营造的党部大楼。三年短暂的易手之后，金泳三重新掌握了党权。在7月23日的定期国会上，金泳三发表长篇演说，强烈要求修改“维新宪法”，并强调“朴正熙总统应该准备移交政权”。他慷慨激昂地讲道：“我至今对1963年朴正熙总统脱下军装、参加文人政治时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在这块土地上再也不要出现像我这样的不幸的军人，我衷心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朴正熙总统不要成为不幸的总统，希望朴正熙总统在韩国宪政史上创造一项纪录———首开和平交接政权之政治传统。“我多次说过，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讲，如何离开权力的宝座，比如何登上权力的宝座重要得多，我们今天尤其需要‘禅让’的政治家风度。“民主共和党说不能容忍破坏宪法秩序，那么究竟是谁破坏了宪法秩序呢？我一向认为，即使是能力过人的领导者，也不能连续执政八年以上。长期执政势必产生独裁、腐化、不公正。“我们要对民主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要相信真理和正义必胜。我们相信，新的民主的时代必将到来。”之后，金泳三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无论当局怎样压制人权，也无法压服国民的良心，我决不屈服于任何威胁，新民党将同国民一起顽强地战斗。当局可能对我施加更大的压力和迫害，但我不怕被投入监狱，我们将斗争到底。”金泳三在国会上的演说全文登载在新民党机关报《民主战线》上，7月30日，朴正熙集团以违反《第九号总统紧急措施》为名，再次派遣大批警察袭击新民党总部大楼，没收了《民主战线》印刷原版。接着，又搜查了新民党的另一幢建筑，没收了一千七百份《民主战线》和该报的号外，并逮捕了该报编辑部负责人文富植。第二天，新民党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停止愚蠢的镇压措施，立即释放《民主战线》负责人，发还抢走的印刷原版和报纸。独裁者朴正熙的暴行激怒了新民党，他们准备掀起更大的斗争浪潮。8月，韩国进入台风季节，由政治危机引发的人民运动，也如同强台风一般席卷着韩国，冲击着朴正熙集团，加深了韩国的政治危机。韩国工人点燃了摧毁朴正熙政权的导火索，工人阶级既是朴正熙政权推行的经济发展的最大功臣，同时也是最大的牺牲者，韩国经济的发展是依靠他们的汗水、泪水、血水铸造的。朴正熙从1962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进入70年代后年增长率平均为百分之十左右，至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四百六十多亿美元，人均一千二百多美元。出口额达12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十五位。韩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然而在这个奇迹之下，大批工人被输往中东作苦力，大批妇女被输往日本当娼妓，大批儿童被输往美国成孤儿，而且韩国经济的弱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了。朴正熙政府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这使韩国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当缺乏国际贸易的平衡手段之后，只好引进日本不再发展的“垃圾工厂”，这种企业具有污染环境的特点，而且严重危害韩国工人的健康，引起广泛的社会抗议。1979年10月26日19点55分左右，朴正熙总统遭到枪杀而气绝身亡，12月27日，金泳三发表声明，对此表示遗憾：“惊悉朴正熙总统逝世，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对出现这种国难的确表示遗憾，我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种不幸。我对他的死表示哀悼，并为他祈祷。”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全斗焕兵变抢滩（1）全斗焕兵变抢滩，金大中第五次面对死亡朴正熙饮弹毙命后，韩国全境进入紧急戒严状态，实行军事管制，原国务总理崔圭夏代理总统职务。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上将任军事管制司令部司令，成立一个调查刺杀朴正熙事件的联合调查本部，由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任联合调查部长官兼军法调查主任，枪杀朴正熙的金载圭很快被逮捕收监。朴正熙死后，韩国上层形成两大派别，一是以郑升和为首的稳健派，主张以文官政府取代军人独裁政府，一是坚持继续奉行朴正熙路线的强硬派，全斗焕身居强硬派的重要位置。二者的斗争达到你死我活的境地，强硬派看到稳健派开始有步骤地清洗军队，更换强硬派将领，便悍然发动了政变。若论资历，全斗焕此时算不上军界的显赫人物，陆军保安司令部是陆军的情报机构，作为司令的全斗焕实际上是军队的特务头子。全斗焕生于1931年，出身于韩国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他就从事农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养成了吃苦耐劳、顽强好胜的性格。全斗焕的父亲不是普通的农民，有一定的汉学基础，常常以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的故事教导幼年的全斗焕，使他从小就把“大丈夫当顶天立地”奉为座右铭。全斗焕九岁那年，全家曾迁至中国东北吉林省垦荒耕作。三年后全斗焕的父亲到大邱经营中药房，于是全家迁至大邱，全斗焕读完私塾后，便进人大邱工业学校学习。在大邱工业学校读书时，因花不起住校费用，他被迫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上学，早起晚归受尽了磨难。但不管刮风下雨，从不迟到旷课，有时同学邀他坐车，他宁愿自己徒步回家。有一次生物课考试，任课教师事前宣布这是开卷考试，并可以与同学商量，于是，同学们或抄教科书，或三三两两地商量。只有全斗焕独自一人，既不抄书，也不与别人说话，心怀怨恨地完成了考试。工业学校毕业后，全斗焕并不愿意去当默默无闻的机械师，他决定投笔从戎，于1951年考入作为军队将领摇篮的韩国军事学院。陆军士官学校根据当时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第八军军长范弗里特将军的建议，从1952年元旦起实行四年制的现代美式教育，所以全斗焕成为韩国军事学院正式接受美国教育的所谓正规一期的学员，这为全斗焕发迹创造了有利条件。毕业后，全斗焕步人军界。1958年和1960年，两度赴美进修受训。1961年全斗焕任空降部队的上尉营长时，他充当了朴正熙“五·一六政变”的得力干将。这场军事行动的关键一役，是由海军陆战队和伞兵团组成的3600名敢死队员攻打汉江大桥、占领总统府和国会议事堂大厦。当时的全斗焕就是该伞兵团的营长，他率领伞兵队员拼命冲锋，与朴正熙一道渡过汉江，攻占政府要地。一向以刻薄寡恩著称的朴正熙，这时候对全斗焕称赞不已。由于受到朴正熙的信任，全斗焕步步高升。1970年全斗焕赴越南参战，任“白马师”第二十九团团长。次年回国，在车智澈的提携下担任青瓦台警卫室副室长助理，后来车智澈担任警卫室室长，全斗焕官至陆军保安司令。当时全斗焕只有少将军衔，以少将军阶任此官职，在以前还没有过，军界称他是在韩国年轻一代军官里发迹最快的人。全斗焕对朴正熙极尽效忠之能事，他利用工作之便接近朴正熙，并经常与朴正熙一家共同进餐，俨然是朴正熙家庭中的一员。全斗焕与朴正熙的女儿、儿子以兄妹、兄弟相称，并肉麻地称仅比他大14岁的朴正熙为父亲。一次，朴正熙举行家宴招待全斗焕，朴正熙向他祝酒，说了几句奖掖的话。全斗焕受宠若惊，匍匐逢迎。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后，他动情地说：“请父亲尽管放心，为了保护您的安全，为保卫维新体制长存，我甘愿付出生命。”得知朴正熙遇刺的消息，全斗焕如丧考妣，痛哭失声，他顿足深悔自己没有抢先对金载圭下手。他打电话对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说：“我不会忘记当哥哥的责任，我定要手刃金载圭，为父亲报仇雪恨！”由于朴正熙的被击毙，韩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短暂的解冻局面。以崔圭夏为首的新政府，适应各阶层人民要求取缔“维新宪法”的强烈愿望，于1979年11月26日成立了“修改宪法审议特别委员会”，保证“在一年之内完成宪法修改工作，然后根据新宪法选举总统”。接着，又取消了《第九号总统紧急措施》，释放了根据该命令逮捕的各界人士68人，同时解除了对著名人士金大中的软禁，并恢复金大中、尹潽善等687人的一切政治权利。韩国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起来，民主似乎有了希望，韩国迎来了所谓“汉城之春”，低沉过一个时期的民主化运动重又开放绚丽之花，人们充满希望地欢呼民主政治时代的来临，然而新的斗争序幕拉开了。作为强硬派的骨干分子，全斗焕看到民主化运动逐渐得势，十分恼怒，加之军队中的稳健派开始清洗强硬派，他不甘束手待毙，于是渐生政变之心。1979年12月7日，全斗焕与卢泰愚（第九师师长）、车圭宪（首都军军长）、黄永时（第一军军长）、俞学圣等全斗焕派系的负责首都防务的将领密谋起事，发动“肃军政变”，时间定在12月12日。到13日，政变军队已经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厦和所有政府官邸，控制了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社，军事政变成功了。全斗焕夺取军权后，随即改组军事指挥机构，此后又陆续清洗了四十余位稳健派将领，并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军队的各要害部门。作为全斗焕的亲信，李熺性出任陆军参谋总长兼军事管制司令部司令，卢泰愚被提升为首都警备司令，黄永时、郑镐溶等则分别充任陆军参谋次长、特战司令官等要职。于是，以全斗焕为首的新军部少壮派势力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一二·一二政变”的枪声也未能降低人们的乐观情绪。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三金”便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是：继朴正熙之后任民主共和党总裁的金钟泌、新民党总裁金泳三、韩国政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金大中，于是，这一时期被舆论界称之为“三金时代”，作为当时韩国政界最有影响的人，“三金”各自准备参加竞选总统。由于金钟泌是保守力量的代表，曾参加维新政权镇压民主力量的暴行，竞选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他积极活动，并同崔圭夏等官方代表频繁会晤，不少大型财团把希望寄托在金钟泌身上。金泳三与金大中这“二金”，可以说是民主势力的代表，但由于“二金”都想当总统，民主力量内部出现矛盾。金大中不愿与金泳三和新民党合作，“二金”的分裂逐渐表面化，金泳三认为分裂必然葬送经过长期斗争付出血的代价取得的民主斗争的果实，因此他积极主张金大中回到新民党内，共同壮大党的力量，并接连与金大中会谈，试图说服他参加新民党。金大中则认为，我的目标是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但若是加入新民党，则很可能得不到参加总统竞选的资格。因此他表示，只有新民党愿意认定他为党的总统候选人才能加入，或者允许金大中派系的所有在野政界人士全部加入新民党，他才可以与金泳三合作。新民党不接受金大中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金大中提议建立联络和协调“二金”关系的机构，以促进双方的合作和交流。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全斗焕兵变抢滩（2）1980年3月26日，金大中正式宣布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4月4日，“二金”在新罗宾馆晤面，金泳三建议在新民党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前，请金大中先加入新民党，然后再考虑金大中派系的入党问题。金大中表示，原则上同意加入新民党，但是要等他和在野政界人士商量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4月7日，金大中宣布：“根据与在野人士商议的结果，决定不参加新民党。”在野民主势力终于陷入了分裂的窘境，全斗焕瞅准时机向总统权杖伸出了铁腕。1980年4月14日，全斗焕出任中央情报部长官，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同时控制了军、政双重特务机构，成为韩国权倾一时的人物。但全斗焕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蓄势待发。全斗焕肃军政变后，继续推行朴正熙的维新政治，引起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议浪潮，1980年4月19日是韩国推翻李承晚独裁政权20周年纪念日。此前的几天时间里，汉城、釜山、大邱等城市的学生接连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一时间，反对全斗焕军人集团统治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使全斗焕集团感到岌岌可危。全斗焕坐不住了，他再次导演了一场政变。5月17日，全斗焕颁布“非常戒严令”：一、从5月18日零时起，实行全国范围的戒严；二、禁止一切集会、示威等政治活动；三、对出版、新闻报道和广播进行事前检查；四、查封国会、各政党总部，各大学一律关闭并进驻军队；五、禁止一切擅离职守及罢工、怠工行为；六、禁止对前任和现任总统的亵渎、诽谤行为。全斗焕手中有枪杆子，他抛弃了“不介入政治”的诺言，逮捕了在野民主人士、要求解除戒严的学生领袖，以通共罪名逮捕了民主人士金大中，并将金泳三软禁，就连金钟泌也不能幸免。本来金钟泌、全斗焕都是朴正熙独裁政权的余孽，然而围绕着由谁来当总统这个问题，两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手，全斗焕对金钟泌的跃跃欲试实在看不下去了，撕破脸皮把自己的“老上级”兼“老师父”抓进保安司令部西冰库审查室。一直关押了47天以后才放回家去，结果金钟泌被剥夺了公职和私有财产，沦为“平民”，他搂着夫人朴英玉号啕大哭。著名的“光州起义”爆发于5月17日，也就是在全斗焕颁布“非常戒严令”的当晚，韩国各地纷纷举行反对“非常戒严令”的集会，韩国第三大城市光州市，素有斗争传统，走在斗争前列。5月18日，20万各界群众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学生和市民高举“全斗焕下台！”等横幅，强烈要求释放金大中及被捕的学生和各界人士。全斗焕立即调遣空降旅和大批军警前往镇压，武装军人残暴地殴打和屠杀无辜群众。愤怒的群众被迫从5月20日起用木棒、镐头、铁管等进行反击，同军警进行搏斗。他们捣毁电台和警察局，切断市内电话线，组织公共汽车车队冲击军警封锁线，夺取装甲车和军用卡车来同军警对峙。最后，攻占了警察局的军械库，取出武器弹药武装群众，筑起街垒同军警对峙。21日，市民抬着遇难者的遗体上街游行，武装起来的市民与警察展开激烈的枪战，军警在群众强烈的反抗下撤离市区。占领光州后，示威群众推选15名社会著名人士和学生领袖组成了对策委员会，要求军队全部撤出光州，释放被捕群众，给死伤者以赔偿，并准备派出代表同当局进行谈判。但军事当局无视群众要求，决意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5月24日，将金载圭等涉嫌刺杀朴正熙的军人处以绞刑。27日凌晨，全斗焕增派精锐部队，将光州市团团包围，大批武装军人在直升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市区发动了总攻击，控制市区后立即进行了大逮捕。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群众约有三百人死亡，数以万计的人受伤，大批人被逮捕或处死。5月31日，全斗焕以“在非常戒严时期，为了便于总统指挥监督戒严工作、加强内阁与戒严当局的合作关系”为借口，强迫政府新设立一个机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自任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长。实际上，此机构完全替代了国务会议和内阁的职能，是一个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最高统治机构，至此全斗焕完全统揽了军政大权。“汉城之春”只开花，没结果，民主化短暂的春天，由于军人的专横而迅即被政治的严冬取代。但是，“要民主，不要独裁”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它已成为韩国不可抗拒的政治进程和历史潮流。到底是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一个稍微开明一些的“民主政权”，还是维持一个“没有朴正熙的朴正熙独裁政权”？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舞台上仍在展开着一场激烈的角逐。韩国政治阴霾密布，从一场厮杀迈进又一场厮杀，人民饱受专制之苦，从一个灾难陷入另一个灾难；人民憎恨独裁者的暴虐，朴正熙之死并不是斗争的结束。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牢狱磨难下的“亚洲曼德拉”（1）金大中的最后陈词轰动世界，牢狱磨难下的“亚洲曼德拉”在全斗焕导演“五·一七政变”的当晚，他立即逮捕了金大中，罪名是“叛国通共”。与金大中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他的大儿子金弘一、弟弟金大义，以及金大中派系的金相贤、文益焕、芮春浩、金禄永、韩和甲、宋建镐等人，他们都被关押在中央情报部南山地下室，都受到残酷的拷打。金大中的总务秘书金玉斗，被中央情报部的审讯人员剥光衣服，再把两手铐在背后，然后审讯人员挥舞着四棱木棒，叫喊着说：“金大中是赤色分子！你接受金大中的指示去北方几次？夜间听了北方的广播后是怎样向金大中报告的？在野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多少资金？”审讯人员用四棱木棒捅进金玉斗的嘴里乱绞，再用夹子夹住舌头往外拽，用棍子把他的脑袋打得血流如注，然后用抹布擦一擦了事。金大中虽然没有受到拷打，但被审讯人员剥光衣服，让他听隔壁房间里传出来的被拷打者的惨叫声，审讯人员三班倒地连续几天不间断地审讯，不让他睡觉。金大中被折磨得神志恍恍惚惚，身心达到了崩溃的边缘。5月26日，光州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新军部决定将光州的抗争事件与金大中挂起钩来。但是，光州事件是在金大中被捕之后才爆发的，这就需要进行“技术处理”，中央情报部从一个叫郑东年的青年学生身上找到突破口。郑东年是全南大学的大学生，是一位校园反独裁的核心人物。他在4月份的时候曾去过金大中的家，想邀请金大中到大学做演讲，刚好金大中不在家，郑东年就在访问名簿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以后郑东年没再找金大中，金大中自然也不会去跟一位不曾谋面的青年学生联系。5月17日晚上，搜查人员从金大中家中搜走了那本访问名簿，看到姓名录上有郑东年的名字，光州抗争的时候郑东年正好在光州被捕。新军部决定将金大中与光州事件挂钩，中央情报部就对郑东年进行特殊处理，对他进行残酷的毒打，要他交代跟金大中有哪些勾结。5月31日那天，郑东年忍受了两个小时的拷打，最后挺不住了就大叫道：“不要打了，你们编一个脚本吧，我签字好了。”审讯人员就编了一份郑东年的交代书，内容是5月5日郑东年由金大中的秘书长金相贤带到金大中家里，金大中给了郑东年500万元经费，指使他到光州发动暴动。审讯人员对郑东年说：“你是从金大中那儿拿到500万元的，好好记住，是500万元。”6月3日，中央情报部的人在南山地下室提审金相贤，把郑东年签名的交代书递给他，金相贤也是在5月17日晚上与金大中同时被捕的，此时他正在进行绝食斗争。审讯人员把金相贤的衣服剥光，把他放在水泥地上拷打，边打边说：“郑东年已经交代，说是在你的指引下去金大中家的，拿了钱决定在光州策动民众起义。你为什么要否认？在这里讲跑题的话，休想活着出去！”金相贤开头也咬着牙忍受毒打，最后“连项羽壮士也难以忍得住”了，只好在审讯人员递过来的交代书上签了字。全斗焕看到郑东年和金相贤签名的两份交代书，一拍大腿，连连大叫“好！好！好！”6月15日，搜查人员把郑东年和金相贤的交代书拿到金大中面前，将他的衣服剥掉，对他进行一番辱骂恐吓，然后对他说：“如果你否认，别人就会更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