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十三天趕回來，又開始連夜工作，主要研究的是安全問題。第十四天也是如此，一直到凌晨3點多。阿拉法特認為，如果不出現“主權”一詞，對圣殿山和整個東耶路撒冷的有效控制就仍然不夠。在放棄之前的努力中，我試圖勸說巴拉克接受阿拉法特對東耶路撒冷城郊的全面主權、在東耶路撒冷內部的有限主權、對“高貴的避難所”的“監管”主權，但阿拉法特再一次拒絕。我中止了談判。這讓人沮喪和傷心。雙方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的要求幾乎沒有區別——歸根到底就是誰擁有主權。 在隨后發表的聲明中，我總結說在沖突的歷史、宗教、政治和情感因素的影響下，雙方無法在目前達成協議。為了給巴拉克回國后一個體面的理由解釋所發生的事情，我說一方面阿拉法特清楚地表明他愿意繼續會談，另一方面巴拉克展現出“非凡的勇氣、遠見以及對這一時刻的歷史重要性的理解”。 我說，以我八年在全球維護和平的經歷來看，巴以都對對方表現出真正的尊敬和獨到的理解，而且首次坦誠地探討了沖突中最為敏感的問題。我們現在對各自的底線有了更好的了解，并且相信在年底前能夠有機會達成協議。 阿拉法特一直想把會談繼續下去，他不止在一個場合中聲明未來他不可能再遇到像目前的以色列政府和美國談判代表團這樣致力于和平的組合了，但很難理解的是為什么他不表現出靈活的態度。或許他的代表團內部就無法在讓步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或許在他們真正伸出和平之手前想利用一次談判機會看看到底能從以色列那里得到什么。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他們讓巴拉克完全暴露在搖搖欲墜的政治形勢中。巴拉克是以色列歷史上獲得勛章最多的軍人，這并非沒有意義；不論他有多么魯莽和固執，巴拉克為了給以色列一個更加安全的未來總是甘冒更大的危險。在對媒體的講話中，我請以色列人民放心，他沒有做任何有損他們安全的事情，他們應當為他感到自豪。 阿拉法特以不到最后一刻不做決定而著稱，或者就像我們過去常說的“半夜前五分鐘”。離我卸任還有僅僅六個月了。我真心希望阿拉法特的手表能夠準時。 55 戴維營會談正在進行的同時，其他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查倫·巴爾舍夫斯基與越南達成了一項全面貿易協議；眾議院批準了我的長期支持者麥克辛·沃特斯提出的修正案，同意實施首批千禧年減債。此時，該計劃在博諾的領導下已經有了人數眾多的支持者。 到那時，博諾已成為華盛頓政治生活中的常客，而且變成了一流政客，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出其不意的本領。一天，拉里·薩默斯來到我的橢圓形辦公室，他對經濟學了如指掌，卻對大眾文化一無所知。他說剛剛同“一個叫博諾的人”就減債問題進行了交談，“他穿著牛仔褲、T恤衫，戴著一副大太陽鏡。來見我就是為了減債的事，而且對事情很在行”。 八國峰會批準了我們到2015年使全球兒童都接受小學教育的承諾，所以沖繩之行可以說非常成功。我先撥款3億美元為900萬兒童每天提供一頓豐盛的飯菜，當然前提是他們要到學校來。向我提出這一倡議的是駐羅馬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的喬治·麥戈文大使、麥戈文倡導食品券方面的老搭檔鮑勃·多爾和馬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吉姆·麥戈文。我還視察了沖繩的美軍基地，感謝日本首相森喜朗讓美軍在此駐扎，并許諾減輕我們的軍事存在所造成的緊張狀況。這是我最后一次參加八國峰會，為趕回戴維營而匆匆離開不免有些遺憾。八年來，各國領導人對我所提出的倡議都給予了大力支持，并通過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績。 切爾西陪我一起去了沖繩。對希拉里和我來說，今年最開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下半年女兒能待在家里，切爾西在斯坦福大學的前三年攢足了學分，所以最后的六個月里可以在白宮和我們共度。現在她既要幫媽媽競選，也要在白宮助我一臂之力并陪同出訪。她在這兩方面都干得很出色，她的陪伴讓我們感到生活越發美好。 月末，我和共和黨人繼續為減稅而斗爭。他們仍想將未來十年的預算盈余花在減稅方面，說什么錢是納稅人出的，理應還給他們。這個理由很充分，但是除了一點：預算盈余只是推算，能否減稅還要看是否真正實現財政盈余。我試圖給民眾講清楚：假設你們收到了知名電視主持人埃德·麥克馬洪早已廣泛宜傳的一封信，開頭就說“你或許已經贏得了1000萬美元”。我說收到信就花掉1000萬美元的人應當支持共和黨人的計劃；其他人則應當“緊跟民主黨，保證繁榮的勢頭”。 8月非常繁忙。月初，喬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在費城獲得提名。希拉里和我去瑪莎葡萄園為她舉行了幾次競選募捐會。然后，我去愛達荷州看望撲滅一場危險森林大火的消防隊員。9日，我給15名美國人頒發了自由勛章，其中包括已故的參議員約翰·查菲、參議員帕特·莫尼漢、兒童防衛基金的創立者瑪麗安·埃德爾曼、預防艾滋病積極分子馬蒂爾德·克里姆醫生、杰西·杰克遜、民權運動律師克魯茲·雷諾索法官以及韋斯·克拉克將軍。在光輝的軍旅生涯結束前，克拉克將軍領導了反對米洛舍維奇及其種族清洗的艱苦戰斗。 在繁忙的政治活動中，確實有一件事情與政治毫無關系：我去了朋友比爾·希貝爾斯位于芝加哥附近、伊利諾伊州南巴林頓的柳溪社區教堂。在比爾的牧師領導會議上同幾百人座談。話題包括我何時決定從政，我的家人都去哪里做禮拜以及這對我的意義，為什么很多人仍不相信我已經為自己的過錯道了歉，我怎樣運用民意測驗，領導者最重要的素質有哪些，我希望以怎樣的方式被大家記住等等。希貝爾斯具有不同尋常的尋根問底的能力，可以讓我談論那些通常不愿公開提及的事情。能花幾小時置身于政務之外真是愜意，況且還可以進行內心自省，這是忙于政治事務時無暇顧及的。 8月14日晚，民主黨全國大會開幕。希拉里對民主黨人給予自己的支持表示了誠摯的謝意，并鄭重地指出了今年選舉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播放了哈里·托馬森夫婦制作的我的第三次會議錄像，里面概括了八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在潮水般的掌聲和鼓舞人心的樂曲聲中，我走上臺去。大家靜下來時，我說今年的選舉其實是關于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要讓進步和繁榮保持下去嗎？” 我請在座的民主黨人確信，我們一直執行的是1980年里根總統提出的一個政黨是否有能力繼續執政的標準：“同八年前相比，我們今天更富裕了嗎？”事實也證明哈里·杜魯門的那番話是正確的——“如果你想活得像個共和黨人的話，最好投民主黨人的票！”聽眾高呼表示支持。我們更富裕了，而且不僅是經濟方面。就業機會增多了，被錄用的人多了，債務減少了，少女母親也少了。我們既變得多樣化，又更加統一。我們已經修建并跨過了通往21世紀的橋梁，“并且，我們不會走回頭路”。 我明確指出，我們在繁榮時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同樣是對美國性格、價值觀和評判標準的檢測，就如同過去逆境時的考驗一樣。如果我們有一個民主黨掌權的國會，美國早就有了《病人權利法案》、可以增加最低工資、有維護女性利益的強有力的同工同酬法律以及中產階級大學學費和長期看護的課稅減免。 我贊揚了希拉里30年來為公共事業做出的貢獻，尤其在白宮期間為兒童、家庭付出了不少心血。我說，正如她一直和我們的家庭在一起，她也會和紐約州及美國的無數家庭在一起。 然后，我列舉了戈爾的諸多優勢，重點強調了他堅定的信仰、睿智的看法、對未來的理解和寬闊的胸懷。我感謝蒂珀關于精神健康的倡議，并贊揚戈爾選擇喬·利伯曼是明智之舉。我還談起了和喬的30年友情，以及60年代喬在南方為民權運動所做的工作。作為一個大黨候選人名單上的第一位猶太裔美國人，他證明了艾爾確實致力于建立“一個美國”。在講話的末尾，我表達丁自己的感謝和一個請求： 我的朋友們，54年前的這個星期，在一場夏季的暴風雨中，我誕生在南方一個小鎮的一位年輕寡婦家中。美國給了我實現夢想的機會。我一直在竭盡所能地探索怎樣才能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機會以實現你們的夢想。現在，我已兩鬢斑白，皺紋也越來越深，但投入到我摯愛的工作中的樂觀和希望與八年前一樣沒有絲毫改變，我想讓你們知道我心中是何等的感激。 我的美國同胞們，此刻，我們國家的未來掌握在你們手中，你們一定要慎重考慮、深入感受，并做出明智的選擇。還請記住……一定要以人民為先，要繼續修建那些跨越障礙的橋梁。不要停止對未來的思考。次日，希拉里、切爾西和我飛抵密歇根州的門羅，同戈爾夫婦一道參加“火炬傳遞”活動。一大群人為戈爾送行，他要去洛杉磯宣布獲得提名并當選為民主黨主席，而我則要去當地的一家麥當勞餐廳。很多年都沒吃麥當勞了。 布什一切尼的競選組合確立了雙面的競選主旨。積極的方面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保證選民享有和我們現在提供的一樣的條件，但政府更小、減稅更多。消極的方面是提高道德水準，結束華盛頓激烈的兩黨之爭。說得輕一點的話，這其實是言不由衷。在團結華盛頓的共和黨人的問題上我用盡了所有手段；他們卻從我上任第一天起就想把我妖魔化。現在卻說“只要你讓出白宮，我們就會停止胡作非為”。 除非選民認為戈爾也做了什么錯事，否則有關道德水準的爭論不應引起共鳴，況且選票上還有一位非常非常正直的利伯曼。我不在候選之列，所以選民要是拿我的錯誤來批評他們的話，不但不公正，而且不利于他們自己。我知道他們的策略不會奏效，除非民主黨人認可了共和黨人言論的合法性，并且沒有能夠提醒選民彈劾事件的徹底失敗以及如果右翼勢力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將給國家造成的更大損失。全國來復槍協會的一位副主席早就宣稱如果布什當選，他們就會在白宮設立辦公室。 大會之后，民意測驗表明艾爾·戈爾反超并以微弱的優勢領先。我陪希拉里去紐約州北部芬格湖區度假幾天并做些競選宣傳。她目前在競選中遇到的問題和剛開始時有所不同。朱利亞尼市長已經退出，她的新對手、長島地區的國會議員里克·拉奇奧提出了新的挑戰：他風度翩翩、為人精明，和朱利亞尼相比沒那么偏激，卻更加保守。 月末，我做了兩次短途旅行。在華盛頓同墨西哥當選總統維森特·福克斯會晤后，我飛往尼日利亞會見奧盧塞貢·奧巴桑喬總統。我希望支持他在減少艾滋病方面的努力，以避免尼日利亞的感染率上升至南部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另外強調最近通過的非洲貿易法案，希望能夠幫助尼日利亞困難的經濟。奧巴桑喬和我出席了一個關于艾滋病的集會，會上一名年輕女學生講述了她在學校普及艾滋病知識的努力；一個叫約翰·伊貝克韋的男子的故事非常動人，他和一個艾滋病病毒檢驗呈陽性的女子結婚，后來也感染了，但他拼命地為妻子找藥，希望生下的孩子沒有感染這種病毒。最終約翰成功了，小瑪麗亞出生后沒有攜帶病毒。奧巴桑喬總統把伊貝克韋的妻子請到臺上，擁抱了她。這一動作非常感人，它清楚地表明尼日利亞不會拒絕幫助艾滋病患者，而其他國家卻因為拒絕提供幫助而導致艾滋病愈演愈烈。 我離開尼日利亞，飛往坦桑尼亞的阿魯沙，去參加由納爾遜·曼德拉主持的布隆迪和談。曼德拉希望我和其他幾位非洲領導人能共同出席和談的最終階段，以規勸布隆迪各派領導人簽署協定，避免出現另一幕盧旺達悲劇。曼德拉跟我講得很清楚：我們輪流唱紅臉黑臉。我發表一個積極的講話，敦促他們做出正確選擇，然后曼德拉再要求他們在他提出的協議上簽字。這招確實管用：皮埃爾·布約亞總統和19個派別中的13個在協議上簽了字，很快又有4個簽署了協議。盡管此行給我增加了負擔，但參加布隆迪和談給非洲和全世界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美國是和平的調解人。正如我在開始戴維營會談之前講過的——“要么我們取得勝利，要么在嘗試中陷入僵局。” 8月30日，我飛往哥倫比亞的卡塔赫納，同行的有丹尼斯·哈斯特爾特議長及另外六位眾議員，喬·拜登和另外三位參議員，還有一些內閣成員。我們都想進一步加強美國對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納總統的“哥倫比亞計劃”的支持，該計劃的目的是將這個國家從毒品走私犯和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來，他們控制了這個國家1／3的國土。帕斯特拉納為了和平甘冒生命危險，曾孤身一人到游擊隊的據點和他們談判。努力失敗后，他請求美國幫助實現“哥倫比亞計劃”以取得勝利。由于哈斯特爾特的強力支持，我從國會得到10億美元的專項撥款。 卡塔赫納是一個有城墻圍繞的古城。帕斯特拉納帶我們同城中打擊毒販的官員還有那些深受暴力之害的人見面。其中·有一位警官的遺孀，她丈夫在執行任務時被殺害，他只是成百上千因為正義和勇敢而被殺害的人之一。安德烈斯還把切爾西和我介紹給一群可愛的年輕音樂家。他們把自己稱為“巴耶那多的孩子”，他們的家鄉巴耶那多是在暴力控制下的村落。那晚，他們身著傳統服裝為祈禱和平唱歌跳舞，帕斯特拉納、切爾西和我也在卡塔赫納的街道上和他們一同起舞。 9月，第一周結束時，我否決了取消房地產遺產稅的提案；宣布將推遲部署導彈防御體系，將其留給下一任總統；我和希拉里在紐約州博覽會上做競選宣傳。周末，我去聯合國參加千禧年峰會。這是有史以來世界各國領導人最大的一次聚會。我在聯合國發表的最后一次講話簡短但充滿激情，我呼吁國際社會在安全、和平、共同繁榮方面加強合作，目的是遵循一個簡單原則建設我們的世界——“每個人都重要；每個人都扮演一個角色；我們只要相互幫助就能都做得更好。” 演講結束后，我和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迪克·霍爾布魯克一起傾聽下一位發言人伊朗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的講話。伊朗最近幾年舉行了幾次選舉，有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市長選舉。每次改革派都能贏得選票中的2／3到了0％。但問題是，在伊朗的憲法下，由阿亞圖拉·賽義德·阿里·哈梅內伊領導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委員會有無限的權力；他們可以宣布某些立法無效并禁止一些候選人參加競選。他們還控制著伊朗的國外情報行動，為其支持恐怖主義提供資金。我們盡量接觸哈塔米，增進相互間的了解。我還對他說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支持推翻伊朗的當選政府是錯誤的。希望我做出的尊敬姿態能夠讓下一位總統取得更大進展。 科菲·安南和我共同主持了傳統的午餐會，臨近結束時，按照我的慣例，我起身站在桌子旁，和離開的領導人一一握手。我本以為最后一位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納米比亞官員，他擋住了我的視野。但他離開后卻露出了被他擋在身后的最后一位——菲德爾·卡斯特羅。卡斯特羅伸出手來，我也握住他的手，這是40多年來首位美國總統這樣做。他說他不想給我制造麻煩，只是希望在我離任前表示自己的敬意。我回答說希望有一天兩國能夠和解。 聯合國會議后，石油輸出國組織宣布每天增加原油產量80萬桶；印度總理瓦杰帕伊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9月19日，繼眾議院之后參議院批準了同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這樣就掃清了中國人世的障礙。我敢確信，時間會證明這是我八年任期內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進展之一。 9月希拉里也好事連連。12日她贏得初選，在布法羅由提姆·魯塞特主持的辯論中輕松擊敗拉奇奧。拉奇奧有三個問題：他聲稱紐約州北部困難重重的經濟已經有所好轉；進行有誤導的競選宣傳（后來被要求加以解釋），暗示莫尼漢參議員支持他而非希拉里；當著希拉里的面想強迫她承認不屬實的競選資金。希拉里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風度并回答問題，而她確實做得不錯。一周后，民意測驗表明她以48％對39％領先拉奇奧，新近加入支持她的隊伍的是城郊婦女。 9月16日，在同黑人國會議員共進晚餐時，我滿懷感情地向以非洲裔為主的一大群人道別。我回顧丁取得的成績；對戈爾和利伯曼的競選表示支持；并請求他們支持高素質但始終得不到重用的黑人法官。然后我拋開講稿，用下面這段話結尾：我從心底里感謝你們。托尼‘莫里森曾說我是這個國家第一位黑人心中的總統。這個榮譽對我來說勝過諾貝爾獎。這是因為在我模糊的記憶深處，有對你們思想的深刻了解，有一種強烈的愿望，為那些被拋棄、有時受到傷害、但通常是被遺忘的人的命運擔憂。我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到底要感謝誰。但我確信我配不上這個榮譽，因為無論我做了什么，我想都是應該的。我別無選擇。 幾天后的20日，我在同國會西班牙裔同盟共進晚餐時發表了同樣的觀點，在基督教主教大會上也是如此，我還強調雖然離卸任僅有120天，但在此期間將竭盡全力和國會一同致力于中東和平。隨著國會對我任期末的寬容，我知道自己有機會取得更多成果，但在中東問題上卻不敢保證。幾天后，在我的經濟小組的陪同下，我宣布中等收入的水平在去年增加了1000美元，在美國歷史上首次突破4萬美元大關；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去年減少了170萬，12年來首次大幅度下降。 9月25日，經過我方工作組幾周的努力，巴以會談又步人正軌，巴拉克邀請阿拉法特到家中共進晚餐。在快要結束時，我打電話去和他們進行了愉快的交談。第二天，雙方派代表團到華盛頓繼續在戴維營未完成的談判。28日，事情發生了徹底的變化。阿里爾·沙龍成為自1967年以色列占領該地區以來首位踏上圣殿山的領導人。摩西·達揚曾經說過穆斯林的宗教圣地應當受到尊重，從那時起圣殿山就受到穆斯林的密切注視。 阿拉法特說他已經請巴拉克阻止沙龍這樣做，因為此舉明顯是要確認以色列對該地區的主權。這同時也是沙龍對前總理內塔尼亞胡挑戰他在利庫德集團領導地位的有力回應，因為目前來看，內塔尼亞胡似乎比沙龍還要強硬。我也希望巴拉克能阻止沙龍煽動性的舉動，但巴拉克告訴我他做不到。相反，沙龍被禁止進入巖石拱頂寺或阿克薩清真寺，他是在全副武裝的大批警察護送下到圣殿山的。 我和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都敦促阿拉法特制止暴力。對巴勒斯坦人來說，能夠不以牙還牙，哪怕只有一次，也會創造很好的機會。我想巴勒斯坦兒童應該手持鮮花歡迎沙龍，并告訴他即便是巴方控制了圣殿山，也會隨時歡迎他的到來。但正如阿巴·埃班很早前就講過的——巴勒斯坦人從來都會錯過任何一個可以錯過的機會。第二天，巴勒斯坦人在哭墻附近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以色列警察對投擲石塊的人和人群中的其他人發射了橡皮子彈，至少有五人死亡、幾百人受傷。隨著沖突的升級，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兩幅痛苦而無助的畫面：一個在交火中被擊中的12歲巴勒斯坦男孩在他父親懷里死去；兩個以色列士兵被從一所建筑物中拽出來活活打死，尸體被拖著到處游行，殺死他們的一名巴勒斯坦人還驕傲地通過電視向全世界展示了他那沾滿鮮血的雙手。 中東問題愈演愈烈耐，巴爾干局勢卻趨于緩和。9月的最后一周，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在塞爾維亞總統大選中被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擊敗。我們介入了選舉過程，以保證結果公正并且世界能夠聽到科什圖尼察的聲音。米洛舍維奇當然要竭力挽回，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告訴他成功是不可能的。10月6日，巴爾干屠殺的幕后主謀承認失敗。 10月初，我在內閣廳舉行了一次會議，與會者均對減債提議表示支持，帕特·羅伯遜牧師也在場。他和福音派基督教團體的強烈支持表明了減債擁有多么廣泛有力的支持。在國會，麥克辛·沃特斯，我們最沒有偏見的議員，和保守的預算委員會主席約翰·卡西克共同推動這一努力。甚至杰西·赫爾姆斯也對此表示支持，這當然要非常感謝博諾所付出的私人努力。早期的結果鼓舞人心：玻利維亞在健康和教育上投入資金7700萬美元；烏干達將小學人學率提高了一倍；洪都拉斯將義務教育的時間從六年提高到九年。我打算在最終的預算協議中涵蓋所有的減債。 這個月的第二周，希拉里在與里克·拉奇奧第二輪也是更有禮貌的辯論中表現不錯；我簽署了與中國的貿易法案，并對查倫·巴爾舍夫斯基和吉恩·斯珀林去北京并在最后一刻同中方達成協議所做出的艱辛努力表示感謝；還簽署了我所倡議的《土地遺產計劃》和增加美國原住民社區新投資的法案；10月11日，我和希拉里在查帕奎慶祝我們25周年結婚紀念。我們年輕時和剛剛開始創業時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但現在女兒都要大學畢業了，我的白宮歲月也即將結束。我相信希拉里能夠在參議員競選中取勝，也對所有人的未來持樂觀態度。 但我的遐想第二天就被打碎，一艘滿載炸藥的小船在停泊在也門亞丁港的美國軍艦“科爾”號旁爆炸，17名水兵死亡，這明顯是恐怖襲擊。我們都認為這是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干的，但也不敢確信。中央情報局趕去調查，我派國防部、國務院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一同前往，也門總統阿里·薩利赫承諾在調查中全面合作，并將罪犯繩之以法。 與此同時，我催促五角大樓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采取更多的措施抓捕本·拉登。我們曾準備在10月對其發動一次導彈襲擊，但中情局在最后一刻建議取消，原因是對其藏身之地沒有可靠把握。除非對本·拉登的下落有了可靠情報，否則五角大樓反對派遣特種部隊進入阿富汗，因為有隨之而來的后勤保障問題。剩余的選擇都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所有可疑的營地發動大規模轟炸或進行大規模搜索。如果找不到基地組織對“科爾”號事件負責的證據，我想哪一個方案也行不通。我非常失望，真希望在離任前能鎖定本·拉登并進行導彈襲擊。 在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進行了選舉宣傳后，我飛往埃及的沙姆伊沙赫參加有關中東沖突的峰會，與會者有穆巴拉克總統、阿卜杜拉國王、科菲·安南和現任歐盟秘書長的哈維爾·索拉納。他們都希望能結束沖突，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雖來到場，但早巳介入這一問題。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也在場，但相互間的態度仿佛就像在世界的兩極。巴拉克希望結束沖突，而阿拉法特想就以方軍警濫用武力討一個說法。喬治·特內特就安全問題同雙方研究了一個方案，我則負責讓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接受，并準備在峰會結束時的聲明。 我告訴阿拉法特，我準備就和談的主要問題提出一個解決方案，但前提是他必須同意安全方案，因為不結束沖突就不會有和平，阿拉法特同意了。然后我們一直工作到凌晨，準備我要代表各方發表的一份聲明。聲明有三個部分：承諾結束沖突；設立一個委員會，調查造成沖突和雙方行為的根源，該委員會由美國、以色列、巴勒斯坦共同任命，并征求科菲·安南的意見；承諾繼續推動和平談判。這聽起來簡單，但事實并非如此。阿拉法特希望成立一個由聯合國組成的委員會，并立即恢復和談；巴拉克希望成立一個由美國組成的委員會，并盡量推遲和談，以觀察沖突是否會平息。最終，穆巴拉克和我單獨與阿拉法特會面，說服了他接受這一聲明。沒有胡斯尼的幫助是做不到的，此前，我一直認為他不愿意深人參與和平進程，但那天晚上他表現得觀點請晰、言詞有力、卓有成效。 返回美國后，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前往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參加“科爾”號爆炸事件中遇襲人員的悼念儀式，并私下慰問了他們悲痛欲絕的家人。像沙特霍巴塔營地爆炸案中的空軍士兵一樣，我們的海軍士兵在一場完全不同于他們受訓內容的沖突中喪生，而這根本不是他們受訓去迎接的戰斗。在這種情形下，敵人難以防范，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潛在目標，我們強大的武器庫對他們構不成震懾，當今世界信息技術的公開成了對我們不利的因素。我知道在與本·拉登的斗爭中我們最終會取勝，但不知道在找到正確解決方法之前，要有多少無辜的民眾為此喪生。 兩天后，希拉里、戈爾夫婦和我一同前往密蘇里州的杰斐遜市，參加一個悼念儀式，悼念因乘坐小型飛機失事而喪生的梅爾·卡納漢州長、他的兒子和他的一位年輕助手。早在1992年大選時卡納漢就對我表示支持，后來我們關系一直很密切。他是位很好的州長，是福利改革方面的領袖，去世前他正和現在的州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競爭參議員席位，雙方勢均力敵。現在再換其他候選人已經來不及了。幾天后，瓊·卡納漢說如果密蘇里州的選民投她丈夫的票，她就替他完成這些任務。他們確實投了他的票，瓊在服務期間表現卓越。10月的最后幾天，隨著總統選舉最后關頭的臨近，我和約旦國王阿卜杜拉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繼續簽署和否決議案；在印第安納州、肯塔基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開展競選活動，并在紐約州幫助希拉里做宣傳。在生日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羅伯特·德尼羅教我如何像一個真正的紐約州人那樣講話。 會議之后，艾爾·戈爾把選舉定位為“民眾和權勢”間的競爭。事實就是這樣；每一個能想到的保守派利益集團——醫療保險業、煙草公司、重污染企業、全國來復槍協會等等——都支持喬治·布什。但艾爾這一口號的問題是沒能反映我們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他本該受益于此；并且沒能與布什反其道而行之的公開承諾形成鮮明對比。而且，平民主義的口號也讓部分搖擺選民認為艾爾或許會改變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接近月末，艾爾開始強調“不要冒喪失經濟繁榮的危險”。到11月1日，他的支持率在民意測驗中有所上升，但依舊落后布什四個百分點。 選舉的最后一周，應格雷·戴維斯州長的邀請，我飛往加利福尼亞，為戈爾和我們的國會候選人忙了兩天，在哈萊姆黑人區為希拉里做了廣泛宣傳，然后在周日返回阿肯色州的家里，為邁克·羅斯的競選助陣，他在1982年我競選州長時曾是我的司機，現在他要和共和黨國會議員杰伊·迪基一比高下。 選舉的前一天及選舉當天，我參加了全國60多個廣播訪談節目，勸說民眾投票選舉艾爾、喬以及我們各地的民主黨候選人。我早就錄制了170多條電臺廣告和錄音電話，電話專門打到民主黨的中堅分子和少數族裔民眾的家中，請求他們投我們候選人的票。 在選舉當天，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在道格拉斯·格拉夫林小學投票，即查帕奎當地的投票站。這種體驗既奇怪又美妙：奇怪是因為這所學校是我在阿肯色州以外惟一投過票的地方，在26年的政治生涯之后，我的名字最終不在選票上了；美妙是因為我必須為希拉里投票。切爾西和我先投票，然后相互擁抱，接著看希拉里給自己投出了一票。 選舉當晚的感覺就像是乘坐過山車。希拉里贏得了勝利，55％對43％，選舉前的民意測驗中除一次之外，這是最大的優勢了。我因她而自豪。她在紐約州的經歷就像是在絞干機里一樣，和我1992年時的情形如出一轍。她先是占優勢，接著落后，接著又占優勢，但她始終保持應有的風度，奮力向前。 當我們在紐約市的君悅大酒店慶祝她的勝利時，布什和戈爾旗鼓相當。幾個星期以來每個人都知道大選的結果將會很接近，很多評論員說戈爾可能在民眾投票上會失敗，但仍舊會贏得總統選舉團的投票。大選前兩天，我看了看地圖和最新的民意測驗結果，告訴史蒂夫·里凱蒂形勢可能對我們不利。我們的選民投票很積極，和那些想贏回白宮的共和黨人一樣。在幾個大州艾爾將會以較大優勢獲勝，但布什會贏得更多以農業為主的州，這樣他們就在總統選舉團的票數上占優勢。在大選的當天，我仍然認為艾爾會贏，因為他有這種勢頭并且在重要問題上的主張都是正確的。 戈爾確實贏了，比對手多出50萬張選票，但總統選舉團的投票懸而未決。戈爾在新墨西哥州以366票的微弱優勢取勝后，焦點最后集中在佛羅里達州。如果拉爾夫·納德不參選的話，新墨西哥州等幾個州的實際結果不會這么接近。我讓比爾·理查森最后幾個星期待在他自己的州，或許差別就是他造成的。 在我1996年大選取得勝利的州中，布什贏得了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密蘇里州、阿肯色州、田納西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田納西州越來越傾向于共和黨，在1992、1996和2000年的選舉中，民主黨的選票一般穩定在47％到48％之間。但全國來復槍協會在該州和包括阿肯色州在內的其他幾個州，給艾爾造成很大傷害，例如，持平民主義觀點的耶爾縣——克林頓家族一個世紀前就在此定居——在文化上是保守的，民主黨人必須在這里取勝以便在整個州的選舉中取得均勢，但戈爾以47％對50％輸給布什，就是因為有全國來復槍協會的干預。或許我可以扭轉局勢，但這需要兩到三天去農村宣傳，而且直到選舉前回到那里時我才知道問題有多么嚴重。 槍支游說團努力在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擊敗艾爾，如果沒有當地工會（自身也有很多全國來復槍協會成員）鼎立幫助，他們很可能就會成功。工會反擊的口號是“戈爾不會拿走你們的槍，但布什會解散你們的工會！”不幸的是，在阿肯色州、田納西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亞州、密蘇里州和俄亥俄州，在基層沒有足夠多的工會成員來贏得選舉。 在肯塔基州這個種植煙草的地方，我們反對煙草企業把市場推向孩子的立場影響了艾爾。在西弗吉尼亞州，他遭受的打擊來自倒閉的韋頓鋼鐵公司，一家由員工擁有的公司。員工和他們的家人都認為倒閉是我的失誤造成的，因為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我沒有限制從俄羅斯和亞洲進口廉價鋼材。有證據表明公司倒閉另有原因，但韋頓的工人可不這樣認為，于是艾爾就成了犧牲晶。 布什僅僅以7000票多一點的優勢贏得了新罕布什爾州，因為納德得到了22198張選票。更糟糕的是，納德在佛羅里達州拿到了9萬多張選票，在這場將要拖上一個多月的選舉之爭中布什的命運懸于一線。 佛羅里達投票戰開始后，很清楚我們在參議院獲得了四個席位、在眾議院獲得了一個席位。包括杰伊·迪基在內的三位現任眾議院共和黨人被打敗，他在阿肯色州輸給了邁克·羅斯。民主黨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獲得了四個席位，在角逐中除了一場外全部勝利。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對艾爾不利，因為負責選舉的主要官員凱瑟琳·哈里斯是一個保守的共和黨人，和州長杰布·布什關系密切，而且證明選民身份的州議會同樣由保守的共和黨人主導。另一方面，在通常對選票計數有最后發言權的州最高法院，雖然民主黨州長任命的法官更多，但這些法官都很少有黨派之見。 兩天后，下任總統是誰仍然是個謎。我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阿拉法特。沖突正在平息，我想他應該認真考慮一下和平問題了。我告訴他如果想達成協議的話，只有不到十周的時間了。在一個私下場合，我挽著他的手臂，眼睛盯著他說，我有一個機會和朝鮮達成協議以結束其生產遠程導彈的問題，但我必須親自到那里去。整個行程大約要一周多，因為還要去韓國、日本和中國做短暫停留。 如果真想在中東地區謀求和平，就必須達成這一協議。我告訴阿拉法特在幫助巴勒斯坦在西岸和加沙地帶建國一事上我盡了最大努力，但同時也要保證以色列的安全。在我做出了這么多努力后，阿拉法特如果不想謀求和平，他也應該告訴我，這樣我便可以去朝鮮結束另一個嚴重的安全威脅。他請求我留下，說我們必須完成和談，如果不能在我離任前完成的話，再想達到目前的狀況恐怕還需要至少五年。 當晚，我們設宴慶祝白宮落成200周年紀念。伯德·約翰遜夫人、福特總統夫婦、卡特總統夫婦、老布什總統夫婦都到場慶祝這幢人民建筑的生日，約翰·亞當斯以后的總統都在此居住過。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個了不起的時刻，但老布什總統夫婦卻放心不下，畢竟兒子的競選結果勝負難料。但我很高興他們能來。 幾天后，切爾西和我去文萊出席一年一度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會址選在新落成的酒店和會議中心，大會由蘇丹哈桑納爾·博爾基亞主持。在為避免另一場亞洲金融危機而進行的必要改革方面我們取得了進展，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答應與我就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一事開始談判。我還饒有興致地和他在夜間高爾夫球場打了一局，這種夜間球場專為避暑而設。1993年，我開創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而今，我高興地看到該組織的壯大及其所做的工作。在任內的最后一次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我想我的努力已經結出碩果。這不僅體現在具體的協議里，還體現在建立了一個在新世紀將美國和亞洲聯系在一起的機構。 離開文萊，切爾西和我到越南進行了一次有歷史意義的訪問。我們去了河內、胡志明市（舊稱西貢）以及美越雙方一起挖掘越戰中失蹤美軍士兵遺骨的地點。希拉里特地從以色列趕來，她剛剛參加完利婭·拉賓的葬禮。 我同共產黨領導人、國家主席、總理和胡志明市市長見了面。職位越高，領導人說話聽起來越像老式的共產主義者。共產黨主席黎可漂試圖利用我反對越戰的態度來譴責美國當年的舉動是帝國主義行為。我對此非常生氣，尤其這些話是當著皮特·彼得森大使的面說的，彼得森曾是一名戰俘。我告訴這位領導人，盡管我不贊成當年的對越政策，但無論怎樣，當時的決策者們不應被稱作帝國主義者或殖民主義者，他們是自認為在同共產主義斗爭的好人。我指著皮特說，他在被稱為“河內希爾頓”的監獄里待了六年，但原因并不是因為想在越南開拓殖民地。我們兩國已翻開了歷史上新的一頁：關系正常化、貿易協議、圍繞戰爭中失蹤人員展開雙邊合作，現在不是重揭歷史傷疤的時候。國家主席陳德良也是一樣，只是少了一點教條。 潘文凱總理和我在多次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建立丁良好的關系；一年前他就對我反越戰的態度欽佩有嘉。當我稱那些與我觀點不同的越戰支持者是想讓越南人獲得自由的好人時，他回答道：“我知道這一點。”潘文凱關注的是未來，希望美國能在落葉劑受害者和經濟發展問題上對越南給予支持。胡志明市市長武日清說起話來同我所認識的活躍有為的美國市長一樣，夸耀著自己在乎衡預算、裁員、爭取國外投資方面取得的業績。在當地一家餐館用完便飯后，我還同一大群自發聚集起來歡迎我的友好群眾握手，他們想建設共同的禾米。 參觀戰爭失蹤人員遺址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次難以忘懷的經歷。我回想起與在越南戰場上犧牲的高中同學共處的時光，回想起1970年我在莫斯科幫助過的一位男子，當時他在尋找自己失蹤兒子的消息。同越南人一起工作的美國人認為，根據當地居民提供的線索，失蹤的飛行員勞倫斯·埃弗特中校30多年前就是在那里墜機的。他現已成人的子女陪我們一同去了出事地點。我們的士兵和越南人一起站在齊膝深的泥里，把泥切成大塊搬到附近的棚子里，然后再仔．細篩濾。他們已發現了飛機的零件和一件軍裝，這幾乎足以證明失蹤者的身份。這項工作在一位美國考古學家的監督下進行，他自己就是越戰老兵。他說這是世界上最有意義的挖掘。他們工作時的小心與精細讓人贊嘆，在場幫忙的越南人亦是如此。很快，埃弗特一家找到了他們父親的遺骨。 從越南返回的途中，我得知我在被彈劾時的白宮法律顧問查克·拉夫突然辭世。一下飛機，我就去看望他的妻子休。查克非常杰出，他以技巧和勇氣領導我們的辯護團在參議院陳詞。 11月剩余的時間都用在中東問題和佛羅里達重新計票問題上。三個大縣成千上萬張選票沒有被統計，這對戈爾不公平，因為從混亂的計票和出問題的打孔機造成的未統計選票來看，戈爾比布什還要多出幾千張選票。戈爾在法庭上對這次選舉表示了抗議。與此同時，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在中東再次會晤。我也不知道佛羅里達計票爭議和中東和平努力到底會有什么樣的結果。12月5日，希拉里去國會山參加新參議員就任儀式，前一天晚上，我跟她開玩笑說明天是“參議員學校”開學第一天，她一定要睡個好覺，穿一套漂亮衣服。她興奮極了，我也確實為她高興。 三天后，我前往總統任內惟一沒到過的內布拉斯加州，在位于卡尼的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發表演講，這事實上是一次告別演說，內容主要是敦促美國繼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同時，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宣布對棕櫚灘和戴德兩縣的選票重新統計，并根據佛羅里達州法律對4．5萬張選票重新驗票：只有投票人的意圖明確才能認定選票有效。布什的優勢已經縮小到了154票。 布什州長立即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要求結束重新計票。很多律師告訴我最高法院不會插手此事，因為選舉過程屬于州法律管轄的范疇，除非該過程歧視少數族裔等個別群體。而且，最高法院下達對另一法律行為的禁止令是很難做到的，如重新統計選票或在主人許可下拆除建筑物。如果要這樣做，一方必須證明若該行為不被制止將導致不可修復的危害。最高法院的裁決是5票對4票，而且斯卡利亞法官給出的批準禁止令的直白意見讓人吃驚。他說，什么是不可修復的危害？清點選票可能“給（布什）認定的自己選舉的合法性籠罩上烏云”。是的，他說得不錯。如果戈爾在佛羅里達州獲得的選票比布什多，那么最高法院怎么能宣布布什當選總統呢？ 當晚，我們在白宮舉行了圣誕招待會。我詢問穿過迎賓隊的每位律師是否聽說過這樣的裁決。沒有人給出肯定的回答。用不了多久，最高法院將公布關于重新計票是否符合憲法這一根本問題的另一條意見。現在我們知道他們將以5票對4票禁止重新計票，我告訴希拉里不能再允許斯卡利亞寫下第二條意見了，因為他在給出第一條時沒有絲毫的掩飾。 12月11日，希拉里、切爾西和我飛抵愛爾蘭。這里是我先祖們的土地，也是我為維護和平付出諸多努力的地方。我們先去都柏林會見了伯蒂·埃亨，然后到邊界附近的鄧多克參加一次大型聚會。這一城市曾是北愛爾蘭共和軍活動的溫床，而今則成了支持和平的力量。當歡呼的人群向我瘋狂高唱《丹尼男孩》時，道路被圣誕燈火照得通亮，謝默斯·希尼曾這樣評價葉芝——“他的興趣是在思想上和現實中為奇跡開辟一個空間”。我感謝愛爾蘭人用和平的奇跡填滿了這一空間。 下一站是貝爾法斯特。在那里，我會見了北愛領導人，包括戴維·特林布爾、謝默斯·馬倫、約翰·休姆和格里·亞當斯。然后，我同布萊爾夫婦、伯蒂·埃亨、喬治·米切爾一同參加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奧德賽體育場舉行的大型會議。他們在貝爾法斯特聚在一起仍然不常見。一些尖銳的爭論尚未解決，包括新設立的警察部門及放下武器的方法和計劃。我請他們繼續致力于解決這些問題，并請他們記住和平的敵人不需要征得他們的同意；“他們需要的只是你們的冷漠。”我提醒到場的聽眾，《受難節協定》讓全世界促進和平的人看到了希望，在厄立特里亞和埃塞俄比亞剛剛簽署的結束血腥沖突的協議中美國也發揮了作用。講話結束時，我說我是多么熱愛與他們為了和平而共同工作，“但問題不是我的感受如何，而是你們的子女未來將怎樣生活”。 接著，我們一家飛往英國，與布萊爾夫婦一同住在契克斯別墅聽戈爾發表他結束競選的講話。前天晚上10點鐘，最高法院以7比2的結果裁定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不符合憲法，因為沒有界定投票人意圖是否明確的統一標準，所以不同的計票員可能用不同方式來清點或解釋同樣的選票。故此，最高法院說無論投票人的意圖清晰與否，允許清點所有有爭議的票，就是對未被清點的選票沒有實施平等的法律保護。我堅決反對這一裁決，但蘇特法官和布雷耶法官想把這一案件駁回到佛羅里達最高法院，讓他們立即制定重新汁票的標準和程序，這使我感到些許振奮。不久，總統選舉團將召開會議。多數票中的另外五名法官表示反對，這樣結果變成5：4。三天前要求停止清點票數的那五位法官，現在卻說只能讓布什贏得選舉，因為依照佛羅里達州的法律，重新汁票無論如何要在當天午夜結束。 真是令人震驚的判決。將州權利當做圣物般崇拜的微弱保守派多數，如今居然剝奪了佛羅里達州明確的州職能——按照通常做法重新計票的權利。不想統計選票的那五位法官剝奪了成千上萬人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即使選民要求重新計票的意圖如水晶般清澈明晰，也不能夠讓自己的投票被再次清點。那么法官們憑什么還口口聲聲地說促進了對公民權利的平等保護呢。他們說布什贏得了大選，是因為重新計票不能在接下來的兩小時內完成，可他們浪費了三天重新計票的時間，而且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還推遲至晚10點才宣布這一意見。那五位法官大言不慚地說出下面的一番話：該裁定不可用于將來選舉案例的判定；其理由是“出于對目前情況的考慮，因為每次選舉情況都會有所不同，必須要具體對待才會公平”。如果戈爾的票多于布什，我想同樣的最高法院會毫無疑問地以9：0的結果裁定重新計票。而我會支持那樣的判決。 “布什訴戈爾”一案將作為最高法院最糟糕的判決之一而載人史冊。類似糟糕的例子還有不少：德雷德·司各特案，判決稱為獲自由而逃跑的奴隸仍是其主人的財產，必須歸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維持了種族隔離的合法性；20世紀20和30年代的案例，將對工人最低工資和最長周工作時間的立法保護視為對雇主財產權的侵犯；是松案，最高法院在珍珠港事件后批準將日裔美國人統統拘押。我們都熬過來了，而且推翻了那些錯誤的判決。僅僅是因為他們有能力辦到，五位共和黨法官就剝奪了成千上萬美國同胞的選票，但我知道美國最終將走出這黑暗的一天。 戈爾發表了精彩絕倫的結束競選講話，真誠、優雅、充滿愛國，之情。當我打電話向他道賀時，他告訴我，一位專業喜劇演員朋友開玩笑說他在兩方面都得到了最好結果：既獲得了民眾的青睞又不必去干那項工作。 次日一早，跟托尼·布萊爾談了一會兒，我走出來，通過媒體表示了對艾爾的贊揚，并許諾跟當選總統布什合作。然后布萊爾夫婦陪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去沃里克大學。在那里，我發表了又一次告別演說，是關于“第三條道路”集團所采取的通向全球化的途徑：貿易加上經濟授權、教育、醫療保健和民主管理的全球合約。這次演說還給了我一個機會來感謝托尼·布萊爾給予我的友情及合作。我極其珍惜我們共度的時光并將懷念這些日子。 離開英國之前，我們應伊麗莎白女王的盛情邀請前往白金漢宮。大家都非常愉快，談到了大選和世界事務。然后女王陛下例外地陪我們下樓，并走到門口送我們上車，與我道別。在過去的八年中，女王一直對我親切而友好。 12月15日，我和國會達成了包括多項內容的預算協議，這也是八年來我取得的最后一次大的立法勝利。教育預算尤其成功——最終，我保證了用10億美元修繕學校；學前教育項目獲得有史以來的最大增長；有足夠資金讓130萬學生享受課外輔導；雇用10萬名教師的資金增加25％；為佩爾助學金、加速前進項目和改進差學校增加資金。預算協議還包括“新市場汁劃”、生物醫學研究投資的極大增長、福利享受者及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殘障人員的醫療保健以及千禧年減債計劃。 約翰·波德斯塔、史蒂夫·里凱蒂、我的立法助手拉里·斯坦和我們整個班子都干得相當出色。在任內最后一年，按照慣例我應該是無所作為，卻讓人吃驚地完成了國情咨文中做出的許多承諾。除了以上提到的諸多方面，國會還通過了非洲一加勒比貿易法案、中國貿易法案、“土地遺產”倡議和大幅增加工作家庭兒童看護補助。 我仍然對大選結果深感失望，也極為關注中東局勢；但愛爾蘭和英國之行及預算勝利之后，心中最終被圣誕來臨的喜悅心情占據。 18日，雅克·希拉克和羅馬諾·普羅迪來到白宮，參加我與歐盟領導人的最后會面。到此時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而且我很愿意最后一次接待他們。雅克感謝我對歐盟及大西洋兩岸國家關系發展的支持，我回應說有三個大問題我們處理得很好：歐盟的發展和擴大，北約的擴大及與俄羅斯建立的新型關系，巴爾干半島國家問題的解決。 我與希拉克、普羅迪會談時，中東和談在華盛頓的博林空軍基地也開始了，希拉里在白宮接待了勞拉·布什，然后我們全家到華盛頓購物。紐約州居民決定希拉里不能離開那里。最終，我們在馬薩諸塞大道使館區巖石小溪公園附近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 次日，當選總統布什到白宮和我會面，正如八年前我跟他父親會面一樣。我們談論了這次競選、白宮的工作和國家安全等問題。他把過去共和黨政府中一些經驗豐富的官員召集在一起，他們認為最大的安全問題是建立國家導彈防御體系和伊拉克問題。我告訴他，以我過去八年的經驗，我認為他最大的安全問題依次是：本·拉登和基地組織，中東和平問題，核大國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僵持局面，巴基斯坦與塔利班及基地組織的關聯，朝鮮，然后才是伊拉克。我說最大的遺憾是沒抓住本·拉登；我們仍可能在中東達成協議；幾乎已經與朝鮮達成讓其放棄導彈計劃的協議，但他或許要親自到那里結束最終的談判。 他聽著我必須要說的，沒怎么評論，然后將話題轉移到我怎樣當總統。我惟一的建議就是應該團結一個好的班子，努力去做那些他認為有利于國家的事情。然后，我們又談了些其他政治問題。 2000年時布什就已經是個政界內行了，能將穩健的言辭與保守而具體的建議有機結合。第一次看他演講是他在艾奧瓦州發表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演說，當時我就知道他有可能會勝出。初選之后，他因為右翼觀點而不受歡迎，民意測驗中也落后。但他通過調整言論，督促共和黨國會不要犧牲窮人來平衡預算，甚至支持我在一些外交政策上的立場又備受矚目。他還是州長的時候，他的保守主義就因要同民主黨主導的州議會合作以及得到民主黨副州長鮑勃·布洛克的支持而有所弱化，因為布洛克在得克薩斯體制下掌握著大量的常規權力。現在布什將會控制一個保守的共和黨國會，他必須選擇自己的方式。會面結束后，我明白他完全有能力找到自己的方式，但不知道是他作為州長時遵循的方式，還是在南卡羅來納州初選擊敗約翰·麥凱恩時所用的方式。 12月23日于中東和平進程而言是個重大的日子。巴以雙方在博林空軍基地談判了幾天之后，美方代表團確信除非縮小談判范圍，事實上就是迫使他們做出大的妥協，否則將永遠不會達成協議。阿拉法特擔心受到其他阿拉伯領導人的譴責；巴拉克在國內正失勢于沙龍。所以，我將巴以雙方代表請進內閣廳，給他們讀了我的條件。這些是戴維營會談以來我與雙方分別進行交談后積累起來的。如果他們在四天內接受這些條件，我們將取得進展；反之，這一切就會結束。 我讀得很慢，以使雙方都能仔細地做記錄。在領土問題上，我建議西岸94％至96％的土地歸巴勒斯坦，從以色列方面交換1％553％的土地，而以方控制的區域要包括80％的集中定居點；在安全方面，我說以軍應在三年內撤離，由國際維和力量逐步接管，但在國際維和力量的授權下，可以有一小部分以色列軍隊在約旦河谷再部署三年。以方還可以在西岸繼續保持其預警站，但要設巴勒斯坦聯絡官。若發生“明顯而迫在眉睫的對以色列的安全威脅”，可以在西岸地區緊急部署軍隊。 新建的巴勒斯坦國將是“非軍事化”的，但會有一支強力的安全力量；有領空權，根據以色列軍隊訓練和行動的需要做出特殊安排；部署國際力量維持邊界安全并起震懾作用。 在耶路撒冷問題上，我主張阿拉伯人區歸巴勒斯坦，而猶太人區歸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應對圣殿山或者阿拉伯人所說的“高貴的避難所”擁有主權，而以色列人對西墻及其中的“神圣空間”擁有主權。在哭墻和圣殿山附近不準挖掘，如有需要至少要得到雙方的同意。 在難民問題上，我說新建的巴勒斯坦國將是1948年及以后戰爭所造成的難民的家園，也不排除以色列根據自己的法律和國家意志接納部分難民的可能，尤其是優先考慮在黎巴嫩的難民。我建議國際力量對難民進行援助，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家，地點可以是新建的巴勒斯坦國，將要交換給巴方的土地，他們目前所處的國家，其他愿意接納的國家，或是以色列。雙方都應同意此協議要符合聯合國安理會194號決議。 最后，此協議必須清楚地表明沖突已經結束，并結束所有暴力行為。我建議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一個新決議，宣布此協議和最終釋放巴勒斯坦囚犯將滿足安理會242和338號決議的內容。 我說這些條件是不容商討的，也是我能提供的最佳方案。我希望雙方在此范圍內磋商并達成最終決議。我離開后，丹尼斯·羅斯和其他成員留在那里對疑問做出進一步解釋，但不聽任何抱怨。我知道這個計劃對雙方都有難度，但現在該是做出最后決定的時機了（其實最好的時機已經錯過）。巴方必須放棄讓以方歸還全部土地的要求；他們早就知道必須放棄，但就是不愿承認。以方將要讓出東耶路撒冷和老城的部分地區，但他們的宗教和文化圣地將得以保留；一段時期以來這已經很明顯了，要想迎來和平就必須做出這種讓步。以方還要放棄西岸的部分土地，或許要交換的土地比巴拉克最后的提議還要多一些，但會有足夠的地方容納80％的定居者。他們將會得到結束沖突的正式承諾。條件苛刻，但如果雙方希望和平來臨，那這對雙方都很公平。 阿拉法特立即開始含糊其詞，要求“加以解釋”。但條件很清楚；要么以此為框架談判，要么不談。和以往一樣，他還在耗時間。我給穆巴拉克打電話，告訴他條件的內容。他認為條件都是歷史性的，并答應敦促阿拉法特接受。 27日，巴拉克的內閣對這些條件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保留意見，不過其保留意見也均在條件范圍內，所以是可以談判的。此舉具有歷史意義：以色列政府已表態，為了獲得和平，將建立一個約占97％西岸地區（其中包括作為交換的土地）和幾乎所有加沙地帶（以色列在此也有居民點）的巴勒斯坦國。接下來就要看阿拉法特的表態了。 我每天都給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領導人打電話，催促他們迫使阿拉法特答應。對于以方的讓步他們都很看重，認為阿拉法特應該接受協議。我不知道他們到底跟阿拉法特說了什么，盡管沙特駐美大使班達爾王子后來告訴我，他和王儲阿卜杜拉都有直覺阿拉法特會接受這些條件。 29日，丹尼斯，羅斯會見了我們都很敬重的庫賴，以確信阿拉法特明白拒絕的后果。我將卸任，羅斯也將卸任，巴拉克在即將舉行的大選中會輸給沙龍。而且，在我投入這么多精力而一無所獲后，布什是不愿理會這件事的。 我仍然不相信阿拉法特會犯這樣的錯誤。前天，我剛宣布不去朝鮮達成禁止生產遠程導彈的最后協議，因為基于目前的工作我確信下屆政府會水到渠成地完成該協議。對此我多少還是有些不情愿。我們已經阻止了朝鮮生產钚和進行核試驗的計劃，在其他問題上沒有韓國的參加就拒絕和他們打交道，為金大中的“陽光政策”創造條件。金大中勇敢地同朝鮮接觸，這為雙方和解提供了自朝鮮戰爭結束以來最大的希望，他也因此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已經去了朝鮮，并自信地認為只要我去就能達成協議。盡管我也想走完這一步，可我又不能在中東和平協議即將達成之際冒半途而廢的風險，尤其是阿拉法特已向我保證渴望達成協議并請求我不要離開。 除了中東和預算問題，在離任前的最后30天還發生了許多其他的意料之外的事。我在布雷迪法案頒布七周年之際宣布該法案已阻止61．1萬名重刑犯、逃犯和跟蹤殺手買到手槍；與來自24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在哈佛大學慶祝世界艾滋病日，宣布我們已將美國國內艾滋病的死亡率減少了70％以上，并將為非洲和其他艾滋病肆虐的地區提供更多幫助；向公眾透露總統圖書館的設計方案——在阿肯色河上建設一座由鋼筋和玻璃制成的“通向21世紀的橋梁”；宣布將努力提高城市貧民區兒童的免疫能力，因為這些兒童的疫苗接種率一直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行使了最后一次否決權，因為一項破產改革提案對低收入納稅人的要求比對富人還要苛刻；頒布了嚴格的條例以保護病歷檔案的隱私性；贊揚印度在克什米爾保持停火狀態的決定及巴基斯坦將從實際控制線撤軍的行為；宣布新的規章以減少卡車和巴士燃燒柴油排放不利人體健康的氣體。同一年前頒布的轎車和運動型多用途車輛的排放標準一樣，新規定保證在2010年末新上路車輛將比現在運行的車輛清潔95％，以防止成千上萬例呼吸器官疾病和兒童夭折。 圣誕節的前三天，我同意為62名罪犯赦免或減刑。在第一任期內，我沒有簽署太多的赦免狀，因為急于處理積壓案件。卡特總統四年中才批準了566個從寬案例，福特總統在兩年半里批準了409個，里根總統在八年任期內批準了406個，老布什總統僅批準了77個，這其中包括頗具爭議的赦免伊朗反美人士，釋放奧蘭多·博希——一個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聯邦調查局認定他犯有多重謀殺罪。 對于赦免和減刑，在我做阿肯色州檢察長和州長時就已有自己的想法。我認為在減刑上應保守一些；而對于未使用暴力的案件，若犯人已服刑，并在釋放后一定時間內遵紀守法，就應寬大地授予其赦免狀，如果沒有其他原因應歸還其選舉權。在司法部有一間赦免辦公室，其職責是審核申請并提出建議。八年來，我不斷收到該辦公室的建議，從中學會了兩點：高高在上的司法部官員花在審核上的時間很長，而且他們對幾乎所有案件的建議都是否決。 我明白這是怎么回事。在華盛頓，一切都帶有政治色彩，幾乎每一張赦免狀都存在潛在的爭議。如果你是個公務員，避開麻煩的惟一保險的辦法就是說不。司法部赦免辦公室知道拖延案件和建議否決都不會使自己引火燒身；總統被賦予的憲法職能慢慢就變成了司法部的內部權力。 最后的幾個月，我們竭力督促司法部提交更多的卷宗，他們也就做得好一些。在被赦免的59人及被減刑的3人中，大多數曾犯過錯、服了刑并成了好公民。我還給一些所謂的“女友案”頒發了赦免狀。這些案件中女性被捕是由于她們的丈夫或男友犯了罪，而且往往是與毒品相關。除非提供對其丈夫或男友不利的證據，否則即使她們自己根本沒直接參與作案，也可能要服很長的刑期。那些拒絕這樣做或不怎么知情的婦女就會面臨漫長的鐵窗生活。在許多案件中，男犯后來與檢察官合作，被判的刑期反而比她們短。數月來，我們一直忙于這類案件。去年夏天，我已經為四樁類似案件頒發了赦免狀。 我還赦免了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前主席丹·羅斯滕科斯基，他為自己的祖國做了不少貢獻，也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另外，我赦免了泰森食品公司的行政主管阿奇·沙費爾。他在埃斯皮的調查中被捕，因違反一個自己不知情的法律條款而面臨強制性監禁，因為他按照指示做出了安排，讓埃斯皮去泰森公司的一個療養所。 圣誕大赦之后，我們接到了潮水般的請求，許多人是由于不滿常規程序拖延才提出請求的。在接下來的五周內，我們處理了成百上千起請求，駁回了幾百起，批準了140起。這樣，八年中在7000多份要求赦免的訴狀中，我批準了456個。我的白宮顧問貝絲·諾蘭、布魯斯·林賽以及我的赦免律師梅雷迪斯·凱布盡可能多地接手請求，從司法部獲取信息并加以澄清。一些判決很容易處理，比如蘇珊·麥克道戈爾和亨利·西斯內羅斯的案子，他們被獨立檢察官可怕地誤判；再如更多的“女友案”和幾年前就應被批準的大量例行請求。其中一個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導致的錯判，因為司法部不知道該嫌疑犯正在另一個州接受調查。大多數赦免狀頒給了那些無法突破法律體系的收入不高的人群。 最具爭議的赦免狀頒給了馬克·里奇和他的合伙人平卡斯·格林，里奇是個富有的商人，因故意報告某些油類交易的虛假價格逃避稅收而被指控，但這之前不久他離開美國去往瑞士。20世紀80年代類似的案件很多，當時一些油類受價格控制而另外一些不受控制，這樣就導致一些人隱瞞收入或收取客戶過高的費用。所以許多公司和個人都被指控觸犯了法律，但個人往往被迫究民事責任。像里奇和格林這樣由于稅款問題而引起詐騙訴訟的例子極少。在他們被起訴后，司法部命令聯邦檢察官停止提起類似訴訟。被起訴后，里奇一直待在海外，大多數時間待在以色列和瑞士。 答應繳納2億美元罰金后，政府已允許里奇的企業繼續運營。這個數字是政府聲稱的4800萬美元的逃稅金額的四倍還多。稅務專家馬蒂·金斯伯格教授是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的丈夫，他和哈佛法學院教授伯納德·沃爾夫曼審查了那些有疑問的交易，得出的結論是里奇公司對稅款的計算是正確的，這意味著里奇本人在這些交易中根本沒欠稅。里奇決定放棄時效法規，以便和其他類似的違法者一樣接受政府的民事訴訟。埃胡德·巴拉克因為他對以色列做出的貢獻及對巴勒斯坦人的幫助，曾三次向我提出赦免請求。以色列兩大黨中不少人都懇請我們豁免他。最后，司法部沒有表示反對，說如果此舉能給我國的外交政策帶來更多益處就傾向于赦免他。 我遇到的每個人幾乎都不支持我赦免一個富有的逃亡者。他的前妻曾是我的支持者，他聘請了我的一位前白宮法律顧問和共和黨兩位出色的律師加入其辯護團。最近，當選副總統迪克·切尼的辦公室主任劉易斯·利比又出面代表里奇。或許我犯了錯誤，至少我給予了關注，而且我是根據是非曲直做的決定。直至2004年5月，司法部仍未對里奇提起訴訟，真是個意外的進展。因為對政府而言，在民事案件中比在刑事案件中更容易找到證據。 盡管將來我會因為一些赦免狀而遭到批評，但我考慮更多的還是我沒有批準的那幾個。比如，我認為邁克爾·米爾肯的案子就很有說服力，因為他獲釋后在前列腺癌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財政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堅決反對我赦免他，說這樣做會在他們力圖實施金融業高標準時發出一個錯誤信號。我最后悔沒能給予赦免的兩樁案子是關于韋布·哈貝爾和吉姆·蓋伊，塔克的。塔克的案子正在上訴，而哈貝爾確實犯了法，但在考慮赦免前的那段時間里也沒有出獄。他們都是由于拒絕說謊而被斯塔爾辦公室誤判的。要是我沒當總統，沒遭斯塔爾算計，他們兩人根本不必忍受一點兒折磨。戴維·肯德爾和希拉里都極力勸我赦免他們，其他人則堅決反對。最后，在我的工作人員的固執的判斷面前我讓步了。從此我一直后悔不已。后來，我見到吉姆·蓋伊·塔克時向他道了歉，將來有一天也準備對韋布這樣做。 我們的圣誕節跟其他人的一樣，但今年要細細品味一番，因為這是我們在白宮度過的最后一個圣誕節。我要好好享受這最后的招待會，享受與這么多人在華盛頓共度美好時光的機會。我更仔細地注視著切爾西、希拉里和我掛到圣誕樹上的所有飾物，注視著我們在黃色橢圓廳里擺滿的鈴鐺、書、圣誕餐具、長筒襪和站立的圣誕老人。我不經意間發覺自己還特地走進二樓和三樓的所有房間更加仔細地看了所有繪畫和舊家具。最后，我還抽時間讓白宮的迎賓員給我講了白宮里所有落地式大擺鐘的歷史。當希拉里和我意識到，我們的畫像不久就會與歷任總統及第一夫人們的畫像擺放在一起時，這些畫像猛然間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我倆都選了西米·諾克斯來為我們畫像：我們欣賞他逼真的風格，他也將成為第一位將作品懸掛在白宮的非洲裔畫家。 圣誕后的那個星期，我簽署了更多的提案，并任命羅杰·格雷戈里為第四上訴法院的第一位非洲裔法官：他完全能夠勝任，而且杰西·赫爾姆斯阻止批準黑人法官的做法已經夠長了。這是一項“休會”任命，因為國會正在休會期，而總統每年只能進行一次這樣的任命。我敢打賭新總統肯定不希望在東南部的上訴法院里全是白人法官。 我還宣布，算上剛頒布的預算，在未來四年中我們將有足夠的錢償付6000億美元的債務。如果保持現在的勢頭，我們將于2010年成為無債國，目前每一美元稅款中有12美分將被用于課稅減免或進行投資。因為我們的財政狀況，長期利率被調整到很低，盡管有所增長，但比我上任初期還是低了兩個百分點，這樣就降低了一系列費用，包括抵押、汽車貸款、商業貸款、學生貸款等。低息比減稅更能夠給民眾的口袋里增加實惠。 2000年的最后一天，我簽署了美國加入國際刑事法庭的條約。參議員洛特和大多數共和黨參議員強烈反對，擔心被派往國外的美國士兵會由于政治目的被送上法庭。我也這樣擔心過，但我確信該條約會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我是最先號召成立國際戰爭罪特別法庭的世界領導人之一，我認為美國應該支持此條約。 那年又沒去參加復興周末活動，因為我們全家要在戴維營度過最后一個新年。我仍然沒收到阿拉法特的回信。新年那天，我邀請他第二天來白宮。他來之前在酒店里接見了班達爾王子和埃及大使。阿拉法特一位年輕的助手告訴我們，他們已經竭力催促他同意。阿拉法特來看我時，就我的提議問了許多問題。他愿意把哭墻給以色列，因為哭墻在宗教上有著重要地位，但堅持把剩余的50英尺西墻留給巴勒斯坦。我告訴他這樣做不對。以色列應該擁有整段墻，這樣可以避免有人利用墻下的通道來破壞圣殿山的遺址。耶路撒冷老城有四個區：猶太人區、穆斯林區、基督徒區和亞美尼亞人教區。假如穆斯林區和基督徒區劃歸巴勒斯坦，那么剩余的兩個區應歸以色列。但阿拉法特爭辯說亞美尼亞人區的幾個街區也應劃給巴方，因為那里有些基督教教堂。他說這番話時，我簡直難以置信。 阿拉法特也在努力放棄歸還全部土地的要求，他知道自己必須如此，但對要遭受的批評卻膽戰心驚。我提醒他說以色列已經許諾接納黎巴嫩的一些難民，這些難民的祖祖輩輩在今天的以色列北部生活了成百上千年。但是沒有一個以色列領導人會接納這么多巴勒斯坦人，因為幾十年后，巴勒斯坦人的較高出生率會使以色列的猶太國家特性面臨威脅。在基督教圣地不會有兩個都是以阿拉伯人為主的國家；阿拉法特早已承認，簽署1993年和平協定就含蓄地表明了建立兩個國家的解決辦法。另外，該協議必須經以色列全民公決方可生效。全面歸還土地只能起到破壞協議的作用，我沒想過讓以色列人就此進行投票。另一方面，我認為他們將在我列出的條件內進行投票并找出最后解決方案。如果達成協議，我甚至認為巴拉克可能會贏得大選，盡管目前他在民意測驗中遠遠落后于沙龍，因為選民害怕暴力沖突而且對阿拉法特拒絕和平非常憤怒。 有時阿拉法特顯得有點迷惑，不能對事實進行全面的分析判斷。我時常感到他或許已不在最佳狀態了。因為多年來，為了躲避暗殺者的子彈他要在小同的地方過夜，無數個小時都在飛機上度過，花在高度緊張的談判上的時間更是數不勝數。可能他只是不能完成從革命家到政治家的最后飛躍。他已逐漸習慣于飛來飛去，把巴勒斯坦手工藝人制作的珍珠母禮物送給世界各國領導人，井與他們共同出現在電視畫面上。如果暴力沖突結束了，巴勒斯坦不再成為報紙的頭版頭條，那將是全然不同的情況。屆時，他肯定要為解決工作、學校和基本服務等問題傷透腦筋。巴方代表中的大多數年輕人都希望他能達成協議。我相信庫賴和阿巴斯也希望如此，但不想跟阿拉法特產生分歧。 當他離開時，我還是搞不懂他準備怎么做。他的肢體語言說不，但協議實在太誘人，只有傻子才會讓這個機會溜走。巴拉克想讓我到中東走一趟，但我想先讓阿拉法特對我提議的重大問題向以方說是。12月時，雙方在博林空軍基地談判未果就是因為阿拉法特不愿意接受對他來說比較苛刻的條件。 終于，阿拉法特答應于13日西蒙·佩雷斯同埃雷卡特見面后同他會晤，但結果又是一無所獲。作為預備方案，以色列試圖把我給出的條件中能達成協議的內容形成一個書面材料，這樣假定巴拉克在大選中失利，至少雙方也能最終簽訂協議。即便是這樣阿拉法特都不愿做，因為他不愿被認為做出了任何讓步。雙方在埃及的塔巴繼續談判，雖然分歧少多了，但仍然沒成功。阿拉法特從來不說“不”；他只是不讓自己說“是”。驕者必敗。 就在卸任前夕我們的一次談話中，阿拉法特感謝我付出的所有努力，他贊揚我是多么偉大的一個人。我回答說：“主席先生，我不是偉人，我是個失敗。者，而且是您讓我成為了一個失敗者。”我警告他說，他．將會一手造成沙龍當選，而且他將自食其果。 2001年2月，阿里爾·沙龍將以壓倒性優勢當選以色列總理。以色列人決定如果阿拉法特不采納我的提議，他將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以色列入沒有和平的伙伴，那么還是選一個最強硬的、不妥協的人來領導為好。沙龍將對阿拉法特采取強硬路線，埃胡德·巴拉克和美國也會支持他這樣做。大約在我卸任后一年，阿拉法特說他準備好了在我提出的條件基礎上談判。顯然，他認為做出決定的時間，亦即“半夜前五分鐘”，終于到來了。他的表已經壞了很久了。 阿拉法特在巴拉克接受我的提議之后予以拒絕是個歷史性的大錯誤。然而，許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入仍在致力于謀求和平。終有一天和平會來臨。等和平來臨時，最終協議將與在戴維營及以后漫長的六個月里提出的建議非常相似。 1月3日，我和切爾西以及希拉里的其他家人坐在參議院，目睹艾爾，戈爾為紐約州的新參議員主持就職宣誓儀式。我興奮得差點跨過欄桿。我們有17天可以共同任職，我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對分別在白宮和參議院任職的夫妻。但現在的希拉里已經獨擋一面了。我能做的只有請特倫特，洛特對她不要那么嚴厲，并主動請纓做希拉里在韋斯切斯特縣的社會工作者。 次日，我們在白宮舉行了一個活動，對我來說這個活動與母親有關——慶祝2000年簽署的《乳腺癌和宮頸癌預防與治療法》，該法允許被診斷患上這兩種癌癥卻沒有健康保險的婦女享受完全的醫療補助。 1月5日，我宣布將保護39個州的6000萬公頃原始國家森林不受筑路、伐木影響，其中包括美國最后的一片溫帶雨林，阿拉斯加的湯加斯國家森林。木材利益集團反對這一行動，我認為布什政府或許由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不會加以保護，但全國只有5％的木材來源于國家森林，其中又只有5％來自無路地區。所以，不砍伐原始森林的樹木完全可以應付，而且還能保住另一個無價的國家財富。 宣布完畢，我驅車前往邁爾堡接受來自軍隊的傳統告別禮物——次盛大的軍事典禮，包括授國旗儀式，旗上有總統圖章，以及接受各兵種的勛章。他們也授予了希拉里一枚勛章。比爾·科恩強調說，我對他的任命使我成為讓反對黨官員擔任國防部長的惟一一位總統。 做總統最大的榮譽莫過于擔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士兵來自不同的種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他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他們是我們的國家信條“合眾為一”活生生的體現。我看到過他們在巴爾干的難民營里會心的笑容，幫助中美洲災難中的受害者，打擊哥倫比亞和加勒比海的毒販，在中歐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受到熱情的歡迎，在阿拉斯加州邊遠的崗哨上執勤，在中東的沙漠里日夜守衛，在太平洋上巡邏…… 當他們投入戰斗時，美國人民對自己的軍事力量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因為有美國人民的兒女捍衛和平，所以將不再有戰爭，不再有人遭受損失，不再有人流淚。或許一開始我在軍隊里不怎么站得住腳，但我一直在努力。把總司令當好。而且，我可以自信地說，在我即將卸任時，我們的軍隊狀況甚至比原來更好。 1月6日，星期六，去國家動物園看過熊貓之后，希拉里和我在白宮南草坪上同戈爾夫婦一起為過去八年中在白宮工作過的人們和付出過勞動的志愿者舉行了歡送會。成百上千的人們趕來了，許多還來自很遠的地方。我們談論著，回憶著，一晃幾個小時過去了。我介紹艾爾時說大選中他是人民的選擇，他受到熱情無比的歡迎。當他請在八年白宮歲月中結了婚或生了孩子的人舉起手來時，我驚詫地發現人數是那么多。無論共和黨人說什么，我們是重視家庭的政黨。 白宮的社交秘書卡普里西婭·馬歇爾自1991年就支持我，從我們的第一次競選活動起就陪伴在希拉里左右，她特地為我準備了一個意外的驚喜。我們身后的帷幕緩緩升起，弗利特伍德麥克樂隊走了出來，再度唱起《別停止思考明天》。 星期天，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去了方德里聯合衛理公會教堂。菲爾·沃格曼牧師請我和希拉里向八年來熱忱支持我們的教區全體教徒做一個告別講話。切爾西也在那兒交到了好朋友，并在教堂的“阿巴拉契亞服務計劃”中到肯塔基州農村的一個偏遠山谷工作，受益匪淺。該教堂的教徒來自許多種族和國家，有富有窮，有異性戀也有同性戀，有老有少。方德里教堂為華盛頓無家可歸的人和世界上一些地區的難民提供幫助，而我也力圖在這些地區維持和平。 我不知道自己該說什么才好，但是沃格曼已告訴教徒們我會談談自己憧憬的新生活。因此我說自己的信心將受到考驗，因為旅行時又要乘坐普通航班，走進大廳時會因為沒有樂隊為我奏《向總統致敬》而有點無所是從。我還說會努力做個好公民，努力為那些本應得到更好幫助的人們帶去希望和運氣，并繼續為和平與和解盡自己的力量。盡管在過去的八年里我已全心全力去做，但這些工作似乎仍然極需關注。 那天夜里晚些時候在紐約市，我對傾向和平的以色列政策論壇發表講話，此刻，我們仍有一線希望謀求和平。阿拉法特說過要有所保留地接受我的提議，可問題是他的保留與以方的不同，已經超出了我所提議的范圍，至少在難民和西墻問題上是這樣，但是，考慮到他想在我卸任前達成協議的諾言，不妨認為他的接受是誠心誠意的。美國的猶太人社團一直對我非常友善，像我的朋友海姆·薩本、丹尼·亞伯拉罕，他們都極其關注以色列局勢，并在多年中給過我不少有益的建議，其他一些人也對我維護和平的工作表示支持。不論發生了什么，我認為都應該把自己的提議解釋一下。 第二天，我向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在內的28名優秀美國公民頒發了“公民獎章”，之后去了民主黨總部感謝主席們——費城市長埃德·倫代爾和喬·安德魯，并為特里·麥考利夫捧場，他為艾爾和我做了很多，如今正在競選主席職位。在他做過所有那些工作后，我不敢相信他想當主席，但如果他決定了，我就支持他。我告訴那些在黨內辛勤工作卻沒有得到榮耀或認可的人們，我非常感激他們。 9日，我開始到給過我極大幫助的地方進行告別訪問。先去了密歇根州和伊利諾伊州，因為1992年圣帕特里克節我在這兩地初選中的勝利實際上確保了我的最終提名。兩天后，我去了馬薩諸塞州。1996年大選時我在該州獲得了最高支持率。之后是新罕布什爾州，1992年初該州讓我成為“卷土重來的小于”。其間，我為位于草地廣場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紀念堂一座富蘭克林坐著輪椅的雕像揭幕。殘障團體極力勸說我這樣做，羅斯福的大部分親屬也表示支持。在羅斯福檔案館的一萬多張他的照片中，只有四幅是坐在輪椅上的。從雕像落成那天起，美國的殘障人士常常遠道去瞻仰。 我在多佛向新罕布什爾州說再見。大約九年前，我在多佛許下諾言說將永遠和他們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人群中有許多我的一貫支持者。我喊了幾個人的名字以感謝他們，然后，對他們在那個遙遠的冬天付出的努力所換來的回報做了全面的闡述。后來，我請他們永遠不要忘記，“即使我不再是總統，我也會永遠和你們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 11日至14日，我分別為內閣成員、白宮工作人員和戴維營的朋友舉行了宴會。14日晚飯后，唐·亨利在戴維營的小教堂為我們獻上了動聽的獨奏音樂會。第二天上午是我們全家在這個美麗的小教堂度過的最后一個禮拜天。在這里，我們曾與護衛營地的年輕優秀水兵和海軍陸戰隊隊員及其家人一同做禮拜。他們甚至讓我和唱詩班一起吟唱，還總是在周五或周日就把樂譜放進我們在戴維營的住處山楊樓，以便讓我提前溫習。 周一，我在哥倫比亞特區大學舉行的小馬丁·路德·金誕辰紀念儀式上發表講話。通常，我都是到社區做些義工來紀念這一天，但我想借今天的機會感謝哥倫比亞特區，因為我在這里住了八年。特區的國會代表埃莉諾·霍姆斯·諾頓、市長托尼·威廉姆斯和市議會的一些官員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幫他們在國會通過需要的立法，并阻止了一些不適當的、愛管閑事的法案通過。特區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但與八年前我就職前走在佐治亞大道上時的情形相比，可謂舊貌換新顏了。 我還向國會發表了最后一份咨文：“建立統一美國的未竟工作”。咨文主要以種族委員會的最后一份報告為基礎，包括大量建議：進一步采取措施縮小在教育、醫療保健、就業和刑事審判體系等方面存在的種族界線；尤其要努力幫助低收入的沒有責任感的父親擔負起撫養孩子的責任；對美國原住民社區加大資金投入；改革移民政策；通過仇恨犯罪法案；改革投票法；繼續美國服務隊的事業和白宮對建立統一美國的努力。八年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美國正變得更加多樣化，所以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17日，我在白宮東廳舉行了我任職期間的最后一次儀式。布魯斯·巴比特和我一同宣布了增加八處國家名勝古跡區。其中兩處是在1803年路易斯和克拉克與他們的印第安向導薩加瓦韋和一個叫約克的奴、隸開辟的道路兩旁。我們在美國本48個州保護的土地比西奧多·羅斯福以來的任何一屆政府都多。 宣布完畢，我離開白宮，踏上任期內的最后一次旅程——去小石城向阿肯色州議會發表演講。我的一些老朋友仍在州參眾兩院任職，一些一踏進政界就支持我或反對我的人們亦如此。那天到場的有：曾在或正在華盛頓任職的20多個阿肯色人，住在華盛頓的我的三個高中同學，還有我任州長時擔任我與議會聯絡官的幾個阿肯色人。切爾西也陪我去了。我們從機場出來，路過她曾就讀的兩所學校。我想，自從希拉里和我到布克藝術學校參加她的課程以來，切爾西已成熟多了。 我竭誠感謝曾幫助我走到今天的所有阿肯色州人，有兩位已經不在人世，他們是弗蘭克·霍爾特法官和參議員富布賴特。我敦促議員們繼續在教育、經濟發展、醫療保健和福利改革方面促使聯邦政府支持各州。最后，我告訴老朋友們，三天后我卸任時將心存感激，因為“美國偉大民主的奧秘賜予了我這個長在阿肯色州霍普鎮南赫維街的小男孩入主白宮的機會……我可能是完全靠自己的朋友贏得大選的惟一一位總統，沒有他們的支持我永遠不會贏”。與朋友們分別后，我返回華盛頓準備為任期畫上句號。 第二天晚上，處理完一天緊張而繁忙的事務后，我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了簡短的告別演說。我感謝美國人民給了我為國家效力的機會，并簡要概括了我的理念和政績。接著，我對國家的未來提了三點想法：我們應繼續遵循負責任的財政政策道路；我們的安全與繁榮需要我們在支持繁榮和自由的事業中，在反對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販毒、致命武器擴散、環境惡化、疾病和全球貧困的事業中當好表率；最后，我們一定要繼續“把各種族人民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建設‘一個美國’”。 我向當選總統布什及其家人送上了美好祝福，并說我“留下的總統職位將比我入主白宮時更理想，更加充滿希望，比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美國最美好的日子就在前方”。 19日是我任總統的最后一天，我就地雷問題發表了一個聲明。自1993年以來，美國已銷毀330萬顆我們自己的地雷，花費5億美元在35個國家清除地雷，并且我們正在努力研制地雷的可行替代物以保護部隊的安全。我呼吁新政府將我們的全球掃雷工作再努力進行十年。當我回到總統官邸時，天色已晚。我們還沒有整理好行李，箱子到處都是。我必須做出決定，哪些衣服運送到哪里——紐約州，華盛頓，還是阿肯色州。希拉里和我都不想睡；我們只想從一個房間踱進另一個房間。我在白宮的最后一夜感受到的榮耀與剛參加完我們的第一個就職舞會回到家時一樣。這種興奮一直伴隨著我。八年來這里一直是我們的家，看來讓人難以置信，但現在就要結束了。 我回到林肯臥室，最后一次讀他的葛底斯堡演說手寫稿，凝視著他簽署《解放宣言》的印刷畫，當時他就在我現在站的位置。我走進女王廳，遙想當年溫斯頓·丘吉爾在二戰艱難的日子里曾在這里住了三個星期。我坐在辦公桌后面，看著空空的書架和空白的墻壁，回想起我在此召開的所有會議和打過的電話，北愛爾蘭問題、中東問題、俄羅斯、朝鮮半島還有國內的斗爭。正是在這個房間里我誦讀《圣經》，閱讀圖書和來信，在整個1998年祈禱主賜予我力量和指示。 這一天我很早就提前錄制好了最后一次廣播講話，將要在我離開白宮參加新總統就職儀式前不久播出。在講話中，我感謝了白宮職員、官邸職員、特工人員、內閣成員以及艾爾·戈爾，他們付出的努力讓我得以順利完成總統任期。我遵守諾言，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個小時，又簽署了1億美元以便為更多的警察提供資金；那些新警察讓美國在25年以來犯罪率達到最低。 過了午夜，我又回到橢圓形辦公室清理物品并回復了幾封信。我獨自一人坐在辦公桌旁，回憶起八年來的一幕幕，沒想到這么快就結束了。不久我就要參加權力移交儀式并正式離開白宮。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將最后一次乘坐空軍一號專機，那些優秀的機組人員曾把我們送抵世界的各個角落；還有我們最親密的幕僚；我新的特工小分隊；還有為我烘焙特別裝飾的生日蛋糕的海軍膳食管理員格倫·梅斯，以及負責保證行李萬無一失的空軍中士格倫·鮑威爾這樣的終身軍職人員；還有幾個讓我開心的人，喬丹一家、麥考利夫一家、麥克拉蒂一家，以及哈里·托馬森。 媒體的幾位隨員也準備做最后一次飛行。其中一位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馬克·諾勒，他八年來一直對我進行跟蹤報道，過去幾周中對我的綜述采訪有一次就是他主持的。馬克曾問我是否害怕“生命中最光輝的階段就此結束”，我回答說自己在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樂趣，每個階段都是“專注的，興致勃勃的，能夠找到值得做的事情”。 同時我也期待著新的生活，建設我的圖書館，利用我的基金為公眾服務，支持希拉里，有更多的時間讀書，打高爾夫球，輕松自在地旅行。我知道我會享受生活，而且相信只要身體健康就能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但馬克，諾勒的問題擊中了我的軟肋。我會懷念任期內的這段時光，我喜歡當總統，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也是這樣。 我想好了給布什總統的信，等到寫好后要放在橢圓形辦公室；我希望能夠寫得風度優雅、鼓舞人心，就像他父親八年前所做的一樣。很快布什就會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我祝他一帆風順。我曾密切關注布什和切尼在競選中的言論。我知道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所做過的許多事他們不準備去做，尤其是在經濟政策和環境保護問題方面。我想他們會批準大量的減稅方案，不久我們就會像在20世紀80年代一樣債務重重。盡管布什鼓勵教育和美國服務隊，但他在壓力下會削減所有國內開支，包括教育、兒童看護、課后輔導、新增巡邏警察、創新性研究以及環境保護問題。但這些再也不需要我過問了。 我想我們在冷戰后建立的國際伙伴關系將會因為共和黨人的更加單邊主義的立場而變得趨于緊張——他們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京都協定書》、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國際刑事法庭。我觀察華盛頓的共和黨人已經八年了，可以想像得出布什總統在上任之初就不得不放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這一口號，因為其黨內的當權派是右翼勢力和利益集團。他們像我一樣對自己的道路堅信不疑，但我認為事實和歷史都會傾向于我們的做法。 對于政策和計劃中的一些問題我無法控制；在政治中有些事情是亙古不變的。我也無法左右對我所謂遺產的早期評價。美國從冷戰到新千年的歷史將會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寫。關于我任職總統的表現，我惟一關心的事情就是，我是否在一個嶄新而又不同的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為美國人民謀求了福利。 我是否通過擴大機會、深化自由的涵義、加強社會的凝聚力來幫助形成一個“更完美的聯邦”？毫無疑問，我努力讓美國成為21世紀和平與繁榮、自由與安全的領導力量。我試圖讓全球化進程更加人性化，敦促其他國家和我們一起建設一個更加和諧統一的世界，責任共擔，利益共享，而且擁有共同的價值觀；我努力帶領美國完成這種步人新世紀的轉變，對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情持希望和樂觀的態度，對針對我們的新的破壞性力量也保持清醒的頭腦。最后，我盡力營造植根于新的思想和優良傳統的嶄新進步政治理念，支持世界范圍同心協力的行動。不論新政府及其國會會廢除我的哪些具體措施，只要我們的努力是順應歷史發展的，那么我指導新千年發展的方向就最終會被時代所接受。 在已被清理一空的橢圓形辦公室的最后一夜，我想起了幾英尺之外放在兩個長沙發中間的咖啡桌上的玻璃展柜，里面是尼爾·阿姆斯特朗1969年從月球帶回來的巖石標本。每當橢圓形辦公室里的爭論超出理性，我就會打斷說：“看到那塊巖石了嗎？它已經有36億年的歷史了，我們只不過是匆匆過客。還是冷靜下來繼續工作吧。” 這塊巖石給了我對于歷史和“眼光長遠”這一說法完全不同的視角。我們的任務就是過得更好，活得更長，而且還要幫助別人也這樣做。身后之事以及別人對我們的評價都是無法控制的。時間的長河會帶走一切。我們只能把握瞬間。我是否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能力有待他人去評判。我返回臥室收拾東西時已經快天亮了，還有時間和希拉里、切爾西共同分享這一刻。 次日早晨，我返回橢圓形辦公室給布什總統寫信，希拉里也來了。我們以欣賞的目光向窗外望去，久久地凝視著這片我們度過無數難忘美好時光的院落，多少次我拿網球逗愛犬巴迪玩。希拉里離去讓我獨自完成這封信。我把信放在桌子上，叫來所有職員一一道別。我們擁抱，微笑，流淚，照相。然后我最后一次走出橢圓形辦公室。 走出房門后，我張開兩臂，等候我的媒體記者抓拍了這一瞬間。約翰·波德斯塔陪同我走下樓去，希拉里、切爾西和戈爾一家都等候在國務樓層，在那里我們將歡迎下一任總統。所有官邸職員都趕來道別——房間管理人員、廚房工作人員、花房工作人員、庭院管理人員、迎賓員、男管家、我的男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相處得如同一家人。我看著他們的面龐，想要牢牢記住，因為不知何時才能和他們再相見，而且就算再次見到了也不會和現在一樣。他們很快就要服務于另外一個同樣需要他們的家庭了。 海軍小樂隊在大休息廳演奏，我坐在正在彈鋼琴的查利·科拉多軍士長身旁，他已經為總統們演奏了40年了。在我們需要的時候查利總在那里，他的音樂給我們的許多日子帶來了好心情。希拉里和我跳了最后一曲舞。大約10：30，布什夫婦和切尼夫婦來了。我們邊喝咖啡邊聊了幾分鐘，然后我們八個人走進專車，我和喬治·布什坐在一起，從賓夕法尼亞大道一直開到國會山。 一小時以內，讓美國2闐多年來保持自由的和平權力交接再次進行。我們全家向新總統一家告別，然后駛往安德魯空軍基地，最后一次乘坐空軍一號，當然這對我來說已經不是總統專機了。我擔任了八年總統，把生命中的一半時間都用在了政治上，最終我又恢復了普通公民的身份，但是我內心充滿感激，仍然牽掛著自己的國家，仍然在思考著未來。 后記 我寫此書是為了講述我的故事，講述20世紀下半葉美國所經歷的事情；盡可能公正地描述爭奪國家的心靈和思想的各種勢力；解釋我們生活的新世界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并就美國政府和公民的應對之策提出我個人的觀點；讓那些從未涉足公共事務的人們了解一下擔任公職是何種感受，尤其是作為總統的甘苦。 記述往事時我的思緒又回到了從前，各種感受記憶猶新。隨著我試圖平息的黨派之爭在第二任期內愈演愈烈，我不禁想弄清楚自己的任職是以何種方式融人美國歷史長河的。 美國歷史主要是我們為完成國家締造者們要建立一個“更完美聯邦”的使命而奮斗的歷史。在相對平靜的時期，兩黨為我們的國家盡忠效力，改革派和保守派就變革什么、保留什么展開辯論。但是，當不得不變革時，我們都要接受考驗，反思是否符合我們的根本使命：擴大機會，深化自由的涵義，增強社會的凝聚力。于我而言，就是使我們的聯邦更加美好。 在每個轉折點，我們選擇的都是統一而不是分裂：合眾國初期，建立國家的經濟和法律體系；內戰期間，廢除奴隸制保住了聯邦；20世紀初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時，采取措施使政府更加強大，以保留競爭、提高對勞動的基本保障、為窮人及年老體弱者提供幫助，保護自然資源不被掠奪；60年代和70年代，推動民權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在每一階段，當我們為解釋、保衛和擴大聯邦而斗爭時，強大的保守力量就會出來抵制，而且只要結果尚未確定，政治和個人沖突就會加劇。 1993年我就職時，我們正從工業時代向全球信息時代邁進，聯邦面臨著另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挑戰。美國人民面對的是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巨大變革，而且還有一些重大問題有待回答：我們是選擇全球經濟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我們是用無可比擬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力量勇敢面對全球化世界出現的威脅，還是僅僅滿足于成為封閉的美國堡壘？我們是摒棄工業時代的政府及其承諾的機會均等和社會公正，還是對它進行改革，在保持其長盛不衰的同時給人們在新時期提供成功的途徑？我們日益加劇的種族和宗教多樣化會破壞還是會加強我們國家的統一？ 作為總統，我給出的回答就要使我們的聯邦更加完美，人民視野更加開闊，更加團結一致，從而把21世紀的美國建成一個新的生機勃勃的政治中心。2／3的公民贊成我的基本路線，但在有爭議的文化問題和一直引入矚目的減稅問題上，選民們分歧甚多。一旦遇到不確定的結果，黨派之爭和個人攻擊就肆虐起來，很像建國之初的情形。 無論我的歷史分析正確與否，我評價自己總統業績的主要依據是，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我是這樣計分的：上百萬人有了新的工作；新的家和大學資助；孩子們有了醫療保險和課后補習；一些人不再依賴福利救濟而選擇去工作；不少家庭享受了家庭休假法的好處；人們居住的社區更加安全——所有人都能講出他們的故事，而且故事都是越來越好。所有美國人的生活都更好了，因為空氣和水更純凈，更多的自然遺產得到保護；而且，我們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更多的和平、自由、安全和繁榮。這些他們也有自己的體會。 我就任總統時，美國正駛向一片未知的水域，駛向一個充斥著表面上毫不相關的積極和消極力量的世界。因為我用畢生精力讓自己的雙重生活合而為一，而且從小就被教育應看到所有人的長處，再加上任州長時親眼目睹了全球化的正反兩方面影響，所以我認為自己明白美國正處于何處，以及該如何步人新的世紀。我知道怎樣才能使事情協調一致，也知道這樣做的艱辛。 9月11日，基地組織利用全球化的產物——開放的邊界、寬松的移民和旅游政策、容易獲得的信息和技術——在紐約市、華盛頓市和賓夕法尼亞州謀殺了來自70多個國家的近3000人。事情又到了崩潰的邊緣。世界為我們的損失而惋惜，同時也支持美國人民打擊恐怖主義的決心。從那以后，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愈演愈烈，雖然國內外也存在一些可以理解的、正當的分歧。 我們生活的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從根本上講并不穩定，機遇和毀滅力量并存。這種狀況仍將持續，直到我們的世界從相互依存階段發展成為擁有共同責任、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的更加統一的全球共同體。建立這樣的世界和戰勝恐怖主義絕非一日之功，它將是21世紀上半葉的一大挑戰。我認為美國要引領世界就必須做好以下五件事情：打擊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并提高我們相應的防御能力；通過幫助世界50％沒有受益于全球化的國家解決貧困、教育、疾病和政府腐敗問題，以增加朋友、減少敵人；加強全球合作機制，并通過它們促進安全與繁榮，與恐怖主義、艾滋病、全球變暖等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做斗爭；繼續使美國成為全世界學習的典范；努力結束認為分歧比共同的人性更重要這一由來已久的強迫癥心理。 我相信世界將繼續保持從孤立到互相依存到合作的前進趨勢，因為除此以外別無選擇。自從我們的祖先10萬多年前第一次踏上非洲的熱帶稀樹草原，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冷戰結束后的15年來，西方已經與俄羅斯、中國等宿敵大大和解了；全球半數以上人口有史以來第一次生活在自己選舉的政府的統治之下；打擊恐怖主義的全球合作史無前例，必須付出更多努力與貧困、疾病和全球變暖做斗爭并讓全球所有兒童上學受教育的共識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國和其他許多自由社會已經表明，不同民族和宗教的人們可以互相尊重并和諧地生活在一起。 我們的國家不會被恐怖主義毀掉。我們會打敗它，但這樣做時必須謹慎，務必不能損害美國的性格和子孫的未來。現在，我們要建立一個更加完美的聯邦的理想成了全球的使命。 就個人而言，我仍在為年輕時定下的人生目標努力奮斗。做一個好人是我畢生的愿望，這要求我學會克制憤怒并勇于為自己所犯的錯誤承擔責任。而且，這還要求我學會寬恕。希拉里、切爾西、我的朋友、上百萬的美國人民乃至全球民眾都給予了我寬恕，我也要向別人敞開最寬闊的胸懷。作為一個年輕的政治家，我最初到黑人教堂做禮拜時，第一次聽到人們將葬禮稱為“回家”。我們最終都將回家，我想我也要做好準備。 同時，很多事情又讓我欣喜至極，切爾西正開創自己的生活，希拉里在參議院表現出色。我的基金會努力給美國及全球的貧困地區帶去經濟、教育和服務的機會；努力與艾滋病做斗爭并給需要幫助的人們送去低價的藥物；繼續支持我對種族和宗教和解的畢生信念。 我有遺憾嗎？當然，正如我在書中談到的，于公于私都有。至于怎樣看待成功和遺憾的比例，我想還是留給讀者去評判吧。 我只不過想講述自己的歡樂與悲傷、夢想與恐懼、成功和失敗。而且，我努力解釋自己在世界觀方面與曾經斗爭過的極右翼勢力不同。實際上，他們也堅信自己的主張是真理，但我的看法截然相反。我認為圣保羅的話很有道理，他說我們在此生“是通過一扇模糊的窗子看世界”，“對事物的了解是片面的”。所以，他贊頌的美德是“信念、希望和愛”。 我過著一種奇妙而不可能的生活，充滿了信念、希望和愛；生活給予我太多的恩惠和好運。這種奇妙的生活，在美國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與許多人不同，我有幸每天都為自己的信仰努力工作，這種信仰自兒時在外祖父的小商店里玩耍時就形成了。有愛我的、慈祥的母親關心我的成長，從偉大的師長那里學到了知識，交到許多忠誠的朋友，同我所認識的最完美的女性建立了幸福的生活，還有一個女兒能把我生活中的希望延續下去。 正如我說過的，我認為這是個好故事。而且，講述它時我度過了美好的時光。 致謝 我要特別感謝許多人，沒有他們，本書不可能寫成。賈斯廷·庫珀花費了兩年多青春年華每天與我共同工作，在最后的六個月里常常陪我通宵熬夜。他組織、整理堆積成山的材料，深入研究，糾正錯誤，并將我20多本厚厚的筆記里模糊難辨的字跡一個個輸入電腦。很多段落被重寫了六遍甚至更多，但他一直都很耐心，精力從未衰減，在寫作的最后階段似乎對我想說的話了解得比我本人還清楚。盡管他不應為書中的錯誤負責，但此書是他的才華與努力的證明。 在開始共同工作之前，有人告訴我此書的編輯羅伯特·戈特利布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他確實不是徒有虛名，我真希望30年前就認識他。羅伯特教我把握精彩瞬間，處理頭疼的刪減。沒有他的判斷和感覺，本書可能要長一倍，卻只有一半的可讀性。閱讀書稿時他抱著對政治感興趣卻不迷戀的態度，一直建議凸現我生活中人性的一面，并說服我去掉無數個幫助過我的人的名字，因為普通讀者根本不可能關注這些。如果您是其中之一，我希望您能原諒他，也能原諒我。 這樣一本長而詳盡的書，需要核對大量的事實，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由梅格·湯普森完成的。她是位才華橫溢的年輕女性，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仔細核實我生活中的諸多細節；在最后的幾個月里，凱特琳·克萊沃里克和其他一些年輕志愿者協助她一起工作。現在，他們可以列舉出很多我記不太清的事例。假如書中仍有事實錯誤，絕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努力。 我由衷地感謝克諾夫出版社的人們，尤其是擔任總裁和總編輯的桑尼·梅塔。他從一開始就對此書充滿信心，并為其順利完成盡心盡力。在過去的兩年中，無論何時何地與我相遇，他總是露出驚詫的表情，像是在說“你確實準備按時完成？”“你為何在這里，而不是在家中寫作？”桑尼的表情總能起到預期的效果。 我還要感謝克諾夫出版社里許多幫助過我的人。我要感謝克諾夫出版社的編輯和出版隊伍，他們和我一樣對準確性和細節精益求精（即便對我這本要稍微加快進度的書）。我要特別感謝主任編輯凱瑟琳·霍里甘的細致人微和不懈努力；杰出的出版總監安迪·休斯；持之以恒的出版編輯瑪麗亞·馬西；文字編輯主任莉迪亞·比克勒，文字編輯夏洛特·格羅斯，校對史蒂夫·梅西納、詹納·多蘭、埃倫·費爾德曼、麗塔·馬德里蓋爾、利茲·波利齊；設計總監彼得·安德森；封面設計總監卡羅爾·卡森；一直提供幫助的還有黛安娜·特杰里納、埃里克·布利斯、李·彭蒂。 此外，我還要感謝克諾夫出版社另一些幫助過我的人：托尼·奇里科，他給了我頗具價值的指導；吉姆·約翰斯頓、賈斯廷·萊凱茨、安妮·迪亞茲；卡羅爾·簡韋、蘇珊娜·史密斯；喬恩·法因；以及帕特·約翰遜、保羅·博加茲、尼娜·伯恩、尼古拉斯·拉蒂默、喬伊·達拉內格拉一桑格、阿曼達·考弗、薩拉·羅賓遜、安妮一利斯·斯皮策的宣傳和市場營銷才能。還要感謝市場北街圖文公司的工作人員卡羅爾·格拉菲克斯，以及R．R．唐納利父子公司。 我的老友羅伯特·巴尼特是一位優秀的律師，他負責和克諾夫出版社商討合同的有關事宜；他和助手邁克爾·奧康納還一直負責同國外出版商接洽。對此，我非常感謝。 在白宮時，從1993年起，我就和老朋友泰勒·布蘭奇每月見面一次，以便口授發生的事件。這種適時的記錄對于回憶總統任職期間的細節幫助非常大。特德·威德默是優秀的歷史學家，在白宮擔任講稿撰寫人。我離開白宮后，他記錄了我任職前生活經歷的口述歷史，幫助我找回并理清思路。賈尼斯·卡尼是白宮日記員，他給我留下了不計其數的記錄，幫我回想起每天發生的事情。 我要感謝戴維·肯德爾、貝絲·諾蘭在法律問題上對手稿的仔細審閱。文森特·弗加負責照片的篩選，找到了很多與文中內容相對應的圖片。攝影師卡羅琳·休伯陪同我們全家度過了在州長官邸和白宮的日日夜夜。在我總統任職期間，卡羅琳還幫助整理從我兒時到1974年間的私人資料。沒有這些工作，本書的第一部分是不可能完成的。喬治敦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檔案管理員和歷史學家也幫了不少忙。 我想對閱讀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并提出意見加以增補、刪減、重構和解釋的人員表示深深的感謝。他們是：希拉里、切爾西、多蘿西·羅德姆、道格·班德、桑迪叫自杰、湯米·凱普蘭、瑪麗·德羅莎、南希·赫恩賴奇、迪克·霍爾布魯克、戴維·肯德爾、吉姆·肯尼迪、伊恩·克勞斯、布魯斯，林賽、伊拉·馬加齊納、謝里爾·米爾斯、貝絲·諾蘭、約翰·波德斯塔、布魯斯·里德、史蒂夫·里凱蒂、鮑勃·魯賓、魯比·沙米爾、布魯克·希勒、吉恩·斯珀林、斯特羅布·塔爾博特、馬克·韋納、麥琪·威廉姆斯，以及從最初動筆就和我在一起的布賴恩·格林斯龐和邁拉·格林斯龐，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很多朋友和同事隨時與我探討相關細節，他們是：胡瑪·阿貝丁、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戴夫·巴勒姆、伍迪·巴塞特、保羅·貝加拉、保羅·貝里、吉姆·布萊爾、西德尼·布盧門撒爾、厄斯金·鮑爾斯、羅恩·伯克爾、湯姆·坎貝爾、詹姆斯·卡維爾、羅杰·克林頓、帕蒂·克里內、丹尼斯·丹格雷蒙德，琳達·狄克森、拉姆，伊曼紐爾、埃爾·弗羅姆、馬克·吉倫、安·亨利、丹尼斯·海蘭、哈羅德·伊克斯、羅杰·約翰遜、弗農·喬丹、米基·坎特、迪克·凱利、托尼·萊克、戴維，萊奧普洛斯、卡普里西婭·馬歇爾、麥克·麥克拉蒂、魯迪·莫爾、鮑勃·納什、凱文·奧基夫、列昂呻白內塔、貝琪·里德、迪克·賴利、博比·羅伯茨、休·羅德姆、托尼·羅德姆、丹尼斯·羅斯、瑪莎·薩克斯頓、埃里·西格爾、特里·舒梅克、瑪莎·斯科特、邁克爾·希恩、南希·索德伯格、道格·索斯尼克、羅德尼·斯萊特、克雷格·史密斯、蓋爾·史密斯、史蒂夫·史密斯、卡羅琳·斯特利、斯蒂芬妮·斯特里特、拉里·薩默斯、瑪莎·韋特斯通、德爾塔·威利斯、卡羅爾·威利斯，以及我的幾位讀者。我敢肯定還有我忘記的人。如果是這樣，我表示道歉并對他們的幫助致以同樣的謝意。 政府官員和其他人的著作對我的寫作過程幫助極大。當然，希拉里和我母親的回憶錄也至關重要。 戴維·艾爾索布魯克和“克林頓總統材料項目”的工作人員在搜集資料方面耐心而又持久，我對此表示感謝。他們是：德博拉·布什、蘇珊·科林斯、加里·福克、約翰·凱勒、吉米·珀維斯、埃米莉·羅賓遜、鮑勃·塞伯特、達納·西蒙斯、理查德·斯塔爾卡普、朗達·威爾遜，以及阿肯色州歷史學家戴維·韋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