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这位二大流子式的干部立刻露出一脸凶相，扯住这位少校记者的上衣，硬要他站起来。而这位少校记者，从小就是常钻枪林弹雨的老八路，能吃这一套？他怒吼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惊动了整个剧场，把这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斥得张口结舌，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怏怏而去。　　“这个人是不是你们海军的？”少校记者转身问背后的一位海军将军。　　“是华东局的。”将军不屑地答道，“是柯老①他们那里的。”　　①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电影快放映了，一旁的太平门外传来了男女老幼混杂的欢笑声。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慌忙迎上前去。结果并没有什么“首长”，而只是几十位浓妆艳抹的妇女带着一大帮孩子在门口出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护士和保姆。原来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口口声声所说的“首长”，竟是这样一个内中不乏穿开裆裤的五花八门的“首长大队”。跟在这个“队伍”后面的，只有一个派头十足、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他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首长。这位首长翘着下巴颏，问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为什么没搞到好座位，嗯？”见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嘟嘟囔囔地说不清，这位首长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饭桶！”目睹这场活报剧，记者和将军、军官们都忍俊不禁。　　三　　在招待苏联舰队的那几天中，宴会是很多的。每次盛宴之后，都有精彩的演出，同时有多种冷饮供应。按规定，中国同志哪怕只喝一小瓶汽水也必须掏钱。　　可是，那些楚楚衣冠、气使颐指的“首长”们，往往不由分说地端起汽水瓶就仰脖子大喝，小卖部的男女服务员们大气也不敢出，只能毕恭毕敬地看着他们一边评论节目的好坏，一边品评着汽水解不解渴，最后又看着他们扔下空汽水瓶扬长而去。　　我目睹此景，曾问过一位女服务员：“你们怎么不向这些人要汽水钱？”　　“他们不自觉，我们哪敢要啊！”她不无气恼地回答。　　呵，“首长”！　　“首长”本是身负革命重任的领导者的敬爱之称。可是在这一类“首长”们的身上，这称呼似乎成了他们权威与显贵的象征。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色，都在力图向大众显示他们是非同凡响的，是“特殊又特殊的材料制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偶尔也能够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拉手说笑，但那并非想使人们感到他们原也是“赤条条而来亦将赤条条而去”的群众中的一分子，而是想充分表现出他们在向老百姓俯施恩惠，是在与民同乐。　　这种人的左右侍者，就不可避免地更加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似乎他们只有把自己的“首长”奉若神明，才可以攫取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郎神”的权势。　　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l z)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声宣布：　　“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只有很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四　　第二天，我要到医院割瘤子。深蒙照顾，我被送进了一般人难得一进的位于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据说，过去蒋介石这样的人在上海治病，也就住在这家医院里。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我所见到的病友，不是高级老干部，就是名教授名演员。病员们都可以点菜吃小灶，上下顿之间或夜晚纳凉时，自己的肚子饿了或来了探亲的亲属与好友，一按电铃，值班护士马上就会送来冷饮和小点心。医院里的医生和医疗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健脑房，单杠、双杠、乒乓台、弹子台、扑克牌、麻将牌、牌九、扩胸器，翻跟头、拿大顶、起卧练腹肌的弹簧垫，等等，都应有尽有，真可谓病人的大乐园。怪不得有些首长和他们的夫人们小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常到这儿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的门口，人们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　　当我对此发表感慨时，给我打针换药的女护士对我说，这种悬殊和区分何止是医院。她说在百老汇大厦里，还有一家不挂牌子的神秘商店。高干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以从那里低价买到外面市场上根本见不着的高档商品，而普通干部和老百姓连那大门也休想进！　　的确，这类特殊现象远不是一时一地“极个别的”。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有一种特别游泳证。普通市民、学生、干部在游泳池门外忍受着毒太阳的烘烤，排长队购买游泳票的时候，持有这种特别游泳证的人们则坐着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既不掏钱，更不排队，还拥有特设的游泳池。　　在北京，许多神秘的处所经常开舞会、放电影。有资格“光临”者不但不掏钱，还可以免费享受茶水、糖果、水果与糕点。同样，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可以得到普通人无缘问津的各种各样优惠物品的供应，而且他们的老婆孩子和亲朋好友，也“理所当然”地随时使用他们的高级小轿车。冬天发烤火费，也要按薪金的百分比来发，似乎官越大越“怕冷”，而小干部和低薪者则是“铁骨头”。　　总之，官越大越悠游阔绰，一钱能当仨钱儿使。这既无法律根据，也从未有人公开阐明过这些特殊化的必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地干。这不知出自哪家的“经典”！我实在不能再在这家不挂牌子的医院呆下去而决定回北京，再顺便回苏北老家看看，虽然身上的刀口尚未愈合……　　4　故土　　一　　七月下旬，酷暑难当。　　一天清晨，我的一条腿上贴着一大块胶布，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从上海乘船渡江北上，于当天傍晚到达南通的天生港。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天生港乘坐长途公共汽车，颠簸了一整天，于当晚踏上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　　这是一个依傍串场河，坐落在著名的范公（仲淹）堤（南）通（赣）榆公路上的小镇。抗战前，全镇拥有数千人口，拥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几家装有电灯的碾米厂。抗战开始，尤其在日寇侵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兵荒马乱，迭遭涂炭，全镇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的父亲戴石屏因急性黄疽症不治离世。当时我正在淮阴列席华中解放区宣传教育会议，未能回家见他最后一面，虽然相距只有一百几十里地。　　不久，蒋介石全面撕毁国共停战协定，苏北解放区首当其冲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犯。随着连水城的失守，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苏北城镇几乎全部陷入敌手，沟墩镇也成了敌人的一个据点。　　当年冬天，我也背着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两个手榴弹，临时参加了一支小部队，经常在沟墩四处打游击。　　一天，我们这支小部队接连打了三次仗，迂回奔波了数十里，当夜又在沟墩镇南头敌人岗楼以南1000多米的地带，悄悄地由西而东，越过了范公堤，渡过了串场河，刚刚跑到几里地外的一个小林子铺了些稻草躺了下来，在村西100多步外担任警戒的哨兵就响起了枪声：大约三倍于我们的一个营的敌军已尾随而至！他们有迫击炮，机关枪更比我们的多得多。我们只得利用一条条一尺来高的小田埂仓促应战，交替后撤，好几位同志牺牲了。　　1947年5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围歼蒋介石的“王牌的王牌”七十四师，苏北敌后的解放军也纷纷出击，出击的目标之一，就是我的家乡沟墩镇。硝烟未尽，我随军来到了自家门前，只见草屋四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进门一看，全家老少都泪水涟涟。　　原来在双方激战时，我方炮兵打来的一阵阵迫击炮弹中，有一颗正好击中了我家的屋顶，直落在全家人都蜷缩其下的一张大床前。幸亏这炮弹没有爆炸，一家人才侥幸余生。　　睹此苦境，我只能对我的母亲和兄嫂以言相慰一番，便依依告别。　　其后，我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盐城战役、盐（城）南战役、海安一掘港（今叫如东县）战役以及大大小小很多次战斗。在盐城战役中经历了白刃战场面，在盐南战役中因为彻夜站在冰水中而冻伤了一只脚。其间迂回转战，几次途经沟墩附近，我均未能踏进家门。　　1948年春节过后，我随军离开苏北，参加收复大运河以西苏皖交界的江淮失地，才碰巧路过家门。但我只能站在半掩着的柴门边，与家人急匆匆地说了几句话。母亲和二嫂赶忙把元宵煮下锅，叫我等一等；几个三四岁到八九岁的小侄儿侄女，也纷纷围了上来拽住我的灰大衣下摆，不让我走。　　“自从你出去打鬼子，你就没吃过家里的汤圆了！”母亲说，“再说，再过半个来月，就是你的20岁生日了①。你小时候每逢过生日，妈都给你煮个大鸡蛋，你还记得吗？这一回，留你也留不住，就吃家里的几个汤圆再去吧！”　　①本人生于1928年农历正月21日，当年的阳历2月12日。　　“不能，妈！”我说，“不然，我就要掉队了！”　　我的三哥戴育霖——他是继承父业的中医大夫——忙问我：“那你何时才能再回家？”　　“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说罢，我说服小侄儿侄女们松开了手，就疾步追赶队伍去了。　　我一口气跑了半里多地，转身一看，还见我的白发老母带着一家大小，伫立在寒风中向我频频招手。　　第二年春天，打过了长江，驻在南京，只因工作脱不开身，我没能兑现“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的诺言。尔后又去了朝鲜、去了越南，实现对亲人许下的诺言，竟推迟了七年之久！　　二　　七年了，我们的国家确已发生了许多值得庆幸的变化。我满以为，等候游子归来的故土，也必定已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兴旺发达的新姿。但是待我下了长途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了一遍时，我的心顿时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据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未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除了抗战初期，被“焦土抗战”的国民党守军焚毁了的连结南北两条街的高大的“景云桥”，已被一座平坦的木桥代替而外，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所见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与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常言道，希望过高，失望愈重。失望之余，必然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八年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被全部逐出大陆也已七年了！而千百万的同志们冲锋陷阵时所向往的巨变，为何在我的故土来得这样慢？如果说，“毛主席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我虽然没有特意追根究底，但在家刚刚住了下来，就有来喊冤告状的人们，无意中带着这些答案悄悄地陆续登门了。由此我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其中尤为不争气的一个，竟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　　三　　1943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我的这位同学跟日寇当了伙头军。日寇下乡大扫荡，他也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他潜逃数月才惶然而归。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我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党。　　从此，他在日寇占领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复燃，被人们称做“共产党中的‘二皇'”。①　　①日寇自称“大日本皇军”，中国老百姓就蔑称汉奸走狗与伪军为“二皇”。　　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粮油供应紧张，街上做大饼油条的小本经营者求他帮忙，他不理，等人家向他送了钱进了贡，他才开出介绍信到县里去要求供应油粮，并多要了若干袋面粉，分给这些小本经营者替他白出力赚大钱；1956年春天“私营工商业改造”，他“自动”代表本镇工商户到盐城专区去开会，硬向本镇工商联要了若干“开会费”；业余剧团的经费，抗美援朝老百姓捐献飞机大炮的钱，只要经他的手，他都要来个雁过拔毛；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他还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使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轮船坐汽车。因为卖的车票船票越多，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和轮船公司分给他的钱就越多。为此他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多次把一些搭乘民船的乘客赶上岸，并把船主打落下水。　　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是从别人家“弄”来的，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耕的农民干了一上午的活，要求吃了午饭再干，他就当众把这位农民打得昏倒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着他的权势，常常挟嫌报复殴打无辜。　　他的收入很可观，超过本镇一般工商户许多倍，但他从未认真地报过税。他私自宰了好多头标准猪，也不报一分钱的税。税务所的同志向他催要过好多次，都被他大骂而回……　　多年来，镇上的一些党团员和勇敢正直的老百姓，曾不断地为推倒这个新恶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上面”的许多人，都被这个新恶霸的钞票挡住了眼睛，被他的大鱼大肉糊住了嘴。有人说沟墩区区长吕某吃了这个新恶霸的32只“九斤黄”①。吕区长说：“胡说！只不过是一般的吃喝！”　　①老母鸡中最高级的一种，黄色的羽毛，每只重达九斤上下。　　所以尽管老百姓的控告书多如雪片，“上面”不但根本不理，反把控告者一一出卖给这个新恶霸，任其私设公堂，挨个儿“审讯”。人们又写信到阜宁县委、盐城地委直到江苏省委，一切均如巨石沉渊。　　四　　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　　“说不清！”人们往往这样回答。　　但是，请他们一个一个地说下去，他们却都能娓娓道来——　　一个区委委员，兼做一个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的老婆勾勾搭搭，就把这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硬塞进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了记工员，听其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复员军人一致表示反对。这个区委委员兼乡党支书就当众批评这些不服从他决定的人“是无组织无纪律”，并扬言要开除这些同志的党籍。　　在又一个乡，乡里的干部们在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丁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之后，忽然像变戏法似地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大前门”香烟不离手，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这时，每当他们大摇大摆地再从人前过，乡亲们都免不了要在他们的背后指指戳戳地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人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花销从何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　　我原来只准备在家呆两三天，结果不得不一拖再拖，连邻县百里以外的一些老乡，都赶来控诉他们当地干部的罪行，使我应接不暇，想抽空去拜望一下因躲避日寇一直居乡未归的少小时的恩师姚荫卿老夫子都不可能。　　这种情况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酷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在愤激之余，也会豁出去拉着欺人太甚的“大人先生”们到衙门里走走的。到了我们这个新社会，人们也是想这么做做的，但作恶者都被包庇者们庇护住了，人们怎能不失望？　　有人说：“臭猪头碰到了馋菩萨，正配对！”　　又有人说：“小虾炒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啦！”　　于是，人们只得怨声载道了：　　——“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　　——“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　　——“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　　——“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　　——“这些王八蛋哪像个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　　一些人悲观失望到极点，成了暗无天日一隅的牺牲者，自戕而亡了！　　可是，在我向吕区长和区委书记谈到这一严重情况时，他们的神色并非麻木不仁，而是满不在乎。吕区长说，某人自杀，是因为他和他自家的老婆吵了嘴；某人自杀，是因为老鼠咬坏了他来之不易的新棉袍，这些都与当干部的无关。　　当然，在我和他们谈话之后，说他们仍然无动于衷，那也不是完全切合实际的。他们曾在一次区委会上作出过决议，保证全区不再发生自杀事件。　　可是，就在作出这一决议的当天夜里，在一个乡干部被称做“北海龙”的那个乡里，又一个农民自杀了！　　这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习气，使得这些乌烟瘴气不但不能及时清除，还助长其无止境地蔓延扩展。　　我给阜宁县委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派人调查。回信说第二天就来人，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并没有人来。一天上午，我只好自己跑到县城去，见到了县委书记邢宝成同志，才把县委工作组请了下来。工作组多次召集全镇的党团员开会，调查了十多天，把沟墩镇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的罪行查了个一清二楚，乡支部和区委会不得不决定开除其党籍。　　可是，只因那个新恶霸对工作组调查结论中的个别事实矢口抵赖，县委会对他的党纪处分就拖延不决。这立刻使得沟墩的党团员们陷入混乱之中，担心又一次不了了之，到头来又将受到区长和新恶霸的无情报复。他们中还有人跑到我面前痛哭流涕，准备全家远走高飞，以备后患……　　我再也不能在家里继续呆下去了。8月16日一早，我带着镇上的三位党团员代表赶到了盐城，向盐城地委负责人作了汇报，就忧心忡忡地离开了盐城。　　五　　离开盐城的前一天下午，斜阳西照。在盐城地委工作的两位老同志冒着令人窒息的酷热，陪同我到盐城北门外旧地重游。　　1947年8月，我在那儿参加过一场极为悲壮的战斗。　　那时我刚离开苏北文工团创作组，到新组建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当记者。支社记者只有三个人：胡捷。陈清伦和我。没隔几天，我们都随军参加了攻打盐城的战役，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在扫清了外围的敌人之后，于8月11日夜晚，我们的部队向盐城守敌发起了总攻击。我跟随一支突击部队攻打敌人拱卫北门的主阵地。　　这是一个紧贴北门外边的百米见方的土圩子。它背抵城墙，三面绕以深壕和铁丝网，矮小的地堡分布四方。守敌用重机关枪和冲锋枪喷洒出的一串串子弹，交织成似乎可以绞杀一切生命的扇形火力网。城墙上的敌人又与其紧密配合，打出一排排迫击炮弹。我们第一梯队的战士们还没冲到壕沟边，差不多就倒下了一多半。　　突击部队的指挥员大吼一声“二梯队上！三梯队准备”，就端着驳壳枪，消失在前面弹火纷飞的茫茫夜色中去了。我也跟着他们向前跃进。当我跃出乱坟岗，滚过公路，越过了壕沟铁丝网时，只见土圩内人影幢幢，喊杀声一片。原来我们第三梯队的战士们，在圩内与敌人拼开了刺刀。从左胳膊上是否缠有白毛巾为标志，我看到敌我双方不断地互有伤亡。当看到圩内最近处的我方一位小战士，在刺中一个敌人的当儿也被这个敌人刺倒时，我迅疾跃进圩内，从这个敌人身上拔出了我方小战士的那支枪，也参加了这场舍生忘死的拼搏……　　突击部队伤亡很大。次日清晨，我才跟随另一支突击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终于冲进了北门。中午，这支部队与西门、南门攻进城的部队一道，攻占了敌人师部所在地的盐城中学，全歼守敌一个师，活捉敌师长李铁民。　　战役胜利结束了，但我没能再见到我所面熟的许许多多的干部战士。他们纷纷倒在城外的高粱地里、乱坟岗里、敌人的圩壕里和巷战的街道上了。我们的记者胡捷同志，也在攻打西门时，与战士们一道爬梯登城饮弹而倒。另一位记者陈清伦也是满身泥巴，显得更清瘦了，他在跟随部队攻打东南城角的敌人时，也险遭不幸……　　时过九载，我又来到了这个北门。当年高大的城门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人们进进出出的大豁口儿；当年倒下过我们数百名同志的壕沟、土圩子早被平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红瓦房。　　面北眺望，当年我们赖以向敌人发起波浪式冲击的一大片乱坟岗也不见了，成了一片青翠欲滴的玉米高粱地。　　当年战斗一结束，和陈清伦加紧撰写胜利消息和战地特写时，我就产生过沉痛而强烈的冲动：我们铺就胜利的道路并非是烂漫的鲜花，而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我们前线记者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向人民报道这条胜利的大道，在不断地向理想的远方节节延伸。　　现在，这条用无数烈士的汪汪碧血铺就的胜利之路，除台湾一岛之外，早已延伸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的理想呢？不论是先烈们的遗愿，还是一直永葆革命青春的同志们的意念，还能不能继续节节胜利地实现呢？　　种种危险的迹象，使我产生了强烈而不祥的预感：我们的事业即便不会发生夭折，也会即将发生非同寻常的挫折！　　一想到这，我不禁一阵心酸，默默地流着泪，面对那似乎已旧貌换新颜的一片片故地及深埋其下的忠骨……　　5　理应清醒的人　　一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盐城的。不要说全党的事业令人忧心忡忡，就是家乡的这些坏干部能不能被果断地处理，也使人深为忧虑。　　在盐城，虽然地委负责人特地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我的汇报和批评建议，承认下面的情况严重和自己的官僚主义，当即决定委派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前往阜宁县，随后又派地委工作组前往调查，要求五天内解决问题。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会上，当我谈到四乡八镇老百姓纷纷向我诉说坏干部罪行的时候，盐城专署秘书长竟不无讥讽地插话说：“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华社编委会收到了我在家乡整理、经过家乡党团员们多次讨论修改并签名盖章的稿件时，也收到了《人民日报》转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无中生有地说我在家乡“自称‘中央委员'，自称‘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但是，只因我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　　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和坏干部。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　　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戴煌被我们告倒了！”　　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写出来的。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受到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三天五目就给我来封信，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无他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我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把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他们摆脱黑暗与恐怖，为此我深感痛苦与羞愧！　　同时我又不能不这样想：今天的人民与我们的党，离得多么远！过去战争岁月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激动人心的传统，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农村的基层干部又如此胆大妄为！依靠这么一帮“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经？怎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怎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领上自由、民主、幸福的道路？！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以为除了毛主席本人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外，还因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高高的城墙和表面的繁荣，把他们的耳目蒙蔽起来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令，越来越少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自认为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富民强，从而事事都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这就促使自己的头脑更加发热，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老诚、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讥地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并把各自面前的书桌拍得直跳。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　　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　　他们说我对各种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深思熟虑就轻言妄断，以致把许多事物看偏了、想错了。他们认为农民并不苦，干部们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当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坏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用不着大惊小怪，悲天悯人。他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革命也是有污脏和脓血的”，继而又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谁也不能指望我们在一个早晨就将旧社会的遗毒清扫干净”，等等。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论点都是脱离实际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老框框硬套复杂多变的现实。你们虽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墙把你们与实际生活隔断了。恶流不伏，前功必溃2我们不能用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说的名言，来作为我们凡事都要慢慢来的挡箭牌。我们绝对不能把坏事与好事等量齐观，非要等到坏事多于好事时才着急。我们的人民虽然很听话，但他们绝对不会容忍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果说，在我们做出的好事与坏事“九比一”的时候，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原谅；“八比二”的时候，也似乎还可以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满；再向前滑一步，他们就会愤怒了！如果我们再这样高枕无忧，大祸必至！　　那时候可以说，我心里确实憋着这么一股劲：“两脚踏翻尘世浪，一肩担尽古今愁。”对这些理应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对我的开导与说教，我打心眼里听不进去。　　可他们却不以为然。谈心会只能草草结束。　　四　　我的忧虑在继续。我给报纸写了些杂文，全被退了回来。我大声疾呼，没有人理睬。公开地搞宣传鼓动么？自量无才，党的纪律也不许可。我想改行做监察工作，专门同特权分子和土皇帝、新恶霸们作斗争，又揣度新华社不会放我走。百般无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说过，在党外，多养几个梁漱溟这样的人也有好处，请他们专门挑挑我们的毛病，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　　于是我就想：如果在我们党内也能有这样一些人，岂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饭，多喝了两口酒，谈起家乡土皇帝、新恶霸的事越说越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　　她当即把我毗了一顿，说我这纯粹是想入非非。她说，党不建立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提意见、不能革除弊端了吗？　　我想这也是，很快就忘了这档子事。　　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传来，我的所有思考的结果，像又一颗“原子弹”似地爆发了！　　6　所谓“万言书”　　一　　1956年10月的一天晚上，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专攻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几十位同志，正在新华社大院最东边的“口”字楼顶上的大会议室温习功课，突然有人大发一声惊叫：“波兰出事了！”　　原来他正在看《内部参考》，看到了上面刊登的波兹南市民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而遭到苏联驻军坦克阻拦的消息。　　不少同志立刻围了过去，争看着，议论着。　　以后大家密切注视着那里的事态发展，每天晚上都要先看看《内部参考》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然后才温习功课。　　谁也没有料到，以哥穆尔卡上台为高潮的波兰事件刚刚平息，10月23日，又传来了匈牙利发生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消息。这更令人惶然和忧虑：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研究了来自多种渠道的资料后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苏联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由此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变革，我们也必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往下写，从1956年11月直到1957年4月的近半年时间，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二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　　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逻辑混乱、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那么究竟写了些啥？　　为保持原貌，除有些实情已在前面有关篇章被引用而不再重复以及对极个别错别字作了纠正之外，其主要内容如下——　　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达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　　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取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　　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在党的“八大”开幕之前，我就想写这封信，后来因　　进外交学院学英文而耽搁下来了。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　　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　　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　　政府作何赞扬。因为应该赞扬的难计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　　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　　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　　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　　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　　展中。　　……①　　①信中所述及的上述各章中已被提到的实例或评论，此处均以省略号代替，下同。　　例子是很多的，一一列举何止万言。　　今年国务院拿出了12个亿，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　　以后每年也都将拿出这笔巨款。对于那些十分劳苦和收入十分低微的同志，　　再提高一些我也双手赞成。可是这当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用在生活水平　　已经很不错的干部身上，我就不同意。拿我这样的干部来说吧，由于我将　　有两个孩子，保持城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农民来，　　我觉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人，一个月增加十块二十块，好不到哪里去；减少十块　　二十块，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对于一个农民，增加三角、五角的收入，　　却是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他们平均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呵！　　因此，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　　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　　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了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不同特点；也不是说，　　要我们干部和职工与农民在生活上一律平等；而是说，在提高国家干部　　（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　　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　　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与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　　种悬殊的程度。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　　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　　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　　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　　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　　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　　5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开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　　和酒会，何止千百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　　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　　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哪　　个企业或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　　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试问，这些钱从何处来？是哪一位主持者自掏腰包的么？不，一切的　　一切，都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怪不得那些“显贵”们是如此的阔气与慷慨！　　就是招待外宾，也不要每一次都来个“堆积如山”，更不应该邀请比　　真正的客人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陪客。这不是什么政治的或物质的待遇，　　必须人人去享受。应该想一想，多请一个陪客或多浪费了一只烤乳猪，人　　民就要拿出多少钱来！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　　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已经拨了非常可观　　的款子了，而且灾民们解除危机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生产自救。可是，　　如果我们能从每桌酒席上省下十块钱来，就能在青黄不接或草枯地冻之际　　救活一条人命啊！　　千百年来，我国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家们，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美德。在1949年以前的那漫长的艰苦日子里，我　　们党的千百万同志确实是非常完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可是今天，许多人　　一反“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大享其“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怎么能不叫　　老百姓悲痛地失望呢？　　…………　　我国历代真正的政治家所一致反对的“哗众取宠”的恶疾，到今天反　　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全国的　　每一个角落。　　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　　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　　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　　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　　如果真正是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　　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会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　　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　　…………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　　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　　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　　们的警惕。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　　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　　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　　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　　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　　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看到过。即便有个什么检　　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　　误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怎能令人信服呢？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　　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的呢？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　　明的神。巴！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　　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　　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　　我觉得，选这些人做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一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　　在选举方法上，似乎不够妥当人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　　比如，有些代表既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　　偏偏当上了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　　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　　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在群众中是没有威信的。　　…………　　最好的办法，我认为，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而不是由上　　级指定名单让大家举手通过。只要真正是经过锻炼的、品质优秀、成绩显　　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经过一番选举活动，诸如向选民发表演说、或　　向党员进行介绍，等等，人们是会选中他们的。　　如果说，怕这样做的结果，有一些中央看中的人可能选不上，那么倒　　也清楚，就不要把这些人硬拉进去。　　…………　　以上种种意见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根据我日常和若干　　同志的“谈心”综合而得。　　既然有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是的，应当这样的。可是，这能够么？报纸能发表么？　　今年9月初，我倒大胆地试了一次，写了一篇批评宴会、聚餐之类问题　　的杂文，结果被《人民日报》编辑丢进了废稿堆。　　和这稿件一起的，还有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　　我谈到了目前我国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封信的结　　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石沉海底！它或许已被送到了中宣部，也可能　　被送到了公安部。　　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　　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　　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　　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　　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　　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　　人民和文化。　　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而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人民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加上党的引导，他们　　会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然而，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到今天也还未发现有这　　样的趋势。　　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　　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　　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是受尽了别人的欺骗！　　斯大林错误之被揭发和匈牙利不幸事件之发生，为什么在我国广大人　　民群众中产生“突然”和惊奇感，为什么会引起党内若干同志的思想混乱，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向人们宣传的只有好、好、好，似乎一切不好的　　事是绝对不会、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近，有许多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我们的宣传带有　　欺骗性和不信任人民的性质，表示了他们的正当愤慨，说“上当意大，失　　望愈重”。我以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　　的每一项政策及其每一种具体的做法都必然会是正确的。　　因此，在将做或刚刚开始做一桩事的时候，不必发表过多的肯定胜利　　的预言，而应该充分地预料到它会碰到的人为的或天然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号召干部和人民警惕和努力。　　好与不好，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人民会根据事实来进行判断的。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劳动人民盲目地信任干　　部或不过问政治，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不利。　　今天，有些人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的不满，并非由于社会主义式　　的“组织起来”的方针不正确，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灾难！　　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　　是处处事事均“唯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　　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　　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　　它们的锋芒是对的谁？是对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多少倍的事件，以至　　对于中央和国内重大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新闻界的同志并不缺少要讲话的人，可是，到哪里去讲呢？　　三　　这封没写完的信就到此为止。之所以没把它写完，更谈不上把它送出去，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听说全党即将整风，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次全党都来个“大洗澡”上。但是很快，这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7　啊——“同志”　　一　　1957年5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阐明提倡，苏洵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居易从古人之语中提炼而成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样的一些名言，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开各种报纸，几乎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尽管有些批评十分尖锐且不尽妥善，但提倡大家畅所欲言并公诸报端这举动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党的领导胸怀广阔、大度雍容，何况很多意见是中肯可行的，虽然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　　这当儿，为了节省时间，我和新华社的少数不愿每天坐班车来回跑的同志，已住进了外交学院干部学员的宿舍，本人还被选为中央很多部门派到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一、二、三四班住校同志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自己的肚子里已积存了多如乱麻的意见，但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一篇墙报稿。　　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其间，惟一正式表过态的，只有这么一件事——　　整风伊始，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为了表示自己与人民同甘共苦，决心清扫官僚污垢，装模作样地打扫一小块街道，或浮皮潦草地下厂下乡走走看看，我们的报纸电台便颂扬备至。我认为这做得太过分，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把戏，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957年5月18日的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它只有1300来字，下面就是它的全文：　　瓜不熟不甜　　自从中央决定整风以来，全国各地有许多高级干部开始参加体力劳动，　　这是好事情；但是，在某些稿件中，出现了为时过早的赞扬，我认为这是　　不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若干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在思想上、　　生活上、作风上，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人们　　在过去不敢这样明说。现在刚刚开始转变，有些人拿起扫帚、铁锹也不过　　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　　是如何地感动，等等，这未免说得太早了。也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经我们　　这样一宣传，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　　得群众惊异和感动。有的消息中特意加上群众的反映说：“在旧社会里，　　从未见过市长扫街。”然而，在新社会建立以来的八年中，这种现象又何　　曾有过呢？我们的这种说法怎能说服人呢？　　在战争年代里，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所有革命者的传统精神。　　今天只是开始恢复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新鲜事。事实　　本身就能向群众揭示出事情的本质，用不着我们去添枝加对、抹脂搽粉。　　特别重要的是，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如果在这阵风过去之后，一切归复如　　旧的话，我们怎样向人民交待呢？怎么对得起广大的劳动人民呢？他们年　　复一年地辛勤忙碌，使我们饱食暖衣，几乎一直默默无闻；而我们的干部　　在一生中只扫了一小段街道，挖了两个小泥坑坑，反而一举闻名于天下，　　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种做法是老病复发。我们如果敢于面对事实，那我们就会明确地认　　识到：片面、夸大、过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是在我们新华社甚　　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我们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话，不顾事实　　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风，而且风势越猛越好。　　可是到头来，事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使得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消极失望。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　　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　　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样说就怎　　样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古话说得好：“不为有利　　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　　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　　的，而不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　　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过去　　战争期间，人民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相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紧　　密地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想说的，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说胜利就有胜利，说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因而他们在胜利时　　不骄傲，在困难中不气馁，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心中有数。　　可是在进城之后，我们和他们疏远了，却和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合为一家。我们几乎只能照“章”办事，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真话，说了　　不少的空话，也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假话。尽管我们的用心是同样的善良，　　但在若干问题上，人民说我们欺骗了他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痛苦地　　深思么？　　二　　6月8日，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其尤、陈铭枢、陈达、钱孙卿、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费孝通、冯友兰、向达、谢雪红、许德珩、黄琪翔、黄绍竑、黄药眠、葛佩倚、林汉达、刘王立明、陆侃如、陆诒、龙云、潘光旦、彭文应、沈志远、孙大雨、谭惕吾、陶孟和、曾昭伦、王造时、叶笃义、沙文汉、艾青、丁玲、陈企霞、陈模、陈沂、江丰、秦兆阳、钟惦棐、冯雪峰、徐懋庸、李世农、邵燕祥、刘绍棠、彭子冈、曾彦修、王翰、王若望、吴祖光、徐铸成、肖乾、顾执中、浦熙修、谭天荣，等等等等的党内外人士或青年学生，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被说成是封建、官僚阶级的残渣余孽。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不论住在社内还是住在外交学院的，在“口”字楼顶的那间大会议室里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声中还说这样的一些话，岂不自作鱼肉送刀俎？　　不，我不这样认为。就是没有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与保证，我也要这样讲。　　小时候读私塾，恩师姚荫卿老先生，常常在我的书法练习本的空行中，出些上联让我对，偶尔也写点富有哲理的词句让我背。有一次，他写出了这么两句话，“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我一直牢记未忘。当我对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时，就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可，并在私下早就对一些同志明白表示过，即便有人可能仿用斯大林的错误手段来对待敢讲真话的同志，我也要说出别人可能不敢说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竟被“谋”上了！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口”字楼顶的大会议室里，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