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注意这种危俭并且避开它方面，我党得自己做得十分好，我把这当成这场游戏的一部分。”索罗斯口答道。　　记者还问：“你谈到了拥有如此多的饯并以不会使你被视作自私自利者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钱的责任。这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享？”　　索罗斯答道：“我对此并不真正关心。我确信即使故事尚未开始写，它也将会被写。我不以为我有什么需要辩护的。我党得问题是在其他方面。我究竟是我的成功事业的一个奴隶，还是我命运的主人？”“有这样一种状态，你觉得自己太成功了，可又感到离成功还有许多要做。我需要在其间取得良好的平衡，不使我被自己的成功卷至一边。我不必被吸纳进超出我的能力之外的事情中去。这就是我生命中真正的竞赛，因为这需冒风险。”　　接下来问的是一个极好的问题：如果你并没有挣这么多钱，你现在也许会在于什么呢？　　索罗斯承认他也曾考虑这样的问题。他第一次这样问自己是在六十年代初他首次返口匈牙利的时候。他说，当时“我的答案是，我会当个接送游客的出租车司机，以图赚点外汇。”　　索罗斯或许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商人。难道他真地这么想：假如事情的发展遇然不同，就去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出租车司机，为养家糊口而奔忙?　　第四节　远征欧陆　　当1993年夏天来临的时候，索罗斯正成为金融回内一个越来越大的谜。”此时，在人们的眼中他几近于一个神话，他的每句话都被看成了是对未来的市场发出的信号。　　不过，在这个夏天出现的欧洲共同体金融动荡期间，索罗斯的观察者们发现，他们日益难以估测这位金融高手的所思所虑，并猜想他喜欢关注于金融市场的那个方面了。他就象一个坐在跷跷板上的人，时而浮起，时而落下，这可把那些试图随他而动的人弄得晕头转向。　　每个人都努力想弄清楚，当欧洲的汇率机制看来正在瓦解之时，索罗斯会做些什么。以往，索罗斯每在这个机制上打一次主意，他就获得一次成功。如今有人又开始担心他会卷土重来了。　　法国法郎正处于日益增大的压力之下。高高在上的德国利率使资本远离法郎，被德国马克吸走，这使法国货币跌到了欧共体汇率机制所允许的最低程度。投机者们都在拍售法郎，但法国人却不愿意将其贬值。　　在7月26日、星期一这天，索罗斯告诉法国的《费加罗报》他不打算拿法郎做文章，理由是：他不想让任何人谴责他破坏汇率机制。就这个表态的本质而言，索罗斯给法郎投了一张信任票，向人表明了法郎将会顶住当前的危机，而法国也不必为此而从汇率机制中撤出。　　此时的索罗斯看起来轻松自如。可是，当德意志联邦银行经内部协商，决定不变更它的基本贴现率时，索罗斯不由地颇为恼火，好象仙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我认为这个体制即将完蛋”，他预言道。　　7月刀日，星期五。索罗斯用传真向伦敦的路透社发了份稿子。他在其中声明：“在德意志联邦银行做出不降低其贴现率的决定之后，我觉得自己不再受我在《费加罗报》上作的声明的束缚了。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基石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冈其他成员的利益而行事的时候，还试图置身于货币交易之外以保护这个体系是徒劳无益的。”　　他将法国法郎比做一位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妻子。她尽管饱尝拳脚，却仍与她的丈夫——在这里是汇率机制——厮守在一起。索罗斯说：“我不相望目前的安排在下星期一上午会产生效果。 他还宣布，此时他在拿法国法郎做交易方面有着充分自由。　　对索罗斯的迷惑再度充溢了金融界，人们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些什么，他想表达的是哪般意思。在欧洲国家的部长们在布鲁塞尔为拯救汇率机们而紧张忙碌的同时，索罗斯依然超脱于危机之外，他想给人创造出这种深刻的印象：这一口他根本不打算将另一场汇率机制的危机搁在心上。　　当《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拨通给索罗斯的电话时，他正在他位于南安普敦的家中的游泳池旁悠哉游哉。这位记者觉得，索罗斯在电话中听起来更象一个老牌政客而不是个通货交易商。“正是因为我不想使市场陷入疯狂，我才不准备说出我要做些什么。”索罗斯如此告诉记者。他压根未透露出什么秘密，他所说的只是：在星期五申午之前，他坯没有时欧洲的货币有所动作。这听起来似乎意味着他在这个时间之后将开始行动了。　　的确如此？　　索罗斯不想就此再多说什么。他迫切想使他人打消将其仅视为一个投机者的看法，为此他继续象一个老牌政治家那样行事。他说道：“我坚决认为这个体制应该存在，它的参与者应关注于如何保全它而不是怎样为自己赚取收益。”　　但接下来索罗斯不再觉得自己可以置身于外了。　　8月4日．索罗斯就德国马克发表了一个公开谈话。他表示相信，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政策正将德国进一步推人衰退中，为此他要抛出马克。“我自己正拟对马克进行投机，卖出马克。买进美元和日元，”索罗斯对德国电视台说道，“从长远来看，这是对马克应持的态度。”他还补充说、德意志银行实行高利率政策是自取其拢，它应降低利率以帮助恢复欧洲经济的活力。　　一开始，索罗斯似乎是有道理的。在索罗斯作出首次预测的6月份，马克对美元的比值是1．625。在7月底它跌至了1．75。但是。到9月中旬，德国货币针对美元的地位又明显坚挺了，达到了1．61马克换一美元。　　第五节　围城　　在此刻的节骨限上，很少有人对索罗斯就他自己的交易状况发表公开声明的权利提出疑问，只有一些头圃人物做到了这点。不过，人们愈来意认为，在对世界上的政治家们提出建议方面，索罗斯也许走得过远了。　　比如，在8月1日，索·罗斯出现在了一家英国电视台的节目中，谈到了西方在巴尔干的军事干涉。他断言，容忍实行“种族清洗”的国家哲学标志着文明的终结。　　是谁，又是如何使仙具备了这种地位呢？　　1993年8月5日的《每日电讯报》在一庸社论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许多人在那个夏天对索罗斯所具有的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感觉。其中言道：　　“自他出l00亿美元为英镑将会撤出汇率机制而打赌以来，他的每番话都被当成圣谕而备受重视，而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信件和文章都被视为神来之笔……”　　“任何人都不应期望索罗斯先生身体出了毛病。欧洲大陆的政治家们和中央银行的头头们最近几天一直将汇率机制崩溃归咎于象他这样的投机家们，他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怒气；过错完全在于他们自身，因为他们试图保持无法得到支撑的汇率和利率……”“不过也有理由小心谨慎一些。索罗斯先生传送给传媒的、越来越有点夸夸其谈味道的讯息不免让人党得他有点高做自大　　“当我们在这周得知索罗斯先生支持发动空袭以解萨拉热窝之围，我们开始觉得他需要去度度假了。他或许逐渐相信，决定外汇市场乃至对外政策对他而言是举手之劳……，但整个世界乐意倾听索罗斯先生的意见不应使他愚蠢到对化所说的颇为自以为是。　　两天之后的8月7日，《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名为“喋喋休”的文章中对索罗斯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　　“乔治·索罗斯是不是疯了？这个以纽约为总部、生于匈牙利的投资家关于从金融业到波斯尼亚的每件事的颇具轰动性的言论日益充斥着报纸和广播。近来，在欧洲汇率机制百病缠身之时，索罗斯先生的观点所吸引的注意至少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首脑得到的一样多。新闻界对索罗斯先生感兴趣不是没用的，毕竟他是那个使英格兰银行元气大伤的人……。可是，有着和他同样力量的其他投资者们们向于保持超常的冷静，为什么他不呢？”　　这家杂志还问，为什么贸罗斯如此频繁地公开指手划脚？它给予了如下回答：　　“第一个原因必定是，索罗斯先生对于被看作当代声名显蠢的投资界领袖并不避讳。他也确实配得上这种荣誉。”　　“另一个动机也许是索罗斯不再满足于仅是一位有钱人，他想影响关于当代的重大间题的公共政策。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雄心，只是实现它的更佳方式或许是通过他正在东欧实施的慈善事业。”　　“索罗斯先生对于出风头的明显欲望后面的一个最终原因是，和他从前埋身于量子基金会的日常事务的时候相比，他愈加无所顾忌。”　　传媒继续对索罗斯猛烈开火。8月16日，又一家杂志加入了这场攻击之中。它说道："　　“以往，索罗斯是属于不声不响类型的。多少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回内一位谷智和受到很好评价的人士。可是，现在他不是以他的行动来做代言人，天知道他怎么说个没完呢。”　　“最近，乔治过度地违背了自己保持沉静的允诺。一些星期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你打开伦敦的电视却未见他的身影占据了荧屏。他给报纸去信，写专栏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公开地指责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而言之，他在成为一位传奇式投资家之外，还变成了一个公务活动家。”　　“乔治也许感到有什么东西促使他要为他的慈善话动大声嚷嚷，或以富人们在赚钱已成为一件元甚意思的活儿时贡有的方式来橄一个俗气的哲人，这并不令我们惊奇。假如我们不太了解他的话，我们将会怀疑他身上是否有着一丝叫做‘高做’的常见毛病。”　　一位《商业周刊》的记者在那个夏天找到了机会向索罗斯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变得如此“喋喋不休”呢？　　“我通常不想为公众所瞩日，除非我有什么要说。”索罗斯一上来如此答道。他接着说，“在可能的限度之内，我愿意用我自己的词语来表达。但我发觉，在我接受了某次采访之后，我的话往往在脱离了原来背景的情形下被引用。即使引用的是我的原话，它还是被歪曲了，和我的本意并不相同。”　　他还说道：“我和传媒不存在一个爱或恨的关系。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会远远地避开。倘若你现在写了一篇不利于我的评论，从我这挑出了什么毛病，这不会对我有什么损害。所以你尽可以去这么做。”　　索罗斯似乎是说他其实并不怎么在乎传媒，不过这显然不是事实。假如不运用一个庞大的、运转自如的公共关系机构，索罗斯也会变得像他最好的发言人那样八面玲戏。他的聪明足以使他认识到，如果他发份传真或写封宿给纪辑们。而不是接受采访。他更有机会让他的意思为人所理解。这种手法一直行之有效，报纸或杂志收到索罗斯的信件或传真后，都将其全文发表。他还懂得了有时要对新闻界说些什么，有时则要闭上嘴。当索罗斯在那一年采取一个大胆步骤，雇佣了纽约颇负声望的科克斯特公共关系公司时，他隔信达家公司对他会尽可能谈论得少。　　对某些人来说，索罗斯在就投资形势发展公开言论时，也确实是太狡猾了。华尔街的一位主要的金融业人士曾让索罗斯的所作所为弄得很是尴尬，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说道，“我不但为什么要作这些公开的表态。”他坚决认为，就索罗斯的憎形而言，作这些声明是不恰当的。这也许不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但却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　　第六节　闭嘴，索罗斯　　索罗斯依然没闭上他的嘴。到了8月底他又引发了另一次和传媒相关的风波。这口，他的面孔上了《商业月刊》的封同。在以往，他也许会将这种成就视作死亡之吻。他的一些助手为此事而局促不安，其原因读一读这期封画报道的开头一段就知道了。　　《商业周刊》的记者声称索罗斯将要予这家杂志一次采访机会。这令一直被说成是索罗斯的资深证券投资经理的吉拉尔德·马罗洛维西很是心烦。　　“格雷。”马罗浴维西一对索罗斯的主要行政管理人员格霄·格拉斯藤说道，“你必须阻止这件事，我对此十分认真。”　　格拉斯藤转身找到那位记者，抱歉地向他笑了笑，说道：“我们不容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们乐意保持一种低姿态。”　　一位颇有见地的华尔街观察家评论道，像索罗斯这样的人爱好吸引公众的注意是既不慎重，也不定运。“华尔街是一种很俗气的商业场所。乔洽·索罗斯在投资活动中打交遭的是些对挣钱之外的东面毫不关心的家伙，他们并不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索罗斯也许关心这点，但他们不。在华尔街颇有市场的见识是，一旦你变得引人注目，你也就化作了历史；一旦你上了《商业周刊》的封面，你也就可以和现实吻别了。而索罗斯恰恰出现在了封面上”。　　索罗斯辽到了来自于他的助手——包括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他们要求他管住自己的嘴巴。索罗斯的基金机构内部的想法是，他的公开言论限制了基金的行动自由。如他的一位前同事说道，“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上帝间给庸人充斥的投资界的一位奇才，但现状是他的位置变得如此醒目以致于他需要不停地买入卖出以证明这点。而拥有如此多的通货和固定收入使它的基金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灵活性。　　这样，在经历了一个“健谈”的1993年夏季之后，索罗斯采取一项新的策略。每当被记者发间时，他总是拒绝说他喜欢或不容欢什么证券或通货。他看起来已觉察到他的每句话都处于监控这下。假如他拥有他被赋予的权威，这或许反过来只能给他惹麻烦。他知道这点。所以他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多嘴多舌了。　　第七节　愤愤不平　　索罗斯力图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他从后者那儿几乎未得到什么称赞。它们对于他一直“干预”欧洲货币事务十分恼火。　　1993年9月底，时任欧共体部长理事会主席的比利时外交大臣威利·克拉斯间接地指责索罗斯企图颠覆欧洲联合大业。在和法国杂志《观点》的一次谈话中，克拉斯说，“存在着一种阴谋，在盎格鲁——萨克森世界中，有些组织和个人愿意有一个分裂的、扮演二流的经济角色的欧洲。不想要一个拥有其自己的货币和对外政策的强大欧洲。　　索罗斯的发言人戴维·克诺菲尔德对克拉斯的言论不屑一回，他声称，“我们不打算对这种关于什么盎格鲁——萨克森阴谋的无稽之谈作出回答。”他再次强调，索罗斯支持一个行之有效的欧洲货币体系，但确信在该体系于最近解体之前，它不再对欧洲国家有什么积极作用了。　　第八节　索罗斯在1993年　　总体上讲，1993年对量子基金会是非常不错的一年，它的资产上升了61.5％。在1969年投在量子基金会上的1万美元如今已升值为2100万美元。而同期投在standArd＆POOR500的证券上的一万美元仅增幅至12．2万美元。　　索罗斯的每一个基金项目都表现得十分出色。最佳的是“QuantumEmergingGrowth”，涨幅为1o9％，其次是“量子”和“Quota”，它们分别是72％有余。打1969年以来，索罗斯已创造出了约为35％的令人惊讶不已的年度增长率。而S＆P500的这个指标只有10．5％。　　索罗斯在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大一笔买入的对象是拉蒙通讯公司，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计算机网络领域内的公司：纽布里奇网络公司和DSC通讯公司。他卖出股份最多的是MedcoContainnlent servlces。其他的卖出表明索罗斯正力图使自己少受金融企业的牵累，他的10项最大卖出中，有5项是在该领域。　　下表列出的是索罗斯控股最多的几家公司，他资产的大约一半是股票：第二十五章　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　　索罗斯将自己看成上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招他的宗教信件当作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东西。　　第一节　犹太圣徒　　索罗斯将自己看成上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把他的宗教信仰当作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东西。　　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本人的经历都未拉近乔治·索罗斯和犹太教之间的距离。即使当年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不让索罗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背景，它也未对他的宗教思想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索罗斯在1944年为逃避纳粹而东躲西藏，这使他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冒险，学会了一套生存技巧，但并没有使他更具有犹大局性。　　如果说索罗斯从这场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像欧洲的犹太人这样的少数种族必须在将来保护好自己，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少数种族被赋予了权利的多元社会。　　“我在1947年去了英国，后来在1956年又去了美国，”索罗斯写道，“但我从未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美国人。我把匈牙利抛在了脑后，而我的犹大属性也未使我个人的意义在一种对族群的忠诚之感中得到充分表达，从而让我去支持以色列。相反，作为一个少数种族中的一员，一个能够察觉到问题的另一面的外来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曾让我痛苦地感到处于危险和屈辱之中，但具备进行批评思考和高屋建瓶的能力弥补了这一切。”　　犹太身份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个负担。它未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除了生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所承受的“危险和屈辱”。因此，在战后年代，索罗斯对他的宗教属性一直轻描淡写，他的智慧中也没什么发端于犹太源泉。　　他长期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巴伦·维恩评价道：“乔治从不力图表明他不是个犹太人，他从不隐晦他的身份，但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不想使这成为他的认同感的中心。”“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这是他的认同的中心内容。身为一个犹太人的事实意味着他不得不跑开，不得不逃避，不得不隐藏起来。当他来到美国时，犹太身份的确给他打上了框框，而乔治希冀摆脱一切框框的束缚。他要使自己因为他本人的职业、智忑和成就而被人接纳。他不把自己和犹大事业拴在一起，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回避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设定任何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他不会戴上一个标志，上写‘我是犹太人’。　　第二节　难忘今宵　　1992年10月上旬，索罗斯邀请了一位名叫本尼·兰达的以色列企业家和他一起在他的纽约公寓吃饭。这个夜晚对两人来说都是他们所度过的夜晚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个。　　1977年，兰达在离特拉维夫不远的一个叫雷赫沃特的以色列小城建立了一家名为“英迪戈”的高技术公司。它很侠发展成了全球高质量数字彩色印刷产品领域中的领头羊。　　1977年6月份，兰达请求“第一波士顿”这家美国投资和银行业务公司为英迪戈作些战略规划。“第一波士顿”建议先为这家企业进行一些私人宣传，若干年之后再将其向大众推广。当“第一波士顿”快要撰拟好一份将被发送给潜在的投资者的备忘录时，索罗斯听说了英迪戈公司的打算。在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请求英迪戈取消发行备忘录的计划，并且说如果他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他将承担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　　“这可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惊奇，因为我们起初预计要弄到5000万美元，至今应有半打的投资人，”坐在雷赫沃特的四径办公室里的兰达在1994年8月如此口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双方敲定条件之后，索罗斯又告诉兰达他对于这桩买卖有种私人兴趣，并打算在一切事宜办妥之前见见他。这样，他就邀请兰达去纽约赴宴了。　　索罗斯和兰达见了面。在场的有另外面个人：索罗斯的同事P。C查特约和“第一波士顿”的执行总裁罗伯特·康拉兹。这个晚上之所以有意义在于谈话的性质。外人也许会想，这回个生意人因一顿工作晚餐而聚到一起，他们所谈的将主要是他们的工作。但查特约和康拉兹两人实际上整个晚上都没说什么东西。事后兰达说道，他相信这两人听到索罗斯和他整晚上谈论的都是非商业性的话题之后，瞠目结舌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两年之后再描述那个晚上的情景时，兰达回忆起了许多细节。似乎他昨天才同索罗斯吃过饭。这个晚宴开始于傍晚7点30分。持续了4个小时。在就坐后，索罗斯请求兰达谈谈他自己及其公司。这大约花了20至30分钟。接着兰达间索罗斯是否该轮到他来问些关于这位投资家本人的问题了。　　“当然可以，”索罗斯答道，他猜想他也许会被提一些关于他的投资经历的问题。　　“那好，”兰达张口说道，“我对我所了解的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颇感兴趣。”此时他并未留意索罗斯听到这些是否皱了皱眉，“我所感兴趣的是”——兰达提醒自己不要说得太唐突——“对于作为一个犹大人，你有什么想法？是否和一家以以色列为总部的公司做生意有着某种意义？”。　　兰达原先就略知一些索罗斯对犹大事务的漠不关心，他也知道这位投资家是个犹太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兰达来说，要在索罗斯的幸兔于难和他在犹太问题上的中宣之间找到一致多少有点困难。所以，他问了上述问题。　　索罗斯看起来对这个问题觉得意外，尽管没有不舒报的表情。他答道：　　“无论怎么讲，这点对我来说不说明什么。我们之所以有兴趣，不是因为你们是一家以色列公司，而是和你们合作看来像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中，索罗斯谈论了他的犹太身份、他几时的经历，尤其是他在二战中躲避纳粹的事儿。“这是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他告诉兰达，“那种躲藏就像玩‘警察和小偷’游戏，令人刺激不已。”他们还谈及了犹大民族主义。不时地，这顿晚饭看起来象一场辩论，不过气氛一直是友好的，尽管他们总是围绕着那些用兰达的话来说是“私人性质的、敏感的问题。　　在和索罗斯交谈的同时，兰达在猜想是什么使这位投资家拒绝持有来犹大憎感。听到索罗斯的战时经历时，兰达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他发现，虽然索罗斯一直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绘成一场过蠢的游戏，但实际上他不得不一边又一邀地口味那场难以想象的恐怖，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于是他的结论是，对于索罗斯，身为一个犹太人必定是一个负担，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在这顿晚餐中间，索罗斯还透露道，只是在80年代初他曾在公开场合愉快地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之前，他只想回避这个话题。“也许商业上的成功最终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去承认我的犹太身份，”索罗斯表白道。　　谈到民族主义时，兰达表示，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犹太复国运动尤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和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我希望使你走近它，”他告诉索罗斯。　　可索罗斯从纳粹那儿尝到了如此多的苦头，以致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以较高评价。“它只会带来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有可能使民族主义只保留其建设性的一面而不具有其负面特点，也不会造成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破坏，那么你是正确的。但是，这不可能。”　　在他们谈话的同时，索罗斯正受着东欧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真可笑，”他说道。“他们竟把我和什么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老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扯在了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地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索罗斯很少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犹太人。　　当钟点将至11点毕的时候，索罗斯和兰达已因过去的历史而感到一丝精神上的倦乏。　　兰达朝索罗斯看去，带着一种坚定的神憎正言道：“我感到，最终使你和以色列达成感情上的一致是我的一项使命。要让你回归犹太世界。”　　“这很有趣，”索罗斯模棱两可地答道。　　晚餐结束后，在电梯上，查特约对兰达说，：我吃惊不浅，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乔治的这些我从来不了解。”兰达也感到惊奇。这个晚上对他和索罗斯来说和工作没有多少牵连。　　几个月以后的1993年1月，兰达和索罗斯在后者的纽约办公室再次握手寒喧并签署协议。索罗斯此时必定想起了10月份的那顿晚餐，他也许觉得上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太愿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因为这多少过分暴露了他的犹太身份。索罗斯力囹让兰达打消这种想法，于是，当和兰达握手时，他说，“你知道，我很高兴这个公司位于以色列。”兰达认为此话意味着这笔交易对索罗斯来说终究还有点私人性质上的意义。他借机邀请索罗斯去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第三节　造访以色列　　与本尼·兰达的邂逅折射出的是乔治·索罗斯身上的一种深刻变化。在90年代初，他的朋友和同事就开始注意到，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他的过去有了一种新的兴趣。索罗斯开始让一些熟人——其中有丹尼尔·道伦——给他找些书。《塔木德经》也位列其中。“他变得对犹太文明感兴趣了，”道伦说道，“霎那间他认识到他不是来源于真空之中。”索罗斯的变化还通过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正式揭幕典礼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声明：“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桑德拉·普拉隆当时在现场，她记得人们都惊诧不已。罗马尼亚人是不习惯于听见某人公开声称他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的。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个恬了50多岁还不愿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还将犹太身份看作负担的人来说。如今，在叨年代初，这一切看来在变了。　　什么使乔治·索罗斯的种族意识觉醒了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及其犹太身份的攻击。另一个原因是，它日益不因他的犹太血统感到别扭了。他已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他某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得起攻击，他不再需要担心身为犹太人会让他遭罪。　　最后，索罗斯在东欧尤其是在叨年代初的波黑战争中亲眼目睹的昔难使他不由想起，在本世纪上半叶，他的犹太出身使他经历了多少痛昔。在他资助重建萨拉热窝的供水系统和天然气管道之后，一位记者曾间他：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会同情一个穆斯林国家？索罗斯答道：“假如你曾经历了某种大屠杀而现在又目睹了另一种，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共鸣。对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屠杀，我抱有一种特别的关注。”　　不过，索罗斯对于犹太种族新生的温情的最显著标志还是他将于1994年1月对以色列进行的首次公开访问。多少年以来，他的犹太同事一直力求使他给予这个犹太国家更多的注意，但毫无效果。对于他对犹大事业的冷若冰霜，对于他似乎耻于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十分不满。但是，他们懂得，无论他们自己有何种说服力，索罗斯本人必须在经历了某些变化之后才能进行这次访问。　　索罗斯曾一直声称，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做法，他不会涉足这个国家。有关于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色彩很依的经济模式对投资者来说过于但硬和缺乏吸引力。当索罗斯的助手们把精力投到了使东欧和前苏联的封闭社会趋于开放上时，他没有什么理由要去民主的以色列找个立足点。他不认为以色列也需要“开放”。　　但这些并未阻止其他人力图劝服索罗斯并诱使他去以色列。　　在l993年秋天，以色列宣布，它业已和巴解组织秘密进行了旨在达成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协议的谈判。此时，以色列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觉得时机已经来到，该写宿请索罗斯再次考虑以色列之行了。　　“你是否记得，我们曾说起要你来以色列而你却拒绝了？”欧菲尔写道，“现在好了，在过去几年中以色列正在进行认真的经济改革。而且我们也将会得到和平。是重新考虑你和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了”。可是欧菲尔一直未得到国音，直至索罗斯宣布他将于1994年1月份访问以色列，他才得到间接的口答。　　索罗斯决定去以色列也许不是由于他对这个犹太国家新萌发了兴趣，而是因为他想对世界表明；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的攻击并未使他怎么样。在被指责为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之后。索罗斯大概想要告诉人们，这种攻击不可能让他退缩到一旁。　　尽管以色列入迫切想见到索罗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造访他们的国家，但是一些人只予这条消息以谨慎的欢迎。这种谨慎更多地是与一位叫罗怕特·马克斯韦尔的国际金融家而不是索罗斯有关。几年之前，以色列入也曾为马克斯韦尔铺下红地毯，他和索罗斯相似，只是到了晚年才重新找口了自己的犹太根。不过，马克斯韦尔走后，以色列入就十分懊恼地发现，马克斯韦尔说轻点是一个名声不佳的人，说重一点就是一个元赖。所以，一些以色列入担心，有着几十亿美元、从事着令人捉摸不透的金融活动的裳罗斯是另一个马克斯韦尔。　　虽然大多数以色列入从未听说过乔治·索罗斯这个人，但以色列政府的要人们可知道，他们决定给予索罗斯四星级的接待。对他们来说，索罗斯在踏上归途时能对以色列有个积极印象很重要，因为他在国际金融界说一句好话也许就能促长以色列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其实，单是索罗斯出于商业目的而访问以色列的事实就能被以色列公共关系部门利用来证明该国经济正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于是，从总理伊扎克·拉宾到过去曾与索罗斯共事过的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以色列多数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官员都会见了索罗斯。拉宾告诉索罗斯以色列正努力加大将一些国有公司私有化的力度并欢迎他参与其中。索罗斯在以色列有两笔小的投资，他访问了这两处。一个叫“格奥特克”，是一家经营专业的移动无线通讯设备的公司；另一个就是英迪戈公司。索罗斯拥有后者的17%股份，它在1993年价值7000万美元，次年就翻了一番。　　访问中的一天晚上，在位于特拉维夫以北、濒临地中海的赫尔兹利亚的阿卡迪亚饭店，举行了一次为索罗斯安排的宴会。以色列金融界的大约250名头面人物到场出席，索罗斯理所当然应对他们讲番话。在这个晚上的早些时候，索罗斯问本尼·兰达他应谈些什么。兰达说，听众不仅喜欢耳闻你的商业生涯，对于你做为个犹太人，身在以色列有何想法也颇感兴趣，，‘就把我们上起吃饭的那个晚上你对我说的话讲给他们吧。”索罗斯同意了。　　索罗斯说了20分钟。通常，他是一个很善于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人，但这次的即席发言却让他很吃力。兰达回忆道，索罗斯“变得很困窘，他结结巴巴，东拉西扯。”这可能是因为这是索罗斯首次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一种私人方式谈论他的犹大身份。假如他整辈子都是一位自豪的犹大人，他也许会说得很流畅。可是，在试图但言彻时其犹太出身的长期隐瞒时，索罗斯不能不体会到，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为是犹太人而骄做，而且在那场大屠杀中失去朋友和亲属的人绝不在少数。他必然懂得，要使他关于对犹大身份的自憎和自我否认的叙述听起来令人情服和有感染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这20分钟里，索罗斯将大约一年半以前他对本尼·兰达讲的话重述了许多。他谈到，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朋友称他为“非犹太人”令他如何兴奋；这么多年来他如何对以色列保持沉默，出于相信对这个犹大国家并元好感的他最好还是闭上嘴的缘故。他也谈到，由于以色列如今看来放弃了它的沙文主义并为和阿拉伯邻居达成和平而有所动作，他是如何地感到欢欣鼓舞以致于乐意进行这次访问。他还言及了他的济世哲学，说以色列一直是一个伸手向他人索要的国家，而他个人党得它不应再持这种做法，以色列应是一个吸引投资家而非慈善家的地方。他根本不打算向以色列推及他的慈善事业，但他业已在此有了两项投资，他正在考虑进行更多的投资。　　以色列入对索罗斯的访问的反应并不全是积极的。许多人压根不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他们听闻他在阿卡迪亚饭店的讲话之后，都感到泪丧。“对那些听众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夜晚，”本尼。兰达回忆道，“人们对于他不效忠于犹大事业非常失望。许多以色列入听了他的话都很不是滋味，原因是，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坦率、说私下话的，知道对乔治来说如此开诚布公很是不易，但一些人还是要想，为什么要让人们惊悸不安呢？他们说，我们也曾呆在集中营里，失去了我们的亲人，但我们没有变得反犹太。我们抛弃了以色列么？我们放弃了犹太教么？为什么我们应该理解他将自己和以色列远远分开的做法呢？　　的确，索罗斯需要克服人们对他的很高期望。一些以色列入预计或至少希望索罗斯会给每个人一个惊奇并宣布他计划在这个犹大国家投资10亿美元。不过，至少索罗斯已使以色列入确信他是一位正直、严谨的投资家。即使他们觉得索罗斯对犹太运动缺乏热情令人不快，但还是毫不迟疑地认定索罗斯是一个谦和、不做作的人，不像马克思韦尔那样喜欢大吹大擂且又不三不四。　　这以后在有关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家的问题上索罗斯觉得自己多少也是一位专家了。访问结束后不久，他出现在了1994年1月11日的一个CNN（美国有线电视网）的电视节目中。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也是该节目的嘉宾，她对于以色列和叙利亚是否会很快缔结和平表示怀发。索罗斯则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刚从以色列回来。井强调道：“我的的确确留有根深印象，因为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而且我认为人们确实在为和平而努力，觉得和平会到来。”第二十六章　情人节的灾难　　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　　第一节　痛苦时光　　在1994年伊始，索罗斯采取了大肆卖空德国马克的手法。可是，尽管索罗斯起初相信德国的利率会下降，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为高利率会相当地损害德国经济，所以索罗斯打赌德国将降低其利率，而这将使德国马克贬值。德国人对此不大愉快，他们不想见到索罗斯这号人拿他们打赌。　　虽然对索罗斯来说，1994年有个不错的开头；但渐渐地，乌云开始集聚于地平线上。在一些愤世嫉俗的人看来，1月份的《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关于索罗斯的封面报道对索罗斯可不是一个好兆头。这基本上是一篇善意的文字，由曾著有畅销书《谎言的揭露者》的迈克尔·刘易斯所写，主要说的是索罗斯的慈善活动。在去年的11月，索罗斯让刘易斯跟随他进行了一次为期两星期的“援助旅行”，后者亲身经历了一连串旨在显示乔治·索罗斯在东欧如何具有影响力的事情。　　但不到一个月，天塌了下来。　　1994年2月索罗斯遭受的挫折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不在于他赔了钱，索罗斯以前曾亏过；也不在于这次的数目是如此之巨：6亿美元。　　这一次失败显得与众不同的原因是，索罗斯对它的解释是就事论事，而这看起来是在掩饰这次灾难的大小程度。这起事件发生在1994年2月14日，量子基金会内部的雇员称其为“圣瓦伦丁日屠杀”。　　一段时间以来，索罗斯一直打赌日元对美元会贬值。为了在贸易谈判中更好地向日本人施压，美国政府一度乐意使日元坚挺，园为如果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产品就会变得更加昂贵，从而更难以在世界上行销。索罗斯相信，克林顿总统和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将解决两国间的贸易争端，而这将使美国政府愿意让日元下跌。　　但索罗斯这回算盘错了。在2月11日，星期五，克林顿和细川的会谈以失败告终。当外汇市场于三天之后重新开业之时，原先一直下跌的日元突然飓升。交易者们的结论是，美国企图将日元往上抬，以减小和日本的贸易赤字。日元攀升将令美国市场上的日本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　　星期一纽约外汇市场收盘时，日元对美元的比价是102．20。比上星期五的收盘价107．18变化了差不多5％。令索罗斯懊恼的是，它没考虑到贸易会谈的失败会使日元如此迅猛地浮动。　　索罗斯并未对1994年2月14日的事情作过多少评论。在其中的一次，他说道，“日元在一口之内下落了5% ，我们在同一天内也损失了5％，而其中的一半是和我们过于容易受到日元的影响分不开的。我不清楚哪一方面出了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处理还是那些相互争斗进而造成了这种变动的政府的态度。”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索罗斯的6亿美元的损失对他的声音仅造成了相对较小的影响。几乎无人对索罗斯的金融机器提出质疑，说它一夜之间自毁门庭；也没有人说索罗斯这位世界级的投资家自己葬送了自己或者从此将默默无闻。　　“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　　第二节　后生可畏　　索罗斯不仅挺了下来，还愈加充满生气。为此他运用了极富聪明才智的手法。　　在1987年10月的金融动荡中，索罗斯力图让传媒相信，他的损失总计只有区区3亿美元，而非传言的8．5亿美元，但未能如愿。如今，在1994年2月，传言又四处而起，说索罗斯的损失远不止6亿美元。索罗斯这次明白，他必须迅速行动以扫清这些流言蜚语。　　他想到了自己的左右膀斯但莱·德鲁肯米勒，要求他去和新闻界打交道。德鲁肯米勒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意味着将发生一场地震；而在1994年2月14日这天，这场地震来临了。索罗斯确实需要某个人将他的基金从别人的脚底下拯救出来。　　德鲁肯米勒和新闻界见了面。他一上来就聪明地指出损失的就是6亿美元，一分不多，一文不少。他说索罗斯基金之所以赔了钱，主要是由于它错误地预计日元对美元将会贬值，但他宣布，该基金会所卖空的日元数额远比传言要少，只是大约80亿美元，绝非一些市场报道所说的250亿美元。接下来，德鲁肯米勒表示，在某个时期，索罗斯基金的确握有大量的日元，但到2月14日之前，数量已相当地减少。他还解释道，一段时间以前，他判断在1994年中日本经疥将出现有力的增长，而较高的产出将减少日本的贸易盈余，因为这会使日元下跌，所以索罗斯基金采取了大量卖空日元的做法，买进了不少日本公司的股票并将日本人的债券抛出。从1993年夏至该年的稍后时候，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变动关系对索罗斯基金是比较有利的。但到了年底，索罗斯基金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处于一种对日元“超额认购”的地位。德鲁肯米勒认为这在今天几乎不算一回事，但承认当初他和同事们应该重新评估一下他们对于日元的对策。　　现在该对索罗斯的这次挫折作些评析了。　　德鲁肯米勒指出，6亿美元只占索罗斯全部资产的5% 。这看来似乎将使索罗斯的金融机器陷入无底之渊，但它的二号人物强调说根本没这回事，人们依然还保有余下的95％。顺便说一下，在那些日子里，索罗斯的总资产约是12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没提到这点。　　这样，一些简单的算术运算告诉我们：即使损失了成百上千万美元，索罗斯依旧握有114亿美元的资产。另外．德鲁肯米勒声称，量子基金会业已使2月14日的损失多少得到了些挽回。到2月23日，该基金会的资产额只降低了2．7％。　　这笔资产足够索罗斯为位于俯瞰中央公园的摩天文楼上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职员们发工资了，他也有足够的钱分配给在东欧和前苏联的那些基金会。　　这些机构依然可以开足马力地运转。索罗斯在一夜之间损失了6亿美元，但这几乎未引起什么对他保持其金融机器活力的怀疑。他在1994年早先几个月中表现出的巨大信心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6亿美元的损失对于索罗斯的金融业务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大众心目中，索罗斯作为一位金融场上的魔术师的形象并未能发生变化，哪怕是极微细的改变。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之旅　　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第一节　众矢之的　　尽管索罗斯的基金在2月份遭受了一次大失败，可是，当4月份来临，索罗斯需要站在华盛顿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时，他仍是金融领域内的大腕，世界级的投资家。该地位依然使他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索罗斯这次上头版某种程度上和金融圈里的一些咦咦叨叨分不开，后者也得到了传媒的附和。人们觉得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正日益地引人关注。这种关注来源于1994年早些时候金融市场上的风波。不过，索罗斯不认为他需为此向外界道歉，他说，“我依旧将自己视为一个自私、贪婪的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某种圣者，我有着很好的胃口而且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索罗斯并非将赌押在日元身上的唯一一个人。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也卷了进来并且同样遭到重创。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套头基金组织需要筹集现金，这迫使其部分地出售以日本或欧洲国家的证券这种形式存在的资产，而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甚至那些并没有拿日元打赌的套头基金组织也未能幸免于这场风波。它们的管理者相信，高失业率将促使欧洲各国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大肆购买、积聚欧洲国家的债券，认为只要欧洲国家的利率下降，这些债券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一些套头基金组织由于日元方面的原因而大亏特亏，另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则开始急于抛售其手中的欧洲债券。这使得这类债券的价格一跌再跌，并迫使欧洲的债券发行者提高利率以吸引购买者。结果，欧洲债券市场陷于一片混乱，一些套头基金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这种背景下，乔治·索罗斯大概希望保持一种低姿态以图赢得时间去收回损失，并使人相信“圣瓦伦丁日的屠杀”再也不会发生。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他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是太出名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3月份要在巴塞尔聚会，国会听证会也定在了4月份。这两方面都发出了要对索罗斯和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采取行动的威胁，令后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回应，索罗斯在那个春天成为了套头基金组织的某种代言人。他决定尽可能地采取和解态度。3月2日，索罗斯在波恩宣称，中央银行对大的套头基金组织进行规范是合情合理的。“我感到不规范的市场有着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他对记者说。“我认为调控者们理应进行规范。我相信缺乏规范的市场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所以（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是一项非常合理之举。我们乐意和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还希望，他们采取的任何规范措施不会是弊大于利。”　　当被要求就套头基金组织的活动增大了“市场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项指责进行回答时，索罗斯说：“我要说的是，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所以我压根不相信市场完美元缺。我也不认为套头基金组织是完美元缺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在一天之内损失5％。　　当巴塞尔会议结束之时，10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首脑们并未找到什么充分理由，以便他们觉得有必要制定针对套头基金组织或那些使用自身资本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的银行的新的规定。自从这年早些时候的动荡发生过后，市场凭借自身力量很快地恢复了正常，并元多少道理能让人预言还会有其他的麻烦。但是，让一些观察家们念念不忘的是，套头基金组织这一次使用了各种伎俩才逃脱了应有惩罚，对他们需要严加管理。　　在这点上，迪安·维特·雷诺尔德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和主要的投资战略家威廉·卜多吉说道：“在今天，未经登记的衍生性产品如何能四处泛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物品未经登记，所以关于它们的交易就不会被要求在某个地方进行。如果是这样，有关的纪录和交易额就不会为人所知，而市场的规模、交易的条件、个人间买卖的大小程度也不会为人所了解和掌握……。套头基金组织的投资活动的规模已是如此之大，其结果是，如果这些投资失算，它们将对金融体系造成全方位的危险，并进而危及社会的金融结构。　　第二节　国会山的演讲者　　1994年初的金融动荡为美国国会里的冈扎尔斯听证会搭起了舞台。这出听证会按原计划只是为了一般性地调查套头基金组织，如今却可以拿一项具体的案例做参照；后者向人传达的信息是套头基金组织是金融市场上的头号恶棍。众议员：亨利·冈扎尔斯注意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业已一年了，对他来说，索罗斯遭受了其生涯最中严重的一次失败不说明什么问题。鉴于年初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如此动荡不定，他有着充足的理由对索罗斯追着不放。　　于是索罗斯去了华盛顿。　　听证会的目的——冈扎尔斯对此并不讳言——就是要看看那些从事套头基金投资的人是否像被人描绘的那样诡计多端，是否他们通过其行动确实影响了金融市场，是否应当对他们施加更多的制约。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冈扎尔斯还发布了一个宣言，威胁道要使在金融领域的”不当处置”被视作“对法律的直接侵犯”，“并表达了自己要加强国会对衍生性活动的监管的怠愿。　　这听起来并不坏。不过，在银行委员会能够建议出新规章制度之前，它必须解决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尽管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是金融领域，但并无多少成员知道·一个套头基金组织是如何运转的，几乎无人清楚他们使用了什么诡秘的金融技巧。　　为了得到一些答案——实际上是为了上一堂可称为“套头基金入门”的课，他们在1994年4月13日这天把索罗斯这位“大师级”人物请到了面前。当举行听证会的房间差不多坐满的时候，显而易见索罗斯是那天中在华盛顿最具风采的一个人。　　“套头基金人门”一课开始了。老师的开场白是声称在坐的议员们找错了对象。接下来他开始运用自己的金融理论来解释其中的缘由。　　索罗斯断言道，金融市场上的状况能够予一国经济中的基本因素以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市场的状况和充分市场理论所认为的正常状态是大不相同的。市场的繁荣与萧条的更替之所以具有破坏力，正是由于它们影响到了经济生活的基本因素。　　索罗斯接着说道，只有在“随大流”行为主宰了市场的情形下，兴衰相替的现象才可能生成。“所谓随大流”索罗斯说道：“我指的是人们不加思索地在价格上涨时购进，而在价格下降时卖出。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你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导致了随大流行为？套头基金组织的活动也许是一个因素，所以你们不无道理地注意到了它，虽然就我的套头基金组织而言你们是看错了地方”。　　“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索罗斯更中肯的观点是，是共同基金和机构投资者而不是套头基金使市场趋于不稳，因为这两者都有着随大流倾向。他说“当资金大量流入时，他们趋于保留少于常量的现金，因为他们估计资金会继续流入；当资金大量流出时，他们又需要积聚较多的现金以备兑付。”结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泡沫金融。　　接下来索罗斯简要地论述了当前的市场形势：“我想强调的是，我未发现任何近在眼前的市场崩溃的危险。我们刚刚刺破了一些在资产价格上生成的泡沫，结果，金融市场的状况比去年年底要健康得多，我不认为目前投资者应过分担心。”换句话说，现在完全可以买入美国的国债或S＆P期货了。　　索罗斯还抨击了克林顿政府在与日本人的贸易争端中采取的强硬路线和力图使美元下跌的做法。他说，“这对于美元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极为有害。把压低美元作为一种处理我们和日本有关的贸易政策的手法是一项我们不应使用的危险策略。”人们不难从这番话中读出这么一条市场讯息：买入口元，卖空美元，直至美日贸易谈判局势明朗化。　　索罗斯始终力图使套头基金组织不成为听证会的中心话题。他强调套头基金组织并不是投资世界的很大一块组成部分。尽管基金管理处的日均通货交易额达到35亿美元，但索罗斯告诉委员会成员这种规模的交易不应对市场产主什么影响，因为套头基金组织只控制了外汇市场每月交易量中极小的一部分。　　索罗斯对通货危机和市场动荡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实行固定汇率，“这太僵硬了，”他说。他也不赞成实行浮动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有其缺陷，因为市场总会发生过度偏差。”索罗斯的解决方案是：七国集团内的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金融人士需要协调他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消除是市场不稳定的根本所在的那些巨大差别。”　　委员会成员们提出的问题让索罗斯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套头基金组织究竟从事一些什么活动依旧知之甚少。“到底什么是套头基金组织？”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这类问题。索罗斯试图传授给他们一些知识，但他不得不承认‘套头’这个标签已经被贴在了许多本来和它无关的东西上。”这个词被用得如此不加区别以致于它已囊括了许多活动。“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经营者们得到的报偿是根据其表现而不是按照被经营的资产的某个固定的百分比。”索罗斯这个套头基金投资领域中的国王对套头基金作的这种描绘看起来古里古怪。不过，他对于就套头基金的定义开一个研讨会没有多少兴趣。他只想传达这么一种认识：套头基金组织实际上在金融市场中举止不错。　　索罗斯强调，由于从事套头基金投资的人是完全根据其表现得到报酬，套头基金活动是针对机构投资者的随大流行为的“一剂有力的解毒药。 以他自己的基金会为例，它通过针对普遍的买入或卖出趋势逆其道而行之，对多变的市场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他说：“我们更趋于稳定而不是扰乱市场，我们有这样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是为大众服务的机构，而是因为这是我们赚钱的风格。”　　索罗斯直言不讳地为套头基金进行辩护，他对他的听众们说道：“坦率他讲，我不认为套头基金对你们或管理者们来说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物。不应将年初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大跌归咎于它。我反对任何认为我们的活动有害或制造动荡的断言或影射。　　索罗斯还被问道，是否像他这样的私人投资者有可能积聚足够的资本以操纵如意大利里拉或英镑这样的通货的价值？　　“不会，”他回答道，“若短期内的情形不算，我不相信某个市场的参与者能违背基本的经济原则成功影响主要货币的交易状况。相对于全球通货市场的规模，套头基金组织只是小小的参与者。次要货币的市场缺乏流动性、这也起到了防止任何投资者成功地影响小货币的价格的作用。由于流动性的缺乏，任何力图通过掌握大量的这种货币来影响价格的投资者在将它们卖出时都会面临灾难性结果。　　索罗斯谋求使自己尽可能地不和衍生物、不和从股票、债务或商品中衍生出的那些金融契约扯上，而委员会则对衍生性金融工具倍感兴趣。在这方面，索罗斯的言语听起来好象是，连他这么一个老到的投资家也不大知道如何去了解它们。另外，他指出套头基金组织并不是衍生性工具的签发者，而更可能是其客户。所以它们对金融体系可能造成的风险要小得多。　　为什么对于衍生物会产生疑惑呢？　　索罗斯的看法是：“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衍生物。其中的一些是如此地令人捉摸不透，以致于所涉及的风险连最老到的投资者也不能正确认识，我自己应是其中的一位。一些衍生性工具看来就是被特意用来使机构投资者能进行在其他情形下不可能进行的赌博。”　　索罗斯还说：“我们不滥用衍生性工具。我们的活动是逆潮流而动而非随大流的。我们力图早早地跟紧新的趋向，然后在稍晚的时候及时采取行动以不被趋势的反向抛在一边。”　　索罗斯给人留下这么一个深刻印象：他并不怎么觉得国会应对衍生性工具进行规范。同意这样做只会令他有些愧疚，因为他周围的其他人一直力求他直言不讳地反对这么做。“要知道，”他对就近期金融市场的动荡向他提问题的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布鲁斯·文托说，“当我们就我在这儿的露面进行准备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点这些。我说，直率他讲，应该被规范的是衍生性工具的发行。而我的伙伴指出，很不幸，规范会造成一种非人所希望的后果，因为进行规范的人关注的只是下层而非上层，他们想避免一场灾祸。所以如果你要求把对衍生物进行登记规定为一项义务的话，这完全会招致官僚阶层的抵制，因为规范者们的利益和市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他使我打消了提出建议的念头。　　在听证会上，索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位不主张再制订某些规定的人。一些作证的规范者们也指出，套头基金投资和衍生物对金融体制和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并不是那么大。尤金·路德维希认为，几个国有的金融机构平均只有不超过0．2％的资产处于这种风险之中。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小亚瑟·内维特表示，他确信根据当前所有的银行业和证券法规，几乎全部的套头基金投资活动都得到了很好的管理；不需要再订新的法规。不过，三位作证的规范者都认为有必要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不赞成再订立法规，”联邦储备银行的约翰·卜内维尔说，“但我们强烈希望知道更多的东西。”　　委员会对索罗斯的陈述有何反响呢？次日的《纽约时报》登了一篇由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撰的文章，它恰当地总结了委员会成员当时的所思所想：“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们看来既对承受这个有着米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利治亚国王，贪恋财富，曾求神赐给点物成金的法术。——译注）的点金术的人物教导感到敬畏，又对套头基金世界中的秘密怀有浓厚的好奇心。他们耳闻目睹的各种事件，包括索罗斯在近期的通货交易中损失了6亿美元，看来非但没有使套头基金组织的神秘色彩黯淡下去，反而使其更加惹眼。”　　索罗斯在那一天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的观点在华盛顿为人接受。不过单单去影响国会还是不够的，他还力图改变传媒的看法。这项任务被指派给了罗怕特·约翰逊，他是曾经陪同索罗斯去华盛顿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执行主任。　　在听证会结束后对新闻界的谈话中，约翰逊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让国会和公众正确认识到乔治·索罗斯的所作所为。他说：“最大的问题所在是关于套头基金的神话。为此应该和新闻界有更多的沟通。 为了更突出地体现这种坦诚，约翰逊还披露了索罗斯资产分配状况。　　这样，乔治·索罗斯顺利地捱过了听证会。各种情况表明，他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元罪。　　两个月之后，在巴伦·维恩与SEC的一位成员共同进餐时，听证会和索罗斯的表现成了一个后题。维恩事后说，这位sEC成员认为“乔治做得如此出色以致于SEC和国会都不再对套头基金组织忧心仲忡。”总之一句话，索罗斯可以大大地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