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审讯是星期一开始的，而我被送回牢房时，已经是星期六夜间了。他们对我连续审讯了五个昼夜。我蒙蒙眬眬己得当时的情景。第五个夜晚，我不时地昏过去，每昏过去一次，也就轻松一次。我第一次认识到，大自然会有这样奇异的办法来补偿疲惫不堪的身体。我就那样一次又一次长时间地昏死过去，我一定是在这种时刻被送回牢房的。审讯一直没有中断。我全身肿得很厉害，而且还尿血。虽然有时候允许上厕所，但时间不长，实际上女看守也跟着一起去。　　在监狱里，温妮仍十分担心津荠和津妮的下落。她们当时是因为学校放假才回家休息。临被捕之前，温妮要求把她们送到她姐姐尼基韦·克萨巴那里，但被粗暴地拒绝了。温妮不时地想：“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审讯是由野蛮的斯旺波尔少校指挥的。他为了使温妮屈服，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除了疲劳轰炸外，他还使用一些卑劣的手法。在审讯中，他不止一次地侮辱温妮：“你会被完全驯服，你会被彻底摧垮，你是个不可救药的女人。”“你还反抗什么？你在政治上已毫无本钱。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你想为我们工作，不管你想与不想都无所谓。”他还在监狱内外散布“曼德拉夫人是叛徒”的谣言，以恶意中伤这位坚强的女性。　　当这些手法都无济于事时，他又从人格上低毁温妮。有一次他对温妮说：“你知道吗，人们认为纳尔逊是个伟大的人，认为他入狱是因为他想为人民作出牺牲。如果我有个像你这样的老婆，我也会像纳尔逊一样，到监狱去寻求保护。他为了躲开你而跑掉了。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同别人的丈夫开会开到凌晨4点钟？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然而，他的这些卑鄙伎俩未使温妮屈服。恶劣的卫生条件、长时间的折磨和摧残使温妮的失眠症加重，同时也患了营养不良症，牙床因缺少维他命而出血。　　但也正是这种铁窗生活，使曼德拉夫人开了眼界。首先，她有幸与一些老一辈的妇女英雄一起，从而学到了很多东西。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正是这些伟大的妇女，亲手造就了今天的我。”其次，她也更深刻地认识到种族矛盾的尖锐。她发现，那些欺负她们的阿非里卡人实际上被黑人吓得丧魂落魄，“以至于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成了囚犯”。经过这一场洗礼，温妮更加成熟了：“在监狱里，我倒觉得更加自由了。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比在讲台上就这些信仰慷慨陈词更能令人感到心满意足。监狱对我的灵魂的净化超越了任何其他东西。”　　有时，为了其他犯人的利益，温妮也像她的丈夫一样挺身而出。有一次，一个警官企图虐待一位名叫玛莎·德拉米尼的妇女，温妮气愤地对他说，“看你敢动她！看你敢动这位妇女一根毫毛！”那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但他还回过头来威胁温妮：“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后来，3名女看守对温妮大加训斥，向她挥舞着警棍说：“如果你再那样说话，小心这个。”温妮毫不畏惧地回答说：“那就请便吧，你们这些该死的蠢婆！”与她一起被囚禁的南非妇女界和工会领袖丽达·恩赞加曾回忆温妮在狱中的表现，认为她是一个有勇气、有胆量的妇女，对恶势力毫不畏惧，“她本人就是一个领袖。”　　这次对她们的指控是“促进了一个非法组织的目标”，“以重建和壮大非洲人国民大会为共同目的”，但因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国家撤回了起诉，温妮·曼德拉和其他被告于1970年2月16日全部获释。然而，她们还未离开法庭，警方又按“恐怖主义法”第6款，以完全相同的罪名立即将她们重新拘留并单独关押。6月，全国各地举行抗议集会，政府当局不得不撤销对这些政治犯重新起诉，1970年9月14日，她们再一次获释。　　在温妮被关押期间，曼德拉心急如焚。他四处托人打听她的下落，最后，他才知道温妮被关进了比勒陀利亚的中央监狱。在他后来写给温妮的信中，他赤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虽然我总是试图表现得很勇敢，但是却不能容忍他们把你投入监狱。很少有什么事情像这种特殊的痛苦那样扰乱我整个生活。而这种苦难似乎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扰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5月到1970年9月那段令人极其痛苦的经历……我深知，你的受难是因为你对孩子和我，以及对我们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　　也是在这段时期，曼德拉的长子滕比因车祸丧生，这给了他极大的打击。滕比从小与父亲关系很好，此时年仅24岁。曼德拉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言不发地回到牢房。“他呆在他的单身牢房里，与外界隔绝。然而，西苏鲁注意到他沉默寡言，就到他那儿去问出了什么事。纳尔逊将事情告知他。西苏鲁陪着他呆了很长时间，和他谈心。”在罗本岛关了12年的麦克·马哈拉吉这样回忆。　　就这样，曼德拉夫妇以这种深沉的爱——相互的爱慕，对亲属的眷恋和对人民的热爱，来拥抱这个世界。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八章　罗本岛岁月第十八章　罗本岛岁月　　·监狱的一天：起床、洗漱、早饭、苦工、洗澡、吃饭、睡觉　　·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　　·致司法部长的请愿书　　·进步党议员苏兹曼夫人的访问　　·牙医诊所——越狱的企图　　·曼德拉与白人看守的友谊　　·“我哭泣，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一场厚颜无耻的偷袭　　罗本岛位于离开普敦西北方向7英里的桌湾。岛上地势平坦，布满岩石，风势很猛。这里最初的居民是海豹（荷兰语叫做罗贝）和蛇及其他动物。当以范·里贝克等第一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在开普敦建立了殖民地后，他们发现此地适合作监狱。汹涌的波涛既阻止了其他人靠近，又可防止犯人逃跑。冬天，这里寒风呼啸，无遮无掩，气温比大陆上更低。夏天，太阳照在岩石上，石灰岩被炙烧得滚烫，这里比大陆上更热。　　自从罗本岛变成监狱以后，它成了白人压迫黑人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了黑人反抗斗争的一个象征。1658年，科伊人与荷兰人为争夺生存权开战。为保卫祖先生活了几百年的土地，科伊酋长奥特舒马约率领部落人民英勇反击荷兰人的蚕食，不幸战败被俘。荷兰人将他流放到罗本岛，然而他竟然逃脱，又回到了山林。奥特舒马约是惟一从罗本岛逃离的犯人。充满种族歧视的白人历史著作中也不得不提到他，但将他称为“流浪者哈里”。　　早期的科萨人英雄马卡纳曾举起义旗，在格雷厄姆斯敦一带对英国人发起进攻，但由于武器上的悬殊而失败。这发生在1819年。1820年，马卡纳不幸被捕，被流放到罗本岛，在越狱时被海浪夺去了生命。后来一些犯人将此岛也称为“马卡纳岛”，以纪念这位勇于向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权挑战的科萨人英雄。随后，科萨人酋长马科马在“卡佛尔战争”中被击败后，也被流放此岛。另一位酋长兰加利巴列列被纳塔尔特别法庭判处“最高叛国罪”，也于1873年被流放罗本岛。此外，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一些领导反抗运动的土著领袖也被流放此地，爪哇岛的谢克·阿卜杜尔·拉赫曼·曼杜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被作为政治犯囚禁在罗本岛，在此了却一生。　　根据南非司法部长1959年的决定，罗本岛成为囚禁“非白人”（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男性政治犯的最太监狱。罗本岛周围1英里范围之内不允许其他船只进入。这个岛上的监狱实际分为三处。第一处为隔离监禁所，这是在旧监狱旁边新建起的特殊监狱，共有88个牢房，它与旧监狱之间有一道6米高的大墙相隔。每个牢房约7平方英尺，有一个照明用的灯泡。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等重刑犯和一些“知识分子”犯人被关在隔离监禁所。　　第二处为恐怖分子集中营，囚禁来自纳米比亚、罗德西亚和南非共和国的自由战士。这些犯人多为进行武装反抗或游击作战的非洲人。第三处为总集中营。原来每个容纳25名犯人的牢房，到60年代初要挤进60人。这里除关押了政治犯以外，还关押了300多名服无期徒刑的黑人刑事犯。犯人的床就是两块草垫，一块铺在水泥地上，一块卷起来当枕头。冬天有三条毯子，夏天两条。据一位被囚禁过的犯人回忆，“膳食很差，以致很多人患了结核病。经常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准吃饭，如没有扣好衣服钮扣，说话或吸烟，等等。”　　曼德拉刚到罗本岛时，被关在总集中营一个临时的“锌皮房”，新建的隔离监禁所完工后，他们共33名重要政治犯被带到这一新牢房，与其他犯人隔绝。最初，曼德拉等“利沃尼亚人”被整天关在牢房，没有任何户外活动。后来经过犯人们的斗争，监狱当局同意让他们到院子里“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劳动”——打石头，即将采石场采的大石块碎成石料。后来，还让犯人从冰冷的海水里捞取海带。据说，这些海带经过加工装船运往日本。　　最艰难的工作是采石灰。罗本岛中部有一个石灰石采石场。从1965年2月到1974年，这些政治犯每天早晨排队到采石场，然后被解开脚镣。犯人们下到一个很大的石灰石田地，用尖镐和铁锹挖掘石灰石。他们一刻不停地挖石、装车，手和脚都起了泡，腰酸背痛。特别在夏季，烈日烤得石灰石很烫，犯人们还要在看守的监视下苦干。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石灰粉，有时吹到眼睛里，十分痛。这种劳动强度大，对犯人健康很有害。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反复交涉下，监狱才同意停止让政治犯挖石灰石。但据狱友后来透露，这种工作仅在1975年停了一段，以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后来又恢复了。　　最初，曼德拉等人被列为D类犯人，其与外界接触的待遇是：每6个月允许写一封500字的信，允许亲属探监一次，但只能谈家庭琐事。后来，曼德拉被升为A类犯人，待遇有所提高：每个月允许写3封信外邮，也可以接收3封信；每个月允许两个人的两次探监，每次半小时。根据规定，A类犯人允许“接触性探监”，即探监者和犯人可以有肉体接触，但是曼德拉等A类政治犯没有此种权利；同时一般A类犯人可以看报、听收音机，而曼德拉等人也被剥夺了这种权利。　　监狱的生活是十分单调的，据曼德拉的好友、在罗本岛过了12年铁窗生涯的麦克·马哈拉吉回忆：　　早上被叫醒后，我们通过走廊走到集体的盥洗室，这是洗澡室和厕所。我们有半个小时洗漱并洗涮便桶的时间。共有四个洗涤槽供30人洗漱。如果我们想洗澡，也必须在这半个小时内完成。　　早餐是由圆桶送到隔离监禁所的门口，然后由政治犯志愿小组来打饭。从开门到吃完早饭是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出去干活。在早些年间，我们还可以享受步行到工作地点的奢侈，这样我们可以一路上看到点岛上的景致。但后来他们为了防止我们与其他犯人接触，就把我们装进卡车运到工作地点。　　我们开始工作，不停地干到吃午饭。午饭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饭是用圆桶送来的，我们自己盛，然后坐下来吃，露天，没有桌子，就坐在地上吃，餐具则是一把句和一个铁盘子。下午3点半或4点钟，我们散工了。我们必须回到牢房，在半个小时内所有的犯人都要洗完澡，然后吃晚餐并洗涮餐具，在4点半或5点差一刻的时候又被锁进牢房。这样，看守可在5点准时下班，而下一班看守可准时接班。　　从5点起，如果我们没有获准学习的话，可以在自己的单胖房呆到8点，然后必须上床睡觉。那些允许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水平的犯人可以学习到10点。那些允许修大学课程的则可呆到11点。　　就是在这种单一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始终把他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从被送进罗本岛监狱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率领全体政治犯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为了改善生活待遇和监狱条件，他们进行了绝食、罢工、派代表团谈判和向司法部长写信等活动。1966年7月，当曼德拉等关在隔离监禁所的重要政治犯得知总集中营的犯人已开始绝食，以反对恶劣的生活条件时，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绝食。虽然监狱当局不断用美味可口的牛肉和新鲜青菜引诱政治犯，但曼德拉等人始终如一，一直坚持到总集中营派人与狱方谈判通知绝食结束为止。曼德拉回忆：“这是岛上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他多次代表政治犯向监狱长写信，但监狱长或是长期不露面，或是借口太忙，并警告曼德拉不要代表他人说话。但在曼德拉的一再坚持下，才建立了反映意见的制度。开始规定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讲话，但这种反映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最后，又改进为派代表交涉的制度。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待遇；在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这作为处罚的工具。一些其他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　　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海伦·苏兹曼夫人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犹太富豪家庭，毕业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经济学贸易学士学位，二战后任教于该校。1947年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参加统一党。1959年她与11名统一党议员退出该党，另组进步党。1961年大选时，她是进步党人选议会的惟一党员，直到1974年，她一直是反对南非当局种族主义政策的惟一反对派议员，多次强烈抨击议会通过的压迫黑人的法令。由于她坚持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在70年代，赞比亚、加纳、塞内加尔、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先后邀请她访问。　　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他指出，历史上那些因武装反抗政府而被判决终身监禁的白人都先后被释放。据此，他们这些黑人造反者也应当享受同样待遇。苏兹曼夫人则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据马哈拉吉回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　　曼德拉以他的高昂斗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前途的坚强信念赢得了所有难友的信任和爱戴。一名自由党党员埃迪·丹尼尔斯曾与曼德拉同关在罗本岛。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到了监狱，政府有两个目的：摧毁我们的士气和让世界忘掉我们。他们灰溜溜地失败了。由于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使你坚强起来。”在丹尼尔斯生病时，曼德拉嘱咐其他的难友一起照顾他，而曼德拉自己也经常来看望他，还帮他倒大小便，清洗便桶。难怪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曼德拉作了如下评价：　　曼德拉先生是一位善良的人。他能同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同乞丐一起散步。我要告诉博塔，他如果同纳尔逊·曼德拉说话，他就是同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同一个狂暴的人说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　　曼德拉也是监狱内各种政治活动的组织者。由于生活单调，有些犯人只好以聊天来打发时间，曼德拉则不然。他的聊天总是与政治有关，往往是有针对性地找人谈，谈组织之间的关系、难友们的抱怨、针对监狱当局的联合行动等。据难友迈克尔·丁加基回忆，“在所有的政治犯中，纳尔逊是各种讨论的最热心的参加者。他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内部的正式讨论，还与其他组织的成员进行非正式的、双边的或小组的讨论。”为了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和辩才，曼德拉还组织辩论，迈克尔还记得有好几次被曼德拉辩得败下阵来。　　从入狱的那天起，曼德拉和难友们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念头，但最大的困难是大海。一个名叫杰夫·马斯莫拉的难友甚至乘看守不备，将监狱钥匙用肥皂套下模子，并自己想法做了一把开监狱大门的钥匙。1974年的一天，难友马哈拉吉被带到开普敦一个诊所看牙医。他发现，这位牙医自己也有一个亲戚被关在监狱，对政治犯十分同情。更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诊所二楼的窗户下就是一条小路，这不正是逃跑的绝妙地点吗？　　回到监狱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悄悄地将此信息告诉了曼德拉和其他几位难友。他建议可以约几个人一起实行逃跑计划。于是，好几位难友都申请去看牙医。有一天，马哈拉吉、曼德拉、姆克瓦依和另一名犯人一起去看牙医。临行前，他们三人已通好气，一致同意越狱逃跑，但第四个犯人拒绝一起行动。曼德拉对此人有些怀疑，说：“他是否会去告密呢？”当他们三人来到牙医诊所时，发现二楼的窗户确实如马哈拉吉所说，正对着小街。三人高兴极了。突然，马哈拉吉皱起了眉头。他小声地说：“有点不对劲。大白天，又是在开普敦市中心，街上怎么会没有一个人影呢？”果真，街心死一般的沉寂。一上次我在这儿时交通拥挤，人来人往。这可能是圈套。”曼德拉也同意他的判断。这样，此次越狱计划只好放弃了。　　在凯西和西苏鲁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凯西则建议：“你知道什么时候发表这部回忆录最适宜吗？你的60岁生日那天。还有四年功夫呢。”但是，在监狱里写东西谈何容易。曼德拉说干就干，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10点钟起来后一直工作到凌晨。在采石场工作后，他睡到晚饭时刻，然后吃完饭再睡。后来，他告诉狱方，睡得不舒服，不能到采石场工作。这样整个白天都可以用来睡觉。　　曼德拉的进度很快，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他即完成了初稿，他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利沃尼亚审判，以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手稿以一种流水作业方式在几位难友中传阅。凯西一般在第二天拿到曼德拉头天晚上完成的手稿，写下评论，一起读给西苏鲁听。然后，凯西将两人的意见一起写在手稿上，再转给奇巴。奇巴于第二天晚上将手稿压缩为“近乎显微镜里才能看到似的缩写”，将10页手稿上的内容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将手稿带出去则是马哈拉吉的任务了。马哈拉吉将这些缩写手稿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在他被释放时将手稿带出去发表。　　但是，原手稿也应妥善保存啊！只有在缩写稿顺利带出去以后才可以销毁。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几个星期后，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几天以后，副监狱长鲁埃将曼德拉、西苏鲁和凯西三人叫去，以滥用学习权利非法写书的名义取消了他们的学习权利。　　曼德拉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前途的信心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难友。针对监狱当局的种种限制，他据理力争。有一次，他向监狱负责安全的头目奥堪普上校严正地提出，他有权与奥立弗·坦博建立通讯联系，以交换彼此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看法。难怪与曼德拉～起坐了12年牢的马哈拉吉谈到：“他对前途的信心一直在增长。他从来没有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能活不到出狱了。无论在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很乐观。”　　曼德拉不仅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的核心，他还注意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他在监狱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更深切地认识到在南非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国度里，要反对种族隔离制，民族团结是何等重要。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连监狱的看守都不放过，千方百计与他们打交道，以图建立比较正常的工作关系。在上、中、下三级监狱官员中，他与中层官员的关系最差，这大概是因为这一层官员为了向上爬，往往不顾廉耻，不讲道德。而对上层，曼德拉总是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同时也要求他们帮助解决一些监狱管理问题。对于下层，曼德拉则力争搞好关系。他和白人看守格列高里的友谊即是一例。　　刚与曼德拉接触时，格列高里对关于他和其他黑人领袖的谣言深信不疑，认为曼德拉是恐怖分子。格列高里后来说：“我那时对他们这种人仍有偏见，以为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将我们赶下海去。”然而，曼德拉的自强自尊和深沉含蓄的气质很快就打动了他。他说：“我发现曼德拉可能天生是个领袖，我开始尊敬他。”这位代号为466／64的重要政治犯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深得其他人的尊敬。尽管他一向温和，但格列高里注意到他有一次真正发火了。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说他是个浪费时间的“黑鬼”。曼德拉极其气愤，他用颤抖的声音狠狠地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拯救你。”　　在看管曼德拉的15个看守里，格列高里与曼德拉关系最融洽。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谈各自的遭遇和各自的家庭。格列高里回忆道：“我们喜欢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高大的橡胶树下交谈，互相理解，从不为政治问题争论，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格列高里对温妮也很尊重。有时温妮探监时坐下来等曼德拉，格列高里则很诙谐地说：“您的丈夫马上就来。他正在冲澡和刮脸。为了您，他非要打扮得潇洒漂亮不可。希望您不要在意这几分钟的延误。”从来没有白人看守对温妮这样和气地说过话。一旦探望结束时，其他看守总是恶狠狠地喊：“时间到2”而格列高里则会说：“曼德拉夫人，还剩下最后五分钟。”　　曼德拉与格列高里的共同不幸遭遇也使两人更接近。1970年，曼德拉的大儿子因车祸不幸身亡。4年以后，格列高里的儿子也死于车祸。这种相同的家庭悲剧使两人经常长时间恳谈。格列高里还抽出时间为曼德拉处理家庭危机。如有一段时间，曼德拉的第二个儿子马加索不肯上学，这引起曼德拉焦急万分。后来，由格列高里出面，将马加索送进了学校。以后，又送他读了大学。　　然而，这种不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了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有人扬言要在街上打死他。这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保镖。　　对于铁窗里的曼德拉而言，外来邮件和家属探监占有他生活极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他的孩子们的探望更使他欣喜若狂。因为监狱有规定，2岁到16岁的孩子是不准到监狱探视的，所以津妮长到16岁时，才又一次看到阔别了11年的父亲。她后来回忆：　　他有16年没抱过孩子了。他见过我们，但从来没有模到过我们。我担心他会受不了。但是我想，如果我能鼓起勇气，那么爸爸也就不会瘫倒下去。我向他走去，差点儿把孩子掉到地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直接接触。我把孩子交给丈夫，猛地跑向爸爸。我们一定相互拥抱了很久很久。爸爸身后站着两名警察。后来，爸爸接过孩子，一直抱在怀中不放。他留意到孩子该换尿布了，他甚至拍她打饱嗝儿，仿佛他完全知道该做什么。他和孩子一起玩，一直玩到她睡着了。　　曼德拉不仅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更关心她们的事业和志向。二女儿津荠热情奔放，很像妈妈。她读完中学回到南非后，因南非政府拒发护照，因而不能出国深造。她长期陪伴着孤独的母亲，从十几岁就开始写诗，抒发自己的感情。怀着对父亲的深深眷念，她写道：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散落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那树干，我的父亲，　　　　那枝桠，全靠它支撑。　　　　那果实，　　　　是孩子和爱妻，　　　　他们对他珍贵无比。　　　　他们该是多么甜美，　　　　多么可爱，　　　　可是却都撒落在地。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　　　　那树根，意味着幸福，　　　　被切断了与他的联系。　　曼德拉不断从来信和来访中得知津荠的成就，十分高兴。他在给津荠的信中写道：“你已收到你的第一笔稿酬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他又告诫津荠：“写作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它可以把你直接推向世界中心。而要成为第一流的撰稿人，你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艰苦劳动，寻求美好而新颖的主题和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在曼德拉的鼓励下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津荠在1978年出版了她的诗集《我的黑皮肤》，同时她的书还获得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奖，这是专门奖给描写无私和人类尊严的优秀儿童作品。她还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从事父母因遭囚禁和放逐而不能参与的事业。　　温妮的探视对曼德拉来说有如阳光和水分。每次，他急切地盼望温妮的到来；会见结束后，他仍陷入那深深的怀念之中。有一次，他在信中说：“你身体是瘦了一点，不只我一个人这样看，但看上去仍然很好，十分富有魅力，尤其是在星期天上午，当你佩戴的耳坠一直垂到胸前时！探视结束的时候，我真想亲吻那块玻璃隔板。”然而，有一次，温妮要求探监的要求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荒谬绝伦：曼德拉不愿看到他的妻子！　　曼德拉气愤已极，他去找看守官普林斯中尉。这个在犯人中已臭名昭著的中级官员颇为轻蔑地说：“我想您夫人是想捞点知名度。”这种恶意中伤使曼德拉几乎失去了理智：这帮无人性的东西！我的温妮被这残酷的制度折磨得不成样子，他倒编出这种理由。曼德拉对普林斯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吼起来，他冲出监狱办公室，将门嘭地一声带上。　　监狱当局很快就指控曼德拉行为不检，威胁监狱长。曼德拉听到这消息后，可谓求之不得。他立即准备了一份反指控书，对普林斯、他的上司、整个监狱当局和种族隔离制度提出指控。但他的辩护律师对他的辩护方式不赞同，认为这会激怒法庭和监狱当局，形成对抗局面。“激怒？谁激怒谁？”“我们不是处在一种对抗的社会吗？我们不是目睹了一幕幕白人警察殴打逮捕黑人示威者的场景吗？我们不是看到了赤手空拳的黑人被枪杀后的尸体和血迹吗？这些不是对抗又是什么？！”曼德拉愤怒地说。曼德拉坚持他的辩护方式：没有道歉，只有反指控和大胆的挑战。　　然而，这一场挑战却因为监狱当局的卑鄙伎俩而无限推迟了。原来，在曼德拉与他的辩护律师商量对策时，所有的谈话均被窃听了。这样，曼德拉的挑战策略在他挑战之前即被对手全部知晓。色厉内在的对手是没有胆量在这种场合下出庭的。他们在策划新的阴谋，在策划如何将曼德拉的全部辩护材料没收。但是，曼德拉的警觉，他的法律知识，他的知名度和他的胆量，使监狱当局的企图又一次失败。　　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窃听事件发生后，监狱一方面不得不修改监狱法规，以对付曼德拉的指控，监狱当局干涉他的合法咨询律师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曼德拉所邀辩护律师访问罗本岛的日期推迟。一天，曼德拉收到律师的信，告知审判将于某天举行。与此同时，狱方也告诉曼德拉审判将在那一天举行，他的辩护律师也获准代表他出席审判。然后，当那一天快到时，曼德拉的律师突然收到狱方的通知，告诉他不必再来，因为指控曼德拉的起诉已被撤消。　　曼德拉并未被告知这一变化。当他带着辩护材料充满信心地走进法庭时，才知道他的律师没到。随后，法庭宣布撤消对被告的起诉。这时，一群监狱官员围上来，威胁说：“请你交出所有的辩护材料。”这真是一场厚颜无耻的偷袭！最后，曼德拉的这些材料被收走了。经过曼德拉长期不懈的斗争，监狱当局后来不得不将这些文件退还曼德拉，但却禁止他将材料转交给他的律师。　　为了充实自己并为将来出狱后的工作作准备，曼德拉抓紧监狱的每一分钟时间学习，他的学习热情带动了其他的难友。他起初被关进罗本岛监狱时，监狱当局同意他继续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士的课程。在学习中，他遇到了难以克服的资料困难。伦敦大学的法律考试要求学生了解英国法律方面的最新发展状况，而身困囹圄的曼德拉不可能及时得到这些最新资料。1968年，监狱当局开始阻挠犯人的自学。首先，一切研究生课程均遭禁止，而且法学士被认为是研究生课程，也一起被禁。当局告知曼德拉，他只能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完成这一课程。没过多久，他就被禁止继续攻读法学士课程。　　1968年至1969年间，狱中的学习遭到了各种阻碍和限制。犯人自学需通过函授学校，而监狱当局则大肆败坏函授学校的名誉。同时，大学人学考试的函授课程也大大受到限制，如法律、历史、商业法、速记和打字等科目都不能读。在函授语言课目中有茨瓦纳语、科萨语、祖鲁语、阿非里卡语、英语、法语、德语，但犯人并不允许学习所有这些语言。茨瓦纳语、德语、法语即遭禁止，理由十分荒唐：监狱当局没有适当的检查官来检查这些语言的教科书。1976年，曼德拉又开始计划攻读商学士。为了进一步了解外部情况，分析国内政治动向，曼德拉又在监狱里自学阿非里卡语，并通过六级考试。　　其他的政治犯也抓紧时间学习，他们中收获最大的是被难友们称为哲学家的戈万·姆贝基，他在服刑期间竟然获得3个学位：文学士、经济学学士和荣誉文学学士。凯斯拉塔被捕前一直在读历史，关进罗本岛后，他如痴如狂地收集各类书籍来建一个“图书馆”。他的收藏小具规模，但受到看守的严格限制，如当他们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写的历史著作为犯人们所喜爱时，就将它收走了。为了加深认识、互相促进，曼德拉还常常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菲基利·班姆就非常喜欢这种讨论活动，他是“游击战俱乐部”的成员，被捕前在大学攻读法律。有一次曼德拉问：“费边社①中‘费边’一词的来源是什么？”因违反禁令正在服短刑的诗人丹尼斯·布鲁特斯回答：此词来源于罗马大将费这·马克西姆斯，他用缓进待机战术拖垮了迦太基著名军事统帅汉尼拔的精锐部队，象征性地使用这一名字是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自学成才的西苏鲁则对拼字游戏情有独钟，人们常常看到他在翻阅那本磨损很厉害的字典。　　①1883—1884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社会主义团体。其宗旨是在英国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费边派信奉渐进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　　通过学习和讨论，通过分析国际和南非国内的形势，曼德拉的思想一步步趋于成熟。他开始学会从三方面分析问题：从自身方面，从统治当局方面和从人民方面。他善于从统治者方面寻找其政策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是由于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造成的。他强调要扩大这种矛盾，增强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削弱对手的力量，取得更多的支持者。从人民的方面，他则强调多看到统一点，同时注意易为敌人利用来分化民族解放力量的各种因素。为此，他一直致力于孤立反共产主义的力量，致力于反对黑人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总是从社会基础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在监狱里，曼德拉已锻炼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了。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九章　索韦托惨案第十九章　索韦托惨案　　·13岁的赫克托·彼得森在游行时被警察打死　　·强行推行阿非里卡语教学计划　　·黑人学生的强烈抗议　　·飞机、警察、枪弹、焚烧　　·“当我看到一个白人警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朝站在前排的学生瞄准时，我全身都颤抖了”　　·“留在家里”　　·温妮——小荷才露尖尖角　　·番茄苗的比喻　　·曼德拉大学　　1976年6月16日，罗本岛的天气特别恶劣，寒风刺骨，曼德拉和他的难友们站在海水里采海藻。他们抗议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但遭到看守们的训斥。下午4时，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各自的单身牢房，然后准备去洗澡。“没有热水了，他们把热水关掉了。”一个难友高声喊着。曼德拉立即意识到：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因为这是监狱的惯例：狱外出事，处罚犯人。　　是的，确实出事了。　　6月16日这天一大早，约翰内斯堡市郊黑人聚居区索韦托的数千名中小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南非当局强行规定黑人学校必须用南非少数白人的语言阿非里卡语授课。示威学生举着“我们是非洲人，不是布尔人！”“班图教育见鬼去吧！”等各式各样的标语牌，高唱着非洲斗争歌曲行进。全副武装的警察赶来了，企图阻止游行队伍。在没有给予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警察悍然朝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第一个遭到警察枪杀的是一位13岁的小孩，名叫赫克托·彼得森，背部中弹。他的同学们很快将他抬起来，放在一位记者的车上，车子飞快地驶向最近的诊所。然而，太晚了。彼得森就这样过早地死去了。　　索韦托是离约翰内斯堡这个金矿业中心西南8英里的地方，它的名称是由英语的南、西、镇三个词（South、West、Town）的字首组成，全镇的黑人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由25个小镇组成。它是南非黑人居住最密集的地方，人口约占南非城市黑人的五分之一。这个黑人居住区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没有路灯，没有下水道。由于这里的居民多数为流动劳工，是由各个大厂矿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而临时从农村中招募而来的，所以市镇当局很少考虑到城市建设规划。　　索韦托有34所初中，6所高中，在1976年6月开始的索韦托运动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7000人。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能从约翰内斯堡接触到各种政治思潮；加上他们身受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制之苦，因而经常表现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如前所述，实施“班图教育法”的根本目的是使黑人永远居于劣势，从而无法与白人竞争，是为了使黑人学生“能适应土著保留地及从事非技术性劳动的需要”。　　为加强对黑人学生的奴化教育，执政已10年的巴尔塔萨尔·约翰尼斯·沃斯特①进一步推行“班图教育法”的实施。1976年5月，德兰士瓦当局通过法令，宣布在非洲人的学校里，五年级以上的课程必须一半用英语、一半用南非阿非里卡语教学。按照种族隔离制度的标准看来，这不过是对非洲人受歧视地位的一种无伤大雅的补充。然而对非洲人来说，特别是对具有“黑人意识”②的年轻一代而言，南非阿非里卡语是300年白人种族主义压迫的象征。　　①亨德里克·维沃尔德任职南非总理期间，曾先后两次遇刺，均系白人所为。1966年，一个在议会工作的希腊血统的白人服务员在议会大厅将他暗杀。一直担任司法部长的沃斯特被选为新的政府首脑。　　②“黑人觉醒运动”泛指70年代在南非兴起的以黑人学生为先锋的民族解放运动，其领导人为比科等。　　法令一公布，立即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反对。教师联合会、学校董事会、学校校长、学生家长、白人反对派和“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均强烈谴责这一法令，并警告政府，这一法令将导致黑人学生的反抗。　　5月的一天，总理沃斯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特·图图的信：　　先生，我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有一种恶梦般的恐惧，除非马上采取某种严厉措施，南非几乎不可避免将发生流血与暴力。人民的忍耐已到极限，不能再忍，一个被绝望、不公正和压迫逼入绝境的民族将使用绝望的手段。　　20天以后，1万名学生走上索韦托街头，抗议将阿非里卡语作为授课语言，遭到警察残暴镇压。10天以后，官方宣布，共有175名非洲人被打死，1140人被打伤，约1300人被捕。　　1976年6月16日将永远被载人史册。世界人民将记住这个日子和与它相联的两个事实：南非人民的英勇无畏和南非白人政权的残暴空虚。　　一位当时在场的黑人记者是这样描写白人警察的：　　尽管我注意到大部分警察是全副武装的，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孩子们使用这些武器。当我看到一个白人警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朝站在前排的学生瞄准时，我全身颤抖了。　　另一位在场的记者是这样描写黑人学生的：　　比任何事都使我更加惊恐的是孩子们的态度。很多人对危险置身不顾，他们低着身子、左右躲闪着继续向警察冲去。　　尽管组织出色，尽管赤手空拳，尽管年轻幼小，但还是遭到了无情枪弹的扫射。学生们气愤已极，他们没有退却，没有卧倒，而是英勇地向警察冲过去，有的捡起地上的石头进行回击，有的则放火烧毁白人的汽车和房屋。中午时分，奥兰多警察局的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聚集待命，随后直扑索韦托增援。与此同时，直升飞机向索韦托的警察投放了更多的步枪和弹药。整个镇在燃烧，复仇的火焰在燃烧。一位在现场观察事态发展的记者在直升飞机上看到了全景，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名“在炸弹轰炸后的城市上空飞行的战时记者”。　　下午1时30分，两架军用直升飞机在索韦托镇上空盘旋，向聚集的黑人群众投掷催泪弹。随后两支防暴警察分队带着步枪和机关枪赶到。下午，反抗的人群不断地放火烧毁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警察在巡逻时又大开杀戒。一位16岁的黑人青年口述了当时的亲身经历：　　我想帮助一个差点儿被打死的女孩。一个白人警察把手枪对准她，我赶紧跑过去将她推倒，但是我的腿却中了两枪。这是大约4时30分的时候。我在5时45分到了医院。这儿有很多中弹的人们。受伤者被警察看守着，他们的枪对着走廊上的我们这些人。受重伤的人们必须先治疗，我拿了一些止痛药。　　傍晚时分，从约翰内斯堡下班回来的工人看到这幅惨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加入了有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姊妹的队伍。他们在黑暗中与防暴警察搏斗，同时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车辆和建筑物。人夜以后，兵力增加。9时30分，14辆别名为“河马”的大型运兵车开进了索韦托。　　第二天一早，南非再次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一幅躺在痛苦的同伴们手臂上的赫克托·彼得森尸体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黎明时分，1500名警察再一次增援索韦托。巷战愈演愈烈，火势愈来愈猛，镇压也愈来愈凶。警察在各条通往索韦托的道路上布满岗哨。当一位现场采访记者问情况是否在恶化时，索韦托镇的警察指挥官丧气地回答：“还能再糟吗？”　　温妮·曼德拉目睹了这一事件，她为孩子们的英勇无畏深深感动，并记述了当时发生在大街上的情景：　　孩子们拣起石块，拿起垃圾桶盖子当盾牌，面对机关抢走去。他们并非不知道白人已全副武装，他们是冒着重机枪的弹雨前进的。到处都可以闻到火药味。孩子们在街头死去。一批人死了，其他人仍然迎着枪林弹雨前进。没有人低估敌人的力量，我们知道敌人已武装到牙齿。但是孩子们意志如钢，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准备用石块去对付机关抢。这就是当你想要打碎压迫的枷锁时会发生的事情。除此以外的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　　随着事态的发展，孩子们的父母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8月5日，黑人工人举行了罢工，为期三天。新一代的青年领袖切基·马希希尼指出：“我们南非的黑人公民没有武器，我们惟一可以给这个制度造成打击的是使其经济瘫痪。”当时南非正处于经济萧条期，黑人工人因罢工要失去生活保障，即使这样，各个公司的缺勤率仍高达40％至90％。8月3日，又举行了一次“待在家里”的罢工，约翰内斯堡的缺勤率高达80％。市商会不得不承认罢工严重影响了约翰内斯堡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进行急剧变革以促使一个“稳定的黑人中产阶级”的产生。第三次罢工发生在9月13日，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兰德金矿的工人也加入进来。据某些工业和商业部门的统计，缺勤率竟高达98％。第二天，开普敦工人也加入了这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约50万工人待在家里，而且开普敦的有色人种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在市中心展开巷战，并第一次攻占了这座不对他们开放的都市中心。　　到1976年底，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已达360人，有的则认为共有500名可以辨认的死者。而南非总理沃斯特竟然宣称：在南非没有危机。　　1977年，事态仍未平息。2月8日，索韦托约4000名学生示威游行，反对班图教育法并烧毁课本和试卷。政府宣布实行宵禁。5月，索韦托居民又一次走上街头，示威反对增加房租，当局慌忙撤回其决定。一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说得好：“如果我们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就停止斗争，我们怎么样解释我们同志们的死？”　　1976年6月17日，即索韦托屠杀开始的第二天，温妮和神学家及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马纳斯·布特莱齐、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一起成立了“黑人家长协会”。协会里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以教会人士居多，而温妮是执行委员会中惟一的女性。尽管它是一个福利组织，但黑人学生把这个家长协会看作代表他们说话的机构，并委托协会代表去同当时的警察部长克鲁格谈判。另一方面，政府则十分自然地将它看作学生的喉舌，一个警察局官员竟粗暴地斥责温妮和其他代表。他恶狠狠地对温妮说：“你知道吗，温妮·曼德拉，你要对此负完全的责任。”温妮气愤已极，抓起所有手边的东西向他扔去，回击说：“你们这些杀人犯，杀害我们孩子的刽子手，居然还有脸说是我们挑起的暴乱！你去阻止那些恶棍在街上枪杀我们的孩子！”　　由于温妮敢说敢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因而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黑人家长协会用募捐得来的钱为死难的学生开追悼会，举行安葬仪式。她热情开朗的性格也使她最有条件去填补激进的青年一代和持重的成年人以及各种不同派别之间的鸿沟。恩塔托·莫特拉纳曾高度评价曼德拉夫人在协会里的作用。他说：“作为执行委员会里的惟一女性，她比男人还能干。她很有权威，诚实、正派。最重要的是她很勇敢，具有我和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没有的胆量。”　　政府当局坚持认为这场学生们的斗争是曼德拉夫人在幕后操纵指挥的。1976年8月，温妮·曼德拉与其他12名妇女一起被捕，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城堡监狱。在监狱里，温妮仍是那样顽强不屈。她为普通犯人打抱不平，为政治犯伸张正义。难友塞莉·莫特拉纳因牢房的窗子漏风而向看守反映，但没有结果。后来，她把自己的床垫和毯子搬出来，拒绝回牢房。在温妮的率领下，所有的女政治犯都呆在外面，并宣布要等窗户玻璃修好才搬进去。在她们的斗争下，窗户玻璃第二天就装好了。塞莉·莫特拉纳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经同许多领导人一起工作，有些人很独断专行。但温妮却是充满挚爱，脚踏实地。无论是对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她都是一个样。”　　1976年6月的索韦托学生暴动，虽起因于当局关于使用阿非里卡语的决定，但实有更复杂的因素。60年代末，因领导人被捕或流亡而陷入低谷的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又开始复苏。1968年，黑人大学生脱离了由自由派控制的大学生同盟，自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南非学生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既标志着黑人运动开始走向高潮，同时也形成了后人称之为“黑人觉醒运动”的核心。著名的新一代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是南非学生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创始人。　　比科出生于1946年，是在种族隔离制形成并充分发展的岁月里长大成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友谊、我的爱情、我的教育、我的思维、以及我生活的其他每一个方面均是在隔离发展的框架中塑造和形成的。”1966年，他考人纳塔尔大学医学系，但在1972年6月被开除。随后，他开始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主要是参与黑人社团活动。与老一辈黑人运动领袖不同，他和他的同志们不再将平等，而是将解放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他认为，黑人解放首先应是思想和心理上的解放，并号召黑人去掉自卑，树立自信与自尊。　　黑人觉醒运动对于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贡献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黑人的概念。黑人觉醒运动认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是黑人，都是被压迫民族，应当团结一致反对白人统治，争取黑人的权利。从此，黑人这个概念具有了一种新的属性，即泛指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这对促进三者的团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索韦托学生暴动一方面是几年来黑人觉醒运动思想意识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南非学生组织的出色组织领导工作分不开。　　另一个因素是南非军队在安哥拉内战干预中的惨败。1976年初，博塔政权在国内进行军事动员，以极大的热情和人力资源投入到对安哥拉内战的干预之中。然而，这场干预的结果是国民党声誉的一落千丈。在电视机和照相机跟前，垂头丧气的被俘的南非白人士兵由黑人士兵押送，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好几个非洲国家。这种白人士兵被黑人战士击败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青年，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1975年战胜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的消息也说明黑人完全可能从军事上战胜白人统治政权。　　第三个因素则是处于萧条期的南非经济。高失业率使南非工会运动开展的反抗行动难以得到黑人工人的全力支持。这又弓愧新一代黑人青年对裹足不前的老一辈的反感，而较少的就业机会更加深了黑人青年的不满情绪。一位索韦托的青年在1976年初曾向记者抱怨：“是我们的父母让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失败了。”记者们也注意到这两代人的不同，认为“年轻的黑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惧怕警察，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特点”。暴动的学生对警察的蔑视态度也进而证明了这一点。　　对种族隔离制的厌恶当然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对黑人学生来说，班图教育法又首当其冲。从1955年起，黑人就开始交纳教育税，但当白人孩子可以免费拿到课本时，黑人学生却必须交书籍费。1974年，政府答应为黑人学生提供免费课本，但却一直未兑现。随后，政府开始向各个黑人学校运送阿非里卡语课本。这时，黑人学生才明白政府当局所谓“免费课本”的伎俩：原来当局想利用这一许诺来推行英语／阿非里卡语的授课计划。然而，这一伎俩很快就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　　索韦托的毛里斯·伊萨克森学校就是一例。当学生们警告校长他们将抵制任何用阿非里卡语讲授的课程时，校长不得不下令把这些阿非里卡语课本藏起，不要让学生看见。该校的学生级长西可希·姆吉这样回忆：　　开始，当我们看到书籍运来时，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想政府终于提供它早已许诺的免费课本了。但随后我们发现课本全是用阿非里卡语写成的，我们恨死了这种语言。因为它是我们压迫者的语言。当我们听到政府已向各校校长送了课程表，要求在1975年推行阿非里卡语教学时，我们决定应该行动了。……　　在黑人学校，语言是一个很不公正的问题。在小学，要求用非洲语言——科萨语、祖鲁语、索托语等其他语授课，但一上中学，就又要转英语和阿非里卡语。这是白人将我们保持在落后和未受过教育地位的另一伎俩。我们决定不能让他们得W。　　在这次惨案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已无法弄清。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的估计数字，死亡618人，受伤1500人，到1977年6月为止，被指控犯有公开使用暴力，参加骚乱、颠覆、破坏、煽动和纵火等罪行的有21534人，其中13533人被判刑，他们当中近5000人在18岁以下。这批人被送到罗本岛后，监狱当局专门修了一座牢房用来关押他们，其目的当然是避免新、老一代政治犯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暴动和镇压交替进行的日子里，曼德拉和他的战友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孩子们的命运。虽然犯人之间可以互相谈论索韦托事件，但由于通信和与外界交谈中不能提及这些事情，所得到的信息只能通过秘密渠道，因而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描述。曼德拉对黑人青年一代的关心在他给温妮的一封信中表露出来。他写了一棵番茄苗的生长过程，自己对它的爱护和它死去以后自己的伤感。温妮认为，这是曼德拉对那些惨遭杀害的青年的感情流露，他与那些家长一起分担痛苦。　　但是，曼德拉的精神是斗争的精神。在索韦托暴动以后，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政治犯起草了一个要求团结和群众行动的紧急号召。这一号召分为7个部分，指出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虚伪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光明前景。号召书指出。　　种族隔离制是枪支和刽子手的统治。“阿马”运兵车、FN步枪①和绞刑架是这一制度的真实象征。这些一直是南非那些种族主义狂的统治者最容易的手段和最便捷的解决方法。　　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用的标准武器。　　种族隔离制的罪恶、残暴和非人道从它一开始就存在。所有的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一直全面反对这一制度。　　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我们的人民—一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和白人民主人士——必须团结成一堵统一群众行动的、反抗的、巨大坚实的长城。　　我们的斗争日益尖锐。没有时间去享受那种不团结和分裂的奢侈。……　　世界站在我们一边。……　　运用统一群众行动的铁砧和武装斗争的铁锤，我们将把种族隔离制和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击得粉碎。　　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尽管青年一代对老一辈有一些看法，但他们对曼德拉始终是崇敬的。当那些在索韦托暴动中被捕的青年政治犯一到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也十分关心这些青年，他看到在1976年的反抗浪潮的先锋正是“我们的学生和青年”，并清醒地认识到：南非的未来在青年身上。为此，他抽出时间与青年秘密交谈。他发现，这些青年大都思维敏捷，勤奋好学，同时又都有中学文化水平。于是，他决定开始实行一个教育计划，使这些青年人在狱中能继续深造。　　这一教育计划最初是40名青年，主要是索韦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下，他们得以通过函授继续读书。曼德拉则无私地将自己的奖金（如他在1980年荣获尼赫鲁国际交流奖）用于资助报名费和材料费。同时，他还给其他友人去信，希望他们募集资金，以帮助他在罗本岛监狱实施的教育计划。他甚至想将所有的政治犯都包括到他这一计划中来。这种办法很奏效。有一次，他收到了一张大约1.4万兰特的支票，为此他找来一位开普敦的律师专门讨论监狱里年轻犯人的教育问题。　　这一教育计划实施了几年，不少进监狱时仅有6年级水平的青年政治犯通过函授获得了学位，而罗本岛监狱的“曼德拉大学”也蜚声海内外。红十字会也寄来一些书籍供犯人作阅读资料，而监狱当局秘而不宣。经过严格的审查后，再发给犯人，摆出一副是由监狱当局为改善条件而买的架势。不过，曼德拉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恐惧，他们于1982年4月将曼德拉等几位主要领袖转移到了开普敦的监狱。　　索韦托暴动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而政府的镇压也是空前的。到1977年10月，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拘捕。所有的文化团体和工会组织均遭取缔，两家黑人报纸也遭取缔。1977年9月12日，卓越的青年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害死在狱中。其他的一些青年政治家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如马佩特拉·莫哈皮在拘留中死去；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第10层楼跌下身亡；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在博茨瓦纳被邮包炸弹杀害；B·马拉查在监狱里上吊身亡；M·詹姆斯“从监狱逃跑时中弹死去”；诺布哈杜拉在拘留所死去……　　与这股镇压浪潮并行的是大批黑人青年的逃亡潮。据南非警方报道，大约有4000名青年离开南非，加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国外的流亡者队伍，其中一部分成为了游击战士。　　索韦托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黑人学生青年的大无畏精神使更多的人觉醒，黑人觉醒运动从学生中传播到广大黑人群众之中，最后汇成了70年代后期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第二，黑人青年的反抗赢得了白人民主派和有色人的同情和支持。暴动期间，约翰内斯堡的400名白人大学生示威抗议索韦托的屠杀行动；9月份，开普敦的市中心发生了有色人学生的示威游行。第三，索韦托事件之后，广大国际社会开始正式对南非政府的残暴行径进行惩罚。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行动起来。　　然而，南非白人政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策划另一场黑人家园“独立”的丑剧。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二十章　特兰斯凯“独立”第二十章　特兰斯凯“独立”　　·用心险恶的班图斯坦计划　　·政府的第一次试探：司法部长会见曼德拉　　·“分别发展”的骗局　　·“独立”闹剧　　·马坦齐马的政治哲学　　·“独立”的后果　　·塞克斯瓦尔的最后证词　　1976年10月26日，在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正在举行一种特别的仪式，在特兰斯凯的“国歌”声中，特兰斯凯的“国旗”冉冉升起，作为黑人家园的特兰斯凯正式宣布“独立”。出席“独立”仪式的有“国家元首”大酋长博塔·西科，“总理兼国防部长”凯泽·达利翁加·马坦齐马，“外交部长”迪格毕·科雅那，“司法部长”乔治·马坦齐马和一些其他官员。然而，参加仪式的外宾很少，南非驻特兰斯凯的“大使”站在特别显眼的位置。　　说特兰斯凯的“独立”是一场闹剧并不是夸大。从表面上看，它具备了一切独立国家应有的标志：国旗、国歌、军队、政府、国会、议员、护照、签证、官方汽车、边防哨所、总统府、国际机场，等等。但对国际社会而言，特兰斯凯作为一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联合国通过决议，认为它的独立是无效的，非洲统一组织拒绝同它来往，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护照。例外的只有两个国家：南非在这里开设有大使馆；而美国在联合国表决反对承认特兰斯凯时投了弃权票，然而，它也不承认特兰斯凯护照。特兰斯凯为何要独立？因为南非同意它独立。　　说特兰斯凯是种族隔离制的怪胎也非夸大。这里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草地繁茂，牛羊成群。它北靠莱索托，南临印度洋。然而，这种良好的自然环境并未由于“独立”给特兰斯凯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它对南非的依赖与日俱增。在政治上，南非的大使不但制定特兰斯凯的宪法，还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在特兰斯凯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管理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工业化毫无起色，大部分资金靠南非提供，农业上粮食主要靠从南非进口。另外，尚有50万特兰斯凯人在南非工作，比“独立”前增加2／3。　　从实质上看，这场独立闹剧不过是南非白人政府策划已久的班图斯坦计划的一部分。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是班图斯坦计划的始作俑者。1947年，西奥菲拉斯·唐吉斯、欧内斯特·詹逊、尼科拉斯·迪德利希斯和维尔纳·埃塞伦等人组成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种族隔离制是解决种族问题的“科学方法”。他们建议将南非联邦分成四大类居民：欧洲人、非洲人、印度人和混血种人，各自建立居民区。这样可以保持种族纯洁，保证欧洲人不被同化，每一种族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随后，他们进一步提出了种族隔离理论的核心部分——一黑人家园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所有的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园。班图人进入其他地区或城市地区只能是暂时性的，准许他们进入这些地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可以提供劳动力。班图人在保留地以外不能占有土地，也没有政治权利。1956年的汤姆林森委员会①的报告首次提出了班图斯坦的规划，认为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分别发展是消除种族冲突、保持种族关系和谐的惟一有效途径。　　①该委员会由维沃尔德任命，由汤姆林森教授任主席，负责调查南非班图人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班图斯坦的实施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部落自治阶段：1951年起，依据议会通过的“种族隔离法”和“班图立法会议条例”，264个保留地分为632个“部落自治单位”。这一阶段可称为计划的孕育阶段。第二阶段是部族自治阶段：1959年，南非政权制定了“班图自治法”，所有保留地逐渐并为8个班图斯坦（至1979年扩至10个）；1963年通过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宪法，成立地方政府。第三阶段是班图斯坦独立阶段：以1976年特兰斯凯宣布独立为标志。　　早在1956年，曼德拉就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揭露班图斯坦计划的虚伪性。他指出，建立和巩固保留地制度的真正目的是“要使保留地的农民大众更缺乏土地并且让他们受穷”，另一个目的则是“创造一支流动劳工大军”。这样，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即召来并让他们居住在临时工棚里，不需要时就将他们送回保留地内。1959年“促进班图自治法案”颁布后，曼德拉又进一步指出这一计划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政治上来说，在保留地建立自治政府的言论是一个骗局，从经济上来说，这也是荒谬绝伦的。”　　为了实行班图斯坦计划，南非政权强迫非洲人迁出他们长期居住的地区，搬到偏僻贫瘠的地区。如1957—1958年间，政府决定要征用纳塔尔省的昂维尔瓦希特农场，在此居住了100多年的241户非洲人请愿无效，拒绝搬迁者被指控为“擅自占地”，法庭下驱逐令，军警来到农场，烧掉房屋，逼非洲人搬迁。1957年，马马多拉部落也是被政府军警以同样的方式搬迁到梅茨农场去的，400户非洲人中只有189户分配了土地。1968年，马赞格的433户非洲人被命令搬迁，政府甚至动用推土机摧毁房屋，强迫搬迁。　　南非总理维沃尔德曾一再表示，让班图斯坦独立是迫不得已。1961年，他承认：“使南非从一个变多个国家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倘使有可能的话，我们当然是愿意避免的。然而，白人在这个归他们所有的国家里换取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和权利，允许黑人独立是谁一可行的办法。”维沃尔德的助手也公开承认：“在行政自治方面，议会所可能准备给予这些地区（“班图”地区）的，充其量将限于欧洲托管人不至于实际交出主权的地步为止。”随着一个个班图斯坦（后称为“黑人家园”）的独立，南非黑人的国籍划归班图斯坦，他们成了“南非的外国人”、“临时居住者”。　　班图斯坦地少人多。汤姆林森委员会曾指出，在经过一很好计划的农业发展”以后，这些地区最多能够养活200万非洲人，而当时的特兰斯凯就有近200万人。据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数，1970年非洲人已达1500万人，到1976年已达1800万人。这些多余人口的推一出路就是到白人农场或城市矿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难怪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班图自治区实际上等于只是一连串的劳动力储存所。”1967年12月，政府规定三类人可以移居黑人家园：（一）老人、病人及不符合在城区居住条件的人（主要是妇女儿童）；（二）在白人农场或白人地区中黑人定居点的“多余的班图人”；（三哪些“在黑人家园比在白人地区作用更大”的有技术的黑人。从这些成份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工业资产阶级需要的是那些廉价的黑人强劳力，老弱病残不要；有技术的也不欢迎，因为技术工种必须留给那些耻于干粗活的白人。这样，班图斯坦的成年男子大部分在外做工。据统计，1970年，9个班图斯坦外出人口为631200人，其中特兰斯凯就占224500人。　　班图斯坦计划不仅意味着白人和黑人的分离，同时也是黑人和黑人的分离。这主要表现在南非政权在班图斯坦培植了一批上层阶级，作为统治黑人的代理人。班图斯坦各级官员的选举或任命均由南非政府一手操纵，特兰斯凯1963年的立法议会最能说明问题。反对实行种族隔离制的维克托·波托赢得了30个席位，赞成种族隔离制的凯泽·马坦齐马只赢得15个席位，但在12月份立法会议推选首席部长时，马坦齐马却当选了。同时，各个班图斯坦的立法议会中超过半数的成员是由上面指定。到1971年，特兰斯凯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以前由议员选举的部长将由首席部长任命。这样，由南非白人政权培植的这批黑人上层官僚秉承着主子的意旨，执行着一条反民主的路线。难怪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将这种班图斯坦化称为南非政权的“黑人防线”。　　特兰斯凯是曼德拉、西苏鲁、坦博、温妮等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的家乡，这里的任何政治变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他们决不容许拿原则作交易，用对白人政权种族隔离制的赞同甚至默许来换取自己的自由。1973年12月，白人政权作出了第一步试探。当时的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受命来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等黑人运动领袖。这是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史上第一次：一个白人政府的部长到监狱来探视黑人运动领袖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尽管克鲁格态度谦和，用马哈拉吉的话说“像一只哈巴狗一样”，而且在会谈中用词谨慎，语意含混，但曼德拉等人很快识破了他来此的政治目的。　　克鲁格来罗本岛的真正意图是试探有无可能让曼德拉等人接受“分别发展”的政策。①在会议中，他有一次露出了马脚，将此意说得十分明确：如果你们准备接受分别发展，尽管你们与我之间仍存在分歧，我准备让你们在这一发展中发挥政治作用。挑明的话，他实际上是许诺，如果曼德拉、马哈拉吉等人愿意到“黑人家园”政府任职，他将允许他们出狱。当然，他只能是徒劳无益。曼德拉等人的回答很明确：我们不会接受分别发展，而是坚决反对分别发展。如果政府以分别发展为基点进行谈判，他不能接受。曼德拉的思想通过在狱中和实际斗争的磨炼，也愈来愈清楚：坚决反对与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坚决反对班图斯坦的计划，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黑人——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的任何企图。在与克鲁格的会谈中，曼德拉还向这位白人部长进行了一堂非洲人国民大会斗争史的讲座。面对这位享有盛誉的黑人运动领袖，克鲁格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非国大的历史以及他们的非暴力策略知之甚少。　　①“分别发展”（Separate develoPment）一词在60年代初期由维沃尔德政权生造，实际上是“种族隔离制”（apartheid）的代名词。　　1974年10月24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鲁洛夫·弗雷德里克·博塔在联合国宣布：南非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建立在种族和肤色基础上的歧视政策，对广大黑人农村人口所占的部族保留地实行一种新的发展计划。然而，他的巧言簧舌并不能欺骗世界舆论，正如一些外国报刊指出的那样，让班图斯坦独立成黑人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并不再是南非公民而只是临时流动工人，未来的蔑视当然不是“种族的”或“肤色的”，而是“国家的”。对南非政府这一偷梁换柱的伎俩，联合国予以驳斥。10月30日，大部分安理会国家投票要求将南非驱逐出联合国，但因英、法、美三国投否决票而未获通过。　　然而，班图斯坦“独立”计划仍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与此同时，它也遭到了非洲人的激烈反对。以索韦托暴动为例，虽然它是由用阿非里卡语教学一事触发而起，但很明显是针对整个种族隔离制度的。从暴动过程中受攻击的目标来看也可证实这一点。在出事后的一个多月里，就有53座建筑物被焚毁，其中主要是班图行政机场和与白人有联系的机构的房子。另外67个啤酒店、8所学校和5个银行也遭到破坏。很明显，这些均被作为种族隔离制的标志而受到攻击。　　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在索韦托发生暴动以后，这使黑人家园的领导人也对这种假独立表示公开抵制。10月26日的“独立”仪式上，看不到夸祖鲁、加赞库鲁和夸夸这三个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夸祖鲁的领导人加查·布特莱齐当时正在尼日利亚参观。他当即发表讲话，表示祖鲁人决不会接受“白人南非给予南非黑人的这种奴役式独立”。他还说：“当我想到我们的国家及其民族时，我就不寒而栗。有朝一日全体白人居民将要对那些不仅想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对想决定我们命运的人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夸夸黑人家园将特兰斯凯的“独立”日看作是40000南索托人的哀悼日，因为这些南索托人一直强烈地反对特兰斯凯的“独立”，他们的酋长和领导人被南非当局以违犯安全法而被囚禁。8个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在与南非总理沃斯特举行会谈后，与其他非洲人民族解放组织一起组成黑人统一战线，一致同意要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去，而这是黑人觉醒运动一直未能做到的。　　作为特兰斯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凯泽·马坦齐马的政治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曼德拉的亲戚，曾一起在黑尔堡大学学习；他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敌，追求过温妮；他曾在特兰斯凯1963年选举中被击败，却仍被推选为首席部长。随后，他逐渐依靠传统势力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敌对势力，他或打或拉。一位政治上的反对派曾这样评论他：“公开议论马坦齐马是不明智的，‘皇帝’既残忍又自私，他一再使用暴力，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76年独立前的选举中，在被选举的75位国会议员中，他的反对派已降到6位。他极善于使用政治手腕，将对手收买或争取过来。在他的政府中，财政部长泽波·莱特拉卡是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索布克韦的亲信。姆拉赫莱尼·恩吉桑教授也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后成为他的内阁成员。　　马坦齐马的政治哲学是恢复科萨民族性，并将此置人更广泛的民族主义之中。他曾指出：如果没有南部非洲的独立，非洲的独立毫无意义。而特兰斯凯的独立就是南部非洲独立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兄弟乔治·马坦齐马均私下表示，其他的黑人家园不宜学特兰斯凯的榜样而寻求独立，因为这些黑人家园在殖民主义者人便以前都不是独立的。他们认为特兰斯凯与其他黑人家园有两点不同。第一，历史因素。整个特兰斯凯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人开普殖民地，随后在1910年又并入南非共和国，这种不顾科萨人意愿的不公正并人只有通过独立才能纠正。第二，地理因素。与其他黑人家园不同，特兰斯凯不是由分散的保留地组成，而是整整一块领土。它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广袤而较肥沃的土地，生产增长的潜力也比较大，这些使特兰斯凯政府可以有效地进行管理。　　很明显，如果简单地将马坦齐马戴上一顶“白人政权的合作者”或“内奸”之类的大帽子是很不适宜的。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南非共和国取得独立难道是特兰斯凯的错误？她以这种值得称赞的方式——没有流血或丧失——来取得独立难道是她的错误？”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黑人家园自治是南非种族隔离制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特兰斯凯的“独立”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后果。首先，它使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内部思想分歧进一步加剧。一些人坚持认为，黑人家园如此的发展前景只是朝南非巴尔干化迈出的一步，是在种族隔离制面临重大危机时用分别发展取而代之的一种权宜政策。而另一部分人则将特兰斯凯的“独立”看作是朝结束南非白人少数统治的现状迈出的一步，其最终结果将是创造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崭新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