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第三部分 4３打过长江去(3)解放上海以后，陈、邓的家属们来到了上海，两家人一起住在励志社的那个楼上。妈妈告诉我，自从1945年父亲他们从太行山走向平原后，父亲已极少和家人相聚。妈妈离开太行山后，一直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后来，她带着三个孩子到了邯郸。随着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妈妈和其他二野高级干部的家属们也不断地向前搬家。从邯郸到邢台，从邢台到郑州，从郑州到洛阳，从洛阳到南京。很快，随着解放大军的步伐，妈妈们和孩子们又到了上海。陈家三个孩子，邓家三个孩子，连同大人，每家五口人。有一天，一时兴至，两家大人带着孩子们，一齐亲亲热热地照了一张相。照片上，陈伯伯大腹便便地坐在那儿一副自然潇洒之态。父亲瘦瘦的，依旧是那样沉稳地微笑。两个妈妈，那样年轻，那样漂亮。几个孩子，又是那么那么的小，实在是可亲可爱。这是两个幸福的家庭。在上海，父亲专程去拜望了孙中山的遗孀，共产党的挚友，宋庆龄女士。在上海，父亲带着母亲，找到了张锡瑗的遗骨，将之收敛并放到他们住的励志社的楼下存放。在上海，也有趣事，父亲丢了一支派克笔。有一次，父亲和上海新任市长陈毅去参加一个大型庆祝活动。他们走出办公地点的大门，在众多警卫人员的簇拥和保卫下，去街对面开会。就走过这么一条不宽的街道，就这么几分钟的瞬间，父亲胸前口袋中别着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派克钢笔，就被上海的小偷偷掉了。直到这几年，父亲还对此耿耿于怀，他一到上海就讲这件事儿。他说：“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从1938年走上抗日战场，到1945年打响与国民党之战的第一枪，再到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进行淮海战役、举行渡江战役，直到解放南京、解放上海，已经是十一年了。这十一年的岁月中，父亲栉风沐雨，历尽艰难，却从未病倒过。他虽不强壮，但却健康，为了战争，为了胜利，他也必须保持健康。抗日战争以来，父亲一直坚持每日洗冷水浴，无论春夏秋冬，每日清晨，他都用一桶冷水，从头到脚一注而下。就是十冬腊月，天寒地冻，也从未间断。可是，到了上海，在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父亲却病倒了。他头痛，痛得卧床不能起身。他太累了，实在太累了。中央批准他休假一个月。9月的一天，父亲、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到北京了。在北京，父亲一边治病养病，一边还在向中央报告工作和研究解放大西南的作战。闲暇之间，他还带孩子去北京西郊的颐和园，在秋水潋滟的昆明湖上兴致很浓地泛舟畅游了一番。这是父亲在其45年的生涯中，第一次到北京。他第一次到北京，就参加了新中国的两大盛事。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会上，代表们举手投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后，为了祭奠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挥锹撒土，庄严肃穆地为将要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礼。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这一天起，中国那具有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翻开了完全崭新的一页！邓小平 第四部分 16初到江西(1)1969年10月22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与奶奶和邓林一起，上了一辆来接他们的吉普车，行李由另外的车拉。那一天，是一个阴天，天虽亮了，但仍感昏暗。阴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云厚厚的，空气中充满了深秋的寒意。到了沙河机场，赶紧忙着往飞机上搬行李。飞机机组只让上了一部分行李，说是因为载重的问题。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几个大书箱子，不让上飞机，只好留下以后再说。到了飞机舱口，父亲回首望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看一眼北京。自从1966年被批判起至今三年，他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南海，这次赴机场的路上，又被拉得严严的窗帘挡住视线，什么也看不见。此时，他想看一看北京，看一看这个住了近二十年的古城。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上午九时零三分，在引擎发出的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滑行，加速，并晃动着翅膀飞向天空，飞向那低垂而厚重的云层，渐远渐小，渐小渐远，终为云层所淹没。刚到江西来时的父母亲和奶奶。刚刚解除完全监禁的父亲显得苍老而瘦削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一群接机的人早已在机场等候。父亲下机后，程惠远上前与他握手，自我介绍并微笑着说：“*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一声久违了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一个三辆车的小车队—是小轿车，不是吉普车—行驶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父亲一行三人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坐在车里可以往外看，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感受。一眼望去，江西那绵延不绝的红色的土地，是那样地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三十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父亲经历了苏维埃的战斗生活，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与沉浮，并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迈向了长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真可谓风物依旧“人非昨”。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见刚刚抵达的*，谈话无非是让他们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欢迎”，也算是例行公事。当*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顿之时，随同来赣的“邓专案组”两人，便忙了起来，任务是为邓一家找一个符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可。也算是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任务后，“专案组”人员来到招待所，与*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他们向邓通告了关于住处和劳动地点的安排情况，并问邓有什么要求，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邓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样一个回答，令“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这样明确的表态，实在不像一个“犯了错误”的被审查对象应作的答问。邓随即又对“专案组”人员说：“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人的事我有点担心。”听了邓的回答，“邓专案组”组长说：“关于前一个问题，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作出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这次谈话，是“*专案组”与他们审查的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正式”谈话。“专案组”设立一年多了，他们连与*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当面提审取证了。直到这次送*来江西，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被“审查”的对象，而在完成任务临走之时，才得以与邓进行了“谈话”。这十分钟的谈话，是“邓专案组”与邓的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这真是一个只有在“*”这样一个不可以常理论之的时期才会产生的奇谈怪事。10月26日下午四时，父亲、母亲和祖母三人，离开滨江招待所，由江西省革委会安排，前往他们在江西的住地。车子一路飞驰，穿过南昌市区，跨过八一大桥。从车窗望出去，阳光下，赣江之水浩浩汤汤，闪着如练的银光，一路向东，奔流而去。过了赣江，西行约十公里，到了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车子拐上一条沙石马路，路的尽头一个大门，无人而敞开。这就是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进了校门，一条笔直的沙石大道，路边两排高大的梧桐，树树相连，叶叶相依，茂盛而浓密。绕过为树木所掩映的原步校办公大楼，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漫坡而上，小丘之上，碧绿高大的冬青环绕而成一排院墙。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一座红砖小楼和它灰色的屋顶。到了，到“家”了。这个陌生的、但让人一眼望去就顿感亲切的“家”。两扇灰色的木板院门打开，车子进去。这是一个环形的院落，中间一栋两层小楼，楼前四株月桂。进门楼下一个空空的中厅，右边一个门，进去有一间饭厅，一间厨房。上了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楼上一个起居室，两间卧房,一个厕所。向南一个长长的大阳台，站在上面，一眼望去，满目苍绿。从阳台可以通楼上的另一侧，应是同样的布局，但不由他们使用，也就不得去看。邓小平 第四部分 16初到江西(2)送他们来这里的“邓专案组”人员和江西的其他人，任务算是完成，交差了事走了。有两个人留了下来，一个是由江西省革委会派来的叫黄文华的省军区干事，和一个姓贺的小战士。干事是派来负责监管*及其一家从日常生活到去工厂劳动等诸项事宜的。他的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对邓及其一家，既负有监视的任务，又负有保卫的责任；既要向上报告邓一家的有关情况，又要负责传递邓与上面联系的信件和要求。在他住的房间里安有一部电话，可以随时和省革委会保卫组联系。战士小贺，负责买菜等需要外出的杂事，并“兼职”给他的领导—就是那个干事洗衣服打扫卫生。他们二人住在楼里另一侧的楼下，在以后的江西岁月中，成为在这个小楼中居住的另外两名成员。行李大致搬好，床铺铺好，算是初步告一段落。这时已到了晚上十点钟，大家都已累得筋疲力尽，却还没顾上吃饭。黄文华和小贺到驻在步校的一个炮团食堂买回十几个馒头，又煮了一大碗蛋汤，大家各自吃了。简简单单地吃了一点东西，算是到新家之后的第一餐饭。之后，已经十分疲倦的父母亲和奶奶关了楼下的灯，上楼歇息。夜阑人静，万籁无声。在江西步校的这栋小楼中，三位老人睡在略感潮湿的被褥里，度过了他们羁旅生活的第一夜。当*一家人在江西的住处忙于收拾整理，开始新生活的时候。“邓专案组”人员完成解送任务回京，向上报告如下：“22日送*、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日）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是五七干校，××军××师炮团和原步兵学校留守处住。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十二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名。”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住的小楼。从1969年10月起，父亲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多的谪居生活。父母亲三人住进步校中的小楼后，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三位老人就各自的情况做了一些生活分工。父亲虽已65岁，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儿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块等等。妈妈年龄最“小”，只有53岁，但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轻活细活就由她做，如扫地、擦桌、洗衣、缝纫。奶奶虽已年近70，但她惯于操劳，身体尚好，且最善做饭，因此生火、做饭和与厨房有关的各类事务，均由她全权负责。三个老人，相互体贴，相互照料，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以在困境中保持的乐观精神，以顽强的生存能力，以相濡以沫和互敬互爱，把禁闭之中的羁旅生活过得充实而又充满了生命力。到江西后，可以与儿女通信，母亲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收到信，看着妈妈那久违了的隽秀的字迹，体味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切和思念，我的泪水不住地流，真想插上翅膀立刻飞到他们身边。邓小平 第四部分 17劳动生活(1)生活安顿好之后，父母亲开始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离步校只约一公里，是一个修理农机配件的小厂，全厂共有80来人。北京的人和省里的人来到厂里勘察后，省里通知厂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罗朋，*夫妇要来这个厂监督劳动。省里交待，要绝对保证邓夫妇的人身安全，不许发生围观揪斗，有事直接向省革委会保卫组报告。至于称呼，既不能叫同志，也不要直呼其名，就叫老邓。邓年纪大了，活儿也不要太重，派些力所能及的即可。罗朋，抗日战争时期曾是邓领导下的冀鲁豫军区的一名干部，在太行山曾多次听当时的政委*作过报告，所以，说起*，他一点儿也不陌生。解放后，罗朋曾在北京公安部任副局级干部，1959年反右倾时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江西，“*”后辗转到了这个小小的县级厂子。*要到他的这个厂里监督劳动，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没想到，简直可以说是惊愕不已。虽然*现在是“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但作为老部下，罗朋对邓还是有感情的。接到指示后，罗朋在厂里迅速召开支部会，在全厂做了布置，并专门安排了一间小屋，准备给邓夫妇休息。我们在江西的家——步校小楼的正面。楼上阳台里面是父母亲的卧室，右边一扇窗内是起居室。11月9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吃过早饭后，一起出发去工厂劳动。为了方便劳动，到江西后，他们让黄干事帮助，每人准备了一套卡其布的深蓝色的中山装，妈妈还用松紧带把袖口缩紧，以便做工时用。今天，他们身着新的自备工装，脚踏草绿色军用胶鞋，从大灰木门上的一扇小门中跨出小院，走上了步校红色的沙石路。听着小沙石踩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看着周围满眼的苍翠碧绿，他们的心情是高兴的。出了步校后，他们走在公路上，放眼望去，蓝天、白云、绿树、田野，周围的景物，每一样都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可亲可爱。自“*”爆发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第一次“自由自在”地走着出来，走到“世界”上来，走到大路上来，去劳动，去“上班”，去和世人接触。在禁锢了三年之后，这种感觉，无异于解放，无异于新生。走了约四十分钟，到了工厂。在一间办公室里，罗朋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厂里的情况，然后就到车间。车间负责人姓陶名端缙。像当时不少工厂那样，这里按部队的连、排编制，车间主任就称排长。陶排长厚道直爽，人很和气又很心细。*在他的车间里干活，他很欢迎，是真心诚意的欢迎。陶排长心里是坦然的，什么“走资派”，来我这里干活，就和我们一样。厂里的工人们想的和陶排长也是一样的，老邓年纪大了，放把椅子，累了可以坐坐。老卓身体不好，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安排老邓干什么活呢？这可是费了陶排长的一番心思。一开始，他想让邓干点轻活，就分配他用汽油洗一些零件。但是邓年纪大了手抖，拿不住东西，而且弯腰也困难。洗东西不行，陶排长又想安排邓干点看图纸的轻活儿，结果邓眼睛老花了看不清楚。最后，还是邓自己提出，想干一点出力气的活。陶排长问邓，用锉刀干点钳工锉点零件怎么样？邓立刻表示同意。钳工工作台在车间的一角，上面放着钳工工具。邓看见后很高兴，拿起锉刀便开始干活。陶排长一看，邓完全不像一个新手的样子。他哪里知道，早在40年前，邓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有名的雷诺汽车厂里干过钳工，虽时隔已久，但对这门手艺并不陌生。当听到陶排长意外的赞叹时，邓笑了笑。邓自己也没有想到，早年在法国一边干革命工作，一边学会的这门手艺，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工厂中派上了用场。真可谓世事难料呀。至于老卓的工作，很好安排。她身体不好，可以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在电工班，一个叫程红杏的年轻女工，热情地招呼老卓坐下，一边比画着一边告诉她如何拆线圈、如何洗线圈。旁边都是年轻的小姑娘，一个个笑笑的，和她们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在邓夫妇来厂之前，根据上面的交待，任何人不经许可，不许与他们接触。初来之时，工人们只能向邓夫妇投以好奇的目光。要知道，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的老实巴交的工人，哪见过来头这么大的人物。什么以前的领导人也好，什么现在的大“走资派”大“黑帮”也好，他们都没见过。几天以后，工人们就习惯了。老邓和老卓，同他们一样，每天都来，每天都在一起，干着一样的活儿。没用多久，大家就都熟悉了。那些什么规定，什么好奇，也都跟着消失了。工厂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而对于邓夫妇来说，每日能和工人们在一起，远离政治的漩涡，没有标语，没有批判，没有口号，也不再孤寂。在“*”普天之下皆混乱的情况下，在揭发批判满天飞的险境中，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然和谐地相处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说笑，实在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生活享受。一开始，父母亲从步校到工厂，从大路走，要绕一个大圈子，步行差不多要四十分钟的时间，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他们立即动手，在后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在工厂的后面，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修出了一条小路。从这条小路，只用二十来分钟，就可以从步校径直地走到工厂。邓小平 第四部分 17劳动生活(2)从此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热天寒，除生病有事外，每日清晨，都可以准时地看到，父母亲二人在前，黄干事在后，通过这条田间小道，到工厂上工。在江西的三年时间内，和工人的接触，劳动的本身，成了父母亲不可缺少的、也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生活内容。父母亲每日上午去工厂劳动，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以后，下午在家干些家务活儿。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下午的时光就过去了。简简单单吃过晚饭后，三位老人洗碗擦桌扫地，把剩下的食物放进一个装着纱窗门的碗柜，把火封好，把灯关上。一切安顿完毕，回到楼上，父亲看报纸看书，妈妈和奶奶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每晚八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十点钟，大家散伙，准备睡觉。父亲躺下来后，还要看一个来钟头的书，然后关灯。长年以来，父母亲的生活一直规律，在这里，他们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来江西是监督劳动锻炼，不能光劳动而无监督呀。11月23日，秉承上面的旨意，黄干事上楼，让父母亲对到江西一个月来的劳动和学习写出心得体会。父亲听后，只说了一句：“有事我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的。”步校小楼内楼上的起居室，每天晚饭后,三位老人在此听广播、看报纸、做家务。是啊，转眼间，来江西一个月了，一直忙忙碌碌，安排生活和劳动的事，该给中央写封信了。11月26日，父亲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他写道：“我们10月22日离开北京，当日到南昌，住军区招待所四天，26日移到新居，房子很好。移住后，安排了几天家务，买了些做饭的和日用的家具。11月9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六时半起床，七时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来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父亲详尽地把他来到江西后的生活一一写上。信中他说过得非常愉快，是真心话。新的生活，劳动的锻炼，与工人们的接触，无不令人耳目一新，总的来讲，心情是愉快的。他继续写道：“我们是在新建县（南昌市属，距南昌二十余里）县办的一个拖拉机修造厂劳动。这个厂原是县的拖拉机修理站，现扩大为修理兼制造的厂，全厂八十余人，除劳动外，还参加了两次整党会议和一次大干年终四十天的动员大会。厂里职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很照顾，我们参加的劳动也不重，只是卓琳心脏病较前增剧，血压增高到低一百高二百，吃力一点，但她尽力每天上班。”把生活和劳动的事情写完后，父亲在信中表示，决不辜负主席和党的关怀，决不做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事情，努力保持晚节。最后，他写道：“因为要熟悉一下，所以过了一个月零四天才给你写第一封信，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向你作一次报告。如有必要，请将上述情形报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虽然到了离京千里之遥的江西，父亲仍像在北京时一样，用通信的方式，保持和中央的一线联系。随同这一封信，父亲另外写了一封附函。函中提出：来江西时，“因飞机超重，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书籍差不多全未来，原说由火车托运，至今未到。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如决定留在北京，也请方便时告诉我们。”汪东兴收到信后，送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看了。关于未到的行李等事，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办。不久以后，所有的行李和书箱全部运到了江西。收到行李，父亲就知道，他的信，汪东兴收到了。证明这条信息的渠道还是畅通的。在别人的帮助下，父母亲把那几个沉甸甸的大书箱搬到楼上，撬开钉子，打开木板盖子，掀开盖在上面的报纸，一本本新旧不一的书呈现在眼前。这是多么珍贵的书呀，这是千里迢迢从北京运来的书呀。有了书，生活的内容，顿时增加了不少的色彩。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外国文学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静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邓小平 第四部分 18回家了(1)1969年的10月，在陕西富县插队的我，收到了妈妈从江西的来信。是妈妈的来信呀！我把信揣在兜里，攥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最让我高兴的，是妈妈信里说，允许他们和子女见面，也就是，允许子女去江西探亲。我兴奋极了，兴奋得觉都睡不着。我想回家，想回家去看几年未见的父母亲，想回家去看带我长大的奶奶。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被“管制”的“可教子女”，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没有队里和公社的批准，我不能擅自离开队里。去五里路外的公社都要请假，更何况回家去看我的“走资派”父母。我把母亲的来信拿出来，向大队申请回家。大队说不能决定，要请示公社。到了公社，又说要请示县里。到了县里，则说要请示延安地区。最后地区来了消息，说要回江西，必须要有江西省革委会同意的证明。回家探亲，还要证明！跑了半天，就是这么个结果。我又气又急，赶紧写信给母亲，让他们尽快想办法让江西省革委会发来同意探亲的证明。母亲接到我的信后，即请黄干事报告江西省革委会，请他们出具证明。省革委会却说他们决定不了，要向北京中办报告请示。经过努力，江西省革委会终于出具了相当于同意的证明。这就是说，孩子们可以回来探亲啦。在陕北，日日盼，夜夜盼，盼了一个多月，我得到了通知，可以回家了。我一听就乐得合不上嘴，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东西，背上背包就要走。从村里走到县城，从县城坐汽车到铜川，从铜川坐小火车到西安，再坐火车到郑州，从郑州坐火车到株洲，再坐火车到江西向塘，再坐小火车两小时，总算到达江西南昌。步校小楼中父母亲的卧室,简朴而洁净。每晚睡觉前,父母要在这里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从插队的村子里出来到江西南昌，花了整整的七天七夜。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革委会，终于来了个人说要带我“回家”。……“妈！妈妈！爸！爸！”我跑进楼门，跑上楼梯，跑进屋里，一眼看见爸、妈。爸、妈两人坐在椅子上，爸腿上盖着一个毯子正在看书，妈正在缝着什么。我扑上去，一手一个，搂住了他们。这时，他们才缓过劲儿来，也不管我的脸是脏还是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边亲了起来。泪水在我的脸上淌，也在妈妈的脸上淌。我们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一起，泪水也流在了一起。这时是1969年的12月上旬。在北方，在陕北黄土高原，初冬已经来临，虽然还未下雪，北风已开始凛冽。但是，在南国，在江西，在南昌，在步校，却依然是阳光和暖，梧桐碧绿。这小楼，这小楼周围的冬青，这小楼前的桂树，这小楼后的柴房，无一不让人感到可爱可亲。到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爸爸妈妈在这儿，这儿就是家。妈妈和奶奶领着我，在房前屋后转了一个够。真是什么都让人感到新鲜，小柴房的木板墙缝中透过的亮光，刚刚劈好的木柴散发的清香，奶奶往灶中添柴时发出的哔剥响声，火苗在炉中耀眼闪烁的跳动，啊，还有几只养得肥肥的母鸡，咕咕叫着在厨房后的沙土地上叼啄石子儿。洗过澡，换上妈妈的衣服，我可真正是焕然一新。又吃到奶奶做的饭啦，真香真香。爸爸、妈妈、奶奶和我，一人一方，围坐在小方桌边，他们连筷子都没怎么动，光看着我一个人吃啦。我一回家，闹得鸡犬不宁的这点乱哄哄的气氛，到了晚饭后，总算消停了下来。我们一家人回到起居室，我紧紧地挨着妈妈坐着，他们问我答，我问他们答。几年没见的话，真想一下子全都说完；几年没见的问题，也想一下子全都问完。我们在明亮柔和的灯下，聊呀聊呀聊个不停。夜越深，声越低，但话却说也说不完。我坐在妈妈身旁，摸着她身上穿的奶奶来江西后新做的厚棉袄，软软的，暖暖的。听着她们说话，好像是音乐，好像是梦境，乍来时的亢奋转换成了一种绵绵的适意。陕北的黄土高原，七天七夜的火车汽车，都似已变成了遥远的记忆，飞向了天边。晚上，和奶奶挤着躺在一个床上，盖着刚刚晒过的闻起来还有太阳光味道的被子，窗外无风无雨无声无息，一会儿不到，我就梦里去也！……没有节日的鞭炮，没有过年的喧闹，我们一家人同样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安安静静地送走了1969年，安安静静地迎来了1970年。1月初，飞飞回来了。省革委会的人从南昌把他送到步校，使全家人都意外地惊喜了一番。两年多前，从中南海被赶出来的时候，飞飞只有十六岁，人瘦瘦的，个子也不高。可今天出现在父母面前的，却是一个高高大大、道道地地的男子汉。妈妈看见儿子喜极而泣，但在高兴的同时，冷静而坚决地让他把所有的脏衣服脱在大门外面，直到彻底清理之后，才让飞飞进屋坐下。奶奶让我把收藏起来的苹果拿出来。我问飞飞：“吃几个？”飞飞说：“先来五个吧！”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递，飞飞一个接一个地吃，最后一数，他一口气竟然吃了十二个。我们围着他，七嘴八舌地审问：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1月份了才回家？原来，飞飞和几个同学盘算，别人都去“大串联”过，他们却没赶上，哪儿也没去过，不如趁农闲之时游历一下几大名山。他和三个同学，从山西忻县插队的地方出来后，就去了五台山、华山、泰山。他们背着一个小挎包，就跑了这么一大圈。“大家分手各自回家后，我到江西。……在南昌，我实在太累了，在公园里一个长凳上一躺下就睡着了。要在别的地方，根本没人管，可在这儿，又被工人纠察队给抓起来了。我说我要到省革委会找人，他们看我这个样子根本就不相信，结果问了省革委会是真的，才把我给放了。”邓小平 第四部分 18回家了(2)飞飞一边吃苹果，一边眉飞色舞地说，很有些得意之色。接着我和飞飞又大讲起来，什么地方武斗啦，什么地方造反派连枪连装甲车都用上啦，什么地方插队学生没吃的饿得去抢老乡的面呀馍呀。这些事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面“闯荡江湖”的插队学生来说，实在是说怪不怪，司空见惯。我们说起来兴致勃勃，洋洋得意，没注意到在一旁的妈妈和奶奶听得目瞪口呆。爸爸一直没吭气儿。我们说完了，侃完了，终于歇口气儿的时候，他认真而且严肃地说了一句：“你们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听爸爸一骂，我和飞飞刚才那股子滔滔不绝的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们两个人转脸相对，吐了一下舌头，噎回去了。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父母亲从1969年11月起到1973年2月，在这里劳动了三年多的时间。我和飞飞不再只顾高兴瞎胡闹了，从头讲起，把“*”以来最疯狂、最丑恶、最残酷的事实真相和盘托出。我们慢慢地讲，父亲他们慢慢地听。“*”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了解了，知道了，完全地明白了。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眉头紧锁。他能说什么呢？才三年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这样意想不到的变化。父亲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感的老共产党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不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不能说。在千里之遥的江西，身处羁旅与禁锢，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沉淀在心底。不管世界怎样地变化，不管运动怎样地发展，我们一家人在江西的生活，照常进行。只是飞飞回来后，家中的欢乐，又增添了许多。邓小平 第四部分 19不变中的变数(1)古语说，福兮祸所伏。也就是说，在你愉快的时候，不愉快的事就会接踵而来。不幸的是，古语所说，往往准确。刚到江西来时，父母亲每月工资仍按被打倒前一样照发，父亲是行政二级，四百零四元（“*”前规定，中央一至四级工资都是四百零四元）；母亲十二级，一百二十元。但1970年1月，他们收到的，却一共只有二百零五元。妈妈请黄干事问问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时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在北京被批斗得最凶的时候都没有减少或扣发的工资，到江西两个月后突然扣发—或者照上面的说法，改变为生活费，按“*”以来处理政治问题的一贯做法，这一定不只是个钱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发生，让人不禁要联想许多。这是不是政治问题变化的新的风向标？是否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政治动向？这个政治动向又会是什么？工资改成生活费，在1970年一开年，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安和猜疑。父亲在工厂里的钳工工作台和工具。2月9日，父亲提笔再给汪东兴写信。信中首先通告情况，父亲写道：“上次写信后，到现在又有两个多月了。这期间，我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情况，同上次报告的没有什么变化，每天仍是上工厂（劳动时间减少了一小时），看书，读报，听广播。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中，父亲给中央写信，除了有关的政治问题外，凡提出要求，就是为了孩子。在这封信中，他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团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他写道：“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二十八岁了，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在为孩子的事提出请求后，父亲提到了生活费的问题。他写道：“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二百零五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饭二十五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十元），两个大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约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一百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这句话既是对组织上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讲的。信写完后，父亲意犹未尽，他提笔再写，提出：“小孩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信的结尾，父亲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信送走，虽没有得到答复，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变化。政治上没有不好的变化，是好事，但经济状况改变，家中的生活也必然有所改变。首先，父母亲在平时就已相当俭朴的生活开销上，进一步节省。但光是节流不行，还得开源啊。寒冬一过，初春刚来，父母亲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荒”种菜。我和飞飞插队学过农活，正好派上用场。飞飞有劲儿，自称“种庄稼的老经验”，“开荒”自然是他的事儿。没多久，地就挖好了，爸爸用锄头把地修成垄分成畦。妈妈搬个小凳，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外捡石头砖头。奶奶再把涮锅涮碗的水，全都倒在地里。全家合力，院子前面一大块地不久就开好整好了。战士小贺帮我们买了些菜籽，有辣椒、蚕豆、豇豆、西红柿、茄子、小白菜等等。我们挖好小坑，撒上菜籽儿，一畦一样，盖上土，再浇上水。新开出的菜地，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清香。在院子后面的小柴房前，我们也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了丝瓜和苦瓜。新买来的几只小鸡，跟在大母鸡的身后，叽叽叽叽叫得欢，原来空旷的院子，顿时充实生动起来。邓小平 第四部分 19不变中的变数(2)春天来了，一家人团聚已经三个月了。其中之喜，其中之乐，可想而知。不过，相聚欢乐，终有别时。3月来了，北方的春天也将来临。春耕春种在即，插队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所在的公社大队。飞飞也要走了。儿子，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但父母亲，依然离情难却。妈妈自然是控制不住，早已眼泪涟涟。而父亲的伤怀，却是内在的。他还是那样无言，还是坚持去工厂劳动，却在劳动时突感不适，脸色苍白，满额沁出了冷汗。妈妈闻讯，赶忙和工人们一起扶他坐下。妈妈知道父亲一定是犯了低血糖的老毛病，她问旁边的工人，有没有白糖，说喝一点糖水就会好的。女工程红杏赶快回到在厂区的家中冲了一杯糖水拿来。父亲喝了后，略感好转。工厂内没有汽车，陶排长找了一辆拖拉机，自己开着，把父母亲送回步校，并将父亲扶送上楼躺下休息。工厂工人们为父母亲特意修出的一条通往步校的小道。我们把窗帘拉上，让父亲静静地休息。我们都知道，父亲这次犯病，完全是因为儿子走的原因。在父亲的心中，家庭、亲人、孩子，是他最珍贵的，也是他现在所唯一拥有的。儿子远行，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他虽口中不说，却不能不思，不能不想，不能不忧。飞飞走后不久，我也要回陕北去了。我真不愿意走呀。我不在乎回到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的生产队里去，干农活，吃黑糜子馍吃杂面吃糠。我所担忧的，只是他们三个老人。我们一走，留给他们的，就只有离情，只有期盼，只有无尽的挂念。走在陕北高原绵延不绝的黄土塬上，我心所思，我心所想，就是一个念头，时间快快地过，快快地过，到了秋天，收了庄稼，就赶快回家，像空中的飞鸟一样，插上翅膀，飞回家。邓小平 第四部分 20不安定的“平静日子”(1)1970年到1971年这两年中，政治舞台上跌宕起伏，突发事件目不暇接，真个是热闹非凡。先是庐山会议上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争公开化，后是“九一三事件”，*集团退出政治舞台……。但在江西南昌城外望城岗步校的*和他的家人，却照旧平常而又“安静”地过着他们的被监管生活。南昌，是中国有名的大火炉，这里的夏天，真热呀！在南方呆惯了的人可能好多了，但久居北方的人，乍一到此，实在太不习惯了。可是，再不习惯，日子也还得过呀。在家还好，没人看见，就背心裤衩吧，少穿点。但每日去工厂，总还得长裤长衣吧，本来就热，一劳动一做工就更热。父亲做钳工，每锉一下就要出一身汗，几下之后衣衫就为汗水浸透。母亲看他大汗淋漓的样子，劝他锉一会儿坐下来休息一下。父亲说：“不是不坐。一坐下来，我就站不起来了。”毕竟是六十六岁的人了呀。每次从工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用凉水痛痛快快地擦个澡。所谓凉水，也不是真的凉，跟手的温度所差无几。晚上睡觉，草席热，换篾席。篾席还热，就把席子上擦上水，再在地上洒上水，感觉上就会凉快点儿。半夜热醒了，就再擦个澡，再洒点水。最讨厌的是天一热，小山丘又高，自来水就上不了楼。父亲在家中算是壮劳力，从楼下往楼上提水的重活儿自然由他来干。有的时候，自来水连小山丘都上不来了。楼里没水，就得到院子外面去担水，父母亲是不能随便外出的，担水的“重任”只好由战士小贺承担了。小贺是个老老实实、厚厚道道的孩子，在两年的时间里，忙里闲里，帮了不少的忙。生活就是这样，有乐就有苦，有苦也就必有乐。只要你能努力适应生活，生活就会给你以回报。步校小楼后面的木板柴房，当年里面堆的都是父亲劈好的柴和砸好的煤。在院子里，春天种下的各种瓜菜，早已长高长大。由于人勤肥足，苗长得壮，结瓜结果便又早又好。这下子可好了，家里不但不用买菜，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还使得院子里一派生机盎然，看了就让人喜上眉梢，心情舒畅。盛暑的时候，大姐邓林告假成功，回了一次江西的家。邓林从小身体不好，是父母亲最担心的。这次团聚，父母亲自然要详细地询问她在宣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邓林告诉父母，她和学校的同学们是在一个部队里“接受再教育”，虽然毕业领工资了，但却不算正式分配。邓林和同学们在一个造纸厂干了半年的活儿，以后就是纯粹地“修理地球”了。种水稻，拔豆子，什么活儿都干过。干活儿不怕，再苦再累也能坚持下来。最难过的是由军队管着，政治气氛太浓，精神上时刻处于高压之中。为了一些说来就来的政治“审查”，邓林心情郁闷，精神上也总是承受着压力，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她羡慕在农村的弟弟妹妹。在农村，生活虽然苦，但精神是自由的。她羡慕弟妹们，更想念弟妹们，就把一个月四十六元的工资，除生活所用外，全都买些棉鞋、罐头什么的，给弟妹们寄去。她想回家到江西探亲，请了很久的假，连里却一直不准。现在可好了，回家了，没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审查”了，又能自由自在地和父母亲人在一起，想起来就像在做梦一样。学生连给的假期短，在家里呆不了多少时间，邓林想多尽点女儿的孝心，尽量地帮三位老人多出点力，多干点活儿。转眼间走的时候到了，心里头真不愿意呀。一直拖呀拖呀，拖到最后一天，不能不走了，邓林只好拿起背包，与三位老人洒泪而别。女儿走了，又只剩下了三位老人。好在这个酷热的夏天，就快要过去了。到了9月，秋风虽还未来，暑气已不再盛。不经意之间，房前四棵桂花树，一下子开满了金黄色的桂花。花儿开得真多，绿叶之间，枝梢之上，全为一片金色覆盖。桂花美，桂花更香。这香，香得醉人，香得悠远。这香，轻轻飘去，数里之外皆可闻之。奶奶和妈妈在树下铺上塑料布，抖动树枝，桂花朵朵纷纷而落。她们把花收好，再用白糖腌在瓶子里，做成桂花香料，等孩子们回来时，好给他们做最好吃的桂花糖馅儿包子。前面所提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政治风波，父亲并不知道。1970年9月份，从新闻中听见召开了全会，他便于9月13日给汪东兴写信，对全会的召开做个表态，并请汪东兴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汪东兴将此信呈报毛泽东阅。毛泽东看了，还批给*、周恩来和康生阅。来江西快一年了，父亲一直用这种方式保持和中央的联系。虽然他并不能确定毛泽东本人是否能够看到这些信，也不能确定这些信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他仍旧坚持不辍。在写上封信的同日，他还给汪东兴写了另一封信。第一封信是谈政治的，第二封信，是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他的家人的事情。在父亲心中，家庭仅次于政治，十分重要。他在信中写道：“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内，还种了点菜蔬。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三十元，伙食二十五元外有五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然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一在山西忻县，一在陕北富县，一在汉中宁强县。”邓小平 第四部分 20不安定的“平静日子”(2)父亲在信中，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父亲的个性，一向只重大事，而现在，却不厌其烦地写家庭生活琐事。他是以此一边向中央通报情况，一边留了一份心思：保持沟通，如果家中一旦有事发生，好找中央帮助解决。父亲要用写信的方式保持和中央的联系，但又保持了节制和分寸。一般来讲，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信。但在上述信发出仅一个月后，10月17日，他又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那是因为，他们刚刚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父亲每日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车间外景。这个消息，对于三位老人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等等，都使他们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父亲写道：“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六十七岁了。卓琳虽只五十五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一百上升到一百一十六，高压一百八十几），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妈妈消灭虱子，用开水把我的毛衣煮得变成这么小，连扣子都扣不上了，还得妈妈来帮忙。从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焦虑的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三位老人无力照看，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这样万般无奈的境地，父亲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信送走后，三位老人别无他法，只有每日焦急地等待回音。总算是苍天不负人，不久，上面通知，送邓朴方来江西的决定暂时作罢。父母亲三人，至此方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秋天又来临了。秋天，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季节。秋收完了以后，农闲时节到来，插队的学生们像候鸟一样张开翅膀，纷纷返回家园。我和弟弟飞飞也分别回到了江西的家里。1971年的新年到来了，那是一家人欢乐团聚的时刻。一家人高高兴兴的，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全都置之脑后。新年过后不到一个月，又过春节。这时，二姐邓楠也从陕西汉中请假回家。从1967年被赶出中南海之后，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人在一起团聚—除邓林和朴方两人外，全家人都沉浸在团圆和年节的喜庆之中。春节来临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聚在桌旁，有说有笑地吃年夜饭。看到儿女们一切都还平安，老人们甚觉安慰。父亲一高兴，多加了一杯酒，在灯光的照射下，脸上红红的。邓小平 第五部分 21朴方的遭遇(1)正当我们一家人在江西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时，一场不幸，在遥远的北京发生了。有那么一些人，看到朴方安安稳稳在三○一住院治疗心里就不高兴。他们总想在朴方身上做些文章，最起码也要把他赶出三○一去。前一段，他们要把朴方从三○一医院弄出来送江西，因父亲写信给中央而没有得逞。元旦一过，他们就又动手了。步校小楼中的餐厅。陈设虽然陈旧,但却令人怀念。1月21日，离农历春节也就还有一个星期了。医院的病人们都在忙着，有的接待提着大包小包前来探望的亲人，有的则收拾东西准备出院过年。而朴方却在这一天，被几个北大的人，不由分说地送到了位于京郊清河镇的北京市社会救济院。那时候的北京，城市老旧，交通也不方便。清河镇，对于当时的城里人来说，可真远啊。社会救济院里，收容的都是残废军人、军烈属，还有无依无靠无人照顾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残废小孩。整个救济院内房屋陈旧，卫生条件就更差了。按朴方的情况，截瘫部位这么高，没有地方借力，连自己翻身都不容易。从三○一医院被遣送至此，生活艰难如此，朴方的心，已不是凄凉二字可以形容的了。只有一点令他略感安慰，就是这里的病友对他都很好。到了江西，奶奶成了厨房“掌柜的”，又要节省，又要让大家吃好点，她的眉头怎么能舒展呢?27日，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春节。我们的小姑姑邓先群和姑父栗前明，从工作的天津回北京过年。初一，他们提着东西，去三○一医院看望侄儿，到了那里才被告知，朴方已被转走了。姑姑、姑父一听，心里就着急了，赶紧赶到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朴方。回家后，姑姑和姑夫立即给在江西的大哥大嫂写信，详细地向他们通报了朴方的情况。姑姑不仅为朴方的处境担心，也为大哥大嫂怎样面对这个问题而担心。她忧心忡忡地在信里写道：“究竟怎么办好呢？如果把他留在那里，能保证有个人给他洗尿布，维持他基本的生活，但他仍很困难。如果跟你们在一起，有些好处，但问题更大了。你们都是上年纪的人了，他才二十几岁，你们活着能照顾他，那以后怎么办呢？就是眼前，你们也没有多大能力来照看他，你们的身体也不好，自己能料理自己的事就算好了。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靠组织好。胖子（朴方的小名）的问题是比较难的。我特别希望能把他治疗得能够自己大小便了，然后到一个小工厂做些工作就更好些。”信的最后，姑姑怕哥嫂得知这些情况后着急，特别写道：“希望你们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一定要慎重，仔细考虑出一个处理的办法来。”记得那时，正是刚刚过完春节。我们一家人忙碌着送走回来探亲的邓楠，父母亲也开始像往常一样地去工厂上工。正在一切恢复日常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姑姑的来信。读此信后，看到灾难从天而降，朴方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原本沉浸在欢愉之中的一家人，顿时变得又悲又愁。妈妈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儿子落到这样悲惨的状况？她不会让儿子就这样留在北京。她只有一个愿望，要想尽办法，让儿子快快来到她的身边。在这种时候，还是父亲做主。2月3日，也就是收到姑姑信的当天，父亲就毫不犹豫，立即提笔，给汪东兴写信。奶奶是厨房总管，这是她在厨房门口“工作”时的样子。父亲在信中写道：“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什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料理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好做准备，免得临时仓猝。静候你的指示。”从上述信中，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做父亲的殷切的爱子之心。父亲和母亲一样的坚定，即使无人帮助，即使自己已年近七十高龄，也要把儿子接回来，也要自己照顾儿子。对于已经下定了决心的父母亲来说，没有他们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把信交江西省革委会转送汪东兴。信是送走了，等来的答复却让他们十分失望。江西的人让他以后不要再写信了。不要再写信了，也就是说，以后有事不能再给汪东兴写信了。要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条和中央联系的渠道啊。不让再写信，意味着什么？这是中央的意思，还是江西的意思？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可问。儿子在北京受苦，父母亲在江西焦虑。上封信已经送走，又不让再写信了，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无奈而又不安地等待。日子一天天过去，都到了5月了，中央那里还是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在北京的社会救济院里，朴方逐步适应着新的环境，也开始熟悉了那里的生活。但是，他没有想到，已经落到这样的地步，学校中的一些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有一天，北大派人来救济院，通知他，学校决定取消他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就是开除党籍。有病不能看，有家不让回，党籍也给开除了，这么大个天地之间，真的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了吗？不行，我要要求治病，我要要求回家，不能就这样一个人困在这里！邓小平 第五部分 21朴方的遭遇(2)一天的清晨，太阳刚刚出来，朴方就让人帮忙，坐上一个破旧的手摇轮椅，从清河救济院出来。他要进城，要去中南海，要去上访。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当太阳高照在头顶的时候，朴方终于到了中南海西门。里面的人先是让他离开大门，到对面远远的地方等着。等了很久的时间，好不容易出来了人，却又叫他到中南海对面灵境胡同一个院子去。朴方好不容易把轮椅摇到那里，刚进院门，就来了几个人，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车抬到一个吉普车上，关上车门，又把他送回了清河的社会救济院。步校小楼中父母亲的卧室,简朴而洁净。每晚睡觉前,父母要在这里看一两个小时的书。这次上访，费了这么多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结果被人就这样地扔了回来。但不知是不是朴方去中南海“上访”起的作用，6月的一天，北京终于决定把朴方送到江西。儿子回来了，五年没见面的儿子回来了。从2月一直等到6月，父母亲终于把儿子盼了回来。可是，这个儿子不是像其他子女一样欢蹦乱跳地回来的，而是让人连同轮椅一起抬着回来的。儿子回来了，本应有说不完的话，可父子相见，却相顾无言。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呢？一道伤心的目光，代表了一切一切。为了照看胖子，三位老人分了工，父亲照例干最重的，比如帮助翻身、擦澡。妈妈干最脏的，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奶奶做饭送饭，还帮着妈妈洗衣洗物。家中来了一个残疾的儿子，三位老人顿时忙碌了起来。不过，尽管如此，父母亲还是尽量争取白天不耽误去工厂劳动。南方的夏，本来来得就早。1971年的夏，又是一个极热的夏。又要到工厂劳动，又要做家务，夏日本就不容易过，现在还要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儿子，老人们的艰辛，实是一言难尽。而朴方本人，瘫在床上，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天这么热，用手摸去，床上的木板比手还热。躺在那儿不动还会不住地冒汗，而他则还要用两只手，抓着吊环，使足全身的劲儿支起身子或翻个身子，每动一下就足以衣衫湿透。为了怕胖子长褥疮和蹭破皮肤，父母亲每日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还搽上粉，以保持干净保持干燥。这个夏天，是父母亲来到江西后，过得最忙最累的一个夏天。冬天的江西真冷啊。全家就靠这一个小小的炭火盆取暖。因为哥哥在家，老人们忙不过来，就把我从陕北农村叫回来帮忙。对于我来说，能回家，比什么都好。回家后，首要任务就是帮三老干活儿，给哥哥翻身之类的事情也由我来“担当”。朴方在家里整日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每日只有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还特会动手，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儿。看着他二十七岁的大好年华，一身的学问和技能，却只有瘫痪在床终日闲居，父亲心有所思。一天，在工厂，父亲问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陶排长好奇怪，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父亲说，他的儿子朴方在家里闲着，朴方会做一些机电和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干就好了。陶排长听后明白了，和老邓相处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已很有感情，他真想能够帮上这个忙，但苦于厂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父亲还不甘心，又问陶排长：“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老邓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排长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老邓：“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南方的暑热还未退尽，北方的政坛上出现了爆炸性的事件。1971年9月13日，*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11月6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100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80多人十分郑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件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不亡，天理不容！”邓小平 第五部分 21朴方的遭遇(3)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