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四日（即民国元年元月二日）滦州驻军三营宣布独立，举第二营营长王金铭为滦军都督，第三营营长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营长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先后通电致袁世凯，表明共和主张。电文：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民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有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有军人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袁世凯接获滦州独立的警报，乃派开平镇总兵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进攻。至二十日张建功的第三营内变，滦州遂告陷落，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陈涛均奋战死难。这是一次最严重的损失，因为孙谏声、陈涛都是北方同志中的佼佼者。孙、陈在这次战斗失败后，单骑驰入敌阵，横枪四射，遇者披靡，及至弹尽力竭，遍体创伤，犹大呼革命万岁，清军嫉恨之甚，竟于死后剖破其腹，支裂其体。这是第三次举义。　　南京革命政府成立后，北方革命党人更趋积极，由钱铁如、蔡德辰、熊得山、罗明典等联络北京、通州一带毅军各营，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民元的1月9日）起事，不幸因接济未到而展期。通州方面系由蔡德辰主持，机关设在王丕丞家，不料有余临江向清军告密，召引毅军围搜王宅，王家父子三人王不丞、王洛增、王斌及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七人被捕殉难。这第四次举义的计划亦告失败。　　通州革命机关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民国元年1月9日）被破获的，北京同志正准备召开会议商讨补救办法，恰因同志罗明典、张先培得到一个消息说袁世凯将于第二天早上上朝，于是钱铁如、张先培、傅思训、罗明典、郑毓秀等十余人遂集议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去革命的真正障碍。讨论结果，分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萧声、薛荣在祥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覃秉清、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两大街之间。当时东华门、王府井军警夹道林立。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乘双马车出东华门，过东华门大街，向外务部新衙门前进。张先培自三义茶叶店楼上看到袁的马车到了面前，乃扔下一个炸弹，怎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爆发，这时袁的马车已到达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文乃各掷一弹，其中之一竟炸中了马车，弹发车覆，当场死马车夫一人、护卫管带袁金镖、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骑马兵三。第三组在东安市场徘徊的钱铁如和第四组乘马车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闻炸弹声，遂以手枪和炸弹威胁沿街夹立的军警。　　一个人不能不说是有命运，袁世凯这一时期实在黄金时代，遇事逢凶化吉。他的马车虽被击中，他却只是被扔出车外，未受丝毫伤害，卫兵们立刻扶袁改骑马脱出炸弹的浓烟，袁并于马上下令还击和搜捕。这时张先培见袁上马，乃冲向前，欲以手枪击袁，还没有发枪，袁的卫兵却已射中了张的前额。张于是跌倒地上，黄之萌赶来救援，两人在马路中间和袁的卫队互相枪战，而袁则在其他卫队的护卫下，安全脱走了。接着大批军警赶至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勉、黄永清、萧声等十余人。当天晚上就由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有七个人由外国新闻记者出来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立即执行枪决。被保释的七人据说是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　　袁遇刺未中，想不到却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在此以前，由于革命军有愿推袁为大总统之议，满族亲贵都骂袁是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袁曾和清廷说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师，亲贵们都说这是袁挟革命党以威胁，不予置信。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于是才相信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大忠臣，同时也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已大批潜入京师了。　　袁被刺未死，另一个满族亲贵良弼却被刺而死。良弼是清朝末年亲贵中唯一有才识的军事人才，他是日本士官生，最后的职务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禁卫军虽由光绪和载沣的兄弟载涛统率，可是载涛胆小如鼠，因此良弼便以第一协协统兼任禁卫军训练总办，实际是这支皇族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再起组阁、入京后其第一个手法，就是要把清廷这支武装力量夺过来，如此才能迫使清皇室就范。自己才可为所欲为，所以他建议请皇族统军南征，吓得那位禁卫军统帅涛贝勒慌慌忙忙辞去了禁卫军军统。袁偷偷地好笑，于是从从容容地把心腹的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让冯接替载涛的职位，统率禁卫军。冯虽然担任禁卫军军统，可是实权却仍抓在良弼手上，良弼在禁卫军的基础已很坚固，他不只不卖冯的帐，而且对袁世凯也不满意，他自认是清室的保护者，有监督袁阴谋叛逆的责任。　　当袁在东华门被刺后，他就借此机会向清廷要挟，一方面请假不上朝，一方面逼清廷宣布退位，否则便要辞职。良弼这时便挺身出来，主张隆裕太后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的战斗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清军，以不受袁的北洋系牵制。袁世凯这时的实力比良弼当然大多了，他要对付良弼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不愿蒙谋杀满人亲贵的罪名，于是乃采取借刀杀人，移花接木的妙计。这时恰巧汪兆铭由上海回到北京，他便对汪暗示：清廷退位已无问题，目前的阻力是来自良弼，只要除了良弼，一切便水到渠成。汪得到这个消息，便去天津，在天津遇见了旧友黄树中。黄自谋刺摄政王失败，坐监获释后，就改名黄复生。汪劝黄去杀良弼，给了黄一张奉天讲武堂总办崇恭的名片，要黄持崇恭名片去见良弼。黄复生自己不愿往，但答应物色一个“荆轲”。汪走后恰巧彭家珍访黄，彭是四川人，以前在东北军当过军需，辛亥革命后，他听到四川同乡程德全做了江苏都督，就专程南下访程。程都督知道彭对东北人地熟悉，就派彭为“东北招讨使”，叫他仍回东北策动当地军队起义。这时他正从南方回来，路过天津，便道访问也是同乡的黄复生。黄把汪来访的意思告诉了彭，彭很激动，自愿担任荆轲，他讨了崇恭的名片到了北京，找到了光明殿胡同良弼的住宅。民国元年元月廿六日，良弼退朝回家，彭家珍迎了上去，出其不意对良弼扔了一个炸弹，彭自己当场被炸死，良弼炸断了一条腿，当场重伤，第二天也死了。　　开国时的革命志士多是血性男儿，只要有一个任务，牺牲自己的性命是毫无所惜的，彭家珍烈士和刺袁世凯殉难的三位烈士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以后都卜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　　卅一、军心摇动　　北方革命运动蓬勃后，对清廷来说，威胁已经很大了，可是更大的威胁则是来自军方，军心不稳，统军的将领也表示了主张君主立宪的意见，这真是严重的打击，加诸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廷。　　1月22日湖广总督段祺瑞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报告所部多有与革命党勾通，共和思想已不可遏，无长久维持之信心。电云：　　“昨夜四镇参谋忽电传来谓施统带云：二营目兵鼓噪特甚，求立即调往后方，以免意外。一、三营亦有染等语。今晨陈统制来，求即调开，有刻不容缓之势。询其所以，吞吐不言。瑞见其情急，当准将该标调至李家寨，即派员密访情形。据称：该标目兵已与革命军勾通，约今夜叛去，四镇亦有云云。侧闻共和思想，近来将领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征之今日事，益信其然。但瑞职责所在，惟有旁引远喻，力为维持，未知能持久否？惟十九标又去，力益单弱，彼若环攻，惟有尽其力之所有，成败利钝未敢料也！祺瑞。歌。”　　1月23日段祺瑞再致电清内阁，以民心、军心趋向共和，已与各路将领熟商，拟即联衔，陈请代奏。文曰：　　“恭读上月初九日懿旨，政体付诸公决，以现在人民趋向，何待再卜，不禁沸泣久之。迩来各将领不时来言，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且兵无饷补，饷械俱匮，战守无具，败亡不免，稍一迟回，东、皖、豫亦无完土，即皇室尊荣，势必因之而减，瓜分惨祸，将在意料之中。我辈死不足惜，将何以对皇室？何以对天下？已与各路将领熟商，始则责以大义，令其镇静，而竟刺刺不休，退有后言。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各路将领亦来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十九标昨几叛去，业经电陈，是动机已兆，不敢再为迟延，拟即联衔，陈请代奏。”　　1月26日清内阁以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王士珍四人名义电告段祺瑞等，请勿轻举妄动。文曰：　　“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不为南军所俘，便为乱军所胁，利害昭著，万勿误岐。我辈同泽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务望转请诸将领三思。涕泣奉复。昌、凯、璋、珍。”　　同一天，由段祺瑞领衔，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曰：　　“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敬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三百万；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原有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海牙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海宇闻风，率土臣民，固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庥也。想望懿旨，不遑朝旭。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生，惟国家利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宪法，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可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迁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蠢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定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之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颖、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州、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鲁、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等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渔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这封电报可以说是清廷让国的催命符，是徐树铮的手笔，由段祺瑞分别通知各将领同意后列名。最初42人，后来增至47人，为当时公开发表电文时之名单。至2月2日，伍廷芳得唐绍仪转告段祺瑞复电时，又增王怀庆，并附告张怀芝、徐邦杰亦复电同意，遂为50人。　　主张共和之清军50将领名单，据伍廷芳2月2日之电报所载：　　“唐绍仪君电询段军统联名赞成共和诸将领姓名，兹得复电开列于左：署理湖广总督第一军总统：段祺瑞。古北口提督、毅军总统：姜桂题。署理两江总督、长江提督：张勋。察哈尔都督、陆军统制官：何宗莲。副都督：段芝贵。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嗣冲。陆军统制官：王占元、陈光远、李纯、曹锟、吴鼎元、潘渠槛、孟恩远。总兵：高金叙、谢宝胜、王怀庆。参议官：勒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参议官：徐树铮。炮队协领官：蒋廷干。陆军统领官：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曾、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施从滨、萧安国。营务处：张士钰、袁乃宽。巡防统领：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图、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帮办天津防务：张怀芝、正定镇徐邦杰亦同意，复电迟，故未列云云。特为转致。”　　伍廷芳电告所列的将领名单计50人。除王怀庆、张怀芝、徐邦杰系增列，又王占元、何宗莲、张士钰、姜桂题、倪嗣冲五人复段祺瑞电较迟，除去此五人外，即为最早所列的42人。列名的著名将领中少了一个冯国璋，冯因为攻下汉阳后，清廷封他为二等男爵，同时他又刚出任禁卫军统领，所以没有参加这次列名通电。　　良弼被刺和段祺瑞等著名将领联名通电同一天发生，这一来让清廷万分震动：一方面显示革命党人在北京皇城内外已满布党羽，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握有兵权的北洋军将领已向清廷敲了丧钟，奏了哀乐。因此可把清廷亲贵王公们吓得魂飞魄散，朝不保夕，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纷纷席卷细软，携带妻妾避难到天津、青岛、大连租界，托庇于洋人。还有不能走的则纷纷请袁世凯派兵保护。　　1月27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时，王公亲贵到的寥寥可数，只有代表袁世凯的赵秉钧如时而至。隆裕向着赵哭说：“赵秉钧呵，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　　原来袁世凯自从1月16日被刺后就称病不入朝，派民政部大臣赵秉钧代表他参加御前会议。19日，赵在御前会议时提出一个办法，要南北政府同时取消，另组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当时清王公都默默无语，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尤其是良弼。这天，赵秉钧竟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既然御前会议都不能作决定，内阁也只好辞职了。”他说完便气冲冲，满面怒容地往外跑。外务部大臣胡惟德、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退席，吓得隆裕脸都变色了。　　赵秉钧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他是袁世凯手下一个怪角，他这时扮演的，是《三国演义》上的华歆，任务是逼宫。他姓赵，赵是百家姓中的第一姓，他名秉钧，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涵义，他的排行是老大，他的生辰则是甲子年正月初一子时，是岁首的第一时，一切都是第一。读者请想想，天下真有这么巧，样样都第一的吗？其实，他生于何方？父母姓甚名谁？何时呱呱坠地？他并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时候，是在河南临汝县的一家富户做书童。由于他为人伶俐，长于机谋，后来竟给他爬到典史，由典史而同知，由同知而道台，由道台而巡警道，由巡警道而民政部侍郎、尚书，一路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成了袁世凯的密探部主脑，当时的北洋军人都呼之为赵大哥而不名。他自号智庵，俨然认为自己是袁的大智囊。赵大哥的“逼宫”好戏一直唱了好多天，在良弼遇刺和北洋军通电后的第二天，赵在御前会议见到隆裕太后痛哭，赵大哥的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下朝后，京畿营务处的要员雷朝彦（震春）陆郎斋（建章）等都迎上去问消息，雷问：“大哥，今天的戏唱得如何？”赵连连摇头说：“难过，难过，这种戏不是人唱的！”　　清廷眼见人心军心都已大变，而袁世凯又不露面，赵秉钧则不断逼宫，因此一再催促袁世凯销假视事，1月29日袁再托病不肯入朝，其奏文曰：　　“臣久患心跳作烧，及左腿疼痛等症，无暇静养，迄未就痊，因近日谣讹纷起，未敢再请续假，勉为支撑，稍安人心。日前闻军心渐多动摇，异常焦灼，连夜不寐，心跳益剧，头眩尤甚，而腿疼迁及腰间，步履尤为不便。奏传今日召见，仍难驱叩宫门，谨恳格外施恩，赏假二三日，以资调养。所有下情已嘱国务大臣胡惟德代奏一切。至军队赞成共和，实由于湖北党人多方煽惑，已由臣迭发电信，剀切解劝，当不至遽与革命军联合。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法，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性遵朝旨。现遵旨与伍廷芳仍商国体公决变通办法，今日停战期满，昨电伍廷芳托词延宕，亦未显与决裂，而徐州、颖州均已开战。臣才力短浅，奉职无状，悚惶待罪。谨奏。”　　清廷在接到段祺瑞等前线将领所发的通电后，为了缓和及安抚，乃由内阁复电，一面深许各将领的“忠君爱国至诚”、一面仍觉得“改变国体，事关重大，非付之国民公决，不足以昭慎重。”其实这时隆裕太后已毅然决然付袁以决定大计之权，不过二三近支王公仍多方留难，所以段等的通电发出后一个星期，清帝退位之诏仍未颁布。　　民国元年2月4日，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铸、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九人发出逼退的第二电，专向少数王公说话，措词更为激烈，并以即将率全军北上相恫吓。电曰：　　“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钧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诸代奏。　　2月6日当袁世凯召集各王公大臣，把这个电文交给他们传观时，各亲贵均相顾失色，他们手足无措，战战兢兢，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威胁手段，可是良弼之死尸骨未寒，如果袁真翻脸，段兵真的北上，则优待条件都不可得了。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拟就赞成共和的长电一通。　　在这期间，北方的革命志士仍坚决主张把革命行动在北方贯彻，也反对利用袁世凯推倒清廷。2月6日晚间，北京有同志打电话到天津，报告清政府已决定于2月10日退位。这个消息使天津方面的革命同志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用妥协换来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制度便一日得不到保障。2月7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协会会员易宣、阮琴风不肯接受同志们的劝阻，由天津到唐山，想赴锦州作最后的奋斗，不幸他们到了唐山，踪迹就被暴露，追踪的侦探向他们开枪，互相枪击中，这些志士都壮烈牺牲了。　　袁为了压制北方的革命活动，在清室宣布退位后，乃给汪兆铭廿万元，叫他到天津解散所有革命机构。汪在2月21日到天津，在北洋医学堂召集北方各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各小党一律解散。参加各党派的成员，除同盟会外，一律资遣回籍。这一措施激起了各党团的公愤，有人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材抬出来陈列于天津车站，以反对汪。　　卅二、清帝退位　　民国元年（190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笔是袁的左右所增加。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清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国，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退位是在民国元年2月12日，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袁为第一任大总统。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这句话非常荒谬，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共为两个清单，其原文如下：　　第一清单：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民国得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第二清单：（共分两项）　　甲、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今因清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日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平等；（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四）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对于中华民国优待逊清的上述条款，后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条件是不应该订定的，因为有了这些条款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中国国内的小王国”，结果引起了民国6年（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政变，以及民国21年（1932年）3月9日日本建立满州国的丑剧。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袁世凯把取得革命军同意了的优待清室条件，透过庆亲王奕劻向隆裕太后提出，最后隆裕毅然决然同意退位让国。在这段期间，有三段笔记记述清廷内外的珍闻：一篇是小恭亲王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第二篇是逊清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叶恭绰所撰的辛亥宣布共和前的几段逸闻，第三篇是宣统废帝溥仪的回忆录。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节录）　溥伟　　（注）写《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的溥伟，是清朝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的孙子。在慈禧太后垂廉的前一段时期，奕秉国政达20年，为人很正派，可算是清宗室中的一位贤王。光绪廿四年（1898年）奕去世，溥伟就袭了王爵，因为他出身贵胄，年纪太轻，颇有些志大才疏，少不更事，以致和当时的宗室亲贵都处得不太好。他袭爵时，李鸿章还在位，每相遇时总是大呼“少荃”（李的号），因此有一天李便板着脸对溥伟说：“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爱护，总称呼我老中堂，小王爷大概不知道！”　　宣统辛亥革命军起于武昌，旬月之间，各省风靡。触目时艰，顿忘嫌祸。乃往谒醇邸，告以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尤不可认彼为革命之军，恐友邦认其作第三国交战例，则不易收拾。数日后，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酵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孤立乎！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之狡谋。”醇王曰：“容明日与他们商量。”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未几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王辄允之。诏下，余谓后齐兄曰：“大事去矣！”至宣誓前三日，宗人府以文来约陪祀。余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分，听之而已。”还其文。至日大风，黄雾四塞。后廷议以唐绍仪等充使议和，京师始有君主立宪等会以抵制之。呜呼！以程德全、汤寿潜、伍廷芳等，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诛讨，反与之议和；且各疆臣中或死或逃或叛，凡出缺者，概不简补，宁非千古大变欤？迨袁氏入京，汉阳停战，江宁失陷，醇邸罢政，而国事益不可为矣。十月中，余往探袁氏，时居外务部，晤时，礼貌之恭，应酬之切，为自来所未有。余询以有何办法？袁曰：“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惟南方兵力强盛，人心尽去，我处兵弱饷缺，军械不足奈何？”复长叹低言曰：“向使王爷秉政，决不致坏到如此。”嗟乎，余知袁氏之必叛也。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乃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致函袁世凯，告以毁家报国之意。后君主立宪会来书，谓宗亲中有人而主张共和者，请示办法。余答书略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余向无政柄，近复假居家，实不知宗潢有主张共和者。诚如此，是千古之大变也。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彼所指者，盖庆邸及伦贝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要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余曰：“朝廷以慰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余曰：“从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亭耶？梁、赵语塞。胡惟德曰：“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余曰：“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亦万无强胁人君俯从乱党之理。公既如此说，请指出是何国人，伟愿当面问之。”庆邸曰：“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言讫，即立起，群臣和之，遂罢。呜呼！群臣中无一人再开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次日，醇王以电话告，以初一日开御前会议，嘱余入内。十二月初一日卯正至上书房，泽公叔语伟曰：“昨晤冯华甫，彼谓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三月，能奏功。少时你先奏知，我再详奏。”少顷，醇王叔至，密谓伟曰：“今日之事，庆邸本不愿意你来，有人问时，只说你自己要来。”伟敬诺。辰刻入养心殿，皇太后西向坐，帝未御座。被召者有醇王、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锜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看。过二天，奕锜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醇王对曰：“是。”臣伟对曰：“既是奕锜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锜欺罔。”那彦图奏曰：即是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臣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臣伟碰头奏曰：“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善耆奏曰：“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太后曰：“我知道了。”又叩首奏曰：“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究属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祸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太后颔之。载泽奏曰：“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诸太后格外谨慎。”谕：“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曰：“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太后不语，遂皆退。按是日被召凡十四人，惟四人有言，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越二日，醇王叔谓伟曰：“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伟曰：“太后深居九重，不悉时局，然既不准溥伟说话，则以后之会议，是否与闻？”醇王面现极忧色，良久曰：“你别着急。”余曰：“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醇王曰：“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余曰：“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可也。”醇王曰：“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翌日，闻有御前会议，不使余知，无如之何。是日美国人李佳白来邸，讽余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越日，袁世凯派赵秉钧、胡惟德、谭学衡来邸，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我军摇动，种种危乱。余曰：“时事至此，余亦无法。但既忝列宗支，万无首倡废君退政之理，虽无政权，此时实难缄口。公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乃劝皇上降乱民乎？”赵等愕然辞去。十二日午后，君主立宪会中有隆厚田者，惶遽来告曰：“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袁不从。赵秉钧曰：醇王庸懦，固不足虑。恭王颇有才气，请先除之。袁大笑曰：他不过读几本书，何况庆、醇、洵、涛诸人，都不喜他。他未必肯与醇王出死力，且无兵权，何必忙作这无味事等语。此吾辈探得之确信也，殿下宜速筹良策。”语毕匆匆去。伟即时禀明堂上，奉慈谕：既是这样话，不必管他真假，惟有避之为妙，汝先行，余亦二三日内赴西山矣。　　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　叶遐庵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溯由八月十九日（阴历）至十二月二十五，中阅四个月，其中遗闻逸事甚多，顾见诸记载者殊少，只尚秉和之《辛壬春秋》，叙述颇详，但系正史性质；兹篇所述，则不贤识小，类乎劄记，聊供谈助而已。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　　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自项城入京后，隆裕即主以大权授之，一切由项城逐日入宫，面取进止。自项城遇险，遂不入朝，由赵秉钧、梁士诒二人代之。唐绍仪电陈情事，亦均由二人面奏。厥后磋议优待条件，字斟句酌，隆裕意旨甚多。犹记关于禁卫军事，唐电云：民军主张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赵、梁据以请旨，并述并非解散该军。隆裕云：既云归民国陆军部编制，则如何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赵、梁无以答，退朝后甚为焦灼。余云：明晨上奏，不妨主张加“额数俸饷仍其旧”八字，表示为一种保证；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谅民军亦无不允。二人次晨试以上奏，果承俞允，遂据以复民军，此条遂告成立。时禁卫军共四旅，均驻西郊，颇有不稳之谣；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即请见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　　武昌变起，盛宣怀去职，杨士琦继之，命余以承政厅厅长兼任铁路总局长（即各路督办），余辞焉。李侍郎经芳笑曰，近日各地纷纷言先复，你亦可以光复。盖指盛曾撤余铁路总局之职也。杨未几同唐南下议和，旋且辞职。梁士诒继，以昕夕参与机务，从未到署，副大臣李经迈不就，阮忠枢亦不到部，丞参星散，余以承政厅长遂总理全部之事。夕则至内阁官舍（即马大人胡同外务部建备招待德太子者，后遂为外部衙门）助理一切。惟时项城北洋旧幕多不在旁，余以素无渊源之人，承乏其间，且从不识政界之若干把戏，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劳怨均所不辞。时民军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滞北京，颇怪余不肯帮忙，嗣知在北多所运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业之责相属焉。十二月初，南北意见已相接近，乃在京满蒙王公忽生异议，故优待条件内复加入关于王公封爵各条；但仍未熨贴。复经多人疏解，始克就范。时外蒙王公驻京颇视土尔扈特王帕勒塔之意见为从违，余乃介梅颉云向其说合焉。　　北京其时有报纸数家，但无一与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渐转移大众心理，乃于十月中办一《光华报》，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渐露头角，众皆侧目。然视南方各报，实温和多矣。其时宗社党有谋炸报馆杀馆员者，幸未实现。民元初，报即停版。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沓，项城神色颇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多，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车入。余身只有一十元钞票，即以与之。复步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如先仿英内阁设掌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徐之为太保实以此。其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御玺焉。　　张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其间恰未中袁之座位，亦异事也。余方经东长安街以往马大人胡同，亲见炸毙之人马。掷弹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时许，袁召之往，令往劝肃王不可坚持反对。良应命往肃府，归家遂被害。余时在马大人胡同，亲见良由客厅出门，次晨阅报始知其事。　　清廷觉袁有异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辞表乃吴廷燮所拟。　　溥仪的回忆录（摘录）　　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他，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象。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象，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不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和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发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劻和演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这个事儿如果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那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了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　　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婕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卅三、孙大总统荐袁自代　　孙大总统在南京接到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两电后，即以两电致袁世凯，告以推让之意，并再促其南来。电曰：　　（一）“万急。北京袁慰庭先生鉴：电悉。文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皇，力不副愿，尝恐覆餗贻羞，负国民委托之重。自惭受任无状，日夜希冀推贤让能。苟得如公者，举而自代，其缔造国民幸福，当非意料所能预揣，文即引躬退在草野，为一共和国民，于愿已非常满足。无如时势未来，形格势禁，致公未得即遂共和进行之愿，文实尸位至今。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易胜伫立，翘望之至。孙文。元。”　　（二）“万急。北京袁慰庭先生鉴：真电及唐转来真（十一日）电具悉。清帝辞位，执事宣言赞成共和，民国从此大定，不胜忻庆！盖全国人民之幸福也。现即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表，推荐执事。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明于理势，当必知此，请即速来宁，以副众望；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谨布候复，并表欢迎之至意。孙文。”　　同日，孙大总统以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乃以“功成身退”之襟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为巩固民国而附提三项条件。咨文曰：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咨：前后和议情形，并昨日伍代表得北京一电，本处又接北京一电，又接唐绍仪电，均经咨明贵院在案。本总统以为我国民之志，在建设共和，倾覆专制，义师大起，全国景从。清帝鉴于大势，知保全君位，必然无效，遂有退位之议。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辞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为此咨告贵院，应代表国民之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附办法条件如左：　　——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　　——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此咨参议院。　　同时，孙大总统践履前约，提出推荐袁世凯候选临时大总统之咨文。文曰。　　“临时大总统孙咨：今日本总统提出辞职，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此咨。”　　以上两咨文，于同日通电全国各报馆，除全文发表外，并电请各报馆宣扬袁氏促成清帝退位、巩共和之功。　　由孙大总统这两件咨文便可以看出他是个伟大的革命人物，不恋权位，重然诺，视大总统为公仆；不过他了解袁是一个只知实力政治而不尊重法治的人，所以他有所保留，附带了条件，促使袁到南京来继任总统而脱离北京的封建势力，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颈项上，借以约束袁的野心，而使其走上法治轨道。　　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后即以全权名义布告中外大小文武官署，全文如下：　　“现在共和国体，业经宣布，世凯忝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深惧弗胜。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庶政方新，百端待举，全赖群策群力，互相匡济，务以保全治安，共维大同为要务。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在内外大小文武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应行公务，应司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倘有借端规避旷厥职官者，不独违背官规，抑且放弃国民义务。窃愿在官诸君子，共懔此意！”　　同日并将退位诏旨致各国公使，转达各国政府。袁称临时政府首领，各部大臣名为首领。　　元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17省代表人，共计17票。投票结果，袁世凯得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即致电北京，电文曰：　　“北京袁慰庭先生鉴：昨孙大总统辞职，经本院承诺，业已电知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公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公举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副总统。　　民国议和代表伍廷芳及参赞温宗尧、汪兆铭，以清帝退位，民国统一，议和任务告一段落，乃于2月16日向孙大总统及各省都督通电报告关于清帝退位与优待条件之交涉经过，并作数项解释。电文曰：　　“南京孙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公鉴：廷与前清内阁协议清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已于初九日致各省都督青电，略陈梗概，谅蒙洞鉴。初十、十一等日，与前清内阁往复磋商，昨日得其复电，已全体承诺。案清帝辞位问题，彼此筹商，一月有余，关于辞位以后优待条件，尤费筹划。民国政府宗旨，在合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以建中华民国，已屡次剀切宣明，而所定满、蒙、回、藏各民族赞成共和之待遇条件，于平等大同之义，委曲调护之心，皆已周至。然满、蒙王公所注目者，不仅在本族之位置，尤在清帝辞位后待遇之厚薄。果使清帝辞位，得蒙优待，则皆以为清帝且如此，满、蒙诸族更何所虑。设其不然，则皆以为清帝犹不免如此，满、蒙诸族更无待言。此种存心，骤难解说。前因优待条件，久未商定，大起恐慌。谓即不见容于汉人，不如托庇于外国。东三省及蒙古等处。已见端倪，因疑成隙，将为巨患。延劳心焦思，迭与临时政府商酌，以为中国历史上，凡遇鼎革，兴朝对于胜朝余裔，恒从优看待，既以成宽容之德，亦以安旧臣之心。况今者民国政府持人道主义，又值清帝赞成共和，自愿辞位，民国政府法汉高雍齿且侯之意，承明祖宽待元裔之风，予以优待，必为国民所不拒。惟事关重大，廷虽受议和全权代表之任，而再三审度，不敢擅作主张。爰于本月初四日，将前清内阁所开优待条件，携赴南京，面商政府诸公，于所开条件，有所修正后，提交参议院再加修正，得多数表决。并谓将来字句之间，如稍有斟酌，无关大体者，不必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廷以议决案电达黎副总统，承表示同情，复前清内阁后，复有所争持，当经稍加修改，告以自此无可再让。民国政府于赞成共和自愿辞位之清帝，虽可予以优待，然万不能于共和国体稍有妨碍，致蹈虚君位之嫌。迨十二日下午，得前清内阁回电，已全体承诺，同日清帝辞位之诏，亦已宣布。自此清国统治权全归消灭，中华民国统一，全国永无君主之余迹矣。详审优待条件中，多关于清帝之一身及其祖宗家族等事，与政治无关。其必宜注意者，应一一解释，以期共喻。谨历举如下：　　一、清帝名号案关于清帝一身之待遇，廷前只许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旋经彼此磋议，以为虽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不能无所称谓，乃予以让帝之号，而彼方以为近于谧法，坚不肯从，始定为清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清帝与大清皇帝，名称不过有详略之殊，犹之直隶总督，简称则为直督。故参议院所坚持者，在辞位之后四字，而于清帝与大清皇帝之别，谓为无关宏旨，可以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不废，为最后之决定，盖如是则辞位之后，自可称为已经辞位之大清皇帝，与虚君位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也。至于清内阁初所要求者为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廷已严加拒绝。彼亦虑蹈于虚君位之嫌，承认廷所主张矣。　　二、清帝居住前清内阁所要求者，为大内宫殿，或颐和园，随意居住。廷以专制君主为万目所共瞻，且居城之中央，阻碍东西南北之交通，必法拆改。清帝只居颐和园，不可仍留宫禁。而前清内阁谓严寒之际，仓猝之际，未能即行迁移，应听暂为居住，日后再退居颐和园，此不过暂时之事。　　三、禁卫军编制前清内阁以清帝辞位后，虽不应仍有禁卫之军，而数近万人，一旦解散，将以失业之故，而起恐慌，要求将该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旧。廷以该军原名禁卫，必改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然后可侪于国民军之列，而不使人疑为已经辞位之清帝，仍有宿卫之兵。四、王公世爵案美、法同为民主之国，法有世爵，而美无之，此各因于其历史。美以平民手创新国，故世爵之制，无自而生。法以革命之力，变君主为民主，其历史所贻留之制度，苟无碍于共和主义者，未尽改易，故世爵之制，仍存不废。今我中华国体新定，而蒙古、回、藏各处，因于历史，部落之制，未尽蠲除，一旦去其王公，各部惊疑，必滋大乱，故待遇满、蒙、回、藏条件，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一条。此中情形，想必为识者所鉴谅。颇闻论者有谓：既受世爵，不宜再享公权。案共和国以国民平等为原则，即有爵号，不过以历史所贻留，为一家一姓之荣誉，故平时以私人资格，虽可以爵号自娱，而当其行使公权，如为官吏及议员等，则不能以爵号并列。故关于清皇族待遇及关于满、蒙、回、藏各民族待遇条件，于一面留其爵号，于一面使其公权、私权，一切与国民平等，庶于共和国体无所妨碍。　　以上条件，固易滋疑议，故略为解释。其他皆清帝辞位后，关于一身及祖宗家族等事，无关宏旨，予以优待，使各国晓然于此次革命，纯持人道，尤为民国之荣誉。至于待遇满、蒙、回、藏各民族之条件，系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成共和，合五大民族同建中华民国，民国当然有此办法，非因清帝辞位之故。参议院既已切实宣明，已一并于清帝辞位之后，由两方代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请其电达各国政府矣。兹将全文电陈左右，尚祈鉴察为幸。全权代表伍廷芳、参赞温宗尧、汪兆铭。铣二。印。”　　清帝退位后，定都问题成为当时一个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主张仍应以北京为首都，宋教仁、章炳麟持之尤力。章认为南京不能控制满蒙，清命虽黜，遗孽犹在，北军未必没有怀念旧主的、加以蒙古和满洲为其后援，则死灰将复燃。章并撰有致参议院公开信刊于2月13日上海《大共和日报》，力陈建都南京的五大害，参议员读了章函，颇受其影响。但同盟会要员则恐惧袁世凯在北方有雄厚势力，若定都北京，袁为总统，则推翻清朝换来袁世凯，亦是以暴易暴，所以坚主定都南京。　　当2月13日孙大总统辞职和举袁自代的咨文送到参议院后，参议院对选袁为总统一事全无异议，但对于都北抑或都南一事，则争辩甚烈。议员谷钟秀、李肇甫等力主建都北京。投票结果以20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定都北京，并以咨文复孙大总统说：　　“今日南北既经统一，即应统筹全国，图所以统一之道。临时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应在可以统驭全国之地，使中国能成完土，庶几以维系全国人心，并达我民国合五大民族为一国之旨。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将来新举总统无论何人，应在北京接收事权，事经议决，请查照行之。”　　孙、黄等闻悉参议院决定，均怒不可遏，急召参议院中同盟会议员黄复生、邓家彦、康宝忠、李伯中，严责参院不该通过此案而甘为袁世凯应声虫。黄兴尤为愤怒，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邓等主张由大总统再交参议院复议。黄兴则认为参议院应自动推翻此案，否则黄将以宪兵入参议院拘所有同盟会议员。　　2月14日孙大总统率文武官员往祭明孝陵，秘书长胡汉民则称病留府，草拟咨文将建都北京案退交参议院复议。于是参议院临时变更议程，首先讨论此案，争论仍极激烈。同盟会籍参议员某君且痛言此案如不获通过，则将身殉会场。投票表决结果，以19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表决后孙大总统才祭陵完毕，一场国都风潮始暂告平息。　　在这两次国都表决时，直隶、奉天、江苏、云南、陕西、山西六省的议员始终投票主张建都北京。　　清帝退位，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正式取代清王朝。临时政府参议院接受孙大总统辞职，并以17票一致通过，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到此时止，问题的重心便落在袁世凯愿不愿到南京就职了。在革命同志看来，袁世凯虽不是理想的民国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党人都重然诺，所以只有迁就事实，选袁代孙。如果袁能脱离封建官僚遗毒甚深的北京，加上还有国会的牵制，同时正在起草的《约法》是采取内阁制，有这种种因素，总统便没有什么实权，袁当总统后总不致会太背叛民国的。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袁是个纯粹讲实力政治的人，卅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需要有实力才能谈政治，他怎肯离开他的老巢——“北方”，怎肯离开他的资本——“军队”。他心目中既无中华民国，更谈不上国会和《约法》，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虑过到南京去就这空头的大总统。因为他认为叫他南下是调虎离山，所以他在2月15日给南京方面的电报，就明白地表露他不肯南来。原电曰：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鉴：清帝退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闻，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嘱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暨各军队长电招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十一日）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因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恐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南而北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遽引互牵……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袁世凯咸（十五日）”。　　袁世凯有很真实的理由不能南来，其一是各国驻华外交团的意见；其二是北方的军队；其三是满蒙两地的不稳。所以他在咸电中竟使用摊牌式的口吻如：“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如：“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即退归田里。”云云，这种语气不仅是要挟，而且简直就是挑战。　　袁世凯最大的凭借就是全国人民都不愿再有战争和流血，人心厌乱，认为清帝已经退位，凡事可以用和平手段达成，因此袁的予智自雄面孔并没有引起反对，只是孙大总统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袁的南来。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乃于2月18日派出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前议和参赞汪兆铭、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处曾昭文、步卅一团长黄恺元为欢迎员，偕同袁所派的代表唐绍仪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并将欢迎人员名单电告袁氏。　　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于2月21日由上海启程，26日抵天津，27日抵北京晋见袁世凯，面陈孙大总统手书，劝袁南下就职。函曰：　　“慰庭先生鉴：文服务竭蹶，艰大之任，旦夕望公。以文个人之初愿，本欲借交代国务，薄游河朔。嗣以国民同意，挽公南来，文遂亦以为公之此行，易新国之视听，副舆人之想望，所关颇巨。于是已申命所司缮治馆舍，谨陈章绶，静待轩车。现在海内统一，南北皆有重要将帅，为国民之心膂，维持秩序之任，均有所委付，不必我辈簿书公仆，躬亲督率。今所急要者，但以新民国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及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之群公，宁有问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自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总之，文之志愿，但求作新邦国，公之心迹，更愿戮力人民，故知南北奔驰，公必忘其自暇。嗟乎！我辈之国民，为世界贱视久矣！能就民国之发达，登我民于世界人道之林，此外岂尚有所恤乎？公之旋转之劳，消磨其盛年，文亦忽忽其将衰，耿耿我辈之心，所足以资无穷之方来者，惟尽瘁于大多数幸福之公道而已。公其毋以道途为苦，以为强勉服务者倡。公旗南莅，文当依末光，左右起居，俾公安愉。俟公受事而文退。翘盼不尽。”　　袁世凯用最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来欢迎蔡等。他对这些客人不再谈到拒绝南来就职，而反过来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问题，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他的这种态度使来迎的专使们松了一口气，认为袁基本态度已有改变，同时南京方面则认为袁的软化是怕南京方面翻脸，采取新行动，或挽留孙中山先生留任，或另行改选一位新总统。　　其实袁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他不动声色地作自己的安排，他在蔡等抵达北京的当天，即予接见，倾谈欢洽，并招待晚餐。第二天又召集谈话会，袁且把自己南行的路线提出来让与会人士研究。至于袁离开北京后，北京留守决定何人亦要蔡元培和北方人士共商。蔡分别和北方的各统制及民政首长会晤，征求大家意见，以何人为最理想，大家都很谦让，使留守的人选未能决定。　　蔡等抵达北京后，北方的一般舆论都对袁世凯南行就职不予同意，甚至有认为袁的南行是自投罗网，使蔡等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袁个人的态度虽然乐观，但其他方面的空气则和南方的意见完全相反。　　卅四、北方兵变　　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枪声四起，只见许多身穿灰色军服的兵，到处抢劫，首先受难的是正阳门一带。这时南方迎袁专使们正酬应完毕，回到迎宾馆，忽然人声鼎沸，枪弹横飞，血红的火光浮在窗面，人们奔走相告，说是兵变了。为什么会兵变呢？大家异口同声说是由于北方驻军反对“袁宫保”南下，反对专使们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怀恨作乱。专使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不信，乃仓皇检拾细软，匆匆赶到六国饭店避难。　　兵变的部队是第三镇。第三镇是北洋军的主力，段祺瑞便曾两任该镇的统制，后来则由曹锟接掌。曹锟据说是袁身边的“赵子龙”，打娘子关叫他去，打滦州也叫他去。他每次谒见“袁宫保”时，都是笔挺挺地站立着，叫他坐他从不敢坐。袁对他讲话，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说一个字。袁平素对段、冯都礼貌有加，独对曹则不假词色。按照当时官场习惯，若长官对属员很客气，就是不把他当作亲信人，相反如果长官对部下越不客气，骂得越厉害，则这人一定是“圣眷甚隆”。所以当时有人便以挨骂的多寡，做为自己升官快慢的温度表，每挨一次骂便欣欣然有喜色，且奔走告人说：“我今天又挨骂了！”旁边人也为其高兴，且祝贺说：“恭喜，恭喜阁下不日就要腾达了。”依照这个习惯，曹锟是北洋三杰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人。　　第三镇兵变时，统制曹锟亦在北京，兵变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愿袁世凯南下，所以当时或是事后的舆论都把这次兵变的主使人推在袁的身上。究竟是不是袁，一直是史家争论的重点。作者认为袁对兵变绝对有责任，或者有纵放，但决不会主使。道理很简单，袁当时已被南京参议院尊为中国华盛顿，他能获选为中国临时大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国内人心如此，即国际间亦认为袁是动乱中国的“安定力量”。袁的聪明智慧怎会不了解这一点。至于袁反对建都南京，当时反对最激烈的是同盟会中的巨头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张建都北京，加上参议院投票决定国都地点时，亦可看出多数反对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达成不南行的愿望，用不着策动兵变。袁是搞军队起家的人，当然明白兵变这玩意不能随便玩，玩兵变等于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　　还有最重要一点，兵变一发生，很容易招致国际干涉，尤其是日本正处心积虑，主张将中国分而食之。袁是个野心家，但他决不会甘愿制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国的借口。　　不过袁当然愿意军队表示一点行动，适可而止，使自己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有事实证明。　　至于北洋军在此时闹兵变，是有其背景的。　　冯国璋在统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时，汉口曾遭北军洗劫，房屋尽毁，积尸日曝，野狗宵鸣。当时有一位记者曾问北洋军士说：“大家都说你们抢掠，有没有这事？”兵士说：“有的，我们不抢就没得吃了。革命军到处受人欢迎，家家奉献食物；而我辈到来，老百姓坚壁清野，甚至用钱买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不抢怎么办？”由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北洋军的处境。　　北洋军在汉口的暴行，曾受中外舆论严厉的指责，加上清帝退位以前，与革命军作战的，几乎全是北洋军。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南方公私团体不时以文电揭发北军抵抗民军的罪状。袁世凯当选总统后，竟有解散北洋军的谣传，于是势倾一时的北洋军，内心既失望又疑惧。其实和议以前，北方秘使廖少游和黄兴代表曾签有一个草约，其中特别注明：“南北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这本可以算为保证。可是这是个秘密条款，未被公开，公开流行的，多是不利于北军的谣言，因此兵变时，乱兵一边抢掠一边嚷着说：“不成了，不成了，国家用不着我们了，我们乘早搞点盘缠回家吧。”　　第三镇士兵哗变的直接起因是裁饷，原来当时陆军部所定的营制饷章，凡出征出防将士，照例自起程之日起加给津贴，以慰劳武士，优待征夫，事平后仍回原防，回防即无津贴。辛亥起义后，北洋军第一、第四镇奉令开赴前线，按照饷章每兵每月加发一两津贴。第三镇由长春开赴北京防卫，亦照出征惯例加发津贴。和议达成，二、四两镇回防，于是照章裁饷。第三镇仍在北京并未回原驻防区长春，所以不在裁饷之列，不知怎的传说第三镇也要裁饷，兵士遂以讹传讹。　　2月29日晚八时，第三镇士兵在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果摊食铺，后与朝阳门内变兵会合，分头抢掠，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及洋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受灾区域之惨尤胜于庚子八国联军。兵变前后绵延三日。兵变的第二天3月1日下午4时，袁世凯在迎宾馆（袁当选总统后改为总统府）召集北京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除照章补发未变各军应领之欠饷外，另派陆建章、曹锟等分赴各部队驻扎所剀切开导，同时令饬毅军随时缉捕再图逞乱兵士。毅军统领姜桂题奉令后，亲率卫队四出弹压，遇见乱兵任意抢劫者，立即格杀。　　2月29日北京兵变之晚，南京迎袁专使下榻之招待所内亦受骚扰。乱兵持枪毁门而入，招待所内卫兵措手不及，无法阻挡，南来诸人只得分路避去。蔡元培、汪兆铭、范绩熙人一僻室，闭门熄灯静坐以待，乱兵在所内遍处掳掠，志不在人，饱劫而去。蔡元培等见乱势继续扩大，乃潜赴美国友人格林家小住。格林殷勤招待，借住一宿，第二天即由美领馆派人护送至六国饭店。中午时间，王正廷、王景春、钮永建、黄恺元、魏宸组、宋教仁、刘冠雄、陈乙白均陆续赶到，大家交换消息，才知招待所已遭洗劫一空，南来诸人的文件衣物已荡然无存。　　3月2日，蔡元培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临时参议院，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可迁就，以定大局”。迎袁专使态度的改变，并不是受兵变的威胁，而是感到北方局势的严重。北方有北方的许多问题，南方的人是无法了解的。这儿作者节录一封贺良朴先生致蔡元培的信，这封信相当深刻，他不是替袁讲话，而是道出了北方的心声：　　“……诸君北来，欢迎之声未终，愁惨之气大作。二十九日北京变乱，使京华荟萃之区付之一炬，未几而祸延天津，未几而殃及保定。议者莫不归咎项城，谓其事先既疏于防范，临时复失于宽纵，养奸长乱，辜望丧威，莫此为甚，项城之咎无可辞矣。然仆尤不能不咎南中诸君子争执都会地点，未免稍存意气之私……洎乎专使南行，讨论大局，弥月相持，要约寡效，暗杀之机四伏，决死之队争先，宗社之党乘间构煽，桀黠之将拥兵恫愒，禁军则意存左袒，藩服则势将分崩，朝野张皇，大局震撼。已而共和密定，宣布犹迟，增调重兵，集于禁近，人心滋惧，一夕数惊，然未闻北京有变乱之事也。夫北京乱事不起于民军逼迫与国体变更之时，乃于共和宣布以后，举国欣欣想望太平，而有此奇变，此其故大可思也。首都不定，国会未开，政府无统一之机关，总统无操纵之权力……总统南行与首都南迁之议日腾于报章，人心愈摇，奸宄思逞，卒至一朝溃裂，竟出自项城所信任最爱重之军人……即以兵变而言，使因都会地点之争久持不决，恐将来东南各省兵变之祸更有甚于北方者。何则？北方各镇之兵团训练有年，素服项城之节制者，然横决若此，今各省民军皆旦夕召募而来，从未受军事教育也，彼于其主将又非素有恩信之感孚也，集数十百万无教之民鼓以革命，则彼亦曰革命有功名富贵之望，今既宣布共和，弭兵息战解甲归田之期近，富贵功名亦已无望矣，计维在上者之厚为资遗耳。南京临时政府暨各省之财力定有余裕，若听此数十百万人逍遥河上，饷尽财空，遣散无术，恐一旦哗然溃乱，挟其坚利机械纵横于通都大邑之中，生灵荼毒之祸尚忍言哉。……”　　兵变后的北京，约有一个星期都是凄凉满目，白天的街市如黑夜一样，店铺住家关门闭户，路上只有巡逻的兵士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此外则是外国兵士腾马往来。间中有外国记者沿路拍照，萧条零落有如死市。首善之区变为瓦砾之场，穷民嗷嗷待哺，有钱人则虽以加倍的金钱也买不到食物。警厅颁令6点后禁止行人，8点钟后交通即停顿，入夜路灯不明，繁华的北京城成了黑暗世界。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　　在这场大动乱中，有很多花边新闻，特录载于后：　　朝阳门内竹杆巷王君，是在度支部当司员（等于现在财政部的科员），二十九日晚间有乱兵十五人叩门而入，王君延之上座，款以酒，其中一兵士操山东口音说：“俺们这回子捣乱实在是给逼出来的，你老要是有富余钱借给俺们作些盘缠，俺在山东曹州府居住，过些日子你老到俺那小地界儿去，俺一定加倍的奉还，这回可实在对不起的紧。”言讫张嘴大笑，王某即坦白的答说：“我本是一个穷京官，生平亦不作守财虏，所以身无余蓄，恰巧昨日领到薪水，原封未动，诸位既然赏面枉驾，特奉上薪水袋，请勿见笑。”遂以银元数十枚衣四套相赠，乱兵称谢而去，午夜又折返，把一个大包袱付与王君的佣人，并且说：“些小意思，留着你们用吧！”王君打开包袱一看，乃是袜子数十双。　　四条胡同义丰钱铺关闭甚严，乱兵来扰，攻门不得破，于是肩接攀爬登墙。钱铺主人知不能免，乃开门揖入，乱兵蜂涌进门，四处搜掠，掳获银元无数，并找一人力车来掩藏，车夫亦乘机取若干置于怀中。乱兵欲壑已填，才相继走出，其中有一人好似队长，还向铺主人告辞，主人躬送之出，队长向主人打一拱说：“借光借光！”铺主人亦答礼说：“劳驾劳驾！”　　三里河一家洋广货铺，在兵变前一天，有第三镇兵数人前往购货，货款值数十银元，可是兵士们所带的钱不及一半，甚为难堪，店主人很大方的说：“老总们拿去吧！这回全国到处作乱，北京独独无恙，都是各位老总的力量保护我们，这一点钱太少了，您们何必计较。”士兵们称谢取货而去。第二天兵变，有街里无赖领了兵过三里河欲抢掳这家铺店，突有兵士三五冲了出来，大声的说：“这家铺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侵犯他们，我们将以死力保护。”结果这家洋广货铺终告无恙。　　兵变由北京扩及天津、保定和丰台，天津的洗劫较北京尤烈。保定乱后几乎没有居民。丰台本为小地方，不过是交通要道，因此过往行人受害最惨。　　天津于三月二日清晨即不稳，直隶总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以及张怀芝所带的巡防营酝酿兵变，下午三四点钟在通衢街市即见有灰色衣袴，头扎黑巾的营兵，三五成群的和巡警聚语。晚上八点，北京火车开到，车上跳下乱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乱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着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以少数巡警，沿街挨户抢掠。北京乱兵陆续到天津，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三月二日晚间，以鸣铜管线枪为号，第一次鸣铜管是准备，第二次鸣铜管即砸抢各商店，第三次鸣铜管便将细软一律抢齐，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二日午夜维持秩序的巡警捕获乱兵和匪徒四百余名，三日晨在东马路处斩，三日午后再提出十二名抢匪在北门处斩，天津华界人心才告安定。　　乱起的时候，电车尚开行，可是在北马路官银号前，突有乱兵开枪向电车轰击，于是所有电车均告停驶，而人力车夫亦有弃车参加行劫者。因此，天津华界居民欲迁入租界避难，都雇不到人力车搬运货物，只好扶老携幼，肩背手提，甚为狼狈。据事后统计，天津因属商业城市，所以商民的损失比起北京来，实在巨大得多。　　保定在三月一日即有变象。保定是个驻军区域，驻军垂涎保定之富，早有蠢动之意，因此一触即发。开始是淮军和一个剪短发的人口角，然后淮军出动搜捕短发人，驻东关的第二镇兵士乘机肇乱，以煤油将城门烧毁，到处抢掠烧杀，风大火大，西街被祸最惨，由西门至二道口一带都成灰烬，满城枪声如爆竹，哭声彻天，十室九空，连各医院所存衣物均遭洗劫。自三月一日至五日，连续遭难，疮痍满目，瓦砾如山，且蔓延至附近十数县。　　保定东关子火药库储存快枪七万余杆，子弹不计其数，均被抢去。淮军乱兵抢劫藩库存款五万余，并烧毁各司道厅。当变乱还未开始时，乱兵曾邀约毅军同抢，毅军未允，其后毅军则出力剿捕乱兵。　　丰台遭难是在三月一日午夜，由于第三镇溃兵由北京乘车至丰台，在丰台亦有第三镇驻兵二千余人，还有自天津赶来的乱兵加入，于一日晚十一时起事，丰台镇居民铺户及洋商新泰兴平和洋行等均被抢掳一空。第二天有火车开抵，车上行李货物及旅客随身所携各物也均遭洗劫。　　袁世凯处理兵变的紧急措施是宣布戒严，并令毅军出动，缉捕乱兵。由于第三镇第九标的士兵已溃散，乃调第十标兵入京，保卫总统府，调第六镇的两营兵来京，分驻禄米仓、羊仪宾胡同、总布胡同等处。另将驻小站的巡防营调京以资弹压。同时把第三镇的兵一部分调至琉璃河和良乡，一部分开拔到山西，责成统制曹锟认真约束。另调驻彰德的武卫后军王有祥、武卫中军王汝贤、武卫右军刘金标率部入京。　　这时徐州的驻军拟由陆路北上，烟台的驻军欲由海路北上，驻汤河的第廿镇兵也打算拔队进京，有人还建议调蓝天蔚带兵进京。可是统筹京师治安的最高首长民政首领赵秉钧（赵原任民政大臣，这时袁尚未就任民国大总统，因此所有北京各部首长都暂称首领），认为京师万万不可再增加军队，赵表示愿独负保护京师地方之责，于是调蓝天蔚之议始寝。袁世凯并派陆军参谋王培宽驰赴汤河，阻止廿镇兵进京之行动。　　并令第一镇马步兵六营驻军南苑、北苑以资镇慑。　　在大变乱中，清的皇城全部由禁卫军负责保卫，防守颐和园、地安门、东华门、西华门各处，由于防卫得力，使甫告退位的清皇室未受到骚扰，连清王公奕劻、载沣、载泽、载洵、载涛的府第均未受惊。禁卫军由于在这次变乱中克尽职守，于是上书袁世凯，愿入京护卫总统，请袁把所有在北京的军队全数调出，改由禁卫军接替。禁卫军虽然由冯国璋统率，可是这支军队原本是宣统父亲载沣所建立的，其任务在于保卫清皇室。如今清皇帝退位不久，北京竟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作乱的军队又是袁的嫡系部队，奉职最勤的却是清的禁卫军，对袁来说实在是一个大讽刺。所以禁卫军的这个请求，袁是不会接受的，只是象征性地调派一队来京，禁卫军因之很不满意，再上书给禁卫军军统冯国璋，请调全部禁卫军入城捍卫，并谓如有差失，愿扣全军饷银。冯得书深怕该军擅自行动，乃亲赴该军驻地西苑，嘉勉和抚慰一番，并阻止其擅自行动。　　3月2日袁面谕段芝贵转知各军队，凡未附和兵变剽掠者，不论官弁兵丁，每名各赏银廿两，其后又加发禁卫军和毅军饷银一月，巡警因维持地方有功，赏饷半月。冯国璋则奖赏禁卫军兵士，每名一个戒指，上刻名誉二字。珠宝市大栅栏的富商，因为在这次变乱中未受祸害，乃备银二千两及酒肉等物送至毅军军营，以表谢意。　　民间团体以红十字会为首，集议商讨救济事项，救死扶伤，不遗余力。　　北京兵变时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立即戒严，各国士兵荷枪实弹布防。3月2日驶北京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云云。　　经过这次会议，便产生了几项行动：　　一、日本急调在烟台的军舰前来大沽，俾沟通北京、天津、大沽及国外的电讯联络。各国关于军事上的消息，皆用意大利使馆的电台传到黄村，由黄村转大沽。　　二、各国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　　三、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于3月6日上午10时在英领馆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3月3日这天洋兵从长安街出崇文门绕外城一匝，自正阳门返回东交民巷。　　迨天津、保定兵变，于是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国兵车往来不绝于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国则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领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调兵30名押解子弹70余箱及其他军用物品来北京，德国则由青岛调兵百余名至京，其他各国亦日日有兵运来。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逻，天津所驻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军粮城、北塘、山海关、开平、唐山均有外国重兵驻扎。　　各国使馆对于各国侨商、侨民的生命财产最为关心，变起时便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北京崇文门内北至总布胡同口，以日本商业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枪守护。英使馆则派专员乘车至天津各处访问侨民。德使则派兵20名前往直隶井陉保护煤矿。外交团在给袁的公文中并质问袁是否继续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袁乃分函答复各国公使，具内容为：（一）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二）强调京师现已平静，此后决无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尽力维持现状；（三）力陈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　　3月4日袁特派颜惠庆、富士英、曹汝霖等前往东交民巷，分赴各国使馆慰问，并致谢各国军队协助弹压。同时并有照会给各国使馆，对此次兵变表示愧歉，并申明今后决不会再有意外，若万一有变，损失外人财产，均由袁负责赔偿一切损失。此外并派赵秉钧、姜桂题、乌珍、曹锟、王占元等剀切晓谕部下，对于洋兵入京不可敌视，应互相友爱。更电民政部出示晓谕商民，勿相惊忧。　　袁世凯于4月6日发表告各军书，情文并茂，特抄录于下：　　“本大总统自小站创练陆军以来，先后统兵近廿年，凡所以遇待我军人者，无不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肉骨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其在本部下由士卒擢升统将者，颇不乏人，而各将士等相从多年，亦皆听我指挥，遵我约束。且不独我陆军为然，即我巡防各军亦莫不同隶范围，共遵号令，是以同胞之中咸重气谊，薄海之内蔚起声名。至于武卫左军创始于宋忠勤，饱经战阵，懋著勤劳，迄今五十余年，人皆推为劲旅。此皆无俟本大总统之赘言，亦我各军同人所自喻而并堪其喻者也。近数年来本大总统养疴家园，无志问世，四方多难，迫我出山，督师于饷械两绌之秋，受任于国事阽危之日，焦思劳虑，心竭力逋，察大势之所趋，顺舆情之所向，始终希望惟以国利民福为依归。幸得共和确定，众志翕然，南北东西各省，满蒙回藏各族，文电交驰，佥以大总统之任相属。孙大总统复荐以自代，参议院正式选举，全院一致均以大总统相推，南来欢迎各使亦并无坚持南行之意。统一政府行将成立，自维德薄曷足堪此，第念艰巨投遗，勉担义务。值此民国初建，缔构方新，如我军界同人齐力一心，竭诚赞佐，从此太平可致，郅治可臻，非但鄙人受其光荣，实我国民蒙其乐利，前途幸福，自必与我军人共之。倘其乐祸幸灾，意存破坏，不识大体，徒怀自私自利之心，误听浮言，甘为病国害民之举，则是作全国之公敌，为人群之败类，非但负本大总统十数年教育之苦心，抑且辜负举国四万万同胞之厚望。中外交诟，天下不齿，于尔军人又何利焉？万一因暴动而酿成交涉，因内乱而召致外衅，大局瓦裂，土宇瓜分，目前则战血横飞，有化为沙虫之惨，顾后则神明胄裔，有作人牛马之悲，尔军人纵不为一身计，独不为子孙计耶？总之军人者亦国民之一分子也，入伍则为兵，离伍是为民，兵与民本属一体；民出饷以养兵，兵食饷以维民，兵与民更同休戚，故爱民保民乃军人惟一天职。至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凡为军人者之第一要义，古今中外莫不同之，能不失军人之资格，方能不失军人之荣誉。本大总统用是谆切相告，泣涕陈言，愿我军人共体斯意，共明斯理，此劝彼勉，念兹在兹，勖哉三思，怀之毋忽！”　　民国缔建时的舆论很有许多敢说敢讲的文章，北京兵变后许多报纸的评论都很激烈，对袁世凯的批评也毫不留情，现在特抄数段以一睹当年舆论的风范：　　（一）时事杂感——吾阅袁总统布告各军，谓本总统自小站练兵，先后近廿年，待军诚悃相孚，恩义相结等语，吾不禁代总统忧，以总统待彼如是之厚，无端而有此变，待军不及总统者将何如？或曰是之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变兵为总统亲信之兵，惟不识当其大焚之抢之时，其心目中尚有总统在否？总统布告北京市民，有欲竭区区之愚为同胞谋幸福之语。吾思之，吾总统若仅区区之愚诚有不足，无怪乎而猝遭兵变也，尚望吾总统扩而大之。总统布告各军文有云：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吾阅斯言乃大疑惑，此次已变之兵为有功乎？有劳乎？有过乎？有罪乎？赏之耶？录之耶？教之耶？惩之耶？总统能无负此言否？　　（二）谁为祸首？——共和成立，总统举定，专使到京，正在一团高兴之时，忽然保卫大总统之第三镇兵变起萧墙，祸生咫尺，土匪忽乘间窃发，京城内外落花流水，噫嘻吁奇乎怪哉，人人所不及料也。岂只人人不及料，即袁大总统及军官等亦不及料。然人人之不及料，理也，袁大总统及军官等之不及料，非理也。何则？知兵莫如将，知将又莫如总统也。　　（三）恭颂袁总统——近日以来，共和定矣！总统举矣！南方革命军所推戴者惟我公，北方人民所推戴者，亦惟我公，皇族所推戴者，亦惟我公，全国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种族无南北，心中所期望者，口中所恭维者，胥为我公，且皆信我公能镇抚军心，我公自兹以后，当有以副天下之望矣，当有以慰天下之心矣，吾北方人民之生命财产皆托付予我公之手矣。无何而贺电至，无何而贺表呈，无何而专使来，无何而军队变……今虽如此，吾总统必有以善其后矣。初一日虽有抢劫，初二日竟能寂然无事，是吾总统善后之力也。绅商各家虽被抢掠，而外交团及大内及总统府乃能寂然无事，是吾总统平日之教养之功也。什物虽被抢掠，人民生命乃竟无伤，是吾总统平日之训练之效也。小疵不掩大醇，吾总统可告无罪于天下矣。尔绅商当有以谅之。　　像这类文章很多，足以想见当日的舆论并不畏惧权势和军阀。也可以看出当年推翻清廷缔造民国的一段时期，写文章的人对当时是有重大的鞭策力量。　　北京兵变后，北方各省督抚都通电反对袁南下就职，蔡元培专使亦曾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主张迁就。于是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通电就职，不过就职时必须履行三个手续：（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新内阁名单必须得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大总统始行解职。　　由于情势的变化，迎袁专使的任务已经失去作用，所以3月6日蔡元培等乃致电南京孙大总统，要求南返。原电云：　　“孙大总统鉴：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廿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廿九夕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故培等据所见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不必南行，并由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听，是培等欢迎之目的已经消灭，似应回南面陈一切。谨先电闻，并祈即复。元培等。鱼。”　　蔡元培南返，是在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大总统以后，启程前，迎袁专使特发表《布告全国文》一篇，措辞委婉而严峻，把当日袁世凯种种私心完全揭露，且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作了一个历史的交代。这篇文告，后来许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认为是蔡元培的手笔，认为汪兆铭写不出，宋教仁已先南返，亦写不出。蔡文章谨严，章炳麟推崇蔡是“雅善修辞”。蔡专使的《布告全国文》如下：　　“培等为欢迎大总统而来，备承京津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谨撮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讬于临别赠言之义。　　（一）欢迎新大总统袁公之理由：（中略）……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个人较，机关为主体，个人为宾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为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二）袁公之决心：培等廿五日（原文如此）到北京即见袁公，廿六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　　（三）京津之舆论：（中略）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惟北方人心未定之一义，然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当清摄政王解职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忧？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定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　　（四）二月廿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中略）……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整，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机，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五）变通之办法：总统就职于政府，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行，则又事实不可破也。……于是孙公提议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此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　　（六）培等现时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培等此行为欢迎袁公赴南京就职也。袁公未就职，不能组织统一政府；袁公不按法就职而苟焉组织政府，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我等间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我，参议院诸公主持大局而破成见，是代表大多数国民，既昭扬于天下……于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达，虽不敢轻告无罪，而间接目的所谓全国精神上统一者，既以全国同胞心理之孚感而毕达，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宋教仁在蔡元培之前已先返南，宋是主张建都北京的，他曾遍游东北，深识东北、西北的国防战略价值，又了然于日俄两帝国对中国边疆的野心，所以他坚决主张建都北京。他的主张和孙、黄等相左，却和章炳麟相同，和北方袁系的希望尤相吻合，所以他在北京兵变后提前南返，南京方面的革命领袖对宋的想法多不谅解。后来袁在北京通电就职后，南京同盟会干部又主张请黄兴统兵北上，以迎袁为名，乘便扫荡北洋军阀和专制余毒，这是表示由蔡元培率领的迎袁专使团任务失败后，改由黄兴以武力迎袁。讨论这个问题举行会议时，蔡元培等亦已遄返南京，都被邀参加与会，会中蔡持重，不发表意见，宋则期期以为不可。宋认为统兵北上是一着险棋，当前革命军前锋仅及徐州，北方各省均有北洋重兵驻守，这些北洋军绝不会坐看革命军北上，此次北京兵变亦是由于北洋军对革命军猜疑引起的，所以革命军北上必然不可避免和北洋军发生战争，这就等于说是走向南北分裂，过去半年的努力完全白费。宋的话还未讲完，与会的马君武突然站了起来，猛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对宋说：“住嘴！你这个袁世凯的说客，你这个出卖南京革命事业的投机分子。”他一边说一边走向宋，伸手去掌击宋面，孙大总统和黄兴把两人隔开。宋也很生气，认为马不讲理。宋、马不合已酝酿很久，在这次讨论对北方用兵时才爆发。　　卅五、第一任民国政府　　南京方面委曲求全，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后，袁遂于民国元年3月8日以就职誓词电告于参议院，原电如下：　　“南京参议院公鉴：麻（六日）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可。凯以薄德，忝承推举，勉任公仆，谨照三月初六日参议院议决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厚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这篇具有历史性的总统宣誓文，是叶恭绰的手笔，而由梁士诒加以润色。梁士诒这时已是袁的重要智囊，南北和议时，梁任邮传部副大臣代理杨士琦的部务。袁在彰德未入京前，即曾遣人密告梁说：“当前情势，南方军事尚未结束，北方政治头绪万端，正赖燕孙（梁士诒字）居中策划，请与少川（唐绍仪字）预为布置。”　　情势演变至此，南京方面调虎离山，想把袁世凯诱引到南京来的计划是完全落空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便是由临时参议院把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完毕。原来当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成的，其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修改，成为《临时约法》。自民国元年2月7日起，至3月8日止，经过一个月的会议，终将全案通过，3月11日公布。这个《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临时约法》则采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共七章，即：一、总纲；二、人民；三、参议院；四、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五、国务员；六、法院；七、附则。　　责任内阁制本是宋教仁所积极主张的，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其他革命主要干部均不赞成。到了袁世凯做总统，又怕总统权力太大，于是匆匆忙忙地订定《临时约法》，想借这部《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妄为。结果袁把这部《约法》视同废纸。　　从袁世凯通电宣誓的那一天起，到4月1日孙大总统解除职务止，在那20多天当中，袁在北方就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而称“本大总统”，因为袁认为既已宣誓就职，当然名正言顺。其实袁接收职务的手续并未完成，所以那时北京、南京各有一个政府，各有一个总统，各有自己一套政策，实在可说是中华民国诞生时的怪现象。　　袁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就需要忙着组织内阁，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推孙中山先生组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附和。这时也有人主张请黄兴组阁，可是袁自己早已胸有成竹，他心中的人选是他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唐绍仪，唐在被派为南北和议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因为唐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系中，唐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　　3月13日袁世凯正式向南京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　　总理，南京参议院予以同意。3月25日唐绍仪亲来南京，29日列席参议院发表政见，并将新阁名单提请表决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