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不幸的童年　　夏奈尔小组去世后一小时，全世界的报刊就透露了她一直小心翼翼严守的秘密：她的出生日期。1883年8月19日生于索米尔；这一点已经无人不知，我手头就有一份市政府出具的证书。父姓：夏奈尔（Chasnel），多了一个好名：欧仁妮·让娜，德沃尔；年份：1883年，是用黑墨水写的，83年被写成93年，用紫色墨水改回，很醒目；父母情况：商人；家住余米尔，已落他们究竟是否已婚？这无关重要。埃德蒙德·夏尔一鲁”还曾把夏奈尔家的家港一直上溯到在塞文山山脚下一个小镇莲泰伊开小咖啡馆的老祖宗阿德里安一代。她明确指出：桌子危机使他成了一个流动摊贩。我在埃德蒙德担任《时尚》杂志（法文版）主编时就认识她了。此前我曾经为《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向她订购过一套当时流行的礼仪书籍。科科对她的评论是：　　“您疯了，亲爱的，您对她了解得深吗？她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为什么这么令人讨厌？”　　夏奈尔是在一次时装展示会上遇见埃德蒙德的。那天，埃德蒙德穿着一手另一位时装设计师设计的裙子，显得很“土气”。　　——你怎么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人家送给我的。　　——最好别穿。　　阿德里安娶了一位名叫昂热莉娜·维吉妮·富尼埃的优雅姑娘为妻，生了科科的父亲阿尔贝·夏奈尔和其他几个孩子，建立了夏奈尔家族。阿尔贝是个花花公子，后来娶了让娜·德沃尔。他是一个无所顾忌、感情不专一的人，但却不得不承认和让娜生的孩子（朱莉妮，科科的姐姐）。1882年，阿尔贝把让娜带到索米尔。这一年索米尔出了几件大事。余米尔军校的骑兵们喜欢勒紧缰绳，让马提起前腿，所以喜欢用美国式的马鞍，阿尔贝就在比朗热市场上卖法兰绒的马鞍，而可怜的让娜则帮人洗衣、煮饭、做家务，挣几个小钱。她是否定上极端，在“名声不好的大街上从事可耻的行当”？夏尔一鲁夫人不能肯定。这样，在科科的出生问题上就有了疑问，她是不是从育婴堂门口的弃婴箱里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点还不能肯定，但是证人还是有的。育婴堂的一些老人在身份记录上画了十字，证明了她的出生。结果好了，全部都好。　　她的母亲辛劳过度，33岁那年就猝然去世，当时科科还不满12岁、去世时，科科的父亲还在外游荡，一位热心人把他叫了回来，安葬了让娜。他有5个孩子嗷嗷待哺：2个男孩，3个女孩。他把男孩（阿尔方斯和吕西安）交给公共救济事业局收养，带着3个女儿：朱莉娜一贝尔特、科科和安托瓦内特回到老家。他的母亲维吉妮·夏奈尔，原姓富尼埃，也有一大群孩子，最小的阿德里安娜比科科只大2岁。　　——妈妈，我把孩子留给你啦。我去拿一包烟草。　　科科的父亲阿尔贝·夏奈尔就这样遗弃了家庭。他是不是去和随一群街头艺人来的、在街头等着他的一个女人鬼混去了？有人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听科科说过，她的父亲和母亲的一个情敌生过一个男孩，与她同岁。关于她的童年，她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的名字其实不是加布里埃尔，当然也可以这么叫我。我出生在一家医院里，那完全是一件意外的事。当时我的父亲不在家。我的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找我父亲。我不想讲这个伤感的故事，太烦人了，我自己也已经听过好多遍了……　　我母亲感到身体不适，因为她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所以别人看不出她快要分娩的样子，一些好心人便把她带到他们家里。　　——我要找我的丈夫，母亲说。　　——明天去吧，好心人说。　　他们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说：　　——这位夫人没有病，她要生孩子了。　　好心人被激怒了，把母亲扔到马路上，后来才有人把她送到我出生的那家医院。在医院里，孩子一出生就要洗礼命名。人们给我取了一个宗教名字，因为是教会在关心我的母亲。于是加布里埃尔·博纳尔就成了我的名字。很久以后我才在洗礼证书上看到这个名字。亲爱的，人们从来不需要什么洗礼证书，但在战争年代，大家怕得要死，把各种文件都收集起来，以防万一。我就是在那时看到这个文件的。　　我的父亲叫我小科科，当人家叫我加比时，他怕得要命。以后，小字没有了，只剩了科科，我也就一直叫科科了。当然，在签署严肃的文件时，我不用科科这一名字，用这个名字是要闹笑话的。　　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家叫我科科·夏奈尔，我会大笑不已的。夏奈尔小姐当时雇用的女工就有4000多，深受英国最富有的人的爱戴。现在我才是科科·夏奈尔。科科！但这是我的名字，我的朋友们可以叫我科科，在路上拉着我的手问我，您就是科科·夏奈尔。我在手稿上签的也是科科·夏奈尔这个名字。一个星期六，在开往洛桑的火车里，整个车厢里的人都排着队等我签名。当然，在家里，大家叫我小姐。我不愿人在夏奈尔自己的家里叫我科科。　　6岁那年我母亲去世了，七姑八姨来了一大帮。家里死了人，就有人来看个究竟。她们来是为了让别人把我领走讨价还价的，但是我不懂。她们不是母亲的姐妹，只是堂姐妹、表姐妹而已。她们都是好人，但不太慈爱。她们为在这个令人动容的时刻里把我领走深感遗憾，但不管怎么说，我是感激她们的。　　科科一直没有说出两位姨妈的名字。她们俩在她的记忆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知道，科科的父亲在科科的母亲去世时把三个女儿托付给她们的祖母维吉妮·夏奈尔。这个老人是以替修女们浆洗衣服为生的，这就使她有可能把科科送进奥巴齐纳孤儿院。要想知道科科的真实情况，只要找孤儿院的校根就可以了，而不是姨妈们。　　6岁那年我就被人遗弃，在不爱我的人家里过着完全陌生的生活。她们答应抚养我，但不承诺爱我。这种生活是艰辛的，在偏远的外省尤其如此。有人对我说，姨妈们叫我加布里埃尔时我哭个不停。我的日子过得真不容易。有一天，姨妈们坐在一间屋里，我进了屋后用脚把门踢上。一位姨妈就说：加布里埃尔，你出去再重新进来。要有礼貌，不要用脚踢门。　　我重新走了出去，又重新走了进来，但是我没有恰如其分地把门关上，我抽搐地哭了。　　——加布里埃尔，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一位姨妈说，我们又没有怎么责怪你。　　——姨妈，我哭不是因为你们责怪我，而是你们叫我加布里埃尔。在家里时大家是叫我科科的。　　人们在谈到我母亲时都说这个“可怜的让娜”，她嫁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言下之意她是幸福的），她的身体不好，她家里人没有一个能活过40岁的，都死于肺病。只有我不知怎么逃过了这一劫数。　　母亲的哥哥是父亲服兵役时的同伴，父亲是通过他认识母亲的。母亲的哥哥是这么说他的妹妹的，他说：“她很动人，以后你会了解她的。”　　服役期满后；他把父亲带到他的老家。我父亲是个性格开朗的入，见面后不久就娶了我母亲。当然，后来他把母亲弄得一无所有了。这是我偷听来的。母亲的破产是否真的这么可怕？有人对我说：　　“如果你的父亲没有干那么多的蠢事，这些东西也许还是属于你们的，那些也是。”　　他指给我看一座破旧的庄园，还有一些同样破烂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难看极了，心里想：幸亏这些东西不再归我们所有。　　有客来访时，姨妈们总是问：“小姑娘的父亲怎样了？他是不是为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自杀。最使我讨厌的是听到人家称我的母亲是“可怜的让娜”，说我是一个孤儿。不！我不是孤儿，爸爸还在，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一切令我感到羞辱。我明白她们并不怎么爱我，收留我只是出于怜悯。　　那时我的父亲还很年轻。他在干什么呢？您知道，我的记忆不好，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人，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首先，他欺骗了我。一天，他到姨妈家来看我，这时我在姨妈家已有一年了，姨妈们为他的到来穿得很光鲜。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不管怎么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他先和我讲了许多故事，我对他说：　　——别相信她们说的话，我一点也不快活，真的，一点也不快活，我要跟你走。　　他装出笑脸对我说：　　——等着吧，我们会有一所房子的，一所我们自己的房子。　　他明明知道他不久就要去美国，我再也见不到他，他还是像父亲对女儿那样，说了许多美丽动听的话。后来我也确实再也没见过他。他给我写过几封信，也寄过一些钱，多少？很多吗？我不知道。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了。　　我理解我的父亲。他离家出走时还不到30岁。他重新安排了生活，有了一个新家。他知道他的两个女儿已经有人收养，为什么还要关心她们呢？他还有别的孩子，不在乎她们。他做得对，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我不相信30岁不到的人会对这种事情那么忠贞不渝。　　两个女孩？第三个呢？还有男孩呢？夏奈尔小姐的“谎话”说得太离谱了，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撒谎。她想欺骗谁呢？每当我问她当年她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时候，她总是避而不答。　　我父亲很爱我，但不喜欢我的妹妹，对她很凶，她是灾祸的化身。母亲生她时病得很重，不能再怀孩子了。而我则代表愉快和喜悦，我出生时家里一切都很好，灾难是后来发生的。父亲和一个情妇生过一个男孩，和我差不多大，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也不认识他。这段故事没有人对它感兴趣。甚至也提不起我的兴趣。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干什么呢？　　我的母亲不是农妇。有人说我是一个穿木鞋的小农民。穿这种鞋是没法走路的啊！也有人说我是穿着水鞋到巴黎的！是的，我穿过这种鞋。冬天，门前是有水鞋的，那是人们进屋时留下的，进屋后就换上软底鞋。那时的冬天冷得怕人，没有人会想到去滑雪！大家口袋里装着票子，进屋暖身。壁炉上的铁锅里煮着给猪吃的土豆，小锅里煮着栗子，满屋飘香。大家不许我出去，但我还是趁有人推门进屋时溜了出去，当然是换上了木鞋。不然的话，回来时就会把满屋子弄得湿漉漉的，不过，冬天人们不常出去，呆在家里，烧着整棵树取暖。我喜欢冬天，冬天可以尽情地玩，大人们还允许我呆在厨房里。厨房在农村里是一家的中心，炉灶上的火焰把一切烤得通红，温馨祥和。　　我在南方人家里度过一段时期。我父亲的家就在尼姆，他们是南方人。　　在科科的记忆中，对蓬泰伊的小咖啡屋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长大后，是否有人对她提起过这个小咖啡屋呢？　　您也许会想，我们在尼姆时日子过得是否舒坦。我们当时做的是酒的买卖，赚过钱，但后来就一贫如洗了。　　她在杜撰，在编造。夏奈尔一家从来没有卖过酒，但她还是说出了这个谜的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家和皮埃尔·勒令迪家在同一年破了产。科科强调说，勤韦迪是～个名不见经传，被人遗忘的诗人。他在她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到。他常对她讲述他的童年生活。科科对他的讲述记忆犹新。常常引用他的话，并把这些话融入自己的思想。　　我们以较低的价格买进酒。当时还没有阿尔及利亚产的葡萄酒。只有南方产的、如果进价2苏，卖出3苏，那么就赚了。如果进价3苏，卖出2苏，就亏了。那一年，酒多得像瀚永，只好把酒倒人沟里。我是一个小孩子，家里人不避嫌我，常常在我的面前大叹苦经、我的外祖母咕咕味味地说，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们，呆不下去了。　　我的姨妈们有一座很漂亮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瞩目的。一切都很整洁，无暇可击，但我住在里面时却没有丝毫意识。我喜欢整洁、舒适，喜欢做工考究的东西，喜欢存放散发出好问气味的衣服的柜子，擦得塞亮的地板。这种爱好应当归功于姨妈们对我的熏陶。在她们家里度过的　　这段时期，使我具备了法国人稳重踏实的特性。我的这些爱好显然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　　这几位姨妈是谁？夏奈尔从来没有提到过她们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细节可循。譬如；鼻子是不是很大，头发是否灰白，穿什么衣服。但这并不妨碍我就像看到她们一样，想象出她们的模样：身穿黑色或灰色的衣服，流着整齐光洁的发髻，双手干枯，目光冷峻；披着黑披肩，两只用交叉地垂在平坦的胸部，围着黑色的围巾…她们是干什么的？她们是不是农妇？我知道她们有庄园、土地和财产……　　屋里安放着桌子。庄户们一般都用实物交付田科。他们交来的常常是鸡蛋、家禽、猪油、面粉、土豆、火腿、香肠，也有把整爿猪摊在案板上的。这些东西使我大倒胃口，不过后来我对什么都不再感到吃惊了。我在英国时，住的房子华丽得无法想象，各种用具豪华无比，但都不能引起我的惊奇，因为我曾经在一座漂亮的，一应俱全的房子里度过了我的童年，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在姨妈身边伺候的女佣个个都很快地发了福，因为她们吃得太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为有佣人们收拾整理。冬天，屋里很冷，但什么都有，不必吝啬。家里人还定时（主要是春天）清理成堆的床单和桌布餐巾，或是洗烫平整，或是淘汰扔掉。　　科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一个碗里抽了几滴水洒在衣服上，做了一个烫衣服的动作。科科还记得漂洗衣服时要在水中放一团团增白剂。　　现在的床单都有漂白粉的味道。在里兹饭店里，我的床单天天换洗，晚上我就睡在漂白粉的气味中。在外省时我的生活是奢华的，最使我惊讶的是圆形的餐巾，姨妈家里没有这种餐巾，奢侈就奢侈在每餐一条干净的餐巾上。与其要我用餐巾，不如给我一张餐巾纸，我很快就受人讨厌了，法国人真脏！　　姨妈、她们的房屋、庄户们提供的奢侈食品。当人们想起育婴堂时，这一切自然都是不可思议的。整只的猪，整袋的面粉，整缸、整桶的香肠和火腿，还有鸡、鸭！这些东西都是模仿她的朋友米齐姬·塞尔特的回忆录想象出来的。这位米齐姬·塞尔特，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谈到。她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为科科提供了记忆中找不到的东西。　　科科笑着对我说，克洛德·德莱曾经建议大小姐让他的父亲德莱教授为她作精神分析，她还说：　　——我对神甫也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我做完了忏悔，觉得十分注重。我相信神甫在忏悔室里根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说话，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我查了一下字典，发现“读神”这个词对我的这一举前似乎较为合适。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一神甫，我承认曾经有过读神的念头。　　他安详地回答说：　　——我认为你比别人聪明。　　这时我已经忏悔完毕，神甫也已知道是我在作忏悔。我有点火了，讨厌神甫。可怜的神甫弄不清我什么地方亵渎神灵了。他常到我家用午餐，但对我的姨妈极为害怕，我对他说：　　——她们请您吃饭，但是并不爱您。　　——我不许你这样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会装出训斥我的样子：　　——你不该随便说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第一次领圣餐时，姨妈们要我戴软帽，穿白色长裙，因为农家小姑娘都是这样打扮的。可我却要戴纸做的玫瑰花冠，我觉得这种花冠最美妙。我说，如果硬要我戴农妇的软帽，我就不领圣餐了。　　——领不领圣餐对我都一样！　　我还是戴上了纸做的玫瑰花冠！　　那几位严肃的姨妈们难道就此屈服了？显然这些回忆也是虚构的。在奥巴齐纳，初领圣餐是怎样安排的，很容易想象。眼前这位老妇想为自己的童年增添几分光彩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为她假想的漂泊不定的生活增添几分可信度。　　几个修士前来布道：……几个真正的修士，光着脚，腰里束着一根绳子。他们住在神甫家里，饮食由神甫提供。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吃饭。晚祷后，他们就对孩子们讲一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中国小孩饿死啦等等。每年新年，外祖父都给我5个法郎作为礼物。买什么好呢？我只喜欢薄荷糖，我买了1个法郎的薄荷糖，把剩下的4个法郎放进储蓄罐，为中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我可不干。我没有关心孩子的优秀品格，虽然我为人们的冷酷感到震惊，但中国孩子与我无关，我不愿把储蓄罐里的东西给他们。　　如果我对自己作一番分析的话，我发现，还是在小姑娘时，我的独立意识就已经有了发展。我不愿说我是不幸的，也不愿说我得不到很好的照顾。不！我常常听到姨妈们的女佣们谈钱，她们说，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她们就进城去。　　过去，乡下的大户人家，佣人必须像奴隶般地干活。现在当然不用了。女佣们的苦楚很难想象，说起来也真叫人吃惊。学烫围裙和软帽的，学做……的，三年后才能成为贴身女佣。所以，一旦能够安身立命就要离开人　　姨妈们的这些女佣一心只想离开。正是由于她们，我很早就明白了必须获得自己的独立。金钱只给我留下一个声音，那就是自由。　　在外省的生活是奢华的，但我并不知道，反而觉得姨妈家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说里的靠垫和家具是白色的，我也喜欢把各种东西漆成白色。我不喜欢睡在暗室里，那里的一切多么陈旧，多么肮脏！凡是能拿到的，譬如一块木头，我都拿来把它毁了。人们什么时候想过一个女孩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哦，我不想像家人教育我那样教育别人，我只想给他们读些最罗曼蒂克的书，我喜欢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书籍。　　她喜欢看什么书？只要听她怎么谈她的第一条“真正”的裙子就可以知道了。　　16岁以前，我穿的都是当时姑娘什1穿的衣服：色泽深暗、裁剪马虎的衣服，也就是说，16岁前我一直像在戴孝。乡下女孩们穿的就是这样。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姑娘穿的是学校的制服，不上寄宿学校，在家读书的姑娘就穿有两排纽扣的套装，所以我也只得穿这种套装。我讨厌这种衣服，但是别的衣服不能穿。春天总是穿黑色羊驼毛的，冬天是啥味呢的，夏天戴一顶边上有一块丝绒，镶一枝玫瑰的草帽，难看死了。冬天戴钟形圆帽，插一根山鹰的羽毛，或者是上过胶的火鸡毛。我觉得这些服饰难看极了，不过这并不重要，我穿的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服装。　　我羡慕那些农妇们，她们可以穿红着绿，很漂亮，比我穿的好看多了。哦！要是让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该多好！我叫人做的第一条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一条紫色的高领紧腰宽摆连衣裙。那时我14岁，也许16岁，但看上去只有12岁。姨妈们答应让裁缝照我的意思做一条裙子，她们不加干预。于是我选了紫色紧身裙。但那时我没有什么线条可以突出。裁缝照我的想法，在裙子下摆上镶了一块塔夫绸，还做了一条边饰。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一本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穿的就是这样的裙子。我觉得这种紫色的边饰很赏心悦目。女主人公的帽子上镶有一支紫色棕榈叶状的饰物，我也要裁缝给我的帽子上镶一支紫藤枝。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姨妈们一无所知。　　星期日早上，我仔细地洗了脸，激动地穿上新衣，要漂亮就应该整洁。　　——耳朵洗干净了没有？　　——是的，姨妈。　　——头颈擦干净了吗？　　——是的，姨妈。　　姨妈没有要我把新衣服脱下来。我擦呀，洗呀，擦得脸色比平时更加红润。这一天我显得真够漂亮。姨妈们等在楼梯下面，走到楼梯口时，我只听到：“科科，把衣服换了，快些，我们做弥撒快迟到了。”　　我知道我成了牺牲品。姨妈们把裙子退给了裁缝，以后再也不叫她做衣服了。裁缝对我很怨恨，我只好反复说，这一切都是姨妈们的意思。　　——内衣也要换吗？　　——是的，都要换。　　裙摆上镶边饰，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女人们走路要撩起裙子，当时的裙子都是这么难看。　　看到姨妈们的这种反应，我哭了。我觉得她们生性刻薄，心眼很坏，瞧不起我……“科科，快把裙子脱下来。”在一个喜欢孩子的正常家庭里本应是欢声笑语满堂，但是我的姨妈们就从来没有笑过。这场风波使我痛苦万分。我不敢出门，怕遇到裁缝。插紫藤枝的帽子也还给她了。这个裁缝也有点傻，她应当明白我还只是一个小不点儿。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失望！　　我是在读了皮埃尔·德库塞尔的一部小说后才想要这条裙子的。后来我认识了他，这时他已是一位老先生了。我对他说：　　——哦，亲爱的，您让我经历了痛苦的一天，甚至痛苦的几个星期、难熬的几个月。　　裙子退掉了，姨妈们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裙子的事。“大家默不作声，这是乡间最严酷难熬的时刻，”科科这样评论道。尽管在裁缝问题上、细节上和乡下姑娘的穿着方式上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真实东西。　　科科在20岁不到的那年曾经想当一名咖啡一音乐厅的歌女。一位服饰华丽、正在走红的巴黎女人阿尔玛夫人（大家叫她“锦葵”）对科科的影响是确实的。当时皮埃尔·德库塞尔常为一些日报撰写《两个小家伙》、《爱情来到时》等通俗小说，刊载在版面下端，要仔细读报才能发现。人们把文章剪下来，交换着看。皮埃尔·德库塞尔大量购买锦葵、白色漆器、靠垫和科科姑娘喜欢的其他一切东西。因此，浏览一下德库塞尔散文的样张，想象一下科科16岁那年是怎样贪婪地读这些文章的，也许有些好处。　　《两个小家伙》的女主人公埃莱娜·德蒙洛尔是“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她那蓝色的眼睛饱含着天真无邪的表情，她那粉红的嘴唇里吐出的是如此清新的童年气息”。　　经过一连串恼人的隔阂、误会后，埃莱娜·德蒙洛尔的丈夫深信她生下的男孩不是他的。就在他思考着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可怜又残暴的盗墓贼潜进了他的房间，拉蒙·德蒙洛尔想到了要利用这个盗贼。　　德蒙洛尔手里握着枪，他在想怎样报复。管他呢！他自己木是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吗？　　——你想到这里来偷东西？我给你一个建议，即使你偷盗成功了，这个建议还是比偷盗的好处多得多。　　——我听您的，老爷，只要您的命令不会造成流血事件。　　——什么意思？　　——我说的可是法语呀！　　科科是在回到外祖母或善良的姨妈朱莉娜家里度假时读到这篇小说的。朱莉娜的丈夫是一名铁路工人，住在阿列河畔的瓦雷纳．她在这个藏有许多长篇小说的平民图书馆里读了不少书。科科·夏奈尔传--险入教养院险入教养院　　1900年，科科17岁。她的祖母靠了和修女们的良好关系在科科离开孤儿院后把她送进了穆兰的一所学校。许多出身良家的年轻姑娘在这里学习家政。大部分姑娘是付费来受教育的，科科的祖母维吉妮·夏奈尔无力解决科科的食宿费用，科科就只好帮人做家务：整理床铺、拣蔬菜、她从不对人提起童年时期最困难、最动荡木安的几年生活。人们只好旁敲侧击或臆想猜测。姨妈的女佣们只想“挣足了钱就进城”，显然这也是科科的梦想。她的希望是什么呢？最好是婚姻美满。维吉妮曾经为最小的女儿，科科的姑姑阿德里安娜物色了一位已有相当年岁的公证人，但被阿德里安娜拒绝了。科科的姐姐朱莉妮一贝尔特好像是被一位小贵族看上了、透过这些佐证可见科科处境的一斑。她能依靠什么，指望谁才能摆脱困境？她私下对我说，她曾经险些进了教养院。这就为我提供了弄清这个问题的入门手段，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穆兰是阿利埃的首府，居民22000人，离巴黎313公里，木器业、制帽业、酿醋业很发达，是维拉尔、兰让德、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故乡、1566年，米歇尔·德洛斯皮塔尔曾在这里制订司法改革穆兰法令。我父亲的拉罗斯词典里是这么说的。穆兰也是一座骑兵驻防城市，一座古老的城市，教堂里收藏着穆兰领主的诞生图。波旁时代城堡外的护城沟已经填平，人们可以在那儿散步。1903年，艾蒂安·巴尔桑曾在那里结束军营生活的骑兵营地就在拉马德莱娜。　　请注意这1903年，当时科科已经或快满20岁了。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科科，推倒了曾经被人喜欢的东西，另搞一套，这样的女人一个世纪才出现二三回。科科难道不知道自己正在使妇女改变面貌吗？她似乎已经有所预料。　　“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她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大家说我的眼睛是黑的。”　　她耸了耸肩说：　　“其实说什么颜色都行，只是不要黑的。”　　她的眼珠黑中带金黄，还有些紫绿。　　“我的脖子很长，与众不同，比什么人都长，尤其在照片上。所以吃东西时，我总是昂着头，当心不要伤着了颈椎。我的瑞士医生说颈椎周围最易受损伤，于是我就经常做按摩，活动一下筋骨。医生说行了，您现在已经改不了了，这种事是很难办的。　　她的体型：　　她曾经对特律芒·卡博特说：“我比20岁时只重了2公斤。”　　关于她的故事有许多传闻。特律芒·卡博特能记起的是一则在巴斯克听到的故事。一位骑马人在一家打铁铺前停了下来，要为他的马钉掌。掌柜不在，他的女儿科科生起铁炉，拉起风箱，提起马蹄为它钉掌。　　——您真美！骑马人说。　　他就是威斯敏斯特公爵。另外一种说法是科科的姨妈们负责军马补充：部队把疲惫不堪的马匹交给她们照料，恢复体力。科科就这样认识了骑兵军官巴尔桑。　　巴尔桑兄弟在上流社会与勒博迪、萨伊、埃纳西等齐名。巴尔桑家的长子雅克·巴尔桑过去一直只用姓不用名，后来成了飞行员。弟弟艾蒂安比他小十来岁，对科科很有意思。他们的一个侄子路易（我认识他时，他也是只用姓不用名的）是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曾经给我一本家族历史的油印小册子。他对叔叔艾蒂安深怀敬意，认为他慷慨大度，讨人喜欢，精力充沛，尤其酷爱自由。他说他的叔父是一名受人崇敬的骑手，“凭着双腿的力量”可以使普通的马在比赛中获胜；说他叔父是一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别的骑手被飞扬的尘埃迷糊了眼睛时，他仍可眯着眼照样飞奔。这位侄子还说，因为他从来不会让别的骑手占便宜，别的骑手都怕和他赛马。　　一则历史性的小故事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巴尔桑一家的声望。他们家是呢绒制造商。1914年主要生产前红色的士兵裤呢料。他们家在夏托鲁附近有几座工厂和一座供接待参谋人员用的城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后几批数量较大的呢料就是在夏托鲁生产的。艾蒂安的哥哥雅克对飞机情有独钟。大战开始之初的一天，他驾驶着飞机在德国军队上空飞翔。德国人从沙勒罗瓦不断向前推进，突然他发现有一支部队偏离了中心，暴露了它的侧翼，可以对它反击，于是这位普通的一位飞行员飞回基地，向中队长作了汇报，中队长又向将军报告，将军又让雅克·巴尔桑赶到残老军人院参见了巴黎总督加利埃尼将军。加利埃尼是巴尔桑饭店的常客，他只动用巴尔桑饭店的车辆就取得了马恩的胜利，于是巴尔桑就出了名。　　艾蒂安在1903年结束了骑兵生活。退伍时是中士，连军官也不是。此前他曾被派往驻非洲骑兵部队，人们希望他能学些东西，但是后来他们几乎懊悔莫及：艾蒂安在阿尔及利亚尽干蠢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幸亏他会医治骑兵队马匹的马蹄病，他才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家族的保护下回到了穆兰。　　1900年时的穆兰景色非常美丽！紧闭的百叶窗、大弥撒的钟声在街上荡漾，骑兵们在大街上开着音乐会，公证人穿着大礼服在匆忙赶路，妇女们戴着露指的绢丝手套去做弥撒，上校夫人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接待客人来访…一切都是那么静温又那么生机勃勃、富有情趣！　　这位巴尔桑家的儿子、骑兵中土是怎样揣着零花钱在穆兰遇到科科的？这是一个谜。每当我提起穆兰时，科科就装聋作哑。我们还记得1903年巴尔桑来穆兰时，科科已经离开了那些好心的修女。一家商店雇用了她和她的姑姑阿德里安娜。这位姑姑只比科科大2岁，性情温顺，和科科大不相同。她从不像科科那样冒犯别人，从不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到一切。她们在城里有一间住房，还有一辆华丽的双套两轮马车。她们俩只要一人被邀请就会带上另一人。有时安托瓦内特来看科科和阿德里安娜，那么她们三人就成了美惠三女神——穆兰人是这么说她们的！　　科科原本也许会去一家低档咖啡馆唱歌的。我们还记得那位穿紫色裙子，打扮妖艳的女人。她说科科有一副好嗓子。也许科科曾经希望成为卡拉斯而不是夏奈尔。　　在一次晚餐时，塞尔日·利法尔说：“在穆兰时你就是马德隆。”　　如果在那段军营里的浪漫史之后，她真的托着放有几个小钱的盘子，一张桌子挨着一涨桌子地对客人们说“先生们，女士们，请留几个钱给女演员吧”，情况将会变得怎样呢？　　根据科科对这段历史看上去毫无反应的表情和私下流传的话作出的分析，我可以勾画出科科少年时期的形象。她很崇敬和爱戴一位导演——布勒松。　　她刚看了布勒松新拍的影片《穆歇特》。一个长相漂亮的12岁姑娘被一个老家伙强奸了。影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她说：“我对布勒松说，你的‘穆歇特’不是被人强奸的，她去老家伙家里就是这个目的。12岁的女孩子最容易受这种事情诱惑。真可怕啊！12岁的女孩子，不论什么人，只要稍微巧妙些都可以占有她们。她们正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这一幕发生在错综复杂，谜一般的年月里，显然应当把它与科科感受到的威胁，即进教养院的威胁联系起来。她肯定给她的祖母、给修女们和在假期里接待过她和安托瓦内特的阿列河畔瓦雷纳的姨妈带来过许多麻烦。　　穆兰教会学校的女校长说过：“我们不会长期收养她的。”　　科科确实是魔鬼附身了。　　莫泊桑在一篇题为《伊韦特》的小说里描写了一位美貌女子的一生。这个美貌女子为了逃避平庸的生活（当她的女儿发现了事实真相后，她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女佣。”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同时接待了几个诺曼底乡绅。附近的这些庄园主们一个一个地满足了她的需要。在维希，一位名叫莫·M的妇女也用类似的方法摆脱了困境。这个女人家里有好几个漂亮的姑娘，她们都不愿成为“女佣”。科科和阿德里安娜也和她们一样。那么，常来别墅里走动的是些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情？　　从前，如果一个女孩出走了，人们是不会立刻报警的。有钱人，即使是上了年纪的有钱人诱骗了命中注定要嫁给泥水匠或农业工人的年轻漂亮的姑娘，穷人们也不一定惊慌不安。金钱能给漂亮的女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王子娶牧羊女为妻的故事有时也会发生，但更多的是王子抛弃牧羊女，连孩子也一起抛弃的故事。朱莉妮一贝尔特就是这样的例子。乖巧的牧羊女则一走了之，就像阿德里安娜那样。阿德里安娜在嫁给内克松男爵前就已经和在莫·M 家里遇到的一位军官生活了好几年。当然这需要有耐心，而耐心却不是科科的优点。在家里，科科的行为常常令人害怕：　　——她什么都要。　　而她对我却这么说：“我有办法对付。”　　她对我说，在巴黎时曾经和阿德里安娜出走过一次。那时你几岁？17岁还是18岁？我紧追不舍地问道。她毫不示弱地笑着道：　　——我总不见得会把我的全部生活都告诉您吧！　　——怎么不会呢？一定会的。您的一生太感人了。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把录音带留下，也可以把录的内容记下来，想和准一起记都行。　　——是不是我们一起干以后再说。　　假期里科科去了科斯蒂埃姑姑家。姑姑在阿列河畔瓦雷纳有一所小屋。丈夫是个有点诗人气质的铁路工人。夫妇俩都叫她菲菲娜，这使她很高兴。科科回忆这件事时显得很调皮。阿德里安娜也在科斯蒂埃姑姑家里，不过她的心情不太愉快。位公证人想娶她为妻（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对她来说，这也许意味着成功和幸福。但是这个傻姑娘却哭了：她不爱这位公证人。在阿列河畔瓦雷纳当地的一个节日里，人们戴着面具，载歌载舞。一位出售彩纸的商人送妻子上医院，请阿德里安娜和科科替他照料摊子。彩纸很快卖完了。两个姑娘算了下赚了多少钱。她们发现已经相当富有，可以购买去巴黎的火车票了。阿德里安娜好像要去巴黎看什么人，也许是一位能照料她的救星吧！当天晚上她们就偷偷溜出家门。可以肯定她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离家出走了。钱由阿德里安娜掌管，阿德里安娜认为坐三等车厢不合适——当时还有三等车厢，在一些短途车上甚至还有四等车厢——就买了二等车厢的票。　　“我们去坐一等车厢，”科科下决心似地说。　　检票员一点也不心慈手软，除了要她们补差价外，还罚了她们款。科科对此耿耿于怀，她说：　　“我对阿德里安娜说过买一等车票的，这样就不至于被罚款了。”　　去巴黎？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提到这些，科科就改变话题。阿德里安娜去巴黎是去寻找在莫·M家里遇到的那位骑兵军官，谋求他的帮助和保护。那么科科呢？她去干什么？17岁的科科十分机灵，她去巴黎是为了摆脱困境。姨妈家的女佣们把钱存起来为的是有朝一日进城谋生，科科也一样。　　钱，怎样才能弄到钱？答案是明摆着的，当然是去找那些喜欢她的男人。不过不能像可怜而又愚蠢的朱莉妞一贝尔特那样把王牌糟蹋了。科科在和阿德里安娜及其他几个姑娘一起被邀请住在那位名叫莫·M夫人家里时学会了怎样引诱代表穆兰青年的最富有、最舍得花钱的人和夏季来维希避暑的人的种种手法。她在已被遗忘的、谜一般的几年里，往返穿梭在两个城市之间，寻找自己的命运。　　她肯定也去引诱过“轻浮油滑的男人”。那时的年轻姑娘们受人监视，足不出户，满脑子都是清规戒律：犯了罪要下地狱，胆大妄为的轻佻女子是不可救药的。自从父亲失踪，母亲去世后，科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孤儿，一直在和贫困争斗着。可以这么说，科科的任性和不受拘束在一定程度上是贫困造成的。后来，她的父亲回来了，把她安置在一所漂亮的房子里，一切都又聚在一起了。　　“看了萨拉·伯恩哈特主演的《茶花女》后，我哭得死去活来。坐在后面的人大声抗议说：把这个小姑娘赶出去。散场＾时，我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姨妈对我说，《雏鹰》我们不能看了，不然你更会哭个不停。”　　当然这并不可信，但很有趣。一天晚上，她谈到了《雏鹰》，还谈到了弗朗西斯·德克鲁瓦塞（他的一出戏是安德烈·布律莱主演的）。这一切都只是她随姨妈来巴黎时发生的。如果当时科科14岁，那么那年该是1897年。弗朗西斯·德克鲁瓦塞才崭露头角。科科说她爱上了他。　　“我在《女性》杂志中看到过他的照片。”　　1899年，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由塞西尔·索雷尔主演的《孔雀》，德克鲁瓦塞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至于科科说着到安德烈·布律莱演出的那出戏也许是弗朗西斯·德克鲁瓦塞改编的《亚森·鲁宾》。安德烈·布律莱视这出戏为开不尽的金矿。演出二次，他就可以得到1000金法郎。这些事都发生在1908年，那年科科25岁，已经不需要姨妈陪她去看戏了。那么，陪她的是谁呢？　　她是怎样去巴黎的？和艾蒂安同去的还是去找他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费。心照料她呢？作家兼记者的玛丽一让娜·维埃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玛丽一让娜·维埃尔在科科名声大振数年后才逐渐成名。她对美惠三女神（科科、她的妹妹安托瓦内特和她的姑姑阿德里安娜记忆犹新。她还窃窃私语对我说科科因为堕胎险些被投入狱。艾蒂安出面后，为科科“提供服务”的那位接生婆才得以脱离干系。这件麻烦事的源头难道不就是科科和别名为里科的艾蒂安之间奇特而又复杂的关系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科科不顾一切地想走出穆兰，走出维希。她像阿德里安娜一样，想寻找一个保护人，但手段比她高明，感情却不如她专注，很有一点冒险精神。她后来是否像朱莉娜一贝尔特一样感到后悔呢？她没有孩子，没有。在事情开始朝环的方向发展，感到自己脱离不了干系，也许会被牵连进去时，巴尔桑才出面帮助科科摆脱了困境。这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一个“打着某个主意”的鲜廉寡耻的女人落到了一个勾引女人的男人的手中，而这个男人又出于某种原因感到对她负有责任。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她希望忘却的情况之下。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无法核实的。一次见不得人的手术造成了科科的不孕症，人们会说这次手术的后果对这位老姑娘来说是残酷的。科科·夏奈尔传--金屋娇娘金屋娇娘　　在去非洲骑兵营服役前，艾蒂安·巴尔桑只对马匹和女人——当然不是对博姆大街巴尔桑家里的女人——感兴趣。退伍后，他决定为部队饲养马匹，部队对马匹的需要量很大。他的驯马场在拉克鲁瓦一圣乌昂，靠近贡比涅。他在附近买下了鲁瓦亚利厄城堡。城堡？哪里有什么城堡？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会感到惊奇：这种冷僻的地方会有城堡？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座堡垒，叫纳维尔，是卡佩家族防范巴黎入侵的前哨阵地。菲利普·勒贝尔在这里被捕后，纳维尔就成了国王的宫殿，不久改名为鲁瓦亚利厄城堡。一位王后把它改建为一座修道院，修道院又变为隐修院，后来又成了有许多大马厩的种马场。最后，一位思想先进的人在这里率先办起了工业化养鸡场。科科在这里住下时，城堡只剩下了几块长满青苔的正面城墙上的石块。钉满巨大铁钉的大门看上去还很庄重肃穆。　　1904年巴尔桑从一位驯马师的道编手里买下了鲁瓦亚利厄城堡。当年的骑手就像今天的棒球运动员一样，也分等级。巴尔桑既是一等骑手，又是十三等骑手。科科在鲁瓦亚利厄的身份不是主妇。主妇这一位置色为上帝的杰作，一位名叫埃米莉埃娜·达朗松的风流女人所占。科科很有长话短说，一个见血的天才，她说：　　“艾蒂安喜欢年纪大的女人。她喜欢埃米莉埃娜·达朗松。漂亮不漂亮，年轻不年轻，他都无所谓。他和一些风流女人厮混，生出种种家庭排闻。他拥有一棚好赛马，生活很过得去。”　　埃米莉埃娜·达朗松比科科略长几岁，正处在魅力的顶峰时期。　　科科对我说：“我认识的庄重的女人只有一位，她就是埃米莉埃娜。”　　其间发生了什么事？科科在住进鲁瓦亚利厄后，无时无刻不在想向埃米莉埃娜的权威挑战。而那个轻浮的女人却对艾蒂安从穆兰带来的、不寻常的、富有叛逆精神的漂亮女人的出现毫木在意。三驾马车（人们是这样说的）中的科科在向谁献媚？在第一部（根据克洛德·德莱的原著）为她拍摄的影片中，科科被她的朋友米齐娘热烈拥抱着。巴尔桑在鲁瓦亚利厄城堡里只接待未婚姑娘、女演员、女喜剧演员（著名的多尔齐妞特也在其中）和放荡不羁的妇女。他们在一起花天酒地纵情取乐。这些闹剧是怎样结束的？看来不该向科科提这个问题。　　“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呀！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生活过。我对一切都不大清楚，只是大体上知道一点。没有人教我，我只好自己摸索。小伙子们和我一起嬉笑玩乐，但对我的变化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这些有钱人对闯入他们生活的女孩一点也不理解。好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令人烦恼了，我不想说了。”　　令人烦恼？她心底里究竟藏着什么回忆？这个惴惴不安但又咄咄逼人的小姑娘有什么权利可以对巴尔桑颐指气使？是爱情吗？我们在她的回忆中感觉不到。恰恰相反，她经常说她不爱巴尔桑。那么，她为什么去鲁瓦亚利厄？去投靠巴尔桑，这是肯定的，但他难道不觉得她缠得他讨厌吗？这不是不可能的。接生婆这件事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科科几乎为此丧生，几乎被投入监狱。巴尔桑没有太重视他和科科这个小姑娘的关系，但要突然抛弃她也显得有点犹豫不决、而科科却唯他是听，又一次被别人对她的好意而不是怜悯弄得神魂颠倒。她把巴尔桑视为像姨妈们一样好心的修女。她说，我很感激她们。科科什么也不会（不，她在修道院里学过缝纫），读的也只是三个苏一本的小说。她曾经想去咖啡馆为士兵们演唱，在维希时想混上台去演戏。她的这些本领在埃米莉埃娜·达朗松面前显然是毫无用处的。　　人们认为科科在巴尔桑家里是以机智和引人发笑的酸溜溜的态度取悦于艾蒂安大叔的。科科是艾蒂安“志同道合”的情妇，而艾蒂安则是这个“迷人的乡下姑娘最初的无法抗拒的情人”。这种评价代代相传，虽然俗气，而且不一定正确，但仍能让人看出科科的初期上流社会生活是怎样的，简直是困难极了！有人说，在鲁瓦亚利厄时，她是在厨房里吃饭的，如果艾蒂安的朋友带着合法妻子来时，她就不能参加晚餐。而埃米莉埃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合法妻子。晚餐由她主持，科科不算在内。在鲁瓦亚利厄的4、5年里，科科只能忍气吞声地生活着……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如果你不满意，没有人会留你，我的小人儿。”　　这就是巴尔桑的反应。科科从来不去巴黎，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匹、驯马师和骑师中间度过的，除此之外她还能记得起什么呢？　　“您大概不知道通马童吧！马匹应当多走走，慢慢地走。通马童都想成为骑师。我教他们骑马。一个通马童俯在我的怀里哭着对我说：　　——妈妈不让我骑马。　　科科安慰他说：　　——你妈妈对我说的恰恰相反。我在半小时内把一切都教会你，别哭了！”　　这件事有趣吗？这是我记得的科科唯一的一次母性的冲动。当她回到鲁瓦亚利厄时，这种冲动也就没有了。　　可以这样认为，她关心马匹就表示和巴尔桑靠拢了。她太需要他了，太想使他高兴了。“当他知道我把最使他操心的事做得这么好时，他……”她很爱巴尔桑，但是＊，…·这种事太复杂了，除了他之外，她还能抓住谁呢？她很孤独，一切都离她很远，她退到的人都瞧不起她。他们说这个干瘪的女人到我们的朋友巴尔桑家来干什么？巴尔桑为什么要收留地呢？他不把她放在心上，是的，但是您是否注意到埃米莉埃娜对她如此亲切？　　让我来推测一下吧：可以肯定是有人在说三道四了。这对科科来说是个机会。幸运属于会制造轰动的人！人们是因为关心巴尔桑才注意科科的，她已经有点属于巴黎上流社会了，但是她却还是穿着一套寄宿生的衣服：　　看到我这样的穿着大家都笑了。但使我成功的也就是这种装束。我和任何人都不相像。我来到巴黎太早了，早了20年。但是人家怎么说，我不在乎。　　——您看上去像卡尔梅克人　　卡尔梅克？我查了查字典：卡尔梅克。俄罗斯的一个部落。好吧，我就决定不讲究漂亮了，但心里还是想美的！　　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漂亮。一次有人指给我看一位漂亮的女人。我说：　　——您说她很漂亮，我怎么不觉得？　　我对女人都很冷酷，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女人。我觉得她们很丑陋，我反而觉得风尘女子很美、我的这种见解虽然不正确，但也不无道理。风尘女子穿着古怪，长得很美，令人赏心悦目。小说里也是这样描写的。要说无可挑剔的人，那就是我的姨妈们了。没有在当时的乡下生活过的人是不会懂得的。　　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从来没有坐过汽车，我觉得汽车很难看，连拉车的马也没有，界可怕。车夫坐在车头前，我真怕他掉下来。我一点也不喜欢汽车。但是，人是要适应环境的，不是吗？我想以后还会有什么别的东西被发明出来，这些东西多少让我开了窍。　　我在无意中进行了某种革命。刚到巴黎时我就生活在某种环境之中。我不知道这种环境是不是高雅。说实在话，开始时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很丑陋，女人们追逐有钱的年轻人。我猜得出来，她们或者想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情妇，或者想让他们成为自己女儿的丈央。我认为男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我看来，我处在这种环境里就这么生活，极为正常。我不认识别的男人，只认识我的父亲、几个佃户和家乡的神甫、公证人和镇长，除了这些人外，一个也不认识。　　艾蒂安·巴尔桑对美和美的东西并不在意。我讲过了，年纪大的女人或风尘女子他都喜欢，制造出种种家庭丑闻。但他们全家看到他和我在一起时还是感到高兴的。他的弟弟雅克来找我，讲了艾蒂安一大堆好话。他肯定是想要我嫁给艾蒂安。　　——我不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