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约翰（1883－1966）福建厦门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享有极高声望的体育活动家、教育家。　　马约翰是一个异类。他因为体育而被奉为“名家”，和国学大师、科学巨擘们相提并论；他因为体育而成为一所大学的标志性人物―――走进清华园，室内外公共场所共有十二座雕像，和马约翰同享此等尊崇的，是梅贻琦校长、蒋南翔校长，是朱自清教授、闻一多教授，是叶企孙教授、梁思成教授……　　研究者论及上世纪30年代清华之盛，往往从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推延开去，罗列诸如陈寅恪、熊庆来等文理各科的一代名家，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便是马约翰。　　上世纪50年代，清华校长蒋南翔曾说过，清华于1911年建校，马约翰1914年到清华，服务清华的历史差不多同清华的校史同样悠久。“所有在清华上过学的学生，差不多统统受过马先生的热心教诲”。　　热心教诲通常是这样的：“Boy，太瘦了，这样太不行了，要好好锻炼。”学生们回忆，马约翰在体育课上有一股劲，瞪大眼睛，双手攥拳在胸前挥动，号召大家“要动！动！动！”往往说得学生热血沸腾。　　晚年的梁思成常笑着对后辈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当年可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马约翰曾教过学生许多有趣而又奇怪的运动，比如“拖尸”。除夕之夜，二年级的学生深夜闯进新生宿舍“拜年”，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四个老生抓住一个新生的四肢，甩来甩去，并且数着数，一直数到十几下，才把可怜的新生扔回床上。　　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认为体育不过是蹦蹦跳跳、打打闹闹，大、中、小学都一样，都是哄着学生玩，没有设教学职称的必要，因而下令免去马约翰的教授职称，把体育教师统统改称训练员。许多人为这位清华元老忿忿不平，他却说：“降职有什么关系，我教体育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为的是教育青年人锻炼身体。假如不让我教体育，那我倒真要和他干一场了。”　　1929年，华北足球比赛大会在天津举行，马约翰率清华大学队出征，荣获冠军。球队返校时，全校师生夹道欢迎，抬着马约翰和队员走进校门。这样一来，校长不得不恢复了他的教授职称。　　马约翰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曾是赛跑冠军，关于他当时的风采，有过这样的传说：那时还是清朝，男人脑后留辫子，马约翰能把辫子跑成水平！这让很多孩子津津乐道，他们心目中的马约翰，俨然是评书中所谓的“大侠”。　　70岁时，马约翰给北京医学院作报告，一个箭步跃上讲台，身手矫健不输当年。1958年他76岁高龄，与清华大学一位中年教师搭档，获得北京市网球比赛男子双打冠军，并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据称，直到临去世的84岁时，他还能做13个俯卧撑。　　作为体育教授，马约翰对学生的指导时常别开生面。曾有学生因为神经衰弱来向他诉苦，他冲着学生的肚子就是一拳，那学生急了，他却笑了：“你说你神经衰弱，看你的紧张样子！”然后他带那个学生到球场上，让他去把别人正在比赛的篮球抢下来，和别人一起打，并且鼓励他：“你看，你神经不但没毛病，还挺不坏呢！”到了晚上，那个学生洗完澡，来找马约翰，高兴地说：“现在我精神好极了，好像没病了。”　　马约翰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一位老法学家在一次论坛上，看着台下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脱口而出：“Boys and girls，good evening！”他解释说，自己55年前在清华大学时，每当上体育课，总有一位慈祥长者像这样用英语问候大家，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今天他自己看到这么多充满活力的面孔，也就情不自禁地说了当年马约翰教授说过的话。曹靖华：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散文家，“五四”以来中国译介苏联文学的前驱者，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　　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苏联文学寄托、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爱与恨、青春与梦想。那些伟大的抱负、坚强的个性和敏感的灵魂，通通在译成中文的俄文字句里找到过共鸣。　　对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问一句，还记得《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对于他们的子孙辈，问一句，这些小说可曾读过？　　对于父与子不同年代的人，同问一句，那个和绥拉菲摩维奇、瓦西列夫斯卡娅、拉甫列涅夫、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以及整个苏联文学相连的中国名字，可曾记得？可曾知道？　　一个年代结束，一种文学淡出，一个国家消失，一个名字飘落―――曹靖华，一如他自己的散文《飞花集》。　　一位研究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过一本1931年由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的初版《铁流》。这个版本仅印了1000册，当时又是禁书，能保存下来，弥足珍贵。　　书的内封上，写着6个钢笔字“心爱的书之三”，落款“冯凭”。其后的两张扉页上，有一段同样字迹的“写在《铁流》前面”：《铁流》一出版，就“受着广大群众的热爱”。他也买了一本，两年间，此书跟着他“在日机的炮火下逃过难”，他却一直未曾认真阅读。1934年，国民党颁布禁书条例和禁书单，《铁流》被“明令禁止”，这反而促使他认真地读起此书来，结果发现这“绝非凡品”，而是“明珠”，是“有着绝大意义的一本书”。阅读中，这本书却被人拿走了，于是他“好似丢掉了恋人一般，终日念念不忘，大有废寝忘餐之概了”。后来，此书经过一番周折又回到手中时，他感到如见“久别重逢的故人”，“在半空中悬挂着的一个心，才算落到实地，嘴里不由地说了声‘我的天，你到底又物归原主了’”。　　著名的江姐和不那么著名的丁佑君，都是被敌人虐杀的蜀中女杰。研究者称，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榜样―――娥琳娜，苏联小说《虹》中的女主人公。她们都曾和自己的女友一道买过、读过、讨论过曹靖华翻译的这本书，都为书中娥琳娜落难受辱而始终不屈的形象所震撼，都立志一旦同样的考验来临之时自己要像娥琳娜那样坚强。　　曹靖华的译笔被赞叹为凄清而华美。评论者说，读过此书的人们恐怕对书中的大部分情节早已淡忘，但相信这样一个场面是决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这时月明如昼。月光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一块天青色的冰块……一个裸体女人在通往广场的路上跑着。不，她不是在跑，她是向前欠着身子，吃力地迈着小步，蹒跚着。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一个德国士兵在她后边跟着。他的步枪的刺刀尖，闪着亮晶晶的寒光。每当女人稍停一下，枪刺就照她脊背上刺去。士兵吆喝着，他的两个同伴吼叫着，怀孕的女人又拼着力气向前走，弯着身子……这就是她，娥琳娜。”　　曹靖华译笔下的另一个场面同样难以磨灭：　　一艘白匪的小船向荒岛驶来，中尉奔向小船，在他身后，玛柳特迦毅然地举起了枪。应声倒下的，是她的爱人，也是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匪。　　抗战时期，从太行山区敌人包围中出来的革命青年把一本油印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送给译者曹靖华，告诉他，战士们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惟独这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　　而今，人们评价，尽管苏联解体，政治地图发生巨变，这部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文学作品却依然闪耀着光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外国文学编辑孙绳武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当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称为“替人民过滤‘不良’文学”。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二三流的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　　如今，那个年代不再。然而那些“优良”的苏联文学，永远值得怀念。每当这时，就不能不想起曹靖华。杨荫榆：找不到真实面貌　　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女教育家，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校内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谴责，被免职。1938年1月1日在苏州被日军杀害，时年54岁。　　查阅北大图书馆各种资料，没能找到一张杨荫榆的图片。看来，她的真实面貌，只能随她那代人的离去而离去了。　　钱钟书夫人杨绛在提到她的这位三姑母杨荫榆时曾说：“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就此，记者专门采访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陈教授的回答非常干脆：在对杨荫榆的评价上，人们在回忆文字中所提及的她死于日军杀害，和当年鲁迅对她的批评，两者并不矛盾。　　“鲁迅曾经批评过很多人，现在对这些人的评价会有一些改变。”陈教授直言。　　有些研究者注意到，记录在“正史”上的杨荫榆，是那个曾被鲁迅批评过的杨荫榆。　　鲁迅在《“碰壁”之后》中有过一个比喻：杨荫榆视校长学生之关系为婆媳关系，以婆婆自居，视学生为童养媳。“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他指责“杨氏的诬妄”，“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寡妇主义》也是暗中讥讽杨荫榆之作。　　《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这样为杨荫榆“定性”的：“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她的“罪状”之一是，在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其中，包括许广平，以及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　　女作家苏雪林曾经不满地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　　因为这桩“罪案”，当代中国人并没忘记杨荫榆这个名字，以至今天仍有人写下这样的文字：“鲁迅《华盖集》中谈及‘女师大事件’的文章，为我们勾勒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形象。由此给我脑海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记。她似乎是童话中那个披着黑斗篷、骑着扫帚、干瘦、翘鼻、凹眼、十指尖尖的老女人。”　　有关杨荫榆的殉难，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正史”的文字。　　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的作家苏雪林，在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一篇纪念文字《杨荫榆之死及其它》中写道：　　数月前一位旧同学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说：“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已于苏州沦陷时殉难了。”死的情况，她没有说明白，因为这消息也不过从苏州逃难出来的朋友口中听来。只说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因为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皇军”进城，当然要照例表演他们那一套烧杀淫掳的拿手戏，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敌人老羞成怒，将她乱刀刺死，所有女生仍不免受了污辱云云。……前日高君珊先生来嘉定看朋友，谈起荫榆先生，才知道她是真死了。不过并非死于乱刀之下，而是死于水中。是被敌军踢下桥去，又加上一枪致命的。她的尸首随流漂去，至今还没有寻获。死状之惨烈，我想谁听了都要为之发指，为之心酸的吧。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也提到了杨荫榆的殉难：　　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在杨荫榆殉难之前19天，1937年12月13日，在距离苏州并不遥远的南京，杀害她的这支军队开始制造一场大屠杀。6周之内，中国军民，死，30余万。陈西滢：傲慢与偏见　　陈西滢（1896－1970）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鲁迅著名的论敌。　　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来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没意思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　　在鲁迅的笔战史上，他要算是第一个论敌。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学者阎晶明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所以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一身尴尬。　　更实质性的问题是，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但陈西滢也自有他的性情。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么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着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里的一个“另类”。　　曾有学者专门研究“鲁迅和他骂过的人”，感叹曰：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鲁迅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陈西滢”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字中的和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颇值得关注。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年少时，他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年老时，他又被列为北大中文系“四老”之一。他曾以现代派诗歌闻名，又以古代文学研究立身，却被这个喧闹时代中的人们渐渐被遗忘。与他同时代的巨匠们一个接一个离去，这一次，离去的是他——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10月4日，与往常一样，他吃过晚饭，上床休息了一会儿。晚7时左右，家人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位杰出的诗人已经停止了呼吸。“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他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他在园子里种了花草，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在那扇油漆有些脱落的大门里，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看着花丛思索，阳光洒在他身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还记得，一次听林庚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他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从那时起，我才感受到了诗的魅力，那是一种静默中的召唤。”张鸣说。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喜欢孩子们送给他的玩偶“悟空”和“八戒”，特意挂在窗前，只要一碰，两个玩偶便手脚乱动。他还酷爱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的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在那只花蝴蝶的相伴下，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张鸣等人回忆，与林庚交谈，他从不爱提身边琐事，只谈论学问和文章。不过有时候，师生之间也会回忆起过去的北大。他还会谈到当今学术水平的下降，谈到校内草坪上盖楼是破坏了那里原来建筑的“和谐”，为完美景观的破坏感到惋惜。“他对学生是不设防的，更是宽厚的。”张鸣说。林庚写信给自己的弟子孙玉石，会提笔写道：“玉石兄如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庚的一些学生创办刊物《红楼》，被打成右派，发配外地，颠沛流离。林庚一直挂念在心，直到他90岁生日时，仍然凭记忆列出他们的名字，嘱咐张鸣，把他们务必请来见面。林老先生讲究衣着，爱戴围巾，素来整洁。即使披一件夹克，不扣扣子，能让人觉得“高洁”。“他很干净。”张鸣评价说，“这种干净，是由内而外的。”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而在北京大学的一间课堂上，曾有一名中年教师将手中的书掷在桌上，抬起头，眼睛望着屋顶，慢慢地说：“想当年，林庚先生，衣服整洁，风度翩翩地站在讲台上，那时候……”讲到这里，他有些陶醉，教室一片静默。接着，他又一低头，发出一声叹息。林庚给他的学生留下了这样的笑容：“他抬起头，微微含笑，望着屋宇的东方，目光中有坚毅，有安详，有回忆，有思索，有自足，有憧憬。”这样的笑容已经成为历史。2006年10月4日黄昏，林庚由保姆陪伴，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学未名湖边。很快将是中秋，他有些失望地说：“怎么月亮不圆啊？”“快了，后天就是中秋了。”保姆答道。“好，到时候我们出来看月亮。”林庚有些高兴地说。这天晚上，他在燕南园62号的家中，永远地离开了。方文培：学心托杜鹃　　方文培（1899－1983）字植夫，重庆市忠县人，国际知名植物学家，杜鹃花科、槭树科专家。　　一间阁楼，四处散落的全是植物标本。一个老头儿，戴着眼镜，埋头看东西，手里燃着香烟，整间屋里烟雾缭绕。　　余锦勤和几个同伴蹑手蹑脚爬到数理馆顶部的这间阁楼，从门缝里偷瞧。这些大一的女孩儿们，有点儿紧张，又有点儿兴奋，毕竟，门缝里的这个老头儿，是四川大学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尤其是生物系的新生，无比景仰这位“方专家”，同时又对这位寡言的名教授充满了好奇。　　整整50年过后，余锦勤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脸上满是笑意。这位偷瞧“方专家”的生物系女生，后来嫁给了方文培的儿子方明渊。她发现，家里的公公和阁楼上的教授原来一模一样，从系里回来，老爷子就把自己关进书房，和满屋子的标本待在一起。依旧烟雾缭绕。“我们在外面就听见噼噼啪啪的打字机声音，他一生那么多文章著作，都是这么出来的。”方明渊说。这样的声音一直持续到1983年11月，一天，前段时间就已查出肺部有阴影的方文培觉得身体不适，于是自己走路到了医院。第二天，方文培逝世。　　美国著名植物学家彼得？雷文博士发来唁电称：“获悉方文培教授去世，我极为震惊。多么杰出的人才、非凡的贡献！我敢保证国际植物学界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办，方明渊前去参观。在英国馆，他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被看作杜鹃花之家，它是中国花卉中种类最多也最为重要的科属之一……爱丁堡皇家植物园1843至1890年间的钦定总管巴尔弗爵士提出杜鹃分类法……1980年，杜鹃分类法开始进行修订，这一修订可以考虑自巴尔弗去世后，包括方维培（1899－1983）在内的西方和中国的植物学家采集的大量花卉。”　　显然，当用威氏拼音拼出的这个中国名字在国际学界流传时，“方文培”三个汉字却并不为被称作“杜鹃花之家”的中国的公众所知晓，以致错误地翻译成了“方维培”。　　上世纪30年代，方文培留学英伦，在以研究植物尤其是杜鹃花科闻名于世的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当时，他的学习室是一间小木板房，被人称为“中国木板房”。案头的杜鹃花模式标本，多数产自中国，这让方文培时常会有思乡的愁绪。他将唐诗换了二字，来寄托心情：“蜀国曾闻子规鸟，英伦（原诗为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1985年，国际杜鹃花学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始，主席首先宣布：“请大家为去世的对杜鹃花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方文培教授默哀。”　　方文培去世后，曾有后辈学者向方夫人提出，希望得到先生的手杖作为纪念。他告诉方夫人，方先生除了指导自己的学问，更以人品为自己立下模范，扶助自己在治学途中走得端端正正。　　在担任四川大学教授的同时，方文培还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每月按规定有为数不菲的兼职费。钱汇来了，他却从不去取。中科院来人，和方明渊说起此事，方明渊说自己帮父亲取工资，父亲根本就没提过还有这么一份。来人感叹：“哎呀，你瞧瞧这些老先生！”　　方文培话不多，儿子儿媳都称他“寡言”。余锦勤告诉记者，老爷子最喜欢请客，外地的同行、学生来川，他是必定要请一顿的，“而且一定会请个陪客，因为他自己实在没有多少话说。别人负责说话，他负责买单。”　　在一个“书友论坛”上，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曾在旧书摊上发现一本《近年在四川采集的报春花》，作者方文培。“也许是因为该书属自然科学类书，放在那儿几乎有半年无人问津。今日无事把此书看了看，书中有几句话使我很是感慨：‘四川早以植物种类丰富，著名环宇。在19世纪以来，欧美的植物学者或传教士先后到来采集植物标本已有十余次之多，他们采的标本都藏在外国标本室，有关中国植物的著作，也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结果引起我们研究的极大困难。’”　　这位网友也许不知道，在这种困境中执著一生的方文培，被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植物研究的新道路”。张世勋：老骥伏枥　　张世勋（1900－1985）别号鼎铭，四川阆中人，著名数学家，在积分方程和函数论领域享有国际声誉。　　“费马大定理”，这个由法国数学家费马提出的“简单得令人恼火”的难题，在300多年间使得世界上最杰出的大脑困惑不已。人类的天才们在这个问题上备受精神折磨。　　毫无疑问，张世勋也在被“折磨”的科学精英之列。并且，这种“折磨”发生在他的晚年，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5年8月17日，张世勋由于患脑梗阻，失去语言能力，然而就在当天，他断断续续地重复着一个字：“费……费……费……”脸上带着苦笑。　　住院后，他就吃力地、不断对人重复着说：“关键……关键……关键在于……”　　张世勋的女儿张清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父亲终生的信条：“人家说难，我就偏往难处走。”　　“父亲说，大家都认定，人老了，不能再解决数学问题了，我就偏要解决给你们看看。”　　作为子女，张清源当年曾劝父亲像体育明星那样，“光荣隐退”，安享晚年。的确，凭张世勋早年在数学上的成就，他完全可以这样。　　1947年，张世勋在英国剑桥大学数理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赴美从事研究工作。这所研究院始终吸引着世界上最顶尖的学者。　　两年后，张世勋回国，任教于四川大学。他的研究工作并未被国际学术界遗忘。1975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从美国寄赠给他一本出版不久的数学专著，并在扉页上题写：“书中提到吾兄重要贡献，诚我国之光。”　　“文革”后，已近耄耋之年的张世勋，重新获得“心安理得、理直气壮”搞研究的机会。他瞄准的课题，正是那道折磨了无数伟大的大脑的难题―――“费马大定理”。　　张世勋曾说：“我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即使上不去，我的目标也是伟大的。”女儿张清源回忆，父亲在晚年研究中，从未承认过自己“失败”。他只说：“我在推导中发现了一个错误。”直到病重期间，他说了一句：“我病了。这是我最大的失败。”　　为了查阅资料，张世勋几次去北京长住。有大半年时间，这位80余岁的老者，每天早上从城东南的住地来到城中心的北京图书馆，一直坐到中午，吃过自带的干粮后，又赶往西郊的中科院图书馆，5点半再返回北京图书馆，直到7点半才返回住处。　　有时，他还会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把午休时间挤出来读书。一日午间，他在清华校园内的长凳上看书，直到困倦而睡。　　白髯拂胸的张世勋，曾多次作为“无名氏”，被京城的记者和摄影爱好者捕入镜头。有两张非常相近的照片，分别刊登于《中国摄影》和《北京晚报》，画面都是他在图书馆伏案疾书。两张照片的题目，不约而同，都叫《老骥伏枥》。　　本文开头的这张照片，是1981年6月的一天，张世勋的女儿张庆云收到的。附信中说：“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4月8日在中山公园见一长者，学习精神孜孜不倦，很受感动，为其拍了几张照片。今寄上，请代转交。”　　在很多人眼中，“天真坦率如儿童、旁若无人不拘小节”的张世勋，当时大概是不会注意到有人“偷拍”他的。因为，在他看来，头脑中的“费马”，可比这些事情重要、有趣多了。　　张世勋去世前两月，天气炎热。其女婿见岳父从川大图书馆走出来，敞襟露胸，便提醒他扣上衣扣。他举着手里的几本书大声说：“我那么多要紧的事都做不完，哪儿顾得上这些哟！”　　张世勋崇拜英雄。少年时最吸引他和到了晚年仍吸引他的费马一样，也是一位法国人―――拿破仑。他读《拿破仑传》，知道这位豪杰戎马一生，却精通数学和历史。从此，这个弱冠少年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持续终生。　　张世勋辞世9年后，和他一样也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英国数学家安德鲁？韦尔斯，完全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这一成就，被认为足以同物理学中的原子分裂和生命科学中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