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的温妮亦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开始，曼德拉回家的时候比较多，或是深夜或凌晨。但很快警察对他家实施24小时监视。温妮一接到某种信号，即设法溜出警察的封锁线，再去找曼德拉。据温妮回忆：　　一旦出了封锁线，便会有人前来，要我驾车跟在后面。离开我们家约一公里后，换乘另一辆车，再从这一辆跳下去换乘另一辆。等我见到他时，差不多已经换了10辆车。我也从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的隐藏地遍布全国各地。　　替我们做这些安排的几乎全是白人。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只是发现，最后的目的地常常是在一些白人的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到达时，房子的主人已经走了。可以看得出，当我们俩呆在一起时，就安排房子的主人住到别处去。　　有很多次，曼德拉派人将温妮接出来，匆匆见一面，然后又分手了。还有一次，温妮正在干活，有人告诉她把家里的那辆几乎报废的旧车开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当温妮将车开到那儿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工装裤、白上衣、头戴鸭舌帽的高个子男人把车门打开，要求温妮让出司机座位，然后坐上去开始驾驶。温妮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丈夫吗？曼德拉伪装得真是绝了，以至于温妮刚开始几乎被他骗了。然后，俩人相视而笑。曼德拉将车子开进一个车库，将旧车卖掉，又买了一辆车，然后将车开到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索尔大街。他将车停下来，与温妮挥手告别，大摇大摆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在民族之矛公开宣布自己的存在以后，政府的搜捕越来越厉害了，曼德拉也成为了南非当局通缉和捉拿的第一号要犯。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他千方百计地躲避着，并在全国各地进行领导工作。“他走遍了整个南非，那是他一生中情绪最振奋的时期。”他和人民融为一体，生活在人民之中，完全成为人民的一员。　　在他的指挥下，民族之矛的组织遍布全国，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东开普地区和德班等地尤为活跃。这使政府当局惊惶失措，在12月份和1月份多次要求军队实行戒备并取消警察休假。同时，政府还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密探和特务，以大笔金钱去收买有关民族之矛成员的告密情报。但是，由于民族之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伎俩均未能得逞。司法部长沃斯特还准许南非白人组建私人军队，由那些答应帮助政府消灭黑人解放运动的极右分子组成。一个名叫罗贝·莱勃兰的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纳粹在南非雇用的怠工分子，在沃斯特的鼓动下，建立了一支由1000名白人狂热分子组成的军队。　　与此同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开始展开武装斗争。他们认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内的关于南非的斗争应当在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无益的和纯粹学究式的讨论”。他们坚持保留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手段来反抗一切暴政的权利。然而，他们对严峻的现实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其目标也相当乐观：到1965年使非洲的最南端摆脱白人的统治，使南非的多数民族能够按照公认的民主原则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为此，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波戈。　　武装斗争的蔓延可以说是敲响了南非白人政权的丧钟。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奉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秘密出访非洲国家，以寻求国际援助。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五章　不幸被捕第十五章　不幸被捕　　·没有护照签证的非洲之行　　·曼德拉访问伦敦　　·“我试图研究这个方面所有类型的权威——从东方到西方，从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到毛泽东和格瓦拉的书籍”　　·握手与谅解　　·“你们被捕了”　　·“对那两项指控，我申明无罪”　　·五年监禁与苦役　　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PAFMECSA）在筹备期间，向曼德拉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发出了邀请。经过商量，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一致同意曼德拉参加代表团，赴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大会。他的出国任务有4项：第一，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阐述该组织的立场。第二，代表组织访问一些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直接与非洲领导人接触并寻求经济援助。第三，访问伦敦，与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会晤并争取英国各界对南非解放事业的支持。第四，探求为准备长期的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基地、武器和人员培训等问题。　　曼德拉没有申请护照，而是直接非法越境的。因为很多非洲人学者、艺术家和各类名人申请护照均遭拒绝，况且当时的曼德拉正处于全国通缉之下。他首先到了埃塞俄比亚，在这里受到与会的非洲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着重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国际社会的压力。他指出，国际社会对南非的谴责、制裁和种种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南非的国际地位，从而大大支持了南非国内的解放斗争。第二，他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南非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其中心和基础在南非内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靠我们自己的斗争，靠在南非内部作出的牺牲，才能战胜白人统治，取得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第三，他阐明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曼德拉的发言激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表示要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大会结束后，曼德拉访问了15个非洲国家，会见了10多名非洲国家政府领导人，他们中间有坦噶尼喀当时的总理卡瓦瓦，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苏丹总统阿布德将军、突尼斯总统阿比卜·布尔吉巴，后任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统的本·贝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了、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乌干达总理米尔顿·奥博特。　　在与这些非洲领导人交谈时，曼德拉希望能得到训练游击战士所需的装备。这实际上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策略上的又一重大转变。事实证明，零散的破坏活动虽然可以激励士气，但也容易遭到政府的反击，同时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况且破坏活动难以控制，实际上亦必然造成伤亡，从而引起了白人的恐慌。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白人政权，非洲人国民大会指示曼德拉在出国期间，争取在为今后可能开展的长期游击战争这一方面与非洲领导人商谈，一方面学习战略战术和实战经验，另一方面寻求物质援助和商讨训练事宜。　　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亦在考虑新南非以后所需要的专业建设人才。为此，曼德拉也与非洲领导人商谈了为达到大学人学考试水平的非洲人争取高等教育的奖学金。这反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深谋远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在考虑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管理这样一个国家不仅需要有种族平等的指导思想，还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材。这些提供经济援助的要求都得到了上述非洲领导人的赞同。　　曼德拉的访问由他的好朋友，沙佩维尔惨案后被派往国外的奥立弗·坦博全程陪同。两人已分别近两年，见了面格外高兴，当时坦博正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驻英代表。访问非洲后，曼德拉又到伦敦访问。他受到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和自由党领袖乔·格雷蒙德和其他有声望的英国人的会见。这些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坦博则不然，一年多的国外经历使他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漠和一般民众对南非种族歧视现状的无知。他告诉曼德拉在英国城市谢菲尔德的一次经历。他当时在一个集会上给听众介绍南非现状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情况，仅有一个听众提出了一个与他的讲演毫不相关的问题：“白人妇女在刚果遭遇了性暴力侵犯，你打算怎么办？”曼德拉听了他的叙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在从伦敦返回非洲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了又领着曼德拉参观了民族解放军司令部所在地乌季达。在这里，曼德拉不仅看到了民族解放军青年战士勇猛顽强的军事操练，同时自己也听了军事课，并学习爆破、使用各种枪械和迫击炮。他还大量阅读了游击战争和军事战略书籍，正如他在后来的法庭供述中所说的，“我试图研究这个方面所有类型的权威——从东方到西方，从克劳塞维茨①的经典著作，到毛泽东和格瓦拉②的书籍，还有英布战争的文章。”　　①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学家，著作有《战争论》等。他先后参加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反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和滑铁卢战役，并曾在俄军中服务。从1818年起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　　②格瓦拉（1928—1967年），美洲游击战领袖。生于阿根廷，曾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对古巴独裁政权的游击战争。古巴新政府成立后，先后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书记处书记等职。后辞职，潜入非洲和玻利维亚领导游击战。著有《游击战》等军事著作，并提出“游击中心”理论。1967年被玻当局杀害。　　这一次旅行给曼德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看到在各种公共娱乐场合，白人与黑人轻松愉快地相处，在同一个饭店用餐，在同一排座位上闲谈，在同一个商店购物，使用同样的公共交通工具，并住在同一个地区！这与南非真是天壤之别。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曼德拉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没有白人的压迫，没有愚蠢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傲慢，没有警察的骚扰，没有羞辱和无礼。所到之处，我都被当作人来对待”。这一切使他更坚定了推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心。　　1962年7月20日深夜，曼德拉又潜回南非。夜幕下，一辆汽车等在约定地点，由一位印度人朋友开车，将他送到约翰内斯堡。在这里，他首先向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报告了出访情况，大家听了他的汇报都深受鼓舞。但在是否马上着手训练游击战士这一问题上出现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目前的破坏战略还可继续使用，训练游击人员为时尚早。经过曼德拉的耐心解释，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在开展破坏活动的同时，也执行军事训练计划，因为要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的。　　随后，他提出要去纳塔尔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酋长，民族之矛的朋友们听了很惊讶，劝他不要去。当卢图利从挪威回来后，对民族之矛的一系列暴力活动有一些看法。“出去之前我答应过酋长去看他，因此我必须要去。”自从卢图利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南非政府在公开场合下奈何他不得，只是限制他的活动。曼德拉先与国民大会纳塔尔省的负责人英瓦联系。第二天，卢图利与曼德拉会面了。　　曼德拉向卢图利详细汇报了他的旅行，并转告了非洲领导人对这位反种族主义的和平战士的敬意。当谈到国内斗争的策略时，两人仍然各执己见，卢图利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政策是经过长时期斗争形成的，已是经过大会决定的。对被剥夺了有效的宪法斗争方式的黑人群众而言，非暴力的消极抵抗运动仍是最合法的最人道的政治手段。它可以不间断地向白人政府施加压力，使其自然地和平地承认黑人的权利和地位。同时，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曼德拉在决定和执行新政策时未与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层组织协商。曼德拉坦然地道了歉，并向酋长解释了他们当时的想法。最后，两人愉快地分手了。　　由于警察的搜捕愈来愈紧，曼德拉的活动也更为谨慎了。但他仍不断出现在会议上，传达总部命令或报告他的非洲之行。不幸的是，警察局的奸细也开始渗人民族之矛。耐多和其他两位成员在一次破坏行动中被当场抓获，原来这个战斗小组的另一名成员是个奸细，他将整个计划的时间表告知了警方。1962年8月5日，当曼德拉从德班返回约翰内斯堡时，他化装成剧场导演塞西尔·威廉斯的私人轿车司机。车开到靠近霍威克瀑布附近时被三辆警车截住。据说，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通知警方，说有一名重要人物通过此处。然而，从曼德拉的《自传》来看，内奸的可能性更大。　　当我们的车停下后，一个个头高瘦西部表情严肃的人径直向乘客座位这边的窗户走过来。他没有刮脸，看上去已有很长时间没睡觉了。我马上推测他在此等候我们已好几天了。他平静地介绍自己是彼得马里兹堡警察局的沃斯特警官，同时出示了逮捕令。他要我表明身份。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是大卫·莫查玛伊。他点点头，然后，他很有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像到过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我避开了这些问题，没有透露给他什么信息。他看起来有点恼怒。然后，他说，”哎，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斯。你们被捕了！”　　曼德拉在进行了为期17个月的地下活动后被捕了。　　实际上，警方不仅是知道有“一名重要人物”要通过，而且确实知道是曼德拉和威廉斯。同时、他们对曼德拉那几天的行踪也似乎很清楚。曼德拉回国后，在很多方面不够谨慎。很多人都知道他到了德班。在他离开德班的前一天晚上，他甚至还举行了一个聚会。不过，究竟是谁泄露了他的行踪，至今仍是一个谜。如果曼德拉没有被捕，南非的政治发展又会是什么样呢？　　温妮获知曼德拉被捕的消息是非常突然的：　　我当时在儿童福利办公室做事，正要到索韦托地区进行实地工作。乘电梯下楼后，出去正碰上他的一位朋友——这人的样子十分可怕。脸色苍白，像克一样，头发直楞楞地竖着。我注意到，他没有刮脸，穿着很脏的衬衫和裤子，好像刚刚从床上跳下来似的。能看得出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以前我被带去看望进行地下工作的纳尔逊时，这个人是常在路上接头的人之一。　　我把他和我丈夫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禁问道：“他还好吗？”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纳尔逊受伤了。我想，天啊，他可能撞了路障而警察向他开了枪。但回答是，“不，我们估计，他明天将出现在约翰内斯堡的法庭上。”听到这话，我当然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里去的，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我把我的文件扔进汽车后厢，直接开回家去。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姐姐在那儿安慰了我。当然，事过之后，我从痛苦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了。我当时就知道，这是我全部家庭生活的结束　　曼德拉被捕的消息使黑人区震惊了。自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以来，由于卢图利常在医院养病，加上政府的严密监视而难以开展工作，很多具体的领导事宜全由曼德拉在地下领导。民族之矛的行动更使黑人精神为之一振。这些使曼德拉在黑人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在墙上出现了，集会也出现了，国外的呼吁也出现了，甚至还有人策划帮助曼德拉越狱。　　1962年8月8日，曼德拉以平静的神态出现在法庭。对他的指控有两条：煽动1961年5月的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经过与辩护律师乔·斯洛沃和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商量后，曼德拉决定自己进行辩护。第一次开庭后不久，曼德拉被从福特监狱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10月22日，对曼德拉的审判正式开始。群众从各地赶来参加这一对他们所尊敬的领袖的“审判”。曼德拉穿着酋长服装来到法庭。当他看到水泄不通的人群时，激动地举起拳头高呼：“权力！”群众以“属于人民！”的口号声回答。　　在自我辩护以前，曼德拉提出了两点声明。第一，他决定在他的法律顾问和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为自己辩护。第二，他在表示无意怀疑法庭的公正的前提下，要求主持审判的地方法官口避此案。这基于两点理由：其一，他担心得不到公正和恰当的审判；其二，他认为他没有法律和道义的约束去服从一个不代表他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他指出，“在这类政治审判案中，白人是有关的当事人，由一个白人法官来主持审理，无论其声望多么高，不管他的公正意识与正义感多么强，也不过是白人裁决自己的案件”。在一个由当事人一方主持的审判中，怎能指望公正的判决呢？　　地方法官：我怀疑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打断您，曼德拉先生。我们是否超出了本案程序的范围。毕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法庭，一个白人法庭，没有其他的法庭。既然您知道只有一个法庭，那么您提出的要求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您想要什么样的法庭来审判呢？　　曼德拉：那好，阁下。我希望阁下记住，在一系列案件中，我们的法庭规定，诉讼当事人要求某个法官回避的权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只要真诚地使用这个权利，法庭必须对之充分保护。现在，我真诚地考虑到，就像我将要表明的那样，贯穿于我整个生活的这个不公正的歧视，是造成每一次严重侵犯我的权利的原因。我要说明，法庭之外的种族歧视对我所遇到的所有麻烦负责任。我担心这个法庭还会对我同样的不公正。阁下可以不同意这一点，但是，阁下有法律上的义务，事实上是被迫听我讲话。因此，我认为，阁下——　　地方法官：我想听，但是我希望您讲明您要求我回避的理由。　　曼德拉：那么，这些就是理由。我正在逐步展开我的论点。如果阁下给我时间——　　地方法官：我不希望超出议程的范围。　　曼德拉：要求回避的范围。我是在要求回避的范围之内。我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在我看来，不会给我一个公平的、恰当的审判。　　地方法官：继续讲下去。　　曼德拉接着阐述了不会给他一个公平的、恰当的审判的理由。首先，他指出南非法律的实质。一个完全由白人控制的法庭，它强制实行一个白人议会制定的法律，一个在非洲人一致反对情况下通过的法律。“因此，在非洲人作为被告的政治审判中，这个法庭不能被看作是公正的法庭”。接着，他指出，人权宣言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南非根本不存在。尽管南非的总理、法官和知名人士多次声明这一原则，“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对我们的人民来说，在法律面前实际上毫无平等可言”。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从法律的制定程序和实际内容，从执法者的构成，即法官、地方法官、检查厅长、法律顾问和其他类似职务的承担者及其任免，从整个法庭的人员结构和审判气氛，无一不是渗透着种族歧视的毒素。曼德拉针锋相对地发出如下质问：“为什么在这个法庭上我面对的是一位白人地方法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人原告，护送我到被告席的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地、严肃地提出，在这种气氛之下，正义的天平是不偏不倚的呢？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非洲人有幸受到他的同胞的审讯呢？”随后，他又谈到因种族隔离制引起的一系列恶果：黑人没有土地、贫困不堪的保留地、饥饿和病痛，但他又一次被法官打断。　　地方法官：这与此案有什么关系呢，曼德拉先生？　　曼德拉：先生，它与最后一点密切相关，如果阁下给我机会陈述这一点。　　地方法官：你已经讲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我感到你已经在离开你所要求的范围。　　曼德拉：阁下，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极重要的理由，法庭必须对此给予考虑。　　地方法官：我充分认识到您所处的地位，曼德拉先生。但是，您必须把自己限制在要求本身，而不是超出它。我不想了解饥饿问题。依我看这与本案目前无关。　　曼德拉：阁下已经提出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白人的法庭。那么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此刻如果我能向阁下表明，在这个法庭之外，种族歧视被用来剥夺了我的权利，使我不能得到公正对待，……　　针对法官提出的他所陈述的事实均与本案目前无关的说法，曼德拉指出他所提出的和将要提出的问题与事实均是与本案密切相关的。他表示，他十分担心这个被白人控制了的司法制度会使有罪的人将无罪的人置于法庭上，使非正义者对正义者进行指控报复。这样，完全有可能降低白人司法官员在法庭上对待黑人被告时的公平和正义的标准。“这是我提出要求的第一个理由，即我不会得到公平和恰当的审判。”　　接着，曼德拉陈述了他要求地方法官回避此案的第二条理由：他没有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去服从一个不代表他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他指出，政府权威的基础是代表人民的意愿，这是整个文明世界中公认的原则，并构成自由和正义的基本根据。因此，有选举权和代表权的公民，有义务从道义和法律上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在南非，非洲人的选举权和代表权被剥夺了，因而他们没有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去服从那些不是他们制定的法律，而对执行这些法律的法庭，他们也无信任感。　　曼德拉并没有否认南非司法系统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具有正义感和民主意识的白人，他们或是批评不承认所有的人生来自由平等的现行政策，或是维护非洲人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由于这种制度，而是具有公正和正义感的白人对这种制度的批判。他表示：“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我过去同它斗争，并将继续同它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我现在恰巧遇到一个法官，对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我仍强烈地憎恶我周围的这种机构。”如果想要消除这种非洲人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怀疑惑，唯一的办法是取消法官任命中的不公正的歧视。　　最后，曼德拉坦然地宣布：“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随后3天的法庭调查和辩护中，曼德拉力挫出庭作证的警察、特务和内奸，还有维沃尔德总理的秘书。他那大无畏的精神，敏捷的思辩能力，论据清楚的辩护词，一针见血的质问和驳斥，给听众席上的观察家和在场的律师界权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站在被告席上的曼德拉俨然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法官，在对实施了近300年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进行历史性审判。　　10月25日，法庭判决曼德拉犯有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曼德拉明确表示，不管判什么刑，都不能阻止他继续为反对种族歧视而战斗。　　11月7日是法庭宣布审判结果的日子。这一天，大街两旁挤满了人群，听众席上也坐满了受曼德拉斗争精神感染的非洲人，温妮和从特兰斯凯赶来的亲戚身着科萨人服装，也坐在听众席上。当身穿民族服装的曼德拉被带进法庭时，人群沸腾了。曼德拉微笑着向群众致意，并高呼：“权力！”人群报之以怒吼：“属于人民！”随后，曼德拉利用就减刑向法庭发言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声明。　　他首先简要地介绍了1961年3月的彼得马里茨堡会议和“全非洲人大会”作出的关于罢工的决定。为了使法庭了解他参与罢工的领导工作的动机，他讲述了自己从童年时期就感受到的非洲人的各种影响，以及后来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　　从孩童时代起，他就听部落里的老人讲白人到来之前的和平安宁的生活和科萨人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早期非洲人社会的结构和组织强烈地吸引着我，并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的演变。”他为自己是非洲人而骄傲，并发誓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自由事业。后来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为坚持其政纲而奋斗。在他成为律师后，更深切地感受到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恶果，他认识到，“无论我们多么出色，多么公正，多么努力地从事我们的法律职业，我们不可能成为检查官、地方法官或法官”。　　在反对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的50年里，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非暴力手段，然而遭到了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曼德拉历数了政府暴力镇压的罪行，并强调了非洲人已开始转向暴力反抗。他警告说，“如果政府方面仍没有明智的表示，政府与我的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中告终。”曼德拉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南非人民已经觉醒。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无论阁下根据这个法庭裁决对我作出何种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之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在我走出监狱之后，我还会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他的声明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来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官员。　　最后，法官宣布了对他的判决：五年监禁和苦役。温妮与聚集在街头的人群一边唱着斗争歌曲，一边目送载着自己心爱丈夫的囚车慢慢开走。1962年底，温妮应印度人青年大会的邀请，发表了演说。很快，政府就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她实行管制两年的禁令。禁令将她的活动范围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不准进入任何教育机构，不准参加任何会议，不准发表讲话，不准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会面，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学校。温妮后来曾问及安全部门的头头约翰·克伊兹：“你们在1962年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管制我？”约翰·克伊兹回答说：南非荷兰语里有一句俗话，如果你看到一头猪来到你的南瓜地里，那么就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你，那头猪要去啃南瓜了。换句话说，他们对温妮实行管制不是因为别的罪名，仅仅因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温妮第一次获准去罗本岛看望曼德拉。经过15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见面了。据温妮回忆，监狱的环境和探监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　　他们紧靠岸边盖了简陋的棚子，光线很暗，铁丝网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属分开。他们把纳尔逊带到这里。在半个小时当中，我必须一直站在对面跟他说话，没有地方坐。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边，确实令人难堪。　　他们能相互见一面，都很高兴，但谁也没有料到，更大的暴风雨将来到他们面前。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六章　利沃尼亚审判第十六章　利沃尼亚审判　　·“马伊布耶行动”方案　　·西苏鲁潜逃　　·告密者与韦克中尉　　·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遭破获　　·第一号被告：“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强有力的法庭陈述　　·“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曼德拉被捕以后，民族之矛在沃尔特·西苏鲁和雷蒙·姆赫拉巴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小分队在另一位破坏能手乔·莫迪斯的率领下，经常在黑夜里神出鬼没，主要的破坏活动是剪断电线，使约翰内斯堡、德班等地的电话通讯常常中断。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个建筑工地有供使用的炸药。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溜进去，将炸药装了满满一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第二天一早，地方报纸登出了“500公斤炸药被盗”的通栏标题。当他们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炸药使用的注意事项时，才发现装运炸药的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15英里。　　为了加大对南非政权的打击力度，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项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方案。这一行动方案要求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开展游击战，并提出了外国力量援助南非解放运动的问题。“政府仅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方案的导言明确宣布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计划的重点是在乡村地区培训人员，以支持游击战争；并在伊丽莎白港、谢普斯顿港、德兰士瓦西北部和开普的西北部等地选择了一些攻击目标，要进行“大面积攻击”，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和混乱”。计划在除开普以外的三个地区各调动2000人；随着行动的展开，各个地区的人员将增到7000人。　　这一计划的最大弱点是过高地估计了外援的作用。马伊布耶行动方案设想在游击战争逐步深入以后，外部军事力量将对南非进行打击，两支力量内外夹击将使南非政府倒台。更有甚者，方案的交通工具中竟然列入了一艘潜水艇，用来将在阿尔及利亚和俄国受训的游击战士运送回南非！斯洛沃后来亦承认，“对于其他非洲国家会准备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一种奢望。我们甚至认为他们会提供飞机为我们运送人员。我们过于天真了。”　　针对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南非警方加紧了搜捕。尽管政府一直怀疑大部分暴力活动与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有关系，但一直找不到可靠的证据。搜捕圈愈缩愈小。民族之矛的“最英勇的战士”乌伊西利·米尼被捕了，他是东开普地区活动小组的成员。警察的威逼利诱无效，他被判处死刑。他就义的时候，高唱着自由之歌，挥舞着拳头，视死如归。接着，民族之矛的另一名勇士威灵顿·邦科，假称愿意反戈一击为警察效劳，设下埋伏圈以捕杀一名众人切齿仇恨的警官，但计划未遂。当他被捕处以极刑前，他坦然地告诉法官：“你们可以绞死邦科，但你们无法绞杀自由！”　　正在警察力图侦破民族之矛时，西苏鲁还处于6000兰特①的保释之中。有一天，他失踪了。警察四处搜寻，毫无结果，于是断言沃尔特·西苏鲁已非法潜离南非了。然而，1963年6月26日西苏鲁的声音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电台的播音中出现了：“解放电台，解放电台，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电台，在南非向您广播。我们的电台于今天，6月26日，第一次向您广播。……政府将沃尔特·西苏鲁置于24小时的软禁之下。对此我们不能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西苏鲁应该离家。今天，他继续领导我们的组织和人民。他是在地下领导我们。现在，西苏鲁从地下向您说话。”　　①兰特，南非货币名。　　接着是西苏鲁那宏亮的声音：“非洲的儿女们！我在南非的某地向你们说话。我没有离开这个国家。我也不打算离开这个国家。……”整个南非的警察系统调动起来了，一道命令自上而下：马上找到西苏鲁，提供重要情报者重赏。一天，警察局特别支队的威廉·凡·韦克中尉正在翻阅“绝密”卷宗，电话铃响了。“喂，警察局吗？我有重要情况报告，”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出话来。凡·韦克赶紧打开录音装置，“请说吧。”打电话者自称最近到过民族之矛在约翰内斯堡的指挥部，并在那里看见了西苏鲁。最后，他自告奋勇要带警察去找这个地方。“行，今天晚上我到你指定的地方去接你。”凡·韦克放下听筒，狞笑了一声。“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　　当大晚上，韦克中尉带上手下人，将那个告密者接上汽车，朝约翰内斯堡的北部开去。告密者是个黑人，为了怕人认出他来，他带上一副墨镜，将帽沿紧紧压在眼帘上，脸的下半部用一条大围布包着。车在利沃尼亚路来回跑了几趟，但告密者似乎认不出他到过的地方了。“你总应该记得一些特征吧。”凡·韦克有些不耐烦了。“我记得它附近有一所教堂。”车子又继续转了几个小时，还是没发现要找的地方，韦克中尉觉得再继续下去也是徒劳无功，就停止了搜寻。　　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韦克对这个告密者已失去信心，但那个黑人很肯定的语气又使他有些希望。第三天晚上，车子又来回开了好几个小时，韦克一看表，已过了午夜。他正想结束搜寻，那个告密者突然喊了一声，“就在那里，中尉！”韦克很不相信地抬头望去，原来他们要找的所谓教堂只是一幢有山墙的房子。下一个拐弯处就是通往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韦克注意到人口对面则为一公园。记住了地势特征后，他命令将车开回去了。　　韦克策划了第二天的袭击计划，决定下午二时出发。7月11日下午，韦克中尉召集了一支15人的突击队，其中包括一名电台专家、两名对政治文件处理有丰富经验的警察、一名警犬驭手、一名熟练的驾驶员，还有一名能说会道且有喜剧表演天才的警察，以应付突变的情况。全部人马在韦克的办公室集中后，听了大致情况和任务分配。“如果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一个警察问道。“我们就说在找旅馆时迷路了。”16个人坐上韦克预定的一辆干洗车，化装成一个干洗服务队，开着上路了。　　下午三时，干洗车开进了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突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男仆打扮的黑人挡住了车：“喂，对不起，农庄没有人。”司机只好开始倒车。这时，韦克一声命令：“我们已经靠近了，开始搜查！”车一下子加足马力，靠近了房子。警察们跳下车来，分别占据了有利地形。不到几分钟，几处出口全部被把守，警察同时还堵住了通往外面的车道。　　当时，西苏鲁与最高指挥部的其他成员正在讨论马伊布耶行动方案，结果全部被捕。他们中间有戈万·姆贝基、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凯西（凯斯拉塔）、鲍勃·赫普尔、莱昂内尔·伯恩斯坦和雷蒙·姆赫拉巴。一个小时后，农庄的“管家”阿瑟·戈德雷奇开着车回农庄，当他发现出了事时想跑，但为时已晚。但没过多久，戈德雷奇和沃尔佩通过贿赂一名年青的看守，竟然逃脱了。被认为做过检举证人的赫普尔也设法逃跑了。　　从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查获的东西很多。马伊布耶方案的讨论稿，大批的组织文件，100多张地图，6台打字机，还有一架电台、天线装置和一台复印机。从所搜得的文件中，警察又找到线索并迅速逮捕了哈罗德·沃尔佩、莫索莱迪和姆兰基尼。同时，警察在利里斯利夫农庄还搜到了曼德拉的一本国外秘密旅行日记。在所有的文件中，当时已被判刑5年的曼德拉被认为与其中大约250件“罪证”有牵连。　　这次突然袭击得手后不久，警察局又接到了位于克鲁格斯多普的一位房主的举报。当这位名叫查尔斯·巴纳德的人发现自己的房客一直未交房租而来催租时，竟然在自己的房子里看到了一大堆政治文件、电文、名单和地址。而这一地点的发现使警察局又摧毁了最高指挥部的另一个隐蔽所。至此，民族之矛的三个地下活动点均被警察摧毁。政府立即着手准备利沃尼亚审判。　　当警察发现了曼德拉与民族之矛的联系后，很快就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当时，曼德拉由于与外界隔绝了9个多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他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看到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等战友时，立刻明白了。他们像7年前所经历的那场审判一样，互相鼓励，准备着一场新的法庭战斗。　　第一次开庭是在10月9日，尽管警察采取了种种威胁手段，但旁听席上仍挤得满满的。由于起诉书不准确，法官不得不撤消起诉。12月3日重新开庭。起诉人对曼德拉等人提出4条指控：　　（l）招募和训练人员使用炸药，准备游击战争，通过破坏活动，进行暴力革命；　　（2）与以上行动相配合，计划在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南非时进行协调和合作；　　（3）以此推进共产主义的目标；　　（4）为此目的，请求并接受外国同情者的资助。　　纳尔逊·曼德拉是第一号被告。当他被叫去答辩时，他首先发表了一个声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在随后5个月的政府诉讼过程中，起诉人出示了警察从利里斯利夫和克鲁格斯多普搜缴的大批文件和变节者提供的证明。代表当局的起诉人波西·尤塔是德兰士瓦省的副检察长。他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泛非主义者大会互相混淆，指控民族之矛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企图推翻政府。从起诉人的发言看，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将被告人判处重大叛国罪，然后送上断头台。在起诉过程中，共有173人出庭作证，其中一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族之矛的成员。为了苟全性命，他证明曼德拉回国后曾到纳塔尔的地区指挥部作报告，他还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　　起诉人的发言和证人的证词引起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极大愤慨，因为很多都与事实不符。如波西·尤塔首先断言被告要对222起破坏活动负责，但经过查核，很快改为193起。后来他又把1963年5月26日说成是“与发动游击战争相呼应的群众起义日”，而当时民族之矛的武器只有炸药和一支汽步枪。他还一再指责民族之矛企图杀人，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据。连法官也承认在他所提出的193起破坏活动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　　辩护律师团是布拉姆·费希尔和沃农·伯朗基率领，他们在叛国罪审判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律师团还包括两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往斯，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在准备辩护材料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发现，曼德拉很自然地成了他们当中的领导人。这主要是他执着的政治信仰、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谦和的处事方法所致。他从不独断地下命令或坚持己见，总是与其他人平等地讨论或争论。　　如辩护律师从策略上考虑，要求曼德拉只承认指控的193起破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很多起事件也确实是在曼德拉被捕后发生的。这样可望使曼德拉克于死刑。但曼德拉执意不肯。他认为，这是对民族之矛这一组织的审判。作为这一组织的创始者和领导人，他无意通过法律上的细微区别来开脱自己。如果他被判无罪，而他的战友们则判有罪，他于心不安。同时，他认为，一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为什么要在南非进行暴力反抗这一问题。而这只有在承认进行暴力反抗的前提下才能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很明显，曼德拉是将审判当作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来处理的。　　在被告是否应该作证的问题上，曼德拉也是以信仰为主，性命次之。乔夫反对他们作证，担心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受讥讽。曼德拉真诚地对乔尔·乔夫说，“乔尔，我想，作为一名律师，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实现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为自由和尊严进行过斗争，像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相。”其他被告也一致同意他的主张。经过充分讨论，辩护律师团和被告达成一致意见：由曼德拉从被告席上以提供证词的方式发表一个政治声明，详细地阐述他们的立场，其他被告则可全力对付法庭辩论，负责驳斥原告和证人们无根据的指控。　　这种以提供证词的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借此为曼德拉提供各种文件或资料。当然，这一策略必须保密，否则一发现，监狱会马上制止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在随后的日子里，乔夫为曼德拉送来各种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叛国罪审判案的档案、经济学论文集等。同时，由于监狱当局不得不检查这些送往监狱的东西，这又使原告波西·尤塔很忙了一阵。在牢房里，曼德拉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认真撰写和反复修改自己的声明。　　1964年4月20日，法庭辩论在比勒陀利亚正义广场法庭开始。听众席上照例挤得满满的，温妮获准出席并与婆婆坐在一起。辩护由布拉姆·费希尔主持，他代表被告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但否认有一个进行游击战争的计划，“证据将表明，在进行游击战争准备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制定任何计划；在整个过程中都希望避免采取这一步。阁下，辩护将以第一号被告宣读一份声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之矛的建立。”波西·尤塔力图阻止，但遭到法官拒绝。　　曼德拉站起来，开始从容不迫地宣读自己的声明：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具有文学士学位。曾与奥立弗·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几年律师业务。因为被判犯有非法出国罪和煽动人民参加1961年5月底的罢工罪，我目前正在服五年的徒刑。　　首先我想说，政府在起诉开始时所提出的南非的斗争是由于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这种说法完全不正确。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是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由于外面的人可能说过什么。　　在他的长篇声明中，他主要谈了4个问题：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后转向暴力手段的原因，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区别，共产主义问题，南非种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他坦然地承认，他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他指出，建立民族之矛是基于两点理由。第一，政府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非洲人民的暴力反抗。只有对人民的情绪进行引导，才能避免恐怖行动。第二，除暴力之外，非洲人民没有其他手段取得反对种族主义的胜利，因为任何其他的合法方式都被法律禁止。我们起初避免任何求助于暴力的方式，然而，政府竭尽全力诉诸武力摧毁反对力量，“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　　通过回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曼德拉向法庭展示了50年来这一组织采取的各种非暴力政策：提出要求和决议，派代表团会见政府，消极抵抗运动，“待在家里”的示威。同时，他引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的话：“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间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毫无权利的地步。”　　只是在沙佩维尔惨案以后，只是在南非政府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为非法组织以后，只是在南非为建立共和国进行了排除非洲人的公民投票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才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暴力已不可避免，在政府以武力回答和平要求时，如果非洲领导人继续鼓吹和平与非暴力将是不现实的和错误的。“这个结论并不是轻易得出的。只是在其他所有尝试归于失败，一切和平抗议的渠道都对我们关闭之后，才决定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建立民族之矛。”　　他强调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履行政治职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它的成员是根据明确的非暴力政策而加入的；因此，它不能、也不会从事暴力活动。但形势的发展使它不再反对适当控制的暴力，参加这类活动的成员不会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处分。同时，民族之矛在任何时候都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领导，未经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它不得采取任何不同于既定方针的行动。它无权超越规定的范围，也无权从事威胁人的生命的行动。“非洲人国民大会继续保持非洲人政治组织的特点，只开展1961年以前它所从事的那类政治工作。民族之矛仍然是一个小的组织，从不同的种族和组织中吸收成员。”　　在阐述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的联系时，他谈到了两者的不同点和合作基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信条是非洲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它与共产党的另一点不同是它只吸收非洲人参加。共产党强调阶级差别，国民大会则试图协调这种差别；共产党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政府，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的是为非洲人赢得政治权利。同时，两者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这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消灭白人的统治。随后他谈了自己对南非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过程：从不信任到信任，从不合作到合作。他还指出：　　我们并不仅仅在国内政治中把共产党人看作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领域，共产党国家一向给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共产主义阵营一直支持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对我们的处境，他们看上去往往比西方国家更为同情。虽然全世界一致谴责种族隔离，但是共产主义阵营比绝大部分白人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更响亮。　　他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同时也表示对英国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和美国国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原则的尊重。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受到东西方两方面的影响。　　最后，他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贫富差别和白人与黑人的极度不平等状况。生活上的贫困伴随着营养不良和疾病，这些条件影响了整个非洲人社会的工作水平。同是教育上的极度不平等更加剧了这种差别。　　他指出：　　一般说来，非洲人孩子上学要比白人孩子花费更多的钱。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1963年的刊物所引用的数字，7一14岁的非洲人儿童中有40％不上学。那些上学的孩子所受到的教育，远远比不上白人儿童。1960—1961年政府对国家资助的学校中非洲学生提供的经费约为人均12.46兰特。同期，开普省白人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这是我能得到的惟一数据）为144.57兰特。　　他进一步指出，影响非洲人经济地位提高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工业中的肤色歧视。较好的职位专为白人保留，他们的工资也大大高于非洲人的平均收入。而低下的工作一律由非洲人干。他说：　　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替他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出于这种态度，白人倾向于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不把非洲人看成有自己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像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像白人那样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想挣足够的钱以使他们的家庭能舒适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能上学。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能有这样的希望呢？　　最后，他描绘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长达4个多小时的讲话使绝大部分在场的人受到震撼，妇女不住地哭泣，外国记者奋笔疾书，将一封封电文发往国外报纸，平时爱打瞌睡的白人警察凝神细听……乔尔·乔夫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曼德拉念完了他的声明，“法庭上持续30秒钟鸦雀无声。听众席上传来深深的叹息和妇女的哭泣。我们这样坐了整整一分钟，紧张气氛才消去。”在随后的法庭辩论中，西苏鲁和姆贝基分别对原告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曼德拉等人的命运牵动着所有南非黑人的心。一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地下网络组织人民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坦博则通过国外渠道充分调动国际舆论。同时，曼德拉在特兰斯凯的乡亲们也为拯救他的生命绞尽脑汁。在曼德拉被判罪的前两天，滕布族的长老们捎信让温妮去一趟，温妮立即赶去。她后来回忆：　　有些长老同我攀谈，说我进入法庭前，有个会法术的人将给我一件东西，我必须把它放进鞋子里，这样白人在法庭上就不会对纳尔逊于某些事情了。……我来到司法大厦时，他们递给我一个装有褐色油状液体的，1、瓶子，看上去里面像是装着毛发似的。我没有勇气去拿。我还不够成熟，还没看出来这不至于有什么危害，接受下来能讨长者们喜欢。我知道，这对纳尔逊不会有什么效果，尽管这些草药被认为可以使他得到释放。他宁愿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草药来获得自由。　　温妮因为没有遵照长老们的意思去做，以致引起了他们的猜疑。　　6月11日，法庭裁决：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只有伯恩斯坦被宣布无罪。被告们对这一判决都很镇定，他们关心的不是判决的结果，而是被判处死刑后应该怎样去鼓舞正在战斗的黑人群众。他们一致决定，如果被判死刑，他们将不提出上诉。　　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日。温妮带着5岁的津妮和4岁的津荠也来了，但由于法庭不许小孩人内，她们只能与其他人一起守在法庭外面。法庭周围到处是情绪激昂的人们，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领袖的命运。正如西苏鲁夫人所说的那样：“对于我们——他的人民来说，曼德拉就是一切。”人们打着标语牌，喊着口号，高唱各种战斗歌曲。大批记者也赶到现场，他们想尽早知道对这批“利沃尼亚人”的判决结果。　　法官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宣判：“被告所犯的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案，但政府决定不以此种方式进行指控。鉴于此，并经过对本案认真考虑，我决定不处极刑。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8名被告露出了微笑。这不仅是辩护律师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正如温妮说的：“人们的情绪这样高，国际舆论从来没有这样大，如果他们敢冒险处死领导人，整个国家将燃烧起来。”　　曼德拉等8名被告被押上囚车，温妮拖着两个小女孩拼命往前挤，后面的人们也尽力将她们往前推。这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温妮的肩膀。温妮回头一看，原来是治安分局的警察：“别忘了你的许可证！互2点以前你必须回到约翰内斯堡！”温妮气愤已极，“谁能想象！这最后一天！我的丈夫被判处终身监禁，而我还必须念念不忘许可证和它所规定的时间！”她狠狠地踢了那家伙一脚。　　宣判的当天，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莫索莱迪、姆兰基尼和凯斯拉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都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丹尼斯·戈尔德伯格，被告中惟一的白人，则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尽管南非政府没有对被告处以死刑，但这一判决已充分体现了白人政权的残暴性。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世界舆论怒吼了，世界进步力量怒吼了。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七章　国际舆论第十七章　国际舆论　　·世界的怒吼　　·索布克韦在狱中　　·“波戈”加大打击力度　　·罗本岛的小黑牢房　　·“纳尔逊入狱后的头几周和头几个月，我简直像生活在地狱里”　　·牛郎织女　　·温妮再次入狱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天，“利沃尼亚人”占据了世界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人们忍无可忍，激怒起来，出现了当时的场面……历史最终将判决大权在握的政府有罪，这已经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纽约时报》评论说：“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利沃尼亚人是英雄和自由战士，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不是应被处罚的罪人。”　　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则认为：利沃尼亚审判之所以能抓住人心，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名字。”　　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发表声明，赞扬曼德拉等领导人“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伦理，……他们的政策符合兄弟般的友爱和人道主义的国际原则；失去他们的领导，友爱和人性将被毁灭，今后几十年间在南非将不复存在。他们深深地信仰正义和理性；他们被隔绝起来，正义和理性也将离开南非的舞台。”他在声明的最后向全世界呼吁，“立即行动起来对南非进行制裁。这样将带来必要的重大变化，以防止出现可能成为我们时代非洲最严重的悲剧。”他的声明给团领导人被捕而受到打击的黑人解放运动以极大鼓舞。　　早在法庭最后宣判前3天，即1964年6月9日，由于坦博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国外代表机构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强烈呼吁，以及联合国中亚非集团要求制裁南非的强烈呼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南非停止利沃尼亚审判，对被告实行赦免，释放所有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被判死刑的人。　　在此以前的多次决议中（如1963年8月7日决议和1963年12月4日决议），联合国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立法，吁请南非释放政治犯。它不承认对所有由于反对种族壁垒制度而被判死刑的人所进行的惩治，并要求对一切在押人员实行大赦和对反种族隔离的人予以宽大处理。安理会在6月9日决议中再次确认了它向成员国发出的关于停止向南非出售和运载武器的呼吁。最后，它敦促成员国采取联合或单独行动，说服南非接受联合国决议。　　6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并建立了一个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审查可能对南非实施的制裁措施。安理会要求该委员会的最终研究报告必须在1965年2月以前完成。　　6月26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如果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8月16日以前不进行修改，它将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的奥运会。由于南非政府坚持不派出有多种族队员参加的混合运动队，国际奥委会决定禁止南非参加次年的奥运会。　　然而，对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谴责最有力的则是亚非国家。于1963年2月4日至11日在坦噶尼喀的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通过了关于南非的决议。决议表示：　　注意到南非白人少数政府正在个别地和集体地武装欧洲人，以便执行它反对非洲人民的残酷的暴力阴谋；并注意到非洲人民已决定要用暴力来对付欧洲人的暴力。大会向新近成立的“民族之矛”致敬，并呼吁一切亚非国家的政府和解放运动：　　（l）支持南非的非洲人在自己的斗争方法中增加采取暴力的决心；　　（2）谴责英国和法国执意向南非政府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在南非建立军备和军工工厂。　　大会谴责南非白人少数政府所执行的对解放运动的领袖所采取的恶毒的恐怖行为，要求立即把纳尔逊·曼德拉、罗伯特·索布克韦和其他政治领袖从监狱、软禁和流放中释放出来。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非洲统一组织于7月21日在开罗开了4天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34个成员国与南非和葡萄牙断绝贸易联系并禁止其飞机和船只在非洲国家的机场和港湾停泊，以抗议两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决议还呼吁非洲的产油国向两国实行石油禁运。随后于1964年11月30日，联合国就种族隔离问题任命的特别委员会建议，迫使南非放弃其种族隔离政策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其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　　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索布克韦在1960年反通行证法示威中被捕后，于1960年5月4日被判处3年徒刑。服满了违犯通行证法的刑期后，他本应在1963年5月3日释放，但是就在5月2日，南非总统斯沃特①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一般法修正案》，这项法律规定警察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有权对政治嫌疑犯进行拘留审讯，审讯期间被捕者与外界隔离，不能请律师，不能见朋友家人，法庭不能干预，这一法案又被称为“90天法”，因为这一过程可持续90天！　　①C·R斯沃特曾在1948年起任南非司法部长。1961年5月31日南非共和国成立，他当选为首任南非总统。　　这一法案中的有一条款规定：政府有权对任何服满刑期的政治犯进行不定期监禁。由于这一条款的制定主要是针对索布克韦而来，因而后来简称为“索布克韦条款”。这一法案使得有的被告在拘押后（或服刑后）被法庭判决释放，但由于政府方面的一纸命令又立即入狱。这样的法律规定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是人权的保障者”的传统概念。这一法案亦引起了联合国的极大关注，因为90天预押条款直接违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　　这样，1963年5月3日后，索布克韦被继续关押在罗本岛。曼德拉在1962年8月被捕关在监狱时，索布克韦给他写了封充满激情的信，鼓励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战斗。索布克韦在罗本岛被单独地监禁了7年以后，南非政府为平息世界舆论，假惺惺地将他转移到离他家乡约翰内斯堡300英里的金伯利，软禁在住所里。他住的房子是政府指定的，每天在户外的时间不许超过12小时，同时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虽然他过去曾是大学讲师，但政府禁止他进入任何大学、学院、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关。他还被禁止发表或者联名发表任何东西，也不许参加政治集会或社交活动。同时，他还被命令不得与政府开列的一大串被查禁名单上的人通信。1970年初，政府拒不同意他离开南非接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职。　　作为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创始人，索布克韦在狱中仍时刻关心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并经常鼓励自己的战友。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积极开展暴力活动。1962年11月21日夜间，一队武装的非洲人袭击了帕尔警察局，打死了附近的2名欧洲人，打伤了几个其他的人。5名非洲人在冲突中丧命，另有几百人被警察逮捕。人们将这些袭击者取名叫“波戈”。但据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勒巴洛说，将这些人归于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是不对的。“波戈”一词实际上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一个口号“乌姆阿非利加波戈”的一部分，意思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者”。早在1960年，开普西区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就已用它作为一个暗号名称。帕尔暴动调查团曾认为“波戈”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别名，勒巴洛对此说法表示赞同。　　作为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缔造者之一，勒巴洛于1925年出生在巴苏陀兰（今莱索托）境内。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陆军服役，并被派往北非。从部队退伍后，他回到学校，先后在莱达布兰德和比勒陀利亚教书，与曼德拉、西苏鲁等人一起创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联盟。由于积极参加1952年的蔑视运动，他被学校开除。后来，他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章派分道扬镳，和索布克韦一起成立了泛非主义者大会，并被选为全国书记。他被捕后不久即被释放，便开始在巴苏陀兰指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地下活动，并负责波戈的破坏活动。　　①巴苏陀兰当时是英国的领地。　　按照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计划，1963年将是南非自由年。为实现这一计划，波戈决定增加破坏和暴力行动。1963年2月2日，一批约50名的非洲人在特兰斯凯攻打了靠近巴希河桥的路边营房，打死了5名欧洲人。2月8日，一个白人商人在兰加被人打死。同时，在昆斯敦、卡马塔和克鲁格斯多普还进行了其他袭击。　　南非政府已经注意到从巴苏陀兰边境地区过来的影响，它要求英国政府在其统治的领地内采取行动予以配合。1963年4月2日，英国警察在南非便衣警察协助下，搜查了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马塞卢总部，逮捕了13名成员，并抄走了全部文件。但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勒巴洛却机智地逃脱了。从这以后，这一组织的领导权开始由驻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国外代表团行使。命令从这里送往迁到巴苏陀兰偏远山区的总部，再设法躲过南非警察的封锁输入国内。　　到1964年中期，司法部长确认共有202名波戈成员被判处谋杀罪，12名成员被判为企图谋杀罪，395名成员被判为破坏罪，126名因非法离境而判刑，另有820名波戈成员因参与地下组织的活动而被判罪。波戈是南非黑人运动中第一个采取针对个人的暴力行动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60年代最活跃的地下组织。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激进的策略和积极的行动，泛非主义者大会在60年代初受到更多的非洲人支持。“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在非洲人中举行民意测验，发现泛非主义者大会得到57％的非洲人的支持，而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只有39％。　　由于指挥机构先后遭到严重破坏，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军事组织除小股仍在国内开展破坏活动外，领导机构和主要力量多转移到国外，准备长期的游击战争。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镇压的加剧、领导人的被捕和指挥机构的转移，南非国内的黑人群众运动处于低潮。　　在罗本岛，曼德拉被关在一个7英尺见方的单人牢房，牢房里惟一的摆设是地板上的一床草垫和两条毯子。由于曼德拉是受世界舆论关注的知名人物，监狱当局总想装模作样，以“讨好”曼德拉。如他刚到岛上时，监狱当局提出要给他特殊伙食，但曼德拉严词拒绝，一直与难友们同甘共苦。直到1973年他患高血压以后，他的伙食才改为无盐食物和牛奶。在监狱里，曼德拉还通过国际社会与红十字会向国际舆论揭露狱吏折磨摧残政治犯的罪行，要求国际社会向南非当局施加压力，以改善南非政治犯的条件。因为他是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如果提出个人要求会很快满足并得到照顾，但曼德拉每次总是为全体政治犯说话，在会见外国来访者的时候，总是要求他们注意全体政治犯的非人道待遇。　　曼德拉的入狱对温妮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她不得不忍受数不尽的诽谤和污辱，经历各种苦难和危险，生活在孤独和寂寞之中，同时还要想尽方法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她至今还不能忘怀那最难受的开始时间：　　纳尔逊入狱后的头几周和头几个月，我简直像生活在地狱里。孤独、寂寞比担惊受怕更糟糕，它是人的肉体和心灵所能承受的最痛苦的灾难。当你突然意识到，一个如此超众不凡的人——你只是这个人的影子——从你身边被夺走时，你会感到自己孤身无援。他是我力量的支柱。我摸索着前进，试图适应这种生活。那是极其困难的。在那段时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那些充满友爱的信。我六个月没有看到他，而这期间，他只被允许写一封信。我反复阅读这封信，直到这最初的半年终于熬到了头。　　当时，曼德拉等人为重犯，只允许亲属每半年探望一次，每次30分钟，探监者与犯人不能有任何接触（包括拉手、亲吻）。此外，犯人每半年才能给家人写一封500字以下的短信。1965年，温妮受到一个更为严厉的5年管制禁令的约束，不许离开奥兰多镇。因此她失去了儿童福利社的工作。此后，她不得不到家具店当推销员，在洗衣店、修鞋店做工。1966年，当局禁止她“准备、编辑、出版、印刷或传播任何文件、书籍、小册子、记录、标语和照片”等。这一年，当她去罗本岛访问曼德拉时，为了在许可证到期之前赶到那里，她没有坐火车而改乘飞机。为此，她被指控违反了探监规定。　　1967年7月9日，温妮到罗本岛探望曼德拉。上岸后，她径直走到候见室。这里气氛阴森，而且很压抑，有三个军官来回巡逻，另有一位守在门口。窗台上有个很大的烟灰缸，是用贝壳做的，里面扔满了烟蒂，旁边的两个厕所又脏又臭。那位军衔高一点的军官像以前一样警告她：“你只能谈家务事和孩子，不能谈别的，不能谈政治问题。如果你们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你的探视就要被打断。”过了一会儿，他喊道：“曼德拉夫人，你可以进来了。”　　然后，在3名看守的陪同下，他们开始通过耳机对话。中间隔着一块厚厚的玻璃，双方都难以看清对方。曼德拉仍是那么开朗，对孩子们的成长特别关心。那一年，津荠7岁，津妮8岁。温妮为了让孩子上学，找了纳尔逊的一位亲戚。但这位亲戚属有色人种，因而不能在黑人学校里为她们注册。最后，她只好将她们带到有色人种学校，以她的名义为两位女孩注册。谁知，安全部门很快获悉了这事，竟派人把学校校长拘留起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温妮借助朋友们的安排，只好将她们送去斯威士兰读书。问了孩子的情况，曼德拉又嘱咐温妮要坚强：“对我来说，生活和幸福就是你的爱和支持。”随后，他又要温妮靠近一点，“这样，我才看得清你穿着什么衣服呀！”在曼德拉的眼里，温妮永远是一个逗人喜欢的小姑娘。　　温妮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丈夫。她多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一个温馨的家。每天早上，为他准备一杯水果汁，等他洗完澡后给他擦身子。和他一起带着津妮和津荠去野餐，去郊游，‘到家乡去饱览那田园风光。她看着曼德拉那模糊的轮廓，多么想冲过去和他拥抱啊。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时间到了！”透过玻璃隔板，他们相互吻别了。　　离开罗本岛，温妮登上了回开普敦的船。像每次探监后一样，她感到充满希望。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到那儿去是令人振奋的，有一种像蓄电池被重新充电一样的感觉。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那样多的鼓舞，那么多的勇气。他们当然会回来，回来后在一个黑人执政的南非扮演自己合法的角色。纳尔逊将成为我们的总理。”45分钟后，船靠岸了。她一上岸，就碰到了麻烦事。　　一个名叫塞科姆的警察挡住了她，审问她：“你在开普敦住在什么地方？”当时，温妮打算在开普敦的尼扬加住两天，但她对这位警官很讨厌，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反感。“问这干什么？你的责任就是了解曼德拉夫人的行踪。如果你是个警察，你应该知道我的住处。我是不把自己的地址告诉陌生人的。”塞科姆仍要求温妮说出她的地址，温妮生气地说，“那你就靠跟踪我来赚钱吧。走开，别挡着我的路。”说完，她坐上自己的汽车，朝开普敦开去。　　随后，她被控违反禁令，没有向开普敦的治安警察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在法庭上，塞科姆坚持说，他曾告诉曼德拉夫人他是警察。而温妮则坚持，他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她认为他是个记者，初级法院的法官接受了塞科姆的证词，曼德拉夫人被判12个月监禁。但12个月除4天之外，其余刑期全部缓期3年执行。温妮不服判决，向高级法院上诉。辩护律师认为，鉴于曼德拉夫人在开普敦只住了两天，不能说她在开普敦有什么“住址”。但国家方面的律师反驳说，她有“住所”，因为“住所”的定义是“可以找到某人并与之进行联系的地方”。曼德拉夫人是故意拒绝将住址告诉那位警官。她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只好在监狱里呆上4天。　　1967年6月21日，一个新的“一般法修正案”，或称为“恐怖主义法”正式生效。这一法令使南非警察有权逮捕他们认为有危及法律和秩序行为的人或图谋煽动他人如此行为的人。该法定义含混，几乎每一个反对南非政权的人都可以在没有搜捕证的情况下被逮捕、拘留、审讯，甚至无限期地单独关押。正是基于这一法令，温妮·曼德拉与其他21名男女于1969年在一次全国范围的搜捕中被关进监狱。　　1969年5月21日深夜，温妮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门被踢开后，治安分局的警察蜂拥而入，翻箱倒柜，他们把熟睡中的孩子拖起来，然后搜查床单下面。最后，在孩子们的哭喊声中把温妮带走了。随后，她被关进了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监狱的条件极其恶劣，被捕的21人中一人当夜身亡，另一人19天以后死亡。温妮被单独监禁在一间牢房里，她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搜捕，以为就她一个人关在这间死牢里。一关几个月，她被这样监禁着，陪伴她的只有一只马桶，一个塑料瓶子和一只杯子。她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在监狱里，我们每天都受到检查。两个女看守走进来，命令你站起来，脱掉衣服。等我脱得一丝不挂的时候，她们从鞋子开始，然后是内裤、乳罩，以至衣服的每一条缝。接着是检查头发——当然，在我身上，她们永远不能得到什么。对于女犯人，按常规还要检查阴道。我想，她们对和我住同一监狱的其他五位同志不会这样。再没有比这更污辱人格的事了。而且在那间房子里，你是孤单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