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壯志是一種強大的力量，想當總統的雄心壯志使得許多總統候選人忘記了自己的缺點和局限，忘記了當前的職責。我總以為自己能夠抓住任何時機，承受最嚴酷的考驗，同時完成兩件或三件工作。1987年，我本來可能基于自信和雄心壯志而做出一個決定，但是我沒有。最終使我下定決心的是我生活中與政治無關的部分：切爾西。卡爾·瓦格納也是一個獨生女兒的父親，他對我說，我必須能夠忍受在接下來的16個月里，無法與切爾西待在一起。米基·坎特正在和我深談的時候，切爾西問我暑假去哪里玩。我說如果競選總統的話，我可能哪兒也去不了；切爾西回答：“那么媽媽和我自己去玩，不帶你。”這真是一錘定音。 我走進州長官邸，朋友們正在吃午餐，我告訴他們說不打算競選總統了，對把他們邀請過來感到抱歉。隨后我來到怡東酒店，向幾百名我的支持者宣布我的決定。我盡力解釋清楚我幾乎已經下定決心，但又放棄的經過：我需要時間和我的家人待在一起；我需要一些私人的時間。政治家也是人。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忘了這一點，但他們的確是普通人。我，或者其他的總統候選人，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惟一可以貢獻的東西都深藏在內心。是它點燃人們的熱情之火，贏得他們的信心和選票，無論他們住在威斯康星州、蒙大拿州，還是紐約州。我生命的這一部分需要更新。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競選活動可能對我女兒產生的影響。我起步這么晚，其他的候選人都已經準備差不多兩年了，要想獲勝，惟一的辦法就是從現在開始出發，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路上拉選票，而且還讓希拉里也跟著我這樣做……我見過很多孩子在這樣的壓力下長大，很長很長時間以前，我對自己發誓說，如果我有幸生兒育女，我決不讓他/她在長大的過程中對自己的父親一無所知。 盡管希拉里說無論我做何選擇，她都會支持我，但她還是松了一口氣。她認為我應該完成我在阿肯色州開始的事業，繼續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支持我的根基。她也知道這不是我離開家人的合適時機。母親在麻醉工作上出了點問題，羅杰剛剛出獄兩三年，希拉里的父母正準備搬到小石城。1983年1月，我在向議會宣誓就職的時候，休·羅德姆突然跌坐在椅子里。他突發心臟病，被緊急送到了大學醫療中心，進行心臟搭橋手術。他蘇醒過來的時候我就在他的身邊。當發現他頭腦清楚的時候，我說：“休，我的演講還不夠好，沒有讓所有的人都犯心臟病！”1987年，他經受過一次小小的中風。休和多蘿西不必獨自待在帕克里奇。我們希望他們待在我們身邊，他們也盼望著搬過來，主要是為了離惟一的外孫女近一些。不過，搬家對他們來說仍然是一次大的調整過程。 我放棄競選，希拉里感到高興，因為她不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認為民主黨不大可能贏得1988年的大選。她覺得“里根革命”的時代還沒有結束，雖然發生了伊朗門事件，但她仍相信喬治，布什將以溫和版的里根形象贏得選舉。四年之后，布什總統的支持率超過70％，民主黨獲勝的前景比四年前要黯淡得多，希拉里卻鼓勵我參選。不出所料，兩次她都是對的。我宣布放棄競選的決定之后，感覺仿佛從肩上卸下了全世界的重擔。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父親、丈夫和州長，自由自在地為解決全國性的問題而呼吁和努力，無須考慮迫在眉睫的抱負。 7月，希拉里、切爾西和我一起去密歇根州特拉弗斯城參加全國州長夏季會議，完成我為期一年的主席使命。我的繼任者是新罕布什爾州州長約翰·蘇努努，他許諾要繼續進行福利改革，我和他的關系也很好。會議休會之后，民主黨的州長們去了麥基諾島，在那里，吉姆·布蘭查德州長把我們召集在一起，與所有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見面，包括艾爾，戈爾參議員、保羅·西蒙參議員、喬·拜登參議員、迪克·格普哈特眾議員、杰西·杰克遜牧師、亞利桑那州前州長布魯斯，巴比特和邁克·杜卡基斯州長。我覺得我們的候選人都很出色，但我最看好杜卡基斯。馬薩諸塞州在他的管理下，擁有成功的高科技經濟和平衡的預算，在教育和福利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進步。他是作為一個“新民主黨人”在管理他的州，他也有過因遭受負面攻擊輸掉選舉隨后又成功當選的經歷。盡管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馬薩諸塞州有自由主義傾向，但我認為，我們仍然可以推舉他，因為他是一位成功的州長，能夠避免前幾次大選中對我們造成致命打擊的錯誤。何況，我們也是朋友。邁克聽說我不參選時，舒了一口氣，他提前送我一份生日禮物，是一件T恤衫，上面印著“快樂的41歲。克林頓1996年當選。那時你才49歲！” 見面結束之后，吉姆·布蘭查德州長組織了一場精彩的搖滾音樂會，匯聚了汽車城底特律60年代出名的一些藝術家，包括“四尖子”樂隊、瑪莎·里夫斯和范德拉兄弟樂隊，還有小沃克，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次中音薩克斯管演奏家，能吹出我們大多數人吹不出的高八度音。演出快結束之際，一個女青年走到我跟前，邀請我和所有樂隊成員一起演奏他們的保留曲目《在街上跳舞》。我已經三年沒有摸過薩克斯管了。“有樂譜嗎？”我問。“沒有。”她答。“什么調？”她答：“我不知道。”“我可以練習幾分鐘嗎？”回答又是：“不行。”我的回答只能是：“好吧，我來吹。”我上了舞臺。他們遞給我一個薩克斯管，馬上在喇叭口加了一個麥克風，演奏開始了。剛開始我盡可能地吹得輕一點，直到我調好音，找著調。隨后我融人了演奏，表現很不錯，我仍然留著和小沃克一起即興演奏爵士樂的照片。 9月非常忙碌。新學年即將開始，我和接替特雷爾·貝爾出任里根內閣教育部長的比爾·貝內特一同出現在全國廣播公司的“會見新聞界”節目里。我和貝內特相處得不錯，他贊同我對教育工作核定和教授在校學生基本價值觀的支持，當我說各州需要聯邦政府為孩子的早期教育提供更多的幫助時，他也沒有表示反對。當貝內特批評全國教育協會阻撓教育工作核定時，我說，我認為全國教育協會在這方面的工作越做越好，并提醒他說，另一大教師組織美國教師聯盟的領導人艾爾·尚克爾既支持教育成績責任制，也支持價值觀教育。 不幸的是，我當上總統后，與比爾·貝內特的關系趨于緊張，他開始致力于提倡德行，這成了他的工作。盡管他曾送我一本書，上面寫著“贈比爾·克林頓，明白事理的民主黨人”，但是很顯然，他逐漸認為要么是他看走了眼，要么與他贈書時相比，我已經變得完全不明事理了。 大約在我接受“會見新聞界”節目訪談前后，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喬·拜登參議員要我作證反對被里根總統提名為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羅伯特·博克法官。我知道喬要我作證是因為我是來自南方的白人州長；我曾經跟著博克學過憲法，這更是一個有利因素。在我答應之前，我閱讀了博克的大多數文章、重要的司法主張和發表的演說文本。我得出結論，博克法官不適合在最高法院任職。在長達八頁的聲明中，我說博克是我的老師，我喜歡他，奠敬他，也承認里根總統在任命官員時應該享有相當的自由度，但是我仍然認為參議院應該否決這項提名。我指出，博克自己的言論表明他是一個極端保守派，并非主流的保守主義者。除了“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他批評了最高法院幾乎所有擴展了民權范圍的主要判決。事實上，19a年，博克和威廉·倫奎斯特是僅有的建議巴里·戈德華特否決民權法案的兩名律師。作為南方人，我十分明白不要讓這些判決再生枝節、再次撕開種族傷疤的重要性。幾十年來，被提名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選當中，博克對最高法院如何保護個人權利有著最褊狹的看法，他認為“十多起”最高法院的判決應該被推翻。比如，他說已婚夫婦使用避孕用品不應被當成隱私而不受政府干涉，如同公用事業公司無權污染空氣一般。事實上，他認為公用事業公司和其他企業有權得到更多的保護，比個體公民更應遠離他所反對的政府干涉行為，他在大海灣案件中判決阿肯色州敗訴便是一個例子。然而，具體到對企業利益的保護，他卻把司法限制扔到一邊，主張采取激進行動。他甚至說聯邦法院不應該實施反托拉斯法，因為這種法律的根基是有缺陷的經濟理論。我要求參議院不要冒險，以為博克法官不會按他一貫的信仰行事，不要以為他在批準程序中做出的更加溫和的保證似乎從此便會成為他的執法原則。 我不得不提交我的證詞，而不是親自到場作證，因為聽證會推遲了，而我必須去歐洲參加一個貿易洽談會。10月底，參議院以58票對42票否決了博克的提名。我懷疑我的證詞根本沒有產生影響。里根總統隨后提名安托寧·斯卡利亞法官，他和博克同樣保守，只不過沒有同樣多的口頭和書面材料來證明這一點。他輕松過關。2000年12月，在“布什訴戈爾案”中，他簽署了最高法院的周六判決，史無前例地頒布禁令，要求停止佛羅里達州的計票。三天后，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判決喬治·B．布什選舉獲勝，理由是基于待處理的爭議選票無法按佛羅里達州的法律要求在當天午夜前計算完畢。理由當然不是這個：最高法院三天前終止了對合法選票的計票。這樣的司法激進案例恐怕連鮑勃·博克都會臉紅。 貿易洽談結束之后，希拉里與我和約翰·蘇努努、羅得島的埃德·迪普雷特州長一起到佛羅倫薩，會見我們的意大利同仁。這是希拉里和我第一次去意大利，我們愛上了佛羅倫薩、錫耶納、比薩、圣吉米亞諾和威尼斯。我對意大利北部的經濟成功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那里的人均國民收入比德國還高。這個地區的經濟如此繁榮，原因之一是小本生意人合作無間，互相分擔設備、管理和市場營銷費用，自中世紀成立行會以來，意大利北部的-rl／~幾個世紀一直遵循這一傳統。我又一次找到了可能適用于阿肯色州的經濟發展理念。回國之后，我們幫助一群失業的鐵皮工人創辦作坊，相互之間分擔成本和市場營銷花費，就像我見到的意大利皮匠和家具-r'l~所做的那樣。 10月，美國股市在一天之內暴跌500多點，這是自1929年以來一天中的最大跌幅，美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巧的是，股市收盤的時候，美國最富有的人薩姆·沃爾頓正好坐在我的辦公室里。薩姆是阿肯’色州商會的會長，該商會會員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們還有一個委婉的稱呼：“豪服俱樂部”。他們致力于提高阿肯色州的教育和經濟水平。薩姆暫時告辭去看看沃爾瑪股票的情況。他全部的財富都與這家公司息息相關。幾十年來，他一直住在同一棟房子里，開一輛老式的輕型貨車。薩姆回來之后，我問他損失了多少。“大約10億美元。”他答道。在1987年，這是一筆非常可觀的錢，即便對薩姆·沃爾頓也是如此。我問他是否擔心，他說：“明天我將飛到田納西看看剛剛開張的沃爾瑪超市。如果停車場里有很多車，我就不擔心。我的公司之所以上市，只是為了籌集更多的資金開設更多的超市，也給我們的員工提供一個人股的機會。”幾乎所有為沃爾瑪工作的人都擁有它的股份。沃爾頓與新型的企業管理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即便公司的效益不好，工人的效率不高，他們仍然堅持大幅增長薪水，堅持在公司倒閉時能夠享受“金降落傘”的待遇。新千年的頭幾年，許多股票的崩盤暴露出新一撥管理層的貪婪和腐敗，我不禁回想起1987年薩姆·沃爾頓損失了10億美元的財富。薩姆是共和黨人。我懷疑他可能從未投過我的票。我并不贊成沃爾瑪公司那時候的所有做法，也不贊成薩姆去世后該公司一些越來越常見的做法。我說過，沃爾瑪公司“購買美國”的計劃執行得不如以前好。它也被指控雇用大量的非法移民。還有就是；這家公司是反工會組織的。不過，如果我們的公司管理者都富有獻身精神，都把個人財富的漲落與員工、股民的利益綁在一起，美國的經濟將會更加繁榮。 1987年即將結束之際，我在佛羅里達州召開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做了這個十年里的第三次演講，重申我一貫的主張：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并且帶動全美國的人民與我們一起認清現實。里根總統已經許諾，要降低稅收，提高國防開支，平衡預算。前兩項承諾他都履行了，但第三項卻做不到，因為通過減稅而刺激生產和投資的經濟是很難達到收支平衡的。結果導致我們的國債激增，用于長遠發展的資金短缺，而國民收入減少了40％。我知道共和黨人對他們的成績感到驕傲，但我看這個問題的角度卻如同兩只觀看青少年跳霹靂舞的老狗。一只老狗對另一只說：“你知道，如果我們也那樣跳的話，他會把我們趕走。” 我對來佛羅里達州參加全國大會的民主黨人說：“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創建一個世界經濟新秩序，并確保美國人民在這個新秩序中的位置。”我最主要的觀點就是：“為了擁有明天，今天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我們誰都無法置身事外”。 回頭再看，我覺得我在肋年代末發表的演說很有意思，因為它們與我在1992年說的話、當上總統之后努力去做的事是如此一致。 1988年，我到過哥倫比亞特區和13個州發表演說，主題基本上一半與政治有關，一半與政策有關。大部分關于政策的演講都圍繞著教育和福利改革立法的必要性，我們希望年底國會能通過福利改革法。不過就我的未來而言，最重要的關于政治的演講題為“民主資本主義”。2月29日我在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向民主黨領袖委員會做了這個演講。從那時起，我越來越熱衷于參加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活動，因為在我看來，它是惟一致力于提出和闡明民主黨人贏得大選和正確領導國家所需新理念的團體。在威廉斯堡，我談到全球經濟參與途徑“民主化”的必要性，也就是說，所有的公民和社團都可以參與。我已經接受了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在《真正的弱者》一書中闡述的觀點：不可能按種族劃分找到各自解決積重難返的失業和貧困問題的方法。惟一的解決途徑是教育、成人教育和培訓以及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在阿肯色州，我繼續著力解決學校和監獄面臨的預算問題，推動我的“好開端、好學校、好工作”計劃，爭取通過立法促進稅收改革和游說制度改革。最終，由于州議會不愿通過這兩項提案，我便將它們留給下次選舉時投票表決。利益集團大肆采用廣告反對這兩項提案。游說制度改革獲得通過，稅收改革被否決了。 杜卡基斯州長正采取行動確保自己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在亞特蘭大召開民主黨全國大會之前兩星期，邁克請我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他和他的競選負責人告訴我，雖然在民意調查中他領先于副總統布什，但美國人民對他并不十分了解。他們認為，提名演講是一個機會，可以讓人們認識他，他的個人品質、政績和創見都決定他是總統的適合人選。因為我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也是南方人，他們希望我能做提名發言，用掉規定的全部時間，大約25分鐘。這不同于常規的做法：三個代表民主黨內不同派系的人分別做五分鐘的提名發言。沒有人仔細聽這些發言，但發言的人和他們的選民會感到高興。 這個邀請讓我感到榮幸，但同時我也很謹慎。我說過，全國大會都是鬧哄哄的碰面會，除了主旨發言和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接受提名的演講，講臺上傳來的聲音一般是背景音樂。我參加過的全國大會不少，非常清楚如果代表們和媒體沒有心理準備，大廳里的狀況又不是很有利，額外的一個冗長發言肯定會砸鍋。我對杜卡基斯的人說，我的發言不會產生積極效果，除非講話的時候把燈光調暗，杜卡基斯手下負責發言秩序的人能讓代表們保持安靜。還有，他們不能鼓掌太多，不然發言的時間會顯著加長。我對他們說，這樣做的確很麻煩，如果他們不想做的話，我可以做一個五分鐘的激動人心的演講，表示支持。 7月20日發表演講那天，我拿了一份演講稿到邁克的房間，讓他和他的手下過目。我對他們說，這份書面講稿口頭講起來要花22分鐘，如果鼓掌不太多的話，我們的時間不會超過限定的25分鐘。我又說如果他們覺得效果更好的話，我可以把講稿砍掉25％，或者50％，或者75％。一兩個小時后，我打電話問他們希望我如何講。得到的答復是一字不落。邁克希望美國人民像我一樣了解他。 那天夜里，我被介紹之后，踏著強勁的音樂走上講臺。我剛一開口，燈光就暗了下來。接下來情況越來越糟糕。我還未講完三句話，燈光又亮了起來。然后我每次提到邁克的名字時，聽眾都起哄。我立刻明白，應該丟掉講稿只講五分鐘，但是我沒有這樣做。真正的聽眾都在看電視。如果我能夠忽視大廳里分散我注意力的人和事，我還是可以讓待在家里的老百姓聽到邁克希望他們聽到的一切： 我想講一講邁克·杜卡基斯。他從底層崛起，速度如此之快，我們每個人都想了解他是什么樣的人，他當州長是什么樣子，他又能成為什么樣的總統。 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想讓你們了解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想讓你們了解為什么我認為我們應該讓邁克·杜卡基斯成為繼安德魯·杰克遜之后第一位父母為移民的美國總統。 我一一回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會場上都是說話聲，只有在我提到邁克的名字時，才會聽到歡呼。我感覺自己仿佛在推著200磅的巨石上山。后來我開玩笑說，講到十分鐘的時候，美國薩摩亞人代表團開始取笑起來，我知道我有麻煩了。 幾分鐘之后，美國廣播公司和全國廣播公司的人開始取笑我，他們播放會議大廳里聽眾心不在焉的鏡頭，問我什么時候結束演講。只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無線廣播阿從頭至尾播放了演講，沒有插入任何批評和評論。采訪大會的媒體顯然事先不知道我將講多久，或者我要做什么。另外，我這篇演講稿的寫作風格全錯了。我本想連續講講邁克的生活經歷，不會被太多的鼓掌打斷，所以我的演講聽上去像隨意的對話，“說教味”也太重。我以為可以不理睬現場的代表，只當給看電視的觀眾演講，這樣的想法真是大錯特錯了。 我也有一些精彩的話，可是，天哪，我得到的最熱烈的掌聲是在演講艱難地結束時，我說：“在結束……”這是整整32分鐘的災難。后來我對希拉里開玩笑說，我本不清楚自己的演講有多糟，直到我們走出會場，她開始走向陌生人，介紹說我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幸運的是，邁克·杜卡基斯并沒有因我的過失而受到傷害。他選擇勞埃德·本特森做競選伙伴，頗受好評；他們兩人的提名演說都非常精彩；兩位候選人離開亞特蘭大的時候，在民意測驗中遠遠領先于對手。而我卻像一具行尸走肉。 7月21日，湯姆·謝爾士在《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一篇災難性的文章，把媒體對我演講的反應歸結為：“周二，杰西·杰克遜使大廳里所有的人激動萬分；周三晚上，阿肯色的比爾·克林頓州長卻讓所有的人都變成了木頭。”他稱之為“溫迪·克林蒂演出失敗的經典”，還用令人難堪的細節描繪各大廣播公司如何想辦法用節目填補我演講的那段時間。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希拉里和我都清楚我昨天跳進了一個深淵，必須自己想辦法爬出來。我不知道怎么開始，只好自我解嘲。我在公眾場合做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那不是我表現最好的一小時。甚至那一個半小時我的表現都不是最好。”表面上我一直裝出嘻嘻哈哈、滿不在乎的樣子，心里卻告誡自己，從此能不再忽視自己對演講的直覺反應。我做到了，惟一的例外是1994年我就醫療保健問題向國會發表演說的短暫瞬間。 在我的一生中，從沒有像這次回家這么愉快。阿肯色州大多數人都是支持我的。我的一些多疑的支持者們認為我被人算計了。大多數人只是覺得我放棄了一貫的即興發揮，靈感的火花被書面演講稿束縛得死死的。羅伯特·“賽”·麥金托什，一位性格難以捉摸的黑人餐館業主，之前與我的關系時好時壞，這一次挺身而出，猛烈抨擊媒體的報道，在州議會大廈舉辦免費午餐，招待所有送來明信片或信件回擊一位在全國性媒體上批評我的人。來的人超過500位。我收到了大約700封談那次演講的信，90％持肯定態度。顯然，寫信的人都通過電臺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聽到了我的演講，丹·拉瑟至少做到了在全部轉播完我的演講之后，才開始冷嘲熱諷。 回來大概一天之后，我的朋友哈里·托馬森給我打電話，他是成功的電視節目“鉆石女郎”的制片人，撰稿人是他的妻子琳達·布拉德沃斯。哈里是丹尼·托·馬森的兄弟，在教堂合唱團里丹尼就站在我的旁邊。在我的第一個任期內，哈里回阿肯色州拍攝一部反映內戰時期的電視電影《藍與灰》，希拉里和我認識了他。哈里對我說，“劣材也成器”，但是動作得快。他建議我參加約翰尼·卡森的節目，并拿自己開涮。我尚處于驚魂未定的狀態，回答說我需要一天的時間考慮。卡森已經就我的演講發表了不少“見解”，正在興頭上。他說的比較難忘的一句話是：“演講結束，效果好得像維可牢避孕套。”不過實在沒有多少可考慮的——我的處境已經不可能再壞了。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哈里，’請他替我安排在卡森節目里露面。卡森一般不邀請政治家參加自己的節目，但是顯然，這次他破例了，因為我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攻擊目標，錯過了可惜，也因為我答應吹薩克斯管，他可以把這作為借口，表明他一直沒有打破慣例，最起碼沒有邀請過不會玩樂器的政治家。吹薩克斯管是哈里的主意，這不是他為我想到的最后一個絕妙主意。 幾天之后，我坐上了飛往加利福尼亞州的飛機，陪同我的是布魯斯·林賽和我的新聞秘書邁克·高爾丁。節目開始之前，約翰尼·卡森來我的等候室和我打招呼，他幾乎從未這么做過。我猜想他知道我將不得不承受難堪和痛苦，希望使我放松心情。按照安排，節目一開始我就上場，但是卡森的開場白便是讓觀眾們不要擔心我的出現，因為“我們在休息室里準備了大量的咖啡和舒適座位”。隨后他介紹我。接著又介紹我。接著還是介紹我。他沒完沒了地說個不停，把他的調研人員能找到的關于阿肯色州的所有情況和盤托出。我覺得他講話的時間要超過我在亞特蘭大演講的時間了。等我終于上場坐定之后，卡森取出一個巨大的沙漏，放在我邊上，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見沙子在往下漏。沙漏的下滑時間有限。效果卻非常熱鬧。讓我覺得更好笑的是，我自己也帶來了沙漏，演播室的人卻說我絕對拿不出來。卡森問我在亞特蘭大發生了什么事？我告訴他，我想幫并不擅長辭令的邁克·杜卡基斯留下一個好印象，“而且取得了完全超乎我想像的成功”。我告訴他，杜卡基斯非常喜歡我的演講，他希望我去參加共和黨的全國大會，為布什副總統做提名演講。隨后，我說我故意弄砸了演講，因為“我一直希望能以最差的面目出現在這個節目上，現在我做到了”。約翰尼問我對自己的政治前途怎么看。我面無表情地回答：“這要看今晚我參加這個節目的表現。”我們又說丁幾分鐘俏皮話，演播室里的觀眾開懷大笑，隨后約翰尼邀請我演奏薩克斯管，與多克·塞韋林森的樂隊合作。我們演奏了《夏日時光》的弱拍版，效果和之前的玩笑話一樣好。然后我坐下來欣賞下一位嘉賓的演出，他是著名的英國搖滾歌手喬·科克爾，演唱了他最新的熱門歌曲《放飛我的心》。 節目結束之后，我如釋重負，感覺效果差不多已經達到最好。哈里和琳達為我舉辦了一個晚會，邀請的客人是他們的一些朋友，包括另外兩個阿肯色人，一個是獲過奧斯卡獎的女演員瑪麗·斯滕博根，另一個是吉爾·杰拉德，因主演《巴克·羅杰斯在25世紀》而一舉成名。 我坐了一趟紅眼航班回阿肯色州。第二天，我了解到卡森的節目在全國獲得了很高的收視率，在阿肯色州的收視率更是高得驚人。一般情況下，不會有這么多阿肯色人熬夜收看電視，但是阿肯色的尊嚴岌岌可危。我走向州議會大廈的時候，家鄉的人聚集在那里為我的表現鼓掌，喝彩，擁抱我。最起碼在阿肯色州，卡森的節目已經成功地讓我擺脫了亞特蘭大的潰敗。 情況對我來說越來越好，對其他美國人也是如此。有線電視新聞網上一周剛剛把我“封為”政治大輸家，這一周卻把我評為政治贏家。湯姆·謝爾士說我已經“奇跡般地康復”，還說“看電視的觀眾喜歡這樣卷土重來的故事”。不過事情并未結束。8月，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到紐約州長島，與我們的朋友利茲·羅賓斯一起在海灘度假。我接到邀請，為在那里過夏天的藝術家與作家之間的年度慈善壘球比賽擔任裁判。我現在仍然保存著一張照片，照片上，現在擔任紐約《每日新聞》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出版人的莫特·朱克曼正在投球，而我嘴里喊著“壞球！”“好球！”當我被介紹上場的時候，廣播員開玩笑說，他希望我不會像在亞特蘭大發表演說那樣，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喊完“壞球！”“好球！”我大笑，肚子里卻在嘀咕。直到一局結束之后，我才知道觀眾的反應。一個高個男人從看臺上站起來，走到場地里，朝我走來。他說：“不要在意他的批評。其實我聽了你的演講，我非常喜歡。”他是切維·蔡斯。我一向喜歡他的電影。現在我成丁他的終身影迷。 無論是我蹩腳的演說，還是我在卡森節目里的精彩表現，都與我履行州長的職責沒有多大關系，但是這場磨難再一次提醒我，人們的看法對政治家所能取得的成就會產生很大影響。這件事也讓我學會了謙卑。我知道，聾今后的日子里，我會對身處尷尬或恥辱境地的人的心情更加敏感。我對帕姆·斯特里克蘭一我非常尊敬的《阿肯色民主黨人》的記者——承認說：“政治家偶爾被人在背后打上一拳，我不能肯定這是壞事。” 不幸的是，我的處境越來越好，邁克·杜卡基斯的處境卻不是如此。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喬治·布什發表了非常精彩的提名演說，提出一種“更友善、更溫和的”里根主義，并請我們“看我的嘴型：絕對不會增加新的稅收”。另外，副總統并沒有對邁克·杜卡基斯采取“更友善、更溫和的”態度。·李·阿特沃特和他手下的人像患了狂犬病的狗一樣緊咬住他不放，曝料說邁克不相信向國旗宣誓效忠，也不主張對罪犯實行嚴厲打擊。一群與布什陣營沒有公開聯系的“獨立”人士播放丁一條廣告，主角是一個名叫威利·霍頓的被判有罪的殺人犯，由于馬薩諸塞州實行監獄犯人出獄休假計劃，他得以獲釋。并非巧合的是，霍頓是黑人。邁克·杜卡基斯的對手正試圖給他抹黑，杜卡基斯卻沒有迅速做出強有力的反擊以自救，反而被人拍到戴著頭盔坐在坦克里的照片，看上去不像即將擔任三軍總司令的人，而像《瘋狂雜志》的艾爾弗雷德·E．紐曼。 秋天，我飛到波士頓看看我能幫什么忙。那時候，杜卡基斯在民意調查中已經遠遠落后。我請求他的競選班子進行還擊；至少告訴選民，布什所在的聯邦政府也給囚犯準假。但是他們的還擊程度根本達不到我的要求。我與競選班子負責人蘇珊·埃斯特里奇見了面，我很喜歡她，而且我認為她為杜卡基斯的問題承擔了太多的責罵，另外我還遇到了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她是喬治敦大學教授，曾在卡特的白宮班子中任職，是杜卡基斯的外交政策顧問。她思路清晰，立場強硬，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決心與她保持聯系。 在競選的最后三周里，杜卡基斯終于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他沒有重新樹立以前的“新民主黨人”形象，負面的廣告和他在辯論中不夠積極自信的表現已經徹底毀壞了這個形象。11月，布什副總統獲得54％的選票，戰勝了得票46％的杜卡基斯。杜卡基斯在阿肯色州也沒有獲勝，雖然我盡力了。他是一個好人，一位杰出的州長。他和勞埃德·本特森本可以在白宮為我們的國家盡心盡力，做出成就。但是共和黨人對他的抹黑導致了他的競選落敗。他們堅持使用有效的戰略，對此我無法譴責他們，但是我并不認為這對美國有好處。 10月，總統競選已經進入最后階段，我參與了令人激動的兩項政策的制定過程。我聯合相鄰兩州的州長——密西西比州的雷·馬布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巴迪·勒默爾——提交了一份使經濟復蘇的新提案。他們兩位都很年輕，能言善辯，都是畢業于哈佛大學的進步主義者。為了凸顯我們的決心，我們在羅斯代爾附近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游艇里簽署了一份協定。之后不久，我們一起去日本洽談貿易。另外，我們支持邦珀斯參議員和密西西比州邁克·埃斯皮眾議員為建立密西西比河下游三角洲發展委員會所做的成功努力，這個委員會致力于對河兩岸貧困縣的經濟發展進行研究和提供建議，從伊利諾伊州南部到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灣的新奧爾良，遍布著貧困縣。三角洲北部白人居住的各縣與南部居民幾乎全是黑人的各縣情況差不多同樣糟糕。我們三個州長都是三角洲委員會的成員。在一年的時間里，我們沿著密西西比河在兩岸那些年代悠久的小鎮里舉行聽證會，之后提交了一份報告，最終成立了一個專職辦公室，堅持不懈地為改善美國原住民部族領地之外全美最貧困地區的經濟和生活質量而努力。 10月13日，我應邀前往白宮參加期待已久的里根總統簽署福利改革法案的儀式。這是兩黨精誠合作的結果，是兩黨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州長們、田納西州民主黨眾議員哈羅德·福特、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眾議員卡羅爾·坎貝爾·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丹·羅斯滕科斯基和比其他人更了解福利發展史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帕特·莫尼漢，還有白宮的全體工作人員。國會、白宮與州長們攜手合作的方式不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我萬分感激。哈羅德·福特甚至邀請特拉華州的共和黨人州長邁克·卡斯爾和我參加他的下設委員會，修改完善這個法案，以便形成提交投票的最終版本。我希望，并且相信這項立法將幫助更多的人擺脫對福利的依賴并開始工作，同時也向他們的孩子提供更多的資助。 我也高興地看到里根總統卸任之際還有積極的作為。白宮首肯的伊朗門非法事件對他的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打擊，如果民主黨人的強硬趕得上紐特·金里奇一半的話，里根總統很有可能遭到彈劾。盡管我與里根在許多政見上有分歧，我還是很喜歡他這個人，’在白宮招待州長的晚宴上，我與他同在一桌，1988年他最后一次對我們發表演說之后，幾個州長與他一起共進午餐，在這些場合聽他講故事很有意思。對我來說，里根多少是個謎一樣的人物，讓人感覺既友好又有距離。我不能確定，他究竟知道多少他的最嚴苛的政策對人產生的后果，還有，他究竟是利用了鐵桿右派分子還是被他們所利用；寫他的書沒有給出確定的答案，因為他得了老年癡呆癥，我們也許永遠都不可能知道這些答案。無論如何，與他的電影比起來，他的個人經歷更有趣更神秘。 1988年的最后三個月，我一直為接下來的議會例會做準備。10月底，我發布了一本70頁的小冊子《推動阿肯色州進人世紀》，概要介紹我將在1月提交給議會的提案。它凝結了350多位公民和官員的心血，他們是各個對付最緊迫挑戰的委員會和理事會的成員，他們的忠告和建議累積成這本小冊子。其中充滿了具體的創見，包括成立學校診所對付少年妊娠問題，通過學校為沒有買保險的孩子提供醫療保健，父母和學生都有權利選擇本地區之外的公立學校，把“學前兒童家庭教育項目”擴展到全部75個縣，每所學校每年都必須交納一份成績報告單，與本校以前和本州其他學校的教育成績相比較，明文規定州政府有權接管教育水平退步的學區，大力擴展成人讀寫教育項目，把阿肯色州建設成為全美第一個“消除工作年齡文盲公民”的州。 讀寫教育提案以及變文盲之恥辱為挑戰的前景令我尤感興奮。去年秋天，希拉里和我去切爾西所在學校參加家長教師協會，一個男人走過來對我說，他看到我在電視上談論讀寫教育。他告訴我，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從未學會閱讀。隨后他問我能否安排他參加讀寫教育班，但不要告訴他的老板。碰巧我認識他的老板，相信他一定為這個員工感到驕傲，但是這個員工很擔心，所以我的辦公室安排他加入了一個閱讀班，但沒有告訴他的老板。這件事情發生后，我開始強調讀寫不過關并不是羞恥之事，但是如果不去克服，那便是真正的羞恥。 盡管這個項目力度很大，還增加了一些具體措施，它的中心主題仍然是我過去六年來苦心研究的東西：“要么我們在人力資本上增加投入，增強人民相互合作的能力，要么我們走向長期的衰退。”過去我們大力宣傳阿肯色是一個人民勤勞、工資很低、稅收不高、風景美麗的州，面對全球經濟的嶄新現實，這個戰略在十年前就已經失去了意義。我們必須努力改變這個戰略。 這一年余下的時間里，我都在全州各地發表演說推銷這個項目，1989年1月9日，我向議會提交了相關議案。在演說中，我介紹了支持這個項目的阿肯色人以及籌集資金必須征收的稅收項目，支持的人有：一個學校董事會主席，他從未投票支持我，卻贊成教育改革項目；一個拿救濟金的母親，她參加了我們的工作項目，完成高中課程之后，開始上力學，還得到了一份工作；一個二戰老兵，剛剛學會閱讀；阿什當新開張的資產達5億美元的尼庫薩造紙廠經理，他對議員們說，他的工人必須得到更好的教育，因為“我們的生產計劃要求工人懂統計學，許多人根本不懂”。 我指出我們可以承受提高稅收的壓力。我們的失業率仍然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已經從六年前的10．6％下降到了6．8％。我們的人均收入排在第46位，但在州和地方人均稅收方面，則排名第43位。 演說結束之際，我指出幾天前，我的朋友，也是這個項目的堅定支持者，眾議員約翰·保羅·卡普斯在媒體上說，人們“對比爾·克林頓老調重彈逐漸感到厭煩和惡心”。我對議會說，我相信許多人對我總強調同一件事情感到厭煩，但是“政治責任感的本質便是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全神貫注于重要的事務，直到找到解決的辦法為止”。我說，“當我們州的失業率降到全國平均水平以下，個人收入升至全國平均水平以上時……當沒有哪家公司認為我們無法承受世界新經濟的挑戰而對我們不予考慮時……當我們州沒有青年人必須背井離鄉才能找到好工作時……”我將談 蒂娜·特納來小石城開演唱會時，我獲得了一些“老調重彈”的靈感。蒂娜唱完全部新歌之后，最后唱了一首她第一次進排行榜前十名的歌（自豪的瑪麗》。樂隊剛剛奏響前奏，觀眾席就沸騰了。蒂娜走到麥克風跟前，微笑著說：“大家知道，25年來我一直在唱這首歌。但每一次都唱得比先前好。” 我也希望我的“老歌”仍然受到歡迎，但是有跡象表明約翰·保羅·卡普斯的話是對的，阿肯色人，包括議員們，對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督促逐漸感到厭煩。議會通過了我提出的大多數具體議案，但不同意提高稅收以籌集醫療保健和教育所需的更為高昂的費用，其中包括再次給教師大幅度提高工資，將三歲和四歲的孩子納入兒童早期教育項目。1月初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大部分選民支持增加對教育的投入，我的受歡迎程度也領先于其他可能在1990年競選州長的人，但是它也顯示一半接受調查的人希望換州長。 與此同時，我最重要的伙伴也開始感到厭煩，希望能對付其他的挑戰，包括精力旺盛的阿肯色州民主黨主席利博·卡萊爾，他是一位商人，是我說服他擔任這個職位的，我告訴他，每周只需花半天時間。后來他開玩笑說，我說的一定是他可以留給自己生意的時間。 幸運的是，有天賦的新人仍然愿意出任公職。我做的一個最好也是最有爭議的決定就是任命喬伊斯林·埃爾德斯博士為衛生部長。我對埃爾德斯博士說，我想就減少少年妊娠做點事情，在阿肯色州，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她建議在學校設立診所，如果當地學校理事會同意的話，將提供性教育，提倡節欲和安全性行為，我表示支持。當時已經有幾家這樣的診所，在降低婚外生育方面很受歡迎，也很有成效。 我們的措施招致了基要主義者的強烈反對，他們主張采取“就說不行”的政策。在他們看來，埃爾德斯博士主張人工流產為合法，這已經是很過分了。現在他們聲稱，我們試圖在學校設立診所，將導致大群的青年人發生性行為，而在喬伊斯林沒有推廣診所之前，他們甚至不會想到發生性行為。我懷疑欲火中燒的青少年在汽車后座發生性行為時，腦海里是否會閃過埃爾德斯博士和她的主張。這場戰斗是值得的。 我當上總統之后，任命喬伊斯林·埃爾德斯博士為衛生局長，她很受公共衛生團體的歡迎，因為她一貫愿意為健全的——也許很有爭議的——衛生政策挺身而出。1994年12月，我們在國會中期選舉中慘敗給共和黨右派，埃爾德斯博士建議教孩子們手淫，認為這也許是減少少年妊娠的好辦法，她成了頭條新聞。當時，我使出全力穩住易受驚嚇的民主黨國會議員對我的支持，下定決心斗爭到底，否決共和黨人提出的削減教育、醫療保健和環保支出的偏激議案。現在，我面臨這樣一種可能性：金里奇及其同黨對我們冷嘲熱諷，以便轉移公眾和媒體對他們削減預算的關注。在其他時候，我們也許可以承受這樣的壓力，但是我已經讓民主黨背上了過重的負擔：備受爭議的預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醫療保健努力的失敗，還有布雷迪法案和進攻性武器禁令，這被全國來復槍協會加以利用，使民主黨失去了在眾議院中大約12個席位。我決定請埃爾德斯博士辭職。我討厭這樣做，因為她正直、能干、勇敢，但是我們對政治風波已經表現得過于麻木不仁，影響已經延續幾個總統任期。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原諒我。在擔任我任命的兩個職務期間，她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1989年，我損失了一個最重要的幕僚，貝琪·賴特。8月初，她宣布要請假休息幾個星期。我請財政和管理局局長吉姆·普萊杰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暫時給貝琪代班。貝琪的聲明引起了很多流言和揣測，因為人人都知道是她把州長辦公室管理得井井有條，對州政府中發生的一切都了然于胸。 《阿肯色報》尖酸刻薄的專欄作家約翰·布魯梅特寫了一篇文章，預測我們的試驗性“分居”是否會導致“離婚”。他認為不會，因為我們對彼此都很重要。事實的確如此，但是貝琪需要離開。自從我1980年競選失利以來，她一直鞍前馬后，非常勞累，現在已經力不從心了。我們都是工作狂，疲憊不堪的時候脾氣越發暴躁。1989年，我們力圖在困難的處境中完成很多工作，經常把受挫的怨氣發泄到對方身上。年底，經過十年的無私奉獻之后，貝琪正式辭去辦公室主任的職務。1990年初，我任命退休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史密斯堡前警察局長亨利·奧利弗為貝琪的繼任者。亨利并不想干，但他是我的朋友，相信我們努力去做的一切，所以他整整為我工作了一年。 1992年的競選活動中，貝琪回來幫助我抵擋對我政績和私生活的攻擊。我當上總統之后，她在安妮·韋克斯勒的游說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隨后回到阿肯色州住在歐扎克。大多數阿肯色人永遠都不會了解貝琪在幫助他們擁有更好的學校、更多的工作和高效守信的政府中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但是他們應當了解。沒有她，我在當州長期間取得的許多成就是不可能變成現實的。沒有她，我不可能挺過阿肯色州的政治“戰亂”，成為美國總統。 8月初，布什總統宣布他將邀請全國的州長們參加下個月舉行的教育峰會。9月27日和28日，我們在夏洛茨維爾的弗吉尼亞大學開會。許多民主黨州長對會議抱著懷疑的態度，因為總統和他的教育部長勞羅·卡瓦佐斯已經聲明，這次會議不是聯邦將大量增加教育投入的前奏。我也持懷疑態度，但對會議的前景還是感到興奮：峰會可以為教育改革接下來的步驟制定一個路線圖，正如1983年《危機中的國家》所做的那樣。我相信總統對教育改革的關注是真誠的，我也贊同他的看法：即便沒有聯邦追加的經費，我們也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布什政府支持給予父母和學生挑選非指定的公立學校的權利。繼明尼蘇達州之后，阿肯色州成為第二個批準這項提案的州，我希望其他48個州也能批準。我也相信，如果峰會能形成適當的報告，州長們可以借此提高民眾對增加教育投入的支持度。如果民眾了解帶來的好處，他們對增加稅收的反感就會降低。我和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卡羅爾，坎貝爾共同擔任州長教育特別工作組的組長，希望能促使民主黨內達成共識，與共和黨人一起就峰會的成果擬訂一份聲明。 布什總統在峰會開幕式上的發言簡潔有力。隨后，我們沿著中心草坪漫步，讓記者拍攝刊登在晚報和晨報上的照片，然后開始工作。總統和夫人舉辦晚宴招待我們。希拉里坐在總統那一桌，和總統就美國嬰兒死亡率有多高爭論起來。她說有18個國家兩歲以前的嬰兒存活率比美國高，總統不信。她提出愿意為他找證據，總統說他自己來。他說到做到，第二天他遞給我一張寫給希拉里的短箋，上面說希拉里是對的。這個得體的舉動使我記起了六年前在肯納邦克波特，他親自領著三歲的切爾西去洗手間。 卡羅爾·坎貝爾被叫回州里處理一件緊急事務，剩下我和全國州長協會主席，艾奧瓦州的共和黨州長特里·布蘭斯塔德一起擬訂峰會聲明的細節，另外還有協會分管教育的工作人員邁克·科恩和我的助手格洛麗亞·凱布眾議員。忙到午夜過后，我們幾個人才仔細推敲出一個聲明，表明各州州長和白宮將努力在2000年之前實現一系列具體的教育目標。與過去十年的教育標準運動不同，這些目標將注重產出，而不是投入，使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取得一定的成果。我認為，除非我們大膽表明推行教育改革新舉措的決心，否則我們離開夏洛茨維爾的時候，會顯得愚蠢可笑。 從一開始，大多數州長都贊成這次峰會的目標，都認為峰會應該成為某一項大事業的開端，總統的一些手下卻不那么確信。他們擔心總統不得不全力以赴實行某一重大舉措，有可能導致對新的聯邦資金的期望值升高，從而惹上麻煩。鑒于赤字和總統“不增加稅收”的許諾，這樣的牌是不會出的。最后，多虧了當時的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蘇努努，總統的人終于回心轉意。蘇努努對白宮的同事說，州長們是不可能空手而歸的，我也許諾說服州長們減輕公眾要求聯邦增加投入的壓力。峰會最后的宣言是這樣說的：“時機已到，我們應該樹立明確的全國性教育質量目標，加強我們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這在美國歷史上是頭一遭。” 峰會結束之際，布什總統親筆寫了一封非常友好的短箋交給我，感謝我能夠與他的下屬在峰會上通力合作，并說在1990年中期選舉即將到來之際，他希望教育改革能得到“各方的一致認可”。我也希望如此。州長教育委員會立即開始制定目標，合作者是白宮國內政策顧問羅杰·波特，他比我晚一年作為羅茲學者前往牛津大學學習。在接下來的四個月里，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趕在總統發布國情咨文之前與白宮達成協議。 1990年1月底，我們一致同意2000年應該達到六大目標： 到2000年，美國所有孩子開始上學時，都將做好學習的準備。 到2000年，高中畢業率將提高到至少90％。 到2000年，美國學生結束四年級、八年級和十二年級的學業時，將在英語、數學、科學、歷史和地理這些挑戰性的課程中積累一定的知識；美國每一所學校都將確保所有學生學會正確的思維方式，以便為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繼續學習乃至在現代經濟中成為創造價值的員工做好準備。 到2000年，美國學生在科學和數學方面領先于全世界其他國家。 到2000年，美國的成年人都具有讀寫能力，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能，能夠參與全球經濟競爭，行使公民權利，履行公民責任。 到2000年，美國每一所學校將消除毒品與暴力，形成一個遵紀守法的、有利于學習的環境。 1月31日，我坐在眾議院的樓座上，聽布什總統宣布上述目標，他說這些是白宮和州長教育特別工作組共同努力的成果，并將作為一份更詳細的目標宣言的一部分，下個月提交給州長大會冬季會議。 2月底，州長們通過的此項議案堪稱《危機中的國家》的姊妹篇。這里邊有我的一份功勞，我感到自豪，我的州長同仁表現出的學識和獻身精神令我印象深刻，同時我也感激總統、約翰·蘇努努和羅杰·波特。在接下來的11年里，我作為州長和總統，想盡辦法努力實現這些全國性的教育目標。我們把標桿定得高。如果標桿定得高，你要努力去夠的話，即便夠不著，你伸手可及的地方也遠遠高于你的出發點。 1989年的最后幾個月里，我一直思考未來的打算。我有充足的理由不再尋求第四次連任州長。我對自己無力籌集改善教育、兒童早期教育和醫療保健所需的資金感到失望。十年了，我可以停下腳步，回顧十年來克服困難取得的成就，至于1992年是否競選總統則暫且未定。還有，如果我再競選州長的話，也未必能贏。我當州長的時間僅次于奧瓦爾·福伯斯。而且民意測驗顯示，許多人希望有一個新州長。 另一方面，我熱衷于政治和政策。我不愿意卸任時嘴里仍然殘留著1989年籌資失敗的苦澀。我還擁有一個能干、有活力、非常正直的團隊。擔任州長的這些年里，只有兩次有人企圖對我行賄，希望我做出某一特定的決策。一家公司想贏得給監獄系統提供醫療服務的競標，便托第三方提出送給我相當多的一筆錢。我把這家公司從投標名單里刪除了。一個縣的法官請我接見一位老人，后者希望自己的侄子能獲得赦免。老人已經數十年沒有與州政府打交道了，當他提出送給我一萬美元時，顯然以為這是他必須做的事情。我對老人說，他很幸運，因為我耳背，不然的話他可能涉嫌犯罪。我建議他回家把錢捐給教堂或慈善機構，并答應我將仔細察看他侄子的案子。 大多數日子里，我依舊盼望著去履行州長的職責，如果有一天卸任了，天知道我會做什么。10月底，我和往年一樣出席州博覽會。那一年，我在一個售貨棚里坐了好幾個小時，與前來看我的人交談。快下班時，一個穿工裝褲、65歲左右的男人過來看我。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給我很大的啟發。“比爾，你會再競選州長嗎？”他問。“我不知道。”我答道，“如果會的話，你愿意投我的票嗎？”“我想會的。我一直都投你的票。”他答道。“這么多年了，你對我感到慶煩嗎？”我又問。他微笑著說：“沒有，我沒有，但我認識的其他人都煩你了。”我輕聲笑著說：“他們不認為我的工作很出色嗎？”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他們當然認為你干得很出色，但是你每兩周拿一次薪金，不是嗎？”這是克林頓又一政治法則的一個典型事例：所有的選舉關注的是未來。我理所當然地應該干好工作，正如所有靠工作維持生活的人一樣。良好的政績是很有用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你再次當選的話，它們可以作為證據，證明你能夠說到做到。 11月，柏林墻，冷戰的象征，倒了。和所有的美國人一樣，看到德國青年扒倒柏林墻，并把厚重的磚塊帶回家留作紀念，我為他們的行為喝彩。反共產主義擴張的努力長期以來一直陷入僵局，現在卻以自由的勝利而告終，這必須感謝處于前線、團結一致的北約國家，也要感謝自哈里·杜魯門到喬治·布什的美國領導人的堅持不懈。我回想起大概20年前，我曾到過莫斯科，俄羅斯青年對來自西方的信息和音樂如此喜愛，對西方代表的自由如此渴望。之后不久，我收到了老朋友戴維·伊弗希恩送的兩塊柏林墻的磚頭，在11月9日那個重大的夜晚，他就在柏林，和德國人一起鑿開柏林墻的磚頭。戴維過去是越南戰爭的激烈反對者，他的言行曾被公眾看在眼里。柏林墻倒下的時刻，他的歡欣鼓舞象征著所有美國人在后冷戰時代所看到的希望。 12月，我相交多年的牧師和精神導師W．0．沃特最終沒能戰勝癌癥。幾年前，他從以馬內利浸禮會退休，接替他的是布賴恩·哈伯博士，一位非常優秀的牧師，代表著越來越少的崇尚進步的南方浸禮會教友廠-我是他們中的一員。退休后，沃特博士仍然發揮余熱，直到病魔令他身體越來越弱，無法旅行和演講。幾年前，他到州長官邸來看我。他說想告訴我三件事。第一，他說他知道我雖然一直支持施行死刑，但很關注死刑的道德問題。他說，《圣經》上“不可殺人”的戒律與合法的執行死刑并不相悖，因為這個詞的希臘語詞根并不包括所有的殺人行為。他說，這條戒律的字面意思是“不可謀殺”。第二，他說我因支持人工流產而受到基要主義者的攻擊，他很關注。他希望我了解，雖然他認為墮胎一般來說是錯誤的，但《圣經》并沒有加以譴責，也沒有規定生命始于受孕，而是始于生命的“氣息注入”嬰兒，始于它從母體取出后屁股上挨了輕輕的一巴掌。我問他，如何理解《圣經》上關于我們尚在母親子宮時上帝就已了解我們這樣的話。他回答說，這句話僅僅講的是上帝無所不知；不妨這樣說，早在母親受孕之前，早在我們家族有人降生之前，上帝就已經了解我們了。 沃特說的最后一件事嚇了我一跳。他說：“比爾，我覺得有一天你會當上總統。我覺得你會干得很出色的，但是你必須記住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支持以色列的話，上帝是不會寬恕你的。”他認為按上帝的意愿，猶太人應該回到圣地巴勒斯坦。他也同意巴勒斯坦人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看法，但他說要解決巴勒斯坦人的問題，必須給予以色列人和平和安寧。 12月中旬，我去拜訪沃特博士。他很消瘦，身體虛弱，連臥室都不能出。他請我把他的圣誕樹搬到他的臥室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然能夠欣賞它。沃特博士在一個非常合適的日子——圣誕節——去世。他是耶穌最忠誠的信徒。他也是我最忠誠的牧師和顧問。現在，我必須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探索他為我預測的道路，探索我靈魂深處的危險溝壑。 25 我還在就是否參選猶豫不決的時候，州長競選開始呈現出一場大混戰的架勢，無論我是否參選，情形都是如此。多年來積聚的野心如今暴露無疑。在民主黨方面，吉姆·蓋伊·塔克、州檢察長史蒂夫·克拉克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祖父曾當過州長的湯姆·麥克霄都宜布參選。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有著很好的理念和支持改革與進步的履歷。共和黨方面的競爭更為有趣。參與其中的有兩位實力強大的前民主黨人：不喜歡華盛頓的托米，羅賓遜眾議員，聲稱民主黨過于左傾而改換門庭的阿肯色一路易斯安那聯合天然氣公司前任董事長謝菲爾德·納爾遜。南方白人退出民主黨的話，一般都給出他所說的理由，但是發生在他身上更覺有趣，因為1980年的大選中，他曾支持特德·肯尼迪參議員，反對卡特總統。 羅賓遜、納爾遜以及他們的支持者過去都是朋友，在這次的競選中卻不遺余力地相互攻擊，爭相謾罵中傷、揭發隱私，羅賓遜指責納爾遜和同為兩人老朋友，部分擁有為阿克拉供氣的天然氣田的杰里·瓊斯是巧取豪奪的商人，榨取阿克拉地方納稅人的錢財中飽私囊，納爾遜則攻擊羅賓遜性情多變，不適合做州長。他們惟一達成共識的是我增稅太多，在教育質量改善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太少。 在民主黨方面，史蒂夫·克拉克退出了競選，剩下吉姆·蓋伊·塔克和湯姆·麥克雷，他們各自采取不同的、比共和黨人高明的伎倆阻止我參選。他們說我的政績斐然，卻已經黔驢技窮，不合時宜。當州長十年，時間夠長的了。我不可能再讓議會通過新的議案，續任四年的話，會使我對州政府方方面面的控制走向極權。麥克雷會見了選民代表中的“核心群體”，他們說希望按我制定的經濟發展道路走下去，對新領導人的新理念也表示歡迎。我覺得兩位候選人各有道理，但我不相信他們比我更能撼動那些保守的反稅收的議員們。 我最終還是無法確定自己的打算，便把3月1日作為宜布決定的最后期限。希拉里和我仔細討論了十多次。一些媒體也揣測如果我放棄的話她將參加競選。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時，我回答說她將成為一個杰出的州長，但我尚不知道她是否參選。我和她商量的時候，希拉里說如果我決定不參選的話，她會愿意出馬，但我做決定時不必考慮她的因素。她比我更早知道，我尚未做好收手的準備。 最終，一想到自己要離開為之奮斗十年的工作崗位，而且最后一年是連續的籌款失敗和無力進一步改善教育，我覺得難以承受。我從來不是輕言放棄的人，而且一旦有了這個念頭，總會有某種因素重新鼓起我的士氣。80年代中期，經濟處于低谷階段，我正著手把一種新產業引進一個失業率高達25％的縣。最后時刻，內布拉斯加州提出給該公司追加100萬美元的投入，搶走了這個項目。我備受打擊，感覺自己辜負了整個縣的民眾。我的秘書琳達·迪克遜看到我癱坐在椅子里，雙手捂著頭，她從自己桌上放著的禱告詞日歷上撕 。上面是《加拉太書》6：9中的句子：“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我又投入了工作。 2月11日，我見證了一個事件，是對恒心之力量的最好證明。那個星期天的清晨，希拉里和我把切爾西叫起床，帶她到州長官邸廚房，我們告訴她，在那里將見證她這一輩子能看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隨后我們打開電視機，觀看納爾遜·曼德拉在爭取自由的漫漫長路中最后要走的幾步。承受了27年的監獄生活和虐待之后，曼德拉最終獲得了勝利，他終結了種族隔離制度，讓自己的思維和情感擺脫了仇恨的控制，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 3月1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宣布“盡管我的內心不再有競選的激情在燃燒”，但我將爭取第五次當選，因為我希望再有一次機會，能夠完成改善教育和使經濟現代化的工作，因為我認為我將比其他候選人更勝任這個工作。我還許諾讓更多的新面孔加入州政府，盡最大力量避免權力的濫用。現在回頭想想，我能夠看出我的矛盾心理和些許的傲慢在這個聲明中有所流露，但它是我內心感受的真實表達，這是自1982年以來我有可能輸掉的第一場選舉。之后不久我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因為吉姆·蓋伊·塔克決定退出競選，轉而競選副州長，他說初選中民主黨陣營分裂的話，無論贏家是誰，只會提高共和黨在秋天的獲勝幾率。吉姆·蓋伊斷定，他可以輕而易舉地贏得副州長的競選，四年后順理成章當選州長。他幾乎是完全正確的，我如釋重負。 不過，我仍然不能對初選掉以輕心。麥克雷在競選中干勁十足，而由于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多年的出色工作，他在全州上下擁有眾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發表正式的參選聲明時，手里握著一把笤帚，說他要對州政府進行大清掃，把陳舊的理念和職業政治家趕出去。1974年我的鄰居戴維·博倫競選俄克拉何馬州州長時，笤帚戰術非常有效。我下定決心讓這個戰術這次無用武之地。格洛麗亞·凱布答應擔任競選經理，組織了一個效率極高的班子。莫里斯·史密斯籌集競選資金。我則采取了一種簡單的戰略：在工作上勝過我的對手，履行我的使命，繼續推行新的理念，包括向成績為B及B以上的高中生提供大學獎學金，提出“為未來植樹”的計劃，十年內每年再種植一千萬棵樹，為減少溫室效應產生的氣體和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貢獻我們的力量。 麥克雷被迫加大對我的批評，我想這可能讓他有些難堪，但效果還是有的。所有候選人都批評我參與全國性的政治活動。3月底，我去新奧爾良接受民主黨領袖委員會主席的任職。我堅信，委員會在福利改革、刑事司法、教育和經濟增長等方面的理念對民主黨和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所持政見在阿肯色州很受歡迎，但是我的高曝光率可能會構成競選中的不利因素，所以我盡快趕回阿肯色州。 4月，勞聯一產聯頭一次拒絕支持我。主席比爾·貝克爾從來就沒有真正喜歡過我。他認為銷售稅的提高對工人不公平，反對我所支持的以稅收鼓勵政策來為阿肯色州增加就業機會的做法，指責我一手導致了1988年稅收改革公民復決的失敗。另外，我支持向一家有勞工糾紛的企業提供30萬美元的貸款擔保，這令他非常惱火。我在勞工大會上發表演說，為增加稅收用于教育的政策辯護，并對貝克爾把稅收改革的失敗歸咎于我而表示驚異，因為我支持稅收改革，是廣大民眾否決了它。在貸款擔保的問題上，我仍然堅持我的做法，因為這樣可以拯救410個人的就業機會：那家公司把產品賣給福特汽車公司，有了這筆貸款，它可以建立起兩個月的庫存，不然福特公司將取消合同，使其破產。兩個星期之內，18個地方勞工組織不顧貝克爾的反對，對我表示支持。他們沒有落人自由派人士的經典陷阱：為求完美，舍棄良好。2000年，要不是投票支持拉爾夫·納德的人犯了同樣的錯誤，艾爾·戈爾就當選為美國總統了。 初選惟一的戲劇性事件發生在我又離開阿肯色州期間。當時我正在華盛頓代表三角洲發展委員會向國會做報告，麥克雷在州議會大廈召開記者招待會，對我的從政經歷大加批評。他以為阿肯色州的媒體都不得不聽他的一面之詞。希拉里可不這么想。頭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她，她說她可能會出席記者招待會。麥克雷在他的身邊放了一個我的紙板全身像。他攻擊我不在阿肯色州，暗示說我已經拒絕與他辯論，并采取自問自答的方式開始批評我的從政履歷。 麥克雷演講到一半，希拉里從人群中走出來，打斷了他的話。她說湯姆知道我在華盛頓宣傳三角洲委員會的提案，這些提案將給阿肯色州帶來好處。她隨后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材料，里面收集了幾年來洛克菲勒基金會報告中對我任州長期間所作所為的贊許。她說麥克雷的報告說得對，阿肯色州應該感到驕傲，因為“除了南卡羅來納州，我們的進步快于其他任何一個州，而且我們即將迎頭趕上南卡羅來納州”。 從未聽說過哪一位候選人的妻子，更不要說州第一夫人，如此對抗一個競選對手。一些人因此對希拉里進行批評，但大多數人都知道，她有權為我們共同奮斗多年取得的成就辯護，麥克雷的勢頭被遏制住了。我回州之后，對麥克雷的攻擊進行猛烈還擊，揪出他的經濟發展戰略，說他想建立“圍墻”，把阿肯色州困在里面。我獲得了55％的選票，擊敗了麥克雷和其他幾個候選人，不過湯姆在控制競選的預算方面做得非常聰明，也極大地鼓舞了共和黨人，使他看好秋天選舉的前景。 在共和黨的初選中，謝菲爾德·納爾遜戰勝了托米·羅賓遜，他許諾要針對我的“收稅投資”政策提出新舉措。這個戰略是有瑕疵的。納爾遜本該以共和黨溫和派的立場競選，稱贊我在教育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十年時間已經足夠長了——我應該被贈予一塊金表，光榮退休。他最初支持教育標準改革，也支持為此而提高銷售稅，改變立場之后，卻使我得以擺脫任期過長招人厭煩的負擔，成為惟一一個可以促使阿肯色州發生積極變化的候選人。 納爾遜反對教育計劃和稅收的競選戰略還會帶給我額外的好處：如果我獲勝，我可以對議員們說，民眾投票選我，也就是贊成更多的進步。隨著選舉日的臨近，勞聯一產聯最終表示支持我。鑒于我致力于提高教師薪水，而納爾遜許諾四年內不會提高稅收，阿肯色州教育協會主席錫德·約翰遜想與我言歸于好，繼續推行教育改革，所以協會“推舉”我。 與此同時，納爾遜更加右傾，主張降低非婚生子的福利標準，批評我否決了議會已經通過的全國來復槍協會提交的議案。這項議案禁止地方政府對輕武器或彈藥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全國來復槍協會提出這項議案，足顯其精明，因為與市議會比起來，州議員幾乎都有鄉村背景，對槍支持肯定態度，但是我認為這樣的政策不可行。如果小石城議會打算禁止使用可以穿透防彈衣的子彈，以應對越來越猖獗的黑幫活動，我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 州長辦公室的工作并沒有因為競選而受到影響。6月，我簽字同意執行19酗年以來阿肯色州的第一批死刑。約翰，斯溫德勒因殺害阿肯色州的一名警察和南卡羅來納州的兩名十來歲的年輕人而被判有罪。羅納德·吉恩·西蒙斯殺害自己的妻子、三個兒子、四個女兒、一個女婿、一個兒媳、四個孫子女和外孫子女，還有他記恨的兩個人。西蒙斯想死。斯溫德勒卻不想。他們都在6月被處決。我對他們的處決沒有任何疑慮，但我知道更撓頭的案件還在等著我們。 我還批準為幾個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囚犯減刑，以便他們有條件獲得假釋。正如我對選民所說的那樣，有了第一任期內的慘痛經驗，多年來我一直沒有批準減刑，但是監獄管委會和假釋與赦免管委會都請求我繼續批準為一些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囚犯減刑。在大多數州，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囚犯在服刑幾年之后有資格獲得假釋。而在阿肯色州，減刑必須經過州長的批準。這樣的決策既不容易，也不受歡迎，但對保持阿肯色州監獄系統的和平與秩序卻很有必要，因為這里10％的囚犯都被判處終身監禁。幸運的是，許多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囚犯不太可能再次犯罪，回歸社會之后不會殃及他人。這一次，我們與受害者的家屬廣泛展開聯系，征求他們的意見。令人驚奇的是，他們許多人都沒有反對。另外，大多數獲準減刑的囚犯年紀都很大，或者在犯罪時年齡偏小。 9月中旬，經濟發展局一個心懷不滿的前雇員首先提出了針對我的“性問題”。拉里·尼科爾斯在辦公室向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保守派人士打了120多個電話，全國的共和黨人都非常支持這個武裝。尼科爾斯的理由是：他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支持者打電話，目的是想請他們游說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支持有利于他所在機構的法案。沒有人接受他的借口，電話的事被揭穿之后，他被解雇了。尼科爾斯在州議會大廈臺階上召開了新聞發布會，指控我挪用經濟發展局的資金以與五個女人保持婚外情。新聞發布會結束沒多久，我在議會大廈停車場里泊車時，美聯社政治部的資深成員，優秀記者比爾·西蒙斯迎面扔來這枚“炸彈”，震得我目瞪口呆。西蒙斯請我解釋，我只是建議他打電話給這些女人。他這樣做了，她們都否認，這個指控基本上就此澄清。沒有一家電視臺或報紙進行報道。只有支持納爾遜的一名保守派電臺播音員談及此事，還點了其中一個女人珍妮弗·弗勞爾斯的名字。她警告說，如果他不停止的話將被告上法庭。納爾遜競選班子想給這些謠言煽風點火，可惜沒有人附和，也沒有任何證據。 競選快結束之際，納爾遜在電視上播放了一則廣告，雖有誤導性，卻也非常有效。播音員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問我將如何處理。而我自己的聲音則回答說：“先籌款再開支。”納爾遜的競選班子從我州情咨文的一段話中抽出這六個字，在那段話里，我比較了阿肯色州的預算與聯邦政府的預算。盡管華盛頓采取赤字開支政策，但當我們缺少資金的時候，我們必須“先籌款再開支，或者索性停止開支”。我也在電視上播放了一則廣告作為回應，把我本來的話與納爾遜廣告中的話做比較，并對選民說，如果他們無法相信納爾遜在競選中不對他們進行誤導，那他們同樣無法相信他能擔任州長。一兩天之后，我1257％對43％的選票再次當選。 從很多方面來講，勝利的滋味是甜蜜的。民眾已經決定讓我擔任14年州長，比歷史上任何一位阿肯色州州長在任時間都要長。這也是頭一次我在錫巴斯琴縣獲得大多數選票，那時候它仍是全州最鐵桿的支持共和黨的大縣。在史密斯堡進行競選活動時，我許諾說，如果我在這里獲勝的話，希拉里和我將沿著這個鎮的主干道加里森大道跳舞。選舉過后幾天的夜里，我們與幾百名支持者一起，兌現了我們的諾言。天很冷，還下著雨，不過我們不斷地跳著舞，每一分鐘都覺得很快樂。為了在這里取得大選的勝利，我們已經等了16年了。 大選中惟一陰暗的時刻純粹屬于個人生活。8月，母親的醫生在她右邊的乳房里發現了一個腫塊。48小時之后，迪克、羅杰和我守在醫院里，母親乳房的腫塊被切除了。手術之后，她恢復了往日的活力，立即投入了競選活動，盡管等待她的還有幾個月的化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她胳膊上的27處硬結腫，但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我。事實上，直到1993年她才告訴我病情有多嚴重。 12月，我繼續履行我在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職責，在奧斯汀成立了得克薩斯州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總部。在演說中，我指出，與自由派批評者所說的相反，我們是優秀的民主黨人。我們主張讓每個美國人都切切實實感受到美國夢的存在。。我們篤信政府的功能，雖然對現狀并不滿意。我們認為政府在關乎“昨天和今天”的事務方面——債務利息、國防、衛生保健上的重復投資——投人太多，對關乎“明天”的問題——教育、環保、研究與發展、基礎設施——投人太少。我強調，民主黨領袖委員會堅持推行現代化的、主流的綱領：機會而非官僚機構的擴展；公立學校和兒童護理中的選擇權；對窮人負責并幫助他們自立自強；徹底改造政府，摒除工業化時期自上而下的官僚政治，創造一個更精干、更富彈性、更具創造力的政府模式，符合現代全球經濟的需要。 我試圖為民主黨打造一個面向全國的綱領性文件，一些人因此揣測我可能會參加1992年的總統競選。在剛剛結束的阿肯色州大選牛，我在不止一個場合說過，如果當選的話，我將干完整個任期。我就是這么想的。我對即將到來的議會例會非常期待。盡管我強烈反對布什總統的一些決策，比如否決布雷迪法案和家庭與醫療休假法案，我仍舊很喜歡他，和白宮的關系很融洽。另外，想在競選中擊敗他談何容易。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美國正在為海灣戰爭大肆做輿論宣傳，兩個月內，布什總統的聲望將達到頂點。 1991年1月15日上午，十歲的切爾西為我舉著《圣經》，我在小石城舉行了最后一次宣誓就職儀式。按照慣例，我在州眾議院擁擠的議事廳里發表了非正式的演說，然后中午時分，又在公眾儀式上做了更加正式的演講，由于天氣惡劣，公眾儀式在州議會大廈的圓形大廳里舉行。新的議會里有著比以往更多的婦女和黑人。眾議院議長約翰·利普頓和參議院臨時議長杰里·布考特都是進步主義者，是我的熱忱支持者。吉姆·蓋伊·塔克是副州長，也許是有史以來最有能力的副州長，多年來頭一次，我們為著共同的目標一起奮斗，而不是背道而馳、沖突不斷。 我把就職演說獻給在波斯灣服役的阿肯色籍男男女女，強調在小馬丁·路德，金的生日這天，我們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這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因為“我們必須手挽手共同走向未來，否則，我們能夠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隨后我概要描述了至今我所提過的最為宏偉的計劃，涉及教育、醫療保健、公路建設和環保。 教育方面，我主張大量增加以下項目：成人讀寫教育和培訓項目，面向不上大學的青年人的學徒項目，面向學過必修課程、平均得分為B、不吸毒的中產階級和低收人家庭孩子的大學獎學金，面向貧困孩子的學前教育項目，為數學和科學專業學生成立的寄宿制高中，把14所年代很久的技校改成兩年制學院，在兩年內為教師加薪4000美元。為此我要求議會將銷售稅提高5美分，將公司收入稅提半個百分點。 我的一攬子計劃中還有幾項改革措施，包括為懷孕婦女和孩子購買健康保險，把25萬納稅人（超過總納稅人數的25％）從州所得稅清單中去掉，對75％的納稅人實行所得稅抵免以補償銷售稅的提高。 在接下來的68天里，我開始做工作確保這項計劃能順利通過，采取的方式多種多樣：把議員們請到我的辦公室；參加他們的委員會聽證會，從私人的立場為法案辯護；夜間活動時或清晨在議會大廈自助餐廳里把他們堵住不放；與他們一起在議事廳外或衣帽間里閑聊；很晚給他們打電話；把反對方的議員和他們的游說人士叫到一起仔細研究折中方案。議會例會結束之時，我的全部計劃都獲得通過。稅收提案在參眾兩院獲得了介于76％和100％之間的票，其中包括占多數的共和黨議員的投票。 阿肯色州最有聲望、最機敏的專欄作家歐內斯特·杜馬說：“就教育而言，這是阿肯色州歷史上最有收獲的議會例會之一，也不妨說是最有收獲的。”杜馬著重提到，我們還通過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公路項目，極大地擴展了針對貧困家庭的醫療保健服務，通過了督促回收利用和減少固體廢物的提案，“削弱污染工業對州污染治理機構的控制”，使環境得到改善，拒斥一些宗教狂熱者的壓力，為貧困社區的學校開設醫療診所。 議會在學校診所這個問題上的爭論最為激烈。我贊成如果當地學校理事會同意的話，允許診所派發保險套。參議院也持這個立場。保守一點的眾議院堅決反對使用保險套。最后議會接受了戴維·普賴爾眾議員的折中方案，2002年，普賴爾成為來自阿肯色州的國會新參議員。他的折中方案是這樣的：不允許從州財政支出購買保險套的費用，但是如果有其他資金來源的話，可以派發保險套。《阿肯色報》詼諧的專欄作家鮑勃·蘭開斯特寫了一篇極其可笑的文章，記敘了“保險套議會”的斗爭過程。他懷著對荷馬的歉意，把這個過程稱為“特洛伊戰爭”。 議會還通過了全國來復槍協會的提案，禁止城市和縣頒布槍支控制法令，與我在1989年否決的議案一模一樣。南方沒有哪一個州的議會能對全國來復槍協會說“不”。即便在自由派居多的參議院，這個法案也以26票對7票獲得通過。最起碼我使得參議院很晚才通過這個法案，這樣我可以等議員回家之后再否決，不給他們推翻這項否決的機會。這個提案送到我辦公室之后，我與全國來復槍協會的一個年輕說客有一場精彩的交鋒，他專程從華盛頓趕來謀求通過法案。他個子很高，穿戴講究，說話帶著清晰的新英格蘭口音。一天，我正穿過圓形大廳從議會大廈的眾議院走到參議院去，他攔住了我。“州長，州長，您為何不讓這個法案無需您的簽名直接變成法律呢？”我第無數次開始解釋不支持這項法案的原因。他脫口而出：“聽著，州長，明年您將競選總統，如果您否決這項法案的話，一旦競選總統，我們將在得克薩斯州讓您一敗涂地。”我沒有猛烈還擊，我意識到我已經變得成熟穩重，更加老練。我反倒微笑著，對他說：“你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喜歡這個法案。你知道槍支控制在阿肯色州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問題。你只需在華盛頓花哨的辦公室墻上掛一張表，最上方是這個法案，所有的州都列在下方。你根本不在乎這個法案的價值。你只想在表上阿肯色州旁打個勾。所以你只管拿好你的槍，我也會擁有我的槍。我們都備好馬，得克薩斯見。”議會散會之后，我立即否決了法案。之后不久，全國來復槍協會開始在電視上播放攻擊我的廣告。直到我開始把這件事寫成文字，我才意識到在與全國來復槍協會說客的唇槍舌劍中，我已經承認正考慮競選總統。當時，我并不認為我有任何機會競選總統。我只是不喜歡受人威脅。 議會散會之后，亨利·奧利弗告訴我說他必須離職了。我不愿意失去他，不過他有著數十年令他自豪的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在聯邦調查局、地方和州政府里工作的經歷，完全有資格退休回家。卡羅爾·拉斯科和格洛麗亞·凱布暫時接管他的工作。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盡力確保我們龐大的議會法案得到貫徹執行，并代表民主黨領袖委員會到全國各地考察。因為我試圖證明我們如何能重新贏得“20年前成群結隊離開民主黨”的“主流中產階級”選民，媒體不停地揣測我將參加1992年的總統大選。在4月的一次采訪中，我就此開起了玩笑，說：“只要還沒有人競選，任何人都可以，這也是好事。這會讓我母親感到高興，她可以在報紙上讀到我的名字。” 我仍然不認為自己能夠或應該參選，而在海灣戰爭的余暉中，布什總統的民意支持率仍然高于70％，不過，此時我開始覺得，受到民主黨傳統基礎和搖擺選民支持的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成員也許有參選獲勝的機會，因為美國存在華盛頓尚未顧及的嚴重問題。總統和他的團隊似乎決心借著海灣戰爭的翅膀飛向勝利的終點。無論是在阿肯色州，還是旅行到全國各地，我的所見所聞已經足夠豐富，我知道美國在接下來的四年里不可能一帆風順。1991年，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個問題。 4月，我到洛杉磯參加“教育優先”協會的午餐會并發表演講，這是一個致力于改善公眾教育的市民組織。西德尼·普瓦捷把我介紹給大家之后，我講述了最近在加利福尼亞州發生的三件與教育有關的事件，從中可以看出美國未來的希望與隱患。我是在一年多前看到希望的，當時我在洛杉磯的加州州立大學給一群祖籍為1X個其他國家的學生演講。學生文化背景的多元化是一個吉祥的預兆，說明我們將有能力與全球其他國家和民族競爭，并建立良好關系。當希拉里和我看望洛杉磯東部的六年級學生時，隱患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是了不起的孩子，有著遠大的理想和對正常生活的深切渴望。他們告訴我，他們最大的恐懼是在上學和放學的路上被子彈擊中。他們還說，他們經常練習蜷伏在課桌底下以躲避飛車上掃來的子彈。孩子們的第二大恐懼是一到13歲，他們必須參加黑幫，吸食強效純可卡因，不然會被同齡人狠狠毆打。與這些孩子的接觸令我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他們應該獲得更好的學習條件。 還有一次，我去加利福尼亞與參加商業圓桌會議的人探討教育問題，一家電話公司的總裁對我說，該公司70％的應征者錄用考試都不及格，盡管他們都是高中畢業生。我問當時在座的人，如果兒童時代充滿了危險，如果學校教育達不到要求，剛剛取得海灣戰爭勝利的美國如何能有希望領導后冷戰時期的世界。 當然，說美國有問題是一回事，說聯邦政府應該如何做是另一回事，在里根和布什執政的日子里，美國公民已經習慣性地認為聯邦政府是問題的根源，提供不了解決問題的辦法，要讓他們聽得進我們的話，如何說更顯重要。宣揚這個理念是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使命。 5月初，我去克利夫蘭主持民主黨領袖委員會大會。一年前，在新奧爾良，我們發布了《原則宣言》，試圖跨越華盛頓陳腐的兩黨紛爭，創造一場充滿活力而溫和的進步主義運動，其新觀念應扎根于美國傳統的價值觀。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曾被民主黨內一些自由派領導人批評為過于保守，比如馬里奧·科莫州長和杰西·杰克遜牧師說民主黨領袖委員會代表著“民主黨有閑階級”，盡管如此，大會仍舊吸引了數量相當多、層次相當高、創造力相當強的思想家、州及地方政府官員，還有關注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商人。許多很有影響力的民主黨人，包括幾個可能的總統候選人，都來了。發言的參議員有薩姆·納恩、約翰·格倫、恰克·羅伯、喬·利伯曼、約翰·布魯、杰伊·洛克菲勒和艾爾，戈爾。除了我，到場的州長還有佛羅里達州的勞頓·奇利斯和弗吉尼亞州的杰里·巴利列斯。到場的眾議員大多代表保守的選民，比如俄克拉何馬州的戴夫·麥柯迪，或者對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感興趣，比如紐約州的史蒂夫·索拉茲。前參議員保羅·聰格斯和弗吉尼亞州前州長道格·懷爾德也來了，他們兩個不久都將競選總統。不少有才華的黑人領導人也來了，包括懷爾德州長、克利夫蘭的邁克，懷特市長、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很有創見的文斯·萊思局長、賓夕法尼亞州的比爾·格雷眾議員和密西西比州的邁克·埃斯皮眾議員。 會議開幕式上，我做了主旨發言，再三強調美國需要改變方針路線，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應該起領頭羊的作用。我先是列舉了美國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指責共和黨人玩忽職守，然后著重指出，雖然共和黨人施政失敗，但民主黨人不曾贏得過大選，“因為太多過去一直支持我們的選民——我們正在談論的負擔沉重的中產階級——在全國大選中對我們有不信任感，他們不相信我們能保護美國在國外的利益，不相信我們在制定國內社會政策時能考慮他們的價值觀，不相信我們能有計劃、有節制地向他們收稅和支出。” 我稱贊以羅恩·布朗為首的民主黨領導層，他是我們第一位黑人主席，我很支持他。布朗為拓展民主黨的基礎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們需要向美國人民提供一個包含具體提案的綱領： 共和黨的重負是他們的否認、躲避和疏忽。而我們的重負則是給人民提供一種全新的但基于傳統價值觀的選擇，一種簡單的全新選擇，一種提供機會、強調責任、讓公民更能當家作主、讓政府更能體恤民情的選擇——全都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是一個共同體。我們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們榮辱與共，所謂創造機會的計劃，即通過自由公平的貿易，通過增加對新科技和世界一流的教育及技能的投入，促進經濟增長，這個計劃對全體國民有所要求：獲得大學資助的青年人必須為國服務；福利改革將要求身體健全的父母工作，但給予他們的孩子更多的資助；加大力度貫徹兒童撫養項目；父母更加努力防止孩子退學；“再造”政府機制，打擊官僚主義，讓國民在子女看護、公立學校、工作培訓、老年贍養、社區保安和公共住房方面享有更多的選擇。共同體計劃要求我們對幾百萬貧困兒童加大投入，突破種族的界限，創立新型的政治模式，不讓美國人相互為敵，而要讓每個人都精神抖擻，意氣風發。 我千方百計試圖打破主導國家公共話語的辯論中非此即彼的邏輯。按照華盛頓的慣常邏輯，在教育中你要么追求卓越，要么追求公平；在醫療保健上你要么注重質，要么追求量；要想擁有更清潔的環境，就必須犧牲經濟增長速度；福利政策要么偏重工作，要么偏重子女的撫育；在工作場所要么支持勞工，要么支持企業；預防犯罪和懲罰罪犯不能同時并舉；強調家庭價值觀的話，就不能增加對貧困家庭的補助。新聞記者E．J．迪翁在他杰出的著作《美國人為什么憎惡政治》中，把上述邏輯加上了“虛假選擇”的標簽，指出在各個方面，美國人認為我們不應該選擇“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應選擇“既……又……”的思維方式。我非常贊同，為了表達我的觀點，我還用了這樣的語句：“家庭價值觀不可能喂飽饑餓的孩子，但沒有家庭價值觀的話，你不可能使一個饑餓的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長。兩者我們都需要。” 在演講的結尾，我引用了25年多前從卡羅爾·奎格利教授的西方文明史課程學到的觀點：未來可以勝過過去，無論從個人利益還是從道義來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實現這個理想。我說：“這就是全新的選擇，這就是我們在克利夫蘭開會的目的。我們的目的不是拯救民主黨。我們的目的是拯救美利堅合眾國。” 這是我所做過的最為有效、最為重要的演說之一。它緊緊抓住了我從政17年來所學到的東西和幾百萬美國人民心里所想的東西。它成了我競選綱領的雛形，把公眾關注的焦點從布什總統在海灣戰爭中取得的勝利轉到我們應該如何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它所提倡的理念和價值觀既有自由主義的特點，又兼顧了保守主義因素，使得多年來拒絕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選民開始聆聽我們發出的信息。民眾對這場演說的接受程度令我激動萬分，對于我堅信的美國應該走的道路，我成了首席代言人。參加大會的一些人鼓勵我競選總統，當我離開克利夫蘭的時候，我相信如果我參選的話，獲得民主黨候選人提名的可能性很大，我必須認真考慮參選的問題。 6月，我的朋友弗農，喬丹邀請我與他一起去德國的巴登一巴登，參加一年一度的比爾德伯格會議，來自美國和歐洲的杰出政商領導人將探討時事和大西洋沿岸國家之間的關系現狀。我一直喜歡與弗農相處，與歐洲人的對話也給丁我許多靈感，其中包括才華橫溢的蘇格蘭工黨成員戈頓·布朗，托尼·布萊爾當選首相之后，他成了財政部長。我發現歐洲人基本上都支持布什總統的外交政策，但對我們持續低迷和惡化的經濟表示擔憂，他們國家的經濟也受到影響。 在比爾德伯格，我遇到了埃斯特·庫珀史密斯，一個激進的民主黨人，卡特執政期間曾在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任職。埃斯特和她的女兒康妮正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她邀請我一起去親眼目睹蘇聯最后時期里正在發生的變化。鮑里斯·葉利欽即將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總統，他對蘇聯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拒斥態度比戈爾巴喬夫更加鮮明。這趟旅行時間雖短卻很有意思。 回到阿肯色州之后，我更加堅信如果我參選并當選為總統的話，美國在外交上面臨的許多挑戰將涉及到我了解并且懂得如何處理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然而，7月來臨的時候，我仍然對何去何從猶豫不決。在1990年的大選中，我對阿肯色人說，我將干完整個任期。1991年在議會立法方面取得的成功令我對目前的崗位熱情陡增。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切爾西換了一所學校，有著很好的老師和朋友，還可以盡情練習她所鐘愛的芭蕾舞，過得很快樂。希拉里的律師工作也很出色，憑著她個人的能力贏得了人們極大的歡迎和尊敬。在高度危險的政治波瀾中摸爬滾打幾年之后，我們的生活安定而幸福。另外，布什總統看上去仍是那么不可戰勝。6月初的尸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39％的人希望我參選，在我任州長的阿肯色州，我將以32％對57％的選票輸給總統，其他的選票尚不能確定投給誰。何況，初選不可能只有我一個．候選人。其他幾個非常優秀的民主黨人都有可能參選，所以提名的競爭會很激烈。而且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的勝算很小。只有一位小州州長曾經當選為總統，那就是1852年當選的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富蘭克林·皮爾斯。 除掉政治上的考慮，我的確很喜歡布什總統，對他和白宮與我在教育問題上的通力合作心存感激。盡管我和他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有很大分歧，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好人，根本不像大多數里根派那樣冷酷和右傾。我不知道該怎么辦。6月，我去加利福尼亞發表演說，到機場接我的是一個名叫肖恩·蘭德雷斯的青年。他鼓動我競選總統，說他為我找到了完美的競選主題。隨后他播放了弗利特伍德麥克樂隊的熱門單曲《S，j停止思考明天》。我和他一樣，立即意識到這就是我想要說的一切。 在洛杉磯，我與希拉里的朋友，那時也已成為我的密友和重要顧問的米基·坎特探討參選的利弊。剛一開始，坎特就說我應該付給他一美元，作為雇用他的薪水，這樣一來我們的談話便有了特別的意味。幾天之后，我送給他一張一美元的支票，附上便箋說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開價昂貴的律師，之所以送上這張支票，是因為我“堅信這是對你付出的回報”。我用這一美元·獲得了許多好的建議，但我仍然不知道該怎么做。然后我接到了一個電話，它改變了一切。 7月的二天，琳達·迪克遜說羅杰·波特從白宮打來電話。我說過，我與羅杰在教育目標計劃上合作愉快，非常敬佩他既忠于總統又能與州長合作的能力。羅杰詢問我是否參加1992年的競選。我說尚未決定，現在當州長的感覺比幾年前更快樂，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我不愿破壞它，但我認為白宮在處理國家經濟和社會問題方面過于被動。我說，我認為總統應該利用海灣戰爭勝利累積的巨大政治資本，應對這個國家的重大問題。就這樣進行了五到十分鐘我所認為的嚴肅談話之后，羅杰打斷了我的話，直奔主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受命傳達的第一句話：“別再胡說八道，州長。”他說“他們”已經仔細研究過有可能參選的人。科莫州長是最有威力的演說家，不過他們的宣傳可以把他說成過于自由主義。只要攻擊所有參議員的投票記錄，他們都會一蹶不振。但是我不同。我在發展經濟、改善教育和打擊犯罪等方面政績斐然，受我領導的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發出的信息極有吸引力，我事實上有獲勝的可能。所以如果我競選的話，他們必須毀掉我本人。“這就是華盛頓的做法。”他說，“在每一次選舉中媒體必須找個人當靶子，我們將向他們提名你。”他接著說，掌握媒體的人都是精英分子，他們會相信任何關于阿肯色州這個窮鄉僻壤的傳言。“我們將不惜血本，讓那些一言九鼎的媒體人士說出他們必須說的話，為的就是把你趕出去。而且，我們將趁早著手。” 我試圖保持鎮靜，但忍不住怒火中燒。我對羅杰說，他剛剛說的話恰恰顯露了政府的問題所在。他們執政時間太長了，以為總統寶座理所當然就是他們的。我說；“你們認為白宮西翼的停車場屬于你們，但真正擁有它們的是美國人民，你們必須去爭取使用它們的權利。”我告訴羅杰，他所說的話使我參選的可能性更大。羅杰說，這種情緒很不錯，但是他是以朋友的身份打電話給我一個合理的警告。如果我等到1996年，我肯定能贏得總統大選。如果1992年我就參選，他們將毀掉我，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終點。 談話結束之后，我打電話給希拉里，告訴她發生的一切。隨后我告訴了麥克·麥克拉蒂。我再也沒有見過羅杰·波特，直到我當上總統之后，在為白宮工作人員舉行的招待會上，我看到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想過那個電話，想過它曾影響了我的決定。 自打孩提時代，我便特別討厭別人威脅我。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曾因為不聽威脅，被人用BB氣槍射中，還被一個大我很多的男孩猛打過。在其后的競選以及擔任總統的八年里，共和黨將極盡威脅之能事，正如羅杰·波特所預測的，他們從一些媒體人士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幫助。就像小時候腿上中了BB氣槍的子彈，下巴挨了大掄拳，他們的攻擊對我造成了傷害。謊言很傷人，偶爾的真相更傷人。我努力把我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手頭的工作以及我的工作對普通民眾產生的影響上。當我成功做到了這一點時，對抗那些純粹覬覦權力的人要容易得多。 接下來的三個月一晃而過。7月4日，阿肯色州東北部舉行了郊游野餐，我看到了第一個“克林頓競選總統”的標語，但也有一些人鼓動我等到1996年再參選，而另一些對我的加稅政策心存不滿的人更是勸我不要參選。當我去盂菲斯，參加在小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洛蘭汽車旅館建立的國家民權運動紀念碑的落成典禮時，一些民眾鼓勵我競選，但是杰西·杰克遜仍然對民主黨領袖委員會心存疑慮，因為他覺得這個委員會既保守又不團結。我不喜歡與杰西有矛盾沖突，我很仰慕他，尤其敬佩他敦促黑人青年繼續讀書、遠離毒品的努力。早在1977年，小石城中心中學實行種族融合20周年時，我們一起出席了這所學校的紀念活動，杰西對學生們說：“不要打開你們的血管，而要開發你們的大腦。” 1991年，吸毒和青少年暴力問題仍然很嚴重。7月12日，我去芝加哥參觀當地的公共住房項目，了解政府是如何保護兒童的。7月底，我去小石城醫院拜訪黑人戲劇演員迪克·格雷戈里，他因為在一家出售吸毒器械的商店靜坐抗議而被捕，另外還有四名當地反毒品組織“以上帝的名義對自己做不可思議之事”的成員。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是黑人牧師和當地黑人穆斯林首領。它提出了在解決社會問題中成年人所應承擔的責任，這種責任是杰克遜所贊成的，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所提倡的，也是我所認為的至關重要的環節，如果我們想使現狀發生根本改變的話。 8月，競選活動初露端倪。我在許多地方發表演說，并且成立了前哨委員會，布魯斯·林賽做財務主管。有了這個委員會，我無需成為候選人就可以籌集資金償付旅行和其他費用。兩星期之后，杜卡基斯的主要籌款人，波士頓的鮑勃·法默辭去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財務主管職務，幫我籌集資金。弗蘭克，格里爾和斯坦·格林伯格也開始幫助我。前者是土生土長的亞拉巴馬人，1990年曾為我制作電視廣告片，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情感蠱惑力；后者是民意測驗專家，1990年大選中心小組成員，對所謂的里根派民主黨人及如何令他們回頭進行了廣泛的調查。我想讓格林伯格做我的民意測驗人。我不愿意放棄迪克·莫里斯，但到那時他已經與共和黨候選人和官員交往過多，破壞了他在所有民主黨人眼里的形象。 成立前哨委員會之后，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去西雅圖參加全國州長夏季會議。在《新聞周刊》舉行的年度調查中，我的同仁們剛剛推選我為全國最高效的州長，他們中有幾個人鼓勵我參選。全國州長會議結束之后，我們一家坐船從西雅圖去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和溫哥華度了一個短暫的假期。 一回到家，我便開始在全州各地旅行，包括一些事先并未宣布的地方，詢問我的選民是否應該參選，他們是否愿意讓我放棄干完整個任期的承諾。大多數人說如果我認為那是我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應該參選，但沒有多少人覺得我會獲勝。普賴爾參議員、邦珀斯參議員、兩位民主黨眾議員雷，桑頓和貝麗爾·安東尼都發表了講話表示支持。副州長吉姆·蓋伊·塔克，眾議院議長約翰·利普頓和參議院議長杰里·布考特都告訴我，我外出的時候他們將盡職盡責管理好阿肯色州。 希拉里認為我應當競選，母親也非常贊成，即便切爾西這一次也沒有表示反對。我告訴她，我會出席她的重要活動，比如圣誕節的《胡桃夾子》芭蕾舞演出、學校活動、“復興周末”活動和她的生日晚會。但是我也知道，我將錯過一些活動：我的薩克斯管和她的鋼琴二重奏；萬圣節前夕走家串戶，切爾西穿著她一貫與眾不同的服飾；夜里為她朗讀；幫助她做家庭作業。做她的父親是我迄今為止最好的工作；我只希望在此后的競選活動中我仍然能做好這份工作。我不在家的時候，我想念她的程度不亞于她想念我。不過電話可以幫忙，還有傳真機——我們來來回回發送了很多數學題。希拉里離開家的時間會少一些，而我們都不在家的時候，切爾西能在外祖父母、卡羅琳·休伯、州長官邸的工作人員、朋友和朋友家長那里得到很好的關照。 8月21日，艾爾·戈爾宣布他將不參選，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利的消息。他在1988年參加過競選，如果1四2年他又參選的話，3月10日超級星期二那天，南方各州的選票將被我倆分割，這將大大降低我最終獲勝的幾率。艾爾惟一的兒子艾伯特被車撞倒，傷勢嚴重。在兒子艱難漫長的康復期里，艾爾決定和家人待在一起，我很理解并且欣賞他的決定。 9月，我又訪問了伊利諾伊州，在艾奧瓦州蘇城會見了艾奧瓦州、南達科他州和內布拉斯加州的民主黨領導人，并拜訪了設在洛杉磯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鑒于初選日程安排，伊利諾伊州站尤顯重要。提名競爭始于艾奧瓦州的民主黨地區會議，這個我可以放棄，因為艾奧瓦州的湯姆·哈金參議員也參選，肯定會在自己的老家獲勝。隨后便輪到南卡羅來納州、馬里蘭州、佐治亞州和科羅拉多州。爾后是超級星期二的南方11個州。3月17日圣帕特里克節則輪到伊利諾伊州和密歇根州。 四年前，戈爾參議員在南方各州獲得了驚人的勝利，但在其他州一無所獲，競選勢頭受挫。我認為我在伊利諾伊州能獲勝，原因有三個：希拉里是，伊利諾伊州人；我和伊利諾伊州南部各縣在三角洲委員會中有過合作；芝加哥一些德高望重的黑人領袖都有阿肯色州背景。在芝加哥，我會見了兩位激進的青年政治家，戴維·威廉和戴維，阿克塞爾羅德，他們都將參與競選活動。他們是理想主義者，經受了芝加哥選舉斗爭的考驗，非常認同我的政治理念。與此同時，凱文·奧基夫乘車周游全州，試圖建立贏得選舉必需的組織。 密歇根州和伊利諾伊州同一天投票，我也希望在那里獲勝，因為支持我的有前州長吉姆·布蘭查德、韋恩縣縣長埃德·麥克納馬拉，還有許多從阿肯色州來密歇根州的汽車廠工作的黑人和白人。密歇根州和伊利諾伊州之后緊接著便是紐約州，在那里，我的朋友哈羅德·伊克斯正忙著發動支持者，而前州長休·凱里的兒子保羅·凱里正籌集資金。 9月6日，我改組了州長辦公室以適應競選的需要，比爾·鮑恩答應出任我的行政秘書。比爾是國家商業銀行董事長、阿肯色州最受尊崇的商業領袖之一，也是所謂的“豪服俱樂部”元老，這個俱樂部曾經支持1991年議會成功通過教育議案。鮑恩的任命，等于告訴阿肯色州人民：我外出的時候，本州的商業企業仍會有能人管理。 在發布參選消息之前，我開始體味到競選總統與競選州政府官員的不同。首先，墮胎是一個重大問題，因為一般人都認為，如果布什總統連任的話，最高法院將有足夠的空缺需要填補，他的人將構成多數，足以推翻“羅訴韋德案”的判決。我過去一直支持這一判決，但反對為貧困女人的墮胎提供公共資金，所以我的立場不受任何一方的歡迎。這對貧困女人不夠公平，但是我很難找到充足的理由用納稅人的錢資助墮胎，他們都認為墮胎無異于謀殺。另外，這個問題仍有待討論，連民主黨的議會都一再否決為墮胎提供資金的議案。 墮胎之外還有個人問題。當被人間起我是否吸食大麻時，我回答說從未違犯美國的毒品法。這是一個尷尬的說法，默認了我在英國嘗試吸食大麻的事實。對于我個人生活的謠言也很多。9月16日，在米基·坎特和弗蘭克·格里爾的催促下，希拉里和我出席了華盛頓記者定期舉行的斯珀林早餐會，并回答媒體的提問。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正確，但是米基的話很有說服力。他指出我以前說過我并不完美的話，民眾都知道，“你不妨告訴他們實話，無論以后的競選活動可能或不可能發生任何事情，他們將比較容易接受。” 一個記者問到夫妻關系問題，我說，與很多的夫妻一樣，我們之間存在問題，但是我們都忠于對方，我們的婚姻非常牢固。希拉里對我的話表示同意。就我所知，我是惟一就這個問題說過這么多話的候選人。一些記者和專欄作家感到滿意；但對于另一些人來說，我的直率無異于證明我是一個可以大肆攻擊的靶子。 我現在仍然不能確定出席早餐會或回答敏感的個人問題這兩步是否走得正確。對一個總統來說，人格很重要，但是正如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這樣截然相反的例子所表明的，完美的婚姻生活未必是衡量總統人格的合適標尺。何況，完美的婚姻生活并不是標準。在1992年，如果你違背了你的結婚誓言，離婚又再婚，這樣的不忠并不被認為足以使你喪失競選資格，甚至不值得報道，而婚姻牢固的夫婦成了易被取笑的對象，仿佛離婚常常是更真實的選擇。考慮到人們生活的復雜性和父母雙方共同撫育孩子的重要性，那也許不是正確的標準。 盡管存在這些個人問題，在競選早期，我獲得了超過預期的正面報道，給予我正面報道的都是一些有思想的記者，他們對我的政見和政策以及我擔任州長期間的政績很感興趣。我也知道，這些年來希拉里和我結交了很多朋友，我因此有一群熱忱的重要支持者幫我開啟競選大幕，跟隨我走遍全國各地，還有許多阿肯色人愿意到其他州為我競選。美國人民對我幾乎一無所知，民意調查中我的支持率也遠遠落后，這些事實根本不被他們放在眼里。它們也不被我放在眼里。不同于1987年，這一次我已經準備就緒。 26 10月3日，在阿肯色州這是一個美麗的秋日早晨，晴朗而清爽。這是即將改變我生活的一天，我照常在清晨去慢跑。我跑出州長官邸的后門，穿過夸波區，跑向老州政府大樓。1977年我宣誓就任檢察長之后在那里舉行了我的第一場招待會，現在這所宏偉的老房子已經用美國國旗裝扮起來了。我跑過大樓，拐彎，朝家跑去，這時我看到一個自動售報機。透過玻璃，我可以讀到大字標題：“克林頓的時候到了”。回家的路上，幾個路過的人祝我好運。回到官邸，我最后看了一眼競選聲明。我一直推敲到前一天深夜；我自覺寫滿了激動人心的語言和具體的政策提議，但篇幅仍太長，所以我刪掉了幾行。 中午，從1978年便與我共事的阿肯色州財政部長吉米，盧·費希爾介紹我上了講臺。剛開始的時候我不是很放得開，可能是因為相互沖突的情感在我內心激蕩。一方面，我不愿意放棄我所熟悉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又渴望挑戰，我有點擔心，卻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情。我的演講持續了半個多小時，感謝我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是他們給予我力量，使我“走出我熟悉的生活和工作圈子，獻身于一項更重大的事業：維護美國夢，讓被遺忘的中產階級重燃希望，為我們的孩子創造未來”。在結尾，我許諾將“給美國夢注入新的生命”，方式是與人民訂立“新的盟約”：“給所有的人更多的機會，讓每個人都承擔更多的責任，對共同目標擁有更深刻的領會。” 演講結束之后，我感到興高采烈，也許更多的是如釋重負，尤其是聽到切爾西俏皮地說：“演講很不錯，州長。”在這天接下來的時間里，希拉里和我忙著接待前來祝福的人，母親、迪克和羅杰似乎都很開心，希拉里的家人也是如此。母親表現得就像她知道我將贏得大選。按我對她的了解，我仍然不能確定，這是她的真實感受，還是一副假裝的“游戲面孔”。那天夜里，我們和老朋友們聚集在一架鋼琴周圍。卡羅琳·斯特利彈鋼琴，自打我們15歲起，就一直由她彈鋼琴。我們唱著《奇異恩典》和其他贊美詩，還有很多60年代流行的歌曲，包括{亞伯拉罕、馬丁和約翰}，一首歌頌我們那一代逝去英雄的贊歌。上床休息的時候，我抱著這樣的信念：我們將打破憤世嫉俗和絕望情緒的堅冰，重新點燃這些英雄在我心里播下的火種。 馬里奧·科莫州長曾說過，我們在詩歌中競選，在散文中執政。這句話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很多競選也是散文：把基本的要件組合起來，舉行必需的儀式，應對媒體。競選開始的第二天感覺更像散文，而不是詩歌：一系列將在全國性電視臺和地方重要超市播放的訪談，其中將回答最基本的問題：我為什么背棄了要干完整個州長任期的承諾，這是否意味著我不值得信任。我把這些問題回答得盡可能圓滿，然后談起我的競選主題。都是散文般的實際工作，但做完已經是第三天了。 因為我的競選起步較晚，這一年剩下的時間里整個競選班子忙得不亦樂乎：建立組織機構，籌款，與具體的選區打交道，在新罕布什爾州拉選票。我們第一個總部設在議會大廈附近第七大街上的一座舊油漆店內。我決定把總部設在小石城而不是華盛頓。這使得出行安排變得更復雜，但是我想靠近我的根基，能經常回家與家人在一起，并處理需要我在場的政府公務。待在阿肯色州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我們年輕的工作人員可以集中精力做手頭的工作。他們不會因為華盛頓鋪天蓋地的謠言而分心，不會因為競選初期媒體給我的出乎意料的良好評價而忘乎所以，也不會因為媒體緊接著對我一連串的負面攻擊而萬分沮喪。 幾個星期之后，舊油漆店已經容不下我們所有的人員，于是搬到附近高等教育部的老辦公樓里，我們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人員多得擠不下為止，那時民主黨全國大會即將召開。隨后我們又搬到（阿肯色報》的大樓，幾個月前，由于《阿肯色民主黨人》老板沃爾特·胡斯曼收購并隨后解散了《阿肯色報》，這座樓已經搬空了。（阿肯色報》大樓一直到競選結束都是我們的總部所在地，在我看來，這是我們失去了美國密西西比河以西歷史最長的獨立報紙后得到的惟一好處。 在50和60年代，《阿肯色報》擁護民權運動，堅決支持戴爾·邦珀斯、戴維·普賴爾和我努力使教育、社會服務和經濟現代化的工作。在鼎盛時期，《阿肯色報》是全國最好的報紙之一，報道精彩，題材廣泛，讓阿肯色州偏遠地區的讀者都能了解國家和國際大事。80年代，《阿肯色報》開始面臨沃爾特·胡斯曼麾下《阿肯色民主黨人》的競爭，此前，后者只不過是一份規模小得多的下午報。接下來的報業大戰有一個預先注定的結局，因為胡斯曼掌控著其他有利可圖的媒體資產，完全可以承受（阿肯色民主黨人》為了同《阿肯色報》爭奪廣告和客戶造成的巨大經營虧損。我宜布參選之前不久，胡斯曼買下了《阿肯色報》，并把它與（阿肯色民主黨人）合并，重新命名為（阿肯色民主黨人報）。打這以后，郇可肯色民主黨人報）將幫助把阿肯色變成越來越傾向于共和黨的州。它的社論基調整體偏于保守，對我進行強烈的批評，而且常常是人身攻擊。在這方面（阿肯色民主黨人報）忠實地反映了其出版人的立場。盡管《阿肯色報》的垮掉令我傷心，能擁有它過去的辦公大樓，我仍然很高興。也許我希望《阿肯色報）過去的進步主義立場能像神靈一樣，敦促我們為明天而奮斗。 我們的競選班子成員都是阿肯色州人，競選主任是布魯斯·林賽，以前幫我任命理事會和委員會成員的克雷格·史密斯是財務主任。羅德尼·斯萊特和卡羅爾·威利斯已經忙著聯絡全國的黑人政治、宗教和商業領袖了。我的老朋友埃里·西格爾答應幫我組織一個全國的競選班子。 我已經遇到了一個我非常希望其加入競選班子的人，眾議院民主黨多數黨領袖迪克，格普哈特的工作人員，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他叫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一位希臘東正教神父的兒子、羅茲獎學金得主，我的朋友蒂姆·希利神父掌管紐約公立圖書館的時候，他曾在那里工作過。我一眼就喜歡上了喬治，知道他可以架起與全國性媒體和國會民主黨議員溝通的橋梁，對解決競選中出現的知識挑戰做出貢獻。 埃里與他見了面，同意我的判斷，喬治過來擔任了競選副經理，負責傳媒。埃里還會見了年輕的芝加哥政治人物戴維·威廉，我希望他加入競選班子。我們請他擔任競選經理，他立即答應了。用政治的語言來說，戴維是一位“兩棲戰將”：除了掌管競選的整體狀況，在伊利諾伊州還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我篤倌，有了戴維做競選經理，凱文·奧基夫做州組織人，我們能夠在伊利諾伊州大獲全勝，緊接著就是預料中的在超級星期二橫掃南方各州。之后不久，我們說服另一個年輕的芝加哥人拉姆·伊曼紐爾加入競選班子。在理查德·戴利市長和保羅·西蒙參議員成功的競選活動中，拉姆和威廉共過事。他身材纖瘦，情感強烈，學過芭蕾舞，雖然是美國公民，卻在以色列當過兵。拉姆干勁十足，有他在身邊我顯得很懶惰。我們請他做財務主任，一個經費不足的競選班子需要一個干勁十足的財務主任。克雷格·史密斯轉而主管州里的競選組織，這個工作更能發揮他突出的政治才能。很快，布魯斯·里德離開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擔任我們的政策主任。埃里還會見了兩位將在競選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婦女。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迪·迪·邁爾斯成了新聞秘書，她因此必須應對可能超過她想像的“火力攻擊”。盡管她很年輕，卻經受住了挑戰。來自華盛頓州的斯特凡妮·索利恩成了政治主任。她嫁給了弗蘭克，格里爾，不過這不是我雇用她的原因。斯特凡妮非常聰明，政治觸角敏銳，也不像大多數男人那樣嚴厲固執。高度緊張的努力需要杰出的工作和融洽的人際關系，她兩方面都能兼顧。隨著競選的深入展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一個接一個地露面，承擔起額外的工作。 在資金方面，剛開始勉強夠用，阿肯色人給我們提供了慷慨的幫助，鮑勃·法默在馬薩諸塞募集了一些款項，一些常年為民主黨捐款的人只要他開口便出手相助，還有全國各地的朋友也捐了款，這些資金使我們得到了聯邦政府同等數目的資助。為了得到聯邦政府的資助，每個候選人必須在20個州里各募集5000美元，每一筆捐款不能超過2刃美元。在一些州，我的州長朋友們親自過問此事。在得克薩斯州，我長期的支持者杜魯門·阿諾德捐贈了急需的3萬美元。不像許多有錢人，杜魯門積攢的財富越多，他對民主黨的認同越強烈。 有點令我驚訝的是，華盛頓市的許多人愿意幫忙，尤其是民主黨律師和籌款人維克·雷塞和我在“復興周末”活動中結識的朋友湯姆·施奈德。在紐約，給我提供寶貴幫助的不僅有我們的朋友哈羅德，伊克斯和蘇珊·托馬西斯，還有一位高盛公司的主管肯·布羅迪，這是他頭一次決定要大力參與民主黨的政治活動。肯對我說，他之前一直是共和黨黨員，因為他覺得民主黨人感情豐富，頭腦卻用錯了地方。后來，他說，他與大牌的共和黨人有了近距離的接觸，發現他們有腦無心，于是決定加入民主黨，因為他認為改變頭腦容易，改變心靈卻很難，幸運的是，他覺得我是他政治新體驗的最好目標。肯帶我參加了地位顯赫的紐約商人的餐會，出席者中有的勃·魯賓，他對新經濟政策的縝密分析和推論對我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在每一次政治競選運動中，像肯·布羅迪這樣的人總會出現，為競選帶來了能量。理念和改變信仰的支持者。 除了籌款和組織，我還必須與民主黨的主要選區接觸。10月，我對得克薩斯州的一個猶太人組織講話，說以色列應該以土地換和平；后來又與芝加哥的黑人和西班牙裔民眾交談；會見田納西、緬因、新澤西和加利福尼亞的民主黨人，這幾個州被認為是“墻頭草”，也就是說，在大選中它們有可能支持民主黨；也有可能支持共和黨。11月，我在孟菲斯出席美國發展最快的黑人宗教流派“基督上帝教會”教友大會并講話。我到南方各州做工作：佛羅里達、南卡羅來納、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亞。佛羅里達很重要，因為12月15日的民主黨大會非正式投票將是第一次具有競爭性的選舉。布什總統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開始下滑，他堅持說經濟形勢大好，幫了倒忙。我在華盛頓對全國教育協會和全美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講話。之后又回到南方，去了北卡羅來納、得克薩斯和佐治亞。在西部，我訪問過科羅拉多州和南達科他州；還有懷俄明州，州長邁克·沙利文支持我；還訪問了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的要塞奧蘭治縣，在那里我獲得了電信公司共和黨人總裁羅杰·約翰遜和其他人的支持，他們對布什總統的經濟政策感到失望。 在這一切進行的同時，競選活動的重點在新罕布什爾州。如果在這個州的得票很少，在超級星期二到來之前，中間的幾個州結果可能也不會很好。盡管我在11月中旬的民意調查中墊底，我仍然覺得我有機會。新罕布什爾是一個小州，面積不及阿肯色的一半，見多識廣的初選選民非常鄭重地對待他們的責任，仔細評估每一位候選人的情況和地位。為了形成有效的競爭力，周密的組織和具有說服力的廣告片是必要的，但遠遠不夠。你必須在沒完沒了的小型聚會、城鎮會議、集會和未經事先安排的握手活動中也有出色的表現。新罕布什爾州的許多居民不愿意選沒有親自請求他們支持的人。在阿肯色州的政治舞臺上奮斗了這么多年，我對這樣的競選文化了如指掌。 與政治文化相比，經濟的困境及其造成的情感創傷使我在新罕布什爾州更有一種駕輕就熟的感覺。它就像十年前的阿肯色州。經歷了肋年代的繁榮之后，新罕布什爾州申請福利和食品券的人數是全國增長最快的，破產率也是最高的。工廠處于關門的邊緣，銀行舉步維艱。眾多的人失業，內心非常害怕——害怕失去他們的家園和健康保險。他們不知道是否能夠送孩子上大學。他們懷疑到退休的時候，社會保險制度也許無力為他們提供保障。我了解他們的感受。我認識有過相似遭遇的阿肯色人。我想，我知道需要怎么做才能扭轉現狀。 競選的組織工作先由兩個天資出眾的年輕人負責，他們是米切爾·施瓦茨和溫迪·史密斯，搬到曼徹斯特市后，他們在那里設立了新罕布什爾州競選總部。不久，一個愛爾蘭裔波士頓人，世界一流的組織者邁克爾·伍利和我40年的朋友帕蒂·豪·克里內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克里內從小石城搬過來，為我和我的履歷做解釋和辯護工作。很快，我們就有了一個強大的指導委員會，主席由約翰·布羅德里克和特里·舒梅克兩位律師共同擔任，他們是我在民主黨領袖委員會工作期間遇到的，幸運的是，他們的辦公室與一個多世紀前富蘭克林·皮爾斯州長的法律辦公室在同一座大樓里。 競爭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所有宣布參選的候選人都在新罕布什爾州拼命活動。榮譽勛章獲得者，內布拉斯加州前任州長鮑勃·克里參議員吸引了眾多的選民，因為他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政治家：財政上的保守主義者，社會問題上的自由主義者。他的競選主題是一個全盤計劃：為所有的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障，過去十年間，全國醫療保險費用的增長率三倍于總體通貨膨脹率，在失去醫療保險的人數與日俱增的新罕布什爾州，醫療保障自然是一個重大問題。克里還有一個強大的競選理由：他的軍隊服役記錄和內布拉斯加州保守的共和黨人對他的支持，使他成為最有能力與布什總統競爭的民主黨候選人。 來自艾奧瓦州的湯姆·哈金參議員是參議院中保障殘疾人權益的主要倡導者；他還是科技問題專家，這一點對新罕布什爾州越來越多的城鎮選民來說很重要；另外他還是工會運動長期的盟友。他聲稱，要想贏得11月的選舉，必須發動一場真正的平民主義運動，光靠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綱領是沒有用的，它對“真iE"的民主黨人沒有吸引力。 來自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前參議員保羅·聰格斯為了與癌癥作戰，年紀尚輕的時候就從成功的參議院生涯中退了出來。他已經成為一個健身運動的狂熱愛好者，在公眾場合精力充沛地游泳，顯示他已經戰勝了病魔，有能力做總統。聰格斯聲稱，盛年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使他從常規的政治束縛中解脫出來，與其他候選人相比，他更愿意告訴選民一些他們未必愿意聽的殘酷真相。他有一些有趣的理念，都印在一本小冊子里四處分發。 道格·懷爾德州長是弗吉尼亞州的第一位黑人州長，可以說是創造了歷史。他聲稱，他在南方保守的弗吉尼亞州有能力獲勝，他在教育、防治犯罪和平衡預算方面頗有作為，這都證明他有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我參選之后不久，加利福尼亞州前州長杰里·布朗也宣布參選。杰里說他不會接受超過100美元的捐款，試圖把自己定位為競選中惟一一個真正的改革者。他的競選主旨是提議簡化復雜的稅收法，所有美國公民統一繳納13％的“固定”稅收。1976年；為了在最后時刻阻止吉米·卡特入主白宮，杰里作為年輕的州長參加了后期的初選，在幾個州獲得了勝利。1979年，我和他一起在全國州長協會工作，其間我越來越欣賞他敏捷的思維和常常與眾不同的時事分析。他獨特的州長人格中惟一的缺憾是少了點幽默感。我喜歡杰里，但是他’把每一次談話都看得過分認真了。 我宣布參選之后兩個多月，出現了一種足以引起恐慌的可能性：紐約州州長馬里奧，科莫也許參選。科莫是民主黨政治舞臺上的重量級人物，我們最優秀的演說家，在里根和布什執政期間，他充滿激情地維護民主黨的價值體系。許多人認為只要他有意，他肯定會獲得提名，我有一段時間以為他有意參選。他猛烈攻擊過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我本人，還有我關于福利改革和國民服務的理念。在公開場合我表現得寬容大度，私下里我卻氣得七竅生煙，說了一些令我后悔不迭的話。我想，正因為我一直仰慕他，所以特別在乎他的批評。12月呻旬，他最終宣布將不參選。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中，我針對他說的一些氣話流傳開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道歉。謝天謝地，他很大度，接受了我的道歉。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馬里奧·科莫將成為一位難得的顧問和最賣力維護我的人之一。我想讓他做最高法院法官，但他也不愿意接受這項任命。我覺得，他太熱愛紐約的生活，到了不愿意放棄的地步，可惜選民并不十分理解這一點，沒有讓他在1994年第四次當選。 競選初期，我以為在新罕布什爾州最強勁的對手是哈金或克里。不久就很清楚了：聰格斯才是必須打敗的人。他的家鄉正好處在新罕布什爾的州境線上；他的人生經歷很令人震撼；他表現出了獲勝的韌勁和決心；最重要的是，他是候選人當中惟一在競選理念、綱領、具體提議方面與我競爭的人。 成功的總統競選有三點基本要求。首先，人們必須能夠看到你本人，并且能夠想像你就是總統。其次，你必須有足夠的資金和支持才能為人所知。再次，這是一場理念、綱領和問題的戰斗。聰格斯達到了前兩點要求，正全力以赴贏得理念戰役的勝利。我下定決心不能讓他得逞。 我在喬治敦安排了三場演講，用具體的提議充實我的“新盟約”主題。演講的地點是希利大樓里鑲著木板的古雅的加斯頓大廳，對象是學生、教工、支持者和眾多的媒體記者。10月23日的題目是“責任與共同體”；11月20日的題目是“經濟機會”¨2月12日的題目是“國家安全”。 通過這三場演說，我闡明了十年來作為州長以及和民主黨領袖委員會一起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提案。我參與撰寫并篤信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五個核心信念：安德魯·杰克遜的機會面前人人平等、誰都不能享受特權的信條；工作和家庭、自由和責任、忠誠、寬容及包容等基本美國價值觀；約翰·肯尼迪的相互責任觀，要求公民報答國家；推進民主和人道主義價值觀在全世界的傳播，以及國內的繁榮和進步；富蘭克林·羅斯福致力于創新的精神，致力于使政府現代化以適應信息時代需要的精神，致力于鼓勵人民、給予他們創造最美好生活所需工具的精神。 民主黨左派和一些政治媒體成員對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批評令我備感驚訝，前者指責我們是秘密的共和黨人，后者試圖把人裝進“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的小盒子里。如果無法把我們裝進那個僵硬的“民主黨人”盒子，他們就說我們沒有任何信仰。證據便是我們希望贏得全國大選，而民主黨人顯然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我認為，民主黨領袖委員會通過嶄新的理念，正在將民主黨最好的價值觀和原則進一步發揚光大。當然，一些自由派人士打心眼里不同意我們在福利改革、財政責任和國家防衛方面的看法。但是，我們與共和黨人的分歧還是很明顯的。我們反對他們有失公平的稅收減免和龐大的赤字；反對他們對家庭與醫療休假法案和布雷迪法案的抵制；反對他們在給教育提供充足資金和推動教育券之外的實踐證明可行的改革方面的工作不力；反對他們在種族和同性戀問題上的分裂策略；反對他們對環境保護的不情不愿；反對他們反墮胎的立場；還有很多，不一而足。我們也有非常好的理念，比如派遣10萬社區警察上街巡邏；勞務所得扣抵加倍以提高工作的吸引力，改善一般收入家庭的生活；給予年輕人參與社區服務的機會以幫助他們支付上大學的費用。 我提出的原則和提議很難說有共和黨傾向，或缺乏說服力。恰好相反，這些原則和提議有助于使民主黨現代化，以后還將被世界各國重新涌現的中間偏左的黨派采用，也就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最重要的是，這些新的理念一旦得到施行，將被證明有益于美國。1991年在喬治敦的演說給了我寶貴的機會，顯示我有一整套促成改變的詳細計劃，并且將認真謀求將它們貫徹施行。 與此同時，在新罕布什爾州，我推出了自己的競選小冊子，簡要介紹我在喬治敦演說中所有的具體提議。我還盡可能多地安排出席城鎮會議。其中較早的一個安排在基恩，新罕布什爾州南部一個風景秀麗的大學城。我們的競選員工在鎮里到處張貼了海報，但是我們拿不準會有多少人來參加。我們租的屋子大概能容納200人。在路上，我問一個多次為競選工作的人，需要來多少人我們才能避免尷尬？她答道："50。”那么多少人才算成功？“150。”我們到場的時候，那里聚集了400人。消防局長要求我們把一半人安排在另一間屋子，所以我必須參加兩個會議。我頭一次知道我們在新罕布什爾州能有斬獲。 一般情況下，我講話15分鐘左右，然后花大約一個半小時回答問題。剛開始我擔心自己講得過于詳細，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可能出現“政策失誤”，很快我就意識到人們不關心形式，只在乎內容。他們有著切膚之痛，特別想了解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和如何才能擺脫困境。就是在這樣的城鎮議會和其他競選站點，通過聆聽人們提出的問題我極大地增長了見識。 一對老年夫婦，愛德華，戴維斯和安妮·戴維斯，告訴我說他們常常必須在買處方藥和買食品之間進行選擇。一個高中生說，她失業的父親感到極為羞恥，吃飯的時候都不敢看自己的家人，只是低著頭。我在美國軍團禮堂里會見了一些老兵，發現他們特別關心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醫療保健質量的下降，對我反對越南戰爭的立場卻無所謂。羅恩·馬喬斯的故事尤其令我感動，他的兒子羅尼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他失去了工作，至今沒有找到一份提供醫療保險能償付未來巨額醫療費用的工作。新罕布什爾州的民主黨人舉行大會聆聽所有候選人的陳述，來自阿肯色州的我的老朋友簡·帕斯卡爾發動她的一群學生舉著“克林頓競選總統”的牌子把我領到了講壇。其中一個學生給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邁克爾·莫里森坐在輪椅里，不過他的動作一點也不慢。他支持我，因為他是由低收入的單親母親撫養長大的，他認為我將致力于為所有孩子提供上大學和找到好工作的機會。 到12月，我競選的形勢越來越好。12月2日，詹姆斯·卡維爾和他的搭檔保羅·貝加拉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他們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物，都是被人競相拉攏的政治資產，剛剛幫助賓夕法尼亞州的鮑勃·凱西州長和哈里斯·沃福德。參議員，還有佐治亞州的澤爾·米勒州長競選成功。澤爾先幫我打通了卡維爾的電話，以便我能與卡維爾及貝加拉約定見面事宜。與弗蘭克，格里爾和我一樣，他們倆屬于瀕危但生存能力很強的政治生物，南方的白人民主黨人。卡維爾是移居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國人后裔，做過海軍陸戰隊員，很有策略，立志獻身進步主義政治。他和我有很多共同點，包括都有一個受我們愛戴的意志堅強、講求實際的母親。貝加拉是一個機智幽默、精力充沛的人，來自得克薩斯州的舒格蘭，信仰攻擊性的平民主義，卻有著天主教徒的社會良知。我不是惟一想雇用他們的候選人，當他們簽字加入的時候，他們給我們的競選帶來了活力、方向感和可信度。 12月10日，在全美主要猶太人組織主席大會上，我發表了演說，兩天后，我在喬治敦發表了第三場也是最后一場演說，內容是關于國家安全的。我的這些演說得到了老朋友桑迪叫白杰的很大幫助，卡特入主白宮期間他是國務院政策辦公室副主任。桑迪介紹了卡特時期的另外三位外交專家——托尼·萊克、迪克·霍爾布魯克和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來幫忙，還有一位澳大利亞出生的非常有才華的中東問題專家馬丁·安迪克。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們將扮演重要的角色。12月中旬，他們幫助我們掌握了基本的外交知識和能力，這就足夠了。 12月15日，我在佛羅里達州民主黨大會上獲得了54％的選票，贏得了這場不具約束力的非正式選舉。80年代我曾三次出席這個大會，認識了投我票的許多代表，我擁有由副州長巴迪·麥凱領導的最強大的競選組織。希拉里和我也對代表們做了很多的工作，她生活在邁阿密的兄弟休和托尼還有休的妻古巴裔律師瑪麗亞也幫了很多忙。 在佛羅里達州獲勝之后兩天，阿肯色州的一個籌款人為競選籌得了80萬美元，遠遠超過以前任何一次籌款數目。12月19日，《納什維爾旗幟報》成了第一家對我表示支持的報紙。12月20日，科莫州長宣布將不參選。隨后，佐治亞州參議員薩姆·納恩和州長澤爾·米勒宣布支持我，有力地推動了競選。佐治亞州的初選正好趕在超級星期二之前，同時舉行的還有馬里蘭州和科羅拉多州。 與此同時，布什總統的麻煩升級，因為帕特·布坎南宣布將參加老大黨的初選，從右翼對布什總統發起了喬治·華萊士式的進攻。共和黨保守派對總統簽署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通過的減少4920億美元赤字的一攬子提案感到惱火，因為除了減少開支，其中還包含5美分的汽油稅增幅。1988年，布什的名言“看我的嘴型——不再加稅”曾讓共和黨大會代表起立為他鼓掌歡呼。簽署減少赤字一攬子議案是負責任的做法，但是這樣一來，他背棄了他最引入注目的競選承諾，違背了共和黨右翼的反稅收教條。 共和黨保守派并非只把火力對準總統。我同樣也被一個名為ABIAS的組織——全稱是獨立美國精神復興聯盟——猛烈攻擊。獨立美國精神復興聯盟的一個領導人是克利夫·杰克遜，我在牛津大學認識和喜歡的一個阿肯色人，但他如今是共和黨保守派的一分子，對我個人懷著極深的敵意。當獨立美國精神復興聯盟在電視、電臺和報紙上播放或刊登廣告攻擊我的從政履歷時，我們進行了快速猛烈的還擊。這些攻擊對競選也許是利大于弊，因為回擊的時候我作為州長的成就被著力強調，而這些攻擊的源頭也令新罕布什爾州的民主黨人對它們心存疑慮。圣誕節前兩天，新罕布什爾州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我的支持率僅次于保羅·聰格斯，而且正在迎頭趕上。這一年伴著競選的順利進展結束了。1月8日，懷爾德州長退出競選，對黑人尤其是南方黑人選票的競爭減輕了不少。幾乎與此同時，弗蘭克·格里爾制作了一個非常出色的廣告片，重點突出新罕布什爾州的經濟問題和我的改革計劃，我們在民意測驗中開始領先于聰格斯。到1月的第二個星期，我們的競選班子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籌集330萬美元，其中有一半來自阿肯色州。今天來看，這個數目并不大，但在1992年初，這筆錢足以幫助我們把其他候選人甩在后頭。 我的競選似乎進展順利，但在1月翅日，小石城的媒體收到小報《星報》將在2月4日刊登一篇報道的預先通知，在這篇報道里，珍妮弗·弗勞爾斯說她與我有長達12年的情史。在1990年競選阿肯色州州長的時候，拉里·尼科爾斯聲稱我與五個女人有不正當關系，珍妮弗便是其中之一。那時候，她義正詞嚴地加以否認。剛開始我們不知道媒體如何對待她的180度轉變，所以依舊按日程安排工作。我長途驅車到了新罕布什爾州西南部的克萊爾蒙特，參觀當地的一家刷子廠。這家工廠的廠長希望把產品賣給沃爾瑪，我想幫助他們。其間，迪·迪·邁爾斯走進工廠的小辦公室給競選總部打電話。弗勞爾斯說她手亡有和我十次電話談話的錄音，這些錄音據稱將證明她的指控是真實的。 一年前，弗勞爾斯的律師給小石城一家電臺寫信，威脅說如果這個電臺的一位脫口秀主持人繼續重復拉里·尼科爾斯在記者招待會上的一些話，她將以誹謗罪提起訴訟，因為電臺已經“錯誤地、不真實地”指控她有通奸行為。我們不知道弗勞爾斯的任何磁帶上的任何內容，但是我對這些電話記得很清楚，不認為其中有什么對我造成損害的內容。我從1977年就認識弗勞爾斯，最近還幫她在州政府謀了一份差事，她曾打電話向我抱怨，媒體甚至跑到她唱歌的地方去騷擾她，她覺得有可能會丟掉工作。我同情她，我當時并不認為會有什么后果。迪·迪試圖了解更多的《星報》即將刊登的內容，我也給希拉里打了電話，告訴她發生的一切。幸運的是，她當時正在佐治亞州州長官邸參加競選活動，澤爾和雪莉·米勒夫婦對她非常熱情周到。 關于弗勞爾斯的報道掀起了軒然大波，媒體無法避免連鎖反應，盡管隨后的一些報道對她的指控提出了質疑。據媒體報道，弗勞爾斯因為這篇報道得到了一筆錢，一年前她曾拼命否認這種不正當關系的存在。值得肯定的是，媒·體也挖出了弗勞爾斯在教育和工作經歷上撒的謊。但是，相形之下，還是有關婚外情的報道有影響力。我在新罕布什爾州民意調查中支持率開始下降，希拉里和我決定接受邀請，參加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60分鐘”節目，就這些指控和我們的婚姻狀況回答問題。這樣做并不容易。我們想反擊惡意誹謗的新聞報道，談論實質性問題，同時又不能對自己造成傷害，也不能助長進行人身毀滅的政治攻擊，我強烈譴責這樣的政治攻擊，即便在沒有觸及我之前我的態度也是如此。我已經說過，我的生活并非完美元瑕。如果完美是標準，當選總統的應該另有他人。 1月26日，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們在波士頓的麗嘉飯店錄制了這個節目，安排在當晚超級杯比賽之后播出。我們與采訪人史蒂夫·克羅夫特談了一個多小時。他一開始便問弗勞爾斯說的事情是否真實。我回答說不是，他便問我是否有過婚外情。也許我應該借用羅莎琳·卡特在1976年對一個相似問題非常機智的回答：“如果我有的話，將不會告訴你。”既然我不像卡特夫人那樣無可指責，我決定不耍小聰明。所以我說，我已經承認給我的婚姻帶來過傷痛，就這個問題我已經講過比其他候選人多得多的話，我想就此打住，再說，美國人民明白我的意思。 不可思議的是，克羅夫特又問了我一遍。他采訪的惟一目的就是讓我“招供”。他提了一系列關于珍妮弗·弗勞爾斯的問題之后，終于問及關于希拉里和我的問題，說我們的婚姻是“刻意的安排”。我真想重重地打他一拳。不過我還是回答說：“稍等一下。你看著的是兩個相愛的人。這不是安排或協議。這是婚姻。”希拉里接著說，她坐在這里和我一起接受采訪，是“出于我對他的愛和敬意，也出于我對他所經歷的一切和我們一起經歷的一切的尊重。你也知道，如果人們覺得這樣還不夠，那就不要投他的票吧”。剛開始的“泥濘戰”之后，克羅夫特斯文了很多，和我們談論起希拉里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相當融洽。可惜這些在編輯的時候都被刪掉了，只剩下大約十分鐘的內容，顯然是因為超級杯才縮短了這個采訪節目。 采訪中間，希拉里和我坐著的沙發上方有一盞很亮很燙的燈的膠帶松了掉了下來。燈正對著希拉里的頭頂，如果砸著她的話，她一定會被嚴重燙傷的。不知怎么的，我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正往下掉的燈，就在燈砸上希拉里座位之前一瞬間，我伸手把她拽過來趴在我的腿上。希拉里嚇壞了，這很正常。我一直撫摩著她的頭發，說沒關系，說我愛她。熬過艱難的采訪之后，我們飛回家和切爾西一起看這個節目。她說：“我覺得能擁有你們這樣的父母，我感到開心。” 第二天早上，我飛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遜，參加前州長比爾·溫特和邁克·埃斯皮為我組織的早餐會，他們兩個很早就支持我。我不知道究竟是否有人來，招待會究竟是什么情形。讓我如釋重負的是，他們不得不另外加座，來的人比預期的多，而且看到我打心眼里高興。就這樣，我恢復了正常的競選工作。 然而，事情還未結束。珍妮弗·弗勞爾斯在紐約的華爾道夫一阿斯托里亞飯店一個擁擠的房間里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她再一次講述了和我的故事，還說她已經厭煩了為此而說謊。她也承認，“當地的一個共和黨候選人”找過她，請她把事情公之于眾，但是她拒絕透露他的名字。她當場播放了一些錄音帶，但只能證明我曾經與她有過電話交談，這一點我從未否認過，與之前的大肆渲染相比，錄音帶的內容有些反高潮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