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气息盈盈，已进入了遥远的梦乡。可爱的妻子，你酣睡的面容更加美丽动人，啊，你那恬静的眼睛、耳鼻和朱唇，是和平的象征，爱情的化身！你是仁、慈、善三线编织的艺术杰作，既像金、又像银。你，不怕岁月浊浪的冲刷，将万世绚丽永放异彩。我所有的不足和缺点，都被你那仁慈，伟大的女性人格融化。一个具有男子性格的人儿正在雕琢成功！在这为幸福所陶醉的转瞬即逝的夜晚，把你那强大的魅力作为我人生的动力吧！望着你那酣睡的娇容，我愿坐在你身旁通宵达旦，祈祷上苍，让这幸福时刻永远铭记我心头……从此以后，朴正熙开始了他官运亨通的军队生涯。在战争期间，朴正熙被迅速晋升。1950年10月25日，也就是冲突爆发的三个月之后，刚被提升为中校的朴正熙又被任命为驻扎在大田的第九师参谋长。当该师受命开赴前线时，朴正熙感到，自己终于能够作为一名军人斗士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了。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和英勇无畏，1951年4月15日朴正熙被晋升为上校。然而，他暂短的战斗使命在一个月后便被打断了———他被任命为陆军情报学校的校长。是年12月10日，朴正熙又被任命为陆军本部作战局副局长。1953年初夏，他被再次派往交战前线，担任了第二军炮兵司令。朴正熙在韩国军事学院的同学、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内阁部长的沈兴善说，朴正熙上校“在战争后期，在击退敌人向东海岸前线的进攻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沈还称赞朴正熙“在战后加强和扩大大韩民国炮兵部队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53年，由美军顾问团推荐，朴正熙赴美国俄克拉荷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他回韩国一年后，任陆军炮兵学校校长兼训练本部炮兵监。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从1954年至1958年他相继担任过第五师师长，第七步兵师师长和第六军副军长。1958年他被晋升为少将并担任了第一军参谋长，1959年担任了第六军管区司令。1960年1月改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然而，野心勃勃的朴正熙并没有止步，凭着他的奸诈、贪婪、谲变、无情和不择手段，继续在政治阶梯上攀登。他要像拿破仑、希特勒那样，成为国家的中心。终于，他抓住了一个机会，使他长期控制了韩国的政坛。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爱官如命的权欲变态者爱官如命的权欲变态者组成了奸诈的阴谋集团1960年3月15日的总统选举被宣布无效，新的总统大选定于7月29日举行，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李承晚统治期间的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8月在野的民主党上台，1960年国民大会选张勉为总理，尹潽善为总统，建立由总统制改为内阁责任制的“第二共和国”。但是，民主党执政后，内部各派也互相倾轧，民主党内部的元老派与少壮派同室操戈，党内原有的新旧两派，因分赃不均而分裂，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组织，最后竟大打出手，旧派另组新民党，从此两党争吵更加激烈。张勉不得不在仅仅八个月的执政期间进行了多达四次的内阁改组，仍未能缓和各派争权夺利的斗争。李承晚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国内新闻界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好几百家报纸和杂志在一夜之间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新闻自由受到了如此长时间的压制，以致当它成为现实时，记者们和学生们都被这种新近建立起来的自由搞得眼花缭乱，反而不知如何尊重它，没有想到花很大气力来培养一种责任感和自制力，才能使公民们不会滥用他们所珍视的自由。在推翻李承晚政权后的一年中，在共有14万人参加的一系列示威活动中，51次是由大学生组织，117次是由高中和初中的学生组织，35次是由各种商业团体组织，示威次数之多成了一个很长时间内一直被人们提起的笑话。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一家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群人向另一群示威者示威，以表示对各种示威活动的不满。把取得政权归功于示威者的政府，除了对他们表示宽大外，别无选择。但给国民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并没有得到解决，这首先要归罪于他们曾如此狂热地支持这些学生运动。这时的朴正熙仍在釜山，他对普遍存在的动荡气氛和缺乏法制秩序的现状极其不满，他可以容忍正当的和平示威，但决不容忍无法无天的胡闹，并立即采取了行动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纪律，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在此，我严正警告那些破坏与抢劫行为，宪兵联合调查小组将逮捕所有参与这些破坏活动的头目，决不能容许流氓歹徒们给那些为神圣事业而流血的学生脸上抹黑。”似乎每个人都从空前自由的形势中捞到了某种好处，有一天，在釜山，满载三卡车的大学生冲进了《釜山日报》社办公室，他们只因《釜山日报》上发表了几行有关东亚大学内部管理欠佳的报道而被激怒。学生们用石块击碎窗户玻璃，霎时间，街上纷纷传出像风铃一般的玻璃落地声，他们冲进编缉室，见什么毁什么，桌子、电话和椅子被一股脑儿地扔到窗外。砸抢性起的学生还把一名摄影记者打得失去了知觉，把他的照相机从二层楼的窗口摔了下去，另一群学生抓住报社总编的衣领，像击打拳击袋一样，毫不留情地猛击着他的下腹，接着又把一只麦克风送到他嘴边，在手持棍棒的青年学生的强迫下，他答应起草一份道歉声明，并作为号外印发。这位曾在4月的学生暴动中，面对警察的枪口和刺刀而毫无惧色的新闻官员，却在学生的棍棒下屈服了。由于忿怒而发了狂的报社记者涌到后勤基地总部，请求朴正熙下令镇压示威者，把报社从彻底的毁灭中挽救出来。朴正熙闻讯后立即命令九个连的宪兵赶到了出事现场，并责成他的公共信息官起草了一个声明，对暴力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警告。他身穿制服，戴着墨镜，亲自赶到《釜山日报》社，与社长及其他几位报社负责人进行了会商。就在他抵达前，宪兵已经逮捕了50名学生并驱散了其他学生。在报社办公室，宪兵队长向朴正熙报告说，东亚大学的郑校长希望在校部与朴正熙见面，教授们均表示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并要求释放被关押在釜山基地总部的所有被捕学生。“让他到我这里来，”朴正熙回答说。几分钟后，宪兵队长又折回来报告说，郑校长拒绝到报社办公室来。“告诉校长，他不来见我的话，也不算是他的过错。”尽管学生们摧垮了总编的尊严，但朴正熙是不会向他们的压力屈服的。朴正熙以嘲讽的口气对黄永周总编说：“你们记者也活该遭此报应，谁叫他们总是鼓动学生呢。”在场的记者听完都笑出声来。最后，郑校长终于不得不屈尊来见。郑校长似乎认为没有必要再考虑礼仪了，便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们的不满：“难道您认为《釜山日报》比我们学校还重要吗？和平示威是宪法规定的权利，逮捕学生是您的义务吗？”朴正熙双唇紧闭，然后答道：“你怎么能把派出‘敢死党’（一个狂热的学生团体）说成是和平示威呢？你们知识分子在国家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和混乱的形势下，有义务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经过针锋相对的争论，双方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朴正熙答应在收到学生们今后不再骚扰报社和制造麻烦的书面保证之后，将他们全部释放。社会动乱并非张勉政府所面临的惟一难题，在李承晚时期就一直存在着的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仍未得到纠正和整治。民主党当时因忙于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无暇考虑这个问题，那些经历了这两个时期的旧军官们认为，再也不能坐视这种堕落现象延续下去了，他们准备以军干政。朴正熙便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他的动机十分可疑。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进军汉城占领国会大厦六千余名“敢死队”进军汉城占领了国会大厦这时的张勉政府对政局已完全失去控制。张勉原是基督教信徒，投入政界一直表现“软弱无能”，美国之所以扶他上台，是因为他是民主党头子，又听话。可是，事情的发展表明，张勉执政后“更加无能”，根本无法驾驭局势。美国在韩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它自然不能再坐视不管了。1961年1月，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下决心要改变摇摇欲坠的韩国局势，他采纳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1959年提出的“坤仑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在韩国的两党政治遭到失败后，就要以军人政治来接替”。肯尼迪把这个计划交给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去执行，艾伦·杜勒斯就叫他的副手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同该局韩国分部的头目，一起物色“新的铁腕人物”，策划用军事政变的办法来取代张勉政府。朴正熙与他的支持者们此时也处于一种困境，根据韩国宪法，军队不应卷入政治中去，军队的任务是保家卫国，在政坛纷争的角逐中，军队必须严守中立，只有这样，政治家才能在平等条件下争取选民的支持。多年之后，朴正熙在回顾军事政变时说：“必须打破某种限制，军队什么也不做是不可能的。难道军队仅仅限于保卫国家，而对民族经济解体、罪恶的政治家使社会陷于混乱不堪、国家危亡在即的形势无动于衷吗？”很明显，朴正熙一伙是绝对不会让他们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的，他们的答案很快就炮制出来：军队不能否定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既然民主党政府无法为国家提供必要的坚强领导，社会腐败得不到整治，动乱笼罩在国家上空，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执政党却因窝里争斗而明显不打算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朴正熙就有权利开始组织他的支持者，详细地策划拯救国家的行动。从1961年2月开始，他们轮流在主要支持者的家里聚会，以免在同一地点聚众过频而引起怀疑。到4月中旬，少将李周一争取到了所有预备役官兵和第二军所辖军区指挥官的支持，朴正熙则争取到各个军和师的主官的忠实支持，其中包括22名韩国军事学院八期毕业军官。朴正熙还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金东河、金用键的鼎力相助，这两个人在那场革命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们的部队在攻占汉城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资金的不足是进行政变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有钱的人不愿为这场吉凶难卜的行动“风险投资”，冒险的年轻的领导人不得不省吃俭用，拿出个人多年积蓄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筹募资金。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即其兄朴东熙的女婿）是这次“五·一六”军事政变的主帅，早在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之前就已经在窥测方向，阴谋政变，他出身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极端反共而又野心勃勃。金钟泌等校级少壮派代表九人，早在1960年9月10日晚，就在汉城退溪路“忠武壮”饭店秘密策划军事政变，11月9日，在朴正熙的支持下，由金钟泌牵线，聚集在汉城新堂洞朴家进一步密谋。从1961年初开始，这批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并在它的直接操纵下，在陆军本部、第三十预备师、第三十三预备师、第六军炮兵团、第一伞兵团等后备部队、海军陆战队扩充势力，发展组织。在此期间，朴正熙还亲自出面拉拢汉城光明印刷所经理李学洙和光州航空学校校长李文烨上校等，准备印刷“政变成功”后的布告和檄文，并安排起事之日用飞机在汉城、大邱、大田、釜山等大城市散发。到了1962年5月14日，军事政变的准备工作已经万事俱备，各政变部队负责人在汉城莱水洞金钟泌哥哥金钟洛家“赴宴”，决定各部队在5月16日零点以“烽火作战”为代号，佯装演习，调动部队，预定凌晨3点攻克汉城，宴会的最后，由主人金钟泌举杯宣誓：“不成功便成仁。”就在政变发动的前一天，一个预想不到的麻烦使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考验的时刻开始了：负责指挥突击部队的第三十预备师的朴常勋和李嘉勇向新任陆军参谋长张都暎泄露了政变计划。张勉总理闻之大惊，下令严密监视朴正熙的行动，同时立即拘捕了集结在汉城第六军区的政变领导人，在这情况万分紧急的关头，政府固有的软弱寡断、内部分歧马上显露了出来。由于政治上不合，这个无能政府还未来得及阻止政变，政变力量已争取到了时间抢先行动了，虽然张都暎将军命令五十多名宪兵分乘七辆卡车在汉江桥上排成三行，向滚滚而来的起义部队开枪射击，但在潮涌而来的起义武装面前，一战即溃。预定的日子到了，1961年5月16日凌晨4时，朴正熙率领6000人的革命队伍开始向汉城进军。这正是第一道阳光出现在天边的时刻，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朴正熙在他所著的《国家、革命与我》一书中描述了这次行动：“天已黎明！这一时刻是这场革命的象征，是我们国家黎明的象征！一个不同以往的崭新的早晨！踏在金浦的革命道路上，我凝望着晨辉，冉冉升起的太阳充盈在我们的心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出现在我的面前的那些年轻的革命者脸上的神情———那些走在我的前面和随我而行的人们，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追寻着国家的命运，他们的身后是深情的妻子、幼小的子女，还有年迈的父母。他们还很年轻，尚未品尝到生活之果的全部滋味。我眼前的是一群多么崇高的人类形象！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俯视着汉江，霎时感到，它的波浪是新的，水是新的，一切一切都与昨日不同。旧的事物都将一去不返，历史潮流就是这样，接受的永远是新的事物。这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自然界的伟大启示！”一阵接一阵的枪声划破了汉城上空，给正在梦乡里的市民带来巨大的恐怖和不安。这时，朴正熙、金钟泌等人组织的6000名“敢死队”顺利地渡过汉江桥，开进了市中心，占领了政府、国会大厦和广播电台。陆军总部也被第六军的炮兵部队攻占，到清晨5时所有主要目标都已控制在革命者的手中。6点，通过广播电台宣告军事政变成功。朴正熙以革命团体的名义，说服了张都暎军担任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随后革命委员会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从晚上7点到凌晨5点钟实行宵禁。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革命委员会在最初几天实行了一些极端措施：除了宗教性集会，其他一切形式的集会均被禁止，禁止所有韩国公民出国旅游，所有大众媒介，包括报刊、杂志以及评论、政治性漫画、照片和对国外的新闻报道均须经过审查。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美国对朴正熙独裁的憎恶与幻想美国对朴正熙独裁的憎恶与幻想美国人无法理解朴正熙的哲学，起初美国政府也拒绝承认朴正熙的军政权。联合国驻韩国部队总司令、美国第八军军长卡特·B·麦克格兰德尔呼吁：韩国军队领导人必须恢复秩序，美国支持被推翻的张勉总理领导下的政府，因为它是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美国驻汉城大使馆代办马歇尔·格林也表示了对麦克格兰德尔的支持，而且还发表了一项官方声明以壮其声势，声明说：“在此，我明确申明，美国政府赞同联合国驻韩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所表明的、对经过自由选举产生、根据宪法建立的大韩民国政府的支持。”朴正熙的军人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美国人之所以反对军人政权，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美国人的自由观念，这是美国人引以为荣的、独一无二的美国特产。美国人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把民主向任何国家简单地传播，因为韩国人民也倾向这一美好的政治制度。朴正熙曾反唇相讥：“韩国以1948年时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别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种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的发育成熟就生出来了，或者像一个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的确，从韩国1948年以来的民主实验中，橡皮图章式的美国民主只是造成了不协作、分裂和骚乱，朴正熙接管了政府之后，使骚乱渐变为稳定有序，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实施其社会、经济、政治计划，也使美国渐渐地开始对军人政府另眼相看了，后来两国间的正常化关系有了微妙的进展。这是因为，反共的纽带使美国政府容忍了朴正熙，他一贯自诩为“反共强人”，使肯尼迪决定接受他参加全球的反共大合唱。肯尼迪邀请朴正熙访问了华盛顿，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一次高潮，访美结束时，两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重申了两国间“传统的友谊”，表明了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韩国的支持。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年轻的极有个性的总统肯尼迪，在公报中明确地督促韩国必须“尽快”完成政权向民间政府的过渡。其实，这里蕴藏着朴正熙的军人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方面。美国认为，朴正熙野心太大，不好驾驭，他的一系列稳固自己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打击了原有的亲美势力，直接或间接地触动并损害美国在韩国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美国的极大忧虑和不安。而且，军人和政治搅在一起，长期下去有可能被拖入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因此，美国几次逼朴“还政于民”，由“军政”变为“民政”。亲美的老政客也乘这个机会上街闹事，抵制朴正熙的军事独裁统治。连朴正熙军事集团内部的李周一、金东河等实力派人物也从这个集团中分裂出来，准备组织反朴政变。迫于这种形势，朴正熙为了缓和美国和亲美政客的压力，缓和人民对军事政权的不满和反抗，于1962年12月，采用国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载明：在国家的非常时期，总统有权任命所有内阁成员，依照法令进行行政管理；当政党的宗旨与“基本的民主秩序”不相符时，总统有权解散政党。根据新的制度，所有候选人必须先由一个政党提名，一名国会议员如果退党或是他所属的党被解散时，他将自动失去议员资格。这一新条款是为消除小型党派而制定的，这样可以避免各党成员频繁地改变初衷和派别活动，使党派政治稳定化，更是为了遏制反朴势力的丛生和蔓延。军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称，它将在1963年夏天之前，在3月举行总统选举，把政府过渡于民间，“还政于民”。朴正熙曾多次言辞恳切地表示，“当革命任务完成时，将把政权归还给有良心的政治家”，“自己无意参加总统竞选，还是要回到本职岗位上去”。其实，朴正熙在公布新宪法后，就立即着手进行竞选的准备了。此时，朴正熙已下令金钟泌辞去中央情报部部长职务，让他筹备新的执政党“民主共和党”，金钟泌立即把中央情报部的部分人马带入“民主共和党”，开始为朴正熙的“还政于民”铺路。朴正熙政府对新闻媒介实行严格审查制度，采取了各种措施使新闻“正常化”，要求新闻组织建立起一个自觉的审查制度，并把新闻报道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准，避免过去的新闻界制造过多的、缺乏实据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人民对政府徒增许多误解。在政府动员下成立的“新闻道德委员会”鼓励记者既要报道好消息，又要报道坏消息，当然坏消息要有根据，否则后果由记者自负，至于好消息就不苛求真实性了，假的也行。朴正熙很快就发现制造“虚假繁荣”的力度太小，他在镇海的一座化肥厂破土动工仪式上，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情绪高涨的看法：“我曾指出过，大多数韩国知识分子羞于公开表达他们对政府政策的赞同看法，担心这样做会被人家斥为奉承者、伪君子或是政府的工具，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在我看来，除非我们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这种想法，否则现代化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当然，批评政府的错误的权利是根本性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会感到赞扬他们自己政府的成就是不光彩的呢？他们太胆小，心胸太狭窄，以至于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真令人遗憾啊。”既然如此，阿谀奉承的新闻报道就大肆出笼，像爆炸了的万花筒一样，以满足朴正熙对新闻界充分流露的“殷切希望”。朴正熙历来是不管结果如何，一味追求他认定好的东西，这种习惯性格使他总是寻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那就是众人吹捧成就高。朴正熙对新闻界倍感烦恼的是他们批评政府，对他们看风使舵的花样决不反感，他不许批评政府成为时髦，于是各种日报沉湎于一种恶捧政府的竞赛之中。朴正熙与新闻界的对立并不是单方面的，他极少让记者接近他，这使得报纸的政治版面上总是缺乏新内容，接二连三地老是登些旧闻老调，记者们也苦于他们的任务，一遍又一遍地改头换面地老调重弹。朴正熙的个性也导致了他与新闻界关系的恶化，他沉默而内向，只有对他最亲密的朋友才表露内心的感受，而且他有无朋友也是疑问。他认为新闻界对他的报道是对他个人隐私的不断骚扰，所以他对此又恨又恼。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掩耳盗铃式的无耻表演掩耳盗铃式的无耻表演到了1963年初，朴正熙对是否全力进行总统选举这个问题举棋不定，因为他曾多次许诺“还政于民”，言辞恳切地表白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而且，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军政府的一些成员卷入了利用职权非法操纵股票市场的事件，对其威望是一个巨大打击，使能否顺利地当上总统遇到极大的风险。“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宣布参加总统选举，这一决定就像打开了经过猛烈晃动的香槟酒的软木塞一样，使得无论是反对派阵营、还是军政府一直在表层下面丝丝发响的争斗，一下子迸发出来。反对派不得不联合起来，与那些由军人转化而来的政治家抗争。但他们无法确定是组成一个单独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竞选联盟。朴正熙在良心上可能也有斗争，他曾向人民承诺，他将自动退下，还政于民，但他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心中的权力欲向他呼吁：现在不是退下的时刻！朴正熙的困境产生于一个无法抗争的命运，他有做领袖的奢望，梦想当“第三共和国”元首，可是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对派提醒他，他已向人民保证退下来，参加竞选是不妥的，是没有基本政治道德的。这个问题一直苦苦折磨着他，从他一早醒来到进入梦乡，角逐总统大权现在无疑是他前进的导向标，他希望戏剧性地、出人意外地冲上权力之巅。但他又必须对作出的保证负责，从名义上讲他必须从政治上退出。朴正熙不参加竞选的决定，使反对派对“五·一六革命”前丑恶的政治斗争的怀旧之情又勃然发作，一场痛苦争斗的闸门又打开了，有秩序的选举的希望破灭了。朴正熙再次陷于一种如何应付目前局势的个人危机之中，如果他收回诺言，无异于为那些旧政治家的枪膛里装上了子弹。朴正熙自称，他不参加竞选的决定是为了国家的团结，而不是想把人民重新推进连绵不断的争端之中，但是，那些热衷于长期明争暗斗的旧政客们把他的梦想打碎了。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他为国家的稳定所作的努力却恰恰使国家的局势变得更糟了，他一直耽心，选举会给迫切需要稳定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动荡。朴正熙的好友也一致恳请他收回所做的决定，参加总统竞选。他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些忠告，用自己的感觉加以分析，然后深深地陷入了一种苦境：从个人角度上看，连他自己也很难分清他的行动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他历来信奉的原则是，“任何决定都应出于对形势的考虑和关心，而不是个人好恶和求荣欲望”。反对派的政治家们一直指责他利欲熏心，现在他不得不扪心自问：在事实上，这些指控是否有一定根据？其实朴正熙对个人声誉并不十分看重，他一直是个内向不露的人，但名声却像一个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不停地叩着他的大门，但休想钻进他的思想与行动中去。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想扬名就得有大象般的厚脸皮和禅师一般的冷静。想成名，你就得毫不理会全世界对你的看法，义无反顾地坚持走自己的路，你必须只相信自己的观点，别人的一概不信。朴正熙回忆他在作最后决定时的感触说：“这场革命对朴正熙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这场革命就是看在国家和人民的份儿上也一定要成功。”然而，言犹在耳，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漂亮的言谈只是阴谋家所惯用的一种权术罢了。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朴正熙表达专制逻辑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表达的专制逻辑1962年，朴正熙的御用文人为他拼凑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他在题记中声称把此书“献给那些为捍卫民主而献身的人们”，并在书中哀叹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朴正熙之所以认为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是因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依据他的逻辑，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首先，韩国的传统观念是儒家学说，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森严而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早已扎根于韩国人的头脑之中，韩国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基于五种垂直分野从上至下地形成：君—臣、长—幼、父—子、夫—妻、朋友—朋友，唯有最后一项才算是平等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朋友之间也是不平等的。韩国许多传统的东西都建立在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基础之上，行为举止和社会习俗中都不容忍平等的观念。韩国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等级制度之上的，这种对人的平等的否定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韩国人历来就无法接受美国“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民主意识。对韩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有权参与政治的念头，相反，他们相信，参与政府活动的高官当然都是那些有学识、有美德的伟大领袖人物。人民对他们寄予了坚不可摧的信赖，领导人让自己做些什么就积极从命，甚至领导人胡作非为也不应该反对，这种固有观念简直就像韩国泡菜一样永远不变。其次，朴正熙认为，韩国文化具有独裁主义的本性，尤为突出地表现在韩国的语言里，因为韩国的语言中使用严格的敬语来表达意思，全部句法都必须与对方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和社会地位相对称。在交谈和书信中，这种现象仍极为明显地被严格地遵循着，如果人人平等，则韩国的语言存在的主要基础就会被破坏，除非人人不讲礼仪，那样韩国就会从一个礼仪之邦变成一个野蛮之地。朴正熙认为，从韩国的语言就可以发现，韩国人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自由并不是美德的一部分，孔子学说所教诲的“五常”中并不包括自由。这种自由概念在韩国社会中毫无基础，也不被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在韩国社会中，享有自由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里，如果有什么自由的话，那就只有遵从传统的自由，否则，就只有破产的自由、挨饿的自由、被砍头的自由。第三，韩国人的性格使他们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因为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就是决不妥协，没有相互让步的气度。然而任何民主制度的合理运行，人们都必须容纳和适应各自的不同点，才能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协议，否则就变成了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永无休止的撕咬。在过去的政府当中，此种弊病司空见惯：执政党专横武断、缺乏耐心，反对派故意掣肘、中伤诽谤，更严重的情形是，深怀不满的人们只是为了示威而示威，为了游行而游行，根本不是真正地去考虑解决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韩国的政治灵魂还没有真正改观，政治党派的各持己见、唯我独尊几乎成癖，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所以，为了反对缺乏效率、迟缓拖沓、浪费惊人的政治现状，必须用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观念来指导他行动，朴正熙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了解得十分深刻，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按照韩国人的性格来裁剪的合体衣服。第四个原因是，一旦给了韩国人民享受民主的机会，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滥用民主。结果是恰恰与真正的民主格格不入，导致对绝对的自由的追求，然而，绝对的自由并不包括对政府的绝对批评权。韩国人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懂得一味地抨击政府，示威游行。朴正熙充分意识到，这样全盘吸收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危险的，至少对他的独裁专制是非常不利的思想，他说必须吸收美国民主制度的精华之处，嫁接成一种具有韩国特色的政治观念。自由发表看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无限的权利，至于这个范围有多大，则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最后，韩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一种朝忧夕虑的境地，经济发展必须凭借政治稳定得到充分的保障，内乱常常把国家搅得不得安宁，不稳定的政治将给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阻碍国家的发展。因此，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是危险的，为了避免政治动乱带来的羞辱和困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必须实行高度集权。朴正熙辩解道，韩国的许多现实没有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家所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未能从理论上说服批评他们国家的西方舆论界，是因为发达的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控制经济是为了避免大起大落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超级大国来说无所谓。因此，每一个韩国人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锻炼一种内在的自制，最好不喜欢自由，至少不向往绝对的自由。因为韩国不能为了装潢宪法的门面，而把自由镌刻在大理石上拼命标榜，人民在晚上睡觉前要吃饱肚子，自由并不能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朴正熙在谈到美国总统要求他加速民主化进程时，大倒苦水：“他们指责我握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不确实的。我们的体制是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政体，在有些方面甚至与美国的体制相似。我们有着强有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韩国特色，这是一个建立在我们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现实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政体。顺便提一句，国内外反对我的人尽管声威不小，但毕竟是少数，西方人不理解我们改革了的宪法与民主国家不大相同，但在我们的宪法里仍有许多使我们的民主进程充满活力和意义深远的重要内容。”朴正熙以为用符合韩国国情的幌子就可以歪曲民主的原则，于是他宣布准备建立一个有更多民主基础的制度，他的支持者们特别提到“新社会运动”时期在全国所取得的民主经验，以此作为民主的样板。然而朴正熙的反对者却说，这些做法只是些别有用心的伎俩，是装点门面的花招，是为了使朴正熙得以终身掌握大权。他们指出，韩国有文化的人占92％，这么多人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知识，因此民主的目标完全可以通过开明自由的制度来达到，无需继续等待时机，朴正熙只是无限期地拖延民主化进程而已，这只能是继续延长韩国人民的痛苦罢了。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媚日的外交活动媚日的外交活动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进行得相当有效，新政府便开始不失时机地致力于外交上的拓展，在议事日程上居首位的是立即开始韩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但社会舆论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朴正熙对形势重新估价，对外交政策进行适时的调整，但是，由于韩国人民刚从被日本人侵略的噩梦中醒来，对日本仍抱有极大的憎恶情绪，确立一种新的对日政策是相当困难的。人民仍然没有忘记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朝鲜时期他们受的奴役之苦。朴正熙认为，现在继续抱仇日情绪来制定对日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要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但韩国人民并不是那么善于适应，他们对日本人的强烈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这使得韩日谈判举步维艰。对朴正熙政府来说，这不像与另一个普通政府打交道那么简单，韩国人民带着对日本人36年统治刻骨铭心的仇恨和痛苦的回忆，民族积恨的伤口尚未完全愈合。两国人民之间历久难消的宿怨所造成的感情巨创，不是简单地用一贴膏药所能医治的。韩国人民的这种感情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的占领几乎造成了朝鲜文化的灭绝，1910年，正是朝鲜被日本人吞并之年，日本警方彻底洗劫了朝鲜的教育机构，焚毁了大约四百万册各种朝文书籍，绝大多数学校都要用日文授课，到193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用日文教书了。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系统地施行对朝鲜文化的扼杀，培养效忠日本人的韩国国民，当时韩国国内惟一的一所正规大学———汉城帝国大学里的日本学生比韩国学生要多出两倍多。在1916年，韩国国内只有一种韩文报纸，还是由日本政府出版的。到1920年，才又出现了三种私人办的、须经严格审查方可出版的韩文报纸，它们是：《东亚日报》、《朝鲜日报》和《中央日报》。就是这样，这三家报纸在1941年还是被勒令停刊了。此后，再也没有任何韩文刊物被批准发行过。伴随着国土沦陷而来的是农业的破坏，在韩国被日本占领期间，大约有一万平方公里的农田被日本人攫为己有，迫使一百多万农民大规模向中国东北地区迁移，以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到1933年，日本把占年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120万吨大米向本国出口。日本人还砍伐了大面积的森林，从木材买卖中大收渔利。所带来的恶果是，大片风景如画的土地因滥伐而成了不毛之地。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之后，有六万六千多人被日本人屠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韩国成了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血汗工厂。到1945年，共有261万名韩国人工作在日本人的煤矿、军工厂，其中有六万四千多人死于过度劳累、饥饿、虐待和营养不良，有37万韩国人被迫加入日本军队，其中有15万人死亡或失踪。在1945年日本人离开时，韩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被严重挫伤了，他们心中留下了蓄积着仇恨的煤炭，哪怕是极小的一颗火星，也能触燃熊熊烈焰。在朝鲜战争期间，当韩国人民牺牲生命的时候，日本人却取得了经济复苏和繁荣的成就，对当时的情景，有些韩国人心酸而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做买卖，日本拼命干，韩国忙大战。”1952年，在美国的敦促下，韩日正常化谈判曾经着手进行，但由于当时李承晚总统强烈的反日情绪，谈判受挫。1964年朴正熙政府又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来加速谈判的进程，但由于人民内心的抵触心理如此强烈，为了防止严重阻碍谈判的进程，谈判只得秘密进行。但是，在1964年3月，当时执政的民主共和党领袖、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与日本交换韩日关系正常化秘密备忘录，这一消息被证实以后，像核爆炸一样在韩国国内激起了一股浓浓的蘑菇烟云。此事一被泄露出来，第二天一早，大批大批的学生涌上街头，举行了李承晚倒台以来最大的示威活动。汉城大学、朝鲜大学、延世大学的学生，烧毁了国家元首的模拟像，另一些学生扛着一具模拟棺材，表示要“埋葬国家主义的民主”，这是朴正熙一贯倡导的国家目标的象征。投掷石块的学生与挥舞警棍的警察发生了冲突，有几十名学生受伤，34名学生领导人被捕，再次引燃了国民的愤怒之火。3月25日，学生们又向总统官邸青瓦台进发，并在该地举行了静坐示威，他们坚决要求见朴正熙，表达他们对韩国在日本面前屈就的不满。3月30日，朴正熙和外交部长接见了11名学生代表和有关大学的校长，他认为，学生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些代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片面的。朴正熙深知，当时的政治现实是一个放下武器、握手言和的时期，日本就像一只从战争灰烬中腾空而起的凤凰，一下子成了亚洲首要的经济强国。要使韩国在经济上强盛起来，必须把仇恨抛在脑后，尽快实现韩日邦交正常化，应该走向一个使两国都能受益的、和睦相处的新时代。随后，学生们暂时停止了示威并期望在谈判中会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4月和5月之间，仍有零星的示威发生。5月20日，当学生们听到丁一权总理在声明中说，他将把完成韩日谈判作为首要任务时，本来已经相对平稳的局势又被激起轩然大波。投掷石块、拳脚相加的流动示威，1000名学生的被捕，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校学生们被强令提前放假。1965年，韩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谈判终于达成了有实质意义的协议。这段时期，朴正熙一直引导政府渡过急流险滩，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来自某些政治团体和学生们的猛烈反对，但每一次反对又遭到了政府更为严厉的回击。执政党不得不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强烈要求批准协议，这在国民大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之间挑起了第一次冲突。8月14日，执政党又在反对派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闪电般地表决通过决议。示威游行再次发生，军队也处于待命状态。学校也因再次的强制性放假而关门大吉，这一次，政府对学生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有52名学生和18名教授被政府下令开除出所在学校。在示威游行此起彼伏而越来越难以控制时，政府派军队开进了各大学校园，这里曾是学生的避难所，朝鲜大学和延世大学这两所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被勒令停课16天。在铺满了失望学生的尸体的道路上，终于有了结果：1965年12月18日，韩日关系正常化漫长而又曲折的煎熬提前结束了，两国政府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文件包括一项基本的两国友好条约，五项有关经济合作、韩侨在日本的合法地位以及归还艺术品的协议等。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同意向韩国赔偿三亿美元，提供二亿美元贷款，并在今后十年内提供总值超过三亿美元的商业信用贷款。韩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最大的政治受害者便是民主共和党主席金钟泌。1963年10月23日，他从流放生活中回来后，奇迹般地成了权势昭昭的总统智囊团成员，并立即派去完成韩日谈判。他在3月22日的秘密访日与磋商，激起了国内的学生和反对派们的极其强烈的愤慨，这次会谈使国内的汹汹愤怒火上浇油，因而使他的形象大为受损。在4月25日举行的讨论金钟泌事件的党内会议上，民主共和党人利用公众对他的不满，要求金辞去党主席职务，以平息国内社会对该党的敌意。金钟泌听了这番话后沉默了半晌，脸部微微扭曲地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言语间暗示着他还要实现为党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和个人的梦想。但使他大惊不已的是，党不仅要求他辞职，而且还要求他立刻离开这个国家，他们认为他是朴正熙身边一个潜在的危险人物。“你还年轻，再说还有很多机会嘛，”他们在给他吃宽心丸，这个微妙的第二次流放的建议使金钟泌感到的困恼，比辞去党主席要大得多，在他慢慢地消化了这个令人惊恐的消息之后，金钟泌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早在几天前就告诉过总统，我愿意辞职。”朴正熙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侄女婿被再度流放，但他决不出手帮忙，为了挽回金钟泌的面子，安排他去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在这种情况下，金钟泌在社会上沸腾的不满情绪尚未平静下来之前，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有关韩日关系正常化的风波总算告一段落。在朴正熙就任总统初期，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努力得到了增加，他于1964年访问了联邦德国，1965年访问了美国。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于1966年访问了汉城，1967年联邦德国总统亨立克·鲁贝克也访问了韩国。韩国的目的就是从经济发达的国家那里，吸收更多的外国援助和更多的信用贷款。1966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头，在现代化扎下根来之后，韩国已从一个受援国转而成为向外提供援助的国家，韩国首先与东南亚联盟国家主动加强联系。1964年12月在华盛顿讨论了向越南派遣24名韩国军人，并决定于1965年1月8日正式出发。紧接着，1965年11月8日南越总理阮高其访问了韩国，朴政府又加派了一个战斗师奔赴越南，1966年韩国向越南派出部队的总兵力已达四万五千人。朴正熙积极向越南派兵支援，是为了与美国建立坚固的联系，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极为赞赏这位韩国领袖：“我重申，一旦韩国处于威胁之中，美国将全力保卫大韩民国的国防和经济发展。”在韩国的这个盟国因越南战争而遭到了国内反对和国际非难之时，韩国为它提供了具有实质性和人道主义的支援。朴正熙认定，与共产党的争执不下是多么徒劳无益，如果你把另一边脸转过来，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再打你一个耳光。如果说韩国在朝鲜战争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深深铭刻在心灵上的战争启示录：必须用压倒的优势剿灭北越共军。在1966年中，另一些重要事件使韩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国家。1966年2月17日，朴正熙抵达了马来西亚。在飞机上，朴正熙与韩国的新闻记者进行了轻松的交谈，向记者强调了他们作为“没有公文包的外交官”的重要使命，并简要地谈了此行的目的：“一个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他的邻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我们已经卷入了一场贸易战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去促进自己的贸易发展。说句实话，我在访问德国和美国期间，出于不得已而向他们恳求帮助时，内心充满了一种羞辱感。而现在我却感到轻松和自豪，因为这次是来讨论互助与合作的。”吉隆坡到处呈现着繁荣的景象。高价的锌、橡胶和棕榈油把马来西亚变成了一个亚洲国家的橱窗，其富裕程度仅次于日本。马来西亚仅在1965年就出口了价值20亿美元的初级工业产品，而韩国当年的全部出口额仅为1.7亿美元。朴正熙在曼谷受到了泰国皇家传统的盛大欢迎，来自各省的美丽的泰国姑娘跪在地上，在他走过红地毯的时候，向他抛洒大米和鲜花。从机场到王宫的马路两旁都飘扬着韩国国旗，使整个城市呈现着喜气洋洋的节日光辉。朴正熙在韩国大使馆宴请了泰国的韩侨，“韩侨联合会”主席李泳三走上讲台，带着难抑的激动之情说：“我们能在一个外国的土地上见到您———我们祖国的总统，这是难以想象到的。我们曾经极为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我们刚刚来到这里时，有的人甚至还得去讨饭度日。自从我们努力与泰国人民建立了友谊和稳定的关系之后，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现在，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过着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他又继续谈到了对故乡的无比思念之情，这个异邦国家里诱人的魅力和仙境般的光彩只是一种暂时的魅力，根本无法取代韩侨对他们故乡绵延起伏的山脉的怀念，也无法取代对那随风飘翻、富有韵律的稻浪的神往。台湾地区，是朴正熙这次大巡访中的最后一站。启程前就得到消息，台湾将举行规模盛大的欢迎。果然，大约有一百万市民，包括小学生和政府职员，等候在机场，他们当中有些人挥舞上面写着“收复大陆”、“消灭共匪”的旗子，街道上出现了几十座由富丽堂皇的红、黄色装饰的中国式的拱门，岛上处处洋溢着节日气氛。台湾地区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之后，被日本人统治了50年之久，韩国与台湾似乎很有共同语言，朴正熙与蒋介石都一致赞成抵制共产主义、加强技术合作与贸易往来。喧闹繁华的大都市显示了台湾地区每年从美国得到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而产生的巨大经济进步，台湾实施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始于1952年，它使台湾粮食自给自足，并使台湾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这次巡访的最大成果就是改变了韩国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心目中的形象，她再也不是一个以求施舍为生的柳条筐了：她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亚洲主要经济国，文盲和饥馑的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她已成为一个与亚洲最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新的国家，韩国再也不安于呆在地球的一个闭塞的角落里了，再也不愿悄居在一个隐士般的国度内，她在国际外交上的地位已得到长久的保障。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群众的血汗铸造“ 四小龙”之一韩国成为“四小龙”之一是群众的血汗铸造的1961年末，朴正熙在清洗运动圆满结束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他最得意的“国家重建运动”的事业上，建立一个自给自立的经济支柱。面对国家经济的困境，他的回答是一个充满魄力的雄心勃勃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这项计划是以自由企业为基础，政府直接参与并给予关键的工业刺激。实现这一宏伟蓝图首先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炼丹术，朴正熙在谈到德国战后奇迹般的经济复兴时说：“奇迹只能从行动中产生，莱茵河畔的奇迹就是艰苦奋斗的产物，它并不是财富和国家资源的产物，而是来自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和忘我的努力。”远见卓识必须转化为坚韧不拔的决心和身体力行的行动，一开始，政府就着手改造了国家的电力系统，合并了三个主要电力公司。政府还开始恢复罗州化肥厂的建设，在1963年这项扩建工程正式竣工，共花费10亿韩元和2700万美元，化肥厂的建成大大缓解了国家对进口化肥的依赖，同时每年又为韩国节省了上千万美元的外汇。政府还通过税收来资助重工业，改造了现有工厂，到1966年为止，共新建了12个工厂。政府还从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征得资金，用于其他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开发了金矿、银矿、铜矿，建起了一个军用汽车组装厂、一个细尼龙纱厂、一个线缆厂、一个速冻冷藏厂、一个纺织机械及加工机械厂、电具机械厂、化工半成品厂以及进口深海捕鱼船和水泥厂的扩建。全国上下到处都能看到建造工厂、船坞、大楼，推土机、卡车、起重机在热火朝天地忙碌，这些使国家前途大为改观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正是随之而来的、更为壮观的经济奇迹的先驱。对大多数人来说，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毫无兴趣的抽象概念。当一个农民家里连一口必需的水井也没有时，是不会关心国家的出口增加了多少的。“国家重建运动”把政府的政策带到了人民的家门口，让他们感觉到政府是关心他们的，这项庞大的运动包括的工程有厕所的改善，炉膛的改造，储粮技术的改善，学生宿舍的修建，政府把它的触须伸到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他们看到迅速的改善正在实实在在地进行。政府还扫荡了大量的街头歹徒和流氓，关闭了无照营业的夜总会和妓院娼馆，查禁了黑市交易，这项运动得到了来自各个行业的50万志愿工人、360万名各类组织中自愿为农村文盲提供教育的人员的响应，到1962年底，大约有六十三万文盲学会了读、写技能。朴正熙在第一届“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国家重建运动”是一个“为全体人民在民主理想之下进行团结和协作，共同建成一个福利社会，以一种独立、自助的精神来创造新型生活”的大规模计划，要集中力量发展国家重点工业，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一指导思想与前政府优先发展消费生产而使工业基础变得摇摇欲坠的做法正好相反。总之，这是一个反对长久存在于韩国人身上的颓唐消沉、懒散愚昧和逆来顺受的宿命观的运动，在缺乏国内资源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困境是不言而喻的。朴正熙在后来写道：“我们今天才清楚地看到，韩国人民身上那种难以激发生产力的消极特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饱受侵略压榨和连遭厄运所造成的。”政府在一开始就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刺激来积极改善出口状况，结果，出口额从1960年的每年3464万美元增加到1961年的4291万美元，到1962年又增加到6200万美元。“五年经济计划”的实施过程，并非到处莺歌燕舞，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尝试的失误，也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错误。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货币改革，即利用回收流通中的货币来资助庞大的经济计划。1962年6月10日，新使用的韩元与旧韩元的兑换率为10∶1，全国立刻陷于一种全面的经济混乱和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之中。朴正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起初，我们曾希望把大量闲置的资金用于工业建设，这样货币结构也应重新调整。但结果却与希望相反，这一措施导致了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并给经济带来了一个巨大打击。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错误，政府曾竭尽全力来弥补这一错误，但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政策的草率实行也是政府工作中的一个污点，为了加速农业发展，政府向农民提供了大量的低息贷款，但农民却把这些贷款用于他们自认为急需的方面，而没有用于增加农业生产。当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强制性的粮食征收时，他们却连债都还不起，只好把粮食以亏本的价格卖出，所造成的影响，波及了粮食、牲畜、稻谷以及农田的价格暴跌。虽然这期间既有失误又有教训，但归根到底，政府极力使自己从立法机关和官僚主义的滞缓和低效中解脱出来，他们就像制定战争计划一样，制定严密的经济计划，全力实施他们的政策，少量的失误并无法使他们为韩国带来的奇迹减色！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五花八门的政绩工程大亨经济标榜政绩，五花八门的政绩工程（1）电子工业韩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是电子工业，产值在1969年到1974年期间增加了十倍，成为仅次于纺织品出口的第二大出口行业。1962年，韩国的电子产品出口额还不到50万美元，1976年，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已达到十亿美元，在1977年达到11.1亿美元，到了1981年高达21亿美元。大多数产品销往美国和日本，后来又增加了对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的出口。政府在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的形势鼓舞下，决定以追加发展资金为电子工业注入新的燃料。该项资金将被集中用于扩音机、电子钟表、微型计算机、彩色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和所需电子元件的国产化生产，韩国力争使自己的电子工业以其管理和技术上的先进面貌出现于世界同行业之林，使所有电子产品的国产率达到70％。（2）重工业韩国对钢铁产品的需求量从1962年的26.6万吨，剧增到1967年的75.5万吨，进而又到1972年的210万吨、1974年的470万吨，进口钢材的外汇支出在此期间已达二亿美元，大约等于建造一个年产100万吨的钢厂费用。1976年5月，朴正熙亲自为国家惟一的钢铁联合企业———浦项钢铁厂二号高炉点火，这一行动，使韩国重工业又迈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步履。当年，浦项钢铁厂的原钢产量便达到260万吨，占韩国当时所需钢铁量的50％以上。浦项钢铁厂的建成也使韩国提高了自己的炼钢技术水平。该厂雇用了12357名职工，其中包括823名在美国和日本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人员。在大量外资（包括用于浦项钢铁厂第二期扩建工程的3.43亿美元）的帮助下，韩国仅用了二年半的时间，便一举成为世界20个主要钢铁生产国之一。浦项钢铁厂第二期扩建工程的主要方面包括二号高炉及另外24项配套设施———续建一座铸造厂和一座冷轧厂。冷轧厂的建成使韩国能自己生产七种轧钢产品，其中包括镀锌钢板和锡包钢丝———这是制造电冰箱、空调器和洗衣机的重要材料。朴正熙最亲密的助手朴泰俊担任浦项钢铁厂的厂长，他年富力强，对朴正熙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未来充满信心。朴泰俊介绍说，韩国从1968年到1981年对钢铁产品的需求量平均每年增加24.6％，1978年和1981年对钢材的需求量分别达到1020万吨和1550万吨，为满足这一需求，浦项钢铁厂把自己的生产能力从1978年的550万吨增加到1981年的850万吨。浦项钢铁厂扩建了生产设施以后，韩国的原钢生产能力达到每年1600万吨，浦项钢铁厂计划通过钢材的出口每年创汇2.53亿美元，在国内市场上每年收入9.87亿美元，以减少进口钢材所造成外汇流失。浦项钢铁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1977年）开始的第三期扩建工程，对政府推进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出口贸易使浦项钢铁厂如火如荼的多样化销售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并为国内公司提供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吨焊钢制品。（3）造船业从1972年开始，政府力图在韩国钢产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使韩国成为重要的造船和海运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把造船业视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造船业是一项“包罗万象的工业”，政府期望通过这一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其他相关工业的跃进步伐，从而全面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准和综合国力。毫无疑问，韩国“现代造船和重工业公司”的出现，使它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船坞之一。这里不仅有能力建造26万吨级的巨型超级油轮，而且还能制造极为精密的化学特种轮和集装箱自卸船。不久，“现代造船和重工业公司”便源源不断地从希腊、香港地区和日本的船主那里得到总数为12艘超级油轮的订货合同，这一吉兆表明，韩国的造船能力以其精良的科技水准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石油禁运，世界性经济萧条使超级油轮的海外市场几乎在一夜之间便荡然无存，面对几乎是零的市场需求，韩国的造船业显示出极为出色的应变能力。“现代造船和重工业公司”对自己的战略进行了迅速的调整，把原有设施向仍然四方有求的更为小型、具有特殊用途的船只方面转变，在这期间，它巨大的造船码头接受了远小于其造船能力的不少小型轮船的订货。利用在蔚山投资昂贵的巨大船坞，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世界经济萧条来加速把韩国建成一个主要造船和海运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正是有鉴于“现代公司”的策略，1981年韩国仅海运业一项即可收入15亿美元。后来，其他国家的船厂也纷纷效仿“现代公司”的做法。（4）建筑业在1973年，韩国承包商突然间一切都迸发了出来，建筑出口达到1．74亿美元，1974年达2．6亿美元。1976年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项总值为9．44亿美元的朱贝勒商业港的建设合同，被称为“世纪性的合同”，使韩国历年来的建设出口达到新的顶峰，这项由“现代建筑公司”主签的合同，使韩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海外建设的预定目标被大大超过，当时定为12亿美元，而实际上达到了25亿美元。韩国人有出色的推销本领，他们把成千上万名熟练工人输往国外的建设工地，这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来说是一种强劲的竞争手段，因为，这些公司仅能派出工程师和工头。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样的国家，训练有素的建筑工人是极为抢手的，刚刚崛起的韩国已具备了以成本相对低的劳动力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优势，这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在中东国家的港口建设、船坞和高速公路的竞标争夺战中，韩国往往以低廉价格击败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到1978年底，韩国已有105个公司参与了29个国家和地区的建设工程。鉴于建筑业成为韩国当时最大的外汇赚取者，引人注目地在中东市场扩展成果，政府在财政和外交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步骤来协助推动“建筑出口”，以期实现1980年39亿美元的目标，一些国际经济观察家都认为不会大于十亿美元。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虚伪透顶的“ 新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