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主编：季羡林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作者：谭天荣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我想还我本来面目。　　为了毛主席钦赐的“学生领袖”的头衔，我可没少吃苦头：在北大荒的草原上，在三余庄的葡萄园里，最使我痛苦的不是饥饿，不是劳累，而是这一头衔的重负。“同学们”一起干活，管教干部总朝我喊：“谭天荣快干！别磨蹭！”身边的“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你别跟我们一起干。有了你，‘队长'老盯着，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　　在我面前，连最孱头的小瘪三也成了勇士。有一次，找不知怎么冒犯了一位小“拉兹”，他对我挥着拳头：“你是个大右派，打你丫的，打死也白打！”这孩子的智商未必很高，但他对管教干部的倾向性的判断却准确无误。　　在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记得有位农民受了委屈时曾这样提出抗议：“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当我是谭天荣吗？告诉你，我不姓‘右'！”农民就这样在实践中贯彻“阶级斗争是个纲”这一最高指示。　　大右派的名声对于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谭天荣”这个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捆人的绳子慢慢地松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无闻的幸福。然而，今天我还是下决心将我这些年当“学生领袖”的经历写下来。　　说起右派，你或许会想起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想起电影《牧马人》中的许灵均，或者想起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那个“找”。他们那些动人的故事，你或许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是学生中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你自然期待在这里看到更精彩的故事。很遗憾，我不得不使你失望，因为我在大墙内的经历一点也不精彩。　　诚然，有一点我和罗群们是一样的，那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劳动。但是劳动和劳动不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如赶车、牧马、看水等等，在大墙内则是高人一等的劳动，如果说从事大田劳动的普通劳改犯是大墙内的平民，那么，他们就是大墙内的贵族，正是这些贵族成为“大墙文学”的宠儿。　　大墙文学的作家们偏爱写贵族，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写小说离不开爱情，在大墙内，只有从事高人一等的劳动，才有机会接触异性，才会有动人的爱情故事。有了爱情故事，才会有家庭故事，受苦受难的妻子或丈夫，在歧视中长大的孩子，还有写不尽的悲欢离合。但是，对于一个从大学里被揪出来直接送进劳改农场的劳改犯或“教养分子”，年复一年地从事大田劳动，年复一年地春种、夏耕、秋收，再加上冬天挖土方，他“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误了”，你要作家为他写些什么呢？糟糕的是，我正是这样一个大墙内的平民。　　诚然，我也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和罗群们相比，苦难更深重，历程更漫长。但是，这种苦难，这种历程，却并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写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我的故事本应从且957年写起，但早在1956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为我的一生定下了基调。　　当时我是北大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在自办的墙报上讨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被戏称为三个“学派”，其中的一个“学派”就是我。不久，大家对这一问题厌倦了，我却继续钻牛角尖。以后的半年，大约是从1956年9月到1957年2月，我的智力活动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我都不曾经历过。每天早晨，脑子里翻江倒海，论据、推理、成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数学公式涌现出来。常常要用一整天，才好不容易地把它们写在纸上。不久我得出结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并不违背因果律，它描写了一个特定的波动过程。　　为了理解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先要考察波动过程的“时间反演”（即与原过程的时间顺序相反的过程）。比方说，将一块石头扔在水里，水面激起一个圆形的波纹，向外扩散。如果把这一过程拍成电影，然后倒过来放映，银幕上的过程就由一个提早解来描写。　　人们说：“银幕上的过程将是石头还没有下水就有了向外发散的波纹，这是违背因果律的。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因果倒置的现象，我们应该在解波动方程时放弃提早解。”　　然而，银幕上的过程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先出现在银幕上的镜头是一个圆形的波纹向里会聚，当波纹会聚到中心时，一块石头从水中冒出，从此水面静止下来。诚然，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过程，但它并不违背因果律。当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时，发现了一个使自己大吃一惊的事实。　　20世纪物理学的主流是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的领袖叫玻尔，玻尔在1913年刚一出山就以“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著名论断威震物理学界。这一论断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其原始依据就是：“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相矛盾。”而我却发现这一原始依据不成立，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并不矛盾。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我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发现对我多么不合时宜。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心迟眼钝，当时对于斯大林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苏联的现状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天堂略有差距。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对我触动不大。但我偏偏对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感兴趣。那时我一方面通过政治课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另一方面通过物理学的那一不合时宜的发现又领悟了辩证法的某些小技巧。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我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北大开始了“大鸣大放”，我自然地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加了“帮助党整风”。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因此而“劳动”了二十二年。　　我于1958年11月被收容“劳动教养”，1969年11月因“战备疏散”遣送回老家，一共劳动教养了十一年。　　在劳动教养期间，我的劳动是一流的，夏天搞双抢，冬天打土方，春种秋收，我总在高效榜上名列前茅，遵守纪律也堪称模范，但我还是“反改造分子”。反改造的表现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写了不该写的东西。　　1959年冬天，我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已经劳动了好几个月。这时，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角色。天好时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抬冻土，打镐；一刮起“烟儿炮”，就在滴水成冰的房子里出不去了。这时队长也不常来管教我们，我想起在北大时曾试图推导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学书上的一个公式，后来却因故耽误了，现在反正没事，不妨试试。当时我还有一枝铅笔和一个小本子，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我要推导的公式是“拉普拉斯算符在曲线坐标下的表达式”。我尽量用最一般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年以后，也不知谁的一本介绍广义相对论的科普小册子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每一个公式我都曾推导出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含义下。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有难色，我写了一个字条给他：　　“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　　他终于把书借给了我，还不止三天。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一钱油，其他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大劳动量加上这样的食品，使我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却很兴奋。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利用分分秒秒努力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义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好心的同学，只在80年代间接地通过一次信。但我由衷地感谢他，要不是当年他借书给我，我就不可能学习数理逻辑，从而以后也不可能学习“非标准分析”。这样，我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世界观。　　就常情来说，利用工余时间学点数学没有什么不好。但管教干部们似乎对知识分子有深仇大恨，对知识本身也深恶痛绝。对于他们，任何自学都是反改造的表现。因此，在劳动教养期间，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反改造分子。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这两本书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但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　　虽然，马克思所考察的19世纪的欧洲历史离我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但我还是能在马克思的观念世界中走马观花，联系到斯大林问题，联系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有了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如果说1957年我通过物理学的思考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一些小技巧，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与反思，我终于初步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要点。不久，大墙外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对我的“学以致用”，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当“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并显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时，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刚刚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描述波拿巴的政变那样描述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这一阶级斗争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对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说是略知一二，我还是在这一时期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了我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在该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一部分的开头：　　新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组成部分，它是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初始条件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经过近百年的现代化之后，已经有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城市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在多年战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国的公民社会变得极为软弱和被动。反之，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的公民社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改变自己。　　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该书是用速记写成的，我曾断断续续地把它写成汉字给北师大历史系的陈海诠看，他似乎曾给《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看过，因为赵筠秋曾对人说：“不要小看谭天荣这几年下的工夫，本来他并没有什么真东西，现在可不一样了。”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我们这些人怎么处理，队部早已报了上去，根本与这次运动无关。但我最近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真有此决定，到后来因故取消了。　　三余庄人分手时恋恋不舍。小流氓们很奇怪：这些“老右”怎么那么亲？　　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惊喜地发现，农民没有管教干部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只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有了这点自由，我又回到了量子力学。　　我手头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我靠回忆把过去学过的东西整理出来，从傅里叶变换到张量分析，从泡利矩阵到狄拉克波动方程。　　在1956年，我只发现“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论断的各种论据不成立，还没有来得及用经典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量子现象。在家乡种地时，这一任务就自然地摆在我的面前。现在回想起来，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听使唤了。在家务农虽然也有种种不利条件，但我还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对量子现象的理解。　　1978年，我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同年冬天，落实政策，我被分派到湘潭师院（当时还是师专）任教。　　刚进学校，我被召进办公室，一位头头拿着一张课表问我能教什么深。我眼睛朝课表一扫：高等数学、数理方法、电工原理、理论力学、统计力学、力学、热学、电磁学……我用50年代的习惯语回答他：　　“我服从分配，让我教什么我就教什么。”逗得在座的哄堂大笑。我心里想：“甭笑，别看我不会说话，干活可不含糊！”　　我教了一年高等数学，以后就一直教统计力学，像在农场对待农活一样，我对教学一丝不苟，每教一遍，都重写教案。除此之外，我还有点时间继续钻研量子力学。　　1980年我在长沙参加了一次量子力学会议，但没有获得允许发言。这给我当头一棒，我想，量子力学或许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不妨先从一些小问题着手。　　1982年起，有人在新创办的杂志《大学物理》上讨论电动力学的“通量法则”问题，其中也刊登了我的两篇小文章，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是在小问题上，我与学术界也没有共同语言。　　在统计力学的教学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系统理论与准热力学方法计算压强涨落得出不同的结果，前人为此伤透了脑筋，我在备课过程中无意地找到了答案：　　原来，系统理论的微观压强表达式与相变量的选择有关，只要合理地选择，就能得到与准热力学方法一致的结果，这就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以为这一工作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结果还是大失所望。我向《物理学报》投稿，稿退了回来，还附上了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它们不仅同样地令人啼笑皆非，而且还彼此矛盾。　　最近，我把该稿投向欧洲一个叫“Physica”的杂志，稿退了回来，退稿意见倒是明白无误：“过去分子运动论中已经有了微观压强的正确表达式。”见鬼，我说的是系统理论，与分子运动论的公式有何相干？我第一次对洋权威也失望了。　　我在湘潭师院做的另一工作是关于无线电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　　所谓传输理论就是一个信号变换装置，它对每一个输入信号给出一个响应，电话就是一个传输系统，对话筒说话就是“信号输入”，另一端传出声音就是“响应”。不言而喻，只有先有信号输人才能有响应，可是理论却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信号还没有输入系统就有了相应的响应，这就是“提早响应”。　　提早响应违背因果律，因此不可能实现，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提早响应。　　前人的回答是：原因在于传输系统的特性是理想化的，按照这种理解，不产生提早响应的传输特性满足一定条件——因果条件，只有这样的特性才是可以实现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回答也像前人对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的回答一样，是不能接受的。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实证科学的规律比较起来，因果律是更高一层次的规律，满足实证科学规律的过程就一定满足因果律，可是在这两个问题中，前人却把因果律当做一个独立的条件与实证科学的规律相并列，在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中，因果律给出的条件是“放弃提早解”；在提早响应问题中，因果律则给出“因果条件”。　　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考虑后，我发现问题在于傅里叶分析中的δ-函数的一种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质只有用非标准分析才能表达，这一问题的副产品是为非标准分析的应用找到了一个实例，一个标准分析不能胜任而非标准分析却能解决问题的实例。　　这一段时间我还写了长短不同的多篇文章，投到几个数学杂志，却都如石沉大海，数学杂志既没有刊登，也不退稿，因此也没有退稿意见。　　1979年，我和一位北大女同学李雪琴结婚了，她已有两个男孩。我们重逢时，她已离婚一年多，我和她结婚的动机很简单，她也是学物理的，业务上能助我一臂之力。至于爱情，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我像候鸟一样，把时间都用在飞行上了。”　　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一个女人，又要当妻子，又要当母亲，更有甚者，她还要当右派哩！她有多少时间学习业务？居里夫人只有一个，再说，人家是什么条件？如果居里夫人为了买一斤鱼要排一个小时队，她能得诺贝尔奖才怪哩！　　如果说我对她的不满是她荒废了业务，那么她对我的不满就是：“不顾家，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继父和女婿的责任。”她说得有理，看来，物理学和妻子对我来说有如熊掌和鱼，丁是我们离婚了。对我来说这是“舍鱼而取熊掌也”。　　1986年底，我调入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教数理方法，直到今天。　　我写了两本小书，第一本是《哥本哈根迷误》，七万字，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二本是《揭开EPR关联之谜》，十四万字，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即将付印。第一本书阐述我对量子力学的一般观点，第二本书则着重考察贝尔不等式。最近我写了一篇题为《为爱因斯坦翻案》的通俗文章，用我认为人们能接受的语言阐述了我对世纪之争的看法。　　对于我的历史使命，这两本小书的出版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还将继续写书，不管能不能出版。　　有人曾对我说：“其他右派改正以后，都在报刊上亮了相，惟独没有谭天荣的消息，你似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在这里，我向每一个关心我的人致意，读到这里，我想你已经知道我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和今后还想干什么，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作者：李之琏　　在50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丁、陈反党小集团”，当时曾经大肆宣传，几乎家喻户晓。这个案子在1955年至1957年间有过三次大的起落，即：批判、定性——重新审理、改写结论——加温、加码、再定性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作为处理这个案子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有责任将内情公之于众，留之后世，吸取教训。为什么批判丁、陈？　　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从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七十人。9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　　我是1954年门月由中央组织部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任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不久三位秘书长（胡绳、熊复、石西民）先后调走，我改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为什么要批判了、陈，当初我并不清楚。我同丁玲过去只有一面之识，同陈企霞则从未见过面。他们在文艺界的活动情况和影响我也不了解。机关工作繁忙，我未能去参加对丁、陈的批判会。不过我陆续听到一些反映，由此产生了许多想法。　　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什么作协党组却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呢？众所周知，肃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这不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吗？想法之工：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三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人们对她虽有种种议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她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潜心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并多次被派出国访问。这说明从延安整风以来，她在创作上工作上可以说大有建树，是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为什么作协党组要这样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扬长时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他对丁玲的情况，无论是长处还是弱点，都是了解的。对丁玲的作品，周扬曾誉为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描写农民的。他还称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中优秀的作品”。不料，时隔一年多，却由他主持批判这个曾被他颂扬为创作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作家的“反党活动”，到底因为什么呢？　　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结束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我是这个部务会议的参加者。报告中说：批判丁玲旨在“整顿文艺队伍”，“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　　我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报告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并说在周扬“帮助丁玲准备检讨发言稿时……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　　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两人的“托派嫌疑”，说“党组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当时这二人已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对丁玲的处理，报告中则说要“审查她被捕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并作出结论；对她的错误如何处理，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　　这个报告引起我的一些疑问。第一，“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的为首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第二，开除党员的党籍不应由党组作出决定。党章上并没有规定党组有这种职权，而应该按照党章规定的手续去办，允许本人有申述的机会，不应该把人关起来后，不让本人知道就宣布开除其党籍。　　但当时我对丁玲、陈企霞的情况并不了解，又是在这样的场合讨论，我当然尤法多说什么意见。但是，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所属两个党员开除党籍，我应该坚持按组织手续办理。我讲了我的看法，我说：“关于报告中‘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一点，应把‘决定'改为‘建议'。因为所揭发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核查后处理。也避免向中央反映不准确的情况。”　　在结束这一问题的讨论时，陆定一部长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这样通过了。　　陈企霞、李又然问题的曲折　　这次中宣部部务会议开过不久，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受命写出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机关党委审批。我和机关党委的同志认为，在肃反运动高潮中，对于在政治上还没有弄清楚的党员急于开除党籍，会对运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部务会同意了，但还应听听多方面的意见，提议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联合起来，共同讨论这个决定。中宣部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兼任。他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由他主持五人小组成员和党委成员开联席会议，讨论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李二人党籍的决定。决定中对开除陈企霞党籍的根据有两条：一是他是“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二是他历史上有托派嫌疑。对开除李又然党籍的根据是：他在历史上有托派嫌疑，还说他在思想上腐朽得不成样子等等。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作为托派嫌疑而开除他们的党籍不妥，因嫌疑是不肯定的。如果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那么“小集团”的为首者丁玲尚未处理，先开除陈企霞也不适当。出为在党组的上述报告中对陈企霞反党的事实写得很不具体，“反党小集团”成员本来是三个人。另一人由于承认了错误并站在主持人一边揭发丁玲、陈企霞，领导就不再追究他，而变成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这说明，“反党”或“不反党”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决定，很不严肃。而李又然又并不属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况且这两个人在作协党组的要求下，已由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批准实行了“隔离审查”，他们已不能参加任何党的活动，开除只是一个手续问题了。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根据不充分，要他们回去再研究重写。　　改写的“决定”没有送来。到1955年12月15日，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有“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的党籍”的话，因而开除党籍也就随着对整个报告的批准而成既成事实。　　接到中央的批示后，陆定一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审理予以否定。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对这两个人的党籍如何处理？是释放后立即告知其已被开除，还是另向他们作出交代？由张际春副部长主持讨论后，认为：“丁、陈反党小集团整个案件尚未处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作为其中的问题之一，仍可作为还在处理过程中，不必立即宣布他们已被开除。”　　陈企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况不符。5月24日，由我主持，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崔毅和作协党组的代表参加，一起听了陈企霞的申诉。他把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的陈述。其中有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陈企霞认为，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根据，是捏造事实，对他进行“政治迫害”。谈话以后，陈企霞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机关党委。这些材料照例也都印发给各领导和有关同志参阅（包括周扬本人）。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这种谈话，当时机关党委也只是听听，向领导反映反映而已。对反映周扬这样的领导人的任何意见，机关党委均无权处理。　　但对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这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宣部部务会已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又提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　　1956年6月28日，由陆定一主持的部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关于陈企霞等问题）今后的做法，确定由张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等继续参加党的生活。　　会后，张际春为此事向中央总书记作了请示报告。小平同志同意。　　机关党委为了进一步落实上述决定，又通知“由杨雨民、郭小川、阮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汇报时由际春同志主持，并吸收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时由苏一萍代）、李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根据查对事实的结果，作协党组起草了《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上述查对结果，对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陈企霞同志，主要在他主持《文艺报》工作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在有一段时间内，工作也比较积极，同时由于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文艺报》的工作获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陈企霞同志却因此骄傲自满，因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二、陈企霞同志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他们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作为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草稿）由邵荃麟等送陆定一审阅同意后，找陈企霞谈话征求意见。陈企霞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对丁玲是非的调查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后，作协安排她到颐和园去“闭门思过”。　　1956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这个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进行。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变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拒绝为敌人服务。后来敌人看到她的消极态度，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她利用各种线索找党，先到北平找李达，未能解决，又经曹靖华写信到上海……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从南京接出，转送到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我与张海受命将通过的结论同丁玲见面时，她对否定了“自首”一点感到满意，但对结论定为“有变节性行为”不能接受。于是她又写了声明。我们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和结论一起报送中央审批。在我们和丁玲谈她的历史问题后，她要求谈她的（反党）错误。她说：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表示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　　但我同张海只是代表专门小组和她谈历史问题，没有要我们谈反党错误，我就告诉她：“我们没有这个任务，有意见可以找陆定一、张际春同志去谈。”　　丁玲表示为难，认为找他们很不容易，于是哭了起来……　　我说：“你觉得找他们困难，写出意见来交他们看也可以。”　　专门小组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论报送中央以后，中宣部又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专门小组的成员有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林默涵和我共五人，在小组以下建立了工作组，由干部处处长张海负责，刘白羽、杨雨民参加，并抽调中宣部干部处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干部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　　小组该如何进行工作，在小组内部争论很大。有的同志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定案作出组织处理。我和张海则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的上述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作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　　这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他同意我和张海的意见。他认为，核实一下，处分的根据更确实，被处分者也较容易接受。　　于是张海负责的工作组就根据这种精神，按照作协党组上述报告中揭发的丁玲反党问题的事实，逐项作了调查（有的人由我直接谈话调查），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印发给各有关的人参阅。　　丁玲本人写了一批申辩材料，提出对她批判的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她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　　丁玲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给我。丁玲的这些材料同其他调查材料一样，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　　周扬对于把丁玲写有对他的意见的材料印发给有关人员看，十分恼火。他找陆定一出来制止此事。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我：“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对周扬这种指责，陆定一并不表示异议；我作为下级，只能看做是领导的决定来执行。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就只好不再印发给有关同志了。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原先人们以为丁玲问题早已定案，现在又来调查必然还有问题。人们又看到，作为托派嫌疑而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的陈企霞和李又然，也已无条件释放。现在，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又不是以周扬为领导，而是由张际春任组长……这一切变化，在人们的思想中就产生一个疑问：周扬在作协所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正确？……　　这种情况，同1955年“反胡风”、“批丁、陈”和肃反初期形成的周扬是“绝对权威”已大不相同了。于是，有些人在1955年批判丁玲时作为积极分子揭发问题的，现在被调查时却声明：他过去对丁玲的揭发、批判是某某叫他那样说的，要求更正他过去所讲的情况。于是，我们又一个一个地找人谈话，对证过去的揭发是否属实。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调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调查落实的情况和原来报告所罗列的事实既不相符，就必然牵涉到原来的定性是否正确这一问题。那么究竟应该根据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应该根据落实的问题定性呢？以张际春为首的专门小组不能决定，只好又向中宣部部务会议报告。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陆定一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　　陆定一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陆定一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结束后为什么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作这样的报告？……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现在在这个会上未说明这一点又是什么目的？　　这一切归纳起来，使我不得不怀疑周扬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机关党委的同志们心中也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次部务会以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做的不足。从此（1957年1月）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最后是依照对陈企霞结论（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作协党组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以上查对结果，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但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整风中的变化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　　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　　这种情况，引起了陆定一的重视。他认为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既有这么多意见，而这个批判和向中央的报告及代中央拟的“批语”都是作协党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这一问题交回作协党组，再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　　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不承担责任等等。　　周扬为什么在这时候率先这样表态？从他原来的态度来说，已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比他主持修改的结论（草稿）又有很大的变化。但从组织上来说，“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中央宣传部讨论同意了的，中央批准的；现在作协党组的几位同志这样宣布是否请示了中央？……我对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但对这种做法则有怀疑。于是，我向张际春作了汇报，问他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这种做法。他说：“谁知道怎么搞的哟！他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　　在反右中加码　　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当天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陆定一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我完全不了解此事的酝酿过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了、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　　彭真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　　陆定一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辞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向中央书记处这样汇报情况是很片面的。陆定一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当时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他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实。　　我当时考虑，如果我发言说明这种种经过，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我并想到，陆定一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来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而单独要我来？……这种复杂情况，使我犹豫了。我想，那就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调查材料，于是我未发言。　　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误。　　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他态度冷静，语调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有批评，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又将此事的处理全权交陆定一部长了，这使我感到忧虑。　　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因在这以前，我曾向他反映过我对周扬和丁玲之间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听了陆定一在会议上的汇报后，感到不解，而我又未发言，因而产生了怀疑。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陆定一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　　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并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陆定一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定一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中宣部部务会的参加者们，除张际春、周扬、张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了解对丁玲历史审查的经过和实际情况。周扬虽了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过的结论。因此，对陆定一的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但陆定一这样定了，专门小组通过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并一致通过的结论，就此被否定。而这个新结论，并没有向本人宣布。　　周扬对这种支持，自然很满意。他还不顾事实，在会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协党组整风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对1955年的批判不满，则是替丁玲翻案；而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所鼓动起来的，等等。　　周扬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颠倒是非。怎能把群众对丁、陈问题处理的不满说成是机关党委挑起来的？周扬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表示歉意，这时却又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问他：“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说：“哪是你们逼的！”　　这时，张际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周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你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那时按你的意见修改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张际春很气愤，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周扬不再吭气。　　在担任处理丁玲等问题专门小组组长期间，张际春深感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十分慎重，特别是对于周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的原则是：凡开会，周扬不到不开；讨论问题，周扬不同意不定。对丁玲的历史结论，本来是周扬等坚持，才在结论上加了“有变节性行为”几个字。料不到半年以后他又反悔，并找陆定一出来纠正。这当然是出尔反尔，是无原则的，也是对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张际春很感不平。　　这次会议后，有些参加会议的处长们认为我太软弱，应争的未争，说我“涵养性大，能忍事”。对他们这种批评我理解。这也正是我的弱点。如果我能像张际春那样揭露周扬，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我只是从组织上考虑到我当时的地位，注意了上下级的关系，而没有从政治原则上力争是非，揭露这种无理反复。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的斗争全面开展。中宣部又进一步研究作协党组如何继续讨论丁玲等问题。　　陆定一首先提出，作协党组讨论丁玲等问题的扩大会议要很快复会。他仍主张由周扬主持（这时作协党组书记已由邵荃麟担任），并要他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讲一次话。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一个多月后复会。周扬讲话的内容同6月6日的讲话根本不同，他首先按照陆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表明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因此，周扬的讲话，就给人一种暗示，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　　周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定了新的调子，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原来是讨论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的讨论会，现在变成对丁、陈进一步“反击”的斗争会。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这样丁玲在前一段时间趁整风之机追问1955年批判她的原因，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于是就把她同陈企霞等人的个人联系和意见的一致性等等一系列行为都说成反党活动，并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联系或有相同见解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如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七人。　　作协党组“反击丁、陈”大会从7月25日开始，至9月17日结束，周扬在16日的会上讲了话。周扬先说了他一贯忠于党，一贯坚持同反党分子作斗争的光荣事迹，然后指名“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几位著名新老作家，戴上了多种政治帽子……其中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这个讲话，会后加以“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是的，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历史就这样打了一个句号，周扬成为文艺界正确领导和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开始了为期二十二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遍了人间的艰辛。　　拨乱反正总澄清　　当党从“左”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回顾历史，重新审理千千万万件冤案时，阳光终于照到丁玲、陈企霞头上。河清了，天蓝了，历史终于按事实与了。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1980年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同志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198年8月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陈企霞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这样写的：　　一、关于“污蔑肃反运动，否定肃反成绩”问题。　　陈企霞在作协召开的总结肃反工作和提意见的会上，以及向中宣部党委和作协党组部分负责同志陈述意见时，确曾讲过一些意见，是针对1955年至1956年作协肃反工作而言，并非攻击肃反运动，不属于右派言论。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陈虽曾与人谈论过文艺界一些问题（包括丁、陈事件），但不属反党性质。　　综上所述，陈企霞同志的问题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他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十级），适当安排工作。　　同了、陈一起错定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有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人们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工作的。错批、错斗、错划、错定等等都是“左”倾思想的必然产物；也有的人说，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群众一发动起来，必然产生过火的批、过火的斗和过火的处理；还有的人说，过去每次群众运动都规定运动对象的数字，然后分配到各部门去寻找，数字不够就把批判对象升格，拼凑数字，必然造成错误，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一切错误处理的案件造成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左”倾思想往往说不清具体是非。比如，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对错误事实的认定，对处理人的方式方法，对当事人的各种要求等等都是由主持人规定的。这个主持人的思想作风，他对人、对事、对党的政策的态度，政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等等如何都有重要的关系；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这个主持人如果只是思想认识上“左”，但能听取群众意见，尊重多数，也不致错得出格，黑白不分；这个主持人如果实事求是精神很强，能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能够避免夸大和捏造，就能做到防“左”；这个主持人如果不存成见，能客观地对人对事，不媚上，不压下，不个人决定一切，也能做到公正处理。　　往事已矣！但愿我们能从以往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清醒起来，别再干这种既害同志又削弱党的战斗力的蠢事。　　丁玲等“右派集团”定性后，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运动中，中宣部就集中批判机关党委，把党委在丁、陈等问题上所作的调查核实工作，都认为是对了、陈的包庇。书记、副书记四人也定为“反党集团”，两人定为“右派”，开除党籍，两人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二十年后，1978年11月才彻底平反。详情另文记述。　　（选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作者：陈奉孝　　今年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如果我想写的话早就写了。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再说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么麻烦给老婆孩子带来不幸。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湮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　　我看过不少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有一些不免搀杂着对个人的美化和掩饰，明眼人看来，对其历史的真实性会打折扣，因此要我写，我就只能按照它的历史原貌来写，不夸大、不美化、不掩盖。但由于事隔久远，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学和朋友，对文中的错误给予指正，遗漏的重要之处给予补充。　　1957年5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宿舍约集了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这一下炸了。因为是开饭时间，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不少人是端着饭碗边吃边看。由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政治性的，后来这些人被打成右派就是必然的了。　　这张大字报只是一颗火星，大爆炸是在第二天，即5月20日早晨。19日夜里，北大校园就骚动了，我住的二十八楼许多房间灯都亮着，同学们在热烈地辩论，我一方面参加辩论，一方面不时地到校园里观察动静。我发现校园里一群群同学都在议论这件事，往常第三阅览室挤得满满的，有的同学为了早占一个座位，开饭前就把书包提前放下，可今天晚上竟有差不多一半座位空着。第二天大家到大饭厅吃饭时，发现在东门左侧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署名沈泽宜、张元勋。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发起猛攻。看的人很多，无不叫好，说张、沈二人是才子。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北大沸腾了，因此我们把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叫做“五一九”民主运动。　　当天下午，物理系四年级同学谭天荣又贴出一张令人惊疑的大字报《一株毒草》。1956年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在鸣放中难免有毒草出现，怎么办？把毒草锄掉当做肥料就是了。这张大字报是从哲学上来批判“三害”的，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谭平时酷爱哲学，读过黑格尔、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当时有人找他辩论，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并指出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的确使不少人惊叹不已。这张大字报不仅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兴趣。当然，作为一名学生，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其论点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其论据更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如此，这张大字报却显露了一个青年学生的才华。　　相隔一两天，哲学系又冒出了两个大右派龙英华和叶予胜。特别是龙英华，他跟谭天荣一样，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害”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批判的，立论之严谨似乎比谭天荣的文章更具说服力，故人称“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又冒出了三个大右派：一个是沈迪克，化名谈谈，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仲强，贴出大字报，名为《自由主义者宣言》，对共产党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另一个是刘奇弟，他在大饭厅南门贴出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取名为《为胡风招幡》，要求为胡风平反（当时谣传胡已死在天津监狱）。这还了得！“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钦定的，现在竟然有人敢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右后期，刘奇弟就是为此而被捕的。与此同时，西语系又搞了一个“三害”控诉会，组织者是贺永增和一位助教周铎，控诉人是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同学顾文选。顾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还受到了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名义上是控诉“三害”，实际上是揭露公安系统的残暴。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为胡风招幡和控诉会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的小号里。顾文选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后来他越狱逃到北朝鲜，被引渡回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过这次宣判大会。　　再就是化学系的李燕生。李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尤其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他模仿“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改写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的诗贴在了山墙上，别人的大字报想盖也盖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看过这首诗的人，包括中文系的一些老先生，都认为李有点“偏才”。当夜李还用扫帚把蘸着石灰水在好几条马路上写了“民主路”、“自由路”等。北大党委有点慌了，开始组织反击，但党委书记毕竟是一位忠厚仁者，他主张用辩论说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同学的右派言行，很不得力。还有一点需要提一提的，当时各系的党组织继续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有点不对头，躲在一边当观潮派，还有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怕影响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也不愿卷进这场运动中去。动员他们给党提意见，他们也不提，但架不住党、团组织一再动员，结果有人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了意见，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数力系四年级的李力就是其中一个。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得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透了！”像李力这样的右派大量存在。　　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回声明》，一时成为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此时，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予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一位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社团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予胜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阵，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学生，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后，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从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二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当时我们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林希翎登台发表演讲，内容与她在人大的演讲一样，会场十分热烈，也有人上台与她辩论，台下人山人海，影响极大。林讲完话，许多同学让她签名，当时还被照了相。后来国家还专门出了一个反右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谭天荣等人的形象，所以后来林希翎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真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并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笔名。为此我专门去访问过她，了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惨的。　　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老师也带领一部分学生去清华“点火”，黄老师本人并不是百花学社成员，去的学生中有百花学社的。　　第二，组织人去北京市委请愿，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X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人民日报》是我们共产党的报纸，登什么我们说了算，你们想让我们的报纸宣传你们的错误言论，那是妄想！并威胁说，如果你们要上街，那你们自便，但后果你们自负！　　第三，组织人去人民日报社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也是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是张元勋带领几个人去的，当时遭到了围攻。　　第四，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为此山东大学的孙广义和陈琦都受了牵连，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　　第五，组织人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介绍北大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我组织的，但我未去，大家让我在家坐阵。去的人是谭天荣、张景中、刘奇弟等人，路费是由我给筹措的。　　第六，组织人去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许南亭去了民主建国会，因为他是民建秘书长许汉三的儿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义子。我去了“九三”和民盟。开始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但后来一开始反右，我们再去找他们时，他们都回避了，令我非常失望。　　第七，以百花学社为一方，以北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很分散，其中有关于“三害”产生的根源问题，有如何继承五四精神、继续发扬民主的问题，还有应该不应该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问题。当时我参加了并发了言，谭天荣、龙英华、张景中等都发了言。团委书记石幼姗，还有其他人也参加了，学生会主席胡启立没有参加，不久他就调到全国学联去了，任全国学联主席。　　第八，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卫道士”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带领百花学社的部分成员去助阵的。　　另外，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那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特工搞到手后，西方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冲击极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苏联、东欧的留学生，还有英文报纸，这个报纸的某些内容早已在北大流传开了。四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报告实际上也是五七年我国那场政治运动的诱因之一。　　数学系年轻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泄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　　关于出版《广场》的问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主编张元勋和副主编沈泽宜负责审稿，王国乡和崔德甫负责组稿，但由于张、沈二人忙于搞街头演讲，参加辩论会，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王国乡和崔德甫来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赵清、谭金水、林树果、张锡琨、李雪琴等人分头从大字报上抄下来的，交给王国乡，由王国乡选定稿件后交给我去负责出版。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所收文章有王国乡的《“五一九”民主运动回顾》、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王书瑶的一篇文章、江文的《论人事档案制度》、陈爱文的《论社会主义》等等。除《是时候了！》这首号角诗外，王国乡的那篇文章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论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建国后群众民主运动的萌芽。今天看来，当时写的东西虽不乏稚气，但对今后推进我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幸好我还保留一本《广场》，1994年林希翎由法国回来找我，说她要在反右四十周年时出版一本关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书，我就把这本仅存的资料给了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未见她的书出来。另外需要说明的，这本《广场》实际上是李燕生保存下来的，1979年右派改正平反后，他给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问题是钱。钱从哪里来？大家都是穷学生。首先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捐献，当时谭天荣和我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通通都拿到海淀老虎洞卖了，最后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我们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募捐。张元勋在大饭厅前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同学们捐款很踊跃，大约捐了一万元左右。钱全由我保管，我用一个小箱子锁着，就放在我的床头上。每个捐款人都有名单，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热化后，为了怕祸及捐款者，我把名单烧了。　　关于捐钱，不能不提到马寅初老校长和化学系的傅鹰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现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张元勋设计好了《广场》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与崔德甫等人联系好了《工人日报》印刷厂（当时在六铺炕），买了一百令新闻纸，计划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卖。稿件和纸张交给《工人日报》印刷厂，他们答应一个星期后取，可是等一个星期后张元勋等人去取时，却遭到了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并且说我们是在放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接着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批判葛佩倚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们并不甘心，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研究决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钱不多了，就是在这时我把自己值钱的衣物全卖了，凑了一点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机，在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油印。参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赵清、林树果、李燕生、肇恒标、谭金水、张锡琨等人，连物理系的两个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女生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参加了。有人负责刻蜡板，有人负责油印装订，连续干了三四个昼夜没睡觉，一共印了五百份。由于匆匆忙忙，刻板和油印的质量都很差，有些字印得还不清楚。除了百花学社的成员人手一册外，其余的部分拿到大马路上去散发，不一会儿就被抢光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党委派人去收的）。在散发的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这就是《广场》从诞生到停刊的大致情况。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贺永增告诉我，由于党委书记领导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阵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陆平调来了。　　陆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7月初在大饭厅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在会上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大饭厅的一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声响，有人叫喊说右派分子放炸弹，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内容是对全校右派说的，保守派的凶相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并说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等等。在整个运动中我以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字报就两张，一张是《如此伎俩》，另一张是早些时间写的《年轻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两张大字报情绪过于偏激，因此仅就这两张大字报将我打成右派，在当时看来那是定而不可移的。　　在整个运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间搞联络和组织活动，不像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龙英华等人公开出头露面较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被称做“阴谋家”，谭天荣被称做“野心家”。“阴谋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毛孩子，这恐怕有点太“过奖”了吧。谭天荣、张元勋、张景中、龙英华等人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攻，大会小会接受批判，而我却没有，仅在年级里开了一次批判会，是党总支书记张世龙主持的。在会上我态度顽固，拒不检讨，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好事，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谭天荣也拒不检讨，还贴了最后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右派分子被纷纷监视了起来。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红牌校徽，有的戴白牌校徽，贺永增告诉我，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进来的，并说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任何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　　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右派分子大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作了检讨。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反右斗争也由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由君子动口不动手变成了推推搡搡，按头弯腰（当然还没有后来“文革”期间的“喷气式”），由说理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有一部分右派的检讨是假的，想蒙混过关，但大部分人的检讨还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都过不了关，有的人十遍八遍检讨还是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当时拒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严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仅有的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因此从这时开始，我筹划逃跑。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这简直是胡闹！这非但帮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郑也不是百花学社的成员。这两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郑瑞超当天夜里就被捕了，听说是他又到另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场抓住的。钱如平贴完他那张大字报后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为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写的，从笔迹上迅速破了案，从浙江老家抓了回来。郑、钱二人都是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的，后来郑被判刑六年，钱被判刑五年。借着这两件事北大党委把反右运动推向了顶峰。另外，右派营垒里也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品行不端，这正好成了被攻击的口实，这使我感到又气愤又难过。　　表面上我虽然态度强硬，拒不检讨，但说老实话，内心里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民主运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要知道，当时冒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学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情，但理论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右派，包括社会上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虽然都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提出了批评，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提批评意见的真实动机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当然，现在分析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国去学习，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国。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想去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最自由的国家，还听说当时国际上成立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对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援助。这个组织在香港、伦敦、东京都有，想读书他们也会提供帮助。被捕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而当时我并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同样如此。外国驻华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把门，设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你想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因为电话都必须由设在门口的警察岗楼往里转，随便一个中国老百姓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他是不给转的。因为我是在8月份开始这样做的，公安部门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被捕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人大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都是因为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陆正被判十二年，何铁生被判十五年。后来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交民巷，而是在后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贺永增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着告诉我的。离大使馆门口大约三十米左右的拐角处，有一棵大槐树，我是爬树翻墙进去的。我向他们说明来意，要求他们把我弄出国去，并主动向他们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带出去，因为外交人员的行李是不检查的。他们笑了，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幼稚！不过他们对我表示很同情，因为当时我的名字已上了报纸，最后他们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用车送了出来，如果我自己单独出来，肯定会被捕的。　　三次尝试失败，我就决定冒险越境，可是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钱，我想我可以从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用蜡纸包好系在腰里，准备到了塘沽后，我就找机会下海。　　9月份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是我惟一的衣服），找刘奇弟借了一件线衣穿上，但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找到谭天荣，把我仅剩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因为他那时太困难了，总是吃米饭泡酱油，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我告诉他我要走了。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谭天荣一人，时间是1957年9月16日。　　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我说，你长尾巴了。一点也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条戴眼镜的人离我不远，我从谭天荣宿舍出来向南校门走去，那人总离我二三十米距离跟着我。为了甩掉他，我乘32路车先进了北京动物园，他也进去，我左转右转总也甩不掉他。出动物园乘101无轨我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跟我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点紧张。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去，他大步走。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又跑回了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到了塘沽，下了火车，我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正在我张望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把我扭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我：“黑灯瞎火（那天正好断电）你在码头上转来转去打算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为我腰里系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那家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声，我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没有电灯，码头上有很多露天仓库，我在那里转悠，他们可能认为我打算偷东西，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大右派！他们立即跟北京市检察院通了电话，用打字机现打的逮捕证，要我签字，我不签。不多会儿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押上车，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我的那条“尾巴”。当夜吉普车飞快地开到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时间大约是半夜两点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以及我在这一运动中的活动的大致情况。　　1979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1979年7月到1980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我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张景中、赵清、林树果、叶予胜、张亚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我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羲，他是19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得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于，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听李雪琴说，顾原判无期，六○年越狱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六○年中苏交恶后，北朝鲜有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不大露面，顾可能作了错误的判断，冒死逃出了监狱，却又自投罗网，白送了一条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受尽了折磨。1968年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这次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见到了同班同学于邵，他说他保留了林昭的一缕头发，给她修了一座墓，墓就在苏州。于邵和林昭只是同乡，不像张元勋与林还有一段恋情，他能冒着风险为林昭立墓，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听张的妹妹张锡铮于1986年在青岛亲口对我说，她去劳教队了解情况时，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对她说，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当时我问张锡挣，锡琨后来平反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不争取平反？她说，一是那个劳教队坚持不给平反，二是怕这事再折腾起来会影响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的。我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是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我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关于“三两八”我附带插上两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成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我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少尉。50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在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向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自己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被判刑有些想不通，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得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这回可把我饿服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我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1978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杨路、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1979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杨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党的十五大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北大右派的骄傲吧！　　还应当提一提的是林希翎。不知为什么，1973年毛泽东忽然想到了林希翎，问她现在哪里。工作人员说她还在监狱里。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又说让她出来吧！就这样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回到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并在官方“拉郎配”下与一名比她小十岁的人结了婚。七八年右派开始改正平反，为了说明反右派只是“扩大化”了，而不是全错了，林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她成了活在世上惟一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八五年经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父亲在法国。她是带着她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一起去的，临走前她与丈夫离了婚，并给她的丈夫（现在应该说是前夫）在香港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已入了法国籍，是法籍华人自由撰稿人。　　林去法国后，台湾的海外组织曾多次拉拢她加入，她都拒绝了。林的父亲是亲台湾国民党的，她与她的父亲不和，后来她的父亲去了美国。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曾邀请她去台湾访问过一次并请她发表讲话，当然是希望她讲一些关于大陆共产党的坏话，她不但没讲，反而对台湾的时局进行了抨击。为此回法国时，途经美国遭人暗算，出了车祸，撞断了四条肋骨。以上情况都是九四年她回国与我相见时亲自对我讲的。她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九六年刚考上大学便加入了邪教自杀了。她发誓要与邪教周旋到底。　　林希翎是第一个提出“权大还是法大”向官僚特权挑战的人，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五七年我邀请她到北大百花学社发表演讲时，她讲的主题之一就是关于是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应当说明的是，拿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相比，中国的确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了解当年历史情况的人大概都知道，如果以当年打右派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中国人的言论，那么除了幼儿园的孩子和不会说话的哑巴，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恐怕通通都要被打成右派，包括目前那些“老左”们也不能幸免，这绝不是笑谈。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民主的道路恐怕是漫长的，但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凡是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应该为此而尽到自己应尽的力量。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头，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1998年5月19日　　突然袭击　　作者：庞秉琹　　1957年。　　我搬到白堆子去住是去年的事。当我搬去后的第三天早晨，要我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办公室，我一进办公室，这位领导就拍案大骂：“你们这帮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行，你们全都回中央美术学院去。”我一时蒙了。我冷静了一下，想，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这么说话？这是什么话？不惜损伤人的自尊心，何况我还是教授兼副院长。而且什么东西都已搬来了，又要大家回中央美术学院去，这样大的事，怎么能信口说出？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又接着说：“没有你们这些人，我们照样可以办成学院。”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听他骂。就是这位领导，在学院尚未建成，尚未抓到他手里时，他的态度非常谦恭。何以前恭后倨，如此变化？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立即乘车去文化部，要求见部长。接见我的是一位姓刘的副部长，他不等我开口就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经不在文化部，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手工业管理同邓某（副局长）。”他把球一脚踢了回来。我受到这样的待遇非常气愤。　　1957年1月，学校内部出版的《工艺美术参考资料》刊载了我写的《工艺美术事业中的一些问题》，等于火上加油。　　我起先是建院筹备会主任，后由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副院长，曾见《人民日报》。可是学校内部开会却宣布，院长即某局长，第一副院长是新调来搞党政工作的，第二副院长是雷圭元，我是第三副院长。我心里虽觉得像有什么问题，但并没说过什么。可是周总理在紫光阁召开高等学院会议却指定要院长和我去出席。　　4月号《美术》发表了我写的《谈当前工艺美术事业中的几个问题》。　　这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又指定要我和张光宇出席旁听。大概就在这个会议之后，民盟开会，突然吴晗给我递了一张条子，上写着：“民盟要办一个杂志《争鸣》，请你写点文章。”我并不认识吴晗，为了礼貌，对他点了点头。也就在这几天以后，文化部召开座谈会，说要“百家争鸣”，我本来不想讲话，可是有人指名要我讲话。我再三推辞，但推不了。　　我讲了一些如何才能办好我国的工艺美术学院的意见，讲话以后，《人民日报》一位记者说要这篇讲话稿子，我又推辞了几次，他再三说，编辑部一定要。我只好把这次讲话内容整理成稿，标题是：《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交《人民日报》发表了，是5月12日见报的。傅雷看了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写的最好的文章。　　可就是这篇文章，却成了我一个最大的罪状。傅雷和其他一些同情这篇文章的同志，均受到了批判。　　我至今想不通的一件事，也一直不能忘怀的是，就在5月12日下午召开国画院成立大会，当我进人会场时，遇到《人民日报》那位记者，他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决不会有任何问题。”当我在中排坐下时，看到周恩来同志坐在台上，他是不是看见我，我不知道，但他高声叫我的名字，问我来了没有？我心里不安，不敢回答。他第二次又叫着我的名字，问“来了没有？”我只好站起身来说：“来了。”他高声说：“报上发表你的文章，我看过了。”这样，我更加不安。而他接着说：“你为什么不上台来？”我只好上台去。他指着他右首的一个坐位说：“你就坐在这里。”我按他指定的位子坐下了。　　有关部门一个接一个致祝词。周总理回转头来问我：“你为什么不代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致贺词？”我不好推辞，也说了几句话，但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　　散会时，周总理特地转过身来和我握手告别。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我回到学校，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把那篇文章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随着，一场风暴开始了。　　就是这年冬天，民盟突然召开一次会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基本上都去了。中央美术学院王逊等人坐在后排。吴晗主持这个会，但是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开头就拍案大骂：“你们这一帮子都是特务、流氓……”有些人也有类似发言，讲些什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听，因为根本不符合事实。我离开会场，回到宿舍扑在床上哭了！我一生没有这样哭过。母亲死后我扑在她身上哭，因为她能了解我。今天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完全是污蔑。我想不到有些人竟是这样不讲道理，不重事实。　　接着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人昧着良心胡捏、胡造，确实使我心寒。　　在《人民日报》头版用黑体字宣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组织。正碰巧丘堤在医院医心脏病，平时，她不用床头的耳机，这天突然用耳机听新闻，一开始报告的就是这一条消息。从这以后，她的心脏病更加严重了，我已没有自由，不能去医院看她。我的大女儿庞壔是党员，因为我，她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下乡劳动。我的儿子庞均被撤销了党员预备期，患了严重的肝炎，我也无法照顾他。从此我与儿女间好像筑起了一道墙。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更是荒唐到了极点。在我搬到白堆子去不久，中央美术学院王式廓的爱人特地来告诉我，关于我的入党申请，经中央美术学院讨论通过，同意我的入党要求。可是关系转到手工业管理局后，该局个别领导不加调查研究，就以手工业管理局不同意为由，取消了。这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即便入了，到“反右”“错划”时，还不是要开除出党？　　学院成立后，郑可、张光宇、祝大年、柴扉都加入民盟，民盟也动员我加人，我想，有些人是党员，有些人是盟员，我是一个普通群众，如何能搞好工作？所以，我想，入党的事被取消了，先加入民盟再说。想不到开始整我的却是民盟，后来还给我“留盟察看”的处分。　　1944年在成都，丁聪多次要我加入民盟，我认为不入民盟一样可以做工作，而且以一个无党派人士做些进步工作更好些。　　我1957年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与美协常务理事，召开第三届人代会与北京市人民代表会，主要是反右，不出席不行，出席就是去挨骂。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重点是批钱伟长。对我的“批判”，是在北京饭店，我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是想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我放弃了绘画，我有什么错？有人想怎么说就随他去说吧。北京市人民代表会对我的“批判”，就算告一段落。　　在文代会上，也是听挨骂。开了一次小会，撤销了我的职务，也就算完了。　　有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开万人大会，并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可是这天大雨倾盆，我站在卡车上衣服尽湿，刘健庵同志脱下他的雨衣，为我披在身上，他对我的态度是好的，他是文化部派来负责搞运动的。在全国举行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时，我们的合作也很好。他不是那种“宁左勿右”的人，他不是投机分子，可惜他在反右后不久就死了。　　学校调来了一些人，天天对我开斗争会，拍桌子骂，又说不出个道理来。这样过了几天后，我说：“这种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还不如让我自己写材料。”大概刘健庵同意这个意见，所以这样的斗争会不开了。有一天，在校门口遇见王子诚，他说：“你教教书还是可以的。”我就记得他这句话。　　接着，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千人大会，有些人上台“揭发”，有些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最后是夏衍总结，他说：“庞薰琹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我个人同意他的说法。　　最后宣布处分决定，撤销我副院长的职务，降两级。　　匠堤知道后，她对我说：“你今后的生活将很艰难，我不愿连累你。”不久，她就死了。应协和医院之求，对她的心脏进行了病理解剖。她是1958年初死的。　　从这以后，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理人，不写信，不与任何人来往，过着孤独的生活。我比坐牢房还痛苦，因为坐牢房还有同伴，而我，只有孤独的我！……　　在我被“批判”之后，就开始揭批“江丰反党集团”，牵扯的人很多。一天，在大会上要我揭发江丰，我说：“他三代工人，他自己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对这样一个老同志，竟然也这样打击，还有真理吗？”我在台上哭了，会也开不下去了。　　这年大炼钢铁，我宿舍外就有几个小铁炉，把一些好好的铁器铸成了废铁。我把收藏的一些铜佛、铜钱等都卖了，对这些东西，我已经毫无兴趣。至于大种粮食，那就更可笑了。有一天，我去学校，看见办公室里最少也有百来只花盆，我问种的是什么？回答说：粮食。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能生产粮食。　　更为奇怪的是，宣传大跃进的宣传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竟叫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来画，但是，我还是认真地画了。　　接着又要我画北京火柴匣上的一套花鸟，真想不到这些设计竟受到国内外欢迎。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被定性的右派分子画的。　　在反右撤职后，我依然十分怀念学校，惦记学生，还时常半夜里拿了手电筒到新建教室的门外看挂在教室外的学生成绩。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作者：钟敬文　　反右运动的出现，源于党内的整顿三风。所谓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据我的揣想，党所以提出整顿三风，一方面是察觉到这些有害风气已在滋长，非抑止不可；同时，也是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变引起了警觉和反省。这本来是很值得赞美的举措。特别是把它与不久之前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到鼓舞。但是，似乎当事者没有充分地预先估计到，人民群众竟有那么众多和尖锐的意见，加上当时少数敌对分子乘机反攻，以及个别政治野心家想借此捞一把，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终于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写下了那太不平常的一页！　　话回到整风前夜的情形。　　1956年春天，全国文联组织了一个文艺界人士赴西北参观的旅行团，参加者有冯至、朱光潜、孙福熙、常任侠、张恨水等几位先生。我也是团员之一。这个参观团的组织目的，文联领导没有什么说明。我个人以为，是让我们在亲身经历中了解新中国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时也使原来有些压抑情绪的知识分子舒畅一下精神，或者写作一些歌颂性的新作品吧。我们到过陕西、甘肃两省的一些大小城市，如西安、铜川、延安、兰州、玉门等地，的确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育，得到一些文化、艺术上的感受。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小住的那几天，我如同生活在一种梦幻的世界里，它给我美感，也使我沉思。这些梦境余痕，曾经断片地残留在我后来所写的回忆诗篇里。　　8月底，我们从兰州回到北京。为了写作和休息，我又在西山碧云寺住了个把月，才回校居住。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了。我听到消息，心中充满了愉悦与希望！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党和政府的确做了不少开拓历史新页的事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党所批评的三风，有的还可能相当严重，而这无疑不利于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现在党党察到它的危害，并且人张旗鼓，加以整顿（特别是采用了“开门整风”的好办法），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怎能不“踊跃三百”呢？　　我急忙问一位我比较熟悉的校领导同志，学校的整风工作什么时候展开？将如何安排？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后来才知道校领导之间对此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认为，整顿三风是全国性的运动，我们学校事实上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不一定要进行。我听说后，颇为失望。接着想，整顿三风虽然关系到国运民心，但究竟是党内的事。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尽管平时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又何必那么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会各界帮助党整风的空气更浓了。许多机关纷纷召开整风座谈会，报刊上争相发表了各种人的指摘和批评意见。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忙于征求和发表这类文章。承它的邀约，我撰写了《破浪前进》的短文。此文在反右斗争中当然成了一大“罪状”。但近年来我偶然翻到它，觉得态度再平和不过了。　　不久，党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除多数党内的各级干部外，还特邀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后来大多被划为右派）。我和同事黄药眠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作主要讲话。他老人家一面不断地吸着香烟，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我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党除去三风，以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他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闹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例子，以激励我们。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不仅言词是雄辩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感动了我。我自以为已经把握了中央的整风精神。此后，在参加北京市各机关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都更加积极和痛切（我后来在脱掉右派帽子时，写过一首七律，它的次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忧时有激言”）。我甚至对那些一起参加座谈会而发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讥笑，以为他们态度太稳重了，缺乏一种对革命事业应有的热情。　　好！时间过去不久，“工人说话了”！形势陡转直下。昨天那些帮党整风的忠诚言词，现在都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首先受到炮火轰击的，是那被认为有政治野心的“章罗联盟”。接着受到揭发批判的，是民主党派的秀才们的“篡权”科学计划。文艺界的所谓“丁、陈集团”也被重端了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劫难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载了一则揭发我的罪行的短文，作者是科学研究部的办公室秘书（我的最接近的下属）。戏剧就这样开场了。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虽然有人侧重揭发，有人着重分析、批判，但口径是一致的。我的总罪名，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许多平日亲近或者往来的同事、学生，在批判会上，不管是否违心，总得来它几句，否则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敌我，或者对敌人不能划清界限了。　　批判的内容，自然重点是政治态度，即上面所说的“三反”。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我平日的谈话和近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发言，但是单凭这些素材很难构成“三反”的内容。为了形成有力的“起诉书”，就不兔掐头去尾，附以主观解释，再加上那些预定的、公式性的判决词，我的罪名便无法挣脱了。要知道，这不是法庭，是群众批判会，既无辩护律师，又不容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正。群众的一切批判语言，就是铁的定罪条文。　　除了政治罪名外，还需有学术罪名的批判。因为我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呀！为此，颇忙煞那些青年秀才们。因为我在新中国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的，就是“豆腐里找鸡骨头”，也不大容易挑剔出所需要的罪证，或者倒会有利于我这个“被告”。他们只能求助于那些“前秦后汉”的著作——即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旧文。校内外图书馆里那些尘封已久的书刊被折腾出来，所搜求的猎物被翻来检去。据我所记得的，我那时被批判的“反动观点”之一，是“文化遗留物”说。其实，大家知道，那是英国文化人类学者E?B?泰勒的著名观点，又为后来的人类学者们所继承和发挥的。不错，在我最初从事民间文学探究的时候曾经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体现在早期的一些论文中。但我在后来的学术工作中已经摒弃了它。这只要看一下我30年代后期，特别是40年代以后的论著就会明白。经过新旧两重天的社会，到了50年代后期还要揪住它，不过是在打“死老虎”罢了。　　为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志）不但搜查了故纸堆，发表了口头批判和书面论文还写作了专著（《钟敬文反动文艺思想》），在国家一级的书店里发行（那时跟我同样受到这种待遇的，记得还有王瑶同志，虽然他侥幸未被错划为右派）。这样做，还嫌不够彻底，于是又组织了大学本科的优秀同学，大兵团作战，日夜鏖兵，编纂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即进一步批判了我的“谬论”。　　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北师大，批判（以后还要管制）活动的重点当然也在这里。但是，我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管事的副理事长，就常理说，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上，会里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我。何况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加温呢！因此，在这一年冬天（我已被强制劳动），民研会特地为我召开了两天批判会。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师大，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批判会散场后，我在那里的职务、权利当然都被取消了。　　大家知道，批判还不过是揭发、宣告罪状，让群众看清你的真面目，认识你今后的身份；接着来的是管制改造。劳动是改造的主要手段，其他还有写日记、交心等。我一直劳动了好几年。像我这样一向很少从事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把书案改作劳动场地；把习惯的读书、做文章改作体力操作和交代“黑心”，最初确实很不习惯，也不免有些感到委屈。但是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的确有些体会，那就是切身领悟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和他们的社会贡献。后来进入“文化大革命”，被强制劳动的日子更多，劳动强度也更大。这不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发，身体也因之强健了。所以我想，劳动如果作为教育的手段，善意的、适度地去推行，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至于用做强制的、惩罚的手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管制期间，除了劳动，还要汇报思想，写改造心得等。另一种工作是为其他单位的人（也是罪人吧）写历史材料。在那几年中，我不知道为相识的人写过多少份这类文字，只记得所留的底稿就有厚厚的一大堆。　　在上述那段时期里，原来的同事、学生，都不敢上门，就是路上碰头，他们也不敢招呼，界限是分明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形。一个中文系早年毕业的学生，北京人，每年春节，他都要来问老师身体可好。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不是冰山上还有雪莲吗？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重灾区。教授、副教授被错划的就有八位。其中如黄药眠、穆木天、启功、李长之等都是学界的知名人士。学生中间被错划的，据说达四十余人，多数是比较有头脑的，而且由于他们是无名小卒，所受的处置和因之带来的后果，就比教授们更加严重。他们正当有为之年，却遭到这种不幸，从民族教育、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损失是不易补偿的。且看我个人的情况，从1957年夏到1978年领导正式宣布平反，一共二十多年。这正是智力比较成熟的时期，也是能够为祖国多尽些力量的时期，却因为被“错划”的关系，投闲置散的日子居多。这种损失，又岂仅限于我本身而已？　　二十余年，这绵长的岁月，我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委实是坎坷的，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也是严重的。但我们是辩证法的信奉者，知道事物的利害往往是两方面的。上面提到的体力劳动给予我的好处，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方面的收获也不算少（当然这种收获里，有的是出自客观之赐，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夹缝中奋斗的结果）。我在此不能不提一提它。正像对那些不幸的灾难的结果，不能完全沉默一样。　　首先，由于经历种种挫折、打击以及诋毁、排挤等，我对于社会和人类的认识，显然更深刻了。这个时期，半由于被迫、半出于自愿，我反复诵读了马、思大师的一些哲学、历史、社会的论著，因为有了更多的社会、人生经验，这种诵读就能得到比过去更深入的体会。我曾经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整体地、全面地学；就是从马克思的为人、理想、治学方法与态度到他的精彩论著，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学习。胶柱鼓瑟、寻章摘句的学习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相背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海洋，我所学到的只是杯水而已。但我希望我所得到的是其精髓，而不是片鳞只爪。　　这个时期，在学艺上，我虽没有重大收获，但也不是一张白纸。在戴着不光彩的政治帽子的那段时期，我除了奉命与一位同事共同编注了一部《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此稿已完成交卷，但在“文革”中被失落了）之外，我还进行了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开荒工作，先后写了几篇论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等。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但保存着比较丰富的人民口头创作（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谚语等），而且还记载着许多关于民间文学的观点、言论，乃至于出现过长编成册的典籍（例如《江汉丛谈》）。这方面科学史的整理工作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我只在它的狭小地带内挥了几锄，但这正是一种奠基性质的工作。　　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劳作之余，我购读了一二百种的古今诗集和词集。这不仅增进了我的诗学知识，也大大深化了我的人生修养（这种修养不是一般的书本知识所能代替的）。与此同时，那久冷的诗炉，又腾起了煌煌火焰。我先后写作了两三百首诗词。其中的《花甲杂诗》和《晋南草》两组篇幅较长的诗词作品，既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映和情怀的抒发，也是我们这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的部分写真。它至少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意义的。　　（选自《人世文丛》，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往事三章　　作者：黄继先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　　对于四十岁左右的人来说，恐怕大多不知道在中国农村，还有过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吧？那时候，在我家乡的墙壁上或石崖上，到处都用石灰水写着“敞开肚子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大幅标语，就像现在城市马路边林立的广告牌一样，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我当时是一个已有一年多“派龄”的右派分子，最初在一个乡村小学当班主任，后来因“不服从改造”，被调到区所在地的跳石乡小学教历史。一学期后，又受到降薪下放的处分，下放地点就在学校附近几公里的碾坪村。这就使我有机会享受到学校老师们无法享受的吃饭不要钱的优待。　　我下去时，吃饭不要钱的规矩大约已在农村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农村粮食开始紧张了，每人每天大约只配了半斤原粮（黄谷），其余是粗粮，以红苕为主。蔬菜也很简单，几乎顿顿都是萝卜、白菜之类的大市菜，淡季时节，就只有吃“老梭边”之类的咸菜了。肉和油极少，每人每月只有十六两秤的一二两。　　我被下放到一户姓刘的富裕农民家里，户主约五十多岁，大家都叫她刘大娘，是一位精明能干而又善良的农村妇女。她家的院子里有一间公用堂屋，就是生产队的集体饭堂，吃饭钟声一响，生产队的老小社员全集中在堂屋的桌旁，享受免费进餐的“共产”待遇。　　当时的农村不但提倡“鼓足干劲搞生产”的经济建设，也提倡写诗、作画这样的文化建设。生产队长不知从哪里知道我有临摹的“天才”，就命令我在刷得雪白的墙壁上天天作画。我根据教书时订的几本儿童刊物，如《红领巾》《儿童时代》等刊出的连环画、民间故事插图，将它们一一用铅笔临摹在墙壁上，然后涂上五颜六色的颜料，看起来花花绿绿的，眼花缭乱，也可蒙混过关，博得很少看过彩图的乡亲们的一笑。天天作画，直到把生产队的所有石灰墙画满为止，这就是我劳动改造的内容。　　有一天凌晨四点，我睡得正香，忽然听见冬冬的敲门声。当时我是属于“心中有冷病，就怕来敲门”的那一类人物。半夜敲门，吓得我战战兢兢，赶忙披衣起床。开门一看，是房东刘大娘。她什么话也不说，只叫我穿好衣服跟她走。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她的后面，一会儿来到公共食堂，见食堂一角点着一盏小煤油灯，不像开斗争会的样子。再仔细看，见每张餐桌上升起团团雾气，小油灯被雾气包裹着，发出朦朦胧胧的光，像梦境一般。在昏暗的光影下，每一张桌子周围都坐着人，大家稀里呼噜埋头吃着什么。刘大娘指了指一个空位对我说：　　“坐下吃早饭！各人吃各人的，不要乱说，也不要乱问。吃完饭歇会儿，天一亮就上坡干活——你还是画你的画。今天的事，以后也不准对任何人说！”　　说完，她走到自己家人的那一桌，也埋头吃了起来。几十人的饭堂除了一片稀里呼噜的吃喝声以外，就听不见其他声音了。这使我觉得仍然像是梦境一般。　　我坐下抬眼一看，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斗碗白米干饭，一碗青菜和一小碗浑浑浊浊的散发出香味的肉汤。好久没尝过肉和白米干饭的滋味了，扑鼻的香味一下子钻进鼻孔，送入大脑的中枢神经，唾液立即在口中饱和，我也开始大口大口地加入这“稀里呼噜合唱队”……　　事后我才知道，头天晚上生产队猪场病死了一头猪，约有一百多斤。埋了可惜，几个头头商量后，决定高温消毒——炖汤后分给社员吃，让社员们打一次牙祭。但当地的习惯，打牙祭必须与干白饭配合。于是头头们又作出第二项决议，把秋收后未上账的黄谷拿出一部分连夜加工成大米，按每人一斤米的定量做成干饭，让人们吃个舒服。本来，有人主张不通知我，一来我是外来人，二来我是右派，怕我走漏了风声大家下不了台。后来，刘大娘据理力争，说我虽是外来人，但也是一个“落难的书生”，而巨给生产队画了那么多好看的图画，更何况，这本来就是瞒产私分行为，要说谁不该吃，那就大家都不该吃。接着，生产队支书又提出，上面有政策，对老黄这种人要思想上从严，生活上一视同仁。这才全票通过让我入席就餐。　　我听后十分感动，但想到我是有工资的人，不应该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便向生产队提出交伙食费的问题。当时部分干部认为，交不交费都没关系，因为我在生产队干活也没收工钱，而且顿顿吃红苕稀饭，收了钱对不起人。但学校有人认为，不交钱不合理，难道右派分子比人民教师更优待吗？几经讨论，最后反映到公社才决定我每月交伙食费四元（在学校是交六元），作为生产队伙食团买盐巴之用。以后，每次生产队私分都“正大光明”地给我留下一份，使我对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在写改造总结时，不能照抄上述例子。　　收粪大军与抒情西施　　60年代，我在一家农场种蔬菜。　　种菜需要肥料，但当时的化肥极少，农场种菜主要靠两只五六十吨的肥料船去市里运人粪尿解决。当时重庆市有个肥料公司，有好几百工人和数十辆粪车。每天清晨和黄昏是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将各街道公共厕所的粪便一担一担挑到粪车里，再将粪车拉到河边粪池，然后用长方形的木槽一个接一个地接连倒在河边的肥料船上。需要肥料的很多，除了国营农场以外，还有沿江两岸的蔬菜基地。大概是当时吃得少也拉得少的原因吧，肥料也和粮食一样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我们的肥料船要在城里等上十天半月才能运到一船大粪，再加上等拖船或其他原因，有时一个月才能运回一船，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面貌，农场决定自己组织一支运肥大军去城里“打游击”，与肥料公司的“正规军”抗衡。　　农场在解放西路103号重庆日报社的斜对面租了一幢房子，从四类分子中挑选了三十四个思想问题不大、身体健康的中青年摘帽右派，派往那里作专业队员，像肥料公司工人那样去大街小巷收集老太太、大嫂子提出来倒的尿罐子。开初，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上班时间比肥料公司长，但效率却低得多。后来，场领导开了动员会，强调运肥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坏的标准，不完成好不行。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大家把全身心都投人这一倒罐子的政治任务中，场领导经郑重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每担一担大粪上船，可得到二两粮票和七分钱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大胆的创举。这样一来，果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个月下来，产量比上月翻了一番，一般人都可得到四五十斤粮票（高出农场工人定量一倍左右）和十多元钱的奖励，多的可得到七八十斤粮票和二十多元钱。　　我是在专业队成立两三个月后从生活船上调过去的。尽管去前已下定决心抛弃臭知识分子的“面子”，但第一次挑着粪桶走在大街上时，还是喊不出“倒罐子”三个字。但不喊又不行，总不能担着粪桶在街上散步呀。后来只好把心一横，把草帽压下来遮住半边脸，憋足气，总算喊出了第一声。只可惜声音太小，像蚊子哼哼一般，除了自己，没有谁听得见。转了好几条大街，桶内只倒了两三罐的粪尿，加上涮罐子的水，总共才小半桶，担起走路时粪水在桶内了东作响，荡来荡去，一不小心粪水就溅到身上、脸上。溅在自己脸上擦了就是，溅在行人身上可要挨一顿臭骂。这样一天下来，别人“朝三暮四”担了七担，我早出晚归却只担了四挑，而且最后那一挑只有大半桶就再也没人倒了。我只好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直到警察叫我“快滚下河边去”为止。俗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这样生活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的臭知识分子面子才算彻底放了下来，总算适应了挑粪生活。　　担粪生活虽苦虽累，失去了许多“面子”，可到吃午饭的时候，却是我们最“体面”最得意的时候。楼下临街的一间屋是我们的饭厅。说是饭厅，只不过厨房外有个打饭的窗口而已，饭厅里没有一张饭桌，凳子也只有几个，先来的可以坐着吃，后来的就只好站着吃或蹲着吃了。但是，这决不影响我们“体面”和得意的发挥。当老右们端着一大碗新鲜蔬菜和一个半尺长的馒头在门口的长凳上边吃边侃时，羡煞了过往行人和附近居民。他们一天的口粮加起来也没有我们手中的那个馒头长，何况我们还有一大钵钱也买不到的新鲜蔬菜。于是，一些爱摆龙门阵的大嫂子和小孩子就趁此机会围了过来，有的问长问短，有的巴结讨好，有的赞美“农场的蔬菜好”，有的说“下放干部政策培养了一大批自食其力的人”……当市话剧团上演《雷雨》或《茶花女》之类的剧目时，我们还可以“牺牲”二两粮票和七分钱，提前下班，换上干净衣服后，坐在堂堂皇皇的大剧院中。那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点“优越感”，以此来维持心理平衡。　　挑粪大军中有个十分特殊而又有趣的人物，值得单独一叙。这人姓王，身高一米七八，身体健康，长相特帅，但文化不高，来农场前是县里某小学的校工。此人爱读书也爱写作，加以处在学校这个文化教育的良好环境里，进步很快，曾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篇《小鼓手》的儿童小说，因而后来又幸运地成了语文代课教师。此人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骄傲而好出风头，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反右中自然成了对象，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农场成立肥料运输队时，年轻力壮的老王首批申请入伍。肥料队发给每人一挑粪桶和一把粪勺子。为了不至于弄混，农场给每人编了号。但老王却对此不满足，特弄来一些油漆，在自己的粪桶和粪勺上写了“抒情”两个红色的大字，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风格。　　没想到，这写有“抒情”两字的掏粪工具，后来还给老王带来一系列的好处。首先，它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广告业一样，起了社会宣传作用。老王很快在南纪门、储奇门一带出了名，不少老奶奶和大姑娘都同情这个能说会道，又能写小说的“下放作家”，每次都把尿罐子放在门口等他，不见“抒情”标志绝不乱倒，连肥料公司的“正规军”也拿他没法。　　城里人倒罐子有个习惯，大多集中在天亮前后，过早了看不见，过迟了天已大亮，尿罐里总有一些不雅的东西不愿让人看见。所以，倒罐子的黄金时间大多集中在一小时之内。这就和收罐子的人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一般来说，要从大街小巷中收满一担粪挑到河边的肥料船上，大约需要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在收粪的黄金时间内只能挑两担粪下河。有的倒罐人等不到挑粪人，宁肯多走路把罐子倒进附近的公厕或下水道，这样，我们就无法完成任务，无法拿着长馒头到大街上去啃，无法实现心理平衡。　　老王不但发挥了“抒情”广告效应，而且率先发明了一个人同时挑两担粪的优选法。具体做法是：出工时一根扁担挂上四个粪桶，前后各两个，然后将其中两个放到巷子里居民集中点，大叫几声“倒罐子”后，挑着另一担空桶迅速离开，到一些零星住户处挨家挨户地收集，待收满八分后再往原来搁桶的地方走，此时原来的空桶已经倒满，他再将这一担挂在扁担上，同时挑着两担粪高声喊着：“看道看道，大粪来了！”飞奔着冲向河边。这样，他就充分地利用了担粪的黄金时间，比别人提高效率一倍以上。一个月下来，他收入的钱、粮都是最高的，自然成了我们的担粪标兵。附近的群众都知道“103”（肥料队的门牌号数，后来成了我们的代号）有个肯出力又会抒情的下放作家，每月可挣到奖励粮一百多斤！　　当时，有不少老太太给他介绍对象。几个月后，他选中一位城市户口的漂亮姑娘做恋人，常常在工作之后穿上蓝卡其制服，和这位姑娘一起逛街看电影，给老右们增添了不少光彩。我们背地里就称这位姑娘为“抒情西施”。　　八个月饼　　那是1961年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家里回农场途中，在县城的一家糖果店门前，看见许多人排着长队在买什么。我赶忙跑到前面去，看见店门口贴着一张“启事”：　　“凭9月份糕点票每人供应新产品干蔗渣月饼二个……”　　“怎么样？”我问一个买好月饼挤出队列的年轻人。　　“不错。个又大……又好吃……”年轻人边吃边说。　　不等他的话说完，我赶紧跑到队伍的后边，边清钱票边等轮子，并把清好的钱票紧紧地握在手中。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终于轮到我了。当我将钱票递上柜台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售货员收了我八个月饼的钱，并将一大包月饼递到我的手中。这意外的收获使我感到万分惊喜，我受宠若惊地呆在那里，像电视里的“定格”一样。　　在当时，每人每月只配有二两糕点票，我一个单身汉，哪能领四个人的定量呢？记得头一年，我三弟回了一趟壁山乡下的老家，回来时说他把旧房子给卖了。我气愤地问他：“钱呢？你卖了多少钱？”他不慌不忙从提包里拿出一盒月饼说：“在城里看见有高价月饼卖，我就将房钱买了这盒月饼。”　　看，一套房子换一盒月饼，这就是当时月饼的价值！　　这意外的收获除了带给我惊喜外，还带给我莫名的惊骇，我像一个贪污受贿犯一样感到进退两难。当时我是一个正在农场脱胎换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我怀疑这售货员是观世音菩萨，是上帝派她下凡来测试我的改造成果的，只要我提着月饼前进一步，她就会说我“冒领财物”而告到上帝那里……　　就这样我一直“定格”了好几分钟，欲舍不肯，欲罢不能，直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地将我推出队列，有人骂我“想买二回呀”，我才悻悻地逃出了人群。　　在路上，我心里一直怦怦地跳，生怕后边有人追来。走了大约半小时后我才平静下来，打开纸包品尝那新产品的滋味。据说，这月饼的皮是真面粉做的，馅是榨取糖汁后的甘蔗渣经发酵处理而成。但我一连吃了两个，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难以下咽的“渣”味，反倒觉得它很甜，很好吃，比起我记忆中的什么火腿、金钩之类正宗月饼来并不逊色。我计划先吃四个，回农场后不再吃晚饭，留下四个，待以后劳动强度大时作加餐之用。我边走边吃，越吃越想吃，吃完四个后觉得还没有“过瘾”。不知是我当时食欲太盛，或者是这新产品的配方特佳，总之，我调动身体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忍也忍不住，直到把八个月饼吃光为止。这一餐，我吃得十分舒适，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八个甘蔗渣月饼的滋味。　　命运偶记四题　　作者：谢日新　　右派的“诞生”，在以往描写反右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是坏人整好人，如舒芜在《历史需要我们作证》一文中归纳的，“左”氏之徒或品质恶劣的单位领导整正直之士；一是好人整好人，也如舒芜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举的王任叔（巴人）的事例。这后一种似乎更普遍，更典型一些。写好这类题材，对揭露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这样的悲剧，将会更有意义。但是，这两种情况，似乎还不能包括中国所有的右派；至少我认识的几个右派，就既不属于坏人整好人这类，也不属于好人整好人那类。究竟属于哪一类，还请读者读完这篇文章后，认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像有的领导人那样，板起面孔说“当初划你右派是正确的，现在给你改正也是正确的”那样简单化。　　党员带头带来的右派　　李君某某，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东江纵队某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时加入了志愿军，因带病上前线慰劳战士，荣立过三等功。后来转业到县文化局工作。在文化局工作积极，事事带头，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分子。帮助党整风时，他没提什么意见，相反，出于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报纸上出现的某些对党不满的言论还愤愤然，更别说他会有什么“猖狂进攻”了。再说文化局长就是他的本家叔叔，也谈不上得罪领导。反右开始后，上级布置任务，要文化局评一个右派，可是评来评去，总评不出来。因为大家觉得谁都差不多，都够不上右派的标准。但是，上面定的指标却是死的，非完成不可。没办法，他那当局长的本家叔叔只好对他说：“德仔（他的小名），你什么工作都带头，是个老先进，这次评右派，你也带个头吧，要不，向上汇报时我脸上不好看。”他一听，低头一想，觉得也没什么，反正中央说过，这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一当也无所谓；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就带这个头吧。于是，就点头答应了。这样，他就成了右派。后来右派问题越来越严重，大有升格为敌我矛盾之势，他才慌起来，但生米已成熟饭，后悔也没用。他的本家叔叔也很内疚，所以以后形势一好转时，就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有一顶帽子他永生永世也摘不掉，这就是“脱帽右派”。　　抓阄抓来的右派　　黄君某某，基本群众，某县电影公司的售票员。此君平时与世无争，既不得罪群众，也不得罪领导，按理说，这种人是很难成为右派的。反右开始后，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评来评去，总评不出结果来。这也难怪，一个电影公司只有九个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贝的，谁好意思提别人的名呢？正为难，有人提出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就是右派。公司领导虽然觉得这过于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别无妙法，只好抓阄了。于是裁了九张小纸条，一张写个“是”字，其余八张是白纸，然后将纸条捏成小纸团，让大家自己抓。抓阄之时，黄君战战兢兢，总怕抓到那个“是”字，不敢先抓。后来，当他看到前面几个都抓了白纸，也赶忙上前抓了一个。抓到后，他双手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团，一看，中间赫然一个“是”字。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上厕所带来的右派　　周君某某，共产党员，某中学地理教师。此人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所以刚给学生上课时，学生都瞧不起他。班长喊“起立”后，许多人半站半坐的，屁股不愿离座。他好像没看见似的，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反手往黑板上一画，一个地球就出现了，别人用圆规也画不了那么圆。学生这才大为叹服，觉得人不可貌相。反右开始时，他所在的学校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已有所属，是初三语文教师，有海外关系，帮助党整风时提了两条很尖锐的意见，尤其是跟校长的关系很不好，校长就内定这语文教师是右派了。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没办法，只好召集全校教师开会讨论。由于知识分子爱面子的坏习惯，不敢当面得罪人，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整整一个上午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地理教师早饭多喝了点面汤，膀胱胀得难受，便想上厕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进步，业务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说什么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头上，因此就放心大胆地上厕所方便去了。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灵机一动，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师也立即同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已经当成了右派。事后，他逢人就说，他这右派，是一泡尿带来的。　　领导干部当右派　　一般说来，能“有幸”评上右派的，多半是被领导者，但有一般就有特殊，也有领导干部，甚至是一把手被评为右派的。M县卫生局原局长黄某某就是一个。　　黄某某是中医世家，从他曾祖父起，他家每一代都出一个名中医。在M县的小县城里，提起中医黄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黄某某幼承家训，笃志好学，年轻时又在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念了几年书，喝过不少洋墨水。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能兼收并蓄，以中医的经验参证西医的理论，医术竟有超过乃父乃祖之势。由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的战地医院里抢救了不少伤员，又在火线入了党，所以M县一解放，他便被任命为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来又升任县卫生局局长。　　反右开始后，十来人的县卫生局机关也分到一个右派指标。县科教办主任在分配指标的会上说明这指标是非完成不可的，不能打任何折扣。要是换了别的领导，随便找一个倒霉蛋报上去就算了，但这个黄局长却有“臭”知识分子的倔强劲，当场就表示异议，说：“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差点和科教办主任顶起牛来。回到卫生局后，也不好发动群众，而是随便召开了一次小会敷衍了事。他想：没有右派，总不能硬抓一个出来吧？后来汇报战果时，教育局、文化局等领导都把右派名单报了上去，他却直截了当地汇报说卫生局没有右派。科教办主任一听，火了，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独独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消极抵触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语定终身，黄局长就被划为右派。　　以上是四个右派的来历，或者叫“诞生”过程。这四个人，除了最后那个黄局长“文革”时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医霸世家，最后受不了折磨，切开自己的静脉自杀而死外，其余三人都还健在，能为本文所述之事作证。只有这些人对自己何以会成为右派，至今仍莫名其妙。我想，这也难怪，要是能想清楚这小问题，那么，对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的悲剧这个大问题，也许就可以明白大半了。　　脱胎换骨　　作者：林希　　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似被美化了　　在农场几年，我是最安心于脱胎换骨的典型人物中的一个。白天无论分配我做什么活，我都从来不讨价还价，而且劳动中从来不偷懒，不和任何人交头接耳，不听到哨声不休息，也不像吸烟的人那样，动不动地就站在地头吸一支烟。就是为了偷这一点点懒，许多本来不会吸烟的人也学会吸烟了。因为劳动中你不能把农活停下来，但你可以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吸烟是允许的，而不会吸烟的人则还要干活。我不吸烟，我就是低头干活。　　口头上说每天劳动八小时，但到了农场，就没有只劳动八小时的日子了，早晨六点起床之后，草草地吃过早饭，人们就争先恐后地下地了。也不是农场有什么要求，就是一个“表现”，劳动态度好，就是进步的表现。我自然不能落后，也就跟着积极改造的人下地了。　　初来农场时，队长说先要过劳动关，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劳动关是用不着过的，每天劳动有定额，干不完定额，回到班里就要受“帮助”。大家共同干一种活的时候，任何人也不得偷懒，谁不出力气，大家都会看得出来，不等回到班里，就在地头上骂你了。我有自觉，在劳动上总是最卖力气的一个。　　其实在农场里，最难过的既不是劳动关，也不是生活关，农场里最难过的大关，是争取摘帽关。而为了争取摘帽，每一个右派都使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也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更有许多人还要有特殊的“表现”，这样，没有希望摘帽的人，譬如我，就只能看着别人表现了。　　第一年国庆节，突然宣布给两三个右派摘帽子，右派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摘帽之后，右派们看到了希望，于是农场里的气氛立即就变样了，每一个人都在暗中努力，要使自己在明年国庆节摘帽。其实我对这几个摘帽的人作过分析，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他们的摘帽，可能是把他们整错了，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背景，赶个机会，就说是摘帽了。这种机会对于我是不存在的，别人只是右派，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就是全农场的人都摘了帽子，也还是要把我留下，我是永远也休想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　　为迎接国庆节前的摘帽，七、八、九三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刻。右派们的种种表现是很精彩的，有的人劳动时拼命地干，烈日下光着大半个身子，突然一声喊叫，就晕倒了，大家跑过去把他救过来，什么话也不说，拾起锄头又接着耪地。情况汇报上去，立即就得到表扬，作为表现，就记在队长的印象中了，摘帽子就是一个条件。更有的人狠狠批判自己，批判自己的父母，找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动不动就往队部交思想材料。自然也有的人检举他人反动言行，于是农场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后来一些反映劳改农场生活的小说，把右派们一个一个写得那样美好，但以我几年农场的生活经历，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们是被美化了。一个人在失去了自尊的时候，那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社会上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农场里只能比社会更露骨，也更残酷。　　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就是在右派们争先改造立功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农场已经任命右派做班长了。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本来只有属于内部矛盾的人才能做班长，譬如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就是京剧团的小武把子。这些人坏得很，许多班长在地里总是向学员们要这要那，他们出工时自己不带烟，想吸烟的时候，就向班里的学员要，有的右派学员投其所好，就“喂”他们烟吸，他们得了这些人的好处，就对这些人格外关照，而不肯给他们烟吸的人，就总被他们汇报。更有的班长向学员们借饭票，借钱，反正就是占右派学员的便宜。这种事，农场自然也就渐渐地知道了，于是农场开始挑选可靠的右派做班长。这些右派班长，把当班长看得非常神圣，不像那些小坏蛋，把班里搞得一塌糊涂。右派班长对于各项要求都非常认真，学习，劳动，都头头是道，把班里的生活搞得非常正规，队部自然也很满意。　　但是，右派班长却远比那些小坏蛋班长厉害多了。他们有文化，他们能够看出你是真心接受改造，还是表面上接受改造，更能看出你是不是对抗改造，随便一点小事，他们都能分析出立场观点来，所以，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有一天，农场改善生活，早晨炸丸子，每人发一个条，拿条去可以买一两粮票的丸子。儿子买回之后，我们新上任的班长给大家做工作，这位班长对大家说，今天早晨农场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浪费了几百斤油。我这个人就是爱多嘴，这时我就在一旁说：“吃到人肚里的东西，怎么能说是浪费呢？”如果这句话被小武把子班长听见，他可能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但右派班长的嗅觉灵敏，他一下就听出立场来了，晚上开会他就点了我的名，说我对抗改造。幸亏队部不想找典型，这样我才免了一场大祸。　　小武把子当班长，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此外谁爱做什么，他一概不管；但是右派班长却什么都管。我从外面带来了几本书，全都是我最离不开的那些书。小武把子班长看见我看书，还颇有点格外的敬重，但是自从右派班长上任之后，他不允许我看书了。他说读那些书对我的改造不利，他规定学员们只能读马列的书，这一下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选拔右派当班长的做法是成功的，很快，所有的班长就全换成右派了，这一来连那些小坏蛋们也老实了。过去他们认为自己是内部矛盾，常常不服管教，把他们交给右派班长管理，没有多少日子他们就老实了。右派班长也不和他们发威，右派班长会找他们谈话，会对他们做工作，会对他们的一言一行做阶级分析，这一下，他们再不敢捣乱了。他们知道只要右派班长到队部一汇报，他们就休想出去了，因为他们和右派不一样，右派进来之后，没有出去的希望。可是他们只要表现好了，就可以出去。有右派班长时时地盯着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听话了。　　在右派班长的努力下，农场的生活越来越正规，点名、站队、出工、学习、开会，都有点劳改犯的味道了。但也还是有人们觉察不到的暗流在农场里涌动着，生活好像就是这样，阴阳相生相克，农场也是一个大世界，它不可能违背人类社会这个共同的规律。　　农场里几年生活，使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变得无忧无虑了。几乎每一个右派都愁眉苦脸地生活着，而只有少数几个人却活得极是轻松。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个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之后，完全丧失了自尊，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也就再感觉不到失望。他不再尊重自己，也不再尊重别人，他对一切都失掉了责任感，变成了一只动物，一只生死由之的动物了。　　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　　我从小受的教育，极有礼貌，苟于小节，但到农场之后，我光着膀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走来走去，一点也不觉害羞。我的衣服破得到了不能再穿的地步，但我还是穿着它上工下工，城里的乞丐都要比我穿的体面。我的一顶草帽，连帽顶都没有了，但我还是每天顶在头上，好歹也能遮些阳光。我喝生水，吃才从地里拔下来的青菜，饭前不洗手，睡前不漱口，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变成什么样子了。而且我还学会了骂街，骂最难听的粗话。　　还是那些小坏蛋们，他们着我好欺侮，就总是和我过不去，动不动就向我耍威风。最先我总是躲着他们，由他们骂我。有时候他们故意在我的身上寻开心，或者是无意中打一下、踢一脚，然后大家哈哈大笑，算是在我身上“找乐儿”。但有一次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是在他们和我无理取闹的时候，站在农田地里，放下农具，我向他们骂了起来。骂人的话，不外就是那几句罢了，他能骂出口，为什么我就骂不出口？妈妈姐姐地，我就骂起来了，这一骂，真把他们骂傻了，他们没想到我也会开口骂人，今天见我真的也骂起来了，他们反而不敢欺侮我了。　　就这样，我整整骂了一个下午，就是后来于起活来的时候，我也是一面干活一面骂街，骂得那些小坏蛋们没有一个出来敢答言的。　　这一骂，骂出了一个朋友，大家叫他大刘。这位朋友四十多岁，自幼参加革命，抗日时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建国后没有来得及休整，一个命令下来，又渡江抗美援朝。按道理说，他是一个革命功臣，但不幸却被打成右派，和我一样，被送到农场来了。　　大刘是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呢？他自己对我说过，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他是积极分子，在一个单位里领导运动，让他主持斗争会，批斗他们单位里的右派。一天，又是开批斗会，大会休息的时候，他去厕所，在厕所里他看没有外人，就对一个人说：“鸣放时不是让大家说话吗？怎么又说人家是右派呢？就是右派，也不能这样对待人家的呀……”说着，他就从厕所出来了。回到会场一看，会场里的标语改了，改成“右派分子刘某某必须低头认罪”了。原来他在厕所说话的时候，被人偷听去了，立即汇报到最高领导，他因为同情右派，立即就被打成右派了。　　大刘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降级降职降薪，送到农场改造。但他对于自己的当右派满不在乎，到了农场也是蛮不讲理，稍一不高兴，破口就骂，连上皇帝马场长都不敢惹他，更没有人敢问他是什么东西。就是平时走在农场大院里，他也是骂不绝口。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多少词汇，他骂街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了，枪毙不了我，我就操你妈妈！”农场对他很感头疼，就分配他赶大车，尽量少让他在农场里待。赶大车可以天天到市里去，他可以中午在市里吃包子，晚上故意很晚才回来，大多数时间，他不参加学习。　　有一天，班里派我出去和大刘拉沙子，大刘赶车，我坐在马车上，一路上大刘就对我说：“好样的，你早就该骂狗操的他们。”大刘继续鼓励着我说，“别怕他们，咱没做那种对不起祖宗的亨，咱也没犯下挨枪毙的罪过。这地方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孙子，他越欺侮你。这就叫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豁得出去，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知道为什么建这个农场吗？咱们这些人原先都报过逮捕，或是劳动教养，可是对于这些人查不出历史污点来，逮捕证没法签，这才交给公安局代管，收在了这个农场里。只要你不杀人放火，这个农场也没法送你去监狱。懂吗？这叫隔离，什么叫隔离？你们有学问的人叫软禁。中国没有软禁，就叫隔离，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软禁，就不是硬禁，顶大也不能给你戴铐子，你只管把心放在肚里，你越孙子，他们越欺侮你。上次开会，那个王八蛋队长问你是什么东西，你真不理他，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别看他冲着你挥拳头，他不敢打你，他打了人，他犯错误。他们为什么欺侮你？他们早研究好了，你年纪小，胆小，读书的孩子，没经过世面，拿你开刀，有震动力。从今之后，你就天不怕，地不怕，让他们看出你是豁出去了，破罐破摔了，你也不想好了，你也不想出去了，他们也就不打你的算盘了。”　　感谢大刘，他向我交了底，原来农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能是看着这些人，他们不能任意处置这些人。他们也不能随便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去，他们也没有权想给谁摘帽子就给谁摘帽子，他们就是奉命在这里看管右派，不能把他们留在城里，也不能治他们的罪，还得吓唬着他们老老实实的。因为你不是刑事犯罪，他们可以把小偷小摸小流氓们送进公安局去受点罪，却不能把右派送到公安局去，右派毕竟不是刑事犯罪。　　“你是不知道呀，”渐渐地大剂和我关系越来越近了，跟车出去干活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对我说，“从一革命，咱们就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有不识字的人最可靠。有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执行任务时，一定要派一个不识字的人搭伴，连站岗放哨都不能同时派两个知识分子。队伍泄露了机密，先怀疑知识分子里面有没有内奸，打了败仗，也先怀疑是不是这几个知识分子动摇了军心。其实上级也没发文件，也没布置精神，反正就是处处防着知识分子。如今总算把知识分子划出来了，送到农场来，也不怕扎堆儿了，留在外边的知识分子也老实了，可是也不想想，没有知识分子革命能有今天的胜利吗？”大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干部，他对革命有自己直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