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是在我们这个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世纪中一位杰出的妇女。她的漫长的一生几乎绵延了整个世纪。她是1893年出生的，到1981年逝世。她同这个世纪里中国和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联系。她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凡是见到过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给予的温暖。她给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无远勿届的，因为它是同时代的脉搏谐和一致的。　　这部通俗性传记的目的是使读者见到她。只要可能，有关她的事迹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来叙述的。来源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她所写的东西，包括数以百计的私人信函。在这些信函中，不少是她写给本书作者的，还有许多是她的其他同事和友人提供的。关于她现存的信件，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尽管数量很多，但远非她的全部通信。她在长期的地下政治活动中养成的习惯，使她对于留下有关她的活动详情的文字纪录十分谨慎。在必要时，她会要求受信人在阅后将信烧掉。保留下来的信件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她的性格和友情，但往往都不直接涉及时事，或者只是附带地提一下。所以，关于重大的事件，有许多只能依据她的正式发表的著作。　　关于较大范围的背景和侧面情况，取材于历史文献、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访谈纪录，还有我自己与宋庆龄在四十多年相交中的回忆。在1938至1941年和1942至1944年这两段时期里，我经常——有时是每天——看到她、同她一道工作。在其他时期——直到她1981年逝世，我们之间的接触不是那么经常。　　宋庆龄在晚年曾多次表示过这一愿望，即在她身后由我来为她写一部传记（我自己从未对她说过这样的意思）。她第一次提出来是在1975年，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很多出版社负责人和作家来同我联系，有的甚至还派代表到这里来找我，劝我让他们来写我的传记……我只信任艾培①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到了1980年，她又提这件事：“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当我向她保证一定不负所托时，她很快又写信说：“我终于可以这样对你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所有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②　　①对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②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三信的日期分别是1975年5月28日、1980年3月15日及同年9月25日。　　尽管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她想到了死，但这几乎是上了年纪的人必然会想到的事。鉴于她长期以来总能战胜病魔并且具有坚强的精神活力，她从未想到——我也从未想到——她的生命的终结会来得这么快。但令人悲痛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并且是在我们共同计划的准备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之前——我们曾共同计’划进行系统的谈话和商量，但往往由于其他一些看来更急迫的、要她处理的事情而被冲掉了。我们以为总还会有充足的时间，实际上却并没有。　　在她离开我们以后这些年里，我竭尽全力工作，以求最好地完成她交给我的光荣责任。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不以为这部传记是最后的或最完备的。但我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询到的材料的范围之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使宋庆龄真实生动地出现在所有读这部书的人的面前。　　现在简述一下我的写作原则。　　读者将会发现，在本书中，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是不出于她的口或笔的。如果是推测或解释——有时有必要这样做——那末就说明是推测或解释。我认为在传记（不论如何通俗或非学术性）和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区别。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形式，但那是一种不同的形式，允许有想像出来的谈话和情节，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些次要的人物，只要他们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就传记而言，除了作为儿童读物的故事书或者因为年代过于渺远而很少或全无原始资料，这样的作法是不容许的。　　我称本书是一部通俗的传记，意思是说，我尽力避免使用学术性的写法和用词，并且避免在每一页上都是满满的注释，影响一般读者的阅读。对那些需要看这样的注释的人，所有的材料来源、参考资料和说明（除了早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外）都在正文之后可以找到。有关她的史实，存在着一些空白点。很多材料已经散失或被毁了。当宋庆龄对我说，她会把她所有记得起来的事情全部提供给我时，我们都不知道给她留下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促了。结果是，本来有些小问题她本人只须花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现在要用几个月的功夫进行研究，才能弄清楚；还有一些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另有一些问题很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了。除少数例外，凡关于她的官方档案或家庭（如宋氏在海外的姊妹兄弟的家庭）收藏的史料，我都未能见到。这增加了我的工作的难度，自然也增多了本书的缺点。在这方面，我还应该提到，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作传记，而七十岁以上显然已不是开始这样做的适当年纪了。　　我希望本书对那些还不认识这位伟大女性的人能有助于增进对她、对她的时代、对她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和理解。我也希望本书能有助于为更多更好的介绍宋庆龄的著作的出现修筑道路——这样的著作是一定会出现的，不仅在我们这一代人、并且在未来的许多代人中间。如果本书对于有人想要抛出一些有关宋庆龄的不负责任的或怀有恶意的东西起一点阻碍的作用，那当然也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过去几年收集材料的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人士给了慷慨的帮助。我衷心地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和人士，但为了不使这篇序言长得过分，我不能在这里—一指名道谢。但在注释中，所有来源都是作了具体说明的。　　我必须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机构有：北京的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和宋庆龄故居；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会，上海市档案馆；广州市文化局；孙中山原籍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纪念馆；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宋庆龄基金会。　　在日本方面，我要衷心感谢宋庆龄日本基金会及该会常务理事和事务局长、长期潜心研究宋庆龄的学者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也是本书日本版的译者）；感谢孙中山的忠实朋友宫崎寅藏和梅屋在吉的后人宫崎艹路艹冬和宫崎千代以及小坂哲郎和小坂珠访子（主和子）他们家庭收藏的有关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信件和其他史料十分丰富，极有帮助。这些珍贵资料历经这个世纪中频仍的战乱而仍被细心地——并且奇迹似地保存下来，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日中两国人民之间忠诚持久的友谊的证明。　　在美国方面，我要衷心感谢已故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并承伯莎·陶布协助），提供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宋庆龄的信件；纽约市立大学思派亚学院A·汤姆·格隆菲尔德教授，主动地从他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寻找和复印很有价值的材料给我；西乔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为我增添了宋庆龄在梅肯市上大学时期的史料；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使我得以了解一些史迪威将军家庭的情况并利用收藏在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史迪威日记。　　在中国，我曾访问过许多人，其中有：已故的廖梦醒，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卫中国同盟的老同事；张彦，他是《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前第一副总编辑，让我分享了他访问宋庆龄母校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成果；傅伍仪和张爱荣，她们也曾由宋庆龄基金会派赴美国访问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已故的章克，告诉我他在1927—1929年同宋庆龄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时的宝贵的回忆（还有中国红十字会的顾锦心，她告诉我关于章克的一些事）。另外就恕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使我在任职该社期间能有许多时间用于写作本书；新世界出版社的陈休征接受了出版本书英文版的任务并耐心地等待它的完成，该社的林黎明和其他同志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同我一起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以上我只举出了一部分机构和人士，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对其他不及列名的机构和人士的感激之情会比对他们稍逊。　　在写作本书的十年中，在我自己的家人中，我得到了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我们共同生活了40年，她和我一样也在宋庆龄手下工作过）以及现在的妻子、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的老同事黄浣碧的耐心合作和毫无保留的支援。　　不论是哪一种文版，我都要为本书的中文译者、我的老同事沈苏儒和日文译者、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久保田博子夫人致特别的谢意，因为他们两位“超越了本职工作的范围”，订正本书英文原稿上的若干讹误，提出改进的建议，从而在总体上为本书所取得的一些优点作出了贡献。　　至于本书存在的缺点，那完全是我的责任。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　　在这篇序言里，凡在总序中已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特别指出几点。　　这本传记，同已经出版的中文宋庆龄传记比起来，更多地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所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这些作品不仅有文章（它们多数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论最初是用什么文字写的），还有几百封信件，有写给外国人的，有时也有写给中国人的，如廖梦醒及其他人。我还利用了许多——可能多于中国读者过去已知的——外国人的著作，这些人在宋庆龄一生中不同的时期认识她或观察过她。　　这不只是简单地一个文字不同的问题，而是为了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描绘出宋庆龄和她的时代的图象。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　　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使她既无民族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是爱慕所有外国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所有中国的东西，对一切外国东西都不屑一顾。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国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国昌盛并为此而奋斗。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劳动大众。　　她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关头坚定不移，在胜利中同庆共乐，但始终意识到前面的道路漫长。长期的经验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坚信中国——世界也一样——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取得进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不是空洞议论，而是她几十年来历经风雨用行动所显示的事实。　　正如她在一切经验中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一样，她对知识所赋予的价值也是从不动摇的。她深信，未来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进的知识来铸造的。　　她是为妇女充分参与共同事业的权利和职责而奋斗不已的战士。　　她最深切的爱和关怀在于儿童，为了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为了他（她）们的教育，使他（她）们成为来之不易的进步的自觉继承人和未来的充满信心的建设者。　　谈到现代化，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而且我敢说，在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无数代人中，她仍将被认为是这样。　　这些就是我想要告诉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中国读者——去认识和了解宋庆龄的理由。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第一章　青年时代：美国，1907—1913年　　在本书所选用的照片中，有一张中国姑娘的大学毕业照，面容坚毅、眼神深邃。她就是1913年获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学士学位的宋庆龄。后来，她成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和助手。1949年，作为另一场更深刻的革命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本世纪末叶，她在快到90岁时，以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与世长辞。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宋庆龄怎么会去美国并且进了威斯里安学院？她怎么会带信给孙中山——她未来的丈夫？形成她早期思想的根源——在家庭和其他影响中以及在她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回应中——又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既有神话、也有事实。幸运的是，现在已能得到更多的事实。追溯她的家世和她的早期发展，不但在这些问题上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并且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古代和近代、国内和国际——的“变化轨迹”，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也可能从中得到启发。　　我们可以从她的父亲宋耀如（又名嘉树）——外国人熟悉他的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说起。虽然在庆龄成长的时候，他已经是富裕的城里人了，他出生的家庭却是一个贫穷劳苦的农民家庭——农村的贫穷劳苦在旧中国是到处可见的事情。后来他在年轻时去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由此发迹，成了一个霍雷肖·阿尔杰①笔下那种白手起家的人，这在中国是新鲜事。　　①巴雷肖·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写了许多描述穷孩子凭着诚实、乐观、艰苦工作和运气由穷变富的故事，在一代人中极有影响。——译者　　确实，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中国和美国两种潮流的独特的混合物。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却又崇拜美利坚共和国据以建立的那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这两股思潮既给他注入希望，又使他为失望所打击——在两方面都是如此。一方面，对于落后的旧中国来说，他成了一个热烈的主张现代化的人。因为反对陈腐的君主制度，他成了一个共和主义者、革命者。另一方面，由于反对西方（包括美国在内）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优越感，他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每个领域都赢得完全的平等——而且无疑地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把子女送去美国受教育（他自己也因为受了美国的教育才得以发展），是要他们学成后回国为国家作贡献。　　他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牛路园村——一个贫困偏僻的小村子。文昌县不算是最穷的县，有三件事物是出了名的，一是茂盛的椰子林，二是去东南亚谋生的人多，三是已有六百年历史的、从附近的清澜港用木船进行的贸易。稍晚一点，文昌又种植起胡椒、咖啡、橡胶和其他亚热带作物来。但在县里，牛路园是贫瘠的、穷苦不堪的一隅。　　宋耀如的生年从前都作1866年，现在经过新的查证，确定为1861年。他本姓“韩”，改姓“宋”是以后的事。这一点早就为人所知，但不常被人提起。①　　①在詹姆斯·伯克所着《我的父亲在中国》一书（英文）就曾提到这一点。主人公美国传教士步惠康（威廉·伯克）是宋耀如的终生好友。作者引用了1881年宋耀如给他在海南的父亲的一封英文信（他那时显然还不会写中文），信末的签名是Hann Cardson（韩教准）。作者还认为宋霭龄所作的关于她家姓氏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宋霭龄说，她家本姓是宋，她父亲曾被一个姓韩的亲戚收养。作者指出，如果韩某是他的养父，自己没有子女，那末为什么家用如只给他的养父、而不给他的亲生父亲写信，又为什么他会在信里提到“兄弟姊妹们”呢？　　（一）祖籍海南　　文昌韩氏家族据谱系记载是1197年从原住地河南安阳因避战乱南迁的。宋代（960—1279年）因女真族的金朝和蒙古族的元朝在北方兴起，所以北方的汉族南迁者很多。在中国，历史的记忆是如此执着，在事隔八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南迁汉族的子孙仍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生活俭朴、善于开拓。这种性格是环境造成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南迁后往往只能定居在比较贫瘠的地区（最好的地区早已有本地原住民居住了），世世代代还要忍受本地原住民的歧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从古至今经常积极参加农民起义。　　这个家族的谱系能够追溯到二十四代之前（17世纪以后的祖宗神主或墓碑现在保存完好），不是由于它近世变得有钱有势，而是由于它的祖辈曾在宋末做过县官，所以载入县志（中国的地方志都是精心保存和抄录的）。到了19世纪，这个家族的成员都变成贫苦农民了，这从宋庆龄父亲出生的那座老屋的颓破可以看出。　　她祖父韩鸿翼只有一小块能种四斗种子的砂土地（本书作者最近去看了这块地，土质仍旧很差）。文昌县有大片大片的椰子林，俗话说，中国的椰子一半在海南，海南的椰子一半在文昌，但在这片地上连椰子树也不长。韩鸿翼不得不做些副业来增加一点收入，维持一家生计。他常常为那些境况稍好的农户送椰子，用扁担挑着，沿羊肠小道走几公里路，运到海边，有时还用船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他还编织棕绳出售，也烧过砖。①　　①这里及以后引用的关于在当地的史料来自文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1985—1986年所作的调查研究报告。以往探讨宋家姓氏问题的国外资料还有西格雷夫着的《宋家王朝》一书。　　他家这所老屋几十年来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确实，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这个穷村已经抛荒。今天，这所老屋经过细心修葺，看起来好多了，也许比它新盖时还要强些。但宅基仍是原来的，房屋设计也都按原样：在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里，两边各有一排三间（每间约10平方米）。其中一排原来是韩鸿翼（庆龄的祖父）一房住的，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庆龄的父亲）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另外一排属于庆龄的叔祖父。1988年，本书作者在这所翻修过的老屋里访问了庆龄的叔伯兄弟韩裕丰。裕丰当年也是在这所老屋里出生的，现在就担任着这宋氏旧居的保管员。　　韩裕丰精瘦结实，仍然是个农民的样子，识字也不多，虽已87岁，却身体硬朗，头脑清楚。他是庆龄父辈那种类型人的活代表。他又是一个实例，说明中国现代历史在他们身上与在他们那些著名的亲属身上产生的作用何等不同。　　韩裕丰年轻时去过马来西亚，在橡胶园干活。他生了13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韩清源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人作战，后来又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1948年阵亡。韩裕丰自己为游击队做过一些后勤工作，被遣返中国，她的妻子和另外7个孩子跟着回来。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文昌教书，一个女儿原来是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刚调到县的宋庆龄基金会任秘书。其他的子女都是农民或家庭妇女。　　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一度流行的说法——即：宋庆龄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她对祖籍不感兴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时，听到海南农民击退一队试图登陆的日军，曾兴奋地写信给一个友人说，“海南岛（我的故乡）的农妇们……从地头奔回家里……丢下工具……同男人们一起用老式的来福枪成功地把入侵者赶走”。她接着写道，“我多么为我家乡的姊妹们感到骄傲！希望一旦情势许可我就回去看看”。　　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在她为美国刊物《亚细亚》1942年7月号写的一篇大文章里又提到了它：　　“妇女们不但劳动而且作战。我自己就知道一个例子。海南岛一个村里的妇女，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规模登陆。他们只有农具可以用来作战。许多人被杀死，但是敌人的部队却不得不退回船上去。”①　　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收入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第137页。　　多年以后，在1959年，当海南收获第一批咖啡时，她送了一包给一个友人作为礼物，并热心地写明是“从我的海南岛来的咖啡”（在“海南”下面还划了一条着重线）。①中国大陆解放前后，她曾同家乡亲属通过信。1955年，文昌县发生旱灾，她亲自捐款救济。更早一些时候，当孙中山在1919年把她家乡附近的清澜列为计划扩建的港口之一②时，她一定也是很高兴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　　①1959年6月26日致本书作者已故前妻邱茉莉的信。　　②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最后，在她逝世后，她祖居村庄所在的乡被恰当地改名为“庆龄乡”，以示崇敬。由祖籍文昌的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等处人数很多）和华侨捐资兴建了一所中学，以培育这个乡的孩子——这所中学也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乡及附近地区正在建设成一个旅游区。文昌县的宋庆龄纪念馆已于1987年开放，正在筹办一所宋庆龄大学。　　（二）父亲宋耀如：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道路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个世纪之前。正是这个缺地农民韩鸿翼的儿子教准成了庆龄的父亲，以及名闻中外的“宋氏家族”的始祖。他生于19世纪60年代，他的生活道路是由中国（特别是南方各省）当时所处的困境所决定的。中国在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但割让领土，还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筹莫展，任其宰割。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及运输工人是中国的基层人民，他们早就饱受封建地租和苛捐杂税的压榨，现在又加上新的横征暴敛，因为侵略者迫使中国偿付巨额赔款（中国要出钱让外国人打败自己！）。洋货和洋船毫无限制地涌入中国，又使成千上万的手工工人和船工失业。如果不打碎本国的和外国的锁链，中国既不能保持它的旧秩序，也不能建立新秩序——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必然造成爆炸性的后果。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一次人民自求解放的强大运动。在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他们这时已沦为外国的工具）的联合武装镇压下，太平天国被淹没在血泊中，牺牲的人数超过19世纪世界上任何一次武装冲突——比欧洲拿破仑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　　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使中国越来越受到外国势力的主宰，并且加速了——特别是在南方各省——在国内无以为生的贫苦人民到海外谋生的浪潮。在这些人中间就有宋庆龄的父亲。在9岁时（那时还姓韩），他和一个哥哥去投靠在爪哇（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一个大岛）的一个亲戚，在那里当学徒。不久，他被另一个亲戚领养——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这个亲戚是他的一个堂舅（婶母的弟弟），自己没有子息，姓宋，所以宋庆龄的父亲后来也改姓宋。这位养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旧译麻省）波士顿市开一家出售丝绸茶叶的铺子，是最早在新英格兰①定居的中国人之一。　　①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缅因、新罕布什尔、凡蒙特、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的总称。——译者　　这是根据文昌县的文史资料所作出的叙述，后面还会提到，另外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当时还是个少年——从爪哇到波士顿是乘汽船还是乘帆船，现在弄不清楚，但他的航程经过了波涛汹涌的合恩角（智利南端），并且他乘的船看来远远偏离了航线，因为据说他在几十年之后曾经学着他在一处叫不出名字的海岸上看到过的企鹅走路的滑稽样子，逗孩子们乐。也许他是第一个见到过南极洲的中国人。从亚热带的海南老家到这里可真是一段遥远的距离。　　19世纪末期的波士顿和海甫老家在文化、社会和心理上的距离那就更为遥远了。这位开铺子的养父想方设法要把这个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拴在铺子里。但这个年轻人已经见过世面，活泼好动，新环境的吸引力胜过了家庭关系的温暖和语言相通的便利。　　虽然他的移民路线同绝大多数横渡太平洋以劳动谋生的华侨一样，但他很快碰到了另一股中国人出国的新潮流——清朝政府派遣一些书香人家的子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方法。有两个这样的年轻留学生经常到波士顿他养父开的铺子里来买东西，一个是牛尚周、另一个是温秉忠。他们是由容闳（1828—1912）推动的、在1871年首批抵美的留学生中的两个。容闳是孙中山的同乡，可能是第一个受到完整的外国教育的中国人（耶鲁大学、1854级）。有意思的是，他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却是同情的。①　　①关于容闳的情况根据阿瑟·威廉·赫梅尔编《清代中国名人录》（英文），第402——405页。　　年轻的宋耀如同牛、温两人交谈后，一心想离开店铺去上学。他的养父不同意，他就偷偷溜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缉私船“艾伯特·加勒廷”号。　　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是祖籍挪威的美国人、虔诚的基督徒、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老兵。他对这个抱着热切心情的孩子觉得喜欢，不但不把他送交警察，还让他在船上当一名工役，同时想使他信奉基督。他在船上当差的证据是一位研究者1949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档案中发现的。档案里有一个叫Charles Sun的人，作家戈登·西格雷夫①猜想，这是美国人听广东话“教准”两字发音（Chiao Sun）而误记下来的。前面曾经提到，关于宋庆龄父亲的早年经历有另外两种说法，这是其中之一。按照另一种出现得更早并广泛流传的说法，他被“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船长查尔斯·琼斯所收留和照顾，所以取了“查尔斯·琼斯·宋”这个英文名字来纪念他的这个恩人。由于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档案中的新发现，这种说法看来已被否定。①图特洛特着《查理·宋和美国海岸警卫队》（英文），原载美国《海军学院学报》第75卷（1949年2月）。在《共和中国人名词典》（第3卷）（英文）及斯特林·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均曾引用。　　过了一段时间，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威尔明顿服务。这里，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由于他的保护人的传道热诚而受了洗礼。时间是1880年11月7日，地点是第五街的卫理公会教堂①，他被命名为“查理·琼斯·宋”。那末，“琼斯”这个中名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在历史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名叫“查理·琼斯”的船长，看来只能接受另一种解释：在洗礼纪录上必须有“教名·中名·姓”这样一个完整的名字，所以“琼斯”这个中名纯粹是当场临时想出来的。　　①这个教堂原名“南方卫理公会”，现称“第五街联合教堂”，已不在原址，但仍使用原有的洗礼盘。1942年，那里有一座后建的房子被捐献为“查理·琼斯·宋教育楼”，基石上刻有“1921年立”字样，但不能确定是早先所刻，还是建房的年份。　　这位新的教徒从此以后就被朋友们以“查理”相称。他在城里找到一个印刷厂的工作，但为时很短。（以后他在上海转业经商首先开的就是一家印刷厂，这是后话。）此时，在北卡罗来纳，他的目的是上学。不久，他进了威尔明顿的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神学——作出这一选择是为了便于他新结识的教友们为这个中国信徒找到保护人。　　他的保护人之一是朱利安·卡尔“将军”（这个军衔不是因战功得来而是荣誉称号，美国南方有这样一种传统习惯）。一他在不同时期曾是纺织业和烟草业的巨子（名牌烟斗菸“达勒姆公牛”的生产者），又是杜克大学的经济赞助人。卡尔把这个讨人喜欢的中国青年带到家里来同他们夫妇同住（查理很快就称他“卡尔父亲”）。　　老人后来同他一直保持着友谊，不但资助他在上海的生意，而且据说还资助他的某些革命活动。　　1882年，宋耀如转学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1885年毕业。他靠做工念完大学，有时编织吊床出售，这种手艺是他在船上学会的。在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事情，出身高贵的中国留学生是不会做、也不想去做的。他没有这种阶级观念。他从小种过田，当过学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双手，并且也喜欢劳动。　　在精神上，这个壮实的客家人已在抛弃中国农民的某些封建的恐惧心理。在美国大学里流行老生欺侮和戏弄新生的做法，有时用的手段相当残酷。有一次，几个老生在万圣节前夕①想吓唬这个新来的“异教徒”——这里面除欺侮新生外还带有一些“白人至上”的思想——乘他晚间回来之前，在他房里挂了一些鬼怪形状的灯。他回房时猛一看到这些眼睛和嘴巴都喷火的鬼怪确实吓得全身发毛，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举起双拳向这些“妖魔”打去，发现只不过是一些用南瓜皮做的东西，就笑着走开了。等在那里看笑话的老生们先是感到失望，后来转而对他尊敬起来。以后，这成了宋耀如最喜欢讲给子女们听的故事之一，并通过这个故事使他们懂得永远不要屈从于想象中的恐慌心理。虽然他对新的宗教信仰是虔诚的，但他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的人。　　①万圣节前夕指10月31日夜晚。万圣节（又作“诸圣日”）本为基督教节日，现成为青少年儿童纵情玩闹、以恶作剧或化装素要礼物的时节。——译者　　这样，到了19世纪80年代。他的个性和观点日趋复杂，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他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穷困的中国移民，但他突破了他们的模式，去寻求并获得了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不论是比年岁大的农民出身的移民或者是比高贵出身的新式留学生，他有一点是胜过他们的，那就是他完全置身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威尔明顿或在纳什维尔，他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交往。　　（三）民族尊严和西方教养的矛盾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走上了在19世纪的美国最能依靠自己创业的那些人的奋斗道路。但在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差别，那就是在他自己意识中或在别人看来，他仍然是中国人。　　这些矛盾在1886年（毕业的第二年）他回国的问题上急剧地表面化了。在大学里，同学们都喜欢他。有一个美国同学回忆道，“他脑子灵，力求准确而流利地使用英语，通常充满机智和幽默，脾气也好”。但一位虔诚的教授却找出了他的毛病：“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任何认真的兴趣。”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头头脑脑们对他的兴趣所在正是要他作为一个宗教上的改宗者去向其他的中国人传道。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他同时负责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的教会工作——坚持要把他尽快地送到上海去传教。　　宋耀如自己在他的保护人卡尔的支持下却有另外的想法。他想继续去学医，然后作为一名教会医生回国。但马克谛耶不需要他作医生，也不愿意他过多地受教育或过多地美国化。他对上海的教会作了透彻的指示：“在他到中国人中去努力工作之前，不要把他身上那种‘中国佬’的味道都磨干净。”他还写道，不要让来去当教师（虽然这是早先答应过的），而是让宋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定期巡回传教士，“没有轿子就走着去”。他又进一步坚持只付给宋一个当地雇佣的中国人的工资，比一个只念过中国书的人还不如，虽然宋有一个美国大学的学位而且是从美国派下去的。马克谛耶带着一种吝啬加偏见的情绪写道，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不把宋惯坏，成为一个“失去了民族性的中国佬，除非得到非份的报酬就不满意、不舒服……”换句话说，来不但应该被置于“中国佬”的地位，并且不许有任何“傲慢”的想法。　　就这样，宋被派出去传教，每月报酬只有15美元，传教的地方是上海郊区农村，那一带的方言他还听不懂。即使他想先回一趟海南去看望十年不见的家属的请求也被专横地拒绝了。①　　①后来有一年夏天他回了一趟海南。一位亲属在事隔数十年后形象地回忆道，当年因气候闷热，他常躺在家中草屋旁边棕榈树下乘凉，用一张芭蕉叶子当扇子。　　但这个年轻人不是马克谛耶主教或当地教会首脑林乐知（艾伦）博士所能轻易驯服的。宋查理在给美国一个朋友的信上写道，他不愿意被人看作“不忠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但他接着写道，“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将打掉目前这位上级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以及他对本地牧师的憎恶态度……他就是那个无视我一切应得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人……”　　宋查理对中国人爱国心和自尊心的维护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对当时正在升级的对在美华人迫害的反应。在以前几十年间，大量华人被运送到太平洋彼岸去修筑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或开矿。现在他们被赶出一切行业，只能开洗衣作坊或种菜出卖；在许多西部城镇，他们被殴打、虐杀。　　1882年，当宋查理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表决时201票赞成，37票反对，另有51人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有来开会。赞成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来自反华的西部各州，也有来自南方各州的（宋在南方念书）。　　事情正好是循环了一圈。1868年，美国还需要中国劳工时，以“行动自由”是“一种人权”为名，迫使清廷取消了往海外移民的禁令（尽管绝大多数华工远涉重洋都是由于外国募工者的强迫或欺骗）。现在，时间只过了16年，最繁重的体力活（如修筑铁路）都已干完了，“行动自由”就被遗忘了，门被关上了（特别是对东方人），而对于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生活变得非常苦痛，他们只能“自愿”离去。　　来在美国期间，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受气的事之外，他自己没有受什么罪。尽管有许多美国人对他友善热诚（这是他会铭记在心的），他对其他华人的悲惨遭遇是不可能视若无睹的。回到自己的国家里，他的感受也没减弱。他回国的那年，即188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反对教会的运动，以报复美国对华人的虐待。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像他们在那时习惯所做的那样，以威胁态度要求中国朝廷进行镇压。1887年，媚外惧外的清廷下令中国人须“与基督教士和睦相处”。宋查理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一个同学步惠廉的儿子詹姆斯·伯克这样写道，“美国教会称赞中国方面‘志愿’实行宗教信仰上的容忍，但美国却仍然让中国居留民去忍受暴徒们的肆虐，且不说用排华法案去羞辱中国”。①由于这些原因，“宋查理”从来没有表示过想再到国外去居住的念头。尽管他决心让他所有子女去美国上大学，他却从不鼓励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在国外定居。相反，当子女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总是想尽办法使他们了解国内的事情，有时写信、有时寄剪报去。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子女们产生对中国伟大过去的崇敬之情，为它当前所受的羞辱和所处的落后状态感到不满，并且相信只要取得进步，中国的未来仍将是伟大的。　　①同注1。　　他肯定是不愿意让他的后代完全变成洋人的——特别是那种挥霍成性的洋人。当他发现在某个子女身上有这样的苗头的时候，曾大发雷霆，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别送你的孩子出国。他们回来就什么都看不上眼了。……‘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要一所大一点的房子？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装修一间现代化的浴室？’听我的话：把孩子留在国内。”①　　①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38页。又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英文），第65页。　　在上海，正如他同教会头头们打交道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他遇到了曾在美国见过但却以另一种更加骇人听闻的形式出现的双重标准。在这里，他没有在美国那末多的外国朋友，而外国人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更难令人容忍——因为这里究竟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虽然他不排外，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加上他渴望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平等地位，使他成为一个中国现代化的促进者。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仍然保留着，但这使他只是越来越紧密地同中国的基督徒联结在一起，而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　　这位年轻中国传教士在上海早年的日子是不容易熬的。他很穷，穿着从国外带回来的洋服，显得“怪模怪样”——而且这些洋服也越穿越破旧了。实际上有些中国人把他当成洋人。一外国人把我作中国人对待，而在这里，中国人却说我是个外国人”。据记载，他对美国老同学步惠廉诉苦时就是这样说的。①他布道时，别人几乎听不懂，因为这里的方言同他的海南话完全不一样。他到一个“上等家庭”去教英文，但因为他的样子同中国传统的硕学大师的形象太不一样，学生们就在背后取笑他。（他当时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后来备受西方政界和学界尊崇的中国学者和外交家胡适博士。）　　①同注1。　　在上海，有一件事情对他的未来起关键作用，那就是他同在波士顿碰到的两位留学生牛尚周和温秉忠保持了友好关系。他们带挈他同城里一些富裕的中国基督徒家庭相识，特别是同倪家（牛、温两人都娶了倪家的姑娘）。这个倪家同当地一个古老而独特的名门望族，即明代著名学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1562一1633年）的后裔联姻。徐光启早在1603年就接受外国耶稣会士的传教，信奉天主教。更重要的是，他是把西方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是第一个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其他西方三角学、水力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著作译成中文的人——多数情况下是同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的。他还独立写出在应用数学方面中西方法比较研究的著作。他还在他的出生地上海市郊徐家汇筹建天文台和气象台。徐家汇天文台后来享有国际声誉，几经扩建后至今仍是中国主要的天文研究中心之一。　　倪家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几乎每一代都有男人当了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改信基督教。倪桂珍的父亲是耶稣会牧师，母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徐光启的后裔，两个姐姐分别嫁给牛尚周和温秉忠。牛、温两人都觉得宋耀如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就为他们的小姨作媒。　　（四）虔诚贤淑的母亲倪桂珍　　倪桂珍信教虔诚，相貌平常，没有缠足——在当时可称是个新女性了。她擅长数学，会弹钢琴，懂一点英文。宋耀如当时很穷困，出身寒微，除了海南的村野上话，连中国普通话也说不好。而倪桂珍则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上海基督徒家庭，是一个有点地位又受过教育的姑娘。为什么牛、温两人觉得这两个男女青年很匹配，这就不清楚了。也许是由于宋的品格，因为除品格之外，他可以说一无所有。也许是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年轻的中国卫理公会教徒够格提亲的到底不太多。也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不多的年轻教徒中，像宋（尽管出身寒微）这样有美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更是寥寥无几了。也可能是因为倪桂珍长相平庸，又是“大脚”，①上海那些老派的家庭不会喜欢要这样的姑娘做媳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但牛、温两人一力主张来做他们的连襟，倪桂珍的父母和她本人都同意了。　　①倪桂珍1931年逝世后宋家为她写的生平事略中说，由于信仰基督教，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相当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但詹姆斯·伯克（见前所引书）则说桂珍曾经缠足，但因此引发高烧，而且她又是第三个女儿，在家中无足轻重，所以后来就不缠了。不管怎样，她的父亲确曾鼓励和帮助她受到比同时代大多数妇女要来得多的教育。　　1887年，宋耀如回到上海不过一年功夫，就同倪桂珍结婚了。宋家一位亲戚还记得倪桂珍，曾对本书作者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在另外一些书籍中，她被形容为“虔诚地信守十戒……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①她还致力于慈善事业。尼姆·威尔斯在倪桂珍去世后不久到达上海，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事。概括起来，她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俭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②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婚姻生活是和美的，先后生育了六个子女，其中三个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还有三个男孩子（子文、子良、子安）。有人说，倪桂珍“教养子女的标准是使他们有文化、靠自己，做有用、有德的人”。她生活中的宗教气氛是很浓厚的，有人引用美龄的话说，她不管做什么事情，她的母亲总要“一直为她祈祷。”③　　①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24—25页。　　②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回忆录。　　③埃尔默·特·克拉克着《中国的蒋家》（英文），第41页。　　宋耀如自己虽然是在城市中长大的，却还多少保留着一点华南农村的生活习惯。他在上海虹口（那时虹口还是郊区农村）建起第一座住宅后，曾在屋旁照海南的老法子种菜。但几年后他在上海法租界盖的另一座房子——庆龄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却是西式的，是仿效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见过的房子盖的。“我们这里的生活和你们那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欧洲式的，甚至连屋中的摆设也是欧洲式的”。庆龄1914年经由日本返回上海后在给一个美国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说，为了向这个朋友保证，如到上海来看她，她家会有一切舒适的条件。“上海确实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在许多方面胜过亚特兰大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①宋家的境况日渐富裕，各种新式的享受也越来越多，当时上海许多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上层家庭都是如此。　　①同注14，第98页。　　但在饮食方面宋查理却不同于许多这样的家庭，这些家庭虽已西化，饮食上还是喜欢中式，而他则已习惯于吃美国饭，而且“妈咪”（这是他对倪桂珍的称呼，原来是对朱利安·卡尔太太的爱称）也很会做。她把做美国饭的窍门和乐趣都传给了庆龄。在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庆龄有时会系上围裙，照着国外朋友寄来的新食谱试制；在北京时她会问来访的外国朋友喜欢吃什么，然后出人意料地自己下厨去做些“家常菜”来款待他们。在她北京的故居书架上至今仍然放着《纽约时报》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食谱以及其他各种风味的食谱，甚至有犹太食谱和在美国被称作“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菜”的食谱。　　在家里，宋查理晚间喜欢给孩子们唱歌，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都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学来的。他是很好的男中音。庆龄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也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她从不在公众面前弹）一面哼着她小时听父亲唱的一些歌曲，作为休息。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同一些新的爱国革命歌曲放在一起的有她父亲留下来的不少歌曲书，其中有《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集》（1907年印制、上有“C．J．Soong，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签名）、《合唱及独唱歌曲集》（福音传教士文拉·桑基作）。其他的歌曲集可能是庆龄和她的姊妹的，各式各样都有，包括“Is It True WhatThey Say About Dixie”（《他们说的关于迪克西的话是真的吗？》）、“Everybody Loves Somebody”（《人人都有所爱的人》）。①　　①这些歌曲集为本书作者所亲见。　　同这些美国事物并存的是中国经典教育，因为宋查理坚持要让孩子们受一点这方面的教育。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就是原来曾为他自己补习中文的那位。　　很明显，他虽然喜欢许多美国的东西，却一点也不想把自己变成马克谛耶主教所希望于他或他的子女们的那种“失去民族性”的中国人。　　但他同时也在子女们身上——如同曾在自己身上做过的那样——培养起他所尊重的并认为为中国所必需的一些美国人的品德，如准时、说话直截了当、工作讲求效率、尊重能力和品格而不是只重关系和等级。庆龄虽然比她这位感情奔放的父亲要安静得多，但她获得了所有这些品德。她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开朗的乐观精神和幽默感。　　庆龄是她母亲最疼爱的女儿。她对母爱的回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珍视和学习母亲的优秀品德——特别是把责任心置于自我之上。虽然庆龄以后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都同她的家庭决裂了，她母亲的照片却终她的一生一直挂在家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留下遗嘱，把她的骨灰葬在宋家墓园里。她同倪家亲戚从未断过联系并一直关心他们。①　　①这一部分材料大多曾与倪家一位亲戚核对，有的是他提供的。他年事已高，但对倪桂珍的记忆犹新。　　宋耀如决心要让女儿们受教育并且还要送她们出国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是罕见的。这是他主张进步的另一实例：他把女儿们作为智力上完全与男子平等的家庭成员来对待。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夫人倪桂珍同他是完全一致的。①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形成的、在历史上出现的宋庆龄、孙中山夫人。　　①尼姆·韦尔斯手稿。　　（五）成为企业家、爱国者和革命者的宋耀如　　说来奇怪的是，宋“查理”同尊贵的上海卫理公会牧师倪家的联姻反而终结了他自己的卫理公会传教生涯。尽管他新夫人的娘家在基督徒社会中有地位，她带来的嫁妆看来并不丰厚。他一个月薪水只有15美元，他多次向教会管理委员会抗议薪水太少，不够养家，但没有结果——那些美国的委员会对于如何恰当地对待一个“土著人”是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的。这种情况使宋查理在1892年改行从商。这是行业上、而不是宗教信仰上的改变。他的第一个企业是一家印刷《圣经》的印刷厂“美华书馆”。后来，虽然又开了一些铺子，他仍到教堂去布道——当然是以世俗志愿人员的身份——并成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之一。　　很可能，正是由于宋耀如有一家印刷厂，才使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派注意到他。孙、宋两人至迟在1894年就已相识，甚至还可能更早一些。很快，宋的印刷厂不光印刷宗教方面的材料，还印刷革命传单。使宋倾向革命的是他的现代化思想和民族主义。在美国，他学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回到上海，他想照这样的方式生活。但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所有中国人的影响，使他成天苦恼不堪。　　在做生意方面，他倒是很顺当。他从印刷厂发展到面粉厂和其他行业，包括出售外国机器。但像有些作者那样把他归入“买办”一类（西格雷夫把他描写成买办的典型）很难说是正确的。中国的“买办”作为外国的代理人或中介入，使外国资本和商品深入中国各地，损害中国自身的独立发展。他们的利益不但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而且同半封建旧中国的传统统治阶层相结合。他们对民族主义是淡漠、甚至反对的，对本国工业的发展一般是不关心的，除非他们自己要用他们的资本来办厂。宋耀如所办的企业更多地是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一类。他输入的是机器，中国自己当时还不能生产，不存在争夺市场的问题，而对装备中国自己的工厂倒是有用处的。后来，他又办起中国人资本的面粉厂。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把他称作“买办”是不合适的。　　确实，他有几个孩子参与了1927年后的蒋介石政府——从政治上说是买办政权。但这是他死后很久的事了。　　紧接着成亲以及反抗外国教会在薪水问题上对他的歧视，宋耀如开始反对清廷。在思想上，这可能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在组织上，像许多别的中国人一样，这看来是由于参加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反满秘密会社。不论怎么样，到1894年，即庆龄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已同孙中山相识并成为知己，还在家中款待他。在以后多年中，孙中山无数次到宋家来，串门、留宿、开会或者隐藏。宋耀如不但在他的圣经印刷厂中印刷革命小册子，还为革命募款及进行其他活动。　　毫无疑问，庆龄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孙中山。据现有的材料，孙中山在1894年和1900年都曾到宋家造访。孙中山很爱孩子，从来不会不理他们。当庆龄还很小时，他可能逗她玩过；她上小学时，他也可能同她谈过话。那时，她不见得知道孙中山同她父亲正在进行冒险的革命事业，但她确实对这位受到尊敬——又备受苦难的——领袖人物和家庭密友，产生了敬慕之心。　　在中国人中间有一个常听到的传说，说庆龄在13岁时（即1905年）第一次同孙中山谈话。据说孙中山对她说，“我们只有学到各种各样知识，才能救国”。她说，她要为他的同一目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奋斗。孙回答说，“庆龄，好极了！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将十分感激你”。庆龄在那个时候已知道孙是宋家至交并把他看作英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这样的谈话，如同关于伟大人物的故事一样，常常添校加叶，成了传奇。武昌起义时，庆龄仍在国外。在第一章所引用的她当时在威斯里安学院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她热烈地沉歌这次起义。1911年圣诞节孙中山回国抵达上海，宋耀如和霭龄（她已在早些时候学成归国）立即同他取得联系，并陪同他在举国欢腾中到南京去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是在南京，宋耀如得到了一面新的国旗并寄给在美国的女儿庆龄。（第一章中已经记述了庆龄如何兴高采烈地把这面新国旗挂在宿舍墙上、把黄龙旗踩在脚下。）　　在上引威斯里安校刊文章中，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到孙中山？这似乎有点费解。但她不提她家同孙中山的关系是符合她的谦虚品格的。她从来不是那种喜欢以随意、亲密的口吻谈到显贵人物藉以抬高自己身价的人。　　这部传记是宋庆龄的传记，不只是将要成为伟大的孙中山的夫人及遗嘱的一位女性的传记。当然，她后来的道路和业绩同孙中山的影响及精神遗产是分不开的，但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她自己的倾向和发展。　　（六）宋庆龄的童年和少女时代　　当庆龄还是一个上海的中学生时，在她身上已明显表现出那种先人后己的赤诚，以及不满足于事物的表面而要寻根究底的兴趣。宋美龄回忆说，每星期三晚上，马克谛耶学校都要请一些校外著名人士来校主持宗教讨论会。“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一次星期三晚上的讨论会结束后，她〔美龄］愤怒地要求庆龄回答，“难道你不忠实信仰？”①当时庆龄是否真正信基督教或有什么别的信仰，年代久远，难以查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便什么事情，如果要她相信，她总是要问为什么的——这是她始终保持的一个特色。　　①同注14，第46页。　　一位更早的观察者谈到庆龄还只6、7岁的时候在美国教会学校浙江湖群女校每周三次上福音课时的反应。（她像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在上马克谛耶女校[即“中西女中”]之前先上这个学校。）①她经常安静地注意听，然后把听来的圣经故事转述给同学们听，有时加上自己的意见。关于“饼和鱼的奇迹”②，她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要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为别人而活。如果这段回忆可靠，那末庆龄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基督教义中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其某些记载存在怀疑。　　①江苏常熟的张梅蕾写信说，她是从她的母亲程兢强（与宋庆龄上过同一个幼儿园）那里听说的。　　②《圣经·新的全书·马太福音》第14、15章记述了耶稣把所剩的几个饼、几条鱼向天祝福后分给跟随他的几千人吃的故事。——译者　　据报道，庆龄很早就极端厌恶的事情之一是虚伪。多年以后，她曾对一个朋友说，她宁肯要霭龄的坦率而不喜欢美龄的做作——霭龄从不掩饰她对财富的追求，而美龄尽管庸俗又有野心，却偏要装得道貌岸然。①　　①这位朋友S.A.告诉本书作者。　　总的说来，美龄使庆龄感到极度失望。霭龄1904年去美之后，她们就成了一对分不开的游戏伙伴。那时她家住在上海虹口一座自建的花园洋房里，有围墙环绕。庆龄虽是姐姐、又比较沉静，但她同妹妹常常不顾父母的禁止，偷偷溜出园门到乡间旷野去玩一会儿。在美国期间，霭龄毕业回国后，庆龄负责照看小妹，有三年时间实际上担起了父母的职责，而美龄也爱她的二姐。在以后十多年时间里，她们之间没有显示出任何裂痕——相反，她们既是同胞姐妹、又是知心朋友。1915年，庆龄打算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结婚。她写信去希望得到同情和理解的是还在美国上大学的美龄。有一种说法认为，年轻的美龄是这个家庭里唯一赞成这桩婚事的成员。①　　①本段部分取材于一篇中文文章《庆龄和美龄》，见《演讲与社交》，北京，1986年第3期。又参见曹云霞着《宋庆龄与宋美龄》，香港《镜报》，1981年第4期。　　后来，紧接着蒋介石在1927年对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之后，美龄同蒋结了婚，并使蒋煞有介事地（在政治上也很有利地）信奉基督。这桩婚事使庆龄心中充满憎恶。“如果他是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庆龄后来曾这样说。　　就这样，从这段较晚的时候起，通过她们作为两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反应，庆龄对美龄逐渐形成一种不以为然的看法。这本来是原则性的分歧，但作为一个曾挚爱过这个小妹妹的姐姐，她在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损害，使这种反感更·趋强烈。　　据庆龄那位儿时在湖群学校的同学说，庆龄性格中另一在幼时就显露的特点是，她好像从不慌张着忙，情绪总是很稳定的。只有在丢失什么东西或把什么东西弄脏时，她才会有点手忙脚乱，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她的心很软，有一次看见厨师宰鸭，她就跑开并且哭起来了——从此她在这个学校里就再也不吃鸭子。　　还有一点，就是她的专心好学。据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镇图书馆前馆长路易丝·穆尔回忆，庆龄在这里上第一所美国学校时，她总来借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人才看的书”，并且贪婪地读着。在威斯里安学院，她兴趣的广泛——从文学到历史、哲学——可以从她被任命为院刊编辑一事上充分体现。　　她从早年起就立志为他人服务。她显然曾一度想当医生。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毕业预言”中写道：“我很快就得去中华民国，并把我自己置于医学专家宋庆龄的看护之下。”她对医学的兴趣后来因为嫁给孙中山——他是一位医学博士——而更增加，并保持终生。倒是在给霭龄的“毕业预言”中有同学曾说她会在官场中跻身高位。　　大学女生总是充满浪漫的幻想的，庆龄有没有呢？同年毕业的友人玛丽·斯塔尔回忆道，“她常给在哈佛的一个男孩子写信——你要是知道我帮她写了多少信一定会吃惊。她一接到那个男孩子的信，就会飞也似地跑进我的寝室，我们一起读信，一起商量怎样回信。”①很显然，庆龄同这个男孩子的关系不会是很密切、很认真的，要不然她不会同这位女同学“共享”情书，而且也没有材料说明她到底见过他没有。　　①玛丽·斯塔尔的话见美国乔治亚州一张报纸上署名约莱恩特·格温的一篇报道，可惜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来自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没有注明报名和日期。报道的第一段引用电讯说，“在乔治亚州受教育的孙逸仙夫人正被推荐为红色中国的主席”，由此可证明这张报纸的出版年份是1949年。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格温采访了斯塔尔小姐和另外三位宋庆龄的老同学，一起回忆往事。　　但她对于女同学们的“罗曼史”、对于男孩子，当然并非毫无兴趣。有一封她在威斯里安上二年级时写给女同学的信为证：　　“你怎么样，还有查理，他见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了吗？有几位客人来过这里，包括罗西纳的追求者在内——你的朋友和崇拜者内夫先生已经走了。你的另一位迫求者保罗·萨顿回家去了。保罗想你想得不得了……好多男孩子要来……”①　　①致詹尼·多尔蒂的信，1909年9月9日。　　另外一段有趣的回忆是最近由美国缅因州的一位老太太提供的。她的已故姨妈少年时有一次在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度假，曾遇到宋氏三姐妹。在一次营火晚会上，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通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至于使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这一表演使大家很感兴趣并留下深刻印象。①　　①美国缅因州达马里斯科达的路易丝·C·博兰夫人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函，此函后又由索尔兹伯里先生友好地转送给本书作者。　　这个故事也说明，庆龄在美国时曾到一些地方旅行过，尽管那时的旅行不像现在这样快速和方便。在另外一些信件中曾谈到她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同学家中度假。她还可能去过其他地方。她出入美国时都曾在西海岸停留。　　有几件事常使人们疑惑不解：　　第一，她在乔治亚州上学，那是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的中心地带。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持什么态度？从她在大学时期的著作以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信件，人们找不到答案。但在回顾中，如同斯诺所记录的她在30年代同他谈话时所说的那样，“不幸的是，她牢记着东方人在美国受歧视、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认为这与外国人耀武扬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国人是一致的……有一回我请她谈谈对访问苏联的感想，她对我说，‘俄国人并不把有色人种看作是劣等民族’。她还说，‘美国人不让黑人儿童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他们却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这也是使孙博士感到俄国比美国更可亲近的原因之一。’”①①《斯诺文集》第一卷《复始之旅》，第108—109页。　　与此相对照的是她妹妹美龄的话。据回忆，美龄曾对大学同学说过，“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一年夏天，美龄在美国北方的一个暑期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叫美龄讲述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谢尔曼将军向奴隶主统治的乔治亚州进军的事迹，美龄答道：“原谅我，我是个南方人，这个议题使我很难过，我可以省去它吗？”①　　①前一引语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270页。后一引语见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70页。　　庆龄的话表明，她同被压迫、受歧视的人——不论是像她一样的亚洲人、还是非洲人——是站在一起的。而美龄则把她自己看成是高等白人，她作为中国人的感情，不但同庆龄不能比，连霭龄也不如。霭龄1904年在美国旧金山入境时，曾受到过太平洋沿岸美国移民局官员专门对付新到的中国人的粗暴的种族污辱，差一点被关进臭名昭著的天使岛上的拘留所。后来，有一次有人对她说，她看上去同一个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差别。这本来是一句奉承的话。但她马上十分干脆地回答道，她是一个中国公民。当她被引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她理直气壮地问道，照她入境时所受到的待遇，“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呢？”①美龄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她到美国时年纪太小（才8岁），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但反应的不同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①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07—108页。　　关于庆龄留美时期情况的第二个疑问是，她是否知道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的斗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　　1912年是庆龄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年，那时她对社会问题已显示出兴趣。就在那一年的美国选举中，社会主义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一百万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宪法规定男子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名无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册，在1912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每3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发生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罢工。宋庆龄对这些事情有没有反应或有什么反应，在已知的资料中都没有涉及。也可能她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因为她生活和读书是在南部，而进步浪潮最高涨的地方是在北部和西部。　　但是，作为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至少在读过的书中会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以想像的笔法，从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作者深信这样的时候终将来到）回顾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它是何等的不合理和不文明。这部小说当时风行全国。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也广泛流传，这两人都是社会主义者。①我们确实知道，庆龄不久成为孙中山夫人之后，每天工余常念英文小说给孙中山听，辛克莱就是所念小说的作家之一。②　　①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杰克·伦敦（1876-1916），均为美国作家。——译者　　②据70年代宋庆龄同她当时的秘书张珏的谈话。　　另外，在人们心中还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庆龄（和美龄）在去威斯里安学院之前曾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波特温夫妇创办的一所学校念书，据说这家的丈夫原来的姓是“波特洛温”——这是一个俄国姓。①他是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来的俄国革命者之一？（当时美国公众所厌恶的是沙皇制度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如果是，庆龄有没有通过这一渠道吸收了俄国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作为她从美国革命传统中所汲取的、以及来自像她父亲和孙中山这样的中国现代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的补充？考虑到以后的历史发展使她同苏联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会想弄清楚这一点。但这里又是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　　①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称波特温一家是“白俄”，这在时代上弄错了，因为“赤”“白”之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而庆龄、美龄上这所学校是1907年。但本书作者无从证实西格雷夫关于这一家是俄国人的说法。当时这所学校被称为“波特温小姐的学校”，这位小姐的全名是“克拉拉·巴顿·波特温”，没有任何俄国姓名的迹象。　　本书作者曾在日常交谈中听她不止一次谈起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一部既辛辣又充满同情的讽刺小说，描写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他读了很多书，但什么也不做。庆龄开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奥勃洛莫夫。实际上，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谁也赶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温夫妇最早介绍她读了《奥勃洛莫夫》，并且认识到——就像当时进步的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奥勃洛莫夫主义”是一种必须避免的祸害。　　她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有什么反应呢？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龄，而这两个事件当时在有思想的中国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两年以后，她就在美国遇到了波特温夫妇，如果他们真同俄国有关系的话，那末他们在同她的谈话中一定会提到这两个事件。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领域。　　我们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间接的证据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书中有关于1917年前俄国反对沙皇的叛逆者的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玛利亚·斯比里多诺瓦的传记，老布尔什维克维拉·菲格纳的回忆录，这两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庆龄的兴趣。　　对孙中山和他那些亲密的追随者来说，俄国1905年革命当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之曾有许多报道和评论。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对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其中有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精通多国语言的波兰人尼古拉斯·鲁斯尔博士（本姓苏济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学的医生，一个在个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组织过造反学生的“基辅公社”，被流放到欧洲；后又因参加民粹党人的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居然勇敢地设法越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然后到旧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国倒台至美国兼并前这段短暂的政治真空期内，他曾出任夏威夷参议院院长，其后又到日本和中国。①人们会猜想，宋庆龄是否有可能同这位爱好冒险、会说英语的人物见过面呢。　　①本世纪20年代，当本书作者还是孩子的时候，碰巧遇到过鲁斯尔，那时他已年过七十，在天津行医。据说他年轻时在西欧求学，曾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同他们谈过话。在这样一些偶合中，遥远的历史似乎变得贴近了。　　到此为止，关于青年宋庆龄的背景和所处环境（生活环境及国际环境），已经叙述——有些只是揣测——得够多了，足以使读者对她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　　现在继续往下写她的生平事迹吧。第三章　回国和结婚；1913——1915年宋庆龄1913年自美返国途中，于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在第一章最后曾提到，她带了一封给孙中山的信，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转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亲和姐姐霭龄带她到东京去见孙中山。这时宋耀如正同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一起流亡，并主要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计划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霭龄在当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后来的10天里，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几个小时。这样，她热切地、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些密探的报告清楚地纪录着庆龄她们来访的次数。①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多次流亡日本，有些时候日本政府的态度不错、甚至对他们表示容忍。现在态度变了。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孙中山代表民国政府率领官方的铁路考察代表团访日，还受到公开的欢迎；现在却看不到一丝这样的表示了。他现在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客人、一个正被袁世凯通缉的逃亡者，而东京则正在同袁勾搭，并且很可能把收集到的关于孙中山的情报送给袁。不仅孙中山的活动和计划处于危险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袁世凯的杀手一直在追踪他。　　①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政治部分（1）”、编号MT103，内有1913年9月16至25日的特务监视报告。这些材料是久保田博子夫人发现并在日本印行的。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宋庆龄研究者，曾在日本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慷慨地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本书作者。　　根据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监视报告，宋庆龄又多次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并且在有一次孙患病时帮助看护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情和敬慕。　　孙的处境很不妙。不到两年之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在全世界被称颂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但不到一年功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和篡夺。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在孙一生中，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阴险残暴的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清除革命党人并对其中最能干的人策划进行暗杀，最后图谋复辟称帝。1913年，孙中山为了实现他所一直向往的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败。他既被这个篡权者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它们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现在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命运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其中就有宋庆龄的心。　　1914年初她开始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当时孙为了推倒袁世凯、重建民国，正忙于重新组党。他原来领导的同盟会曾充满希望地、然而是过早地扩充成为一个组织更为松散的议会政党国民党。这已证明是个错误。当面临考验的时候，它的党员有的转向袁的一边，有的被袁的暗杀行动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有的腐化了。孙中山竭尽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坚定分子凝聚成一个更紧密、更有纪律的活动分子集体，这些活动分子他认为应是名实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于孙中山的努力，中华革命党终于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孙被选为总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现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于这个新党的强硬党纲——号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凯并重申忠于革命、生死不渝——而在于孙中山坚持全体党员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他。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支新的队伍在战斗中保持团结，并在遇到挫折或取得胜利后不致分崩离析，就同过去所发生过的那样。有些坚决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张，其中有廖仲恺和何香凝这一对英勇无畏的夫妇。（廖是旧金山出生的华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夫妇成为宋庆龄的终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样久经考验的忠贞同志却反对孙中山这一主张，其中”有历次武装起义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胜利的组织者黄兴。他们也希望孙中山来领导，并且经验证明，孙中山从不为个人争权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胜利。①即使如此，他们不愿宣誓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事业。这使孙中山处于从未有过的孤立境地，尽管在余剩的革命同志中间他保持着无可争议的权威。　　①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辛亥革命后国内来电促请他回去出任总统，他却置若罔闻，因为他觉得他还有更紧急的革命工作要做。（曾于1896年在伦敦营救孙中山脱险的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1851—1926）在他与谢尔登合著的《孙中山和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对此作了亲眼目睹的记述。）同样典型的是他毫不自私地、也是天真地把这个最高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在以后的年代里，宋庆龄曾这样评述，并强调这是孙中山自己后来总结出的结论：“在这时期中，他为了要复活他的政党，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同时也由于不断地重复了主要依靠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建立严格的党的纪律这一错误，因此他的政党缺乏广大的群众基础。”①　　①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孙中山诞生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宋庆龄选集》。　　正是在这样一些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以及个人的急风暴雨式的压力之下，孙中山同这位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美丽而又能干的庆龄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对宋庆龄来说，他象征着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国未来的一切。“对孙中山来说，当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慰藉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一位传记作者夸张地但并非毫无道理地这样说，“在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身上，‘现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①　　①莱昂·沙曼着《孙中山：他的一生及其意义》（英文），第128—129页。　　从1914年9月开始，庆龄开始每天同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担任他的英文秘书。这个职务本来是姐姐霭龄担任的，因为她要同孔祥熙结婚，所以由庆龄接替。关于这一联姻，鉴于以后的发展及它所代表的势力，应该在这里稍作一点介绍。孔祥熙是山西经营当铺和票号（旧式的银行）的富家子弟。他又是孔子的后裔，所以在中国有着最高贵、最古老的“地主—学者—乡绅”三位一体的谱系。他又是一个基督徒、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这使他跻身于中国新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最高层，在东京成为当地中国学生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孙中山的一名追随者——虽然有些含糊不定。这种情况似乎有点怪，但中国社会的上等阶层在那个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递嬗的时代，因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常常产生这样的结果。随着后来的发展，命定要成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杰出典范——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富豪之一。而这对夫妇的升官发财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婚——这是历史的讽刺，因为这桩婚事的性质和意图同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这里我们所注意的不是孔家，而是庆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月里，庆龄接霭龄的班，在孙中山身边开始工作。　　孙中山是一位喜欢同那些忠心耿耿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不论这些人职位高低）交流思想的领袖。他特别喜欢同年轻有为的人交谈。从庆龄一开始来为他工作，他就这样作。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中国的时局和问题发表评论，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把外国报纸念给他听，他们一起讨论世局。多年以后，她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同她谈起法国英勇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①，他在欧洲时曾见过他，非常敬慕。饶勒斯在大战爆发初期勇敢地揭露这次战争违反交战双方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双方的劳动人民都应起来反对。为此，他遇刺牺牲。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13日。　　庆龄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①　　①科妮莉亚·斯宾塞着《宋氏三姐妹）（英文）第151、157页。　　青年的庆龄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后来回忆道，“他是坚硬材料制成的”。）他的不幸遭遇深深感动了她。她沉湎于他所讲述的长期经历、他的政治信条和现持观点，以及他的行为风格。对她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的一个至诚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从孙中山这边来说，他从她那种青年人活泼的朝气中感到振作和轻松，有了新的活力去应付紧迫的公务。她的语言和工作能力以及她的颖悟大大减轻了他的日常工作。（过去他常常要亲自去作英文打字工作，现在他可以依靠她，不只是英文打字，还可起草英文信件和声明。）　　孙中山还引导庆龄掌握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她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他教她对于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她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不是出于对别人的过度不信任，而是因为偶一不慎就会危及整个事业或许多人的性命。这样的谨慎小心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但她没有改变她最基本的性格——开朗、坦率，并且在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条件下，就会表现出来。　　1914年11月，庆龄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从日本警察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在11月29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洛士文·宋发了一封挂号信。”据同一消息来源，她在中国住了近三个月，直到1915年3月17日才回东京小住，孙去接她。这些侦探们报告说，她同他频繁会晤，直到6月21日——看来她在这一天又重返上海。一定是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们讨论了结婚的计划。有人认为，这个意思双方早就有了，她父母第一次带她回上海就是因为他们觉察出了这个苗头。　　廖梦醒（辛西娅·廖）曾经讲过一段她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讲给她听的趣事。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确实向宋庆龄求过婚。他们（还有孙的其他同事胡汉民和戴季陶）一起去日本的一个风景区热海游览。大伙爬登一座小山时，庆龄年轻腿快先到山顶，孙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知道孙的意思，就叫别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庆龄同孙相偕下山，两人都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据许多人的记述，1915年3月，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去争取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他们是在1884年经父母之命结婚的，当时他们都不到二十岁，事先没有见过面。）孙写信告诉她，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打算。卢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①　　①见梅士敏（陈树荣的笔名）着《孙逸仙和卢夫人》，载《澳门日报》（中文），1986年1月13、15、19日。卢慕贞在孙中山生时始终尊敬他，死后又为他服丧。她多年供养孙的姐姐孙妙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把她接到澳门来同住）。她还接济孙家的贫困族亲。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在不断地疏离，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卢有一个方面帮助了孙的革命工作——她解除了孙室家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后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这个威胁确实存在，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应处死。为了避开这一危险，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即使在胜利之中，她在置身于他的政治世界中时，更多地是觉得不舒服而不是快乐。　　1913年，孙中山在短暂的得势之后又戏剧性地跌落下来。这在卢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作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于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忻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元配夫人的同意（有时是作主）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女青年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但据说，她曾表示为了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她不惜作出个人的牺牲。孙坚决不同意让她这样做。　　不管怎样，当朱卓文把卢嘉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离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几个月之后也是这位和田瑞律师草拟了孙宋结婚誓约书并作证。）　　在6月28日，日本外务省的暗探尽职地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庆龄的父亲——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后，他又给同一地址发了一封给庆龄的电报。这封电报她有没有收到是个疑问，因为这时在宋家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她失去了行动自由，她个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离东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孙中山商定，她要去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发现两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给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听他们的话，宣布除了孙中山她谁也不嫁。两老勃然大怒。他们说，孙博士已经有了妻室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纪太大了。他连她的生活需要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对作为一位革命家的孙中山，他们是尊敬的，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女儿去过他那种危险而又困苦的生活。但庆龄不为所动。在折磨人的争执中，她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经过情形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卧室的门已被反锁。她刚才在父母面前强忍住的泪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1915年10月初，孙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庆龄接回日本。朱是孙的同乡，曾在美国住过几年，有个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庆龄儿时的朋友。他们父女两人到了上海，设法同庆龄接上头。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这次出逃后来被编成像《罗米欧与朱丽叶》中“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但庆龄自己从来没有加以证实过。真正的戏剧价值倒不在于经过的细节，而在于这一事实，即：尽管外表柔弱、内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庆龄一旦作出决定，她的意志就如钢铁。这是显示这一品质的无数考验中的第一次。　　孙中山对他的新夫人和过去的夫人都关怀备至。对卢慕贞，他始终是公允和友好地相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有一间纪念他的陈列室，里面至今保存着他在同她离婚后的一年里给她写的六封信。他在信上按中国家庭的习惯称她“科母”（他们的儿子名孙科）、自署“科父”或“德明”（他们婚后所用的旧名）。他提到给她的家用汇款（每月100至200银元）和他的身体状况，并问候她的健康。他要她别想念他，告诉她怎样分配他托她经手的给家乡穷困亲戚和村学的捐款。　　（一）同孙中山的结合　　1915年10月24日，庆龄回到日本。日本密探的报告说，“下午一点半，孙中山乘汽车去东京火车站，一点五十分同宋庆龄和另一位中国女士（可能就是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返回，她们是从上海来的。三人于两点半到达孙的寓所。”第二天他们结婚。“四点半，孙中山同宋庆龄去位于朱囗的和田瑞律师家中赴宴，晚七点半回家。”　　毫无疑问，他们结婚是在1915年10月25日，但结婚誓约书上填的日期是26日，这是因为按照日本风俗，双日对新婚夫妇吉利。有人说他们结婚是在一年之前（即1914年10月），即在孙卢离婚之前，这是没有根据的。庆龄后来写道，“我们的政敌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的时候就结了婚”。她把任何关于他们在婚前就已同居的说法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①　　①1980年9月16日、17日和25日致本书作者的信，在提到有人重复这些指责时这样说。　　结婚誓约书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当局登记。这份结婚誓约书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①它体现了两性平等的精神。双方保证“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缔结婚约后，“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但这一点不可能通过袁世凯政府驻日本的使领馆办到，因为他们正要追踪和捕杀孙中山。　　①影印件及译文载《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　　这桩婚事经公开宣布后，孙中山同宋庆龄总是作为夫妇和同志在一起行动——这种情况当时在中国或者日本都属罕见。　　主持婚礼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就相识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经孙的事先安排，庆龄在婚前就是住在梅屋家的。参加婚礼的是少数几个朋友，其中有廖仲恺一家。廖梦醒那时虽然只有11岁，但日文却已很流利，所以充当了翻译。　　结婚那天，在和田瑞家中签署结婚誓约书后，按日本风俗，喝一种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廖梦醒问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应“等你长大了”就给。15年后，她实践了这个诺言。（当年的女学生这时已成老练的革命者了，不再想到这样的事情，但收到这件礼物时廖梦醒还是非常高兴。）　　廖梦醒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在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①　　①据本书作者多次与廖梦醒的谈话。　　接着在梅屋家中举行招待会。梅屋家是同中国的共和革命有着许多联系的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其他在日本勾留的中国革命家同这个家庭的悠久历史关系的信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并都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由梅屋的孙女小报珠访子和她的丈夫小坂哲榔收藏①。小坂是东京日比谷公园内著名的松本楼餐厅的主人。这家餐厅是几十年前由他的祖辈开办的，同中国的革命历史也有很多关系。孙中山和他的中国追随者常常在这里同宫崎、梅屋和其他赞同他们的事业的日本友人聚会和讨论问题。至今在餐厅的前厅里，仍放着那架庆龄1915年住在梅屋家时曾弹过的黑色立式钢琴，并有标牌载明。钢琴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孙中山同梅屋夫妇1914年的合影，另一张是1913年孙中山和50多位日本支援组织成员在这家餐厅聚会的留影。　　①本书各处引用并注明出处的有关材料都是作者1986年冬在日本时由小坂夫妇慷慨提供的。还要感谢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为整理和研究这些收藏做了许多工作。这些收藏加上宫崎寅藏家的丰富收藏，是一处十分丰富的史料来源。最新出版的《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一书的内容也很丰富，如梅屋资助并购买枪枝供孙中山多次武装起义之用，为孙中山的环球旅行提供费用，他们同菲律宾及其他亚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密切关系，梅屋努力影响日本名人赞助孙中山的事业，资助孙中山在流亡中出版宣传书刊，开创性地拍摄1911年武昌起义的纪录影片（及后来制作关于孙中山的故事片），梅屋在孙中山反袁斗争中帮助组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及飞行队，在20年代初期其他日本人指责孙中山为“布尔什维主义”时梅屋坚决站在孙的一边，梅屋的女儿参加孙中山葬仪，等等。书中还记述了梅屋家人同宋庆龄的长期友谊，在她晚年仍常来看望她。　　婚礼举行之后，宋家老夫妇还作了一次拼命式的努力，想拆散这一婚姻。“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多年以后，宋庆龄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上这样说：“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啊，艾培①，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她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十，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②　　①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②致本书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但是，关于那些宋氏夫妇同孙中山“永远决裂”、宋耀如宣布同庆龄“脱离父女关系”的耸人听闻的说法，①人们可以不予置信。庆龄自己就否认了“脱离父女关系”的说法。宋氏夫妇没过多久就接受了这桩婚姻，这可以从他们后来送给女儿、女婿的礼物得到证明。这些礼物包括至今还保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中的家具，一条绣着百子图、惯常赠给新婚夫妇的被面，一件宋老夫人在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②宋氏老夫妇虽然起初有些恼怒，但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骨气仍然尊敬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爱着他们的女儿。　　①典型的说法是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所写：“宋查理脸色铁青，对庆龄说，他同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说法不幸在斯诺的《复始之旅》一书中又重复了一次。②这件长袍现存北京宋庆龄故居，关于它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见第十八章。　　这件事的全部经历为宋庆龄留下两个长远的影响。一是她深刻体会到人身攻击如何能被用于政治上的目的；二是她对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狭隘心理感到厌恶。她回忆道，那些传教士都是“倒退和保守的，他们因为我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而大怒，跑去找我的父母（他们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想劝他们去把我从日本追回来。而中国的反动分子——我们的政敌则同那些传教士站在一边，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时就结了婚”。①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确实，在宋庆龄长长的一生中，对她个人的含沙射影的攻击被一再用来作为政治武器。她自己也常常这样看。　　另一个后果是，不论是孙中山（一个皈依的基督徒）还是宋庆龄（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从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个教会会员的身份。两人无疑都仍保留着基督教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他们也还有许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传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们同神学分手了。宋庆龄写道，孙中山步入壮年以后，“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合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①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　　尽管在婚前承受许多压力和抱怨，他们的结婚生活证明是轻松愉快的。从她婚后不久写给美国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①，谁能怀疑事情进行得不顺当呢？　　①参见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108页。　　关于婚礼本身，她写道，“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关于婚后生活：“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译。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在另一封信里，她说到唯一有点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开场合和报纸上出现得太多。“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我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中国人同欧洲人不同。他们总是让那些胆小腼腆的人去承受称颂和荣誉，而不是那些值得称颂和接受荣誉的人。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的。我听到一些编造出来的关于我在梅肯的报道，真让我都蒙了。譬如我听说，有人说我在结婚前曾经做过革命党的密探。”①　　①此信是写给在威斯里安的一位姓名不详的友人的，尤妮斯·汤普森在《威斯里安和宋家姑娘》（英文）一文中曾引用，此文载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星期日时报》，1928年3月13日出版。后来在1941年2月出版的《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上所载《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姐妹》一文，其内容基本相同。又，参见同上书，第119—120页。　　这些信说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紧张，后来就适应了——她怕繁文缛节和热闹场面，她喜欢安静地工作，她必须经常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对谣言的敏感，不论这些谣言是恶意的、还是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她总要用真理之外去戳破它，并常带辛辣的讽刺。　　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带点顽皮的幽默感。她给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学的信上说，“我们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样了？她们在做什么——‘等着别人来钓’还是‘等着别人上钩’？”①　　①1913年写的信，参见同上书英文版第76页。　　很久以后，她追记婚后在日本最初几个月的生活道：“我们在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的地图，把开矿和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这些书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学家和作家（如埃利斯①和辛克莱）的著作。”②她提到马克思，这很使人感到兴趣，也可能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同后来孙中山所受到的影响混为一谈了。事实上，他的确很早就有了马克思的著作。本书作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的纪念馆里看到一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者是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尔福特一巴克斯，1913年美国芝加哥查尔斯·克尔公司出版，上面还有东京一家书店的标签，孙中山当时就是从这家书店买来的。他看中这本书可能因为这同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有称帝野心的独裁者袁世凯的斗争有关。马克思这本书写的是另一个窃取革命果实的人，他在1848年爬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位置，然后登上皇帝宝座，成了拿破仑三世，但最后得到的是不光彩的下场。　　①哈夫洛克（亨利）·埃利斯（1859-1939），英国随笔作家、编辑、医师，又以女权及性教育提倡者而知名。——译者　　②见上海《社会科学报》（1986年9月24日）上发表的张珏的文章。　　宋庆龄在她那篇回忆中把她初期的结婚生活说成是她当“弟子”的时期，在另外一些地方她说自己那时是“当学徒”。她终生都是把丈夫看成导师的。　　但这段时期总的说来是一段家居生活和潜心读书的时期。十分简短地回顾一下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可以证实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初起时，日本站到协约国一边，它不去参与欧洲的争执而是去占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却不让其他协约国这样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军事和商业要地青岛在内的中国山东省的一部分。在这里，日本军队打了唯一的陆上一仗。德国只有少量驻军，日本用了极小的代价就在任人宰割的中国的大陆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区域——孔子的故乡。①　　①在太平洋，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占了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其中如特鲁克群岛和埃尼威托克岛等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两军曾进行血战。　　1915年1月，正当欧洲列强忙于厮杀的时候，日本为了想要独霸全中国，作了一次狂妄的尝试。它向独裁者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即恐吓性的“二十一条”——所用的纸上有着大炮图象的水印，意思是如不屈服就以大炮相飨。袁世凯在耍了一些外交手段之后就乖乖地接受了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实施，中国将沦为日本的附庸。袁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登基的计划而不是国家民族的存亡。到了这年年底，他公然称帝。但没有过多少天，蔡锷和其他将领在僻远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起兵讨袁，很快在重要的邻省四川立足。孙中山和其他在日本的革命者大为振奋，同起义军取得联系，并行动起来。陈其美（及其部属蒋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组织一次陆海军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使袁世凯大为震动。孙中山还派了一架飞机到上海去散发传单，引起轰动。这架飞机是由梅屋庄吉资助购买的，由一位姓“扳本”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民用飞行员驾驶。在孙中山的指挥下，中国各处纷起讨袁，起义都是由当地的或从日本派回国的革命党人领导的。在东京，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在1915年4月发表了新的讨袁宣言，宋庆龄把它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散发。在举国声讨下，袁世凯的“王朝”被推倒。他凄惨地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前后只经过八十多天，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袁世凯很快就在1916年6月16日病死了，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这就是由外、国列强所支持和吹捧的中国“强人”的下场。　　这标志着孙中山近30年革命活动——表面看来充满着失败的纪录——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他一劳永逸地粉碎了“中国必须有一个皇帝”这一陈旧的观念。这个观念曾经成为老保守派的主要信条，而后来的改良主义者则宣称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皇帝，只不过要实行君主立宪。十分明显，这些观念都已为中国人民所抛弃。（当然，死抱住这种观念的人还是有的，其中还有外国人，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这样的外国人总喜欢断言“对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或者毋宁说对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其中一例就是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弗兰克·J·古德诺博士。在国内事务上，他是开明派，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共和国美国宪法的权威。但他却担任了袁世凯的主要顾问和理论家，为袁帝制自为的野心制造舆论。）　　但是，时局的演变也证明，尽管共和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宣布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建设共和国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漫长艰难的历程。　　（二）爱情·革命·理想　　对孙中山和他的秘书及新夫人宋庆龄来说，在这几个月里充满着的是紧张的工作和重新燃起的希望。　　在他们在日本新安置的临时寓所里，宋庆龄不但遇到了许多新的事件，也遇到了许多孙中山的亲密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她这位具有卓越领袖才能的丈夫在以往的共同斗争中结识的。　　在中国革命者中有廖仲恺夫妇和朱执信，他们都将终生不渝地同孙中山一起前进；也有另外一些人，后来从进步变成了反动，如戴季陶、胡汉民、蒋介石（他以后成为军事独裁者）、汪精卫（约20年后在中国为反抗日本侵略而进行的生死搏斗中他当了大汉奸）。还有一些人原是孙的党员，后来却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始人和老战士，如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董必武（后来同宋庆龄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吴玉章和林伯渠（他们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等。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变色龙似的人物，他们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又回到国民党，最后叛国投敌、充当汉奸，以至身败名裂。革命和反革命就是这样充满着复杂性。　　在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宫崎寅藏（滔天）和助益良多的梅屋夫妇（在孙宋婚礼上，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结拜为义兄弟、义姐妹。梅屋在晚年因反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迫害。）当然也有些人后来走上拥护武装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当时在日本的西方人中，我们在资料中没有发现有人接近孙、宋夫妇。但他们同美国和欧洲的老朋友保持着热烈的通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在日本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的接触，当时这些人都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他们常常会晤来自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到我们在东京青塬行家中来的印度友人有布斯、穆克其、罗伊、莫吉姆巴和查特其。”庆龄后来写道，“有时他们借钱给我们，有时我们还他们钱、还借钱给他们。”①她还提到常有流亡在日本的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到来。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　　从政治上和历史背景来说，宋庆龄同孙中山的婚姻是为同一目的奋斗的中国两代革命者的结合。他是一个年将五旬的老战士，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也带着失败的创伤，但战斗意志毫不动摇。她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手，却在渴望着投入战斗。　　在文化和观念上，他们两人在当时都属于最现代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义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是现代的爱国者。他们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家，并进而超过它们。但他们知道，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被严重破坏的独立并在国内消除封建主义。　　孙中山当时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他在1914—1916年亲笔写给詹姆斯·戴特列克的英文信中①。戴特列克是一个美国企业家，想对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投资。这些信不但说明了他心目中的先后顺序，并且指出了目标：中国摆脱所有外国控制、取得独立。　　①见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图书馆1942年编印的《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共复印100本，供私人流通）。有些作者在研究这些重要信件时常常过多地注意到其中一些不切实际的细节（由百货公司控制商品流通等等）而忽视了根本的意向。　　在1914年8月的信中，他表示反对为袁世凯提供任何外国贷款：“任何人支持这个头号谋杀犯都是极大的冒险。中国人民将痛恨那些经常资助他们的公敌的资本家，并且会把袁世凯可能允诺的任何条件一笔勾销。”“我要寻求那些正直的、愿意在中国革命战斗结束之后帮助进行建设的人……革命有两部份任务，一部份任务是战斗，这是易事，但另一部份建设任务却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他预言道，革命之后，“因为缺乏资金，所有贸易都将停顿，在中国尤其会如此，因为全国商业中心的交换手段都为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所控制……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种控制，我们就将永远不能独立，而袁世凯不过是外国银行的工具……新政府必须准备控制贸易，这样我们才能使用我们愿意用的任何种类的货币，从而排除外国银行，获得自主……”　　孙中山要求戴特列克寻找外国资金和外国的“组织及经理人才”，他建议在某些企业中可以一半是外国资金、另一半是中国资金；管理人员先用外国人、再逐步换成中国人。但孙中山明确提出，前提条件和最后目标都是中国的独立。他写道，“我急于要使中国脱离这种混乱状态并再一次建立起秩序和权力。”　　孙中山寄居日本，也在那里寻求支持，但他冷静地分析道，“在英日同盟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友善，但日本人民对我们、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决心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从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她对斯诺说，这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①一个中国友人引述她在本世纪20年代说过的话：把她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要高于通常的爱情”。②一位外国作者恰当地总结说，她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③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爱情，并随着时间而增长，变得深沉且永不褪色。这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中看到：孙中山病逝后，她哀痛欲绝；孙中山所有的个人遗物和纪念品，她都细心地保存；每逢孙中山忌辰，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屋里沉思，不外出参加任何公众纪念集会。但他们之间最坚强和永不凋败的感情基础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这种共同的理想随着历史的演进不但保存下来并且有所发展。①《斯诺文集》第一卷《复始之旅》，第104页。　　②据曾在1927—1929年同她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过的章克后来回忆，宋庆龄曾这样说。　　③同注4。　　他们的共同立场能够消除“代沟”，而且也确实消除了。因为中国的复兴不是一代人、而且两代人、以至几代人的事业。他们的结合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斗争：克服流亡条件下的困难，应付宋氏家庭及教会方面出于情绪和宗教原因的反对，对付政治上的敌人，解除孙中山的一些战友们关于他们的婚姻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的疑虑（尽管孙的大多数战友同意或很快接受了这桩婚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相互衡量并了解对方，他们的结合就是这样形成并永不削弱的。　　1916年春，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倒台，他们的流亡时期结束了。但他们的艰辛、危难和斗争的时期远未结束。不过，从此他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着争取中国美好未来的战斗。第四章　孙中山　　为了更好地了解孙来这对夫妇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像我们前面叙述宋庆龄的身世那样回顾一下孙中山的经历，是很有帮助的。　　孙中山是1866年出生的，与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同岁。到1893年庆龄出生时，他已是一个医生，结婚已经十年并已从事政治活动多年。　　（一）贫农的儿子　　“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庆龄曾经写过孙中山对他在农村渡过的贫困的童年时期生活的回忆，这段生活形成了他一生的基本观念。“他生于农民的家庭。……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①　　①宋庆龄着《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5页。文中所说的“15岁”大概是按中国的传统算法（孩子一出世就是1岁，到第二个阴历新年就是2岁）；如按西方的算法（也就是中国通常说的“实足年龄”），孙中山去夏威夷上学是13岁。　　孙经常对她讲述这些过去的生活，扩大了她的视野，因为她以前所了解的只是城市富裕人家和校园的生活以及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　　她丈夫的“根”在华南农村，这在某些方面是同她父亲宋耀如相似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迥异。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后改名中山县，在广州附近）是中国19世纪历史暴风雨的中心地带，而宋则来自比较闭塞落后的海南岛。宋离开中国时只有9岁，只记得一些儿时生活情景；孙离国时已有13岁，他心中留下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已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内容。　　宋在思想成型期中曾有几年生活在比较土气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美国人中间，孙在国外大多数年份是在海外华侨中间，这些华侨正越来越强烈地关心祖国的情况和国际地位。　　重要的是，在孙中山心中，很早就萌发了叛逆的种子。　　孙中山的家乡处在互相交织、又互相冲突的两个世界的交汇点。它毗邻港澳——澳门于1553年为葡萄牙占领而香港则在19世纪40年代割让给英国。孙的父亲在澳门做工时备受殖民者的轻蔑和歧视。在美国1849年开始的西部“淘金热”时期，他的两个长辈曾被骗去加利福尼亚当“契约劳工”（实际上是给外国人当奴隶）。象当时时常发生的那样，其中一个死于海上，另一个消失在美国西部一处无名的坟场中。这一打击是如此沉重，孙的家族发誓再不许任何一个族人出洋——虽然过了多年之后又有人出国了。　　关于国内的压迫，孙中山从小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出生的翠亨村有两个族兄，家道刚开始富裕，就忽然被清兵抓走，家中货物和财产被掠、房屋被封，人也从此没有回来（其中一个被斩首）。这使孙感觉到，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被统治者的生存权是时刻都会被剥夺的。　　（二）“这孩子也许是第二个洪秀全”　　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曾参加太平军的亲戚给他讲述的故事。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几乎遍及全国，历时14年，直到1864年（即孙中山出生前两年）才告失败，但已使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几致倾覆。这场革命虽被清朝在外国帮助下血腥地镇压下去，但却留下了使人自豪的传统。幸存下来的太平军战士和支持革命的群众相信，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如耕者有其田）不是已成泡影，而是早晚会实现的，只要他们继续奋斗。　　孙从小就讨厌儒家的教条和官场作风，这是在他身上很突出的一种受太平革命影响的态度（太平天国实行一种中国式的基督教）。他曾说，“死背硬记四书五经就会使人有德有才”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村里老年人听了都摇头。他不愿背书，却苦练武术。为什么练、去对付谁？据说他那位曾当过太平军的亲戚说过，“这孩子也许是第二个洪秀全。”洪也是广东人，太平天国革命的首领。　　孙所吸收的另一个太平天国的观念是男女平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公开反对中国古老的宗法制度的十足的异端邪说。太平天国反对妇女缠足这、奴役人的习俗，反对封建婚姻的压迫制度。他们甚至招收妇女去当兵。正是本于这样的精神，少年孙中山愤怒抗议家中按照习俗强迫他姐姐缠足。多年以后，他告诉友人，当时他姐姐哀苦的声音至今还在他耳中回响。　　“孙中山不仅为中国政治经济之革命家，并为妇女界之革命家。”①宋庆龄后来这样介绍孙中山。她在另外一次对女界的讲演中说明孙中山是怎样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　　①《论中国女权运动》（1927年3月8日），载《宋庆龄选集》第16页。　　“总理①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　　①指孙中山，他逝世前任中国国民党总理。——译者　　“妇女本来是社会的创造者，不但不应当受男子的压迫，并且事事应当站在男子同一战线上努力。”①　　①《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2月12日），载同上书。　　后来，孙中山把来源于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些农民民主主义思想同来自西方的民主思想（他经常提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同来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其他一些民主思想、最后又同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1879年，孙中山13岁，在母亲陪伴下第一次出洋，到夏威夷他哥哥孙眉那里去。孙眉很早就去夏威夷做工，后来经商，往后又在毛伊（旧译茂宜）岛上办一个小牧场。他的打算是让弟弟先上几年外国学校（他自己没能上这样的学校），然后跟他一起经营牧场，最后把产业交给他继承。少年孙中山进了英国传教士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很快学会了英文。到第二年，他就得了奖，是由当时还独立的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亲自颁给的。　　虽然书念得很好，孙中山的其他表现却使他哥哥失望、甚至吃惊。他对基督教和其他“非中国”的念头的兴趣太浓厚了，而对于发展和继承毛伊岛上的家业则毫无兴趣。因此，孙眉又把这个弟弟送回家乡，让他头脑清醒一下。　　但事与愿违。年轻的孙中山回乡不久就阁下大祸。他把村中一座庙宇里的神像砸了，因为他现在把它们看成是无知落后的象征。村民们大怒。按照族规，他们可以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孩子处死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但在孙中山的父母答应出资修复庙宇之后，大家总算免他一死，只把他逐出家乡了事。他家人惊慌之余设法把他送到香港。他在那里受了洗礼并上中央书院（中学）念书。　　1884年，家乡人对他的态度缓和了一些，他短暂地回乡一行，以尽孝道——遵父母之命，同一位名叫卢慕贞的不识字的姑娘结婚。这时他同哥哥也和好了，所以婚后又去夏威夷，到1886年再回香港，攻读医学学位。　　医学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曾经希望去上中国著名的马尾水师学堂（马尾在福建省福州附近）。但历史却作出了另外一种决定。这个学堂，连同海军基地和船坞，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被法国人完全摧毁了。（中国为建设这第一处现代化的海防设施曾高薪聘请法国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所以法国人非常清楚该瞄准哪些目标轰击。）据说，战争中伤员的痛苦促使孙转而学医。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争以及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清政府的积弱和卑躬屈膝，使孙中山思考不仅要医人，还要医国。他和朋友及同学们开始谈论改良，还谈到革命。　　孙中山后来回忆，在战败的一片灰暗中，使他看到一线光明的是香港外商船坞的中国工人的爱国行动。他们不顾扣薪、开除的危险，拒绝修理法国的船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政治性罢工，它使香港的港口实际上停顿了十天。这件事使孙中山对人民产生了新的信心，并且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新生的近代工人阶级（尽管它还很小）在国家的复兴和进步中所具有的潜力。　　1893年，即他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庆龄出生的那一年），孙中山在澳门开了一个诊所。虽然他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都很高超并赢得老师们的格外赞许，他在香港、澳门这两个英、葡殖民地仍然领不到正式的行医执照——一个中国人要在这里行医是难上加难的。但他已深深地为政治所吸引，所以就像宋庆龄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行医主要只是为了“掩护他的革命活动”。　　除了在香港和夏威夷的老朋友之外，孙中山同下等社会的秘密结社“三合会”进行了接触。三合会为反对清朝统治已奋斗了两百多年。它的会员中有许多华南的农民、雇工和从事内河和沿海航运的水手，所以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和很好的广泛的通讯联络工作。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它把仇恨从满洲人扩展到外国侵入者身上。香港的英国统治者对三合会闻风丧胆，入会者一经发现即以违反刑法治罪。　　（三）从改良到革命　　孙中山虽然常被称为“空想家”，对具体的改良也是很感兴趣的。他曾给家乡的县太爷送过一个改进本县农产及丝业的条陈，县衙门没有理睬他。他就在1894年跑到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陈述加强全国经济的广泛计划。李是出名的洋务派首领，但没有见他。也许因为李看到他的信里有可取之处，也许因为想把他打发走，李下令向孙发给护照，以便出洋留学。对孙中山来说，他这样轻而易举的改良建议都被上下各级官吏所拒绝，证明这个朝廷经不起最基本的考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发动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对一个年轻的无名小卒来说，这是够大胆的，并且是冒掉脑袋的危险的。　　如果说美国当初走向独立的第一句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那末孙中山心中正在形成的信念是“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个信念不是像过去曾说过的那样闪电式产生的，而是逐步——虽然较快——形成的。一个有力（但非最后）的因素是中国又遭到了新的战败，这次是败在日本手里，时间是1894年，第二年又屈辱地把海岛省份台湾割让给日本。另一个因素是他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他在西方所见的现代化进步同他在国内所见的落后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正是要消灭这一差距的决心使孙中山最后义无返顾地从改良转变到革命。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正是这样如实估量，更能顺理成章地探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气质，比起把他说成为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①　　①林增平在他所写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根据原始资料对形成过程作了追溯。此文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7年第3期，第45—66页。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从历史上看，这同环境也是符合的。中国当时除了革命，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日本是在明治天皇治下进行现代化的、德国是在德皇威廉治下，而俄国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彼得大帝治下国力大振。这些实例对中国知识分子——正统派和立宪派都一样——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关键在于情况不同，特别是地理上最接近的日本。日本在19世纪末期不像中国那样被外国侵入者和占领者搞得四分五裂，因为日本没有什么资源吸引他们。天皇的朝廷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国自明亡以后就由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用武力来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其他民族，并日趋衰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无力抵抗，只能屈服。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力量已壮大到足以使现存体制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在中国则类似的力量还很弱小，缺乏高层的支持，并且没有取得这一支持的前景。“日本式”的维新在中国既受到阻碍，俾斯麦和彼得大帝的路子也走不通。而且也不是那种历史时代了。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社会中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支持，组织了“兴中会”。后来有人说，兴中会曾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条不是新的）、创立合众政府（这一条是新的）”的号召。但研究结果没有发现足以证明在檀香山已订出这一纲领的材料。孙中山在他写的《伦敦蒙难记》（1896年）中没有提到；在他的日本朋友和传记作者宫崎寅藏1902年的作品中，或在他的老战友陈少白1929年所写的书中也都没有提到。还有，孙中山自己曾写道，在兴中会成立时的檀香山华侨社会是“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确实，在22个发起人中，后来大部分成了君主立宪派。）①　　①见上引文章。提到的出处是《檀香山华侨》一书（1929年）中所载邓想着《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一文；宫崎寅藏所着《三十三年之梦》（或译《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年）；陈少白着《兴中会革命史要》（1929年）。孙中山的声明引自《孙中山全集》。本书作者没有核查原始资料而是根据林氏文中的引述。　　孙中山着手他的第一次武装革命行动并第一次谈到实行共和是在1895年清廷屈服于日本武力之后。广州的第一次起事，目标是夺取总督衙门。这次起事不是檀香山总部提出而是更加激进的香港分会会员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会员（有人说上海的宋耀如也在其内）所要求的。但不论是哪里的会员都已把孙中山奉为他们之中最英明果敢的一员了。他们不但要他同意这次起事，还要他亲临参加。所以香港方面就把他从夏威夷召来负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第一次提出实行共和的思想。（当时在香港中英文报纸上所载的一些革命宣传品中仍说要建立一个由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三个议政大臣为首的政府。这样说可能是为了争取温和派和外国人的支持。）　　由孙亲自领导的这次起事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宋庆龄后来写道，“原来打算给革命党人的600支手枪在船上为清吏截获，他的两位亲密的同志陆皓东、朱贵全遇难”。①　　①宋庆龄着《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陆皓东和孙中山是同村人，从小在一起玩耍，后来又一起砸村庙里的神像，再后来就成了政治活动中的同志——起先一同北上给李鸿章上书，后来一同在香港做地下革命工作。广州起事，陆是前线指挥。他成了第一位为革命斗争牺牲的孙中山的密友。每次有战友牺牲，孙中山都要加强一次自己的革命决心，以使这些战友的鲜血不致白流。在失败中，他的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还有他的大无畏精神。广州起事失败之后，他还在城里停留了20天之久，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危险，但他直到把一切能做的事都做完之后才离开。关于这方面情况，宋庆龄写道，“清廷下令缉捕孙中山，他逃出魔掌，潜往夏威夷，以后又到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处。”①此外，英国政府还下令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这个禁令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撤销。　　①同注6。　　（四）百折不挠　　以后，在16年中，在孙中山的领导或激励下又举行了9次武装起事，但都失败了。当第11次起事，即辛亥武昌新军起义终于推翻帝制时，他正在美国为革命筹款。他是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张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由于多次失败而在辛亥革命时又不在国内，他当时和以后经常被人嘲笑为“空想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至今还有作者在这样说。这些人忘记了当时的条件是何等困难，也忘记了孙中山坚持不懈的精神所起的强大作用——他的这种精神植根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刻信念。　　宋庆龄在回忆中评论道，“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我们知道，理想和远见是干革命的必要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是光明的。”①　　①同注6。　　“百折不挠”是宋庆龄用来形容孙中山的一个词，另一个词是“不息的热诚”①。这是指他对既定目标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而不是指他的性格。所有见到过他的人都能证实，他在危机中非常镇静、在处理个人关系中非常周到耐心。　　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载《宋庆龄选集》第376页。　　有些西方作者在所写的关于孙中山的书中有时给他戴上一些“帽子”，诸如“碰钉子的爱国者”、“勉强的革命者”等。①宋庆龄看到这些总是又生气又好笑。在她看来，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对革命道路的选择——理智的、坚定的、从不怨尤的选择——反映了他所看到并为之服务的历史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是有客观基础的。中国后来确实是通过革命前进的，中国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国家的进步和现代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正在实现。但不是在孙中山生前。　　①类此污蔑的一个最新例子是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1985年），特别是其中《死因的委婉说法》一章。该书有不少很重大的缺点，这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有这些缺点，这木书在其他许多方面本来可以说是一本很有用的通俗历史书。　　孙中山的伟大正在于他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原有的公式之中或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之中。后来被称为革命先行者的他从未因路程的漫长而踌躇不前。董必武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董写道，“孙中山经受了许多挫折，但从不后退，因为他坚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①从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到辛亥革命后胜利回国的16年里，他一直流亡国外。他既没有休息、也不是独处，而是一往无前地工作、战斗。　　①董必武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载《人民中国》（英文版），1955年4月1日出版。　　他先到日本，在中国居留民中组织了兴中会的一个新的支部。他剪掉了辫子。这是明显的造反行动，因为在清朝治下，男子不蓄辫是犯法的。为了便于装扮成日本商人，他穿上西装，上唇留了一撮小胡子（此后成了他在公众中形象的一部分）。中国人后来尊为国父的孙中山这个名字最初也是作为“伪装”而取的。他本名“文”，字“逸仙”（在国外，通用的名字是“孙逸仙”的广东话拼音SunYat－sen），在日本取了“中山”（日文读音是Nakayama）这个日本人的姓作自己的名，后来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他的名字。至今他的故乡称“中山县”，国内许多大街、公园均以“中山”命名，以示对他的纪念。　　孙中山自日本经北美至欧洲。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设计绑架。使馆租了一条船，准备把他秘密押解回国。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一种最最残酷的、让人慢慢死去的死刑：“打碎膝盖、砸断双腿、剜去两眼、把全身剁成碎片，使谁也认不出来。”①　　①据罗伯特·佩恩着《孙逸仙》（英文），第43页。　　在这一绑架事件中，给清政府驻英外交官帮了大忙的是一个名叫马凯尼（旧译马格里）的英籍顾问。30年前，这个马凯尼曾在中国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为了对付这一中英两国倒退落后分子的共谋，孙中山机智地动员起积极的力量，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同情。他争取到在使馆内为他送饭的英国仆人，替他向康德黎医生送信求援。康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外科老师，师生情谊甚笃。康又找另一位在香港教过孙中山的老师、热带病专家孟生爵士相助。两位医生先后要求“苏格兰场”（伦敦警署）和英国外交部采取行动，但无结果，于是他们把事件向新闻界公开。　　在报纸头条通栏标题和清使馆外群众愤怒抗议的压力下，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终于迫使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　　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清廷下令通缉孙文，使这个过去的无名小辈一下子名闻全国，1896年在伦敦被绑架及释放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又使他名闻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想到过在“不变的中国”会发生革命。现在人们知道中国在发生革命，孙中山就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和象征。清朝第二次给予孙中山和他的事业出乎他们本意的“恩惠”。　　孙中山获释后又在伦敦继续勾留了7个月，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渡过的。他系统地阅读关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始终不懈的积极进取精神也表现在求知上。他总是从不满足地寻找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有用的知识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学期间，他就钻研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和思想。从达尔文的学说，他推论出中国如果不使自己适应现代世界的生活就会亡国灭种。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历史向他启示，独立是能够赢得的，皇室和封建主义是能够被推倒的。他不是一个只会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把这些学说和经验运用于中国的路子。　　他在伦敦阅读时集中注意于广泛的社会问题。美国激进的单一税制理论家亨利·乔治（1839—1897）所着《进步与贫穷》一书对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而土地问题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在这时，他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访问过伦敦的贫民窟，这可能是受到马克思重视劳动人民的启发。他有没有读过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们没有看到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但我们确实知道，孙中山对于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付出的人命的代价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