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要求一位比她更接近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朋友藏拉·贝特陪她同去马德里。科科在蒙特卡洛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相会时，人们已经看到她的踪迹。我拉出身于英国大贵族，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赛马师隆巴尔迪尼少校。当时许多人认为对她来说这桩婚姻是低就了（后来人们还是这么说）。德国情报部门把她关在意大利的一座集中营里，原因是怀疑她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把她放了出来，派往巴黎。科科曾经叫人传过一句话：“别提问题，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柏林，“流行帽子”行动由舍伦贝格负责，希姆莱保护着他，为他遮盖一切。希姆莱希望在柏林战败后由他接任元首。纳粹高层中不只他一人寄希望于美苏两国发生冲突，等着坐收渔利。阿兰·比洛克在撰写并作序的回忆录里说，舍伦贝格曾经开玩笑似地问希姆莱，他的夺权计划藏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希特勒施阴谋耍诡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明白，实施表面上没有恶意的“流行帽子”计划是为了向对方表示良好愿望。开展这项行动科科很有优势，她令人瞩目地留下了品牌标贴，人们至少是这么希望的，而实际效果却令人惊讶。她的行动无论在巴黎，在马德里，或是在后来舍伦贝格在那里受审的纽伦堡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管怎么说，1943年11月，她和我拉·贝特去过马德里。没有人甚至连卧车检票员也没有谈起这件事。丘吉尔当时确实在马德里，但他身体不好，没有会见过任何人。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德博士兵在回忆录里说，他认为丘吉尔已快不行了。科科的使命以惨败告终，被舍伦贝格召到柏林。据“流行帽子”行动活着的唯一见证人特奥多尔·莫姆说，当舍伦贝格被判6年监禁（宽大得令人惊愕）后，科科曾经给他寄过邮包，在他刑满释放定居瑞士后，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舍伦贝格被瑞士驱逐，移居意大利的马热潮时，科科还承担他的开支。这是怕他透露事实真相呢，还是出于对私事的忠诚？如果“流行帽子”行动是由德国情报部门实施的，那一定会有档案在，也许会藏在某个湖里捞起的箱子里，或许藏在某个盐矿的地道里。我听见她说过那些卷起衬衫袖口的巴黎青年，她说：　　“他们让我发笑，我是第一个去伦敦的，以前我没钱时总要绕道瑞士先去取钱。后来我想去美国了，我去见了美国领事，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我来取护照。’他要我填一张答问表格，我对他说：‘先生，这些问题您比我自己更清楚。’他说：‘无论怎么说，指纹总得留下。’这一仪式只花了一分钟。”　　说到指纹时，她晃了晃手指。他们使我发笑，真是这样吗？他们还不至于让她感到这样可笑，她自己也有怀疑。她意识到有某种犯罪感。这在她谈起与德国人的关系时的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中可以看出。其实，除了为了使她的侄子帕拉斯提前获释外，她没有向德国人要求什么。萨夏·吉特里生活一贯奢华，出入坐车，吃饭也要去凡尔赛自己的庄园。我想科科也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没有白兰地给施帕茨喝。她在给我看那枚辟邪的小戒指时对我说，她想起在占领时期手上生过冻疮。可以推断当时她的取暖条件很差，也没有足够的脂肪类食物。有人指责她不肯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尤其是没有在由科克托起草的为救助马克斯·雅各布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人们想她也许认为这事与她无关。科科·夏奈尔传--夏奈尔牌香水夏奈尔牌香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推出三种香水：Bois desIsles、五号香水和Cuir de Russie。这些香水只在她自己的店里出售（多维尔、康邦街、比亚里兹和县纳）。1924年，拥有贝姿华牌香水的巨富皮埃尔和保罗·韦尔泰梅建议科科开设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以确保这三种香水在法国和世界各地的销售。韦尔泰梅兄弟俩反复说，既然这些都是最好的香水，就得成立公司。皮埃尔是个好色之徒，对科科除了钦佩外，别有一番打算。　　科科以自己香水的产权、配方和制造工艺作为向公司的投资，出任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拥有200股每股500法郎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股票，占总资本的10％，在国外的分公司中也拥有10％的股份。但是，不久之后科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她把一切都交了出来，而得到的只是10％的利润，她怎么能签这样的合同呢？她只是一棵摇钱树而已。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35年，她请了一位年轻的国际律师（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勒内·德尚布伦。此人曾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4年，不久前刚来香谢丽舍他父亲提供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工作。老德尚布伦是一位将军，也是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　　“房租就不用付了，你给我们出些坏主意就行了，”老德尚布伦咕咕地说。　　勒内·德尚布伦现在还保留着当年夏奈尔小姐面对着他的办公桌坐过的一张椅长他把这张椅子当作一件历史见证。夏奈尔是他的第一个顾客，他觉得她长得很美。　　——您在纽约想必见过皮埃尔·韦尔泰梅先生？　　——没有见过，小姐。　　——地欺骗了我。您很年轻，听说您办事很执着。我正要找一个能为我花很多时间的人。　　德尚布伦律师果真为她花了大量时间。科科和韦尔泰梅兄弟不和已有好几年了。她给德尚布伦的材料中有她自己亲笔签署的给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股份转让书，日期是1931年，由韦尔泰梅兄弟在自己的公司——贝姿华公司里生产夏奈尔香水。后来业务发展了，科科对自己的决定也有些后悔了。1939年，她准备为恢复自己的自主权提起诉讼。当时战争已经爆发，韦尔泰梅兄弟去了美国，去美前把股份卖给了一位飞机制造商，实际上是委托他在法国被占领期间继续生产香水，到德国去销售，而他们兄弟俩则在纽约附近的霍博肯的一家工厂里继续生产夏奈尔牌香水，在那里他们可以不按夏奈尔的配方生产。科科从格拉斯买来的天然香料他们全然没有，但是又有谁会去查对呢？在供应大兵们香烟、口香糖和巧克力的著名的军人合作社这个巨大的市场里，也能买到夏奈尔五号香水。显然这和科科签订的合同不符。科科作为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董事长，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得到极少的专利使用费，平均每年不超过5000美元。韦尔泰梅兄弟还把他们持有的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股份卖给了一家新的公司——纽约夏奈尔有限公司。这样一来，科科持有的股份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她气极了。贝姿华香水和夏奈尔香水的广告并立，两家公司的年终祝辞也放在同一块广告牌上使她怒不可遏，使她更不能容忍的是：顾客们要买到复奈尔牌香水必须同时购买贝姿华香水。　　“我要报复！”科科不断地对勒内。德尚布伦说。　　怎样报复？德国投降一年后，即1946年，科科推出了一种新的香水：夏奈尔小姐牌香水，只在康邦街她自己的店里上柜。德尚布伦认为夏奈尔公司的章程木禁止她这么做，但在被控仿造后，公司还是被查抄了。用什么方法才能制服一个不如科科耀眼的人？是他拦劫了她，掠夺了她的钱财！她想为自己辩护，但是法律不允许她这么做，怎么办呢？她为自己在占领时期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她能接受这一事实吗？勒内·德尚布伦作为赖伐尔的女婿，自己的处境也很困惑。　　为了替夏奈尔小姐辩护。德尚布伦请求律师公会会长克雷斯泰耶予以支持。他们俩都建议科科友好协商解决纠纷。但她蒙受的损失太大了。她要把官司打到底。被查封的香水要么全部追回，要么全部失去。在法律上，韦尔泰梅兄弟的论据很过硬，尽管他们在1924年起已不再用科科的配方，但还是同意交纳大量的专利使用金，何况他们还在世界各地销出了大量的夏奈尔香水，没有人能低估他们的作用和效率。他们希望能从夏奈尔小姐的年龄上得到好处。1924年时她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强人，1946年已成了一个63岁的老醒了。　　官司还在打下去，要等2个月才能作出判决。这时科科已经摆出一副志在必胜的架势。　　——我是不是太老了，让他们瞧吧！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当然有权用蒸馏器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不是吗？　　——当然可以，勒内，德尚布伦说。　　——我能送些我生产的香水给您的夫人吗？　　——没有任何法律不允许您这么做。　　科科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只精致的小瓶给律师，说：　　“这几瓶香水给您的夫人看瑟唉嗅吧。”　　于是，若瑟·德尚布伦得到这几瓶妙不可言的样品。勒内·德尚布伦还让一位俄国“金鼻子”科蒂鉴赏了一番。科蒂嗅了唉香水惊呼道：妙不可言，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科科只需去瑞士就行了。一位为她工作的小香水制造商用不同的配方，不同的瓶子和不同的标签，很快生产出了百来瓶夏奈尔五号香水、夏奈尔Cuir de Russie、夏奈尔Bois des Isles香水。　　——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分送给我的朋友们，勒内？　　得到新香水的朋友们都是纽约的一些大公司的经理。就在他们收到科科的可爱的礼物时，韦尔泰梅兄弟也到了科科的家里。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他们要求友好和解。诉讼就此停了下来，再也没有作出什么判决。夏奈尔小姐和韦尔泰梅兄弟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协议规定：　　1．夏奈尔小姐有权在任何地方生产和销售夏奈尔牌香水（后来她利用这一条款作为不可绕过的压力手段）。　　2.赔偿战争期间销售损失：美国，18万美元；英国，2万英镑联国500万法郎O947年内付清。　　3.按夏奈尔鲁不在世界各地销售总额的2％支付专利使用费。　　上述条款不包括她在瑞士的独家经营权。她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谈判期间，德尚布伦多次往康邦街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德尚布伦对韦尔泰梅两兄弟说，她在瑞士。并强调指出条件是均等的、但如果他们利用当时的气氛打官司的话，原本是可以获得不如此苛刻的条件的。这一点科科也是知道的；她夸大了事实。见好就收。皮埃尔·韦尔泰梅至死一直是她最忠诚的支持者。新协议签署后，科科请德尚布伦夫妇到她家去喝香槟，共进晚餐。　　——亲爱的邦尼，她对律师说，我赚了许多钱，这您知道，但我花费得也多。现在，亏得您帮忙，我可以不必被迫工作了。　　她躺在长沙发上，两只脚搁在沙发前的矮桌子上，这张桌子是用来整理放人抽屉的材料的。　　“既然我什么也不用干了，桌子也就不需要了（她把桌子朝若瑟。德尚布伦推去），送给您吧！”　　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知道复奈尔五号香水的“传奇故事’堤怎样诞生的。一位记者问马丽莲·梦露：　　——您早上穿什么？　　——一条裙子加一件套衫。　　——下午呢？　　——换一条裙子和套衫。　　——晚上呢？　　——还是帮子加套衫，不过是丝质的。　　——临睡时呢？　　——洒5滴夏奈尔五号香水。　　睡衣和衬衫的制造商几乎要破产了。但他们从玛丽莲那里得知科科在白色布料上都印了自己的嘴型；于是就用几千米白色布料制成男女床上用品，得到了补偿。没有人比科科更看望玛丽莲的话所产生的影响。战后在纽约举办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透露了这一席话的大体情况，并说：“无论何时何地，你如果想被人拥抱，就得使用香水。玛丽莲指的不可能是别的香水，因为如果是别的香水，她就会被怀疑与经营这种香水的公司有牵连。她像女人讨男人欢心似地悄悄地提到了夏奈尔香水，就像说出了一个大秘密。她说，夏奈尔香水是传递爱情的媒介，需要的地方洒上几滴，你就会有新的感觉。这是一出两个秀色可餐的女人的双簧戏，年轻的一位利用了年长的那位的秘方，因为她很清楚五号香水的“力量”与其说是来自配制成这种香水的香精，不如说来自科科本人和她代表的东西，也就是说即将在金赛①报告中起着爆炸性作用的可怕的事实：享受的权利。科科十分明白，她的香水和她的风格之间的互补性、香水的好处并不是几千个享有特权的妇女所专有的。只要用几滴五号香水，穿上一条裙子和套衫，所有的妇女都可以成为玛丽路　　科科说：“我在瑞士领取了香水专利使用费，并把这笔钱留在了瑞士，我不想把它拿回来缴上90％的税。”　　然而，她在1968年法郎危机时还是发了很大的火。她说：“许多人带着整箱的钞票去瑞士。应当对他们大喝一声，停下来！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国家的事，随它去吧。如果到了那里。你就会听到：法郎，不行。他们不接受法国的钞票。”　　一位接近科科的人士估计，香水每年可以给科科带来500万法郎的税后净收入。我也听说过1969年的数字，但她从来不感到满足。皮埃尔·韦尔泰梅去世后，科科在瑞士请了一位律师想再得到点好处。韦尔泰梅的儿子的辩护人讨好她说：　　“如果我有您的财产的三分之一，我就满足了。”　　“您是谁？我是夏奈尔小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您呢？谁知道您？”　　她发泄了心头的怒火。她是不是听懂了韦尔泰梅的弦外之音？她要我嗅嗅一种新香水：　　——您觉得这种香水怎么样？　　——很清幽……　　——它的香味很持久。她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香水了。　　她想把它称作科科香水，在百老汇上演根据她的生平改编的轻歌剧《科科》上演时推出。如果韦尔泰梅兄弟也感兴趣的话，这次条件就会不同了，她会提出对半分成。　　“这与任何人没有关系、这是用我自己的钱造出来的。我花了钱就要让它再回来。”　　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您不想领导一家香水厂吗？”　　还有一次，她当着里昂丝绸厂厂长科尔孔贝的面，提出要我当夏奈尔公司的经理。这位厂长和我一样都被惊呆了。她越来越多地谈起钱的问题。我听到她抱怨过在康邦街上的那家店里领的工资太少了：每年才100万，但她接着又说伙食在外。她和雅克·韦尔泰梅（小韦尔泰梅）的关系一直是屈尊俯就的，有点惹人耻笑。她说。夏奈尔香水经过了40个年头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她仍以几乎垄断了格拉斯茉莉的收成而自家　　“只有那里才种茉莉，但质量已有所下降，需要监督。”　　接着她又谈了黎巴嫩的玫瑰。科科·夏奈尔传--美国救星美国救星　　1954年科科回归。是不是由于玛丽一埃莱派·德·罗特希—一尔德的缘故？科科认为确实如此、头一年；科科在纽约一位好友玛丽一埃莱娜的母亲玛吉·范茨维伦家里住了几个星期（我们还记得科科是在她家里编写她的格言的）。恰好玛丽一埃莱娜买了一条裙子，准备出席初入社交活动的少女们举办的一次盛大舞会。舞会豪华得几乎不能想象：每平方米舞池就值几百万美元。科科说，这太可怕了。她临时拿了一条红色塔夫调裙子给玛丽一埃莱娜穿。　　第二天，玛丽一埃莱娜对科科说：“所有的人都问我，这条裙子是谁做的。”　　后来成为居伊·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的玛丽一埃莱娜说：“是这件事决定了科科的回归。”　　对科科略有所知的人都很清楚，科科在获得了香水赢利分配新协议后，没有让她的时装公司闲置太久，因为广告对于夏奈尔五号香水的销售极为重要，而时装公司就是广告支出的经常来源。　　正当她收拾时装样件准备回国时，一个特殊的时期已在法国结束。解放后，人们千方面对把与占领时期有涉的财产隐匿起来。于是有人就办报、排戏、开出版社或时装公司。皮埃尔·巴尔曼用他母亲给他的20万法郎开了一家时装公司。这笔钱大约相当于我10个月的菲薄Al资。雅克·法特没有这么多钱。这真是，一个怪诞的时期。朱利埃特·格雷科说：“大家都被自由陶醉了，怀着新生的感觉涌上街头。”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巴黎市民都去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祈祷。我的朋友埃尔默。洛厄率领的《生活》杂志的一批摄影记者在弗洛尔、蒙大拿、巴尔韦尔和塔布到处活动，目睹了占领时期漫漫长夜后出现的种种令人惊异、极为有趣的景象。皮埃尔·巴尔曼化装成牛仔跳起了霹雳舞。法特夫妇把我带到科伯维尔。科伯维尔是一座18世纪的豪华城堡。他们的越南和机在行李箱里带上了饮料、食品和餐具。有了一辆车，我们都成了穷奢极欲的君王了。第四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抵抗运动战士弗朗索瓦·密特朗给我弄了一辆首批出厂的雪铁龙轿车，半小时不到就可以到诺让赴晚餐。有时，科克托也和我们同去，不过他总是显得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1954年2月5日，夏奈尔小姐举办了时装展示会。这时，自由的海市蜃楼已经不复存在。她之所以选择5日这一天是因为五号香水的缘故。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曾经对我说过：“这很简单，我拥有服装公司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广告费用，使我得以向美国人大量销售香水。”　　几乎像所有的人一样，我对这位大小姐也有保留着法。人们还未忘记占领时期的苦难，科科就已经使我的时装界朋友感到了喜悦。他们都称她为老太。　　《纽约先驱论坛报》预言：“尽管时装界存在着危机，夏奈尔小姐还是能为自己重新谋得一席之地。她估计世界上有3000位妇女希望穿上夏奈尔时装。”　　他们说得不错。正是时装界的危机给了夏奈尔小姐机会。上一次战争结束后，她曾经让时装设计师们放开手脚，使在美国报纸上出名的几千名享有特权的妇女穿上了她的时装。但是这一次的赌注要大得多，是要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而事实上，她的服装式样也适合机器生产。　　在此以前，集中在纽约第三街上的巨大的美国服装工业，像福特汽车公司生产汽车一样，大量生产着衣着用品。但是仍然保持着优美雅致。夏奈尔的式样使工业化生产的服装具有高贵的气质。　　1925年，《时尚》杂志（精装版）评论在装饰艺术展览会上展出的夏奈尔时装时说：“这就是怀着夏奈尔品牌的福特汽车、”　　距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科科在多维尔和比亚里茨播种下的“可爱的小裙衫”现在已经可以收获了。　　但是在巴黎，收获的季节还没有来临，至少还不能立刻收抓《费加罗报》称：“夏奈尔小姐认为目前的时装太复杂了，她要的是简洁，十分简洁。她和时代同步。”《震旦报》说：“我们大家都有点激动。全部历史，几乎整整一个时代都要我们去看着经过14年的沉寂后时装界是怎样复苏的。”人们就像走进了静静的树林中的白雪公主的宫殿。”　　科科站在客厅里，周围尽是漆器和金质的装饰。狮子、鹿和大捧鲜花散布其间。乌木屏风后面还藏着施帕获的阴魂。“下面”人声嘈杂。　　——谁来了？　　——都来了。　　报纸提到名字的有马皮·德·土鲁斯一劳特累克、范·莫佩、博里斯·科克诺、帕斯特雷伯爵夫人、索菲·利特瓦克。由于椅子不够，美国时装协会女主席、《哈泼市场》的卡梅尔·斯诺只得坐在菲利普·德克鲁瓦塞的旁边。菲利普是弗朗西斯的儿子，科科在与巴尔桑相处时对他有过爱意。当然，出席展示会的还有埃莱娜·拉扎雷夫和与她同来的《她》杂志的智囊成员。　　第一套时装在台上亮相时，客厅里像教堂一样，一片寂静。《震旦报》报道说：“一套由一条不直不肥的裙子和一件白色长袖短衬衫组成的套装率先出台，其他套装随后相继登台。模特们既不突出胸部，又不显出腰身线条，完全是1930年时的形象。连衣长裙都是腰部打铜，灯笼袖，圆开领，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时代的短暂的进步，好像又回到了1929年至1930年。这种老式服装震撼了整个巴黎，大家都冲着这种气氛而来。模特们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没有人鼓掌，什么也没有。像所有的回顾展一样，这是一次多少有点令人伤感的回顾展。”　　支持迪奥的布萨克注意到了《震里报》的这篇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家新闻界的代表对这次展示会有偏见？但它确实表达I公众的普遍看法。　　阿尔贝·卡米从前办的报纸《战斗报》刊登了一篇题为《1930年科科·夏奈尔在富伊莱祖瓦的家里》的文章。该报的时装专栏编辑，老巴黎吕西安·弗朗索瓦是一位被人遗忘的作家特瑟斯特文斯的侄子。大家对他都很谨慎。时装设计师们对他敬若上宾。此人可以说是一上令人生畏的权威。他写道：“人们看到的只是令人失望的过去的折影。一个妄自尊大的黑色身影匆匆地走了过去。”他对这次展示会判处了死刑：“15年里时装有了进步……这些平纹布条连着花边杂条算是什么东西？镶着不伦不类斜裁布条在富伊莱祖瓦没有人穿的瘪塌塌的衣服又是怎么回事？这里甚至连1938年式的时装也没有，只有1930年式时装的鬼魂。”　　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还是这位专栏编辑却给1925年时的科科画了一张相当漂亮的画像：“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小鹿般的眼睛那么天真无邪，透出一丝倔强，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假小子气质。”接着他又写道：“她明白巴黎在最古老的房子里努力使它的精神传统永盛不衰，而那些伤风败俗的人却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活动王国。他们不仅败坏了习俗，而且也败坏了人们的美学观点。”他十分钦佩科科的回国之举，把它称之为“历史性的大事”。他在书上题上了过分溢美之词，寄给科科。科科连翻也没翻就扔掉了。　　《巴黎新闻》称这次展示的服装有130套。《震旦报》毫不掩饰地说：“您会对寄宿生的服装略感兴趣，对缀有花饰的平纹布裙子十分喜欢，对镶金饰银挖花晚礼服爱得发狂，但对1925年式的打洞披肩根本看不上眼。”　　那些英国记者们更是毫不留情。《每日快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每日邮报》断言说是“砸了锅”。《快报》说，展示会后，一些人连相互看一眼都不敢了，他们为可怜的夏奈尔感到痛苦。为什么她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人看？　　科科什么人也不见。“夏奈尔小姐太累了。”　　她拒绝会见希望看到她受辱痛苦的表情而幸灾乐祸的人。她痛切地意识到在这个时刻里巴黎对她的冷酷。科科在展开斗争之前确实没有为争取同情作过什么努力，只是多次发表了咄咄逼人的声明。她重回巴黎是因为时装设计师们败坏了巴黎和巴黎时装的名声，就像一个长期隐退的拳击冠军看到拳击场上都是些无能之辈后重新戴上手套一样。她曾经宣布设计出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原子”时装，但流言很快传遍巴黎：没有任何模特适合这种服装。　　老太婆，老太婆，大家都在嘲笑她。在这种年纪……71岁了，已不说建树，就是立足也……她还想搞出些什么名堂？显然，除J她的梦想外就不会有其他了。而她的梦想需要精心打扮才能为人接受。假定她靠着巨大的香水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在瑞士的一家大饭店里颐养天年，谁还会记得她？也许她会像普瓦雷那样，一些老巴黎人还知道她，报纸在谈及怎样用剪刀把套衫改为裙子的故事时偶尔也会提到她，但其他的事，譬如她执着地投入战斗，成功地把一切归在她的名字之下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这些事又会有谁会记得起呢？　　她是不是意识到是什么对她起了作用？人们可以认为赚取更多的钱是她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在她的巨大成功中起过作用，这种解释她是不会听的。挂着夏奈尔商标的福特汽车的说法她也不会赞同。　　她在自家的客厅里蒙受了羞辱，但她并不孤独，几位要好朋友在安慰她，预祝她未来的胜利。科科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在头十件服装登台亮相后她就已经意识到要遭到痛苦的失败了。现在她找到了原因：　　“我的名字对青年毫无意义。”　　我已经说过，她的成就来自美国。《上帝创造女人》这部影片在巴黎放映了很久，但却是在美国映红了天，瓦丹和布里吉特·巴尔多才出了名。科科不喜欢这种比喻，并且大讲瓦丹和布里吉特的坏话，但是这种比喻还是说明了巴黎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都已经不够，重要的是纽约的认可。多好的美国人，多好的美国服装工业。服装设计师们心领神会。　　科科讥讽地说：“他们自以为是不可替代的，太自以为是了。”　　夏奈尔的式样简洁明快，是大规模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而设计师们的才干或者说是天才，无法满足第三街服装制造机器的要求。6个月内，整个美国就已经夏奈尔化了。而巴黎的买主叼着昂贵的雪茄对夏奈尔的首批样装评头品足，横加嘲笑。美国最大的杂志《生活》杂志继《时尚》和《哈泼市场》后，发表文章，欢呼大小姐新的支配地位。文章共有4页：　　“隐藏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后面的这位妇女也许刚回来不久，但她的影响已是无所不及。这位71岁的妇女带来的是比时装更为重要的东西——革命。”　　《生活》杂志的这一观点发表在第三次服装展示会后，也就是说科科回归后不久。她虽然击败了对手，但是还心有余悸，失败已隐约可见。　　我讲究逻辑，做事也是符合逻辑的。应当为大家制作衣服，过去大家穿的是粗制滥造的衣服，走路、奔跑都不方便。美国妇女在法国妇女之前，率先拒绝了这种衣服，因为她什1更讲究实用，所以美国立即为夏奈尔的服装开了绿灯。美国人的生活并不有趣，但是更讲究实际。他们住在城郊，每天都要回到农村，他们要走路，要奔跑，这是另外一种生活。美国妇女喜欢变化，她们很整洁，这就为纽约这座脏得令人讨厌的城市增添了一番繁荣的景象。一切都为妇女而存在，妇女受到保护。我认为，所谓豪华就是有精工制作的衣服。一套衣服应当可以穿上5年。穿旧的衣服是我的梦想。在美国，用过的东西随便扔掉，从不洗灌，没有一样东西是经久耐用的。我曾经叫人洗一条裙子，结果只剩下了一颗纽扣。这就是美国。豪华走上了它的反面，变成了仙氏劣”，这太可怕了。　　然而，就是这个劣质品充斥的美国推行了她的服饰。皮埃尔·韦尔泰梅出钱让她回到了康邦街。科科把她的服装展示会不受欢迎的责任全归咎于他，说他没有准备好场地，没有为她提供必要的手段。而实际上是她自己另有打算。在展示会前，她曾经请勒内·德尚布伦把一封信交给她的朋友卡梅尔·斯诺，时间是1953年9月底，即“重新开张”前6个月左右。　　亲爱的卡梅尔：　　今年夏天，我深信工作就是我的生命。重新投入工作将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我曾经对您说过，有朝一日我要创造一种适合新的生活方式的新款式，还说我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现在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来临了。　　在今日的巴黎，越来越多的妇女参观服装展示会，却没有能力购买。这种不合常情的气氛逼使我去做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当然是通过一个制造商，用专利权使用费付给他一定的报酬，向美国批发销售。我想，这样做在全世界必然会有号召力的。　　我的第一批服装将于11月1日准备就绪。我认为，在收到您关心的最大的制造商（美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企业家）的报价前，做出更多的服装是不明智的。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到巴黎来。当然，对我来说，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能同时在这里接待他和您。目前我不考虑由我本人去美国展示这些服装，但以后也许会这么办的。　　　　　　　　　　　　　　　　　　　　　　　　加布里埃尔·夏奈尔　　这个计划被巧妙地透露了出去，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大家都说夏奈尔小姐回来后将推出一系列“原子”服装。这一计划的另一个结果是引起了皮埃尔·韦尔泰梅的担忧。与韦尔泰梅两兄弟签订的协议虽然对科科是有利的，但她仍不感到满足。与一个美国大服装制造商合作，她也许能推出“夏奈尔小姐”系列服装。协议承认她有这个权利，这两位发起人的忧虑使她得到了不少好处。服装公司的一切费用用香水收入开支，仆役的工资、科科的旅馆房金由他们开支，她在法国交纳的税金也由他们偿还。这些条件都是任何一位总经理所享受不到的。她还巧妙地和他商定，她有重新推出“小姐”系列服装的自由，末了还加上了巨额违约金的条款。她出让了瑞士的飞地换取美元，同意对方像其他市场一样经营这一飞地。在此之前，香水的销售收入为她一人独占。　　她获得了金钱方面的全部满足后是否会给皮埃尔·韦尔泰梅想要的东西，即在摄影记者面前给池一个正式和解的亲吻？他梦寐以求他希望她登上他的游艇作一次海上航游。他骑了一匹刚在德比马赛中取得了胜利、名叫维米的骏马，第二天就去了科科家。勒内·德尚布伦当时在她身边。皮埃尔·韦尔泰梅匆匆地上了楼，进了房间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喘个不停。　　——皮埃尔，您的脸色木好，科科说。　　他站了起来，伸开双臂：　　——您不拥抱我一下吗？　　——为什么？　　——您不知道我在德比马赛中赢了？　　——但您没有打电话告诉过我！　　她让人把刊登皮埃尔·韦尔泰梅喜气洋洋的照片的报纸都销毁了。科科·夏奈尔传--永远正确永远正确　　在1954年10月出版的第一期《玛丽一克莱尔》杂志上，科科·夏奈尔没有受到女士们的特别宠爱、她们觉得她已是明日黄花。她们钟情于继克里斯汀·迪奥之后崭露头角的、有姑娘气息的伊夫·圣洛朗。　　让·普鲁沃斯特对《玛丽一克莱尔》杂志一往情深，对这份按照美国方式办的女性刊物在战前不久取得的成绩始终不能忘怀。解放那一年，刊物被人夺走，巴黎街头的墙上贴满这样的海报：“《她》就是《玛丽一克莱尔》，《玛丽一克莱尔》就是《她》。”　　从我所处的地位而言，我与《玛丽一克莱尔》杂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让·普普沃斯特只相信我。《巴黎竞赛画报》的重新发行如此费力。而在经费上也十分困难；以致老板甚至打算弃而不印。《巴黎竞赛画报》最终所以能出版，应当归功于菲利普·伯格纳坚韧不拔的努力。《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期问世后仅两天，40万份即全部售完。第三期印数达80万份，仍不够销售。但是，由于机器跟不上的缘故《巴黎竞赛画报》也用这些机器印刷，第四期未能出版。　　这些成就完全应当归功于老板，这么说毫无献媚之意。《她》每星期出版一期，60页左右，其中4至8页为彩页，售价50法限《玛丽一克莱尔》杂志预计每月出版一期，100来页，其中16负为彩页，售价100法郎。老板还出了一份140页的报纸，其中40页为四色套版。这种几乎美国式的豪华型刊物过去从未有过，一F子使我们与《妇女家庭杂志》相提并论，而售价只有70法郎！那些曾把普鲁沃斯特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于是就大喊大叫，说这是“倾销”。但是他并没有亏本，没有投入一分钱就赚取了几百万，因为所有的费用都已由广告商预付，广告费之高前所未见，令人瞠目。这个时期他的名声最为可怕。负责广告部的是他的一位童年时的朋友，他们曾在同一所中学读过书。　　老板对他说：“我们都老了，你可以离开了。”　　文学部主任女小说家克里斯蒂娜·德里瓦尔是从《世界报》跳槽来《玛丽一克莱尔》的。普鲁沃斯特用支票把最有名的作家吸引到《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工作。老板出高价买好货，他赢了。他认为，金钱总是超越思想。我们之间的合作常常伴有激烈的争吵，周围的人还像靠国王恩宠度日、等国王离开宝座后利用国五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嫔妃一样，制造麻烦，并且使麻烦激化。　　我很少关心时装。我们的女顾客们有的很迷人、很纯真，有的则善于花言巧语而行为不端、冷酷无情。在西班牙，她们把迪奥说成克里斯蒂昂，法特说成雅克，巴尔曼说成皮埃尔。例如，她们说皮埃尔让他漂亮的夫人上了当。当她们在一起对时装款式评头品足时，人们不由得对时装产生了疑问。然而她们却装出那么纯真，那么激动，身上洒满了香水为时装出力。她们只相信卡路里，一旦失宠会不会被人像贞女一样活埋了？尽管这只是普鲁沃斯特的个人意见，为了时装事业，她还是按照他的左右手埃尔韦·米尔的意见办事。　　“让·普普沃斯特对埃尔韦言听计从，”科科不满地说。　　她一点也不喜欢老板。　　“他老了，您没有看到他的手上有老年斑吗？”　　然而他却比科科小两岁。他儿子去世时，科科给他去了一封信，使他极为不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金钱，动机尽管不同，目的都是想拥有更多的钱。让·普鲁沃斯特觉得当老板是神授的权利，他能够获得利润就是宗教意义上的证明。他的如意算盘是：上帝保佑他的企业。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他像从前的国王们一样只怕一件事：迟早会有一天要去天国见上帝。科科没有这种恐惧。金钱使她能支配别人。有了钱，她就不必依靠任何人，可以不受苦，至少可以比别人少受些苦。即使各人的命运不同，但科科和普鲁沃斯特的目的还是一样的：赚取更多的钱。他们俩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很少。　　“老板对我说：既要赚钱，又要花钱这是不行的，没有时间。”　　“让·普鲁沃斯特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科科不满地说。　　她不允许别人问她，她的钱是干什么用的。普鲁沃斯特认定科科的财富来路不太正常。她的财富积累久远。财富要靠几代人努力积累，于是才有工厂，才有家庭财产。科科没有家庭，她的一切全靠她自己。有一个现象使她大惑不解：作家和记者居然只需要一支笔、一瓶墨水就可以“赚钱”！　　埃尔韦·米尔为什么要带我去科科·夏奈尔家？　　时装款式出了一套又一套，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科科变得更为挑剔了。在离现在不远的那个时代，阿迪·汗还在接受人们奉献给他的钻石和其他宝石。钻石的分量如有几克拉的差错，他也不计较。科科却不是这样，她沉浸在一片赞扬声中，听不得半点批评。“一成不变的夏奈尔时装”这一说法使她大光其火。她一直吹嘘不求于人，但当别人把一切都给她时，她却还嫌少而耿耿于怀。　　她缠着埃尔韦，要《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突出介绍她的服装款式。能把抹布和餐巾放在一起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突出专家们的分析：迪奥的特点是圆肩，卡丹的特点是直肩，而夏奈尔的款式还是老样子。科科认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可怕的，是在活生生地剥她的皮。她认为妇女读者们根本不想知道服装设计师先生们是在怎样适应她们的口味的。她们想看到的是摄影得很好的夏奈尔服装款式，以便模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一个星期六早上，我同埃尔韦’米尔一起参加了一次为顾客举办的服装展示会。我们一起努力说服女顾客们要她们买夏奈尔的时装。埃尔韦给科科看了刚印出的10页样稿，上面有她的款式。这回科科该满意了？不，她一点也不满意。　　“埃尔韦，您拍的这些照片……为什么这个姑娘两腿又得这么开？谁在她头上放了一个结？您见过戴手套的女人在街上用鞋蹭脚后跟吗？您为什么不用我的模特儿？这些女人真疯，一点也没有品位。作为一家妇女杂志，这样做时装广告太差劲了。”　　一大堆指责的话。埃尔韦·米尔吃了饭立刻就走了。　　——我累了，科科，我以为是照您对《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的批评做的。　　——亲爱的埃尔韦，难道我们不能交换一下我们的想法吗？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　　“一成不变的夏奈尔服装”。她咽不下这口气。我在客厅里找到了她，她正在模特身上试她新设计的时装（几天后，即1970年1月24日即将推出）。　　——样装快试完了，不必操心裙子，只要用别针别一下就行了，很快。这些套装做工多考究！您看这一套，我改了不下30次。还有这一套，是北部省的一位女顾客给我的，这套服装是战前做的，她是从她姨妈手中继承来的，她穿得正合身。有了这两套服装，我总是可以穿得体体面面的。　　有人给她看一件洋装，她在上面加了一点布料。　　“这太差劲了，太俗气了。”　　她把它拆了，先放长一点，然后又缩短一点，缩得木太多，这个人立刻表示赞赏。　　“好，小姐，好看多了。”　　他护着棋特走了，科科咕嚷地说：　　“这些人永远不想改变什么，如果听任他们去做，那么每套服装就只会是老面孔，难看死了。他们什么都不会干，要不是我全部重做，将是多大的灾难。我11时到，只有吃东西时才停下来，什么事都要我留神。”　　她的手关节被针扎了一下。我看着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　　她吮着手指说：“扎在骨头上了，很痛。我常常不知不觉被针扎着，但我不在意，只要机体还有生命，我就能继续工作。我为什么总是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常常想放弃了事，但要是这样，法国人就会嘲笑我，美国人会认为关闭夏奈尔公司是一大损失，于是我就不停地工作。我常常觉得我这样挑剔太可笑了。我又一次在捍卫国家的荣誉。”　　在她去世前一年的一天，弗朗索瓦坐在她身后，递给她一瓶维生素片。　　“我得每天吞下几片，否则夜里我就会抽筋痛醒，就得赶快下床。”　　我从笔记中理出几条警句和格言。她在谈到时装时会很自然地把这些警句或格言挂在嘴上：　　我不赞成不耐穿的服装，这是我男性化的一面。我不希望人们因为春天已到就扔掉衣服。　　我只喜欢旧衣服。我外出时从不穿新裙子，怕针脚爆裂。　　旧衣服就是老朋友，要保存下来、我把这些旧衣服修修补补，加点红的，添点绿的。我还喜欢在旧衣服里面加一小块绸缎。我喜欢衣服就像喜欢书籍一样，常常去抚摸抚摸，摆弄摆弄。女人们都喜欢常换衣服。她们错人我赞成幸福，但幸福不是常换衣服。　　高雅不在于穿新裙子。人之所以高雅就因为他本来就高雅。新裙子与高雅无关。穿一条短裙配一件羊毛衫也可以很高雅。如果为了高雅而买夏奈尔的服装那就太不幸了。有些妇女穿什么都高雅不起来。　　从前，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也在创自己的风格。我不能穿我无法制造的东西，我也不想制造我不能穿的东西。我总是这样问自己：这衣服我能穿吗？这几乎成了我的本能，连问也不用问了。　　时装已不复存在。只为几百个人生产的算不上时装。我生产的是全世界人接受的款式。人们在百货公司里看到的是“夏奈尔款式”，一种与众不同的款式。我为我的款式操碎了心。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款式。夏奈尔永远不会过时。　　瞧着眼前忽悠而过的服装，我这么想：买这些衣服的人会不会对只有我看得到的细小纸漏抱怨？肯定不会。而我却会把它拆了重做，做得更好。我对工作过于求精。这也许是一种毛病。我干的事别人永远不会明白。　　我做一切都是满怀热情、我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把肩部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有的女人的肩部很圆，但有点前倾，我很同情她们。我认为这是不应该回避的。有人说：肩在背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肩在背上的女人。穿衣后，身体应该能够自由动弹，而衣服又不能吊起，可以弯腰，可以玩高尔夫球，甚至可以骑马。当然，我的话对现在那些做时装的人来说好比天方夜谭。他们只想标新立异，让人吃惊。让谁吃惊呢？　　现在的人对时装不怎么关心，而对生产时装的人非常关心，他们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习惯于丑陋的东西，而不能容忍粗心大意。　　时装就像建筑，讲究的是比例协调。　　什么叫青春时装？是叫人穿得像小姑娘一样？没有什么东西比人老得更快。一个80岁的老枢不应该穿只适合20岁的姑娘穿的裙子。　　新产品！新产品不总是有的。我喜欢做传统的东西。有一种手提包我一直在销售。有人要我推出另一种提包。为什么非如此不可？20年来，我的包还是老样子，我了解它。知道该往哪里投放我的钱。我生产的东西很有限，所以更要精工细作，用料讲究，要有点情调，但不能变化太大，否则就不像是做裙子了。有时布料太皱，我就把它扔在一边，呢料太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而且很少有人会有我这样强烈的色感。　　有些妇女喜欢穿奇装异服，让男人们惊叹不已。她们确实能使男人们震惊。男人喜欢别人回头看自己的妻子，因为她长得漂亮。但是如果是因为穿得古怪，男人们就会感到窘迫了。我也不会和穿绿色礼服的男人外出的。想以服装引起别人注意的人是愚蠢的。女人可以承受所有的奚落，我指的是某些妇女，不是指大街上的妇女，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被人觉得可笑，那他就完了，除非他有什么天赋。　　豪华的反义词不是寒酸。　　比起长裙来，短裙不太容易过时。低领长裙过时得最快。有些女人们以为可以用较长的裙子掩盖长得不怎么美的双腿，这是做不到的。有生命的东西都不难看。有的妇女对我说：“我的腿太粗了。”我问她：“您的腿不是支撑着您吗？这才是主要的，别去想它了，幸福不幸福不在于腿是细是粗。”还有一位妇女问我：“我该怎么办才能瘦些？”“您身体好吗？”“好。”“您丈夫生意好吗少’“不错。”“那么您为什么想瘦？”这些人不知道怎样生活，没有人教过她们。　　时装也是这样。只有傻子不会改变看法。只有做到与众不同，才可以不被替代。　　她说：“时装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我们的工作不靠天赋，我们只是供应商。我们把裙子挂在衣架上不是为了展示，而是为了出售。如果有人仿制我的裙子的款式那就最好不过了。创意就是为了传播。”　　然而，有时她对某些妇女杂志也有怨言。这些杂志建议买夏奈尔服装的读者自己动手做衣服。　　科科说：“我从来不因为别人仿制我的款式而控告他们，但我也没有说过我喜欢别人仿制我的款式。”　　一个星期天早上，她的一位合作者莉鲁·格伦巴赫在市场上听到一个小贩在og卖夏奈尔服装，要价50法郎。　　科科高兴地说：“这样很好，衣服像旁边蔬菜摊上的蔬菜一样，很快就卖完了。”　　莉鲁·格伦巴赫带来了一种白色粗帆布上衣，上面有一条酒椰叶纤维编织的细带。科科顿时萌生了生产酒椰叶纤维面料的念头。　　她肯定地说：“马路比沙龙更使我感兴趣。”　　在她回归的那个时期里，服装设计师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自己的作品被人仿造。间谍团伙一听到他们有了新作，就盯着时装展示会，剽窃他们的创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环家伙在设计师的新作推向市场前就已经抄袭了法特的领子、巴尔曼的袖口的式样和迪奥的长度发了财。这意味着什么？　　时装间谍消失了。人们不会让他们存下去以证明时装的永存。　　夏奈尔小姐在战前曾经应高级时装同业公会主席维奥内夫人的要求加入了该公会（科科笑着说，她参加同业公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服装的季节性艺术）。维奥内夫人的努力曾使科科大为感动，因为在服装界科科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她说：“没有人认真对待过我，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确实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应当学。”　　1957年她退出了同业公会，因为她不遵守必须把服装的式样及时交付摄影的规定而惹人讨厌。她和同业公会的决裂加大了夏奈尔和……及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她也会赞扬个别服装设计师，说他聪明，有才干，但实际上是在指责他在某一点上抄袭了她的创作。　　她对我说：“也许我和时装设计师们关系不热络使我失去了一份乐趣。也许我可以给他们提出些好的建议，我自己也很喜欢向别人学点东西。”　　科科说，法国时装在被人仿制中存在，有些人在创造流行，有些人则专门仿制法国的附装。　　她说：“一天，终于有一位先生，为了获得荣誉勋位勋章，决定改变这一情况，于是创建了一个同业公会，保护处境悲惨的服装设计师的利益。当然，有些人生意还是做得不差的，虽然没有发什么大财，但还是赚了些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了荣誉勋位勋章意味着什么。”科科这么说是否是想得到荣誉勋章？战前，保罗·雷诺总理曾经想授予科科十字勋章，但这个勋章已经授给了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帕坎夫人。那么能不能破格授予科科三级荣誉勋位？看不出有什么动静。戴高乐从不邀请她去爱丽舍宫，戴高乐夫人也从不穿科科设计的服装。要是戴高乐夫人穿了她设计的服装，那才是科科的荣誉。蓬皮杜夫人在戴高乐将军的下葬弥撒上穿的是夏奈尔服装。科科常去巴黎圣母院望弥撒。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遭暗杀，杰奎琳·肯尼迪穿的也是夏奈尔套装，衣服上也沾上了鲜血。科科知道杰奎琳喜欢别人称她为第一大地一些服装设计师写信给她希望受邀参加时装展示会。她还接见修文，要模特姑娘们学行屈膝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