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裁減工作人員之外，我還宣布了一項行政命令，將整個政府的行政費用削減3％，并減少高級官員的工資、汽車和私人餐廳這樣的待遇。我還修改了白宮餐廳的規定，允許低級職員使用以前專為白宮高級官員預留的餐廳。事實證明，這一舉措極大地提高了工作人員的積極性。 我們年輕的工作人員每天都工作很長時間，周末也要工作。要他們出去吃午飯、叫外賣或是從家里帶個盛滿食物的紙袋子來上班，似乎顯得很愚蠢。況且，讓他們在白宮餐廳就餐，隱含的信息就是：他們也很重要。白宮餐廳是一個用木板裝修的房間，海軍派人在里面準備很好的飯萊。我幾乎每周都在這個餐廳訂餐，而且喜歡到樓下去拜訪廚房里年輕的工作人員。他們每周做一次墨西哥飯萊，我特別喜歡。我卸任后，餐廳恢復只對高級官員開放。我相信我們的政策對于提高土氣和工作效率都是有好處的。 由于有許多額外的工作要干，而干活的人卻比前一屆政府少了，因此我們不僅必須依靠那些地位較低工作人員，還必須依靠1000多名志愿者。這些志愿者有的工作時間很長，有的其實是全職的。他們拆信，合適的時候也發送表格形式的回信，填寫信息詢問表，還做其他許多工作。沒有他們的工作，白宮不可能對美國人民很快做出回應。除了為國服務的滿足感之外，所有志愿者辛勤工作的報酬是我和希拉里每年在南草坪上為他們舉辦的招待會。沒有他們，白宮將無法運轉。 除了具體的削減及裁人措施之外，我相信我們可以采用長期系統的辦法來節約更多的錢，并提高政府的服務質量。在阿肯色州，我發起了一項名為全面質量管理的計劃，并取得了積極的效果。3月3日，我宣布艾爾·戈爾將領導一項為期六個月的對整個聯邦政府工作的評估。戈爾很樂意接受這項任務。他請來了外邊的專家，并廣泛征詢了政府雇員的意見。他堅持做這項工作做了八年，幫助我們取消了數百項計劃，廢除了1．6萬頁的規定，并裁減了30萬聯邦政府雇員，使得我們的聯邦政府成為自1960年以來規模最小的聯邦政府，為納稅人節省了1．36億美元。 1月和2月，我們的工作逐漸組織起來了，并著手處理媒體上熱炒的那些有爭議的問題。這兩個月，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擬訂經濟計劃的細節上了。1月24日，勞埃德·本特森參加了“會見新聞界”節目。他本來不應該對有關經濟計劃的問題做具體回答的。但他做得有點過了頭，宣布我們將建議征收某種消費稅，一項范圍廣泛的能源稅也在考慮之中。第二天，政府30年期債券的利率從7．29％跌到了7．19％，達到了六年中的最低點。 與此同時，我們正為預算的具體內容而苦苦思索。所有削減支出以及現款稅收都會引起爭議。比如，我與參議院及眾議院的領導人會晤時，列昂·帕內塔就向我提議，我們最好先推遲三個月再提高社會保障中的生活費用津貼。大多數專家都認為，考慮到通貨膨脹率很低，生活費用津貼已經很高了，這樣的推遲可以在五年內節省150億美元。米切爾參議員說，這種推遲是一種退步，是不公平的，他不可能支持。其他參議員也是一樣。我們不得不到別的地方找這150億美元。 1月30日和31日是周末，我把各部部長和白宮高級官員請到戴維營。戴維營位于馬里蘭州凱托克廷山中，是總統的度假地，周圍綠樹蔥蔥，有一些舒適的小木屋和娛樂設施，工作人員來自海軍和海軍陸戰隊。我們在這里加深相互之間的了解并討論將來一年的情況再合適不過了。我還邀請了斯坦·格林伯格、保羅·貝加拉和曼迪·格倫沃爾德。他們覺得自己被排斥在過渡時期之外，而且我們對赤字問題的關注超過了我在競選中提出的其他目標。他們認為，我和戈爾忽視了選舉我們的人們更深切的憂慮和利益，我們這樣做是在自尋災難。我理解他們。首先，他們沒有參加我們那次長達數小時的討論。我們在那次討論中得出結論，即如果我們不削減赤字的話，我們將無法取得強勁的經濟增長，我的其他競選承諾，至少是那些花錢的承諾，也將因為經濟疲軟而夭折。 我讓芒迪和斯坦先發言。芒迪描述了中產階級對于工作、退休金、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憂慮。斯坦說，按順序排列，選民們最關心的是工作、醫療改革、福利改革，然后才是削減赤字。而且如果削減赤字要求中產階級多繳稅，我最好為他們做點別的事。然后希拉里介紹了我們在阿肯色州第一個任期內失敗的教訓。那時我們同時做了好幾件事，缺乏一個主線，也未能讓人們為長期不懈的斗爭做好準備。接著她又告訴他們我在第二個任期內是如何成功的。在這個任期內，我們每兩年只專注于一到兩件事，定下長期的目標，但也鎖定短期的成績指標，以便于人們對我們做出評價。她說這種做法使我們可以理出一個主線，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支持。有人回應說，由于我們不斷地泄露消息，我們無法理出一個主線。周末過后，顧問們制定了一個通信策略，將使我們不再每天泄露消息，或者被爭議纏身。 在戴維營的其他時間都花在了更為個人化的非正式談話上。星期六晚上。由戈爾的一位朋友主持，我們舉行了一次談話會。大家坐在一起，依次把自己不為大家知道的一面說出來，以便增進了解。盡管人們對這種做法毀譽參半，但我實際上很喜歡，并承認小時候我比較胖，常常被人取笑。勞埃德·本特森覺得這種做法很傻，回到自己的木屋去了，如果他有什么情況我們剩下的人不知道，那是他故意的。鮑勃·魯賓留了下來，但說他沒有什么好說的——很顯然，這種吐露心聲的做法不是他在高盛公司取得成功的鑰匙。沃倫·克里斯托弗倒是參加了，可能是因為他是這個星球上最有紀律性的人，并認為嬰兒潮時期出生的這幫人玩的這種水刑游戲或許可以加強他嚴謹的性格。總之，那個周末很有幫助。但真正增進我們了解的還是前方第一輪戰斗的槍聲，第一輪的勝利與失敗。 星期天晚上，我們回到白宮，主持一年一度的全國州長協會餐會。這是希拉里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參加正式活動，她有些緊張，但餐會進展得很順利。州長們對經濟狀況很擔憂，因為疲軟的經濟使州政府的收入減少了，迫使他們減少政府的服務項目，或者增稅，或者兩種辦法都采用。他們理解削減赤字的必要性，但不愿意聯邦政府把責任轉嫁給州政府，而且一點錢也不補貼給他們，讓他們付出代價。 2月5日，我把我的一份法案簽署為法律，兌現了我的另一個競選承諾。頒布了《家庭與醫療休假法》后，美國終于和其他150個國家一樣，保證工人們在孩子出生或家人生病時可以休假。該法案的主要發起人是我的老朋友克里斯·多德參議員。多年來，他一直為頒布這一法律而努力。布什總統兩次否決了這個法案。他說，對企業來說，這太難以承受了。盡管這個法案得到了一些共和黨人的大力支持，但多數共和黨人還是以布什所說的理由投了反對票。我相信，家庭休假對經濟有好處。由于大多數父母出于自己選擇或是生活所需，都有自己的工作，美國人有必要在工作崗位上和家庭里都干得很好。那些擔心孩子或生病的父母的人，工作效率要低于那些知道自己好好照顧了家人才上班的人。在我任總統期間，超過3500萬人享受了《家庭與醫療休假法》帶來的便利。 在接下來的八年里，甚至在我卸任總統以后，向我提起這個法案的人比提及我簽署的其他任何法案的人都要多。他們的很多故事都極有感染力。一個星期天的清晨，我晨跑回來遇見了到白宮參觀的一家人。他們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坐在輪椅上，明顯病得很重。我向他們打招呼，并告訴他們，如果等我洗完澡并換上去教堂的衣服，我會領他們到橢圓形辦公室合個影。他們等著我，我們一起參觀得很開心。我特別喜歡與那個勇敢的年輕女孩談話。當我走開的時候，女孩的父親抓住了我的胳膊，讓我轉過身，說道：“我女兒可能快不行了。我最近三個星期一直陪著她。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個星期。沒有家庭休假法，我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2001年初，我離任后第一次以普通公民身份乘飛機從紐約前往華盛頓時，一名空姐告訴我，她的父母曾同時患有重病，一個得了癌癥，一個得了早老性癡呆癥。她說在她父母最后的日子里，除了她和她姐姐外，沒有人可以照看他們。而沒有家庭休假法，她倆也無法照顧他們。“你知道的，共和黨人總是在談論家庭價值，”她說，“但我想，父母如何去世是家庭價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月11日，正當我們忙于最后擬訂經濟計劃時，我終于找到了司法部長的人選。經過兩次不成功的挑選后，我選定了佛羅里達州戴德縣的起訴檢察官珍妮特·雷諾。多年來，我一直了解并敬仰雷諾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她設立的很有創意的“毒品法庭”。這種法庭給第一次犯罪者一次機會，只要他們同意接受治療，并定期到法庭報到，就可以免于坐牢。我妻弟休，羅德姆曾在邁阿密毒品法庭擔任過律師，與刑事抗辯律師辦公室合作。在他的邀請之下，我在20世紀80年代曾參加過該法庭的兩次審判，檢察官、辯護律師和法官通力合作，使被告人相信，這是他們可以免于坐牢的最后機會。他們的方法不同尋常但卓有成效，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這種做法非常成功，累犯的比率比監獄系統要低得多，也少花了納稅人很多錢。在競選過程中，我曾發誓，要支持聯邦政府出錢，以邁阿密為榜樣，在全國建立毒品法庭。 我打電話給鮑勃·格雷厄姆參議員時，他對雷諾給予了熱情的肯定。我的朋友黛安娜·布萊爾也是這樣。30年前，她和雷諾同時在康奈爾大學上學。文斯·福斯特看人非常準，也對雷諾給予了肯定。我約見了雷諾后，文斯打電話給我，用他慣用的滑稽腔調說，“我想我們找到了一個有活力的。”雷諾是一位出了名的沒有廢話的檢察官，嚴厲但公平，在自己的選區很受歡迎。她是佛羅里達州人，大約有6英尺高，從未結過婚。為公眾服務就是她的生活，而且她服務得也很好。我想她可以改善聯邦政府執法部門與州或縣的執法機構之間常有的摩擦。她和我一樣，不熟悉華盛頓的政治文化，這讓我有點擔心。不過，在邁阿密，她與聯邦政府在移民和毒品問題上合作過，經驗豐富，我想她可以通過學習適應過來。 為了完成對經濟計劃的擬訂周末我們努力工作。保羅·貝加拉兩個星期前來白宮工作，主要是幫助我解釋我將要做些什么，以使得我計劃與我競選時做出的恢復中產階級的機會這一承諾一致。他說，我經濟小組里的大多數人對這一點都不夠關心。貝加拉覺得，整個經濟小組應該強調三點：削減赤字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實現真正的目標而采取的手段；經濟增長、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多的收人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計劃代表了政府工作的一個基本變化，我們要求富有的大公司及其他從減稅政策和20世紀80年代的赤字政策中不當得利的利益集團為清理當前的混亂局面而出力，從而結束了過去政府不負責任和不公平的現象；我們不應該要求人民為美國的復興“犧牲”，而應請求他們“貢獻力量”，后一種說法更能激起愛國心，也更有積極意義。貝加拉寫了份備忘錄，記下了自己的觀點，并提出一個新的主題：“關鍵不是赤字，笨蛋。”吉恩·斯珀林、羅伯特·賴克和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都同意貝加拉的看法，并且很高興從內部支持了我的競選承諾。 正當公眾關注此事的時候，我們正努力處理一些大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是否把醫療保健改革和經濟計劃一道放到綜合性的《預算調節法》中去。有人認為我們應該這么做，而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和其他所有的法案不一樣，預算不受阻撓議事手段的影響。所謂阻撓議事手段，是參議院的，種做法。根據這種做法，只要有41名參議員連續不斷地為某一議案爭論，阻撓對該議案進行投票表決，直到參議院不得不討論其他問題，這一議案就會夭折。由于參議院中有44名共和黨人，他們至少會試圖用阻撓議事手段否決醫療保健改革議案，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 希拉里和伊拉·馬加齊納迫切希望把醫療保健改革納人到預算中，國會領導人對此也態度明確。迪克·格普哈特曾催促希拉里這么做，因為他確信，如果單獨提出醫療保健改革法案，共和黨參議員們肯定會使用阻撓議事手段。喬治·米切爾也同意這么做，但原因不一樣：如果醫療保健改革作為一個獨立的法案提交參議院，將會交到參議院財政委員會那里。該委員會的主席、來自紐約州的帕特·莫尼漢參議員對我們能否這么快制定出可行的醫療保健計劃持懷疑態度，這么說還是輕的。莫尼漢建議我們先進行福利改革，然后花兩年時間制定出一個醫療保健提案。 經濟小組卻堅決反對把醫療保健納入到預算中，他們的理由也很充分。伊拉·馬加齊納和許多醫療保健方面的經濟學家都相信，醫療保健市場的競爭如果再激烈一些（這也正是我們的計劃所大力提倡的），我們就可以節省很多錢，而且無需控制價格。事實證明，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不過，我們想在預算中省下，這筆錢是不會得到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認同的。因此，為了使覆蓋面更廣，我們要么在計劃中包括一個后備價格控制條款，增加稅收，并進一步削減開支，要么就需要降低削減赤字的目標。而這樣可能會對我們降低利率的目標產生不利的影響。 我決定推遲一下，直到我把經濟計劃的細節提交給人民和國會后，才對這件事做決定。之后不久，有人替我做了決定。3月11日，參議院資深民主黨人、國會規則方面的最高權威羅伯特·伯德參議員告訴我們，他不會把醫療保健改革法案當做“伯德規則”的例外。該規則禁止把不屬于一類的項目納入到預算調節法案中。我們動員了所有我們可以想到的人，向伯德說明情況，但伯德態度堅決，認為醫療保健改革不能作為基本預算程序的一個部分。這樣，如果共和黨人能夠行使阻撓議事手段，我們的醫療保健計劃一送到參議院就會被槍斃掉。 在2月的第二個星期里，我們決定把醫療保健改革的事緩一緩，先完成經濟計劃的剩余部分。全力以赴地制定預算的細節，決心要了解我們的決定對人們造成的影響。經濟小組的大部分成員都想削減對農業的資助以及其他農業項目。他們認為這些資助和項目是沒有理由的。愛麗絲，瑞芙琳極力敦促我削減這些支持和項目，這樣我就可以取消了“我們所知道的”給農民的福利。這是對我一個競選主題的模仿。當時我許諾，將“取消我們所知道的福利”。我的預算編制人員大部分是城市人。我提醒他們，農民是好人，他們選擇在變化無常的環境下工作。盡管我們必須削減他們的項目，但“我們不必以此為樂”。由于我們不能重組整個農業政策，無法削減其他國家的預算中對農民的補貼，也不能消除外國針對我國糧食出口設立的障礙，我們最后適度地減少了對農民的現有補貼。但我并不以此為樂。 在提議削減資助或項目時，我們需要考慮的另外一個問題當然是，這些削減計劃有沒有機會獲得通過。比如，有人說我們要是能取消公路示范項目，就能節省一大筆錢。但這筆錢是國會議員為自己所在的區或州爭取到的專項支出。這個建議提出后，我的新任國會聯絡官霍華德·帕斯特懷疑地搖了搖頭。霍華德是紐約人，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游說公司里都于過，與國會兩院都打過交道。他以直率而誠懇的口氣反問道：“債券市場有多少選票？”當然了，他知道我們必須說服債券市場，使他們相信我們削減赤字的政策是可信的，但他想讓我們記住，我們必須先使這一政策獲得通過。而給國會議員造成個人傷害不可能是一種成功的策略。 我們考慮的有些建議非常荒唐，簡直很滑稽。有人曾提議應征收海岸警衛隊服務費。我反問他該如何征收。那人解釋道，海岸警衛隊經常被叫去把遇險船只救回來，而那些船只之所以遇險，完全是因為駕駛員的疏忽。我笑著說：“所以，我們把直升飛機開過去，把繩子扔下去，但在解救之前要問一下：‘你用維薩卡還是萬事達卡繳費？’”我們放棄了這一建議，但最后我們選定了150項預算削減項目。 決定增加哪些稅并不比選定削減預算項目輕松。對我來說，最困難的要數英制熱量單位稅了。糟糕的是我要違背我做出的為中產階級減稅的承諾；有人告訴我，為了實現到第五年削減赤字1枷億美元的目標，并改變債券市場的心理，我們必須向中產階級征稅。中產階級在80年代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布什簽署丁增加汽油稅的法案而遭遇了很大的打擊。如果我提議征收英制熱量單位稅，我會一下子使共和黨人再次成為反對收稅的政黨。這樣只會主要滿足那些富有的利率設定者的欲望，卻會使中產階級受到一點傷害。這種傷害表現在，他們每個月要多出9美元的直接支出，如果算上間接支出，每個月要多花17美元。間接支出的增加主要以消費晶價格上漲的形式表現出來。勞埃德·本特森說，他投票贊成征收能源稅，還從來沒有什么負面影響，布什1990年簽署增加汽油稅的法案遭遇打擊，原因在于他做了“看我的嘴型”的許諾，而且最好戰的反增稅分子都是鐵桿的共和黨人。戈爾也再次推動征收英制熱量單位稅。他說，這種稅將促進節約能源和能源獨立。 最后我讓步了，但對財政部提出的稅收方案做了一些其他的改動。我希望這些改動可以減輕普通美國人的納稅負擔。我在競選中提出的工人家庭減稅總額為268億美元。我堅持把這筆款項納入到預算中，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針對年收人為3萬美元或3萬美元以下的工人家庭的減稅幅度提高一倍多。這種減稅措施被稱為“勞務所得扣抵”，按照我的建議，我們將可以第一次向400多萬沒有撫養負擔的貧窮工人提供更為優惠的勞務所得扣抵。即使征收能源稅，我的這‘提議仍可以確保收入為3萬美元或更少的工人家庭得到有意義的減稅優惠。在我的競選旅程中，我幾乎每到一地都會說：“任何做全職工作而且有孩子的人都不應該生活在貧困之中。”而在1993年，很多人的確處于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把勞務所得扣抵提高一倍后，在我任總統期間，有400多萬人擺脫了貧困，進入了中產階級行列。 正當我們即將擬好經濟計劃的時候，勞拉·泰森說，她必須指出，第五年削減赤字1400億美元與削減1200億或是1250億沒有實質性差別。無論我提議削減多少，國會都有可能降低我提出的數額。她認為，如果降低削減數額可以減輕我們政治上的麻煩或本身就是好的政策，我們把削減數額降低到1350億美元或是更少，將減少很多麻煩。賴克、斯珀林、布林德、貝加拉、斯迪法諾普洛斯都同意她的看法。其他人則堅持把數額定高一些。本特森說，我們可以把福利改革的預計成本不編在預算內，這樣可以省下30億美元。我同意了。畢竟，我們還沒有制定方案，數額多少只是猜測而已。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增加在培訓、兒童看護和交通方面的支出，以幫助窮人自己工作不再依賴福利。但是如果我們使足夠多的人不再依賴福利，凈成本將不升反降。另外，我相佰，有兩黨共同支持，我們可以使福利改革單獨獲得通過。 后來，勞埃德·本特森在計劃中加進最后一個條款，取消了稅率為1．45％的工資稅的13．5萬美元的收入上限。這種工資稅將用來資助保健醫療。要增加我們擴大了的保健醫療的償付能力，這一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會要求富有的美國人多繳一些稅。我們已經提議把富人的最高稅率提高到39．6％，而且他們肯定永遠也用不完自己現在投進保健醫療計劃里的錢。當我就這一點詢問本特森的時候，他只是笑了笑，說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自信我們的經濟政策將帶動股票市場的繁榮，他和其他多繳稅的高收入美國人可以從繁榮的證券市場掙回更多。 2月15日是星期一，我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發表了第一次電視演說。我說了10分鐘，介紹了兩天后我將向國會聯席會議披露的經濟政策的概要。盡管從統計數據來看，經濟正在復蘇，卻沒有創造就業機會。過去12年國債增加了四倍，使經濟背上了沉重的負擔。所有的赤字都是由針對富人的減稅、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國防開支的增加所，造成的，因此，我們在“使我們更強大、更聰明、更富有、更安全”的領域里的投資減少了。這些領域包括教育、兒童看護、交通和地方執法機構建設等。過去我們的生活水平通常25年就會翻一番，但以我們當時的增長速度，再過一百年也不會翻一番。要扭轉這種趨勢，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優先發展目標，要增稅并削減開支，以減少赤字并為我們的未來投資。我說過，我希望堅持這一路線，不再向美國中產階級索取更多，因為他們承受了困難，在過去的12年來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但是赤字遠遠超出廠我早期預計的數字。而我在競選時提出的預算建議所依據的恰恰是我預計的數字。現在“更多的美國人必須做出貢獻，這樣美國人明天才能過得更好”。 不過，與20世紀80年代的情況不同，新稅大多將由富有的美國人繳納；“十多年來，我們第一次同舟共濟”。除了減少赤字之外，我的經濟計劃還向企業界提供激勵政策，可以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有一個短期的刺激政策，以立即增加50萬個工作機會；我們將增加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資，設立特別計劃幫助失業的軍工企業工人；實行福利改革，大幅增加勞務所得扣抵；使所有需要學前教育和免疫接種的孩子得到學前教育和免疫接種；創設國民服務計劃，使青年人為社區服務后，可以賺到上大學的錢。我承認，這些提議不會輕易地或很快得到實施，但一旦實施，我們就可以“恢復美國夢的活力”。 星期三晚上在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我解釋了經濟計劃背后的策略，并大致描述了具體細節。我的經濟計劃有四大指導原則：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把更多的公共和私人支出從消費轉向投資；尊重工作和家庭；編制以保守估計為基礎的預算，而不像過去那樣，以“樂觀的前景”為基礎編制預算；如果情況有變，將削減開支并公平收稅。 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我提議給予中小企業永久性的投資退稅。中小企業雇用的工人只占總數的40％，卻創造了大部分新工作崗位。我履行競選時的兩項承諾，提議設立社區發展銀行和授權區，以向貧困地區提供新的貸款和投資。我還要求增加公路、橋梁、公共交通、高科技信息系統和環境清理方面的投入，以提高生產率并增加就業。 在教育方面，我提議增加對公立學校的投入，提高公立學校的標準，并設立獎勵措施，鼓勵更多的學生上大學，參加我提出的國民服務計劃。我贊揚國會通過了家庭休假法，并要求他們繼續支持更嚴格的兒童撫養政策。在犯罪問題上，我要求國會通過布雷迪法案，批準為初犯的非暴力罪犯設立軍隊風格的新兵訓練營，并通過我提出的新增10萬名警察的提案。 我接著請求國會幫助我實行競選資金改革，要求游說人士進行登記，并取消游說支出的稅收減免，以此來改變政府運作的方式。我曾許諾裁減10個政府崗位，并削減行政開支，節省90億美元。我要求國會幫助我減緩醫療支出的飛速增長。我還說，我們可以適度地減少國防開支，但作為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我們有責任必須維持足夠的開支，使我們的軍隊成為世界上最訓練有素且裝備最精良的軍隊。 我把稅收問題留到最后來說。我建議我們把18萬美元以上收入人群的最高所得稅率從31％提高到36％，對25萬美元以上的收人人群多征收10％的稅；把收入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公司的公司所得稅率從34％提高到36％；終止一種不合理的稅收補貼，根據這一政策，企業關閉在美國的工廠遷往海外反而比在國內再投資更有利可圖；向社會保險受益人征收更多的所得稅；征收英制熱量單位稅；只提高2％收入最高的人的所得稅稅率；社會保險的增加將使13％的受益人得到實惠；對于年收人為4萬美元或更高的人來說，能源稅每月要花去他們18美元；對于收人為3萬美元或是更少的家庭來說，勞務所得扣抵足以抵消英制熱量單位稅的開支。根據目前對經濟的預計，增稅措施及我們的預算將使我們能夠在五年內削減大約5000億美元的赤字。 演說的最后，我竭力使議員們明白，赤字問題有多么嚴重，指出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的話，要不了10年，我們的年度赤字將從今年的2900億美元上升到最少6350億美元，屆時利息支出將成為美國預算中最大的一筆開支，納稅人每交一美元，就有二十美分用來支付國債利息。為了表明我對削減赤字的重視，我邀請格林斯潘和希拉里一道坐在國會旁聽席的第一夫人包廂里。他最初很不情愿出席我的演說，因為有人會將這當成政治信號。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演說總體上受到了很好的評價，結束后所有的評論者都注意到，我放棄了中產階級減稅方案。我確實放棄了，但我在經濟計劃中兌現了我的許多其他承諾。在隨后的幾天里，我、艾爾·戈爾和內閣成員們到全國各地四處奔走，推廣我們的計劃。格林斯潘對計劃表示贊賞。保羅·聰格斯也是如此。他說，向國會發表演說的克林頓已不同于他的競選對手克林頓。當然了，這讓我的政治顧問和一些民主黨國會議員松了口氣。他們曾擔心他會反對我的經濟計戈扎我在演說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而且有爭議的提案，再加上國會日程中已經或是即將引起爭議的其他立法，足以讓國會在當年剩下的時間里忙起來了。我知道經濟計劃肯定要經歷一番曲折后才會獲得通過，但我卻無法把全部時間用來推動這件事情。外交問題和國內局勢的發展不允許我那么做。 在國內，2月末發生了暴力事件。26日，一枚炸彈在曼哈頓的世界貿易中心爆炸，炸死6個人，炸傷1000多人。通過調查很快就發現，爆炸是來自中東的恐怖分子所為，他們沒有把行蹤隱藏好。3月4日逮捕了第一批嫌疑犯。最后，6名策劃者在紐約的聯邦法院被判有罪，每人被判240年監禁。我對執法部門的效率感到滿意，但我們開放的社會顯然很容易被恐怖分子攻擊，這讓我感到困惑。我的國家安全小組開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恐怖分子的網絡，以及我們怎樣才能保護我們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由社會免遭他們的傷害。 2月28日，在得克薩斯州韋科市大衛教派的莊園外，4名酒、煙和火器局的特工在與該組織的沖突中喪生，16人受傷。大衛教派被懷疑非法持有武器，該教派救世主式的領導人大衛·科雷什相信自己是基督再世，是惟一知道《啟示錄》中提到的七重印章秘密的人。科雷什對追隨自己的男女老少有著催眠般的控制力。他有著一大批武器，而且顯然準備使用；還有足以堅持很長時間的食品。大衛派教徒與聯邦調查局之間的僵局已持續了差不多兩個月。在此期間，有幾個大人和孩子離開了，但大多數人都留了下來。科雷什曾答應投降，但總是能找到借口推遲這么做。 4月18日是星期天。這天晚上珍妮特·雷諾來到白宮，告訴我聯邦調查局準備強攻大衛教派的莊園，逮捕科雷什和任何參與殺害聯邦特工或犯有其他罪行的追隨者，把其余的人解救出來。珍妮特說，聯邦調查局的報告聲稱，科雷什對兒童進行性侵犯，而那些兒童大多還不到十來歲，而且他還有可能正計劃集體自殺。這讓她感到擔憂。聯邦調查局還告訴她，他們不能把這么多的精力永遠牽制在一個地方。他們想第二天就突襲莊園。他們打算用裝甲車在墻上撞出幾個洞，然后往房子里噴射催淚瓦斯。他們估計這樣可以使所有的教派成員在兩個小時內投降。雷諾不得不批準這一強攻計劃，希望得到我的同意。 幾年前，我當州長時遇到過類似的情形。有一右翼極端組織在阿肯色州北部山區建立了一個莊園。在那里居住的男男女女及孩子中，有兩個涉嫌謀殺被通緝的嫌疑犯。那些人住在好幾座木屋里，每座木屋都有一個活動門，通向一個掩體，一旦當局的人靠近，他們就可以從掩體中開火，而且他們有大量的彈藥向當局的人開火。聯邦調查局也想對這些人發動強攻。我召集了聯邦調查局，州警察部門和從密蘇里州及俄克拉何馬州來配合我們的執法人員開了個會，會上我先聽取了聯邦調查局的案情通報，然后告訴他們，在批準突襲行動之前，我想找一個在越南叢林地帶打過仗的人乘直升飛機在那個地方的上空飛一趟，對突襲做一次評估。前去評估的是位戰斗經驗豐富的老兵。他回來后告訴我：“只要那些人射擊，你們進攻時就會損失幼個人。”我取消了突襲行動，把莊園封鎖了起來，切斷好幾個家庭正接受的憑食品券供應的食品，阻止任何離開那個地方的人帶補給回去。最后，那些拒不退讓的家伙讓步了，沒有任何人傷亡就逮捕了那兩名嫌疑犯。 珍妮特向我匯報情況時，我想我們應試一下曾在阿肯色州奏效的方法，然后再批準聯邦調查局的突襲計劃。但珍妮特反駁說，聯邦調查局等煩了；他們與大衛教派的僵局每周要花去政府100萬美元，而且困住了其他地方急需的執法人力。她還說大衛教派可以比阿肯色州那幫人撐得更久，兒童性侵害和集體自殺的可能性也是客觀存在的，因為科雷什和他的許多追隨者都是瘋子。最后，我告訴她，如果她認為突襲是對的，那么就干吧。 第二天，我在橢圓形辦公室外一臺電視上收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節目時，看到科雷什的莊園一片火海。突襲進行得非常糟糕。聯邦調查局向教徒藏身的房子內噴射催淚瓦斯后，教徒開始放火。他們打開窗戶，使得克薩斯大平原上的強風刮了進去，風助火勢，情況更糟糕了。突襲結束后，80多人被燒死，包括25名兒童；只有9人僥幸逃生。我知道我需要向媒體談話，為此次行動失敗承擔責任。迪·迪·邁爾斯和布魯斯·林賽也需要這么做。但正當我想這么做時，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好幾次讓我再等等。他說我們還不知道有沒有人活著。如果科雷什聽到了我的話，會把逃生的人也殺了。珍妮特，雷諾在記者的鏡頭前說話了，對發生的事情做了解釋，并為此次突襲承擔全部責任。作為第一位擔任司法部長的女性，她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把責任推來推去。我就韋科莊園事件向媒體發表談話時，人們正在贊揚霄諾，卻批評我讓她承擔失敗的責任。 在24小時內，我第二次接受了違背我直覺的建議。我并不是責怪喬治。他年輕謹慎，盡管向我提的意見錯了，但他是誠懇的。我對自己感到惱怒。我先是放棄自己更正確的判斷，同意突襲，然后又推遲向公眾發表講話為突襲失敗承擔責任。總統最重要的一項決定就是，何時采納或拒絕自己工作人員的建議。沒有人永遠是正確的，但做出自己相信是正確的但實際是錯誤的決定，感覺上要比做出顧問們說是對的但自己的直覺卻說是錯的決定要好得多。韋科莊園事件之后，我決定根據自己的直覺做決定。 也許，我不相信自己直覺的原因之一是華盛頓一直在抨擊我們的政府，我每次做決定后都會受到批評。在國會有個漂亮的開場以后，希拉里也被人批評，說她的醫療保健改革小組不公開開會。他們其實只是在加緊討論許多非常復雜的問題，以實現我在100天內向國會提交一份醫療保健改革計劃這一過高的目標。他們的小組聆聽了1100多個團體的證言，與國會議員開了200多次會，并在全國各地召開過公開的會議。說他們保密是夸張了。最后，由于他們小組的工作太遲緩了，我讓他們停止工作。反正，我兌現不了100天的期限。 好像這些挫折還不夠似的，我的短期一攬子刺激政策也失利了。我原打算通過這項政策更快地把錢撥往各市和州，進行基礎工程項目建設，以創造50萬個就業機會。經濟增長仍然很慢，需要這冬刺激一下，而且這筆不會重復的開支也不會加劇我們的赤字問題。這項政策在眾議院輕易就獲得了通過，也得到了參議院的支持，但多爾召集了40多名愿意阻撓這項提案的共和黨參議員。第一次阻撓后，我們應該與多爾談判，提出一個數目小一些的方案，或是接受約翰’布魯參議員和戴維·博倫參議員這兩位保守的民主黨人提出的平和一些的妥協方案。掌管這項提案的羅伯特·伯德參議員態度明確，他說如果我們不屈服，就可以打破阻撓。但我們未能打破阻撓，在韋科莊園事件兩天后，也就是4月21日，最終承認失敗。 在我的第一個任期內，共和黨人大肆使用阻撓議事手段，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阻礙了多數國會議員意愿的實現。他們這么做，要么是出于自己的信念，要么是想證明我當不了領導人。在我就任的前100天里，喬治·米切爾參議員竟不得不12次投票來打破阻撓議事。 3月19日，我們遭受了一次個人的打擊。這次打擊讓我們擺正丁政洽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希拉里的父親嚴重中風。希拉里和切爾西以及我妻弟托尼急忙趕到小石城圣文森特醫院她父親的床邊。休的醫生德魯·昆普瑞斯是我們的朋友。他告訴希拉里，她父親遭受了嚴重的大腦損傷，正處于深度昏迷，很有可能再也醒不過來。我兩天后到了那里。希拉里、切爾西、多蘿西和休的兩個兒子休和托尼輪流同休說話，甚至唱歌，面休好像平靜地睡著了一樣。我們不知道他還能撐多久，而我只能待一天。我離開希拉里時，有很多人陪著她，包括托馬森一家、卡羅琳，休伯和莉薩·卡普托。卡羅琳自擔任州長官邸的主管起就認識休了；莉薩則是希拉里的新聞秘書，深得休的喜歡，因為莉薩和他一樣，也來自賓夕法尼亞州東部，離他的家鄉斯克蘭頓很近。 下一個星期天，我又飛回家待了幾天。我想與家人在一起，盡管我做不了什么，只能等待。醫生告訴我們，休實際上已經腦死亡了。周末，家人決定把幫助他呼吸的機器拿掉。我們都做了祈禱和告別，但休卻不愿意這樣。他那顆年邁而強健的心臟不停地跳著。盡管我在阿肯色州可以處理大部分公務，但我星期二必須趕回華盛頓。我不愿意離開，我知道這是最后一次與岳父相見了。，我喜歡休·羅德姆。他脾氣不好，但做事果斷，對家庭極為忠誠。20年前，我衣衫不整、身無分文，而且更糟的是，我還是個民主黨人，但他還是接納了我。對此我一直深懷感激。我將懷念和他一起玩皮納克爾紙牌游戲的情景，懷念與他之間的政治爭論。我知道他就在身邊。 4月4日，休仍然在堅持著。希拉里也不得不趕回華盛頓，把切爾西帶回來上學（切爾西剛過完春假），并回來工作。她曾答應4月6日到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去為莉茲·卡彭特發表演說。莉茲曾經是伯德·約翰遜夫人的新聞秘書。她勸說希拉里不要取消演說，希拉里于是決定去。當時，希拉里非常悲傷，她說出了肺腑之言。她說在進入新千年之際，“我們需要有意義的新政治。我們需要關心個人責任和關懷的新社會風尚。我們需要重新定義什么是市民社會，因為這個社會解答了由市場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提出的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即我們如何才能建設一個使我們再次充實起來并感受到自己屬于一個比自己更大的組織的社會”。希拉里是讀了李·阿特沃特的一篇文章受了感動，才發表上述觀點的。那篇文章是阿特沃特40歲死于癌癥前不久寫的。阿特沃特在為里根和布什兩位總統工作期間，對民主黨進行了無情的批評，因此成名并為人所懼怕。當他面對死神時，他發現完全致力于權力、財富和聲望的一生，留下太多值得留戀的東西，并希望作為臨別贈言，把我們推向更高的理想。4月6日，希拉里自己強忍著悲痛，在奧斯汀力圖為這一理想下個定義。我喜歡希拉里說的話，為她這么說感到自豪。 第二天，休·羅德姆去世了。我們在小石城為他舉行了追悼儀式，然后把他送回斯克蘭頓，在法院街衛理公會教堂舉行了葬禮。我稱贊他在1974年擱置自己共和黨人的信念為我工作。他畢生從個人的經驗中不斷學習，放棄了小時候學到的偏見。在芝加哥與一位黑人共事時他放棄了種族偏見。在小石城，他與一位醫生和護理員是鄰居。那兩人是同性戀，與他成了朋友，并照顧他，他也因而放棄了對同性戀者的偏見。他在熱愛橄欖球的賓夕法尼亞州東部長大。在那里信奉天主教的球星們都去了圣母大學，而信奉新教的明星們則為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打球。這種分裂顯示了對天主教徒的一種偏見，而且這種偏見也是休兒時教育的一部分。他把這種偏見也放棄了。他最后的日于是在圣文森特醫院度過的，有信仰天主教的護士精心照顧。我們都認為這是非常合適的。 32 我上任的最初幾個月，盡管新聞報道都是關于我如何努力解釋和捍衛我的經濟計劃，促使其獲得通過，關于軍中同性戀的問題和希拉里負責的醫療保健改革，但外交政策一直是我日常工作的內容，每天我都為此而思考。華盛頓的觀察家們有一個總體的印象，即我對外交事務不感興趣，而且想盡量少在這方面花時間。不錯，我競選的重點主要在國內問題上，我們經濟上的問題要求我這樣做。但正如多次重申的那樣，由于國際間的依存程度不斷加深，外交和。國內政策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布什總統在柏林墻倒塌后宜稱的“世界新秩序”，充滿了各種混亂和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 早些時候，我的國家安全顧問托尼·萊克宜稱，外交上的成功在于阻止或緩和小問題的發展，使其不至于成為棘手的問題，或是新聞報道追逐的對象。他說，“如果我們真的做得很好，公眾也許永遠都不知道，因為狗并沒有叫。”但是我就任時，我們有一窩獵狗在狂狂叫，其中波斯尼亞和俄羅斯叫得最厲害，其他獵狗如索馬里、海地、朝鮮和日本的貿易政策，也在遠處怒吼著。 蘇聯解體和共產主義在華沙條約國家中的失敗，使人們看到了歐洲第一次在歷史上變得民主、和平而且統一的前景。至于這一前景能否實現則引發了四個大問題：東西德能否統一？俄羅斯能否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穩定、非帝國主義的國家？南斯拉夫會怎么樣？這個國家由不同民族的省份構成·，因為有了鐵托元帥鐵的意志才被捆在了一起。俄羅斯和其他前共產主義國家會被融進歐盟并與美國和加拿大通過北約結成跨大西洋的聯盟嗎？ 到我成為總統時，德國已經在赫爾穆特，科爾頗有遠見的領導下統一了。德國統一得到了布什總統的大力支持，但因為重新崛起的德國所具備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歐洲持保留意見。其他三個問題都未得到問答。我知道，作為總統，我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確保這些問題得到妥善的回答。 在競選期間，我和布什總統都支持向俄羅斯提供援助。一開始，我比布什要積極，但他經過前總統尼克松的敦促后，宣布由七個工業大國一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加拿大和日本——組成的七國集團將提供240億美元，用來支持俄羅斯的民主和經濟改革。葉利欽1992年6月來華盛頓的時候，對布什表示感謝，并公開支持他再次當選。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樣，由于安德烈·科濟列夫外長和我的一位外交政策顧問托比，蓋提是朋友，葉利欽才同意到布萊爾賓館禮節性地拜訪我。我并不介意葉利欽支持布什。我只想讓他知道，如果我贏得選舉，我將支持他。 11月，選舉過后兩三天，葉利欽打電話向我表示祝賀，并催促我盡快去莫斯科，以便在他面對國內不斷上升的反對勢力時重申美國對他的支持。葉利欽當時的日子不好過。他于1991年6月當選為俄羅斯總統，當時俄羅斯還是已經搖搖欲墜的蘇聯的一部分。8月，蘇聯最高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黑海之濱的避暑山莊被企圖發動政變的陰謀家軟禁起來。俄羅斯人走上莫斯科街頭表示抗議。當上任才兩個月的葉利欽爬上國會所在的俄羅斯白宮前的坦克上時，事件的轉折點來到了。政變策劃者當時已包圍了俄羅斯白宮。葉利欽敦促人民保衛好不容易才贏得的民主，他實際上告訴反動派：“你們可以偷走自由，但你們必須從我的尸體上踩過去才能成功。”他發出的號角聲喚起了國內和國際的支持，政變失敗了。到了12月，蘇聯解體為一群獨立的國家，俄羅斯繼承了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 可是葉利欽的麻煩并沒有結束。葉利欽決心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撤軍，但反動派失去了權力正百般痛苦，因此堅決反對。由于葉利欽正在對蘇聯留下的經濟爛攤子進行自由市場改革，引發了通貨膨脹，并把國有資產以低價賣給了一群被稱為“寡頭”的極為富有的新興商人，經濟災難隨時都會降臨。與這些“寡頭”相比，美國19世紀的那些強盜式的資本家簡直就像清教的牧師那么高尚。有組織犯罪的網絡填補了蘇聯政府癱瘓后留下的真空，并把觸角伸到了全世界。葉利欽摧毀了舊的制度，但未能建立一個新的制度。他也未能與杜馬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部分原因在于他天生不喜歡妥協，部分原因則在于杜馬里很多人都向往舊的秩序或是一個以極端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新的壓迫制度。 葉利欽的處境非常危險，我想幫他一把。鮑勃，施特勞斯也鼓勵我這么做。施特勞斯被布什總統派往莫斯科任大使，盡管他是一名堅定的民主黨人，曾擔任過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說我可以與葉利欽合作，或在政治方面向他提一些好的建議。他建議我兩件事都要做。 我很想接受葉利欽的邀請，但托尼·萊克說莫斯科不應該成為我出國訪問的第一站，我的其他同僚則說，那將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國內問題上轉移開。他們的理由很充分，但俄羅斯能否成功與美國有很大的利害關系。我們不希望強硬派在俄羅斯掌權，不論是共產黨人還是極端民族主義者。葉利欽建議我們在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第三國會面，這個問題就好辦了。 大約就在這時，我勸說我的老朋友、牛津大學時同住一幢樓的同學斯特羅布·塔爾博特離開（時代）雜志，來國務院工作，幫助我們制定對前蘇聯國家的政策。到那時為止，我已經和斯特羅布就俄羅斯歷史和政治討論了超過25年。自從他翻譯并編輯了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之后，他對俄羅斯及其人民的了解和關心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多。他有很強的分析能力，在恰當的職業外表背后，有著豐富的想像力。我相信他的判斷，并相信他愿意把未經修飾的事實真相告訴我。我要求斯特羅布干的工作在國務院的官員等級里沒有對應的位置。所以他必須在沃倫·克里斯托弗的準許和迪克·霍爾布魯克的幫助下，自己著手創造一個位置。迪克是位投資銀行家，是外交政策方面的老手。在競選期間，他曾向我提供建議，并將成為我政府中最重要的官員之一。 斯特羅布的新崗位最終有了一個頭銜：無固定任所大使兼國務卿前蘇聯新獨立國家問題特別顧問。他后來成了副國務卿。我知道，能復述斯特羅布頭銜的人不會超過五個，但大家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我們俄羅斯問題的“必到”官員。八年中，我每次與葉利欽或是弗拉基米爾，普京會面——光是與葉利欽的會面就有18次——他都在我身邊。斯特羅布俄語說得很流利，筆記記得非常詳細，我與俄羅斯人會見時有他參加，再加上他自己和俄羅斯人之間也有交流，我們的工作可以確保是準確的，而準確的工作是無價的。在《俄羅斯問題行家》一書中，斯特羅布詳細記錄了我們八年的漫長歷程。這本書寫得非常棒，不光是因為其中閃耀著遠見卓識，而且因為書中記錄了我和葉利欽之間多姿多彩的談話。與大多數這一類型的書不同的是，這本書中引用的話不是后來重寫的，而是當時的原話，盡管這么寫是好是壞還很難說。斯特羅布的主要觀點是，我成了自己的俄羅斯問題行家，因為盡管我不是俄羅斯問題專家，但我了解“很重要的一點：在導致冷戰的兩大問題，即國內的民主與專制之爭和國外合作與競爭之別上，我和葉利欽“原則上屬于同一方”。 在過渡時期，我與斯特羅布就俄羅斯不斷惡化的局勢以及避免災難的必要性進行了多次討論。在復興周末假期中，斯特羅布和他的妻子布魯克陪我在希爾頓海德島跑步。布魯克全職陪希拉里競選，后來成為“白宮學者”項目的負責人。我們當時打算討論俄羅斯問題，但我們小組的領跑人、偉大的奧運跨欄選手埃德溫·摩西定的步子太快，我無法在說話的同時跟上他。后來，我們遇到希拉里在散步，于是我們三個人找個借口慢了下來，到處走走。布什總統正在莫斯科和葉利欽簽署《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這是個好消息，盡管就像葉利欽所做的每一件進步的事情一樣，這一條約在杜馬遭到了激烈的反對。我告訴斯特羅布，俄羅斯的情況變化很大，我們不能完全采取防守策略了。我們必須幫助加快積極事情的發展，并加以鞏固，特別是那些可以改善俄羅斯經濟的事情。 2月的一個晚上，我來到斯特羅布的家里，看望他的家人，并和他討論俄羅斯問題。斯特羅布把他不久前和理查德·尼克松見面的情況告訴了我。那次見面時，這位前總統敦促我們要大力支持葉利欽。布什總統前一個春天宣布的240億美元一攬子援助計劃并沒有給葉利欽很大的幫助，因為國際金融機構要求俄羅斯必須先重組經濟才給錢。我們現在需要做點事情。 3月初，我和葉利欽同意于4月3日和4日在加拿大的溫哥華見面。3月8日，尼克松來到白宮，親自敦促我支持葉利欽。他先看望了希拉里和切爾西，告訴她們他從小是一名貴格會教徒，他的幾個女兒也和切爾西一樣，曾在西德維爾朋友中學上學。然后他轉入正題，告訴我，我對俄羅斯問題的處理將比我的經濟政策更能讓我為人們記住。那天晚上晚些時候，我打電話給斯特羅布，把我與尼克松的談話告訴了他，并強調，我們在溫哥華應該做點幫助俄羅斯的事情，然后在7月的東京七國峰會上繼續采取有影響的步驟，這很重要。3月，我們的外交政策小組和拉里·薩默斯以及他在財政部的助手利普頓讓我了解了俄羅斯的最新情況。整整-個月，我都敦促他們要把眼界放寬一些，多做點事情。 與此同時，在莫斯科，杜馬正在削減葉利欽的權力，批準了俄羅斯中央銀行毫無結果的通貨膨脹政策。3月20日，葉利欽開始反擊。他發表了一篇演說，宣布將在4月25日舉行全民公決，以決定到底是他還是杜馬掌管國家。他說，在此之前，無論杜馬采取什么行動，他的總統令都將有效。橢圓形辦公室外我的餐廳內有兩臺電視。我通過其中一臺收看了葉利欽的演說。另一臺電視正在播放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籃球錦標賽，比賽在阿肯色大學野豬隊和圣約翰大學隊之間展開。兩場爭斗中，都有一方是我支持的人。 關于我應該如何回應葉利欽的演說這一問題，我和我的整個外交政策小組之間有過一場激烈的爭論。他們全都提醒我先克制一下，因為葉利欽已超越了憲法賦予的權限，而且有可能會失敗。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葉利欽正在與老共產黨人和其他反對勢力殊死搏斗。他正在用全民公決的形式接近他的人民。我不在乎他有失敗的危險——我告訴他們，我自己也失敗了許多次。我對兩面下注的做法不感興趣，讓托尼·萊克起草了一份強烈支持葉利欽的聲明。托尼把聲明稿交給我后，我把語氣改得更加強硬，然后交給了媒體。在這件事上，我根據自己的直覺做了決定，賭俄羅斯不會放棄葉利欽，會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阿肯色大學野豬隊的反敗為勝增強了我的這種樂觀看法。 3月，我終于得到了一份我可以支持的援助計劃：16億美元的直接援助，幫助俄羅斯穩定經濟。援助包括為退役軍官解決住房的資金，為現在就業不足而且經常拿不到工資的核科學家創造積極的就業計劃，更多的用于拆除核武器的援助款項（這些拆除工作是根據納恩一盧格計劃進行的），向缺衣少藥的人提供的醫藥和食品，對中小企業、獨立傳媒機構、非政府組織、政黨和工會的援助款，以及一項旨在把上萬名學生和青年科學家請到美國來的交流計劃。這項援助方案是前一屆政府所撥款項的四倍，是我最初提議款項的三倍。盡管有民意測驗表明，75％的美國人反對給俄羅斯更多的錢，我們圍繞經濟計劃的斗爭也已經非常艱苦，但我覺得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繼續這么做。美國花了數萬億美元用于國防才打贏了冷戰，我們不能因為20億美元和一次糟糕的民意測驗而冒險去改變我們的政策。讓我的工作人員們吃驚的是，包括共和黨人在內的國會領導人同意我的看法。在我為推動這個援助方案而召集的會議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喬·拜登參議員極力支持援助方案。鮑勃·多爾也同意我的觀點，即我們不愿意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們那樣，把冷戰后的這個時代弄得一團糟。一戰勝利者們的短視極大地促成了二戰的爆發。多爾在二戰中曾英勇作戰。紐特·金里奇幫助俄羅斯的熱情很高。他說，對美國來說，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我們必須做正確的事情。正像我告訴斯特羅布的那樣，紐特正試圖在俄羅斯問題上勝過我。我倒非常樂意看到他這么做。 我和葉利欽4月3日見了一次面。一開始氣氛有點尷尬。他解釋說，他必須在接受美國援助以向民主過渡和看上去受制于美國之間走鋼絲。當我們詳細討論我們的援助計劃時，他說他喜歡這個計劃，但需要更多的錢，以解決他從波羅的海國家撤回來的軍官們的住房問題。這些軍官中的許多人實際上住在帳篷里。這件事談妥之后，葉利欽突然采取了攻勢，要求我廢除杰克遜一瓦尼克修正案，并不再舉行“援助受奴役國家周”活動。杰克遜一瓦尼克修正案是一項1釕4年的法律。該修正案把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與俄羅斯的移民自由聯系在一起；“援助受奴役國家周”則力圖強調波蘭、匈牙利這些國家被蘇聯控制的現實。這些國家現在都取得自由了。這兩項法律只是象征性的，對我們兩國的關系沒有實質性的影響。而且我還沒有政治資本在改變這兩件事的同時，又能成功地為俄羅斯爭取到實質性的幫助。 第一次會談結束后，我的工作人員擔心我讓葉利欽的夸夸其談給唬住了，就像赫魯曉夫1961年在維也納那次著名會談中嚇唬住了肯尼迪一樣。工作人員們不想讓我看上去太軟弱。我對此卻不擔心，因為這種歷史性的類比是有問題的。和赫魯曉夫對待肯尼迪不同，葉利欽并不想讓我出洋相，他是想在那些要毀掉他的敵人面前顯得威風一些。在我們舉行峰會前一周，他的敵人在杜馬中曾試圖彈劾他。雖然這些人失敗了，但他們的動議得到了不少選票。假如這種自夸式的姿態有助于使俄羅斯走上正確的道路，我可以接受一點這種姿態。 那天下午，我們一致同意設立一個由戈爾副總統和俄羅斯總理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領導的委員會，使我們的合作制度化。這個想法是斯特羅布和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喬治·馬梅多夫提出的，后來的效果比我們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好。這要歸功于艾爾·戈爾和他的俄羅斯同行。他們集中精力，持續不懈地為這個委員會努力，解決了許多困難而且有爭議的問題。 4月4日星期天，我們在十種更為正式的氣氛中再次會談，討論安全問題。葉利欽和他的顧問與我和我的顧問們坐在桌子的兩邊。和以往一樣，葉利欽一開始就采取了攻勢，要求我們改變在武器控制問題上的立場，并向俄羅斯產品如衛星火箭發射器開放美國市場，并且不附加禁止俄羅斯向美國的敵人（如伊朗和伊拉克）出售武器技術的出口控制條款。在我們精明務實的專家林恩，戴維斯的幫助下，我在出口控制的問題上堅持了強硬的立場，至于武器控制問題，我則提出讓我的工作人員進一步研究，以此拒絕了葉利欽。 我們接著討論經濟問題。這時氣氛才輕松起來。我把一攬子經濟援助描述為“合作”而不是“援助”，然后讓勞埃德·本特森大致擬出一個向東京七國峰會提交的議案。葉利欽得知我們在4月25日全民公決前一點錢都不可能給他的時候，感到非常擔心。不過，盡管我不能滿足他想要一張5億美元支票的要求，但在我們最后一次會談結束后的新聞發布會上，我明確宣布，將有大量的資金流向俄羅斯，因為美國支持俄羅斯的民主，支持俄羅斯的改革和俄羅斯的領導人。 我離開溫哥華時對葉利欽更加信任，對他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以及他克服這些挑戰的堅定決心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我很喜歡他。他是個身材魁梧的大個子，性格上有明顯的矛盾之處。他是在十分落后的條件下長大的，與他相比，我的童年簡直就像洛克菲勒一樣富有。他有時有些粗魯，但非常機靈，可以看到事情的微妙之處。他可能一分鐘前還在攻擊你，一分鐘后又跟你擁抱。他看上去一會兒在冷靜地推測，一會兒又確實很情緒化；有時很小氣，有時卻很大度；有時對誰都有一肚子怨氣，有時卻非常幽默風趣。有一次，我們在我下榻的賓館里一起散步，有個俄羅斯記者問他對我們的會談是否很愉快，他很快回答道：“很愉快？不和漂亮女人在一起，誰都不可能很愉快。不過我還是滿意的。”大家都知道，葉利欽喜歡伏特加，但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他基本上都是非常清醒的，而且準備充分，很好地代表了他的國家。與其他現實的選擇相比，葉利欽掌權是俄羅斯的運氣。他熱愛自己的國家，不喜歡共產主義，希望俄羅斯成為一個偉大的好國家。只要一有人諷刺葉利欽喝酒，我就想起當年華盛頓的勢利眼們因為同樣的原因批評格蘭特時林肯所說的話。格蘭特是林肯在內戰中最具進攻性也最有戰績的將軍。當時林肯說：“看看他喝的是什么酒，讓其他將軍也喝點。” 回到華盛頓后，我再次增加了援助計劃，建議向前蘇聯各國提供250億美元，其中2／3將給俄羅斯。4月25日，大部分俄羅斯選民都投票支持葉利欽，支持他的政策和建立新杜馬的愿望。上任才一百來天，我們在提高葉利欽地位、支持俄羅斯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幸的是，我們也努力制止波斯尼亞地區的屠殺和種族清洗，卻沒有收到同樣的效果。 1989年蘇聯解體，共產主義在歐洲也在加速消亡。這時，對于用什么樣的政治哲學取代共產主義這一問題，不同的國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前蘇聯帝國最西邊的幾個國家選擇了民主。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羅的海國家在美國的移民數十年來一直在倡導這一事業。在俄羅斯，葉利欽和其他民主派正在與共產黨人和極端民族主義者殊死搏斗。在南斯拉夫，國家正試圖調和不同民族和宗教提出的互有沖突的主張。但此時，在塞爾維亞主要政治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的領導下，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戰勝了民主。 1991年，南斯拉夫最西邊的兩個天主教徒占多數的省份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宣布脫離南斯拉夫獨立。戰爭隨即在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之間爆發，并蔓延到波斯尼亞。波斯尼亞是南斯拉夫民族最多樣化的省份，其中穆斯林大約占45％，塞族只占30％多一點，克族占17％。在波斯尼亞，所謂的民族差異實際上是政治和宗教差異。這個地方曾經是三次殖民擴張的交會地：西邊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羅馬帝國的進攻、東邊東正教的擴張和南邊奧斯曼帝國穆斯林的擴張。1991年，波斯尼亞由國家統一聯盟執政，領導人為穆斯林政治家阿利亞·伊澤特貝戈維奇，但也包括了好戰的塞族民族主義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卡拉季奇曾是薩拉熱窩的一名精神病醫師。 伊澤特貝戈維奇最初想使波斯尼亞成為南斯拉夫內部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自治省。但是當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被國際社會承認為獨立國家后，伊澤特貝戈維奇決定，惟一能夠使波斯尼亞擺脫塞爾維亞統治的辦法就是尋求獨立。卡拉季奇及其同伴們的想法卻與此大相徑庭。他們與米洛舍維奇關系很近，支持米洛舍維奇建立一個大塞爾維亞的想法，渴望能夠獲得盡可能多的南斯拉夫領土，包括波斯尼亞。1992年3月1日，波斯尼亞舉行全民公決，決定波斯尼亞是否應成為一個所有公民和團體都將得到同等對待的獨立國家。公決的結果幾乎一致贊成獨立，但只有2／3的選民投了票。卡拉季奇命令塞族人不要投票，多數塞族人也服從了這一命令。那時候，塞族準軍事部隊已開始殺害手無寸鐵的穆斯林，，在塞族占多數的地方把他們趕離家園，希望以武力把波斯尼亞分割成一塊塊民族聚居區，或稱為“小行政區”。這種殘酷的政策后來有了一個奇怪而泠漠的名稱：種族清洗。 歐共體特使卡林頓勛爵試圖勸說各方同意，把波斯尼亞和平分割成不同的民族地區，但失敗了，因為這么做勢必要使一個民族的大量居民被當地的另一個民旒控制，同時還因為許多波斯尼亞人希望保持國家的完整，像他們在之前500里大部分時期所做的那樣，不同的民族和平相處。 1992年4月，歐共體承認波斯尼亞為獨立國家，自15世紀以來這還是頭一次。此時，塞族準軍事武裝繼續恐嚇穆斯林居民，殺害平民，同時利用媒體使當地的塞族人相信，他們受到了穆斯林的攻擊，因而必須進行自衛。4月27日，米洛舍維奇宣布成立包括塞爾維亞和黑山的新南斯拉夫，接著他做出從波斯尼亞撤軍的姿態，卻把武器、物資和波斯尼亞塞族士兵留下來，讓他精心挑選的指揮官拉特科·姆拉吉奇指揮。整個1992年，戰斗和屠殺在四處蔓延。歐共體領導人力圖遏制。布什政府拿不定主意該怎么做，也不愿意在選舉年再惹一個麻煩，因而心安理得地把這個問題交到了歐洲手里。 有一點應該對布什政府提出表揚：他們曾敦促聯合國對塞爾維亞實施經濟制裁。但這一政策開始時遭到了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一加利、法國和英國的反對。他們說，他們想給米洛舍維奇一個機會，停止由他挑起的戰亂。最后，在5月實施了經濟制裁，但效果不明顯，因為塞族人仍然可以繼續從友好的鄰國那里得到補給。聯合國同時還繼續維持對波斯尼亞政府的武器禁運。這一禁運是1991年下半年針對整個南斯拉夫而實行的。武器禁運的問題在于，塞族人手中有大量的武器彈藥，可以打上好幾年；維持禁運的惟一結果是，波斯尼亞人無法保衛自己。不過，他們還是努力撐過了1992年，通過繳獲塞族部隊的一些武器，以及逃過北約在克羅地亞沿海的封鎖運來小批武器，積累了一些武器裝備。 1992年夏天，電視和平面媒體披露了塞族人在波斯尼亞北部設立拘留營的情況，使歐洲人和美國人了解了其中的恐怖狀況。我隨即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將參加北約發動的空襲。后來，人們逐漸了解到，塞族人有計劃地屠殺波斯尼亞的穆斯林，特別是有目標地消除當地領導人。我建議取消武器禁運，歐洲則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們的重點是如何結束戰亂。英國首相約翰，梅杰試圖勸說塞族人解除對波斯尼亞城市的包圍，并把他們的重型武器置于聯合國的監督之下。與此同時，很多政府和私人組織發起了人道救援行動，向當地提供食品和藥品，聯合國也派駐了8000人的部隊保護援助車隊。 10月下旬，就在美國選舉前夕，歐共體的新談判代表戴維·歐文勛爵和聯合國談判代表、前美國國務卿塞魯斯·萬斯提出一項議案，建議把波斯尼亞分割為一些自治省，各省將負責除國防和外交以外的所有政府事務。國防和外交則由一個較弱的中央政府負責。小的行政區數量眾多，主要民族在地理上被分開了。萬斯和歐文認為，這樣分開以后，塞族控制區將無法與米洛舍維奇控制的南斯拉夫合并，形成一個大塞爾維亞。但他們的計劃有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兩個問題是，小行政區政府的巨大權力明顯使得穆斯林無法安全地返回在塞族控制區的家園；各小行政區之間模糊的邊界則會引發塞族人不斷擴張，擴大自己的地盤。克族和塞族之間的沖突雖然不太激烈，也將持續下去。 我就任總統時，盡管塞族人屠殺穆斯林和在拘留營中違反人權的證據不斷傳出來，但聯合國仍然維持武器禁運，歐共體仍然支持萬斯——歐文計劃。這削弱了穆斯林對塞族人的抵抗。5日，我會見了加拿大總理布賴恩·馬爾羅尼。他說他對目前的狀況也不滿意。這讓我很高興。幾天后，我們完成了一項波斯尼亞政策評估，隨后克里斯托弗宣布，美國希望通過談判達成一個新的協議，并愿意幫助實施這一協議。 2月23日，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一加利同意我實施一項緊急計劃，向波斯尼亞人空投人道救援物資。第二天，我與約翰·梅杰第一次會面。他也支持空投計劃。空投可以幫助很多人維持生命，但無助于解決引發危機的根源。 到了3月，我們看來取得了一些進展。針對塞族的經濟制裁得到了加強，并對他們造成了傷害。而且他們也擔心北約會采取軍事行動。但我們離達成統一的政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9日，我與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第一次會面。密特朗向我明確表示，盡管他向波斯尼亞派遣了5000人的部隊，參加了聯合國人道救援部隊，發放援助物資并遏制戰亂，但他比我同情塞族人。不太愿意看到建立一個由穆斯林領導的統一的波斯尼亞。 26日，我會見了赫爾穆特·科爾。他對波斯尼亞發生的事情表示痛惜，并且和我一樣，支持取消武器禁運。但是我們無法使英國人和法國，人改變立場。他們覺得取消武器禁運可能只會使戰爭延長，并使當地的聯合國部隊面臨危險，聯合國部隊中有他們的部隊，但沒有我們的部隊。26日，伊澤特貝戈維奇也來到了白宮，與艾爾·戈爾一起參加會談。戈爾的安全顧問列昂·弗尤厄斯負責監督武器禁運，確保我們可以使其更為有效。科爾和我都告訴伊澤特貝戈維奇，我們正盡力使歐盟立場更加堅定并支持他。五天后，我們成功地使聯合國把“禁飛區”擴大到波斯尼亞全境，這樣至少可以剝奪塞族由于獨享制空權而帶來的優勢。這么做很好，但并沒有怎么減緩殺戮。 4月，一群美國的軍事、外交和人道主義工作人員從波斯尼亞回到美國，催促我們進行軍事干涉，制止殺戮。16日，聯合國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宣布在斯雷布雷尼察周圍建立安全區。斯雷布雷尼察是波斯尼亞東部的一個小鎮，塞族人在那里的殺戮和種族清洗尤為殘暴。22日，在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落成典禮上，大屠殺幸存者埃利·威爾塞爾公開請求我為制止戰亂多做點事情。4月底，我的外交政策小組向我建議，說如果我們無法確保塞族停火，我們就應該取消針對穆斯林的武器禁運，并對塞族軍事目標實施空襲。隨后沃倫·克里斯托弗前往歐洲，尋求對這一政策的支持。這時，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因為希望避免遭到空襲，簽署了聯合國的和平計劃，盡管他的議會已在六天前拒絕了這個計劃。我從不相信卡拉季奇簽字表明他的長期目標會有什么改變。 我上任100天后，我們在波斯尼亞危機問題上遠未找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英國人和法國人拒絕了克里斯托弗的建議，并重申他們在處理這一危機中擁有主導權。他們的立場的問題在于，塞族人只要能夠承受嚴厲的制裁所帶來的經濟打擊，就能夠繼續開展進攻性的種族清洗，而不用擔心遭到別的懲罰。波斯尼亞的悲劇又持續了兩年多，死了25萬人，250萬。人被逐出家園。直到北約發動空襲，塞族地面部隊也吃了敗仗，塞族人才接受了美國人的外交提議，結束了這場戰爭。 我陷入了迪克·霍爾布魯克所說的“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最嚴重的集體安全失敗”。在（結束一場戰爭）一書中，霍爾布魯克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五個因素：（1）對巴爾干歷史的誤讀，以為那里的民族矛盾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外人無法阻止；（2）冷戰結束后，南斯拉夫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明顯降低了；（3）在共產主義解體后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戰勝民主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4）1991年伊拉克戰爭剛剛結束，布什政府不愿意再做出軍事努力；（5）美國把這件事交給了歐洲，而不是北約，而歐洲的反應也顯得混亂而且被動。在霍爾布魯克開列的單子上，我還要加上第六個因素；有些歐洲領導人不愿意在巴爾干半島的心臟地帶建立一個穆斯林國家。他們擔心這個穆斯林國家會成為輸出極端主義的根據地，但他們忽視波斯尼亞的結果恰恰可能助長而非抑制這種情況的出現。 我就任時確立的穩扎穩打的立場限制了我自己的選擇。比如，我不愿意和多爾參議員合作，單方面取消武器禁運，因為我擔心這會削弱聯合國的威信（盡管后來由于我們不愿意執行禁運政策，實際上已經削弱了聯合國的威信）。我也不想單方面轟炸塞族軍事陣地，從而使北約分裂，因為在當地執行聯合國任務的有歐洲軍隊，卻沒有美國軍隊。而且我也不想派美國軍隊去那里。我覺得聯合國的授權肯定會失敗。根據這一授權派美國軍隊去那里，會使軍隊面臨危險。1993年5月，我們離解決波斯尼亞問題仍然很遙遠。 新總統上任100天后，媒體總會對新政府在兌現競選承諾和處理其他新挑戰方面的表現做一番評價。評價的一致意見是，我最初幾個月的表現好壞參半。就好的一面來說，我在白宮設立國家經濟委員會，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經濟計劃，力圖糾正12年來滴人式經濟模式，而且這一計劃在國會進展得還不錯。我還簽署了家庭休假法和選民登記法，以便投票登記更為方便。我還改變了布什和里根政府的墮胎政策，包括有關胎盤組織的研究和言論限制規則。我減少了白宮的工作人員，盡管他們的工作量在不斷增加。比如，我們在最初三個半月內收到的信件，比白宮1992年全年收到的還要多。我還下令總共減少10萬名政府雇員，并根據一項名為“政府再造”的計劃，委托副總統戈爾負責尋戟可以省錢并更好地為公眾服務的辦法。計劃的結果表明，當初持懷疑態度的人錯了。我向國會申請立法，以建立我的國民服務計劃，把勞務所得扣抵增加一倍，并在貧窮地區設立了授權區，大幅削減大學貸款的支出，為學生和納稅人省下了幾十億美元。我讓醫療保健改革駛入了快車道，并采取行動，加強俄羅斯的民主和改革。我還擁有一支辛勤能干的工作人員隊伍。他們除了偶爾泄霹消息外，彼此合作得很好，完全沒有以前很多屆政府中的那種暗斗和誹滂現象。雖然開始時進展較慢，但我很快就在前100天之內任命了許多應該由總統任命的官員，比里根總統和布什總統在同樣時間里任命的都要多。考慮到整個官員任命過程已非常麻煩而且惱人，做到這一點已經很不錯了。有一次，阿蘭，辛普森參議員跟我開玩笑說，官員任命過程過于繁瑣，以至于他“甚至不想跟有可能被參議院確認的人選一同進餐”。辛普森來自懷俄明州，機智幽默，是共和黨的督導員。 就差的一面來說，面對不斷上漲的赤字，我暫時放棄了針對中產階級的減稅計劃；經濟刺激計劃由于共和黨人的阻撓也夭折了；維持了布什政府強制遣返海地難民的政策，盡管我們通過其他手段，接收了更多的海地人；在有關軍中同性戀的戰斗中失敗了；推遲提交醫療保健計劃，沒有在我設定的100天期限內提交；對突襲韋科莊園事件處理不當，至少在政府這方面來說是這樣；未能說服歐共體和美國一道對波斯尼亞采取強硬立場，盡管我們增加了人道援助，加強了對塞爾維亞的制裁，并創建了可實施的禁飛區。 我的得分之所以好壞參半，原因之一是，面對共和黨人義無反顧的反對，美國人民對于政府能夠做或應該做什么看法不一，我試圖一下子做很多事情。畢竟，12年來，美國人民一直被告誡，說政府是我們一切問題的源頭，政府非常無能，連兩輛車參加的游行也組織不起來。很顯然，我高估了自己，以為自己可以在短期內干很多事情。十多年來，這個國家一直沿著一個方向前進，生活在分裂的政治氛圍中，而且總是有人用一些陳詞濫調安慰我們，說我們非常了不起；我們同時還感受著一種虛幻的、易逝的舒適，即今天多花錢少交稅，不管這對明天有什么后果。要把情況扭轉過來，100天是不夠的。 除了變化的節奏過快之外，我對自己帶來變化的能力也高估了，對美國人消化這些變化的能力也過于樂觀。在一份有關前100天工作的分析中，范德比爾特大學的政治科學家歐文·哈格羅夫寫道：“我懷疑總統是不是同時干的事情太多了，結果一樣也沒有干好。”他可能說對了，但要做的事情的確太多了。直到選民們在1994年的中期選舉中在我臉上輕輕打了一下，我才不再試圖同時做所有的事情。我的緊迫感使我忘記了我的另一個政治法則：總體上每個人都贊成變化，但一旦牽涉到自身，卻都特別反對變化。 前100天里，有關公眾事務的斗爭不是在真空里發生的；在此期間，我的家人正努力適應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并承受失去希拉里父親的痛苦。我喜歡當總統，希拉里也積極投入到醫療保健工作中去。切爾西喜歡她的學校，并交了一些新朋友。我們很喜歡住在白宮，主持一些社交活動，并請朋友們和我們住在一起。 白宮的工作人員也在適應一個工作時間長、睡覺晚的第一家庭。盡管我逐漸依賴起他們的服務，并對此非常珍視，但我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他們給我的所有幫助。當州長時，我住在州長官邸，有一幫很棒的工作人員為我們服務。我每去一地，州警都會派人開車送我。但到了周末，我和希拉里通常自己做飯，星期天去教堂時也是我自己開車。現在我有了貼身仆人。他們每天早晨把我的衣服攤開，在我外出時替我收拾行李，并陪著我，到目的地后，又把行李打開。還熨平衣服的皺折。我們還有了管家，每天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早晨很早就來，周末也不休息，為我端萊，并為我調制低熱量的咖啡；我在橢圓形辦公室或是外出時，則由海軍派來的服務員干這些事；廚師們即便是周末也為我們準備食物；迎賓總管領著我上下電梯，并隨時把文件送給我審閱簽署，把備忘錄送給我審閱；全天24小時都有醫療服務；還有特工人員。他們不讓我坐在汽車前排座位上，更不用說讓我自己開車了。 在白宮生活，我最喜歡的是擺滿了官邸和辦公區的鮮花。白宮總是有擺放得很漂亮的鮮花。這些花是我離開白宮后最懷念的東西之一。 我們搬進白宮后，希拉里重新裝修了小廚房，這樣晚上如果只有我們三個人，我們就可以在那里吃晚飯。樓上的餐廳很漂亮，但除非有客人，對我們來說太大也太正式了。希拉里還把三樓的日光浴室整修了一下。那個房間通向一個陽臺和白宮的屋頂。我們把它改成了家庭活動室。只要有親戚或朋友來訪，我們總是喜歡去那里，聊天、看電視、打牌或是玩棋類游戲。我玩泥塘大師和一種名叫上連單詞的游戲人了迷。上連單詞基本上是一種三維拼詞游戲。玩這種游戲，不靠把落單的字母或是把棋子放到萊個位置上得分，而是靠以詞造來得分。我努力讓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玩上連單詞游戲，成功地勸動了幾分人。我的妻弟休和我玩了無數把，羅杰也很喜歡。不過希拉里、托尼和切爾酉還是喜歡我們的保留節目皮納克爾紙牌游戲。我還一直和我的工作人員玩紅牌游戲。最后我們都迷上了一種新的紙牌游戲，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和凱特·卡普肖造訪白宮時教我們的。這種游戲的名字用來描述華盛頓的政治生活再好不過了：哦，見鬼！ 自從在新罕布什爾州參加初選以來，一直有特工人員陪伴我。但人住白宮后，我每天早晨的跑步給他們構成了挑戰。我有好幾條跑步路線。有時我會開車到海因斯角。那里有一個三英里的跑道繞著一個公共高爾夫場；跑道很平，但冬天從波托馬克河吹來大風時，也很難走。偶爾我也會去麥克奈爾堡跑步。在那里，國防大學的操場上有一個橢圓形跑道。不過，迄今為止，我最喜歡的跑步路線是這樣的：先出白宮西南大門，跑到草地廣場上，然后向北跑到林肯紀念碑前，再往南跑到國會大廈，最后跑回來。在這樣的跑步路途中，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而且，在美國的歷史建筑之間跑步，我從不感到厭煩。特工人員出于安全考慮讓我停止跑步時，我答應了他們，但我一直懷念那樣的跑步。對我來說，在公共場所跑步是與白宮之外的世界保持聯系的一種手段；對特工人員來說，我與公眾的接觸卻充滿了風險，令人擔憂，難以把握。他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約翰·欣克利企圖暗殺里根總統這件事，而且比我更了解我收到了多少充滿仇恨的信件。 上任初期，艾爾·戈爾幫了我很大忙。他鼓勵我不斷做出一些艱難的決定，然后加以實施。他還一直給我上華盛頓運作方式的速成課。我們有一項固定的日程安排是每周在我的私人餐廳內一起吃一次午飯。吃飯時，我們輪梳祈禱，然后開始討論各種話題，從家庭到體育、書籍、電影、他或我日程中的最新安排，無所不談。我們這一共進午餐的安排堅持了八年，除非我們兩人有一個人連續外出好幾天。我們有許多共同點，但也有許多不同點。共進午餐使我們關系密切，并使我們可以更輕松地適應新的生活。否則，在華盛頓這口高壓鍋里，我倆是不會走得這么近的。 總體而言，無論是從個人還是政治角度來看，我對于前100天的感覺還不錯。不過，我仍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希拉里也是一樣。盡管搬進白宮時很興奮，做了許多承諾，但我們很疲勞，也沒有像歷任新總統就任時那樣，享受一令傳統的蜜月期。這部分是因為軍中同性戀的問題很早就被提出來了，部分也許是因為我們把媒體的活動范圍限定在白宮西翼，激怒了他們。希拉里父親的去世對她來說是一個沉痛的損失。我也懷念休。盡管我們正處于事業的最高峰，但休的去世有時使我們無法工作。我們非常喜歡自己的工作，但前100天在生理和心理方面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大的。 33 盡管削減赤字在我的經濟戰略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但僅僅削減赤字還不足以取得持續的、可以為廣大民眾帶來實惠的經濟復蘇。在我上任的最初幾個月里，我們提出了許多議案，使我們的經濟計劃更為充實，以此來增加貿易，并擴大在教育和培訓領域的投資。我們還推動了許多微觀經濟計劃，針對的是特定的有問題的領域或是有機會的目標。比如，我提議，幫助那些因為冷戰結束后軍事開支縮小而失業的軍人和平民；我們敦促主要的聯邦研究實驗室——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和桑迪亞實驗室，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亞州的利弗摩爾實驗室——利用大量曾幫助我們贏得冷戰的科技資源，開發具有商業應用價值的新技術；我們宣布了一項微型貸款計劃，支持初露頭角的企業家，包括急于從福利接受名單上消失的福利接受者，這些人常常有很好的創意，但達不到傳統借款人的信用標準；增加了中小企業管理局的貸款，特別是針對婦女和少數族裔人士的貸款；任命了一個全國航空業增強競爭力發展委員會，由前弗吉尼亞州州長杰里·巴利列斯任主席。由于經濟下滑，軍方對軍用飛機的訂單減少，加上來自歐洲的飛機制造商空中客車公司的激烈競爭，飛機制造商和航空公司都處于困境之中。 我還提出計劃，支持地方社區把因國防開支縮小而關閉的軍事設施用于商業用途。在當州長期間，我曾處理過關閉一個空軍基地的事情，現在我決心給那些面臨同樣挑戰的人更多的幫助。由于加利福尼亞州自身就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受國防開支縮小及其他問題的打擊也最大。我們制定了一項特殊計劃，推動那里的經濟增長。約翰·埃默森將監管他家鄉的這項計劃及這個州的其他事務。他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之中，以至在白宮我們都叫他“加利福尼亞部長”。 我們做的一件最有效率的事情，是根據1977年《社區再投資法》，改革了管理金融機構的有關規定。1977年的這部法律規定，在聯邦機構投保的借款機構應做出額外的努力，積極向中低收入的借款人發放貸款。但在1993年以前，該法律沒有什么影響。我們進行改革之后，從1993年到2000年，各銀行以房屋按揭、中小企業貸款和社區發展貸款的形式，借給這部法律所涵蓋的借款人8000多億美元。這一驚人的數字相當于《社區再投資法》頒布23年來所發放貸款總額的90％還要多。 5月是個有趣的月，對我繼續接受的政治教育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一個月。5月5日，我在我的導師富布賴特參議員88歲生日時，把我的第一枚總統自由勛章授予了他。艾爾·戈爾的父親也參加了授勛儀式。他告訴富布賴特，說自己只有85歲。富布賴特回答道：“艾伯特，你只要乖一點，也能活到88歲。”我對這兩個人都非常敬佩，因為他們為美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他們一樣長壽。如果能的話，我希望能像他們一樣積極地度過自己的一生。 5月的第三個星期，我前往加利福尼亞，分別在圣迭戈的一次市政廳會議上，凡納伊斯市一家有很多西班牙裔學生的社區學院里，以及洛杉磯中南部的一家體育用品店里發表演說，強調我的經濟計劃中對教育和市中心貧民區發展進行投資的重要性。這家體育用品店名叫“操場”，所在的那個地區正是一年前發生騷亂的地方。商店后面有一個籃球場，已成為年輕人的聚集地。羅恩·布朗當時陪著我。我倆帶著一些孩子即興打了一場球，打完球后，我討論了授權區的發展潛力。我認為，授權區可以在全國的貧困社區創造出像“操場”這樣成功的企業。我非常肯定，總統與市中心貧民區的孩子們在他們的后院打籃球，迄今還是頭一次。我希望這次打球的圖片可以向美國人傳遞一個信息，使他們明白新政府優先考慮的事情是什么。我特別希望這些圖片可以使年輕人明白，我關心他們，為他們的將來在思考。 不幸的是，大多數美國人從未聽說過這場球賽，原因是我理了一次發。我在華盛頓還沒有找到理發師，可是我又不能每三個星期就回一趟阿肯色去找吉姆·邁爾斯，而且我的頭發已經太長了。希拉里在洛杉磯讓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沙特曼的人給她做丁頭發。克里斯托弗是托馬森一家的朋友，我很喜歡他。我問他愿不愿意幫我快速地修一修頭發。他答應了，我們于是約定在空軍一號的私人活動室里碰頭。開始理發之前，我不止一次地詢問特工人員，要他們確定如果我推遲起飛幾分鐘，不會影響其他飛機的起飛或降落。他們與機場工作人員核對了一下。機場工作人員說那不是問題。然后，我就讓克里斯托弗盡快給我理一下，只要像個樣子就行。他按照我的吩咐做了。大約10分鐘以后，我們起飛了。 接下來我發現，有人寫了一篇報道，說我花200美元請一個我非常熟悉的高級發型師理了個發，理發時把兩條跑道占用了一個小時，給數千人帶來了不便。忘了與市中心貧民區孩子們的球賽吧！那篇令人無法不讀的報道說，我已脫離在阿肯色的根和平民主義政治原則，開始揮霍放任。報道寫得不錯，但不是事實。首先，我沒有為那次只花了10分鐘的理發支付200美元；其次，我沒有使任何人為起飛或降落等待，幾周后終于公布出來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記錄證明了這一點。竟然有人認為我會做這樣的事情。這種說法讓我感到非常吃驚。盡管我是總統，但如果我因為理發使許多人等了一個小時，即便理發沒有花200美元，我媽媽也會讓我吃鞭子的。 這篇有關理發的報道實在荒唐。我沒有把它處理好，因為我發火了，而發火永遠是錯的。這件事情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克里斯托弗是好萊塢的一名發型師。華盛頓政界和媒體圈子里的很多人與好萊塢保持著一種非愛即恨的關系。他們喜歡與電影和電視明星來往，但不知為什么卻認為娛樂界的政治興趣和熱情不如他們自己的可信。實際上，兩個圈子中的許多人都是好公民，相互之間有很多共同點。有人曾經說過，對丑陋的人來說，政治就是表演。幾周后，長島的一家報紙《新聞日報》得到了聯邦航空管理局有關那天洛山磯機場飛行情況的記錄，證明媒體所報道的起飛及．降落延誤從未發生過。 《今日美國報報》和其他幾家報紙也刊登了更正。有關理發的報道之所以被傳得活靈活現，而且大部分從未得到更正，起因可能是一件與此無關的事情。5月19日，麥克·麥克拉蒂接受了主管白宮行政事務的戴維·沃特金斯的建議，并得到了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同意，開除了白宮旅行辦公室的七名雇員。媒體與總統一同旅行時，這個辦公室負責替他們安排一切，并向他們的雇主收取費用。我和希拉里曾要求麥克檢查一卜旅行辦公室的工作，因為有人告訴希拉里，該辦公室不允許對他們提供的包機服務提出競價，有一名白宮的記者也曾因為糟糕的飲食和過高，的價錢向我投訴。經過審計后，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提交了一份分類賬，賬上顯示，有1．8刀美兀的賬外資金去向不明，并且說該辦公室還有其他違規行為。因此，這幾個雇員被解雇了。 我向麥克說過記者投訴的事情之后，把旅行辦公室的事就全忘了，直到那幾個人被解雇的消息宣布后，才重新想起來。媒體的反應極為不好。他們喜歡旅行辦公室對他們的照顧，尤其是去國外采訪時更是如此。而且他們認識旅行辦公室的人已經好幾年了，想不．出來這些人會犯錯。許多傳媒界的人甚至覺得，旅行辦公室實際上是為他們工作，而不是為白宮工作，在進行調查的時候，即使不征求他們的意見，也該通知他們。雖然我們受到了批評，但重組后的旅行辦公室還是以更低的價格為媒體提供了同樣的服務，雇用的聯邦雇員也更少了。 旅行辦公室事件有力地證明，在新白宮和地位穩固的政治媒體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旅行辦公室的主任后來因挪用公款罪被起訴，因為在他的個人賬戶里發現了旅行辦公室的資金。據媒體報道，他主動提出承認較輕一點的罪，并愿意坐幾個月的牢。但檢察官執意要按重罪起訴。幾位名記者出庭為他的人格作證后，他被無罪釋放了。在白宮、總審計局、聯邦調查局和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對旅行辦公室進行，調查后，沒有發現什么證據表明白宮看巳了錯，或是白宮與旅行辦公室有利益沖突，白宮工作人員也沒有人犯罪。沒有人對畢馬威事務所審計報告中所指出的旅行辦公室的財政問題和管理不當提出異議。 我無法相信，美國人民正通過理發事件、旅行辦公室風波和軍中同性戀這樣的多棱鏡來看我。人們沒有把我看成一個為了美國更美好的明天而戰斗的總統。相反，我被描繪成一個放棄了南方淳樸作風、轉而學習北方都市習氣的人，一個反應機械的自由派分子，已丟棄了謙虛的面具。我最近在克利夫蘭參加一個電視訪談節目。節目中，有個人說他不再支持我的原因是，我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軍中同性戀和波斯尼亞問題上。我說，我剛剛對我前100天的時間分配做了一次分析：55％用于經濟和醫療保健改革，25％用于外交政策，20％用于其他國內問題。那個人問我在軍中同性戀問題上花了多少時間。我告訴他只有幾個小時。他給了一個簡練的回答：“我不信。”他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所見所聞。 克利夫蘭的這次遭遇、理發事件和旅行辦公室風波直觀地表明，我們這些外人對于在華盛頓什么才是重要的這一問題知之甚少，同時也使我們明白，誤解怎樣消解了我們試圖與其他美國人交流的努力。我們想告訴美國人，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使美國得到改善。幾年后，我最聰明的工作人員之一道格·索斯尼克新造了一個詞組，描述了我們自己陷入麻煩的情形。有一次，正當我們準備前往奧斯陸，推進中東和平進程時，我活潑的非洲裔攝影師沙倫·法默說，她并不盼望著去寒冷的挪威。“沒關系，沙倫，”道格回答她，“對你來說，這不是‘主場比賽’。沒有人喜歡‘客場比賽’。”1993年剛過了一半，我希望，我的整個任期不要成為一場漫長的“客場比賽”。 我對自己遇到的麻煩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我覺得，問題的根源似乎有這么幾個：白宮工作人員缺乏與華盛頓已有的權力中心打交道的經驗，與他們聯系過少；我們試圖同時干很多事情，讓人覺得混亂，使人民無從得知我們實際取得的成績；我們沒有傳達明確的信息，在一些原本很小的問題上，我顯得是站在文化及政治左派的立場來處理，而不是像許諾的那樣，走具有活力的中間路線；共和黨人一成不變的攻擊強化了這種印象，他們說我的預算方案只不過是要大幅增稅；而且我忽視了自己面對的政治障礙。我是以43％的選票當選的；在過去的10年里，華盛頓一直沿著一個方向在前進，我低估了掉轉這一前進方向的難度，也沒有想到，方向上的變化對于華盛頓的主要演員來說在政治上——甚至是心理上——是多么的不協調；許多共和黨人從一開始就不認為我的總統職務是合法的，并采取了相應的行動；國會中民主黨雖然占多數，但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共和黨人盡管占少數，卻想極力證明我太自由化，沒有執政能力。他們不會以我所希望的最快的速度通過所有的議案。 我知道我需要改變自己，但是和每個人一樣，我發現改變自己比建議別人改變更困難。不過，我還是努力在兩個方面改變自己。事實表明，這兩個變化對我很有幫助。我勸說在“復興周末”活動中認識的朋友、在三屆共和黨政府中任過職的戴維·格根到白宮來，任總統顧問，在組織和交流方面幫助我們。在他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撰寫的專欄文章中，戴維為我提供了一些有創見的建議，有些還是批評性的，不過我同意他的看法；他喜歡并尊重麥克·麥克拉蒂；他是華盛頓權力圈子的真正成員，這些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給人打分；為了國家，他希望我們取得成功。在接下來的七個月中，戴維使白宮鎮定了下來，立即著手恢復與媒體的關系。他恢復了媒體直接進入通信辦公室的權力。其實我們早就該這么做了。 除了對格根的任命，我們在人事方面還做了其他調整：麥克·麥克拉蒂的副手能干且很受歡迎的辦公廳副主任馬克·吉爾蘭取代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出任通信主管；迪·迪·邁爾斯繼續擔任新聞秘書，但接管每天的簡報發布任務；喬治擔任新的高級顧問職務，幫助我協調政策、戰略和日常決策。一開始，喬治因為不再每天做簡報而感到失望，但他很快就和在競選期間一樣，掌握了一個新的工作。他干得非常好，在白宮的影響比以前還要大。 我們的另一個積極變化是把我每天的時間安排調整了一下，在大部分日子里，每天留出兩個小時，供我讀書、思考、休息以及打電話。這種調整使情況大為改觀。 到了月底，情況開始好轉。眾議院以219票對213票通過了我的預算方案。于是預算案進人參議院。參議院立即刪除了英制熱量單位稅，但支持汽油稅每加侖漲4．3美分，以及更大幅度地削減支出。這是個壞消息，原因是汽油稅不能像英制熱量單位稅那樣促進節約能源；但這也是好消息，原因是汽油稅要美國中產階級花的錢不多，一年大約只有33美元。 5月31日是我上任以來的第一個陣亡將士紀念日。我出席了在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傳統儀式后，又參加了另外一個儀式。該儀式是在越戰老兵紀念館一個新開放的部分前舉行的。這是一堵黑色的長石墻，上面刻著所有在越戰中陣亡或失蹤的美國武裝部隊成員的名字。那天早晨，我從白宮跑到這堵墻前面，看我在溫泉城時的朋友們的名字。我跪在刻有我朋友伯特·杰弗里斯名字的地方，摸著他的名字，做了一次祈禱。 我知道這個儀式不輕松。對于到場的很多人來說，越南戰爭仍然是生命中的決定性時刻，我這樣的人竟成了三軍總司令更令他們深惡痛絕。但我打定主意要去，去面對那些仍然因為我對越戰的看法而反對我的人，去告訴那些越戰老兵，我尊重他們及他們所有倒下的戰友為國家的服務，并將努力解決仍然沒有解決的戰犯問題和戰斗失蹤人員問題。 柯林·鮑威爾滿懷信心而又有風度為我做了介紹。他發出了強烈的信號，即他認為作為總司令，我應該受到尊重。不過，我上臺演說時，抗議者還是發出噓聲，試圖蓋過我的聲音。我開門見山地說：所有噓叫的人，我聽到你們的聲音了。我請你們現在聽我說……有人說，我今天來到這里，和你們在一起是錯誤的，因為我在25年前，不同意那個把青年男女送到越南打仗的決定。好了，這樣更好……正如戰爭是自由的代價一樣，異議是自由的特權。我們今天珍惜這一特權……這個紀念館要傳達的信息其實很簡單：這些人為自由而戰，他們為自己的社區帶來了榮耀，他們熱愛國家，為國捐軀……今天在座的，沒有誰對墻上的人一個也不認識。我有四位中學同學在這兒……如果有必要，讓我們繼續對這場戰爭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請不要讓這種分歧把這個民族分開。儀式開始時很糟，但結束得很順利。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曾預言我當選總統結束了越南戰爭。這一預言看來并不怎么準確，但也許我們正在結束這場戰爭。 6月一開始，我就遇到了一件無論對我個人而言還是在政治上都令我失望的事：我撤回了任命拉尼，吉尼爾為民權事務處主任的提名。拉尼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教授，長期以來一直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防衛基金會的律師，是我上法學院時的同學。我本想任命她為第一個由職業民權律師出任的民權事務處主任。但我4月提名她以后，保守分子懷著復仇的心態大肆攻擊她，說她是“配額皇后”，并指責她倡導放棄“一人一票”的憲法原則，因為她支持累積投票制。根據累積投票制，立法機構有多少職位讓人競爭，選民就有多少張選票，而且可以把這些選票全部投給某一位候選人。理論上講，這一制度可以極大地增加少數派候選人當選的機會。 一開始我對右翼分子的責罵并不在意，以為他們不喜歡拉尼，是因為拉尼有長期打贏民權官司的記錄。我想，只要她到參議院去拜訪一下，會很輕松地贏得足夠的選票來確認她的任職。 我錯了。我的朋友戴維·普賴爾參議員來看我，敦促我撤回對拉尼的提名。他說拉尼在與參議員們會面時表現得很糟糕，并提醒我們還有一項經濟計劃需要通過，一票也不能少。多數黨領袖喬治·米切爾同。意戴維的看法。他說拉尼不會被確認，我們最好盡快結束這件事。有人告訴我特德·肯尼迪參議員和惟一的非洲裔參議員卡羅爾·摩斯利·布勞恩都持相同的看法。 我決定最好讀一讀拉尼的文章。這些文章論證了她的立場，很有說服力，但與我支持的贊助性行為和對配額的反對相沖突。她好像想放棄一人一票制度，支持一人多票制度：選民隨便怎么分攤選票都行。 我邀請拉尼來見我，把這件事跟她好好談了談。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討論這個問題時，拉尼對自己受到的攻擊非常生氣，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竟把她的學術思考當做確認她任職的障礙，這讓她大感驚愕；對于她的提名給參議員們帶來的困難，她也不屑一顧。而她要得到任命，必須得到這些參議員的選票，但這些人的選票很難得到，也許要經過幾輪阻撓。我的工作人員告訴她，我們沒有足夠的選票確認對她的提名，但她卻拒絕退出，覺得自己有接受投票的權利。最后，我告訴她，我不得不撤回對她的提名，告訴她我很不愿意這么做，但不撤回我們也不會成功。我還告訴她，撤回提名會使她在民權界成為一名英雄，盡管這樣的安慰不會起什么作用。 事后我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批評者說我面對政治壓力時放棄了朋友，他們大多對幕后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最后，我任命另一位優秀的非洲裔律師迪瓦爾·帕特里克為民權事務處主任。帕特里克也有很強的民權背景，工作干得很出色。我仍然很佩服拉尼·吉尼爾，失去了她的友誼，我感到很難過。 6月前兩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里，我一直忙于挑選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幾個星期之前，拜倫·懷特宣布退休。他已當了31年最高法院法官。就像前面說的那樣，我最初想任命馬里奧·科莫州長，可是他不感興趣。接見了40多個備選人之后，我選定了三個：我的內政部長布魯斯·巴比特，他在當州長之前曾任亞利桑那州檢察長；波士頓的第一上訴法院首席法官史蒂芬·布雷耶，他的審判成績十分輝煌；華盛頓市聯邦上訴法院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一名才智過人、經歷不凡的女法官，審判記錄非常有趣，獨立而進步。我與巴比特和布雷耶都見了面，確信他倆都會成為出色的法官。但我不愿意內政部失去巴比特，許多環保主義者也不愿意失去巴比特。他們打電話到白宮，敦促我把他留在內政部。盡管極力推薦布雷耶的肯尼迪參議員向我保證，他可以得到確認，但他有一個小的“保姆”問題。 和最初幾個月白宮里發生其他每件事一樣，我接見兩個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因此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決定在白宮官邸的私人辦公室接見金斯伯格。她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具有成為一名偉大法官的潛力，起碼她可以做到我認為倫奎斯特法院（在這個法院中，溫和派和保守派平分秋色）新法官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根據當事人的功罪，而不是他們的意識形態或身份來定案；可能的話，與保守的共和黨法官合作以達成一致意見；必要的話則勇敢地與他們抗爭。在一篇文章中，金斯伯格曾寫道：“美國司法部門中最偉大的人是獨立思考的人，他們心胸開闊，但不空虛；他們愿意聽取別人的意見，并虛心學習。不管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他們都顯示出一種愿意隨時檢驗自己假設的品質。” 我們宣布她的任命時，消息還沒有泄露。媒體曾根據一個連自己說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泄密者的消息，報道說我打算任命布雷耶。因此，金斯伯格法官發表了一篇簡短但非常感人的演說后，有記者說我決定任命她而不是布雷耶，反映出白宮的決策過程有一種“曲折的特點”。該記者接著問我是否要反駁人們的這種印象。我不知道該笑還是哭。我回答說：“你們總是把任何實質性的決定都只看做政治過程，我早巳放棄了我可以糾正你們這些錯誤念頭的想法。”很顯然，遇到官員任命問題，游戲的名稱已不再是“相信領導者”，而是“相信泄密者”。我不得不承認，讓媒體吃了一驚令我感到非常高興，就和選擇了金斯伯格令我很高興一樣。 6月最后一個星期，參議院以50票對49票艱難地通過了我的預算計劃。民主黨和共和黨各有一名參議員沒有投票，乎局是由戈爾打破的。共和黨沒有一個人投贊成票，我們也失去了6名保守的民主黨參議員的票。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戴維·博倫參議員投了我們一票，使我們免于失敗。但他暗示說，除非最終的法案中更明確地說明削減支出的項目，并減少稅收，否則他將投反對票。1974年他第一次競選州長，我競選國會議員，自那時起我就認識他。現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都批準了預算計劃，他們必須調和相互間的分歧，然后我們又得重新為獲得兩院通過而奮斗。由于我們獲勝的優勢非常小，兩院之間有任何讓步，都會失去一到兩票，而這一到兩票已足以挫敗一攬子提案。羅杰·奧爾特曼從財政部帶著他的辦公室主任喬希·斯坦納來到白宮，設立了一個“作戰室”，組織以預算最后通過為目標的大戰役。我們需要知道每一票的來自哪里，我們能證明什么，能夠向那些立場未定的議員提供什么條件以取得多數。我們已經為小問題流了不少血，因此這場戰斗值得打。在接下來的六個半星期里，我們國家的經濟前景，更不用說我總統生涯的前景，一直懸而未決。 參議院通過預算后的第二天，我第一次命令軍方采取行動，向伊拉克情報部總部發射了23枚戰斧式導彈，以對喬治·H．W．布什訪問科威特時伊拉克曾陰謀刺殺他進行報復。4月13日，就在布什總統預定到達科威特的前一天，科威特逮捕了十幾個與這次陰謀有牽連的人。通過追查最后發現，這些人所攜帶的材料來自伊拉克情報部門。5月19日，一名被逮捕的伊拉克人向聯邦調查局承認，這次陰謀背后的主使是伊拉克情報部門。我命令五角大樓提供行動建議。于是的威爾將軍找到我，建議用導彈攻擊情報部總部。他說這既是一種適度的反應，也是一種有效的威懾手段。我覺得我們有理由對伊拉克發動更嚴厲的攻擊，但鮑威爾說服了我。他說這樣的攻擊已經足以進一步威懾伊拉克的恐怖主義。如果向更多的目標，包括各個總統行宮投炸彈，未必能將薩達姆，侯賽因炸死，但幾乎肯定會炸死更多無辜的人。大部分的戰斧式導彈都擊中了目標，但有四枚射偏了，其中三枚落在了巴格達一個富人區里，炸死了八個人。這次事件無情地提醒我們，不管計劃得多么周詳，武器有多么精確，一旦使用這一類武器，通常都會出現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7月6日，我來到東京，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第16屆七大工業國峰會。這樣的峰會歷史上一直是漫談會，很少做出有意義的政策上的承諾，會后也很少有后續行動。但我們沒有閑情逸致再開一次什么也不做的會議。世界經濟增長緩慢，歐洲的增長速度已達到10多年來的最低點，日本的增長速度則處于20多年來的最低點。我們在經濟這條戰線上倒是取得了一些進展。在過去的五個月中，超過95萬名美國人找到了工作，大致相當于美國經濟前三年創造的工作崗位的總和。 我去日本是有一個計劃的：爭取歐洲及日本領導人同意，使他們的國內經濟政策與我們的經濟政策協調一致，以提高全球經濟增長水平；說服歐洲及日本領導人降低針對工業制成品的關稅（這將給我們所有的國家增加就業機會），并增加在12月15日最后期限前完成已拖了七年之久的烏拉圭回合世界貿易談判的機會；發出統一而明確的信號，表明我們將在財政和政治上支持葉利欽和俄羅斯的民主。 在任何一個問題上取得成功的幾率都不大，更不用說所有三個問題了，部分原因在于，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力量都不怎么強。由于我在經濟計劃中開出的苦藥，以及媒體因為一些或真或假的問題所做的負面報道，自就職以來，我的公眾支持率急劇下降。約翰·梅杰在英國只是硬撐著，但人們老把他和他的前任瑪格麗特·撒切爾做比較，得出不利于他的結論，對他造成了傷害，而“鐵娘子”也從未阻止人們做這樣的比較。弗朗索瓦·密特朗是社會黨黨員，很有魅力，非常聰明，處于第二個為期七年的任期內。但由于掌管經濟政策的法國總理及其執政聯盟屑于反對黨，因此他所能做的也有限。意大利總理卡洛·錢皮曾任意大利中央銀行行長，是個非常謙虛的人，以騎自行車上班而出名。盡管他很機智也很有魅力，但意大利破碎且本質上混亂的政治環境牽制了他，加拿大第一位女總理金·坎貝爾給人印象很深，顯然很專注于工作。她是布賴恩·馬爾羅尼辭職后才上任的。從本質上說，她只是把馬爾羅尼漫長的任期延續完，因為民意測驗表明，反對黨領導人讓·克雷蒂安的支持率在不斷上升。我們的東道主宮澤喜一在日本的政治體制內普遍被認為連任無望，自民黨對權力的長期壟斷也將走到盡頭。宮澤可能連任無望，但他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對世界局勢有著成熟的理解。他英語講得差不多和我一樣好。他是一位愛國者，希望七國會議為自己的國家帶來好的影響。 人們一般認為，在位已久的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也遇到了麻煩，因為民意測驗表明，他的支持率也在下降，他所在的基民黨在最近的地方選舉中丟失了不少選票。不過，我覺得科爾的領導地位仍然很穩固。他塊頭很大，身高和我差不多，體重超過300磅。他不光身軀龐大，在其他方面也是歐洲大陸數十年來最重要的人物。他統一了德國，把大量的資金從西德調往東德，以提高東部居民的收入。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這些人掙的錢比西部居民少得多。科爾領導的德國已成為俄羅斯民主的最大財政支持者，他還贊成把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吸收到歐盟和北約中來。另外，科爾對歐洲在波斯尼亞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深感不安。他認為，聯合國應該取消武器禁運，因為禁運對波斯尼亞穆斯林來說是不公平的。在歐洲面臨的所有重大問題上，他的見解都是對的，并且在努力推行自己的看法。他覺得，如果他在重大問題上能夠做出正確決定的話，民意測驗的支持率也會跟著上升。我非常喜歡赫爾穆特·科爾。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我們多次一起用餐、互相拜訪，并經常打電話，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和個人聯系，對歐洲和美國都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我對七國會議的前景持樂觀態度，因為我是帶著強有力的計劃來參加會議的，同時也因為我相信其他所有領導人都非常聰明，知道要解決國內的問題，必須在東京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會議剛一開始，我們就越過了一個門檻。我們的貿易部長們已經達成協議，約定在十個不同的制成品領域，七國將全部把關稅降為零，為價值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開放市場。這是米基·坎特擔任貿易大使以來取得的第一個勝利。事實表明，他是一個頑強而有效率的談判者，很有談判技巧，最后達成了200多項協議，極大地擴大了我國的貿易，使接下來八年貿易在我國經濟的增長中占了幾乎30％。 我們還在一項慷慨的援助方案上達成協議，隨后明確表態，七個富裕國家都承諾支持俄羅斯。在協調我們各自的經濟政策這一問題上，結果就沒有這么明顯了。我正致力于減少亦字，德國的中央銀行剛剛降低了利率，日本卻沒有明確表態將刺激經濟，或是向更多的國外貿易和競爭開放國界。這方面的進展有待于在我們的雙邊會談中取得。七國會議一結束，我們的會談就開始了。 1993年，由于日本正在對付經濟停滯和政治的不穩定，我知道很難改變其貿易政策，但我必須努力。很明顯，我們對日本之所以有巨大的貿易逆差，部分原因是日本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所以我必須找到一個辦法，打開日本市場，但又不損害我們之間非常重要的安全伙伴關系。這種關系對于為亞洲締造一個穩定的明天是至關重要的。我在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說，向日本學生闡述這些觀點時，希拉里繼續展開她在日本的魅力攻勢，她發現年輕而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作女性特別歡迎她。這樣的工作女性在日本正逐漸增多。 宮澤首相原則上同意我的建議，即我們應達成一項框架協議，努力制定具體而且可檢驗的步驟，來改善我們的貿易關系。日本外務省決心要達成一項協議，也對我的建議表示同意。外務省的一名高級公務員是日本新太子妃的父親。主要的障礙來自通產省，其領導人覺得他們的政策使日本變成了強國。他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變這些政策。有一天深夜，當我們的談判完成之后，兩國外交部的代表們在大倉飯店大廳的兩邊簡直是在吼著闡述各自的觀點。我們的工作人員盡最大努力要達成協議，米基·坎特的副手查倫·巴爾舍夫斯基極力推動一項日本人很難接受的協議，以至于他們叫她“石墻”。然后，我和宮澤首相在大倉飯店見面，一邊吃著傳統的日本料理，一邊看我們能否解決剩下的分歧。在這次后來被稱做“壽司峰會”的餐會上，我們的確解決了一些分歧。不過宮澤總是開玩笑說，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結果，我們喝的清酒比壽司起的作用要大。 根據這項框架協議，美國承諾將減少赤字，日本則在下一年采取措施，在汽車及汽車配件、計算機、電信、衛星、醫療設備、金融服務和保險業方面開放市場，并定有客觀的標準，根據具體的時間表來檢查努力是否成功。我深信，這項協議對日美兩國在經濟上都是有益的，并將幫助日本的改革者們成功地把他們偉大的國家帶人下一個輝煌的時期。但是，和大多數協議一樣，這項協議在兩國都沒有產生希望出現的結果，不過仍然是一項好的協議。 當我離開日本飛往韓國時，國內的媒體報道說，我第一次參加七國會議，就我同其他領導人的個人外交和與日本人民的接觸來說，這是一次勝利。媒體有正面報道讓我感覺很好，能夠達到為七國會議及與日本的談判所設定的目標，我感覺更好。我喜歡認識其他領導人，并與他們共事。七國會議之后，我對自己推動美國在全世界利益的能力更加有信心了，并且理解了為什么這么多總統都喜歡外交，而不太喜歡在國內戰線上面臨的挫折。 在韓國，我檢閱了我們部署在非軍事區一帶的部隊。自從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署以來，這個非軍事區把南北朝鮮分開了。我走上不歸橋，在距離把兩個國家分開的白漆帶大約十英尺的地方停住腳步，注視著站在最后一個冷戰哨所里守衛自己國界的朝鮮士兵。在漢城，我和希拉里作為金泳三總統的客人，住在帶有室內游泳池的政府招待所內。我跳進水里時，突然響起了音樂，這才發現自己一邊游泳，一邊聽著許多喜歡的曲子，從貓王的曲子到爵士樂都有。由此可以看出，韓國人熱情好客果然名不虛傳。我與總統舉行了會談，在國會發表了演講，然后離開了韓國。離開時，我對我們長期的盟國關系非常滿意，并決心維護這種關系。 34 我回到華盛頓，繼續面對嚴厲的指責。盡管聯邦調查局存在許多問題，局長威廉·塞欣斯卻拒絕辭職。進入7月的第三個星期后，在珍妮特·雷諾的建議下，我解除了他的職務。我們得找一個人來接替他。伯尼·努斯鮑姆催促我選擇路易斯·弗里。弗里以前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還當過聯邦檢察官，成績顯著，被布什總統任命為紐約州的聯邦法官。聯邦調查局曾在韋科莊園宣稱，他們突襲該莊園，是因為把這么多的人力物力長期困于一地是錯誤的。我接見弗里時，問他對聯邦調查局的這種說法有何看法。他當時并不知道我的想法，而是直言不諱地表示異議：“他們既然拿了薪水，就應該等待。”這個回答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弗里是共和黨人，不過努斯的姆向我保證他是個非常專業而且正直的人，不會利用聯邦調查局為政治目的服務。我們計劃在20日宣布這個任命。此前一天，當有關任命的消息泄露出去后，我的一個朋友、一位退休的聯邦調查局探員打電話給橢圓形辦公室事務主管南希·赫恩賴奇，讓她告訴我不要這么做。他說弗里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中過于政治化而且自私。這使我有所猶豫，但我傳話回去說已經太遲了；提議已經發出并已被接受。我將不得不信任伯尼·努斯鮑姆的判斷力。 在玫瑰園的一個晨間儀式上，我們宣布了對弗里的任命。這時，我注意到文斯·福斯特站在后面，靠近一棵碩大的老木蘭樹。那些木蘭樹都是安德魯·杰克遜栽種的。文斯的臉上掛著笑容，我記得我當時在想，他一定松了口氣，因為他和法律顧問辦公室在處理諸如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和聯邦調查局官員這類事務，而不是就旅行辦公室回答沒完沒了的提問。整個儀式看起來很完美，完美得幾乎不像是真的。在許多方面的確如此。 當晚我上了拉里·金的節目，在白宮一樓的圖書館里談論我為預算所進行的戰斗，談論所有他和打電話給他的人們所想到的事情。同所有其他人一樣，我也喜歡拉里·金。他極有幽默感和人情味，即便當他在問令人難堪的問題時也是如此。當節目進行到大約45分鐘的時候，由于一切都非常順利，拉里問我是否愿意延長30分鐘，這樣我們可以回答更多觀眾的提問。我立刻表示同意并且渴望繼續進行下去。但是在第二次休息時麥克·麥克拉蒂露面了，他說我們做滿一個小時后必須結束訪談。一開始我很惱火，以為我的幕僚在擔心我繼續說下去會出錯，然而麥克的眼睛卻告訴我發生了別的什么事。 拉里和我結束訪談后，我同他的工作人員一一握手，然后麥克陪我上樓進入官邸。他強忍著淚水告訴我文斯·福斯特死了。文斯在任命路易斯·弗里的儀式結束后離開了玫瑰園，開車去了馬西堡公園，用廣枝家傳的舊左輪手槍自殺了。我們算得上是一輩子的朋友。當我住在霍普我祖父母家時，我們的后院是連在一起的。甚至在我和麥克都還沒上幼兒園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一起玩耍了。我知道有關旅行辦公室的爭論令文斯很沮喪，他認為自己要為針對法律顧問辦公室的批評負責。此外，他還被《華爾街日報》上的幾篇社論提出的有關他的能力和誠實的問題刺傷了。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還打電話給文斯，邀請他跟我一起看場電影。我當時希望能給他鼓鼓勁兒，但他已經回家了，還說他需要同妻子莉薩一起待些時候。在我們的通話中，我盡力想勸說他忘記《華爾街日報》的社論。《華爾街日報》是份不錯的報紙，不過并沒有很多人讀上面的社論；而那些讀的人當中，絕大部分都同社論作者一樣，不管怎么說都是已經輸給我們的保守派。文斯聽著，但我知道我沒能說服他。他以前從沒受過公眾批評，而且同許多首次在媒體上遭到連續抨擊的人一樣，他似乎認為所有的人都讀了那些有關他的負面說法，并且相信那些說法。 當麥克告知我發生的事情后，希拉里從小石城給我打來電話。她已經得知了消息，正在哭泣。文斯是她在羅斯律師事務所里最親密的朋友。她在拼命尋找一個我們永遠無法徹底找到的答案——為什么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努力使她相信她對此無能為力，同時也在想我又能做些什么。之后麥克和我趕到文斯家里去陪他的家人。除了文斯在阿肯色州和白宮的幾個朋友外，韋布和蘇濟·哈貝爾夫婦也在那兒。我試圖安慰每個人，但我也很悲痛，而且同弗蘭克·阿勒自殺時一樣，我為文斯這么做感到生氣，同時也生自己的氣，因為我沒有預見到這件事并做點兒什么，隨便做什么，以阻止它發生。我還為我所有來自阿肯色州的朋友感到傷心，他們來到華盛頓，只想為國服務，做些好事，不料卻發現自己動輒遭人猜忌。如今文斯，那個高大、英俊、強壯而且自信的人，那個他們認為是他們中間最持重的人，走了。 不管出干什么原因，文斯已經陷入了絕境。在他的公文包里，伯尼·努斯鮑姆找到了一張被撕成碎片的紙條。把紙條拼好后只見上面寫著：“我并不適合在華盛頓公共生活的中心工作；在這里，毀人被當做消遣……公眾永遠不會相信克林頓夫婦和他們忠誠的工作人員是清白的。”文斯被摧垮了，他筋疲力盡，對那些并不遵守他所遵循的規則的人所發起的攻擊很敏感。他堅信榮譽和尊重是無價的，但這種觀念卻被那些更看重權力和人身攻擊的人給連根拔起。他未經治療的抑郁癥使他無法進行防御，而這種防御使我們其余的人得以幸存下來。 第二天我找工作人員談話，告訴他們生活中有些事情我們無法控制，有些謎我們無法理解；我想要他們多愛護自己、朋友和家人；他們不能“過于拼命工作而變得麻木”。最后這一點對我來說常常說起采容易做起來難。 我們全都前往小石城參加在圣安德魯斯天主教大教堂為文斯舉行的葬禮，然后開車回霍普的家，把文斯安葬在埋有我外祖父母和我父親的那塊墓地里。許多同我們一起上幼兒園和小學的人都在那里。那時我已經不再試圖理解文斯的抑郁和自殺，轉而嘗試接受它們并為文斯的生命表示感激。在葬禮上宣讀的悼詞里，我試圖抓住文斯所有的優秀品質，他對我們所有的人意味著什么，他在白宮做了多少好事，以及他有多么可敬。我引用列昂·拉塞爾那首感人的《給你的歌》中的話：“我在一個沒有時空的地方愛你。我愛你，因為你是我生命里的一個朋友。” 當時是夏季，西瓜開始成熟了。離開前我去了卡特·拉塞爾家，品嘗了紅瓤和黃瓤的西瓜。然后我同隨行的記者們一起討論霍普這種主要特產的優點，那些記者知道我需要緩解一下痛苦，那天對我出奇地好。我飛回了華盛頓，想著文斯已經回家了，他屬于那里，我感謝上帝，因為有如此多的人關心文斯。 第二天，7月24日，是我在玫瑰園受到肯尼迪總統接見30周年，我歡迎本屆美國軍團“少年國家”的參議員代表們到白宮來。當年同我一起被接見的一些代表們也來此重聚。艾爾·戈爾正在努力為我們的經濟計劃進行游說，但他還是抽出了幾分鐘向男孩子們講話：“我只有一點建議。如果你們能設法弄到一張同克林頓總統握手的照片，將來會派得上用場。”我同他們所有的人握手并擺好姿勢照相，我在白宮待了八年，其中有六年我都是這樣對待“少年國家”和“少女國家”的。我希望有朝一日這些照片中的一些人會出現在競選廣告里。 那個月剩下的日子以及8月初的幾天里，我一直都在為經濟計劃個別地游說眾議員和參議員。羅杰·奧爾特曼的作戰室在做公眾的工作。他讓我在那些態度游移不定的國會議員所在的州舉行電話記者招待會。艾爾·戈爾和內閣成員打了足有幾百個電話，拜訪了許多人。結果無法確定，而且對我們不利，原因有二。第一個是參議員戴維·博倫的提議：廢除所有能源稅；將大部分但非全部稅收集中在高收入的美國人頭上，并通過取消勞務所得扣抵來彌補差額；削減對社會保險、退伍費和養老金中的生活開支津貼的調整；限定用于保健醫療和醫療補助的費用，使其低于新受益者和費用增加的預計需求。博倫的提議在國會各委員會里無法通過，但他為那些來自保守州的民主黨人提供了機會。這個提議還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民主黨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丹福斯和緬因州共和黨參議員比爾·科恩的認可。 當預算計劃以50票對49票——艾爾·戈爾打破了平局——首次被通過時，貝內特·約翰斯頓投的是反對票，投反對票的還有薩姆·納恩、來自亞利桑那州的丹尼斯·德孔西尼、來自亞拉巴馬州的理查德·謝爾比、來自內華達州的理查德·布萊恩和來自新澤西州的弗蘭克，勞滕伯格。謝爾比在一個共和黨主導的州里已經在向共和黨靠攏；薩姆·納恩是個堅定的反對派；德孔西尼、謝爾比和勞滕伯格正擔心他們所在州的反稅情緒。我已經說過，第一次投票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也獲得了勝利，因為有兩個參議員沒有投票，一個是共和黨人，另一個是民主黨人。下一次他們都將參加投票。所有的共和黨人都反對我們，如果博倫投反對票，其他人不變的話，我將會以49票對51票失敗。除了這六個人外，參議員鮑勃·克里也說他可能會投票反對該計劃。由于總統選舉，我們的關系已經變得很緊張，而且內華達州是個共和黨人密集的州。不過，我對克里仍然很樂觀，因為他真心致力于削減赤字，而且他同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帕特·莫尼漢關系親密，而莫尼漢是堅決支持我的計劃的。 在眾議院，我遇到了一個不同的問題。每個民主黨人都知道自己有最大的影響力，許多人都在同我就計劃的細節討價還價，或就具體的問題爭取幫助。許多來自反稅地區的民主黨人尤其害怕在國會投票支持提高汽油稅，因為國會上一次提高汽油稅僅過了三年。除了議長和他的領導班子外，我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非常有權力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國會議員丹·羅斯滕科斯基。羅斯滕科斯基是位出色的議員，他集聰明才智和芝加哥街頭謀生技巧于一身，不過他正因挪用公共基金用于政治目的而接受調查，人們猜測調查將會削弱他對其他國會議員的影響力。每次我同國會成員會面時，新聞界都會向我問及羅斯滕科斯基。羅斯滕科斯基勇往直前，四處拉票，告訴他的同事們他們必須做正確的事情，這使他永遠值得贊揚。他做事依然效率很高，他也必須如此。最微小的失誤都會令我們失去一票或兩票，把我們從危險的邊緣推人失敗的深淵。 8月初，當預算這出戲接近高潮時，沃倫·克里斯托弗終于獲得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同意，讓北約在波斯尼亞發動空襲，但是只有在北約和聯合國都贊成的情況下空襲才能進行，也即所謂的雙鑰匙方法。我擔心我們永遠無法同時轉動兩把鑰匙，因為俄羅斯在安理會有否決權，而俄羅斯又同塞爾維亞人關系極為密切。雙鑰匙方法將被證明是對保護波斯尼亞人的一個阻礙，但它標志著在推動歐洲和聯合國采取更積極姿態的漫長而又艱辛的過程中又前進了一步。 8月3日，我們已達成了一個最終的預算案，計劃削減2550億美元的預算和增加2410億美元的稅收。一些民主黨人仍在擔心提高汽油稅將使我們失去那些因為未獲得減稅而憤怒的中產階級選民。保守派的民主黨人說，該預算案在削減保健醫療、醫療補助和社會保險的補貼開支以降低赤字方面做得不夠。我們節省的錢中，已經有超過20％來自保健醫療制度下付給醫生和醫院的錢，另外還有一大塊來自面向富裕退休人員多征收的社會保險收入稅。我所能做的就是這些，在眾議院也只能做到不再繼續丟票，卻無法獲取更多的贊成票。 當晚，我在橢圓形辦公室做了一個電視演講，最后一次為該計劃進行宣傳，爭取公眾的支持。我說該計劃將在未來四年內創造800萬個就業機會，并宣布我將在次日簽署一份行政令，建立一個降低赤字的信托基金，以確保所有新的稅收和開支削減都將只用于這個目的。這個信托基金對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丹尼斯·德孑L西尼尤為重要，我在電視演講中說是他提出了這么一個建議。在第一次投票中對該計劃投反對票的六位參議員中，德孔西尼是我惟一的希望。我曾邀請其他人赴晚宴，會見他們并給他們打電話，還請他們在政府里最親密的朋友游說他們，但都沒有效果。如果德孔西尼不改變主意的話，我們就輸定了。 第二天，他改變了主意，說因為信托基金的緣故，他將投贊成票。現在，如果鮑勃·克里繼續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將在參議院獲得50票，而艾爾·戈爾會再次打破平局。但在我們達到這一步之前，預算案必須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我們還有一天時間去拉夠218票的多數票，但我們還沒做到這一點。有30多位民主黨議員還在遲疑不決。他們害怕增稅，盡管我們已經向每位議員出示圖表，顯示同納稅負擔增加的人相比，他們的選區里將有多少人在勞務所得扣抵制度下獲得減稅。在許多情況下，這個比率是十比一或更大，而且只有十幾位議員所在選區的選民富裕到使選區增稅多于減稅的地步。但是，他們所有的人仍然在擔心汽油稅。如果我不增加汽油稅，并以放棄勞務所得扣抵的減稅來抵消的話，我本可以輕而易舉地使該計劃獲得通過。這樣做在政冶上造成的危害本會小得多。貧窮的勞動人民在華盛頓沒有說客，他們永遠不會知道內幕。但我知道。此外，如果我們向富人們課以重稅，債券市場就會希望我們給中產階級帶來點兒小痛楚。 當天下午，列昂·帕內塔和正在為預算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迪克·格普哈特，與國會議員蒂姆·彭尼達成了協議，后者來自明尼蘇達州，是一群想要削減更多開支的保守派民主黨人的領袖。該協議向主張削減預算者保證，在秋季進行的撥款程序中再舉行一次投票，以削減更多的開支。彭尼感到滿意，他的贊同為我們多掙了七八張票。 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比利·陶辛和來自得克薩斯州的查理·斯坦荷姆說他們將會投反對票。陶辛后來加入了共和黨，而斯坦荷姆所代表的選區里共和黨選民占多數。這樣我們丟掉了先前的兩張贊成票。他們討厭汽油稅，并說共和黨一致反對該計劃，因為這種稅使他們的選民們相信該計劃所做的就是要增稅。 投票前不到一個鐘頭，我同得克薩斯州阿馬里洛的國會議員比爾·薩帕里亞斯談了話，他曾在5月投票反對該計劃。在我們當天進行的第四次電話會談中，比爾說他決定投票支持該計劃，因為他更多的選民將獲得減稅，而不是增稅，還因為能源部部長黑茲爾·奧利里承諾把更多的政府工作轉給他選區的賓得工廠來做。我們做出了更多類似的承諾。有人曾經說過，有兩種東西，人們最好永遠不要觀看其制作過程：香腸和法律。其制作過程很丑陋，而且捉摸不定。 投票開始后，我仍然不知道我們會贏還是會輸。當代表明尼蘇達州一個鄉村選區的戴維·明奇說他要投反對票后，擔子就落在了三個人頭上：來自蒙大拿州的帕特·威廉姆斯、來自阿肯色州的雷，桑頓和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瑪喬麗·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我其實并不想迫使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投我們的票。只有極少數民主黨議員代表的選區里多數選民將被增稅而非減稅，她是其中之一，而且她在競選時曾承諾不會投票支持任何增稅法案。對帕特·威廉姆斯來說，這票也不好投。他的選民中將獲得減稅的人比繳稅增加的人要多得多，但蒙大拿是個地廣人稀的州，那里的人們得長距離開車，因此汽油稅給他們帶來的打擊要比多數美國人大。不過帕特·威廉姆斯是個正直的政治家，而且是個強硬的平民主義者，他對滴人式經濟給他的人民所造成的傷害深表遺憾。至少他還有機會挺過投票。 同威廉姆斯和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相比，桑頓投票就容易一些。他代表中部的阿肯色州，那兒獲得減稅的人要比繳稅增加的人多得多。他很受歡迎，不會因為一枚炸彈就從位置上被轟下來。他是我的國會議員，而我的總統生涯正面臨困境。他還有許多擁護者：阿肯色州的兩個參議員，戴維·普賴爾和戴爾·邦珀斯，都是該計劃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最終桑頓說不。他以前從未投票支持過征收汽油稅，現在也不會開始支持，不會去削減赤字，不會去振興經濟，不會去拯救我的總統生涯或瑪喬麗·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的政治生涯。．最終，帕特·威廉姆斯和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走下席位，投了贊成票，使我們以一票的優勢取得了勝利。民主黨人為他們的勇氣歡呼，而共和黨人則在奚落他們。共和黨人對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尤為殘忍，他們揮手并唱道：“再見，瑪吉。”她在歷史上贏得了一個令人尊敬的位置，因為她投了一張她并不是非投不可的票。丹·羅斯滕科斯基高興得熱淚盈眶。回到白宮后，我發出了興奮的歡呼，放松了下來。 第二天，這出戲被挪到了參議院上演。多虧了喬治·米切爾和他的領導班子以及我們的游說工作，我們依然得到了前次投票中除戴維，博倫以外所有參議員的支持。丹尼斯’德孔西尼勇敢地取代了他，但結果仍不可知，因為鮑勃·克里仍然沒有表態。星期五，他同我進行了90分鐘的會談，然后，在投票前約一個半鐘頭，他在參議院議員席上直接對我說：“我不能也不會去投將令你失去總統職位的票。”他將投贊成票，并說我得做更多的事情來控制政府補貼開支。我同意在該問題上同他合作。他對此很高興，而我接受蒂姆·彭尼的建議，同意就進一步削減支出在10月進行投票，這也令他很高興。 克里的一票造成了50票對50票的平局。然后，正如他在6月25日第一輪投票中所做的那樣，身為參議院議長的艾爾·戈爾投出了打破平局的一票。我在投票結束后發布的聲明中，對喬治·米切爾和所有“投票支持變化”的參議員們表示感謝，并感謝艾爾·戈爾“在危難中做出的不懈努力”。艾爾喜歡開玩笑說，只要他投票，我們準會贏。 我在8月10日簽署了法令。該法令逆轉了12年來國家債務增長了四倍的局面，而在這12年里，財政赤字是建立在過于樂觀的稅收數字之上，建立在低稅收和高水平消費將會帶來足夠的經濟增長以平衡預算這種教條式的想法之上。在簽署儀式上，我特別感謝丁那些自始至終都在毫不動搖地支持我們，并因此從未在新聞中被提及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們。國會兩院每一位投贊成票的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如果不是因為他或她，我們今天就不會在這里。自從前一年12月在小石城圍著餐桌進行的那些場激烈爭論以來，我們已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民主黨人憑借自己的力量，用一個切合實際的經濟理論代替了一個錯誤但又根深蒂固的經濟理論。我們的新經濟主張已經變成了現實。 不幸的是，共和黨人——最初就是他們的政策制造了這個麻煩——已成功地把該計劃描繪成純粹的增稅。的確，多數的開支縮減比增稅來得遲，但參議員多爾提出的替代預算案也是如此。事實上，在多爾的計劃里，五年預算的最后兩年中進行開支縮減的比例甚至比我們的計劃還要高。我們的計劃里減少國防和醫療開支只不過要花一些時間；你不能一下子就大幅度削減這些開支。再者，由于80年代減稅、國防撥款和醫療花費激增，我們“未來”在教育、培訓、研究、科技和環境方面的投資已經處于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了。我的預算開始扭轉這種趨勢。 不出所料，共和黨人說我的經濟計劃將使天塌下來，并稱它為“就業機會殺手”和“駛向經濟衰退的單程車票”。他們錯了。我們的債券市場策略將超越我們最大膽的夢想，帶來低利率，帶來股票市場的上漲和騰飛的經濟。正如勞埃德·本特森預言的那樣，通過投資收入，最富裕的美國人將收回他們繳納的稅金，甚至賺得更多。中產階級將通過房屋按揭以及汽車貸款、學生貸款及信用卡購物的低利率，成倍地收回他們繳納的汽油稅。收入微薄的工人家庭也會立刻從勞務所得扣抵中受益。 在后來的幾年中，我常被問及我和我的經濟小組根據什么偉大的想法制定了經濟政策。我沒有對債券市場戰略及削減赤字戰略做出詳細解釋，而是常常給出一個詞的答案：“算術。”十多年來，美國人都在被告知，他們的政府是個貪吃的怪物，它吞噬掉他們辛苦掙來的美元，卻什么好事也沒做。然后，同樣還是向他們說這些話，并要以減稅來餓死那頭邪惡怪物的政客們，又會立刻轉過身，致力于競選連任，給人留下錯誤的印象，以為選民們可以享受不花錢的福利項目，讓他們誤以為造成我們巨額赤字的惟一原因是在對外援助、社會福利和其他針對窮人的措施上浪費了錢。但這些錢在預算中其實只占很小一部分。在“他們”身上花錢是不好的；在“我們”身上花錢并為“我們”減稅是好的。正如我的朋友、在財政問題上比較保守的參議員戴爾·邦珀斯過去常說的那樣：“你讓我一年開2000億美元的支票，我也會給你好日子過。” 我們把算術又帶回到了預算中，為美國破除了一個壞習慣。不幸的是，盡管已經開始見成效，人民卻有一段時間還不能感覺到。同時，我的民主黨同伴們和我得承受公眾擺脫壞習慣過程中的痛苦所帶來的沖擊。我不指望有人感激我。即便是牙齦膿腫，也沒人喜歡去看牙醫。 35 預算通過后，國會到了8月休會期，我則急切地想要帶家人到瑪莎葡萄園去度假，休息兩周對我們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弗農和安·喬丹安排我們住在牡蠣池塘邊上的一幢鄉間別墅里，這幢別墅屬于羅伯特·麥克納馬拉。 但在我能夠離開之前，我又忙碌地工作了一周。11日，我任命陸軍將軍約翰·沙里卡什維利接替柯林·鮑威爾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在柯林9月末任職期滿時上任。沙里——每個人都這么叫他——從一個應征人伍者一路晉升到目前的職位，擔任北約和美國駐歐洲部隊司令。他生于波蘭一個來自前蘇聯格魯吉亞的家庭。在俄國革命前，他的祖父是沙皇軍隊里的一個將軍，他的父親也是位軍官。在沙里16歲時，他們家搬到了伊利諾伊州的皮奧里亞，在那里他通過看約翰·韋恩的電影自學了英語。我認為他是在后冷戰世界里領導我們軍隊的恰當人選，尤其是考慮到在波斯尼亞遇到的麻煩，更是如此。 月中，我和希拉里飛往圣路易斯。我在那里簽署了密西西比河洪水救濟法，因為一場特大洪水造成了密西西比河上游從明尼蘇達州和南北達科他州到密蘇里州一線的河水泛濫。簽署法令的儀式標志著我對洪災地區的第三次視察。農場和工廠都被毀壞了，百年洪泛區內的一些小鎮被徹底摧毀了。每次出行視察時，我都會為有如此多的公民從美國各地趕來提供援助而感到驚異。 接著我們又飛往丹佛去迎接訪問美國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我同教皇陛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會談，教皇支持我們在索馬里的行動以及我希望在波斯尼亞多做些事情的愿望。會談結束后，他又親切接見了跟隨我到丹佛來的白宮工作人員和特工小組里所有的天主教徒。第二天，我簽署了《科羅拉多州荒地法》，這是我簽署的第一份主要環境保護法，以保護國家荒地保護體系內超過60萬公頃的國家森林和公用土地。 接著我去了俄克拉何馬州的塔爾薩，在全國州長協會上就醫療保健問題向我的老同事們講話。雖然預算計劃的墨水還沒有干透，我已經想要從醫療保健著手了，并認為州長們會幫我的忙，因為在醫療補助、州雇員們的醫療保險和未投保人的醫療保健等方面激增的開支是州財政的一個沉重負擔。 19日是我的47歲生日，我在這天宣布，芝加哥的比爾·戴利將成為我們《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特別工作組的主席。六天前，我們已就勞工和環境權利問題同加拿大和墨西哥達成了附加協議。這是我在競選時曾承諾過的，同時達成的還有一個保護我們的市場不受進口“激增”沖擊的協議。既然這些措施已經到位，我準備竭盡全力要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國會獲得通過。我認為比爾·戴利是領導這場運動的理想人選。他是個民主黨律師，來自芝加哥最著名的政治家庭；他的哥哥是芝加哥市長，他的父親以前也是芝加哥市長，而且他同幾個工會領導人關系不錯。同預算相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將是場不同的戰斗。許多共和黨人會支持該協定，而我們還得努力爭取足夠多的民主黨人來戰勝勞聯一產聯的反對。 在宣布完對戴利的任命后，我們終于飛往瑪莎葡萄園。當晚，喬丹夫婦為我舉辦了一個生日晚會，邀請了老朋友們和一些新朋友。杰姬·肯尼迪·奧納西斯和她的同伴毛里斯·坦普斯曼前來參加晚會，此外還有比爾和羅斯·斯蒂倫，以及凱瑟琳·格雷厄姆。凱瑟琳是《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也是我在華盛頓最敬佩的人之一。第二天我們同杰姬和毛里斯、安和弗農、特德和維基·肯尼迪，以及埃德和卡洛琳·肯尼迪·施洛斯貝格一起去劃船并游泳。卡洛琳和切爾西登上毛里斯的游艇上一個很高的平臺，從那里跳入水中。她們向希拉里挑戰，讓她也跟著跳，特德和我則催促她快跳。只有杰姬鼓勵她找一條安全點兒的路線下水。根據她一直具備的良好判斷力，希拉里還是聽從了杰姬的建議。在接下來的十天里，我一直在牡蠣池塘周圍轉悠，同希拉里和切爾西一起捉螃蟹，在池塘和大西洋之間的海灘上漫步，結識了一些常年生活在當地的人們，還讀了點兒書。 假期轉瞬即逝，我們返回華盛頓，切爾西上高中了，希拉里在為醫療保健改革做宣傳，艾爾，戈爾首次通過他的《國家績效評估》提出儲蓄建議，橢圓形辦公室也裝修一新。我喜歡在新辦公室里工作。由于朝南和朝東開了高高的窗子和玻璃門，那里總是很開闊亮堂，甚至在陰天也是如此。夜晚，燈光從弧形的屋頂反射下來，更增加了亮度，使在家工作變得很舒適。房間很講究，也令人向往，不論是獨處還是同一大群人在一起，在那里我總是感到很舒服，，來自阿肯色州的室內裝飾家朋友卡基·豪克史密斯幫我們把辦公室布置得煥然一新：帶藍邊的金色窗簾、金色的高背椅、有金紅彩條相間圖案坐墊的長沙發和一塊漂亮的深藍色地毯，地毯的中央是總統印章圖案，同房頂上的那一個交相輝映。現在我更喜歡它了。 9月還是我總統任期內最重要的外交事務月。9月8日，波斯尼亞總統伊澤特貝戈維奇來到白宮。北約空襲的威脅已成功地約束了塞爾維亞人，使和談重新開始了。伊澤特貝戈維奇向我保證，他將致力于達成一個和平協議，只要這個協議對波斯尼亞穆斯林是公平的。如果達成協議，他希望我承諾派北約軍隊，包括美國軍隊，去波斯尼亞促使協議生效。我再次保證我會這么做。9月9日，伊扎克·拉賓給我打來電話，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已達成了一個和平協定。該協定是雙方在奧斯陸舉行秘密談判達成的，在我就職前不久我們得到了這個消息。很多次，當談判有脫離正常進程的危險時，沃倫·克里斯托弗都成功地使其回到正軌上去。談判是秘密進行的，這使談判人員得以坦率地處理最敏感的問題，并就一套雙方都能接受的原則達成共識。我們將來要做的工作很多，要幫助完成非常困難的任務，如解決棘手問題，詳細討論補充條款，為協定的費用籌款，這些費用包括提高以色列安全措施的費用，和促進巴勒斯坦經濟發展及難民安置和賠償的費用。我已經從別的國家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信號，即他們愿意提供財政支援，這些國家包括沙特阿拉伯；沙特國王法赫德雖然仍在為亞西爾·阿拉法特在海灣戰爭中支持伊拉克而生氣，但已對和平進程持支持態度。 我們離全面解決紛爭還差得很遠，但《原則宣言》是一大進步。9月10日，我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人將于周一，13日，在白宮南草坪簽署協議，而且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已經放棄暴力并承認以色列存在的權利，美國將重新開始同他們的對話。在簽字前幾天，新聞界問我白宮是否歡迎阿拉法特。我說將由直接參與的各方決定誰將在儀式中代表他們。事實上，我極其希望拉賓和阿拉法特出席儀式，而且我敦促他們這么做；如果他們不出席，當地就沒人會相信他們全心全意致力于貫徹這些原則，而如果他們出席了，全球有10億人將會在電視上看到他們，他們離開白宮時會比剛到達時更加投入到和平進程中去。當阿拉法特說他會到場時，我再次邀請拉賓也來。他接受了邀請，盡管他對此仍有些生氣。 事后看來，這些領導人決定出席簽字儀式看起來很容易。然而在當時，這對拉賓和阿拉法特兩人來說都是在賭博，因他們無法確定他們的人民會作何反應。即便他們多數的選民都支持他們，雙方的極端主義者必然會被《原則宣言》在基本問題上的妥協所激怒。拉賓和阿拉法特同意出席儀式并講話，這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和膽識。在協議上簽字的人將是西蒙·佩雷斯和馬哈茂德·阿巴斯——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阿布馬齊恩，這兩人都曾深入地參與奧斯陸談判。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和俄羅斯外長安德烈·科濟列夫將作該協議的見證人。 13日早晨，白宮周圍的氣氛興奮而又緊張。在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和拉姆·伊曼紐爾的努力下，我們邀請到了2500多人出席儀式。有拉姆為此事奔走，我尤其感到高興，因為他在以色列軍隊里服過役。卡特總統將到場，他曾經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戴維營協議》。布什總統也會到場，他曾同戈爾巴喬夫共同發起丁1991年在馬德里的談判。那次談判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都參加了。福特總統也受到邀請，但他在慶祝晚宴之前無法抵達華盛頓。所有在過去20年里為和平工作過的前國務卿和前國家安全顧問們也都在被邀請之列。切爾西和戈爾的孩子們都向學校請了一上午假。她們可不想錯過這個事件。 前一天夜里，我10點就上床睡覺了，這對我來說比較早。我在清晨3點醒來。由于再也睡不著了，我就拿出我的《圣經》來，讀完了整章《約書亞記》。這給我帶來了靈感，促使我修改了一部分講話稿，還選了一條有金色號角圖案的藍色領帶，這使我想起約書亞用來吹垮耶利哥城城墻的那些號角來。現在這些號角將宣告和平的來臨，而和平將使耶利哥回到巴勒斯坦人手中。 早晨我們遇到了兩個小問題。我被告知阿拉法特打算穿著他招牌式的長袍、阿拉伯頭巾和橄欖綠制服出席儀式，并且他可能還會佩帶那把他經常掛在腰上的左輪手槍作為裝飾，這使我有些猶豫，并傳話過去說他不能帶槍。他到這里來是營造和平的；手槍將會傳達錯誤信息，而且沒有槍他也會很安全。他同意不帶武器。當巴勒斯坦人看到他們在協議中被稱做“巴勒斯坦代表團”，而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時，他們也猶豫了。以色列同意采用他們愿意使用的名稱。 然后就是拉賓和阿拉法特是否握手的問題。我知道阿拉法特想要這么做。在抵達華盛頓之前，拉賓說過，“如果有必要”，他會握手的，但我看得出他示想這么做。當他到達白宮時，我又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回避作出承諾，告訴我由于阿拉法特，他已經埋葬了多少年輕的以色列人。我告訴伊扎克，如果他真的致力于和平，他就得同阿拉法特握手來證明這一點。“整個世界都將在觀看，而握手是他們所盼望看到的。”拉賓嘆了口氣，用他那低沉、厭世的聲音說道，“我想一個人不會同自己的朋友謀求和平。”“那么你會握手了？”我問道。他幾乎是打斷我說，“好吧。好吧。但是不親吻。”傳統的阿拉伯歡迎禮是在面頰上親吻，而他不愿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