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年級那一年是一個奇怪的組合，一方面是有趣的大學生活，另一方面是劇烈的個人和政治事件。當我回首往事時，覺得似乎不可思議，竟會有人同時經歷了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但人們總是要尋求快樂并且在困難甚至怪誕的情況下對付日常生活中的痛苦。 我選修了兩門特別有意思的課，一門是國際法研討課，一門是歐洲歷史研討課。國際法由威廉·奧布萊思博士講授。他同意我做一篇關于對征兵進行有選擇良心抗拒的論文，除了考察美國的征兵制度，也要考察其他國家的征兵制度，同時探討準許良心抗拒的法律與哲學基礎。我的論點是，良心抗拒不應限于那些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對一切戰爭的人士，因為這種例外的基礎不是神學教條，而是個人對服兵役的道德抗拒。因此，盡管要對個案進行判斷有難度，但如果其提出的理由被認為是真實的，那么政府應允許進行有選擇的良心抗拒。70年代結束征兵使我這個觀點成了一個懸案。 歐洲歷史研討課基本是對歐洲思想史的一個概覽，由希沙姆·沙拉比教授講授。沙拉比是一位黎巴嫩人，他聰明過人，學識淵博，對巴勒斯坦事業充滿激情。我記得上這門課的共有14名學生，每學期14周，每周兩課時。我們閱讀了所有的書，但每周要有一名學生在討論開始前對本周要求讀的書做十分鐘發言。十分鐘內你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你可以概述本書的內容，談談該書的中心思想，或是討論你特別感興趣的每個方面，但一切都必須限制在十分鐘內。沙拉比教授認為，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說明你沒有看懂書。對于這個時限他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不過對一位主修哲學的學生，他倒是格外開恩。該學生用了“本體論的”一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我原以為這只是個醫學專業的詞匯。他滔滔不絕，大大超過了十分鐘的時限。當他終于倒完了肚子里的貨時，沙拉比教授用他那雙富有表情的大眼睛瞪著他說：“我要有把槍，就斃了你。”呵呵。我的發言是關于約瑟夫·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這本書有多好，我不敢肯定，但我用了簡單的詞匯，而且，不管你信不信，剛好過九分鐘就結束了發言。 1967年秋，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準備將于11月召開的大西洋共同體大會。作為該會九個研討會的主席，我的工作就是安排會議代表，分配論文題目，并為總計高達81次的小會議聘請專家。喬治敦大學從歐洲、加拿大和美國各地請來學生參加一系列的研討和演講。以考察該共同體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兩年前我曾參加過這個大會。會上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代表是一位來自阿肯色州的西點軍校學員韋斯·克拉克。他不僅全班第一，還是一位羅茲學者。由于歐洲對越南戰爭持反對態度，我們和歐洲國家的關系緊張起來，但由于北約對于冷戰期間歐洲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不可能出現嚴重分裂。大會辦得極為成功，主要是因為學生的素質很高。 那年秋天，老爸的病又復發了。癌細胞已經擴散，而且很明顯，再治療下去已沒有任何意義。他在醫院里住了一陣，想要回來，好死在家里。他對母親說不想讓我缺太多課，所以沒有馬上打電話給我。一天，他說：“到時候了。”母親便通知了我，我飛了回去。我知道這一天就要到來，只是希望我回去時他還能認出我，這樣我就能告訴他我愛他。 我到達后，老爸早已臥床，只有上衛生間才起來，而且得有人攙扶。他瘦了很多，也很虛弱。每一次要站起來時，膝蓋都會抖個不停。他就像個木偶，繩子握在一只往上一拽一拽的手中。我和羅杰一起幫他時，他似乎很開心。我猜想，扶他上衛生間，再回到床上，也許是我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對此，他心情很好，一邊笑一邊說，簡直糟透了，不是嗎，好在馬上就可以結束了。后來他變得更加虛弱與不安，連攙著都走不動路，這時只好不再上衛生間，而改用尿壺，但當著母親那些前來幫忙的護士朋友們的面，他很不愿意用。 盡管他正在迅速失去對身體的控制，他的頭腦和聲音在我回來的三天里還是很清楚的，我們好好地聊了幾次。他說他走后，我們會過得很好，他肯定我在一個月后舉行的面試后能獲得羅茲獎學金。一周后，他已基本處于半昏迷狀態，盡管直至最后，他思想的涌動從未停止。有兩次他醒來時告訴我和母親他還活著。有兩次他本該處于深度昏迷或因服用太多鎮靜劑而無法思考、無法說話的時候（癌細胞已擴散到他的胸腔，至此他一直只肯服用阿司匹林，此刻已沒必要再讓他吃阿司匹林的苦頭），他卻突然問我，這么長時間不到學校上課真可以嗎，如果不可以，我就真沒必要留在這里，因為不會再發生什么事了，況且我們最后也談得很好。對此，我們都深感驚訝。當他已完全不能說話時，他還會醒過來，盯住某一個人，然后發出聲音，讓我們明白一些諸如想在床上翻個身之類的簡單事情。他腦海中還閃現過什么，我就只有靠猜想了。 在他最后做出想要交流的努力后，還撐了可怕的最后一天半。聽到他發出陣陣沉重急促的呼吸，看到他身體腫脹得不成樣子，絲毫不像我以前看到的那樣，我們都感到很難過。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母親走進來，失聲痛哭地告訴他，她愛他。畢竟對母親來說他已經結束了，我希望，母親說的是真話，與其說是為老爸，不如說是為她自己。 老爸的最后幾天中，許多人來家里看望了他，這也是鄉村的慣例。家人和朋友們絡繹不絕地進進出出，表達他們的同情。多數人還帶來了吃的，我們因此都不用做飯，還能招待其他來客。由于我幾乎沒合眼，而且誰來了都要陪著一起吃飯，在家的兩周里我長了十磅。然而在等著死神最終把老爸帶走前，我們無事可做。有這么多東西吃，有這么多朋友來看望，也是一件值得寬慰的事。葬禮那天下起了雨。我小的時候，老爸常常在暴風雨天望著窗外說：“不要把我埋進雨里。”這是一句老話，不懂類似的話你很難在南方和人交談。當時他說這句話時我并沒有很在意，只是有一種感覺，對他來說這很重要，他對于葬身雨中有一種深深的恐懼。現在真的要兌現了。畢竟他已經遭受了這么長時間的病痛，結局應該更好一些。 在驅車前往教堂和在整個葬禮的過程中，我們都很擔心。牧師低沉單調地說了許多關于老爸并不真實的好話。老爸要是聽到了這些話，準會不屑一顧，覺得好笑。和我不一樣，老爸對于一般的葬禮向來是不怎么看重的，對干自己現在的也不會很喜歡，除了那首贊美詩，那是他親自挑選的。葬禮結束后，我們幾乎是跑著出去，想看看是否還在下雨。沒錯，是還在下。在緩緩地開往墓地的一路上，我們因擔心天氣竟忘了悲傷。 然后當我們駛離大街，開上通向墓地的窄路，一步步靠近新挖好的墓坑時；是羅杰第一個發現雨停了，他差點兒朝我們喊起來。我們竟然無法置信、不近情理地高興起來，放下心來。當然這事我們對誰也沒說，只是在臉上露出淺淺的、會心的一笑，就像他在樂天知命后臉上常露出笑容那樣。在走完了漫長的生命旅程，來到等待著我們所有人的地方時，他終于看到了上帝的寬容。他沒有被埋進雨里。 葬禮一個月后，我又回到家鄉參加羅茲獎學金的面試——自高中以來，我便在等待著這一天。美國每年都會選出32名羅茲學者到牛津大學學習兩年，經費由1903年根據塞西爾·羅茲的遺囑建立的信托基金會支付。羅茲在南非開采鉆石賺了大錢，便開始為所有現今和先前的英屬殖民地國家青年提供獎學金，要求是他們必須表現出杰出的理智、體育和領導才能。他希望那些被選送到牛津大學的人不只限于喜歡學習和學習成績好，因為他認為這些人更有可能“看重履行公共責任”而不是純粹的個人追求。多年來，只要候選人在其他一些非學術的領域有卓越的表現，評選委員會就不會太考慮他體育好不好的問題。幾年后，信托基金會還將準許女性參加競爭。學生可以在其居住州申請，也可在他上學所在地申請。每年12月，每個州都會提出兩名候選人，送他們前去參加八個地區選拔賽中的一個，最后選出下一學年的羅茲學者。評選過程要求候選人提交五到八封推薦信，寫出一篇文章，闡述他為什么想去牛津上學，并登記參加州級及賽區級的面試。面試委員會由前羅茲學者組成，主席則為非羅茲學者。我請塞貝斯神父、賈爾斯博士、戴維茨博士和我二年級的英語教授瑪麗·邦德做我的推薦人，此外還有家鄉的本涅特和弗蘭克·霍爾特，以及富布賴特參議員的演講撰稿人塞斯·蒂爾曼，他曾任教于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也是我的良師益友。按照李·威廉姆斯的建議，我也請了富布賴特參議員。原先我并不打算麻煩他，他因為對戰爭的關注而變得心情日益沉重，但李說他想寫，他的確為我寫了一封評價很高的推薦信。 羅茲獎學金委員會要求推薦人除了寫明我的優點外，還要寫出我的缺點。喬治敦的人很大度地說我體育不是太好。塞斯除了說我完全有獲得該獎學金的資格外，也說“在做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時，他并沒有表現得特別能干；這種工作不值得他去花費心思，他腦子里似乎常常裝著其他事情”。這倒讓我很新鮮；我還以為自己在委員會干得不錯，但正如他說的，我腦子里還裝著其他事情。也許這也能說明為什么我總是無法集中精力做我的論文。最后，我終于沒法再在家里寫下去，便到國會山上離新參議院辦公大樓一街之隔的一家旅館開了間房，好徹底安靜一下。要講清自己這短短的人生道路，要講清他們有什么理由送我去牛津，的確比我原來想像的難。 開頭我是這樣寫的，我來到華盛頓是“為自己一生從政做好準備”；我請求委員會送我去牛津“深入學習那些我剛剛開始涉獵的課程”，希望以此來“鑄造一種能夠承受政治生活壓力的才智”。那時我覺得文章寫得挺不錯。現在看來則顯得有些牽強造作，似乎是在努力尋找一位極有修養的羅茲學者說話的口氣。也許這只不過是年輕人的認真勁頭，也許這只是因為生活在一個許多事情都被夸大了的時代。 在阿肯色州申請很占優勢。鑒于阿肯色州的面積和大學人口，競爭者要少得多。要是我來自紐約州、加州或其他大州，要與來自常春藤學校的學生競爭，就不一定會選拔到地區一級。這些學校具有一套磨合得很好的體系，招收和訓練他們最優秀的學生參加羅茲獎學金的競爭。在1968年錄取的32名羅茲學者中，耶魯大學與哈佛大學各六名，達特茅思學院三名，普林斯頓大學和海軍學院各兩名。現在獲獎者則比較分散，也理應如此，畢竟國內有幾百所優秀的本科院校，但那些一流的學校和軍隊院校仍然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阿肯色州的委員會由比爾·納什主持。納什又高又瘦，是一位積極的共濟會成員，也是小石城羅斯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合伙人。該律師事務所是密西西比以西最早的一家，其淵源可追溯到1820年。納什先生是一位老派但脫俗之人，他每天無論晴雨都要步行數英里來上班。委員會還有一位羅斯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加森·威廉姆森，他同時還擔任地區委員會的阿肯色州評委。加森高大魁梧，聰明過人，說起話來聲音渾厚深沉，看上去很有威勢。他曾反對福伯斯在中心中學的所作所為，也曾盡力擊退反動勢力。在為我評選的全過程中，他都非常幫助我、支持我，后來我成為檢察長和州長后也一直給予我充滿智慧的建議。1977年希拉里到羅斯律師事務所工作后，他也成了她的朋友，幫她出謀劃策。加森特別喜歡希拉里。盡管他在政治上支持我并也很喜歡我，但我覺得他一直認為我配不上希拉里。 我通過了阿肯色州的面試，前往新奧爾良進行決賽。我們住在法國區的皇家奧爾良酒店，這里將對阿肯色、俄克拉何馬、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亞拉巴馬選送的決賽選手進行面試。賽前晚上我做的惟一事情便是復習了一下自己的文章，從頭到尾閱讀了《時代》、《新聞周刊》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覺。我知道準拿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而我得反應敏捷。我也不想讓自己受到情感的左右。新奧爾良讓我回想起了從前來時的情景：我很小的時候看到母親跪倒在鐵道旁哭泣，目送著我和老外婆乘火車緩緩離去；我們全家惟一一次跨州度假，來到新奧爾良和密西西比海灣沿岸。老爸臨終前曾預言，我會靠頭腦勝出，我不甚明白。我也想為他勝出。 委員會主席是來自俄克拉何馬的迪安·麥吉。他是科爾·麥吉石油公司的頭兒，是俄克拉何馬商界和政界一位很有權勢的人物。我印象最深的委員是．亞拉巴馬州伯明翰市伍爾坎鋼鐵公司的董事長，巴尼·莫納漢。他總是穿一身無可挑剔的三件套西裝，看上去更像是位大學教授，而不是一位南方企業家。 問我最難的問題是關于貿易的。我被問到，是支持自由貿易、保護主義還是介乎于兩者之間的什么。我說我主張自由貿易，尤其是支持先進經濟。提問者突然發問：“那富布賴特參議員極力保護阿肯色的養雞業，你怎么為他辯解？”這個問題很刁，目的在于讓我覺得，我得在保持論點一致或是背叛富布賴特之間做出選擇。我承認自己對雞的問題一無所知，但也并不需要在任何問題上都和參議員保持一致才能感到為他工作的驕傲。加森·威廉姆森插了進來，解了我的圍。他解釋說，這個問題并不像所提出的那樣簡單；事實上，富布賴特一直在努力讓我們的雞打人外國市場。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會因為不了解雞的問題而把面試搞砸。以后就不同了。我當州長和總統期間，大家都很吃驚，我怎么會這么了解雞是如何飼養、如何被處理和如何在國內外市場銷售的。 12場面試結束后又經過一小段時間的評審，我們被重新帶人接待室。委員會已選定了新奧爾良一位伙計，密西西比的兩位，還有我。我們向記者簡單說了幾句。然后我便打電話給母親。她一直在電話旁焦急地等待著。我問母親要是我穿一身英國花呢，她會怎么想，我看上去會好看嗎。天哪，我高興極了——我為母親高興，畢竟她活著看到了我這一天；我高興老爸最后的預言成為了現實；我為未來兩年的榮譽和光明感到高興。有那么一會兒，世界停止了轉動。越南消失了，種族騷亂消失了，國內的麻煩消失了，我對未來的擔憂消失了。在新奧爾良我還可以再待幾個小時，我喜歡這個他們稱為“大快活”的城市，我就像這里的土生子。 我回到家后先到墓地去看望了老爸，然后就和家人一起度假。報紙上刊登了一篇說好話的文章，甚至還加了一段贊揚性的編者按。我在當地的市民俱樂部做了個演講，和朋友玩得很開心，收到了許多令人高興的祝賀信和電話。圣誕節很快樂，但也是甜中有苦，自從弟弟出生后，這是第一次只有我們三個人過圣誕節。回到喬治敦后又聽到了一個悲傷的消息。1月17日那天，我外祖母去世了。幾年前，她又得了一次中風。之后她提出回到霍普鎮，住進鬧市區的老年療養院，以前那是朱莉亞·切斯特醫院。她要求住在母親生我時住過的房間。她的過世和老爸的一樣，準是在母親心中產生了矛盾的心情。老外婆一直對母親很厲害。也許是因為忌妒老外公這么疼愛他惟一的孩子，老外婆常常把女兒當成她的出氣筒。老外公去世后，她的壞脾氣收斂了一些。她給一位善良的女士當保姆。該女士帶著她一起到威斯康星和亞利桑那旅行，部分滿足了她想要邁出自己狹窄乏味的生活環境的渴望。在我生命的頭四年里，她對我很好，她教我識字，數數，幫我吃光盤子里的東西，幫我洗凈雙手。搬到溫泉城后，只要我在學校得了優，她就會獎勵我五美元。我21歲后，她仍然要了解“她的小娃娃是不是帶了手絹”。我真希望她對自己有多一些的了解，給自己和家人更多一些關心。不過她的確愛我，而且盡她所能幫我起步，讓我在生活中擁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以為自己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令我怎么也沒想到。1968年是美國歷史上最為混亂和悲傷的一年。在這一年升始時，林登，約翰遜期望能在越南保持既定路線不變，同時繼續推行他的“偉大社會’’計劃，鏟除失業、貧窮和饑餓，從而獲得連任。然而他的國家正在離他遠去。盡管我同情這種“時代精神”，但不完全贊同這種生活方式和激進言論。我的頭發不長，我甚至不喝酒，有些音樂太吵，太刺耳，不適合我的口味。我并不仇恨林登·約翰遜；我只是想讓戰爭早點結束，我擔心文化沖突會破壞而不是推進這一事業。面對青年人的抗議和“反文化”生活方式，共和黨人和許多工人階級的民主黨人倒向了右翼，紛紛前去聽東山再起的理查德·尼克松和前富蘭克林·羅斯福派民主黨人，加州新任州長羅納德·里根等保守人士的演講。 民主黨人也正在棄約翰遜而去。在右翼人士一邊，喬治·華萊士州長宣布，他將作為無黨派人士參加總統競選。在左翼人士一邊，阿拉德·洛溫斯坦等年輕的激進主義分子也在呼吁反戰的民主黨人在民主黨的初選中向約翰遜總統發起挑戰。他們的第一人選是羅伯特·肯尼迪參議員，因為他一直在呼吁通過談判解決越南問題。然而他婉言謝絕了，因為他擔心，人人都知道他不喜歡現任總統，如果他參加競選，人們就會以為他是在尋求加深宿怨，而不是謀求一場有原則的正義運動。南達科他的喬治·麥戈文參議員在自己保守的州里正在謀求連任，因此也婉拒了這一請求。然而，明尼蘇達的吉恩·麥卡錫參議員卻沒有拒絕。在黨內，他顯然繼承了阿德萊·史蒂文森的理智自由主義遺產，因此要他擺出一副毫無野心的圣人模樣，則可能會讓人受不了，甚至讓人感覺不誠實。然而他有勇氣和約翰遜叫板，隨著大選年的到來，他成為反戰勇士們跨騎的惟一一匹戰馬。1月，他宣布，他將在新罕布什爾州參加第一輪初選。 到2月，越南發生了兩起事件，進一步壯大了反戰勢力。第一起事件是南越國家警察局局長鑾將軍當場處決一名被懷疑為越共的人。釜在光天化日的西貢大街上朝那人頭部開槍。這一槍殺場面被偉大的攝影師埃迪·亞當斯抓拍下來。他的照片引起了更多美國人對這一問題、提出質疑，即我們的盟友是否真比我們的敵人好，因為他們都同樣殘酷冷血。 第二個影響更為深遠的事件是春節攻勢。之所以命名為“春節攻勢”，是因為該攻勢發生在越南的春節期間，也就是越南的新年。北越和越共軍隊在越南南方各地對美軍陣地發動了一系列聯合進攻，包括對西貢等據點，甚至那里的美國大使館都遭到了炮火襲擊。這些進攻被一一擊退，北越和越共軍隊傷亡慘重，約翰遜總統和我們的軍事領導人便因此宣布取得了勝利，但事實上，春節攻勢對美國來說是打了一場心理和政治意義上的敗仗，因為美國人在我們第一場“電視戰爭”中親眼目睹了我們的軍隊是多么不堪一擊，哪怕是在他們自己控制的地盤上。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質疑，我們是否能贏得一場南越人無法為自己贏得的戰爭？當第一個問題得到否定的回答時，他們隨即提出了第二個問題：我們繼續向越南派遣更多的士兵是否值得？在國內戰線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克·曼斯菲爾德呼吁停止轟炸。約翰遜總統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他的親信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以用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告訴總統，現在該是“檢討”他希望通過戰爭繼續升級來取得軍事勝利這一政策的時候了。迪安·拉斯克則繼續支持這一政策，而且軍方要求加派20萬軍隊來推動這一目標的實現。種族事件依然在全國發生，這些事件有時充滿暴力。理查德·尼克松和喬治·華萊士正式宣布自己為總統候選人。在新罕布什爾，麥卡錫的競選也正在形成氣候，幾百名反競選總部后面的房間里做裝信封的工作。與此同時，的比·肯尼迪仍然在苦惱，自己是否也應加入到競選中去。 3月12日那天，麥卡錫在新罕布什爾獲得了42％的選票，林登·約翰遜獲得了49％的選票。盡管約翰遜是一個在選票上自填的候選人，也從來沒來進新罕布什爾進行競選，但對麥卡錫和反戰運動來說，這仍然是一個心理上的巨大勝利。四天后，肯尼迪在1960年他兄弟約翰開始競選活動的參議院民主黨領導人預備會議室里宣布自己加人競選。為了駁斥對他的指控，即認為他完全是出于徹頭徹尾的個人野心，肯尼迪指出麥卡錫的競選已暴露出民主黨內的嚴重分歧，因此他要為全國指明一個新的方向。當然，現在他惹上了一個“徹頭徹尾”的新麻煩：自己不愿向總統發出挑戰，而在麥卡錫這么做了之后，卻去拆他的臺。 我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目睹了所有這些事件的展開。和我住同一幢房子的湯米·凱普蘭在肯尼迪的辦公室工作，因此我知道那里的情況。此前我已開始和一位同學約會。她正在麥卡錫的華盛頓全國總部志愿幫忙。安，馬庫森在明尼蘇達長大，是一位非常聰明的經濟學學生，喬治敦大學女子帆船隊隊長，也是一位激進的反戰自由主義者。她佩服麥卡錫，而且像許多在那里為他工作的年輕人一樣恨肯尼迪要從他手里搶走提名。我們曾有幾次爭得你死我活，因為肯尼迪加入競選我很高興。我注意到他作為司法部長和作為參議員的表現，覺得他比麥卡錫更關心國內問題，因此我相信他一定會成為一個更有能力的總統。麥卡錫是個令人著迷的人，高高的個子，灰頭發，很帥，是一位愛爾蘭裔天主教知識分子，思路清晰，機智敏捷。但我在外交委員會目睹過他的表現。他過于超脫，不對我的脾氣。在進入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前，對于正在發生的事情，他似乎消極得有些令人好奇，滿足于投正確的票，說正確的話。 相反，在鮑比·肯尼迪宣布競選總統前，他正努力通過一個由富布賴特發起的決議，即林登·約翰遜在增派20萬軍隊到越南之前必須由參議院通過。此前他還前往阿巴拉契亞地區，揭霹美國農村貧困的嚴重性，并且前往南非，激勵那里的年輕人起來反對種族隔離。盡管我喜歡麥卡錫，但他給我的印象是，他寧可坐在家里讀讀圣托馬斯·阿奎那也不愿意走進搭著油氈的棚子，親眼看看窮人是如何生活的，或是飛行半個地球的里程，去發表反對種族主義的演講。每次我和安談我這些看法，她都會和我大吵大鬧，說如果鮑比·肯尼迪原則性更強一點，政治性再弱一點，那他本來能夠做到麥卡錫做到的事。其潛臺詞當然是說我這個人也政治性太強。那時我瘋狂迷戀他，不愿失去她的青睞。但是我想贏，我想選舉一個能當好總統的好人。 3月20日，肯尼迪宣布參加競選的四天后，約翰遜總統終止了除醫學院以外的研究生緩服兵役的規定，給我將去牛津上學的事蒙上J陰影。至此，我的興趣變得更加個人化。約翰遜的決定引發了另一陣越南愧疚：和約翰遜一樣，我也不贊同研究生緩服兵役，但我也不贊同我們的越南政策。 在3月31日周日的夜晚，約翰遜總統按計劃要向全國發表越南問題演說。人們紛紛猜測，他會讓戰爭升級還是讓戰爭冷卻好開始談判，但誰也沒有真正料到會發生什么。我一邊開車沿著馬薩諸塞大街行駛，一邊聽車上的收音機播送演講。在演講了一會兒后，約翰遜說他決定大幅度限制對北越的轟炸，希望能找到一個解決爭端的方法。我剛剛路過杜邦圓形廣場西北的宇宙夜總會，這時總統投下了他自己的炸彈：“鑒于美國的兒子們正身處遙遠的戰場，鑒于我們對世界和平的希望每日都飄忽不定，我認為我不能再把另一個小時、另一個日子花在個人的黨派目標上……因此，我將不再爭取也不再接受我黨提名我競選連任總統。”我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為約翰遜感到難過——他為美國國內做了這么多貢獻。同時我也為美國，為看到了新開端的前景感到高興。 這種心情并沒有持續多久。四天后，在4月4日夜里，小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洛蘭汽車旅館他房間外的陽臺上遭到刺殺。他是為支持罷工的環衛工人而去那里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里，他把自己民權運動的議事日程擴大到鏟除城市貧困和公開反對戰爭等方面。避開年輕人和更為好戰的黑人對他領導地位的挑戰，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我們所有關注他的人也都清楚，當金博士說，如果不同時反對貧困和越南戰爭，他就無法推進黑人的民權事業時，他真是這么認為的。 就在他遇刺的前一天夜里，金博士曾在梅森坦普爾教堂向擠得滿滿一屋子的人做了個神秘的預言性布道。在明確地談到許多對他生命的威脅時，他說：“和所有人一樣，我也愿意多活一些時間。長壽總歸是好的。但現在我對此已不在乎了。我想做的只是履行上帝的意志。主已同意我登上山去。我俯瞰山下，看見了上帝的應許之地。也許我無法與你們前往，但今晚我想讓你們明白，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將到達應許之地。因此今晚我很幸福。我什么都不再擔心。我誰也不會害怕。我的雙眼已經看見了主將要降臨的輝煌廠第二天下午6點，他被詹姆斯·厄爾·雷開槍打死。雷是一個長期心懷不滿并被定罪的武裝劫匪，約一年前越獄逃跑。 小馬丁·路德·金被刺是自肯尼迪總統遇刺以來另一起舉國震驚的事件。那天夜里，在印第安納州進行競選活動的羅伯特·肯尼迪為了消除美國的恐慌，發表了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演說。他要求黑人心中不要充滿對白人的仇恨，并提醒他們，他的兄弟也是被一名白人殺死的。他援引埃斯庫羅斯的著名句子說，與我們的意志相悖，“通過上帝令人敬畏的恩典”，痛苦會給人帶來智慧。他告訴面對自己的人群和全國聽他演講的民眾，我們定會渡過難關，因為絕大多數的黑人和白人“想要一起生活，想要改善我們的生活質量，想要讓所有生活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人享有公正”。結尾時，他說：“讓我們為古希臘人這么多年前就寫下的話而努力：駕馭人類心中的野蠻，讓此世生活充滿仁愛。讓我們為此而獻身，為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祈禱。”世代代金博士的死引起的不僅僅是祈禱；一些人擔心，另一些人則希望他的死也標志著非暴力運動的死亡。斯托克利·卡邁克爾指出，美國白人已經向美國黑人宜戰，“已沒有了第二種回應方法”。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底特律、孟菲斯以及其他100多個城市與鄉鎮都爆發了騷亂。40多人被殺，100多人受傷。華盛頓的暴力事件尤為嚴重，主要是針對14街與H街上的黑人商鋪。約翰遜總統派出國民警衛隊來恢復秩序，但氣氛仍然十分緊張。 喬治敦大學距暴力現場隔著一道安全的距離，但也有數百名國民警衛隊隊員駐扎在我們籃球隊打球的麥克唐納體育館，讓我們也感受到了緊張的氣氛。許多黑人家庭房屋被燒，只好逃進教堂躲避。我到紅十字會報名，幫助為他們分發食物、毛毯和其他物品。我那輛1963年的掛著阿肯色州牌照的白色敞篷別克車此刻又在車門上貼上了紅十字會的標志，在基本上空無一人的街上顯得十分怪異。到處是仍在冒煙的建筑，以及窗子被砸、遭到洗劫的店鋪。我每天夜里要從那里開車經過。周日早晨，卡羅琳·耶爾德爾飛來度周末，我又帶她經過那里。光天化日之下還感覺安全一些，于是我們下了車，在附近溜達，看看洗劫后留下的殘跡。在黑人居住區，我第一次產生了不安全感。我在想，這不會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此外，令人悲哀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黑人發泄怒火的主要受害者正是黑人自己。 金博士的死在全國留下了一個空洞，而這時的國家恰恰最迫切需要人們繼續堅持非暴力的信念，繼續堅定對美國美好未來的信念，盡管這些信念現在正面臨著失去的危險。國會做出了回應，通過了約翰遜總統提出的法案，禁止在銷售與租賃住房中實行種族歧視。羅伯特·肯尼迪也在力圖填補這一空洞。5月7日，他贏得了印第安納州的初選。在演講中，他呼吁種族和解，又提出嚴懲犯罪，幫助人們從福利過渡到就業等等，希望以此來打動保守選民。于些自由主義者抨擊了他的“法律與秩序”的說法，但從政治上說，這是必須的。對此他堅信不移，就像他堅信必須結束緩服兵役一樣。 在印第安納，在吉米·卡特之前，在我1985年幫助成立的民主黨領袖委員會之前，在1992年我開始競選之前，鮑比·肯尼迪已成了第一個“新民主黨人”。他堅信，人人都應享有民權，但誰也不能享受特權；他堅信，要拉窮人一把，而不是救濟他一下：就業勝于福利。他深深地感到，進步政治既要推行新政策，也要保持基本的價值觀，既要推行重大變革，也要保持社會穩定。如果他當了總統，那么美國在20世紀后來的歷程中將會大不一樣。 5月10日，美國與北越在巴黎開始和談，為渴望結束一場戰爭的美國人帶來了希望，也讓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松了口氣。他于4月末加入競選，很需要改變一下我們的運氣，以獲得提名或選舉的機會。與此同時，社會動亂并沒有停止。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被抗議者關閉，該學年已不能再上課。兩位天主教牧師，丹尼爾和菲利浦·貝里根兄弟，因偷盜與燒毀征兵記錄而被捕。在華盛頓，騷亂后不到一個月，民權積極分子就已著手繼續推行小馬丁·路德·金的“窮人運動”計劃，在被稱為救贖之城的草地廣場搭起帳篷，以強調貧困問題。天下起了瓢潑大雨，草地廣場變成了泥潭，居住環境十分悲慘。6月的一天，我和安·馬庫森去那里看了看，以表示我們的支持。帳篷與帳篷之間鋪上了木板，這樣在上面行走就不會陷入泥地。但在來回走7幾個小時、跟大家談話后，我們身上還是沾滿了泥。這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是一個很好的暗喻。 5月末，民主黨的提名競選反而變得不確定了。漢弗萊開始在未舉行初選的州的黨內中間分手中獲得代表的支持，麥卡錫則在俄勒岡州初選中擊敗子肯尼迪。肯尼迪獲得提名的希望取決于加州6月4日舉行的初選。我在大學的最后一周天天都在期待著選舉結果，此時離我們畢業還有四天。 周四晚上，羅伯特·肯尼迪終于贏得了加州的選舉，這要感謝洛杉磯縣少數族裔選民的大力支持。我和湯米·凱普蘭激動壞了。我們一直熬到肯尼迪發表勝利演說之后才上床睡覺。這時已是華盛頓凌晨3點。幾個小時后，湯米叫醒了我，他一邊搖晃著我一邊大喊：“鮑比遇刺了！鮑比遇刺了廠就在我們關掉電視上床后沒幾分鐘，肯尼迪參議員經過大使酒店的廚房時，一個仇恨肯尼迪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青年西爾漢·西爾漢朝他和他周圍傾瀉出冰雹般的子彈。其他五人受了傷，最后都痊愈康復。鮑比·肯尼迪頭部嚴重受傷，做了手術，一天后去世，年僅42歲。6月6日正是母親45歲的生日，也是小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兩個月零兩天。 6月8日，凱普蘭前往紐約參加在圣帕特里克天主教堂舉行的葬禮。在儀式開始前的一天一夜里，肯尼迪參議員的崇拜者，無論名人還是普通人，都絡繹不絕地從他棺木前走過。約翰遜總統、漢弗萊副總統、麥卡錫參議員參加了葬禮。富布賴特參議員也出席了葬禮。特德·肯尼迪為他兄弟致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詞，結尾的詞語充滿了力量與仁愛，令我終身難忘：“我兄弟無需被理想化，或在死后被抬高，超越他生活中的本來面目。他只要被大家記住是個好人，是個正直的人就足夠了。他看見了錯誤，就會努力去糾正錯誤；他看見了苦難，就會努力去消除苦難；他看見了戰爭，就會努力去制止戰爭。我們熱愛他的人，我們今天來送他安息的人共同祈禱，他在我們心目中所代表的理念、他對其他人的祝愿總有一天會到來，成為他對全世界人的祝愿。” 這也正是我希望得到的，卻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遙遠。在大學最后的幾天中，我們陷入了深深的迷惘。湯米登上了從紐約前往華盛頓的送葬火車，差點沒趕回來參加畢業典禮。所有其他的畢業活動都被取消，只是學位授予儀式還按計劃舉行。假如說這是多日來第一個輕松一些的時刻，即使這個儀式也沒有進行完。就在授予學位儀式發言人，學校所在地市長沃爾特·華盛頓站起來要發表演講時；天上突然烏云密布。他講了約30秒鐘，向我們表示祝賀和祝愿，然后說如果我們不立即跑進屋子，就都會被淹死。這時雨下了下來，我們撒腿就跑。我們班都希望投票讓華盛頓市長擔任總統。那天夜里，湯米·凱普蘭的父母帶上湯米、我、母親、羅杰和其他幾個人到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吃飯時基本都是湯米在說話，中間他說要理解某幾門課程需要擁有“成熟的智力”。我11歲的弟弟抬起頭來問：“湯姆，我有成熟的智力嗎？”這樣，我們用笑聲結束了急轉突變的一天和傷心欲絕的十周。 我們收拾行裝，互相道別，幾天后，和我的室友吉姆·摩爾一道驅車回到阿肯色。我們將在這里為富布賴特參議員的連任競選工作。在兩個問題上，他似乎都很經不起打擊，一是他在一個保守的、主戰的、深為美國動蕩擔憂的州里直言不諱地表示反對越南戰爭；二是他拒絕順應現代國會政治，沒有像其他參議員和國會議員那樣幾乎每個周末都回到家鄉去看望那里的選民。富布賴特40年代進入國會時，人們的期待和現在的大不一樣。那時人們期待國會議員在休假或國會夏季休會時回到家鄉，回復他們的信件和電話，并在自己的選民到華盛頓來時去看望他們。國會工作期間的周末他們則可以隨便待在城里，休息、思考，就和多數有工作的美國人那樣。一旦放長假回到家鄉，他們還必須在上班時間待在家鄉的辦公室，并且抽時間出城去看望鄉親父老。和選民保持密切的互動是為了競選。 60年代后期，便利的空中旅行和密集的地方新聞報道迅速地改變著生存規則。越來越多的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在多數周末都回到家鄉，回來后還要到更多地方走走看看，而且只要有機會就要向當地媒體發表講話。 富布賴特的競選遭遇的阻力并不小。有人在戰爭問題上和他意見分歧，有人認為他脫離群眾，也有人同時持上述兩種看法。富布賴特認為每個周末都飛回來，這簡直是胡鬧。一次，他針對這么做的同事對我說：“他們怎么會有時間來讀書和思考？”令人悲哀的是，國會議員們承受的頻繁旅行的壓力卻變得越來越重。電視、廣播和其他廣告越來越高的成本，以及對于新聞報道的永遠無法滿足的胃口，使許多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在每個周末都得登上飛機，并經常在工作日的夜晚出席華盛頓地區的募捐會。我當總統時常對希拉里和我的工作人員說，我認為國會辯論變得越來越尖刻與消極的一個原因是太多的國會議員經常處于疲勞狀態。 1968年的夏天，疲勞并不是富布賴特的問題，盡管在越南問題上的論戰讓他感到疲憊。但他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拿出一個方法，與那些感到已被疏遠的選民恢復聯系。幸運的是，他的對手不夠強大。初選中他的主要對手不是別人，正是吉姆·約翰遜。后者故伎重演，帶著鄉村樂隊到各個縣治巡游，抨擊富布賴特對共產主義心慈手軟。約翰遜的妻子弗吉妮亞，試圖仿效喬治·華萊士的妻子盧琳，后者曾繼丈夫之后當過州長。共和黨參議院候選人是一個來自阿肯色州東部的不知名的小企業家查爾斯·伯納德。他認為，對我們州來說，富布賴特這個人過于開放。 李·威廉姆斯此前已來到阿肯色州主持競選，并得到了年紀輕輕卻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吉姆·麥克道戈爾（白水事件中的那位）的幫助。吉姆當時主持富布賴特參議員在小石城的辦公室的工作，是一位老派的平民主義者，極善于用繪聲繪色的語言講述許多有趣的故事。他非常崇敬富布賴特，十分賣力地為他工作。 吉姆和李決定在阿肯色州以“就是那個普通的比爾”——一個穿紅格子運動衫、求真務實的阿肯色人形象——重新推出參議員。在所有打印的競選材料和電視廣告中，參議員都以這一形象出現，盡管我覺得他本人并不一定喜歡這種形象，而且在多數競選的日子里，他還是穿他那身套裝。為y在現實中強化他務實的形象，他決定到全州的小鄉鎮去搞一次基層競選，和他一起去的只有一名司機和一個黑色筆記本，里面記滿了他以前的支持者的名字。編寫這份名單的是職員帕克，韋斯特布魯克，他似乎認識阿肯色州所有對政治哪怕感一點兒興趣的人。由于富布賴特參議員每六年才競選一次，我們都希望帕克黑筆記本里記錄的所有鄉親都還健在。 李·威廉姆斯給了我為參議員當幾天司機、一同前往阿肯色州西南部的機會，我高興得跳了起來。我非常欽佩富布賴特，對他為我給羅茲獎學金委員會寫推薦信深表感激，也很想知道阿肯色州小鄉鎮的人在想什么。城市暴力和反戰示威距離他們十分遙遠，但他們許多人都有孩子在越南。 一天我們到達一個小鎮，停好車，走進一家農民為牲口買谷物的飼料店。我們身后跟著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目攝制組。開始攝像后，富布賴特和一位很有個性的穿長袍老人握手，請他投自己一票。那人說不行，因為富布賴特不愿對付“共產黨”，富布賴特會讓他們“奪取我們國家”。富布賴特在堆在地上的一個飼料袋上坐下來，和他聊了起來。他對老人說，如果自己在國內發現誰是共產黨，就一定會對付他。“哼，他們到處都是。”那人說。富布賴特問：“是嗎？這一帶你看到有嗎？我一直在到處找，可一個也沒看到。”望著富布賴特說這些話真是很好玩。那位伙計則覺得他們是在正兒八經地對話。我敢肯定，電視觀眾看了一定會覺得很好笑。但當時的情景讓我很擔心。那人在心目中已經立起了一道墻。他是否真能發現一個共產黨來拯救自己的靈魂，這不重要。他已經把富布賴特排除在外，而且無論怎么談也無法拆除他心中的那道墻。我只是希望該鎮上還有許多其他選民，還有幾百個我們能夠爭取到的小鎮。 盡管出現了飼料店里的插曲，但富布賴特還是相信小鎮的選民多數還是明智、務實、有頭腦的。他認為他們有更多時間來考慮問題，并不那么容易受右翼批評家影響把選票全部投給他們。有幾天時間我們來到了似乎所有白人選民都支持喬治·華萊士的地方。此后我便不那么肯定了。接著我們來到了森特波因特，遇到了我政治生涯中一個比較值得回憶的人。。森特波因特很小，只有不到200名居民。根據黑筆記本的記載，在那里要見的是一位長期支持富布賴特的名叫波·里斯的人。他住在鎮上最好的房子里。在電視廣告出現之前，多數阿肯色小城鎮上都有一個波，里斯這樣的人。選舉前幾周里，人們都會問：“波投誰的票？”他的選擇被公開后會影響大約2／3的票數，有時更多。 我們開車到他家門前時，波正坐在門廊下。他同富布賴特及我握了握手，說他一直在等著他的到來，然后邀請我們進去看看。這是一幢老式房屋，里面有壁爐和坐著很舒服的椅子。我們坐定后，里斯便說：“參議員，這個國家惹了很多麻煩。很多事情都錯了。”富布賴特表示同意，但不清楚波接下來會走向哪里，我也是——也許直接走向華萊士。這時，波講了一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故事：“那天我和一位在阿肯色東部種棉花的朋友在聊天。他有一幫收益分成的佃農幫他干活兒。（收益分成的佃農是農村里的短工，通常是黑人，他們所得的報酬是收獲的一小部分莊稼。他們多數人住在破破爛爛的小棚子里，無一例外是窮人。）因此我就問他：‘你那些佃農還好嗎？’他說：‘咳，要是年景不好，那他們就不賠不賺。’然后他笑著說，‘即使年景不錯，他們也還是不賠不賺。”’這時，波說：“參議員，這樣不對，這你知道。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這個國家會有這么多貧困問題和其他問題，你要是還能再干一屆，可得多想想辦法了。黑人也該過得好點兒。，’在聽了那么多種族主義聲論后，富布賴特差點兒沒從椅子上滑下來。他讓波放心，他要是連任，一定會在這方面做出成績。波則保證自己會一如既往地支持富布賴特。 回到車上后，富布賴特說：“瞧，我告訴過你，小鄉鎮也有大智慧。波坐在門廊下就能把事情想透徹。”波，里斯對富布賴特產生了很大影響。埃爾多拉多是阿肯色南部一個石油城鎮，也是種族主義和親華萊士情結的大本營，幾周后在這里舉行的競選集會上，有人間富布賴特，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富布賴特不假思索地答道：“貧困。”我很為他感到驕傲，也很感謝波·里斯。 我們沿著炎熱的鄉村公路從一個小鎮來到另一個小鎮。途中，我一直在努力跟富布賴特說話。這些對話給我留下丁許多深刻的記憶，卻很快結束了我為他開車的生涯。一天我們在“沃倫法院”的問題上談得很熱火。對于該法院做出的多數決定，我都非常同意，尤其是在民權方面。富布賴特卻不同意。他說：“最高法院將會遭遇一個強勁的抵制。僅靠法院，社會很難有什么大改變。多數改變還是要通過政治體制。即使時間會長一些，但還是很有可能會堅持下去的。”我現在也仍然認為美國在沃倫法官主持的法院下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毫無疑問，30多年來，也一直存在著強有力的反動。 走了四五天后，我們駛離了又一個小鎮，前往下一站，這時我又和富布賴特展開丁一場政治討論。過丁大約五分鐘，富布賴特問我在往哪里開。我皆訴他后，他說：“那你還是掉頭吧，方向完全反了。”我不好意思地轉了個U彎。這時他說：“你會破壞羅茲學者的名聲。你那樣子就像個自以為了不起的學問家，連往哪兒開都不知道。” 當然我很尷尬。我掉過頭，把參議員開回到他的行程上。我知道，自己開車的活兒算是結束丁。不過，沒什么了不起的。我還沒到22歲生日，卻已有了幾天將伴隨我終生的經驗和談話。富布賴特需要的只是一個能按時把他送達下一站的司機，我也很高興回到總部工作，回到集會和野餐，還有長長的晚餐，聽李·威廉姆斯、吉姆·麥克道戈爾和其他老手講述阿肯色的政治故事。 初選前不久，湯姆·坎貝爾在前往得克薩斯接受海軍陸戰隊軍官訓練的途中順道前來看我。那天夜里，吉姆·約翰遜正在距小石城以北一個半小時車程的貝茨維爾縣政府大樓臺階上率領他那個鄉村樂隊舉行集會，因此我決定帶湯姆去看看阿肯色的另一面，此前，他僅僅是聽說過而已。約翰遜情緒很高。他舉起一只鞋高聲喊道：“看到這只鞋了嗎？這是共產黨的羅馬尼亞（他的發音為“盧一曼一約”）生產的！比爾·富布賴特投票同意讓這些共產主義鞋子進入美國，奪走了在我們制鞋廠里干活的善良的阿肯色人的工作。” 那時我們有好多老鄉是干這個的。約翰遜向他們，還有我們所有人保證，則果他進人參議院，就再也不會有共產黨鞋子入侵美國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的在從羅馬尼亞進口鞋子，我不知道富布賴特是否投票贊成向他們開放邊境而未果，我也不知道這些是否都是約翰遜編造出來的，但不管怎么說，這都將成為一個好笑的故事。演講完后，約翰遜便站在臺階上和人們握手。我耐心地等著他和我握手。當他和我握手時，我對他說，他讓我為自己是阿肯色人感到恥辱。我想我當時那認真勁兒讓他覺得好笑。他只是笑了笑，歡迎我把自己的感受寫下來寄給他，然后又和下一個握手。 7月30日，富布賴特擊敗了吉姆·約翰遜和另外兩個不那么有名的候選人。吉姆法官的妻子弗吉妮亞則勉強進入第二次選舉。盡管在選舉快結束前的幾天和在選舉結束后的六天時間里（這時人人都在忙著不要被少算了票，或是在未報的選區得幾張額外的選票），富布賴特的人已盡了最大努力來幫助年輕的改革派人士泰德·博斯韋爾，弗吉妮亞還是在40多萬張選票中以409票領先，擊敗了他。約翰遜夫人則在第二次選舉中以37％對63％的得票輸給了瑪里昂·克蘭克，一位來自阿肯色州西南部福爾蒙縣的州議員，她背后是縣政府的人和福伯斯的競選機器。阿肯色州終于受夠了約翰遜夫婦。我們尚未進入70年代的新南方，但我們還知道不能走回頭路。 8月，我忙著為富布賴特競選做掃尾工作，并準備去牛津上學。其間，我在母親的朋友比爾和瑪琪·米切爾在漢密爾頓湖畔的家里度過了幾個夏夜。他們總是很歡迎我去。那年夏天，我在比爾和瑪琪家遇見了幾個很有意思的人。和母親一樣，他們也都喜歡賽馬，這些年來結識了許多對馬很有研究的人，包括來自伊利諾伊的哥倆，W.哈爾和“驢子”畢曉普。他們養馬，也馴馬。W．哈爾·畢曉普更有成就一些，但“驢子”則是我見過的最難忘的一個人物。他是比爾和瑪琪家的常客。一天夜里，我們待在湖邊，聊我們這一代人關于毒品和女人的經驗。這時，“驢子”順口說，他過去喝很多酒，而且結過十次婚。我大吃一驚。“別這么看我，”他說，“我在你這么大的時候，情況不像現在。如果你想得到性，光是嘴上說說你愛她們是沒用的，你得真把她們娶過來！”我笑了起來，問他是否記得她們所有人的名字。“只有兩個不記得了。”他答道。他最短的婚姻？“一夜。在一家汽車旅館醒來后，我一是頭痛，二是看到一個陌生女人。我說：‘你是哪個王八蛋？’她說：‘我是你妻子，你這個王八蛋！’我爬起來，穿上褲子，拔腿就跑。”50年代，“驢子”碰到一個十分與眾不同的女人。他向她如實講述了自己的生活，然后說如果她愿意嫁給他，他從此不再喝酒，不再胡鬧。女人抓住了這個難以相信的機會，他則在后來的25年中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直到去世。 瑪琪·米切爾還介紹我認識了另兩位年輕人，丹尼·托馬森和簡·比格斯。他們剛剛開始在溫泉城教書。丹尼來自漢普頓，阿肯色州最小縣的縣城，會講無數個有趣的鄉村故事來證明這一點。我當州長后，我們每個周日都要去伊曼紐爾浸禮會教堂唱詩班一起唱男高音。他弟弟哈里和弟妹琳達成為我和希拉里最要好的朋友，在1992年總統大選和我們的白宮歲月里發揮了巨大作用。 簡·比格斯來自阿肯色州西北部的塔克曼，她高高的身材，很漂亮，也很能說。我喜歡她，但她卻受家庭熏陶，具有種族隔離主義思想，這讓我很不舒服。我離開美國赴牛津大學前給過她一紙箱民權方面的平裝書，力勸她多看看。幾個月后，她和另一個老師，當地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約翰·帕斯卡私奔了。他們最后來到了新罕布什爾。帕斯卡在那里當了個建筑工人，她則繼續教書，生了三個孩子。我競選總統時，很驚喜地發現，簡成了新罕布什爾州十個縣中一個縣的民主黨主席。 盡管我在準備去牛津上學，但8月是1968年最瘋狂的一個月，很難看到什么前景。先是在邁阿密灘召開的共和黨大會上，紐約州的新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試圖擊敗東山再起的理查德·尼克松，這顯示出該黨的溫和派變得多么不堪一擊。此外，在這次大會上，加州州長羅納德·里根投“真正的”保守人士所好，首次展示了他今后當總統的可能。在第一次投票選舉中，尼克松以692票對洛克菲勒的277票和里根的182票勝出。尼克松的觀點很簡擔：在國內他要訴求法律與秩序，在越南要取得體面的和平。盡管真正的政治動亂還要等到民主黨的芝加哥大會，但共和黨人也遇到了自己的動蕩，而尼克松選擇馬里蘭州州長斯皮羅·阿格紐作為他的副總統，更是加劇了這一動蕩。后者惟一在全國聞名的是他反對非暴力反抗的強硬姿態。棒球名人杰基·羅賓遜是全美職業棒球聯合會惟一的黑人球員，辭去了他作為洛克菲勒副手的甲位，因為他不能支持一個在他看來是“種族主義者”的共和黨競選班子。小馬丁·路德·金的繼任者拉爾夫·阿伯納西牧師將“窮人運動’’從華盛頓轉移到邁阿密灘，希望以進步的方式來影響共和黨大會。他們對于政黨綱領、大會演講和尼克松迎合超級保守分子的做法感到失，望。當宣布提名阿格紐時，本來是反對貧窮的和平集會演變為一場騷亂。國民警衛隊被調來，這時，可以想像到的場面展開了：催淚瓦斯、毆打、搶劫、大火。到騷亂平息時，三名黑人被殺死，實行了三天宵禁，250人被捕，后又被放了出來，以平息對警察濫用暴力的指控。然而所有這些問題更強化了尼克松運用“法律與秩序”的手腕，來對付美國人里所謂沉默的多數。看到自己眼中美國生活結構的崩潰，他們驚恐萬分。 相對于同月晚些時候民主黨人在芝加哥大會上所面臨的問題來說，邁阿密騷亂只是個前奏。那個月初，阿拉德·洛溫斯坦和其他人仍然在尋找一個可以取代漢弗萊的人。麥卡錫仍然在堅持，看來也沒有獲勝的希望。8月10旦，喬治·麥戈文參議員宣布參加競選，顯然是希望得到原先支持羅伯特·肯尼迪的那些人的支持。與此同時，芝加哥到處是反戰青年。一小部分人打算真正鬧出個大事；另一些人則在那里上演各種形式的和平抗議，包括雅皮士們，他們計劃搞一個“反文化”“生活節”，大部分參加的人都會因吸食大麻而亢奮。此外還有全國動員委員會，他們頭腦里的抗議形式則較為傳統。但理查德·戴利可不想冒任何風險，他做了最壞的準備：命令所有警察處于戒備狀態，并要求州長派遣國民警衛隊進駐。 8月22日，大會迎來了第一個受害者。一位17歲的美國原住民被警察開槍打死。警方聲稱，是他在警察每天要集結的林肯公園附近先向警察開槍的。兩天后，一千名示威者拒絕按命令在夜晚撤出公園。數百苧警察操起警察棍開進公園，他們的目標則開始投擲石塊、高聲辱罵或干脆逃跑。一切郡死電視上播出。 這就是我當時在芝加哥的體驗，簡直有點超現實。我曾和杰夫·德懷爾去了路易斯安那的什里夫波特。他和我母親產生了感情，很快就要結婚。他是個非同尋常之人：二位曾在太平洋戰區打過仗的二戰老兵。一次，飛機被擊中后，他跳傘落到一個珊瑚礁上，腹肌受到了永久性損傷。他還是一位手藝精湛的木匠，一個精明的路易斯安那帥哥和一個美容院老板。母親在他的美容院做頭發（他靠當美發師讀完大學）。他還是個橄欖球隊員，一位柔道教練，一位家庭建筑師，一位油井設備商和一位證券推銷員。他結過婚，但和妻子分居；他生過三個女兒。1962年他還因股票欺詐案在牢里蹲過九個月。1956年，他為一家電影公司籌集了2．4萬美元，準備拍攝俄克拉何馬五花八門的人物，包括那個匪徒“帥哥佛洛伊德”。聯邦檢察官得出結論，該公司——到俄州就把錢花得精光，壓根就沒打算拍電影。杰夫聲稱，他一發現這是個騙局，就離開了這家公司，但已為時過晚。我們見面不久他就告訴了我這一切，為此我尊重他。無論真的發生過什么，母親對他是認真的，想讓我們一起待上一陣。于是我就同意和他一起去路易斯安那待上幾天。他去那里則是和一家預制房屋公司談一筆生意。什里夫波特是一個保守的城市，位于路易斯安那西北部，距阿肯色州邊境不遠。城市里有一家超級右翼的報紙。每天早晨，該報都讓我對前一夜在電視上看到的東西非常失落。這很怪，但我還是像粘在了電視上一樣，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也抽時間四處走走，和杰夫一起吃飯。我感到十分孤立。那些瞎鬧騰的孩子和我不是一路人，芝加哥市長和他的強硬做法或他那些支持者們也不為我所認同，但這些人包括了多數看著我長大的鄉親父老。我很難過，我的黨及其進步事業竟在我面前分崩離析。 任何想要獲得一個團結的大會的人，其希望都被約翰遜總統自己粉碎了。在他兄弟葬禮后的第一次演說中，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呼吁單方面停止轟炸，并呼吁美國和北越都從南越撤出軍隊。他的建議是一份妥協綱領的基礎，漢弗萊、肯尼迪、麥卡錫等三派領導人都對此表示同意。駐越美軍司令克萊頓·艾布拉姆斯將軍對林登，約翰遜說，如果停止轟炸，美國部隊就會面臨危險，這時總統便要求漢弗萊放棄妥協綱領，漢弗萊只好答應。后來在自傳中，漢弗萊說：“我應該堅持自己的觀點……我不應該讓步。”但他讓了步，大壩決堤了。 民主黨大會于8月26日開幕。做主旨發言的是夏威夷的井上健參議員，一位勇敢的日裔美國二戰老兵。2000年我曾授予他國會榮譽勛章，這是對他英雄事跡遲到的承認。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胳膊，還差點兒送了命，可他的家人卻被趕人國內的拘留營。井上表達了對抗議者和他們奮斗目標的同情，但敦促他們不要放棄和平的方式。他在演講中反對“暴力與無政府主義”，但也對“躲在法律與秩序后面”的冷漠與偏見給予了譴責。這給了尼克松，也許還有芝加哥警察的做法一記耳光。伊努伊的平衡掌握得很好，然而形勢已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的話再有力量也無濟于事。 致使大會分裂的還不止是越南問題。一些南方代表團抵制代表選，舉程序向黑人開放的黨內規定。資格審查委員會，其中包括阿肯色州的國會議員戴維·普賴爾，投票同意接受由民權運動積極分子愛倫·亨利率領的密西西比異議代表團。其他南方代表團已安排就座，只有佐治亞州在鬧分裂，一半席位給了由年輕的州議員，現在已成為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的朱利安·邦德率領的異議人選。亞拉巴馬的代表也沒有進入席位。該代表團有16人不符合代表資格，因為他們不肯宣誓支持黨提名的候選人，據說是因為亞拉巴馬州州長華萊士正在作為獨立候選人參加競選。 盡管有分歧，但爭論主要集中在戰爭問題上。麥卡錫似乎很慘，又回到了他先前畏首畏尾的自我，而且已做好了失敗的準備，對于每天夜里在林肯公園和格蘭特公園因拒絕離去而遭到騷擾與毆打的年輕人漠不關心。大家努力在尋找一位能讓多數民主黨人認為能當選和可接受的候選人。在最后一分鐘時，從阿拉德，洛溫斯坦到戴利市長等人都喊出了特德，肯尼迪的名字。當他提出堅決不同意后，漢弗萊的提名已沒有問題。約翰遜想要的政綱條目也就此敲定。大約60％的代表投票贊成。 就在大會要宣布提名人的那天夜里，1．5萬名群眾聚集在格蘭特公園舉行示威，反對戰爭和戴利市長的強硬手段。當一個人開始降下美國國旗時，警察沖進人群，開始毆打與抓捕。當示威者們游行前往希爾頓時，警察向他們發射了催淚瓦斯，并在密歇根大道上對他們進行毆打。這些行動都被電視播送到了會議廳內。兩方的代表都憤怒了。麥卡錫終于向他在格蘭特公園的支持者們發表演說，稱自己絕不會棄他們不顧，也絕不會同意漢弗萊和尼克松。康涅狄格州參議員艾伯·里比考夫在提名麥戈文時譴責了“芝加哥街道上蓋世太保的手段”。戴利跳了起來，不顧電視鏡頭正對著他，向里比考夫發出了一陣憤怒的謾罵。演講結束后，投票開始了。漢弗萊輕松勝出，投票工作于午夜全部結束。他提名的副總統人選、緬因州的埃德蒙·馬斯基參議員很快也順利通過。與此同時，會議廳外，抗議在繼續進行，領導人是湯姆·海頓與黑人喜劇家迪克·格利高里。除了井上的主旨發言外，會議廳內惟一振奮精神的事是最后一天放映的悼念羅伯特·肯尼迪的電影，代表們看后個個情緒激昂。約翰遜總統明智地下令，在漢弗萊得到提名前不要放映這部影片。 大會后，警察在受到羞辱、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沖人希爾頓，毆打和逮捕夏卡錫的志愿者。他們正在舉行告別晚會。警察聲稱，這些年輕人一邊借酒澆愁，一邊從麥卡錫工作人員15層樓上的屋子里往下朝他們扔東西。第二天，漢弗萊堅定地站在戴利背后，支持他處理“有計劃有預謀的”暴力，否認戴利市長有什么做得不對之處。 民主黨人一瘸一拐地走出芝加哥，感受到了分裂與失望。這是一場文化戰所造成的最新損失，已超越了在越南問題上的分歧。它將在這個世紀剩下的時間及其后，改變與重新調整美國政治，并難以再讓選民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對他們的生活和生計而非心理影響最大的問題上。在那些年輕人和他們的支持者眼里，那位市長和警察是專制、愚昧與殘暴的偏執狂。而那位市長和他那些基本上屬于藍領的異族警察隊伍則把那些年輕人看成滿口臟話、道德敗壞、缺乏愛國精神、軟綿綿的上層社會青年，他們被寵壞了，不知要尊重權威，他們過于自私，不知道把社會凝聚起來需要什么，他們太膽小，不愿去越南當兵。 在什里夫波特的旅館屋子里，我目睹了這一切，對于這兩方面的感受我都能理解。我反對戰爭和警察濫用暴力，但在阿肯色州長大又讓我能理解普通百姓的不易——他們每天都得盡自己的本分，也讓我對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的自以為是和道貌岸然深表懷疑。左翼短暫的狂熱還沒有來得及完全展示出來，卻已引起了右翼的激烈反應，而這種反應被證明更加持久，有更多資金支持，更為制度化，更足智多謀，與權力更緊密，也更知道如何獲得與維護權力。 我公職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被用于彌合在芝加哥已發展為鴻溝的文化與心理分歧上。我贏得過許多選舉，我也認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但我越是努力讓人們走到一起，右翼狂熱分子就越是憤怒。與芝加哥的年輕人不一樣，他們并不希望美國重新團結起來。他們一旦擁有了敵人，就希望一直擁有下去。 14 9月，我開始收拾行裝，做好赴牛津的準備，向朋友們道別，同時也關注著正在進行的總統競選。我符合征兵的條件，因此便去找了當地的征兵委員會主席比爾·阿姆斯特朗，問他什么時候會征到我。盡管上一年春，研究生緩服兵役的規定已被取消，但學生仍可讀完正在讀的那一學期。牛津大學每年分為三個學期，每學期八周，中間由兩個五周的假期隔開。我得知10月征兵還輪不上我，我也許可以在牛津待到一個學期以上，就看當地的征兵委員會需要輸送多少兵員了。我太想去牛津了，哪怕只是待上幾個月也好。羅茲信托基金允許獎學金獲得者先服兵役，再回來上牛津。但既然我已登記在冊，越南戰爭一時半會兒也還結束不了，那么想著回來后再上牛津似乎就不那么明智了。 盡管我認為，政治方面，我們離開芝加哥后就已經糟得不能再糟，而且漢弗萊還緊抱著林登·約翰遜的越南政策，但我還是希望他能當選。僅民權的理由就已足夠。種族問題依然分裂著南方。此外，根據法院的命令，越來越多的兒童乘坐大巴被送到其他地區的學校，以取得學區內的種族平衡，這一做法也分裂了全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華萊土的參選反而給了漢弗萊一個機會，因為他的多數選民都是擁護“法律與秩序”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如果只有兩個人競選的話，他們準會投尼克松的票。 全國的文化沖突仍在爆發。反戰示威者更為憤怒的目標與其說是尼克松或華萊士，倒不如說是漢弗萊。大會期間，戴利市長強硬的警察手段不斷遭到批評，弄得漢弗萊狼狽不堪。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56％的美國人贊同警察對示威者采取行動，但他們多數不屈于民主黨陣營，在包括華萊士在內的三方競選中，情況尤其如此。似乎這些還不夠，在亞特蘭大舉行的美國小姐選美大賽上出現了兩派抗議者，進一步擾亂了已建立的秩序。黑人派抗議沒有黑人選手，婦女解放派則抗議選美比賽本身是對婦女的侮辱。此外，她們還焚燒了自己的胸罩，對許多老派美國人來說，這無疑表明出了大問題。 在總統競選中，尼克松似乎已勝券在握。他一方面抨擊漢弗萊，指責他軟弱、沒能力；一方面卻對自己當總統后該如何做只字不提，而是一味地迎合種族主義者（并討好華萊士的選民），向他們保證一定會改變聯邦基金的發放政策，那些拒絕按聯邦法院的指令實行種族融合的學區也可以得到基金。尼克松的競選伙伴斯皮羅·阿格紐在競選中充當打手的角色，而替他叫陣的則是他的演講撰稿人帕特·布坎南。此君的尖刻與愛說錯話是出了名的。尤論走到哪里，漢弗萊都會遭遇憤怒的示威者。那個月底，尼克松在民意測驗中穩穩當當地擁有43％的支持率，而漢弗萊則丟掉了12個百分點，下降到28％，只比華萊士的21％高出7個百分點。在9月的最后一天，漢弗萊急了，公開宣布在越南問題上與約翰遜總統決裂，聲稱“作為一個可按受的和平風險”，他將停止對北越的轟炸。他終于當上了自己的主人，但只剩下五周的時間。 漢弗萊發表他“終于自由了”的演講時，我正好在紐約，準備乘船前往牛津。我和丹尼斯，海蘭同《哈潑斯雜志》的年輕編輯威利·英里斯一起享用了一頓美餐。在喬治敦讀四年級時，我曾拜讀過他那篇寫得很棒的回憶錄《北行回家》，從此永遠成為了英里斯迷。獲得羅茲獎學金后，我寫信給威利，問是否可以趁我在紐約之機，前去拜訪他。春季的一天，他在公園大逼的辦公室里接見了我。這次拜訪讓我很高興，于是我問在動身前是否還能再見到他。出于某些原因，也可能是南方的辦事方式，時間由他來定。 10月4日，我和丹尼斯一起來到哈得孫河86號碼頭，我們將在那里登上美國號輪船前往英國。我知道這艘遠洋巨輪駛向何方，但不知道我將去往哪里。 美國號是當時最快的海輪，但即使這樣，整個航程仍然需要近一周的時間。羅茲學者一同乘船前往英國是一個老傳統，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在船上互相認識。船上優哉游哉的節奏和集體用餐的做法的確讓我們有時間相互認識（在像一群警覺的良種獵狗那樣本能地“嗅出對方”之后），結交一些其他的乘客，同時也擺脫一下美國溫室般的政治環境。我們多數人都過于認真，對船上的快樂日子感到心中有愧；然而我們碰到的人對越南和國內政治不感興趣，遠不像我們。這讓我們有點吃驚。 在我碰到的人里，最不一般的是的比·貝克。林登·約翰遜還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時，他已是國務卿，但一直受到約翰遜的政治庇護，聲名狼藉。一年前，他被判犯有逃稅罪和各種其他聯邦罪，但在案件的上訴期內，他仍是自由的。貝克也顯得無憂無慮，對政治極有興趣，也喜歡和羅茲學者待在一起。但這種感覺并沒有得到大家的回報。我們當中一些人并不知道他是誰；而多數人則視他為政治集團腐敗與任人惟親的象征。對于他顯然已經做過的事，我并不贊同，但對他講的各種故事和他的洞察力我卻十分佩服。這些他也很想與人分享。我只要問上一兩個問題，就足以讓他滔滔不絕。 除了鮑比·貝克一行外，我多數時間都和其他羅茲學者與船上其他年輕人待在一起。我特別喜歡瑪莎·薩克斯頓。她是一位極其聰明、可愛和有靈感的作家。多數時間她都和另一位羅茲學者待在一起，但最后我的機會終于來了。羅曼司結束后，我們成為了終生朋友。最近，她給了我一本她的新作《做好人：早期美國婦女的道德觀》。 一天，一個人邀請我們幾個到他的套房里喝雞尾酒。以前我從沒喝過烈酒，以后也不想沾。我恨烈酒把羅杰，克林頓折磨成那個樣子，也害怕把我也變成那樣。不過我覺得，這種一輩子的恐懼現在該克服掉了。因此當主人間我喝什么時，我便說要蘇格蘭威土忌加蘇打水。我曾在喬治敦的幾個私人酒會上當過酒吧侍應生，為別人調過這種酒，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喝了一口，并不怎么喜歡。第二天我要了波旁威士忌加水，味道稍好一點。到牛津上學后，我喝的多數是啤酒、葡萄酒和雪利酒，回家后則喝杜松子酒，夏天則喜歡喝啤酒。20多歲和30出頭的時候，有幾次我喝得過多。認識希拉里后，我們喜歡在特殊場合喝點香檳。幸運的是，烈酒從沒把我怎么樣。另外，到了70年代末，我對除伏特加以外的所有酒精飲料產生了過敏。總的采說，我很高興自己在船上打破了對品嘗烈酒的恐懼，同時也為自己并沒嗜酒成癮而松了口氣。即使不酗酒，我的問題已經夠多的了。這次航行最精彩的部分還是其初衷，即與其他羅茲學者相處。我努力和他們所有人都相處那么一陣子，聽他們講故事，也向他們學習。許多人的成績比我優異得多，有幾位還是反戰積極分子，無論在校內，還是在麥卡錫或肯尼迪的競選活動中。我最喜歡的幾位羅茲學者和我成了莫逆之交。另有幾位杰出人士則在我任總統期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是湯姆·威廉姆森，哈佛大學的黑人橄欖球員，在我第一個任期內擔任勞工部顧問；里克，斯坦恩斯，斯坦福大學畢業生，曾帶我參與麥戈文的全國競選，后來我任命他為波士頓聯邦法官；斯特羅布·塔爾博特，《耶魯每日新聞》編輯，在為《時代》雜志做過出色的工作后，成為我的俄羅斯問題特別顧問和副國務卿；道格，埃克利，在法學院時和我同住一幢宿舍樓，后來我任命他為法律服務社團主席；艾倫，伯辛來自布魯克林，也是哈佛大學一位橄欖球員，我任命他為圣迭哥的聯邦檢察官，現在則是那里的教育局長；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威利·弗萊切，我任命他為聯邦第九上訴法院法官；鮑勃·賴克，那時已是我們這群人中有名的“火花塞”，在我第一任期內擔任勞工部長；丹尼斯·布萊爾，海軍學院畢業生，我當總統時已是五角大樓的海軍將領，后擔任我們的太平洋部隊司令，不過他升到這個職位可沒得到我的幫助。 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我們都將以不同的方式來感受牛津大學，同時也都很關心國內這一時期的各種不確定因素和焦慮。我們喜歡牛津，卻又不清楚來此究竟干什么。我們多數人更感興趣的與其說是上論文輔導課或聽講座，還不如說是我們自己的新生活。我們的聊天、個人閱讀、旅行似乎更為重要，尤其是我們中的一些人認為這兒的時光只是借來的。兩年后，與以前任何一個羅茲學者班相比，這個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將會真正拿到學位。我們具有更多年輕人的憂患意識，因此在牛津，與多數前輩相比，我們也許通過自己的方式對自身有了更多的了解，對那些影響一生的事情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勒阿弗爾稍事停留后，我們繼續航行，終于在五天后到達南安普敦。在羅茲中心主任埃德加·“比爾”·威廉姆斯爵士身上第一次捕捉到了牛津的影子。他來碼頭迎接我們，頭戴常禮帽，身穿雨衣，手握雨傘，看上去更像個英國花花公子，而不像在二戰中當過蒙哥馬利元帥情報部長的人。 “比爾”，威廉姆斯把我們趕上一輛大巴，朝牛津駛去。當時天已全黑，還下著雨，我們沒看到什么東西。到達牛津大學后，已是晚上11點，整個城市都已關門打烊，只有大學學院外面的主街上還停著一輛亮著燈的卡車，賣些熱狗、劣質咖啡和垃圾食品等。我被分到大學學院。大巴把我們放下，我們步行通過大門進入一個建于17世紀的四方形主建筑。在那里見到了門房主任道格拉斯·米林，他控制著進出學院的人口。米林是一位脾氣暴躁的老伙計，從海軍退役后就在大學里找了這么個活兒。他非常精明，表面卻刻意裝得嘻嘻哈哈、滿口粗話。他尤其喜歡拿美國人開涮。我聽到他的第一個俏皮話是針對鮑勃·賴克的。賴克只有5英尺8英寸高，因此他說，人家告訴他要來四個美國佬，但實際送來的只有三個半。他總是不停地取笑我們，但實際上他很有智慧，也很會看人。 后來兩年中，我花了很多時間來和道格拉斯聊天。他動不動就說“見他媽的鬼”，還有許多其他的英國罵人話，但同時也教我大學如何運作，給我講了大牌教授和工作人員的趣聞軼事，跟我討論當前的事態，包括越戰與二戰有什么不同等。在后來的巧年里，只要回到英國，我都要順道去拜訪一下道格拉斯，了解一下真實情況。1978年底，在我第一次當選為州長后，便迫不及待地帶上希拉里去英國度假。到達后，我們走進牛津大門，頗有點洋洋得意的樣子。這時我看到了道格拉斯。什么都逃不過他的耳朵。“克林頓，”他說，“我聽說你剛剛當選為某個地方的國王，管著三個人和一條狗。”我喜歡道格拉斯·米林。 我的房間在學院圖書館后面的海倫庭院內，一個雅致的小院子，根據前院長的太太命名。面對面兩幢樓房，中間是一個天井般的空間。左邊那幢舊一些的有兩個門，分別通往一樓和二樓的兩組學生宿舍。我的房間在二樓左手最里頭，里面有一個小臥室和一間小書房，實際上只是一個大間。廁所在一樓，去那里常常得冒著寒冷走下樓梯。淋浴間在我這層樓-亡。有時有熱水。右邊那幢現代建筑住的是研究生，他們的公寓有上下兩層。2001年10月，我幫助切爾西在公寓里打開行李，那套公寓的臥室對面正好是我33年前曾住過的房間。這是一個千金難買的時刻，陽光驅散了生活中所有的陰影。 在牛津大學第一個早晨，起床后我便碰到了牛津生活中許多奇人奇事中的一個，即我的“校工”阿齊。他負責打理海倫庭院。我習慣于自己鋪床，自己照料自己，但慢慢地只好交給阿齊來做。在和我結下不解之緣前，這些事他已經做了近50年。他話雖不多卻心地善良。我和其他小伙子真的很喜歡他，也很尊重他。每逢圣誕節或其他特殊場合，學生都會給自己的校工送上一份小小的禮物，而小小的禮物也是我們這些每年只有1700美元羅茲獎學金的學生惟一能拿得出來的。阿齊私下里表示，他真正想要的是幾瓶吉尼斯濃酒，一種愛爾蘭的黑啤酒。我在海倫庭院住的一年里送了他好多瓶這種啤酒，有時還和他一起小酌一番。阿齊是真的喜歡這玩意兒，由于他的緣故，我也開始喜歡上了這種啤酒的味道。 大學的生活被分別安排在其29個學院內，那時還以性別劃分。女子學院要少得多。大學在學生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各種學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聽的講座，以及組織考試。考試只有在整個學習過程結束后才進行。能否取得學位，成績有多優秀，完全取決于你在那一周考試中的表現。同時，掌握全部材料的主要辦法就是去聽每周的輔導課，一般說來，你得寫出一篇短文來論述自己將要討論的題目。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教堂、食堂和圖書館。多數學院的建筑都很有特點；有些還擁有美得驚人的花園，甚至公園湖泊，有的則建在毗鄰東邊老城的查韋爾河畔。在牛津大學往南不遠，查韋爾河流人伊西斯河，然后匯人泰晤士這條塑造了倫敦大部分地區的寬闊大河。 頭兩周的大部分時間我用來在牛津城四處走走。這是一座古老美麗的城市。我走遍了城里的河流、公園、林陰小道、教堂、大棚市場，當然還有各個學院。 我所在的學院地盤并不大，其最古老的建筑也只能追溯到17世紀，但很合我的口味。14世紀時，該學院的董事偽造了文件來證明這是牛津最古老的學院，其歷史可追溯到9世紀阿爾弗烈德大帝的統治時期。毫無疑問，那個人人都稱為大學的學院是最早的三個學院之一，與默頓和巴里奧爾一起建于13世紀。1292年，管理條例中包含著一系列嚴格的規定，包括禁止唱歌謠，禁止說英語。在幾個喧鬧的夜晚，我真希望我的同代人仍然受到限制，只能低聲哼幾句拉丁語。 牛津大學最有名的學生是珀西·比希·雪萊。他于1810年被錄取到化學專業，在大學待了約一年即被開除出校，原因并非因為他在宿舍里架了口小蒸餾鍋，打算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來釀酒，而是因為寫了《無神論之必要》一文。1894年，大學恢復了雪萊的學籍，為這位不到30歲就溺斃于意大利海岸的已故詩人建造了一尊漂亮的大理石雕像。來到這所學院的參觀者即使沒有讀過他的詩作，只要凝視一下他那莊嚴的死亡姿勢就能看出，為什么他對當肘的年輕人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到了20世紀，大學的本科生和研究員里出現了三位著名的作家：斯蒂芬·斯彭德、C．S．劉易斯和V．S．奈保爾；此外還有偉大的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兩位英國首相，克萊門·阿特利和哈羅德，威爾遜；澳大利亞總理鮑勃·霍克，他仍然保持著學院喝啤酒最快的記錄；演員邁克爾，約克；以及干掉拉斯普廷的人費利克斯·尤蘇波夫王子。 在開始了解牛津和英國的同時，我也沒有忘記關注大洋彼岸選舉的情況，一邊焦急地等待著缺席選票。有了這張選票，我就可以投出我的第一張總統選票。盡管城市里暴力活動與學生示威游行不斷，漢弗萊卻有了進步。發表了在越南問題上脫離約翰遜總統的半獨立宣言后，年輕人對他的抗議便少了下來，對他的支持則多了起來。麥卡錫終于以一種典型的半心半意方式表示了對漢弗萊的支持，同時宣布，1970年他不會再競選參議員連任，也不會參加1972年的總統競選。這時，華萊土宣布提名前空軍參謀長科蒂斯·勒美擔任他的副總統競選伙伴，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勒美曾在五年前的導彈危機中力諫肯尼迪總統轟炸古巴。在第一次當上候選人后又聲稱核武器“只是武器庫中的另一件武器而已”，以及“很多情況下使用核武器都是最為有效的”。勒美的言論使得華萊士只有招架之功，從此再沒翻過身。 與此同時，尼克松卻守住陣腳，朝著勝利步步逼進，同時一再拒絕和漢弗萊展開辯論。他的惟一煩惱是公眾普遍將斯皮羅·阿格紐同漢弗萊的競選伙伴馬斯基參議員放在一起進行不利的比較。此外他還擔心，約翰遜會停止轟炸而在巴黎和談上取得堪稱“10月驚奇”的突破。現在我們知道，尼克松在競選中通過基辛格獲得了有關談判的內幕消息。作為埃夫里爾·哈里曼的助手，基辛格介入巴黎談判很深，足以了解談判的情況。我們現在還知道，尼克松的競選經理約翰·米切爾曾通過尼克松的朋友陳香梅女士，游說南越總統阮文紹不要屈服于林登·約翰遜的壓力，與南越政府的對手民族解放陣線一起參加巴黎和談。對于尼克松競選團隊的行為，約翰遜是清楚的，因為司法部曾授權對陳香梅和南越駐華盛頓大使館進行竊聽。終于，在10月的最后一天，約翰遜總統宣布停止轟炸，宣布河內已同意南越參與談判，同時也宣布美國同意讓民族解放陣線發揮作用。 到了11月，漢弗萊和他的支持者滿懷著希望。他在民意測驗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他也顯然認為，和平計劃會把他推到頂峰。11月2日是大選前的周六，阮文紹總統宣布，因為民族解放陣線的人參加了和談，他就不去巴黎了。他說自己將不得不和共產黨人組成一個聯合政府，而且只和北越打交道。尼克松陣營立即放出口風，說林登·約翰遜和平計劃這一槍放得過早，他想幫漢弗萊一把，只可惜他那些外交野鴨還沒排好隊。 約翰遜氣壞了，立即向漢弗萊透露了陳香梅為了尼克松而破壞和平計劃的情報。這時已沒有必要因害怕動搖阮文紹總統的地位而向公眾保守這個秘密。但令人吃驚的是，漢弗萊居然拒絕利用這一情報，因為民意調查顯示他和尼克松的競爭幾乎是旗鼓相當。因此他認為，即使沒有這個情報，他也照樣可能勝出。此外他顯然也擔心，這么做會起反作用，因為事實并不能證明尼克松本人知道其他人，包括約翰·米切爾，打著他的旗號在做什么。不過，仍然有很明顯的暗示，即尼克松參與了這種幾乎是叛國的行徑。約翰遜對漢弗萊大發雷霆。我相信，如果林登·約翰遜本人正在競選的話，他準會爆出這個猛料，而且如果他們換個位置，尼克松也準會立即祭出這一法寶。 漢弗萊為自己的顧忌或曰謹慎付出了代價。他以50萬張選票之差輸掉了選舉，得票為43．4％比42．7％。華萊士的得票率僅為13．5％。尼克松獲得301張選舉人票，超出多數票31張，在伊利諾伊州和俄亥俄州也以接近的票數獲勝。尼克松逃脫了對基辛格一米切爾一陳香梅賭博的制裁，但正如朱爾斯，威特卡弗在他1968年出版的《夢斷之年》中分析的那樣，這種逃脫的代價也許比實際顯示的要高，因為這種逃脫的成功也許會讓尼克松的人認為他們可以逃脫任何懲罰，包括在“水門事件”中浮出水面的那些伎倆。 11月1日，我開始在兩本皮面筆記本中的一本里記下自己的感想。這是我離開美國時丹尼斯·海蘭送給我的。當阿齊把我叫醒，告訴我停止轟炸的好消息后，我就寫道：“真想今天就見到富布賴特參議員——又一個例子證明了他的不懈努力和艱苦斗爭是正確的。”第二天，我開始盤算，如果停火就有可能裁減軍隊，這樣我就不用被征召入伍了，或至少“可以讓我許多已經當兵的朋友遠離越南。也許現在陷于叢林中的一些朋友可以逃脫英年早逝的悲劇”。我壓根不知道，此時我們一半的死亡都還沒發生。在寫完頭兩部分時，我“贊頌了同一種美德：希望，我存在的本質，即使在今天這樣的夜晚，在我完全失去了分析與表達的能力時，它仍與我同在”。的確，我年輕，喜歡夸張，但我已經深信有“一個叫做希望的地方”，這句話將在我1992年的民主黨大會演講中首次使用，這句話一直激勵我去走完自己的一生。11月3日，我和大學學院的研究生院院長喬治·考克韋爾共進午餐，暫時把選舉的事忘在了腦后。考克韋爾曾是來自新西蘭的羅茲學者，他身材魁梧，氣勢威嚴，同他過去當英式橄欖球明星的樣子一丁點兒都沒變。第一次見面時，考克韋爾教授為我打算改變自己學習方向的事狠狠魁了我一頓。到達牛津后不久，我轉出了政治學、哲學與經濟學（簡稱政哲經）的本科生計劃，而轉入政治學文學學士課程。該課程要求寫一篇五萬單詞的學位論文。在喬治敦的第一年里我學完了幾乎所有政哲經的課程，而且由于要應征人伍，我并沒有準備在牛津上第二年。考克韋爾認為我放棄參加每周一次的論文輔導課是犯了個可怕的錯誤，因為在這門課上將要念自己所寫的論文，然后聽別人評論，進行答辯等。主要是因為考克韋爾的看法，我重新調整了學習計劃，轉回到政治學哲學學土課程，這一課程的確包括了輔導課、論文、考試和一篇短一些的論文。 11月5日的選舉日還是英國的蓋伊·福克斯日，這是紀念福克斯1605年企圖燒毀議會的日子。我的日記上這樣寫著：“在英國，人人都在慶祝這個時刻；一些人慶祝是因為福克斯未獲成功，一些人慶祝是因為他企圖這么做了。”那天夜里，我們美國人則聚集在羅茲中心觀看選舉，親漢弗萊派的人在給他鼓勁兒。我們上床時不知情況怎樣，但我們知道富布賴特輕而易舉地贏得了選舉，這讓我松了口氣，因為初選時他僅僅以52％的選票壓倒了吉姆·約翰遜和另兩位不知名的競爭對手。當宣布富布賴特獲勝時，羅茲中心響起了巨大的歡呼聲。 11月6日，我們得知尼克松贏得了大選，對此我這樣寫道：“雷蒙德伯伯和他的老友們為華萊士打下了阿肯色州，這是我們自1836年建州以來第一次偏離了（民主黨的）全國綱領……我一定要給雷蒙德伯伯寄上10美元，因為去年11月我曾跟他打賭，阿肯色州是南方各州中最為‘開明’的一個，絕不會去支持華萊士。事實恰恰證明了這些偽知識分子錯得多離譜！”（“偽知識分子”是華萊士特別喜歡給和他意見不一但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扣的帽子。）我在日記中記道，和南越政府不一樣，我感到無比失望，“經過了這么多風風雨雨，經過了漢弗萊令人矚目的死而復生，還是得到了這么個結局：尼克松入主白宮。這在去年1月我便已有所感覺。” 我的缺席選票始終沒有寄到，讓我失去了第一次投票選舉總統的機會，也讓我感覺自己在受傷之后又受到了侮辱。縣里的職員用平信而不是航空佰寄出選票。平信便宜但卻花了三周時間，這時選舉早巳結束。 第二天，我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我給母親打了電話。她那時已決定嫁給杰夫·德懷爾，言語之中洋溢著無比的幸福，我聽了也感覺良好。我把10美元的支票寄給了雷蒙德伯伯，并建議美國推出一個類似蓋伊·福克斯日的喬治·華萊士日。人人都可以慶祝這一天，一些人慶祝他參加了總統霓遠，只他人則可以慶祝他競選得這么差勁。 這個月剩下的時間里事情太多，政治、越南等事情被暫時擱在J胭歷。星期五，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先搭順風車后乘坐大巴到威爾士跑了個往返。一路上，里克給我念迪倫·托馬斯的詩。我這是第一次聽到《不要輕柔地進人那個美好的夜晚》這首詩。我很喜歡這首詩，即使現在也還喜歡，尤其足勇敢的靈魂“憤感光明的消逝”。 我還和湯姆·威廉姆森一起出游過幾次。一次，我們決定顛倒一下唯唯諾諾的黑人和南方種族主義領主的壞典型。當善良的英國司機停下來讓我們上車時，湯姆說：“小子，上后座去。”“唉，好嘞。”我答道。英國司機以為我們有病。 大選后的兩周，我為大學學院的英式橄欖球隊第一次達陣得分，名曰“小試”。對于以前的樂隊小子來說，這是個了不起的壯舉。盡管對英式橄欖球的奧秘我始終沒有真正弄明白過，但卻很喜歡。我比多數的英國男孩都長得高大，一般都能做出點可以接受的貢獻，比如跑步接球，攔阻對方球員，或是在“密集爭球”的第二排使勁兒地拱。這是一個很怪的陣勢，雙方球員都要相互推擠，以控制放在他們中間地上的球。一次，我們去劍橋打比賽。與牛津相比，劍橋比較寧靜，牛津則更大、更產業化。雙方球隊都打得很激烈，很粗野。我的頭部挨了一拳，也許已造成了輕微腦震蕩。我對教練說自己頭暈，他卻提醒我，我們沒有替補，如果我退出，那我們隊就會少一名球員：“快回場地，阻擋他們。”我們還是輸了，但我很高興自己沒有中場退出。只要不退出，總會有贏的機會。 11月下旬，我寫了第一篇論文交給導師茲比格涅夫·佩烏琴斯基博士，一位波蘭流亡者。論文闡述了蘇聯專制統治中恐怖的作用（“一把無菌的刀子切進集體主義體內，摘除了多樣化與獨立的健壯肌體”）。我還第一次參加了輔導課，第一次參加了學術研討班。除了這些不值一提的活動外，我這個月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四處觀光上。我去了兩次艾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那里是莎土比亞的故鄉——并在那里觀看了莎劇的演出；去了兩次倫敦，造訪了安·馬庫森在喬治敦時的同住一幢房子的舍友德魯·巴克曼和愛倫·麥克皮克。他們都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去了伯明翰打籃球，打得很賴；去了德比，向那里的高中生演講并回答他們提出的關于肯尼迪總統遇害五周年之際的美國問題。 進入12月后，我制定了計劃，準備在母親婚禮那天突然出現在家中，給她一個大大的意外。母親的婚禮給我和她的未來帶來了不祥征兆。母親的許多朋友都對她要嫁給杰夫·德懷爾表示堅決反對，因為他曾人過獄，因為他們仍然認為他靠不住。更糟的是，他竟未能與自己長期不合的妻子徹底離與此同時，我的朋友，女王學院（從大學學院穿過主街即到）的羅茲學者弗蘭克·阿勒，收到了來自他家鄉華盛頓州斯波坎市兵役登記委員會的入伍通知。他告訴我他準備回家去做他父母與女朋友的工作，讓他們同意自己準備拒服兵役并且無限期地滯留英國以逃避人獄懲罰的決定。弗蘭克專門研究中國，對越南問題看得很透，認為我們的政策不僅是錯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也是一個熱愛祖國的中產階級好青年。對于自己深陷困厄，阿勒也很苦惱。我和住在不遠處麥格達倫學院的斯特羅布·塔爾博特都努力安慰他，給他打氣。弗蘭克心地善良，他知道我們都和他一樣反戰，因此也反過來安慰我們。他和我一起時特有口才。他說我和他不一樣，我有愿望，也有能力在政治領域大干一番，因此抵制服兵役而斷送我的大好前程是個錯誤。他的大度更是讓我感到有愧，如同我那一頁頁充滿憂慮的日記所顯示的。他給我的寬慰超出了我能給予自己的。 12月19日，在這個飄著鵝毛大雪的日子里，我降落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和安·馬庫森團聚。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學讀博士，這時也回家探親。對于自己的未來和我倆的未來，她說不清楚。我也一樣。我愛她，但在人生的這一時刻，我也說不清自己的未來會如何，因此很難和誰定下終身。 12月23日，我飛回家，讓眾人大吃一驚。母親哭了又哭。她、杰夫和羅杰似乎都對將要舉行的婚禮感覺很幸福，幸福得連我新留的長頭發都沒讓他們難過起來。盡管母親的兩位朋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說服我力勸母親不要和杰夫結婚，但圣誕節還是在其樂融融的氣氛中度過。我給老爸的墳頭送去了四枝黃玫瑰，并祈禱他的家人會支持母親和羅杰重新開始生活。我喜歡杰夫·德懷爾。他很聰明，很勤奮，對羅杰很好，而且顯然很愛母親。我贊成他們結婚。我在日記中記道：“有些人心存疑慮卻衷心為他們祝福，有些人則真是惡毒地希望他們倒霉，但無論何人，即使在杰夫和母親的婚事上他們的意見是對的，他們的結合也不會士匕他們之前的婚姻——包括她的和他的——糟糕到哪里。”有那么一段時間，我暫時忘卻了1968年的所有動蕩。這是國家動亂和民主黨分裂的一年；這是保守平民主義作為我國的主流政治力量取代進步平民主義的一年；這是法律、秩序、力量歸屬共和黨，混亂、軟弱、脫離群眾和自我放縱的精英同民主黨相聯系的一年；這是通向尼克松，后來是里根，再后來是金里奇、喬治，W．布什等人的一年。在本世紀剩下的時間內，中產階級的強烈反應將左右和扭曲美國的政治。新保守主義將會因“水門事件”而受到震撼，但不會被震毀。當右翼理論家們推動經濟不平等、環境破壞和社會分裂時，其公眾支持度會被削弱，但不會被消除。因其行為過火而面臨險境時，保守運動會許諾“更善良、更溫柔”或“更富同情心”，與此同時卻一如既往地以價值淡薄、性格怯懦、意志脆弱等罪名痛斥民主黨。所有這些足以在足夠多的白人中產階級選民中激起可以痛苦地預見到的巴甫洛夫式反應，最終左右時局。當然事情并不那么簡單。有時保守分子對民主黨的批評也還是言之有理，也總有一些溫和的共和黨人和善良的保守主義者與民主黨人共同創造某些積極的變化。 然而，1968年揮之不去的噩夢已形成了這么一個角斗場，我，還有所有其他進步的政治家們，都不得不在我們的整個生涯中在此拼搏。假如小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還活在世上，那么情況也許會不一樣。假如漢弗萊利用了關于尼克松卷入巴黎和談的情報，那么情況也許會不一樣。當然也許不會。但不管怎樣，只要相信在60年代善始終勝過惡，那么我們就會在自己年輕時代的英雄和夢想的激勵下，抗爭不息。 15 19田年新年的早晨——新年伊始，我記了條令人高興的日記。弗蘭克·霍爾特剛剛獲得最高法院的連任，距他輸掉州長競選僅兩年。我驅車回到小石城，參加法官的宣誓就職儀式。不出所料，他拼命勸我們不要把元旦這一天花在這個小小的儀式上，但我們仍有50多名鐵桿分子如期而至。我在日記中寫道：“我跟他說，并不是因為他獲勝了我才來的！”很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新任”法官，他將搬人吉姆·約翰遜法官的老辦公室。 1月2日，我和喬·紐曼開車送母親去霍普鎮，向她家里的親戚通報她將在第二天嫁給杰夫的消息。回到家后，我和喬便揭下了郵箱上的“羅杰·克林頓”標牌。喬很會說反話，這時他笑了，說：“這么容易就揭下來了，真有點讓人傷心。”盡管有不祥的征兆，但我還是認為這場婚姻會有好結果。我在日記里寫道：“如果杰夫只不過是個騙取信任、騙取錢財的騙子，就像有些人至今認為的那樣，那就給我涂上受騙者的色彩好了。” 第二天晚上的儀式十分簡短。我們的朋友約翰·邁爾斯牧師領著他們念完婚誓。羅杰點燃了蠟燭。我是伴郎。接下來我們舉行了晚會，我和卡羅琳·耶爾德爾為參加婚禮的賓客吹奏彈唱。有些牧師也許會拒絕為新人證婚，因為杰夫離過婚，而且還是剛離的婚。但約翰·邁爾斯不是這樣。他是位好戰、堅忍、開明的衛理公會教徒。他堅信，耶穌被圣父派下來就是要再給我們所有人一個機會。 我朋友莎朗，埃文斯認識洛克菲勒州長，由于他的原因，1月4日，我應邀到州長在帕蒂吉恩山的牧場和他共進午餐。我發現洛克菲勒十分友善，也很有口才。我們一起談論了牛津大學以及他兒子溫斯羅普·保羅想去那里上學的事。童年時代，溫，保羅曾在歐洲度過很長一段時間。現在他將于秋季到潘布羅克學院上學，屆時州長希望我和他保持聯系。午飯后，我和溫·保羅好好地聊了聊，此后，便驅車往西南去和湯姆·坎貝爾會合。湯姆當時在密西西比接受海軍陸戰隊的飛行訓練，已經從那里驅車來到阿肯色。我們三人駕車來到州長官邸。溫·保羅邀請我們去那里看看。官邸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離開時，我覺得自己剛剛看到的是阿肯色州的一段重要歷史，而不是10年后將成為我生活12年的地方。 1月11日，我和湯姆·威廉姆森、弗蘭克·阿勒搭乘同一架班機飛回英國。一路上，湯姆向我講解在美國當黑人是什么滋味，弗蘭克則給我們講他那個假日過得怎么難受，他那位保守的父親非要讓他去理發，而不是讓他去征兵處報到，否則圣誕節就不要回家。回到大學學院后，我在自己那一堆信件中看到了老朋友海軍陸戰隊二等兵伯特·杰弗里斯的一封來信，他曾和我一起接受洗禮。信寫得很棒，下面我摘錄了他寫的幾個令人震驚和悲傷的段落：……比爾，我已經目睹了許多，也經歷了許多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不愿目睹或經歷的事情。在這里，他們的游戲就是活下來，無論足贏還是輸。看到曾與你共同生活、親密無間的伙伴死在你面前，而你明白他死得毫無意義，這的確讓人不怎么舒服。而且你明白你本人也很容易死去。 我在一位中校手下當兵，給他當警衛員……11月21日那天，我們來到一個叫做溫切斯特的地方。直升機把我們~t．-F來。我、中校還有另外兩人開始在四周察看……兩個北越士兵躲在掩體內向我們開火……甲校中了彈，另兩位也中了彈。比爾，那天我祈禱過。幸運的是沒等他們把我干掉，我先干掉了他倆。那天我第一次殺了人。比爾，一想到自己奪走了另一個人的生命，我感覺糟透了。我感到惡心。這時你意識到，你也很容易被干掉。 第二天是1月13日。我前往倫敦接受入伍體檢。根據我想像豐富的日記記載，醫生宣布我是“西方世界最健康的一個品種，適合陳列在醫學院、展覽會、動物園、嘉年華和新兵訓練營里供人參觀”。15日那天，我看到了愛德華·阿爾比的《脆弱的平衡》，這是我“許多天來第二個超現實的體驗”。阿爾比的人物迫使觀眾“思考，是否在快要終結時的某一天，他們醒來后并沒有發現自己感到空虛和害怕”。我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 尼克松總統于1月20日舉行了就職典禮。他的演講表達了和解的愿望，但“他關于美好古老的中產階級宗教和美德的說教讓我感到發冷。據稱他們會解決我們與亞洲人之間的問題，但這些亞洲人并非出自猶太一基督教傳統；據稱他們會解決我們和共產黨人之間的問題，但共產黨人并不相信上帝；據稱他們會解決我們和黑人之間的問題，但黑人太經常地被敬畏上帝的白人所欺騙，以至于他們之間再沒有什么共同之處可言；據稱他們會解決我們和孩子之間的問題，但這種花言巧語的虛偽布道在孩子們看來已經被重復爛了，他們寧愿相信傻子也不愿相信父輩們大言不慚的自欺欺人”。諷刺的是，我也信仰基督教和中產階級的美德。我認為，要踐行我們真正的宗教與政治原則需要我們比尼克松看得更深，走得更遠。 我決定，無論還剩多少時間，我都要回到自己在英國的生活中去。我首次參加了牛津大學學生俱樂部的辯論，我堅定地認為：人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上帝，這是“一個具有豐產潛力的題目，卻未被很好地開墾”。我去了北邊的曼徹斯特，英國鄉村的美景讓我驚嘆不已，“古老的石墻勾勒出鄉村的線條，石墻既沒用砂漿，也沒用泥漿或水泥”。那里舉行了一個研討會，題目是“多元化作為民主理論的概念”，我覺得很沒意思，只是再次試圖“用更復雜（當然也因此更有意義）的術語來解釋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事。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一堆廢話，因為從根本上說，我算不上是個知識分子，不會概念化地看待現實，也認為自己實在不夠機靈，跟不上這個快節奏的人群”。 1月27日，丑陋的現實再次來臨。在弗蘭克·阿勒正式登記應征，“踏上了惟一開放的道路”后，我們為他搞了個簡短的聚會。盡管有伏特加，有祝酒辭，有插科打諢，聚會還是很失敗。即使我們中間最會搞笑的鮑勃·賴克也未能讓大家活躍起來。“在這個說兌現就兌現的日子里”，大家根本就沒有辦法解除弗蘭克心頭的負擔。斯特羅布·塔爾博特以前打橄欖球時曾受過傷，因此他的應征狀態被定為1一Y類，沒想到第二天，他在大學學院球場被約·翰．，伊沙克森的網球砸碎了眼鏡，于是就真的不適合服兵役了。醫生花了兩個鐘頭從他角膜中取出碎玻璃。他養好了傷，在后來的35年里看到了我們好多人錯過的東西。 有很長一段時間，2月對我來說都是艱難的一個月，整天都在與郁悶抗爭，等待春天的到來。我在牛津的第一個2月真正是一場煎熬。我通過讀書來與2月抗爭。在牛津我讀了很多書，并沒有什么特別的計劃，只是課程需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看了幾百本書。那個月，我讀了約翰·斯坦貝克的《月落》，部分是因為他剛去世，我想讀以前我沒看過的東西來紀念他。我重讀了威利·莫里斯的《j匕行回家》，因為這本書能幫助我明白自己的根，也能幫助我更好地認識自己“較好的一面”。我讀了埃爾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的靈魂}，以思考靈魂的意義。“靈魂這個詞我常用，用得我都像黑人了，但當然，有時我不幸地想，我不是……靈魂：我知道它是什么——那是我感受事物的地方；那是推動我的力量；那是讓我成長為一個男人的因素。一旦靈魂失去作用，我知道，如果不及時挽救，我很快就會死去。”我那時很擔心自己正在失去靈魂。 在征兵問題上的思想斗爭重新喚起了我一直心存的懷疑，我懷疑自己是否是一個或是否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好人。顯然，有許多在艱苦環境中長大的人潛意識中總會責怪自己，總覺得自己不配擁有一個好些的命運。我覺得這種問題的根源在于他們過著兩種平行的生活，一種是順應自然的外部生活，一種則是隱密的內心生活。小時候，我的外部生活充滿了朋友和歡樂、學習和行動。我的內心生活則充滿了懷疑、憤怒和對始終存在的暴力的恐懼。沒有人能夠完全成功地面對這兩種平行的生活。它們一定會相互交叉。隨著老爸的暴力威脅的消退與最后消失，我在喬治敦才能過上一種比較協調的生活。然而此刻征兵的困擾又猛烈地帶回了我的內心生活。在我新的、激動人心的外部生活昀表象下，自我懷疑與將臨的毀滅開始重新抬頭。 我將繼續努力讓平行的生活合而為一，讓思想、肉體和精神在我的生活中融為一體，同時也要盡力過好我的外部生活，克服危難，消除內心生活的痛苦。這也許說明了為什么對于士兵和其他為了崇高事業而不顧個人安危的人們的個人勇氣，我抱有極大的崇敬，而對于暴力和權力的濫用則深惡痛絕；說明了為什么對于公共服務我抱有激情，對別人的問題則抱有深深的同情；說明了為什么我會在人類友誼中找到安慰，為什么我一直那么不愿意讓任何人進入我內心生活的最隱秘處。那里是一片黑暗。 以前我也有和自己過不去的時候，但從不像這次，時間也沒有這么長。如我所言，我第一次有了足夠的自我意識，認識到，在來牛津五年多之前，還在初中時，在我陽光的性情和樂觀的外表下已經涌動著上述的種種情思。 當時我為沃奈克夫人的高級英語班寫了一篇自傳性文章，談到“沖擊我頭腦”的“惡心”。 1969年2月這種情感風暴變得更加猛烈。我試圖通過讀書、旅行、花大量時間和有意思的人待在一起等來抵御風暴。我會在倫敦的波爾頓花園9號和他們中的許多人會面。這是一個寬敞的公寓，在后來許多個周末這兒都是我在牛津大學以外的家。常年住在這個公寓的是戴維·愛德華茲。一天夜里，他同安·馬庫森在喬治敦的舍友德魯·巴克曼一起出現在海倫庭院。他身穿佐特套服，這是一種長外套，上面有很多扣子和袋子，配一條喇叭褲。此前，我只是在老電影里見過佐特套服。戴維在波爾頓花園的地方成了美國青年、英國人和其他一些在倫敦來來往往的人的公共場所。大家頻頻在那里吃飯聚會，通常都是戴維掏腰包，雖不合適，但他的確比我們所有人都有錢，而且大方得有些過頭。 我也在牛津獨自待過了許多時間。我喜歡一個人靜靜地看書，在讀到卡爾·桑德堡的《人民，是的》時尤為感動：告訴他要常常獨處并理解自己尤其是告訴自己不要自欺欺人。告訴他假如強壯，獨處會有創造最終的決定是在靜靜的屋里做出。他會非常孤獨但有時間工作他知道這是他的。 桑德堡讓我相信疑惑與擔憂也會產生益處。直到十歲我都是家里惟一的孩子，父母都在外工作，因此許多時間我總是一個人。投身國家政治后，在不認識我的人中間流傳著許多神話，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是說我不喜歡自己一個人待著，也許是因為我太喜歡與人交往的緣故，無論是黑壓壓的人群還是小小的晚宴，或是和朋友打打牌。作為總統，我得盡力安排好自己的時間，以便每天能有幾個小時獨自思考、盤算、籌劃或是什么事都不做。我常常少睡幾個鐘頭，就是為了有時間獨處。在牛津時，我常常獨處一隅，，利用這個時間來理清頭緒，弄明白桑德堡認為一種好的生活所需要的是什么。3月，春天將臨，我的精神也隨著天氣高漲。在五周的假期中，我第一次旅行來到了歐洲大陸。先是乘火車到多佛爾，去看那里的白色懸崖，然后乘船到比利時，再從那里轉車到德國科隆。走出車站，我便被籠罩在山上那座宏偉的中世紀天主教堂的影子里。我明白了為什么二戰期間，盟軍飛行員在轟炸萊茵河附近的鐵路大橋時為了避免炸毀教堂而不顧個人安危，超低空飛行。在那個教堂內，我感覺自己與上帝靠得更近，以后每次重訪這座教堂時也都會有同樣的感覺。第二天早晨，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安·馬庫森和我的德國朋友魯迪·勒韋會合，一起游覽巴伐利亞。勒韋是1967年我在華盛頓市召開的大西洋共同體代表大會上認識的。在魯迪的家鄉千年古城班貝格市，他帶我去看不遠處的東德邊境。在巴伐利亞森林邊上的鐵絲網后矗立著一個高高的哨所，里邊站著一名東德士兵。 在我旅行期間，艾森豪威爾總統去世了。他是“美國夢剩下的最后一個殘篇”。我和安·馬庫森的關系也結束了，這是那個時代使然，也是我遲遲不能投入的結果。過了很久我們才終于恢復了友誼。 回到牛津后，喬治·凱南開口說話了。對于我們的越南政策，凱南持嚴肅的保留態度。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渴望聽聽他要說些什么。不幸的是，他撇開了外交政策，而且向學生示威者和整個反戰的“反文化”運動發起了猛烈抨擊。我的幾個好朋友，尤其是湯姆·威廉姆森，和他辯論了一陣，然后便不了了之。艾倫·伯辛發表了一個好笑的評論，簡要地總結了我們的一致反應：“書勝于電影”。 幾天后，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共進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進行了一場難忘的辯論，這也許是我們這伙人里政治上最成熟、最機智的一次辯論。我的日記里記載，里克“猛批我反對征兵”的見解，并說一旦停止征兵，窮人在服兵役方面就一定會承受更為沉重的負擔。相反，“斯坦恩斯提出全國服務的概念，交替運用若干種方法來滿足軍隊的需要，但要通過縮短服役期限、提高軍人工資來使軍隊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他認為不僅僅窮人，所有人都應為社會提供服務。”辯論的結果是，我們播下了一顆種子，20年多后在我第一次競選總統時，這顆種子終于在我為年輕人提出的全國社區服務計劃中開花結果。 1969年春，惟一的全國服務項目是服兵役，其規模是由一個冷酷無情的字眼“死亡人數統計”來衡量的。到4月中旬，人數已統計到了我小時候的朋友伯特·杰弗里斯。他的妻子忍受著喪夫的巨大痛苦提前一個月為他生下了孩子。和我一樣，這個孩子也將伴隨著來自別人的對父親的記憶而成長。伯特去世時，和來自溫泉城的兩個最要好的朋友艾拉·斯通和杜克·沃茨同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他們家得挑選一個人把伯特的尸體運回家鄉。這是一個重要的選擇，因為根據軍隊的規定，‘被挑選出來的那位可以不用再回那里。他們挑選了已經受過三次傷的艾拉，部分是因為多次死里逃生的杜克還有二個月就服役期滿了。在為朋友哭泣的同時我也再次問自己，我決定來牛津讀書的動機是否更多是為了活著而不是為了反戰。我在日記中記道：“在拖延中生活的特權……是根本說不過去的，但也許不幸的是，只是很難接受而已。” 回家后，抗議戰爭的浪潮并未平息。1969年，488個大學奮起罷課，，苧不得不關門停課。4月22日，我在《衛報》看到一個讓我吃驚提消息，小石城的艾德·惠特菲爾德率領一支黑人武裝占領了紐約州伊薩卡市康奈爾大學校園內的一幢大樓。就在前一個夏天，我們在一起幫助富布賴特獲得連任時，艾德還受到小石志好戰黑人青年的指責。一周后，4月30日，戰爭沖著我來了。這其中還有一個奇特的曲折，暗喻了那個怪誕的時代。我收到了征兵通知書，命令我于4月21日前去報到入伍。顯然，該通知是4月1日寄出的，但和我幾個月前的缺席選票一；樣，是通過平信發出的。我給家里打了電話，讓他們一定要向征兵委員會說清楚，我已經超過期限九天了，但我并不是抵制征兵，要問問他們我該怎么做。他們告訴我寄平信是他們的錯，另外，根據規定，我得先學完這個學期。因此他們建議我學期結束后再回家報到。 我決定盡可能地利用看來無疑是我在牛津的最后一段日子，細細品味英國長長的春天里的每一個時刻。我來到一個叫做斯托克坡吉斯的小村莊，欣賞那里美麗的教堂墓地。托馬斯·格雷就安葬在這里，我還讀了他的《墓畔挽歌》。此后，我又到倫敦去聽音樂會，到海格特墓地去瞻仰卡爾·馬克思的墓，墓上建有一個巨大的、雕得極其逼真的半身像。我還盡可能地和其他羅茲學者多待些時間，特別是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和里克·斯坦恩斯，我仍然在向他們學習。喬治餐館是牛津大棚市場二樓一家古色古香的咖啡屋。在那里吃早飯時，我和保羅·帕里什討論了他的良知拒服者身份申請，我支持他這么做，還為他給征兵委員會寫了封信。 保羅的女友薩拉·梅特蘭是一位機智優秀的蘇格蘭女人，后成為一名優秀作家。5月下旬，我和他們一起來到倫敦的皇家艾伯特音樂廳聽偉大的福音歌手馬哈莉婭·杰克遜的演唱。她簡直棒極了，聲音渾厚，傳達著一種充滿力量和天真單純的信仰。音樂會結束時，她年輕的聽眾們圍聚在舞臺邊，歡呼著懇求她再來一個。他們渴求信仰某種超越自我的東西。我也一樣。28日那天，我在大學學院同朋友們搞子個告別聚會。這些朋友包括：曾一起打英式橄欖球、一起吃飯的同學們；道格拉斯和其他一些門房；我的校工阿齊；威廉姆斯主任和夫人；喬治·考克韋爾；我結識的各國學生，有美國的、印度的、加勒比海的和南非的。我只是想感謝他們在這一年中對我的幫助。朋友們分別送了我一些禮物：一根手杖、一頂英國毛線帽、一本簡裝的福樓拜小說《包法利夫人》，這些東西我現在還保存著。 6月的前幾天我在巴黎觀光游覽。我可不想回到家了卻連巴黎都沒去過。我在拉丁區租了間屋子，讀完了喬治·奧威爾的（巴黎倫敦落魄記》，游覽了所有景點，包括在巴黎圣母院后面那個小小的卻令人驚訝的大屠殺紀念堂。這兒很容易錯過，但值得一看。在斯得島東端順著樓梯往下，進入一個小小的空間，轉過身來，這時你會發現自己正窺視著一個毒氣室。 和我同行也兼我導游的是艾麗絲·張伯林，是我在倫敦通過其他朋友認識的。我們步行通過杜伊勒利宮，在池塘邊停下腳步，看孩子們玩船模；我們吃了好玩又便宜的越南菜、阿爾及利亞菜、埃塞俄比亞菜和西印度群島萊；我們爬了蒙馬特山，參觀了叫做“圣心”的教堂——在那里我又崇敬又幽默地點燃一枝蠟燭，以悼念我前幾天剛去世的朋友維克多·本涅特博士，盡管他是個天才，卻不合情理地反對天主教。我努力為他所有的基本觀點打圓場。在他為我、母親和老爸付出這么多后，我這也算是聊表寸心吧。 回到牛津后，一天幾乎24小時都是亮的。一天凌晨一兩點鐘，我的英國朋友帶我來到大學學院一幢大樓的樓頂，去觀賞太陽升起在美麗的牛津天際那一刻。我們興奮得昏了頭，破門進入學院廚房，偷了些面包、香腸、西紅柿和奶酪，然后回到我的屋子吃早飯。 6月24日，我去和比爾·威廉姆斯道別。他祝我一切順利，并說他期待我成為一名“討厭的、熱情的、夸夸其談的老校友”。那天晚上，我和湯姆·威廉姆森和他的朋友們在一家酒館內吃了我在牛津的最后一頓晚餐。25日，我告別了牛津——永遠地，我這么認為。我來到倫敦與弗蘭克、瑪麗和萊達·霍爾特會合。在旁聽了議會的晚場會議，在法官和霍爾特太太回家后，我帶萊達去見了我的朋友，并和他們共進了在倫敦的最后一頓晚餐，然后到戴·維·愛德華茲家睡了幾個鐘頭，我早早地起了床趕往機場。六位朋友也一同前往機場為我送行。我們不知何時還能再見，是否還能再見。我擁抱了他們，然后朝飛機奔去。 16 晚上9：45我到達紐約。由于兩邊的延誤，飛機晚到了九小時。到達曼哈頓時，已是午夜時分。于是我決定不再睡覺，等著去趕清晨的航班。我叫醒了瑪莎·薩克斯頓，坐在她位于上西區的家門前臺階上聊了兩個小時，然后去了一家通宵營業的小餐館。我在那里吃了漢堡包，幾個月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漢堡包，和兩位出租車司機聊了聊天，看了會兒E．H．卡爾寫的《歷史是什么？》，還思考了一下我這非凡的一年，以及我即將面臨的是什么。我盯著我最喜歡的分別禮物凝望了好一會兒，它們是兩張紀念卡，上面印著法文的諺語，主題是“友情”與“同情”。這是阿尼克·亞歷克西斯送給我的。阿尼克是一位美麗的加勒比黑人婦女，住在巴黎，正和湯姆·威廉姆森談朋友。尼基還是小學生時就開始收藏這些卡片，藏了八年。我很珍視這些卡片，因為它們代表了我曾想要給予、分享和從別人那里得到的禮物。我還為它們做了框，在過去的35年里，無論搬在哪里，我都要把它們掛起來。 離開小餐館回阿肯色州時，我兜里只剩下不到25美元，但在日記的最后一頁，我寫道自己感覺像一個“大富翁，滿載著好運、朋友、希望和信念。與我去年11月開始記這本日記時相比，這些信念變得比較具體、成熟一些”。在那個瘋狂的時期，我的情緒就像電梯一樣上上下下。無論是好是壞，丹尼斯·海蘭已在春天給我寄了第二個日記本，好讓我記載下一步要發生的事。6月底回到家時，離報到入伍還有近一個月的時間。其間，我可以自由考慮到其他的軍隊單位。國民警衛隊或預備役已沒有空位。我詢問空軍，得到回答的是我當不了噴氣機飛行員，因為我兩眼視線無法聚攏。我的左眼視力不好，小時候常常外斜，后雖已基本糾正，但視覺還是合不到一個點上，顯然真要飛行的話肯定會產生嚴重后果。我還接受過挑選海軍軍官的體檢，也沒通過，但這次是聽力有問題。這個問題我以前沒發現過，后來也是十幾年后我步入政壇時才開始發現，因為我常常聽不清或聽不明白人群中有人對我說什么。剩下的最好選擇似乎是報名上法學院，然后加入阿肯色大學的陸軍后備軍官訓練隊。 7月17日，我來到費耶特維爾，不到兩個小時，就被這兩個地方錄取。負責這個項目的軍官尤金·霍爾姆斯上校對我說，他之所以錄取我是因為作為軍官我為國家做出的貢獻要比僅僅當個新兵大得多。他的副手克林特·瓊斯中校對我則似乎比較保守，比較懷疑。不過談到他女兒后，大家都高興起來。他女兒我在華盛頓就認識，也很喜歡。加入后備軍官訓練隊就意味著法學院畢業后我就得去服役。顯然，到下個暑假前，他們不能正式錄取我，因為在參加后備軍官訓練隊前我得去參加夏令營。但簽署一封意向書就足以讓征兵委員會同意取消我的入伍日期，并把我列為預備軍人1一D類。我的心情很矛盾。我知道自己擁有了一個逃脫越南的機會，“但別的什么人則會在十天內登上那輛大巴，也許我也該登上那輛汽車”。 十天后我并沒有登上那輛汽車，而是開著我自己的車前往得克薩斯與現已穿上了軍裝的我的喬治敦室友重逢。他們是湯姆·坎貝爾、吉姆·摩爾和基特·阿什比。在來回的路上，我很注意觀察那些能讓我重新熟悉美國的事物。休斯敦和達拉斯到處是新建的大公寓群，四處枝蔓，明顯沒什么規劃。我想像這是未來的浪潮，卻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愿意去那兒。從我見到的保險杠黏膠標語和個性車牌中，我可以悟出某種文化意味。我最喜歡的黏膠標語寫道：“如果你人地獄不要責怪耶穌。”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寫得最好的車牌竟然掛在一輛靈車上：“流行棺材。”顯然看到車牌的人應該害怕地獄，卻應笑對死亡。 我雖還沒到笑對的時候，卻總是意識到自己免不了一死，而且對此并不覺得怎么不舒服。也許是我父親在我出生前就已亡故的原因，我很早就開始．思考死亡的問題。對于墓地總是很著迷，而且喜歡在那里流連徜徉。在從得克薩斯回家的路上，我在霍普鎮停了停，一是看望一下巴迪和奧莉，二是給我父親和外祖父母掃墓。我拔了拔墓碑四周的草，突然意識到在這個世上他們才活了那么幾年：父親28歲，老外公58歲，老外婆66歲（而我溫泉城的繼父才57歲）。我知道也許自己壽命不長，因此要盡量過好每一天。我對死亡的態度正好與關于瓊斯教友的一個老笑話中的一個妙句相吻合。瓊斯是她那個教堂里最虔誠的婦女。一個周日，她那個通常十分乏味的牧師在布道中講到自己的生活，快結束時突然高叫：“我要求每一個想進天堂的人都站起來。”會眾們個個跳起身來，除了瓊斯教友。她的本堂牧師感到很失望，說：“瓊斯教友，難到你不想死后進天堂嗎？”這位虔誠的女人跳了起來說：“哦，當然了，牧師。對不起。我還以為你想弄一伙人立馬動身呢！” 接下來在溫泉城的六個星期比我想像的還有意思。有一個星期我都在幫一位67歲的老人在城西邊一個叫做斯多里的小居民點搭建杰夫的預制房。這位老伙計每天都讓我累得趴下，但也跟我講了許多折射著樸實智慧和鄉村懷疑主義的故事。就在一個月前，阿波羅11號的宇航員巴茲·奧爾德林和尼爾·阿姆斯特朗離開了他們在哥倫比亞號飛船上的同事邁克爾·科林斯，踏上了月球，把肯尼迪總統希望在60年代結束前把人送上月球的目標提前了五個月。老木匠問我是不是真的相信有這么回事兒。我說當然，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他表示不同意，說他壓根兒就不信有這么回事兒。“那些電視伙計”可以把虛假的東西弄得很真實。那時，我覺得他是個怪人。然而我在華盛頓的八年間，在電視上看到的一些事情真讓我尋思，他是不是很有點兒先見之明。 多數夜晚和許多白天時間里，我都和貝琪·里德待在一起。里德比我高一屆，現在溫泉城工作。相對我的日夜不安、憂愁焦慮，她是一劑極好的解毒藥。她聰明、善良，留戀美好的事物。我們受邀作為準成年人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為高中生舉辦的一些活動，差不多“領養”了幾個孩子。他們是杰夫·羅森斯威格，我兒科醫生的兒子，對政治方面的情況十分了解；簡·德克斯，一位安靜機靈的女孩，對民權很感興趣；格蘭·馬洪，一位時髦、口齒伶俐的黑人男孩，他留了個大大的埃弗羅發式，喜歡穿達希奇衫，這是一種顏色花哨的長襯衫，下擺不扎到褲子里。我們到哪兒都一起去，玩得很開心。 那年夏天，溫泉城發生了幾起種族事件，一時氣氛緊張。我和格蘭認為我們可以組織一個跨種族的搖滾樂隊，在凱馬特超市的停車場舉辦一個免費舞會，希望以此來緩解這種緊張氣氛。他可以唱歌，我可以吹薩克斯。到了那天晚上，來了一大群人。我們在一輛平板卡車上演唱，大家則在人行道上跳舞，交流。在將近一個小時內一切順利。這時一名英俊的黑人青年邀請一位漂亮的金發女孩跳舞。他們一起跳得很好——太好了，個別保守分子受不了了，于是大打出手，一場未了，一場又起，沒等我們反應過來已打得不可開交。警車開進了停車場。就這樣，我的第一個種族和解計劃宣告流產。 麥克·麥克拉蒂剛大學畢業就當選為州議員。一天，他來到溫泉城參加福特經銷商大會。他已結婚，并已正經八百地開始做生意、搞政治。我想見見他，便決定當著他那些相當傳統的大會同事的面跟他開個小小的玩笑。我安排好了跟他在會議中心外的廣場上見面。他不知道我留了長發和胡子。這已經夠糟了，何況還有另外三個人和我一起：兩位乘坐巴士橫穿全美的英國女孩，此時來到溫泉城短暫停留。她們看上去就是那種在巴士上待了兩三天的樣子。另一個人便是格蘭·馬洪，依然留著他那個埃弗羅發式，穿著那件達希奇衫。我們看上去就像一群逃離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難民。麥克和他那兩位朋友來到廣場時，我們準是讓他感到不適。但他不露聲色，只是跟我打了個招呼，把我們介紹給大家。在他那漿洗過的襯衫和短發下掩藏著同情和平與民權運動的心臟和大腦。在我們的一生中，無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他始終和我站在一起，不過我從沒更嚴格地考驗過他。 夏季一天天過去，我的心情也因為決定要去后備軍官訓練隊和阿肯色法學院而變得越來越糟。我很難入睡，多數夜晚都坐在書房里的躺椅上。六年前我正是坐在這張椅子上觀看小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我一直看書看到眼皮打架，才能睡上幾個小時。由于我加入后備軍官訓練隊為時已晚，只好等到下個夏季才能參加所要求的夏令營。因此霍爾姆斯上校同意我返回牛津再讀一年。這意味著在四年而不是三年期間我都不用去服“后法學院”兵役。對于自己的決定，我仍然十分不安。 我和約翰·邁爾斯牧師的兄弟談了一次，結果讓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沃倫·邁爾斯18歲便輟學參加海軍陸戰隊，去了朝鮮，并在戰斗中負了傷。回國后他上了亨德里克斯學院，在那里獲得了羅茲獎學金。他鼓勵我走出當前的安全路線，參加海軍陸戰隊開赴越南，至少我在那里真能學到點東西。他當即駁斥了我反對戰爭的態度，認為戰爭的事實是根本無法改變的，只要戰爭存在，正派的人就應投身戰場，去體驗、去學習、去回憶。這場爭論很激烈。但我已經記住了。我記得在外交委員會工作時了解到的情況，包括有機密證據表明美國人對戰爭的看法正在受到誤導。我記得伯特·杰弗里斯的來信告誡我遠離戰爭。我真的十分矛盾。作為一名二戰老兵的后代，作為看著約翰·韋恩電影長大的一代，我一直都很崇敬服務軍隊的人。此刻，我在內心中間自己，試圖弄清楚，我不想上戰場真是出于某種信念還是因為怕死。鑒于事情最后的解決方式，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真的回答了這個問題。 9月末，我一邊辦理回牛津的各種手續，一邊飛到瑪莎葡萄園去和曾為吉恩·麥卡錫工作過的反戰積極分子會合。當然我并沒有為麥卡錫工作過。里克，斯坦恩斯邀請了我，我想是因為他知道我想來，而且他們也想再請一位南方人過來。僅有的另一個南方人是泰勒·布蘭奇，他新近從北卡羅來納大學畢業，前不久還在佐治亞州幫助黑人登記投票。泰勒后來在新聞界干得很‘出色，幫助因“水門事件”而出名的約翰·迪恩和籃球名人比爾·拉塞爾撰寫自傳，后來又寫了獲普利策獎的杰作《分水》。這是論述小馬丁·路德·金和民權運動的三部曲中的一部。我和泰勒結下的友情使我們一同參加了得克薩斯州1972年的麥戈文競選。1993年他幫我記下了我總統任內幾乎每個月的口述歷史。要沒這么做，那些年的許多記憶都將不復存在。 除了里克和泰勒外，和我們重逢的還有另外四人。多年來，我們的關系一直都沒中斷。他們是山姆·布朗；學生反戰運動最著名的領袖，后步人科羅拉多州政壇，我當總統時，他在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為美國工作；戴維·米克斯納，14歲成為季節性工人的組織者，我在英國時曾來看望過我幾次，后遷居加州，積極支持防止艾滋病的工作，支持同性戀權利運動，1992年也支持過我；麥克·德賴弗在后來的30年間一直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埃里·西格爾，和我相識在麥戈文競選中，后成為克林頓一戈爾競選活動的辦公室主任。 隨著1969年秋季到來，那個周末相聚一堂的所有人從此走上了我們想像不到的生活道路。我們只是想在制止戰爭方面做點事。反戰小組計劃舉行下一次大規模抗議活動，即著名的“中止越戰”活動。我也為他們的計劃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多數時間還是在考慮自己應征人伍的事，并且對自己處理此事的方式越來越感到不安。就在我動身前往瑪莎葡萄園之前，我給我們當地的征兵委員會主席比爾·阿姆斯特朗寫了封信，對他說，我實際并不想參加后備軍官訓練隊項目，請他把我從1一D類緩服兵役的名單中勾掉，添加到征兵名單上。斯特羅布·塔爾博特來阿肯色州看我，我們一起討論了找是否該寄出這封信。結果是沒有寄。我起飛那天，當地報紙刊登了一條頭版新聞，曾在初中學生會主席競選中擊敗我、后成為陸軍中尉的邁克·托馬斯在越南陣亡。邁克所在的部隊遭到襲擊，紛紛掩蔽。邁克則回到火線去救困在車輛中的一位戰友，這時一發追擊炮彈飛來，擊中了他倆。邁克陣亡后，陸軍授予他一枚銀星勛章、一枚銅星勛章和一枚紫心勛章。至此，已有3．9萬美國人死于越南，此后還將有1．9萬的傷亡數字。9月25日和26日，我在日記中寫道：“讀了《羅伯特·肯尼迪未完成的奧德賽》（戴維·哈爾伯斯塔姆著）后，我再次認為自己并不同意緩服兵役…… 我不能參加這個后備軍官訓練隊的項目。”后來幾天的某個時刻，我給杰夫·德懷爾打了電話，告訴他我想回到新兵征兵名單上，并請他轉告比爾·阿姆斯特朗。10月30日那天，征兵委員會把我重新登記為卜A÷類。10月1日，尼克松總統曾發布總統令，改變義務兵役制政策，允許研究生修完他們已經亡的那個學年，而不是那個學期，這樣我就要到來年7月才會被征召。我不記得，而且Bi己也沒有顯示，自己是在得知研究生緩服兵役一學年的規定之前還是之后請杰夫去和當地征兵委員會說的。但我的確記得，自己當時松了口氣，這樣一來，我又可以回到牛津生活一段時間，征兵的事也已成為定局：讓我感到安心的是，也許我可以在牛津學習結束后才收到入伍通知。 我得到的征兵號碼很靠后。這時我再次給杰夫打電話，請他轉告霍爾姆斯上校，我并不是知道了上述情況才回到征兵類別的，他仍然可以征召我參加后備軍官訓練隊，我會理解的。12月3日那天，我坐下來給霍爾姆斯上校寫了封信，首先感謝他前一個夏天保護我沒有讓我入伍，然后告訴他我十分敬佩他，并對他說，我覺得，如果他當時更多地了解到我的政治信念和行為，他就不會這樣看重我了：“至少你會認為我更適合去當兵，而不是參加后備軍官訓練隊。”我向他描述了我在外交委員會的工作，“在那個時候，對于越南將發生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得比我多”。我告訴他，前一個夏天離開阿肯色后，我為在華盛頓和英國的“中止越戰”運動工作過一段時間。我還告訴他，早在喬治敦上大學時我就研究過征兵問題，并得出結論認為，只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的國家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戰爭才是正義的。對于拒服兵役者和登記服兵役者我都表達了同情。我告訴他弗蘭克·阿勒——我只說他是我的室友——是“我認識的人里面最勇敢、最高尚的。他的國家需要他這樣的人，盡管他們自；己并不怎么清楚。把他當成罪犯，那真是一件令人憤慨的事”。然后我向他承認，自己也曾考慮過填寫入伍登記表，而且“盡管我的不同信念，但為了一個原因，即保持我在該體系中的政治前途”，我也同意被征人伍。我還承認，自己之所以要求被接納到后備軍官訓練隊，是因為這是惟一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能（但并不一定）讓我逃避越南，又不至于讓我拒服兵役”。我向上校坦白說，“在簽署了后備軍官訓練隊的意向書后，我就開始思考，這種自我妥協是否比當新兵還要糟，因為對于后備軍官訓練隊本身，我并沒有興趣，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肉體免遭傷害……在我們達成協議，在您向我家鄉征兵委員會送去我的1一D緩服兵役表后，我真正開始感受到自尊的痛苦和自信的喪失”。我告訴上校，9月12日我曾給征兵委員會寫過一封信，請他們把我重新劃歸到新兵行列，卻沒寄出。我沒有提到曾讓杰夫幫我重新劃歸到1一A類，而且當地征兵委員會已經在10月的會議上辦理了此事，因為我知道杰夫已跟上校說過此事。我說“向您提這件事”是希望“能有助于你更清楚地理解這么一個現實，即許許多多優秀分子最后發現自己依然愛國，卻厭惡軍隊。而您，還有其他優秀分子為了軍隊盡職盡忠，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乃至一生”。作為一個對戰爭充滿矛盾與內心沖突的年輕人，我當時的感受就是如此。不管怎樣，如果霍爾姆斯上校要召我參加后備軍官訓練隊，我仍然認為自己有這個義務去參加。由于他沒給我回信，我好幾個月也不知道他到底如何打算。 1970年3月，我從李·威廉姆斯那里得到消息，他認為所有號碼都會被征召入伍。大約在同一時候，我收到了兩盤錄音帶，這是戴維·愛德華茲去溫泉城看望家人時，他們錄的。一盤是臺球桌前各種各樣的玩笑戲謔，最后是羅杰替我吹了一段薩克斯，我們那只德國牧羊犬，金，則在一旁嗥叫。另一盤是母親和杰夫專門對我說的話。母親告訴我她非常愛我，讓我注意休息。杰夫跟我說了些家里最近發生的事，然后說了下面的話：幾天前我冒昧地給上校打了個電話，也去看了看他。他祝你一切順利，希望你回來時順道去跟他打聲招呼。就上校而言，我對后備軍官訓練隊的事一點兒都不擔心，因為對于我們年輕人的普遍情況他顯然相當理解，A-~tl可能對他有些誤解。 到了1970年3月的第二周，我知道我已經可以不用去參加后備軍官訓練隊，但是兵還是要當的。 后來證明，李·威廉姆斯說的情況有誤。隨著戰爭降級，所需兵員補充也相應減少，結果我的號碼從未被叫到過。對于逃避危險，我的心情一直很不好。許多和我同代的人未能躲過危險，失去了生命，而他們和我一樣有權利擁有一個未來。多年來，在我當州長負責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時，特別是在我當總統后，對美國軍隊了解得越多，就越是希望我年輕時也曾是軍中一，員，盡管我對于越戰的情感從未改變過。 如果我沒有去喬治敦上大學，如果我沒有到外交委員會工作過，那么對于服兵役我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越戰時期，1600萬人通過合法的方式避開了服兵役；870萬人進行了入伍登記；220萬人應征人伍；只有20．9萬人據說是逃避或拒服了兵役，其中8750人被判有罪。 然而，我們本來可能會去越南而實際沒有去的人也被打上了越南的烙印，尤其是我們如果有朋友死在那里的話。我總是很注意了解那些避開越南后進人公共生活的人是如何處理軍事問題和持不同政見者問題的。他們中的一些人竟變成了超級鷹派或超級愛國者，聲稱出于個人考慮不服兵役是有道理的，而且一方面自己躲開了戰爭，另一方面卻仍然譴責那些反對戰爭的人。到了2002年，越南顯然已被淡忘，退到了美國人心理陰影的最深處，以至于佐治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越戰時期緩服兵役的薩克斯比·錢布林斯能夠擊敗在越戰中失去了兩條腿和一條胳膊的麥克斯·克萊蘭參議員，其手段竟然是質疑后者的愛國主義和對美國安全的獻身程度。 與不服兵役的超級鷹派的行為截然不同的是美國試圖修復并實現與越南關系正常化的努力。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國會中杰出的越戰老兵，像恰克·羅伯、約翰·麥凱恩、約翰·克里、恰克·黑格爾、皮特·彼得森等人。他們不僅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也沒有什么可隱瞞或需要證明的東西。 10月初我回到牛津開始這意想不到的第二年時，我的生活環境幾乎和在阿肯色州時一樣復雜。我沒有地方住，因為夏末之前根本沒有想過還會回來，而且只有在第一年我們的住房才有保證。我在里克·斯坦恩斯那里住了幾個星期，其間我們一起工作并參加了10月15日在倫敦美國大使館舉行的“中止越戰”儀式，以支持在美國舉行的主要活動。我還幫助組織了在倫敦經濟學院舉辦的學術討論會。 最后我終于和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弗蘭克·阿勒在萊克福德路46號找到了我們在牛津今后的住處。本來預定要和他們同住的人走了，而他們又需要我和他們分擔租金。我們每月支付36英鎊，以每鎊2．4美元的比率換算，共為86．4美元。房子相當破舊，但對我們來說已經足矣。一樓有個小起居室和我的一間臥室，另外還有一個廚房和一個衛生間。走進房子后首先看到便是這個衛生間，門上鑲嵌有一塊玻璃，玻璃上貼有一張薄薄的前拉斐爾風格的女人像，遠遠看去就像是一塊彩色玻璃。這是整幢房子里最有晶位的部分。斯特羅布和弗蘭克的臥室和工作間分別在二樓和三樓。屋后有一個坑坑洼洼的小天井。 和我不一樣，斯特羅布和弗蘭克在做嚴肅認真的工作。弗蘭克正在撰寫關于中國內戰中史詩般的長征的著作。他曾專程前往瑞士去拜見埃德加·斯諾。斯諾的名著（西行漫記）記述了他同毛澤東及其延安革命者交往的獨特經歷。斯諾曾送給弗蘭克一些他從未出版過的筆記，供他使用。顯然弗蘭克將要寫出一部真正有意義的學術著作。 斯特羅布的計劃則更大：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回憶錄。眾所周知，赫魯．曉夫在美國被認為是肯尼迪和尼克松的對頭，但在冷戰時期的蘇聯人眼里，他是一個改革家和令人著迷的人物。他曾建造了漂亮的莫斯科地鐵，并譴責了斯大林兇殘的過激行為。但更為正統和保守的勢力把他趕下了臺并扶植起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這以后，赫魯曉夫便悄悄地用錄音帶記下了自己的回憶錄，而且，我認為是通過他在克格勃的朋友，將這些錄音帶交到了當時《時代》雜志駐莫斯科辦事處主任杰里·謝克特的手中。斯特羅布俄語說得很流利，前一年夏天曾為（時代）雜志駐莫斯科辦事處工作。他飛到哥本哈根，見到了謝克特，拿到了錄音帶。回到牛津后，他便開始了一項十分費力的工作，即將赫魯曉夫用俄語說的話打出來，然后進行翻譯整理。 許多個早晨，弗蘭克和斯特羅布開始工作時，我便開始為他們做早飯。我做快餐很有兩下子。我會給他們做“克林頓大媽鄉村廚房”的早飯，然后檢查他們的工作。我特別喜歡聽斯特羅布講述赫魯曉夫關于克里姆林宮里陰謀詭計的故事。他此時還未問世的著作《赫魯曉夫回憶》對西方理解蘇聯內部的運作方式和緊張程度做出了重大貢獻，激起了人們的希望，即總有一天，內部改革會帶來更多的自由與開放。 11月15日舉行了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的“中止越戰”儀式。500多人繞著美國大使館前的格羅夫納廣場游行。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理查德·麥克索利神父。他是喬治敦大學教員中的耶穌會教士，長期積極從事和平運動。作為二戰中一位隨軍牧師，麥克索利在巴丹半島的死亡行軍中幸存下來，后成為羅伯特·肯尼迪及其家人的密友。示威游行后，我們來到大使館附近的圣馬克教堂舉行祈禱儀式。麥克索利神父背誦了阿西西的圣方濟和平祈禱文，里克·斯坦恩斯則念誦了約翰·鄧恩的名詩，最后一句是：“切莫令人詢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汝而鳴。” 感恩節后，我和湯姆·威廉姆森飛到都柏林去會見希拉里·哈特和瑪莎·薩克斯頓。幾個月來，我時不時地能碰到她們兩位。30多年后，瑪莎提醒我，那次旅途中我曾說過她太悲傷，不適合我。事實上，在那個時候，由于我對越南的事情深感焦慮，我對她來說，或者對任何人來說，也太悲傷。但盡管悲傷，我還是喜歡上了愛爾蘭，在那里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待了一個星期后，我真不愿離開那里。 到了周六，12月6日，在我給霍爾姆斯上校寫信后的第三天，我已為了一個重大活動而回到了倫敦戴維·愛德華茲的公寓：阿肯色大學對得克薩斯大學的橄欖球賽。兩個隊都沒輸過。在全國民意測驗中，得克薩斯隊名列第一，阿肯色隊位居第二。他們是在大學橄欖球第一百周年常規賽最后一場比賽中爭奪全國冠軍。我租了一個短波收音機，價錢不貴，但需要支付50英鎊的押金。這對我來說可是一大筆錢。戴維做了一大罐上好的辣椒醬。我們招來了幾個朋友，他們聽到我們在球賽過程中鳴里哇啦地大喊大叫，以為我們都發了瘋。球賽的確太精彩了，堪稱世紀之賽。在這幾個小時中，我們完全被比賽吸引住了，暫時回歸了天真。 特里，弗雷的（牛角、豬和尼克松的到來》對這場比賽及其文化和政治背景做了精彩的記述。他還給此書取了個副標題“——迪克西的最后抵抗中得克薩斯隊對阿肯色隊”，因為這是最后一個在兩支全白人球隊之間進行的重要賽事。 尼克松總統是一個瘋狂的球迷。就在幾天前，白宮宣布總統將親臨比賽現場，并向獲勝隊頒發獎杯。國會將有九位議員隨同前往，包括尼克松在越南問題上的對手富布賴特參議員。他曾在40多年前代表野豬隊參加過比賽。此外還有年輕的得克薩斯州國會議員喬治·H．w．布什。預定出席的人員還有白宮助手亨利·基辛格和H．R．哈爾德曼，以及新聞秘書羅恩·齊格勒。 阿肯色隊開球攻向得克薩斯隊，第一次控球就瞅準了對方的空子，不到一分半鐘便得分。中場時，阿肯色隊以7：0領先。這時采訪了尼克松總統。僦：“我期待兩個隊在下半場都能得分。問題是得克薩斯隊的超強陣容，我是指也許更強大的替補隊員，是否能在最后一節中獲勝。我是這么看的。”在第四節比賽開始時，阿肯色隊仍以14：0領先。這時，得克薩斯的四分衛詹姆斯，斯特里特持球跑動42碼，為這場幾乎已輸掉的比賽達陣得分。得克薩斯隊又開始爭奪兩分的附加得分，取得成功，把比分拉近到14：8。獲得第二次控球后，阿肯色隊立即帶球越過了得克薩斯防守線上的七人。阿肯色隊擁有全國最厲害的鐵腳，本來可以越過球門橫木踢出一個3分球，把比分一下拉開到17：8，這樣得克薩斯隊就必須再多得一倍的分才能獲勝。這時裁判判定傳球，但球沒傳到位給截住了。在只剩不到五分鐘的時間里，得克薩斯隊發起了第四個10碼進攻，這時他們在自己43碼線上仍有3碼的距離。那位四分衛奇跡般地把球傳到了位于阿肯色隊13碼線、被防守得嚴嚴實實的外接手手里。發起兩次進攻后，得克薩斯隊又得了分，并以15：14領先。在最后一次進攻中，阿肯色隊通過短傳球帶球沖過場地，多數都傳給了最具天才的跑鋒比爾·伯內特。他那天帶球的運氣特別好，不久就將成為尤金·霍爾姆斯上校的乘龍快婿。在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奪賽后，得克薩斯隊截住了阿肯色隊的傳球，磨掉了最后的1分22秒時間，以15：14贏得了比賽。 這是場讓人大飽眼福的比賽。連得克薩斯的幾名球員都說兩個隊哪個都不該輸。惟一讓我心里不舒服的是尼克松總統在半場時做的預言，他說得克薩斯隊很可能在最后一節時勝出。我覺得在這以后許多年里，我都因他這個預言不喜歡他，就像不喜歡他的水門事件一樣。 我和戴維·愛德華茲為了聽橄欖球賽不怕麻煩專門去租了個短波收音機，這種事情對于在美國為體育而瘋狂的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來說沒什么稀奇的。支持不支持野豬隊成為你是不是個阿肯色人的分水嶺。我們家買電視機前，我用收音機收聽所有的比賽。高中時，我替野豬樂隊搬運設備純粹是為了能進去看比賽。到了喬治敦，我看了所有電視轉播的野豬隊比賽。回到家鄉后，無論是當法學教授、檢察長還是州長，主場比賽我幾乎是場場必到。在埃迪，薩頓成為籃球教練，他妻子帕齊為我1980年的競選發揮了積極作用后，我也開始去看所有我能到場觀看的籃球比賽。1994年，諾蘭·理查德森教練率領的阿肯色大學隊擊敗了杜克大學隊，榮獲美國大學生籃球聯賽冠軍，當時我也在場。 在我觀看過的所有精彩比賽中，只有“世紀之賽”對我的政治生涯產生過一些影響。盡管反戰示威者沒有在全國電視節目上出現，但他們并沒有消失。其中一人還爬到了俯瞰體育場的山上的一棵樹上。第二天他的照片便被阿肯色州許多日報和周報刊登出來。五年后，即1974年，就在我的第一次國會競選前不久，我競爭對手的工作人員給國會選區所有的報紙打電話，問他們是否“保存了一張阿肯色對得克薩斯橄欖球賽時比爾·克林頓爬在樹上向尼克松示威的照片”。謠言像野火一樣四處蔓延，讓我損失了不少選票。1978年我第一次競選州長時，阿肯色州南部一位州警向好幾個人發誓，說他就是那天把我從樹上拽下來的人。1979年在我當州長的第一年，也是那場比賽的十年之后，一次我到距費耶特維爾一個小時車程的貝里維爾，在那里一所中學的集會上回答提出的問題，這時一個學生問我是否真的爬上過那棵樹。我問都有誰聽說過這個謠言，結果半數的學生還有3／4的老師都舉起了手。1983年，比賽過后第14年，我到費耶特維爾以北的一個小居民點通蒂敦，為那里一年一度的葡萄節女王加冕。過后，一位16歲的女孩望著我說：“你真的沒穿衣服爬到那棵樹上示威反對尼克松總統和戰爭了嗎？”我說沒有，女孩說：“哦，得了。這才是我一直支持你的原因！”盡管隨著故事的深入，我連衣服都丟了，但事情好像出現了一點轉機。感謝上帝，此后不久，費耶特維爾一家自由傲慢的周報《葡萄藤》刊登了一篇描述那個真正抗議者的文章，包括他趴在樹上的一張照片。于是這個瘋狂的、老掉牙的故事總算可以壽終正寢了。文章的作者還說比爾·克林頓年輕時太“中規中矩”，不可能干出那種冒險的事情。 那么多年前的橄欖球賽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得以觀看自己喜歡的體育運動，讓我擁有一種離家更近的感覺。那時我剛剛開始看托馬斯·伍爾夫的《你再也回不了家》，擔心自己也會這樣。在不止一個方面，我都將比以往任何時候走得離家更遠。 寒假期間，12月的第一個周末，我開始了為期40天的旅行。我將從阿姆斯特丹穿過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到達俄羅斯，再經布拉格和慕尼黑回到牛津。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這都是我一生中最長的一次旅行。 與我同行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是我的藝術家朋友艾梅·戈蒂埃。條條大街上都點燃著圣誕節燈火，兩邊是誘人的商店。在那個著名的紅燈區櫥窗里豁然展示著完全合法的妓女們。艾梅開玩笑問我想不想進到某個櫥窗里面，我謝絕了。 我們游覽了主要教堂，在市立博物館觀看了梵高的作品，在國立博物館觀看了弗美爾和倫勃朗的作品。閉館的時候到了，我們被要求離開這個美妙古老的地方。我來到衣帽間取外套。這時那里只剩下另外一個人。他轉過身來，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魯道夫·努里耶夫。我們交談了幾句，他問我愿不愿意上樓去喝杯茶。我知道艾梅準會很高興，但就在前門外，一位帥小伙正皺著眉，焦急地來回踱步，顯然是在等努里耶夫，我便謝絕了他的邀請。幾年后，我當上了州長，來到臺灣的臺北市，發現努里耶夫和我住在同一家酒店。一天深夜，我們在忙完各自的事情后終于聚到一起喝了杯茶。顯然他沒有想起我們的第一次相遇。 在阿姆斯特丹，我和艾梅道了別，她要回家，然后我乘火車前往哥本哈根、奧斯陸和斯德哥爾摩。在挪威和瑞典邊境，我幾乎被攆下車去，推人曠野。 在一個小火車站，哨兵搜查了所有年輕人的行李，尋找毒品。他們在我包里發現了許多康泰克藥片。這是我帶給莫斯科的朋友的。康泰克是一種比較新的藥，不知為什么還沒被列入瑞典政府批準的藥品名錄。我努力向他們解釋，這只是些感冒藥，在美國隨便哪個藥店都能買到，而且不會讓人產生依賴性。哨兵還是沒收了康泰克，但還好，我沒有因走私毒品而被推下車，扔進白雪皚皚的荒野，要是這樣，我就會被凍成一個有趣的冰雕，在開春融雪前一直保存完好。 在斯德哥爾摩小住幾日后，我搭乘夜輪前往赫爾辛基。那天深夜，我獨自在餐廳桌旁邊喝咖啡邊看書，酒吧那邊卻有人打了起來。兩個醉漢為了爭奪那里惟一的女孩大打出手。兩人都醉得太厲害，只知把拳頭打到對方身上，而不知防守，不久便血流滿面。其中一位是船員，他的兩三個同事則站在一旁觀看。最后，我終于看不下去，站起身，過去勸架，以免他們把對方傷得太重。離他們還有十碼遠時，旁觀的一位船員攔住了我說：“你勸不了架的。真要勸的話，他們兩人都會一起撲到你身上。我們也會幫著一起上。”我問為什么，他只是笑了笑說：“我們是芬蘭人。”我聳了聳肩，轉過身，拿起書回去睡覺，心想自己又上了一堂文化差異課。我敢打賭，他們誰也沒得到那個女孩。 我住進了一家小旅館，然后便和喬治敦的同學理查德·舒勞一同去逛街。舒勞的父親是那里美國大使館的外交使團副團長。圣誕節到了，這是我第一個沒在家過的圣誕節。我出了門，來到赫爾辛基海灣。冰層很厚，上面的雪也很厚，因此增加了一些摩擦。在四周的自然美景中我看到岸邊不遠處有一個小木屋，以及幾碼之外冰面上有一個圓圓的小冰窟窿。小木屋是個洗桑拿的地方。沒多久，一個男人穿著條極窄小的游泳褲走丁出來。他徑直走到冰上，下到了窟窿和刺骨的水里。幾分鐘后，他爬了出來，回到桑拿屋，然后又重復這個儀式。在我看來，他比酒吧里的那兩個人還要瘋狂。然而慢慢地我也喜歡上了桑拿，但盡管從那以后我又去了幾次芬蘭，也越來越喜歡那里，卻從沒進過冰窟窿。 新年前夜這一天，我登上了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中間要在列寧格勒的芬蘭車站停靠。這是1917年列寧回俄國領導革命時走過的路線。我之所以知道此事是因為我讀過埃德蒙，威爾遜的大作（去芬蘭車站》。來到俄國邊境又一個孤立的哨所時，我第一次看見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一位矮胖但看上去很天真的哨兵。他懷疑地打量著我的包，我想他準是要查看有沒有毒品。然而他卻用口音濃重的英語問我：“骯臟的書？骯臟的書？有骯臟的書嗎？”我笑了，打開書包，倒出一堆企鵝平裝本小說，有托爾斯泰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還有屠格涅夫的。他大失所望。我猜想，他渴望弄些禁書，好在這寒冷的邊境上打發那些孤獨的漫漫長夜。 蘇聯火車內的包廂非常寬敞。每一節車廂都設有一個巨大的俄式茶炊，里面灌滿了熱茶。一位年長的婦人負責給大家倒茶，分發黑面包。和我同一鋪位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1936年奧運會時，曾當過愛沙尼亞拳擊隊教練。三年后，愛沙尼亞即和其他兩個波羅的海國家并人了蘇聯。我們兩人都能說幾句德語，足夠交流用的。他很活躍，曾信心十足地對我說，愛沙尼亞總有一天會重獲自由。21XE年，我來到愛沙尼亞美麗的首都塔林，我向聽我演講的人講了這個故事。我的朋友、前總統倫納特·梅里也在演講現場，他迅速為我做了調查。那人叫彼得·馬索夫，死于1980年。我現在還常常想起他，想起我們新年前夜一同乘火車的情景。我真希望他能再活一個十年，看到他的夢想成真。 將近午夜時分，也是一個新的十年的凌晨，我們到達了列寧格勒。我走出車站，散了幾分鐘步。在肆虐的暴風雪中，警察正把一個個醉酒者拖離街道。這就是我當時看到的全部情景。等我看到這座城市的雄偉輝煌時已是近30年后的事了。那時，共產黨已經下臺，城市也恢復了它原來的名字圣彼得堡。 1970年的新年早晨，我開始了令人驚嘆的五天生活。為了給莫斯科之行做準備，我專門買了一本指南和一張很管用的英文版街道地圖，因為我看不懂俄語的西里爾書寫體。 我住進了紅場邊上的民族飯店。大廳天花板極高，屋子很舒適，還有一個很好的餐廳和酒吧。 我在莫斯科惟一認識的人是尼基·亞歷克西斯。去年夏天我從牛津回家時，她曾送給我兩張讓我很喜歡的友誼卡。她是一位很奇特的女人，生于西印度群島的馬提尼克島，住在巴黎，因為她父親是那里的一位外交官。尼基在盧蒙巴大學念書。盧蒙巴是一位剛果領導人的名字，1961年遇刺身亡，此事顯然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瓜葛。學生多數是來自窮國的窮人。蘇聯顯然希望通過對他們實施教育，讓他們回國后去傳播信仰。一天夜里，我乘坐公共汽車前往盧蒙巴大學，去同尼基和她的幾位朋友吃飯。其中有一位叫海倫妮的海地婦女，她丈夫在巴黎念書。他們有一個女兒和他在一起。由于沒錢支付盤纏，他們已有兩年沒見面。幾天后我離開了俄國，臨行前，海倫妮給了我一頂典型的俄羅斯式樣的皮帽。帽子不貴，但她沒有錢。我問她是不是真想讓我收下這份禮物。她說：“是的。你對我那么好，讓我有了希望。”1994年，作為總統，我做出決定，鏟除海地的軍事獨裁者拉烏爾，塞德拉斯將軍，恢復民選總·統讓一貝爾特朗·阿里斯蒂德。這時，我多年來頭一次想起了那位善良的婦女，不知她到底回過海地沒有。 午夜時分，我乘公共汽車回到飯店。車上除我以外還有一個人。他叫奧列格·拉基托，英語說得比我還好。他問了我許多問題，告訴我他在政府工作，就差沒有承認他是被派來監視我的。他說希望明天早晨吃早飯時我們還能再聊。我們吃冷腌肉和雞蛋的時候，他告訴我他每周都要看《時代}和《新聞周刊》，特別喜歡英國流行歌星湯姆·瓊斯。他有走私進來的他的錄音帶。如果奧列格是因為我為富布賴特參議員工作時曾獲得過安全許可而打算從我這里套出什么情報的話，那他可是一無所獲。但從他身上我可以看出，鐵幕后面的年輕人多么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真實情況。這一點一直到我入主白宮后都沒能忘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