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称，马寅初在50年代“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　　有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书，写马寅初那篇，标题赫然是―――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傅斯年：刚正不阿真书生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那是一个冬夜，小小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夫人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急于想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罢，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去世。不多日，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如胡适所言：“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没。　　这个人真的是“天生的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是他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学生成为教授后，他创办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抗战期间率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　　2004年12月，天津建卫600周年。之前两个月，南开学校百年庆典，南开大学亦建校85周年。这座城市和这所学校，气脉相连，以至于人云：“知中国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南开。”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曰：“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然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南开似乎漠视这位老校长的存在。　　1949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去台邀请，留在大陆。但由于曾“一脚踏在臭水沟里”，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研究者司徒允认为：“这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在张伯苓逝世后的追悼会上，其故交黄钰生致悼词称：“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与生命最末两年的心灰意冷不同，同样按照黄钰生所说，张伯苓“40多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从不灰心，自喻“不倒翁”，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他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惨淡经营私立的南开学校，为了筹款，向人求见，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却坦然面对：“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年曾说过：“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些劳动所得曾经无比丰硕。胡适写过一篇《教育家张伯苓》，称赞道：“在他仅只22岁时从五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办起，到1917年他41岁时，他的中学已经有一千个学生。1936年他60岁，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部、大学及研究所）一共有三千学生。”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女教员说的是英文，把张伯苓三字念得像外国名字Chamberlain，于是罗隆基就一直以为鼎鼎大名、篮球队能打败“强大”的清华队的南开学校，原来是个外国人Mr．Chamberlain办的，而“外国人办的学校，自然是好的”。后来，他才知道张伯苓先生是个中国人，而南开是中国人办的学校，当然，其间“南开的足球、篮球亦好几次打败清华了”。　　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的文史名家柳无忌，称张伯苓为“大校长”，因为张伯苓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而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则“比他体格更高大”。后来在美国的南开校友聚会，齐唱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柳无忌以为，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那位“巍巍乎南开大校长”。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史学大师。　　前不久启功先生逝世，让众人哀叹，大师的时代真的已经远去了。启功离去的背影，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经的大师们，其中，就有启功的老师陈垣。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强迫实行奴化教育，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由担任校务长的德国籍天主教司铎及校长陈垣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提出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惟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　　抗战结束后，有北平媒体赞誉辅仁大学为故都的“抗日大本营”。　　由于陈垣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日本占领军曾派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前往游说，此君劝陈垣与日本人合作，并问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见对方自称懂汉学，于是从容地引用《孟子》作答：“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沦陷区提倡所谓“读经”，陈垣得此机会，常用儒家经典中的话对人晓以大义。辅仁大学每届毕业生都会出版一份“年刊”，陈校长必引经书题词。1940年的“年刊”，他题词：“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　　陈校长以“蛮貊之地”喻沦陷区，告诫辅仁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控制下，也决不能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一日，他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而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垣沉默不语，片刻后，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他已眼含热泪。　　抗战8年间，除到校授课外，陈垣闭门谢客，撰写了大量著作。后人评价，其中多有“发愤之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完成于1940年，主要写清初西南遗民的宗教活动，但书名用的是“明季”，用以强调这些遗民终未降清。明亡后，南明王朝曾在滇黔建立政权，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抗战时的大后方。陈垣在书中称：“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　　在这本名著中，陈垣的一段结语堪称自诉衷肠：“按祖宗之遗我也厚亦，似比广漠无垠之土地，取无尽，用无竭，进退绰有余裕，吾何修而得此！”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研究者孙邦华将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在非常时期，“保住民族的文化”，表征着陈垣作为一个学人的节操。从更广义上说，他所治之学，无一不是在追求“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在中外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论述的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此书刻意在“全盘西化”论兴起时著成，饶有深意。他的朋友、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为之作序：“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唐文治：如何“读经”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近代著名教育家。　　一个主张恢复“读经”的人，是立于时代潮头，还是忝列历史末梢？一个幼习《孟子》、终生强调“养浩然之气”的人，能否在新时代成就一番“第一等的事业”？　　问号，引出一个老旧的名字，唐文治。　　唐文治，清光绪进士，在清末从政十余年，官至农工商部（由商部改）左侍郎署理尚书（相当于代理部长）。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唐文治拟定《商部章程》。1905年，他力促的《商律》颁行，这是参照英国公司法和日本商法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法，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布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公司，且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享一体保护之利益”。　　商部主管农、工、商及交通、金融等领域，为一时之“肥缺”。唐文治为遏止官场贿赂之风习染商部，拟定《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规定商部官员当为及不当为之事，“严禁纳贿贪污”，并阐明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　　著名的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办人粤商张弼士为答谢唐文治奏保张氏实业，曾赠与他“巨金”，他辞之再三。他培植过很多实业，对于商人的酬谢一律“坚辞”或“峻拒”。慈禧在颐和园召见他，赞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富贵不能淫”。　　1906年，唐文治退出政坛，次年出任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由南洋公学改，即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监督（即校长）。在交大人眼中，“先生之于交大，犹如北京大学之于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于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关系的”。　　按照学者余子侠的研究，唐文治长校后，先后设立铁路专科、电机专科、航海专科等，将这所工业学堂发展为真正的工科大学，并堪称近代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之一。　　唐文治自谓：“回溯飘摇风雨，屡濒于危，最难堪者，改革之际，经济困迫，彼时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诸生相对凄惶……费几许心血，历无限艰辛，乃得稍稍有此成绩。”　　1920年，唐文治辞去南洋校长职务，以几近双目失明之身，创立无锡国学专修馆（即著名的“无锡国专”），开始以读经为中心的国学教育。他为无锡国专确立的办学宗旨为“正人心，救民命”，因为“当战国之世，孟子专崇仁义之训，斥去私利……今世一大战国也，于斯而提倡仁义之说，欲以救心而救国”。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无锡，年逾七旬且双目早已全盲的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进行了被赞为“壮烈”的内迁。而后8年间，无锡国专迁学校于广西桂林，设分校于上海，一直坚持着“明耻教战”的兴教活动。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贫贱不能移”。　　抗战期间，唐文治居上海，汪伪教育部接管交通大学后，派人“劝驾”他出任伪交大董事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威武不能屈”。　　长校南洋时，唐文治将“着重注意道德，以全校蔚然成高尚人格”列入校章第一章，并在大礼堂悬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横幅，亲书“人生惟有廉洁重，世界须凭气骨撑”对联。　　我辈生也晚，无缘得见被尊为“工科先驱、国学大师”的先贤，但在其孙、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唐孝威身上，颇能见乃祖遗风。唐孝威曾说：“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对我讲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理。”　　曾有记者采访这位物理院士，他说：“今年春天，我带学生到万松书院春游，秋游去了九溪十八涧，我们拍了许多照片……”这让记者感慨不已，忆起“那种源远流长的师道风流”，一如《论语》所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陈序经：能请来大师的校长　　陈序经（1903－1967）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岭南大学康乐园，以及后来迁址这里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曾有这样一个身影，手里拿着拐杖或是雨伞，在绿草红房间信步而行。路上见着教授、职工或是工友，微微地点点头，笑一笑。　　实验教室里的水龙头没关好，若是窗户开着，他便贴到窗前，伸进胳膊去，尽力地用手中的拐杖或雨伞去够龙头，折腾一番，终于把水关好。然后，拍拍手，满意地离去。　　有时候熟门熟路地走到某家串门，而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校园里散步，像一个园丁在关照自己的园子。　　康乐园真是幸运，一度拥有过像陈序经这样出色的“园丁”。这位奇才没有选择政坛作为自己耕耘的田地，而是选择了大学校园。上世纪30年代，他曾婉拒广东省教育厅长的职位。抗战胜利后，鉴于他在侨界的名望，同乡宋子文曾力邀他出任驻泰国大使，他二拒。1949年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请他当教育部次长，他三拒。　　然而，这个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人却有着极出色的统筹领导才能。1948年受聘岭南大学校长后，他为南国请来了国学泰斗陈寅恪、数学大师姜立夫、中国临床放射学创始人谢志光等许多名满天下的学者，还邀请一大批从国外归来的新锐到校执教……　　上世纪50年代，陈序经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对他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后人感慨：无法想像，如果把这些名字去掉，广东的学术文化会是怎样的图景。　　陈序经与陈寅恪，二陈的交往掌故历来为人所称颂。陈寅恪的传记作者怀着一种深深的感念写道，陈序经是陈寅恪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　　这种“知音”，是二人认同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灵契合。以至于，校长陈序经特许教授陈寅恪除授课外，不参加校内的任何活动。事后看来，这样的关照卓有成效地保护了陈寅恪晚年的学术创造。　　陈序经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我这个校长，是为学校、为教授服务的。后人回忆，这样的校长，以教师为友，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信赖这位朋友的帮助。　　他的女儿陈穗仙告诉记者，当年在康乐园东北区的那栋小楼里，从来就不缺为了各种事情来找校长的教职员工，“父亲从来不摆架子的”。她对父亲每日的散步也记忆犹新，“他总是到处去看看，了解校园和教职工的情况。他管理学校不是靠汇报，而是靠自己去看、去串门。”　　陈校长乘车外出，沿途无论遇到学校出来的教授、干部，还是工人，只要车上还有位子，他都让司机停下来，请上车，顺路送一程。　　当年陈序经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只得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得知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躬作揖地恳求：“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在这里，作为“领导”，陈序经维护的是教授的尊严。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大教授。上世纪30年代，他的“中国文化之出路”演讲，在全国引起一场关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他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影响尤为深远。　　陈序经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后人评价：他是个永不失厚道的教书匠。“优容雅量”一词，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写照。　　一位曾在中大轰轰烈烈领导过数次“运动”的前副校长1957年回中大接受审查时，与陈序经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他对陈序经说：“你有涵养。”陈序经回答：“我还须学习涵养。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力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有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有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须过分强调对方的弱点。”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雨后，中大校园内陈序经曾经住过的小楼显得破旧而落寞，而去年新立的故居石牌在阳光下有些反光，竟然看不大清楚。许崇清：独立之思想　　许崇清（1888－1969）广州人，教育家，华南教育界元老。　　中山大学东北区8号是老校长许崇清的故居，这座二层红砖小楼曾给他的儿子许锡挥留下过许多回忆。　　站在客厅，如今已是七旬老人的许锡挥念念不忘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幕：　　中大党组学习小组来许家学习，讨论到正在流行的一句马克思的名言：“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许校长一听，马上从客厅起身，噔噔跑上二楼，翻出一本德文的马克思原著，捧在面前，一边走下来，一边逐字逐句地翻译给在场的人听，说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教育者同时被教育着”。　　许崇清的意思是，这不应成为一句为“整”教师而被误用的流行语。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命题，却由于错误的翻译而被用来为当时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服务。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来，许锡挥问父亲，你就不担心吗？许崇清只回了一句“做事不能走邪门歪道”。　　“看起来只是文字翻译的问题，其实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两种不同的译法，可能导致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面对记者，许锡挥感叹，“其实，直到现在这句‘名言’的翻译问题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许崇清有足够的“资本”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早年留学日本的十余年间，他专攻教育哲学，并因通晓德文，直接阅读了马克思的原著，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　　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时，专业是教育哲学的许崇清却对数学颇有兴趣，他曾经在考试中撇开标准方法而用自己独立琢磨出的思路解开了方程，以至于教授惊喜地给了他102分。　　也许正是由于他对科学的热衷，使这个学教育的学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1917年，他在一篇题为《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的文章中，使用“Einstein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作为论据，对蔡元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在许锡挥看来，最早介绍相对论也许是个偶然，但许崇清作为一个小留学生居然敢“批判”蔡元培这样的大学者，却绝非偶然，“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这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30年代，主政广东的陈济堂曾提出议案，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鉴于许崇清在教育界的威望，陈济棠请他负责审查这一议案。许崇清认为强制读经会使学生视野停滞不前，因此坚决反对。为此，陈济堂又是施压威吓，又是许诺送股票，软硬兼施企图逼他通过审查，但许崇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议案。陈济棠一怒之下撤掉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　　此事当时震动华南―――一介书生竟敢顶撞广东“土皇帝”。　　1956年，中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方针的辩论，大的方针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很多人主张在后面加上“因材施教”，许崇清再次“逆风向而动”，反对将“因材施教”列入教育方针，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论述。　　“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观点对不对，也许他不对，”许锡挥轻拍着刚出版的《许崇清文集》说，“但这就是他自己的观点，是他独立的思想，所以他要表达出来。”　　许崇清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共计20年，占到了中大校龄的四分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次代理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后，1951年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欢迎集会上，中大人评价：“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中国现代以来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每一所都与大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奇之于清华大学……在这一长串名单中，当然不会缺少“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杨东平认为：“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讨论校长问题时曾说过：一个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正义和良知。这句话，用在他们的老校长许崇清身上，可谓恰当。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出生即受洗为天主教徒。耶稣会神学博士，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　　百年间，他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震旦学院最著名的校友，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904年，这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化名“刘学裕”入学。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面对如此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一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叫声”。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已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另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尽现人瑞之相。　　斯人已逝，如今，复旦大学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公示，今年将隆重庆祝建校100周年。而年初北京一场大雪过后，离什刹海不远的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内银装素裹，这片白世界，原是辅仁大学所在。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李登辉（1872－1947）字腾飞，祖籍福建，生于印尼华侨家庭。受人尊敬的复旦老校长。　　李登辉何许人也？　　在大多数人看来，对一个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人物提出这样的问题，若不是恶意搞笑，那多半别有用心。　　前不久，有人在论坛上贴出题为“本人敬仰李登辉”的帖子，引来一片哗然。第一条跟帖：“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条：“跟那个汉奸狗贼同名同姓？？？”再往后：“我靠，你拿同名的人来骗我进来”；“那个汉奸真是侮辱了李登辉先生的大名”；“一场虚惊”……直到有人忿忿不平，“台湾那个登辉真作孽，白瞎这个好名字！”　　原来，发帖人说的是“我们复旦的老校长”李登辉：“在复旦百年华庆之际，表达我对他的敬仰”。　　全球互联网某著名网站，专门有一个针对“李登辉”这个名字的“消歧义”网页，注明此词条可能指以下中的一个：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然而与那个李登辉的恶名远播相比，这个李登辉显得过于寂寞了。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正色答曰：“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复旦学者钱益民说，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趁着复旦百年华诞，才让李登辉姗姗来迟。作为刚出版的《李登辉传》的作者，钱益民不无遗憾，因为传记的执笔者已不可能是李登辉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那些曾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人们，早已全部作古，传记本该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不过，虽未有皇皇大传，但李登辉的同代人对他从未吝惜过最高的赞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劳。”　　李登辉对大学风气的信条是“大学之教，百家渊薮”。他的学生回忆，李老校长对于学术思想，完全是美国最先进大学的作风，是极其自由的，甚至，“康南海（康有为）先生明明是复辟派的重要人物，为了他的经学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辈学生却得了李老校长的许可，亲自到辛家花园敦请康先生来复旦讲学”。　　1917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原有文理两科，新增商科（即商学院）。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9年。192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思想上先进，但他在情感上却是极恋旧的人。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妻子生前遗物，一衣一巾，莫不保存得好好的，如她仍在人世。每年夏天太阳好时，他一定把妻子的皮衣一件件取出来晒，睹物思人，必会又伤心一场。　　为筹建大学的新校园，李登辉亲赴南洋，向华侨募得巨款。归国后，他力排众议，以相当超前的眼光在当时远离市区的江湾购得土地，苦心经营，终成气象恢弘之学府，为日后杨浦成为沪上学术重镇奠定基础。　　如今，在李登辉奠基的校园内，立着一座相辉堂，为了纪念他和复旦的创建者马相伯。很多人，包括很多复旦学子，不一定能说出相辉堂的来龙去脉，但他们会说，这座复旦最著名的建筑，是对一所大学过往岁月最真诚的纪念。　　一个最近刚知道“这个李登辉”的年轻人，发出此般感叹：“哦，李登辉，原来可以是一个好名字。”　陈望道：不止译宣言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语文学家、教育家，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校长。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该是怎样一番模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共产党宣言》成为陈望道的一项罪名，对他的诋毁，抬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他被描述成活脱脱一个流氓无产者形象，“爱抽美丽牌香烟，常穿一件破大衣……”　　后来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主持新闻系，在学生眼里，陈老师总是穿着那么一身深色的长袍，只是为了季候才在质料上有一些改变；抽土制香烟，烟质不好，常要两根火柴才能点燃；午饭时间，只在一家茶馆里啃着烧饼，说“这样经济了时间，也经济了力”，而晚上，他能够在朋友家里臭虫很多的床上一觉睡到天明。　　上世纪60年代，复旦校园里常见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穿着深藏青的呢中山装，腰板笔直，步履很快。高年级同学会悄悄告诉新生，这就是陈望道校长。　　长久以来，陈望道被一道光环笼罩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者。然而在革命者、政治家的光环以外，他其实还有着前辈学人的性情一面。　　这一面，世人的记忆里已不多。典型的例子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小罗。他回忆，自己进校第一天，就到陈望道塑像前照了几张照片。“反正知道这个名字，忘了怎么知道的了。不过除了知道他是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老校长，也不知道别的了。”　　知他者言：陈望道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许多人敬畏他，其实他是一个平和的人。　　重庆时期的复旦学生描述这位教授：他走着老是像赶路，虽然步伐那么平稳，你总觉得他一点也不悠闲，好像总在思考。你和他点头，他的回答也是那么淡淡的。你将感到他不那么容易亲近，而你去到他屋子里讨论“的、哩、吗、了”，他会高兴地给你谈上三四个钟头，还会递给你一支香烟……　　陈望道珍爱他的“的、哩、吗、了”。语言，而非革命，才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1932年，他写成《修辞学发凡》，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修辞学专著。他研究文法学，在广西任教时接触到粤语，对这种方言立刻着迷，兴致勃勃开始大谈“走先”（官话“先走”）、“落楼”（官话“下楼”，他初听时大吃一惊，以为是说要掉下楼去）。他很欣赏广东话将男女之间的恋爱说成“拍拖”，认为此二字用得极贴切。　　上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觉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强调了新闻记者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这口号是从延安传来的，更加令人兴奋。眼看着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后，陈望道的提议获得通过。　　新闻史家评，陈望道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期间，于“新闻”二字，“有大视野”。他倡导学生每周举行“新闻晚会”，讨论的题目包括“欧洲为什么开辟第二战场”、“日本为什么投降”等，甚至专论过“历史有情还是无情”。　　学问上有大视野，他却又是极生活化的一个人。写《修辞学发凡》时，遇到障碍，他便停笔不强写，坐上电车“从西到东或从南到北压马路”，一面看马路两边的商店招牌，一面听乘客的谈话，往往意外地有所触动，想通一个问题，于是赶紧回家接着写。　　友人回忆，陈望道当年有一道拿手名菜“神仙鸡”，先用黄酒将鸡浸泡多时，并佐以葱姜等调料，然后用100张报纸送入炉内将鸡慢慢烩熟，鸡全身呈金黄色，香气扑鼻，入口鲜嫩无比。　　1920年初，陈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评论》负责人戴季陶、李汉俊等人的约请，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一日，陈母心疼儿子，便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红糖够不够，是否需要添些，他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他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还浑然不觉。　　对于记者问起陈望道，小罗不解。他自嘲：“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四、前辈已逝，不可追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同时，著有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被称为有影响的日本问题研究家。　　8月6日下午，记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访。客厅墙上挂着赵朴初的手迹，那是他为老友作的挽诗，其中有“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两句。　　在王芝琛的回忆中，父亲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燃犀”之光，却并非为了“烛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亲的悲剧。　　那是“文革”中的一团火，不大，只在王家的卫生间里。王芸生烧掉了自己40余年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王芝琛回忆说。　　有关方面让王芸生写1949年前《大公报》的历史，遭王婉拒。后来来人透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违心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　　王芸生晚年极为悔恨自己参加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尤其涉及对前任总编辑张季鸾的评价。他说：“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这个在生命尽头认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里那支“仰扶轮”之笔，影响过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总编辑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词拒绝。戴笠派人送的重礼，甚至被扔出了家门。　　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批评。1945年11月，他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据王芝琛介绍，在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之前，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张季鸾：民国故报人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惟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