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96页。　　②引自“萨奇塔里乌斯”（H．G．W．伍德里德的笔名）着《孙逸仙博士的奇异的神化》（英文），116页。这本殖民主义著作对孙中山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　　他们从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户。在海上，他们一定想起和谈论过去来往于上海和日本之间的多次航行。为准备应付将要来临的局面，他们一起工作、商量，作为锻炼，还认真地在甲板上散步。　　神户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和庆龄曾在这里度过蜜月。这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近一周。老朋友们，还有其他许多同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人都来欢迎，但没有一个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即使像大养毅（他这时是交通大臣）这样的老熟人也觉得以躲开为妙。另外一个老熟人，留着白胡子的黑龙会激烈分子头山满倒是来看了他们，并且据说还曾请他们到他家住。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现在已肯定地分道扬镳了。　　不管怎样，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演说，仍然强调泛亚反帝合作，日本作为第一个在近代获得独立和富强的亚洲国家理应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奴役。孙说，如果日本负起这个责任，它将成为一个解放者，而不是掠夺者。但局面已经定了。日本已经走上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从前，当日本自己还受不平等条约之苦时，它是赞成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现在，它对此已不感兴趣了，因为它在分享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外国的好处。　　至于孙中山关于组成包括日本和苏俄在内的反帝大联合的新思想，犬养毅公开表示，他很讨厌孙的转向苏联。他私下里对孙提出，如果孙同意把中国的东北（满洲）送给日本统治，孙将得到东京的支持。孙当然加以拒绝。　　多年以后，在30年代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包括一些国民党中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把孙中山的一些言论——特别是1924年在神户的演说，作为“中日共存共荣”的依据。实际上，这次演说以及日本对它的反应（或者说，无反应）已经标志着那个梦想的破灭。只有在1949年以后，中国从所有帝国主义那里赢得了完全独立（抗日战争的胜利包括在内），中日两国才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孙中山同她一起前往，并题字留念——这幅题字至今仍在该校珍藏。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发表公开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她接着强调了今天通称为第三世界的妇女：“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她最后说，“不论是种族或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①　　①同注25，第100页。　　11月30日，孙中山和宋庆龄乘一艘日本客轮赴天津，几千人到码头送行。孙中山在神户稍获休息并得以欢叙旧情，所以看起来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达中国之前，他的肝病再次严重发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时，他的脸色很难看，庆龄也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他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①　　①中文引文据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44—45页。下段孙到京书面谈话引文同。　　（八）一代伟人的逝世　　到1925年1月，诊断结果已从肝脓肿变为肝癌，孙中山从北京饭店被移送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诊治。1月26日动了手术，确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孙顽强地同病魔搏斗。各方慰问函电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在他床边。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赶来襄助，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后，镭锭放射治疗——现代医学的最后手段——显示没有效果。孙住进了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顾是中国外交家、前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所以留下了这座空屋。房舍宽敞，足够孙的随从人员居住。在这里，根据孙中山自己的要求并得庆龄同意，对孙改用中药治疗。这是最后一着了。　　有一段时间，孙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园里走一走，两旁由庆龄和侍卫副官马湘和黄惠龙细心照护。身体稍好时，他就同部属一起工作并接见少数来访者，包括鲍罗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虽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随从们说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荣和矮壮的马湘在搬动他的身体时，一个扶头，一个捧脚。3月11日，他已处于濒危状态，却仍把小孙子治平唤进来，慈祥地对他说，爷爷这会儿身体不好，起不了床，等稍为好一点，再跟他玩。　　宋庆龄守在孙中山的床边，不时用英语问他，“亲爱的，你要我做什么吗？”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说，“地上大凉。”他对她微笑着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间，所以她一听就哭了。他安慰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爱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过何香凝致电广州，指示北伐军切不可扰民，还对何说，“照顾我的妻子。”他又望着他的忠贞的侍卫副官，对何说，“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们。”①　　①同注25，第104页。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食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①　　①据李荣关于孙中山逝世前情况的亲历回忆，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他说一些单词。四点半时，他唤“Darling”（“亲爱的”，他们夫妇们一直这样相互称呼），是叫庆龄；六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①　　①以上孙中山遗嘱、遗书中文引文均据尚明轩着《孙中山传》，第312—315页。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个……救中国”。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只59岁，他同庆龄结婚还不满10年。　　①据李荣回忆，见前书。　　孔祥熙等人曾宣称，孙中山在病危时曾确认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规行葬礼。宋庆龄对此断然否认：　　“我必须告诉你①，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①“你”指本书作者爱泼斯坦。——译者　　“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团转递，而只能是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后提交给中共代表团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协报》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信的全译文。承有关人士协助，本书作者得到了两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这些信件的存在外国学者过去是知道的，如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美国学者莉迪亚·霍罗布尼奇、艾伦·惠廷和马丁·威尔伯在他们有关孙中山和中苏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据《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记载，张继（溥泉）曾奉孙中山命带信到北京给越飞（经对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这些书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只语，而非全文，有的连日期也难以肯定。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①关于孙中山从病危至逝世的详情在许多书仍中都有记载，绝大多数都是照抄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发表的公报，这份公报由当时在场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邹鲁和汪精卫签署。本书所用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也是根据这个公报。孙中山政治遗嘱是由汪精卫及其他人（有人说是鲍罗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读给孙中山听，并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字。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孙中山去世时，庆龄32岁。　　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她显得那样稚嫩脆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由于过度的哀伤而憔悴，使人见了心碎。从此以后，每逢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参加任何公众的纪念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念沉思。　　（一）化悲痛为力量　　但是，在失去亲人后几星期之内，在一次新的民族危机中，人们心目中的她的形象就将改变。这位哀痛欲绝的年轻寡妇，在面对新的考验时，将站起来充当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的生气勃勃又富于号召力的战士。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将继续担当这一重任并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经常激励她的力量。在没有他给以指点的情况下，处于逆境、冲突和危机之中，她将需要就“站在什么立场上”、“做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自己作出决定，并在以往没有过的新情况下，把孙中山的旗帜和理想（如他晚年所加以完善的）推向前进。她将不把他的遗教看成是静止的、永远供奉起来的圣人之言，而是作为继续努力寻求革命胜利之路的挑战，这一革命的社会基础要不断扩大，并要同国内外最先进的、始终如一的革命力量进行合作。　　有些领袖人物死后很快就被人遗忘，另外一些则仍然激励着未来。就孙中山而言，他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这一点从他临终前签字的遗嘱以及人民群众因他的逝世而立即迸发出来的感情浪潮就可以看出来了（在他没有当过政的地区也是如此，更使人印象深刻）。　　在北京，孙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城内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尽管多年来他的活动限于南方的广东省并有时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闭门家居，他在全国的声誉从群集吊唁的成千上万人中充分反映出来。当移灵香山碧云寺时，送灵的队伍超过30万人，从天安门旁的中央公园出发，其中不少人全程步行约30公里，一直送到寺内。　　宋庆龄乘坐马车，紧跟在灵车之后，她的哀伤沉默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轮流守灵（庆龄同弟弟宋子文是一班），其中有汪精卫（当时被普遍认为可能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何香凝（她的丈夫廖仲恺因公留在广州）、于右任（老革命家、来自西北、孙与冯玉祥将军之间的联络员），还有孙的儿子孙科、庆龄的姐夫孔祥熙等。　　在主要的送殡者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共产主义先驱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关于他同孙中山的友谊和合作，前面已有叙述。在孙中山到京患病后，国民党曾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李是新增的五个成员之一。　　在送殡行列中脱帽步行的还有苏联大使加拉罕和使馆工作人员。苏联大使馆是驻京外国使团中第一个为孙中山逝世下半旗致哀的，其他使团过了一天才有点勉强地跟着这样做。　　军阀政府的官员和列强的代表对这位“共和国之父”表示敬意完全是表面文章，因为，正是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军阀统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赋予帝国主义的特权，并且亲自为此而奋斗，临终前又把这一任务写人遗嘱。特别使他们感到惊恐不安的是，在军阀及其外国后台老板掌权的首都，居然有如此众多的人民敢于出来参与悼念。这样的事情所以会公开发生，是由于具有爱国精神和有远见的冯玉祥将军进了北京，暂时改变了这里的权力平衡。孙中山是冯电邀北上的；他的两个临时的保守派盟友——执政段棋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意这一邀请是由于他们想使孙进入他们的网罗，从而“驯服”他。对冯玉祥，他们已在暗中加以排挤。　　孙中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洞察了他们的计划并予以唾弃。在他们所控制的首都，即使是他的丧事，也没有受他们的操纵或包围，反倒成了振奋人心的大事，人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把当权的反动派孤立起来了。　　在上海及其他由旧势力统治的城市所举行的群众性追悼大会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亿万人心中，孙中山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重整这个国家的先驱。他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北上，是为了想商讨如何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现在这一努力失败了，那末跟着要来的很可能就是正在南方组建的新军的北伐了。一切迹象显示，这支军队将会受到广泛的欢迎。　　这一年的其他时间，宋庆龄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除了春天去过两次南京和后来去了一次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这里。宋庆龄南京之行就是为此。　　在她回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距孙中山去世仅10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震撼了这个沿海大城市和全国各地。在5月30日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一个英国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议日本纱厂罢工工人领袖被害的示威学生开枪，死12人，伤数十人，还有多人被捕。　　如果说对孙中山的悼念显示了爱国人民实现他的遗愿的意志是何等普遍，那末全国对“五卅惨案”的爆炸性反应就是他的遗训“必须唤起民众”（他几十年经验的总结）的体现，以掀起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二）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一次战斗　　当抗议行动遍及全国约600个城镇和一些农村时，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谈话。这篇谈话标志着她已从哀伤中振奋起来，开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她处于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境况之后所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它定下了她此后言行的基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地、革命性地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去处理。这篇谈话是对国民党在上海的报纸《民国日报》发表的，它为国民党左派引导群众把愤怒情绪化为有目的的政治行动的成功努力（共产党人起了重大作用），发挥了重要的影响。①　　①据1976年4月宋庆龄亲笔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短笺。她作出这一否认完全是她自己主动的，是为了澄清历史事实。《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在出席宋的一次家宴上及以后一些场合，硬说基督教精神是了解她自己的观点的钥匙。这可能是促使她作出上述否认的部分原因。　　前引美国作者马丁·威尔伯所写的孙中山传记（1976年出版）中，在叙述孙中山逝世情况时说，“他的遗孀和儿子决定为他行基督教葬礼。”这很不可能，因为上面已引用了宋庆龄有关此事的明确声明，而且事实上只在医院教堂里做了礼拜而没有行宗教葬礼。关于传说中孙中山在弥留时重申他的基督教信仰，威尔伯教授自己倒是很谨慎的。他说，这个说法“是他的亲属和追随者中的基督教徒传出来的”。　　在这篇谈话的开头，她分析了五卅惨案的真正性质及其教训：“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为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借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　　当时外国报纸、北京政界和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力图把这次惨案缩小为警察与学生之间有关“法律与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谈判即可解决。所以宋庆龄专门针对这种阴谋，提出了相反的要求：　　“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　　她的号召是同孙中山给全国全党的遗嘱密切联系的：　　“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对于内外反动派想用“赤化”来污蔑和孤立这次爱国运动的企图响亮地加以抨击：　　“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谊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一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指罢工中因抗议行动而被开除的工人）　　这样一次长期的、带根本性的斗争是不可能经过几次突击性的示威抗议就轻易取胜的，所以她紧接着指出。　　“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视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数日之冲突也。”　　她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并指出应把根本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而不要加以掩饰：　　“今日最当恐俱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她接着指出，指望北京政府和国内有钱有势的人的帮助，肯定要落空，人民只能依靠自己：　　“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之能力观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此时，惟有人民团结自救而已。”　　她最后着重说，不平等条约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废除；　　“国民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即在求永远消灭此种惨剧之道。今举国皆知不平等条约之害，即为取消此种条约之基础，吾人不可因畏难而遂不努力也。”　　宋庆龄这一谈话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标、纲领和方法。她把焦点集中在不平等条约上，从而由表及里，由抗议提升到革命。她记得，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右派借口外国军舰就碇泊在广州城外而反对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条约，声言这样敏感的问题只能在党内讨论而不能公开。孙中山不得不把他们压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时，孙中山听说军阀政府通知外国外交使团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权利”，立即拒绝同他们进一步商谈国家统一，因为他们连民族独立都置之不顾。　　这些破坏分子现在仍然存在。“五卅惨案”之后，由上海各界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上海总商会及北京军阀政府所阉割。原来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其他特权的要求，被篡改为对惨案受害者赔偿和道歉、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内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①　　①本节曾参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的第一次战斗——在五卅斗争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协助提供。引文据《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6月），《宋庆龄选集》，第7—8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一方面有人竭力冲淡革命、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宋庆龄开始了鲜明有力地捍卫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显示，她这篇谈话的水平已经大异于仅仅几个月前她在神户女师的演讲，更不必说她在求学时代的文章了。它的内涵已不止是倾向进步的情绪了。它已刻划上一个经过了锻炼的革命者的标志——既有战略意识，又有战术观念，并能指示行动方向。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内容相近。庆龄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过，也可能没有，但两方面有共同点是肯定的。　　这样，宋庆龄在国事中作为一种响亮的声音出现，不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是在1927年中期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开始，而是要早两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上海主办了一张新的日报，作为“五卅”后群众运动的喉舌。负责编辑的是孙中山和她的朋友、高个子、有学者风度、原则性强的杨杏佛。（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时任秘书，后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他是纯真的国民党左派，若干年后因他无畏地同宋庆龄合作，保卫人权，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杀。）　　宋庆龄在1925年7月2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孙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顾列强武力威胁，力争两广“关余”的英勇事迹，以作为始终如一的爱国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国主义面前畏功不前的软骨头感到羞辱。（当时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操在外国人手中，海关税收先要偿还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对外国的赔款，所余部分称为“关余”，交给北京政府。）　　她写道，“孙中山先生始终认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而英人侵略中国之在华大本营实为海关。……中国关税虽名为各国协定，而握海关之大权者实为英人。首订致中国经济政治于死命之不平等条约者，亦为英人。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皆为英人。”　　“孙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以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而安格联之答复则谓彼仅能服从北京政府之命令。……广州海关收入，落于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广东。”　　“不得满意之答复，先生乃派员接收海关。公使团受英人指挥与煽惑，立即调遣军舰驶入广州……同时武装之英兵在沙面登陆。”　　当时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工党政府刚刚成立，广州革命政府还曾致电祝贺。孙中山至此再电英首相麦克唐纳，指出工党乞灵于“炮舰政策”实属不当，但不得要领。　　宋庆龄回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时停泊广州之军舰炮舰计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　　美公使舒尔曼奉命至广州调停此事，孙中山告诉他，如果美国真像舒尔曼说的那样一贯公正，那就应该把各地美租界归还中国，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样，交给其他列强。“美国以所窃之物让请他贼，以避谴责，实所不解！要知窃盗者以所盗财物置诸他盗之手，在法律与公道上绝不减少其窃盗之罪。”　　宋庆龄最后说，“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虽关余问题国中国之不统一卒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今举国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战强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①　　①经过删减的要求包括：在上海公共租界取消戒严，释放被捕华人，对开枪杀人的责任者撤职交付审判，参加抗议罢工的工人复职并照发原工资，华人房地产主参与租界行政管理，在租界内集会出版自由等。　　（三）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支持群众运动　　宋庆龄不仅紧握、而且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孙中山当年所想的，主要在于如何使群众运动帮助和重振国民党。现在对宋庆龄来说，问题在于国民党如何完成它对群众运动所应负的责任。　　这同群众运动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在群众运动中，现在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在担当着领袖的角色。它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处于守势，这是从未有过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10万多工人罢工。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国性的五卅运动的要求和对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顾港英当局掌握紧急状态权力，大量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热烈欢迎。　　6月23日，广州举行了支援五卅运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共约10万人参加，殿后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其中有周恩来）约千人组成的小分队。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驻守在沙面的英、法两国水兵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死52人、伤170人（轻伤不计在内）。这是五卅惨案暴行的重复，而且规模更大。　　美国总领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这一惨案的日击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于中国游行示威群众的，但他在报告中也说，游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游行之前“（沙面的外国驻军）就在各战略要点设障筑塞”。在沙面对岸，游行队伍“可能因为前面有些拥挤而停止行进”，于是，“响起了第一枪……很快到处都开起枪来……紧密的枪声持续了约15分钟……奇怪的是，欧洲人死伤很少。”[据一个外国消息来源说，在沙面死了1个法国人、4个英国人，对岸的中国人死了50个，伤者更多。]　　“很难说究竟是哪一边先开的枪”，①詹金斯的话说得很圆滑，但他自己的叙述不会使人怀疑是中国人先开的枪，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要进入沙面的动作，而且他们在自己这一边丝毫没有设防，以对付沙面岛上由沙包堆成的机关枪窠。　　①《为两广关余向英帝国斗争的孙先生》，《宋庆龄选集》，第9—11页。　　至于英国人方面，他们的总领事在游行的上一天曾经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尝试”（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将以“火力”对付。“我用这样的调子说话，”他以强烈的讽刺口吻接着写道，“是为了使他们以后不能说‘野蛮的帝国主义步枪队滥杀无辜的中国青年’。”①沙面的外国“守卫者”既然被鼓起了这样一种“给这些家伙一点教训”的情绪，难怪他们一方面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又杀气腾腾。　　①詹金斯的报告载《美国外交关系（1925）》（美国政府出版局）第752页。转引自多萝西·博格着《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英文），第41——42页。　　“沙基惨案”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省港大罢工的规模，有25万人参加了罢工的行列。这次大罢工从1925年6月延续到1926年10月，历时16个月，可能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也是最伟大的一次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罢工。在大罢工的同时还对香港和广州实行全面封锁，并禁止一切英国货进口。　　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①　　①转引自博格著书，见上条。原载英国外交部出版物《中国，一号（1926），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开第一枪的有关材料》，皇家文印局，伦敦，Cmd．2869。　　“（这次大罢工）同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其他任何一次罢工不同，它是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的产物，可以同工业化国家的类似运动相比拟……　　“罢工委员会分派出约有3000人的纠察队，有的驻守在广东全省各口岸，仔细检查所有出海的货物；有的则在全省各条公路上检查货运和中外旅客。还通过了规定：除英国外，其他国家的船只准予进入广东口岸，但任何船只如经过港澳即不准在广东卸货。英国货物和船只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进入广东，其他国家船只如不经过香港或澳门则允许到广东自由贸易。违反上述规定者，其货物全部没收，由特别委员会予以拍卖。”　　美国激进的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罢工高潮阶段，在宋庆龄（向广州政府疏通）和鲍罗廷夫人（向罢工委员会疏通）的帮助下，来到了广州。她从一个热烈同情者的观点描写了罢工情况。她对工人斗争富有经验，曾积极参与1919年美国西雅图的大罢工。她写道：　　“我就像刚离开古老的亚洲，忽然闯进了现代世界。……这次广州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这儿不是外乡异域，而是故乡。　　“辛西娅（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21岁）……指给我看一条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这是罢工工人献给广州的礼物，以报答广州将自己与黄埔联接起来的友好举动。黄埔是广州的港口和军事基地，位于下游11英里处。　　“她说，‘罢工工人正在加强这座城市，好让我们永远牢记这次罢工。’　　“……成立最早的现代工会——海员工会领导了罢工。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主席，也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我说，‘共有140个工会参加。这不是一场种族斗争，也不是中英斗争。请代我们转告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记述了这次罢工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影响：　　“我先去了香港。广州罢工，罢工工人坚持了6个月的封锁……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银行向伦敦求救以免破产，这个城市每天要损失100多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后内华达州的那些鬼镇吗？我整个夏天都在想，这种现象会不会在大英帝国的第三大港——在东方的第一大港——出现。’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①　　①博格著书，见上条，第42—44页。　　纽约《民族》杂志编辑刘易斯·甘尼特在这年冬天去中国旅行，他写到香港的情况：　　“……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广州开始罢工、封锁香港、香港华工响应，航运降至每天34艘。房地产价跌落一半……英国大银行（东方最强的金融机构）股票价格也跌落了一百多个百分点……”①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章《广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写报道的概述。　　后来，一位研究这次罢工的学者说，　　“1926年10月封锁终止时，香港看起来完全像一座荒废了的村庄。买卖停止。大楼空荡荡的。办公室都关了门。几乎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①　　①博格引用刘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杂志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有一件事情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但却使享受特权的香港外国人可能最难忘记，也最为痛心疾首。那就是当他们那些中国佣人走掉以后，他们不得不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带孩子、自己倒垃圾——几十年来在东方的外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怎样去干这些活计了。　　香港当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引诱那些罢工工人回来——而在平时，他们对那些不顺从的工人是驱逐出境犹恐不及的。但是，他们的引诱未获成功。　　①语出自《圣经》，指干苦活的人。——译者　　罢工期间，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要吃要住。宋庆龄在上海投身于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处的华人社会。光是海外华侨的捐款经她手汇往广州的达10万美元以上。在她回广州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海员苏兆征率领一个代表团专门前去向她致谢。除了财政支持之外，孙中山夫人的名字作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这次罢工的政治声誉。　　在上海时，宋庆龄同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会长是共产党人向警予）紧密合作。7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听到这里，含着眼泪说，她觉得孙中山的精神确实不死。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　　不久，在广州显示出了可悲的证据，证明反动势力在那里同革命力量一样，也在积极活动。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开会时，在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倒地。廖的个子不高、肤色较黑、眼光经常流露出乐观情绪、动作灵活，读书广博，工作效率极高；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齐始，他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挚友。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国民党内部，廖是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关键人物。在遇害时，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和农民部部长，广州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他深为城乡劳动人民所敬爱，他们可以随时去见他，并且谈起话来总是很投机。他虽身居高位，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不是失去、而是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他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尽心竭力地进行各种活动，他的妻子何香凝则致力于日常的具体工作，为罢工工人解决食宿及其他物质需要问题。庆龄在上海就是同何香凝保持联系、配合工作的。　　在广州，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周恩来是成员之一）的报告认为，廖的被刺是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恐怖行动，并怀疑受到香港英方的煽动和资助。这也是一个讽号，显示出国民党右派尽管乐于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推进北伐，却对群众运动又怕又恨。他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阻止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真正的支持者分享任何权力。　　宋庆龄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①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从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包括共产党人）对右派的一次明显反击。　　①博格引用多萝西·奥查德着《中国如何用抵制作为政治武器》，载《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院学报》，1930年11月，第260页。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椎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就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她还没有从孙中山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尽管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她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包括来自印度、日本、朝鲜、土耳其和德国的解放战士和进步人士）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妇女领柏刘清扬（共产党人）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她当天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群众运动的浪潮正在全国高涨。但各地的形势都十分复杂和充满矛盾。　　（四）广州：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　　在1925年上半年，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政治上是一座灯塔，但在军事上仍很不安全，革命政府所能真正控制的只是广东省的一小部分——从广州到湘粤边境韶关沿铁路线两旁的一条狭长地带。　　在东面，广州仍经常处于以惠州为巢穴的陈炯明部队的威胁之下。陈部虽屡次战败，但训练和装备较好，除就地征税筹饷外，还得到香港英方和广州某些富户的资助。包括广州“商团”（被称作“纸老虎勺残部和乡镇地主武装“民团”在内的非正规部队为它提供了兵员补充。　　在西面，广西的军阀并不甘心于被逐出广州，仍在垂涎广州的丰厚税收。　　在北面，部署着北洋军阀的军队。　　在南面，隐伏着来自香港的外国干涉的经常威胁。一些列强的军舰就碇泊在广州的内河，随时准备开炮和派遣陆战队登陆。　　即使那些被认为“忠诚”的部队，也各有不同的打算。例如，在广州的滇军是为了榨取军饷——也只为了这个原因才愿意出力气防卫这座南方首都的。但那也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仍想着从对手那里把云南省夺回来（他们是被对手赶出云南的），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远走高飞。对于革命理想、对于其他方面的作战（比如北伐），他们一概没有兴趣。　　这些部队和其他“联盟”的部队都随时可能倒戈——谁给他们好处多，他们就倒向谁。1925年5、6月间，名义上统率全部革命军的滇系军阀杨希阂就是这样。他同桂系军阀刘震衰勾结，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部分地区（包括许多公共建筑物）。但到6月中旬，叛乱就被粉碎，杨、刘逃窜。这要归功于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的新军的高昂士气和作战效率，也要归功于省港罢工工人，他们英勇地断绝了叛军的铁路运输。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具有政治思想的新军虽然年轻而且人数不多，却能最后击败陈炯明这支主要的反革命军队。10月间，在第二次东征中，革命军攻克了被陈炯明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惠州城。在这次战斗中，黄埔军校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表现出高度的信心、勇气、纪律性和军事技术。苏联顾问的军事才能也对胜利的获得作出了贡献。黄埔学员们在这些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学习得很有成绩，有的不但参加拟订作战方案，并参与战斗。但真正的新事物是，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是因革命军同群众运动（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彭湃领导的农民）相结合而取得的。　　这一胜利完成了一项长期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在广东省内清除所有军阀杂牌部队（为数达20万人）、使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成为全省唯一的武装力量。它还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国民革命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支新型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肯定能够扫荡国内任何地方的军阀部队。　　但是，按照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新的问题也随着胜利而出现了。　　群众运动既为革命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也在革命的高层领导中扩大了裂痕。有些国民党人只是口头上赞成群众运动，而在实际上则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二个顽固势力的核心在策划着进行抵制和反击。　　而当新的国民革命军在胜利中显示出它的效能时，在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就展开了控制这一有力工具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以蒋介石的上升为其特征。　　在国民党的政局中，以刺廖案为标志的右派对权力的攘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有反映——这就是“戴季陶主义”。戴是孙中山的一个长期追随者，在政治倾向上时左时右。这时，他写了两本小册子，鼓吹放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为那些反对工农具有独立地位——更不用说领导地位——一的人说话，坚持认为工农必须绝对从属于为财富最多的阶级所统治的“民族”和“国家”。像不久前因墨索里尼得势而在欧洲出现的法西斯分子一样，他特别反对任何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中展开阶级斗争的想法，尽管他自己在向这些群众进行这样的斗争。自然，他不同意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要他们尽快退出；他也反对同苏联建立反帝联盟，而赞成同帝国主义妥协。实际上，“戴季陶主义”是要瓦解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宣布的纲领。　　在组织上，戴的领导地位到1925年底为“西山会议派”所取代。所谓“西山会议”是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郊孙中山灵梓暂厝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他们后来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党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因为得到了五卅运动后革命高潮的支持及最后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应，它将“西山会议派”若干头面人物开除出党，并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重申和发展“一大”通过的方针政策。　　（五）国民党“二大”：政坛首次表现　　就在这时，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以她的声望和言论来加强左派的力量。在码头上欢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党政要人外，还有群众的队伍（主要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妇女团体），共约20万人。刚刚遇刺的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继续战斗，她用拥抱和鲜花来迎接庆龄，使政治的含义和私人情谊融而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庆龄出席“二大”，并应邀发表演说。她说：　　“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此间一切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指孙中山）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安慰，而且也安慰了先生在天之灵。”她这样说无疑是指当时国民党左派赢得了新的主导地位。　　她接着谴责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遗训，号召革命党人“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她呼吁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她告诉代表们“先生主义的成功与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①　　①《宋庆龄选集》，第12页。　　1月9日，她和何香凝、邓颖超一起被推为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　　1月16日，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在有效票总数249张中得245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地取得的政治上高层职位。新的中执委委员36人中包括另两位真正的左派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7位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在候补执委24人中，也有7位共产党人（毛泽东、邓颖超等）。林伯渠当选为农民部长，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为组织部长，宋庆龄为妇女部长（由何香凝代理），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但是，由于汪精卫（国民党左派名义上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和陈独秀（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动摇，本来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将大为削弱的右派，通过妥协这扇“后门”仍然钻了进来。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和几个幸免于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都被选进中执委，而在另一个高级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左派处于少数。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左派”、“右派”是按当时的政治态度而分的，所以非常可能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当时陈独秀把蒋介石看成是左派的一员或盟友，而一位苏联顾问则认为他属于“中左，正向左转并将继续这样”。　　汪精卫当时被公认为是左派首领，实际上正如以后的历史所证明，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在廖遇刺后，他在实际职权上成为掌握广州政权的三人寡头统治之首。另外两人是陆军部长许崇智和以黄埔军校为骨干建立的新军首领蒋介石（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样高的层次出现）。辅助这三个人并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是两个俄国人——国民党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总参谋部顾问罗加乔夫。作为“三人统治”的首席和国民党左派首脑，汪精卫同已故的廖仲恺是完全不同的人。廖坦诚、朴素、平易近人、富有生气。而汪则喜欢装腔作势。他利用体型和面容上的天然优势（他看起来常会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总是精心梳理、讲究穿着，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从来都是连每根头发都梳得十分整齐。他的妻子是马来亚一个橡胶园主的继承人，所以他也有钱来讲究仪容。他能写会讲，口若悬河，非常雄辩。他的经历富于革命浪漫色彩。青年时期曾拟用炸弹谋杀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来据说光绪帝的遗孀见他年轻俊美才免其一死。但从他以后的生活中却再也看不到他早年一定曾经有过的那种勇敢的决心了，甚至于他同别人握起手来也使人觉得他的手是如此软弱无力，简直像块果汁软糖。①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纪录》，第4日第7号第42页，转引自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32—133页。　　“二大”之后，宋庆龄主要从事于妇女、教育以及妇女学校和妇女团体所进行的红十字会救济工作。她在一篇对广州女校、妇女团体的演讲中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引用者）所指派的。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已经增多几倍了，这可见得我们女子，已有多数的人，明白三民主义和知道国民革命是谋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实现党纲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我更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那么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①　　①本书作者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虽然时间上要晚得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那场战争中，汪精卫终于堕落成为汉奸。　　由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团特来感谢她为支援罢工募集捐款时，她回答道，这次罢工是爱国行动，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加以支援。16个月之后，当北伐胜利进展时，委员会向她报告，已决定停止罢工并部署力量支援北伐。她复信赞扬在这次长期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她说。这次罢工延续已一年以上，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中国人民带来荣誉使所有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深感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她对工人的精神深表敬意。　　3月初，她又乘轮赴上海，转往南京，参加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陵址在城郊雄伟的紫金山上。　　几天之后，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到那时为止右派对孙中山政治遗教的最大的一次挑战。“中山”舰即原“永丰”舰，在1922年对陈炯明的斗争中，孙中山曾移居该舰并以之作为指挥部，所以后来为纪念他而改名。现在，这艘军舰又成了一次新的挑衅的牺牲品。进行这次挑衅的是蒋介石。他在参与第二次东征消灭陈炯明的斗争中，尽量为自己捞取了荣誉，接着就显示出了新军阀主义露头的迹象。他所策划的计谋很简单。先通过第三者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发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移泊黄埔。然后，他就宣布李之龙未经报告准许，擅调该舰，企图进攻他在黄埔的总部，并指这是共产党员和苏俄顾问的阴谋。（作为证据，他硬说李之龙曾要求他没收广州的所有私营工商业，否则就把他抓起来，送到苏俄的海参崴去。）以此为藉口。蒋下令逮捕李之龙和几名苏俄顾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多名也遭到被捕或软禁。蒋还下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和宵禁。这一行动把“政府首脑”汪精卫吓坏了，就溜之大吉（他转道香港，去了法国）。　　这样，蒋介石为自己取得了第一号实权人物的地位。在达到了第一步目的之后，他巧妙地作了一点战术上的后退，以稳定人们的情绪。他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对苏俄顾问还表示歉意。在削弱了左派之后（许多被免职的人实际并未复职），他又对右派进行“打击”。他知道，右派总的来说是不会反对他的，所以他除了暂时扣留了几个右派之外，把两个可能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右派头面人物许崇智（前任总司令）和胡汉民（国民党重要政客）逐出广州。他的手法是利用他们在刺廖案中的重大嫌疑，以及他们靠拢左派的做作。　　蒋介石玩弄这种两面的伎俩，大获其利。现在，两方面都觉得离不开他，而且由于他正在把军权一步步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也没有人有力量把他赶走。　　他的手法达到了使许多人被蒙骗的目的。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仍然肯定蒋介石是革命的。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在“三·二○”事件中受到突然袭击，但后来在蒋介石道歉后就心平气和地仍认为蒋是“中间偏左”。汪精卫用自己的出逃给了蒋莫大的好处。蒋得到了所有这些“成绩”，却没有同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发生任何直接冲突——他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足够力量去镇压群众运动，而且群众运动还可以被利用来推进北伐，在北伐中他将取得全国的最高地位。　　1926年5月，蒋为了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地位，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从而把共产党员排除出国民党组织的最高层。又由于汪精卫既已出亡，蒋介石的支持者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主席，蒋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他在“三·二○事件”中先实行进攻、后佯装后退的战术真是执行得再顺利不过了。　　这样，当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时，蒋介石成了无可争议的总司令。在北伐中，过去这一时期的准备工作和积聚的力量都表现出来了。国民革命军摧毁了所有武装抵抗。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的群众宣传工作和农会的组织——这些都是通过共产党员的努力去完成的——为北伐队伍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主要由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组织起来的各地农会还为北伐军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并在北伐军继续前进后确保后方的安全。工人也在各处提供有力的支援，前线的运输工作实际上都是由省港罢工工人组成的队伍担当的。到10月10日，距广州出师仅百日，革命军就占领了广州以北1000多公里的华中工商重镇武汉。这一天正好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5周年。不久，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　　北伐出师前后，在老革命基地广州，群众运动继续高涨。工人运动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多次举行会议，扩大活动。在保证支持北伐的同时，工人运动对那些企图以战争为藉口限制工人已得权利的计谋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中国工运的国际意识有所加强。它不仅向全世界各地工会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号召中国工人声援1926年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总罢工。中国工人虽然贫苦，仍进行了募捐；支助英国工人。　　广东的农会在彭湃领导下，在1925年东征中已经显示出力量。现在，在北伐中，农会发展规模更大。仅在湖甫一省，农会会员开始时仅40万人，到1926年11月下旬就增加到120万人，1927年6月又增加到451万人。在相邻的湖北省（省会武汉），农会会员原仅7万2千人，到1927年6月也猛增到250万人。全国农会会员总数近1，000万人。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之一。他在这篇报告中对农民运动作了分析和赞扬，并呼吁解除对农运的各种限制，使它的革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①《在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宋庆龄选集》，第13页。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后，负责支援北伐的红十字会基金事务。10月间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六）从广州到武汉：迎接挑战　　11月16日，她同一批党政高级官员作为先遣人员启程赴武汉——新择定的革命政府所在地。同行的有她的弟弟宋子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曾任广州市长）、徐谦（司法部长）、陈友仁（外交部长）和鲍罗廷（首席苏联顾问）等人。像那时广州常见的那样，各界代表高举横幅、吹奏军乐、燃放鞭炮到车站送行。车开之后，宋庆龄把她事先准备的食品（水果和美味的三明治）请大家吃——她总是这样细心和想到别人的。　　当时的铁路，往北只通车200公里，当晚抵达终点站韶关。从这里绕道江西到武汉的长途旅程，有时坐轿、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有时乘内河船舶，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三个星期。①　　①据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02页。　　从孙中山准备北伐以来，韶关一直是北伐的总部所在地，这里的气氛同广州相似。城里高悬着谴责右派的大标语，孙中山画像的两边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革命歌声飞扬。但离开韶关不久，这支旅行队伍就进入了仍然实行着封建统治的农村山区，部长们仍像以往大官那样坐八人抬的大轿，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则骑驴或者步行（他们决定，共产党员不能坐轿子，轿子只用来装他们的行李人为了防备可能受到袭击，带着毛瑟枪的保镖们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　　在这北伐军新收复的地区，广州的钞票还不通用，所以财政部长宋子文带了几口袋银元在路上花用。　　通过大庾岭（钨矿产区），队伍进入江西省。这一带路边的小镇上，鸦片烟馆和妓院的招牌仍到处可见，但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已经组织起来，它们散发传单、举行集会，表示欢迎，并请这些广州来的要人讲话（鲍罗廷用英语讲话，由张太雷翻译）。　　队伍继续北上，有一段是乘船沿着赣江航行。一路上可以看到最近进行的战争和相当活跃的政治活动的遗迹。在标语口号中，有一些是明显的左派口号，如“列宁和廖仲恺的精神不死”、“工人农民要求减租、加薪、降低物价”、“反对苛捐杂税”等等。也有要求汪精卫复职的口号，因为汪仍被看作“左派”，为蒋介石所排挤。　　但在江西省会南昌，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不一样。这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广州党政要员们12月2日抵达后，蒋介石用微笑、宴会和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们，但总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要员们同蒋介石不是在南昌、而是到附近的风景胜地庐山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有：　　北伐军是否应暂停前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新克复的地区，还是应继续挺进？想维护和加深革命并通过群众运动来推进革命的人主张前者，而右派及蒋介石则要求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进展，特别是占领财富集中地上海。他们这样主张完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扩大革命的力量。尽管他们不同意，会议还是决定北伐战事暂时休止。　　革命政府应定都何地？最后的协议是武汉。　　汪精卫应否尽快召回复职？决定是召回。　　对这两个问题，蒋介石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军费，并且希望他能掌握的军费越多越好。他的打算是通过他的家乡浙江省到达上海，用金钱收买这些地方的防军首领，而不是用战斗来解决他们。然后，他就可以从浙江和上海的地主豪绅、银行家和工商业者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交换条件是蒋介石将以他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他们，不受工农群众的侵犯。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蒋介石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战略是麻痹他的对手，暗中扩大兵权和财源。　　但当这些党政要员们动身前往武汉时，蒋介石却突然取消了他原来答应同行的计划，宣布返回他自己的重要据点南昌。他还免去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因为邓是国民党左派，而且这个职务同他的关系太密切、参与的机密也太多，所以蒋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广州来的党政要员们到达武汉后，他们发现蒋介石早就越过他们，擅自下令制止武汉一切罢工行动并解除了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他对农民运动也给以类似的打击和破坏。　　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党政先遣人员的最后一段旅程是从九江乘船溯江而上，路上较为舒适。他们到达武汉第一眼所看到的是聚集在这个革命新首都港口的外国炮舰。这些外舰不但不按惯例升旗欢迎，以表示对革命政府的蔑视，其中一艘还故意阻挡他们所乘的汽轮航行。但他们很快就看见有三架带着国民政府标志的飞机正擦着英国军舰“金邑子”（“柯克捷夫”）号（它不久前参与了屠杀许多中国人民的万县惨案）的上空飞过。这是一个象征，显示中国终将成为它自己的水域和空域的主人。船上的革命政府人员为此深感振奋。　　在武汉，等待着他们的是热烈的欢迎和一系列暴风雨式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事件。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　　宋庆龄和其他先遣人员的队伍于1926年12月10日到达武汉。为了欢迎他们，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一次游行示威、一次隆重的宴会和一次阅兵典礼。这些活动的规模都是同一个国家的首都和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地相适应的，而这一点也正是这些活动所要显示的含义。　　三天以后，在一次由已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宋庆龄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这个委员会将在其他党政领导成员到达武汉之前，行使党政最高权力。这样做是为了确认广州来的先遣人员有权临时代表全体行事，也为了挫败蒋介石想在他所控制的南昌建都的任何行动。　　宋庆龄现在第一次处于政府的最高职位。在国民党内，她几个月前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现在又加入了临时的领导核心。不论是党内或政府的职位都不是她自己所谋求的——当时也好、以后也好，她从来不争名衔——而是出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意愿她才接受的。她感到在这时局发展的要紧关头，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为了革命，努力加强左派是她的职责。在这个领导核心小组中，她辛勤工作，整天都在办公室里，有时开会直至深夜。小组的其他成员有陈友仁（外交部长）、蒋作宾（国民党资深军人和官员）、吴玉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老党员）和鲍罗廷（首席顾问）。这个小组虽然没有撤换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但收回了许多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权力——这些权力是蒋为了准备实行全面独裁而逐步蚕食去的。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　　前面已经提到，先遣人员到达武汉时曾受到一艘英国炮舰的骚扰，现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帝国主义又来炫耀武力，妄图显示长江的水面和沿岸仍然是外国舰队的天下。但中国正在改变，事情的结局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领土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工人）。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杂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天津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个国民党员并把他们交给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倒是英国水兵首先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示威群众人数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涌入英租界。英国人眼看形势不利并且担心继续使用武力将造成难以预见的更严重后果，就将水兵撤回到军舰上。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控制之下。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武汉政府当局将作出何种反应？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还是像过去从未发生过的那样，同人民站在一起，废止这些外国人的特权？　　武汉政府一洗过去使国家受辱的作法，支持群众的行动，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后者也已为当地民众所占领）。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起了重大的作用。　　据章克①回忆，宋庆龄曾同陈友仁和鲍罗廷讨论战略（章在场）。当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①这里的描述根据达林《中国见闻录1921—1927》（第213—274页）中他所亲身经历的纪录，以及陈思兰的回忆录《历史的注脚》（英文）。　　负责外交的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也可能两者联合起来）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虽然它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它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政策。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现，同时由陈友仁负责进行有关的外交工作。　　章克还谈到，宋庆龄曾敦促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现在来简单地介绍一下陈友仁。　　这位小个子、黑皮肤、戴眼镜、留短髭、活泼机智、曾在伦敦上学的律师，是很奇特、很复杂的人物。他是爱国的中国人、中国的外交部长，却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有中国和非洲血统。他痛恨对殖民地人民的歧视和压迫。当了短时间的律师后，他成为一位战斗的新闻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为中国说话。像其他许多海外华侨一样，他一直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编英文《京报》时，他被独裁者袁世凯逮捕，几乎丧命。他写的东西说理明快、用字简洁，反映了他曾从事法律和新闻工作的经历。作为外交家，他倾向于过多地依靠个人的辩才。章克所说宋庆龄劝告陈友仁的话同她当时自己思想上的变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外国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国变化的最活跃的力量。在那个时期，她不可能重视群众运动。现在，在积累了过去几年风风雨雨的经验之后，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转变，从对穷苦人的同情变为对群众的信任，并最后产生与群众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识。　　正是劳动人民，他们在国民革命军胜利的基础上收回了两处英租界，并且他们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国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并在实际上向武汉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认。　　这样，双边会谈就成为可能。在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中方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这丝毫无损于收回租界一举的划时代意义——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武汉（实即国民党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①　　①章克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曾任陈友仁（后来又先后任邓演达和宋庆龄）的私人秘书。这一段材料来自本书作者对他的访问，他当时虽已年逾八旬，记忆力仍然很好。　　由此可见，尽管蒋介石在上个月曾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于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武汉方面还是软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团结为重。　　1月12日，迫于形势，蒋觉得还是不要像上个月所做的那样拒绝赴汉而是去一趟武汉更为策略。武汉党政最高领导人（包括宋庆龄在内）到码头欢迎，还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呼的口号除对蒋等人表示欢迎外，还有拥护政府迁都武汉及要求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内容。在当时的公众看来，既然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是因为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国复职就意味着必将扭转蒋使国民党的政策向右转的倾向。　　但是，蒋的意图不像武汉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蒋作为总司令是隶属于政府的），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个人军事独裁的企图，在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①　　①据《宋庆龄年谱》，第56页。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蒋在汉口日租界内设立了一个秘密机关，专门收买武汉方面的官员（特别是军官），收买不成就进行颠覆。但这样做对他来说还是太缓慢，所以他回到南昌之后就一心希望占领上海后攫夺大权。他将把这座富庶的城市作为基地，依靠他素有联系的上海富豪，必要时还可以依靠强大的外国势力，以压倒武汉并制止群众运动（由于群众运动对他的军事进展很有用处，所以他对这个目的暂时秘而不宣，还在口头上说群众运动的好话）。　　在军事上，通往上海的道路逐步打开，为此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伤亡的主要是那些有亲武汉情绪的部队）。负责全线指挥的蒋介石使用了他最喜欢用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广东的东征战役及以后的许多战役中都用过——战事一起，他聪明地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距前线较远的安全地带，并尽可能不调他的嫡系部队（这是他的军事和政治资本）参战，让其他部队去付出伤亡的代价。但在胜利临近时，他就立即率领这些经过休养生息、武器兵员完整无损的嫡系部队赶往前线，以便把新占领的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上海的情况却非蒋介石始料所及。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不是由军队而是由周恩来为首的地下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从军阀统治下夺取过来的。1926年10月，上海工人就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因组织不善而告失败。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义虽然准备工作较为充分而且有30万人参加罢工，但仍被镇压下去。惊惶失措的军阀当局使用了极为残酷的手段，许多共产党人的首级被割下来挂道旁示众。8月21日，全市再度实行总同盟罢工，80万人参加，第三次起义开始。到23日，军阀部队逃离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除外国租界外——归于工人手中。　　上海的大银行家和大买办们（绝大多数已住进租界）被工人起义吓坏了。中小工商业者对“赤化”和列强干涉也存在恐惧心理，所以当这些中间分子被邀请派代表参加新的革命的市政府时，他们都不敢参与。胜利了的上海工人仍然把国民革命军看作是自己的队伍，正准备热烈欢迎。而上海大资本家的密使也已到了总司令部谒见蒋介石，请求这位总司令赶快派兵到上海来解除工人武装，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作为回报，他们答应给蒋大量财政援助，并告诉蒋，已有外国重兵驻守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将保持“善意中立”。　　蒋答应了这笔交易。经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席美国人斯特林·费森登和法租界当局同意，由蒋向上海“青帮”头子、贩卖鸦片起家的杜月笙（蒋曾是他的门下）供应步枪5，000枝和其他装备。按照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任何携带武器的中国人本来是不许通过外国租界的。但现在他们自己却违反这一规定，让杜手下的人带着蒋供应的武器、乘坐他们提供的有篷卡车通过租界①。工人纠察队受到来自背后的突然袭击，有的被抓住斩首，有的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反动派的子弹击中牺牲了。　　①这次在武汉举行的全会由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重申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国共合作，强调发扬民主、提高党权、实行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军事独裁并大大限制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　　（二）坚决回击蒋介石的叛变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军队去对付为他扫清了进城道路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在南京、广州和农村地区也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　　早在3月20日曾发生过一起“南京事件”。据说有几个外国侨民被蒋的士兵杀害，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西方列强军舰就开炮向城内猛轰，大批中国人死难。事后，英、美、法、意等国向蒋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在蒋叛变之后，就再也不提起这份最后通牒了。原来，这些外国的行动和威胁不过是对蒋和国民党右派发出的讯号，告诉他们现在已是他们放弃反帝、把枪口转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了。当时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后来确实曾在下院吹嘘道，英国的目的是“帮助保守派对付激进派”。　　也是在4月间，在蒋发动上海政变之前几天，首都北京的军阀政权同所谓“条约国”外交使团合作进行了一项反革命行动。这个外交使团把外交豁免权本来是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这只是对他们自己而言。苏联大使馆在“使馆区”内，而“使馆区”是由他们管理的，他们却违反外交豁免权，允许军阀政府的警察对苏使馆大事搜索并取走了文件，抓走了19位中国进步人士。这些文件有的后来公开发表（夹杂着另外一些显然是伪造的文件），作为破坏中国现存秩序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证据。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用机枪扫射举行反帝示威的群众）后到苏使馆避难的。他们被捕后很快被绞死。　　主要的牺牲者是李大钊。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位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进行合作的谈判代表、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他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毛泽东的朋友——“五四”时期毛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在北大图书馆在他手下工作过。他就义时同平时一样，满怀信心，无所畏惧。当时他还不到40岁。中国革命所遭受的损失没有像他的牺牲那样令人极度悲痛。宋庆龄深深地悼念他。①　　①约翰·B·鲍威尔着《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个美国人的亲身见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本来是蒋的崇拜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义愤填膺。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不过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这一对武汉政府（他是由这个政府委派任职的）明目张胆的篡权和反叛行为却成了他的政权宣称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蒋叛变之后，革命的政治联盟又维持了3个月，但只是在武汉政府的辖区之内。它的成员现在只剩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武汉政府下令将蒋介石撤职，他就用封锁来对付武汉，切断武汉同上海及长江下游的交通。武汉有许多原料来自这些地方，大部分产品靠长江外运，因此被封锁之后市场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工商业者开始抱怨经济萧条，工人农民则变得越来越激进，不断加强他们的组织。北伐的军队继续从武汉向北挺进。在这些军队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军官，希望仿效蒋介石的榜样。在武汉政府内部，这时又有了一个新的领袖汪精卫。他是当年4月从欧洲回来的。作为一个一度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天然继承人”的他，本来是可以为武汉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边”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对手蒋介石站在右边的缘故。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象征，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坚持孙中山的原则，并且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碍事的人想破坏她的名声，或者把她拉到他们一边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遗教，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反对蒋介石。4月22日，她联署了一个给全国各地的通电，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在这封通电上签名的还有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以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他们在通电中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①武汉及由武汉政府领导的地区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要求深化革命，作为对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个人的经历》中说，李大钊有一位女儿同时被捕后也被杀害。本书作者最近从李大钊外孙女贾凯林处欣慰地获悉，这是讹传。贾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说，李的夫人赵纫兰和长女星华（贾的母亲，时年16岁）、次女炎华（时年12岁）均在1927年4月5日与李同时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获释回家。次日阅报始知李已于28日上午遇害。　　尽管普通民众极为愤怒，一些以“左派”闻名的国民党政客也发出特别愤怒的声音，但他们中已有人在开始谋划“退路”。他们想更多地依靠那些还在他们的旗号下的职业军官，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来自蒋介石和群众运动这两个方面的可能伤害。对于工农群众迄今为止对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国的要求，他们是满意的。但对于群众的社会要求、他们有一种出于阶级本性的恐惧，因为他们和他们部下的军官都有许多亲属是地主或工厂主，而农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厂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怜的工资，这是同他们的利益有抵触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忠实信徒的宋庆龄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风暴的中心。在武汉和南京两者之间，她坚定地站在武汉一边。在武汉那些图谋私利的动摇分子和劳动人民两者之间，她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国民党内各派的政客和军人都竭力要拉孙中山这面大旗来装裹自己。因此，如果宋庆龄反对或揭露他们，他们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对她造荡中伤，或施加威胁，或——如果可能的话——把她争取过去。　　对她的攻击和造谣——政治的和个人的——真是无奇不有：但对年轻的孙夫人来说，对她掷去的污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尽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蒋介石确实对她下过一道命令）或劝说（即使来自她的家人）使她改变立场，却是办不到的。对她的弟弟宋子文，两边也都在拉他。他犹豫不决，干脆丢下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职责，溜到上海，住进莫里哀路宋庆龄寓所。她试图说服他返回武汉；但他正倒向蒋介石，反而想要她也来上海，最后归顺——至少不要妨碍——蒋政权。她的妹妹美龄（未来的蒋夫人）从上海赶到武汉，一时报章盛传她将使庆龄回心转意，同返上海）。“很明显，她是来把孙夫人带回去的——把上海报纸上由主观臆测而来的谣传变成事实。但她在武汉没有果多久，就一个人回到上海。”这是一位目击者的回忆。①庆龄所挚爱的母亲也来劝说，但同样无济于事。宋庆龄长期以来一贯的特点——对公众的责任感大于家庭私情——丝毫没有改变。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66页。　　关于她的家人，据有人记述，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最看重的是安全，蒋比我能给他们更多的安全。”①但这不是她的价值观。　　①陈思兰《历史的注脚）（英文），第82页。关于宋子文的动摇，尼希恩《个人的经历》（英文）。　　因此，不论是威胁还是引诱，都不能使她做出违背原则或良心的事来。（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这个词，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养留下的习惯，但以后主要的含义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三）外国记者笔下的孙夫人：一位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文雅妇女　　有两位当代美国记者记述了在1927年5—6月间（即武汉政府时期）她的言行和立场，为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位是合众社的兰德尔·古尔德，另一位是作家文森特·希恩，当时在“北美报业联盟”工作。　　下面先引用古尔德所发电讯中的几段。①这是一篇对宋庆龄的访问记。她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处于包围之中的武汉政府（她是这个政府的成员），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她还驳斥了后者对她的造谣和攻击——这位记者根据自己的观察也对之作了反驳：　　①见上引陈思兰书。　　“‘中国的革命必须进行下去。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阻碍……我没有改变……我仍然相信国民政府……我觉得，只要我们保持良心，没有任何一种反对我和这个政府的力量能够得逞。’　　“说这番话的是孙中山夫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理想家的遗孀。谈话的地点是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的敌人硬说她是被‘监禁’的，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对武汉政府表示支持。谈话的场合是她单独接见合众社记者，目的是澄清各式各样关于这位年轻、吸引人、受过美国教育的女士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她出于本身的原因正在迅速地赢得领导层中的地位。　　“孙中山这个名字闪耀着光辉。这一点现在更为确实，因为孙中山逝世几个月以来，他在国民党中国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只有列宁在苏俄支持者中的地位可以比拟。　　“在武汉国民党人的反对者中，有一种倾向是把孙夫人说成是个庸庸碌碌的人、是背了一块响亮招牌的傀儡。确实，孙夫人很谦逊，很少见客，喜欢集中精力工作。但一般人所不认识的是，她是一位既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独立性，又有突出的个人魅力的人物。　　“‘他们说，我留在这里是被迫的，我不是真心实意拥护这里的政府，’孙夫人微笑着向我解释。‘你自己看吧。我像是被关在自己屋子里的吗？我像是愁眉不展、被迫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的吗？’　　“‘这样的谣言，以及另外一些性质更加恶劣的谣言，正在暗中传播开来，想要败坏我和我的家庭的名声、败坏我所献身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名声，但这将是徒劳的……我并不为此感到很不安，因为我是凭良心行事。如果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　　“在这位纤细的妇女——她的微笑中常带着沉思——的身上有一种使人感到温馨和被吸引的特质，这种特质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有危险性，因为记者在进行采访时常常需要同采访对象保持职业性的距离。所以，应该看一下孙夫人生活的实际条件以及她忙于参加的活动。　　“孙夫人不是像一位美国主教板着面孔所报道的那样，乘着私人汽车在前线冲来冲去，指挥作战。她也不是被严密地看管起来，为了使孙中山的名字仍然留在汉口。她安静地住在一套位于三层的公寓楼房里，可以俯瞰汉口的江岸和停泊在长江上的外国炮舰。①她白天晚上都代表她所参加的政府，参与各种没完没了的活动。　　①见《在汉口访问孙夫人》一文，载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6月11日一期（未载明合众社原电电头日期及访问日期，总在一周或十天之内）。　　“她最近担住的一项工作是红十字会组织工作。她一直致力于武昌政治学校的工作，特别是女生的工作。但目前红十字会工作花去她很大一部分时间——她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吸收外国人参加；她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国民党组织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机构——的成员，又是国民政府的官员。　　“孙中山认为有必要取得国外的援助，孙夫人也如此。她指出，她的丈夫相信‘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①。就她自己来说，她曾受外国教育、精通英文、具有个人的吸引力，因此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如果武汉政府能够顺利渡过眼下的危机并真正控制全国（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她能起的作用，无疑将会更大。　　①她住在汉口中国银行大楼的二层楼，鲍罗廷一家也住在这里。　　“‘我们必须有信仰。’她说这句话时所表现出来的热诚，其强烈程度几乎像是宗教徒。‘我们必须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听任谣言和警报来扰乱我们，革命便将失败。但我们将坚定不移，而革命也不会失败。’”　　下面是文森特·希恩的记述。这位敏感、有才华的作家生动地刻划了他同宋庆龄的首次会晤，并就他后来对她和时局的进一步了解加以补充。①　　①这可能是古尔德没有顾及上下文而断章取义的结果。孙中山认为国家应以公有制为主，资本主义企业应准许存在但须加节制。　　“黑洞洞的会客室一端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位穿着黑色丝服的小巧、含羞的中国女士……她一开口说话，她的声音竟是如此温柔文雅，我几乎要跳起来了……我猜想，她会是谁呢？孙夫人是不是有一个女儿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美好的形象——如此弱不禁风和怯生生的样子——会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妇女革命家……　　“我听说过关于她的许许多多事情，绝大部分都是胡说。美国报纸在这方面跑在最前头。照它们的说法，孙夫人是‘中国的圣的贞德①’；她率领一支中国女兵作战；还有其他种种说法，随报纸头版头条新闻作者的幻想而定。关于她确曾带兵打仗的说法，传播得是如此之广，甚至于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人相信。在上海，这一荒诞传奇又掺杂了许多更富攻击性的谎言，污蔑她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在上海这样一些‘条约口岸’”②，这是在政争中人们爱用的方法。尽管我还不至于糊涂到相信大多数这类谎言，但种种说法加在一起，一定在我心中造成了某种关于她的印象——我在期待着会见一位庞大可畏的人物。但正相反，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很纤弱的身材，带着最迷人的楚楚动人的神态……　　①“圣女贞德”（1412-1431），欧洲战争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把法国从英格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她自言奉上帝意旨，请缨作战，所到之处，军中土气大振，后因伤被俘遇害，年仅19岁。——译者　　②指中国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译者　　“但是，孙夫人同时具备着另外一些特质，常能帮助她努力克服自己的羞怯……她的庄重是如此自然和确切，简直可以称之为雍容华贵……她还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使她在严重的危险中镇定如常。她对孙中山的忠诚以及她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她能够永远经得起各种考验……死不能吓倒她……贫困和流亡、自家亲属对她的忿怒、世界各地对她的诬蔑也都不能使她的意志屈从于她认为错误的道路。”　　希恩然后总结道：“她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这是从真切的意义上说，而不是像头条新闻作者们所希冀的那样只不过制造一个形象。但你必须在认识她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才会认识到在她那完美、纤弱的躯体中所蕴藏着的精神力量。”　　希恩的话也许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一些外国人把她描绘成一个凶狠的“布尔什维克的双枪安妮①”固然是荒唐的漫画，她作为一个武装战士的形象——尽管距实际很远——对于中国的被压迫人民（特别是妇女）来说却有着一种十分不同的作用。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回忆说，正是这样一种关于宋庆龄的传说——既令人振奋、又合乎愿望——使她从一个农家姑娘成为一名游击战士。　　①双枪安妮是过去美国西部片中的女主角。——译者　　在中国，为国家和正义而战的“女英雄”一直是受人们欢迎的古老而有力的象征。有一定史实根据，但加上许多传说的女英雄如穆桂英、花木兰等等，千百年来通过小说、戏剧、民间文艺、说唱（“会走路的、给文盲读的书”），广为传颂。她们的事迹反映出中国妇女所具有的、长期为封建社会所束缚的巨大而活跃的潜力。同样地，官方推行的关于孀妇终身守节的故事则强调了封建社会所称颂的消极的“女德”。在宋庆龄身上，从1925年以来，许多中国人看到了作为一个贞节的遗孀和一个女战士的双重结合，这是为了适应国家的新的要求，是予人印象极为深刻的。　　（四）领导妇女运动及伤员救护　　古尔德在他的访问记中谈到了宋庆龄在教育和动员妇女以及帮助伤员方面的活动。这些确实是她经常关心的事情。　　1927年2月，她作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在武汉创办了一个妇女政治训练班。这个班可以被认为是在广州已经着手的工作的继续和扩充。①随着北伐的进展，妇女运动在国共两党联合主持下迅速发展（同农民运动一样，共产党员担负主要的组织工作）。妇女联合会会员达30万人。在湖南和湖北农村，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汇合成对封建统治的巨大冲击，为北伐的不断取得胜利打开道路。在武汉，在群众收回租界的斗争中，妇联会员（多数为纺织工人）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①文森特·希思着《个人的经历》，第208—209页。　　创办妇女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政治领袖以发挥这样的积极作用。第一期学员1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工人，其他是学生，以后还计划推广。训练内容既有理论课程，也有革命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程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国际形势等。教员主要有著名共产党人张太雷和恽代英①，还有五四运动老战士刘清扬（女）等。宋庆龄有时也去讲课，还担负大部分行政工作。技术课程有宣传工作、战地救护等。学员毕业后被派到北伐前线、医院和农村，把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武汉政府从革命变为反动之后，极大多数学员保持了坚定的立场，有的为信仰而牺牲、有的转入地下或进入游击区②、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一路上冒险犯难、艰辛跋涉。　　①刘家泉着《宋庆龄和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一文是一篇很有用的概述，载《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　　②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中央委员。张太雷于1927年底“广州公社”起义中牺牲。他可能是宋庆龄最早认识的共产党人，是在他陪同马林于1922年到桂林同孙中山会谈的时候。恽代英也参加领导“广州公社”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0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931年春为蒋介石政权所杀害。　　从广州到武汉，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关注——人们会注意到——已从大学女生转向全体中国劳动妇女。在柏林学生1927年编印的一份简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妇女训练班的她的谈话，后来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在印度转载发表。①她一开始就表达了很高的希望。她带着武汉革命高涨时期的乐观情绪说：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特别是《为女权斗争的战士》、《中国的新女性问题》、反动统治下的“赤色”湖南》等章）记录了一位老练的新闻记者的印象。　　“我们的祖母比美国妇女落后五百年，但我们的女儿可以比美国妇女先进五十年。”　　她接着把妇女解放事业同孙中山的遗教联系起来：　　“孙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不断指出，不仅我国的男人、我国的女人也必须获得自由。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还是一位社会革命家，在妇女问题上尤其是这样。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或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为所有阶级和男女两性的自由而战斗。同他一起坐在会议桌旁的总有他的女同事，现在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上，仍然有妇女继续参加……”　　她接着说：　　“从整个历史看来，中国认识到它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并决心自求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钟点之前的事情。……中国的母亲们发现她们的女儿们有点怪，祖母们则把这些孙女看作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但我们年轻一点的妇女感觉到，在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们的心中也许有一种模糊的对我们的妒羡心理，以及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不敢明说的赞同。”　　她把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妇女同她留过学的美国的妇女进行比较，称赞后者的“责任心、严肃性和勇敢精神”，接着说：　　“但是我怀疑，美国妇女能否想象得出今天中国妇女运动的规模。我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同许多妇女有过亲密的接触。我看到她们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也看到她们不断鼓动实行‘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我知道，她们所要粉碎的束缚她们的锁链，比起中国妇女身上的锁链来，恐怕还没有一半粗。……我有时觉得中国妇女要得到美国妇女已经获得的自由，恐怕要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但在结束谈话时，她表达了强烈的希望。这种情绪是当时武汉——虽然危机四伏——特别是包括宋庆龄自己在内的青年一代的主调：　　“但是我错了。我们妇女身上的锁链固然沉重，但在革命的强力打击下，这些锁链今天正在破碎……中国国民革命正在为自由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从而把所有的社会罪恶和奴役连根拔起。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一伟大的潮流之中——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人、男人和女人、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我们曾一度以为我们距离目标非常遥远，但现在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不必一定要像蜗牛一样爬行……”　　接着，她再一次宣扬“国民党起草的新宪法”对妇女所作的伟大保证：　　“保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在新的中国，我们妇女用不着为选举权和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为平等公正的婚姻法去斗争。结婚和离婚对男人和女人都将一样。平等的公民权利、普选权和男女相同的财产权将成为我们的革命纲领的基础，就和中国在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享有绝对主权一样。……我们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这意味着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合乎道德的。”　　这些话所说的也许更多地是宋庆龄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当时武汉的现实——她很快就将知道这里隐伏着的陷断。她年轻、活泼、乐观，深深感染着西方的民主理想，并且坚信这些理想将在东方的革命中实现、甚至超过。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所写的报道中也有一篇是关于“孙中山夫人为训练女宣传工作者而创办的政治学校”的。①　　①据《今天的中国妇女——中国孙中山夫人访问记》，载《现代评论》（英文），加尔各答，1927年7月。文末注明出处“柏林，中国新闻局，转自史沫特莱的德文”。由于史沫特莱当时尚未来中国，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她把这篇文章从德文翻译过来。也可能是这样：访问孙夫人的原来是一个美国人（这一点从她一再把中国妇女同美国妇女相比较显示出来），史沫特莱当时在柏林把这篇访问记译成德文，然后在印度又有人把它从德文译回英文（史沫特莱同印度保持着联系并有密切的政治和私人关系）。这篇访问记的一些具体内容在宋庆龄的《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中都有。此文载于192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广州《民国日报》（在武汉也一定同时发表），并收入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第16—17页）。据斯蒂芬·麦金农所著的史沫特莱的传记，在这段时期，史沫特莱在德国已听到了许多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以急于在印度发表家的访问记。　　章克回忆说，宋庆龄在妇女运动中的态度不只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的——这是思想的核心。她对训练班的学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对有钱的女人压迫穷苦的女人。”对于那些被卖给有钱人家太太作婢女或童养媳的穷苦女孩子，她竭力声援和帮助她们；凡到妇联来求救的，她总是根据新的法律使她们得到解脱并送她们去上学。有的成为积极的革命工作者。　　在另一方面，当她听说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坐公车到汉口最大的英商惠罗公司为她女儿购买豪华服饰却把发票交给公家付帐时，非常气愤。她发怒道，“她算什么革命党？这些人还有丝毫人格吗？”从此以后，尽管陈璧君是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妻子，并且本人也是国民党中执委，宋庆龄同她没有任何来往。　　也是在武汉，宋庆龄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并成为北伐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27年5月，在河南省内发生激战时，她建立起伤兵医院并参加工作。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苏联妇女薇拉·维什尼亚科娃—阿基姆娃①说，从前方撤到武汉的伤兵有8，000多人，运送伤兵的列车在侧线上都停满了。　　①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汉口杂忆》（英文），纽约《亚洲》杂志，1928年，第794页。　　另一位苏联目击者马克·卡扎宁①记述了宋庆龄主持的义卖会。“在义卖会上出售的有吴佩孚将军逃走时留下的书画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收入用于对每天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的救护……[买主中有]大腹便便、仪容整洁、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国商人，这些人对古董很识货，也买得起。”这一描写反映了武汉社会的某些矛盾，新的和旧的并存，并且很快就显示出发生冲突的趋向。　　①薇拉·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着《在革命浪潮澎湃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俄文），第230页。当时阿基姆娃是中国国民革命军苏联顾问办公室一名年轻的女工作者，先在广州，后到武汉。她是一位敏感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她记下的印象保留了新鲜感和真实性。　　阿基姆娃还叙述了另一种集资的办法。宋庆龄曾组织过一次晚会，到会的有武汉党政领导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在内）。表演者中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演员（包括领导人的子女）。后者中有陈友仁的两个女儿思兰和玉兰，她们是用英语演出的。思兰后来回忆道，她们异想天开，“把在伦敦学来、后来又在特立尼达‘炒冷饭’的一些圣诞节上的童话剧改头换面一番……观众对我们这两个小女孩的努力表现出高度的容忍……”　　话很轻松，但形势是严峻的。陈家姐妹两人也参加了医院工作。“我们坐在过道里，制作药签和绷带……尽管设备和条件非常原始落后，这里是全省最好的一家医院。起初，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很害怕，但过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　　阿基姆娃则观察到宋庆龄在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她能把不支持北伐的个人和组织也动员起来参与人道主义的工作，如伤兵救护。教会办的医院除伤兵救护外，还参加了为伤兵募捐的工作。思兰也提到，“一组美国医生和护士刚到汉口负责伤兵医院的工作。”①她还说，宋庆龄“知道怎样做最合适……（她）邀请了所有外国领事官员”参加一个红十字会办的游园会，在经济上收获不小。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文森特后来回忆说，他当年曾参加这个游园会，宋的美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马克·卡扎宁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页。　　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气度恢宏——预示着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将从事的类似工作。　　在武汉的医院里，宋庆龄不但做医疗工作，还做政治工作。在一所医院里，伤兵们用手榴弹威胁医务人员，几乎闹出事来。国民革命军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宋庆龄赶到医院，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同伤兵们谈话。宋庆龄说：你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很好地关怀照顾你们，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说明了这次北伐对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伤员们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负伤官兵听了之后，深受感动，闹事立即平息。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南京蒋介石方面派人来暗中唆使的，以打击武汉政府。邓、宋的热情和勇气帮助挫败了这一阴谋。①　　①参见上引陈思兰著书，第83—84页。　　（五）在武汉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汉，同在广州一样，宋庆龄常常同她在国民党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见面①。她也常同中国共产党人见面，其中有些年纪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她同孙中山在日本初结婚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其他有一些年纪较轻、但也是中共的创始人，包括有才华的湖南人蔡和森（1890年生，1931年为蒋介石杀害）、他的妹妹蔡畅、张太雷；还有刘少奇和苏兆征（1889年生，1929年为蒋杀害），他们都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并都参与了最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另外一位有来往的共产党人谭平山，时任武汉政府农业部长。毛泽东她在广州已经认识，在武汉又有了更多来往。　　①陈翥云着《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的一点回忆》，载《邓演达》，第71—76页。陈当时任总政治部卫生股股长兼农民运动讲习所医务主任。　　她来往的人中还有苏联人，如鲍罗廷等。　　最后，还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记者。宋庆龄在武汉一个日趋繁重的重要工作是为中国革命进行国内和国际宣传，她同革命政府办的英文日报《国民论坛》关系很密切。这张左派报纸最初由陈友仁创办，在军阀统治的北京出版，备受迫害，有一段时期靠一对美国夫妇威廉（比尔）和雷娜·普罗梅帮助支撑。后来，他们把报纸迁到广州，以后又迁到武汉。雷娜成了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她那时约30岁，她的父亲是芝加哥一位相当富裕的犹太人粮食经纪商，她在大学里是一个很出众的哲学系学生，她有许多朋友是激进的、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①。比尔比她大7岁，自学成才。他父亲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德国移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名路德教会的牧师，但他却成了一名左翼新闻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及其后的暴风雨年代里，他们在思想上趋于成熟。在武汉时期，他们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写道，“他们向美国发出的电讯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据以制止对华武装干涉。……他们两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与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动以后，他们依然维持这一左派通讯社，继续工作。”在斯特朗看来，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堪与另一美国人约翰·里德为俄国革命所作的贡献相媲美”②　　①当本书作者有一次向廖梦醒问她母亲何香凝同宋庆龄的关系时，她马上回答说，“她们就像亲姐妹”。　　②关于雷娜·普罗梅的家世和性格，资料来源除已说明者外，还有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的《中国革命的友人》（英文原稿）及陈思兰前引书。　　促使普罗梅夫妇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李大钊因被军阀政府通缉，避居苏联大使馆。雷娜是美国人，所以行动比较自由。她每天去苏联使馆，成为李大钊同北京的地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她本人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北洋军阀眼中，共产党同国民党同样“捣乱”，所以受到同样的迫害。国共两党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不仅限于在广州革命根据地，在军阀统治区的地下活动中也是如此。各处的共产党员同时都是国民党员，李大钊是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着北京的国民党组织。　　在这里，人们应当看到，在那时的中国革命事务中，英文不仅是一种宣传媒介。它还是中国革命者同外国友人（包括苏联顾问）之间、以及外国友人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孙中山同列宁和“苏俄外交部的〕齐契林之间的通讯是用英文的（由此几乎可以断定这些信件最后都是由宋庆龄定稿的）。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代表们谈话也都是用英语的。他们之中有1922年在桂林会谈的马林和在广州首次会见的达林、1923年会谈的越飞，当然还有担任国民党总顾问的老芝加哥人鲍罗廷，更不用说担任共产国际使节的印度人罗易了。在这些谈话中，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宋庆龄担任纪录或其他辅助工作。　　在中国和俄国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里，只有极少极少几个人懂得对方的语言，所以英语——流利也好、半通不通也好——就成了主要联系纽带。英语说得很流利的有维金斯基，他在接触孙中山之前曾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列席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像鲍罗廷一样，他曾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参加过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返回俄国。达林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因为奉派到中国来工作，才进了一个速成班学习英语。他还讲过二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两个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会说一种中国方言和一点点俄语，另一个会说另一种中国方言和一点点英语，于是这两人只能靠达林这个外国人来相互沟通，他的俄语当然没有问题，又匆匆忙忙学了点英语，所以还能勉强对付。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44页。　　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来源和视角还读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瑟·兰塞姆关于1927年的汉口的一段话（这段带刺的话含有自由主义的、对帝国主义者的挖苦）：　　“一位国民党创始时期就入党的党员说，‘汉口的那个小集团完全是靠英语结合在一起的。’他所说的小集团是指孙中山夫人和国民政府的四位首要部长，即：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和司法部长徐谦。他的意思也许还包括俄国顾问鲍罗廷，因为鲍同中国人交谈也用英语而不是俄语。　　“这个小集团习惯于用英语相互交谈……当我们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导人都是由西方培养出来这一事实时，我们也不必有丝毫的惊异。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徒弟。……我们如果看到在泰晤士河上停泊着40艘不请自来的外国战舰，或者一个英国城市的华人居住区居民垒起了沙包和刺铁丝网，我们一定非常愤恨。所以，对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点这种骄傲的不容忍态度，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反倒应该感到得意。”　　但也不要夸大，因为宋庆龄最要好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同事并不都是讲英语或受过西方教育的，只要举出何香凝和邓演达两人为例就可以了。主要是共同的革命思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但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是一种帮助。　　在同驻武汉的西方新闻记者的接触中，当然英语也起了辅助作用。这些记者中，有人已是左派，正为中国革命服务，如普罗梅夫妇；也有人有左的思想或背景。还有人对中国革命持同情或公正态度——至少不做本国外交官的应声虫或者同那些被称为“上海脑袋”的顽固派外侨一鼻孔出气。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育，改变了看法——他们曾经听到不少关于“赤色汉口”的传闻（一些陈腐的、骇人听闻的反共谣言，如市面混乱、“共产共妻”、“裸体游行”等等），但到了汉口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在各种类型的记者中，许多人成了宋庆龄的朋友。　　安娜·路易斯一斯特朗是左派，是专向外国报道中国的，当时正第二次到中国来采访。宋庆龄打电报到上海，正式邀请她来汉口。①她的报道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还有苏联发表。她后来出版的《千千万万中国人：1927—1935年中国的革命斗争）一书是宝贵的史料。　　①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俄文）最初在20年代出版，本书作者现在所用的版本是1982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为了适应60年代和70年代中苏争论的需要，这个版本的内容不幸作了修改。这种做法对双方来说都是值得遗憾。尽管如此，本书主要内容仍保持其亲身经历的价值。（中译本1981年出版，根据1975年俄文版译出。——译者）　　“北美报联”的文森特·希恩是受宋庆龄影响的同情者。他的《个人的经历》一书留下了有长远价值的生动纪录。①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阿瑟·兰瑟姆是一位公正的记者，在10年前曾亲眼目睹苏联十月革命，所以他可以把那次革命同中国现时的革命比较，看到它们的共同点，也看到它们的差别。这些差别使中国国内外许多外国人关于武汉“共产化”的叫嚷显得可笑。②合众社的兰德尔·古尔德后来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回忆录。③《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威廉·亨利·张伯伦当时也在武汉并且是抱支持态度的，虽然后来他成了一个给人乱戴“红帽子”的人。　　①《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第141页。　　②初版1934年，最后一版1969年。　　③《中国之谜》，戴维·劳合乔治序（英文）。　　在武汉还有一位有声有色的人物，那就是挪威作家诺达尔·格里格。他是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民族英雄，因为他保全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免遭纳粹掠夺；后来，他从英国驾机空袭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大陆，在一次飞行中被击落殉难。在宋庆龄故居的书室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本他写的关于海的小说《船继续航行》，上面有他1928年1月9日在奥斯陆写的一句满含深情的话：“有一册很久很久以前已经遗失了，大概在寄往汉口的途中，所以这艘船这样晚才航行到你那儿！”①　　①《中国在阳光中》（英文）。　　陈思兰写道，“诺达尔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位真诚热心的支持者。他觉得，世界的进步系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①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当时全世界革命者及他们的同情者都持有这种看法。②　　①格里格这本小说的英文版1927年在纽约出版。　　②陈思兰书，第71页。　　她记得，在宋庆龄寓所，格里格曾朗诵他献给鲍罗廷的剧本《巴拉巴斯》。巴拉巴斯是一个人的名字，同耶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称他是一个“小偷”，但其他一些作者把他描述为反对罗马统治巴勒斯坦的叛逆者。剧本的寓意是说明基督教教义的革命根源。这一点对庆龄可能很有吸引力，因为她是从基督教教义这个根子上发展到革命的。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发生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在德国，德皇被推翻后，接着发生共产党领导的斯巴达克起义。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和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实际已经建立。在意大利，很多企业为罢工工人所接管，革命眼看即将爆发。但在所有这些地方，后来所出现的是失败和血腥镇压。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动势力最穷凶极恶和彰明昭着的表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　　但在这同一战后时期，亚洲却处于反帝觉醒和革命的进程之中，其典型表现就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因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指出，那个幅员辽阔、人口占世界一半的亚洲将是下一个发生革命的伟大场所。这些革命的性质将是民族的、反封建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或工人阶级的，但是它们的最优秀领袖如孙中山都是品格高尚、不屈不挠、在社会问题上思想开明的。正是出于列宁的敦促，共产党人参加和支援这些革命运动，斗争在最前列，组织工农为民族的和阶级的目标而奋斗。世界革命在西方被阻止，但在东方将起来。世界帝国主义链条将在其最薄弱环节——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突破。　　1925—1927年中国发生的事件看起来有力地证实了这种看法。因此，在全世界、在各个方面，都对广州和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巨大的兴趣。因此，各国反动派都叫嚣要对中国进行干涉。也因此，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不许干涉中国！”的示威运动。也因此，全武汉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寻求希望和团结。　　全国工会会议在武汉举行时，有许多外国兄弟组织的代表团参加。参加者中包括汤姆·曼这样的英国工人运动前辈，还有美国共产党的厄尔·布劳德等人。在文化领域，在那些革命精神高涨而形势十分危急的日子里，武汉观众却看到了许多外国艺术家的演出，其中有著名美国舞蹈激进革新家伊莎多拉·邓肯创建、当时设于莫斯科的艺术团。　　但是，随着令人兴奋的胜利，乌云正在笼罩上来。　　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仍在取得胜利，但其精锐部队（包括那些革命思想最昂扬、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部队）在前方伤亡很大。越来越多的恶兆显示，后方有些将军正明目张胆地想要重复蒋介石那样的叛变。　　5月19和21日，在农民运动最为高涨、有些地方已从地主手里夺取了政权的湖南省①，当地国民党军团长许克祥用上海“四·一二”屠杀同样的手段把农民运动镇压下去。　　①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文艺性回忆录《逃避的道路》（企鹅丛书）（英文，1981年）中赞颂了他的朋友格里格，见该书第18—22页。　　由于同样的阶级根源，在“有名的国民党左派”高级政坛人物（包括汪精卫）中，机会主义正在增长。这些人一方面被对方的军事优势所吓倒——用鲍罗廷所作的生动比喻——就像兔子遇到了蟒蛇。另一方面，他们更怕工农群众。作为他们的主要支柱的工农群众正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要求把他们在那些漂亮言辞中许诺的改善措施兑现。看来已经临近的革命胜利果实应该归谁？这就是矛盾冲突的核心——这种矛盾冲突存在于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之间，也存在于蒋介石、汪精卫和人民群众之间。　　在武汉的领导人中间，只有极少数在危险的漩涡中毫不动摇，决不违反自己所持的原则和贫苦人民的期望——宋庆龄是其中之一。“左派国民党中唯一的男子汉”。这是鲍罗廷对她的赞誉。虽然带一点大男子主义的色彩。在那里的所有革命的国民党人中，现在只剩下两位妇女了——周恩来这样谈到她和何香凝。当然并不止她们，而是还有其他人，主要的有邓演达，军队政工首长；在当时的文职官员中还有活泼的陈友仁。但是他们的队伍正在缩小。大多数人开始诬蔑整个工农运动是“外国（指苏联）制造出来”的、群众运动“太过分了，把许多爱国和反帝分子都吓退了”。　　到了6月，武汉的反动浪潮高涨，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起源于伟大的省港大罢工，此后在国民党左派的首都广州和武汉一直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最后，7月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及遣返俄国顾问。他们像早些时候蒋介石所做的那样，彻底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进行大屠杀。　　（六）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七·一四”声明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宋庆龄无情地剥去他们所最舍不得的伪装“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她在一篇声明①中首先明确指出：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有令人难忘的描述，见该书《反动派统治下的“赤色”湖南》、《永丰的革命》、《革命的片断》等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在分析了工农阶级作为中国革命力量基础并历述贫农家庭出身的孙中山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之后，她接着写道：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1911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这是对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击！　　这篇声明发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国民论坛》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毫无疑问，武汉的反革命行动能同上海一样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软弱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意见相互矛盾。同国民党联盟无疑有利于进步——逐步消灭北洋军阀的势力，同时也就给帝国主义以打击，并为群众运动的发展开辟道路。但由此产生了过多的幻想。对胜利说得过多，对危险的讯号不加重视，对同国民党的联盟依赖过久。认为武汉的政客和军人不会重演蒋介石那样的彻底背叛，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导致上海悲剧的重演。武汉地区的血腥屠杀甚至比蒋介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的叛徒们对群众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东西是如此痛恨、要给“下等人”一个教训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他们竟在街上把数以百计的人力车夫滥行枪杀，仅仅因为在革命中他们胆敢成立了一个工会。国短头发的姑娘被抓起来杀掉，“罪证”只有一条：留短头发最初是由革命的妇女兴起来的，但谁知道谁是带头的、谁是随从的，干脆都杀掉最保险！文森特·希恩写了这样一件使人毛骨悚然的真人真事。他认识的一个受过教育、有理想的姑娘就是这样被杀的妇女之一，她被开膛破肚，把肠子绕到她身上，然后让她死去。　　（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的记述，在6月底，“当国民党同共产党分裂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的时候，宋庆龄显然决定要去莫斯科。”她写道，就在这个时候，鲍罗廷建议她去教宋庆龄俄文，这是宋曾要求过的。但她没有来得及开始上课，因为两周时间内他们都离开了武汉。　　去苏联的事可能是鲍罗廷向宋庆龄建议的，也可能是宋请鲍安排的。在早些时候，她曾解释道，这是因为孙中山过云曾想去访问苏联。（据另外的材料，有一段时期，孙中山看到他有被逐出广州的可能，曾考虑了几个去向，后来选定苏联。）　　据一位苏联人的回忆录，在宋庆龄方面，她也可能曾在鲍罗廷被迫离华时救过他的命。原苏联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写道，“鲍罗廷从武汉上了牯岭（庐山主峰），宋子文来看他，建议他从上海走。宋庆龄劝他绝不要听宋子文的话，从而救了他。”①鲍罗廷后来是走的陆路，取道洛阳，最后经蒙古返回苏联。就在他离开武汉的当天——7月16日——晚上，他的寓所和宋庆龄的寓所被军队闯入搜索。　　①《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于汉口），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7页。　　章克曾同鲍罗廷等人一道进行这次通过戈壁沙漠的汽车长途旅行。他记述了鲍罗廷在途中的一次很有意义的谈话。有一天，在休息时因为蚊子太多无法睡觉，又无事可做，只有聊天。鲍罗廷认为自己在中国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相信蒋介石。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看起来是这样听话、这样顺从、这样谦虚！”①　　①切列潘诺夫著书，第590页。　　人们真该提防那些貌似恭顺的家伙！　　在这里，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鲍罗廷的话倒是很有趣的。约10年后，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鲍罗廷的立场前后不一、有时还表现出软弱。①　　①1988年秋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斯诺问毛泽东，他认为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南京为首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当然，矛盾在于：一方面要求保持所有上层的联合，因为没有这样的联合就不可能进行北伐，而北伐又为群众运动开辟了场地，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护和发展城乡劳动人民的运动，因为这是革命的基础，而劳动人民的福利和进步又是革命的目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能解决，除非被压迫的贫苦大众以及代表他们的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条件在当时还不具备。由此看来，当时革命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没有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展这样的武装力量。　　必须想到，那个“鲍罗廷”当然不仅仅是鲍罗廷本人，他还代表他的上级。而他的影响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顾问”，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也不可能有足够了解——不能要求他任何时候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发展迅速——从1924年的约500人发展到1927年的50，000人——它终究只有六年历史，很不成熟。　　所以，很难论辩说，如果不犯错误，革命在1925—1927年就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当然，使革命力量有更大发展、使更多的革命成果得以保持而革命的损失则大大减少，这是能够做得到的。　　后来，毛泽东这样总结道：　　“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1924年至1925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1926年至1927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接着，毛泽东以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写下了以下的名言：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①　　①埃德加·斯诺着《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8页。　　宋庆龄就是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个。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她虽然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在一起的。她将在她所担负的那一部分战线上奋力战斗。在将要来临的黑暗的日子里，许多人将注视着她所屹立的地方，从而汲取新的勇气。章（参看注15）。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武汉政府1927年7月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经过同鲍罗廷、陈友仁和邓演达商量，决定去莫斯科。　　这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出逃”。她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她的亲属早就这样劝过她。如果出国，她也可以选择某个西方国家，宋家的人会非常乐意负担她的全部费用。　　相反，她却选择了苏联。这是有意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国民党之名、行背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她作出这一选择的精神决定了她以后的整个人生，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22年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久前在国民党得势的地区以及稍后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都是公开宣布的。但现在在中国，三大政策的谈论只能在地下或者在发生新的革命起义的小块僻远地区进行了。　　苏联已成为唯一的地方，从那里可以大声宣扬三大政策，给那些在溅满鲜血的中国土地上重新组织起来的劫余的革命力量以鼓励和宣传。此外，由于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革命一生的总结，而那些背叛者又自称是孙的继承人，所以使人们看到孙中山的年轻的遗孀和最亲密的伴侣站在捍卫孙中山遗教的队伍前列，将像一道政治上的闪电，使人震动。　　在那些严酷的、充满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这位年轻妇女承受着比武汉时期还不知大多少倍的压力。来自国民党旗帜篡夺者的威胁利诱连续不断。来自亲人们的压力中有她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她的立场。在7月30日合众社记者古尔德再次访问她时，她一举戳穿了南京蒋介石新政府所散布的她可能在这个政府中任职的谣传（同时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她尖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加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①①《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36页。　　8月1日，在江西省会南昌的北伐军部队起来反对南京和武汉的革命叛徒。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核心，包括久战沙场的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为了重申共产党和仍然忠于革命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联盟，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了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郭沫若等左翼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将领张发奎（本来期望他会支持，但未实现）。虽然起义因遭受挫折而失败，但它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历史。（8月1日现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在上海，不少人企图用恫吓或诱骗使宋庆龄宣布不参加南昌的革命委员会。前不久还是武汉国民党领袖的汪精卫也写了一封信——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明显地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同共产党分手。但她统统加以拒绝。　　她签署了8月间由22位国民党中央机构前高层领导人联名发表的声明。签名人中包括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和邓颖超。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孙中山遗教的叛徒”、“投向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　　（一）决定性的行动　　高潮是她在8月22日发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①。她在声明一开始就指出；　　①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63页。　　“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