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孩子一起演出比我们五个演更有意思，我们往往还要加上碰巧来的客人。我们阵容的扩大使爸爸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想想那时，我才明白，在拉斯维加斯演出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再次获得的经历。我们的观众不是那些只想听我们所有的劲歌，别的什么都不要的“高压观众”，我们从那种不得不照别人意志行事的压力下暂时解脱出来。在每次演出中，我们都要加上一两首民歌来开发我的“新嗓音”。那时我才十五岁，就已经不得不去想这些事情了。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演出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来人找我们，想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夏天演一台节目。我们对此很感兴趣，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再也不仅仅是个“摩城演唱小组”了，而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把这种荣誉丢失。因为我们已经创造性的控制了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所以一旦我们回到洛杉矶，重过那种创作音乐和演出自由受到限制的日子就会感到更艰难。我们一直致力于在音乐领域发展，这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可我们总感觉到被什么东西压抑着，有时，我觉得我们受到的待遇就好像我们仍然生活在贝里·戈迪的家里，和已经做女婿的杰梅恩在一起。我们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当我们开始考虑我们自己的演出时，摩城公司的其他一些音乐已经有了变化的迹象。马文·盖伊只管自己那摊事，创作了他杰出的专辑《发生了什么》（What's Goin'On)；斯蒂维·旺德对电子键盘乐器已经比录音室雇的专家还要精通——他们都要来向他请教。我们关于摩城公司的最后一个深刻印象是斯蒂维·旺德带领我们唱他那首有争议的歌曲《你并非一事无成》（You Haven't Done Nothing)。虽然斯蒂维和马文仍在摩城，但他们经过奋斗赢得了录制甚至出版自己唱片的权力。摩城公司对我们的态度一如既往，对他们来说，我们仍然是孩子，尽管他们已经不再“保护”我们，也不再把我们打扮成孩子的模样。我们和摩城公司发生矛盾始于一九七四年左右。当时，我们以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我们想创作专辑歌曲这一意见，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当时自己的音乐很失望。我们有一种强烈的竞争冲动，我们感到有被其他乐队的更加顺应时代的音乐吞没的危险。摩城公司的人说：“不行，你们不能写自己的歌，应该有人为你们创作歌曲，有人为你们出版唱片。”他们不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们，即使是提出要创作自己音乐的要求也是不应该的。我感到太沮丧了，开始讨厌摩城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材料。最后，极度的失望和烦恼使我想到要离开摩城。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我就非得说出来不可。我知道人们大多认为我并不固执，那只是因为他们还不够了解我。终于，我们兄弟几个和摩城公司的关系到了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地步了，但谁也没说什么。我的哥哥们什么都没说，我爸爸也什么都没说，因此，我只好去见贝里·戈迪，并和他谈了谈。是我不得不对他说，我们——“杰克逊五兄弟”要离开摩城公司。我去他那儿，见到他，和他面对面的谈了这些。这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要是我们之中只有我一人感到不快，那么我也许会缄口不言，可在家时，大家全都说出了心里是多么的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去找他谈，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想的，让他知道我们心中的不快。别忘了，我爱贝里·戈迪。我认为他是个天才，是音乐界了不起的伟人之一。我对他只有尊敬，然而那一天，我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我对他抱怨我们一点儿创作、制作歌曲的自由都没有。他告诉我，他仍然认为我们需要由别人为我们创作唱片，这样才能走红。我知道得很清楚，贝里生气的想说服我，那是一次困难的会谈，但我们又一次成了朋友。对我来说，他仍像一位父亲，为我自豪，也因为我的成功感到欣慰。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会永远爱贝里的，因为他教给了我人生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告诉我们“杰克逊五兄弟”将被载入史册，而且的确让他言中了。那些年里，摩城公司为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成为贝里亲自介绍给公众的乐队之一，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假如没有他，我的生活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都感到摩城是我们的起点，他支持了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的根在那儿，我们都希望能留下来。我们感激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我不能不问：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对已经过去的事情会有什么影响？作为一个艺术家，保持对生活和工作的自我控制至关重要。在过去，艺术家被人利用一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认识到，只要一个人能坚持他（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不去考虑由此产生的后果，他（她）就能避免被人利用。我们也许可以留在摩城，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乐队就该进博物馆了。我知道到了改变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就按直觉行事；当我们决定找另一家公司来尝试一个新的开端时，我们赢了。这家公司就是：Epic。我们为终于能表达出自己的感情，斩断束缚我们的绳索而感到轻松愉快，但杰梅恩要留在摩城的决定折磨着我们的心。他是贝里的女婿，他的处境要比我们的复杂的多。杰梅恩做事一向都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他觉得留下来比走掉更重要，这样，他离开了我们的乐队。我清楚的记得他退队之后我们的第一次演出，这对我来说是异常痛苦的。自从我初上舞台——甚至自从我们在加里的起居室里排演节目——起，杰梅恩就一直拿着他的低音贝司站在我的左边。在他们的身边，我就感到有了依靠。而当我们第一次在没有他，没有他站在我身边的情况下演出时，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丝不挂的站在台上。我们唱得更加努力，以弥补因缺少了杰梅恩这位闪耀的明星造成的损失。我深深的记得那次演出，我们得到了三次持续不断的喝彩。我们的确卖力干了。杰梅恩离开了我们的乐队之后，马龙得到了顶替他的机会，他在台上的表现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我弟弟兰迪正式接替了我敲小鼓的位置，成了乐队中的小不点儿。杰梅恩刚离开我们的那段时间里，形势对我们来说更加复杂了，因为我们参加了一部再可笑不过的夏季的电视连续剧的拍摄。我们怎么那么笨，要答应参加那种演出？它的每一刻都让我讨厌。我曾经很喜爱过去为“杰克逊五兄弟”制作的卡通片，我总是在星期六一大早就醒来说：“我是个卡通！”我讨厌去演这部电视剧是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的歌唱事业有害无益，我认为拍电视剧对一个歌唱家来说是最有害的事情。我总是说：“这将影响我们唱片的销售量。”可别人会说：“不，这对你们的唱片销量大有好处”。他们完全错了。我们必须穿着可笑的服装去演那种愚蠢而俗气的东西来制造笑声，所有的一切全是那么做作。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掌握关于电视的任何知识。我们每天必须努力在截止时间以前赶出三个舞蹈，尼尔森测定法指示出的收视率一周又一周的左右着我们。我可是再也不干这种事情了。这是一条死胡同。这种东西对你产生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每个星期你都在人们家庭中出现，人们开始感到对你过分熟悉了。你总是演这种愚蠢的喜剧来博取笑声，你的音乐就逐渐退步了，只能给别人做配乐。当你又想严肃起来，想捡起你已经丢掉的事业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你已经把自己暴露得太充分了。在人们心目中，你就是那种只能演一些疯疯傻傻的老一套喜剧的家伙，这个星期你还是圣诞老人，下个星期你就成了《灰姑娘》里的王子，再下个星期你又成了只兔子。这简直就是抽风。在事务中你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是个喜剧演员，也不想作节目主持人，我只是个音乐家。因此，当他们邀请我去做“格莱美”奖和美国音乐奖发奖仪式的主持人时，我拒绝了。如果我去了那儿，挤出几个没什么意思的笑话来引人发笑，仅仅因为我是迈克尔·杰克逊，那么，当我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幽默的时候，这种事情还有什么意思呢？记得拍完电视剧之后，我们在一个环形剧场中演出，那儿的舞台不旋转，因为假如它旋转的话，我们有时就会对着空座位演唱。从那次经历中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成为一个拒绝和全国电视网续签下一季度合同的人。我对爸爸和兄弟们说，我觉得拍电视剧之前我就有许多疑虑，但别人都认为这将是一次非凡的经历，会对我们有很大好处，我们最后也就同意试一次。电视所存在的问题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塞到一个很小的时间范围里，你根本没有时间把事情做得很完美。时间表——排的满满的时间表控制了你的整个生活。如果你对什么东西不满意，你就只好忘掉它，去做下一项。我天生就对任何事情都追求至善至美，我喜欢把事情做到它们能达到的最佳境界。我希望当我把任何一样东西拿给别人听或者看时，自己能感觉到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我觉得我有负于观众的好意。在那个电视节目中，我们的布景破旧不堪，灯光时明时暗，甚至我跳的舞也显得急促慌乱。不过，这个节目多多少少还算是成功的。尼尔森公司的数据显示，有一个很流行的电视节目曾跟我们对抗，结果被我们击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确想留住我们，但我知道演那个节目是个错误。我们退出时，唱片的销售量已受到影响，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弥补损失，要是你感觉到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错误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管多么困难，也要立刻作出决断。从那以后，我几乎没再演过电视。在我的记忆中，庆祝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特别节目演出是唯一的一次。贝里请求我出演这一节目，虽然我再三推辞，最后还是被他说服了，我告诉他我要演唱《比利·金》（Billie Jean)虽然这是那次演出中唯一的一支非摩城歌曲，他还是很痛快的答应了。当时，《比利·金》是数一数二的好歌。我和我的兄弟们为演出做了认真的准备。我重视的是集体的合作，设计了表演动作，但我自己应该怎样来演《比利·金》，心里也是有数的。当我忙着张罗别的事情时，我感觉到《比利·金》的表演程序已经在我的脑海里自己形成了。我请人帮我买一顶或者借一顶黑色的软呢帽——间谍帽——在演出当天，我才把各个动作组合到一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当表演结束后我睁开眼睛时，看到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我被他们热烈的反应淹没了。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好。在从摩城到Epic的过渡中，我们唯一的“间歇”就是那次拍电视剧。电视剧还在录制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就听说Epic公司的肯尼·甘布尔和里昂·赫夫在为我们创作示范唱片。我们被告知，在电视节目演完后，我们将去费城录制唱片。兰迪现在已经是“杰克逊五兄弟”的一员了，如果有谁在我们转换录音公司过程中得到的最多，那就属他了。可是，虽然他终于成了我们的一员，但我们已经不再是人们熟知的“杰克逊五兄弟”了。摩城公司说，这个乐队的名字是他们公司注册过的商标，我们既然离开了，就不能再用它了。当然，这是公事公办，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称自己的乐队为“杰克逊家族乐队”当我们和Epic公司的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爸爸见到了费城来的几个伙计。我们一直很欣赏甘布尔和赫夫监制的唱片，比如像欧杰伊乐队的《背后捅刀子的人》（Backstabbers)。哈罗德·梅尔文的《假如你现在还不了解我》(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三音阶”乐队的《何日再相聚》（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和描写特迪·彭德格拉斯的《蓝色的音符》，以及其他一些走红的唱片。他们对爸爸说他们一直再留心观察我们，还说他们不会干涉我们演唱的自由。爸爸提出来在新的集子中要有一两首我们自己的歌，他们保证要公平的对待它们。我们和肯尼、利昂以及他们那个班子里的其他人，包括利昂·麦克法登和约翰·怀特黑德都谈过话。一九七九年制作《无可阻挡》（Ain't No Stoppin'Us Now)的时候，他们显示了各自的才能。德克斯特·万泽尔也是这个班子的一名成员。肯尼·甘布尔和利昂·赫夫是杰出的职业音乐家；实际上，我曾得到机会观察了他们创作歌曲的过程，这些歌曲是他们要介绍给我们的。这对我创作流行歌曲很有帮助。仅仅是看甘布尔一边演唱，赫夫一边用钢琴为他伴奏就使我在对歌曲的剖析方面获得莫大的收获。肯尼·甘布尔是旋律方面的专家，观察他创作，使我对歌曲的旋律更加注意。我喜欢观察，喜欢像只鹰一样蹲坐在那儿，观察他的每一个决定，倾听每个小节乐曲。有时，他们去我们住的旅馆，为我们演唱足够出版一本专辑的那么多歌曲。这就是他们为我们的专辑选择的歌曲并把它们介绍给我们的方式——除了两首我们自己写的歌之外。这样被照顾真使我们受宠若惊。在拍摄间歇，我们已经在家录制了一些示范唱片，但我们决定等待他们那些。我们并没有刀架在脖子上那种紧迫感。我们知道费城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歌曲，因此，我们想以后再让他们为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大吃一惊。我们的两首歌，《远去的布鲁斯》（Blues Away)和《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在当时是“绝密”的，因为我们太为他们感到自豪了。《生活方式》是蒂托创作的供跳舞用的歌曲，它还保持了《跳舞机器》中那种适于在夜总会演唱的模式，但比起摩城公司的创作方式来，我们把它变得更紧凑，更流畅了一些。远去的布鲁斯》是我最早的创作歌曲之一。虽然我不再唱它了，但这并不说明听到它我会难堪。如果我在每次录制完唱片之后又讨厌它们，我就干不下这行了。《远去的布鲁斯》是一首关于如何战胜低沉情绪的轻松的歌曲，在歌中，我沿用了杰基·威尔逊在《孤独的泪水》一歌里的演唱方法，即通过外在的欢笑来平息内心的波澜。当我们看到我们“杰克逊家族乐队”这个名字为Epic录制的第一张唱片的封面时，都吃惊的发现我们竟长得如此相像，就连蒂托也显得很削瘦，那时，我留着像树冠一样的蓬松发型，所以我猜想，我并不特别显眼。当我们演唱自己的新歌，如《尽情享受》（Enjoy Yourself)和《指点迷津》（Show You the Way Go)时，人们看到我仍然站在左边第二位，站得稍微靠前；兰迪在最右边，那儿过去是蒂托的位置。蒂托挪到过去杰梅恩的位置上。正像我前面提到过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变化，当然，这一点儿也不能责怪蒂托。前面提到的那两首歌是很有趣的：《尽情享受》特别适合于跳舞，我非常喜欢它那节奏感很强的吉他声和小号声，这是一张第一流的单曲但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我更偏向于《指点迷津》这支歌，因为它体现了Epic公司对我们演唱的高度评价。它是当时我们创作得最好的一支歌，我们为之欣喜若狂。我非常喜欢那顶高帽子和那些如鸟翅一般在我们周围飘舞的彩带。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这首歌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一首名叫《一起生活》（Living Together)的歌里，我们对自己的情形作了某种暗示，尽管我们不可能详细的说明自己的处境。这是肯尼和利昂为我们精心选择的歌曲，“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将有一个家，那样的时光将会多么美好，我们真是相见恨晚。”我们仍用了飞舞飘扬的彩带作陪衬，就像我们演唱《背后捅刀子的人》时一样，“杰克逊家族乐队”的风格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这时已经初露端倪。甘布尔和赫夫已经为我们的另一本专辑写好了足够的歌曲，但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他们竭尽全力工作的同时，我们正逐渐失去我们自己。我们为能加入费城的这个大家庭而感到荣幸，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我们决定要去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又回到我们在恩西诺的录音室，又一次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工作的原因所在。我们在Epic公司录制的第二本专辑《采风》（Going Places)与第一张不同，其中含义深刻的歌曲要更多些，而适于跳舞的歌曲少了。我们觉得用音乐来推动和平事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这个集子又重蹈了过去欧杰伊乐队的《爱之训练》（Love Train)覆辙，并没有体现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在《风采》中没有特别成功的流行歌曲，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使得《不同的女性》（Different Kind of Lady)这首歌显得尤为突出。这首歌在第一面的中间，前后有甘布尔和赫夫的歌夹着，它就像一团火焰一样，格外夺目。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和老朋友鲍比·泰勒一起制作唱片样本时，我们就在寻觅这种感觉。肯尼和利昂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为蛋糕裹上一层糖衣，但烤焙工作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完成的。《采风》上市以后，爸爸让我陪他去见罗恩·亚历克森伯格。是罗恩把我们介绍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他的确很信任我们。我们想让他相信，我们现在正准备自己创作自己的音乐。我们感觉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知道我们的能力了，所以，我们索性开门见山，告诉他我们一直想让鲍比·泰勒和我们一起工作。鲍比这些年来一直和我们很接近，我们一直认为，他会成为我们的好制作者，而Epic公司则主张由甘布尔和赫夫主持这项工作，因为他们有过显赫的成绩。但是，也许他们不是好骑手，也许我们不是适于他们骑乘的马，因为尽管我们干得不错，但我们唱片的销售量降了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恪守职业道德。亚历克森伯格先生当然和不少演员打过交道，但是，在我们相互讲诉自己的身世的时候，我确认，在他那些商界的朋友之中；从我们的角度看，他只算得上个打了折扣的音乐家。在音乐的商业方面，我跟爸爸总是步调一致的，创作音乐的人和卖唱片的人并不是天敌。我像一个古典音乐家一样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是希望自己能赢得最广泛的观众，而制作、出版唱片的人关心他们的歌手，是希望唱片能获得最大销售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共进午餐的时候，我们告诉亚历克森伯格先生，Epic公司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但我们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们有资格这么说。当我们离开那座名叫“黑色岩石”的摩天大楼时，我和爸爸都没怎么说话。回旅馆的一路上，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直很沉默。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无需赘言，我们的整个生活已经被卷入那简单而严峻的抗争中，尽管这种抗争是文明的，是光明磊落的。几年后，当罗恩·亚历克森伯格记起那一天来时，可能会发出感慨的微笑吧。参加那次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公司总部的会谈时，我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我就挑起了如此沉重的担子。在商业问题上，在决定一些创作问题方面，家里人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大，我很担心能否为大家把事情办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有机会实现了我平生的一大夙愿——演电影。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老亲家摩城公司直到很晚才提供此项合作。就在我们离开摩城公司的时候，他们公司已经买下了把百老汇的名戏《新绿野仙踪》拍成电影的版权。《新绿野仙踪》是电影《绿野仙踪》的最新的、被加上黑人文化色彩的版本。我一直特别爱看《绿野仙踪》。我还记得小时候，它每年在电视上播放一次，一般都在某个星期天的晚上。现在的孩子是在大量的录像和有线电视节目的包围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想象不出那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事情。百老汇的演出我也看过，当然没有感到过失望。我敢发誓我看了不下六、七遍。后来，我和在这个剧组中扮演多萝西的明星斯蒂芬妮·迈尔斯很要好。那时我对她讲，其实我从前也一直认为，她在剧中的表演没能搬上银幕被永久的保存下来简直是个悲剧，我为它痛心疾首。尽管我很迷恋百老汇的舞台，但我从来也没设想过自己能上去演出。不管你是为了录制唱片，还是为拍电影而表演，你都希望事后能对自己的表现作个评判，衡量一下自己的水平，再努力提高。但假如演出没有被录音或录像，你就做不到这些。很多杰出的演员在演过了我们那么喜欢的角色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他们不能，或者只是没有把它们录下来。每当我想到这些，总是感到难过。如果我经受不住诱惑而走上舞台的话，那么我就很可能和斯蒂芬妮一起工作了。她的表演太感人了，没准儿我会在台上面对观众大哭起来。据我所知，摩城公司买下《新绿野仙踪》的版权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黛安娜·罗斯。黛安娜·罗斯和贝里·戈迪过从较密，她对他和摩城公司都很忠实，但她并没有因为我们改变了称号而忘了我们。在这些年的世事沧桑中，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拉斯维加斯我们还见到了她，她给了我们很多忠告。黛安娜要在影片中饰演多萝西；这是唯一的一个已经确定了的角色，她鼓励我去试一试。她还让我相信，摩城公司不会因为记恨我和我们全家而不让我参加演出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会对这点做出保证，但她觉得没这个必要。她没做出保证。是贝里·戈迪说他希望我试一试《新绿野仙踪》。他能这样想使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因为通过那次经历，我深深的迷上了电影表演。我对自己说，这次我有了机会，可以去做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一个人如果去演电影，他就会看到一些颇难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使时间停在了某一点上。那些人，他们的表演，还有故事情节，将被全世界的人一代又一代地分享。设想一下，假如一个人没有看过《勇士的奇遇》或是《杀死知更鸟》，会是什么样子吧！拍电影是件令人兴奋的工作，大伙儿齐心协力的干，充满了乐趣。我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电影表演中去。我饰演了“稻草人”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它最适合我的风格。对演“锡人”这个角色来说，我太活泼了。而演“狮子”我又显得太瘦小了。这样，我就确定了自己的角色。在台词，舞蹈设计上，我尽心揣摩这个角色。当导演悉尼·鲁美特通知我他已经同意让我扮演这个角色时，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为此感到自豪，惧的是演电影的整个过程我都没有接触过；再说，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将离开我的音乐，无法担负对家庭应尽的责任，这些都让我放心不下。在拍摄的同时，我曾经游览了纽约，来寻找《新绿野仙踪》的故事情节中需要的那种“哈莱姆式”的感觉。我从来没在那儿住过，但我自己都惊奇竟那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方式。我很喜欢接触那儿的一些人，他们住在这个国家的另一海岸，过去总是听到关于他们的事情，但从未亲眼见过他们。拍摄《新绿野仙踪》在很多方面给了我不少教益。作为一个歌唱家，我已经感到自己太老了，但电影的世界对我来说则是全新的。我尽量深入的观察，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我的这一段生活中，我自觉不自觉的寻找着什么。一种进入成人世界的紧迫和不安缠绕着我，现在我该怎样生活？在仔细地分析了自己该选择一条怎样的生活道路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后，我准备做出最后决定。参加拍摄《新绿野仙踪》就好比在一所大学上学一样；在拍那部电影的时候，我的脸色还是一团糟，因此，我特别喜欢化装。我的化装工作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它要花五个小时！每周六天，天天如此，我们只在星期天才不拍摄。后来，时间一长，熟练了，我终于把化装时间缩短到四个小时。我在化妆室里一坐就是那么长时间，而且好不惬意，而其他一起化装的人都觉得惊奇。他们讨厌化装，而我却喜欢往脸上涂涂抹抹。当我变成了稻草人，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了。我摆脱了原来的自我而成为另外一个人，孩子们围过来看我这个“东西”，我就跟他们一同玩耍，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像自己真是个稻草人一样，这多有意思呀！我曾经一直设想自己能在电影中扮演一个高雅的角色，但这次在纽约的经历——那化装、那服装、还有那些支持我的纽约人使我看到电影的另一方面，它同样很精彩。我一直很喜爱查理·卓别林的电影，从来没有人从他的无声电影中看出过什么故作高雅的东西。我想把卓别林的角色特征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吸收到稻草人中来。稻草人的所有剧装我都很喜欢，从那罗圈腿，到西红柿鼻子和那骇人的假发，等等。我甚至还保留了当时用过的桔子和一件白毛衣，在几年之后一次照相的时候，我还用了他们呢！这部电影中有非常精彩、复杂的舞蹈动作，我学它们一点也不成问题，可没想到，这却给合作者添了不少的麻烦。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看着别人的舞步，马上学会怎么去跳。别的人学一个动作，也许要一步一步的来，要一边数着步点，一边有人跟他说：把这条腿放这儿，把屁股转到右边去。屁股转到左边时，脖子朝那边……等等这类的话。但我只要看一看，就能跳了。在拍摄《新绿野仙踪》时，我和别的演员一起学习电影中的舞蹈。他们——“锡人”、“狮子”、还有黛安娜·罗斯——都快被我气疯了。一开始我没发觉自己有什么不对，直到黛安娜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说我妨碍了她。我吃惊的瞪着她。妨碍了黛安娜·罗斯？我？！她说，她知道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我学那些舞蹈动作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这使她和其他人颇为难。她说，他们不能像我那样，只消看看那舞蹈的步子就马上会跳了；当那个教舞的做一些动作给我们看，我马上就可以走上去跟着跳，可当他让别人来做时，他们却要花长得多的时间去学。黛安娜给我讲了这些后，我们都笑了，从此，我就稍稍放慢些速度，不那么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已经学会了。我也看到，演电影也有不好的一面。经常我站在摄影机前，努力想要表现一个严肃的画面时，就有那么一位演员朝我做鬼脸，引我发笑。我一直受到的都是旨在培养严肃认真的职业习惯和作风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很卑鄙的。这位演员知道那天我有重要的台词要说，他还是朝我作那些倒胃口的鬼脸来分散我的注意力。这么做也未免太不替他人着想，也太不正直了。很久之后，马龙·白兰度告诉我，人们一直都是这么对待他的。能和黛安娜一起工作，和她那么接近，是我莫大的幸福，和这相比，拍这部电影所遇到的困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她是个既漂亮，又有才干的女性，和她一起演这部电影是我的一段非常特别的生活。我非常爱她，我一直非常爱她。尽管我对自己很满意，但拍摄《新绿野仙踪》的整个过程仍是紧张和焦虑不安的。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一年的七月四日。那天，我在哥哥杰梅恩海边的家里，那里离大海约有半个街区那么远。我正在海边沙滩上散步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窒息，就觉得一点儿空气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竭力控制住恐慌，跑回到房子里，找到了杰梅恩，他把我送到了医院。这太吓人了。我肺里的一根血管破裂了。这病后来再也没犯过，但我却时常感到那个部位有抽搐和被挤压的感觉，这多半是心理作用。后来，我知道了这种症状是由胸膜炎引起的。医生建议我做事要尽量放慢些节奏，但我的日程表不允许我这么做，紧张的工作仍然是我生活的主题。我像喜欢老的《绿野仙踪》一样的喜欢新的剧本。和百老汇的作品相比，新的剧本在它所涉及的范围上的变化比主题上的变化更大，它比老电影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并且回答了它们。那部老电影的氛围是个充满魔力、童话般的王国，我们的电影却恰恰相反，布景均采用现实事物，让孩子们一眼就能认出来，比如校园啦，地铁车站啦，还有我们的多萝西家的真实的邻居啦等等。直到现在，我还喜欢看《新绿野仙踪》，喜欢重温那段生活。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镜头是：黛安娜问：“我怕什么？难道我不知道自己是用什么做的……”，因为即使在我生活最顺利的时候，我也多次产生这种感觉。她唱那种战胜恐惧、昂首阔步前进的歌，她自己和观众都相信，没有什么艰难险阻可以阻挡她。我演的角色也有很多台词，有很多东西要学。我被一根杆子支起来，一群乌鸦在嘲笑我，这时，我唱《你赢不了》（You Can't Win)这支歌。这首歌给你一种孤立无援，羞愧自责的感觉——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的有过这种感觉——就像别人并没有做什么来阻止你，只是默默的干着自己的事情，却使你因为没有安全感而痛苦，最终自己使自己失败的那种感觉。这个剧本写得很巧妙，我能从身上的草中抽出各种信息和引语，但我实际上并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我的草里能找出所有的答案，但我却不知问题是什么。这两部关于术士的电影之间存在一个很突出的区别，就是在旧的版本中，给多萝西做出所有答案的是仙境里的好女巫和她的朋友们，而在我们的电影中，多萝西是自己做出结论的。她对三个朋友的忠实，她在血汗工厂中那惊人一幕里与埃尔维纳战斗时的勇敢无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黛安娜的歌声、她的舞姿、她的表演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她是个出色的多萝西。当邪恶的巫婆被打败以后，我们大家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在那部电影中，和黛安娜一起跳舞，就像在对自己的经历进行简短的回顾。——那种两腿向内弯曲、全脚掌着地的旋转恰似我早期的舞蹈，而在血汗工厂那一幕中我在桌子上跳的舞则体现了我当时的水平。一切都在向前，向上。当我告诉父兄我已经得到这一角色时，他们觉得我未必能够胜任，但事实恰好相反。《新绿野仙踪》给了我新的灵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看我如何最好的利用、驾驭它们了。正当我盘算着下一步该做些什么的时候，和一个与我走着相互平行道路的人在拍摄《新绿野仙踪》时相遇了。一天，我们在布鲁克林排演，互相大声的读着台词。我当时觉得背台词是我做过的事情中最使我头疼的了，但使我惊喜的是，每个人对我都那么和善，鼓励我说，那比我想象的容易得多。的确如此。那天，我们排演“乌鸦”那场戏，因为别的人都穿上了乌鸦的服装，所以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脑袋。他们好像对自己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我也背好了我的，但只大声的读过那么一两次。导演让我从草里抽出一张纸，然后读它。这是段引文，作者的名字是苏格拉底，但我从未把他的名字读出声过，这样，我就读成了“休格拉底”，因为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么发音的。我读过之后先是一段很短的沉默，接着，我听到有人低声说：“苏－格－拉－底”。我看了看说话的这个人，觉得好像认识他。他不是演员，但好像是剧组人员。我还记得当时我想，这人看起来很自信，也很友善。我笑了笑，为读错了这个名字感到有些难堪，同时也算表示对他的感谢。我觉得此人很面善，并很快断定过去曾见过他。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伸过手来自我介绍道：“我是昆西·琼斯，这部电影的曲作者。”第四章 我和Q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昆西·琼斯是在洛杉矶，当时我大约十二岁。后来，昆西告诉我，那时小萨米·戴维斯对他说：“这个孩子将成为切片面包问世之后最了不起的东西。”他的话大意是这样。昆西当时惊叹道：“哦，真的？”那时我还小，但我依稀记得是萨米·戴维斯把我介绍给Q的。直到拍摄《新绿野仙踪》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之花才真正盛开了，它渐渐发展成了一种父子关系。拍完《新绿野仙踪》后，我打电话给他，对他说：“告诉你一件事，我要录制一张唱片，你能给我推荐些制作人吗？”我并没有对他作什么暗示，我的问题提得很直率，尽管有些幼稚。我们谈了一会儿音乐，提到了一些歌的名字，有时还不知不觉的哼出了声。最后，他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做你的制作人呢？”我的确没有想过这一点，在他听来，我好像有所暗示，但我并没有，我没想到他对我的音乐会这么感兴趣。所以，我结结巴巴的应付了几句：“当然可以了，多好的主意呵！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点。”直到现在，昆西还常常以此和我打趣。但不管怎样，我们立刻就着手筹划一张唱片，那就是《疯狂》（Off the Wall）。我和我的兄弟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且开始考虑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在报纸上，很少能见到关于孔雀的文章，但在那前后，我却发现了唯一的一篇。我一直觉得孔雀特别美丽，在贝里·戈迪的一所房子里，养着一只孔雀，我非常喜欢它。所以，当我读到那篇文章时，感到很兴奋。那篇文章配有一张孔雀的照片，并用文字大量的介绍了这种鸟的特征和习性。我觉得我找到了我们寻觅已久的那种形象。这篇文章讲得很深入，很透彻，有的地方有些枯燥，但总的来说很有趣味性。作者写道，只有当孔雀发情的时候，它的羽毛才全部张开，这时，彩虹上能见到的颜色都集于孔雀一身争奇斗艳，熠熠生辉。我立刻被它的美丽形象以及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吸引住了。它的美丽的羽毛不正表达出了我正在寻找的那种寓意吗？它表现了我们兄弟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兴趣、爱好，同时也表现了我们之间强烈的挚爱之情。我的兄弟们都喜欢我这个主意，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新公司命名为“孔雀唱片公司”。这样起名，可以避免过多的依赖“杰克逊”这个姓，它的局限性太大。从第一次环球旅行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致力于用音乐把各个种族的人们联合起来。当我们说起要通过音乐把所有种族的人们团结到一起时，有些我们所认识的人对这个口号表示怀疑，因为说到底我们还是黑人音乐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音乐是不分肤色的。”我们看到了，在每一个夜晚，特别是我们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访问的时候，我们所到之处，那里的人们都喜欢我们的音乐，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我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我们想成立自己的公司，是因为我们想有所发展，想在音乐界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们不仅仅是歌手、舞蹈演员，还要成为词作者、曲作者、配器者、制作者，甚至出版者。我们的兴趣是那么广泛，需要一个起保护伞作用的公司来扶持我们的事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同意我们制作自己的唱片，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两张唱片销售量很大，但《不同的女性》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只有他们认为值得时，才会同意我们发展。他们对我们提了一个条件，既由他们为我们选派一名验收人员。此人名叫鲍比·科洛比，曾经和“血汗泪”乐队一起干过。他来监督我们，时时看看我们怎么干，也看看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们明白，五兄弟还需要别的音乐家的提携，从而使我们的音乐达到最佳效果。我们有两方面的弱点：一是键盘乐器的演奏方面，一是磁带两面歌曲的安排方面。我们虔诚的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我们在恩西诺的录音室，但我们使用起来并不得心应手。虽然作为一个职业录音专家，格雷格·菲林根斯显得太年轻了，但他解除了我们的忧虑，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对新事物、新方法持开放态度的人，而不是我们在过去那些年遇到的因循守旧的家伙。他来到恩西诺，为我们做录制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表现都喜出望外，相互之间的成见也烟消云散了。这真是令人欣慰。我们向他介绍我们新歌的创作意图，告诉他我们想像费城国际唱片公司那样，对音响的合成格外重视，可是，当我们把各种乐器配在一起演奏时，总是觉得它们在互相干扰，所有的弦乐声和打击乐声乱作一团。我们想让音乐更加清晰，节奏感更强，低音部分更强有力，而管乐部分更加嘹亮。格雷格创作的音乐节奏非常美妙，正像我们向他描述的那样，而且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图。我们觉得，他好像能看透我们的心思。那时，从鲍比·科洛比那儿来了一个新的成员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叫保林豪·德科斯塔。他的到来使我们很担心，因为这好像意味着兰迪一个人已经担负不了全部打击乐器的工作了。可是保林豪带来了来源于古代巴西桑巴舞的打击乐器，这种经过改进的，根据需要而设计的乐器很简单，往往自己就能制作。当德科斯塔的乐声使兰迪的传统演奏方式增添了新的活力时，我们觉得我们的音乐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摩城公司，在费城国际唱片公司与我们共事的都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现代派流行音乐家，对我们来说，如果不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的吸收有益的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但我们又不能做模仿者。值得庆幸的是，鲍比·科洛比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名叫《怪罪摇摆乐》（Blame it on the Boogie)的歌使我们得以走上新的起点。这首歌节奏明快，正好适合我们所致力培养的乐队的风格。我特别喜欢轻快的唱那句主旋律：Blanme it on the Boogie，我可以一口气把它唱下来，嘴唇都不用合拢一下。我们觉得那张唱片内套上写的东西特有意思，《怪罪摇摆乐》这首歌是英国的三个家伙写的，其中有一个也叫迈克尔·杰克逊，这真是惊人的巧合。其实，我自己写写迪斯科歌曲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过去经常在我唱的主要的歌里插进去一些供跳舞的间奏。我们的未来还有那么多飘忽不定和令人兴奋的东西，我们正在经历着许许多多事业的和个人的变化——我们的音乐、家庭，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所有这些，使我更严肃的思索应该怎样度过此生，特别是在处理和同龄人的关系方面。我一直承担着很多责任，可是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想替我分担一些。我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别人替我承担，我要对自己负责。我要好好审度一下我的生活历程，然后搞清楚人们需要我的什么，我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谁。我还必须学会小心防备我周围的某些小人，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是上帝，其次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想起一首克拉伦斯·卡特唱过的老歌，名字叫《二亩三分地》（Patches)，唱的是当一个农民的父亲死后，大儿子承担起照顾农场的责任，他的妈妈告诉他，她就全靠他了。当然，我们不是农民，我也非长子，但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我的肩膀显得太赢弱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总是感到，对我的亲人，对我所爱的人，我很难说出一个“不”字。有时，他们请求我做某件事情，或照顾什么，即使我担心也许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却还是一口应承下来。我感觉到我是处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我常常是易动感情的。压力是件可怕的事情，你不可能长时间的抑制感情。那时，因为我演了一部电影，许多人在得知了我在电影方面的新兴趣之后，便对我能把多少精力继续投入到音乐之中表示怀疑。这也许暗示了我没有选择好成立新乐队的时间，因为在局外人看来，好像我刚作出这个决定，又跑去拍电影了。其实，这正是好时候。《谦受益》(That's What You Get for Being Polite)这首歌表达了我的想法，我意识到自己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如所有将近二十岁的大孩子一样，我的处境险恶，内心疑虑重生。我担心的是，正当我奋力向事业的顶峰攀登时，却受到上帝和世人的冷落，被这个世界淘汰掉。我们在Epic录制的第一本专辑中，有一首甘布尔和赫夫创作的名为《梦想家》（Dreamer)的歌，它就有这样的主题。当我学唱这首歌时，我感到他们是一边读着我的思想，一边创作的。我一直就喜欢梦想，我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目标。我注视着这些事情，设想做到它的可能性，然后，又希望能超越那些界限。一九七九年，我二十一岁了，开始完全掌握自己的事业了。我父亲作为我的经理和我签订的私人合同这时到期了，虽然很艰难，我还是决定不再续签。解雇自己的父亲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我不喜欢按常规办事，把家庭和事业混为一谈，干事业就好比在走钢丝，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糟，这全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但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要处理好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这样做改变了我和父亲的关系吗？我不知道他是否耿耿于怀，我自己当然没这么想。我明白，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与其说是他在为我工作，还不如说是我在为他工作。而且，在歌曲创作方面，我们的意见完全不同。他提出的想法我总是完全不同意，因为它对我不合适。我所想的是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我走了这一步，我不能不这样做。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迈出这一步，再说，我干这行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在二十一岁，我已经是有了十五年经验的老手了。我们渴望使我们的《命运》（Destiny)的演出和录制计划很快走上正规，但由于过多的演出和歌唱，我的嗓音嘶哑了。我们必须取消一些演出，当我作出这个决定时，没有人反对我，但我觉得是我拖了哥哥弟弟们的后腿，大家在一起干得正起劲，却又要倒退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作为调节的手段，这样可以减轻点儿我嗓子的负担。马龙代替我唱一些需要一口气唱得很长的部分。专辑中一首名叫《（彻底）抖动你的身体》（Shake Your Body (Down to the Ground))的歌在舞台上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这张唱片中最好的一首歌。我们还在录音室里制作了许多歌曲来做后盾。我们实现了创作自己音乐的梦想，然而，只是在舞台表演方面我们干得还不错，我们的歌称不上是新颖的，我们无法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这真让人沮丧。可是，不要心急，我们的辉煌时代就要来临了。回顾过去，我觉得也许我比我的兄弟们所希望的要更有耐心。在制作《命运》这张唱片时，我们删掉了一些歌的某些段落，我没和兄弟们商量这事，因为我不敢肯定他们跟我一样对裁裁剪剪感兴趣。Epic公司已经和我签了合同，根据合同，我决定要制作的所有独唱唱片他们都应接受。也许他们作了两手准备，如果杰克逊兄弟不能创作出新的音乐作品，他们将按照他们的方式塑造我，把我剩下的生活彻底改变一下。我这么想也许是疑心太重了，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明白生意人总要清醒的分析形势，研究前景，并且得知道怎样才能收回投资。他们那样想当然是合乎逻辑的。按照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想，可我那会儿就是这么想的。《命运》这张唱片是我们专辑中最成功的作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真正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那就是，人们买我们的唱片，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唱得好，他们知道，我们会在每一张唱片的每一首歌里尽力而为，为他们奉献出最好的音乐。我希望我的第一张独唱唱片取得最好的效果。我不想把《疯狂》搞得跟《命运》好像如出一辙，因此，我打算从外面聘请一位制作人，这样，他在设计它的音响时，脑子里就不会有什么先入之见。我还需要一个有很高鉴赏力的人为我挑选素材，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一张唱片中的十来首好歌，听众是不会满意的，特别是那种拉长了伴奏供跳迪斯科用的歌。我的愿望是使歌迷们感到满意。从各方面来看，事实证明昆西是我能聘请到的最好的制作人。昆西·琼斯的朋友们为简便起见都叫他“Q”，因为他特别爱吃烤全猪。后来，我们完成《疯狂》之后，他邀请我去好莱坞圆形剧场参加他的一个管弦乐音乐会，但我那时太不好意思了，竟像小时候那样站在舞台的侧面观看演出。他说，他对我的期望可要比这高得多，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达到彼此的标准。在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要请一个制作人，征求他的意见那天，他就开始和我谈起从事娱乐业的那些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和他共事，什么样的人会给我添麻烦。他对音乐界了如指掌，告诉我谁已经被别人雇用了，谁又太清闲了，谁干起事来风风火火，急急忙忙。他比布莱德利市长还要更了解洛杉矶，正因为这样，他能时刻掌握事态的进展。他是爵士乐家、管弦乐家、电影音乐家，一些人认为，在流行音乐所能涉及的各个领域，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导师。我太高兴了，我的外来助手既是我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制作人的最佳人选。在他的社交圈中，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朋友可供选择。他还很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他真是一个奇才。一开始，我们本想把《疯狂》这张唱片起名为《女朋友》（Girlfriend)。保罗·麦卡特尼和琳达·麦卡特尼夫妇在还没有见过我的时候，就和我不谋而合，写了一首名叫《女朋友》的歌。保罗·麦卡特尼总是对人们说，是我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应该合作写一些好歌。其实，我们第一次相遇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我第一次见到保罗是在“玛丽女王”号船上举行的一个舞会上，当时这条船停泊在长滩。他的女儿希瑟从一个人那儿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便打电话邀请我参加这个盛大的舞会。她喜欢我们的音乐，我们一块聊了聊。很久之后，当保罗的“飞越美国”巡回演出结束后，他和家人到了洛杉矶。他们邀请我参加了在哈罗德·劳埃德庄园举行的一个舞会，我和保罗·麦卡特尼的第一次会面便是在那次舞会上。我们在鼎沸的人群中握手致意，他说：“你知道吗？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我很吃惊，谢了他。在这个舞会上，他为我唱了《女朋友》。于是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商定不久就开始合作，可是，我们都被各自的事业和生活缠身，以致几年都没有再提起这事。最后，他把这支歌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伦敦城》（London Town)当中。我们制作《疯狂》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昆西来找我，说：“迈克尔，我有一首歌，对你非常合适。”他为我演奏了《女朋友》，当然，他不知道保罗本来就是给我写的这首歌。我告诉他那段“插曲”以后，他非常惊喜，之后不久，我们就把这首歌录制下来，并把它收入专辑中。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我和昆西一起讨论《疯狂》，细致的研究怎样设计音响。当他问我制作这张唱片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时，我告诉他，我们必须让它的音乐风格完全区别于“杰克逊兄弟”时代的风格。想想看，我很难用语言形容我们当时是怎么奋斗才成为“杰克逊兄弟”的，但昆西理解我的意思，我们一起创作出一张反映了我们目标的唱片。《与你同舞》（Rock with You)这张轰动一时的单曲正是我们寻求的东西，它很适合于我来演唱，我对它倾注了热情。这首歌的作者罗德·坦珀顿曾为“热浪”乐队制作过《爵士乐之夜》这张唱片，所以昆西认识他。他原来设想把这首歌写得再严酷无情一些，听后让人精神沮丧，但经过昆西的电子合成器的加工，它的声音柔和了许多，就像海滩上烤肉一样软绵绵的。我和Q都觉得罗德干得不错，最后我们请他帮助我们加工三首歌，使他们独具风格，这三首歌中就包括作为专辑名字的《疯狂》（Off the Wall）这支歌。在很多方面，罗德受家庭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和我很相像。关于夜生活，他在家里创作和歌唱时所感受的比实际投入其中获得的还多。我一直不理解人们为什么总是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必须以真实的经历为基础，或是必须反映他或她自己的真实生活。一般来说，人们不能超越真实生活，我明白，我有的时候写我的经历，但是，我听到或读到的东西也会激发起我创作歌曲的灵感。想象力是艺术家最有力的武器，它可以创造出人所需要的某种感觉或感情，也可以把你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在录音室中，昆西给了工作人员和音乐家们自由发挥的权力，也许只有他自己擅长的管弦乐方面是个例外。我把格雷格·菲林根斯带来参加监制工作，他曾经是我们制作《命运》的一员，这回我们又在恩西诺一起共事了。我们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除了格雷格以外，保林豪·德科斯塔也回来了，负责打击乐的演奏，兰迪在《满足为止》（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这首歌中也有精彩的表演。昆西从不选用对他的吩咐只是唯唯诺诺的人，他对这一点要求得惊人的严格。我这一生一直都是生活在职业音乐家之中，我能看出谁只是随大流，谁有独到的见解，什么样的人创造力平平，什么样的人可以经常跟你争论问题，而这种争论是建设性的，他不会因为争论而忘掉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外号叫“雷公”的路易斯·约翰逊，他与昆西在制作“约翰逊兄弟”乐队的专辑时曾一起工作过；还有瓦·沃森、马洛·亨德森、戴维·威廉斯和拉里·卡尔顿，其中拉里是从“十字军骑士”乐队来的吉他手。另外，还有乔治·达克，菲尔·厄普丘奇和理查德·希思这些从爵士音乐界来的精华。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显露出因我们的这种音乐与爵士乐之间的不同而产生的不适应感。我和昆西的工作关系很好，我们各自担起自己的责任，并经常共同讨论问题。在制作《疯狂》以前，除了为“约翰逊兄弟”乐队以外，昆西并没写过多少供跳舞的音乐。因此，在制作《满足为止》、《日夜操劳》（Working Day and Night)和《走进舞池》（Get on the Floor)这几首歌时，我和格雷格一起想办法使它们的声音更加强有力。《走进舞池》这首歌虽然没有单独制成单曲，但它的确十分令人满意。它的作者路易斯·约翰逊在这首歌的开头几个小节写得较平缓，然后，随着我一遍又一遍的重唱，它的节奏感越来越强烈。昆西的工程师布鲁斯·斯维顿为我们合成了这支歌，我直到现在还特别喜欢听它。《日夜操劳》是保林豪的杰作，在这首歌中，我的歌声紧跟着他用特别的乐器奏出的音乐。格雷格准备了一架电子钢琴加入伴奏，它的音色听起来美极了，不带任何共鸣音。这首歌的歌词主题与《命运》中的《我为你做的一切》（The Things I Do for You)的主题差不多，但是，我早就说过，它是一首把过去的东西提炼而成的歌，因此，我想让歌词简单一些，而使音乐占据主导地位。《满足为止》这首歌的一开始，在低音提琴的伴奏下有我的一段独白，再加上斯文铃琴和打击乐的声音，能突出一种紧张的气氛，使人猛醒。我的独特的演唱设计使这首歌听起来很不一般。在这首歌中，我采用了复录的方法，这样，可以达到好几个人一起唱的效果。我为自己写了一个高音部分，我自己并不能一口气唱完它，便把几次录音合成起来，然后再配上音乐，这样安排，可以解决很多演唱上的问题。在这首歌的结尾，Q采用渐弱的结束方式，写得让人惊叹不已最后突然插入吉他声，就像科林巴琴一样。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是第一首全部由我创作的歌曲。《满足为止》是我的第一次好机会，它一出来，销售量就一直保持第一；也正是这首歌使我第一次赢得了“格莱美”奖。昆西很信任我，他鼓励我独立创作，然后为我配上弦乐伴奏，使歌曲锦上添花，我很喜爱这种工作套路。正是民谣式歌曲使《疯狂》成为迈克尔·杰克逊风格的唱片。我过去在“杰克逊五兄弟”时也唱过民谣式歌曲，但他们对此从来就不很热心，只不过把它当作对我的让步罢了。在《疯狂》中，除了《女朋友》这首歌以外，《无能为力》（I Can't Help It)也有平滑而迷人的旋律，既能打动听众，唱起来也很有情绪，但它比另一首更柔和的歌《与你同舞》要快一些。两首最成功的歌曲当推《疯狂》和《与你同舞》。大家都知道，过多的高节舞曲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但我喜欢的是那种循循善诱，柔情如水的歌声，就像对待一个害羞的女孩，让她自然的流露出羞怯的心情要比强行打消她这种心情好得多。在《疯狂》这首歌中，我还是使用了很高的嗓音，而《与你同舞》则需要用较自然的嗓音。我觉得，如果你去参加一个音乐会，这两首歌可以使你流连忘返，而强烈的爵士乐节奏则可以使每个人心满意足的回家。下面一首歌是《她走出了我的生活》（She's Out of My Life)，也许这首歌的私人成分太多了，不适合在音乐会上演唱。这首歌是我为自己作的。有的时候，我都不忍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写定的约会，即使我很清楚的知道它们。我和女孩子约会，和她们相处，还没有过我期待的高兴结局，好像总有一层不可逾越的屏障阻挡着我。同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和同一个人在一起完全是两回事。很多女孩子想了解是什么使我成为这样——为什么我要这样生活，这样做事——她们想对我的思想深处作一番探究。她们想把我从孤独中解救出来，但她们的方式却让我觉得她们是要分担我的孤独。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分担它，因为我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她走出了我的生活》这首歌的大意是：造成我和其他人隔阂的那堵无形的墙看起来是极其的低矮，好像很容易就可以翻越，可是，它仍然矗立在我的面前，我真希望它能从我的眼中消失。汤姆·巴赫勒创作了一段优美的过门，听上去类似老式百老汇音乐。事实上，这条鸿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跨越的，这首歌本身就反映出这一事实：问题尚未解决。我们既不能把这首歌放在唱片的开始，也不能把它放在结尾，因为它太低沉了。斯蒂维的歌紧跟其后，是一首轻柔舒缓的歌曲，因此，一听到它，就好像一扇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豁然开朗，让人松了一口气。当罗德写的《燃烧吧，迪斯科》（Burn This Disco Out)结束了这张唱片时，我们又回到现实中来了。我对《她走出了我的生活》倾注的感情太多了；如此说来，这件传闻是真实的：一次演唱中，快要唱完它的时候，我大哭了起来。歌词对我内心的震撼太强烈了，这种感情过去一直在我心底集聚上升。我那时已经二十一岁了，经历可以说比较丰富了，可我没怎么享受过真正的快乐。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就像马戏团中的哈哈镜里的图像一样，这部分那么胖，那部分那么瘦，有的部分干脆消失了。我担心我演出《她走出了我的生活》时也是这副样子，但只要它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就能缓解一点儿我内心的孤独。那次动情的演唱后，只有Q和布鲁斯·斯维顿陪伴着我。记得我坐在一间屋子里掩面痛哭，耳朵里只有自己的啜泣声和机器的嗡嗡声。后来，我向他们道歉，他们说这没有必要。尽管有最后成功的喜悦，制作《疯狂》仍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那时，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密切的朋友，觉得自己好像与世界隔绝了一样。我太孤独了，有的时候，我在我的房子附近溜达，希望能碰上可以向之倾诉的人，或许能交个朋友。我希望能碰到一个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的人。我想碰上一个人，他愿意和我交朋友，是因为他喜欢我，像我一样，需要一个朋友，而不是因为我是迈克尔·杰克逊。我希望能碰到邻居中的任何一个人——比如邻居的孩子们，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功必然会带来孤独，的确是这样的。人们都觉得你很幸运，你拥有一切，他们以为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不然。人人都渴望最基本的东西。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应付这些，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消沉了。我在学校的时候的确没有女朋友。我觉得有的女孩非常娇美可爱，可是又感到要接近她们非常困难。我太窘于做这种事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真是不可思议。曾经有一位女孩，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她，可是却不好意思告诉她。我的第一次真正的约会是和塔特姆·奥尼尔。我们在落日大道上一家叫“岩石上”的俱乐部里见了面，交换了电话号码，经常打电话联系。在路上，在录音室里，在家里，我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和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大厦”参加了一个舞会，玩得很高兴。那天晚上，在“岩石上”俱乐部里，她第一次握了我的手。我们约会的时候，坐在一张桌子旁，突然，我感到她的柔软的手伸了过来，抓住了我的。这是塔特姆的手！也许，对别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是件严肃的事。她触摸了我！这是我当时的感觉。过去出去玩儿的时候，我也与女孩子有过肌肤的接触，有时她们甚至抓着我尖叫，但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安全的墙。这次不一样，这次只有我们两个人，那种感觉真美好。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极其密切的程度，我觉得我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后来，我们超脱了这种关系，成了好朋友，现在，我们有时还一起聊聊。我猜读者们会断定她是我在黛安娜之后爱过的第一个人。当我听说黛安娜·罗斯就要结婚的消息时，我为她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这将使她很幸福。尽管如此，这事实在还是令我难以接受，我必须装出欣喜若狂的样子，装作因为黛安娜要跟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结婚而高兴。我希望她幸福，但我必须承认我既伤心，又嫉妒，因为我一直爱着黛安娜，并且将永远爱她。我爱过的另一个人是波姬·小丝，我们有过一段很严肃的浪漫史。在我的生活中，有过很多的好姑娘，提她们的名字对这本书的读者们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因为她们并非知名人物，在这里议论她们不太礼貌，况且，她们也不习惯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我很珍视自己的隐私，因此，我同样尊重她们的这一权利。我将永远珍视和莉莎·明尼利的友谊。在事业上，她就像我的姐姐一样，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工作。事业渗入我们的全身心。我们一起吃饭、睡觉，陶醉于各种迁移、唱歌、舞蹈之中。我们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我爱她。完成了《疯狂》之后，我和兄弟们又马上投入到制作专辑《盛典》（Tuiumph)之中去了。我们想为巡回演出准备下两张最好的唱片。《你能感觉到吗？》（Can You Feel It?)是这张唱片中的第一首歌，它使人感觉到非常接近过去“杰克逊兄弟”时摇滚乐的风格。它也不是专供跳舞的歌。我们打算把它制成录像片，作为我们巡回演出的准备。这部录像类似于我们自己的《也在斯普拉奇扎拉萨斯特拉》，有着与《2001漫游太空》同样的主题。杰基和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打算创造出一种像教堂中唱诗班的孩子们唱诗时的效果，甘布尔和赫夫同意了，因为这首歌表达了对爱的赞颂，可以净化世人的心灵。尽管兰迪不太喜欢他的位置，他唱得还是很出色，他的歌声使我跳起舞来情绪高昂。我们有一架特别好的低音电子琴，我摆弄了很长时间，一遍又一遍的弹这个曲子，直到满意。这首歌我们唱了有六分钟，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长。《可爱的一位》（Lovely One)是从《彻底抖动你的身体》演变而来的，它加入了《疯狂》中那种更轻飘的嗓音，电子琴的伴奏声就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保林豪动用了他所有的乐器：三角铁、斯卡斯、铜锣。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奇特的女孩，她总是自行其事，我拿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当我终于制服了她的时候，皆大欢喜。比起《疯狂》中的歌曲，《每个人》（Everybody)的舞蹈节奏更滑稽，迈克·麦金尼把它写得就像飞机转弯或俯冲似的。它的伴唱使人想到它是受了《走进舞池》的影响，但昆西的音响效果更加深厚，如同一场暴风雨在即。我们的声音给人的感觉更像坐在一个急速上升的透明电梯中向下看，不用费力就上去了。《时不待人》（Time Waits for No One)是杰基和兰迪根据我的风格精心创作的。他们知道，他们得赶上《疯狂》的作者的水平，也确实干得非常出色。《知错就改》（Give It Up)使每个仁都有唱的机会，特别是马龙。这些歌失去了我们乐队的演唱风格，也许我们又退回到在费城时那种不自由自主的状况中去了。《现在就走》（Walk Right Now)和《不知是谁》（Wondering Who)很接近于《命运》的风格。总的来看，我们为这张唱片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了。不过，《心碎旅馆》（Heartbreak Hotel)这首歌是个例外。我敢发誓这个歌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写它时，从没有受过别的任何歌曲的影响。因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关系（注：“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于1956年发行一张唱片，其名也叫《心碎旅馆》），唱片公司在封面上把这首歌的名字印成《此地旅馆》。尽管他在音乐界对黑人白人来说都同样举足轻重，我并没有受他的影响。我觉得对我来说他的时代太久远了，也许这只是时势造英雄吧。我们的这首歌出来以后，人们认为如果我继续这样生活在孤独的环境中，也许会像他那样死去；虽然我跟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终究不会像他那样做。尽管如此，我对埃尔维斯毁灭自己的方式仍然很感兴趣，那是因为我要引以为戒，不要步他的后尘。拉托亚被要求在这首歌的开始发出一声尖叫，这对她的歌唱生涯来说，可不是一个吉利的开端，这我承认，但她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经验。从那以后，她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唱片，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声尖叫往往可以打破一个噩梦，但我们的意图却是让它开始一个梦，要让听众分不清这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而这正是我们期望达到的效果。三位女配唱演员倚着干得挺带劲，直到她们听到了最后的合成效果后，听到我希望她们创造出的那种恐怖气氛后，才如释重负。《心碎旅馆》是我创作的最雄心勃勃的作品，我想让人们从多重的角度来欣赏这支歌：可以用它来跳舞，可以跟着它一起唱，听后可能会感到恐怖，或者只是听听而已。在这首歌的结尾处，我加入了缓慢的钢琴声和低沉的大提琴声，以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效果，恢复听众的信心。我觉得没有理由去吓唬别人，你得把她们拉回现实中来，让他们感到安全。《心碎旅馆》“偿还”了人们的安全感。我一直理解不了“偿还”这个概念。那种因为别人为你做了什么，或是你想象中别人为你做了什么，你就要付给他们报酬的概念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个演出表现了我自己的恐惧感，也表现了对这种恐惧感的征服。在娱乐业的大海中，嗜血成性的鲨鱼太多了。如果说这首歌以及后来的《比利·金》有损于妇女形象的话，那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勿庸置疑，我喜欢两性间的交往，这是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我爱女人。我只是认为，如果把性用作勒索或强权的工具，那就是对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一礼物的亵渎。《胜利》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演出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将是一次非常出色的演出，绝不会有什么勉勉强强拿出来的东西。我们乐队开始为巡回演出排练，这个乐队包括低音提琴手迈克·麦金尼。戴维·威廉斯也将和我们一起旅行，但这时他已经是我们乐队的永久性成员了。即将到来的巡回演出将是一番伟大的事业，我们为此作了特殊的准备，请来了赫赫有名的魔术师道格·亨宁。我想在唱完《满足为止》之后，完全消失进喷出的一团烟雾中。他必须同负责全部舞台道具的技术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一特殊的工作。在工作之余，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儿，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了我，这看来似乎是不公平的，因为我除了付给他工资之外，并没有传授给他任何可供利用的东西作为回报，对此我很有些过意不去。我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演出辉煌灿烂。我相信，亨宁将会作出杰出的贡献。我们为争这个国家乐队之林中的头把交椅，和许多乐队进行了竞争，比如“大地”、“狂风”、“烈火”、“海军准将”乐队等等。我们清楚，有些人认为，杰克逊兄弟已经折腾了十来年了，该收场了。我为即将到来的演出的主题作了大量的工作，它给人的感觉与《短兵相接》给人的感觉差不多。我想设计出这样一个主题，即在时空之外，还有生命，有实在的东西存在。孔雀的羽毛将在那里更加自豪的展开，发出前所未有的夺目光彩。我也希望我们的录像片能反映出这一主题。我为我们音乐的节奏、我们技术上的提高感到自豪。一九七九年的格莱美奖提名公布了，惊人的喜讯使我们为《疯狂》付出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可是，尽管《疯狂》是那一年中最流行的唱片之一，但它只获得了一项提名：最佳布鲁斯摇滚乐演唱奖的提名。我还记得我是在哪儿听到的这个消息，当时我有一种被人忽视了的感觉，内心受到了伤害。后来有人告诉我，整个娱乐界对此也感到吃惊。我感到失望，但当我想到下一张唱片时，又感到兴奋。我对自己说：“等下一次吧！”他们决不能再忽视我的下一张唱片。我从电视中收看了发奖仪式，虽然为能赢得那一项奖而高兴，但仍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缠绕着我，我只是在心里重复着：“看下次的。看下次的。”很多意义上来讲，一个艺术家本身就是他的工作，二者很难分开。我觉得我创作歌曲时，对自己的工作持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我会马上感觉出来。每当完成一首歌或一张唱片，谁都会说我已经用尽了每一分精力，发挥了所有的天赋。我的歌迷们非常喜爱《疯狂》，我想这是格莱美奖提名给我内心带来伤害的原因。这次经历点燃了我胸中的火焰，我所能想的只有下一张唱片，想我该怎么去做。我要让自己真正的了不起。第五章 太空步一九七九年八月，《疯狂》发行了，同月我到了二十一岁，开始掌管自己的全部事务。这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我来说它意味着许多许多，因为我渐渐取得的成功抹去了人们的疑虑，证明了一个过去的童星可以成为一个当代音乐艺术家。《疯狂》中的舞步和以前相比也是大有长进了，当我们开始录制工作时，昆西和我谈到了在录音制作时的表演中，捕捉发自内心的激情是多么重要，我一直认为这正是我们在《她走出了我的生活》这首歌中取得成功的原因，而在《与你同舞》中则稍微差一点。回顾过去，所有灿烂辉煌的场景在我头脑中一幕一幕的重现，可以看出，《疯狂》为我出版了一个专辑《颤栗》（Thriller)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昆西、罗德·坦珀顿和许多音乐家参加了《疯狂》制作，他们将要帮助我实现我的长久的梦想。在美国，《疯狂》已发行了六百万张，但我还想灌制一张销售量更大的唱片。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梦想着要制作出一张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唱片。记得小时候每次游泳，跳进水中以前我总要许下一个愿望。随着长大成人，我懂得了应发奋努力，明白了我的目标，知道了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我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伸出手臂朝向天空，任我的思绪随意翱翔，我许下一个愿望，然后跳入水中，每当我如水之前，都要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我的梦想，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相信这些愿望，相信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他的愿望，我坚信这点。每当看到夕阳西沉，我总是在太阳消失进地平线之前静静的说出我心底的愿望。就好像太阳能够带走我的愿望一样。我总是刚好在最后一缕光线消失以前许愿。这不仅仅是一个愿望，也是一个目标，在自觉不自觉中它就变成了现实。我还记得有一次，昆西、罗德·坦珀顿和我在录音室里制作《颤栗》。我正在玩弹球游戏，这时，他们中的一个问我：“如果这次我们做得还不如《疯狂》成功，你会不会感到失望？”我感到很不安，甚至觉得他们根本就不该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颤栗》必须要超过《疯狂》，我要让它成为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唱片。他们大笑起来，好像这是白日做梦。制作《颤栗》时，我的感情波动很大，有时情绪一落千丈，因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总是不能理解我所想的东西。直到现在还常常有这种情况发生，人们不理解我，他们有太多的疑虑。如果你总是怀疑自己，那么你怎么去做好一件事？如果你不相信自己，那么谁又会相信你？光是做得像上次那样好根本不够，我认为这是一种“尽力而为”的论调。它不需要你去全力以赴，去发展，我不相信这种论调。我认为我们都有很强的能力，但我们没有充分发挥我们所有的智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知道我们一定能使《颤栗》成功，我们有那么多才华出众的人来出谋划策，我们能做任何事情。《颤栗》的最后成功实现了我的梦想，它成了迄今为止销售量最大的唱片，《吉尼斯世界记录》还把这个消息登在该书的封面上。制作《颤栗》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但工夫不负有心人，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每次我都是累得筋疲力尽了才停止工作，在《颤栗》上我可真是下了苦功，这使昆西对我们的能力深信不疑。他倾听我的意见，帮助我达到我对这张唱片所抱的期望，但他在制作《颤栗》时对我表现得更多的还是信任。他理解我对自己需要的唱片制作有足够的信心和经验，因此他有时并不和我们一起呆在录音室。一旦干起来，我便信心百倍，我百分之百的相信自己，我真的能呕心沥血，能为之而死，我就是这样的人。昆西在制作唱片时的表现出色极了，他能为一部专辑选出合适的歌，有节奏很快的，也有慢的。我们与罗德·坦珀顿一起开始制作《颤栗》，它的原名时《星光》(Starlight)。我自己创作歌曲时，昆西则去听别人的歌，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歌曲，能纳入我们的专辑，他很清楚的知道我喜欢什么，什么对我适合，在制作唱片上，我和昆西有着同样的观点，我们不相信在B面的歌或一个专辑里的有些歌就可以差一点，每一首歌都应该成为劲歌，可以独自作为单曲出版的好歌，我们总是为此而努力。当时我已经自己创作了一些歌曲，但在看到其他人创作的歌曲以前，我并没有拿给昆西看。第一首歌是《你该干点儿什么》（Wanna Be Startin' Something)，早在制作《疯狂》时我就写了一首歌，喜欢得要命，就舍不得拿出来给别人看，制作《颤栗》时，我甚至把《避开》（Beat It)藏了好长时间，没告诉昆西。他一直不停的跟我说，在《颤栗》中我们需要一首非常棒的摇滚歌曲，他说：“来吧，它在哪儿？我知道你有这么一首。”我很喜欢我自己的歌，但一开始我总是很害羞，不敢唱给别人听，因为我很害怕人们会不喜欢它们，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昆西终于说服了我，让我把歌曲拿出来，我给他演唱了《避开》，他高兴得简直要疯了，我看他这样，心里甜滋滋的，也美上了天。快要开始制作《颤栗》时，我给在伦敦的保罗·麦卡特尼打了电话，这次我说：“让我们一起来创作一些劲歌吧。”我们创作的成果便是《说、说、说》（Say Say Say)和《女孩是我的》(The Girl Is Mine)。最后，我和昆西选择了《女孩是我的》作为《颤栗》专辑中第一首单独发行的歌曲，我们没有很多的选择，如果有一首歌，让两个象我们这样的著名歌星一起演唱，要么它就会一曲成名，要么就会一败涂地，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开始与保罗共事后，为了报答他为《疯狂》提供的《女朋友》这首歌，我写了《女孩是我的》。我知道，这首歌很适合于他的声音，也会适合我的，我们俩合作会非常好。除此之外，我们还一起合作演唱了《说、说、说》，这次，甲壳虫乐队的监制人乔治·马丁也帮了不少忙，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说、说、说》的制作。《说、说、说》是我和保罗共同创作的。保罗会演奏使用所有的乐器，而且样样精通，我这个小孩却不行，但我们一起工作时却是平等的，彼此都很愉快，在录音室里他从不命令我做这做那。可以说，这次合作使我又真正向前跨越了一步，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因为这次昆西·琼斯不在我的身边了，没人监督我，没人帮我纠正错误。我和保罗在流行歌曲的制作上观点总是一致，和他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我感到，自从约翰·列侬死后，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了他，他能不负众望，继续奋斗在艺术界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实在太不容易了。后来，我买下了ATV的音乐出版目录，其中包括许多列侬和麦卡特尼的歌。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经过保罗指点以后，我才有了从事音乐出版事业这个主意。当时，我与保罗和琳达住在他们乡下的别墅中，保罗谈到了他的音乐出版事业，他递给我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麦卡特尼出版有限公司”的字样，我打开书时他朝我微笑着，因为他知道我将会看到激动人心的东西。书中是保罗买下的所有歌曲版权的目录，他买下这些版权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而我以前还从没想到过，要买下歌曲的版权。所以，当包括许多列侬和麦卡特尼歌曲的ATV音乐出版目录出卖时，我决定投下这个标了。我把自己看作一个音乐家，但有时也是一个商人。我和保罗都了解到经商的艰难，也知道音乐写作与出版的版权问题是多么重要。应该把音乐写作看成是流行歌曲的血液，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它不受时间限制，不是什么定额分配制，创作歌曲需要的是灵感和从始至终的自觉自愿。当我听到有人指控我《姑娘是我的》不是我的作品时，我就要维护住我的名誉了。我曾说过我的许多创作来自我的梦幻，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借口，但这确实是真的。干我们这一行常常需要和律师打交道，而被指控干了一些你根本就没干的事则和赢得晚间业余歌手大赛一样，是加入这一行的必需程序。我们差一点儿以《不是我的情人》（Not My Lover)来代替《比利·金》这个名字，我给这首歌起的原名是《比利·金》，但Q很反对，他认为人们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马上想到网球运动员比利·金。许多人都问到过这首歌，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有一次一个女孩说我是她孩子的父亲，我就要表明我的无辜：“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儿子”。从来没有什么真的比利·金（有了这首歌以后人们再用它作名字的除外）。歌中的女孩代表着许多人，她们一直对我们纠缠不休，弄得我们苦恼之至，这种事发生了不少次，对我哥哥也是这样。我过去总是迷惑不解，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孩明知不对，却非说她们的孩子是某某人的，我难以想象出我会那样去骗人而不脸红。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女孩跑到我家门前来胡说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什么“我是迈克尔的妻子”或是“我忘了带我们的房间钥匙了。”我还记得有个女孩简直要把我们逼疯了，我想她脑袋里一直存在着一种幻觉，觉得她属于我；还有一个女孩曾声明我跟她上过床，她还以此来威胁我们；住在黑文赫斯家中庄园时。大门前还发生过几次严重的伤人事件，那些人真是能变得很危险；还有一些人拿着扩音器冲我们喊道，耶稣派她们来跟我对话，或者上帝吩咐他们来的，诸如此类的奇怪言论。一个音乐家知道什么能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它必须让人感到很合适，每一点都要恰到好处。它能使你感到心满意足，感到愉快你一听就能理解它。我对《比利·金》这首歌的感觉就是如此，当我写它时我就知道它将成为一首很了不起的流行歌曲。在这首歌上我真是投入了全部身心。有一天，在录音制作休息时，我和当时一起共事的纳尔逊·海斯到文图拉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散散心，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比利·金》的旋律，别的什么都没有。这时，一个骑摩托的小孩追了上来，冲我们喊道：“你们的汽车着火了！”我们这才注意到车后的滚滚浓烟，赶快把车停到路边，这辆劳斯莱斯的底部全都着了火。那个孩子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如果汽车爆炸了，那我们早上西天了。但是就在那时，我脑子里还仍只是想着《比利·金》的旋律，根本没想到车若爆炸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甚至在大家忙来忙去想找一辆车带我们回去时，我还是静静的想着《比利·金》，完全沉浸在里面了。在写《避开》（Beat It）以前，我就想过我要创作一首能让我愿意到街上去买的摇滚歌曲，但它又要不同于一般的摇滚歌曲，像当时收音机里常播放的最佳歌曲四十首。写《避开》时，我脑海中一直想着学校的孩子们，我一直就喜爱为孩子们创作歌曲，为他们写歌，了解他们的所好，是很有趣的，他们是要求非常高的听众，你可不能糊弄他们。到现在，对我来说，他们仍是最重要的听众，因为我对他们的反应的确很介意，如果他们喜欢一首歌曲，那么它一定很棒，用不着再去看什么评选结果。在《避开》中，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我陷入了困境我会怎样去做。这是一个教训，它告诉我们应该憎恶并放弃暴力，对这点我深信不疑。《避开》告诉孩子们要机警，避免麻烦，我的意思不是说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转过去让人打，我是说，除非你被逼到墙角别无选择了最好避免暴力的发生，赶快溜之大吉。如果你打架受伤甚至死了，那你什么也没得到，反而什么都失去了，你是个失败者，怎么有脸面对那些爱你的人们呢？这就是《避开》的含意，我认为，真正勇敢而又聪明的人是能和平解决问题的人，他们用的是能和平解决问题的人，他们用的是智慧，而不是暴力。Q第一次给埃迪·凡·海伦打电话时，闹出了一个笑话，因为电话线路出了点毛病，埃迪以为电话的那一头不是个神经病就是个骗子，于是就把电话挂上了。接线员告诉Q电话断了，Q什么也没说，只是又重新拨了一次号码。埃迪同意了与我们合作，在《避开》中，他的吉他独奏出色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队伍中又来了新的成员，他们都是“托托”乐队（Toto)的。“托托”乐队的歌曲《罗莎娜》（Rosanna)和《非洲》（Africa)都是劲歌，在他们聚到一起组成乐队以前，他们每个人都是著名的音乐家，他们经验丰富，对录音制作的工作了如指掌，比如，什么时候该独自发挥，什么时候该共同合作，什么时候该听从制作人的指挥等等。史蒂夫·波卡罗曾和我们一起制作过《疯狂》，那时他也常常为“托托”乐队的表演伴奏，他是个弹电子琴的能手，制作《颤栗》后，他把他的全班人马都带来了。研究音乐的人都知道乐队的头儿戴维·帕奇是马蒂·帕奇的儿子，马蒂·帕奇曾和雷·查尔斯一起合作演唱了不少流行歌曲，比如《我不能停止爱你》（I Can't Stop Loving You)。我很喜欢《漂亮小宝贝》（Pretty Young Thing)这首歌，它是昆西和詹姆斯·英格拉姆合写的。以前在《满足为止》这首歌中，我有一种想说话的欲望，于是一开始有一段我的独白，我认为没什么必要来隐藏我说话的声音，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就有这种很轻柔的嗓音，我从没有意改变过或者有意琢磨它，就是我的声音，信不信由你。如果有人批评指责你什么，而这又是上帝赐给你的，是你本来就有的，想象一下，那些不真实的东西通过新闻报道得以流传，这是多么伤害人的自尊心。人们总是怀疑你是不是在说真话，你总得尽力为自己辩护，人们以此开始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你若被迫反驳他们，另外一个故事又出来了。过去，我总是尽量回避这些事情，不回答那些可笑的指责，因为这反而给他们制造了影响，做了宣传，别忘了，新闻这个行业可是要赚钱的，报纸、杂志是为了能卖钱而出的，准确、公正都可以忽视，甚至可以不顾真理。不管怎样，在《漂亮小宝贝》的独白中，听起来我比在上一张唱片中更加自信了，我还喜欢歌词中的一些隐语，像什么tenderoni（注：性感的一种俗语说法）或者sugar fly(注：做爱的一种俗语说法），这些你都是在字典里找不到的。我还把珍妮和拉托亚都叫来了，她们在背景合声中唱得真是棒极了，我和詹姆斯·英格拉姆用语音合成器改变了一下声音，出来后就像外星人说话一样。《人性》（Human Nature)是“托托”乐队带给Q的，我和Q都认为我们好久没听到这样美的调子了，它的音乐就像生了翅膀，甚至超过了《非洲》。人们总是问我，歌词中“为什么他对我那样……我喜欢这样去爱……”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你唱这首歌一定是有什么个人的原因，这常常都不是真的。接近听众，打动听众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一首歌的曲子可以做到这一点，有时则是歌的内容。好多人问过我关于《肌肉》（Muscles)这首歌，这是我写给并唱给黛安娜·罗斯的，我通过这首歌，唱出了长久以来我朝思暮想的对她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心。顺便说一句，“肌肉”也是我的蟒蛇的名字。《我生活中的姑娘》（The Lady In My Life)是最难制作的歌曲之一，我们反反复复的录制了好几遍，以求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但昆西总是对我不满意，尽管我们已经录了好几百遍了。最后，他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他要求我的是“乞求”，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要求我回到录音室，毫不夸张的为之乞求。于是我回去，让我们关上所有的灯，拉上所有的窗帘，包括和控制室相对的窗帘，这样我就不会感到太受干扰。Q开始录音了，我唱了起来，像在乞求，结果也就是你们听到的。录音公司终于向我们施加了强压了，催促我们尽快完成《颤栗》，一个录音公司的催促可是真正的催促。他们逼我们拼命的干，说是如果不在某日以前完成，那么《颤栗》也就别出版了。我们开始拼命的工作，累死累活为了赶上最后的期限，制作时开始简单了事，采取了许多折衷的办法，该怎么唱，该怎么演奏，都马马虎虎的凑合过去，我们走了许多捷径，结果差点儿毁了《颤栗》。我们最后聚在一起听马上要交上去的《颤栗》，它听起来就像一团破烂，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我们的压力太大了，加班加点完成《颤栗》的同时，我们还在为《ET外星人有声故事》工作，这也是有最后期限的。那些人互相争来争去，到头来，悲惨的结局就是《颤栗》一团糟，根本无法拿出手。我们坐在好莱坞的西湖录音室，听着整盘《颤栗》，我感到心灰意冷，内心被压抑的感情一下喷出，我气得要命，甩门而出。我跟我的人说：“就这样了！我们不能出版它，给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拿不到《颤栗》了，我们不能出版这种东西！”因为我知道这不行，根本不行，如果我们不停下来，检查检查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这盘录音就会成为一堆废物，它本来不应是这种面目的，我们都知道，慌乱之中制作唱片反而会毁了它，就像在剪辑时可以把一部伟大的电影剪得乱七八糟一样。一切都得慢慢来，不能着急。有些事就是不能催的。人们喊叫了几声，表示不满，但他们虽然感到懊恼，最终还是理解了。他们心里也清楚得很，只不过是我第一个说了出来。我意识到，我们必须从头开始，重新再做一遍。我们放了几天假，到外面呼吸了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再回来，个个精神振奋，面目一新，开始工作，每星期我们只制作两首歌。最后完成时，好家伙！简直震动了我们每个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也听出了与以前的不同，《颤栗》是拿得出手的。我们完成制作时都感到好极了，我激动万分，迫不及待的盼望它赶快出版发行。干完以后，没有举行过什么我能记得的庆祝活动，我们没去跳迪斯科舞，什么也没做，我们只是好好休息了一下。不管怎样，我宁愿和我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是我的庆祝方式。《颤栗》专辑中的三首歌制成了录像，它们是：《比利·金》《避开》和《颤栗》，这都是我已经精心考虑好了的，我下决心要把音乐与视觉结合起来，使其更形象化。那时，我看到过许多人制作的录像带，我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录像那么不经看，那么粗制滥造，孩子们别无选择，只好看那些无聊的录像。我的目标是在所有我能干的领域里，都要尽我最大的力量做好，所以，为什么不能拼拼命，为一张唱片勤奋工作，然后再制作出一个最棒的录像呢？我要制作出一个录像，能把你吸引住，能让你百看不厌。我一开始的要求便是要保证质量，我要在这项还是比较新的领域里做一名先锋，我要制作出我们所能制作的最好的音乐小电影，我甚至不愿称之为录像，我们是在拍电影，这是我要达到的目的。我需要在这个领域里最能干的人——我们能请到的最好的电影制片人，最好的导演，最好的灯光师，我们不是在制作录像，而是拍三十五毫米镜头的电影，我们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为了第一部录像《比利·金》，我会见了好几位导演，希望能找到一位真正独一无二的人才，但大多数导演没有拿出什么最新的东西。同时，我还得考虑到更重要的，录音公司跟我说他们的预算很紧张，最后，我决定自己花钱拍摄《避开》和《颤栗》，我不想在钱上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最后的结果是我拥有这些影片。《比利·金》是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钱拍摄的，差不多花了二十五万美元，在那时，制作录像花那么多钱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我很高兴他们相信我的能力。导演《比利·金》的史蒂夫·巴伦非常富于想象力，他总是能想出创造性的主意，虽然一开始他不同意在影片中有舞蹈，但我感到人们喜欢看舞蹈，录像中有跳舞会更好。录像中有一个我垫脚站立的定格，那是即兴表演。好多其他的舞步也是这样跳的。《比利·金》给看“音乐电视台”（MTV)的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轰动一时的录像。《避开》的导演是鲍勃·吉拉尔迪，他导演过许多广告。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决定《颤栗》中下一张单曲将是《避开》，我们必须为制作录像赶快找一个导演。我认为，《避开》必须把它的本意确切的表现出来，城市中大街上的阿飞们互相争斗，必须是非常粗野蛮横的，《避开》就是要表现出这样的场面。我回到洛杉矶后，看到了鲍勃·吉拉尔迪的一部录像样片，我马上知道，他就是我要为《避开》找的导演，我很喜欢他讲故事的那种方式。我找到他，跟他谈到了《避开》，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慢慢探讨，编出了情节，不断的加工改造，精心雕琢，创作出了《避开》的录像剧本。我在写《避开》时，脑中就有着街上阿飞的形象，于是，我们找来了洛杉矶最最厉害的一群阿飞，来帮我们一起制作《避开》，事实证明这是个好主意，也使我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找了不少野孩子，他们甚至没去过更衣室。虽然那些人都不是专业演员，但在第一幕的弹子房中，他们都是那么严肃认真，表现出了真实的生活。现在，我和他们没什么接触了。一开始他们还挺吓人的，但我们有保安人员，可以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一切。当然，不久我们就意识到，这些都没什么必要，那些阿飞们和我们打交道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谦恭、温顺和善良，休息时我们给他们提供饭食，他们吃光后都把盘子收拾好。我逐渐认识到，他们之所以这么坏，这么蛮横，是想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需要关注与尊敬，而现在，我们会让他们在电视中露面了，他们都喜爱的要命，“嗨，看我，那是我啊！”我想，这些就解释了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是社会的叛逆，但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注与人们的尊敬，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想让别人注意到他们，我给了他们这种机会，至少有那么几天，他们是明星呢。他们对我真是好极了，有礼貌，文静，支持我的工作，我跳完舞，他们都来称赞我，我知道他们都是真心的。他们总是让我签名，常常在我的活动拖车周围转，无论他们要什么，我都给他们，照片，亲笔签名，“胜利巡演”的门票，随便什么东西。他们真是一群可爱的家伙。最后《避开》终于上银幕了，你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录像，你可以感觉出那些人的感情，你知道了街上阿飞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知道了他们的经历，你看了《避开》，知道他们是野蛮的，他们演出时确实是表现出了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演的就是他们自己，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演员在演什么戏，这是真实的生活，你得到的感觉也就是他们的。我一直在想，他们是否和我从这首歌中得到了同样的启示。《颤栗》初次发行时，录音公司推测它将会卖出几百万张，总的来说，所有录音公司都会认为，新的一张唱片不会比你以前出的唱片更好，他们总是认为上次卖出那么多是你交上好运了，或者认为卖出的唱片数是你的听众的数目，不可能再增加多少，他们给商店共送去几百万张，来应付那些买者。除非，你又交上什么好运了。一般来说都是如此，但我要用《颤栗》改变他们的态度。来帮助我的人中有弗兰克·迪莱奥，当我遇到他时，弗兰克是Epic公司的推销部门副经理。霍罗恩·韦斯纳、弗雷德·德曼一起，弗兰克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实现了我对《颤栗》的梦想。在好莱坞的西湖录音室里，弗兰克第一次听到了《颤栗》的一部分，那时大部分歌曲都完成了，弗兰克和我的经理弗雷德·德曼在一起，我和昆西给他表演了《避开》和《颤栗》这首歌的一部分，当时，《颤栗》这首歌还在制作中。我们的表演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就开始认真的谈到了如何打开这张唱片的销路。弗兰克工作确实努力，以后几年他一直是我的得力助手，他对录音出版事业了解得深入透彻，这对我们的事业非常有用。比如，当《比利·金》的销售量处于第一时，我们又发行了《避开》的单曲，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惊讶的说：“你们疯了吗？这会毁掉《比利·金》的。”但弗兰克告诉他们别着急，两首歌的销售量都将是第一，也都会进入最佳歌曲前十名，事实确实如此。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局势明朗起来，唱片的销售量简直惊人，超过以往的最高记录，每次他们发行一张单曲，整个唱片的销售量便猛涨。这时，《避开》的录像出版发行了。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在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我演唱了《比利·金》，通过全国的电视网实况转播，差不多有五千万人观看了演出，从那以后，许多事情就有了巨大的变化。早在一个月以前，也就是四月份，为纪念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汇演就已定了下来，汇演的全名为：“摩城，二十五周年，昨天，今天，直到永远”。我不得不说我是迫不得已才参加汇演的，但我现在感到很高兴，因为那次汇演成了我一生中最最快乐最最自豪的时刻之一。早先我就提到过，一开始我就拒绝了这个主意，他们一直请求我作为“杰克逊家族乐队”的成员之一与大家一起表演，然后我再单独一个人表演个节目，但我们没有一个再是摩城公司的人了，我与我的经理韦斯纳和德曼为这事儿争论了好久，我想到了贝里·戈迪过去曾给予我和整个小组那么多帮助，但我跟摩城公司和我的经理说，我不愿意上电视，我对电视几乎没什么好感。最后，贝里亲自跑来找我谈话，当时，我告诉他我在那儿，他跑到录音室里剪辑《避开》，大概是有什么人告诉他我在那儿，他跑到录音室，跟我详细的谈了半天，最后我说：“好吧，但如果要我表演，我只想演《比利·金》。这大概是那次汇演中唯一的非摩城公司的歌曲了。贝里告诉我，他想要的就是让我随便去做，什么都行。我们还同意了先唱一首杰克逊的歌，杰梅恩也参加。想到杰克逊五兄弟又将重聚一堂，我们都激动万分。于是，我们兄弟几人又聚到一起，开始为汇演排练。和大家重新在一起工作真是好极了，就像过去的“杰克逊五兄弟”乐队的日子一样，我们在恩西诺的家里，一起设计编排动作，一起排练了许多天，我们还录下了每次的排演，以便以后还可以看，杰梅恩和马龙都做了不少工作。后来，我们又到帕萨迪纳的摩城公司去排练，我们表演了一下，虽然我们为了保持精力都没有很卖劲，但去那儿观看的人们每次都为我们鼓掌。然后，我又排练了一下《比利·金》，我只是随便走了几下，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样做，再说，和大家一起排练很忙，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了。第二天，我给我的经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给我订做一顶间谍帽，很阴森的那种圆边圆顶帽子——像秘密间谍的一样。”我想要顶帽子，特殊一些，又显得阴险一点，能盖住眼睛，但表演时该怎么办，我心里还是没底儿。制作《颤栗》时，我找到了一件黑夹克，我说：“你知道，我有一天会穿着它表演的。”穿上它简直是棒极了，我在摩城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时穿上了它，大大炫耀了一番。但是在计划汇演的头一天晚上，我对我的单独表演仍不知如何是好。我跑到家中的厨房里，打开录音机放《比利·金》，声音开得响极了，汇演的头一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呆在那儿，让歌声来告诉我该怎么办。舞步好像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我似乎是让歌声来跟我说话，我听着鼓点“嘭嘭”的响，我拿起一顶间谍帽，开始摆姿式，迈步子，在《比利·金》的节奏中跳了起来，我不由自主的跳着，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往前走却又在后退，跳得真是高兴极了。虽然我在表演中的大部分动作都是即兴的，但我一直在练习某种舞步和动作。我练习太空步已经有一阵子了，在家里的厨房中渐渐跳的熟练起来，最后，第一次在摩城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上跳了太空步。那时，太空步已经在街上出现了。但我在跳时又把它提高了一些，它是一种霹雳舞步，节奏很快，在黑人区大街的角落里，黑人孩子创造了这种舞步。黑人们真是富于创新精神的舞蹈家，创造出了许多地道又简单的舞步。所以我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让我来跳舞。”我跳了，是三个黑人孩子教给我的。他们教给我基本动作，我私下又改进了许多，把它与其他的舞步结合起来。我心里很清楚，在表演《比利·金》时，我会跳得同时往前走，又往后走，象在月亮上行走一样。计划好的那一天来了，但摩城公司改变了计划，推迟了汇演。于是我离开大伙，独自一人开始排练，这时我已拿到了订做的间谍帽，我的哥哥们问我帽子是干什么用的，我告诉他们说等着瞧吧。我只请纳尔逊·海斯一个人帮忙：“纳尔逊——我和我的哥哥们表演完，灯光灭了以后，你在暗中悄悄把帽子塞给我，我就站在角上，躲在幕后，跟观众们说话，但你别忘了，在暗中把帽子塞给我，递到我手里。”演出的那天，我和哥哥们演完了以后，我走到舞台的边上，说道：“你今天真是美极了！我想说，过去的日子是那么美好，我忘不了和哥哥们、包括杰梅恩在一起度过的美妙的时光。但是，我真正喜欢的”——这时，纳尔逊把帽子塞到了我的手里——“还是那些新的歌。”我一下子转过身，抓着帽子，在《比利·金》的快节奏中表演起来。我可以想出，人们在看我的表演时是多么的高兴，我的哥哥们跟我说，他们都挤在幕后，张着大嘴看着我表演，而我的父母和姐妹们都坐在观众席中。我呢，只记得在最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人山人海在欢腾，大家都站起来使劲鼓掌。一时间，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我知道我已经尽了全力，感觉很好，非常好，但同时，我对自己又感到失望，我本打算在最后做很长时间的旋转，然后一下子踮着脚定住，停那么一会儿，但我没有能停的像我想象的那么久，我旋转了，也用一只脚停住了。但我想定在那儿，可我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