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前言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是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他进行了长达50年（1944—199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铁窗面壁28年（1962—1990年）。最终，从阶下囚一跃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为新南非开创了一个民主统一的局面。　　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承担并完成这部传记，但对曼德拉这个名字的熟悉和追踪决非偶然。记得1987年5月在位于风景如画的加拿大金斯敦的皇后大学召开的第16届非洲学年会上，我和加拿大朋友菲利普·扎奇鲁克漫步在千岛湖边，谈论著南非正面临的重大变革。当时，一场“释放曼德拉”的运动正席卷全球。我们俩毫不怀疑曼德拉的释放只是时间问题，但又不约而同地对曼德拉出狱后将面临的艰巨任务忧心忡忡：白人极右势力的负隅顽抗，黑人民主力量的严重分歧，非国大国内派与国外派的可能分化，以及种族隔离制的沉重包袱。说实话，当时我们俩对南非政治演变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担心可能出现政治动乱。随后七年的时间里，我一边在马丁·克兰教授的指导下准备自己的历史学博士论文，一边密切注视着南非局势的发展。最后，终于在电视机上看到了曼德拉于1994年5月10日就职南非总统时激动人心的场景。　　本书以传记形式叙述了曼德拉的大半生，严格地说，是从他出生到1994年底。中国的传记传统源远流长。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以来，传记在中国正史中之地位时显时微。《史记》130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已占112篇，而三者之共同点均为以人为主体而记事。西方对传记的解释为“人生之记录”，传记源于古希腊、罗马。色诺芬①为其友人及导师苏格拉底②所作的辩护词即为当时最有名的传记之一。一般认为，普鲁塔奇为西方传记之鼻祖，在《高贵的希腊人罗马人的生活》中，他将希腊人与罗马人成对比较，如军事首领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大帝，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传记都是成对出现；其渊博学识和对崇高人物的理解同情使其传记永世长存。　　①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前35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著有《远征记》、《希腊史》以及《苏格拉底回忆录》等。　　②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他宣传宗教道德学说，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的学说主要靠同时代人记载而流传至今。　　中国文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在传记上表现甚为明显，正史始终以传记为主干，延续千年。直至民初，始有人倡导“传记文学”，对传记特性的争论自此始。或以其为文学分枝，或以其为历史婢女。在西方，歧见更为混杂。英国史家纳米尔虽然承认传记是“一门伟大的艺术”，但又认为这是“最容易的历史形式”，并对传记比其他历史书籍更为畅销而愤愤不平。艾尔顿也承认传记更为读者欢迎，但认为传记不是撰写历史的好方法，因为“一个人生活之局限性在解释历史时很少有任何意义”。强调整体历史、综合历史和长时段历史的法国年鉴学派对人物传记的期望也不高，认为人物史乃至事件史均只能作为历史的瞬间。据此，布鲁戴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指出，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逝世并非地中海历史的重大事件，从而说明传记历史与结构历史或地理历史大相径庭。　　持反对意见的史学家认为传记属于历史。有的更极端地认为只有史学家才能写传记，文学家不尊重史实，不宜于写传记。当然，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传记是人文科学中一支，历史学家不应轻视传记。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几蒂维尔认为传记与史学无高低之分，其关系是互相依存。他自豪地宣称：“我确实愿意被称为军事传记学家而不是军事史学家。”杜维运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中亦认为“传记学家应是专业化了的史学家，而史学家应珍视传记学家的成果”。　　我以为，传记似可以分为文学传记与史学传记两种。文学传记为文学家之范畴，以史迹为大致线条，以丰富的想象构成故事，或华丽、或朴实、或情节跌宕、或语言优美。史学传记为史学家之园地，以史实为基本依据，集翔实史料汇成文章，或解释、或推理、或以人物示潮流、或以人物显社会。两种传记既可相互携手，亦可分道扬镳。这样，即可免去很多无谓的争论了。此本小书究归何类，读者完全可以自作斟酌。　　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位历史巨人，为他作传记是一种难得的荣誉。不论未来南非的政局发展如何，曼德拉的历史功绩至少有三点。其一，他坚持统一的南非这一政治主张，团结各党派组织，求同存异，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保持了南非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使这一多种族的国家在短时间内逐渐走上了民主法制的轨道。这是他对南非的贡献。其二，他一贯坚持和平谈判，而只把暴力斗争作为辅助手段。在狱内或狱外均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后终于取得胜利，成为第一位以和平的谈判方式取得政权的非洲黑人领袖。这是他对非洲的贡献。其三，曼德拉摧毁的不是一个南非的白人政权，而是世界性的种族主义制度。这一胜利并非他一个人的胜利，亦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一种正义思想的胜利。这是他对世界的贡献。　　早在1985年11月，南非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在为玛丽·本森的《纳尔逊·曼德拉特》写的前言中说：“纳尔逊·曼德拉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悲剧在于他不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扑灭正在毁坏我们美丽国家的烈火。很明显，他是一个巨人，有超人的智慧。……你和他在一起时，你毫不怀疑，他具有我们的语言所称的‘魔力’——人格和风度。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大，人民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无可争辩的演说才能。他能把群众的感情用雄辩的、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你读他的法庭陈述时，你就会为你也是一个黑人而骄傲。这个国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狱中或流亡在外的人。国际社会如果希望南非出现和平和安定，就必须敦促释放他们，敦促开始进行真正的对话。”德斯蒙德·图图的这段话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是对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人格特征的最恰当的概括。　　本人怀着对曼德拉总统的敬仰之情，根据国内外已发表的资料写就了这本书。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人参考了大量外文资料（行文中已注出），但《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杨立华编著）、玛丽·本森《纳尔逊·曼德拉传》和安妮·本杰明《我的心与他同在——温妮·曼德拉自述》的翻译出版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本人借此机会向上述著作的作者和译者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本人在使用上述著作中的资料时亦参照了原文，故如出现错误，概由本人负责。另外，南非问题的研究在我国非洲学中位于前列，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在此—一列出。　　在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的杨立华先生、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的陆庭恩先生和李保平先生在资料信息及解答疑难问题上给予了大力帮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甘杜红女士、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的章棣、吴作梅和潘荣英女士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图书资料室的王小平女士为本人查找中外文资料提供了种种便利，在此一并致谢。学长陈向明博士特意从美国带回新近出版的曼德拉先生的自传《通向自由的长征》，以供参考，本人深表谢意。在此期间，父母特意来京照料孩子。舐犊之情，没齿难忘。夫人田开芳女士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不仅承担了家务琐事，而且以熟练的专业技术在资料检索和外文翻译上提供了很大帮助。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此书的按时完成是难以想象的。希望这本书能为我国人民了解黑人领袖曼德拉提供一点素材。　　　　　　　　　　　　　　　　　　　　　　　　　　　　　　李安山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一章　贵族之子第一章　贵族之子　　·“自讨麻烦的人”　　·叛逆贵族的后代　　·白人来了　　·神秘的班图人　　·“左撇子”马卡纳与预言家农夸希　　·早熟的曼德拉　　1918年的南非局势可以说是一个万花筒。由德兰士瓦、奥兰治、开普和纳塔尔于1910年合并而成的南非联邦，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除了移居此地的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和被称为“布尔人”、尔后被称为“阿非里卡人”的荷兰移民后裔）外，在开普尚有人数众多的有色人；在纳塔尔则有大批的祖鲁人和日渐增多并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印度移民；在德兰士瓦，科萨人占有大部分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采矿业的劳动力。这个如百袖被似的人种分布图说明了南非联邦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种族关系问题。这时候的南非联邦政府一方面为自己所参加的协约国即将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为在南非本土爆发的第一次非洲工人罢工而大伤脑筋、约翰内斯堡的清洁工为支持一天增加6便士工资的要求举行罢工。结果有159人被捕，被判处两个月的苦工。过不多久，布隆方丹的非洲工人要求一天4先令6便士的工资，政府不得不宣布戒严令，将工人罢工的企图压了下去。　　这年的7月18日，在特兰斯凯的姆维住村滕布人贵族盖拉·曼德拉的圆茅屋里传出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我有了一个儿子！我有了一个儿子！”盖拉激动地对妻子诺塞凯尼·芬尼说。看着儿子那对调皮的大眼睛和好动的四肢，他们给儿子取了一个科萨名字：罗利赫拉赫拉，意思是“自讨麻烦的人”。姆维佐位于特兰斯凯群山中的一条河谷，靠近特兰斯凯“保留地”的首府乌姆塔塔。蜿蜒曲折的姆巴谢河沿着河谷缓缓地由西向东，一直流向印度洋。住在这个幽静山村的滕布人做梦也没想到，罗利赫拉赫拉将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克星。　　滕布人说科萨语，而科萨族是班图人的分支。掂考证，班图人源于今尼日利亚与喀麦隆的交界地区，从公元1世纪即开始了称为“班图人大迁徙”的民族迁移运动，整个过程到19世纪才结束。班图人迁徙的路线大致分为东、西、南三个方向。而向南迁移的班图人数量最多，其迁移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批首先来到鲁伍马河和赞比西河的河间地区居住，后又有一些部落迁到今坦桑尼亚南部地区居住，第二批班图人进一步往南，抵达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河间地区，其中绍纳人居住在今津巴布韦的西部，聪加人定居在今莫桑比克南部和纳塔尔最北端地区。第三批班图人则越过上述地区，直达南非，包括恩古尼人（包括科萨人、祖鲁人、恩德贝勒人和斯威士人）、索托人（包括茨瓦纳人）和文达人等。其中茨瓦纳人先向西南，后又折向南方；祖鲁人先朝南扩展，继而转向东南，到达今纳塔尔的北部地区；科萨人则一路挺进。到达南非的最南端大鱼河地区安置下来。　　科萨人的疆域虽不断变动，但在1770—1850年之间，他们很少迁到礼拜日河以西或姆巴嫩河以东。从18世纪始，科萨人中的放牧者开始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山区居住，并把土地不断向西扩展。这样就产生了科萨人与白人1702年的第一次相遇，这发生在今天的东萨默塞特，亦即为1770年确定的荷兰开普殖民地边界。当时，科萨人居住的中心是大鱼河的东部（西斯凯的南部边界），但是一些科萨人为寻找更好的牧场迁居到现今的格雷厄姆斯敦地区，并和已经在那里居住的科伊人和平共处。科萨人居住的地区主要是广袤的草地，虽然可以种植玉米、南瓜或烟草等作物，但畜牧业在科萨人中更为流行。他们不食鱼类，亦无航海之好，乐于在自己的这块乐土上过着以放牧为主的田园生活。至今曼德拉一谈起他的童年趣事，总不免要提起他和姐妹们一起放牧的宁静傍晚和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的牧场生活。　　特兰斯凯是南非最大的黑人保留地，主要居民是科萨人。根据1924年的法律，允许在特兰斯凯地区居住的白人只有商人，而且他们的人数亦受到严格限制。科萨人中间实行的是多妻制。盖拉·曼德拉即有四个妻子。娶妻子需要一大笔钱，这主要是给女方的父亲作为彩礼，一般是七头牛，因此，科萨人很少有人在20岁以前结婚。很多青年人在结婚前先去约翰内斯堡或金伯利打几年工，赚足了钱再回家娶妻。曼德拉的父亲虽然比祖辈要穷得多，但他担任滕布人大酋长首席顾问，这使他有足够的财力而不必去外地打苦工。但是，盖拉在一次与地方长官的冲突中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同时也失去了大部分土地和牛群。在家庭生计遇到困难时，母亲搬到了库努。这样，生活上可以得到她亲戚的接济。曼德拉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科萨族妇女的地位主要表现在母权上，即作为母亲的权力。此外，她必须承担一切家务。由于妻子是用钱（往往以牲畜代替）买来的，她们亦成为财富的表现形式。个人的财富首先是以拥有的牲畜数目来估计，其次则是妻子的数目。在科萨人中间，妇女对多妻制不但容忍，而且往往希望丈夫多娶妻子，这主要是与科萨人妇女中实行的不成文的家庭劳动分工制度有关。新娶的妻子不但要替丈夫干活，还有责任为先娶的妻子干活。这样，丈夫每娶一个妻子，先前的妻子即可少承担一部分家庭职责。因此，科萨族妇女不知道忌妒是什么，她们甚至怂恿丈夫多娶几个妻子。曼德拉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性，她尽力与丈夫的其他几个妻子和睦相处，默默无闻地抚养着自己的儿子，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有所作为。曼德拉在正直严厉的父亲和端庄慈爱的母亲的培育下一天天长大。　　吃过晚饭，一群打打闹闹的小伙伴就来到村头的大树下，点燃熊熊黄火，望着一轮明月，静静地倾听着村里的长者讲起欧洲人到来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和祖辈们与欧洲人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那时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王及其大臣们的民主统治下过着和平的生活，自由地、自信地在国内各处行动，毫无障碍。那时，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拥有土地、森林和河流；我们开采地下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上的一切资源。我们设立并执掌自己的政府，我们管理自己的军队，我们组织自己的贸易和商业。”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随之而来的是科萨人的反抗和被奴役。　　1652年第一批荷兰人在范·里贝克的率领下在桌湾登陆建立了开普殖民地后，即开始蚕食非洲黑人的土地。在消灭了土生土长的桑人，奴役了科伊人之后，欧洲人又极力否认科萨人对南非这块土地的占有权。18世纪，荷兰人已抵达大鱼河地区，想继续深入，遭到科萨人的阻止。1778年，殖民地总督范·普赖登伯格曾想以大鱼河为界，要科萨人撤出楚尔费尔德地区，这一蛮横要求遭到科萨人的严词拒绝。1779年，发生了欧洲人驱逐科萨人的第一次“卡佛尔战争”，①抢走了5000头牛，占领了部分地区。此后，这场占领与反占领的战争持续了整整100年。　　①卡佛尔（Kaffir）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异教徒。原为葡萄牙人对东南沿海非洲人的统称，后来在南非专指科萨人。　　1878年，欧洲人击败了科萨人，最终占领了大鱼河与大凯河之间的地区，科萨人被迫退到了今天的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在反抗白人侵略的过程中，南非黑人的各个部族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　　每当这个时候，曼德拉总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祖先们的战斗事迹，这与教会学校里讲的历史是多么不同啊！在教会学校，传教士的态度是严厉而生硬的。在孩子们的眼里，他们大概就等于上帝。学校里讲的历史除了威廉一世就是拿破仑。在传教士眼里，“最高尚的黑人也低于最下等的白人”，他们千方百计地解释“文化落后的黑种人的无能”是遗传的。曼德拉对这些听起来很玄乎的说教觉得很新奇，但又觉得受了侮辱。当问及黑人祖先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是冷冰冰的：“请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9章第20节：　　“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各地。挪亚作起农夫来，开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于是门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问他所作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兄弟作奴仆的奴仆。’”　　这位没有礼貌的含被说成是黑人的祖先。而对白人，他们的解释是具有特殊使命的上帝选民。“阿非里卡人不是人为的，而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有作为白人的神圣权利。我们的历史是几个世纪以来建造的艺术的最高成就。”　　曼德拉还发现，学校的教科书还极力否认南非黑人是本地居民。而这种观点又有三种表述。第一，南非这片土地在白人与黑人于17世纪中期到来以前无人居住。直到1974年10月24日，南非外交部长鲁洛夫·弗雷德里克·博塔在向联合国提出的声明中仍老调重谈：“在17世纪中期，南非的白人和黑人在大陆的一个几乎从来没有人居住过的地区相会。”第二，白人与黑人同时到达南非。一份南非政府情报部的报告亦采用了此种说法：“在18世纪70年代，在距离开普城东北部大约1000公里的地方，阿非里卡人的移民浪潮与另一个从中非的大湖地区附近向这里移动的先头人员有了实际上的接触。好像在15世纪末，这些部落曾到达现在的赞比亚、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7世纪时进入现在的南非共和国，与此同时，阿非里卡自由农民从开普的好望角向内地延伸。”第三种说法更为离奇，即认为班图不是土著民族，他们到南非要比英国人和荷兰人晚。传教士还将南非黑人称为“偷牛贼”，认为恰卡、丁干和姆泽利卡泽等非洲民族领袖只不过是“残忍的暴君”。　　对于这样一部被歪曲了的历史，1977年9月12日死于狱中的南非黑人民族主义战士比科曾这样描述：　　阅读这个国家黑人历史是令人失望的。这几乎是一部长期连续失败的历史。科萨人是为了偷财富才进行战争的贼。布尔人从不向科萨人挑衅，只是为了给贼一个教训才进行讨伐……所有伟大国家的创造者们（如恰卡）是残忍的暴君，他们经常毫无道理地进攻小部落，为的是虐待他们。在历史上不仅没有客观解释，而且常常对历史事实采取骇人听闻的歪曲，那些无知的学生们更是令人作呕。如果我们黑人在思想意识方面要互相帮助，我们就得重新编写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历史所产生的英雄们，他们是反对白人侵略者的核心……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征服者写一部没有偏见的关于我们的历史，那将是天真的。我们必须批驳起源于1652年（即范·里贝克登上开普的一年）的所有虚构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对考古学、人类学、文字史料和口头传说的系统研究业已证明：当1652年荷兰殖民者开始侵入南非时，南非黑人的祖先已迁人南非并已定居1400多年了；当荷兰殖民者于18世纪70年代扩张到大鱼河畔（东经26度南纬33度）时，今日南非的德兰士瓦省、奥兰治自由邦、纳塔尔省和开普省的加姆图斯河以东几乎全部地区都是班图人和科伊桑人的固有土地；这些地区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具有社会政治组织的班图黑人和人数较少的科伊桑人，因而绝大部分土地都不是“无主土地”。　　善于思考的曼德拉虽然当时尚未达到比科这样的认识，但他对教会学校讲授的历史感到疑惑：历史书上怎么没有我的祖先的名字？他们是偷牛贼吗？恰卡、丁干到底是什么人？他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自己人民和酋长的历史？我的祖先对外来的入侵者没有反抗吗？每当他闪着大眼睛提出这些问题时，村里的长者就爱怜地摸摸他的头，边捋着自己的胡须边讲起科萨人的历史。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有开拓者的勇敢，有酋长们的果断，有摄政者的机智，有篡位者的狡猾。这时候的罗利赫拉赫拉总是聚精会神，担心漏掉一个姓名或一个地名。　　今天的科萨人一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名叫科萨的领袖的共同子孙。他是生活在几百年前的一位勇敢的酋长。而他又是姆恩戈尼的儿子。在那个时期，科萨人最著名的首领依次为姆恩戈尼、科萨、马兰刚、恩库西阿杜、茨哈威、西科摩、杜古和恩贡德。恩贡德有4个儿子，齐夫是长子。齐夫即位后，国泰民安，王国强盛。他的3个弟弟分别是格瓦利、赫雷克和姆旦格，后两人是双生子。三个人中间，姆旦格最有能力。齐夫临死时，将国事托付给姆旦格，要他担任酋长保家卫国。齐夫当时已和帕罗的母亲结婚，尽管她已怀孕，但人们都没注意到。根据科萨人的习俗，如果一个男人死了而他的妻子尚未怀孕，村里的人应将他的妻子送回她父母家，因为她还年轻，不必穿上兽皮为死去的丈夫哭丧。这样，齐夫的妻子被送回娘家，尽管她这时已怀上了帕罗。　　但她回家后，就把怀孕一事报告了姆旦格。姆旦格此时正为格瓦利和赫雷克所恼。因为他们比姆旦格年纪大一些，明显有妒忌心理。姆旦格为人处事格外小心。当孩子出生后，姆旦格告诉族人：“国人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那位回娘家的母后当时已怀了一个孩子，孩子现在出生了，是个女孩！”议事会的头人们信以为真，没当一回事。但是姆旦格知道生的是一个男孩，他之所以隐瞒这一点是因为他担心忌恨的人可能向孩子下毒手。时间如梭，光阴似箭，很快就到了“女孩”应到王宫举行成人仪式的时候了。格瓦利说：“酋长，把她带过来，我们好好看看。”当这“女孩”来到王宫时，格瓦利越看越不像个女孩。他抽出腰间的短剑，将“女孩”的裙子挑起来一看，吓了一跳，竟然是个男孩！这时，格瓦利气急败坏，因为他继承酋长王位的计划落空了。“姆旦格！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你告诉我们孩子是女的，但实际上却是男的！”这样，科萨人内部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　　后来、帕罗又与他的这位顾问叔父姆旦格发生了矛盾，双方之间的冲突引起了特兰斯凯境内科萨人的迁移。由于多妻制的结果，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首领，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这些新王国中，有一个王位继承者叫恩盖卡。当他的父亲去世时，他尚年幼，王国托付给摄政王主政。摄政王的权力很大，对年幼的王子影响很大。然而，恩盖卡长大成人后，摄政工拒绝交权，这就导致了双方支持者之间的几次部落战争。这些战争迫使科萨族再次向西斯凯地方迁移。公元1778年之后，科萨人在大鱼河流域同欧洲人发生冲突。随后即是南非历史上著名的“卡佛尔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不仅使开普东部边界有所变动，并加速了科萨人从那里撤退；同时也使欧洲人的胃口愈来愈大，一步步蚕食南非黑人居住了几百年的土地。　　从这些口头传说和绘声绘色的历史故事中，曼德拉逐渐认识到，白人不仅是自己民族的统治者，也是南非这块土地的入侵者。“我们有自己的军事领袖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反抗呢？”对于孩子们稚气而又执着的提问，老人们又讲起广为流传的黑人领袖恰卡和丁干的故事。恰卡生于1783年，此时正是白人逐步从开普向东扩张的时候。恰卡的父亲名森桑加科纳，为姆塞思瓦部落联盟中祖鲁部落的酋长，祖鲁人也是南非班图人的一支。当恰卡22岁时，加入姆塞思瓦部落酋长丁吉斯瓦约的军队。由于他作战勇敢，被称为“丁吉斯瓦约的英雄”。1816年，恰卡父亡。丁吉斯瓦约为加强对祖鲁人的控制，命令恰卡杀回部落，废黜了承袭父业的兄长西吉贾纳而成为酋长。经过几年的征战，恰卡扫平了周围地区，征服了所有的小部落，完成了统一祖鲁族的大业。这样，一个统一的、多部落的、独裁主义的和严密组织的军事国家在非洲的东南角诞生了。　　恰卡的卓越才能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他以年龄等级制为基础，组织同龄兵团，并实现长期兵役制和系统训练。这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更有利于培养各部落的战士形成共同的民族感情。他的最突出的贡献是改革了武器装备和战术。他用短剑刺矛代替了传统的长柄标枪，作为战士的主要武器，以适应大规模的密集队形作战。他还创造了公牛角战阵，队形中央为主要攻击力量，排成几路密集方阵，称为“胸膛”，左右两侧前部各有一个团列，列成向里弯曲的扩散队形。在与敌方接触时，中央主力部队放慢步伐，让两侧迅速包抄敌军，而后中央主力跑步前进，摧毁陷入夹击的敌人。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曾达15000至30000人，在促使祖鲁各部落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一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无怪乎不少西方学者都称恰卡为“天才的军事家”，他确实是南非黑人的骄傲。　　丁干是恰卡的兄弟，他于1828年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王位。这时，布尔人为了摆脱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以维持其以奴隶劳动和大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旧的生产方式，保持其在南非社会的统治地位，开始着手准备大迁徙。1834年，布尔人的先遣队窜人纳塔尔，策划占地移民。为了对付白人殖民者迫在眉睫的侵略，丁干向纳塔尔港的英商购买枪支，用火器和马匹装备祖鲁部队。1837年10月，布尔人首领雷提夫带领一支民团，朝德拉肯斯山进发，并写信给丁干要求在与祖鲁领土毗邻的地区建立他们的家园。丁干采取缓兵之计，以便争取时间组织有效抵抗。他向雷提夫提出，如布尔人能替他追回被偷走的牛群，他将考虑向布尔人提供居留地，雷提夫满口答应。　　1838年2月3日，雷提夫追回了部分牲口。随后即“带领70名壮士再次去见丁干”，胁迫丁干在割让乌姆齐姆武布河以南的文件上签字。但此时，布尔民团已越过德拉肯斯山，侵占了图盖拉河和布须曼河之间的地区。丁干决定先发制人。丁干借口请他们检阅军队，把他的武士全部集合起来。一声暗号，这些武士立即扑向布尔人。这样，雷提夫及其随从全部被抓获处死。随后，祖鲁军队将布尔人在纳塔尔建立的据点摧毁。11月，另一布尔人首领比勒陀利乌斯率领大批布尔人赶来救援，他被公推为民团司令，率兵向祖鲁人反扑。12月6日，布尔人在恩康姆河套摆好牛车阵，祖鲁军队以密集队形持矛冲击，但终于敌不过布尔人的炮火和弹雨，伤亡惨重。在这次战斗中，祖鲁军约3000人战死，恩康姆河被鲜血染红，以后被称为“血河”，此役则称为“血河之役”。后来，丁干向北撤退。1840年1月，他的兄弟姆潘达勾结布尔人，袭击丁干的部队。后来，丁干被抓住，凌迟处死。今天，南非黑人为纪念了干这位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仍将12月26日称为“丁干日”。　　曼德拉早就听说过恰卡、丁干的名字，白人对他们恨之入骨。“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自言自语地说。“那我们科萨族或滕布人有没有自己的英雄呢？”他忍不住还想刨根问底。“有的，有的。”老人向他们讲述了科萨人反抗殖民入侵的9次卡佛尔战斗，其中曼德拉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名字：马卡纳和农夸希。英国人在科萨人中间采取离间政策，引起了科萨人的内部分裂。科萨人酋长恩德兰比为了团结一致抗击英国侵略者，与马卡纳联合。马卡纳是著名的“先知”，他宣称自己是上帝派来驱逐欧洲人的。他不仅会催眠术，同时左手拿标枪，因而也被称为“左撇子”。1818年11月，他们的联合部队在东伦敦附近打败了英国人扶植的盖卡。盖卡向英国人求援，导致第5次卡佛尔战争爆发。英军打败了科萨人，抢走了‘23000头牛。殖民军撤退后，恩德兰比与马卡纳重新集合部队，渡过大鱼河，于1819年4月向格雷厄姆斯敦进攻。但这次进攻失败了，英军乘势侵占了大鱼河和凯河之间的地区，大肆屠杀科萨人。马卡纳亲赴英军营地，要求英国人停止杀戮，被英国殖民者抓住，流放到罗本岛。1820年，他领导囚犯暴动，不幸淹死于海中。　　马卡纳虽死犹生，他的影响还在，他对科萨人的“预言”还在。同时，科萨人的原始宗教也为“先知”的产生和“预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856年，一个名叫农夸希的科萨少女忽有一系列的幻觉，不久消息就在各个部落传开，说科萨人的伟大祖先们向农夸希显灵了，他们将要回来赶走白人。到那时，玉米自生，牛羊自增，所有科萨人都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农夸希还肯定地说，要使这一切得以实现，必须在1857年2月18日将所有的牲畜和粮食全部毁掉。结果是可想而知的。25000人饿死，10万人向东迁徙，离开了祖辈生长的地方，40000人迁人开普，成为英国人种植园的农场工人。这一场灾难给科萨人的抵抗运动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滕布人在反对白人侵占土地的过程中亦多次举起义旗、马法沙是滕布人查楚部落的首长，他在1846年和1851年两次加入科萨酋长恩戈奇卡的暴动。1848年，滕布人的女酋长农内希已因与白人农场主发生冲突而受了开普政府的限制。思干杰利芝维酋长和马法沙的继承人冈古别列等都加入了反对白人占地的斗争，曾引起开普总督格雷恼羞成怒。1884年，被授权主持特兰斯凯的滕布人国民教会的奈赫米亚·泰勒，背离了教会的荷裔白人（即布尔人）方针，与滕布人最高酋长一起，率先建立了一个土著教会，并声称其教会愿意接纳任何人人教而不看其肤色。　　从老人嘴里，曼德拉还听到了很多在教会学校历史课中没有讲过的近期事件，特别是白人政权在布尔霍克的屠杀和对邦德尔斯瓦特族的轰炸，在他幼年的脑海里留下了痛苦的印记。1921年，南非总理史末资将军刚上任两年。当时，邻近的东开普境内布尔霍克有一个犹太人教派拒绝迁出他们在那里宿营的公用地。结果，史末资派遣军队进驻，在该地屠杀了16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1924年，西南非洲的行政长官带领一支军队镇压了该地邦德尔斯瓦特族人民反对狗税的起义，有200多非洲人被杀死。　　对于这些口述历史，曼德拉仍记忆犹新：“长老们常讲述我们的祖先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战斗，还讲述那些英雄岁月里将军们和士兵们所表现的英勇行为。祖鲁人中间的丁干和班巴塔，科萨人中间的欣查、马卡纳、恩德兰比，以及北方的塞库库尼等人，这些名字为人们提起，作为整个非洲民族的骄傲和光荣。”从自己家族的遭遇、村庄变迁和民族兴衰的历史中，他想了很多很多，也懂了很多很多。他暗自下定决心，要改变现在的世界，将黑人从白人种族主义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　　曼德拉在与家人及亲戚朋友的交往中经常表现出一种早熟。他乐于助人，勇挑重担，对公众事务很有兴趣，并经常表示要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他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曼德拉九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在他临去世前，他将罗利赫拉赫拉托付给当时任滕布人大酋长的荣欣塔巴，嘱咐荣欣塔巴无论如何困难也要送这个孩子去读书。盖拉·曼德拉在他的遗嘱中写道：“上帝将帮助你为孩子提供生计。”荣欣塔巴仍然记得是盖拉坚持让他当上了大酋长。当他的父亲、胜布人大酋长达林戴波去世时，按传统习俗应由第一夫人之子萨巴塔继任。然而，萨巴塔年岁尚小，继任者只能从其他夫人生的儿子中选择。当时的候选人有三人，但盖拉力主荣欣塔巴是最合适的人选，认为他不仅受的教育最好，而且还会照顾萨巴塔成人。最后，滕布人和英国政府两方面都接受了这一选择。现在，荣欣塔巴终于有了一个回报盖拉知遇之恩的机会了。　　这样，父亲死后，曼德拉就随着荣欣塔巴来到姆克凯芝万尼读书。丧父的痛苦以及与母亲和姐姐的离别在曼德拉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然而，他勇敢地抬起头，面对新的生活。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二章　求学期间第二章　求学期间　　·成年割礼的历险、惊喜和激动：“我成年了！”　　·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曼德拉的第一次个人宴会　　·希尔特敦学院的反差——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后裔与非洲的科萨族著名诗人　　·“我要为你做一套西服”　　·黑尔堡大学：学习与交友、天真与成熟　　·勒令退学　　·“现在是该你成家的时候了”　　·逃往约翰内斯堡　　曼德拉到了姆克凯芝万尼以后，在大酋长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荣欣塔巴的儿子贾斯提斯比曼德拉大四岁，他个头很高，英俊潇洒，歌喉诱人，往往吸引了一大群“女崇拜者”。他当时已在离家60英里的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读书。这样，贾斯提斯很快就成了曼德拉的崇拜者。俩人关系密切，在家时总是形影不离。　　荣欣塔巴和他的妻子非英格兰（No—England，多么奇怪的名字！）对曼德拉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孩子们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干同样的活计。荣欣塔巴对曼德拉的管教亦与对其他小孩一样，操心费力，既严厉又慈爱。他们一般都叫曼德拉“塔陀姆胡鲁”，一个很有趣的爱称，意思是“祖父”，因为他们看到曼德拉严肃认真时，活像一位老人。虽然曼德拉很快就适应了姆克凯芝万尼的新生活，但是他仍不时回想起库努的孩子们，一起放牧的日子和最后与姐妹们离别的日子。有时，他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回忆起他第一次和白人用英语交谈的情景。　　村里的小朋友中只有他会说英语。当然，用英语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并非绝无仅有。有一天。曼德拉将家里的牛群赶进牛圈以后，突然听到摩托车的声音。这是从那条由乌姆塔塔通往伊丽莎白港的公路上传来的。这辆摩托车的发动机咆哮了很长时间，就是发动不起来。“姐姐，我们过去看看！”曼德拉边嚷边跑过去了。只见路边一个白人，他使劲用脚踩摩托车踏板，但发动机每次就响那么几下就不动了。围观的孩于们悄声议论著，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曼德拉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用英语问道：“我能帮忙吗？”那个白人抬起头来皱皱眉头，没有回答。但曼德拉已卷起袖子干起来了。他一会扳着这个，一会儿压着那个，在那个白人的指导下干得挺欢，并用英语和白人谈起话来。白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纳尔逊。”这是学校的老师姆丁干小姐给他取的欧洲名字。　　当夜幕降临时，摩托车修好了。白人朝这位乐于助人的黑人小孩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点东西交给曼德拉，然后开车走了。其他的孩子纷纷围上来，想看看是什么。曼德拉将握紧的拳头举过头顶，笑着走开了。然后，他从手上拿出3个便士，分别交给3个姐姐。“其余的我要留着交学费。”他们一起笑着回家了。除了一般的家务外，曼德拉经常和姐姐们一起放牛。他为每一头牛取了名字。有时回家，他赶着牛群，喊着它们的名字，很亲呢地和它们交谈。有时则一边放牧一边复习学校里学的诗歌或各种公式……　　曼德拉在荣欣塔巴大酋长的“克拉尔”学习生活。在南非的班图人中，克拉尔是一个大家庭的住宅。丈夫、妻子和孩子统统住在一个克拉尔里头。它由排成圆形的小茅屋组成，周围有篱笆。这些房屋中，一间为寝室，一间为日常杂居室，其余的分别由妻子们居住，第一夫人的房间靠近牛栏。女人们各自有谷仓和田地，孩子们长大后男女各用一间房子。这种结构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圆形结构象征着子宫，它既表示生老病死的人生观，又是家庭维系的纽带。克拉尔的大家庭由集体精神来支配。一天的伙食由妻子们集体准备，然后端到作为饭厅的第一夫人的小屋里。屋内男人们坐在左侧，女人们坐在右侧。饭菜循环传递，直到吃完。这不仅是全家人聚餐的时候，也是家人闲谈的社会场所。而且此时大人们有意识地向小孩子传授各种礼仪常规。　　在荣欣塔巴的克拉尔，曼德拉和贾斯提斯一边继续读书，一边学习传统的科萨人战斗技巧，为参加成年割礼作准备。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割礼不同，科萨人进行的是成年割礼，即要等孩子到了18岁左右才进行这一痛苦的手术。在此之前，他们被看作是未成年的孩子，可以尽情嬉闹。而割礼这一天是他们生命的里程碑。曼德拉从小就对成年割礼有一种敬重的感觉，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知道，从这一天起，他将成为成年人，开始享受成年人的尊严和权利，同时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他可以参加部落会议和选举酋长。也是从这一天起，年轻人可以娶妻结婚。割礼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活动阶段，第二阶段是仪式本身，第三是康复阶段。　　自由活动阶段可以说是将要接受割礼的人对自己的孩童时代的告别仪式。他们身披兽皮作为伪装，带上长矛和盾牌，离开酋长的克拉尔，自己出去寻食打猎，享受“完全的自由”。他们将自己的脸上和身上涂满红赭石粉和白粉，带上装有发过酵的牛奶和牛皮袋以及各种避邪物和草药，踏上了去深山的旅途。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一路上自制各种防身的武器，吸吮灌木丛中蜂窝里的蜜。有时他们能打到野兽，就饱餐一顿；如果没有运气，则只好靠草根或树皮充饥。有时皮扎破了，就用石墨花来使伤口愈合。一旦碰上大河，他们就扎木筏渡水。他们之间在出发前规定了以口哨或某种声音为暗号，这样一旦失散在茂密灌木丛或树林中，就可以互相联系。等时间一到，他们便回到酋长的克拉尔接受割礼。　　科萨人的割礼是很隆重的。举行割礼时，要摆设盛大的宴席。因为这种宴席需要不少的牲畜和粮食，因而往往在一年的收获季节才举行割礼仪式。仪式在清晨举行，这以前是持续一夜的宴会和舞会：整个地区的年轻人从各个村庄赶来，参加这个传统的典礼，向孩提时代告别。因为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将成为成年人了。许多年轻的小伙子都在这样一个传统典礼上作最后一次角斗，这是他们艰苦训练的一部分，也是挑选合适继承人的最佳方法。其次是晚宴，一壶壶科萨人自制的啤酒，一块块烧烤的熟肉，一碗碗香喷喷的玉米粥。人们尽情地享用这丰盛的宴席，以表达对行割礼青年的衷心祝福。随后是黑夜的狂欢。人们聚在一座宽大的克拉尔的中央，姑娘们靠着墙，男人们和青少年跳着雄壮活泼的舞蹈，速度飞快，节奏明晰，旋转快得令人目眩。舞蹈在系在舞蹈者脚上的许多小铃的伴奏下，和着全体参加者的合唱进行。　　大家都重复着一种柔和而单调的歌声。随着歌声的节拍，舞蹈者的手相互搭在肩上，从而连结成一个坚实的圆圈。即将行割礼的青年们赤裸着身子，手拿一根系有白色带子的长棍，不时地一起冲出圈子。这种动人心魄的战斗舞蹈持续一段时间后，舞蹈者又加入到围在火堆边的人群，开始听老人们的叙述：披荆斩棘的创业和祖先战胜敌人的欢乐。到午夜时，村子里又重新活跃起来，啤酒、烤肉、玉米粥和更多的舞蹈和歌声。直至黎明将至，人们已经精疲力竭，这才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自己的村庄。　　清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耀着宁静的山村，给坐落在山间小溪旁的圆茅屋披上一层金色的阳光。将要行割礼的科萨小伙子重新裹上白布，他们经过一夜的折腾，早已精疲力尽。但他们尽力克服一夜的疲劳，强打起精神，随着几个村里的长者向离村不远的一间茅屋走去。他们身后，祭司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刀，在酋长的陪同下，缓慢持重地走着。随后，他们到达了那间茅屋，祭司口里念念有词，弯腰轮流给青年们行割礼。长刀的刀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滴滴鲜血洒在沙地上。接着，祭司开始把泥沙和鲜血在手掌上混合，然后涂在小伙子脸上。祭司熟练地完成最后几个动作，即将青年人安放在事先准备的床上。　　这时候的青年人脸上涂满了自己身上的鲜血。经过一夜的兴奋之后，他们可以休息了，正式进入康复阶段。然而，他们在伤口愈合之前是不许离开这间茅屋的。这是因为他们身上“不干净”，不能在众人面前露面。只有一位特选的看护可以送食物到他们这个自愿囚禁的地方。在夜晚，他们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出来走走，但必须把脸涂白，以免过路人认出他们。　　当曼德拉16岁时，荣欣塔巴决定让他一起参与专为贸斯提斯准备的成年割礼仪式。这样，他与其他25名小伙子一起经历了这一渴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洗礼。为了显示勇敢精神，在独居期间，他们用啤酒渣诱来了一只肥猪。将它宰了以后，燃起篝火饱餐了一顿。曼德拉在他的自传中风趣地说，“在此以前或以后，没有一块猪肉吃起来有这么香。”曼德拉和25名伙伴在山间茅屋度过了几天，直至伤口痊愈。“我成年了！”他和贾斯提斯一起由衷地笑了。按照一般习俗，行过割礼的青年要回到自己家族的克拉尔，然后各方家长在经过一番长时间的洽谈之后，将为自己的儿子们操办婚事。但是，曼德拉的想法与众不同。他立志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而暂不考虑自己的婚姻，他的请求被部落长老们批准了。　　行了割礼后不久，曼德拉被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接受了。这是滕布人地区的黑人最高学府，它既是一所中学，又是一所教师培训学校。荣欣塔巴本人就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临行前，荣欣塔巴专为曼德拉举行了一个宴会，祝贺他完成了五年级学习并为克拉克伯里学校录取。酋长专为他宰了一只羊，宴会上唱歌跳舞，热闹非凡。“这是我第一次享受为自己的荣誉举行的庆祝活动，我觉得很开心。”曼德拉后来回忆。荣欣塔巴酋长还特意为曼德拉买了一双靴子——一个成年人的标志。尽管新靴子已经很亮，但那天晚上，曼德拉情不自禁地擦了又擦。到了克拉克伯里学校后，曼德拉开始了新的独立生活。这所学校的严格日程和清规戒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荣欣塔巴为了培养曼德拉，有意识地让他在假日列席旁听大酋长开庭审判的各种案件。当时，酋长的任命需要经过当地白人行政官员的同意。如果他认为某个酋长不称职，则随时可以解除其职务，再任命一个由科萨人自己提名的新酋长。除了这种情况以外，酋长职务一般都是世袭的。因而，酋长的社会地位变化并不大，仍然十分受人尊敬。每年一次，特兰斯凯地区的科萨酋长都要在乌姆塔塔开会，大会一般要开两个星期。会议所决定的措施和法律对整个特兰斯凯地区都有效力。每当滕布人酋长开会，曼德拉总是聚精会神地观察。当他看到小酋长毫不留情地批评大酋长或民众对部落事务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他感到新奇和兴奋。通过这种难得的经历，曼德拉看到了自己民族传统政治机制的运作，并领略了一种与教会学校的生硬气氛全然不同的民主气氛。　　在克拉克伯里学校，曼德拉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初中课程。随后，曼德拉来到希尔特敦学院学习。这是一所美以美会教徒办的学校，校长是英国著名的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亚瑟·威灵顿博士。曼德拉回忆，每次在集会时，威灵顿博士总要用他那浑厚的声音声明：“我是贵族、政治家和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他在滑铁卢击败了法国人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同时，也为了你们土著。”这种灌输是极有感染力的。瞧，文明的英国人来到这块土地，教授这一切知识。“我们被教育，同时亦相信最好的思想是英国人的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在希尔特敦学院最后一年里，一件事使曼德拉终生难忘。著名的科萨诗人克鲁恩·姆卡伊访问了他们学校。那天，学校宣布为假日，所有的师生集中在饭堂，准备听姆卡伊讲演。姆卡伊身着科萨人的传统服装与威灵顿博士一起走进来，以他特有的口头传说者身份，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容许这些对我们文化漠不关心的外国人接管我们的国家。我预言，非洲社会的各种力量将取得一场反对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这个在威灵顿博士面前毫无顾忌的发言使曼德拉震惊了。“很难解释此场景对我们的影响。似乎整个宇宙被翻转过来了；”白人的神圣偶像第一次被摧毁了。曼德拉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名科萨人的光荣。　　曼德拉的刻苦学习使他顺利地通过了进入大学所需的人学考试。荣欣塔巴高兴极了，“好孩子，走吧！到裁缝那儿去，我要为你做一套西服。”这位19岁的青年人穿上了新衣服。第Th年年初，曼德拉来到了黑尔堡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建于1916年，是当时南非为数不多的招收全日制黑人学生的几所学校之一。当时的东开普地区可以说是黑人政治的发源地，黑尔堡大学、拉乌代尔学院和希尔唐学院培养了来自今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等地区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如贾巴伍博士、苏玛博士、姆津巴、马基瓦纳等均出于这些学校。在以后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三位最重要的黑人领袖亦均来自东开普，除曼德拉外，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创始人索布克韦和黑人觉悟运动领袖比科。　　30年代后半期，是南非种族主义统治逐步强化、种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土地问题由于1936年通过的“土著信托土地法”而日益恶化。从荷兰人登上南非这块土地始，白人殖民者为侵夺黑人土地作了种种尝试。19世纪后期的“黄金热”带来的南非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要求与日益增多的非洲人自己占有土地的。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非洲人主要通过两种办法占有土地。一是直接从欧洲人手里买地，二是所谓的“擅自占地”。为了阻止事态的发展，1913年南非政府议会通过了一项“土著土地法”。这一法律使白人剥夺黑人士地所有权合法化，同时亦使保留地制度化。　　这一法律规定，政府划出9562380公顷土地为保留地，归非洲人使用；此外，非洲农民还取得858346公顷土地的耕种权，作为保留地以外的私有财产。这些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8.6％。法律还规定禁止非洲人用购买、租佃等办法取得保留地以外的土地，禁止他们在欧洲人的地产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非洲人只许当劳役仅农，不许当对分制佃农。为了迫使非洲人出卖劳动力，南非政府还对非洲人强征茅屋税或人头税。这样，班图族农民被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轨道。　　当时，保留地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82人，而整个南非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21人。政府委派调查土地问题的博蒙特委员会1916年公布的调查报告也不得不指出，非洲人迫切需要土地，并建议在原有的保留地之外再增加1500万英亩。由于非洲人的不断斗争，南非当局于1936年又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整，颁布了“土著信托土地法”。根据这一法律，政府要在5年内收买价值一千万英镑的土地，作为“土著所有地”，以巩固保留地制度。同时新法第4章还规定，那些“擅自占地者”是非法的，这对那些已在这些地区定居的非洲人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判决。就连以前认为对“擅自占地者”不够严厉的赫尔佐格也承认此条款过于苛刻，因为那些“擅自占地者”将无处栖身。　　同一年，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169票对11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这意味着对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这是整个南非仅有的具备公民权的黑人）公民权的剥夺。他们被列入另一个名册，只能对白人议会代表进行选举投票。而且，在开普省还开始实行通行证法。这一法案一直在德兰士瓦、纳塔尔和奥兰治实行。这些引起了非洲黑人的强烈愤慨，并使白人政权进一步加强其恐怖统治。据南非联邦的犯罪统计，1937年，对非洲人提出刑事诉讼的有60多万起，其中55万起都判了罪。1937年9月，为了回击当局对韦雷尼京特定居住区的肆意搜查，当地居民愤起驱赶警察，警察与赤手空拳的居民发生冲突。结果，3名警察被打死，许多非洲人身亡，整批整批的人遭到逮捕。1938年11月，约翰内斯堡5000名矿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竟然也遭到警察的镇压。也是在这一年，在约翰内斯堡建立了南非警察厅。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曼德拉来到黑尔堡大学读书。　　当律师是曼德拉梦寐以求的。但是，要成为法律系学生必须先取得一个文学学士学位。这意味着6年的大学生活和一大笔学杂费用。很明显，荣欣塔巴是难以支付这笔高昂的学费的。然而，曼德拉对此已下定决心。在希尔特敦学习的时候，他已逐渐对政治感兴趣。目睹着在南非肆虐的种族主义和在白人政权下呻吟的黑人民众，他觉得必须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每个黑人是如此，对整个黑人民族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法律这门学问可以为他以后的事业服务。　　大学的生活是新奇的。除了上课以外，曼德拉坚持锻炼，并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的黑尔堡大学接纳黑人学生，因而南非各地的有志黑人学生多来此深造，政治气氛极为浓厚。曼德拉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快就卷入了学生运动。不久，他成为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直接参与管理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其中包括奥立弗·坦博，在以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俩成为了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巧得很，坦博也是科萨人。　　坦博出生于特兰斯凯庞多兰一个名叫比赞纳的小村庄。他的父母从未跨进过学校门，坦博自己小时候也很调皮，从未有过进学校受教育的非分之想。直到有一天，一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团的教士到比赞纳来传教，他的父亲皈依了圣公教会。一天，一位朋友告诉坦博的父亲，说圣公会传教团办了一所免费寄宿学校。父子俩跋山涉水赶去时，才知道并无此事。这时，有两位英国的女会员写信给教团，愿意支付一个非洲孩子的学费。这样，奥立弗就成了寄宿学校的学生。后来，他又被圣彼得学校接受。由于他刻苦学习，竟然得到了特兰斯凯部族议事会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不仅可供他完成圣彼得学校的学习，并保证他可继续去黑尔堡大学深造。　　与曼德拉不同，奥立弗·坦博专攻科学。这并不是说他喜欢科学，他最终想学医。从小听到的那些巫医或祭师的故事，关于医师可以掌握天气呼风唤雨的传说以及一些乡村医生用种种奇妙的方法和神秘的药方给人治病的传闻使他着迷，他从小就想解开这些谜。这才是他攻读理科学士学位的原因所在。然而，坦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发现实在难以适应学校的清规戒律。很快，他就在三方面得罪了学校的领导。首先，是关于礼拜天体育锻炼的事。其次，作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秘书，他应该向校领导提交一份关于学生精神生活和宗教职责的保证书，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不能在那份保证书上签字。它是在向我要求某种我不能给予的东西。”当然，最令校方恼火的是他参与和组织了学生罢课。最后，他被校方开除了。　　曼德拉在学校里很喜欢听马修斯教授的课，主要是因为马修斯在他所开的社会人类学中对政府的社会政策进行激烈的抨击。他旁征博引，批评种族主义的非人道和不公正，这对已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们影响很大。曼德拉的另一个崇拜者是贾巴伍教授。他是1916年黑尔堡大学成立时就在此的元老之一，开设了科萨语、拉丁语、历史和人类学等课程。贾巴伍教授对学生的提问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讲解。尤其是他对科萨人历史的渊博学识使曼德拉惊叹不已。曼德拉经常为自己那一点贫乏的知识感到羞愧，并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各种知识。他立志要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民族有用的人。　　校园生活紧张枯燥，但有时也颇有情趣。志同道合的朋友周末聚在一起，或野餐，或郊游。有一件事使曼德拉永难忘怀。一天晚上，曼德拉和一群朋友决定到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黑人舞厅去练一练新学的舞步。他们商量了很久才最后下决心的，因为这所舞厅的主要光顾者是黑人社会的“精英”，如大学老师和其他社会地位较高的黑人。进入舞厅后，曼德拉注意到马修斯等几位教授在场，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一位端庄秀丽的女子吸引住了。他挺直腰，整理了一下西服，走过去很有礼貌地邀请这位漂亮女士跳舞。欢快的旋律、轻盈的舞步，醉人的情调，这些很快就把曼德拉那颗年轻的心撩拨得异想天开。“请问您贵姓？”曼德拉勇敢地问道。女人看着他天真的面容，微微一笑，轻轻地吐出几个字：“鲍克韦大太。”“我的天啊！”曼德拉的脑袋一下炸开了。鲍克韦博士是当时学校里颇受尊敬的一位青年学者。一曲终了，曼德拉狼狈地逃离了舞场，随后好几天上课都提心吊胆，忐忑不安。　　曼德拉在黑尔堡大学的另一位好友是凯泽·马坦齐马。马坦齐马一直很喜欢曼德拉。虽然他比曼德拉大3岁，①但对曼德拉很钦佩，认为他将来会大有作为。在与曼德拉相处的日子里，他发现曼德拉考虑问题成熟，人很善良，他曾评价曼德拉说：“不管曼德拉说什么，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值得一听的。”虽然他们俩年轻时是好朋友，虽然他们同是科萨人贵族出身，虽然他们同是黑尔堡大学的学生，虽然历史将他们俩都送上了政治舞台，但他们俩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马坦齐马在1942年被任命为统一的特兰斯凯领土会议议员，后辞去政职，攻读法律，并通过律师考试。1955年再次成为特兰斯凯议员并于1958年成为滕布族大酋长。虽然他早年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但1960年该会遭禁后，他转而支持南非当局的“分别发展”的政策。1963年特兰斯凯举行立法会议选举，他领导的民族独立党获胜。旋即出任立法会议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1976年特兰斯凯宣布“独立”后，他出任“总理”。1979年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　　①在辈份上，他实际上是曼德拉的侄子。　　曼德拉入校两年后即与校方发生了冲突。由于他当选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很多事情他都必须亲自出面与校方交涉。当时，同学们对学校的生活条件之恶劣极为不满，特别是伙食问题经常引起学生的抗议。校方为了控制局面，极力想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这引起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学生代表委员会经过协商，一致同意支持学生的行动。曼德拉不仅参与了这次行动，并自始至终坚持站在学生一边，因而被校方暂令停学。他只好卷起铺盖回家，并极力向荣欣塔巴解释原由。当大酋长听到他竟然敢向学校领导说三道四时，气急败坏，“马上给我回学校去！诚诚恳恳向学校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了送你上大学，我花费了多少心血。等学校开除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但是，已逐渐成年的曼德拉已不是像小孩子那样好摆布了，他拒绝到学校去承认错误。“我们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代表的是学生利益，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曼德拉深知大酋长为他操的那份苦心，但他不愿意随便放弃自己的立场。但是，大酋长软硬兼施，一味坚持要他去学校赔礼道歉，他觉得不便固执己见，就准备同意酋长的要求。　　“对了，罗利赫拉赫拉，你也不小了。成年礼后，你提出要继续读书深造，要求推迟婚姻，我们同意了。现在是你成家的时候了。”荣欣塔巴郑重地对他说。“可是，我还在读书呀！”曼德拉不禁着急起来，他有自己的想法，在经济自立以前，是不能考虑这一问题的。“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帮你找好了一个女人，彩礼已经送去了。我们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就把这事办了。”这种处理办法是曼德拉难以接受的，后来他回忆道：“我的监护人觉得我该结婚了。他很爱我并像我父亲那样对我精心照料。但是他不民主，他不认为娶亲的事值得和我商量一下。他挑选了一个丰腴端庄的女子，下了聘礼，为婚礼进行了各种安排。”酋长亦为贾斯提斯选择了一个女人。　　为了逃避这种传统的婚姻安排，曼德拉决定逃跑。贾斯提斯也愿意跟着一起逃往约翰内斯堡。为此，他们一起商量了很久。首先，是时机的选择。荣欣塔巴注意到贾斯提斯对曼德拉的影响，因而总是想办法将俩人分开。但是，当大酋长不在时，他们俩即开始筹划逃跑的细节。他们决定等大酋长在特兰斯凯议会开会期间动身。为了筹集路费，他俩又将荣欣塔巴的两头公牛卖给了牛贩子。随后，荣欣塔巴一离开，他们就直奔火车站。“请买两张去约翰内斯堡的票。”俩人气喘吁吁，一边擦汗，一边将钱递进售票窗口。“对不起，不行！”“为什么？”“你们的父亲刚到这儿来过，说你们想逃跑。”　　原来，荣欣塔巴对这两兄弟近日的举止早有所觉察，但又无十分把握，故在离开前嘱咐了火车站的负责人。没法，他们只好又叫了一辆车，将他们带到下一个车站。当他们好不容易买了票后，才发现火车只开到昆士兰。由于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黑人所需的必要旅行文件，①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昆士兰，想在一位亲戚家住下后再想方设法将旅行文件搞到手。不巧得很，他们碰上了荣欣塔巴的兄弟——姆蓬多姆比尼酋长，他最喜欢贾斯提斯和曼德拉。“行，就让他帮我们弄旅行文件吧。”贾斯提斯向曼德拉耳语。　　①在40年代，黑人在外旅行时，除了通行证外，还需有旅行文件、许可证和雇主（或监护人）的信。　　当他们编了一个理由提出这要求后，酋长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孩子们，包在我身上了。”姆蓬多姆比尼原在土著事务部当翻译，和地方行政官很熟。他将两个年轻人带到办公处，向地方行政官解释了一番。一切都很顺利，贾斯提斯看着行政官签完文件，向曼德拉眨了一下眼睛，好像是说：“怎么样？我们的运气不错吧。”行政官刚准备将文件递给他们，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对了，我还是给乌姆塔塔的行政官打一个电话吧，应该告诉他一下，你们还是属他管呢。”真是祸不单行，当电话铃在乌姆塔塔的行政官的办公室响起来时，荣欣塔巴正在那里拜访，一切都败露了。“将他们逮捕起来，立即押送回来！”两位年轻人听到电话里大酋长气势汹汹的吼声。　　行政官十分生气，要立即将他们逮捕。曼德拉站起来，用他在课堂上学的那一点可怜的法律知识为自己辩解。“不错，我们确实撒了谎，欺骗了您。但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令。您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酋长的建议就随意逮捕我们。”行政官觉得有一定道理，“你们走吧，不要再踏进我的办公室。”姆蓬多姆比尼酋长知道真情后亦很不高兴，“孩子们，我可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你们自己做决定吧。”　　最后，在贾斯提斯的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决定搭乘一位白人老太太的车，条件是支付15英镑的车费。“这比火车票贵多了，但没别的招了。”贾斯提斯有些沮丧。但由于他们没有旅行文件，在白人车上可能会少碰到一点麻烦。就这样，两位涉世未深的黑人青年来到大都市——约翰内斯堡。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三章　只身约堡第三章　只身约堡　　·桔河那颗重21克拉的“闪闪发光的石块”　　·口哨与警棍　　·“西苏鲁是谁？”　　·两只新口杯与6便士的洗发剂　　·“优秀而体面的青年伙伴”　　·“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　　·亚历山大人的怒吼　　如果你在南非问起黄金和金刚石是怎么发现的，人们就会给你讲一个遥远的故事……　　1866年的一天，在金伯利地区，一个小女孩在桔河的南岸边拾到一颗闪闪发光的石块，便带回家给她妈妈看。“你们拿着玩吧。”妈妈说。第二年，另一个布尔人农场主沙尔克·范·厄凯克来雅可布斯家访问。这块闪光的石头引起了他的兴趣，“我可不可以买下呢？”他不好意思地问。雅可布斯的妻子，即那位小女孩的妈妈觉得好笑，“你就拿去吧，反正我们也是让孩子们玩的。”尼凯克又把它转交给一位名叫奥莱利的商人，请他鉴定是块什么石头。这位商人将它带到霍普敦，逢人便出示，一口咬定是钻石，结果遭到友人们的嘲笑。后来他又把这块石头带到柯勒斯堡，有些人劝他把这块石头寄给格雷厄姆斯敦的亚瑟斯顿博士鉴定。这位博士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宣告，这块石头是钻石。这块钻石重21克拉，被命名为“欧雷卡”，并在经过一系列曲折的周转之后，以500英镑卖给了开普殖民地总督菲利普·沃德豪斯爵士。　　尼凯克先生是一位诚实的人，他将卖得的钱的一半分给了雅可布斯太太。两年后，尼凯克先生听说一个黑人巫医拥有一颗闪光的大石头，就去拜访他。他们的交易很快就做成了。尼凯克先生以价值250英镑的牛群换取了这块石头，这令黑人巫医惊异不已。当然他不会知道，这位白人先生又以11200英镑的价钱将这块不起眼的石头卖给了利立菲兄弟公司。这就是那闻名于世的被后人称为“南非之星”的金刚石。随之而来的就是疯狂的“金刚石热”。这样，一座城市就于1870年建立起来，并以当时的英国代理殖民大臣金伯利的名字命名。金伯利城于1911年上升为南非的第六大城。因为这座城市以金刚石闻名，在短期内没能发展其他产业。同时比较容易开采的砂矿以及金刚石产量在世界市场相对过剩，“金刚石城”在南非历史上就像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在经过几次起伏后衰落下来。1946年，它的居民还不到56000人，因而被“黄金城”约翰内斯堡取而代之。　　1870年，在瓦尔河北岸的祖潘斯伯格地区发现了金矿富集层。三年后，在莱登堡地区又发现了更多的金矿富集层。1884年，在东部的巴伯顿地区发现了更有价值的矿层。两年后，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后简称兰德）这块高地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脉，一个黄金巨人被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的冒险者吵醒了，他们中有旅行家、军人、传教士、犯人、水手……一位当事人曾这样描述淘金者的疯狂：“水手们离开了泊在港口的船，士兵们离开了军队。警察扔掉了步枪，放走了犯人。商人放弃了他们兴旺的商业，职员们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农民们让他们大群的牲畜活活饿死……”他们眼里只看得见一个词：黄金。　　约翰内斯堡，这座南非共和国最大的城市，就是在1886年由第一座淘金者营地发展起来的。据说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由于当时该地的四个测量员的名字都叫约翰内斯。然而最近的研究又将其来源移到当时该城的政府官员身上，他的名字叫约翰内斯·皮特勒斯·迈尔。这座城市的发展是惊人的。一年之后，它的人口就超过了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建城10年后，它已有15万居民，成为南非最大的居民区，目前它仍雄踞于南非经济中心的位置。在股票商和银行经理嘴里，这个冗长的名字已简化为“约堡”。后来，打字员又省去几个字。因此在票据和商业信函上，约翰内斯堡是由三个字母表示的：JBG。约翰内斯堡的发展当然是与兰德金矿的飞速发展分不开的。兰德金矿区的矿脉就在约翰内斯堡东西约70英里地带中，换言之，约堡正居于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开采区的中心。再看看兰德的产金量吧：1886年，其黄金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0.16％；1898年，已占27％之多；1913年，其产量已居世界黄金产量的40％。1970年是南非黄金年产量最高的年份，高达1000吨，处于低谷的1991年仍生产了597吨。目前，南非每年产金约为700吨左右，相当于西方世界总产量三分之二。　　1941年，23岁的曼德拉来到了这个被称为“小美国”的南非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转折。以前在特兰斯凯，因为它是黑人保留地，出身贵族的他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人们对他的态度也是谦卑恭敬的。这里是约翰内斯堡，白人经济统治的中心，黑人的地位低下，种族歧视的现象处处可见。以前是部落生活，大家族住在一起，相互照应，无拘无束；现在是城市生活，住宅区肮脏拥挤，破烂不堪，邻居也互不相识，毫无往来。以前是农村生活，虽然没有现代设备，但风景优美，无忧无虑，看到的是可亲的面容，听到的是牲畜、小鸟的叫声；现在是工业节奏，一切都是那么匆忙，蜂拥的人流，呼啸而过的轿车，白人的冷眼，高耸入云的建筑和无处不见的路标、电话、商店、乞丐……　　一位朋友介绍的黑人带着曼德拉出去转。“这是考洛西姆戏院，听说有2300个座位，每天都满座。”“这条街是拉佛戴街用B边和它交叉的是福克斯街。”“看，那边就是米特罗电影院。”介绍之间，这位黑人朋友不时流露出一种先来者的傲慢，但一谈到种族歧视或一看到“限于白人”的招牌，就情不自禁地骂起来。这座城市确实有它的奇特之处。初建的几十年里，没有人说布尔语，它成了英国游民和环球冒险家的乐园，喝香棋酒、开妓院的外来者无恶不作。在靠务农起家的布尔人眼里，这座城市是撒旦的产物。有一次，当时的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在约翰内斯堡发表公开演说时，也情不自禁地称呼他的听众：“上帝的子民们，你们这些大地的儿子，异乡人，新来者，是的，你们这些盗窃犯和杀人犯！”　　曼德拉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各种肤色的人群。应该先去找从乌姆塔塔来的朋友，这是他身上带着的唯一的地址。这位朋友在皇家矿业公司当监督员。当他见到曼德拉那魁梧的身材时，就说：“行。我们那儿正缺少一个矿工警察，你就先干着吧。等过了一段试用期，如果表现不错，我可以推荐你当职员。”说完，他交给曼德拉一个口哨和一根回头棍。每天，曼德拉站在通向黑人矿工住宅区的大门旁。看着那些拖着沉重步伐，完成了一天辛苦工作的黑人矿工，他想了很多很多。这就是种族歧视的严酷现实：一方面是城区和白人居住的市郊，于净、繁荣；另一方面是黑人矿工住宅区，肮脏、拥挤。在这里，曼德拉开始了他的政治教育第一课。　　南非早期金矿业的历史是与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罗德斯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词对谢西尔·罗德斯来说并不是贬义，而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他深信“盎格鲁萨克逊种族”赋有统治世界的天职，并一直梦想着建立包括非洲、亚洲、欧洲及美洲的大英帝国。经过在金融市场和采矿业一番尔虞我诈的搏击，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乡村牧师的儿子一跃成为世界上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最后成了开普殖民地总理和英国南非公司的董事长。罗德斯在非洲的目的是建立一块连接地中海和好望角的英国领地，修建一条从开罗到开普敦的铁路和相应的电报网。这一野心因为他策动推翻克鲁格总统的政变未遂而未能实现。然而，他拥有的南非固本金矿公司建立的剥削黑人矿工的制度却在约翰内斯堡一直延袭下来。　　招募金矿工人有一个结构严密、颇有成效的组织网络，它覆盖非洲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并保证使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矿山。矿主联合会主席于1930年在南非联邦的《土著经济委员会报告书（1930—1932年）》中指出：“如果没有非洲南部的大量土著劳动力的供应作为基础，就决不可能开办我们现在知道的任何黄金采掘工业，即使开办起来亦决不可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事清的真相。”从1936年以来，南非的金矿在正常状态下每年雇用30万非洲人。招募代理人通过传统的渠道，从政府当局到部落酋长把受雇名额层层分配下去。契约一般要求非洲雇工在矿山工作6个月到18个月。受雇者在契约上画押后，就离开家乡到矿上做工。　　“为什么公司不让矿工多干几年而要如此频繁地更换呢？”有一次，曼德拉情不自禁地问这位当监督员的朋友。这位朋友叹了一口气，解释说，“你只了解他们的住房条件，还没到井下去看过。矿工要躺在深达2.5公里的狭窄的坑道工作面开采，空气闷得不堪设想，温度在摄氏35”以上。由于这种苦役劳动的结果，矿工的身体极度衰弱，以致公司不得不每年把全部黑人矿工更换一次。当然，也有矿工顶下来了，愿意继续干的。”　　曼德拉亲眼看到了黑人矿工住宅地的恶劣条件。这是用双层铁丝网围住的集中营，矿工在整个受雇期间不准越出营地。他们只能从营地走到矿场去，矿场与营地间有带顶的通路相连。营棚里没有窗户，房顶是一层密网。为了防止工人传递东西，只许他们隔着两层栅栏同亲属谈话。非洲矿工的工作没有专业技能，理由当然是他们的肤色所致，在这一点上各矿业公司的政策是一致的。1947年，德兰士瓦矿主联合会在答复别人对它的劳工政策的批评时宣称：把技术工作分配给欧洲人、非技术工作分配给土著人的办法是各个矿工劳动组织的惯例，“任何人企图扩大向合格的土著人开放的工作种类都会遭到欧洲籍雇员及其工会强烈的反对。此外，法律和习惯都禁止土著雇员担任技术工作。”　　问题在于非洲人是否真的“要蠢一些”，“不适合技术工作”，这是白人最常用的理由。然而，曼德拉在与黑人矿工的交谈中了解的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金矿里，欧洲监工往往要到7点以后才来，而非洲工人在清晨3点半左右就下井了。在这4个小时内，黑人矿工划出爆破区，安装炸药和进行爆破，其工作效率与白人监工在场时一样。而按照南非政府的劳工法，这类工作被认为是黑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但是，黑人矿工所作的这些技术活得不到承认，因此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关于采金工业金矿工人的工资变化情况，黑人学者威·艾·韩顿曾作过统计。1911年，非洲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为97美元，而白人雇员的工资为941美元，到1941年，非洲人的工资收入111美元，而白人的工资已涨到1472美元。　　由于繁重的劳动、低微的收入和住宅区的恶劣条件，到契约将要满期时，矿工的健康已受到严重损害。一位作者在他的旅行记中形象地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我们又遇到了‘矿工列车’，这一次是从约翰内斯堡运送可怜的‘货物’——在矿坑里做工期满的非洲人。其中有些人已经累得受了内伤，有些人得了咳嗽病，有些人已显出肺结核的初期症状。他们全都虚弱不堪，全都成了‘废物’。许多人从窗口探出身子贪婪地接受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积蓄的钱很少，不久就会因纳税和缴付各种苛捐而用光。”曼德拉对黑人矿工的处境十分同情，部落贵族的出身和受过高等教育使他觉得看门警察的职位并不适合自己，特别是看到有的黑人矿工因偷了矿井的东西遭到毒打时，他心里更不好受。　　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被压迫者的种种破坏活动（包括偷窃）可以被看作是对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早在1873年，一位到南非来旅行的美国人就记录下了一个惩罚黑人偷盗者的场景：“我曾经看见一个孩子因为偷了钻石而遭受三十五下鞭笞。他勇敢地挺着身子站着，一丝丝绽破的肉挂在背上，大滴大滴的血沿着他的大腿流下来。九股鞭飕飕地响，向他的肩膀抽去。他的那双大眼睛布满血丝，嘴唇战栗不停，两只手痛苦地扭曲着。然而他仍然保持着沉默。直至鞭子抽到第三十下时，他低沉地呻吟了一下，便晕倒了。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在周围观看的黑人就会非常激动。他们咬牙切齿，用带着威胁的眼光注视着执法官。我常常想，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对他们的主人们报仇雪恨。”　　更有效的斗争方式则是罢工运动，这从金矿建立后几乎没有中断过。1913年7月，在白人工人暴动式的罢工发生后，非洲矿工也举行了罢工。罢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工资，好几个矿场的非洲人都拒绝在工资提高以前工作，完全不理会矿场的白人经理的威胁和劝诫，政府派来骑警进行干预也无济于事。“土著工人已经准备就绪，要和这些警察进行光明正大的斗争。在一个矿上，他们真的向警察扔了石头。后来调进了一个装好了刺刀的士兵连才把他们的抵抗镇压下去。士兵们把每个矿场的带头人都逮捕起来。毫无疑问，这次险些儿就弄成严重的土著工人大闹事。”1918年爆发了黑人工人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矿工在矿上抵制矿区的商店，公用事业工人在约翰内斯堡罢工。1919年，南非的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镇压。1920年，兰德金矿的黑人矿工举行罢工，与政府军警发生战斗，牺牲了79名工人。1922年初，兰德区的欧洲工人举行罢工，尽管亦有些黑人矿工参加，但政府采取挑拨种族关系以分而治之的策略，结果发生了反非洲人的屠杀，最后罢工惨遭镇压。1929年11月，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集会，反对各项反非洲人的立法。1931年5月1日，约翰内斯堡8000名欧洲和非洲工人举行联合示威。　　所有这些斗争都反映了非洲工人对现状的痛恨，而约翰内斯堡的矿工又首当其冲。每当曼德拉听到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时，总是暗自发誓，要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曼德拉在矿上果的时间并不长。很快，荣欣塔巴的一个代表跟踪而来，曼德拉只好又再次逃跑。他很快在亚历山大找了一个房间。亚历山大是位于约翰内斯堡东北15公里的一个小市镇，是容许非洲人购置地产的少数地方之一。因而这个市镇发展很快，到1943年初人口已达6万。这里的物质条件要比约翰内斯堡差，但人文环境则比他原来住的地方要好。光着脚丫子的黑人孩子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害羞的小女孩抿着嘴望着你微笑。曼德拉爱上了拳击，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他每天坚持跑步。　　他住的房子条件很差，铁皮做的房顶用石头压着，每到下雨就漏个不停。为了帮助他完成中断了的文学学士学位学习，他的叔叔给了他一小笔钱用于函授学习。然而，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曼德拉很难集中精力。房子小，人来人往，加上没电，他只能每天晚上点蜡烛熬到深夜。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建议他去找“西苏鲁一家子”想想办法。“西苏鲁是谁？”曼德拉好奇地问。“他也是特兰斯凯来的，在搞房地产，他很有办法，又乐于助人。我带你去见见他。”曼德拉高兴极了。他早就听说过这位同乡，但一直不知道他的背景情况，更不知道他喜欢帮助人。　　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混血儿。他来自特兰斯凯的恩科波，从小由母亲、叔叔和矿工们带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白人工头，当他在恩科波监督修路时生下了这位日后要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路修完了，他又走了，再也没有认过这个黑人孩子。因为是混血儿，他的皮肤要比其他孩子的白一些，这使他特别难堪，同时亦使他从小对白人更加仇恨。他的未婚妻阿尔伯蒂尼总是开玩笑地安慰他，要他不要自卑，“这有什么关系？大可不必为你的皮肤过于敏感。要知道，我的皮肤黑得足够我们两个人用。”他信奉过宗教，崇拜过日本人，参加过奥兰多兄弟会。直到1940年，他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两人一见面，沃尔特就喜欢上曼德拉：“我以后就叫你纳尔逊吧。你搬到我这儿来住吧。你看，我的未来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这些亲戚，她们都挤在这儿。你可以在我的事务所工作，每月我付给你2英镑工资，外加佣金。行吗，纳尔逊？”曼德拉高兴极了。他确实是运气好，碰上了沃尔特·西苏鲁这样的大好人。沃尔特自己并不富裕，但总是想尽办法帮助其他黑人。阿尔伯蒂尼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将自己身上仅有的衣服又送人了，他总是笑着解释，他永远也忘不了他睡在东伦敦佣人区地板上过夜的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竟然一个人拿着刀子在街上巡逻，以对付那些威胁路人的强盗团伙。还有一次，当他坐在去奥兰多的火车上时，他亲眼看到一个白人列车员没收了黑人的月票。因为车票很贵，黑人苦苦哀求，要求把车票还给他，那白人一脸傲气，爱理不理。沃尔特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列车员讲理。谁知那白人竟然打了他一拳。他忍无可忍，狠狠将那白人列车员揍了一顿，直到车上保卫人员将他抓起来。后来为这事他还蹲了监狱。　　曼德拉和西苏鲁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西苏鲁比曼德拉大6岁，他在18岁时便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层领导人中，他学历最低，但他的丰富阅历是无人可比的。在乡下时，由于叔父早死，他16岁即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种植庄稼，放养牲畜。行过成年割礼后，他决定出去闯世界。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他首先干起了矿工。这种经历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清晨起来，坐吊车下到离地面1英里的地下坑道，用丁字镐和铲子使劲挖着，后面是白人监工催命般的叫喊。矿工不许把食物带下矿井，只能带上能提神的麦特酒。他们在早晨吃过饭后，一直要顶到晚上下工后才能吃饭。“我刚到矿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一下班后就精疲力竭，想睡觉。我总是把晚饭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头便睡。矿井里空气混浊，气温与地面相差很大，很伤身体。”每当西苏鲁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日子，语气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只会和矿工们一起发牢骚，有些年长的矿工们策划罢工时我的劲头最大，恨不得一下把这罪恶的制度踢个底朝天。”　　“听说你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曼德拉好奇地问。“没错。”沃尔特·西苏鲁辞掉矿上的工作后，来到东伦敦为一个白人家庭当过帮厨。这段时间他读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并旁听了一些政治会议。后来他又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面包房工作。为了争取提高工资，他带领面包房的工人罢工。然而，老板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将每个工人都说服，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复了工，而将他解雇了。随后，他在好几家工厂都干过，与不同的白人老板发生冲突，抗议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样的结果使他极为沮丧。他只好静下心来研读英语。当他完成了四级课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为一家叫《班图世界》的报纸写起关于科萨民族领袖的文章来，这一方面逼得他进一步加强英语学习，同时也使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更为了解。　　当他得知曼德拉一直就有学法律的志向，西苏鲁立即答应提供经济援助。这样，曼德拉通过函授课程取得了文学士学位。1942年，曼德拉又找西苏鲁借钱买了一套西服和一件毕业典礼穿的长袍，这是为在黑尔堡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准备的。随后，马坦齐马将曼德拉的母亲和姐妹们用车接到大学城。曼德拉一家人欢聚一堂，回忆起童年的时光，感慨不已。尽管曼德拉很想回库努去看一眼自己的故乡，但他不得不赶回约翰内斯堡，因为西苏鲁的办公室还等着他上班。　　曼德拉逐渐在律师界活跃起来，并结识了一些白人律师。通过西苏鲁的介绍，他又在一家白人的律师事务所作为签合同的工读职员，即一边在公司工作，一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极好机会。随后，曼德拉又转到另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的法律事务所。在这家公司里，有三件事他永远难忘，饶有兴味。他一到办公室，发现那些漂亮的白人打字员表面上都很友好。他刚坐下来，一位打字员就走过来向他说，“喂，纳尔逊，我们这里可没有种族歧视。茶放在柜台上，你可以用一个杯子。”然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为你和拉代贝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那两个杯子。”还有一次，当他正向一个白人打字员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来。这使白人女孩很不好意思。为了不让那位白人顾客看出曼德拉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递给曼德拉，傲慢地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店里买点洗发剂。”　　也有一位白人同事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人名叫哈利·布里基希。哈利常和他谈起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并称曼德拉为“优秀而体面的青年伙伴”。但哈利也意识到曼德拉对政治一天天感兴趣，担心他这位黑人伙伴某7天会触犯刑律。有时，他警告曼德拉，“喂，纳尔逊，不要参与政治，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格外提防。”他做梦也没料到，这位黑人伙伴将有一天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带领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政权，并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曼德拉选修的业余课程都是晚间上课，有时在约翰内斯堡的公众图书馆，有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里上课。他既缺乏必要的学习设备，又要受长途火车旅程和夜里11点钟宵禁的约束，每天晚上如此，这对他是一个新的考验。当时班上只有3个黑人学生，除了曼德拉和一位名叫杜马·诺克维的以外，还有博茨瓦纳的开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当时卡马刚从黑尔堡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了几个月后，就到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攻读法律去了。这也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塞雷茨·卡马在英国读书时，结识了英国小姐露丝·威廉士。在遭到家族保守势力反对后，他我行我素，与这位伦敦小姐于1948年9月结婚，并将她带回博茨瓦纳（当时称贝专纳）。其结果是他被中止酋长职务并被英国殖民政府逐出国外。从1950年起，他侨居英国6年，随后宣布放弃酋长继承权，于1956年以平民身份回国。·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并于1962年创建贝专纳民主党，主张种族和睦，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1966年贝专纳独立，改名博茨瓦纳，他出任总统。1969年、1974年和1979年三次大选蝉联总统，在博茨瓦纳享有“国父”之称。他执政期间，博茨瓦纳成为非洲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至今享有“非洲小龙”的美誉。　　当时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派林立，各种思潮竞相亮相。曼德拉所修的课程中有一门是哈罗教授讲授的。他既是律师，又是作家，但种族成见颇深。在课堂上，他公开宣传黑人和女人难以成为好的律师。但他对印度人颇有好感，认为他们在此专业上是有前途的。有好几次考试，曼德拉都没有及格，同班同学们大都认为哈罗教授的种族成见应负责任。另一位名叫布莱姆·费希尔的教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很受同学们的尊敬。他对提高黑人地位敢于直言，曼德拉特别敬佩他。有一次，在警察找曼德拉麻烦时，他特地赶来解围。　　那是曼德拉第一次与警察发生冲突。那天，曼德拉与三位同班的印度学生登上一辆有轨电车。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印度学生叫喊：“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印度学生很生气，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即“异教徒”），而是一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售票员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警察将四个学生一起带到警察局，并要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声称三位同学将他“架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有一个同学赶紧给费希尔老师打了电话，因为他父亲是奥兰治的法律协会主席。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院上为他辩护。四位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这一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这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1943年，曼德拉亲眼看到了一场黑人联合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及种种限制，在住宅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即工资最低的人不得不住在离工作场所最远的地方。曼德拉曾经住过的亚历山大镇就是远离约翰内斯堡的一个黑人居住区。每天早晨和晚上，非洲黑人排着长长的队等着搭公共汽车去城里上班或是从城里回来。直到1943年8月，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各公司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在运输局的同意下，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非洲人当即加以抵制。15000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汽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公司让步了。曼德拉兴致勃勃地指着报纸对西苏鲁说，“你看，这下他们不得不让步了。”西苏鲁笑笑说，“可能没那么容易。”他认为白人诡计多端，对付罢工和抵制等形式的反抗很有招数。果不其然，政府派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根据工人的工资或者甚至根据家庭总收入来说，交通运输费用超出了非洲工人的支付能力。”然而，还在报告发表之前，汽车公司已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去要额外的交通费。亚历山大的居民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非洲工人恢复了对公共汽车的抵制。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许多洗衣妇背着沉重的衣物，佝接着肩，赤着足，拖着脚步往前走。”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笑容可掬地招揽乘客，上面还有警察护送，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这次抵制继续了7个星期。最后，汽车公司同意把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但是必须购买一本联票；只有周末和没购联票者要付较高的票价。抵制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广大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就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四章　投身政治第四章　投身政治　　·温柔多情的伊弗林　　·“志同道合”与“患难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非　　·非国大精神领袖伦贝迪——“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　　·非洲主义哲学　　1944年，曼德拉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弗林·恩托科·梅思。当时他还在读书，两人见面后，很快坠入情网，不久就结婚了。伊弗林是恩科波人，与西苏鲁既是同乡又是亲戚，当时亦住在西苏鲁的家里。她年轻漂亮。说话温柔，在市立深矿医院当护士。结婚后，曼德拉和伊弗林搬到伊弗林姐姐家去住，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股比。这位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每天下班后，曼德拉回家后总要逗孩子玩一会儿，伊弗林则忙着做饭。　　1946年，地方当局在奥兰多为这一对夫妻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他们才真正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但很快这套房子就成了曼德拉亲戚的临时旅店，来了总是睡在地上，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纳尔逊的妹妹丽比是第一个来到此地读高中的，长住在此。曼德拉的母亲也来住过。他的堂兄马坦齐马则是一位常客，不时开着车来一趟。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一定看法，老是提醒曼德拉不要和非国大的人混在一起。在他看来，黑人提高地位的根本希望在于与白人合作。而曼德拉当时已深受西苏鲁的影响。他认为，黑人要想取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团结所有的黑人一起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1944年发生的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则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西苏鲁的介绍下，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从结识西苏鲁起，曼德拉愈来愈认识到黑人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沃尔特·西苏鲁经常激励自己的朋友，帮助他们扩大眼界并鼓励他参加到这个黑人政治团体中历史最长、斗争最持久的组织中来。他一直认为曼德拉志向高远，素质优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因而对曼德拉的教育工作格外耐心。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曼德拉又碰到了黑尔堡的知心朋友坦博。那年被校方开除后，坦博来到德班找工作，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校圣彼得学校的科学系有一个教职。经过通信联系后，校方表示欢迎奥立弗·坦博回母校任教，讲授自然科学和物理课。坦博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这可以从他在黑尔堡大学拒签神职声明一事中看出来。在圣彼得学校，他又一次经受了类似的考验。当一些白人和黑人教师劝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并说这与教师的身份不符合时，他感到十分气愤。“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我想帮助人来领导这一场非洲人的解放斗争，你们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教师的责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示那种执着的追求和叛逆精神。在西苏鲁的鼓励下，曼德拉和坦博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选定了自己的政治归宿。这三个人的关系用“志同道合”与“患难之交”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三个人最后都成为了非国大的高层领导，又都一起饱尝了南非白人政权的铁窗之苦。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中，而南非的投入是十分可观的。1938年，南非的军队只有2万人，非洲人和亚洲人不能加入战斗部队，只能编人后方的辅助部队。二战中，南非的军队不断扩大。1943年2月，南非联邦议会批准在非洲大陆境外使用南非联邦的军队，随后就有几个师调往西欧。南非联邦军无论在技术装备上还是在兵种设置上都强于非洲其他帝国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军队人数已达345000人。南非军队参加了对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在各个战线上的作战。在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皮纳尔将军指挥的南非军队一举俘虏了80000意大利士兵。然而在利比亚失利，克勒佩尔率领的10000名南非士兵被俘。　　经济上的投入比人力资源更为明显。由于军事订货和世界经济联系的断绝，南非联邦的军人生产规模发展很快。在约翰内斯堡的国营工厂里开始生产装甲汽车，在战争年代里共生产了2000辆以上。另外，其他企业还生产了500门炮和几百万发炮弹。南非的钢产量在1938年只有30万吨，但到1945年已达536000吨。南非各机器制造业还生产约90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以及飞机、船舶和汽车零件，化学工厂则保证了炸药的生产。在战争的影响下，轻工业各部门的产量亦大大增加。皮革、制鞋和缝纫行业为盟军制造各种订货，并提供羊毛制品。罐头食品业的发展，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战争末期，南非联邦的工业产值已达1.55亿英镑，比和平时期增加了一倍。　　然而，对南非历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影响远比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意义要大得多。在二战中，近40000名南非黑人士兵被派往非洲境外，122000名在非战斗部队里服务的非洲人也有很多被送往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参战。在非洲境外，他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人的神秘感破灭了，子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他们也看到盟军中的黑人军官怎样对白人士兵发号施令。在海外，他们还接受了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欧洲白人自相残杀的事实更是最好的说明。为争取更多的帝国臣民当兵，英国（乃至整个盟军）军官进行反纳粹的宣传，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绝妙地反映了非洲人是如何通过这场战争来认识他们的统治者的。　　英国军官：“赶走希特勒！打垮希特勒！”　　非洲人：“他做错了什么事呢？”　　英国军官：“他想统治全世界。”　　非洲人：“那又有什么错呢？”　　英国军官：“你瞧，他是德国人。”　　非洲人：“是德国人又有什么错？”　　于是，英国军官试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并尽量使用非洲人能听懂的词语：“你看，一个部族去统治另一个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应该统治他们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国人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统治意大利人，法国人统治法国人。”当然他不会提英国人，亦没提南非白人，但非洲人是明白这种关系的。一位非洲士兵给他朋友写信时说，“我们所有在海外服役的士兵即将带着新思想返回家园，我们已得知我们是在为什么而战，是为‘自由’而战。除了自由，别无他求……”然而，当他们凯旋而归时，等待他们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种族歧视和白人优越感的不平等的世界。很多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勇敢地投身到这场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之中，曼德拉的好朋友，“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杰克·霍奇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曼德拉参加非国大后，积极投入到实际斗争中。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很快吸引了周围的人。虽然他已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律师专业，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却是在与西苏鲁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论家们讨论时和在实际斗争的观察中才逐渐明白。最明显的是关于土地、劳工和赋税三者的关系。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听到过部族老人讲起欧洲白人为侵占科萨人的土地挑起的争端和科萨人发动的9次反侵略战争。在皇家矿业公司当警察时，当他看到矿工那种艰难的日子和非人的待遇时，亦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为什么非要当矿工呢？不要给白人干，自己回家种地养牛不一样活吗？”他不明白为什么矿工“自讨苦吃”。现在，他明白了南非资本主义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机关系。　　如果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白人还只是把南非黑人看作是在“殖民地”或“共和国”边境地区骚扰的外来者，白人对黑人土地的侵占还只具有原始积累和自发剥夺的性质；那么，钻石和黄金的发现则使南非的历史整个地改写了。从此，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直接与迫使非洲人为矿产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挂上了钩。1894年开普殖民地实施了一种新的法律，规定对“强壮成年男子”征收10先令的现金税。当时任开普总理的谢西尔·罗德斯大言不惭地表示，这样就可使农村的黑人劳动力摆脱懒惰和闲散，还会报答“我们英明仁慈的政府”。非洲黑人为交税就不得不外出去挣现金，而在矿山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离乡背井的强劳动力很快就被金矿公司吸收了。当然，如果他们交不起赋税，或公开抗税，其结果也是成为劳动力——服苦役的囚犯，这样的下场当然更惨。　　大部分的南非矿产公司就这样找到了劳动力。首先剥夺黑人的土地，其次制定交现金税的法律，最后使矿井得到送上门的劳动力。而这种不须暴力强制就能得到的劳动力使矿产公司得以把工资压到最低水平。这些公司最先是从南非得到劳动力，随着深矿层的开采，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它们开始从所有邻近地区招募单身男工，合同期为一年；最后它们发展到从南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招收契约劳工。这种流动劳工至少在三个方面使矿业公司得利。第一，因为是流动劳工，矿产公司根本不用为他们的健康或其他的社会福利负责，这为公司节省了一大笔开支。第二，公司亦不必为这些劳动力的再生产（即这些劳工的家庭开支和为生育下一代所需费用）提供任何费用。第三，这种流动劳工制还可加强对工人政治活动的控制，使工会难以成立或维持。　　在这些讨论、辩论和学习活动中，曼德拉结识了一批南非各个民族的先进分子。据奥立弗·坦博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我们可从来不是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从不跳舞，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亦如此。”他们或聚集在某人家里，或在办公室碰头，彼此交换看法意见，又力图说服对方。当时，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在伊斯梅尔·米尔的房子里聚会，他们中间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产党人，而曼德拉则可说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代表。　　米尔出身于一个印度人家庭，父辈信奉伊斯兰教。米尔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相貌英俊，态度和蔼。他当时正负责组织消极抵抗运动并担任报纸《消极抵抗者》的编辑。自从他父亲在1930年的经济萧条中破产后，他饱尝了穷孩子的滋味。从懂事时起，他开始对老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一味与白人政权合作的做法表示不满。当时的印度人大会也确实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阶层把持。通过与费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接触，他慢慢倾向于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党是惟一的泛种族的政党。他的几个朋友中包括辛格——一个激进的法律系学生，鲁思·弗斯特——一个出身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通过米尔的这些左派朋友，也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然而，曼德拉对共产党的哲学是不拥护的，这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他坚信非洲酋长制，认为这才是符合非洲人的制度，而共产党要打破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使他难以接受。有一次他表示，“我觉得这种哲学（指共产党的哲学——著者）威胁着要推翻这种制度，而对于非洲人来说，我们则应该保持。”其次，曼德拉是在一个严格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被认为是反基督的，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再次，则是南非共产党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的政策。达杜博士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南非共产党人。在战争初期，他极力主张非欧洲人不要卷入战争，因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当时这种立场博得了非洲黑人的热烈赞扬。由于达杜的反战立场，他被监禁了6个月。但是后来苏联参战，南非共产党立即改变其既定方针，宣称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要求全世界人民都动员起来，予以全力支持。这样，南非共产党失去了南非黑人的广泛支持。　　曼德拉最难以接受的还是阶级斗争高于种族斗争、阶级矛盾高于种族矛盾的观点。他认为，南非问题的症结是种族问题，是一个非人性的白人政权压迫和剥削一个处于最低层的黑人种族的问题。在这种政治现实中，奢谈什么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无异于隔靴搔痒，既不能说服黑人群众，更难以调动黑人群众。然而，在后来反对种族主义、争取黑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这种转变在他于1964年4月20日在比勒陀尼亚最高法院所作的法庭供述中说得十分清楚：①　　①杨立华编著：《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60～161页。　　“我在1944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年轻时曾抱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接受共产党人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会导致削弱非洲民族主义的观念。在那个时候，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成员，并且是一个提议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小组成员。这个提议遭到惨败。投票反对这个提议的人当中有些是政治观点十分保守的非洲人。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咸立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容纳一派政治观点的政党，而是作为非洲人民的议会，接纳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我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