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⑤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页２４６２。　　⑥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２１。　　⑦陈一：《甘诗文集》，卷下。　　⑧同①，卷９，页１７。　　⑨《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⑩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１９０２年。　　[1]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至１３。　　[2]《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编练北洋军　　自从湘淮军崛起以来，军阀主义已渐渐行时，一个官僚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手中掌握的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筹饷练兵”就成了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１８６８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次年入京陛见，西太后问：“汝到直隶，何事为急？”曾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①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恪守曾的遗规，也“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袁世凯步李的后尘，一到直隶就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②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　　袁世凯不顾人民的疾苦，于１９０２年１月硬从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下提出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又抄袭曾国藩练湘军初期的办法，定出《募练新军章程》十九条，如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赡家饷银等。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分别带领至保定训练，编为十营，称“新练军”。③６月，又仿效德国常备军制度，定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在营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三年除其军籍，不豫征调；并以“新练军”六千人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１９０４年改称督练公所），作为全省“军务总汇之所”，袁世凯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提任总办。这个机构不仅是１９０３年末中央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１９０４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同年底，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三千人，分批派到保定进行训练，称“京旗常备军”。袁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就奏派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在清政府的不断催促下，１９０２年底至１９０３年初，各省督抚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但“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清政府一方面想改变各省兵制不一的纷乱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由汉族军阀掌握的统一的军事力量，难以控制。当时，除北洋军外，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为最优。清政府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以便互相牵制。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政府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⑤　　袁世凯并不以掌握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为满足，而要使全国的新军都“整齐划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达到“操纵指麾无不如志”。１９０３年３月６日，他拟定“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当时，掌握中央军权的荣禄重病在身，没有研究他的建议。４月１１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匡力（１８３８—１９１７），为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的孙子，隶镶蓝旗，是清朝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少数亲王之一。其依违恋权与荣禄一样，知识能力尚不及荣禄，而贪污纳贿、鬻官卖缺则有过之，素有“庆记公司”的诨号。袁世凯投其所好，重金贿买。从此开始了奕、袁世凯互相勾结、控制朝政的局面。　　袁世深知他扩张自己势力最重要的保证，是在于争取西太后的信任。１９０１年底，他到顺德府迎銮，并一路护驾回京，得到“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的赏赐。１９０３年春天，又随驾谒陵，西太后曾垂询练兵和办铁路事。他的回答使太后甚为满意。当年１１月，他又接连两次进京觐见，征得西太后和奕的同意，成立了练兵处。他用以说服他们的理由是通过练兵处可使军政和军令集中于朝廷，以便战时能更有效地在统一的指挥下联合作战。回天津后，他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⑥１１月６日，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⑦袁氏野心之大，由此可以想见。１２月４日，练兵处在北京锡拉胡同成立，奕匡力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为会办大臣。这是仿照中法战争后北京海军衙门的体制，那时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握实权。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三司下辖十科。袁身为直隶总督，不能驻北京，便引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并向西太后奏保他们说，“各员随同臣当差有年，知之最悉，均属切实可靠”。⑧同时，又奏举铁良为练兵处襄办，表示自己十分重视皇族中的军事“人材”。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匡力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己但总其成”。⑨这样，练兵处便为袁所包办，一切要务都由其爪牙请示他裁决。　　练兵处以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为蓝本，拟定了新军营制饷章，以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规章制度，命令各省遵照办理。实际上是将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一套办法改头换面，推行于全国。袁世凯之所以极力控制练兵处，除企图统一全国的军制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汲取全国的财力，以充北洋军饷。因为直隶一省财源有限，如无充足军饷，就不可能不断扩军。所以练兵处一成立，奕匡力、袁世凯就奏请西太后批准，向各省摊派练兵费总计银八百三十六万两。袁世凯一方面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带头认筹一百一十万两，另外还率领直隶官吏捐银十万两，作为练兵费，表示自己对“国事赤诚”；另一方面，他又用会办练兵大臣的名义，将各省认筹的练兵费集中用于北洋。如１９０５年，各省实解练兵费总计九百零十一万两，其中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各镇。　　北洋军先成立左右两镇（镇略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师）。左镇以六千新练军为基础，“增募两营，共十二营，分为四标，续添马、炮队各一标，工、辎队各一营”，已于１９０３年６月在保定成镇，在全国成镇最早，“实开各常备军风气之先”。⑩是年底，左镇一部分开往迁安、山海关一带驻扎。右镇以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元字马步等营裁改归并，编成步队一协，马队一标，于１９０４年３月成镇，分驻小站和马厂。[1]当月，左右两镇改称第一、二镇，并着手拼凑第三镇。　　先是，１９０１年春末，应李鸿章的奏请，武卫右军已陆续由山东调入直隶保定及北京南苑、海淀等处驻防。驻扎在南苑和海淀的一部是由姜桂题统率的。这支受过西式训练的队伍，由于“军规亦知整顿，迭拿匪犯百余人，地方因而粗安”，很快引起西太后的重视，因此她下令把姜的队伍留在北京好多年。１９０２年８月，袁世凯把驻保定的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往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至１９０４年初，便以“巡警营北段”一千五百人为骨干，又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调回保定进行训练。紒紝矠次年２月，又以武卫右军驻南苑、海淀的一部分，加上１９０１年由江南调来交袁世凯训练的自强军二千人，编为第四镇，仍驻原地。５月，又把原武卫右军先锋队十二营，加添步队一协，编为第五镇，仍驻济南西关外辛庄和潍县。[2]同时，练兵处奏定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用统一番号。京旗常备军称陆军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为陆军第二镇，第二镇改为陆军第四镇，第三、五镇仍用原番号，第四镇改为陆军第六镇。至此，北洋陆军六镇大体拼凑完成。　　每镇辖步兵两协，骑步、炮兵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队一队。一步兵协辖两标，一标分三营，一营又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每棚设正副头目各一人，正兵四人，副兵八人，共十四人。每镇官兵定额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名，实际都不满额。如第四镇１９０６年“合计官佐弁护号目兵丁匠役九千七百九十八员”。[3]　　袁世凯扩军是要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系，因此，各镇重要将领都是由他亲自选定的，又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换张怀芝；第三镇统制段祺瑞，后改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为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当时担任协统的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担任标统的有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杨善德、孟恩远、唐天喜、王振畿、赵玉珂、王同玉等；担任营管带的有何丰林、陆锦、李长泰、李厚基、施从滨、阎相文等。　　以上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的嫡系部队。袁又把驻直隶的淮军各营整顿改编为三十九营，名“北洋巡防淮军”（又称“北洋巡防营”），分为前后中左右五路，以夏辛酉、张勋、李天保、徐邦杰、邱开浩分别统带，驻扎直隶各州县，专用于“弹压地方，缉捕盗贼，巡查铁路电线”，[4]作为北洋常备军的别动队。　　此外，宋庆的武卫左军（又称毅军）共二十余营，其中“各将弁多系袁世凯先人旧部’。[5]１９０２年宋庆死后，由马玉昆接统，其中八营拨归姜桂题统率，倪嗣冲为营务处。至１９０８年马玉昆死，毅军全部由姜接管，纳入袁世凯的北洋军系统。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末，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正式的野战演习。北洋六镇中抽调两万多人，分成两军，由王英楷、段祺瑞分别担任总统官。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清政府派袁世凯和铁良为阅操大臣。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都被邀观操，其中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逊（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写了多篇通讯，对北洋军大肆吹捧。从此袁世凯北洋军的名声张扬中外，莫理逊和袁之间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次年１０月，北洋军（第五镇及第一混成协）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在彰德府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名彰德秋操。南军由第八镇统制张彪担任总统官，北军总统官是段祺瑞。两军共三万三千余人。仍由袁世凯和铁良充阅操大臣。１０月２０日袁世凯一行抵彰德，次日接见中外观操者共四百八十七人。２２日至２４日视察作战演习。２５日阅兵，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两军将佐和中外观操人员。事后有人认为中外对这次秋操的溢美之词，多半是由袁世凯盛筵款待所邀买的。　　注释：　　①《曾文正公大事记》。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５，页３。　　③袁世凯：《奏第二镇编练已满三年请简员校阅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故宫军务训练档。　　④同②，卷１６，页２。　　⑤《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页４９６４。　　⑥《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２１日。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⑧袁世凯：《保举练兵处司员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故宫档案。　　⑨《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１月９日。　　⑩同③。　　[1]见《陆军第四镇志》。又见杨士骧《奏陈第四镇训练三年期满请奖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七日。见同⑧。　　[2]三镇编成后，袁世凯于光绪三十年六月七日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原折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兹节录于下，他说：“臣迭奉谕旨饬练常备军，遵于二十七年冬间拟定募兵章程及营制饷章，并将创练常备军左镇一镇暨右镇马队一标成军日期先后奏报在案。嗣以直隶地方辽阔，边防吃紧，原练兵丁不敷分布，复经臣商准练兵处，将左镇改为第一镇，右镇原有马队四营添足为第二镇，又添募一镇为第三镇，均于本年正二月先后成军，统计每镇步炮马工辎共二十一营，计三镇共六十三营，业经遴派将领赶紧认真训练，期成劲旅，用副朝廷经武整军有备无患之至意。……谨将北洋常备军各镇翼长、统领、统带、管带等官衔名开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第一镇翼长：二品衔尽先选用道王英楷　　步队第一协统领：候选知府张怀芝　　步队第二协统领：记名总兵刘超佩　　马队第一协统领：通永镇总兵吴凤岭　　步队第一标统带：尽先游击王占元　　步队第二标统带：尽先守备朱泮藻　　步队第三标统带：尽先游击卢永祥　　步队第四标统带：尽先游击鲍贵卿　　马队第一标统带：尽先参将王怀庆　　炮队第一标统带：补用参将田中玉　　第二镇翼长：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吴长纯　　步队第三协统领：尽先副将马龙标　　步队第四协统领：尽先游击陈光远　　步队第五标统带：尽先参将杨善德　　步队第六标统带：尽先都司叶长盛　　步队第七标统带：尽先守备谭振德　　步队第八标统带：尽先参将李　瑞　　马队第二标统带：补用副将孟恩远　　炮队第二标统带：尽先游击徐万鑫　　第三镇翼工：副都统衔记名道段祺瑞　　步队第五协统领：补用道雷震春　　步队第六协统领：补用游击张永成　　步队第九标统带：补用都司徐占凤　　步队第十标统带：尽先都司唐天喜　　步队第十一标统带：补用游击王振畿　　步队第十二标统带：尽先游击张殿如　　马队第三标统带：尽先都司张国泰　　炮队第三标统带：尽先都司张长林　　（另有管带六十三人均略）　　[3]《户部奏山东改编一镇添练一协经费折》。见同⑧。　　[4]《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造呈本镇沿革》。见同③。　　[5]袁世凯：《改编淮军各营区分五路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6]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卷２４，页８７４。开办陆军学堂　　由于大力扩编军队，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部下大都升任高级军官，因而急需补充有近代军事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原来武卫右军四所随营学堂的毕业生远远不够用，天津武备学堂又被八国联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因此，在清政府于１９０１年下令广设陆军学堂以后，袁世凯认为是培养私人势力的大好机会，便抢先创办一批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　　１９０２年６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督办冯国璋，总办雷震春。主要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此外，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因此又名“各省将弁学堂”。以八个月为一期，共办三期，毕业学员总计五百四十五人。同时，在保定还设立北洋武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些学堂都是短期训练班性质，均于１９０３年秋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著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是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分配到第三镇，在炮兵营提任管带。　　袁世凯于１９０３年３月作了一个创办新军正规学堂的计划，上奏清政府，拟建立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培养所谓“将材”。但他又认为，“中国风气初开，根柢尚浅”，中学和大学“只可从缓建立”。“为今之计，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①根据这个设想，１０月，他在保定开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改为段祺瑞。总办先为郑汝成，后改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第一年招收二百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各科。二年毕业。１９０６年８月，该堂改归练兵处办，又名“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来自各省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堂肄业生，每年招收六百人。学生在校一年半，完成课堂操场学业后，还要分派到北洋六镇中实习半年，期满后，“该管协标统官出具切实考语”。②练兵处据学生考试分数和各镇考语，分别授以副军校或协军校等官衔，③分发到各省新军中补“排长、司务长之职”。如分发不完，仍在北洋各镇充当见习军官。当时，这个学堂在全国规模最大，至１９０９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二千多人毕业。毕业生大都担任北洋各镇军官，其中不少人因受袁世凯或冯国璋、段祺瑞的提拔，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④另外，学堂中还有留学生预备班，自１９０７年陆军部所派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经考查合格后，再派出国。臭名昭彰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就是由这里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　　１９０３年１１月，又开办陆军小学堂两所，一在保定，一在姚村。总办为廖宇春。每所学堂一年招收学生一百名。三年毕业。次年２月，又奏设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培养军医、马医、军械官及军需官，于１９０４年底或翌年初开学。三年至五年毕业，１９０５年２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加习师范课程，名陆军师范学堂，以冯国璋为总办。学生毕业后，多派往华北、西北和东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总教习、教习或监督。同年９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监督为张文元。由各镇选拔排长或武备学堂毕业生五十名为学员，又考取兵目一百五十名为学兵，均一年毕业。毕业后“编为宪兵队，分驻各镇，以维军纪”。⑤１９０６年冬，第一届学员、学兵毕业后，编成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为了轮训在职军官，１９０６年６月在天津韩家墅地方又创办了北洋讲武堂，“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袁世凯规定“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⑥总办为蒋雁行。额限学员一百八十名，分为三班。“每班以三个月为限，周而复始，以次递推”。⑦先后六班，共毕业学员七百四十名。该堂还附设学兵营，由北洋各镇正副兵内考取四百名为学兵，“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一年毕业，仍回本镇，“专备拔充头目之选”。⑧该营管带先后为卢金山、田中玉。　　按照练兵处颁布的陆军学堂章程，陆军大学堂应由练兵处在北京创办。袁世凯对这个规定未予理会，为把大学堂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他借口大学堂教习“不能不借才异地”（指用外国军官），“在京延订亦多不便”，于１９０６年６月“本大学堂之意”，略事变通，⑨奏请开办保定军官学堂。并未经清廷批准，即以原将弁学堂房舍“先行开课”，“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⑩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额限学员四十至六十名，深造科三年毕业，额限学员五十至八十名。学员均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总办为赵理泰。这所学堂的开办费二万两，常年经费八万两，袁世凯奏称北洋财力窘困，无法筹措此项经费。他提请练兵处和兵部“设法筹拨”。练兵处、兵部合议结果，只愿“与北洋各分认每年一半经费”。袁大为恼火，立即给徐世昌一信，怒气冲冲地质问：练兵处“有无学员送堂肄业？”如不准备保送，“各半分筹，殊未持平，似可勿劳硕画！”[1]言下之意，你们不出钱，就不要送学员，军官学堂由我一人包办了。练兵处、兵部只得照袁所请，每年拨款八万两。１９０８年，军官学堂名义上由陆军部接办，实际上一直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　　上述学堂，除讲武堂、军医、马医学堂在天津，宪兵学堂在大沽（后迁北京），其余都在保定。当时保定是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袁世凯先后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保”、“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西太后曾于１９０３年４月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身穿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全体学生一千多人跪于路旁迎接。西太后赏给教习和学生每人银牌一枚，以示恩慰。　　袁世凯一贯认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2]所以，他和小站练兵时期一样，始终把学生和士兵进行反动的政治灌输放在第一位。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谭”等。[3]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有礼堂一所，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4]课程设置也是“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除军事技术课外，“古人嘉言懿行”、“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列为必读的“修身课”。还明令禁止进步思想，规定学生“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甚至“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袁世凯企图用腐朽不堪的封建意识，把学生的思想禁锢起来，使他们既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头脑，又懂得近代的军事技术。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２３，页１。　　②《陆军速成学堂章程》，见故宫练兵处、陆军部军学司档。　　③据练兵处奏定的新军官制，军衔分为三等九级，有协军校（把总、七品）、副军校（千总）、正军校（守备）、协参领（都司）、副参领（游击）、正参领（参将）、协都统（副将）、副都统（总兵）、正都统（提督、从一品）。　　④详见《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１９１９年印。　　⑤《宪兵学堂章程》，见同②。　　⑥同①，卷３９，页３。　　⑦《北洋陆军讲堂章程折》见同②。　　⑧同⑥　　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五日。见同②。　　⑩《北洋军官学堂试办章程》，见同②。　　[1]同⑨。　　[2]《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２卷，第２期。　　[3]《陆军第五镇钞呈教育计划草案》，见同②。　　[4]《北洋速成学堂章程》，见同②。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　　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任何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出现，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北洋军事集团的崛起更不例外。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美国所倡议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于辛丑条约签订时得到列强的公认。自此以后，列强之间关于中国的条约和协定无不标榜这一原则。这种侵华政策上的变化，当时国内外都有人称之为“保全政策”或“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当然不是要使中国独立，拥有全部主权。实际上，这个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列强迫切需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扶植起愿意而又有能力维护其侵略权益的代理人，以巩固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在列强所物色的对象中，袁世凯适得其选。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者，并都给袁氏以有力的支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自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２０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讯速增长，在直隶者一直多于其他省份：如１９０１年２６人，直隶占１３人；１９０４年末２１８人，直隶占８５人；至１９０８年４月５５５人，直隶占１７４人。当中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控制中国的新军。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福岛安正、田村怡与造等将领先后来中国游说，劝诱中国派陆军留学生和聘请日本顾问及教习。在东京还专为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同时，派出大批军官到中国各省充当练兵顾问或陆军学堂教习、总教习。１９０２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１０月８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①日本不仅企图控制中国新军训练，同时要限制它的发展，使其保持只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程度，而不至于威胁日本的安全。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的需要，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袁世凯日益增长了一种信念，即认为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延聘日本教习、顾问花钱少，日本陆军原是仿照德国陆军建立的，它的一套军事制度更适合曾受过德国教官训练过的北洋军。１９０２年３月，他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一次选拔五十五人派赴日本留学，以培养所谓“高级将材”。１９０７年，又陆续派出留日学生近百名。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担任重要军职，如，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此外他还把１８９９年由北洋选送的留日陆军学生陆锦、蒋雁行、张绍曾、贾宾卿、王廷桢等，延揽至军中，委以重任。对非北洋保送的留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　　１９０２年１月，袁世凯高价延聘日本军官立花小一郎（步兵少佐）为练兵顾问，以后又让他兼军政司参赞军政会议议员。９月又延聘金竹弥三彦（炮兵大尉）为军政司参谋处顾问，嘉悦敏（骑兵大尉）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中川文昱为兵备处顾问。１９０４年９月立花等人回国后，袁又聘请坂西利八郎（步兵中佐）为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野涕吾（步兵中佐）、沓谷辅（步兵少佐）和牧野田彦松等为翻译官。同时，每一个学堂都聘请日本总教习或教习，例如：　　将弁学堂总教习多贺宗之（步兵少佐），副总教习井上一雄（工兵大尉），教习傅在田，翻译官岩田义辉（炮兵大尉）。　　速成学堂教习有：近藤义策（辎重兵大尉）、黑川教藏（骑兵大尉）、木堂直枝（炮兵大尉）、郡司厚。翻译官安藤虎男。另外，１９０４年８月将弁学堂停办后，多贺等人也都转入这个学堂。　　讲武堂教习有：鹫见荣治（步兵少佐）、渡濑二郎（炮兵中尉）、龟井甲子藏（步兵少佐）。　　军官学堂总教习为寺西秀武（步兵少佐）。教习有：中村正一（工兵大尉）、间室直义（炮兵大尉）、樱井文雄（步兵大尉）、守永弥次（步兵大尉）、纳富四郎（陆军特务曹长）、多熹多大治郎（炮兵大尉）、崎一郎（骑兵军曹）、井山谦吉（工兵大尉）、渡边辰（工兵大尉）、宫内英熊（骑兵大尉）、山逸也、雨森良意（三等军医）。翻译官中岛比多吉、田冈正村、西田龙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助。　　宪兵学堂教习有梅津正德（宪兵少佐）、藤林富（宪兵特务曹长）、东元三郎。翻译官高桥寅治（陆军录事）。　　军医学堂总教习为平贺精次郎（兼袁世凯的卫生顾问）。教习有味冈平吉、宫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　　马医学堂总教习为野口次三郎，教习有原保熊、伊藤浪三、浅见正吉、中田醇。　　经理学堂教习大坪恭三（陆军一等主计）。②　　这些日本顾问和教习，不少人长期和北洋军阀集团保持密切关系，有的还成为所谓“中国通”。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山根虎之助等。　　在这些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北洋军一切都模仿日本陆军，不仅军制照搬日本的，所练操法也由德国操改为日本操。北洋军中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就是指这个改变。各种学堂也都是以日本同性质的学校为楷模，如速成学堂仿照士官学校，经理学堂仿照东京经理学校。所用军事技术教材，大都是翻译日本的课本，经理学堂的毕业生甚至还要到日本驻北京的侵略军中去实习。　　北洋军所用的武器，除袁世凯创办的德州机器局仿造一些快枪子弹外，绝大部分枪炮子弹都靠外国进口。１９０３年，袁世凯一次就从日本进口步枪、马枪一万四千杆，手枪六百五十支，各种炮六十四尊，以及大批弹药等，共值银一百二十万两。这些事实说明袁的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注释：　　①日本参谋本部档案，参外第２０１号第一·极秘。见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②故宫陆军部军学司档。　　北洋军的地位及其本质　　据练兵处和陆军部的档案资料统计，北洋六镇官兵实额约有六万八千人，加上北洋各陆军学堂的学生总计也不过七万人。但是，它在当时清军中却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看它在全国新军所占的地位。清政府于１９０４年定出分省限年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庞大计划，但到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前夕，只编成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总计十七万余人。北洋六镇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北洋六镇以外的北方新军，如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第二十镇等，或是由六镇派生出来的，或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的，直接或间接也受袁世凯控制，事实上在北方形成了一个以袁氏为统帅的庞大的军事集团。而南方新军，如湖北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江苏第九镇，福建第十镇，云南第十九镇等等，原则上都是各省督抚自行筹饷督练，饷缺械少，零星分散，操法也不尽一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军中，甚至担任了重要军官，他们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鼓动新军不断起义。清政府对南方新军的忠诚极表怀疑，从而更加重视北洋六镇。　　其次，从新旧军的比较来看。１９０５年后，从全国范围说，旧军主要有满八旗、绿营和巡防营三大类。满八旗共二十五镇，号称二十五万，实际仅十八万三千人，分驻于北京、南京、广州、福州、西安、荆州等城市。除驻北京的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三营等使用新式枪炮外，大都仍旧使用刀矛弓箭。旗营官兵为世袭制度，生而吃粮，颓废不堪，甚至有的不识弓弩为何物，已腐化为一种专靠俸禄过活的寄生虫。　　全国绿营经多次裁减，到１９０５年仍有四十四万四千人，据记载，“此种兵丁散驻各州县，半皆其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衣帜率皆霉敝不堪……无论不能应战事，即捕揖盗贼亦难得力，甚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①　　１９０６年４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巡防营是清末仅次于新军的一支重要武力。它的一部分是１９０１年以后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陆续编成的，大部分则是由防军和练军改编的。自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湘淮军等勇营驻防各省要地，称为防军。练军是１９０１年以前由绿营中“选精壮”编练成的。所以巡防营也可以说是防军和练军之变名。巡防营由各省督抚提镇统率，是地方的军队。如当时广西龙济光和陆荣廷，奉天张锡銮和张作霖，以及张勋等人所统率的巡防营，都是这类军队。巡防营从旧军中脱胎而来，军官多是行伍出身，仍以统带官的姓氏为旗号，但使用新式武器，练洋操。所以算是半旧半新式的军队。　　新军（主要指北洋六镇），其阶级本质和旧军没有区别，并且有些步营骑营也如巡防营一样。是由防军或练军改编而成的。用人唯亲和军官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依然如故。但是总的说来新军较旧军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面上改变了旧军“兵为将有”的情况，打破了旧军以营官的姓氏为旗号的旧规。其次，各级军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大部经过各种武备学堂长期或短期训练，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第三，旧军各营所用武器十分庞杂，既有大刀长矛，也有洋枪洋炮。新军禁止使用刀矛，装备完全近代化。如北洋各镇都装备有近代大炮，除第一镇步兵使用日本制造的麦及枪外，其余五镇都用１８８８年式毛瑟枪，带刺刀。军服为蓝色（后改为土黄色），仿欧式，标红色徽号。军官在帽沿上加标军阶级别。表面看去整齐划一，与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衣冠不整的旧军比较起来，迥然不同。因此，当朝权贵们一致把新军视为擎天柱石。　　需要指出的是：北洋六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编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北洋处于第一线。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于奉直边要各地方”，“统筹布置，派兵严防”。②袁即打着保卫“畿疆”的幌子，要户部筹饷，大肆扩军。如１９０６年，清政府的军费开共三千五百万两，除五百万用于海军外，在三千万陆军军费中，用于北洋六镇及各学堂的约占四分之一。③但是，以“御外侮”为名，动用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实际上并不是一支国防军，而是一支压迫国内人民的军队，进行内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从创立到灭亡，从来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放过一枪。相反，它一产生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国内的人民起义或革命，如广宗景廷宾起义、辛亥革命、白朗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都是被它绞杀的。　　注释：　　①《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５日。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２６，页１。　　③陆军部编：《中国陆军概况》，１９０８年。镇压景廷宾起义　　袁世凯北洋虎狼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第一笔血债，便是绞杀景廷宾起义。　　为了向帝国主义各国缴纳庚子赔款，清政府命令各省从１９０２年起每年摊派银子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其中直隶分摊八十万两。此外，各州县还要向本地方的外国传教士赔款。这种“地方赔款”全国总计约有二千万两，其中以直隶为最多。这笔庞大的赔款大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加在人民身上。　　直隶广大人民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本已濒临冻馁的边缘，又被摊派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为逢迎帝国主义，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０２年３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１８６１—１９０２），广宗县东召村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２４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１９０１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这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也使一般中小地主怨声载道。而且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更是火上加油。广大人民多次聚众抗议，声称中国人决不纳“洋捐”，并公推景廷宾为总团头，准备武装抵抗。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大为惊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从来当国家大难以后，威权不振，奸人最易生心，如不迅加扑灭，恐草头英雄纷纷揭竿，内讧外侮一时并起，大局尚堪问乎！”①他立即指派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率领练军驰往广宗镇压。３月３日晨，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指挥联庄会的农民，奋勇抵抗，给清军很大杀伤。到下午，景廷宾见寡不敌众，便撤出东召村，率领队伍转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宣布起义。　　自从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进一步认识清楚了。尤其在清军血洗东召村后，广宗地区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样就促使他们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景廷宾的活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义军迅速扩大，“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②骨干是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不久，起义军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他们袭击清军，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处决法国神父罗泽溥，受到各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邢台，内邱、新河、南宫、平乡等州县的联庄会纷纷响应，一时都卷入“扫清灭洋”的怒潮中。　　景廷宾起义后，中外反动派都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十分惊慌。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催促清政府派兵进剿。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扑灭。袁一边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③；一边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派自己的心腹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又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率领，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各路军队大张旗鼓，合围广宗。袁世凯亲自到前线督战。５月８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清军包围了件只村，先用大炮轰击，续用步兵冲锋，马队分布左右两翼包抄，很快攻入村内。起义军用大刀长矛英勇阻击，与清军展开激烈的肉搏，许多骨干分子壮烈牺牲。景廷宾见势不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占领件只村后，屠杀老百姓，抢夺牲畜财产，焚烧民房。附近各村庄也同样遭到浩劫。　　袁世凯的烧杀政策，不但激起人民的强烈忿恨，就是一些地方官吏也为之愕然，纷纷给朝廷上奏折，或骂他是“民屠”，或参劾他“纵兵扰民”，或要求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军官。袁复奏时，曾引用曾国藩屠杀太平军时所说过的一句话——“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来替自己狺狺申辩。袁并对爪牙百般维护，说：“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遗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④困此，段祺瑞、倪嗣冲等不仅没受到惩办，而且由于他的奏保，都赏戴花翎，并加“勇”号。　　景廷宾从件只村突围后，转移到成安县北漳堡，秘密地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７月，倪嗣冲带领清军赶至。景廷宾在郭家小村与清军激战，弹尽援绝，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威县处死。袁世凯借镇压景廷宾起义的余势，把《严拿拳匪章程》十一条重新张贴于各州县，想用严刑酷法压服广大人民。但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不断进行反抗。１９０３年玉田县农民起义，“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⑤次年，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展开活动。⑥１９０６年，祁口、大沽渔民为抗苛捐杂税，群起捣毁税局，赶跑征税委员，将起暴动。１９０７年，平山、灵寿、冀州等地掀起反对征收警捐的风潮。总之，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　　注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②《中外日报》，１９０２年５月２８日。　　③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６，页８。　　④同③，页１０。　　⑤《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２月２２日、２３日。　　⑥同⑤，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创建巡警　　１９００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１９０２年５月，他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①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１９０３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　　袁世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１９０５年９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一面建议设巡警部。１０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④次年１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宫廷的动静也在被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袁对京城的政治行情一清二楚。在揣摸西太后的旨意，“得君行权”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形成所谓“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而使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中经常占上风。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３５，页６。　　②《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③十丈愁城主人（毓盈）：《述德笔记》。　　④同②，１９０７年２月６日。　　⑤《汤觉顿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８年４月。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７０。废科举，兴学堂　　袁世凯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①他鉴于旧式的书院已经过时，不能满足需要，便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　　早在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清政府曾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当时，袁世凯还在山东，便抢先拟定学堂章程，聘请美国人赫士（Ｗ．Ｍ．Ｈａｙｅｓ）为总教习，于１１月１６日在济南试办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它成为后来各省举办学堂的榜样。袁世凯到直隶后，又延聘日本人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制定创办学堂的计划。１９０２年５月，先在保定办起直隶大学堂，聘美国人丁家立（Ｃ．Ｄ．Ｔｅｎｎｅｙ）为总教习。８月１１日又奏设学校司，分置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及编译三处。同时创设师范学堂，考选举人、秀才作学生。还命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各府设中学堂，州县设高等小学堂，村镇设初等小学堂。１９０３年４月，又以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为基础，在天津成立北洋大学堂，派日本留学生黎渊为总办。与此同时，他又奏请普及游学。并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以赴日本者为最多。如１９０３年北洋派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共计６０人，仅次于湖北（８１人），居第二位，占全国所派官费生２７９人的五分之一强。②其中仅８月一次就选派举人或秀才吴鼎昌、高步瀛、王振等二十名赴日留学。甚至他自己也曾扬言要赴日本去访问参观。　　１９０４年初，清政府批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在全国推行。各省都办起一些新式学堂，而以直隶、湖北、江苏、广东、四川为多。但当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人们对学堂仍然观望。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于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３日奏请递减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兴办。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又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③他们的理由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而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危迫情形”，“化群疑而消积侮”，不仅使各国“刮目相看”，未敢存“轻侮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④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废科举的主要目的是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使大清王朝“转危为安”。⑤可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朝士攻之尤力”。⑥但是，清政府认为袁、张“所陈不为无见”，并于当年１０月下令自丙午科（１９０６年）开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⑦１２月６日，又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管理和推广学校。从此，学堂的发展更为迅速。至１９０６年６月，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⑧　　遵照清政府颁布的办学规定，这些学堂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形式上都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学校的一般特点。中等以上学堂，大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总教习和教习，其中以日本人最多。一般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有数学、物理等“西艺”课和外语课。但学堂所注重的仍是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小学的主要课程有“读经讲经”，中学则必须读完《左传》、《周礼》、《孝经》、《论语》等十经的节本，高等学堂也都有必读的经学课。总之，“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⑨所以，这些学堂本质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主要传播的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思想。它是洋务学堂的延续和发展，是为袁世凯的“新政”服务的。　　然而，学堂既采取资产阶级的新形式，便决非封建军阀和官僚所能全部包办，更不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应付的。因此不能不利用一些在国内外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入学堂开了方便之门。袁世凯既要使学生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又严禁学生挣脱封建专制政治的枷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恰如当时进步报纸所指出的，这种做法无异是“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之滋味，又复从而锁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⑩所以，新式学堂的开办，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更广泛地向前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袁世凯为维护封建制度所锻炼出来的各种武器，后来差不多都倒转过来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工具。显然，这是出乎他主观意料，也绝非他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注释：　　①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七日。见《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３。　　②南里知树：《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见《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③袁世凯：《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日。见同①卷３５，页２。　　④同③。　　⑤同③。　　⑥罗：《记废科举》。见《庸言》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１３年２月。　　⑦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４册，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页１２８。　　⑧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八日。　　⑨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　　⑩《苏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８日、２１日。投机立宪运动　　１９０５年袁世凯开始投机于立宪运动。关于此事，他的幕僚张一（１８６７—１９４３）有一段回忆：“南通张季直致书项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夫。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既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退而纠合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①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②　　由这一席说可见袁世凯对于宪政毫无诚意，他之所以幡然变计，并非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立场，而显然是从策略上考虑的。　　日俄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活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１９０８年孙中山发动河口起义失败后，西太后曾对袁表示：“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他明白地回笔说，“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③可见袁参与立宪，首先考虑的是拉拢立宪派，以缓和革命危机。而且，此时立宪派已分化为两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系，仍亡命海外，只能从事非法的活动；在国内又形成了以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和汤寿潜、郑孝胥等为首领的一系。这些人多是官绅，又掌握着一些大企业，操纵舆论，在社会上比康、梁更具影响。他们企图通过某些高官显贵，触动内廷，盼望御赐一部宪法，使中国走上法治的轨道。张謇看到袁“揽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宠信，早在１９０４年７月就曾写信要求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垣诸人，主持立宪，“成尊主庇民之大绩”。信中还动以情说：“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④当时袁尚未看准风向，曾复信称“尚须缓以时”。⑤所以，袁和立宪派的结合不仅是反革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上也有了可能。　　其次，袁世凯深知自己的权位全靠西太后信赖、支持。当时，西太后已是古稀垂暮之年。封建专制社会，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况袁与光绪之间还有１８９８年结下的仇怨。袁担心靠山一旦倾倒，光绪帝和青年贵胄上台将于己不利。立宪正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巩固一己的地位。当时曾有人指出：“袁世凯与铁良不和，欲借是（指立宪）以倾政府。”⑥可谓看破了他的内心。　　袁世凯认定立宪既是抵制革命所需，又与自己和整个北洋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便把那种“立宪后，权在人民”的恐惧抛在一边，立即以“开通风气”自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１９０５年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次年８月１６日，又奏陈预备立宪说：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有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２６日，又应召进京，参加“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陈奏各折件”，讨论立宪问题。次日，在亲王大臣会议上，他摆出一副宪政权威的架势，信口雌黄地说：“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相迫，故民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袁世凯在这里不仅表现出他对立宪政治的惊人浅薄，更为重要的是暴露出他妄图使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政治溶化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目的。接着，为迎合西太后对君主立宪的拖延态度，他又说“夫以数千年来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腐朽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今即以所知者言之，则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⑦　　对于袁世凯的这些“高论”，虽然有些守旧派反对，但“政府诸公多赞成之”，⑧“遂于次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⑨西太后也以为然。９月１日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表示要从改革官制入手，令各省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⑩　　为了作好所谓“立宪预备”，袁世凯一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等书，一面仿照“日本市町村制度”，办起所谓“地方自治”。１９０６年８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日本留学生金邦平等拟订自治章程，创办自治局。先在天津筹办“自治研究所”，选拔天津府所属各府州县“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入所听讲，并招其他各府州县“旁听生”。此后，又从直隶全省选拔官绅一百六十余人到日本参观行政、司法及学校，并责令呈验日记，征其心得，这些官绅回国后在本籍开办自治学社。次年８月，天津县士绅集会，“选举”三十人为议员，成立了天津“议事会”。袁又命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1]他所谓的“地方自治”，不是兴民权，而是要提高地主豪绅之权，“以辅官治之所不及”。[2]这实际上是曾国藩办团练“大张绅权”“以绅辅官”政策的翻版，只不过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油彩而已。西太后对这种自治“甚为嘉纳”。[3]后来，清政府令各省办自治局，各州县设议事会，就要推广袁的这一套办法。　　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决心要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派系。对立宪派各系，他采取的原则是：顺我者昌，收为己用；逆我者亡，消除异己。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国内立宪派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省立宪派，要求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宪政。袁世凯也极力拉拢他们，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而对以康、梁为首的国外一系则表面敷衍，暗中破坏。１９０７年秋，梁启超等在日本东京组成政闻社。当时西太后悬赏银十万两严拿康、梁的谕旨尚未撤消，政闻社为取得合法身份，推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为总务员，并于次年１月迁回上海。他们联络各省宪派，发起“国会期成会”，要求政府速颁宪法，并暗中与袁的政敌肃亲王善耆携手合作，“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4]锋芒直指奕匡力和袁世凯。因此触怒袁氏。袁入宫面奏西太后说：“政闻社系康、梁所发起。”太后非常震怒，于１９０８年８月下令“严行查禁”。[5]康、梁一系受到沉重打击。　　同时，袁世凯对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则极力加以笼络。杨度（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为王运的弟子，１９０３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因被清廷怀疑为康、梁党羽，未被录取。不久赴日本留学，被东京中国留学生会推为会长，并结识康、梁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开始，他和康、梁一起鼓吹君主立宪，后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１９０７年冬，他回国办理其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的丧事。袁有意网罗他入幕，乃致电湖南巡抚咨送他入京。１９０８年春，杨抵京，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保他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来，袁又举荐他到颐和园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从此，杨引起朝野注意。　　杨度在北京设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本部，自任常务委员长，以三年召开国会相号召。他以立宪的解释偏重维护“君权”，他说“各国仅以宪法为民权之保障者，中国则兼以宪法为君权之保障”，如无“君主大权统一之，则必不能使国本安宁，天威赫濯，一尊永定，各族归心”。[6]他又宣传袁世凯、张之洞是政府立宪的首脑，政闻社排斥他们是不顾大局。因此，革命党人反对他，康、梁责骂他，但他却博得了袁的赏识。　　１９０７年夏秋之际，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也由官僚中主张“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的“渐进者”，一跃而为“急进派”。　　同年７月２８日，袁奏请“赴紧实行立宪”，并列陈十事：一、昭大信，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二、举人才；三、振国势；四、融满汉；五、行赏罚；六、明党派；七、建政府，采内阁会议制度；八、中央设资政院，省设谘议局，州县设议事会；九、办地方自治；十、普及教育。这是他关于立宪的全部主张。９月，他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对立宪更为热心。１９０８年初，“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政府公布立宪年限。他也奏请限年立宪，从速办理。他以在朝大官僚的身份和在野的立宪派一唱一合，遥相呼应。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他则企图脚踏立宪派的肩背，出掌一任内阁大权。他们双方结成的这种关系，为辛亥革命爆发后，攘夺革命果实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金邦平字伯平，安徽黟县人，１８９８年北洋官费留日生，早稻田大学毕业。在留学期间，１９０２年他曾与秦毓鎏等发起组织青年会，宣言以民族主义为主旨。后来因多数会员主张激烈，他遂正式脱会。回国后，入袁世凯幕。１９０６年由袁保举，得以引见，赏给进士，为翰林院检讨，此后成为袁的重要幕僚之一。黎渊字伯颜，贵州遵义人。１９００年四川官费留日生，东京法学院毕业。李士伟字伯芝，直隶永年人。１９０２年自费留日。　　②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３８。　　③《汇报》１９０８年，转引自刘桂五：《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宪政运动》，《新建设》，１９５４年１月号。　　④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３，页１８。　　⑤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下，页１６。　　⑥胡思敬：《密陈立宪隐患并筹献三策请修内治以杜邪谋折》。　　⑦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４册，页１５、１６。　　⑧《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⑨同⑦。　　⑩《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页５５６４。　　[1]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４４，页１０。　　[2]同紒紜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