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后來還出現了一些報道，但弗勞爾斯事件引起的媒體喧鬧到了尾聲。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60分鐘”節目里成功引導人們正確地看待這件事。公眾知道我并不完美，也沒有假裝完美，不過他們也知道這個國家面臨著許多更為重要的問題。很多人對媒體報道“花錢買垃圾”的做法非常反感。大約在這個時候，拉里·尼科爾斯決定撤回訴訟，并為他所說的試圖“毀掉”我的行為公開道歉：“媒體對這件事大肆炒作，已經到了過分的地步。《星報》的文章出來之后，好幾個女人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愿意付錢請她們曝料說與克林頓有性關系。簡直是瘋了。”也有人對弗勞爾斯在記者招待會上播放的錄音帶提出了疑問。《星報》拒絕提供原始錄音帶。洛杉磯的一家電視臺聘請了一位專家，這位專家說，盡管他不知道這些錄音帶是不是“偽造的”，卻能肯定它們被“有選擇地編輯過”。有線電視新聞網也根據所請專家的分析，對這個事件進行了批評性的報道。 我已經說過，我與珍妮弗·弗勞爾斯相識于1977年，當時我是阿肯色州檢察長，她是當地一家電視臺的記者，經常采訪我。之后不久，她離開阿肯色州，投身娛樂業，我想是給鄉村音樂歌星羅伊·克拉克擔任伴唱。其間她搬到了達拉斯。80年代后期，她回到小石城母親的身邊，打電話請我幫她在州政府找一份工作，以補充她唱歌的收入。我把她介紹給我的工作人員朱迪·加迪，后者負責把許多要求幫助、希望在政府工作的人介紹給各種各樣的機構。九個月后，弗勞爾斯終于獲得了一份工作，薪水一年不到兩萬美元。 珍妮弗·弗勞爾斯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努力求生存的人，她的童年并不完美，工作中也有挫折，但她一直堅持奮斗。后來，媒體引述她的話說，她有可能投我的票，而在另一個場合，她說不相信葆拉·瓊斯的性騷擾指控。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1992年1月在"60分鐘”亮相差不多整整六年之后，我不得不因為葆拉·瓊斯案出庭宣誓作證，還被問及珍妮弗·弗勞爾斯。我承認在70年代和她有過不應該有的關系。當然，這些質詢與葆拉·瓊斯性騷擾的假指控沒有關聯；有人提供了足夠的資金企圖從人身和政治上損害我，讓我難堪，這些質詢只是這一長期過程的一部分。但是我宜了誓，而且很自然地，如果我沒有做過任何錯事，我就不可能感到難堪。我的批評者爭相落井下石。滑稽的是，盡管他們認定其他證詞并不真實，他們卻認為我的這一回答是事實。事實是，不存在12年的情史。珍妮弗，弗勞爾斯現在仍在起訴詹姆斯·卡維爾、保羅，貝加拉和希拉里誹謗她。我不想詛咒她，但是現在我已經不是總統了，我非常希望她不要繼續與他們過不去。 弗勞爾斯事件爆發之后幾天，我打電話給埃里·西格爾，請他來小石城，以他的成熟風范在總部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他問我怎么會請他這樣的人來幫忙，要知道他幫助過的候選人都沒有贏得總統大選，我開玩笑說：“我走投無路了。”埃里大笑，過來擔任了競選辦公室主任，掌管中心辦公室、財務和競選飛行。這個月初，田納西、肯塔基和華盛頓的內德·麥克沃特、布里爾頓·瓊斯和布思·加德納三位州長對我表示支持。已經對我表示支持的州長，比如南卡羅采納的迪克·賴利、懷俄明的邁克，沙利文、新墨西哥的布魯斯，金、北達科他的喬治·辛納和佐治亞的澤爾·米勒重申了他們的態度。薩姆·納恩參議員也是如此，但附加了一句警告：他想“等著看看”還有什么事情會被捅出來。一項全國性的民意調查顯示，70％的美國人認為媒體不應該報道公眾人物的私生活。在另一項民意調查中，80％的民主黨人說，即便弗勞爾斯的指控是真的，他們的選擇也不會受到影響。這聽上去很不錯，但是20％是個相當大的數字，足以使人立即放棄競選。不過，競選的形勢又有好轉，結果最起碼應該是我們僅次于聰格斯并對他構成強大的挑戰，我認為這個結果將相當好，足以使我們投入南方的初選。 然而，競選形勢剛有起色，兵役事件冒出來給了我沉重的打擊。2月6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文章，揭露我的服兵役經歷以及1969年在阿肯色大學期間與后備軍官訓練隊的關系。競選初期，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曾說在牛津大學上學期間沒有申請延遲服兵役；事實上，我申請從1969年8月7日延遲到10月20日。更糟糕的是，同意讓我加入后備軍官訓練計劃的尤金·霍爾姆斯上校現在卻說，我對他進行誤導進而沒有服兵役。1978年，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他說處理過成百上千的申請，對我的申請沒有任何具體的記憶。連帶我的錯誤聲明，整個事件給選民的印象便是，我在沒有服兵役的原因上故意誤導他們。事實并非如此，但在當時我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我不記得也沒有找到杰夫·德懷爾記錄1970年3月他與霍爾姆斯上校友好談話的磁帶，那時我已經參加完后備軍官訓練計劃，回到應征行列。杰夫已經去世了，我們當地的征兵委員會主席比爾·阿姆斯特朗也去世了。那個時期的征兵記錄也已經全部毀掉。 霍爾姆斯的攻擊令我感到驚訝，因為這與他以前的說法自相矛盾。有人說，霍爾姆斯的女兒琳達·伯內特是共和黨的激進分子，當時正幫助布什謀求連任，可能是她讓霍爾姆斯“恢復”了部分記憶。 9月16日，選舉日更加臨近的時候，霍爾姆斯發布了一個更詳細的聲明，對我的“愛國心和操守”提出質疑，又咬定說我欺騙了他。顯而易見，這個聲明由他的女兒草擬，我的老對手約翰·保羅·哈默施密特眾議員辦公室提供援手，布什競選班子的幾名官員加以修改。 兵役事件爆發過后幾天，離新罕布什爾州的選舉日還有一個星期，美國廣播公司“夜線”節目主持人特德，科佩爾打電話給戴維·威廉，說他手里有一封我寫給霍爾姆斯上校的關于征兵的信——如今人人都聽說過這封信——還說美國廣播公司將為此做一個節目。我完全忘記了信的內容，美國廣播公司同意送給我一個復印件，他們好心地兌現了允諾。我讀了信之后，才明白為什么布什競選班子確信這封信加上霍爾姆斯上校在后備軍官訓練隊一事上的改口，能將我在新罕布什爾州置于死地。 那天夜里，米基·坎特、布魯斯·林賽、詹姆斯’卡維爾、保羅·貝加拉、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希拉里和我在曼徹斯特天天飯店汽車旅館的一個房間里開會。媒體已經把我整得奄奄一息了。現在對我人格的攻擊是雙重的。所有的電視評論員都說我死定了。喬治蜷縮在地板上，滿眼淚水。他問是否該宣布退出了。卡維爾在屋子里走來走去，揮舞著那封信大喊：“喬吉！喬吉！你瘋了。這封信對我們有利。讀過它的人都會認為他有人格！”盡管我欣賞他的“永不言敗”的態度，但我比他要冷靜一些。我知道喬治惟一的政治經驗是在華盛頓獲得的，與我們不一樣，他可能真的以為媒體能決定誰有分量誰不值一提。我問：“喬治，你仍然認為我將成為一個好總統嗎？”“是的。”他回答。“那就苧起來，回去繼續工作。如果選民想讓我退出，他們會在選舉日表明態度的。我要讓他們來決定。” 我的話聽上去很勇敢，但在民意調查中我的支持率卻像掉進井里的石塊。我已經處于第三位了，似乎我的支持率還有可能超不過10％。我聽從卡維爾和米基·坎特的建議，買下《曼徹斯特聯合導報》的廣告版面，刊登了那封信的全文；并買下兩段各30分鐘的電視時間，讓選民打來電話，就那些指控和任何他們關心的問題來詢問我。150名阿肯色人放下手中的工作，來新罕布什爾州挨家挨戶地拜訪。其中戴維·馬修斯眾議員曾是我的法律學生，是我提交給議會的議案和我在阿肯色州競選州長時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戴維能言善辯，很快就成為希拉里之外我主要的代言人。當他在一些集會上為我激發了選民的情緒之后，我覺得一些人已經開始認為他應該是候選人。還有600名阿肯色人在《曼徹斯特聯合導報》的整版廣告里列出他們的名字和家庭電話，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人如果想知道克林頓州長的真實情況，請給他們打電話。幾百人打了電話。 來幫忙的所有阿肯色人當中，我最親密的童年伙伴戴維·萊奧普洛斯起到其他人比不上的作用。弗勞爾斯事件爆發之后，戴維聽到電視評論員說我完蛋了。他急得馬上開了三天車來到新罕布什爾州。他沒有錢買機票。他到達總部之后，我年輕的新聞助手西蒙‘羅森堡安排他接受波士頓電臺的采訪，這個電臺擁有二大群新罕布什爾州聽眾。戴維出手便是“本壘打”，對我們40年的交情津津樂道，我身上人性的因素似乎多了一些。隨后他向我們的一群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沮喪志愿者講話。講完之后，現場每一個人都熱淚盈眶，決心要奮戰到底。戴維在新罕布什爾州忙碌了整整一個星期，接受電臺采訪，派送手工做的傳單，上面印著我們童年時代朋友的照片，可以證明我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周的時間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在納舒厄的一個集會上見到了戴維，他和另外50個阿肯色人在一起，包括卡羅琳·斯特利、我的爵士樂老搭檔蘭迪，古德勒姆和我的小學校友莫里亞·阿斯佩爾。也許是“比爾之友”拯救了我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競選。 選舉日前幾天，我去紐約參加一個籌劃很久的籌款會。我懷疑是否會有人來，即便只是來看一具行尸走肉。我從喜來登飯店的廚房走向舞廳，一路上按一貫的做法和侍者、廚師握手。其中有一個名叫迪米特里奧斯·泰奧法尼斯的侍者和我簡短地聊了幾句，從此便成為我終身的朋友。“我九歲的兒子在學校里仔細研究了這次選舉，他說我應該投你的票。如果我投票選你的話，我希望你能讓我的兒子享受自由。在希臘，我們沒有錢但是我們很自由。在這里，我兒子不能一個人到街對面的公園玩，也不能一個人走著去上學，因為這樣做太危險。他享受不到自由。如果我投票選你的話，你能讓我兒子享受自由嗎？”我幾乎哭出聲來。這個人非常關心我能為他兒子的安全做些什么。我告訴他，社區的警察將在街區巡邏，了解所有的住戶，這對解決安全問題是很有幫助的，還說我將為10萬名這樣的警察提供經費。 我感覺輕松多了，而當我走進舞廳的時候，差點欣喜若狂：那里聚集了700人，包括我的喬治敦朋友丹尼斯·海蘭·丹格雷蒙德和她丈夫鮑勃，他們從羅得島州趕來表示道義上的支持。回到新罕布什爾州，我覺得自己還有一線生機。 競選的最后幾天里，聰格斯和我就經濟政策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我提出了創造就業機會、創業、減少貧困人口和收入不平衡的四點計劃：在四年內將赤字減少一半，減少針對最富裕人口的開支，同時增加針對他們的稅收；增加對教育、培訓和新技術的投入；擴大貿易；適度降低針對中產階級的稅收，大幅降低針對貧窮工人階級的稅收。我們引用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盡最大可能對每個提議做了估算。聰格斯恰好相反，他說我們應該集中力量降低赤字，美國無法承受給中產階級減稅，但是他支持降低資本收益稅——最大的受益者卻是最富裕的人。就因為我提議減稅，他叫我“拉皮條的熊”。他說他將成為華爾街最好的朋友。我反擊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民主黨人的經濟計劃，對華爾街和小鎮大街上的人、對商業企業和工薪家庭都有幫助。許多人同意聰格斯的看法，認為赤字數目太大，無法容許我的減稅方案，但是我認為，對于過去加·年間收入不平衡現象的惡化和肋年代把稅收重負壓在中產階級身上的做法，我們必須有所改變。 盡管我非常樂意辯論我們各自經濟計劃的利弊，我仍然很清醒地意識到，對我人格的質疑并未結束。競選快要結束時，我在多佛對一群熱忱的人談到我對“人格問題”的理解： 過去幾個星期里我經歷的一切絕對讓我驚奇萬分，正當我因為談論你們的問題、你們的未來和你們的生活而使我的支持率急劇上升到最高點的時候，所謂的人格問題不失時機地被提了出采。 是的，人格在總統大選中是重大問題，在過去的兩百多年里，美國人民一直不斷地對政治人物的人格進行評判。大多數時候他們的判斷都是正確的，否則今天我們沒有人會在這里。我將把我對人格問題的看法告訴你們：誰真正關心你們？誰真正想說如果當選總統他將具體怎么做？誰的政績明白無誤地表明他說到做到？誰決心要改變你們的生活，而不僅僅是得到權力或保持權力…… 我將把我對這次選舉中人格問題的看法告訴你們：你擁有總統的權力，卻不用這個權力幫助人民改善他們的生活，直到最后，你不得不靠選舉來拯救自己的生活，怎么可以這樣呢？這才是人格問題…… 我將告訴你們以下的話。我將為你們奪回這次選舉，如果你們愿意讓我擁有這次選舉的勝利，我不會變成喬治·布什。我永遠不會忘記給我第二次機會的你們，我將時刻為你們的利益而奮斗，直到鏟除最后一個弊端。 “直到鏟除最后一個弊端”成了新罕布什爾州競選最后幾天我們隊伍的戰斗口號。成百上千的志愿者忘我地工作。希拉里和我與每一個我們能夠找到的人握手。民意調查的結果仍舊令人失望，但是我們的感覺要自信多了。 2月18日選舉日這天早上，天氣寒冷刺骨。簡·帕斯卡爾坐在輪椅里的學生，年輕的邁克爾·莫里森醒來時，想著要去一家投票站為我工作。不幸的是，他母親的車無法發動。邁克爾很失望但是沒有被困難嚇倒。在冰冷的清晨，他開著裝了發動機的輪椅上了打滑的公路，頂著冬天的風開了兩英里，到達他負責的投票站。一些人認為決定選舉結果的是兵役事件和珍妮弗·弗勞爾斯。但我認為是邁克爾·莫里森；是羅尼·馬喬斯，那個心臟有個小洞卻沒有醫療保險的小男孩；是那個年輕的女孩，她失業的父親因為羞恥在餐桌旁低著頭；是愛德華·戴維斯和安妮·戴維斯，他們沒有足夠的錢購買必需的食品和藥物；是紐約一個移民侍者的兒子，他不能到住處對面的公園去玩。誰對誰錯，馬上就會見分曉。 那天夜里，聰格斯獲得了35％的選票，我以26％排在第二，實力不弱，大大超過克里的12％、哈金的10％和布朗的9％。其他的選票投給了選票上未列的候選人。幫達菲競選時認識的新罕布什爾州支持者喬·格蘭史密斯催促我及早對媒體發表聲明，保羅·貝加拉又建議我說新罕布什爾州使我成了“重獲信任的孩子”。在緊挨著馬薩諸塞州邊境線的選區，聰格斯徹底擊敗了我。在向北十英里的新罕布什爾州選區，其實是我贏了他。我興高采烈，內心懷著無盡的感激。選民已經決定我應該堅持下去。 我越來越喜歡新罕布什爾州，欣賞它的特質，尊重那里選民的嚴肅態度，即便他們一些人沒有投我的票。新罕布什爾州對我進行了真正的考驗，使我成為更有能力的候選人。這么多的人以友好的態度對待希拉里和我，使我們探受鼓舞。他們中加入我的政府的人數多得驚人，在接下來的八年里，我還和另外幾個人保持著聯系，在白宮專門舉辦過新罕布什爾州日活動。 新罕布什爾州表明了美國人民多么深切地希望自己的國家發生改變。在共和黨那邊，半路殺出的帕特·布坎南贏得了37％的選票，布什總統的全國支持率自海灣戰爭以來第一次低于50％。盡管在民意調查中他仍然領先于聰格斯和我，獲得民主黨候選人提名還是有希望當選的。 新罕布什爾州之后，接下來的初選和預備會議時間挨得特別緊，新罕布什爾州所要求的“零售”政治在這些地方根本來不及運用。2月23日，聰格斯和布朗是緬因州預備會議的獲勝者，前者贏導30％的選票，后者得到29％。我以15％排在第三，距離拉得比較大。除了艾奧瓦州，實行預備會議制度的其他州吸引來參加代表選舉過程的人數遠遠低于實行初選制度的州。所以，預備會議對擁有鐵桿支持者的候選人青眼有加。一般情況下，但并不總是如此，他們相對于民主黨整體要稍微左傾，比大選選民要左傾得多。2月25日，南達科他州選民在初選里對他們的鄰居鮑勃·克里和湯姆·哈金的支持率高于我，但是我僅僅出席了在一家馬場舉行的一次集會，而且贏得了人們的尊重。 3月很重要，一開始便是科羅拉多州、馬里蘭州和佐治亞州的初選。我在科羅拉多朋友很多，前州長迪克·拉姆是我在落基山脈地區的協調人，盡管如此，我也只能做到與布朗、聰格斯三分天下。布朗獲得了29％的選票，我是27％，聰格斯以26％緊隨。在馬里蘭，我剛開始組織了一個很強的競選班子，可惜當我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民意調查中支持率陡然下降的時候，一些支持者轉而支持聰格斯。 佐治亞州是最大的考驗。我還未贏得過一場初選，必須在這里獲勝，而且要令人心服口服。它是定在3月3日選舉的最大的州，也是南方最先選舉的州。澤爾·米勒把初選時間提前了一周，與超級星期二選舉的南方其他各州錯開。佐治亞州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亞特蘭大是一個多元化的大都會，是公：司總部最集中的美國城市之一。除了亞特蘭大，其他的地方在文化上很保守。比如說，澤爾試圖讓議會通過議案把邦聯的十字標志從州旗上去掉，他沒有成功；他的繼任者羅伊·巴恩斯成功了，卻因此在競選連任時失敗。這個州的軍隊也非常多，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其國會領導人的庇護。所以薩姆·納恩能成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不算是意外。兵役事件爆發后，鮑勃·克里說等我到了佐治亞州，那里的選民會把我像“煮熟的花生一樣”剝開，他的用語非常巧妙，因為佐治亞州花生的種植量超過其他州。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結束之后幾天，我飛到了亞特蘭大。飛機一落地，我的老朋友梅納德·杰克遜市長和檢察官也是越戰老兵的吉姆·巴特勒迎上前來，后者微笑著說，他是不想把我像“煮熟的花生一樣”剝開的老兵。 我們三個人乘車到市中心一家商場參加集會。我和一大群支持我的深孚眾望的民主黨人一起走上了講臺。很快，臨時搭建的講臺承受不住這么多人，它倒塌了，人摔得到處都是。我沒有受傷，但是另一位主席，州眾議院黑人議員卡爾文·斯梅爾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他摔倒在地，髖部骨折了。后來，克雷格·史密斯對卡爾文開玩笑說，他是我的支持者當中惟一確確實實為我“摔破屁股”的人。他當然是這樣。但澤爾·米勒、眾議員約翰·劉易斯和許多其他的佐治亞州人也是如此。還有許多自發組成“阿肯色旅行者”的阿肯色人。“阿肯色旅行者”的足跡遍及幾乎所有實行總統初選的州。他們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佐治亞州的活動尤其有效。政治媒體說要想繼續競選的話，我必須在這里獲勝，至少要得到40％的選票。多虧了我的朋友和我的政見，我贏得了57％的選票。 接下來的星期六，在南卡羅來納州，我獲得了第二場勝利，得到63％的選票。民主黨官員給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另外還有前州長迪克·賴利和“復興周末”活動的朋友。湯姆·哈金孤注一擲地想扳倒我，南卡羅來納州土生土長的杰西，杰克遜隨他一起到全州各地詆毀我。他們攻擊我，我在一家電臺對著麥克風不小心說了一些粗魯的話進行還擊，盡管如此，其他的黑人領袖一直支持我。與在佐治亞州一樣，我贏得了南卡羅來納州大多數的黑人選票。我想這令我的對手感到驚訝，因為他們都對民權有著強烈的信仰，并且身體力行做過不少實事。但是我是候選人中惟一的南方人，我和阿肯色州支持我的黑人把多年來建立的關系網擴展到了南方及南方之外的黑人政治、教育、商業和宗教領袖。 與在佐治亞州一樣，我也獲得了白人初選選民的大力支持。在1992年，不愿意支持與黑人族群關系密切的候選人的大多數白人已經加入了共和黨。其他的白人希望總統能跨越種族界限努力鏟除令所有美國人受害的問題，他們把票投給了我。共和黨力圖盡可能降低這個人群的數目，方式便是把每一場選舉變成文化戰爭，把每一個民主黨人變成白人選民眼中的異己。他們知道應該按動哪顆心理按鈕，使白人選民停止思考，如果他們的伎倆得逞，他們自然就獲勝了。除了努力贏得初選，我還盡力維護白人選民的思考能力，保持大選中在南方的競爭力。 佐治亞州初選之后，鮑勃·克里退出了競選。南卡羅來納州之后，湯姆·哈金退出了。只有聰格斯、布朗和我得以挺進超級星期二8個州的初選和3個州的預備會議。在聰格斯的大本營馬薩諸塞州和鄰近的羅得島州的初選中，他使我輸得很慘，他還在特拉華州的預備會議中獲得了勝利。但是在南方和南方周邊各州，我們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南方各州——得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俄克拉何馬州和田納西州——的初選中，我都贏得了大部分的選票。在得克薩斯州，通過我在1972年麥戈文競選中結識的朋友的幫助，還有大多數墨西哥裔民眾的支持，我得到了66％的選票。在其他實行初選的州，除佛羅里達外，我的得票率比在得克薩斯州還要高；在佛羅里達州，經過白熱化的競爭之后，結果是克林頓得票51％，聰格斯34％，布朗12％。另外我還在夏威夷的預備會議中獲勝，這得感謝約翰·韋利州長的幫助，我在密蘇里州也贏了，梅爾，卡納漢副州長支持我，盡管他自己還得參加州長初選。他最后也贏了。 超級星期二之后，我只有一周的時間鞏固我要在伊利諾伊州和密歇根州大獲全勝的戰略。僅僅一個月前，我還處在自由落體狀態，所有的媒體“專家”都預測我將完蛋。現在我處于領先地位。然而，聰格斯仍然不容小覷。超級星期二過后一天，他打趣說，鑒于我在南方初選中表現如此強勁，他將考慮選我做副總統候選人。第二天，他也在中西部，對我的人格、我作為州長的所作所為以及我的候選人資格提出質疑。在他看來，涉及人格的問題是給中產階級減稅。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大約40％的美國人也懷疑我的誠實，但是我不能確定這和稅收問題有任何關系。 沒有別的辦法，我只有堅持自己的戰略，奮力拼搏。在密歇根州，我訪問了弗林特附近的小鎮巴頓，那里的大部分居民來自阿肯色州，希望在汽車行業里找一份工作。3月12日，我在底特律附近的馬科姆縣發表了演講，那里是里根派民主黨人的老家，選民們都受里根反對政府、加強國防、嚴打犯罪的政綱吸引，背離了我們的黨。事實上，這些城郊的選民從60年代開始就投共和黨人的票，因為他們認為民主黨不再認同他們的工作和家庭觀，對社會計劃過于熱衷，他們覺得這是把他們繳納的稅款拱手送給黑人和浪費成性的官僚。 我對馬科姆縣社區學院里滿屋子的人說，我將帶給他們一個全新的民主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都以人人享有機會、人人承擔責任為出發點。所謂人人，自然包括無論表現好壞都拿高薪的企業管理者、拒絕提高技能的工人和有工作能力卻拿救濟的窮人。隨后我對他們說，我們不可能成功，除非他們愿意跨越種族界限，與所有價值觀相同的人一起努力。他們必須停止根據種族界限投票的做法，因為“這些問題本質上與種族無關。它們純粹是經濟問題，是價值觀念問題”。 第二天，在底特律市中心奧德爾·瓊斯牧師的快樂林浸禮會教堂里，我把同樣的信息傳達給了幾百名黑人牧師和其他一些激進活動家。我對這些黑人聽眾——許多人有阿肯色州的背景——說，我呼吁馬科姆縣的白人選民跨越種族的藩籬，現在我也向他們發出同樣的呼吁，方式便是認可我強調責任的計劃，包括福利改革、加大力度施行兒童撫養計劃和努力防治犯罪，這些計劃將推動所有社區的人們對工作、家庭和安全等價值觀念的認同。這兩場演講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因為一個政治家挑戰馬科姆縣白人的種族觀念和市中心貧民區黑人的福利和犯罪觀念，是很不尋常的事情。兩個地方的人對同樣的信息產生了強烈反應，我對這一點并不感到意外。在內心深處，大多數美國人知道最好的社會計劃是工作，最強大的社會組織是家庭，種族分化的政治無異于自我拆臺。 在伊利諾伊州，我參觀了一家香腸工廠，工人中有黑人、西班牙裔民眾和樂歐移民，公司致力于向所有沒有完成高中學業的員工提供達到普通教育水干的機會。我遇到來自羅馬尼亞的一位新公民，他說將把他的第一張選票投給我。我和兩個激進活動家博比·拉什和路易斯·古鐵雷斯，一起在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區里發動選民，他們兩個后來都當選為國會議員。我和一個年輕的西班牙裔社區領導人丹尼·索利斯一起參觀了一個高效利用能源的住房項目，他的姐姐帕蒂在競選中為希拉里工作，從此就沒有離開。我還加入了芝加哥圣帕特里克節的游行行列，支持者為我喝彩，反對者奚落嘲諷，游行路線兩旁的酒吧里供應充足的啤酒，兩種聲音的分貝也因此提高了不少。 選舉日前兩天，我和保羅·聰格斯、杰里·布朗進行了電視辯論。他們清楚這是不成則敗的時候，所以全力攻擊我。布朗首先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方式就是猛烈攻擊希拉里，他說我指使阿肯色州的企業找羅斯律師事務所做代理，目的是增加希拉里的收入，另外，由于希拉里的緣故，羅斯律師事務所代理的一家家禽公司從污染控制與生態部得到了特殊照顧。這些指控滑稽可笑，杰里惡狠狠的神情使我惱怒萬分。我解釋了實際的情況，我在1986年州長競選中面對弗蘭克·懷特對希拉里律師工作的指控時采取了同樣的對策。自從1948年起，羅斯律師事務所在債券交易中一直代表阿肯色州政府。阿肯色州公用事業公司要求阿肯色州政府承擔大海灣核電站的費用，在這場官司申羅斯律師事務所擔任政府的代理。在計算她的入伙分紅之前，希拉里已經讓人把州政府償付的律師費從律師事務所的收人中扣除，所以她沒有從中獲得任何經濟利益，最簡單的調查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另外，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羅斯律師事務所的客戶從任何州立機構得到了特殊照顧。我不應該發脾氣，但這些指控根本就是無中生有。對此我覺得有些內疚，因為希拉里被迫多次為我辯護，我很高興自己能夠奮起保護她。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極為誠實的人，但并不是每個人都了解她，所以這些指控是有殺傷力的。電視辯論后第二天，我們在芝加哥忙碌的蜜蜂咖啡館與顧客握手，一個記者問她如何看待布朗的指控。她回答得很巧妙，說了一些事業家庭兼顧之類的話。記者隨后問她是否能避免沖突的出現。當然能，她是這樣做的，也應該這樣回答。但是她又疲勞又緊張。她回答說：“我想我可以待在家里，烤烤餅干，泡泡茶，但是我決心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在我丈夫成為公眾人物之前我就已經開始律師工作了。我非常非常努力，盡可能做到小心謹慎，我要告訴你的就是這些。” 媒體揪出“茶和餅干”這幾個字，硬把它們說成是對帶孩子家庭主婦的批評。共和黨的文化斗士大出風頭，說希拉里是“好斗的女權主義律師”，可以擔任“克林頓一克林頓政府”的意識形態領袖，推行“激進的女權主義”計劃。我為她感到難受。多年以來，我不知道聽她說過多少遍保障婦女選擇權的重要性，包括選擇在家照看孩子，大多數母親，無論是已婚還是單身，都無力做出這樣的選擇。還有，我知道她喜歡烤餅干，招待她的女性朋友喝茶。她只不過隨意說了一句話，卻被我們的對手抓住把柄，做他們最在行的事情——分化選民，轉移選民的注意力。 第二天，這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凈，因為我們在希拉里的老家伊利諾伊州和密歇根州都取得了勝利，在前一個州，我的得票率是52％，聰格斯25％，布朗15％，在后一個州，我獲得49％的選票，布朗27％，聰格斯18％。如果布朗對希拉里的攻擊產生了任何效果，那很可能是減少了他在伊利諾伊州的得票。與此同時，布什總統輕而易舉地在這兩個州擊敗了帕特·布坎南，有效地結束了對他的挑戰。盡管共和黨陣營里的分裂態勢對我有利，看到布坎南被擊敗，我仍然感到高興。他的競選策略令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倍增。比如，在南方一個州，他拜謁了一個邦聯墓地，卻不愿意走到街對面拜謁黑人的墓地。 在芝加哥帕爾默飯店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吃了愛爾蘭的節日綠色糖果后，我們又開始了工作。表面上看，競選形勢一片大好。其實事態并不明朗。一項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我和布什總統平起平坐；另一項卻顯示我落后，盡管總統的施政支持率已經降至39％。伊利諾伊州的選民離開投票站的時候接受調查，一半的民主黨人并不滿意他們選出來的總統候選人。杰里·布朗也很不開心；他說如果我獲得提名的話，他可能不會支持我。 3月19日，聰格斯由于財務困難退出競選。所以在3月24日康涅狄格州初選即將到來之際，我只剩下杰里·布朗一個對手了。大家估計我在康涅狄格州08贏，因為大多數民主黨領導人支持我，我在那里也有法學院時期結識的朋友。盡管我很努力地活動，我還是很擔心。感覺就是不好。聰格斯的支持者對我把他趕出了競選非常惱火；他們一定還會投他的票或者轉向布朗。與此同時，我的支持者很難被發動起來，因為他們覺得我獲得提名如探囊取物。我擔心低投票率將讓我輸掉這次初選。果然不出所料。投票的人大約只占已登記民主黨人的20％，布朗以37％對36％擊敗了我。20％的選民是鐵桿的聰格斯支持者，把票都投給丁他。 接下來的大考驗是4月7日紐約州的初選。現在我已經在康涅狄格州輸了，如果在紐約州不能贏的話，我的提名就比較危險了。在紐約州，新聞24小時滾動播出，媒體咄咄逼人、貪得無厭，利益集團政治混亂無序，要讓我的競選翻船的話，這里是最合適的地方。 27 就政治而言，紐約州的選舉與其他地方頗為不同。首先，那里有三個地理位置和選民心理迥異的地區：由五個不同行政區組成的紐約市；長島和其他郊縣；遠離大城市的北部地區。那里有眾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全國最多的猶太人，組織周密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阿爾巴尼亞人群體，還有你能想到的其他任何一個族群。紐約州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文化背景也是多種多樣：西班牙裔人包括來自波多黎各和全部加勒比海國家的移民，其中來自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就有五十多萬。 我的競選班子里負責少數族裔的部門是由喬治敦大學同學克里斯·海蘭組織的，他住在下曼哈頓，那里是美國族群最多樣化的居住區。2001年9月希拉里和我看望因世界貿易大廈被炸事件而失去學校的一群小學生時，我們發現他們居然來自80個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克里斯一開始就買了大約30份少數族裔報紙，找到上面提到的領袖人物。初選結束之后，他在紐約州成立了由950名少數族裔領袖組成的籌款會，隨后又去小石城組織全國的少數族裔，對我們在大選中獲勝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為我們入主白宮之后與少數族裔保持前所未有的廣泛接觸奠定了基礎。 工會，尤其是公共部門雇員群體，具有很大的規模，在政治上相當敏銳高效。在紐約市，黨派的中堅分子和自由主義的改革派都很活躍，而且常常認為彼此立場不同，這使得初選的政治態勢更加復雜。同性戀權利組織大聲呼吁加強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1992年，美國的艾滋病患者居世界第一。媒體雜亂刺耳的聲音無時無刻不在回響，以《紐約時報》為首的傳統報紙、小報、活躍的地方電視臺和脫口秀電臺為了爭奪最新的新聞而展開白熱化的競爭。 盡管紐約州的競選活動等到康涅狄格州初選結束之后才正式開始，但在幾個月前，我就已經接受哈羅德·伊克斯——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著名內政部長的同名兒子——的寶貴幫助和內行建議，開始了工作。到1992年，我們的友情已經持續了20多年，哈羅德身材瘦弱，感情熾烈，才華橫溢，激情澎湃，偶爾也會褻瀆神明，他有著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在實際政治技能方面也很在行，是個與眾不同的人。年輕的時候，他在西部做過牛仔，在南方參加民權運動的時候被打得很慘。在競選中，他是忠誠的朋友和兇猛的對手，相信政治的力量可以改變生活。他對紐約的人物、事件和權力斗爭了如指掌。如果我必須到地獄走一遭，至少陪伴我的這個人有機會把我活著帶出去。 1991年12月，哈羅德已經在曼哈頓、布魯克林和布朗克斯三個區為我爭取了重要的支持者，此時又安排我去昆斯區民主黨委員會發表演說。他建議我們從曼哈頓乘坐地鐵去會議地點。跟我的演講比起來，我在地鐵里的鄉下男孩形象得到媒體更多的報道，但是這次見面非常重要。不久之后，昆斯區民主黨主席，國會議員湯姆·曼頓宣布支持我。支持我的還有昆斯區國會議員弗洛伊德·弗拉克，他也是艾倫非裔衛理公會主教派教堂的牧師。 1月，我和非裔國會議員埃德·湯斯、布魯克林區民主黨主席克拉倫斯·諾曼一起去布魯克林區一所中學出席小馬丁·路德·金的誕辰紀念會。孩子們談論了很多他們學校里的槍支和刀具問題。他們希望有一個能讓他們的生活更安全的總統。我在布朗克斯參加了一場辯論，主持辯論的是布朗克斯區區長費爾南多·費雷爾，他后來也成了我的支持者。我乘坐渡輪到斯塔滕島拉選票。在曼哈頓區，區長露絲·梅辛杰賣力地幫我競選，她年輕的助手馬蒂·勞斯也是如此，幫我打入了同性戀社區。維克托·科夫納和薩拉·科夫納說服許多自由主義改革派人士支持我，也成為我的好朋友。吉列爾莫·利納雷斯是第一批選人市議會的多米尼加入，也是第一批支持我的拉丁裔頭面人物。我還在長島和西切斯特縣競選，現在我把家安在這里。 與以前的所有初選相比，在紐約州工會起的作用更大。最大最活躍的要數全美州縣市雇員聯盟紐約分會。我出席了它的理事會之后，全美州縣市雇員聯盟便成為第一個支持我的工會。擔任州長期間，我曾和全美州縣市雇員聯盟密切合作，并已成為繳納會費的會員。但它支持我的真正原因是工會主席杰拉爾德·麥肯蒂認為他喜歡我，而且我能贏。擁有麥肯蒂這樣的支持者是我的福氣。他很能干，極度忠誠，根本不在乎競選的艱辛。聯合交通工會也支持我，3月底，美國電信工人聯合會和國際女裝工人聯合會也宣布支持我。教師工會也很幫忙，雖然他們沒有正式宣布支持我。除了工會，我還擁有一群強有力的商人支持者，發動他們的是艾倫·帕特里科特和斯坦·蘇曼。 在與少數族裔打交道的過程中，最重要最持久的要數與愛爾蘭裔的接觸了。一天夜里，我出席子布朗克斯區議員約翰·迪爾里組織的愛爾蘭問題論壇。哈羅德，伊克斯和紐約市稅務專員卡羅爾·奧克賴里凱恩幫我做準備。具有傳奇色彩的85歲的保羅·奧德懷爾和他的兒子布賴恩都參加了論壇，還有《愛爾蘭之音》的編輯尼爾·奧多德、記者吉米·布雷斯林、昆斯區審計官彼得·金、一位共和黨人和大約100名其他愛爾蘭活動家。他們希望我承諾派遣特使以對天主教少數派公平的方式結束北愛爾蘭的暴力。波土頓市長雷·弗林也鼓勵我這樣做，他是熱誠的愛爾蘭天主教教徒，我的堅定支持者。自從1968年“爭端，’發生之后——當時我在牛津大學——我便對愛爾蘭問題感興趣。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后，我說我答應他們的要求，而且我將推動北愛爾蘭在經濟和其他領域結束對天主教徒的歧視。盡管我知道這將激怒英國人，損害我們苧重要的跨大西洋聯盟，但我相信，美國擁有眾多的愛爾蘭移民，包括一些秘密資助愛爾蘭共和軍的移民，也許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幫助取得突破。 不久，我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重申我的主張，起草這個聲明的是我的外交政策助手南希·瑟德伯格。我的法學院同學、康涅狄格州前國會議員在魯斯·莫里森組織了“支持克林頓的愛爾蘭裔美國人“選民團。這個組織將和平進程的論文中說，我介入愛爾蘭問題首先是因為紐約州的選舉，但當上總統之后，這成了我積極履行的使命之一。 在一般的民主黨初選中，擁有了這樣的支持率，獲勝是輕而易舉的事。但這不是一般的初選。首先，我的對手杰里·布朗使出渾身解數，決心抓住這個最后也是最好的機會，集合自由派選民阻止我的獲勝勢頭。保羅·聰格斯因在康涅狄格州的表現而備受鼓舞，放出話說他不介意支持者再一次投他的票。新聯盟黨的總統候選人，一個名叫勒諾拉·福拉尼的口才出眾、脾氣個暴的女人想盡辦法幫他們的忙，我在哈萊姆一家醫院的醫療保健會議上演講時，她和她帶來的支持者大喊大叫，試圖壓倒我的聲音。 杰西·杰克遜事實上已經來紐約州幫助布朗。他的最大貢獻是說服紐約市最大最活躍的工會組織，“服務業雇員國際聯盟1199地方分部”的領導人丹尼斯·里維拉不要支持我，轉而幫助杰里。布朗為了表示感謝，說如果獲得提名的話，他將讓杰西擔任他的競選伙伴。我想布朗的聲明可能會幫助他獲得紐約州黑人選民的支持，同時也促使更多的猶太人轉而支持我。杰克遜據說與黑人穆斯林領袖劉易斯·法拉克漢過從甚密，后者以反猶太人的言論著稱。盡管如此，杰西的支持對布朗在紐約州的競選是額外的大收獲。 其次，還有媒體必須應付。大報已經在阿肯色州蹲伏了好幾個星期，挖掘我的從政履歷和私生活上的點滴線索。《紐約時報》拔得頭籌，3月初便刊登了它的第一篇白水事件報道。1978年，希拉里、我還有吉姆和蘇珊·麥克道戈爾夫婦向銀行貸款20萬美元，投資購買了阿肯色州西北部白水河岸的一塊地。吉姆是土地開發商，他還是富布賴特參議員辦公室主任的時候，我就在小石城結識了他。我們打算把這片土地分成小塊，賣給六七十年代開始大量搬到歐扎克山區居住的退休人員。麥克道戈爾在這以前的地產項目上都取得了成功，其中一個項目我投資了幾千美元，獲得了不多的利潤。不幸的是，70年代后期，銀行利率一路攀升，經濟發展減緩，地產銷售下降，我們這筆投資賠了錢。 1983年我再次當選州長之后，麥克道戈爾購買了一家小型的儲蓄信貸銀行，命名為麥迪遜儲貸銀行。幾年后，他聘請羅斯律師事務所為法律代理。美國陷入儲貸危機時，麥迪遜儲貸銀行面臨破產的可能，為了注入新的流動現金，銀行尋求出售優先股，成立分行提供中介服務。要達到這個目的，麥克道戈爾必須得到我任命的阿肯色州證券專員貝弗利·巴塞特·沙費爾的許可。貝弗利是位一流的律師，是我的朋友伍迪·巴塞特的妹妹，也是戴爾·邦珀斯參議員侄子阿奇·沙費爾的妻子。 《紐約時報》的文章只是白水事件的系列報道之一。記者對希拉里出任阿肯色州政府管理下的經濟實體的法律顧問是否存在利益沖突提出質疑。她曾在一封為解釋優先股方案而寫給沙費爾專員的信上簽了自己的名字。記者還暗示說，麥迪遜儲貸銀行在“異乎尋常”的金融提案獲得批準這一點上受到特殊照顧，沙費爾對這家業績越來越差的銀行沒有履行應有的監督職責。 這些指控和暗示與事實不符。首先，專員批準的金融提案在當時是很正常的，而不是異乎尋常的。其次，1987年，一場獨立的審計表明麥迪遜儲貸銀行破產時，沙費爾立即促使聯邦管理人員將它關閉，此時后者尚不情愿這樣做。第三，在兩年的時間里，希拉里開出的羅斯律師事務所代表麥迪遜儲貸銀行處理法律事務的支付賬單總共只有21小時。第四，我們從來沒有從麥迪遜儲貸銀行借過錢，但是我們的確在白水投資項目上賠了錢。這就是白水事件的來龍去脈。《紐約時報》記者顯然在阿肯色州采訪過謝菲爾德·納爾遜和我的其他敵人，他們很高興能有機會在服兵役和弗勞爾斯事件之外再制造一起“人格問題”。在這件事情上，要想達到目的，就必須忽略與動機不符的事實還得篡改沙費爾這樣盡職盡責的公務員的工作表現。 《華盛頓郵報》也參與進來，刊登了一篇報道，目的是為了顯示我與家禽行業過于密切，以至于沒有制止雞屎豬糞在農田里泛濫。少量的畜肥是很好的肥料，但畜肥多到土地無法吸收的時候，雨水將把它們沖刷到小河里，造成污染，不利于釣魚和游泳。1990年，阿肯色州污染控制與生態部發現家禽業密集的州西北部的河流受到了污染。我們花費了幾百萬美元進行治理，兩年后，州污染控制與生態部報告說50％的河流已經達到了消遣用途標準。我說服該產業的人同意實行“最優管理方式”，讓另外50％的河流恢復清潔。有人批評我，說我應該下令進行行業整改——這種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民主黨國會做不到這一點；當國會通過《凈水法案》時，農業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卻足以使自身擺脫聯邦的管理和監督。家禽業是阿肯色州最大的產業，雇有最多的工人，在州議會中很有影響力。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們的處理辦法非常好，但是在其他方面都經得起檢驗的環保記錄里，這可以說是最薄弱的環節。《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都拿這個話題做起了文章，《華盛頓郵報》在3月底暗示說，羅斯律師事務所不知用了什么辦法使得州政府對家禽行業從輕發落。 我試圖正確看待整個事件。媒體有義務仔細審核可能當總統的人的履歷。剛開始的時候，大多數記者對阿肯色州和我一無所知。一些記者對一個貧窮的農業州和那里的人懷有不好的偏見。我還被認為是1992年有“人格問題”的候選人；媒體自然更容易接受別人“舉報”的負面新聞，以迎合早已存在的偏見。 在理智上我能理解這一切，我也記得并且感激媒體在競選早期對我的正面報道。然而，我越來越深切地感覺到這些調查文章都是“先刊登，再問問題”。讀這些文章感覺就像是離體體驗。媒體似乎決心要證明，認為我適合做總統的人都是傻瓜，他們是：讓我連任四次的阿肯色州人，推選我為全國最有效率州長的州長同仁們，稱贊我的改革和進步的教育專家們，全國各地為我的競選奔忙的終身朋友們。在阿肯色州，即便是我的敵人，如果正直一些的話，都知道我工作勤奮，根本不可能拿哪怕一分錢去看歡蹦亂跳的母牛。現在看來，似乎我從六歲開始就欺騙了所有的人。有個階段，紐約州的情況壞到極點，克雷格·史密斯對我說他不再讀報了，“因為我認不出報紙里說的那個人”。 3月底，當時被指派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工作的貝琪·賴特出手拯救我了。多年來她一直努力工作，為的是我們能干出一番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業，并力求整個運作嚴格符合道德規范。她有著驚人的記憶力，知道過去的各種記錄，非常樂意與記者斗爭以便把真相公之于眾。她進駐總部擔任損害控制主任的時候，我感覺輕松多了。貝琪阻止了很多與事實不符的報道，但是她不可能阻止全部。 3月26日，湯姆，哈金參議員、美國電信工人聯合會和國際女裝工人聯合會宣布支持我，形勢似乎明朗了一些。科莫州長和紐約州參議員帕特·莫尼漢批評杰里·布朗13％的固定稅率提議，說它將損害紐約州的利益，這等于是間接幫了我的忙。這是競選中比較少見的一天；新聞里充滿了關心各種問題以及對民眾生活有影響的人物。 3月29日，我給自己制造丁麻煩，又陷入丁困境。杰里·布朗和我都出席了紐約州舉行的候選人WCBS電視論壇，有一個記者問我在牛津大學時是否吸過大麻。這是第一次我被直接問到這個具體問題。在阿肯色州，當有人籠統地問及我是否吸過大麻時，我給了一個模棱兩可的回答，說我沒有違反美國的毒品法。這一次，我的回答很直接：“在英國的時候，我試過一兩次大麻，我不喜歡那種感覺。我沒有吸進肺里，以后再也沒有試過。” 連杰里·布朗都說這事無關緊要，媒體不應該緊迫不舍。但是媒體卻認為找到丁又一個人格問題。至于“沒有吸進肺里”的話，我說的是事實，不是想淡化我做過的事，我一再這樣解釋，直到氣得臉色鐵青。我應該說我不會吸。我從來沒有吸過紙煙，在牛津大學時我偶爾用煙斗，但沒有吸進肺里，試過把大麻吸進肺里但沒有成功：。我不知道為什么要提這個細節；也許我只是想逗逗樂，也許是談論不愿意談的話題時緊張所致。我的描述得到了深孚眾望的英國記者馬丁·沃克的肯定，他后來寫了一本很有意思但并非總是恭維話的書，是關于我如何做總統的，書名叫《克林頓：他們應該有的總統》。馬丁公開說，他曾在牛津大學和我相處過，看見我在一個晚會上試圖把大麻吸進肺里但失敗了。可惜為時已晚。整個1992年，評論家和共和黨人總是引用我這段帶來霉運的話，指責我人格有問題。我給晚間電視節目主持人提供了幾年也用不完的笑料。 就像一首老鄉村歌曲中唱到的，我不知道是該“自殺還是去打保齡球”。紐約州正被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困擾。布什的政策更是雪上加霜。但是一天24小時總是不斷有電視和報紙記者沖我大喊“人格”問題。電臺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唐·伊穆斯說我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鄉下人”。我去參加菲爾·多納休主持的電視節目，在20分鐘的時間里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斷地問我婚姻不忠的問題。我給出我的標準答案之后，他還是問個不停。我索性不理不睬，觀眾喝起彩來，他還是咬住不放。 無論我的人格是否有問題，有一點是肯定的：我的名聲出了問題，白宮早在六個多月前就已經通知我了。因為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在一定意義上，他是人民心目中美國的象征，所以名聲非常重要。喬治·華盛頓總統和托馬斯，杰斐遜總統以降，所有的總統都小心翼翼地維護自己的名聲：華盛頓針對他在美國革命戰爭期間的開銷的批評進行反擊，杰斐遜針對他喜歡女色的說法進行辯護。在成為總統之前，亞伯拉罕·林肯患有使人虛弱無力的間歇性抑郁癥。曾經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他不能出門。如果他必須在現代的條件下競選，我們也許會失去最偉大的總統。 杰斐遜甚至就總統下屬要不惜代價維護總統名聲的問題寫過下面的話：“如果偶然的情勢給予我們一個歷史位置，而造物主并未給我們準備相應的天分，我們周圍的人便有責任小心謹慎地把我們的弱點，更重要的是，我們人格中惡的一面隱藏在公眾的視線之外。”掩蓋我的（真正的和想像的）弱點和惡行的面紗已經被扯掉。公眾對它們的了解勝過我的政績、政見和我可能具備的任何美德。如果我臭名昭著，我可能無法當選，不管選民是否贊成我想要做的一切，不管選民認為我能做得有多好。 面對人格攻擊，我的反應就是我通常在無路可退時的做法——埋頭苦干。在競選的最后一周里，烏云開始消散。4月1日，卡特總統在白宮與布什總統會晤時，說他支持我，這句話被廣泛報道。時機真是再好不過了。沒有人質疑過卡特的人格，卸任之后因為他在國內外的善行，他的名聲更勝從前。僅僅一句話，他便大大彌補了在1980年古巴難民危機中給我帶來的困難。 4月2日，杰里·布朗向猶太人社區關系委員會發表演講，提議杰西·杰克遜擔任他的競選伙伴，招來噓聲四起。與此同時，希拉里和我在華爾街舉行的一場正午集會上面對眾多的聽眾講話。我也招致了一些噓聲，因為我稱80年代是貪婪的十年，并反對削減資本收益稅。演講結束之后，我來到人群中，和支持者握手，試圖說服與我意見相左的人。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把整個競選班子挪到了紐約州。除了哈羅德·伊克斯和蘇珊·托馬西斯，米基·坎特駐扎在一家飯店的套間里，與他一起的還有卡維爾、斯迪法諾普洛斯、斯坦·格林伯格、弗蘭克·格里爾及其搭檔曼迪·格倫沃爾德。與往常一樣，布魯斯·林賽與我在一起。他的妻子貝弗也來到這里，確保讓所有公開活動都得到周密的籌劃和實施。卡羅爾·威利斯從阿肯色州組織了一公共汽車的黑人來紐約州講述我在擔任州長期間為黑人及與黑人共同做的事情。黑人牧師從阿肯色州打電話給紐約州的同仁，要求為我們的人在選舉前的星期天安排演講的時間。那個星期天，小石城市政理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洛蒂·沙克爾福德在五所教堂里演講。杰克遜牧師試圖把紐約州絕大多數的黑人選民拉向布朗陣營，這些了解我的人正使他的計劃化為泡影。 媒體中的一些人改變了立場。也許形勢正在發生扭轉；在唐·伊穆斯的電臺節目中我甚至受到了熱情的歡迎。《新聞日報》十分關心愛爾蘭問題的專欄作家吉米·布雷斯林寫道：“你想說什么都行，但別說他放棄了。”《每日新聞》的專欄作家皮特·哈米爾——我很喜歡讀他的書——說：“我已經開始尊敬克林頓了。這是最后的幾個回合，他依舊沒有放棄。”《紐約時報》和《每日新聞》對我表示支持。令人驚訝的是，比其他報紙更毫不留情地攻擊我的《紐約郵報》竟然也表示了對我的支持。《紐約郵報》的社論說：“媒體對他個人問題的攻擊是美國政治上史無前例的，他挺住了，屹立不倒，這一點充分說明他人格的力量……他以令人驚嘆的不屈不撓精神繼續競選……在我們看來，他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重壓下的優雅。” 4月5日，從波多黎各傳來好消息，那里有96％的選民支持我。隨后在4月7日，盡管參與投票的選民只有大約100萬，我仍以41％的票數獲勝。聰格斯以29％排在第二，稍微領先于布朗的26％。大半的黑人選民投了我的票。那天夜里，我被激動的人捶打還掛了彩，但仍然興高采烈。我對這次競選的感受只有一句話，那是我在安東尼·曼根的教堂聽到的福音歌曲中的一句話：“夜越黑，勝利越甜蜜。” 在我為這本書做研究的時候，我讀到查爾斯·艾倫和喬納森·波蒂斯所寫的《卷土重來的年輕人》中關于紐約州初選的描述。其中作者引用了樂隊鼓手、阿肯色州人列翁·赫爾姆在著名的搖滾樂記錄片（最后的華爾茲）中說的話，講的是一個南方男孩來到紐約希望一舉成名的故事：“剛開始你只管向前沖，直到你的屁股被人踢了，你才逃跑。屁股上的傷很快好了，你回到紐約，從頭再來。最終，你與這座城市相愛了。” 我不能享受花時間療傷的奢侈，但是我知道他內心的感受。正如新罕布什爾州，紐約考驗了我，教訓了我。正如列翁·赫爾姆一樣，我開始愛上了它。艱辛的開頭之后，紐約州成了接下來八年中給予我最強有力支持的州之一。 4月7日，我們在堪薩斯州、明尼蘇達州和威斯康星州取得了勝利。4月9日，保羅·聰格斯宣布他不會重新參選。爭取提名的斗爭事實上已經結束廠。要獲得提名，我必須獲得2145名代表的支持，現在超過半數的人支持我，接下來的初選中只有杰里·布朗一個人需要對付。但是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遭受了極大的損害，并且在7月民主黨全國大會召開之前我對此難以有所作為。我非常疲憊。我嗓子失音了，體重增加了很多，大約30磅。我的體重是在新罕布什爾州增加的，基本上是在競選的最后一個月里，當時我染上了流感病菌，一到夜里胸腔里就充滿了液體，所以每睡一個多小時就會醒過來咳嗽。我對腎上腺素和鄧金油炸餅圈保持警惕，我膨脹的腰圍便是明證。哈里·托馬森給我買了一些新衣服，免得我看上去像個要爆炸的氣球。 紐約州初選結束之后，我回家休息了一周，治療嗓子，恢復體形，仔細考慮如何修補形象。我在小石城的時候，便在弗吉尼亞的預備會議中獲勝，還得到了勞聯一產聯的支持。4月24日，汽車工人聯合會宣布支持我，4月28日，我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初選中得到大半的選票。要在賓夕法尼亞獲勝本不容易。鮑勃·凱西州長常常批評我，但我非常欽佩他當選前已經三次競選的執著。他強烈反對墮胎。在與危及生命的健康問題搏斗的過程中，他把墮胎的問題看得越來越重要，要他支持贊成墮胎的候選人非常困難。賓夕法尼亞其他很多反墮胎的民主黨人也是如此。不過，我對賓夕法尼亞仍有好感。這個州的西·部讓我想到阿肯色州北部。我和匹茲堡及該州中部較小城市的人們很容易打成一片。我喜歡費城。我在這個州獲得了57％的選票。更重要的是，選民投票結束時接受的民意測驗表明，超過60％的民主黨選民認為我的操守配得上總統這個職位，比紐約州的49％上升了不少。操守得票率提高，原因在于我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主要宣傳我的積極改革政策和舉措，而這正是這個州的選民非常需要聽到的內容。 賓夕法尼亞州的勝利當然令我快樂，但是這種快樂蒙上了一層陰影：新參選的H．羅斯·佩羅可能對我構成可怕的挑戰。佩羅是得克薩斯州的億萬富翁，靠電子數據系統公司積攢了大量的財富，這家公司的業務很多與政府有關，包括與阿肯色州政府的業務合作。伊朗國王被趕下臺之后，他出資并策劃了把電子數據系統公司員工從伊朗營救出來的行動，他也因此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說話的風格率直有力，他正試圖使許多美國人相信，憑著他的商業頭腦、經濟獨立和勇往直前的個性，他管理國家會比布什總統和我更出色。 4月底，在幾個公開發布的民意調查中他的支持率排在布什總統之前，我則排在第三。我發現佩羅是個有趣的人，對他一開始即能如此受歡迎感到不可思議。如果他參選的話，我覺得他的結果將是虎頭蛇尾，但是我不能確定。所以我只管繼續編織我的關系網，去贏得“超級代表”的支持——通過選舉產生的現任或前任官員，他們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必定有一票。最先表示支持的一批超級代表中有西弗吉尼亞州的杰伊·洛克菲勒參議員。自從我們開始參加全國州長會議，杰伊就成了我的朋友。自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獲勝以來，他一直為我提供醫療保健方面的建議，在這個領域他懂得比我多。 4月29日，賓夕法尼亞州初選后第一天，洛杉磯爆發了暴亂，起因是鄰縣苧甲拉的白人陪審團判決1991年3月毆打黑人羅德尼·金的四個洛杉磯白人苧亨無罪。一個旁觀者把打人的場面拍攝下來，錄像帶被送到全國各地的電視臺播放。金似乎始終沒有進行反抗，但他的確被殘忍地打傷了。 判決激怒了整個黑人社區，長期以來他們一直覺得洛杉磯警察局種族主義泛濫。洛杉磯中南部的暴亂持續了三天，50多人死亡，2300多人受傷，幾千人被捕，因縱火和搶劫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七個億。 5月3日星期天，我在洛杉磯向塞西爾·“奇普”·穆雷牧師所在的第一非裔衛理公會主教派教堂發表演說，談論彌合種族和經濟裂痕的必要性。在國會早代表洛杉磯中南部的麥克辛·沃特斯陪同我視察了發生暴亂的地區。麥克辛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盡管與杰西·杰克遜是老朋友，但很早就宣布支持我。那里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戰場，樓房或被縱火，或被劫掠。路上我注意到一家食品雜貨店似乎完好無損。我問麥克辛原因，她回答說這家食品雜貨店受到社區里包括黑道在內的人們的“保護”，因為它的老板，一個名叫羅恩·伯克爾的白人，在社區里做了很多善事。他雇用當地人，所有的員工都是工會會員，享有醫療保險，食品的質量趕上了貝弗利山的食品店，價格也相同。當時這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市中心的居民較少流動，那里的商店出售的食品質量差價格高。幾小時前，我頭一次見到了伯克爾，我決定進一步與他結交。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我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 在麥克辛家里舉行的懇談會上，我聽洛杉磯中南部的居民講述他們與警察之間的糾葛、韓裔美國商人與黑人顧客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對更多就業機會的渴求。我許諾說要支持向市中心貧民區居民傾斜的提案，通過開發企業園區鼓勵私人投資和社區發展銀行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提供貸款。這趟視察使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媒體也進行了肯定的報道。洛杉磯市民對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認為我很關心他們，布什總統來之前我就來了。這個教訓沒有被能人輩出的布什家族中也許是最優秀的政治家忽略：2002年，喬治·W．布什總統出席了洛杉磯暴亂十周年的紀念活動。 5月剩下的日子里，一系列的初選告捷增加了擁護我的代表總數，包括26日在阿肯色州贏得68％的選票，我在州長競選的初選中得到的最好結果也不過如此。與此同時，我在加利福尼亞州競選，希望能戰斗到底，在杰里，布朗的老家獲得提名。我呼吁聯邦提供資助，使我們的學校更安全，并且全力遏止艾滋病在美國泛濫的勢頭。同時我也開始尋找副總統的人選。我把全部審查工作托付給沃倫·克里斯托弗，洛杉磯的一名律師，曾在卡特總統內閣里擔任副國務卿，素以能干和謹慎見稱。1980年，克里斯負責談判，成功說服伊朗釋放了我們的人質。可悲的是，人質的獲釋一直拖到里根總統的就職典禮，這證明了所有的領導人都玩弄政治權術，神權國家也不例外。 在這期間，羅斯·佩羅尚未公開宣布的參選越來越受矚目。他辭去了公司主席的職務，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越來越高。正當我最終要成功獲得提名之際，報紙上卻充滿著這樣的大字標題：“克林頓決意贏得提名，然而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視著佩羅”；“美國初選接近尾聲，佩羅值得關注”；“新的民意調查顯示佩羅領先于布什和克林頓”。佩羅沒有布什總統的從政業績和我初選中的人格問題這樣的負累。對共和黨來說，他不啻自己一手制造的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共和黨只顧攻擊我，讓這個商人鉆了空子。對民主黨來說，他也是一場噩夢，他證明布什總統是可以被擊敗的，但擊敗他的人也許不是本黨遍體鱗傷的候選人。 6月2日，我贏得了俄亥俄、新澤西、新墨西哥、亞拉巴馬、蒙大拿和加利福尼亞等州的初選，在加州以48％對40％的得票率擊敗布朗。我最終獲得了提名。在1992年進行的所有初選中，我獲得了1030萬張選票，也就是52％。布朗的選票有將近400萬，占20％，聰格斯獲得360萬張選票，占18％，剩余的選票投給了其他的候選人和那些選舉中立代表的人。 但是那天夜里的重頭戲莫過于選民投票結束后接受民意調查的結果：共和黨和民主黨竟然都有如此多的選民愿意拋棄本黨的候選人，轉而支持佩羅。這個消息令在洛杉磯比爾特摩飯店舉行慶祝活動的我們大為掃興。希拉里和我坐在我的套間里觀看調查結果，連我都難以保持天生的樂觀。在我們按照安排去舞廳發表勝利演說前不久，切維·蔡斯來看望希拉里和我。就像四年前他在長島所做的那樣，在我的情緒處于低潮的時候前來振奮我的精神。這一次還有他的電影搭檔戈爾迪·霍恩。他們對我們所處的荒謬處境大開玩笑，最后我的心情也輕松起來，準備繼續奮斗。 媒體評論家又一次說我死定了。現在必須擊敗的人是佩羅。路透社的報道用一句話準確地概括了整個形勢：“比爾·克林頓幾個月來一直努力避免私生活被媒體炒作，星期五卻面臨一場更恐怖的政治災難——被人忽視。”尼克松總統預測說布什將以微弱優勢打敗佩羅，而我落在第三，差距很大。 我們的競選活動必須恢復以前的勢頭。我們決定直接接觸具體的選區和廣大民眾，繼續推行我們的政見。我參加了阿塞尼奧·霍爾的深夜電視節目，年輕的觀眾很喜歡這個節目。我戴著太陽鏡，用薩克斯管吹奏《傷心酒店》和《上帝保佑孩子》。我還參加拉里·金現場節目，回答觀眾的問題。6月11日和12日，民主黨政綱委員會發布了政綱草案，反映了我的觀點和競選主張，避免采用過去曾對我們造成損害的兩極分化的語言。 6月13日，我出現在杰西·杰克遜牧師的彩虹聯盟教友面前。起初，杰西和我都認為這是彌合分歧、建立競選統一陣線的機會。結果卻并非如此。那天夜里，在我講話之前，很受歡迎的說唱樂藝術家蘇麗亞姐妹對教友發表了演說。她是一個聰慧的女人，對年輕人能夠產生影響。一個月前，洛杉磯暴亂后《華盛頓郵報》采訪蘇麗亞姐妹，她語出驚人：“如果黑人天天殺害黑人，為什么不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殺害白人……所以，如果你是黑道成員，總是要殺人的話，為什么不去殺白人？” 我想，蘇麗亞姐妹覺得她只想表明年輕黑人的憤怒和疏離，希望他們停止自相殘殺。不過她說的話并不是這個意思。我的競選班子成員，尤其是保羅·貝加拉，認為我應該對她的言論有所表示。我最重要的政見中有兩個與此有關：防治青少年暴力和彌合種族分裂。我已經呼吁全國各地的白人根除種族歧視思想，如果我對蘇麗亞姐妹的話保持沉默的話，我可能顯得軟弱或虛偽。我在講話快結束時，談到蘇麗亞姐妹的言論：“如果你們從中挑出：白人和黑人的字眼，把它們的位置調換，你們會以為講這話的人是戴維·杜克……我們，我們所有的人，都有義務一旦發現偏見就加以正視。” 政治媒體認為我的話是精心策劃的，為的是通過抵抗民主黨核心選民，來吸引搖擺不定的溫和派和保守派選民。杰西·杰克遜也是這樣看的。他覺得我濫用了他的盛情，結果卻對白人選民做煽動性的自我推銷。他說蘇麗亞姐妹是一位做過社區感化工作的好人，我應該向她道歉。他還威脅說不會支持我，甚至暗示說要支持羅斯·佩羅。事實上，蘇麗亞姐妹的言論一出我就想提出批評，當時我正在洛杉磯出席娛樂業組織演藝聯盟的一個會議。最后我沒有批評她，因為當時會議的主題是慈善事業，我不想使之政治化。這次彩虹聯盟讓我們迎面撞上，我決定我必須大膽直言。 當時我并不真正了解說唱樂文化。多年來，切爾西常常告訴我，說唱樂圈子里都是非常聰慧、被深深疏離了的年輕人，鼓動我多做了解。最后在2001年，她給了我六張說唱樂和hip-hop唱片，我答應一定聽一聽。我的確聽了。盡管我還是更愛聽爵士樂和搖滾樂，我也很喜歡這些唱片，我覺得切爾西所說的“聰慧”、“疏離”確有其事。但是我認為，我對蘇麗亞姐妹言論的批評是正確的，她顯然是在鼓勵種族之間的暴力沖突，而且我覺得大多數黑人都會同意我的看法。不過，杰西批評我之后，我下定決心要更加努力，接觸市中心那些感覺被人遺忘和拋棄的年輕人。 6月18日，我第一次見到了鮑里斯·葉利欽，他來華盛頓會見布什總統。外國領導人到一個國家訪問時，按慣例要會見反對派的領袖。葉利欽很客氣，很友好，稍微有點屈尊俯就的感覺。十個月前，他站在一輛坦克上面阻止一起未遂政變，從那時起我就非常敬慕他。但是，他顯然更喜歡布什，認為他將成功連任。會見結束時，葉利欽說即便我這次不能當選。會見結束我的前途也很光明。我覺得他是后蘇聯時代俄羅斯所需要的領導人，離開的時候，我確信如果我能成功地使他對選舉的結果失望，我可以尋求與他合作。 那個星期，我給競選加了一點點必需的輕松調料。副總統丹·奎爾說他打算擔任競選中的“斗牛犬”。被人問起時，我說奎爾的話會使全美國的消防栓心生恐懼。 6月23日，我又變得嚴肅起來，再次發布了我的經濟計劃，并根據政府最新公布的赤字將大于預期的情況做了少許修改。這樣做是有風險的，因為要實現在四年內將赤字減半的承諾，我必須壓縮給中產階級減稅的計劃。華爾街的共和黨人也不喜歡我的計劃，因為我提議提高美國富人和大企業的所得稅；里根和布什執政12年之后，美國富人和大企業在納稅總額中所占的份額大大降低。如果只是縮減開支，我們不可能將赤字減半，我認為80年代受益最大的人和組織應該承擔一半的責任。我決心避免陷人“玫瑰色設想”的陷阱，在過去的12年里，共和黨一直深陷其中，常常過高估計國家收入，過低估計國家支出，目的是為了避免艱難的抉擇。經過修改的經濟計劃是在我的新任經濟政策助手吉恩·斯珀林的監督下完成的，他已于5月離開馬里奧·科莫州長加入了我的競選班子。他才智出眾，幾乎不睡覺，玩命般的工作。 6月底，強有力的公眾接觸和政見宣傳初見成效。6月20日的一項民意調查呈現三足鼎立的態勢。這并非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結果。佩羅和布什總統就一些私人問題罵得難解難分。這兩個得克薩斯人顯然彼此厭惡，他們的對罵中還有一些怪異的成分，包括佩羅奇怪地指責布什圖謀破壞他女兒的婚禮。 佩羅和布什就女兒的問題爭吵不休的時候，我請假一天去明尼蘇達州北部接切爾西，她每年都去那里參加一個德語夏令營。切爾西只有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要求去野營，說她想“見見世面，冒冒險”。明尼蘇達州湖區的康科迪亞語言夏令營里有幾個村子，完全仿照所教語言國家的原貌建立。年輕人人營之后，將得到一個新的名字和一些外幣，接下來的兩個或四個星期里一直用村里的語言交流。康科迪亞語言夏令營里有說各種西歐和斯堪的納維亞語言的村子，也有說漢語和日語的村子。切爾西選擇了德語村，幾年來每個夏天都去。這是非常難得的經歷，也是她兒童時代重要的一部分。 7月的頭兩周，我都用來挑選競選搭檔。經過詳盡的調研之后，沃倫·克里斯托弗推薦我考慮以下人選：鮑勃·克里參議員；賓夕法尼亞州的哈里斯·沃福德參議員，他曾經與小馬丁·路德·金共事，還在肯尼迪總統的白宮工作過；印第安納州的李·漢密爾頓眾議員，他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德高望重；佛羅里達州的鮑勃·格雷厄姆參議員，我和他在擔任州長的時候成了朋友；還有田納西州的艾爾·戈爾參議員。我喜歡他們每一個人。克里和我做州長時合作過，我也不計較他在競選中對我的苛責。他可以吸引共和黨黨員和獨立選民。沃福德在道義上提倡醫療保健改革和民權。他和鮑勃·凱西州長的關系也很好，可以保證我在賓夕法尼亞州獲勝。漢密爾頓頗為引人注目的是他對外交事務的豐富知識和在印第安納州東南一個保守地區的影響力。格雷厄姆是12年中與我共過事的約150位州長中三四位最出色者之一，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可以把佛羅里達州帶人民主黨陣營，這將是1976年以來頭一次。 最后我決定征求艾爾·戈爾的意見。剛開始的時候，我沒想到我會這樣做。之前的幾次會晤中，我們彼此很客氣，但不很親切。選擇他也違背了一般的明智做法：副總統候選人應該在政治和地理位置方面與總統候選人互補，而我們卻來自相鄰的兩個州。他甚至比我還要年輕。而且，他也認同民主黨內的新民主黨人。我認為選擇他將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為我們正好是反傳統平衡準則的組合。這個組合將向美國人民呈現新一代領導人的風范，證明我確實決心要把民主黨和我們的國家帶向一個新的方向。我還認為，選擇他將在田納西州、南方各州和其他搖擺不定的州吸引來不少選票。 另外，艾爾在一個更重要的方面與我構成了互補：他了解我不了解的事物。我對經濟、農業、犯罪、福利、教育和醫療保健相當了解，在重要的外交政策和問題上也在行。艾爾在國家安全、武器控制、信息技術、能源和環境問題上是個專家。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他是支持布什總統的10個民主黨參議員之一。他參加了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生物多樣化全球會議，對布什總統拒絕支持會議擬定的條約表示強烈的不滿。他剛剛寫了一本暢銷書《處于危險中的地球》，他在書里指出，諸如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的破壞、熱帶雨林的毀壞等問題要求我們重新確定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去年4月，他送給我這本書，有親筆簽名。我讀過之后學到了很多，對他的觀點也很贊同。艾爾不僅對我們如果當選必須處理的問題懂得更多，對國會和華盛頓文化的了解也比我深得多。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將是一位稱職的總統，我還覺得在我的任期結束之后，他將極有可能當選總統。 我在華盛頓的一家飯店里成立辦公室，會見我考慮中的幾個人選。艾爾一天夜里來得比較晚，為的是減小被媒體發現的幾率。與他相比，這個時間令我感覺更為舒服，不過他仍然思維敏捷，興致很高。我們就國家、競選和家庭談了兩個小時。他顯然很熱愛蒂珀和四個孩子，也為他們感到驕傲。蒂珀是個很有趣的人，也是個很有成就的女人，因為反對當代音樂中與暴力和低級趣味有關的歌詞而聞名遐邇，對心理保健很了解，也非常熱衷。談話之后，我很喜歡艾爾，相信他和蒂珀將給我們的競選增加砝碼。 7月8日，我打電話給艾爾，請他做我的競選搭檔。第二天，他攜家人飛抵小石城出席宣布儀式。我們一起站在州長官邸后門廊的照片成了傳遍全國的重大新聞。這張照片展示了致力于改革的年輕領導人的活力和熱忱，比我們說的話更有分量。第三天，艾爾和我一起在小石城里慢跑，爾后我們飛到他的家鄉田納西州的迦太基，參加一個集會，并拜見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對他影響非常大。老艾爾·戈爾三次當選美國參議員，支持民權運動，反對越南戰爭，這樣的立場導致他在1970年的選舉中敗北，卻讓他在美國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形象。艾爾的母親波林也同樣不尋常。她畢業于法學院，在阿肯色州西南部傲過短時間的律師，當時很少有女性能這樣做。 7月11日，希拉里、切爾西和我飛到紐約參加民主黨全國大會。我們連續五個星期都很順利，而布什和佩羅仍在爭執不休。頭一次，有些民意調查顯示我處于領先。全國大會將進行連續四夜的電視轉播，我們的優勢有可能得到加強，也有可能被削弱。在1972年和1980年，民主黨自毀形象，因為美國人民正電視上看到的是一個分裂的、毫無生氣的、組織紀律觀念極差的黨。我決心小讓這一幕重演。民主黨全國大會主席羅恩·布朗也是這么想的。哈羅德·伊瓦斯和羅恩的副手，大會執行主席亞歷克西斯·赫爾曼負責運作事宜，確保我們展示的是團結、全新理念和全新領袖。共和黨掌控白宮12年之后，基層的民王黨人迫切希望贏得大選，這不是壞事。不過我們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讓全黨團結起來，展示一個更加良好的形象。比如，我們的調查顯示，大多數哭國人不知道希拉里和我有一個孩子，并認為我出身富豪權貴之家。 對被提名者來說，大會是令人陶醉的場合。這次大會尤其如此。過去幾個月里，我一直被說成是靠不住的卑鄙小人，現在卻被奉為真善美的典范。在新罕布什爾及其后幾個州的初選中，我遭受著對我人格的攻擊，不得不竭力控制我的脾氣和疲勞時不停抱怨的傾向。現在我卻必須控制自我感覺，牢記不要因為所有這些贊揚和媒體的肯定性報道而飄飄然。 大會開幕以來，我們在黨內團結方面進展順利。湯姆·哈金早前就支持我了。現在鮑勃·克里、保羅，聰格斯和道格·懷爾德都講話表示支持。杰西·杰克遜也這樣做了。只有杰里·布朗堅持不表態。哈金現在已經成為我最喜歡的政治家之一，他說杰里需要時間給自尊心療傷。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危機：羅恩·布朗拒絕讓鮑勃·凱西州長在大會上發言，不是因為他將表達反對墮胎的立場，而是因為他不同意支持我。我傾向于讓凱西發言，因為我喜歡他，尊重反墮胎的民主黨人的信仰，認為我們在其他問題上的主張和我要使墮胎“安全、合法和減少”的許諾將使他們中的許多人投我的票。但是羅恩很固執。他說，我們可以在一些議題上存在不同意見，但是不致力于在11月獲勝的人不應該得到發言的機會。我尊重他以此改造民主黨的黨紀，同意了他的意見。 大會開幕的夜晚，我黨七名聯邦參議員女候選人被隆重推出。希拉里和蒂珀也短暫地露了面。隨后便是比爾·布拉德利參議員、芭芭拉·喬丹眾議員和澤爾·米勒州長的主旨演講。布拉德利和喬丹名氣更大一些，演講也很出色，但是米勒講了以下的舊事，把聽眾感動得熱淚盈眶： 我父親是一名教師，我出生才兩個星期，他就去世了，留下一個年輕的寡婦和兩個幼小的孩子。但是我媽媽對上帝的信仰——還有羅斯福先生在電臺的聲音——給了我們生存下去的力量。父親去世之后，母親靠雙手清理出一小塊高低不平的地。每天她都會涉水走進附近的小河里，河水是冰涼的山澗水，她從河中揀出幾千塊光滑的石頭蓋房子。我一邊長大，一邊看著母親用從小河里揀來的石頭和在獨輪車里攪和的水泥蓋好那座房子——直到今天她的手指印還留在上面。她的手印也印在了兒子的身上。她把她的驕傲、她的希望和她的夢想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里。所以，你們瞧，我理解丹·奎爾說孩子最好有雙親撫養的意思。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們有信托基金也是很好的事情。我們不可能人人都生而富有、英俊和幸運。所以我們就有了民主黨。 然后他頌揚了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到卡特的所有民主黨總統，說我們相信政府可以改善教育、人權、民權、經濟、社會機會和環境。他批評共和黨推行向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團傾斜的政策，支持我在經濟、教育、醫療保健、犯罪和福利改革方面的計劃。他的講話是強有力的民主黨宣言，正是我希望全國人民聽到的信息。2000年澤爾·米勒當選為參議員之后，佐治亞州變得保守起來，他也是如此。他成了布什總統最堅定的支持者，同意大幅度減稅導致赤字猛增，卻過分便宜了最富有的人，另外他贊成的預算方案卻使貧困孩子無法參加課后計劃，失業工人得不到工作培訓的機會，警察無法上街巡邏。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澤爾改變了什么對美國最有利的看法，但是我將永遠記住他為我、民主黨和1992年的美國所做的一切。 第二天的重頭戲是政綱的發布和卡特總統、湯姆·哈金和杰西·杰克遜的演講。杰西一旦決定支持我，便全力以赴，熱度簡直可以把整座樓房掀翻。不過當晚最慷慨激昂的演講都是關于醫療保健的。杰伊·洛克菲勒參議員講的是所有美國人都得到醫療保險的必要性。他的觀點在我的新罕布什爾州朋友羅恩·馬喬斯和朗達·馬喬斯身上找到了很好的例證。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即將降生，而小羅尼的心臟切開手術使他們背上了10萬美元的巨額醫藥費。他們說感覺自己像二等公民，但是他們認識我，而我將成為他們“未來最大的希望”。 重點推出的兩個醫療保健發言人都是艾滋病患者：鮑勃·哈托伊和伊麗莎白·格拉澤。我希望把政治家們長期以來忽視的這個問題帶進美國人的起居室，成為他們關心的話題。鮑勃是為我工作的同性戀者。他說：“我不想死。但是我也不想生活在一個自己被總統看成敵人的美國。我可以面對因病死去的厄運，卻不能承受因政治而死去。”伊麗莎白·格拉澤是一個美麗聰慧的女人，保羅·邁克爾·格拉澤的妻子，丈夫曾在大獲成功的電視連續劇《警界雙雄》中出任主角。第一個孩子降生時，她因為大出血而接受輸血，因此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又因為喂奶把病毒傳給了女兒，兒子還在子宮里便受到傳染。在大會發言之前，伊麗莎白已經創立了一個小兒艾滋病基金會，到處游說以增加對科研和保健的資金投入，她女兒艾里爾已經死于艾滋病。她希望有一個可以對艾滋病采取更多行動的總統。我當選總統之后不久，伊麗莎白也在與艾滋病的搏斗中失敗了。希拉里、我和其他無數愛她和以她為榜樣的人都非常傷心。謝天謝地，她的兒子杰克活了下來，杰克的父親和伊麗莎白的朋友將繼續她的事業。 大會第三天，一項全國民意調查顯示我排在首位，領先布什總統兩位數。這天早上我去中央公園慢跑。之后，納爾遜·曼德拉到我們的套房來看希拉里、切爾西和我，令我們備感榮幸。他是戴維·丁金斯市長請來出席大會的客人。他得體地說，他不想擁護競選中的任何一方，但他感激民主黨長期以來反對種族隔離的立場。曼德拉希望聯合國派特使前往南非調查暴力事件的蔓延，我說我將支持他的請求。對我們來說，他的來訪是一場美好友情的開端。曼德拉很喜歡希拉里，他對切爾西的關心給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我在白宮的八年里，他和我談話時必定會問及切爾西。有一次打電話時，他還要求和她說話。我見過他對南非的孩子——有黑人也有白人——表現出同樣的關切。這是他偉大本質的流露。 星期三是大會熱鬧的一晚，鮑勃·克里和特德·肯尼迪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還有一場紀念羅伯特·肯尼迪的電影，由他的兒子，馬薩諸塞州喬·肯尼迪眾議員做介紹。隨后杰里·布朗和保羅·聰格斯講話。杰里對布什總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保羅·聰格斯也是如此，但他還替艾爾·戈爾和我講好話。經歷了他所經歷的一切之后，能這樣做體現了他的勇氣和優雅。 然后便是最重要的時刻：馬里奧·科莫的提名演說。他仍然是我們黨最出色的演說家，他沒有讓人失望。他用大氣的語言、尖銳的指責和嚴密的邏輯令人信服地證明，時機已到，它屬于“聰慧得能夠了解、強大得能夠行動、自信得能夠領導的人：‘卷土重來的孩子’，代表一個新美國的新聲音”。我另外兩個提名人，眾議員麥克辛·沃特斯和俄克拉何馬州眾議員戴夫·麥柯迪分別發言，然后點名開始了。 亞拉巴馬州把第一個投票的權利讓給了阿肯色州，我的老家。我們的民主黨主席喬治·杰尼根16年前曾是我競選檢察長的對手，這次他把榮耀給了另一個姓克林頓的代表。然后我的母親簡單地說：“阿肯色州自豪地把我們的48張選票投給最受我們喜歡的子弟，我的兒子比爾，克林頓。”我想知道除了溢于言表的自豪，母親此刻心里的想法和感覺是什么；她是否想起46年前那個賜給我生命的23歲寡婦，想起她以明亮的微笑承受著種種困難，卻讓我和弟弟盡可能過上正常的生活。我充滿愛意地注視著她，非常感激有人想到讓她啟動投票的程序。 點名繼續進行，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從我們住的飯店前往麥迪遜廣場花園，途中進了梅西商場，聚在那里看電視上投票的畫面。俄亥俄州投給我144票時，我跨過了2145票的多數票門檻，成了民主黨的正式候選人。在接下來的游行中，我們三個走上了講臺。候選人在做接受提名演講之前就來到大會現場，之前只有約翰·肯尼迪在1960年這樣做過。我簡潔地說了幾句：“32年前一位希望推動國家繼續前進的年輕候選人來到大會現場，為的只是對你們說‘謝謝’。”我想繼承約翰·肯尼迪的競選精神，感謝我的提名者和代表們，“對你們說明天夜里我將成為‘卷土重來的孩子”’。 7月16日，星期四，這是大會的最后一天。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在會場還是在電視屏幕上，我們度過了激動人心的三天。我們不僅展示了我們國家領導人的風采，還有正在崛起的新星以及普通公民。我們把我們的新理念宣傳得家喻戶曉。但是這些都無關緊要，除非艾爾·戈爾和我發表深入人心的接受提名演說。那天一開始便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這個瘋狂的競選季節里，這樣的事情常常發生：羅斯·佩羅退出了競選。我打電話給他，為他的競選祝賀他，還說我同意他所說的進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拒絕支持布什總統或者我，我走進大會的最后一天夜里，不敢確定他的退選對我究竟有利還是有害。 艾爾·戈爾在歡呼聲中獲得了提名，他的演講激起了熱烈的反響。他首先提到，當他還是田納西慢慢長大的孩子時，他就夢想著有一天能為埃爾維斯——這也是競選班子給我起的外號——做暖場演出。艾爾隨后開始列舉布什政府的不足，每說完一項都加上一句：“是讓它們滾蛋的時候了。”這句話重復幾次之后，代表們便開始附和，大廳里激蕩著熱烈的“火花”。然后，他大力贊揚我的政績，概要說明我們面臨的挑戰，還談及他的家人；他說我們有義務留給后代一個更強大、更團結的美國。艾爾做了一個非常出色的演講。他盡了力。現在輪到我了。 保羅·貝加拉撰寫了演說的第一稿。我們試圖傳達出很多的信息——個人經歷、競選辭令和政策。我們努力吸引三個不同的群體——鐵桿民主黨人，對總統不滿伯對我不信任的獨立人士和共和黨人，還有因為覺得投票于事無補而根本不投票的人。保羅一貫都有一些很出彩的詞句，這次也不例外。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還記錄著初選中效果最好的野外演說。布魯斯·里德和埃爾·福羅姆幫助潤色政策部分。為了幫我打氣，我的朋友哈里·布拉德沃斯和琳達·布拉德沃斯制作了一個短片《希望的使者》。觀眾的情緒被調動起來了，我在如雷般的掌聲中上了講臺。 演說的節奏剛開始比較緩慢，我先向艾爾·戈爾鞠躬，表達對馬里奧·科莫的謝意，又向我的初選對手表示敬意。隨后我直接提出我的政綱：“為著那些工作、納稅、撫養孩子和按規則行事的人們，為著那些工作努力卻被遺忘的中產階級，我自豪地接受你們提名我為美國總統候選人。我是那個中產階級的子弟，如果我擔任總統，你們再也不會被遺忘。” 接下來，我談起對我影響最大的人，先是我的母親，從作為撫養一個孩子的寡婦的艱辛談到現在與乳癌的斗爭，我說：“一直以來，一直以來，一直以來她都教我去拼搏。”我談到我的外祖父，談到他教我“尊敬那些不被人尊敬的人”。我還稱贊希拉里，是她教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學習，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幫助他們這樣做”。我希望美國人民知道，我的拼搏精神源自我的母親，我對種族平等的關注源自我的外祖父，我對孩子未來的關切源自我的妻子。 我也希望美國人民知道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美國大家庭的一員：“今天夜里我想對美國每一個成長過程中沒有母親或父親的孩子說：我了解你們的感受。你們也很特別。你們對美國很重要。不要聽任何人說你們不可能成為你們想成為的人。”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里，我展開了對布什政績的批評，表達了我想做得更好的愿望。“自從里根和布什擔任總統以來，我們的工資已經從世界第一滑落到世界第十三。”……“四年前他許諾說到此時增加1500萬個就業機會，還有1400萬沒有著落。”……“現任總統說經濟復蘇之前，失業率總會稍有上升，但是真正的復蘇開始之際，失業的人只會增加一個。總統先生，那個人就是你。”我指出，我的倡導機會、責任和共同體的“新盟約”將給予我們“一個大學校門重新向速記員和鋼鐵工人敞開的美國”，“一個中產階級收入而不是中產階級稅率將上升的美國”，“一個富人不會繳納重稅、中產階級也不會被稅壓死的美國”，“一個我們將終結現有福利制度的美國”。 隨后我呼吁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在我看來，這是演說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從孩提時代起就不曾背棄的信仰： 今天夜里，你們每一個人在內心深處都很清楚這個事實：我們的分裂已經到了嚴重的地步。我們必須彌合美國的裂痕。 所以我們必須對每個美國人說：突破成見，看到背后的真實。我們彼此需要。我們所有的人彼此需要。我們不能失去任何一個人。然而大長時間以來，政治家一直對我們大多數做得沒錯的人說，美國的問題是我們中的其他人引起的。是他們。 他們，少數族群。他們，自由主義者。他們，窮人，他們，無家可歸的人，他們，殘疾人。他們，同性戀者。 我們已經到了幾乎要把自·己“他們”到死地的地步。他們，他們，他們。 但這是美國。沒有他們；只有我們。一個統一的民族，在上帝的注視之下，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 這就是我們對美國的效忠宣誓，這就是“新盟約”的內容…… 當我還是十幾歲的孩子時，我聽到了約翰·肯尼迪對公民職責的召喚。隨后，作為喬治敦大學的學生，我聽到一位名叫卡羅爾·奎格利的教授進一步澄清這個召喚，他對我們說，美國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因為我們的人民一直相信兩個偉大的理念：明天可以勝過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個人的和道義的責任讓它得以實現。 我們的女兒切爾西降生的那天晚上，我體驗到了這樣的未來。我站在產房里，內心充溢著這樣一個念頭：上帝賜給我一個我自己的父親不曾享有的禮物——把孩子抱在懷里的機會。 就在這一刻，在某個地方，一個孩子降生在美國。讓這成為我們的目標：給予這個孩子幸福的家庭、健康的家人和充滿希望的未來；讓這成為我們的目標：讓那個孩子擁有充分發揮上帝賜予的潛能的機會……讓這成為我們的目標：給予這個孩予一個團結而不是分裂的國家——一個希望無限、夢想無限的國家，一個再一次振奮它的人民、鼓舞整個世界的國家。讓它成為我們的目標、我們的事業、我們的“新盟約”。 同胞們，我將以一句話結束今晚的演說，那是我做一切的出發點：我仍然相信有一個叫“希望”的地方。愿上帝保佑你們，愿上帝保佑美國。 演講結束，掌聲漸漸平息之后，大會在亞瑟·漢密爾頓和我的老朋友及高中音樂伙伴蘭迪·古德勒姆專門創作的歌曲《朋友圈子》聲中落下帷幕。主唱是百老匯歌星珍尼弗·霍里戴，伴唱是小石城菲蘭德·史密斯學院合唱團，還有以一曲《美麗的美國》在星期一夜里大會上造成轟動的10歲的雷吉，以及我的弟弟羅杰。他們邀請我們一起演唱“讓我們加入朋友圈子，它已經出現，永不會終結”。 這是我做過的最重要的演講，這樣的結局堪稱完美。演講的效果非常好。我們的圈子正在擴展。三項不同的民意調查顯示，我的政綱在選民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我們遙遙領先于對手20多個百分點。但是我明白我們無法一直保持這樣的領先差距。原因之一是，具有共和黨文化背景、不愿意選任何民主黨候選人的選民占總數的45％。另外，共和黨尚未召開全國大會。大會肯定會使布什總統的支持率上升。最后，媒體對我的正面評價才六個星期，我也只有一周的時間讓全體美國人民直接看到我們的正面形象。要把對我的疑慮推到公眾意識的最深處，這已綽綽有余，但我非常清楚這并不足以完全打消他們對我的疑慮。 28 第二天，7月17日的早晨，艾爾、蒂珀、希拉里和我坐車去新澤西州，開始了我們幾次全國巴士之旅中的第一次。旅行的目的是把我們帶到現代總統競選史上從未被造訪過的小城鎮和鄉村地區，過去的競選集會大多選在新聞媒體非常活躍的地方。我們希望這次巴士之旅——蘇珊·托馬西斯和戴維·威廉的創意——能夠延續民主黨全國大會的興奮和勢頭。 這次巴士之旅行程1000）英里，經過新澤西、賓夕法尼亞、西弗吉尼亞、俄亥俄、肯塔基、印第安納和伊利諾伊諸州。我們到處——安排好的地方和事先未經安排的地方——發表野外競選演講，到處與人握手。第一天，我們沿著賓夕法尼亞州東部和中部前行，在下午2點到達最后一站約克。幾千人已經等在那里。艾爾發表了他最精彩的一次下午2點野外競選演說。我也一樣，在接下來一小時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一直與支持者握手，最后累得癱倒在巴士里，睡了幾個小時。第二天我們一路穿過賓夕法尼亞州，相互之間交流著，也和成群的選民交流著，心情越來越放松，越來越激動，趕來參加集會或站在公路兩邊的選民的熱情極大地鼓舞著我們。在卡萊爾的一個卡車停靠站，艾爾和我爬上大卡車，與司機一一握手。在賓夕法尼亞州一個收費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我們在停車場里扔橄欖球玩。我們甚至見縫插針，在途中玩了一局迷你高爾夫球。第三天，我們開出了賓夕法尼亞州西部，進入西弗吉尼亞州，參觀了韋爾頓鋼鐵廠，這是一家大型綜合生產企業，員工們從老板手中購買了這家工廠，一直堅持生產。那天夜里，我們去了俄亥俄州尤蒂卡附近的基恩·布蘭德斯圖爾農場，和兩三百名農場工人一起野餐，隨后到了附近的田野，一萬人正在等著我們。兩件事情令我目瞪口呆：人群的規模和玉米地的規模。這是我見過的長得最高最密的玉米地，一個好兆頭。第四天，我們訪問了俄亥俄州的首府哥倫布，隨后進入肯塔基州。越過州境線的時候，我認定我們能夠在俄亥俄州獲勝，就像吉米·卡特在1976年那樣。這很重要。內戰以來，沒有一個共和黨候選人能在輸掉俄亥俄州之后贏得總統大選。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路易斯維爾參加了一個盛大的集會之后，我們沿著印第安納州南部，進入伊利諾伊州南部。一路上，選民站在地里或公路兩旁揮舞著我們的標語牌。我們還看見了一臺龐大的聯合收割機，上面裝飾著美國國旗和克林頓一戈爾的競選海報。我們到達伊利諾伊州的時候，天色很晚了——天天都是如此，因為我們常常在未經安排的地方停下來。我們不想再停下來了，但是有一小群人站在一個十字路口，舉著一個大標語牌，上面寫著：“給我們八分鐘，我們給你們八年！”我們停了車。當晚最后一場集會是競選中最不尋常的一次。我們的車開進萬達利亞，幾千人舉著燭光，把老議會大廈周圍的廣場圍得水泄不通，在州政府辦公地點移到斯普林菲爾德之前，亞伯拉罕·林肯曾在這里擔任過一屆議員。等我們終于到了圣路易斯，準備短暫地休息一夜時，時間已經很晚了。 巴士之旅獲得了轟動性的成功。我們和全國媒體得以進入美國腹地一些常常被忽視的地方。美國人民看到我們主動接觸我們已經承諾在當選之后將會代表的廣大民眾，共和黨想把我們說成文化和政治上的激進分子可要難得多了。艾爾、蒂珀、希拉里和我彼此加深了了解，如果沒有這次坐巴士長途旅行的經歷，這樣的相互了解是不可能達到的。 接下來的一個月里，我們又乘坐巴士旅行了四次，但時間短一些，只有一兩天。在第二次巴士之旅中，我們沿著密西西比河往上開，從圣路易斯到馬克·吐溫的家鄉漢尼拔，到艾奧瓦州的達文波特，經過威斯康星州，一路開到明尼阿波利斯，在那里，沃爾特·蒙代爾率領2000人等了兩個小時，每隔一段時間他就向他們報告一下我們的行程。 第二次巴士之旅中最難忘的是在艾奧瓦州的錫達拉皮茲，在那里，我們出席了一個關于生物科技的會議，參觀了桂格公司的裝配廠，隨后我們在停車場里舉行了一場集會。來的人很多，很興奮，但是有一群吵吵嚷嚷的反對者舉著反墮胎的標語牌，在我們的身后大聲譏笑。演講結束之后，我走下講臺，與人群一一握手。我看到一個佩戴反墮胎小徽章的白人婦女手里抱著一個黑皮膚的孩子，十分驚訝。我問她這是誰的孩子，她笑著說：“我的孩子。她的名字叫賈米婭。”這個婦女告訴我說，這個孩子是在佛羅里達出生的，一出生便查出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她收養了這個孩子，盡管她離婚了，還得撫養兩個親生孩子。我永遠不會忘記抱著賈米婭、驕傲地說“我的孩子”的那個婦女。她反對墮胎，強調保護生命的重要性，她正是我希望能幫助他們有更好的機會實現美國夢的那種人。 這個月晚些時候，我們花了一天時間去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圣約昆河谷，兩天時間走遍得克薩斯州以及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我們沒有到過的地方，最后到達紐約州西部。9月，我們乘坐巴士穿過佐治亞州南部。10月我們花了兩天在密歇根州，其中一天處于高度興奮狀態，一口氣訪問了北卡羅來納州的十個城鎮。 我從未見過像巴士之旅在選民中激起的那種持久熱情。當然，原因之一是小城鎮的居民對如此近距離地接觸總統候選人感到新鮮，比如賓夕法尼亞州的科茨維爾、伊利諾伊州的森特勒利亞、威斯康星州的普雷里德欣、加利福尼亞州的沃爾納特格羅夫、得克薩斯州的泰勒、佐治亞州的瓦爾多斯塔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埃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巴士是聯結人民和競選的紐帶。它既代表和人民息息相通、平易近人的態度，又象征著一往無前、創造美好未來的追求。1992年，美國人內心憂慮但仍然充滿希望。我們關心他們的憂慮，肯定他們持久的樂觀精神。艾爾和我形成了一套很好的做法。每到一站，他將羅列美國所有的問題，說：“應該下降的卻升高了，應該升高的卻下降了。”然后他將介紹我，我來告訴大家我們會怎么處理這些問題。我喜歡這些巴士之旅。我們乘坐巴士到了16個州，在11月的選舉中，我們在其中11個州獲勝。 第一次巴士之旅結束后，一項全國民意調查顯示，我以2：1領先于布什總統，但是我并沒有把這個結果太當回事，因為布什陣營的競選活動尚未真正開始。7月的最后一個星期，他對我發起了一系列的攻擊，正式開始了競選。他說，我降低國防開支增長率的計劃將使100萬人失去工作；我的醫療保健計劃將是“帶有克格勃同情心”的政府計劃；我要進行的是“史無前例的稅收大增長”；作為總統，他的“道德感召力”肯定超過我。他的助手瑪麗·馬塔林擠走丹·奎爾，充當起競選斗牛犬的角色，說我是“假哭的偽君子”。競選后期，布什的聲勢越來越弱，他任命的許多政治投機分子紛紛開始向媒體曝料，說錯不在他們。他們中的一些人竟然批評起總統。瑪麗不是這樣的人。她對主人忠心耿耿，直到競選失敗。頗有諷刺意味的是，瑪麗·馬塔林和詹姆斯·卡維爾已經訂婚，很快就要結婚。盡管他們屬于兩個敵對的政治陣營，他們都是咄咄逼人的、真正有信仰的人，他們的愛情為生活增添了情趣，他們的政治活動為布什和我的競選增添了活力。 8月第二個星期，布什總統說服盾姆斯·貝克辭去國務卿的職位，回到白宮統管他的競選。我認為貝克是個非常稱職的國務卿，但在波斯尼亞的問題上，我覺得政府應該更加強硬地反對種族清洗。我也知道他是優秀的政治家，將使布什的競選班子效率更高。 我們的競選也應該提高效率。我們圍繞初選組織人馬，贏得了提名。現在民主黨全國大會已經過去，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戰略中心，以便更好地協調各部人馬的合作關系。詹姆斯·卡維爾擔起了這個重任。他需要一個秘書。因為保羅·貝加拉的妻子黛安娜即將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不能全部時間都待在小石城，所以我只好很不情愿地把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從競選專機調出去。喬治對34小時新聞滾動播出模式有著深入的了解，并且知道我們既可以反擊有惡意的新聞，又可以欣賞善意的報道。他是最好的人選。 詹姆斯把競選班子的所有部門都集中在（阿肯色報）大樓寬闊的老編輯室里。這樣一來，屏障被打破了，同志之間的情誼加強了。希拉里說這里就像一個“作戰室”，大家都開始用這個稱呼。卡維爾在墻上掛了一個標語牌，時時提醒大家競選的要領。標語牌上只有三行字： 變化對不變 經濟，蠢貨 不要忘記醫療保健 卡維爾還把他主要的戰術濃縮成一句口號，印在T恤衫上：“速度……致布什于死地。”作戰室里每天早上7點和晚上7點將評估斯坦·格林伯格的夜間民意調查、弗蘭克·格里爾的最新廣告片、新聞、布什的攻擊性言論，并研究如何應對布什的攻擊和即將發生的事件。與此同時，年輕的志愿者24小時不停地工作，從我們的衛星天線接收任何信息，在電腦上跟蹤新聞和對方的動向。現在這些都是老一套了，但在那時是很新式的手段，我們對高技術產品的使用至關重要，有了它們，才能達到卡維爾集中快速的目標。 一旦我們想清楚了自己要說什么，就馬上發布，不僅對媒體，而且對我們散布在各個州的“快速反應”小組，他們的工作是把我們的信息傳播給支持者和當地的新聞媒體。我們給那些愿意每天工作的人佩戴“快速反應小組”的徽章。競選結束時，佩戴這種徽章的有幾千人。 早晨，卡維爾、斯迪法諾普洛斯和那天其他必須隨叫隨到的人向我匯報工作，他們可以精確地分析出我們的形勢和必須采取的措施。如果我不同意的話，我們就會商量。如果在政策或戰略上需要做出緊急決定，由我說了算。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只是驚奇地聆聽。有時候我抱怨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比如我覺得辭藻華麗啰嗦卻缺乏論點和內容的演講稿，或者更多的時候由我自己造成的過于辛苦的行程安排。因為過敏和疲勞，早晨我頻頻感到腸絞痛。幸運的是，卡維爾和我相處得非常融洽，他知道什么時候我是在較真，什么時候我只是發泄情緒。我覺得其他聽候差遣的人也逐漸摸透了我的脾氣。 8月第三個星期，共和黨人在休斯敦舉行丁全國大會。一般來說，在某個黨派舉行全國大會的時候，對手一方的活動轉入地下。我雖然會遵守一般的做法，保持低調，但我們的快速反應小組卻會大批出動。共和黨無計可施，只好使出卑劣的伎倆。他們遠遠落后于我們，1968年以來的每次選舉中，他們刀耕火種的策略都很有效，惟一的例外便是水門事件后卡特總統贏了兩個百分點。我們決心借助快速反應小組的力量把共和黨的攻擊擋回去。 8月17日，共和黨全國大會開幕，我仍然領先20個百分點，他們的開幕式遭遇了“陰雨天”，因為18位企業總裁宣布支持我。這是個好消息，但是并沒有把共和黨人的注意力從他們的競選策略上移開。他們開始稱呼我為“追逐女人的淫棍”和“躲避兵役的膽小鬼”，指責希拉里想毀掉美國家庭，因為她允許不同意父母管束方式的孩子起訴父母。副總統夫人瑪麗蓮·奎爾尤其猛烈地批評希拉里向“家庭價值觀念”的所謂宣戰。這些批評根本就是對希拉里在法學院寫的一篇文章的嚴重曲解，在這篇文章里，希拉里主張在被虐待或父母幾乎不履行職責的情況下，未成年人享有獨立于父母的法律權利。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會同意希拉里的意見——如果這篇文章得到正確解讀的話。但是，很顯然，由于沒有幾個人能讀到這篇文章，所以聽到這些指控的人也就無法判斷它們是真是假。 共和黨全國大會開幕之夜，主要的亮點是帕特·布坎南，他對我的攻擊引得代表們義憤填膺。他說的話中我最“喜歡的”有：布什總統主導了東歐的解放，而我在外交方面的經驗“僅僅局限于有一次在國際煎餅店里吃過早餐”；他把民主黨全國大會描繪成“激進分子和自由主義者……在美國政治史上最大的一次換裝展覽會上裝扮成溫和派和中間派”。民意調查顯示布坎南沒有幫上布什的忙，不過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他的任務就是阻止共和黨右派的流失，告訴希望變化的保守派黨員不能投我的票，他的任務完成得很好。 共和黨全國大會期間，對克林頓的踐踏和攻擊從未停止過，而我們的快速反應小組忙著組織反擊。帕特·羅伯遜牧師稱我為“狡猾的威利”，說我有一個毀掉美國家庭的激進計劃。鑒于早在羅伯遜斷定上帝是共和黨右翼之前，我就已經支持福利改革了，他的指控聽上去很可笑。我們的快速反應小組把它擋了回去。他們在為希拉里申辯，指出她并非反對家庭價值觀時，做得尤其出色：他們把共和黨對付希拉里的手段比做四年前針對杜卡基斯的威利·霍頓戰8月18日，艾爾、蒂珀、希拉里和我與卡特總統及夫人共進晚餐，為的是加強我們的觀點：共和黨之所以攻擊我，是因為他們只想保住權力，而我們想取得權力解決美國存在的問題。第二天也是蒂珀和我的生日，我們與“人類安居”組織的成員一起修建住房。吉米·卡特和羅莎琳·卡特多年來一直資助“人類安居”組織。這個組織是我們“復興周末”活動的朋友米勒德·富勒的創意，參加的志愿者為窮人或者與窮人一起修建房屋，那時候材料費由窮人自己出。這個組織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家居建筑機構之一，而且還擴大到了其他國家。我們的所作所為與共和黨人尖厲的攻擊言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布什總統獲得提名的當天夜里，他與我一樣，事先沒有宣布便率領有著典型美國人舉止的全家人來到了大會會場。第二天夜里，他做了一個效果很好的演講，大談特談上帝、國家和家庭，還說不幸的是，我不相信這些價值觀念。他還說，簽署那份致使汽油稅飆升的削減赤字議案是一個錯誤，如果再次當選的話，他將再次減稅。我認為他最妙的話是，我將采用“埃爾維斯式的經濟政策”，把美國帶向“傷心酒店”。他把二戰的服役經歷與我反對越戰的立場做比較，說“我用嘴咬子彈，他用嘴咬指甲”。 現在共和黨已經把選擇的自由交給了美國人民，盡管一般人認為他們過于消極，過于極端，但民意調查顯示他們已經縮小了與我的差距。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差距只有10個百分點，另一項則是5個百分點。我覺得那基本上反映了真實的情況，如果我在辯論中表現尚可，或者不再犯什么錯誤，最后的得票差距將在這兩者之間。 布什總統懷著坐立不安的心情離開了休斯敦，把他的競選比做1948年哈里，杜魯門奇跡般東山再起的當選。他到全國各地競選，做著只有在任者才可能做的事情：花聯邦政府的錢拉選票。他許諾給小麥種植者和席卷佛羅里達南部的安德魯颶風的受害者提供資助，他提出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斗機，向沙特阿拉伯出售72架F——15戰斗機，目的是穩住關鍵幾個州國防工業制造廠的就業機會。 8月下旬，我們都出席了美國軍團在芝加哥舉行的大會。布什總統在他的老兵同仁那里比我更受歡迎，但是我對服兵役和反對越戰等問題給予了直截了當的回答，效果比預料的要好。我說我仍然認為越南戰爭是一個錯誤，但是“如果你們因為23年前發生的事情而不投我的票，那是你們作為美國公民的權利，我尊重你們的權利。但是我希望你們能先把眼光投向未來，再投下選票”。我還許諾撤換退伍軍人事務部不受退伍軍人歡迎的領導人，贏得了他們熱烈的掌聲。 出席完美國軍團的大會之后，我回到改變美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發展方向的主旨，最新的一項研究證明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越來越窮，這對我的主張是莫大的支持。9月初，我得到了兩個重要的環保組織山脈俱樂部和環境保護投票人聯盟的支持。布什總統視察佛羅里達州之后幾天，我也去了那里，考察安德魯颶風造成的損失。擔任州長期間，我曾處理過不少自然災害，包括洪水、旱災和龍卷風，但我從未見過如此慘狀。我走在堆滿了濕漉漉廢墟的街上，驚訝地聽到當地官員和居民都抱怨聯邦緊急措施署災后應對不力。按傳統習慣，聯邦緊急措施署署長的職位都是派給想要一份美差卻毫無緊急事務處理經驗的總統支持者。我提醒自己一旦當選就要避免這個錯誤。選民不會因為候選人善于處理災害而選他當總統，但是災害一旦降臨，那就是他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 勞動節是傳統的大選開始的第一天，我去了哈里·杜魯門的家鄉密蘇里州的獨立城，發動工人支持我們的競選。杜魯門直言不諱的女兒瑪格麗特幫了我的忙，她在集會上說我，而不是喬治·布什，是她父親遺產的合法繼承者。9月11日，我去了印第安納州的南本德，對美國最著名的天主教大學圣母大學的師生發表演說。同一天，布什總統在弗吉尼亞州向保守的基督教聯盟發表演說。我知道全國各地的天主教徒都將注意這兩件事。基督教聯盟的領袖贊同布什反墮胎的立場，但是我更接近于天主教徒在經濟和社會公正方面的立場。圣母大學的演講與19印年約翰·肯尼迪對南方浸禮會牧師的演講有著驚人的相似，只是角色做了轉換。保羅·貝加拉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幫我準備了演講稿，波士頓市長雷·弗林和哈里斯·沃福德參議員來到現場表示精神上的支持。等我能夠判斷出演講的效果時，差不多已講完一半了。當我說“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尊重依照上帝形象創造的每一個男人和女人，所以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自由，不僅僅是政治自由，還有在家庭、世界觀和信仰方面的良心自由”時，聽眾都站起來熱烈歡呼。 圣母大學之行結束后，我繼續向西。在鹽湖城，我向美國國民警衛隊大會宣傳我的政見，很受歡迎，因為我領導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的名聲很好，也因為介紹我的是萊斯·阿斯平眾議員，廣受尊敬的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我們的集會規模驚人。一萬多個人站滿了市區的街道，更多的人則從辦公室窗戶里探出頭來。演說過程中，支持者向講臺上扔了幾百枝玫瑰，在俄勒岡州的“玫瑰之城”這是非常美好的表示。演講結束后一個多小時，我沿著街道邊走邊和似乎是成千上萬的人握手。 9月15日，西線獲得最大的突破，傳統上一直是共和黨地盤的硅谷有30位高科技領袖對我表示支持。我從去年12月便開始在蘋果電腦公司副總裁戴夫·巴拉姆的幫助下在硅谷開展工作。戴夫是我在牛津大學的朋友伊拉·馬加齊納介紹給競選班子的，伊拉與高科技總裁們共事過，知道巴拉姆是民主黨人。巴拉姆的許多共和黨合伙人都與他一樣，對布什政府的經濟政策感到失望，另外，布什政府也沒有看到硅谷企業家爆炸般的潛力。我第一次去硅谷之前，《圣何塞信使新聞報》報道說，布什總統的貿易代表克拉拉·希爾斯贊同這樣的看法：“美國出口土豆片還是硅片沒什么區別”。高科技總裁們表示反對，我也是。 出面支持我的有德高望重的共和黨人，比如惠普公司董事長約翰，揚、蘋果公司董事會主席約翰·斯卡利、投資銀行家桑迪·羅伯遜，以及當時硅谷不多的幾個公開的民主黨人之一雷吉斯·麥凱納。在圣何塞硅谷技術中心舉行的會議上，我還發表了一項新的全國技術政策，是戴夫·巴拉姆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為我籌劃的。我主張投入更多資金用于科技研發，包括對硅谷具有重要意義的具體項目，因此與布什政府反對政府一產業伙伴關系的立場格格不入。當時，日本和德國在經濟上的發展勢頭強過美國，部分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策致力于支持有增長潛力的領域。與此相反，美國的政策是資助政治上強大的老產、比，比如石油和農業，盡管這些產業很重要，但與技術產業比起來，創造新就業機會和新企業家的潛力要小得多。高科技領袖的聲明對我的競選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印證了我支持商業和勞工的立場，并把我與代表積極變化和增長的經濟力量聯系起來。 在我為經濟和醫療保健改革尋求支持的時候，共和黨使出渾身解數詆毀我。布什總統在共和黨全國大會演說中指責我在阿肯色州增稅128次，每次都心安理得。9月初，布什競選班子多次重復這項指控，盡管《紐約時報》說它是“假的”，《華盛頓郵報》說它“極度夸張”和“愚蠢”，連《華爾街日報》都說它“易導致誤解”。布什開出的單子上包括二手車交易商需認購2．5萬美元的債券，選美比賽需繳納適度的費用，被判有罪的罪犯必須繳納一美元的庭審費。保守的專欄作家喬治·威爾說，按照總統的標準，“布什在四年里提高稅收的頻率高過克林頓在十年內的頻率”。 在9月剩余的大部分時間里，布什陣營集中攻擊我的服兵役問題。布什總統再三強調我應該“說出真相”。連丹，奎爾都覺得可以隨意攻擊我，盡管他曾利用家庭關系加入國民警衛隊，得以遠離越南戰場。副總統的主要論點似乎是，媒體對我的審查和批評趕不上四年前針對他的嚴厲程度。顯然，他沒有注意新罕布什爾州和紐約州初選期間的新聞報道。為了反擊這個指控，我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幫助。9月初，鮑勃·克里參議員，我的初選對手，榮譽勛章獲得者，指出服兵役問題不應該被看得如此重要。18日，在阿肯色州州長官邸的后草坪上，我接受了比爾·克羅海軍上將的支持，他曾是里根總統時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并在布什上臺后繼續做過一段時間。克羅淳樸直率的舉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能冒險支持一個幾乎沒什么了解卻開始信任的人，令我感激涕零。 布什和我的所作所為有何政治影響尚不得而知。他在共和黨全國大會期間獲得的一些優勢已經失去，但整個9月，我在民意調查中的領先一直在9％到20％之間來回變化。競選的基本動力模式已經確定：布什聲稱代表家庭價值觀念和誠信，而我代表經濟和社會變化。他說我不值得信任，還反家庭觀念，而我說他分裂美國，阻止我們進步。每一天都有相當多的選民在我們兩個誰好誰壞的問題上搖擺不定。 除了重要的問題，9月里我們還圍繞辯論事宜爭吵不休。兩黨合作的全國委員會建議舉行三場辯論，每一場方式都不同。我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布什總統不喜歡委員會提出的辯論方式。我指出，他的反對只是一塊遮羞布，掩蓋他不想為自己的政績辯護的意圖。這個爭議持續了幾乎一個月，三場辯論不得不因此取消。事實上，我還去原定的辯論舉辦地競選，做到讓失望的民眾了解，是誰剝奪了他們的城市成為全國人民關注焦點的機會。 9月里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可以說是私事，政治意味不濃。保羅·塔利——羅恩·布朗派到小石城來協調民主黨與我們工作步調的資深愛爾蘭裔組織者——突然倒在賓館的房間里去世了。塔利才48歲，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專業工作者，一個非常好的人，我們極其喜歡他，也很倚重他。我們剛剛進入決勝跑道，就失去了一個領導人。 這個月的月末出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發展。“魔術師”埃爾文·約翰遜，洛杉磯湖人隊的全明星后衛，艾滋病毒攜帶者，突然辭去了全國艾滋病毒攜帶者／艾滋病患者委員會的職務，宣布支持我，他非常反感政府對艾滋病問題缺乏關注和行動的作風。布什總統改變了主意，提議舉行四場辯論。最令人驚奇的是，羅斯·佩羅說他正在考慮重新參選，因為他認為總統和我都沒有認真提出削減赤字的計劃。他批評了布什不征稅的承諾，還說我打算用于開支的錢過多。佩羅邀請雙方陣營派代表與他會面商談此事。 因為布什和我的陣營都不清楚佩羅再次參選會對誰的傷害比較大，也因為我們雙方都想獲得他的支持（如果他不再參選的話），所以我們都派出了高規格的代表團與他會面。我們一方對此頗感不安，因為我們認為他已經決定參選，這只是做秀以提高他的聲望，但最后我同意應該主動與他接觸和溝通。勞埃德·本特森參議員、米基·坎特和弗農·喬丹代表我前往。他們受到了熱情的接待，布什方面的代表也是如此。佩羅宣布說他從雙方代表那里都學到了很多。兩三天后，10月1日，佩羅宜布作為他的志愿者的“仆人”，他必須重新參選。他是在7月退出競選的，這個舉動對他很有幫助。在他退出的十個星期里，公眾淡忘了春天他和布什之間可笑的爭吵，而總統和我卻使得各自的問題難以被公眾忘記。現在由于我們兩個都如此明顯地向佩羅獻殷勤，選民和媒體對他更是另眼相看。 佩羅重新出山之際，我們終于與布什陣營就辯論達成了協議。辯論將舉行三場，附加一場副總統候選人辯論，全部安排在九天之內，從10月11日持續到19日。在第一場和第三場中，媒體成員將對我們提問。第二場將采用市政會議的形式，由市民提問。起初布什陣營不希望佩羅參加辯論，因為他們擔心他會攻擊總統，他贏得的選票更有可能來自布什而不是我的支持者。我說我不反對佩羅參加辯論，不是因為我也認為他對布什的傷害更大——我并不相信這種揣測——而是因為我覺得，他最終還是會被包括進來，我不想顯得像個膽小鬼。10月4日。雙方陣營同意邀請佩羅參加辯論。 第一場辯論前的一個星期，我終于表示支持很有爭議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個協定是布什政府和加拿大、墨西哥談判的結果，但我提了一個附加條件：我將和兩國談判達成附帶協定，規定基本的勞工和環境保護標準以約束墨西哥。我的勞工支持者擔心被我們的南方鄰國搶去低工資制造業的就業機會，因此強烈反對我的立場，但是我必須接受這個協定，有經濟方面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我在內心是一個自由貿易者，我也認為美國必須支持墨西哥的經濟發展，以維持我們這個半球的長治久安。兩三天后，550位經濟學家，包括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對我的經濟計劃表示支持，認為與總統的提案比起來，我的計劃更有可能恢復經濟的增長。 在醞釀辯論時期，正當我決心集中關注經濟問題時，布什陣營也同樣決心要繼續詆毀我的人格和誠信。他們正向設在馬里蘭州休特蘭的全國檔案中心提出查找要求，以便獲得我在1969年和1970年去北歐、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40天旅行的護照信息。顯然，他們正在追蹤一種虛假的謠言：有人說我去莫斯科的目的是參加反戰活動，或者申請另一個國家的國籍以躲避服兵役。10月5日，有新聞報道說這些檔案遭到了篡改。這場護照風波持續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盡管聯邦調查局聲稱檔案沒有遭到篡改，發生的一切卻使布什陣營形象受損。國務院的一位高級官員逼迫收有1億檔案的全國檔案中心把對我的查找要求提前，其他人先前提出的2000個請求卻被滯后，一般情況下，要處理完這么多請求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布什政府的一千官員還命令駐倫敦和奧斯陸的大使館對我的服兵役和國籍檔案進行“十分徹底”的查閱。有一天，有人告訴我說，我母親的護照材料都被查了。一個來自阿肯色州的熱愛賽馬的鄉下女孩居然會是顛覆分子，就連最多疑的右翼分子也很難這么想。 后來，又有內幕被揭露出來，布什的手下竟然還請約翰·梅杰政府調查我在英國的活動。據報道，英國保守黨人同意了，盡管他們聲稱是應媒體要求才對移民與歸化檔案進行“全面”但“毫無所獲的”查找。我知道他們還提供了進一步的幫助，因為戴維·愛德華茲的一個朋友告訴他，英國官員就戴維和我多年前在英國的行為對他進行了質詢。英國保守黨的兩個競選戰略專家專程趕到華盛頓，給布什陣營提供建議，像六個月前保守黨詆毀工黨領導人尼爾·基諾克那樣毀掉我。選舉結束之后，英國媒體憂慮地指出，因為英國這樣不同尋常地介入美國政治，兩個國家之間的特殊關系已經受到損害。我決定不讓兩國關系受到損害，但是我希望讓英國保守黨人著急一段時間。 媒體對護照風波這樣的胡作非為大肆報道，艾爾·戈爾稱之為“麥卡錫式的權力濫用”。總統根本不受影響，繼續要求我對莫斯科之行做出解釋，繼續對我是否愛國提出質疑。在有線電視新聞網接受拉里·金采訪時，我說我愛自己的祖國，從來不曾想過放棄我的美國國籍。我不認為公眾非常關注我的護照問題，整個事件讓我覺得很好笑。這當然是濫用權力，但與伊朗門事件比起來，只是小巫見大巫。它只是暴露出布什陣營是多么孤注一擲地想保住權力，而他們能夠為美國未來做的事情又是那樣少得可憐。如果他們愿意把競選的最后一個月用來攻擊錯誤的目標，我無所謂。 在第一場辯論之前，我努力使自己做好充分的準備。我仔細研究簡報記錄，參加了幾次模擬辯論。布什總統由華盛頓律師鮑勃·巴尼特扮演，四年前在杜卡基斯競選時他扮演的是同樣的角色。佩羅的替身是俄克拉何馬州的眾議員邁克·西納爾，他把羅斯的口頭禪和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在每一次正式辯論前，鮑勃和邁克不依不饒的挑戰令我疲于應付。每次模擬辯論之后，我都慶幸不必與他們辯論；不然的話大選可能是另一個結果。 10月11日星期天，第一場辯論終于在圣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舉行，這一天也是希拉里和我結婚17周年的紀念日。那天早上的《華盛頓郵報}和《路易斯維爾信使日報》宣布支持我，我備受鼓舞，帶著這樣的心情參加了辯論。《華盛頓郵報》的社論指出：“這個國家正漫無目的地漂流，疲憊不堪；它需要重新輸入能量，需要指明嶄新的方向。比爾·克林頓是惟一有機會做到這一點的候選人。”這正是我在辯論中想要傳達的信息。但是，盡管我在民意調查中領先，盡管《華盛頓郵報》支持我，我還是緊張不安，因為我知道如果自己表現不好的話，失去的會很多。在最新的蓋洛普調查中，4-4％的受訪問者都說他們期待我在辯論中能獲勝，30％的人說辯論結果將影響他們的投票。布什總統和他的顧問已經認定撼動這30％的惟一辦法是拼命灌輸我的人格問題，直到他們記牢為止。現在，不僅有服兵役問題、莫斯科之行和國籍謠言，總統還攻擊我在倫敦參加了反戰、“反美國”的游行，“而我們的子弟當時正在地球的另一端流血犧牲”。 三個記者中的一個問了佩羅第一個問題，記者提問的順序由“麥克尼爾／萊勒新聞一小時”的主持人吉姆·萊勒安排。他得到了兩分鐘的時間回答自己與另兩位候選人有何不同。羅斯說支持他的是人民，不是黨派或特殊利益集團。布什和我各有一分鐘的時間回答。我說我代表變化。總統說他經驗豐富。我們隨后討論經驗問題。然后布什總統終于等來了令他開心的問題：“你和另外兩個候選人在人格上有什么不同嗎？”他攻擊我的服兵役記錄。佩羅回應說，總統犯錯誤時已不是一個青年學生，而是一個掌管白宮的成熟的人。我答復說布什的父親作為來自康涅狄格州的聯邦參議員，批評喬·麥卡錫參議員質疑忠誠的美國人的愛國心，做得很對，但總統攻擊我的愛國心是錯誤的，美國需要的是一個能讓全國人民團結起來而不是分裂的總統。 我們像這樣一來一往辯論了一個半小時，探討稅收、國防、赤字、就業機會和變化中的經濟、外交政策、犯罪、波斯尼亞、家庭的定義、大麻使用的合法性、種族不和、艾滋病、保健醫療和醫療保健改革。 我們三個人的表現都可圈可點。辯論結束之后，媒體被三個候選人各自的說客團團圍住，他們一個勁地述說自己的人為什么會獲勝。我有三個優秀的說客：馬里奧·科莫、詹姆斯·卡維爾和比爾·布拉德利參議員。總統的一個說客查爾斯·布萊克邀請媒體觀看一個新的電視廣告片；攻擊我的服兵役記錄。說客能夠對關于辯論的新聞報道產生一些影響，但收看了現場直播的人早已有了自己的主見。 總的來說，我覺得我在說明細節和提供論據方面表現最好，但佩羅顯得更和藹可親和輕松自然。布什指出佩羅沒有政府工作經驗時，佩羅回答說：總統“說到了點子上。我沒有欠下4萬億美元債務的經驗”。佩羅長著招風大耳，剪得很短的平頭使耳朵更加突出。就赤字問題他說：“我們必須征稅”消除赤字，但是如果誰有更好的主意，“我將洗耳恭聽”。我則剛好相反，顯得有些緊張，有時候似乎準備得過于充分了。 好消息是總統沒有占到便宜。壞消息是佩羅看上去又值得信任了。剛開始，如果他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上升，那是因為一些尚未決定選誰或者覺得總統和我都合適的選民。但是我非常清楚，如果佩羅的支持率上升到10％以上，他的大多數新選票將來自那些盼望變化但對我仍不放心的選民。辯論后的民意調查顯示，觀看辯論的人當中，相當多的人對我擔任總統的能力更加有信心。另外，60％多的觀眾對佩羅的看法好過辯論前。還有三個星期就要投票了，而他使大選變得不可預料。 兩天之后，10月13日的夜里，在亞特蘭大舉行的副總統候選人辯論中，艾爾·戈爾明顯地打敗了丹·奎爾。佩羅的競選伙伴，退休海軍上將詹姆斯·斯托克戴爾討人喜歡但無足輕重，他的表現稍微減弱了佩羅在圣路易斯辯論之后的勢頭。奎爾堅持他們的主旨，這點做得很好：克林頓想提高稅率，但布什不想；克林頓沒有人格，但布什有。他引述了現在回想起來是我最糟糕的公開聲明。1991年初，國會授權布什總統攻打伊拉克，我被問到對此持何種立場的問題。我支持這個決議，當時我回答說：“我想，如果差距不大的話，我應該站在多數人的一邊。但是我贊同少數派的觀點。”在當時，我沒有想過要在1992年競選總統。來自阿肯色州的兩個參議員都投了反對票。他們是我的朋友，我只是不想公開說讓他們難堪的話。在我競選總統之后，上面的話聽上去軟弱無力、狡詐不可信。艾爾的戰略就是短暫反擊奎爾的攻擊之后，一直談論我們為美國準備的積極計劃。他最絕妙的話是針對奎爾主張國會議員有任期限制——保守派最熱衷的提案——說的：“我們就是要限制任期。” 兩天之后，10月15日的夜里，我們在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舉行了第二場辯論。這正是我想要的辯論方式——市政議會，當地尚未決定選誰的選民代表將向我們提問。 這次我最大的擔心是我的嗓子。第一場辯論前我的嗓子幾乎啞了，差不多只能輕聲說話。在初選中嗓子啞了之后，我曾到紐約看一個專科醫生，找到一個發聲教練，他教我做一系列練習使我的咽喉擴張，把聲音往上頂出竇道空穴。這些練習包括練習發出哼哼聲，連續不斷地唱成對的元音，開頭的元音都是e，比如e-i-oe-a；重復一些短句幫助尋找把聲音頂出受損聲帶的感覺。我最喜歡的一個短句是“亞伯拉罕·林肯是一個偉大的演說家”。每次說起這句話，我便想起林肯高亢甚至像是尖叫的嗓音，想起他能使嗓子不變啞，實在聰明。我的嗓子一啞，競選班子的年輕人就會善意地發出哼哼聲，拿我開玩笑。這很有趣，但嗓子啞掉并不有趣。沒有聲音的政治家沒有太多可取之處。如果你的嗓子老是變啞，那就很可怕，因為你總隱隱擔心它沒法復原。第一次的時候，我以為是過敏引起的。后來我了解到起因是胃酸倒流，這是很多人都會碰到的情況：通常在睡覺的時候，胃酸回流經過食道，燒傷了聲帶。再后來，我開始接受藥物治療，睡在三角木上抬高我的頭和肩膀，嗓子出問題少一些了。第二場辯論的前夜，我還在為嗓子折騰不休。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的卡羅爾·辛普森主持了由聽眾發問的這場辯論。第一個問題是問羅斯·佩羅的，關于如何保證貿易公平的問題。他的回答有反貿易的意味。總統給了一個贊成貿易的回答。我說我支持自由和公平的貿易，我們必須做三件事：確保貿易伙伴的市場像我們的市場一樣開放；改變稅法，加速國內企業的現代化，而不是使它們移往國外；停止向移往國外的企業提供低利率貸款和就業培訓資金，如果國內亟需同類資助的企業享受不到此種待遇的話。 貿易之后我們談到赤字，隨后是負面的競選策略。布什總統又攻擊我越戰期間在英國參加反戰示威。我回答說：“我對他的人格不感興趣。我想改變總統這一職務的本質。我感興趣的是在接下來的四年里，你們能托付他做什么，你們能托付我做什么，你們又能托付佩羅先生做什么。” 之后我們討論了一系列的議題——城市、公路、槍支控制、任期限制和醫療保健開支。隨后出現了左右這次辯論結果的問題。一位婦女問：“國家債務對你們的個人生活產生了什么影響？如果沒有影響的話，你便沒有普通百姓的沉痛體驗，又如何能夠實事求是地找到辦法，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佩羅最先回答，說國家債務導致他“不惜打亂個人生活和生意經營參與競選”。他說他希望讓他的孩子和孫子女、外孫子女擺脫這個重負。布什很難回答個人生活受何影響的問題。提問者不斷地催促他，說她有一些朋友失業，無法償還抵押貸款和購買汽車。然后，很奇怪地，布什說他去過一座黑人教堂，看到公告牌上寫有關于未成年人懷孕的文字。最后他說，一個人必須親身經歷才有可能了解問題實質的說法是不公平的。輪到我的時候，我說我擔任一個小州的州長有12年時間。我知道每一個失去工作和企業的人的名字。去年我在全國各地碰到了更多這樣的人。我掌管過州政府，目睹過聯邦服務削減之后對人們產生的后果。隨后我告訴那位提問者，債務是一個大問題，但不是我們經濟不增長的惟一原因：“一個失敗的經濟理論控制著我們。”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布什總統緊張地看了看表，更加惡化了他的尷尬處境。這使他看上去似乎更加遠離人民。盡管我們接下來還談到其他議題，比如社會保險、監獄、醫療保險、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責任、教育和黑人或婦女當選為總統的可能性，在我們回答完那個婦女關于國家債務對我們個人生活影響的問題后，辯論的結果便確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