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全于５月２２日致袁世凯密电报告说：“在宁亲见克强（黄兴字）办事情，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均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涉。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猜虑。”⑦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至６月中旬，近十万革命军队已有三分之一遣散了，三分之一回原来各省，余下的三分之一江苏本省供饷编成三个师：分别以章梓（第一师）、冷（第三师）、陈之骥（第八师）为师长，６月１４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南京留守处，解除了黄兴的职务。　　在辛亥革命高潮中，广东革命党人所组织的军队也是比较多的。１９１２年初有三个师，此还有三万多民军。在南京留守处遣军队的同时，袁世凯通过同盟会军人强令民军解散，又裁减了一个旅，到１９１３年３月只剩下一个旅，钟鼎基和苏慎初为师长，旅长有王肇基、叶举、罗炽扬等。湖南都督谭廷“虑兵多为患”，大力裁减湘军，到１９１３年３月已遣散五万余人，由１９１２年初的五个师减到一个师。同时，江西也裁减了一个师。山东烟台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则被全部解散。安徽都督柏文蔚将驻安庆的一个混成旅和驻芜湖、庐州的第十五师等队伍裁并为一个师，自己担任师长，以胡万泰、龚振鹏为旅长。四川民国元年２月有五个师，经过裁减遣散，到次年３月只剩下两个师。另外，“保路同志军”几乎全被遣散，有的甚至被加上“会匪”的罪名，遭到残酷镇压。据一些材料统计，在１９１２年２月至１９１３年３月间，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五省共裁减军队十六个师，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武力，使他们在发动“二次革命”抵抗袁世凯北洋军时，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　　当时，也有一些革命党人识破了袁氏裁军的阴谋。如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３日，参议院开秘密会议，讨论裁军方案，段祺瑞出席作报告，一位同盟会议员当场质问他：“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⑧有些同盟会军人对袁世凯也表示不信任。如辛亥革命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招募军队在三师以上，南北“统一”后陆续裁减一师。当北洋政府命令他继续裁减，并指责他“拥兵自卫”时，他据理反驳说：辛亥革命时借垫军饷四百万元，无法偿还。此事一日不料理，一日不能遣散。后来，由于欠饷日增，又被解散一部分。福建第１４师师长许崇智“屡次秘密开会运动军官”，反对裁军。袁世凯即电调许崇智入京，企图“俟其到京当羁留不遣”。⑨许崇智回电谢绝“内调”，袁的诡计未能得逞。１９１３年３月中旬，梁士诒以省亲祝寿为名回到广州，要求广东都督胡汉民继续裁减军队。胡表示为维持本省秩序，目前军队必不可少，“总统解散地方军队的政策是不可行的”。袁闻讯很不高兴。⑩江西省民国元年２月有军队三师一旅。江西都督李烈钧在裁减了一部分“无战斗力”的部队后，便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理由，保留了赣军两师一旅，以欧阳武、刘世均为师长；并控制着江西境内长江沿岸各炮台，拒绝北洋府陆军部接管。而且。为了装备赣军，他领取南京留守处护照，通过上海外商洋行购买步枪七千枝和子弹三百万发。当这批军火于１９１２年底运抵九江时，袁世凯以“擅买军火”为口实，命令九江关予以扣留，并派海军监管。李烈钧以“袁世凯防赣省如寇仇”，实难容忍，立即指令蔡锐霆和陈庭训率领赣军把军火夺回。这件事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立即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军舰六艘到九江示威；并有意制造了汪瑞事件，妄图压服李烈钧。　　原来，袁世凯一边裁减革命军队，一边推行“军民分治”，昔以削弱南方各省都督的权力，打击革命势力。１９１２年６月中旬，袁世凯派袁乃宽到武汉，要求黎元洪发起实行“军民分治”。当时，黎在和同盟会的斗争中正迫切需要袁的支持，自然不敢违命，遂于７月１日通电各省，倡议实行“军民分治”，即都督专管军事，另由“中央”派民政长治理民政。黎还表示湖北愿意首先实行。袁世凯立即回电说：“疚疾曰急，今得良剂，天存吾华，必由于此。十害三无，怵心刿目，西儒所谭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今有我公，以身作则，祸机之息，新邦之固，共可决矣。”[1]北洋系统的各省都督亦群起应和。但是，江西、广州、安徽、福建、江苏等九省都督却激烈反对“军民分治”，有些省公开唱对台戏，通电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由省议会自选民政长。袁世凯不顾九省都督反对，强令推行“军民分治”。　　在任命各省民政长时，他仍采取裁减军队时的策略手腕：对湖北、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或让都督兼民政长，或令都督荐举人选，以换取这些都督的支持。对同盟会员做都督的各省，则派北洋派官僚或清末与北洋派接近的老官僚担任民政长，“厉行分治”。如派孙多森到安徽，张元奇到福建，陈昭常到广东，这些安排，他事先都征询了各省都督的意见，唯独江西民政长，袁世凯有意不与李烈钧商榷，突然于１２月１６日任汪瑞，并命令汪立即赴任。[2]李烈钧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鼓动赣军将领蔡锐霆和陈庭训以及省议会反对，结果汪到南昌不几天就被赶跑了。袁本想借任命汪来显示“中央”的权威，发泄对李烈钧夺回军火的怒气，没料到再次失败；遂大发雷霆，通电各省不点名地指责李烈钧“生性好乱”，“破坏统一”；最后又威胁说：“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绵力，殄此幺么！”[3]尽管袁氏叫得很凶，可是由于当时他还没有取得帝国主义的贷款，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他没有敢解除李烈钧的职务，而仅派王芝祥前往查办。这件事一直拖１９１３年夏天，就成为他首先派兵进攻江西的借口之一。　　注释：　　①据１９１２年冬陆军部报告：全国陆军九十五万九千八百零八人：其中安徽三万八千，已裁一万二千；江苏六万九千；广东五万九千；江西二万；福建三万三千；湖南五万一千；南京归并各军三万四千；湖北八万；云南三万九千；广西三万六千；贵州二万七千；四川五万四千。　　②《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ｃｗｓ），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１４１。　　④《民国经世文稿》，上海经世文社１９１４年版，第２册，页３３。　　⑤《袁世凯致燮和函》，１９１２年。　　⑥《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４月６日。　　⑦《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２日。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⑧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３５。　　⑨《袁世凯致岑春煊密电》（原件），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⑩《广东的形势》，《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０日。　　[1]《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５，页２５。　　[2]汪瑞是与北洋派接近的老官僚，清末历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署江西按察使等，政治上支持袁世凯。　　[3]同⑥，１９１３年２月９日。对革命党领袖大施骗术　　袁世凯为瓦解革命党人的力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既有赤裸裸的进攻，也有甜言蜜语的拉拢，不失时机地交替使用这两手，这就是他所谓的“拔木之术”。辛亥革命时，他忽而猛攻汉阳，忽而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使人感到无从捉摸，曾有人托其左右亲信探问他的真实意图，他得意地说：“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拨，木必断折，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我之忽进忽退，即我之从摇撼下手。”现在，他又用这种“拔木之术”来对付同盟会。　　由于袁世凯向同盟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攻势：逼走唐绍仪、威胁参议院、裁减革命军及杀害张振武等，使得他和同盟会十分紧张。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矛盾，他赶忙变换手法，于１９１２年８月邀请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入京，商议国家大事，并派广东人黄某专程赴上海劝说孙、黄北上。同时，他对黎元洪也发出邀请。黎与他刚刚合谋杀了张振武，正受舆论的谴责，不敢贸然进京，婉言拒绝。孙中山自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在南方各省旅行，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的修筑铁路，来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对于同盟会与袁之间的冲突，他一直抱着和平解决的善良愿望，并公开表示他不再竞选正式大总统，“尽让政权于袁氏”。为了用诚意去感化袁世凯，他毅然决定北上。　　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孙中山到达北京。事前袁世凯把他办公用的外交部迎宾馆腾出来。作为孙中山的下榻之处，又命令以迎接总统的隆重仪礼接待，派出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在前门车站欢迎；并用他自己所乘坐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将孙中山交部迎宾馆。次日，孙中山前往总统府拜会袁世凯。袁亲至大门口迎接。这是两人初次会面。２７日，在总统府举行欢迎宴会，袁世凯致辞说：“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９月１１日，黄兴也到达北京，同样受到袁世凯极为“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谈十三次，每谈话都有梁士诒陪同。因为梁和孙中山是广东同乡。袁世凯总是装出虔诚的样子，恭听孙中山的义论。每当孙中山谈到中外情况和个人抱负时，他常常随口应和，连声赞叹。有一次，孙中山讲“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次，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说到这里，孙中山心想袁世凯必反对。谁知他“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①这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惊讶。　　袁世凯谈话时，总是“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他说：“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孙中山表示：“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②袁氏“诉党派竞争之苦”。孙中山慨然应允尽力“调解”，并表示自己“从此当事社会事业”，放弃竟选总统，自信办实业较袁合适。袁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虽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都以实业为第一大宗。”③　　孙中山和黄兴都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后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加入政党诚然不错，然“今则非其时也”。嗣后，他又对柏文蔚说他之所以拒绝加入政党，是因为“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四海之内，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师。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④　　袁世凯对孙中山修建铁路的宏伟计划也假意表示很感兴趣。孙中山说十年之内他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⑤他指使梁士诒多次赴孙中山行馆，帮助拟定建筑铁路的规划。９月９日又特授孙中山三万元的高薪。以后又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对黄兴的随员也极力延揽：委派李书城为总统府军事处次长，其余张孝准、何成、曾昭文、耿觐文等人都拟给予参谋部或陆军部顾问官的名义。　　后来，袁世凯还颁发命令，授孙中山大勋位，授黄兴勋一位及陆军上将。孙、黄都拒不接受。孙中山回答袁世凯说：“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⑥　　当时，关于内阁总理人选、“善后借款”、修订约法、军民分治、民政长简任或民选以及建都地点等等问题，同盟会和袁世凯之间都存在着严重分歧。袁大施骗术的目的，原望孙中山、黄兴对上述问题让步，以便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结果却使他非常失望。除内阁总理一致选定赵秉钧以外（见本章第一节），其余的问题都未能达成协议。孙中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却错误认为“欲治民国”，非有像袁世凯这样“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⑦所以，对袁推诚相待，赞誉之辞很多。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去迎合袁世凯；而是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幻想有朝一日能取得袁的赞同。８月３１日，在参议院欢迎会上，他慷慨激昂，挥臂讲演，中心是阐述迁都南方的必要性。９月９日，在京答记者问，他说解决参议院和政府冲突的办法，只要“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五六年内军民公治的事情是办不到的”；只能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民政长“总是民选的好”；“中国决无亡国之忧”，等等。这一切主张和对时局的分析，都是袁从来就不同意的。所以，名记者黄远庸在评论袁和孙中山会谈时说：“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⑧　　袁世凯对与孙中山、黄兴的会谈很不满意。为了弥缝双方的分歧，在全国人民面前造成袁氏和孙、黄已经“跻于精诚结合之途”的假象，袁于孙中山离京前夕提出“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合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上述八条是由袁氏一人拟定的，没有和孙中山、黄兴协商讨论。孙、黄见这些条款很笼统，不涉及当前他们和袁之间争论的具体问题，为表示合作的诚意，遂欣然同意。稍后，袁氏又取得黎元洪的赞同，即于９月２５日由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全国宣布。电文末尾这样写道：“此八条作为共和、国民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⑨　　“四巨头”宣言，掩盖了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对人民起了麻痹作用。宣言重点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而所谓中央即袁世凯一手控制的北洋政府，由“中央集权”，也就是加强他个人的独裁。这自然有利于他假借“统一”、“中央集权”这些动听的名目，推行自己的反革命政策。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证明，袁世凯正是这样干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民族资产阶力量弱小，它的政治代表孙中山、黄兴等人，又都缺乏统治经验，因而他们在有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为靠山的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面前，总是动摇妥协，上当受骗。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２３。　　②《孙中山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３日。《民生日报》，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９日。　　③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１１９。　　④《袁世凯致柏文蔚论政见书》，１９１３年。　　⑤同①。　　⑥《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４日。　　⑦同⑥，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７日。　　⑧同③，卷２，页１２０。　　⑨《时报》，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９日。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应举行国会选举。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０日，袁世凯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和议员选举法，并下令在全国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人都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工农大众被严格地排斥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之外，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全国有选举权的“公民”仅四千零八十六万七千余人。①就是这种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袁世凯心里很不以为然。只因迫于大势，不得不作出欢迎的姿态。　　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民国元年春天，“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②为取得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大为活跃。原来，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会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孜孜追究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完满地实现，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便开始分化。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因对组织临时政府、选举总统颇持异议，乃联络旧日光复会会员及清季预备立宪公会人士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熊希龄、汤寿潜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对同盟会采取敌视态度。该会成立不久，即与立宪公会协议合并，改称统一党，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同时，孙武等人则与一部分湖北籍的官僚和立宪分子相结合，给组成民社，拥护黎元洪。　　１９１２年５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以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后援，成为同盟会的劲敌。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同年８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改组后，改变了原来的宗旨。如会章宗旨原为“实行民生主义”，而国民党则改为“实行平民政治”。另外，由于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加入，国民党组织庞杂、涣散，内部派系林立。当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在党内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处于无权的地位。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唯一大党，其主要势力在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苏等省。　　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的活动，对与他为敌的国民党尤为注意。他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国民党，刺探情报；一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在他的利诱和威胁下，国民党人孙毓筠、胡瑛等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他们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对袁揣摩迎合，亦步亦趋，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无不冷眼视之。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当时，梁启超也正亟谋出山，便不计戊戌政变的旧怨，与袁世凯勾结，并幻想依附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袁、梁之间从１９１２年初就直接有书信电报往还，讨论政党、财政诸问题。当袁世凯接到梁氏祝贺他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电报后，２月２３日回电说：“力小任重，承贺惭谢，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无极，尤盼禊教。”同一天，梁氏给袁一封热情的信，献策道：“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还说“善为政者，必暗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④袁世凯感到正中下怀，回信说，“如豁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匪独私意已也”，⑤袁还屡次自述想念甚殷，希望梁氏早日归国。在袁的支持下，经梁氏策动，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吸收了国民协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及共和俱乐部等五个小党，于１０月组成民主党。汤化龙担任理事长，骨干有林长民、孙洪伊等。为了与国民党相抗衡，民主党成立后立即与共和党协商合并问题。梁氏应袁世凯电邀回国后，于１０月进京谒见袁，“密谈一次”。⑥从此，袁每月馈赠梁三千元，将来民主、共和两党合并后，“许助二十万”。梁则表示“非五十万不办”。⑦嗣后，因两党矛盾尖锐，暂打消了合并之意。不久，梁氏到天津办《庸言》杂志，造舆论，养声望，为组织一个与国民党相抗衡的立宪派大党作准备去了。　　袁世凯虽然在幕后极力操纵党争，外表却装作“急于融洽党派”，⑧而且一贯标榜自己只知“爱国利民”，最没有党派成见。当各党由于他的挑拨而争吵不休时，他又发布通令劝告各党“蠲除成见，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甚至假装痛切地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⑨当时，从党的纲领上看，国民党和共和党、民主党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主要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国民党主张分袁的权力，监督袁；共和党和民主党则赞成袁独裁。袁看到他们争吵不休，暗自高兴。因为这种无休止的争论正使他得以证明独裁政治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削弱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在１９１２年底至１９１３年初的国会大选中仍然取得了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由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统一党三党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这使袁世凯大为失望。国民党人却因此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削弱袁的权力，并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１８８２—１９１３），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有操守的忠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党人。在他做农林总长时，有一天去谒见袁世凯。袁氏因见他身穿破旧西装，问道：“君着此服已几年？”他答：“留学日本时所购，穿已十载矣。”袁感慨不已，赠以银行存折一本，说：“为数无多，可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何故？”宋说：“贫者士之常，今骤贵，乌能忘其本。衣虽褴褛，体尚可蔽，奚必尚华丽。”袁喟然叹了一口气，似乎怀着敬佩之意说“余生平阅人多，如君志节，亦仅见也。”⑩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使他陶醉在幻想的胜利之中，他天真地以为控制了议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立政党内和制定民主宪法，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而得到“长治久安”。他满怀希望地于１９１３年１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旅行，作政治鼓动，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却引起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总统府秘书按日剪呈袁。宋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袁世凯视权力如性命。半年前，他用了很大气力才把内阁控制起来，现在国民党居然要把它夺回去，再变为束缚他的工具。这使他十分气恼。更何况宋教仁是一个不受羁绊的革命党人，这种人做上内阁总理，要比唐绍仪更可怕。在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氏从来主动出击，不择手段。他立即通过特工头目洪述祖，传令应夔丞制造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血案。　　洪述祖挂名内务部秘书，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他用筹办长江水上警察的名义，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应夔丞则是洪述祖奉命收买的重要特务。他本来是上海的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沪军都督陈其美，当上都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由陈其美推荐，担任总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的侍卫队。不久，由于违法乱纪，被孙中山撤职，悻悻地回到上海，重操帮会旧业。他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在长江沿岸各城市活动，鼓吹“二次革命”，曾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得知应夔丞对孙中山等人怀恨在心，便派洪述祖到上海，以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收买了应。为了遮掩应的特务身份，洪述祖介绍他充当“江苏驻沪巡查长”。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江苏教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说：“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１８日，袁世凯回电说：“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1]　　洪述祖回京向袁世凯报告后，袁即指示黎元洪取消通缉令。１２月，应夔丞至北京。袁又传见，并以解散共进会为名，批给应夔丞五万元活动费。从此，这个一度混入革命队伍的帮会头子，便卖身投靠袁世凯，成为袁豢养在上海专门对付革命党人的一只恶犬。　　１９１３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旅行后抵达上海。３月２０日夜，由上海启程打算返回北京，当他刚刚走进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延至２２日即逝世，终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始终缺乏认识，临终前，他还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既悲愤又沉痛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满心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又故作痛惜地说道：“国民党失去宋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边给程德全发了两个电报：一、命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并假惺惺地谴责暗杀之风；二、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结果，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将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仅政党内阁将化为乌有，从此国民党也会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为敌了。　　然而，事出袁世凯的意料，２３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许给一千元。他拒绝承担这件事。今天，他在报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叫他暗杀的对象。捕房根据这个线索，当天逮捕了应夔丞，次日正凶武士英也落网，而且从应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异常焦急。于３月２９日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又电催程说：“宋案心烦啧，亟盼早见证据，望速照迭次电嘱，速行检齐报告。”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也多次密电程，催他把“牵涉中央证据速向英厅索取”，派人带京呈阅。并特别叮嘱“可不作正式报告”，等等。[2]由此可以想见袁世凯心慌意乱的情形。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４月２６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　　１月１４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２月２日，应致赵秉钧冬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２月２日，洪述祖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４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８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１２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3]　　３月１３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３月１４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３月１８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３月２１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３月２３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４月７日到沪。”[4]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从未想过低头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洪抵青岛后，通电声明致应夔丞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道：“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5]赵秉钧也出来为自己开脱，为洪述祖圆谎。他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至于洪、应来往函电，他从未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或“隐射”。最后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这样一个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6]后来，上海特别法庭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地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7]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遂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一时众口喧腾，到处哄动。京津军警四出搜捕“血光团”，乘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凯还装模作样地请赵秉钧等政府要人迁居北海，以便警卫。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好像真有一个什么“血光团”在活动。北京检查厅根据一个被收买的女人的供词，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抵制上海法庭传讯赵秉钧，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袁世凯玩弄这些鬼蜮伎俩是徒劳的。惊心动魄的血案，使孙中山从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幻梦中猛醒。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３月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是，在这个关系共和国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就是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黄兴等人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紒紥矠　　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当国民党人辩论不停、莫衷一是之时，袁世凯则先发制人，把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注释：　　①《中国的选举者：有公民权的人》，见《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１日。　　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３９６。　　③《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１９１３年３月，见《太炎最近文录》。　　④同②，页３８１、３８２。　　⑤同②，页３８３。　　⑥同②，页４０９。　　⑦同②，页４１２。　　⑧同②，页３８０。　　⑨《袁世凯通令劝告政党文》，１９１２年７月９日。　　⑩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２０。　　[1]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2]同[1]。　　[3]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他转过数次。　　[4]《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１９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5]《洪述祖江电》，１９１３年５月３日。　　[6]《新闻报》，１９１３年５月７日。　　[7]《赵秉钧覆岑春煊等函》，见《民国经世文编》第２０册，页１１。　　紒紥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４期。“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袁世凯打定了主意，要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为此，他极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物质准备。　　清朝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当时称为京饷。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京饷大大减少，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的京饷，对于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应付。北洋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贷款和临时垫款，才得以维持的。仅１９１２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①此外，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３年还给袁三百五十万镑的军火贷款。正是由于有帝国主义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注入袁记国库，袁世凯才不仅能维持住政权，而且还能不断增强北洋军的实力。据《海关册》记载：１９１３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１９１２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４月２３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美国已于３月２０日退出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２６日，即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　　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对于这笔贷款的反革命性质，列宁在当时就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作出准确的预言：“（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买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②　　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经过参议院审核通过，方为有效。袁世凯自知“善后借款”的政治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是不会通过的，于是便不经国会审批，径行签字。这是袁氏公开蔑视国会的行为，因此激起国民党人激烈的抗议。国民党议员纷纷向袁政府提出质问。就是一些号称稳健的共和党议员也抱怨说：对借款他们并不反对，惟政府不俟议院议决，妄行签字，则不能承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张、王被迫通电全国，声明政府违法借款，参议院概不承认。黄兴也致电袁政府，痛斥其“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赣、粤、皖、湘四省都督联名强烈要求袁世凯取消借款合同。　　５月２日，袁世凯给国会咨文，硬说借款早在上年经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上年１２月２７日，参议院仅听取了周学熙关于借款会议经过的口头报告，并没有通过。袁在咨文末尾这样写道：“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引咎自谢，以明责任。”③“引咎自谢”是袁世凯用以威胁国会的惯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辞职。就在这时他已经公开地布置反革命武力了。　　５月１日，赵秉钧因宋案不得不引嫌辞职，袁世凯认为愈避嫌愈会暴露，因此只准他请假，而派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段上台后，立即备战。５月６日、１５日，接连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制定了对南方用兵的计划：由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两路分兵南下。津浦路方面，早在４月上旬袁世凯已密令驻扎兖州的张勋所部“辫子兵”和驻济南的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整军备战，候命待发。京汉路方面，５月９日袁命令第六师（师长李纯）由信阳开往武汉，向鄂、赣边挺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由保定开往信阳接防。同时，以海军大演习为名，命令长江及沿海各军舰一律北上，集中烟台停泊，以防海军起义，附和国民党。袁世凯对南方海军一直抱怀疑态度。　　袁世凯并没有把全副精力用于调兵遣将，为使军事行动迅速奏效，他还搞了许多政治阴谋活动。　　他十分注意争取和利用同盟军。在他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于５月２９日正式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梁启超。进步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二、改组现内阁；三、可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之。”从五点声明可以看出，进步党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几乎全是重复北洋派的滥调。进步党理事张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与袁氏暗通声气，他希望助袁统一，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５月底，当赵凤昌等催他到上海调停南北冲突时，他认为“统一与调和抵触”，拒绝离开南通，“假装生病，不加理采”。直到６月中旬他才改变态度，将汪精卫所提出的南北妥协方案转致袁世凯。大意是：国民党保证举袁为总统，宋案仅追究到应夔丞、洪述祖，袁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张謇认为汪拟条件“亦明达事理能顾大局之言”，并建议袁氏电请汪到北京，“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回电假惺惺地表示考虑张謇的意见，同时指使梁士诒电邀汪北上。　　袁世凯认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黎元洪的态度至关紧要。５月初，他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这是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发来效忠电，他说：“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无瞻顾。”这个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赌咒发誓：“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④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谋叛乱”，将其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国民党内各派系，袁世凯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反革命策略。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都主张“法律解决”。袁氏于４月８日按时召开了国会开幕大会，并派梁士诒为代表，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这就使国民党议员更增加了进行合法斗争以解决“宋案”的幻想，以致“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当然，袁还欺骗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并命令北京警备地区司令官传讯国民党干事说：“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自行宣布，并将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⑤为了换取“保护”，国民党北京支部长吴景濂便腆着脸“遵命”把黄兴、李烈钧等除名。　　当时，在上海进行“调解”活动的人很多，除张謇以外，另有国民党人谭人凤、王芝祥、汪精卫、蔡元培以及老官僚岑春煊等人。５月４日，岑春煊、谭人凤、王芝祥等十人致电袁世凯，提出以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提交国会通过及政府不得干涉制定宪法等，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９日，袁回电一口拒绝，并就岑电所提各条逐一狡辩，说赵秉钧于宋案“尚无嫌疑可说”，借款上年已由参议院通过，政府干涉制宪“纯是猜疑”。当月下旬，谭人凤、王芝祥、伍廷芳和岑春煊的代表先后抵京，袁世凯一一接见，态度始终不变。他对自己的老政敌岑春煊尤为反感，在接见其代表蓝建枢时极不耐烦地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案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⑥对于６月初由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和蔡元培，袁世凯则故作欢迎姿态，先让梁士诒打电报邀他们进京讨论“和平办法”，稍后又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表白说，“鄙人以国事为重，激则召争，平则息事，一以淡字诀处之。”最后说：“执事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俯视尘垢，如肯惠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⑦但是，汪精卫因忙于在南方奔走，没有来得及北上，战争就爆发了。　　对于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心怀杀机，口出狂言。５月２１日，他命令梁士诒、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又强调说：“我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⑧完全是一付凶神恶煞的面孔！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狡猾地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欺骗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恶毒地污蔑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⑨袁世凯明明是发动内战的祸首，却把自己说成是“为民请命”的代表。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５月１３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７月１３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⑩袁世凯是善于玩弄政治骗术的专家。他装作关心商民的命运，目的是为争取资产阶级一般群众离开革命。各地商民大都受了袁的欺骗。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后来，袁氏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1]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君主制的忧虑，袁世凯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　　５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太炎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2]章太炎遂认为他无“帝国思想”，只有“终身总统之念”。[3]同时，袁世凯又特意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4]　　袁世凯一边搞政治阴谋，施放和平烟幕；一边已把军队集结完毕。６月初，北洋二、六两师已全部抵武汉。第六师前锋已至武穴田家镇。６月３日，直、鲁、奉、吉、黑、甘、陕、黔、滇等省都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国民党讨袁派，声明“极端反对调合”。在京江西籍官吏，也以“人民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要求制裁李烈钧。袁氏便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于９日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任命黎元洪兼任，并提拔李烈钧的部下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１４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３０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陈炯明、欧阳武都是国民党员，袁暂时任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化自己的敌人。　　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本来，张謇“调解”的条件之一是暂不撤换国民党的都督。袁世凯断然宣布这种任免令，表明他已将战前的准备安排就绪，从６月１６日他给张謇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分子仍不住手，无非革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唯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5]　　７月３日，袁世凯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借口，命令第六师火速向九江推进。第六师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于５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当地所驻赣军林虎旅交火。欧阳武急电袁世凯，恳请撤回北洋军。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命令“六师后方各团及二师旅团、并第二混成旅团、海军各舰，迅速赴浔”。１２日，李纯报告第六师进驻九江南门外，袁世凯当天任命他为九江镇守使。　　当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遂不顾党内一些人的反对，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李烈钧（１８８２—１９４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在被撤职前，他已秘密筹款，联络粤、皖各省，准备抵抗。离江西到上海后，他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讨袁的军事计划。７月８日，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当１２日北洋军兵临九江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他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先举起义旗，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最后向人民呼吁：“宜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黄兴在一度犹豫之后，也决然投入讨袁战争。７月１４日他到达南京，召集一、八两师军官，于次日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和柏文蔚等人一起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企图通过岑扩大影响。１７日，安徽宣布讨袁，十天后柏文蔚抵安庆就任讨袁军总司令。１８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同日，陈其美率领上海讨袁军开始攻击制造局。居正占领吴淞口炮台。接着，许崇智迫使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讨袁，湖南都督谭延在蒋翊武等人的压迫下通电独立。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王天杰在荣县先后响应。大江南北一时燃起讨袁的熊熊战火，形成相当大的声势，这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从７月中旬起，袁世凯接连发出一道道文告、讨伐令、通缉令，诬蔑讨袁派为“乱党”、“暴民”，妄加“破坏民国，涂炭生灵”的罪名。他还故意把正义的抵抗说成是历史上“削藩召乱、移镇生变”的重演。好像讨袁派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只有他才是维护民族统一的“爱国者”和拯救人民的“救星”。在７月２２日发布的命令中，他这样写道：“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勤，赎彼前慝。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质天。纪纲所系，威信所关。虽怀痛悼，其安而已……本大总统老矣，六十老翁，复何所求？顾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复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冀与邦人诸友，含辛茹苦，冒险犯难，奠此国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6]　　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二、六两师攻击湖口和南昌。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四、五两师中杨善德、施从滨两旅以及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庆、浦口。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辫子兵由兖州沿运河南犯，经清江南逼扬州，而后会合冯国璋军围攻南京。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　　袁世凯自始至终亲自指挥北洋军作战，不仅为军队规定了进攻路线和攻击目标，还直接唆使北洋军进行野蛮屠杀。他下令对起义者斩尽杀绝，“使无噍类”，“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倘借口取消，持械观望，仍以叛军论，勿稍姑息为要。”[7]当时，独立各省的军队还没来得及集中，六万余北洋军所面对的仅是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境内的四万余讨袁军，而这三省的军队又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袁世凯显然占了上风，而且他又有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鄂、滇、黔、桂各省都督的输诚。如：黎元洪派兵威胁湖南。云南都督蔡锷派遣军队入四川，压迫熊克武。陆荣廷不仅镇压了广西境内响应讨袁的柳州起义，而且支援龙济光攻击广东。所以，袁氏自信在即将开始的决战中，会迅速击败对方，把局面扭转过来的。当血腥的杀气漫长江两岸时，他和妻妾乘画船在总统府南海上逍遥取乐，饮酒赋诗。每日必至瀛台一带漫步，“凡点缀风景之处，均亲自布置”。故意示人以闲情逸致。　　各省讨袁军仓促应战，号令不齐，行动极不协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视广大群众的力量，没有一个足以激发群众积极投入讨袁的政策。因此，在北洋虎狼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很快陷入混乱。一些领导人首先动摇，“贸然一走，三军无主”，使军队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少数满怀革命激情的军官和士兵，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南京天保城五失五得，不少地方出现“孤城落日斗兵稀”的悲壮搏斗场面。然而，少数反袁勇士的英雄行为，终究不能改变历史性的悲剧。　　如袁世凯所意料，北洋军节节取胜。７月２５日，第六师马继曾旅和汤芗铭所率领的舰队联合攻陷湖口，袁世凯发犒赏银十万元。张勋怀着对辛亥革命时被打败的报复心理，倾其精锐南下，连陷徐州、清江，８月１日抵江北重镇扬州。同日，冯国璋陷蚌埠。７日，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被袁世凯收买，宣布取消安徽独立，呈上降表。１１日，刘冠雄攻占吴淞口炮台。被袁世凯收买的龙济光所部粤军由梧州顺江东下，同一天进入广州。１８日李纯陷南昌。倪嗣冲于２８日兵不血刃地进入安庆。９月１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张勋入城后，纵兵烧杀抢掠三日。福建和湖南两省都督见势不妙，先后自行宣布取消独立。９月１４日熊克武在重庆也遭到失败，讨袁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据点。　　仅仅两个月，南方各省反袁的力量全部瓦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被迫逃亡国外；蒋翊武、王天杰等被捕，惨遭杀害。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到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化为乌有。　　袁世凯趾高气扬，大奏凯歌。他高兴地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给“凯旋”归来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作夫人。他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李纯为江西都督，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张勋为江苏都督。后来又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驻徐州），而以冯国璋继任江苏都督。袁世凯对腆颜降服的谭延和孙道仁都放心不下，派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李厚基为福州镇守使，刘冠雄兼福建都督。黎元洪本来派鄂军攻湖南，又协助李纯攻江西，并趁机对当年拥护他当都督的革命党人狠下毒手，大加屠戮。他为袁世凯效尽犬马之劳，本想希荣固宠，保佐地盘。但是，袁世凯认为他毕竟不是北洋派，便于１９１４年１月派段祺瑞南下，把他强行“请”到北京，专任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从而取消了他的地盘和军权。袁世凯先让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后来改派段芝贵接任。北洋军阀囊括了长江流域各省，据张一所记：“凡南军所已溃之地，悉以北军充之，于是，直东皖三省之白丁，人人首其缨而腰其刀，走卒厮养皆为高官，皂隶舆台尽充末将。”[8]　　在战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后，袁世凯立即抽调兵力对白朗起义军展开围攻。白朗（１８７３一１９１４）是河南宝丰县人，从１９１２年末他就率领数百农民在鲁山、舞阳及宝丰一带“打富济贫”，到１９１３年下半年已发展到数千人，活动地区扩大、到豫、鄂、皖三省交界各县。袁世凯把白朗军视为大患，在他发布的围剿命令中，恶毒地诬蔑白朗为“狼匪”、“白狼”，可见他对起义农民是怎样的恨之入骨了。１９１４年初，他将镇压白朗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并指令段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会剿军事会议，制定围剿计划，限期消灭白朗起义军。由段祺瑞亲自指挥，参加围剿的北洋军共三万多人，除“豫南剿匪督办”赵凋所率领的毅军外，还有王占元第二师一旅，倪嗣冲一部，张勋一部以及王汝贤和陈文运各旅团。北洋军刚刚扑灭了“二次革命”，将悍兵骄，段祺瑞代表各将领致电袁世凯说：“扫靖匪氛，指日可待。”他们把白朗军切团围在商城、霍山、霍邱之间，妄想一鼓荡平。但是，事出袁世凯及北洋将领的意料，白朗军得到农民的支持，采取流动作战，从商城突破包围圈，风驰电掣般地向西挺进，从武胜关附近越过京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地区。３月中旬，突袭湖北老河口，缴获大批枪械弹药，队伍扩充至万人。白朗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避实击虚，乘胜入陕。攻占荆紫关后，由于受到孙中山派来的联络人员徐昂及沈姓参谋等人的影响，白朗整编了部队，改称“公民讨贼军”，自为“中原扶汉大都督”，接连颁布文告，传檄远近，怒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号召人民援助讨贼军，推翻袁世凯政府。所部一度发展到二三万人。　　帝国主义列强驻北京公使团要求袁世凯迅速扑灭白朗军，保护各国传教士。袁严词指责段祺瑞“军事迟缓”，他说“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饬令段采取严厉措施，“克期扑灭”。　　白朗军由荆紫关西进，于３月底和４月初接连攻克商南、龙驹寨（今丹凤）、商县、柞水，越秦岭，直逼西安。陕西都督张凤屡战屡败，“退守西安，一筹莫展”。当张凤调兵防守西安时，白朗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县、、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9]在醴泉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后，回师袭取永寿、县，全陕震动。张凤十万火急地向袁世凯求援。　　袁世凯见段祺瑞屡遭挫败，大损声威，遂调他回京，而派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领新编第七师（由拱卫军１２营和豫军８营改编而成）援陕，又派赵倜为会办，率领毅军五千入陕，继续尾追白朗军。同时，袁世凯命令川军第三师进驻汉中，扼秦岭各口隘，防白朗入川。又命令甘肃都督张广建调甘军及马安良所部回军至天水、平凉等地布防。又命张敬尧、陈文运、王汝贤各部由潼关、南阳各路堵截。袁世凯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军在醴泉和县与陈树藩旅两次搏战，损失甚重，但由于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白朗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接连又攻克凤翔、千阳、陇县，进入陇中地区。甘军“临阵溃散”，白朗军纵横驰骋于通渭、陇西、天水、徽县、阶州（今武都）等地。　　白朗原计划人川，因受到川军阻击，便从阶州折回。６月初，在伏羌（今甘谷）与赵倜军作战失利，白朗不幸负伤，遂决心带领队伍回河南家乡。６月中旬，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白朗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则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袁世凯闻讯震怒，于６月１６日致电陆建章，饬今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10]不久，袁便以“纵寇殃民”为口实把张凤免职，召入北京，派陆建章接任。又将白朗所经过的商县、县、乾县等二十余县的县知事撤职，以北洋派官僚代替。陆建章大量裁减陕军，而把北洋第七师扩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陆的外甥）为旅长。从此，陕西省完全纳入北洋系统。　　白朗军没有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军纪也渐渐松驰。在由子午谷越秦岭经商雒、由原路归河南途中，又遭到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及回到家乡宝丰一带，战斗力大大削弱，只得分散为数股，隐蔽活动。８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与张敬尧部殊死搏战，不幸阵亡，起义队伍遂瓦解星散。白朗起义坚持数年之久，在所到之处“打富济贫”，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但最终仍然不能幸免失败的命运。　　白朗失败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搜除余孽，务绝根株”。赵倜奉命“清乡严洗”，在西华、鲁山、宝丰、禹城各县分区驻扎重兵，大肆屠戮，纳起义农民于血海之中。９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以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扩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至此，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袁世凯击败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封建专制独裁的“统一”。他顾盼自雄，洋洋得意，自制了六扇红木屏，屏上精刻中国地图，陈设于卧室之中，纪念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北洋军阀集团从此气焰更为嚣张了。　　注释：　　①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页１１４—１１７。　　②《列宁全集》，卷１９，页８３。　　③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１９２６年上海广益书局第１５版，卷１，页６。　　④《爱国报》，１９１３年５月１５日。　　⑤《时报》，１９１３年８月２日。　　⑥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２８８。　　⑦同③，卷７，页６。　　⑧同⑤，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⑨同③，卷２，页４１至４６。　　⑩同③，卷２，页４５、４３。　　[1]同③，卷２，页６９。　　[2]《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本。　　[3]《章太炎致伯中书》，１９１３年７月３日。见《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９期。　　[4]同⑤，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９日。　　[5]《袁世凯致张謇函》（原件），１９１３年６月１３日。见《近代史料书札》第一函第一册，北京图书馆藏。　　[6]同⑤，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７日。　　[7]《袁世凯致冯国璋、张勋密电》，１９１３年８月３日。见《冯国璋收电簿》。　　[8]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１，页２８。　　[9]《继修醴泉县志稿》，卷１１兵事。　　[10]《白狼猖獗记》，见《时事汇报》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１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正式大总统　　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解散国会，这并不是由于国会在战争期间俯首听命于他，引起了他的好感，而是因为他还需要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议员之所以敢于对袁世凯实行“监督”，主要是由于有南方数省的地盘和军队作后盾。“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变得七零八落，刘揆一、孙毓筠等公开分裂出去，另组“相友会”、“政友会”之类的小组织，成为袁世凯破坏国民党的别动队。一些号称“稳健派”的国民党议员，也不敢再倡言“监督”或“法律倒袁”了，但他们仍然抱着制定宪法以保卫民主权利的奢望，在国会进行活动。正当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大为减弱之时，进步党人却乘机扩张势力，用种种方法对付国民党议员，或吸收使入进步党，“或别设小团以容纳之”，很快取得“百余人”，①大有左右国会之势。袁世凯深知要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必须得到进步党人的支持。他一面像过去一样暗中拨给进步党活动费，一面则设计新的骗局。　　自赵秉钧辞职后，国务总理的职务一直由段祺瑞代理（仅７月中旬由朱启钤暂代过两天）。开始，袁世凯有把总理一职赏给段祺瑞或徐世昌的设想。但是，当这个消息已经传开时，他却以权术家的诡秘手段，突然舍弃段、徐，而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３１日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表面上他说除国民党“捣乱分子”以外，他都愿意“容纳”、“合作”，“示天下以大公”，骨子里却只着眼于利用。　　当时，熊希龄正在承德担任热河都统，得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意外。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却认为这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熊以实际支持。进步党人的愿望自然与袁世凯的本意不相符合。熊希龄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总长的名单交给他：外交，孙宝琦；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都由袁党占据，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部，让熊希龄物色人选。一年前，袁用这三个闲曹牢笼占据南方数省的同盟会，而今又用来给势力远逊于同盟会的进步党，在他看来，代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他对熊希龄以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的要求始终不肯答应，一直拖延到９月初，他才同意采取折衷办法，由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梁、汪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则是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这个内阁就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人才内阁”的成立，是进步党的黄金时代。梁启超为熊内阁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拟定了许多改革政治的条例，企图在袁世凯手下实现宪政的宿愿。　　原来，自国会开幕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就赶制宪法。国民党议员主张先制宪法，随后根据宪法再选总统，使国家走上法治的轨道。面袁世凯则企图在宪法产生之前当上正式大总统，以便取得宪法的公布权，把个人凌驾于国会和法律之上，使宪法变为自己的附属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袁世凯一方面唆使一些国会议员提出“先举总统”的动议，宣称“没有正式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朝复辟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动员黎元洪联合十九省区都督、都统、民政长发出“先选总统”的通电，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内外夹击之下，国民党议员没敢进行激烈的争辩就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国会于９月５日顺利地通过了先选举总统的法案。　　袁世凯急于想在１０月１０日“国庆节”当上正式总统。他认为国会的动作缓慢，虽然有进步党人效劳，但毕竟不能直接指挥。于是，他指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收买了议员李庆劳、康甲臣等近百人，于９月１８日拼凑成了一个公民党。公民党以梁士诒为党魁，叶恭绰为副，北洋政客、官僚纷纷加入，一时气势之盛，几乎与进步党、国民党有三足鼎立之势。　　有公民党作打手，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１０月４日公布总统选举法，１０月６日就投票选举。这一天，多疑的袁世凯仍放心不下，派出大批军警临会监视。同时，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领便衣军警一千多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袁世凯搞的这套把戏，不仅使国民党议员满腹怨气，就是一些进步党议员也感到极为难堪。因此，会场气氛十分沉闷、紧张。　　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名，根据总统选举法，得满投票人四分之三者才能当选。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没有人达到规定购当选票数，只得进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仍然没有当选。时已至下午，有的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不准离开，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一些议员看到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次投票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才以五百零七票勉强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后，“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九点，议员饥肠辘辘，仓皇而去。　　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如愿以偿，满心高兴。１０月１０日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这天上午，他先在前清皇帝登极的太和殿宣誓就职，随后由一大群文官武将簇拥着，乘坐肩舆至天安门阅兵。受检阅的部队包括拱卫军、禁卫军及京卫队等北洋精锐。　　当天，袁世凯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得到勋一位。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民国总统不是他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廷禅让给他的。赵秉钧也得勋一位。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勋三位。他还在总统府大张筵席，款待驻近畿北洋军官，营长以上均出席，以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为首共数百人，虎狼成群，好不热闹。　　在袁世凯政府建立之初，帝国主义各国没有立即承认它，其原因绝不像帝国主义所标榜的那样：“不干涉中国内政”；更不意味着它们拒绝支持袁世凯；恰恰相反，它们乃是以不承认作武器，敦促袁尽快消灭各省革命势力，完成所谓“统一”。关于这一点，早在１９１２年夏天英国政府就露骨地表示：“对于正式承认问题，应视其（袁世凯）权力能否强迫各省继续奉行前清所订条约，然后再行提议。”②袁氏没有辜负帝国主义的期望，他把全国各省置于北洋势力之下以后，在就任正式总统的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③他不仅一口承认了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就在他当选正式总统的前夕，还特地给了帝国主义一些新的权益，以换取“承认”。应英国的无理要求，他承认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在俄国的蛮横要挟下，他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抗议，悍然答应俄国在蒙古享有特殊的权益。日本则以“承认问题”和取缔革命党在日本活动问题挟制袁世凯，于１０月５日取得了三条铁路（四平至洮南、长春至洮南、开源至海龙）的借款权，和两条铁路（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龙）的借款优先权，把侵略势力由南满扩张到热河一带。④　　因此，袁世凯一当选为正式总统，日、俄、英、德等国立即给予承认，发来贺电。美国早在５月２日先已承认。１０月１０日，袁世凯接见驻北京外交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帝国主义在华最有影响的报纸《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之下，现在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列强支持明智的官方。”⑤　　袁世凯一向重视外国顾问的作用，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陆续延聘了不少外国人当顾问，除安置在政府各部的而外，仅作为总统顾问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有十多人，其中对袁世凯影响较大的有：　　莫理逊（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１８６２—１９２０），澳大利亚人，清末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实际作为一个英国人起作用。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详见第六章第二节），从１９１２年８月１日担任政治顾问，经常出入总统府，替袁世凯出谋划策。⑥　　古德诺（Ｆ．Ｇｏｏｄｎｏｗ，１８５９一１９３９），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专门研究德国法律。１９１２年７月来中国担任法律顾问。至１９１４年夏天回国，担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第二年７月又到北京。他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　　有贺长雄（１８６０一１９２１），日本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国际法的研究者。１９１３年３月初到达北京，担任宪法及附属法顾问。　　坂西利八郎，日本炮兵大佐。清末曾在天津任袁世凯的练兵顾问。１９１２年７月至北京，充当军事顾问。１９１５年７月解聘。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理逊、古德诺和有贺长雄这三个重要的政治法律顾问，都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们都带着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莫理逊虽然主张议会政体，但他认为中国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实行独裁统治。古德诺则认定中国人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度行之有效。中国在改革政体时，如若借鉴于西方国家的话，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最有价值的。有贺长雄更是一个十足的君主主义者，他认为议会政体是不理想的，中国能从美国和法国学习的东西极其有限，中国至少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才能“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所以他到北京后“第一个建议就是恢复祭天典礼”。⑧当时，袁世凯的想法与这些顾问的观点大致是相同的。事实上，正是在顾问们的帮助下，袁氏一当上大总统就开始无情地破坏在辛亥革命中诞生的幼稚的民主共和制度，并一步一步地强化自己的独裁统治，直到恢复帝制。　　注释：　　①《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４２４。　　②《承认民国及中央权力》，《京津泰晤士报》（Ｐｅｋｉｎｇ＆ＴｉｅｎｉｓｉｎＴｉｍｅｓ）社论。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③《政府公报》第５１６号，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　　④王芸生编：《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６册，页１９。　　⑤《北华捷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　　⑥《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卷２，页１至５２８，剑桥大学１９７８年版。　　⑦南里知树编：《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见《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⑧杨·欧纳斯特（ＥｒｎｅｓｔＰ．Ｙｏｕｎｇ）：《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ｏｆＹｕａｎＳｈｉｋ－Ｋ＇ａ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Ｄｉｃｉ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Ｅａｒｌ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美国密执安大学１９７７年版，页１７１。袁记《约法》的产生　　在国会战战兢兢地为袁世凯披上了一件合法总统的外衣以后，袁世凯便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他对国会的憎恶了，他立刻以“增修约法”为借口向国会发起了进攻。　　作为一个独裁主义者，袁世凯喜欢随心所欲的“人治”，厌恶法治，根本不允许有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进行丝毫的限制。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他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严，并千方百计地企图修改。他的法律顾问古德诺等也对《临时约法》横加指责，而极力鼓吹“制定采用总统制的新宪法”，以扩大袁氏的权力。早在１９１３年２月，袁就下令成立了一个由北洋官僚、政客组成的宪法研究会，企图干涉国会起草宪法的工作。由于受到国会抵制，未能得逞。１０月中旬，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购宪法草案脱稿。因为是在天坛制定的，所以人们称为“天坛宪法草案”。天坛宪法草案共十章一百十三条，全由国会各党派妥协而成。它与《临时约法》比较，明显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对袁世凯表示让步之处甚多。但是，仍含有责任内阁的意思，没能完全满足袁氏强烈的独裁欲望，尤其是对他事先所要求的两条：即任命国务员不必经国会通过和总统有解散议会之权，均未采纳。这使他极为恼怒，并立即横加干涉。　　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于１０月１６日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他说：“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得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生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最后，他要求国会“从速议决见复”。①隔了一天，即１８日，他又向国会提出咨文，声明只有他一人有公布宪法的权力，说是“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②这就是说，不经过他审定同意的宪法，他就决不承认。　　这时，国会认为制定宪法的工作即将完成，没有再修改约法的必要；并且，宪法草案尚未通过，关于公布权问题也无必要马上答复。没等国会咨复，袁世凯即于２４日采取了挑衅步骤，他再次咨文国会，竟然派遣施愚、顾、黎渊、方枢等八人为钦差，出席宪法会议，妄图阻止宪法通过。当宪法会议开宪法草案三读会时，“八委员突至，言奉总统令，来会陈述意见”。宪法会议里国民党议员占多数，他们企图尽力控制立法权，用法制来约束袁世凯，以便局部地体现自己的民主权力和经济利益，所以当即严词拒绝八“钦差”出席，并指出按会章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列席，即傍听亦不可。”袁世凯闻讯，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拍案狂叫道：“国会专制！”并于次日通电各省煽动说：“国民党人破坏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缄默而不言……各省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面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③　　各省都督、民政长心领神会，均以“国民一分子”的身分，群起应和，几天之内回电达数十百通，都以请修改宪法草案为引子，肆意诋毁国民党和国会，而且几乎一致主张解散国民党。就在这一阵聒噪声中，袁世凯以查获国民党议员曾与李烈钧“勾结谋乱”的电报为口实，于１１月４日下令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勒令解散，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当天派出军警数百人包围国民党北京支部，次日又包围国会，连夜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证章。甚至“已早脱离国民党籍而改入他党”或“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也一律被追缴。两天之内共追缴议员证书证章四百三十多件。这一来，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只得停止议事。国会“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袁世凯的预谋终于实现了。　　国会的危机使非国民党议员都普遍不满起来。参议院议员六十一人，众议院议员一百九十四人分别联名上书袁政府，气愤地指出：“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通义”，并质问袁世凯说：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根据何法？④早在这年夏秋间，梁启超已多次上书，要求袁维持国会。他说：“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⑤而今国会命运危如累卵，梁启超和张謇便先后面谒袁世凯，询问善后办法。袁说：这是他为“挽救国家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手段，并无意根本取消国会。事后，他又亲自拟定了一个“维持国会意见书”，说要简化议员选举手续，尽快补选议员。在玩弄这种搪塞手段的同时，袁世凯以政府不能无谘询机构为理由，于１１月２６日下令召开政治会议。　　政治会议由每省派两人，国务总理派四人，每部各派一人和总统派十人组成。所派代表大部分是清末官僚。袁世凯指派的代表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赵惟熙、饶汉祥、马良、杨度、蔡锷、杨士琦。李经羲在清未曾任云贵总督，地位最高，袁氏就指定他为议长，另派朱家宝为副议长，顾为秘书长。　　１２月１５日政治会议开幕。上午九时，全体议员六十九人齐赴总统府觐见，在居仁堂静坐等候。１１时，袁世凯来到居仁堂，各议员起立向袁行三鞠躬礼，然后像小学生一样必恭必敬地聆听袁的训话。袁氏滔滔不绝地说：“民国以来，人民滥用民主自由，民意舆论全失真意。主张共和之人，托共和政治之名，行暴民政治之实，“纲纪法度，荡然无存，礼义廉耻，亦各被弃”。他要求各议员“以救国救民为前提”，不要怕国人咒骂。他说“毁誉是非千百后自有定论，此时悠悠之口，何关轻重”。最后，他说出“救国救民”的真谛，即解散国会和修改约法。⑥下午，政治会议在北海团城承光殿开幕，议决每星期开会三次。袁世凯向会议提出一大堆谘询案：什么“救国大计案”，即十九省都督、民政长要求解散国会案；增修约法案；组织造法机关案；停止省议会案，等等。政治会议无条件地顺从袁的意旨，一一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