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六代单传的老来子生在福中的李承晚—————六代单传的老来子李承晚的家庭，五代以来都是单传独子，像一缕细线延续了李氏家族的生命。李夫人40岁那年已有两个女儿，她的生育年龄即将过去。据说，一天晚上，她梦到一条大龙从天而降，飞入她的怀里，醒来惊喜交集，将始末告诉她的丈夫和女儿。龙是一种祥瑞的征兆，孕妇们相信佛的缘分果报和不可思议的故事，这一次的预兆是灵验的，1875年3月25日一个健硕的婴儿呱呱坠地了。李承晚初名李承龙，因为他是母亲梦龙受孕而生，这新生的婴儿取了一个这么隆重的名号，因为他是“六代独子”。他受到家人的宠爱，视同李家之宝，哺育抚养，自然是无微不至了。韩国的婴孩所受的爱护较其他国家的婴孩多，几乎就是娇生惯养。他们常常伏在父亲、母亲、奶妈或是哥哥姐姐的背上，两腿叉开，用一块布缚住，几乎就是背着长大的。由于身体的接触，婴孩一直有安全与温暖之感，当孩子啼哭时，母亲只要松开布带，就可以将婴孩转到胸前来喂乳。即使刚出生不久的婴孩，也常被大人们背到街上去应酬，背到田野间去玩，所以他们从不会感到孤寂。作为第六代独子的李承晚，幼小时随时有人陪他玩，逗他笑，受到额外的照顾和爱护，他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美满的。李氏的正式家谱，在过去已有十七代，但自李承晚出世以后，家谱已无法再续。因为他的父亲既没有兄弟姐妹，他的母亲也没有什么亲戚，家族的绵延，在过去六代都是勉强依靠每一代独子，传到李承晚的情形也是一样，李承晚曾有一个儿子，但不幸在童年便夭折了，于是，李氏家族的血缘相传到这里，便告终断。李敬善，是他父亲的名字，一个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人，生长于富裕之家，受的是不治生产的教育，虽然他们的家道早已衰落。李敬善一直穿着读书人的长袍，留着长发，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庄严自尊，始终怡然自得地过着他的学者生活。所以邻居们时常说：“李圣人从头到脚，都是一派书生作风。”他有一副英俊的相貌，一颗仁慈的心，慷慨好客，仗义疏财。由于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为人不苟言笑，所以他在家庭中，孩子们很少和他亲近。直到李承晚四十多岁的时候，他们父子才有一段短暂的亲密无间。李敬善的性格和气质，是属于韩国老一辈的古板气派，在这方面，他和孩子们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鸿沟。李承晚的母亲金氏，常对李承晚说：“你的父亲对于女色和赌博都不感兴趣，但他是个极端好客的人，招待朋友时，什么都舍得拿出来。”那时的韩国人家，即使最穷苦的人家，也有为丈夫特备的客厅，用来招待他们的朋友，当宾客来时，家中女人是不出来的。李家的客厅很小，也许不超过10平方米的面积，按韩国人的习俗，客厅里没有什么陈设。客来时搬出黑漆小桌，一个人面前置一张，宾主盘膝而坐，慢慢地饮酒或喝茶聊天。这是李敬善日常生活里惟一的慰藉，当高朋满座的时候，他似乎觉得世上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李敬善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族谱，这是他那个时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般兴趣，他消磨许多时间去研读那个精致书架上的二十四大册族谱，对于李氏及韩国其他名门望族的业绩，可谓如数家珍。他时常将儿子叫到身边，讲述祖先的光荣史，但当发觉儿子并不感到兴趣时，他便面露愠色，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让他去玩了。李敬善又常常朗诵些诗词古文给他的儿子听，并传授其中最有趣味的内容，间或也命儿子背诵一二段，李承晚有时不免忘记几句，父亲便不满意地摇摇头，然后给儿子提示。李夫人虽然整日忙于家事，但总是忙里偷闲地教导她的孩子，她的思想是努力传授古老的美德，李承晚对于诗歌的第一次印象，即是幼年时母亲读给他听的一首诗，一直珍藏在他的脑海里，并启发了他的灵感。许多年后，李承晚的出身对于他是一种障碍及困扰，他的祖先是皇子李让宁大君，即李家创天下的首任朝鲜国王李成桂的孙子，但这位王子放弃了继承王位的权利，让给弟弟接任。李家的宗谱在韩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是人人皆知的，后来他的政敌就常常利用这一点，恶意地指骂李承晚，说他想做皇帝搞专制。李承晚的曾祖父李晃，从他们在汉城的老屋迁移到黄海道的海州，那里是清津半岛的顶端，位于西海岸一座小山的中间。李承晚出世前不久，他的双亲因为收入减少，不得已又搬到平山县的一座小屋子里，李承晚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当他三岁的时候，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情形十分困难，迫使他们再度返回汉城。不久，又搬到汉城南郊的桃村，他在那山边的小屋里，一直住到1895年。所以，虽然他有贵族的血统，但他却是在韩国平民中长大的，和一般的贫苦大众有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感觉。在李承晚的童年思想里，对群众生活遭遇的关心，由于他的境遇，已经深入他幼小的心灵。对于国家的经济低落、政府的紊乱无能、士大夫们的消磨时日，李承晚在童年时就感到憎恨，虽然他也是这个社会制度里的一分子，但他早就发现了它的缺点并深为不满。从丰富的韩国谚语里，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许多民间故事里，从走江湖的说书人所说的通俗话本里，从八百年来民间流传的歌颂自然、忠爱、思念、奋斗的诗歌里，少年的李承晚从多方面陶冶了他坚忍乐观的性格，同时吸收了韩国人传统的刻苦精神，他对祖国的热爱成为他做人的一部分，因而在他的心腑里蕴藏着一股烈火般的热情。他童年生活的另一特点，是因为爱好户外活动而锤炼了一副坚强的体魄。李承晚少年时代的家，只有一所小房子，除了吃饭、读书及睡觉之外，并没有给予他许多留在室内活动的余地。春秋佳日，汉城的气候真是太好了，至于酷热多雨的夏天，可以在河里尽情游泳。寒冷的冬天，也有机会作剧烈的户外运动，自造的溜冰鞋及雪橇，在寒冷的冬天是常用的。可以说，李承晚的童年生活和他的朋友们没有什么不一样，从他成年生活的爱好中，有充分证据可以推测他在青年时期一定消磨过许多时间作户外的运动。这些游戏多半是合作玩耍的，如捉迷藏、造房子、角力、赛跑等等，他们从集体生活中学习与人相处之道，启发自己的智慧。街边的小贩卖给孩子们种类繁多但不太甜的糖果，所以孩子们生活得倒很愉快。由于韩国的山川交错，家人或青年朋友的集体旅行或野餐也是很普遍的，孩子们都聚精会神地出游或踏青，因此他们的生活虽然简朴却也并不单调。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一场大病后进入教会学校李承晚九岁那年，全国流行天花，他也被感染，感到有如烈火烙红的铁条放在他的眼里，疼痛难忍，在厅里跳脚叫喊，几乎双目失明。他的双亲忧伤不已，李敬善和夫人每天祈求他们的独子的视力早日恢复，他们去请中医，并向所有的朋友寻求各种有效的药方，至少尝试了一百种不同的汤药，都未奏效。最后，有一个亲戚劝李敬善带他的儿子去看外国医生霍雷斯·艾伦，他是基督教长老会一个传教士，1884年由美来韩，已经治愈了很多病人。当李承晚从家里被密不透风的轿子抬走的时候，他的母亲痛哭流涕，好像要把他抬到墓地去似的，对于像她这样一个笃信佛教的妇人，把她的儿子交给外国医生，似乎是危险而不应该的。其实，改请基督教医生治疗李承晚的目疾，对李家的信仰并没发生很大的妨碍，他们不是食古不化、固执己见的人。何况当时的许多韩国家庭就同时相信佛教和儒教，而且认为这两种信仰并无冲突，也许是因为佛教太不注意今世，而儒教又忽略来世。对于李承晚的双亲，同时信仰这两种宗教已完全足够，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宗教安慰，他们的生活环境里可以供给许多预言、算命、巫术等迷信。由于家庭的教育程度，李家在信仰纷争的社会里仍然维持着原有的信仰，并没有由于请基督教医生给李承晚治病，就转而信奉基督教。李老夫人教导他儒教的基本原则，同时在他每年过生日时又到佛教的寺庙里去捐献，这种早年的宗教气氛，已深深渗入李承晚的性格，变成了他个性与人格的一部分，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影响着他的思维。1894年的深秋，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李承晚已是19岁，他正努力重温儒家经典，以便参加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他的一位同学，已经在当年九9月进了由监理公会传教士所创办的培材学校，他劝李承晚研究现代世界，而不要集中精神去死记古文。由于中日之战大大刺激了韩国青年对外部时局的兴趣，有一天，李承晚和一些亲密朋友好奇地溜进了培材学校，他们的原意是想去嘲笑洋鬼子。但是过了几天，李承晚开始感觉到，英文是值得学习的，不可否认西方世界的人们有一种特殊的聪明及惊人的智慧，西方国家里种种神奇的事物，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李承晚不久便到培材学校读书了，不过他虽然愿意洗耳恭听现代文明，但宗教宣传却不会影响他绝对的自信，年轻的李承晚高傲地说：“让他们去改变天地运行的规律，我却永远不会放弃母亲的宗教信仰。”这些传教士在谈宗教之外，还提到学校、印刷所和一种名叫民主的古怪政治，在那里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纸上画一个记号选举他们的总统，令人费解的是，他们竟敢把大官称为公仆。他们自己来商定应该要付什么税，应该顺从何种法律，对于当时的韩国人来说，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太不切实际且近乎疯狂。培材学校的监督亨利·艾班西拉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除了教课之外，还帮忙编辑《韩国集锦》（月刊），那是与学校隔邻的监理公会印刷所发行的。艾班西拉鼓励学生办一种学校新闻，训练学生写作英文，李承晚被推荐为主笔，艾班西拉编辑所有的资料，删除任何使校方难堪的文字，这是李承晚首次尝试领导工作。过了一些时候，李承晚召开学生编辑秘密会议，鼓动他们说：“我们在传教士保护下才敢发行刊物，真是懦夫！”结果，这些青年设法使用金奎植的叔父在十年前从日本买来的印刷机，雇用日籍技术人员来搞印刷，但后来日本成为李承晚终身的仇敌，金奎植在青年时代和李承晚有密切交谊，晚年是李承晚的政敌。李承晚开始做了韩国第一家日报的编辑，他所办的报纸名为《每日新闻》，是英文和韩文对照的，他毕生致力唤起民众的改革运动由此开始。他的文章如后来许多年一样，一部分的对象是韩国同胞，一部分的对象是美国读者，他的论调异常坚决，不断要求政治改革，这一张小小的报纸象征了新韩国的诞生，李承晚的伟大政治事业真正发轫于此。就像所有其他的韩国男子，年轻的李承晚也留着长长的头发，梳成一个发髻挽在顶上，这种式样看起来实在有点特别。在当时的韩国，改变发式被指责为一种渎神的行为，与败坏祖宗祠堂同样大逆不道，可是李承晚对于道士头深感不满，认为它是韩国古老保守的象征，必须予以废除。有一天下午，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李承晚取下家中的祖宗牌位，双手恭敬地捧着对他的母亲说，时代已经改变，请准许他把道士头剪掉。然后他恭敬地向母亲一鞠躬，放好了祖宗牌位，对母亲说他有事离家，要过几天才能回来。他的母亲只是流泪，但并没有逼迫他改变主意。李承晚辞别了母亲便到艾伦医生家里，由艾伦医生把他的道士头剪掉，当时这就是一个庄重的仪式，这是李承晚反抗古老生活方式决心的表现。但他等了好几天，才鼓足勇气回家去。母亲见到了，虽然不乐，但她接受现实的态度比他盼望中的更好，她觉得应该让儿子去创造他自己的前程。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参加反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加入独立会社开始了反日救国的宣传活动1894年12月，日本突然向中国不宣而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李承晚正被一些朋友取笑他想进入培材教会学校。数月内日军完全击败了没有斗志和缺乏组织的中国清朝军队，韩国在日本人指挥之下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欢庆他们终于从对清朝的臣属关系中解脱出来，因为日本再三申述保证韩国的完全独立。当时有一个留居外国多年的韩国头面人物尹致昊，新近返国，他充满了改革及现代化的思想，汉城的知识分子以为真正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大约是李承晚进入培材一年后，在1895年，学校来了一位青年，名叫徐载弼，他曾留学美国，是激进的政治改革的著名人物。他和宫廷中握有大权的开化派人物金玉均以及许多重臣都是朋友，国王任命他为枢密院的顾问，享受韩国第一个留美学生的崇高荣誉。1896年，他创办了一份每星期出版三期的报纸，名为《独立》，内容多半是介绍现代西方世界的文章。徐载弼曾开玩笑似的要李承晚停止发行《每日新闻》，以避免销售的竞争，李承晚带着微笑但十分坚定地回答说，“不行”。徐载弼后来在培材教西洋史，李承晚就是他班中的一个学生。徐载弼后来又创设了一个独立会社，这是韩国文化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他们募集基金在汉城建造的一座独立门，迄今仍然保存着。这时一个能干而有野心的美国人霍雷斯·艾伦出现了，就是他，十年前治愈了李承晚的目疾。他几乎尽了最大的力量，怂恿美国政府及资本家对韩国资源与战略价值发生兴趣，艾伦由一个传教士转变成商务代表、外交官、宫廷政治家，他决心要在韩国实现现代化。当他发现美国当局并不准备担起这个责任时，便转向日本活动，企图将韩国政府的控制权转移到日本人的手里，从而在客观上成了日本的帮凶。艾伦太专注于他自己对于韩国的方案，而不考虑任何其他的后果，而且他对李承晚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愿与这个充满着革命思想的青年人过多接触，后来，李承晚去访问艾伦，希望和他讨论改革运动，也受到冷淡的拒绝。一方面，李承晚会从一个痛苦或挣扎的个人扩展到广大的社会，寻找出不仅能够帮助他人，而且解决类似的许多人困难的共同方法。另一方面，李承晚经常热烈生动地将他的性格政治化，当社会病态发生在眼前时，他无法容忍，他不能宽容那些造成病态而乘机获利的奸诈之徒。当时李承晚已开始在独立会社内起到领导作用，时常向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群众发表演说，虽然当时的环境困难重重，但他和同伴们都希望真正的进步在促成中。1895年10月“乙未事变”中，闵妃被残忍地杀害，她鲜血淋淋的身体被棉布包着，浇透煤油后点火焚烧。当天傍晚，霍雷斯·艾伦医生希望将高宗从劫持者手里营救出来，但是没有成功。李承晚亦为参与者之一，因而也被追缉，幸而李承晚的随身仆人跑来报告事机已败，于是他逃到汉城近郊的平山藏匿起来。在1896年2月11日夜间，高宗在艾伦医生协助之下，化装成宫女，匆匆上轿，溜出王宫，逃入俄国大使馆。高宗即于避难所宣布他的新内阁重掌政权，可是李承晚仍不敢回到汉城去恢复他的政治活动。当徐载弼离开韩国后，李承晚从平山躲避的地方回到汉城，独立会社面临解体的危机，创始人的出走带走了苦干的精神，许多会员认为，最好是解散算了。在这样的情势下，李承晚毫不迟疑，立刻回到汉城西门的独立会社，召开全体大会提议加强工作。《每日新闻》在他去平川躲藏的时候已经停刊，当时的环境里要复刊也不容易，于是他们决定把力量集中在组织街头聚会，李承晚本来就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活跃演说家。游行的队伍组织好了，从汉城的喧闹声来判断，改革运动似乎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峰，但事实上后来许多游行的人都变质成为暴民，李承晚及他的同伴没有将自由思想灌输给人民群众，没有与游行群众进行沟通，他们除了煽动鼓动大城市的民心之外，别无其他作为。不久，皇帝接纳了宫廷圈内左右的建议，将独立会社解散。最后一任会长尹致昊，一日午夜被一个来逮捕他的警探唤醒，他恳求去换件衣服，乘机溜之大吉，得到美国人的庇护才得到安全，其余的17个独立会社领袖都被逮捕。街道上布满了军警，到处张贴告示宣布改革领袖是叛国者。李承晚在艾班西拉博士的家里，看见尹致昊及其他会员都在那里躲避，他们恳求李承晚留在一起不要出去，但是他拒绝了。李承晚直奔警察总局，沿途群众跟随着他的，竟达数千人之众，他们要求警方释放17个被捕的人。李承晚就在警察总局前面，召开群众大会，他们彻夜不散，有点像美国的罢工运动。李承晚的老父亲赶来，恳求他回家，眼泪汪汪地提醒他是六代独子，而且他的老母亲也一下子急得病倒了。年轻的李承晚拒绝老父亲的哀求是痛苦的，但是他的理智很清晰，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不能临阵脱逃。艾班西拉博士也来观看，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看见这么多的培材学生在领导群众运动，似乎也引为骄傲。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入狱受严刑酷虐入狱所受的严刑酷虐使他在狱中皈依了基督教李承晚到了警察局，反动的保皇派就带着胜利者的神态，用恶毒的眼光发出讥笑，即刻把他拖到黑暗的内室，那里有四壁厚墙，外面听不清里面受刑人的惨痛呼声。以后几天，李承晚受到非人的酷刑虐待，奴才们对他极端憎恨，更加特别地乘机报复。当时的韩国监狱制度，实在比中古时代进步不了多少。牢狱的厚石墙，隔绝了他所有的朋友，李承晚开始虔诚祷告，祈求早死。他的双臂被粗绳紧缚在背后，绳子紧得陷入肉里。两根棍子夹在他的双腿中间，在膝盖及脚踝部分被紧紧地扎住，然后两个警察将棍子转动，直到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如果不是他有结实的体魄和特殊的生命力，他是不可能继续活下去的。每天晚上，他被人从刑罚室拉到地下暗牢。白天，再拖出去做更多的拷问。他的头脑，因身体备受痛苦，已经麻木。每当回忆起这些惨苦的日子，只觉模模糊糊记忆不清了。但是在他77岁那年，有一次，有人请他讲述一点当时受刑的经过情形，他带着痛楚的神情回答道：“你不能让我忘记它吗？我夜间常常梦到在狱里。”过了几天之后，极端残忍的待遇停止了。每天晚上，他的双手加上手铐，双脚戴着脚镣，一块20斤重的木枷锁套在他的头上，使他既不能站，又不能坐，更不能躺下，仅能蜷曲着。他只觉得迷迷糊糊，生不如死，记忆力已经消失。有一天，汉城的报纸刊出了他的死讯，他悲伤流泪的老父亲赶到狱中来收尸，结果，发现那消息原来是一个谣传。七个月的时间，他始终在这样孤独的拘禁中。头颈之间套着三尺长的枷锁，双手双脚都被手铐和脚镣所束缚。他每天只有五分钟时间可以解脱这种刑具。此外便是垂着头靠在枷锁上，整日呆呆地坐在牢房里。理智清楚地告诉他：他是世界上最痛苦、最不幸的人。但是，他开始隐约回忆起在培材学校所听到的道理，忽然领悟到一种生命的新启示，他低下头祈祷：上帝啊！请救救我的国家！救救我的灵魂！在牢狱漫无边际的岁月中（1897年~1904年），韩国的情况继续恶化。独立会社已经完全解散，改革的努力更是如昙花一现。大院君在1898年2月寿终正寝。虽然他是残酷的野心家，但他的故世对国家仍有相当大的损失，再没有一个具有如此地位及坚强意志的人，去把迅速走向溃灭的国家拯救出来。日本的势力已经在韩国领土上根深蒂固，俄国也在积极地竞争，在某一时期里，他们似乎获得同样的成功。1898年到1900年间，俄国及日本代表秘密会商以北纬三十八度为界来瓜分韩国，只因恐惧英美干涉而未实现，同时，英美势力撤出中国东北后，日俄在该地的竞争更趋白热化，韩国处于夹缝之间，腐败低能的衰落皇朝，束手无策。1901年，狱中发生了霍乱传染病，两天之中，40个人染疾而告不治。在拥挤的牢房里，缺少卫生设备，似乎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时疫的吞噬。李承晚向艾伦医生发出一个紧急请求，艾伦医生赶来看他们，但遭到拒绝，不准入内，幸而他成功地把药物送给李承晚，李承晚按医生指示的方法治疗病人，果然见效，霍乱扑灭，已被传染的也都告痊愈。1904年2月9日，日俄之战爆发，韩国政治上发生一连串的急剧改变，政治犯开始有了释放的希望。1904年的春夏之间，李承晚多次看见狱门被打开，许多同伴都走向自由，而他却仍然被囚禁着。最令人沮丧的，是他的朋友们所有的努力都未能把他的名字列入范围广泛的大赦名单，那里面差不多每一个列为政治犯的人都被释放了。一种恐惧渗透到他的灵魂，他也许真得一生一世消磨在这个又脏又臭的狱中，祈祷死亡的诱惑再度活跃，他的信心这时受到了最大的考验。直到令人丧气的六个月之后，金典狱长奔来告诉他已接到释放他的命令。李承晚颤抖着站起身来时，所能感到的只是一片空虚，他无法立刻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实的。然后，金典狱长命令法警，打开牢房的门示意他走出来。年轻的李承晚，竟站立不稳，他注视着牢房的墙壁、熟悉的天花板及地上铺着的草席。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李承晚前往美国乞求帮助李承晚前往美国乞求帮助李承晚从狱中出来之后，既没有空闲的时间，也没有欢欣的情绪。父亲短暂的快乐，不久就转为忧虑，因为他发现他的儿子，不仅未因饱尝铁窗之苦而受到一点教训，反而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决心更为坚强了。至于李承晚自己，他从没去想过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还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当他入狱的时候，韩国的情势已经很恶劣，在狱中度过了七年，恶劣的程度日益加深，混乱局面已变成另外一种景象，而这景象清楚地表明韩国已陷入毁灭之路。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在街道上，在商行里，在政府机关里，李承晚都只看见威风十足的日本官员们，像蚂蚁一般忙碌地跑来跑去，神气活现地戴着大眼镜，做着手势，不停地指挥着一切，日本的势力显然已经一步步深入韩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李承晚一起从事独立自由运动的老朋友们，都已四散各地。他们有的感到不知所措，有的已经不再有勇气，有的完全改变了，酷刑击碎了一些人的精神，他们感到绝望而无可奈何。独立会社曾经反对宫廷的贪污无能，现在的日本官员们表面上不仅工作能干而且诚实清廉，这种策略遮掩了许多韩国人的眼睛，其实这是日本人的欺骗。他们暗地里用种种计划摧残韩国的独立，同时又利用贸易特权的授予，去收买一些唯利是图的韩国人，亲日分子的暗中贪污，已是朝廷里公开常见的事。新日本在阴谋与罪恶勾当中，穿着进步和现代化的外衣，已迅速地挤上国际的领导地位。另外一些自由运动人士看到，他们曾经热诚地奉为现代理想国家榜样的民主的美国，事实上不对韩国担负老大哥的道义责任，因此也失去了信心。老罗斯福总统崇拜实力及进步精神，他坦率地表示支持日本的野心，因为他的韩国问题顾问到韩国考察的结论是，韩国人民不适合有独立政府。老罗斯福派他的国防部长威廉姆·霍华德·塔虎特（后曾任美国总统）到东京去，于1905年7月29日，与日本签订一个秘密行政协定，同意支持日本在韩国及中国东北享有特权，日本则保证不进攻菲律宾群岛。事后数年，老罗斯福对于此项协定作过如下的解释：“当然，这条约的条文严肃地指明韩国应该保持独立，但是，韩国人自身没有办法去实施这个条约。那么，毫无疑问，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与它本身利益毫无关系的情况下，能为韩国人做到他们自己都无法做到的事。”同时，英国已于1903年和日本签订条约，事实上承认日本在东北亚有优先的权益，由于俄国沙皇尼古拉在亚洲野心勃勃，伺机而动，英美均感到不安，所以彼此似乎都有相同的兴趣，那就是发展一种相对的力量去阻止俄国的侵略，他们认为达成这个目标最妥当的方法是把日本力量建立在亚洲的大陆上，那么把朝鲜半岛送给日本作为饵料是最理想不过了。何况日本似乎对英美都很友善，鼓励日本扩张既可以阻止俄国的侵略，也不会产生新的威胁。至于韩国人民的意愿及福利，那不是无意地被忽略，就是有意地不理会。当时韩国的爱国分子还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美日协定到1922年才公布。但是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局势在转变，李承晚再度面临一个陌生而令人沮丧的世界。日本陆军借口军事需要占据了汉城四围广大的区域，他们向韩国所提出的表面理由是抵御俄国，在同样借口之下，所有韩国的“荒地”（国家土地的一大半，包括所有未开发的丰富资源），统统授予日本人绝对控制。日本人员以军事代表的名义四处征用较好的产业，他们简单的解释是为了维持日本军队，日本金融家几乎控制了韩国的财政部，放高利贷的日本人在每一个都市到处活动，以月息12%的利率大量放贷，到期不还就以借款人的产业抵充。此外，韩国人民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任何韩国人进入日本人划定的所谓禁区，便会受到日本军事法庭枪决的处分。日本侵占韩国的种种事实，已清晰到如墙壁上的布告，众所共见了。李承晚促请王子到美国去呼吁履行美韩友好条约里的互相防御条款，为拯救韩国的独立做最后的挣扎。但是高宗已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无从发号施令，王子及少数爱国人士商量后得出结论，李承晚才是应该去美国呼吁的适当人选，于是他们为他准备了学生护照，并在夹层里藏着给韩国驻美公使馆的信件，然后以赴美留学的名义离开韩国。同行者有李忠豪，他们一部分的旅费是由李青天供给的，他就是李承晚被长期关在汉城监狱时的副典狱长。教会中惟一和李承晚有亲切友谊的就是长老会的教师，即詹姆斯·盖尔，李承晚出狱后常去请教，并且请他施洗礼。李承晚的疑难问题，他都乐为解决。至于受洗一事，他认为李承晚既然在培材受教育，入教似应理所当然。盖尔也竭力赞助他去美国，并且为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给华盛顿长老会的牧师汉姆林博士。可是他对李承晚的志愿完全误会了，他以为李承晚打算放弃政治而转向传教，他在信中写道：“李先生最初曾经是个政治改革者，直到上帝召唤他，给他一件更崇高的使命……他是个有智慧而诚实的青年人，除了保守政府里的少数人外，个个都尊敬他。他曾经历过种种考验，证明他是个诚实和忠心的教徒。”李承晚曾经请求帮助的另一个美国人是艾伦博士，他是个教会医生，后来做了美国的驻韩公使，这个充满了计谋及商业投机的艾伦既不能取得韩国宫廷的信任，美国国务院又不采纳他的建议，陷于双重的痛苦中。他没有时间为这个尚未成功的革命青年浪费精力，也不能体会到李承晚所受的困苦。结果，他竟然鲁莽地劝告李承晚放弃建立韩国民主政治的伟大计划而接纳日本的统治，听从命运的安排，驯服苟安地生活。他不但没有给李承晚写介绍信，而且在1905年5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参议员朋友说，“我拒绝给李承晚介绍任何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并尽最大努力阻止他成行”。在华盛顿，李承晚拜访长老会牧师汉姆林博士，可是会见之后，汉姆林博士甚感诧异，觉得这人完全不似想象那样，他缺乏热情却又令人生畏。虽然汉姆林允许李承晚参加复活节礼拜，并介绍他认识华盛顿大学校长尼得汉博士。尼得汉博士后来给了他奖学金，除了每学期缴一元图书费外，所有一切费用，完全豁免。李承晚追求的目标，仍然非常渺茫，他一面谋求韩国的独立，一面入华盛顿大学深造。他对美国人谈及1882年的美韩条约，而他们并不重视。对于他所说日本帝国主义甚至会危及美国的安全，他们视为滑稽可笑。对于这位外国青年决心恢复他祖国独立的精神和热诚，他们完全漠不关心，都认为这是超现实的想法，有些近于“古怪”。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第一个在美获博士学位的韩国人成为第一个在美获博士学位的韩国人李承晚于1905年2月春季入华盛顿大学攻读，并从学于威尔勃博士。因为他有韩文和中文的基础，先为“特别生”一年。在其后的二年半的时间，读哲学、逻辑学、英文、法文、欧洲史、美国史、经济学、社会学。他在华盛顿大学期间，经济情况十分艰窘，日常生活几乎不能自给，他常常不获一饱，忍饥挨饿去听课。结果，在他的大学课程里，只有一科成绩列入甲等（第二学期的欧洲史），其余多数是乙等和丙等。至于法文和数学，他虽经努力，但只得了丁等。1907年春季，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学院中的17名学生，正准备迎接他们的毕业大典，李承晚却满怀不能毕业的恐惧。因为他缺乏营养，健康受损，由于健康不良，他不能去听许多课程。幸而院长威尔勃和教授们对他仁厚而且了解。当6月5日，星期三，毕业典礼举行的那一天，华盛顿的周报刊出了详尽的报道，该报对李承晚一向同情，在毕业典礼特刊中记着：“……没有一个毕业生在接受文凭时，得到如此热烈的掌声，像这位韩国青年人那样……因为营养不良损害了他的健康，并且几乎使他丧失学位。”许多年后，伊瑟在1950年写下一些回忆，她说李承晚是个十分拘谨的人。他常穿一件整洁的黑羊毛衬衫，严肃地昂首漫步，踽踽独行。她又说：当年李承晚30岁时，他具有充沛的活力与坚强的人格，他一生只有一个目的———使他的国家独立，使他的同胞享受幸福的生活。他天赋的品质会影响到朋友和与他初次见面的人，所以人家谈到他的时候，都称呼他为李先生。他从不多话，但他与人相处有方，对于没有礼貌的人，他常以缄默对之。李承晚在那时的沉默，一部分原因是他“天赋的庄严性格”，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觉得在种族上、经验上和对于世界观等重要问题的意见上，都和周围的美国环境大相径庭。只有极少数的人，像具有严肃性格的伊瑟·贝亚小姐，与李承晚的思想是一致的。结果，曲高和寡，李承晚只好戴着面具去过他的生活了。他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时期，借着演讲韩国问题，略有收入，弥补生活。他特别喜欢演说，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家争取一些新朋友。此外，他由于博得听众诚挚和热烈的掌声，感到精神振奋，他的演说显示出非常流利的口才，抑扬顿挫的声调，丰富的内容和美丽的修辞。他演说时的姿势也极为动人，完全不似人们所传说的东方人缺乏表情。他是个有经验的演说家，因他早年在国内的恶劣环境中从事群众运动，身历其境的经验使他的演说充满热情，倍加生色。秋季，李承晚即往哈佛注册，从他注册所选的课程，可以了解他兴趣的本质。他求知的倾向明显在于彻底认识世界的局势，他选读欧洲史和美国史，还有欧洲各国的扩张和殖民政策史，19世纪的工商发达史。此外，有国际法、仲裁法、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以东方的背景来选读这些课程，那是完全新颖的，而且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研读。所以他潜心研读，每至午夜。除了偶尔公开演讲外，很少参加大学的社交生活。各项课程，他都读得很好，在最短期间内便拿到硕士学位，但同学们却没有对他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只待了一年。1908年春季，李承晚在哈佛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然而，他从不觉得对于母校有任何深切的情感。而且这时候他的心情已经不在课室内了，因为当时的韩国，已被日本人有计划地夺取了政府的各部门，并控制着耕地和工业资产。不久，李承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09年9月，在哈尔滨，一个韩国爱国青年安重根，刺死了日本侵朝元凶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西方国家很敬佩的人物。他正在赴莫斯科途中，是代表日本和俄国谈判瓜分韩国的，他的意思是从韩国北纬三十八度划线，北部归俄国统治，而日本则占有南部。安重根当场被捕，囚于旅顺监狱，后坚贞不屈而就义，安重根临刑前书写了四个大字：“第一江山”，他认为祖国锦绣江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最美的。李承晚攻读博士学位时，研习的学科便是国际公法，毕业后他在几个场合常常幽默地谈这个笑话，他说：“教他研究国际公法的艾里特教授，应该将学费退给他。因为在事实上，国际间只有强权，根本没有国际公法这回事。”毕业典礼于1910年7月14日举行，这是威尔逊校长最后一次主持的毕业典礼，威尔逊很快辞职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当李承晚自威尔逊手中接受博士学位证书时，当威尔逊校长将博士学位的披肩放在李承晚肩上热烈握手祝贺时，李承晚的内心有无限的伤感，因为他的学业已经完成，这是他要回到祖国去的时候了。然而，他的祖国已被日本人侵占，韩国的名称也不存在了，她变成了朝鲜，是日本的附庸国了。李承晚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年，同时就是韩国被日本正式合并的一年。李承晚对普林斯顿最为深刻的回忆之一，就是他的博士学位的笔试和口试，都是相当艰难的，这艰难不是其他的人所能想象的。然而，他觉得骄傲，以他一个外国人，早年所受的教育都是东方历史、哲学及文学，而能通过各种严格的考试，如美国及欧洲史、国际公法、西洋哲学等。这双重的经验和教育，给他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这文化上的成就，是造成他的政治力量和领袖地位的主要因素。韩国人也普遍知道：他是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韩国人。事实上，李承晚自小就没有离开过书房。他的双亲，原意是决心造就他成为一个读书人。六岁以前，便开始学习中国古文。在他的一生中，和书本、纸张、笔墨、小型打字机结了不解之缘。他75岁那年当选为韩国的大总统后，在汉城与釜山终日不断地批阅文件，听取报告，讨论问题，制定政策，看上去真像一个认真努力的大学者，把他研究的理论在社会中实施一般。李承晚的一生，不断地追求学问。学了就教，在有了教学的实际体验后，又再去学。这种教学相长的情形，如他在狱中皈依基督的时期，一面自学，一面教人。因此，他的思想领域日益扩展，积累的经验使他渐趋成熟，尽管在30岁他才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但他的某些学识和人生经验，可说已在一般教授之上。他学识中的最大缺憾，是对于西方世界与现代文明所知太少，这是他极想学习充实的。李承晚在华盛顿、哈佛、普林斯顿三所大学，常常从事演说。他用一本小册子，记载着他的演说日期和每次二元至五元的演讲费。有时，演讲费也有高至15元的。许多演讲起初都由青年会主办。其后，他开始接受各城市和各团体的邀请了。他常放映70至100张幻灯片，演讲的题目，大都是关于教会在韩国的工作和韩国人种种进步的事实。他常利用机会，使美国人对于保障和恢复韩国的独立有更多了解和关注，并呼吁美国人支持韩国人抵抗日本扩张的野心。听众一般的反应是：对于他演讲的前半部分，都感到兴趣和发生同情，但是对于后半部分却感到不安而不能接受了。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开始教育檀香山的韩侨子弟开始教育檀香山的韩侨子弟李承晚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虽然觉得彷徨，但对于他的职责，是丝毫没有疑惑的。问题不是在他应不应该立即回国，而是回国后做什么和采取怎样的行动方针。当汉城基督教青年会的格拉先生来拜访他，代表青年会国际总会会长摩特博士聘他去韩国担任组织、教育与传播福音工作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立刻表示接受，因为这事解决了他回国的手续与旅费，此外这个任务可使他与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接触，告别过师友后，他即返回离别了六年的故乡。回国后，李承晚在汉城度过了多事而繁忙的17个月。当初，他原想在改变了的环境中找些有意义的工作做，但当事实证明不可能时，他就尝试新的活动。有位基督教学者名叫李商在，人们尊之为韩国的托尔斯泰，他是李承晚的狱中老友，并由李劝说才入了基督教的，李承晚去拜访他，二人的友谊就更亲密了。当时韩国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美国秘书菲立普·吉利，是个有作为、富理想的人。最初李承晚埋首于青年会工作，一心想在基督教会的服务中拯救同胞而不开罪于日本人，他从未想过对征服者可以妥协，不过他认为如果不积极反对他们的统治，也许可以暂时共存，所以他游遍全国，在各地学校演说，在礼拜堂领导礼拜。虽然如此，狡猾而精明的日本人岂肯放过他。李承晚为了要避免发言不慎而引起的麻烦，忍受着无限的屈辱和煎熬，即使他心中最想说的话也只有按捺住，于是心情日见沉重，在1912年3月，他放弃了青年会的演说工作，但他发现这也不是退避的道路。数日之内，他又得为学生运动作旅行演讲，结果被日本人扣留，就在这个生死关头，韩国基督教会立即斡旋，李承晚本人免遭迫害。那年春天，监理会在米里亚波里斯召开国际会议，李承晚被韩国监理教会选为出席代表，同行者有两个外国传教士和一个韩国牧师，他们为李承晚向日本当局取得了出国许可，3月26日他再度出国，与父亲挥泪作最后一次的告别，老人站在家门口，挥着手，扭转面，不胜悲痛。李承晚之父逝世于1913年12月5日，这次成为他们父子之间的永别。代表们先到达日本，在东京青年会的盛大聚会里各有演说。4月10日，李承晚从横滨搭上“谭巴吉努号”轮船，汉城监理教会的教士为他送行，他们一再劝告到美国后千万不要批评日本，致使国内同胞牵连受害。等到轮船驶出了日本港口，李承晚才透出一口气，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狐疑中，不相信日本人真会放他走。1912年秋，他渴望在美国大学里找一份教授的工作，但他又感到不能为祖国奋斗，空耗岁月。秋末，李承晚的狱中友人朴容万赴夏威夷州的首府檀香山，与当地韩侨领袖商洽筹款办一间韩文学校，打算请李承晚担任校长。1913年，这些领袖邀他往檀香山，他们已经募到3万美元基金，他立即前往。但他发现人事环境极为复杂，对这些捐款打主意的也大有人在，因此他不愿参与一切计划，更不接受保管该项捐款的责任。但是不久之后，监理教会邀请李去接办当地的那间混合学校，该校招收由第一班至第六班的韩国男孩子，教学一半用英文一半用韩文。上午是“西式”的教育，包括韩国的历史与地理，下午则全部学习中国文学。李博士对于这种教程表示赞同，相信学生可以得益，成为对东西方都了如指掌的公民。就任以后，他遍游夏威夷群岛，探问从事种植的韩人的生活状况，他发现一些韩国女孩子，住在劳动营里，他们的父母们正欲强迫她们接受不自由的婚嫁。他将她们带至檀香山，安置她们住在苏珊娜·威士里教养院，代她们付食宿费用，该院主管人安德逊小姐说：“我们可以留她们住一个短时期，但是，她们必须进公立学院，在檀香山大混合的种族中去适应环境。”至此，李承晚第一次遇到大问题，因为他是反对民族混合原则的，他深深以为韩国人应当继续应用他们的本国语文，应受他们本国的习惯与历史教育，而且日后应当献身于复国的工作。监理教的负责人对这种意见极端反对，坚决要求废除一切种族隔离习惯。李承晚只好弄一间房子用来作那些女孩子的宿舍，创办男女同校，把原来那间学校的名字改为韩民学院，最初有女生27名，很快增为四十多名。这时候对于韩国人应该独立办校呢，抑或接受监理会种族同化的主张呢，韩人团体中有了很尖锐的意见分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韩人团体在檀香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学校，后来换了几次地址，最后在利利夏街1832号。1916年秋，李承晚与监理教会完全决裂了，他自己创办了一所学校，坦白宣称他的宗旨就在于发扬韩国文化，并培植韩国侨民的下一代成为韩国爱国分子。韩人团体热心地尽力支持他，学生人数很快增到140名。当李承晚初到夏威夷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主要的政治组织，名为韩国国民协会（简称KNA）。安昌浩，平壤人，是其中的主要领袖人物，另一位就是朴容万，李承晚赴檀香山就是被他们邀请去的。由于李承晚早年在独立会社的工作，他的入狱经历，著作《独立精神》的影响，加之他是韩国人中第一个获美国博士学位的人等等，当然使他在韩人中受到拥护。比上述种种更重要的因素，是他固执地坚持韩国独立运动未死，认为凡是韩国人民都必须追求这个目标，因此他的领导艺术抓住了重点，得到韩国海外同胞中很多人的忠诚拥护。但是，在与他对抗的人中也有许多人才。安昌浩为人聪颖，意志坚强，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很有群众基础。李承晚本来极愿与他合作，但事实证明办不到。韩国国民协会属下有个义烈团，这个社团由平壤人组成，以安昌浩为领袖，这些人为追求他们团体的特殊利益，极为团结，有无比的忠心。他们的意志如此坚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1392年李朝即位之前，先镇压了平壤人民的反抗，掌握大权后下令以后永不用平壤人任政府要职，以处罚该地区人民。果然，一直经过500年，直到日本并吞了高丽，这个不平等待遇从没有修正过。因此，凡是平壤出生的人，很自然地发展出一种仇恨心理，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团结精神。在檀香山的韩国居民中，安昌浩变成了李承晚的劲敌。安昌浩既不会说英语，也看不懂英文。自然而然地，他与英美的民主政治传统毫无接触，也不明了它的宗旨。可是他虽没有明显的政治主张，但他的口才在韩人中无人匹敌，他能说动别人，为团体效命。在1932年日本制造“满洲国”后，他去中国时被日本人抓捕，控告他是在上海炸死日本军官的韩国革命分子的同谋，他被判四年监禁，在韩国的大田服刑。他坐了两年监狱，然后假释。1937年中日“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在汉城再度被捕。12月中旬才出狱，因在监狱备受酷刑，所以出狱后即病倒，1938年3月，死于汉城医学院，享年60岁。他在韩国人民心中，深深受到爱戴，被认为是一个为国捐躯的忠心爱国分子。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3·1独立运动”催生的“临时政府”“3·1独立运动”催生的“临时政府”在夏威夷，李承晚与朴容万一向有不同的主张，至此，争执白热化了。朴容万坚持认为时机已成熟，应当立即发动国内的武装暴动，作为决心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表现。他指出，列强们将会根据威尔逊的四点精神作公断，即使日本的力量庞大，革命暴动仍是可以成功的。李承晚的回答是：流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世界大战已打了四年，全世界都厌恶流血了，再爆发一次战争，没有人吃得消。如果日本因韩人暴动而作武力还击，更可借口韩国人民不守法律，因而杀害平民，加强管制，同时博取盟国的同情，西方的政治家一定会被迫站在日本方面，因为他们曾经并肩战斗过。所以，李承晚认为武力革命不是明智之举。后来，李承晚提议一个折中方法，抗议而不作武力革命，他们应当表现出来的，不是以武力争取自由，而是一个和平的示威游行，其规模之大无疑足以表现韩国人民的意志。于是产生了一个新观念，即全国性的消极抵抗示威，三年之后，甘地在印度也发起相似的运动。国内的知识分子也注意着李、朴之间的辩论。虽然日本的检查制度十分严密，那些在国外经常向国内同胞传递消息的同志，照样常常进行秘密通讯。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通讯工作的秘密使日本人完全像睡在梦里一般。事实上，这个机会是由韩国那位退位皇帝给予的。1919年1月20日，他去世了。日本人宣称是死于中风，但是他的血压一向很低，所以这种解释不能令人完全相信，韩国流传两种说法：其一，他是被毒死的，其二，他是为抗议日本人给他的小儿子娶日本的梨本公主而自杀的。最初，日本人拒绝定一个日子让人民哀悼他。但是，看到韩国人民一致要求，东京才准许3月3日那天，韩民可以在各地聚会举行哀悼的仪式。爱国人士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开始讨论恢复独立的计划，金奎植（他的叔父有个印刷机，李承晚在1897年曾用来印行《每日新闻》）由上海被派赴巴黎，为韩国独立向巴黎和会申诉。朴容万离开檀香山经中国东北抵上海，他领导着一个韩国革命团体，他们要把这件事情变成流血恐怖的攻势，不管有没有用也要与韩国的日本官员算一算血债，同时表现韩国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强意志，作为赴巴黎申诉的代表的后盾。但是，最后的决策是采取了和平示威，显然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是组织周密的范例。独立示威的动机是受宗教指导的爱国主义。韩国基督教的领袖中有：吉相朱，他是韩国最大教堂的一名牧师；李商在，20年前李承晚的狱中同伴；孙秉熙，天道教的领袖，天道教是当地一个影响很大的宗教团体，综合基督教之仁爱、儒家之伦理与佛教哲学。这三位之外，还有其他30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三十三人委员会”，他们开始策划的不是武力革命，而是一个争取独立的大示威。他们拟好一篇独立宣言，这篇宣言，集宗教信仰和爱国精神为一体，在汉城某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用木刻版偷偷印了出来。国内爱国学生和一些民族主义代表人士、市民于3月1日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反日独立集会，宣读《独立宣言书》，宣布韩国独立。会后数万群众手持火炬游行，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示威群众顿时增至三十多万人，整个汉城为示威群众所淹没，殖民统治秩序陷入瘫痪。同一天，平壤、元山、仁川、南浦、大同等地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和起义。从3月中旬开始，运动向全国各地扩展，并由城市发展到农村，工人和农民都参加了这场斗争。从3月1日至5月31日，在全国218个府、郡之中有203个府、郡举行了1491次示威和暴动，参加人数达二百多万人，表明了大韩民族的民族气概和英勇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主义者。但因种种历史原因，斗争遭到失败，“三·一独立运动”之后，全国就有六万六千多抗日的士兵和平民被日本军队屠杀。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后，很多斗争志士和著名民族主义人士等，被迫流亡国外，中国上海成为流亡韩国志士的聚集地。当时上海有租界，比较安全，又与韩国本土不太远，因而是韩国独立运动志士比较集中的城市。在上海的韩国独立运动各派为了能以统一的名义向“巴黎和会”提出韩国独立的要求，决定联合组建临时政府。1919年4月11日，韩国流亡志士们在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安排下，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召开了由29名议员出席的会议，组成了议政院，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宣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李承晚为临时政府国务总理。这次会议通过了临时宪章十条，决定埋葬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体制，会议宣布国号为大韩民国，4月13日，向全世界宣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临时政府机关设在霞飞路321号，得到法国驻沪领事署和法租界董事局的默许，挂起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牌子。临时宪法这样作了修改并公布之后，新组成的临时政府定9月15日为临时政府的始政日。从民族的正统性历史观看来，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是“三·一”独立精神和民族魂的体现，是韩国史的主体。在封建王朝史终结后，它填补了韩国政治史的空白，而且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败亡为止，是代表大韩民族主权的唯一政府。临时政府的要人们都是从年轻时起就是为恢复国权而斗争的先锋人物，这些爱国志士通过爱国启蒙运动、新民会运动和“三·一”运动，在中国东北和俄国领土上开展激烈的抗日武装斗争达20年之久。这些爱国人士的代表人物是李承晚、李东宁、申圭植、李始荣、安昌浩、朴殷植、梁起铎、金九、金奎植、赵素昂、洪震、李东辉、吕运亨、赵琬九、申采浩、柳林、申翼熙、朴赞翊、张建相和宋秉祚等文人和庐伯麟、朴容万、李青天、柳东悦、曹成焕、李范爽、黄学秀和金元凤等武将。其中的李承晚，曾被三个临时政府不约而同地选举为领导人，并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确定为首任临时大总统，足见他是反日斗争史之中的核心人物。在这个动乱的时期里，李承晚极为活跃。他到华盛顿为韩国人的自决而努力，响应威尔逊总统的和平计划。他与徐载弼商讨创办杂志，使他们的主张能有系统地介绍给美国人民。后来他向国务院领取护照，因为他被确定为首任临时大总统，对于他这不仅是个晴天霹雳，而且也确立了他在韩国人民心目中的正义设计者般的英雄地位。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李承晚在中国度过了艰苦的17个月，他面对的困难太严重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唯一的来源是靠募捐，内阁和国民议会里的人，各有各的派别，凡是出钱的或经手募到款子的人，都以为自己有特权，可以自订政策，可以任用私人。因为政府没有受到国际的承认，令办事的人员感到烦恼的事是那样的多，希望是那样的少，脾气很容易激发，个人的攻击与倾轧成为他们情绪上的发泄。正如穷家常有口角是非一样，临时政府也是如此。惟一可靠的是韩中互助社和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临时政府作些资助，临时政府有一个时期连办公大楼的月租30元和听差的月薪20元也支付不起。临时政府的要人们由于生活拮据，只好各自去赚钱混碗饭吃，寄食于侨胞家里。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政见分歧非常尖锐，不容易解决，这就有如雪上加霜。当然，这种现象并非不可思议，因为临时政府的要员们是由曾在国内、中国、俄领、美洲等地开展过独立运动的斗士结合而成的，既有来自出身、所受教育不同的差别，更有力图掌握临时政府大权的权力之争。这个由左派、中派、右派联合的政府，在内部自然形成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对立，各自对于独立运动所提出的方略当然也往往相左。李承晚发现自己属于人数最少的右派，他主张以宣传活动和外交活动为主，左派的安昌浩和朴容万主张着重进行军事斗争，中派的金九和金奎植标榜的是渐进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给韩国革命分子中一部分人以振奋和希望，因共产党新近掌握了俄国的大权，与共产党建立密切联系的同志认为惟一有效的途径，是组织志愿军，由北方打回国境，用暴动的方法，在国内到处发动游击战，展开一个积极的叛乱计划，刺杀日本官员，这一派革命分子，以李东辉和吕运享为代表人物。右派人物李承晚被推举为总统后，只是在上海暂住了几日，实际上履行不了其职责，一有机会，李承晚就设法离开租界，他常常由有名的外国人伴随，避免被日本人拘捕。他曾旅行于南京、苏州、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方面观光，一方面与当地的韩人领袖举行会议。李承晚坚持他久已确定的政治方针，认为要成功必得有赖于国际的力量，和平扭转世人的视听，争取各国政府的支持。他不断驳回并反对那些想采取鲁莽行动的人，认为这些办法不但不能造成胜利，反而给日本人以借口而加紧用武力控制韩国，劝他的阁员们在职责范围内研究韩国的需要。但是，用什么代替鲁莽行动呢，当时他还没有更好的建议，虽然有许多人接受他这个政治主张，忠诚不变，可是他的计划始终没有见到什么成效，因此也就令支持者感到焦急不安。左派人物的努力有无成效呢？由于发生了主要负责人的两件大事，造成名誉损失，后来也失去了公众的信任。（1）李东辉挪用列宁的援助款事件1919年10月，为了取得列宁政权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临时政府决定让左派人物吕运亨、安恭根和韩馨权三人为代表奔赴莫斯科，力图获得捐款。但是，时任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李东辉，刚刚组建了“高丽共产党”，并单独派两名心腹朴镇淳和韩馨权去莫斯科。当时，朴镇淳正在全力协助李东辉组建“高丽共产党”，韩馨权在西伯利亚时就已是李东辉忠实的助手，李东辉曾在西伯利亚组建过韩人社会党并任党魁，他让朴镇淳带了一封信给列宁，在信中说上海临时政府实质上是过渡政府，韩人社会党发誓为共产主义贡献一切力量。经过朴镇淳与韩馨权的努力，列宁批了200万卢布作为支援韩国独立的基金，但只先付了60万卢布。韩馨权将20万卢布储蓄于莫斯科，只带了40万卢布而归，他刚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李东辉派出的金立就向他索取了钱款，他按照金立的指示回莫斯科去取那20万卢布的储蓄，而金立则携带着40万卢布经蒙古、北京于1920年12月回到上海。这笔资金在临时政府内引发了很大的纷乱，李东辉没把钱提交给临时政府，却用作“高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临时政府的要人们对李东辉和金立这样使用这笔经费很不满，后来于1920年9月，李东辉辞去国务总理一职，于1921年7月去俄国。1922年1月，临时政府曾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席了于莫斯科举行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为韩国人民的解放作了极大的努力。这次大会代表总数共有144名，韩国代表团由来自23个团体的52名代表组成，占代表总数的1／3以上。为了韩民族的解放，不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民族主义者的代表有金奎植、罗容均、金始显、金元庆、权爱罗等。共产主义者的代表有李东辉、朴镇淳、吕运亨、张建相、朴宪永、林元根和金泰渊等。然而矛盾又一次表面化，李东辉因独用列宁政权的援金而被迫辞职后，朴容万等在北京组成军事统一策进会，这些人反对临时政府，几经曲折召集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单独成立了“朝鲜共和国”，这当然是否认临时政府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吕运亨等许多人，这些人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于1923年8月20日离开上海，30日到达海参崴。但不久，列宁逝世，苏联政府忽然改弦更张，于1924年2月将他们驱逐出境，“朝鲜共和国”也就随之瓦解。后来，李东辉与独立军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1928年在与日寇的一次激战中，不幸牺牲。（2）吕运亨渡日事件1919年下半年，日本的拓植长官古贺廉造想改变一下对韩政策，制定了与上海临时政府接触的计划。他们选定的接触人物是当时担任临时政府外交次长的吕运亨。吕运亨竟不顾临时政府的反对，在张德秀等人陪同下去了日本。吕运亨在东京会见了古贺等人，就韩国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他此行的最大成果，大概要算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11月27日，在东京的帝国饭店向各国记者团的五十多位记者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正气凛然地主张实现韩国的独立。这一事实经记者们报道出去后，日本朝野无不震惊。惊慌失措的日本政府只好把吕运亨等送回上海，而日本议会则对内阁进行了弹劾。临时政府在谴责吕运亨的渡日是一种背叛行为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则对其发表演说的外交效果加以肯定，作出的结论是：吕运亨的行动并不违反独立运动的精神。1929年，吕运亨被英警引渡给日本，押回韩国国内判处3年徒刑，直到1933年出狱。由于左派与右派的要人们无所作为，中派的民族主义者金九就无愧为韩国独立运动的顶梁柱，他对临时政府的忠诚始终不渝，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后其影响大放异彩。金九号白凡，自传体著作名为《白凡逸志》，小时候名叫昌岩，长大后的学名为昌洙。他于1876年出生于黄海道碧城郡壮谷面的基洞，是位于海州西侧80里外的偏僻山区。在李朝初期，他家曾是两班门第，但传至11代时罹祸而成了平民。金九之所以以白凡为号，是因为有感于在李朝时代，贱民阶级既缺乏国家意识，更缺乏独立精神，“虽然自己也是白丁般卑贱的凡夫俗子，但为了国家，非得把他们的意识水准提高到自己的程度不可”，这样痛下决心的结果，是他虽然从小到老受尽坎坷，其斗争经历既曲折又艰辛，但他叙述起来却不以为苦，反而引以自豪。白凡讲话丝毫不矫揉造作，深入浅出而又十分洒脱。他的讲述不以雄辩取胜，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以其亲切的口吻及其高尚的人品，像磁石般吸引着人们。白凡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国长袍，永远以十分欣悦的表情微笑着，他在三四岁时曾患过天花，以致其脸庞微黑而有麻子，他因为身材魁梧又显得威严，一对三角形的小眼睛炯炯有神。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日趋危险的斗争形势和对日暗杀行动日趋危险的斗争形势和对日暗杀行动1921年，列强的裁军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时，临时政府派李承晚为首席代表、徐载弼为代表到华盛顿活动，为争取各国对韩国独立的承认作了很大的努力。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修斯得到参议员波拉的建议后，决定在1921年召集太平洋地区的列强讨论裁军问题，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中国、日本等国的代表们于1921年11月12日聚集于华盛顿。李承晚认为抓住这个机会，可使流亡的爱国分子重整旗鼓，使独立运动引起国际的关注，李承晚深信只有韩国恢复独立，东方才会得到永久和平的保证，因为韩国可以成为东北亚的一个“缓冲区”。他充满着乐观与信心，以为人间的事情终可以靠理性解决一切，他抱着极高的希望，以为他的理想在列强代表前肯定会被重视。1921年5月28日，他与临时政府的阁员及国民议会开了一连串的临别会议后，至少在表面上似乎获得了和谐一致的意见，于是，李承晚立即搭乘“哥伦比亚号”轮船离开上海，在马尼拉逗留了11天，之后他搭上“格兰尼特号”轮船，开始横渡太平洋的漫长航程，这种航程是他一向喜欢的，认为是休息几星期的好方法。6月29日，李承晚抵檀香山，韩人的欢迎会盛大而热烈。8月底，他抵达华盛顿，作裁军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令李承晚深受刺激的是，韩国代表始终未获得机会在列强的裁军会议上发言，所以也无从提出他们的要求。李承晚感到极其失望的是，列强们讽刺似地接受弱肉强食的政治遗传规则，完全违反他们平时所公布的崇高理想。韩国1919年的独立宣言歌颂的“公正的新时代”，就这样被便宜地牺牲了，使李承晚沮丧的是，他与所有人谈过话后，都发觉他们只知道日本需要更大的资源去养活他们日益增加的人口。他分辩说，韩国人也有需要，至少他们有权利用自己的资源去维持合理的生活，所得到的回答只是耸耸肩而已。强者取其所需，弱者活该受罪，这不仅是1921年的观念，而且是人类五千年来未能摆脱的习惯，这样的种子发展成不可避免的矛盾，不断遭受的痛苦，李承晚明晰地看到旧的错误继续存在着，人类必须一再付出血泪的代价。李承晚常常觉得西方世界承认弱肉强食的古怪逻辑，既令人恼怒又令人困惑。他说，若一个国家发展到相当势力成为强国后，就认为它有特权，弱小国家必须遵守另一套规则，这种想法必然导致战争而且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李承晚承认，在国际间矛盾重重的困难情形下，空洞的正义恐怕的确不可能达到，但是他赞成杰斐逊的理论，国家主权必须遵循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由这个思想他得到一个结论，即日本占有韩国，并非为了本身的生存，而是为了要扩充军备并对亚洲邻邦与西方列强进行侵略，所以西方强国必须承认而且支持韩国的独立，作为防止日本侵犯的最有效的方法。任何国家，只要它在人民的心中印下不可磨灭的理想，那么无论在过去或未来，它都不可能灭亡。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除非它在外交方面得到世界各国法律上的承认，取得国际上的独立主权与平等地位，否则，无论其人民如何流血受难，亦终难得到生存的保障。1919年的独立示威，已预示韩国必将在近乎绝望的境地中会有复兴的一天，临时政府的组成，不论在物质上是怎样脆弱，它给予了韩国人民忠心报国最主要的鼓舞力量。只要临时政府存在一天，这一点火花不灭，终有一天会燃成熊熊的火焰。李承晚的工作就是保持那点火花不灭，使日本的暴力或西方国家的冷漠都不能窒息它。李承晚是个流亡政府的总统，他们缺乏一切，但是他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的政府连举债的能力都没有，官员们没有薪俸，办事员既没有训练也不听指挥。身为首长，李承晚有许多责任，然而既无实权，亦无资源。在这种情形下，他只有少数朋友予以支持协助。他尽一切可以获得的力量，来实现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使一个已经死亡的国家从灰烬中复活，使人民获得自治政府中的生存权利，这是在被奴役中的同胞们无声的信仰与要求。他被宣布为临时政府总统之后，即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名为韩国委员会，他原想命名为韩国大使馆，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没有国际的支持与承认。假如坚持命名为大使馆，他与同伴们将不断地受到压力，不能做真正建设性的工作，采用委员会的笼统名词，他们可以要求别人也有不可否认的权利，为韩国的自由独立服务。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活跃，直至华盛顿裁军会议闭幕以后，它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列强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太平洋伸张的危险，对韩国人民的要求又置之不理，但是李承晚使委员会不断地紧张工作，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在其成立初期开展了相当活跃的活动，而后来却渐渐经受不住考验，独立运动人士东零西散，连组阁也成了难题。此中的原因，首先是日寇的破坏；其次是在财政上遇到巨大的困难。起初，临时政府募集了一些资金，到了1921年底，由于国内的联络网被日寇破坏，这一财源处于隔绝状态。临时政府也曾在北美和夏威夷募集公债，但很不顺利。1925年3月，在上海发生了弹劾李承晚总统的事件。紧接着，从美洲来的资助断绝。弹劾的理由是，李承晚被推举为总统后，只是在上海暂住了几日，而后便长期住在美国，实际上履行不了其职责。于是，临时政府的议政员于1925年3月正式通过对他的弹劾案。临时政府既无人又无钱，李承晚总统被弹劾后，朴殷植被推举为代理总统，后来总统制干脆改成国务领制。李相龙被委任为第一任国务领，从东北到上海赴任，他一再物色阁员却无人出任，愤而拂袖而去。洪震接着受任组阁，从镇江赶到上海，也因组阁不成而离任，有一个时期，临时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成了议政院的一大难题。独立运动人士为何一下子显得这么少了呢?首先，由于临时政府的军务次长金熙善、独立新闻社社长李光洙和议政院副议长郑仁等变节投降，回到了国内。其次，因为国内各道、郡、面的联通制被日寇发觉，许多同志被捕。再其次，则是许多独立运动人士为生活所迫，各奔东西找赚钱糊口的门路去了。就在这时，经过临时政府国民议会的李东宁劝说而出任国务主席的是金九，金九与李东宁一起日夜讨论如何打开这一艰难的局面，最后决定引发一些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使各国知道韩国临时政府的存在，使韩国人士重新焕发从事独立运动的激情。于是，便有了李奉昌义士和尹奉吉义士的举事。当时，在对日斗争方面，临时政府最重视的是外交活动、军事活动和恐怖活动，在金九的安排下，1932年1月发生了李奉昌义士刺杀日本天皇的事件，4月又发生了尹奉吉义士的义举。李承晚一贯的见解，就是认为应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寻求外交上的支持，然而在中国流亡的同僚，则坚决主张采取革命的行动，他们正处于对日抗战的环境里，自然力求进行破坏工作。他们得到中国政府方面许多友谊的保证，如政治庇护和金钱与武器的供给等，凡此种种当然与李承晚的政策背道而驰。对于这些事，他很感懊丧，但对于当时当地的情形，他也完全了解。无论如何，韩国人民深受日本之害，不反抗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的痛苦太深了。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同僚们一直保持着基本上的一致，虽然他们的意见有分歧，但是在情形许可下，他们尽量讨论不同的意见，不论对方是否同意，都能彼此尊重而且彼此了解。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韩国人在中国大陆上的各种反日力量韩国人在中国大陆上的各种反日力量从1895年闵妃被杀害的“乙未事变”开始，韩国义兵起义的导火索就被点燃了，当时柳麟锡、李昭应等义兵队伍进行反日斗争，各地义兵处决了投靠日本的23名观察使和郡守。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后，韩国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共同谴责和反对卖国条约，全国的反日义兵斗争风起云涌，这时全国义兵斗争扩大到全国各道240个郡和中韩、中苏边境地带，相继涌现出崔益铉、柳麟锡、许为、李康年、李麟荣、洪范图等著名将领。仅1907年至1909年间，义兵就进行2672次战斗，参战人数十三万八千六百余名，大量消灭日军及亲日走狗。中国东北地区是韩国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场所，韩国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独立军武装斗争在东北地区十分活跃。20年代前后，东北地区有七十多支独立军部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金佐镇的北路军政署军、洪范图的大韩独立军、李相龙的西路军政署军。后来，又通过组织韩国独立党而建立了韩国独立军，通过组织朝鲜革命党而建立了朝鲜革命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独立军进入韩国境内袭击日军980次，在中国东北与日军交战132次，洪范图、李相龙、金佐镇三部统合编成的大韩独立军团兵力达3500名。“三·一”运动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面与这些武装斗争团体取得联系，一面努力争取统率他们。1919年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同时设立了军务部，曾经尽力想把活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各支独立军部队置于其统辖之下，但是未能如愿，它不具有统帅各支独立军的功能，只能为独立军做点联络工作，与独立军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斗争相比，可谓有名无实。临时政府尽了一切努力想由军务部统帅和壮大所有的反日武装部队，甚至想把军务部迁到满洲，就地整饬独立军的体制，也想依靠旅居于中国的韩国同胞新建一支独立军，直到1924年，临时政府设立“陆军驻满参议府”，有些独立军部队接受了临时政府的管辖。但它仍未能把所有的独立运动力量都置于它的统率之下，因为东北距上海很远，而这些独立军里又有许多对临时政府不满的反对派。日本帝国主义者对韩国的统治有所加强之后，其野蛮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便正式开始了，1931年9月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1月发动的上海事变，便是其第一个步骤。但这也使韩国的独立运动开始看到了曙光，因为日本出于其野心，必会与中国、苏联和美国引发战争，那时韩国争取独立的事业必然会迅速发展。临时政府为捕捉住这种机会表明自己的存在，断然采取措施，金九与李东宁设想了暗杀活动，以便使国内外人士焕发出从事独立运动的斗志。1932年1月，派义士李奉昌在日本宫城樱田门前投弹炸日本天皇，1932年4月，又派义士尹奉吉向正在上海虹口公园庆祝上海事变胜利的日寇侵略罪魁投弹，炸死炸伤了驻上海日军的总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陆军中将植田谦吉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虹口公园的这一义举，由尹奉吉一人成事，所取得的最大效果，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1931年5月到7月，日寇制造万宝山事件，阴险地离间中韩两大民族的关系，中国朝野对韩国人的感情也确曾恶化。而由于这一虹口事件，中国朝野改变了态度，转而积极支援韩国临时政府。中国政府不仅保护韩国临时政府的要人们，而且开始给予临时政府以财政支持。另一方面，韩国的独立运动活动家也重新活跃了起来。1932年7月，赵素昂、金料奉、金弘叙等的韩国独立党，柳东悦、崔东旿和金学奎等的朝鲜革命党，尹琦燮、李青天和赵擎韩等的新韩独立党，金元凤、尹世胄和李英俊等的义烈团以及申翼熙的大韩人独立团等五个革命团体，在南京成立了对日战线统一同盟。这是右派与左派合作的同盟。虹口事件发生后，为了躲开日寇的追踪，临时政府迁到了杭州。一直坚持在临时政府的李东宁、金九、李始荣、赵琬九、宋秉祚、曹成焕、朴赞翊、车利锡、严恒燮、闵弼镐和金毅汉等，不得不隐匿于杭州和嘉兴，安昌浩则在上海被日本警察逮捕后被押送到国内。就这样，诚如金九和李东宁之所料，满洲事变与尹奉吉义士的壮举，使韩国独立运动的热情重又得到苏生，临时政府成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新的主要角色。1933年5月，经江苏省主席、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斡旋，金九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校长室同蒋介石会晤，达成了为韩国的独立战争培训军官的协议，在远离南京的位于河南省洛阳的中国陆军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特设韩国人特别班，广招愿意参加独立军的青年到这个特别班接受培训。经过充分筹备，韩人班作为中国陆军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第二总队第四大队所属的陆军军官训练班第十七队，于1934年2月正式开学，李青天、李范奭等曾在满洲与日军血战多年的独立军干部任教官。当时，这个队由李青天担任总负责人，由李范奭任队长，主管教育和军训，对92名学生进行战术培训。这个班的学制原定两年，但由于日寇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第一期的62名毕业生于1935后4月提前毕业。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被任命为中国军队的军官，一部分人转到南京的军官学校继续深造，另一部分人则成了临时政府的军事要员。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野心，使得中日两国于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全面的战争。1937年7月15日，也就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之后，临时政府由李东宁主席主持在南京召开国务会议，讨论了非常对策，让当时的军务部长曹成焕主持军事委员会工作，制定对日作战军事计划和一切有关业务。为了组建开展独立战争的大部队，加快培养初级军官，号召在中国军队里的韩国人和在中国的韩国青年，齐心协力参加抗日战争。各个政党为适应对日战争也调整了阵营，属于右派的韩国独立党、大韩民国党、朝鲜革命党和美洲的同志会（李承晚等）、国民会（玄循等）、大韩独立团（金乎等）、妇女爱国团（朴信爱等）、团结会（田耕武等）、爱国团（韩始大等）等九个团体，于1937年8月在南京形成了韩国光复阵线。属于左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革命者联盟等三个团体则于1937年12月在汉口组成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为了组编一个联队规模的独立军，募兵活动需要资金30万元（中国币），培养200名初级干部需要资金7万元（中国币），这些费用的来源依靠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韩国侨民的支持。1938年，临时政府的财政预算总额为57万元，其中军费占64％。綦江距中国的陪都重庆仅有100里地，临时政府这样连续不断地迁移，使得为了募集兵员和培养初级军官而筹集的资金，只好被转作临时政府的迁徙费用。临时政府迁至綦江后，要求中国方面把临时政府视为对日交战团体，让临时政府正式参战，让军务部长曹成焕带领军事特派团到西安前线，开展组建独立军的募兵工作和宣传活动等战地工作，1939年12月22日，临时政府以全体国务委员的名义又向国内外同胞发表了关于临时政府独立运动方向的长篇文告。1939年10月，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在重庆正式组成。这是一些同中国政府一起迁移到重庆的韩国青年，他们曾耐心等待临时政府率领他们抗日，而临时政府的军事活动却总是处于制订计划的阶段，于是，这三十多名血气方刚的青年便自发组成工作队，切盼早日上前线与日军战斗，这个战地工作队是与临时政府步调一致的抗日团体。这个工作队都是卓有学识的青年抗日志士，他们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韩国的独立密不可分，必须先支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他们在中国国土揭露日军的罪状，收集敌人的情报，向日军鼓吹反战思想，使韩国同胞参加韩国军队。确定了这样的奋斗目标后，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于1939年12月开赴靠近前线的西安，西安当时是陕西省的军事中心，工作队认为很适合它进行对敌宣传、收集敌人情报和募兵等战地工作。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临时政府总理金九组织的光复独立军临时政府总理金九组织的光复独立军1940年3月，临时政府主席李东宁病逝于綦江。他创建过新民会，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精心培养了金九。他的逝世，对于韩国的独立运动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损失。尽管当时在战况对中国军队不利，但中日战争已进入了持久战。在欧洲，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英国和法国当即对德宣战。1939年，苏军与日军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940年8月，日寇叫嚷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随即于9月占领法属越南。这时，法国、美国、英国和荷兰都已与日本尖锐对立。战争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临时政府的领导者们确信独立已经曙光在前。于是，临时政府在作为盟军的一员积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时，想方设法求得革命阵营的联合，并且具体地研究了光复后的国策。1940年3月，临时政府发表了以赵素昂所构想的政治、经济、教育均等的“三均制度”为基础的建国纲领。金九接任主席后，于1940年9月将临时政府从綦江迁至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开展了联合一切团体的工作，召开了大韩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民族前卫同盟和朝鲜革命者同盟等七党联合会议。在开会过程中，解放同盟与前卫同盟的代表退出，剩下的五党代表都在统一组建民族主义政党的协定上签了字。后来，民族革命党的金元凤与革命者同盟又退了出去。于是，由大韩国民党、韩国独立党与朝鲜革命党等三个党组成韩国独立党，公推金九为党魁。临时政府决定成立大韩民国光复军司令部，但由于过去内部常常发生纠纷，又由于中国军事委员会对朝鲜义勇队一直支持，所以中国政府对临时政府成立光复军曾犹豫不决。到了这时，中国政府才终于答应临时政府的请求，同意其在中国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1940年9月，创建了光复军，与中国军队和美军、英军并肩作战。1941年12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临时政府正式对日宣战。9月17日，临时政府主席、光复军委员会委员长金九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嘉陵宾馆主持了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光复军总司令部领导成员有总司令李青天，参谋长李范奭等。临时政府随即发表文告，通告国内外同胞，同时庄严宣布：1907年8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解散韩国军队之日，便是光复军创立之时，文告强调光复军的前身是原韩国军队，是继承了义兵和独立军33年抗日斗争传统的武装独立团体。这年10月，临时政府制定了《光复军司令部组织条例》和《大韩民国临时统帅部管理制度》，新设了专门行使光复军统辖权的统帅部，取消了中日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改设统帅部作为光复军的最高统帅机构，号召将一切分散的力量集中在光复军里，全面开展祖国光复战争，与中国抗日军队联合歼灭日寇。李青天原名池大亨（生于1888年，卒于195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日本陆军中尉参战，他想逃离日军却未能如愿。“三·一”运动爆发后，他毅然脱离日军，亡命中国东北，他是脱离日军的韩籍官兵的第一代楷模。他在李始荣当校长的新兴武官学校担任过教导队长，同申八均、金擎天、李范奭等教官一起，到1920年8月为止，为这个学校培训出二千多名毕业生。后来他带领300名学生去安图县三人坊，与在东北延边风梧洞战斗中大胜日军的洪范图将军的部队联合，担任副司令，同日军多次交锋。他得知在青山里战斗中打了胜仗的金佐镇将军的北路军北上的消息后，紧随着率部去到密山，于是，金佐镇的部队，洪范图、李青天的部队，大韩独立军、义军府、血诚团和正义军政司等在密山实现大联合，组建成大韩独立军团，兵力达到三千五百名。这个军团以徐一为总裁，洪范图、金佐镇、曹成焕为副总裁，李章宁为参谋长，李青天担任联队长。李范奭因患肾病于1922年10月在密山与他们分手，去俄罗斯的依尔鲁卡治病。这个军团后来越境进入俄罗斯，与西伯利亚的抗日军队沙哈林部队和塔班部队联合，在西伯利亚同日军作战立下了大功，不久他们在自由市惨案中牺牲甚多，被解除了武装，李青天曾被关进监狱。获释后李青天回到东北，担任正义府军事部司令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从山海关南下。光复军于1940年一组建，他便出任总司令。以军事经验丰富的人士充实了总司令部的职能部门后，光复军根据临时政府制订的战略，全力组编隶属于总司令部的支队，念念不忘在一年内组编三个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