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根据蒋介石不出席摄影，坚信他是事先知道的。于是，闯进蒋介石办公室，气呼呼地指着蒋介石说：“蒋先生，你干的好事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想为自己辩解，陈璧君不容他说话，接着说：“在军警森严的中央党部，除了你的特务队，还有什么人能混进来？”蒋对此事本来就满腹狐疑，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责问，顿觉语塞，只好赔着笑脸，一口一个“汪夫人”，保证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陈璧君逼着蒋介石交出凶手的后台，蒋无奈，只好连声答应。由于蒋、汪之间有矛盾，引起社会上种种揣测。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让他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特务们立即四处搜查抓人。　　行刺者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刺汪前身份是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被击倒，身上仅被搜出毫洋六角和作为自杀用的一枚鸦片烟泡，说明他已立下必死之决心。孙被卫兵击中要害，流血过多，到医院后濒临死亡。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剂十余次，以便从孙的口中了解到刺杀行动政治背景。孙凤鸣忍受着肉体撕裂的痛苦，对审问他的人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并激情满怀地说道，“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次日凌晨，这位爱国志士离开了人间，谱写了又一曲民族悲歌。　　这一政治巨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蒙着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蒋介石被疑指为除汪事件的幕后的策划者，戴笠等特务头目也曾想栽赃到共产党头上。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个博浪一击的爱国行动，系出于三四个抗日反蒋的爱国青年之手。　　博浪行动的策源地，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南里232号。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是一批住在这里的青年爱国志士。他们是华克之、陈惘子、张玉华、孙凤鸣及后来的贺坡光。他们相聚在一起，情投意合，在一起议论国事，慷慨激昂。就五步流血的刺杀行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他们谈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卖国行为，都声泪俱下，似是不能共戴一天。他们认为，在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凡是衣冠楚楚的，皆是禽兽。每次座谈，结论只有一个：“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目标是“拼一死以诛元凶。”正如孙凤鸣所说：“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们打死后，对于祖国命运的安排，不是要顺利得多吗？”刺杀蒋、汪，博浪计划在秘密筹划中。　　除蒋行动从何入手？经商讨，他们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因为这一组织既能公开捕捉蒋的活动信息，又可直入显贵的堂奥，接近蒋介石，使五步流血之举得以实施。　　但是，就这八位无权无势、经济困厄、血气方刚的青年，怎样解决建社的经费呢？他们想到了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华克之专程到香港会见李、陈二公。李、陈听取了华克之的行动方案后，堪表赞同，认为“这是一件神圣的事，大家应竭力而为”。随后，拿出五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筹办通讯社的开张费用。　　1934年11月，一个以“南京晨光通讯社”命名的新闻机构出现了，社长是胡文卿（即华克之），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标榜宣传三民主义，每天发稿，在公开场合以“小中央社”自居。而它的秘密使命，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任何觉察。　　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及次年8月蒋介石从武汉抵南京旅途中，孙凤鸣两次图刺，均未得手。　　1935年10月底，晨光通讯社的全部活动资金将告拮据。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志士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机难得，孙凤鸣把家事做以安排，抱定必死信念。　　10月28日晚，晨光通讯社设宴为孙饯行。华克之说：“四弟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流芳百世。”　　孙凤鸣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了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孙凤鸣虽击中汪精卫三枪，但因弹力不足，均有入无出，亦非要害。汪入中央医院后，经十九天治疗，取出两弹，至背肋一弹，因嵌在两肋之间，不易取出，成为他致命的创伤，九年后，枪伤复发而丧命。　　那么，有人要问，蒋介石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摄影呢？1935年11月2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先是谒陵时，蒋的卫士见有三男一女徘徊蒋的前后，形迹可疑，遂加注意。至六中开幕会毕，群出摄影，蒋随行与叶楚伧谈此后会场戒备事，而及阶前而变作，蒋乃登楼。”其实并不尽然。蒋没参加摄影，并非偶然，而是他本性多疑诡诈的表露。这一次大会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大团结会议，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马弁二名。蒋看后心中暗想，谁能保证马弁中没有异动者？因此决意不参加摄影。当时各中委列队候蒋摄影，汪精卫见蒋不至，即去催促下楼，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这样，正如华克之所说：“蒋介石鬼谲多疑，临时不敢出场摄影，孙凤鸣不得已出此下策，击伤了第二个卖国贼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特务们从刺客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刺客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规定限三天破案。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汪精卫被刺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由于找到主谋，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蒋介石对徐恩曾也就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安排下，徐恩曾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此后，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蒋介石的“钦定”，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而刺汪的领导人华克之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华克之到达延安。他回忆说：“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　　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　　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做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已。他们表示对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刺汪案告破后，虽说蒋介石脱了关系，但陈璧君感到蒋介石其人心狠手毒，大权独揽，国难又如此严重，所以劝汪趁机辞掉一切职务，到国外去，以免寄人篱下，让老蒋一个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五届一中全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此举正中蒋介石的下怀，遂了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宿愿。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汪精卫乃于1936年2月19日，偕曾仲鸣、汤良礼、诺尔医生等人悄悄乘德国格兰新年轮赴欧。陈璧君因病未来送行，留在国内充当汪精卫的耳目和谋士。陈璧君召集汪的亲信王懋功、谷正纲、沈次高等人积极策划，暗中监视蒋介石的活动，并及时向汪精卫报告。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后，大家团拜。此前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逃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11刺汪案与“江淮大侠”王亚樵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全国轰动。蒋介石也大为恼火，限期戴笠破案。在侦破过程中，戴笠等知道孙凤鸣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其次才是汪精卫，只因蒋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了汪精卫。同时，又发现晨光通讯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戴笠一方面派人追捕晨光通讯社的其他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手下的人。结果，在香港与此案毫无关系的王亚樵的人余立奄、胡大海、周世平被捕。　　沈醉在他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劲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去干绑票、暗杀工作。”“戴感到此人不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威胁，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之患。”沈醉认为：六中全会的行刺案，是王亚樵组织的规模最大、部署最周密的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实际上戴笠和沈醉都搞错了，此案是华克之一手部署、策划的，王亚樵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那么，蒋的军统特务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亚樵，并于1936年11月将其置于死地呢？王究竟是何许人也？　　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是帝国主义插手我国政治，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又是流氓、青帮互相争斗、残杀的舞台，还是蒋介石等各种政派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地方。王亚樵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上海滩上拥有千人以上的号称“斧头党”的帮会暗杀集团的首领，是一个神秘的帮会人物。王亚樵就是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他曾组织党羽，先后暗杀过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参与谋杀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等，曾轰动一时，名噪上海滩。就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大流氓杜月笙，对王亚樵也不无三分畏惧。　　王亚樵以其一步十计、擅长诡辩的特点，由一个亡命徒逐渐挤入中上层社会中，为旅沪皖人所重视。后来，王在上海组织安徽劳工总会，纠集在沪做工皖人为会员，逐步形成了帮会小集团。不少人拜在王的名下为学生。亡命之徒也多出入其堂坳间，形成一种颇有势力的特殊组织。王成为众人推戴的惟一头目。　　王亚樵向往荆轲刺嬴政，以侠义自诩。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为军阀齐燮元之鹰犬，民愤极大。更主要的是军阀卢永祥、齐燮元矛盾很大，争权夺利，不可调和。因此，卢拟寻找适当人选，设计杀徐，而找到了王，王同意承担暗杀任务。　　1923年11月4日派其党羽，在英租界云南路转角处将徐击毙。卢永祥通过王亚樵轻而易举地除掉了政敌；而王由此得到二万元活动经费及拥有四百人枪的“浙江游击司令”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齐燮元决心报复，导致了苏、浙战争的爆发。　　1930年7月，王亚樵受上海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李鸿章的侄孙）的指使，派其党羽刺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所说刺赵的原因有二：一是王亚樵事成可以获得一万五千元巨款和一条大轮船所得的净利；二是为王乐平报仇。　　王亚樵与失意军人常恒芳和王乐平等对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专横跋扈不满，于1929年在上海秘密组成了暗杀蒋介石的组织，地点设在王乐平家中。事情为赵铁桥侦悉，于是秘密前往南京报告给蒋介石。蒋立即派特务于1930年将王乐平杀害于家中。因此，王亚樵对赵恨之入骨，早存杀赵报仇之念。　　当时，李国杰托其叔祖李鸿章的余荫，成为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他大肆攫取钱财为己有，招商局被弄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赵铁桥因有功于蒋，又走了CC系二陈兄弟的门路，被委为招商局总办。他上任后采取了许多措施，都严重地触犯了李国杰的利益。“到了1929年，赵发觉李不但把持产业，更有利用局产营私的企图”，于是便不再犹豫，断然下令将公司接收过来，改由总管理处管辖，另设产业科管理。至此，赵、李的矛盾愈加尖锐。李国杰密叫其弟李少川转请王亚樵杀赵。王早有此心，一拍即合。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乘车至招商局下车，被早已埋伏那里的王亚樵党羽连击十枪，血流如注，当场死去。　　1931年，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在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下，被迫下台。孙科气愤异常，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予刺杀宋子文，并给巨资以供各项布置暗杀费用。这是杀宋原因其一。其二，胡汉民被蒋介石骗到南京囚禁，被释后，报复之心甚切。闻上海王亚樵能杀人，乃以重金结纳。晤谈之下，胡汉民誉王为“江淮大侠”，王亦感恩知己，愿为效力。第一炮就是上海北站刺宋子文案。　　王亚樵承诺孙、胡二人之后，在京、沪各设一个刺宋小组。住南京小组不断与国民党财政部进行暗线联系，侦察宋的行动，新婚不久的唐腴胪被误刺身亡。　　但始终无下手的机会。1931年7月23日，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即电告王亚樵：“康叔（暗号）　　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急命党羽八人立即到北火车站等候下手；又派十余人把守站外各处，做监视和抵抗路警围捕之用。24日上午8时许，宋专车到站，在随员卫士等簇拥下下车。宋的秘书唐腴胪走在前面，因唐的身材、衣着与宋相似，刺客一拥而上，集中对唐射击；唐中弹多发，当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宋子文乘势躲在石柱后面幸免。这时刺客认为目的达到，掷出两颗劣质炸弹，顿时黄烟笼罩，刺宋八人和在外把守的十余人均混入乱窜的旅客中安全退走。　　刺宋案发生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令戴笠侦破，一时风声很紧，王闭门不出。戴笠虽对王尤加注意，却难获得实据，也就不了了之。　　1932年，王由香港重返上海。但因军统特务对王及党羽侦缉毫不松懈，必欲捕获而杀之。不久，王和他的重要党羽又一次避往香港。1935年春，王等商量今后行动计划。王提出：“今后必须暗杀蒋贼。请大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如何才能接近蒋的身边，以便有机会下手的办法。”之后，接受了华克之的建议，也就是上面谈到的“搏浪计划”。王答应给予支持，提供经费。　　案发后蒋介石更欲杀王，王之不除，不能安枕。王乃率亲信党徒，再次避往香港。蒋介石派特务前往香港，多方侦察，终发现王的踪迹，最后在广西梧州将王击毙于旅馆之中。　　1936年10月，国民党《南京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暗杀党头子王亚樵被刺。”报道说：“王亚樵平常不守正道，专门聚集亡命之徒，暗中谋杀异己，企图危害国家要人，现为争夺女色，被人暗杀；刺客将其面皮削去以泄恨”云云。　　如何评价王亚樵的暗杀活动？在此引用华克之在“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讲到的话：“我们不是王亚樵的徒弟，也不是任何人的徒弟，我们有绝对独立的人格。关于这一点，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如以王亚樵抗日爱国反蒋的精神而论，王亚樵是个好人，我们确曾和他结成过爱国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自信无愧于良心。”　　12几个好“妹妹”　　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妻子是陈璧君，而汪精卫的两位红颜知己却不为人所知，一位是方君瑛，汪精卫对这段恋情终生难以忘怀；另一位是与方君瑛相貌酷似的施旦。1907年初，汪精卫、胡汉民赴南洋宣传革命、筹募经费，当汪精卫在槟榔屿演讲时，当地富商之女陈璧君为他的风采所倾到，不久也到了日本参加了革命，并尽量找机会和汪精卫接近，可是汪精卫对陈璧君却并不热情。　　然而，陈璧君加强对汪精卫的进攻，不是找机会请他吃饭相处，就是读书。她还拜汪精卫为师，请汪精卫教她做诗填词。相处时间一多，汪精卫渐渐与陈璧君不拘行迹了。后来汪精卫对此有了警惕。不久，汪精卫为做刺杀行动准备离开日本前往香港，摆脱了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汪精卫到香港先去找方声洞，方热情招待他，并介绍妻子曾醒和妹妹方君瑛与他相识。方君瑛豆蔻年华，明艳照人，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谈笑，使汪对她起了怜爱之情。方君瑛见汪精卫才华横溢，对汪产生了爱慕之情。汪精卫因在香港等待制造炸弹，只好暂留方家。在这段时间，汪精卫和方君瑛渐渐熟了，方君瑛已改称他为“四哥”，还常请汪精卫教她做诗词。一天晚宴中，汪精卫乘着酒兴，怂恿方君瑛唱出方声洞感咏时事的新作：天风吹过西海头，万丈波涛总不休；大汉男儿应有责，拼将热血洗神州。　　方君瑛大大方方地用粤语唱出，汪精卫和她再同声合唱。由于教作诗词，汪精卫和方君瑛日渐亲密。一天，方声洞向她打趣说：“君瑛，你将成为女诗人了，可别忘了老师的循循善诱啊。”方君瑛说：“只怕四哥忘记我，我才不会忘记他呢！”汪精卫说：“有这样好的妹妹，就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也忘记不了啊。”此后，汪精卫准备北上，他悄悄地向方声洞夫妇告别。饯别宴前，方君瑛献出向“四哥”送别的小诗两首：其一：相聚又相别，明朝各一方，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其二：此去须珍重，无忘此日欢；殷勤为汝祝，努力更加餐。　　汪精卫朗诵她的诗句，领悟到她心扉中透出一股柔情！汪精卫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爱情。1905年，汪精卫因刺摄政王被捕，被判为永远监禁。他被关进刑部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陈璧君用金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汪深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遂于长夜寂寞之时，赋《怀故人》一诗，托狱卒转交陈璧君。　　陈璧君读到汪精卫的情诗，特地绣了一对枕头，送给狱中受难的意中人，并附上情书向汪精卫表达爱意，有“虽不能生前同衾，也望能死后同穴”等语，并提出希望汪精卫答应和她先订婚妹妹成众的汪精卫。　　约，要求汪精卫立即答复。身处铁窗的汪精卫对于陈璧君的一往情深，不得不报以“不论生死契阔，彼此誓为夫妇”　　的承诺，并且填了一首《金缕曲》赠她。不久，武昌起义发生，东南各省相继独立。汪精卫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陈璧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1912年民国成立，陈璧君向汪精卫提出正式结婚的要求。汪精卫回到广州征得兄长兆镛的同意，为举行婚礼，汪精卫、陈璧君两人前往香港购办衣物，顺便探望亲朋好友。当他们到方声洞家中时，才得知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之役中牺牲了。两人在灵前上香行礼，怀念当年情同手足之情不禁泪下。最伤心的是在一旁的方君瑛。在汪精卫出事被捕的消息传来时，方君瑛每日一面垂泪，一面朗诵汪教她的诗句以寄托情思。如今，她眼见汪精卫和陈璧君终成眷属，不觉万感交集失声痛哭。汪精卫得知方君瑛自方声洞牺牲后，由于哀伤过度，近来常常生病，他唏嘘不已，只得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而去。汪、陈两人从香港回到广州，在汪精卫家中举行了婚礼。　　1913年革命党人讨袁失败，在法国巴黎，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方君瑛也来到巴黎，他们住一处面对海水、北倚山云，名叫“鸦尔加松”的小村，汪精卫夫妇常去聚会，或游泳，或垂钓，往往尽兴而返。但是，如果是陈璧君同去，方君瑛大都推托身体不适或准备餐点，留在家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前来时，她才兴高采烈地陪伴。她不多说话，常常面对浩瀚的大海，默默出神，令汪精卫莫测高深。　　一天，汪精卫与方君瑛独处在海边绿阴之下，他对她表达了爱意：“我是爱你的，知道你也爱我。可是却被现实环境所限制，我常常很痛苦。我想，你虽然参悟了佛法，内心又何尝不痛苦呢？”方君瑛很受感动，也对汪精卫表达心声：“爱情寄托，最宝贵能天长地久相知相维，又岂在朝朝暮暮共枕厮守。”他俩经过互诉衷肠，从此相处，反而觉得身心泰然。回国后，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广州创办一所“执信中学”，一切经济事务等，均由陈璧君负责，并请曾醒、方君瑛来执教。不久，陈璧君赴美筹款，汪精卫为与方君瑛相处，从家中搬到学校居住，课余之暇，他必然造访，饮茶闲话，其乐融融。有一次汪精卫率全校师生前往黄花岗公祭先烈。当晚，汪精卫又携带瓜果之类的吃食，再去访晤方君瑛姑嫂，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本来感情丰富的方君瑛，经不住汪精卫热情如火，信口吟出王次回的一首艳诗：　　意密形疏自幼闻，情深更厌雁离群，人间多少双飞侣，未必如侬切念君。　　汪精卫听后，不觉百感交集，他准备隐姓埋名，和她同到深山密林，过隐居生活。倒是方君瑛现实得多，她说：　　“你是隐不了姓，埋不了名的，何况国事如此，你还有责任，于公于私，都不能够退隐！”汪精卫不禁凄然流泪说：　　“我的自误，只有怨天；你由我误，却不怒我。我粉身碎骨，也不能报你于万一了。”　　方君瑛无可奈何地说：“叹天下有情人，都难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已错过姻缘。”汪精卫激动地说出他最后的心声：“天可荒，地可老，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即是死了，也是永远不已的。”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地到处游玩，不拘形迹。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就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随后跑到学校对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入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　　方君瑛分辩道：“四哥一向以亲妹待我，没有和你结婚以前，就是如此，和他公开一起走动，有什么不对？何况我们是清白的，问心无愧。”陈璧君一面冷笑，一面说：“哼！清白的，谁能保证？问心无愧，问什么心？”方君瑛气愤地流下眼泪，说：“你不能如此地侮辱我，欺负我。我即刻离开此地，永不和你见面。”陈璧君反唇相讥：“学校是我办的，你不走，难道我走？”陈璧君正说着，汪精卫进来，见方君瑛受到如此委屈，对陈璧君大为不满，指责她不该在学校当众责怪方君瑛。　　陈璧君见汪精卫替方君瑛说话，更是满腔妒火，撒野哭闹起来：“你不爱我，我就毁了你！你不要做人，我干吗还要做人？”方君瑛见此情形，万分悲痛地跑回房内，登时晕倒，经过医生诊治，曾醒再予安慰，也就暂时平静下来，并约好第二天就离开学校。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的家庭，也为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以死明志，在写下三封遗书后，她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早上，曾醒首先发现，痛不欲生。汪精卫闻讯赶到现场痛哭捶胸，连叫：“是我辜负了君瑛！”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又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他仍然怀念方君瑛，日渐憔悴。对于陈璧君根本不予理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璧君骄横的个性又增加了傲慢的成分，并干预汪精卫的政事，因此一般人对陈璧君无不讨厌，汪精卫则因怕麻烦而顺从她的意志。一天常找曾醒聊天的汪精卫，在曾醒处发现一个明艳照人的客人，蓦地一惊，经介绍，才知她叫施旦，是曾仲鸣部下一个凌姓的太太。交谈之下，汪精卫得知她留过学，中国文学也很好。曾醒见汪精卫兴致很高，知道是施旦勾起了他对方君瑛的怀念，因此，特地留汪精卫和施旦一同吃饭。饭后，汪精卫殷勤相送，并约施旦于星期天到他家进餐。届时，施旦打扮得清秀脱俗地去赴约，在汪精卫的书房里，她和汪精卫谈起做诗，要求拜汪为师。汪精卫非常欣慰，立即应允收她为徒，并对她流露爱意。施旦被汪精卫的仪态风雅所吸引，早已芳心暗许。但她也知道和汪结合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时的汪精卫。　　是不可能的，见汪精卫对她示爱，她也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心愿：“我是有丈夫的，你也有妻子，况且陈璧君傲岸妒悍是出了名的，所以环境不容许我们相爱结合。我们的情，只能限于精神，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汪精卫点头感叹说：“恨不相逢未嫁时，你能够给我精神上的爱，我也满足了。”此后，施旦常来汪精卫的官邸，直到陈璧君归来才疏远。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生闷气。　　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第二年回　　国，汪精卫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陈璧君也不敢多与争论，汪精卫得以常和施旦接近，他把施旦丈夫凌某当做亲信人员，施旦经常出入汪精卫的官邸，服侍他的病体，逐渐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分，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　　抗战爆发以后，汪精卫卖国降日，堕落为大汉奸。汪精卫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常常想起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一次在陈璧君刚离开南京赴香港的第二天，施旦忽然出现在南京汪精卫的官邸。她丰容盛貌，汪精卫大喜过望地款待她，问她何故突然到此？施旦说一年来是在九龙一家庵堂带发修行。与丈夫离婚后，复来故地。汪精卫激动地向施旦表示：“已经错过了方君瑛，不能再错过你了。”施旦却说：“以你的名誉地位，不能离婚再婚。何况，我这次来找你，也不是为了想和你结婚。”她只想跟在汪精卫身边做一个情人。于是，汪精卫安排施旦在官邸中做一个女秘书。　　陈璧君在香港得到消息，匆匆赶回南京。当陈璧君向汪精卫提起此事时，汪精卫坚决地向她表示：“施旦是个人的秘书，也是心爱的情人，谁也不准反对。”这大出陈璧君的意料，她正想吵闹，施旦却和颜悦色地向她表示：“你是他的夫人，无人可争，我不能，也不愿我们之间，有任何争执。”她继续说：“他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她来爱，当然是种心理变态。我是已离婚的人，我觉得让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应付当前他所处的艰难环境，所以才对他迁就，成为他心目中的情人。这对你们夫妻之爱，并没有妨碍。”“他对我说，他的生命，只有5年；报纸也发表过了。为了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能以和他相处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觉生气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闹，结果对你却未必有利……”　　施旦的话使陈璧君想起当年方君瑛的事，同时想到汪精卫的身体已经不起打击，于是她沉吟不语。施旦见她态度有变化，接着说：“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我走，我马上离开此地，离开他！”陈璧君思前想后，觉得施旦的话有理，也就默认她在汪宅的身份。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陈耀祖的太上皇。于是，施旦在汪精卫身边身兼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1944年，汪精卫病情加剧，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医生认为汪精卫非去日本医治不可。汪精卫知道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并宽慰他说：“我会每天为你闭门诵经，祈祷佛祖，你一定能康复生还。”汪精卫感慨万端，向施旦表示：“旦，世间只有你最了解我的痛苦，能减少我的痛苦……”“如果我能康复生还，当然和你重聚；否则，等我棺木运回，你可即离京，去隐姓埋名。明天，我将送你些财产，供你维生。”　　汪精卫在陈璧君母女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日本医治。施旦穿着汪精卫生平最喜欢的衣服到机场送行，目送汪精卫远去，凄然返回汪的官邸，取出汪精卫给她的铜佛，供奉在香案上，为汪跪拜求福。　　11月，美机空袭名古屋，汪受到寒气侵袭，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翌日下午气绝身亡。当汪精卫的棺木运回南京时，施旦身穿白色衣裳，随着众人迎接。她不敢与家属一起致祭，只有低头流泪。等到众人致祭完了，她才悄悄地在灵前上香致祭。14日中午大殓，施旦也随众“瞻仰遗容”，当她见到汪精卫的遗体，不禁掩面痛哭。　　汪精卫安葬的那一天，施旦跟随曾醒去送殡。到了墓地，曾醒特地拉她站在家属行列，随家属行撒土仪式。下午，施旦单独前往南京东郊梅花山汪精卫的墓地，献花致祭。在汪的官邸，施旦把她经管的账册钥匙向陈璧君交代清楚，然后辞行。她离开汪宅后，就去香港和姑母同住，进修佛法与外间隔绝，她将九龙新界后座的厅堂加以布置，中间挂着一张汪精卫的放大照片，案上放着汪精卫送给她的小铜佛，壁上挂着汪的亲笔小立轴，上录龚定庵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着春泥更护花。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陈璧君等以汉奸罪被捕，梅花山汪的坟墓被炸毁，施旦想起汪生前“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的诗句，竟成一语成谶，哀痛之余，将汪的衣物埋在庵后空地上，并且亲笔题签：“汪精卫先生衣冠冢”小石碑竖立冢前，在庵中长斋念佛。　　汪精卫的一生，除辛亥革命前逃往日本与后来刺杀摄政王在北京坐牢外，其他都是舒畅和阔绰的。后来汪氏做了行政院长，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豪华奢侈之极不言而喻。　　汪氏的住宅，在南京有如宫殿般的官邸，富丽堂皇，汪氏夫妇很是称心如意。在上海有六七处公馆，汪每次去上海，都行踪飘忽不定，狡兔三窟，一日多变。　　汪吃的东西，虽山珍海味，也难包容。汪一到革命关键时刻或政治上失意时便周游各国，胃口也渐渐多样化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各种味道都需要。他有厨师六名之多，外国的除西餐厨师外，还有南洋厨师。中国的，有广东菜的、北平菜的、四川菜的、福建菜的等等。他和陈璧君要吃什么地方的菜，张口就要，做的可口，马上有赏，否则一顿臭骂，比西太后还难侍候。　　汪氏的衣着穿戴，一贯华丽。在辛亥革命前后最艰苦的日子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缩衣节食，日夜操劳，但他还是衣冠楚楚，翩翩如公子哥。以后官运亨通，就更是日甚一日了。汪夫人在这方面比起丈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年轻时，就浓妆艳服，以招众目。以后，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其姿态有点像上海白相人的嫂嫂，到什么地方都大出风头，做作超群，不可一世。　　汪氏夫妇喜听谗言，以至成癖。被陈璧君视为惟一女伴的李凌霜，最善搬弄是非，两面三刀，陈却把女儿嫁给李的儿子。李在汪、陈面前和颜悦色，满面春风；在外面，则气势汹汹，狗仗人势，谁要不讨好她，哪怕是汪的秘书，她也能招之而来，挥之而去。　　汪精卫一向惧内，人所共知，就是后来做了伪南京政府主席，对陈璧君也是恭敬如客。此时，陈长居广东，却对汪在南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有一次褚民谊在上海主办中华电影公司，在到南京向汪汇报时，汪与一个女电影明星合影留念，照片神态颇为亲近。结果，陈在广东闻之，醋意大发，即日乘飞机赶赴南京，向汪诘责，纠缠不休，哭骂不止，汪桌上的公文摆饰全被翻于地上，闹得狼狈不堪。随从、仆人无人敢来相劝。随后，陈又把随从室全体人员及副官侍卫等召集在一起，骂了个狗血喷头，责问这些人为什么看到汪与女人混在一起竟不加阻止，究竟是何居心。旋又亲自前往褚民谊私宅找其晦气，褚知道得罪不起，三十六计，溜为上计，躲藏起来。褚妻陈顺贞为陈璧君母之养女，平日就一起畏陈之威，惟有听其吵闹，不敢做任何申辩。　　自此之后，陈提议在汪精卫公馆中设机要秘书数人，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负责，监视汪精卫的私生活。　　汪以多病闻名，养病治病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他的病，一方面是身体确不健康，更主要的是他逃避革命，或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的一个应付的妙法。大家知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汪精卫呢，或去度蜜月，或去养病，一直在国外，不问国内革命之事。中山舰事件后，他又出国养病。“九一八”事变时，他又在国外治病。西安事变时，他看到有机可乘，便说病愈归国。可见，汪是用病来搪塞政治难题，虽很狡猾，却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政治能力软弱的投机者。总之，这样一个病态的人物，只能出现于病态的政治之中。现在，这种病态的政治人物，已成为历史陈列馆中的一个古物，或是政治解剖室中的一具尸体了。　　13既生蒋，何生汪　　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　　（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　　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汪闻讯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孟余、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汪精卫再电陈璧君，并请转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12）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汪打电话告驻德大使程天放，嘱预定北德船公司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披茨坦号轮船票。12月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发表书面谈话，并以英、法、德文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文中称：“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曾问驻法大使顾维钧：“蒋先生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回答说：“有此可能。”汪精卫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已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了。那时中国之天下，舍我其谁？所以，他在归国之前，曾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　　12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　　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　　1月11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月14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初步实现，蒋介石将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汪大为失望。他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月18日，汪返南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讲话，重弹反共老调，说什么：“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致开幕词，称：　　“当此国难时期，国民党及全国所必须解决之根本问题，就是要收回已失的领土及保卫未失去的领土，同时安内问题亦非次要，须于最短期内完成剿共。”并主张以“尽量忍耐”外侮，“按部就班、缓而不急来积累各方实力”为“民族生存之长期纲领”。　　此后，寄人篱下的汪精卫忙碌于事务性工作中。3月2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赴绥远印象，并就国共合作问题说明共产党必须诚意接受三中全会决定。5月3日汪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对日态度。谓：对日态度，简括一句话，是“抗日”不是“排日”。我们本无害人之意，而人既加害于我们，我们不能不予以抵抗。我们今日一切工作都有一个中心，这中心便是加强国家的抵抗力。24日，汪精卫主持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　　6月5日汪精卫偕陈璧君、褚民谊、彭学沛等飞往杭州，向浙江省学生集中训练队训话，7日飞返南京。7月7日，汪精卫同褚民谊在庐山同蒋介石商讨国内政情。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蒋介石迫于形势，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　　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汪精卫感到抗战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高喊几句抗战口号，7月29日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称：”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日本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中国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赶快做种种准备工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我们如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但他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8月3日，他在南京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他认为”战必大败“，主张对日讲和，最终走上了通敌之路。　　8月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成立，汪精卫任副主席。是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二）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当时，朝野上下，惴惴不安，特别是在上层人物中，充满了悲观气氛。一次，汪精卫宴请国民政府要员，大家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局势，在座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跪在汪精卫的面前，无限悲戚，无比激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你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的责任，不要为了只求自全自保之私心，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精卫不知所措，只好相对而跪，感叹一番。　　汪精卫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媾和。为了制造和谈的舆论，他利用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胡适把他们的聚会取名为“低调俱乐部”。陈璧君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但她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人们谈到战事，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息。当前方军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说是转进时，陈璧君就讥讽说：“你们看，我们又‘转进'了！不知要’转进'到什么地方了？”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像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　　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12月2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的蒋介石打来电话，表示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　　战争的屡屡失败，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英、美的不干涉，使一些国民党官员对战争的前景失去了信心。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明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1938年6月，原《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席间，陈曙风谈到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时，陈璧君却大谈“抗战以来，上海丢了，首都南京失陷了，我们‘转进'到了武汉。为了赢得一点’转进'的时间，最近不惜把郑州附近花园口的黄河堤给炸开了，黄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使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一年来，丢城失地，损失惨重，半壁江山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她稍微停了停接着又说：“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幻想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如果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她越说越激动，胡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的这一席谈，不但陈曙风感到愕然，就连汪精卫也瞠目结舌。　　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汪精卫一伙加快了投敌步伐。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人商量对策时，陈璧君便越俎代庖，替汪做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对于与日本人合作搞“和平运动”，汪精卫开始也有些犹豫，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汪精卫感到不离开重庆无其他出路，决心“跳火坑”。　　14重光堂“密约”与陈璧君　　这是一个严冬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战时的重庆，一片寂静，偶尔能闪出几点灯火。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出上清寺汪精卫官邸，车灯忽明忽暗，直奔郊外。车上除司机外，坐着一女一男，女的手中拿着一只上了锁的小皮箱，有时还抱在怀里，好像怕谁给抢去，她就是陈璧君。那个男的是她的侄子陈春圃。对这次深夜外出，陈春圃莫名其妙，不时想问问，但看到陈璧君阴沉的面孔，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汽车在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前停下，陈璧君带着皮箱独自走进楼去，一会儿走出来，皮箱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闷闷不乐，似乎心事重重，有时还冲仆人、秘书大发脾气。下午，陈璧君又叫来陈春圃，坐车来到昨夜去的地方，将皮箱取了回来。在车上，陈璧君对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晚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了风声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陈璧君是将皮箱送到她的妹妹陈淑君家中，又认为不安全，赶紧取回。这张“密约”为什么会使陈璧君忐忑不安，心虚到这种程度呢？这要从头说起。　　1937年7月31日，汪精卫就曾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8月30日，周佛海、陶希圣面见汪精卫，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从外交开始，并谈了步骤及人选。12月6日，汪精卫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徐谟告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及偕其赴南京会见蒋介石经过。最后告宣，在德国调停尚无成功希望前不宜有所宣传，外交部、宣传部应深切注意。12月28日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与蒋介石、孔祥熙、张群等举行会议，决定对于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寻找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1938年2月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在此时，汪精卫对与日和谈还是犹豫的，因此，他还是坚持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1938年3月1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举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会，发表演说。说明抗战途中对日屈服即是灭亡，一心一德在蒋先生领导下，必能争回民族生存与自由。6月某日，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来见汪精卫，他奉意大利大使柯莱之命，转告日本大使谷正之提出的关于日中直接谈判的办法。　　6月16日，汪精卫派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往见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答复谷正之之提议：（一）在目前形势下，（汪精卫）不可能代替蒋介石掌握政权；（二）目前蒋介石不可能下野；（三）蒋介石将来的政策是稳健的，这一点可以保证；（四）汉口如果沦陷，中国恐怕会陷入混乱，日本如此使中国混乱，不如使中国统一。　　周佛海不久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1938年6月，高宗武到达日本，他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他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高宗武还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着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938年7月，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7月21日，高宗武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于7月25日同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汪精卫讨论了高宗武的报告。　　周佛海又派军委会政治部秘书主任梅思平与日进行秘密谈判。　　1938年8月底至9月初，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10月11日，汪精卫对德国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21日，汪精卫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再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谓：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之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0月22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但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26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参政会谈话会，当晚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来寓晚餐，并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日本“实现和平”的条件与办法。27日，汪精卫召见周佛海，有所指示。29日上午，汪精卫召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下午，继续商讨行动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　　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10月30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继续密商，决定派梅思平、高宗武往上海，与日本方面谈判并签订关于实现和平条件及另组政府的协议。梅临行前，汪在家设宴为之饯行，饭后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从旁激励汪说：　　“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频频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0月7日，梅思平抵香港见到高宗武，为确保秘密，两人又分别乘船去上海和日本谈判。11月初，汪精卫派与日本军部的“和平”秘密交涉进入缔约谈判的前夕，他召陈公博去重庆，告诉他“对日和平已有端绪”，待时机成熟还要离开重庆，直接与日本人“议和”，这使陈公博大吃一惊。陈公博立即向汪精卫表明了他反对汪精卫单独对日言和，更反对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态度。陈公博所担心的是签署《塘沽协定》时的历史重现，汪精卫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两人的争论从上午持续至中午，饭后陈公博再见汪精卫，继续“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陈公博的规劝并未改变汪精卫的主张。汪精卫最后表示：“此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这时，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在一幢西式的大建筑物内，也有人忙碌着。这所建筑物在“八一三”　　抗战的巷战中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11月初，旁边的居民惊奇地发现，有人对此楼进行修缮，而且很匆忙，修完又从附近的饭店里租来了足够七八个人用的家具和摆设。11月12日布置完以后，一个身着便服的日本陆军军官准备在这里接待“客人”。他就是今井武夫，“渡边工作”①的负责人。这所房子会后成了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元贤二的私宅，名为“重光堂”。因而这次高崇武和梅思平、日方的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举行的预备会议，后来就称作“重光堂会谈”，达成的协议就是“重光堂密约”。　　同高崇武相比，梅思平初次和日本人打交道，他不懂日语和日本习惯，正如犬养健在《长江仍在奔流》一文中写道：今井先生说：“梅君到达的日子，是约定他在六三花园会面的，梅先生提着皮包就照样穿着皮鞋从大门口一直踏进客厅草席垫上，就在对面壁龛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就是这样干的吗？我感到吃惊，心想来了个了不起的家伙哩。”②梅思平、高宗武同今井武夫等进行了八天会谈，经过讨价还价，11月20日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场，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成果，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取得互相协助，并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第二条：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条：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二，当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后，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11月26日，梅思平偕周佛海与汪精卫会谈，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27日汪精卫召周佛海、梅思平与陈璧君等共同商谈上海协议，对脱离重庆，另立政府，单方面与日本“和谈”问题前顾后盼，犹疑不决。对汪是否出逃意见不一，陈璧君力排众议，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她说，不走“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汪精卫在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29日上午，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精卫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　　12月1日，梅思平飞返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说，汪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于10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汪精卫、陈璧君同时制订了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12月8日，汪精卫夫妇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他们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与日本相呼应后，最好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　　为了弄清情况，汪精卫特派陈璧君偕其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进行试探、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再次来到昆明，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陈璧君大施离间、拉拢之术。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汪精卫随即再次将陈公博从成都召至重庆，对他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陈公博表示对于第一、二、三条都不能同意，汪精卫也不能离开重庆。他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人谈起？”汪精卫强调：　　“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从此，汪精卫在重庆心猿意1936年10月8日中日两国最后一次外交交涉。左起：蒋介石、日本大使川越茂、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后来曾为汪精卫投放探路，参与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后，又逃离了日汪的魔掌，回到了抗日阵营。　　马，度日如年，只等吉日良辰一到，就要“改嫁”了。“重光堂”密约藏在汪认为最可靠的人———陈璧君手里，陈又怕事情败露，将密约烧掉。　　15“和平运动”鼻祖　　时令接近大雪，南国的重庆一股股西北风呼啸着从湍急的嘉陵江刮过来，寒意逼人。193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戒备森严的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车停后，三男一女先后下车，一个个东张西望，注视着各方面的动静。距离飞机起飞仅有五分钟，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又疾驶进机场。这一前一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桂连轩、王庚余。这是他们秘密逃离重庆的最后一幕。汪等为什么要叛国投敌，除上篇所谈，这里还要赘述几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即对抗战抱有悲观情绪，他说：“中国战下去，日本不免于伤，中国则只有死而已。”　　他表面高唱“人人抗战，处处抗战”的高调，但他的头脑里真正想的是：“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明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汪受宠若惊。在汪周围的一伙国民党要员，周佛海、梅思平、高崇武、陈公博等组成“低调俱乐部”，对中国抗战悲观失望，成为汪叛国的主要帮凶。　　抗战中，国民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由于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似乎只剩下“焦土抗战”的道路。1938年6月，国民党军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就所谓“和平救国”和蒋介石屡次发生争论，遭到蒋的驳斥。正如今井武夫所说：“汪一面反对焦土作战和游击战，一面公然倡导’和平救国'而无所畏惧，不顾逼迫自身的危险，毅然咆哮不停。”“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国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近卫声明。对此，蒋介石于11月13日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的演说做出了答复，表明了彻底抗战的决心：“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要之，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蒋介石的这一演说无疑是对近卫声明的答复，同时也是对汪精卫和平劝告的反驳。汪听到后大为恼怒。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日本人的“速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11月16日，汪和蒋两人吃饭时，汪精卫情绪激动，振振有词地责问蒋介石说：“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如今，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千百万同胞惨死在日本的枪林弹雨之下，你我应该感到有愧祖宗，有愧同胞，有愧子孙！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气得直哆嗦，猛地摔下筷子，好一阵才说出话来：“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说着愤慨地站起身来，两手卡腰，对汪说：“逼我辞职，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像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　　蒋、汪会餐大闹而散，汪狼狈回到上清寺官邸，认为只有逃出重庆，在日寇的卵翼下，才有他的用武之地。和蒋介石在一起，无论台上台下，他都屈居下风，这口气是出不来的。汪精卫加快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步伐。11月23日，汪精卫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一文。称：因为误解焦土抗战，而至于将长沙付之一炬，是极为痛心的事。今日抗战，是存亡所关，不仅要有热烈的感情，并且要有冷静的理智，一切标语口号，都应该细析其内容，而确定其价值。指导是必要的，煽动是不必要的，不从焦土抗战的口号为然。24日他发表演讲，题为《牺牲的代价》。谓：牺牲是必要的。但近年以来，有许多人横着一种谬见，以为流寇方法，可以对付侵略，这是滥用焦土政策之最大原因。历史上以流寇方法对付政府，不是政府将他赶尽杀绝，便是他将政府打倒。这种方法不能为对外战争之用。　　12月1日梅思平抵香港，携来答复函由高宗武送交日本方面。复函内容：（一）汪精卫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本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必要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中国内政；（三）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离开重庆，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这期间，因有严守秘密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要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按计划，周佛海12月5日先飞抵昆明，趁蒋介石远在广西之际，汪等8日逃离重庆。6日凌晨，整个重庆还沉浸在睡梦中，一辆轿车偷偷驶出上清寺官邸，将汪的儿子、女儿送到珊瑚坝机场，直飞香港。上午陈璧君将一包大洋交给她的侄子陈国琦，说：“你把这60块大洋交给交通部长彭学沛先生，请他预购7张10日去昆明的飞机票，就说汪主席要带几个随员去云南视察。”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汪的高级秘书曾仲鸣匆匆赶来，对汪说：“昨天晚上，从来不到我家来的戴笠突然带着两个随从‘拜访'我来了，而且一坐3个多钟头，直到晚上10点才走。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汪精卫皱了下眉头，说：“嗯！值得警惕。”陈璧君满腹忧虑地说：“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用不着大惊小怪。”汪精卫显得很镇静，“不过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特别慎重。只要老蒋在8日上午以前不回重庆，姓戴的奈何不了我。”　　“国民党领导的军统，监视起国民党的副总裁来了，你能容许？”陈璧君冲着汪大发牢骚，“亏你这几天还是代理总裁！”　　曾仲鸣也在一旁敲边鼓说：“越怕这怕那，越引起人家怀疑。”汪精卫经这一激，胸脯一挺说：“仲鸣你去打电话，先通知戴笠汇报军统近来的活动。”　　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陈立夫。　　上午9点，戴笠乘一辆吉普车来到汪的官邸，被汪骂得狗血喷头，戴笠毕恭毕敬地听着，嘴里连声说道：“我对汪主席的教训甘领甘受！请您看我今后的行动。”　　汪的这一招倒真灵，等蒋介石第二天回到重庆时，第一件事就问戴笠对汪的监视情况，戴就说他多方侦察，没有发现汪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戴笠走后十分钟，有人轻轻敲门，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夹着黑公文包走进来。汪对这个CC头目的突然来访，满腹狐疑，强装笑脸说道：“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祖燕兄！”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陈立夫坐下说道，“六天前，您和委座吩咐组织部草拟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特许登记办法》，已经草拟好了，请汪主席审阅。”汪草草看了一下，便指示：“此件印发给中央各机关党组织、地方县以上、部队军以上单位。”　　正当汪精卫计划出逃的前一天，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突然从桂林回到重庆，并夜探汪精卫，告知蒋介石将于8日回渝，这一下打乱了汪、陈一伙的叛逃时间表。原来，蒋介石接到孔祥熙的秘密报告，说汪精卫正与日本人勾搭，决定立即飞回重庆，并要陈布雷当晚去汪公馆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搭到了什么地步。陈布雷深夜到来，使汪大吃一惊，当陈坐定之后，汪很客气地说：“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指教？”陈说：“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汪精卫不明陈布雷的来意，模棱两可地说：“这个战局，”他停了停，接着说，“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陈布雷接着问：“日前，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未知副总裁对此做何评论？”老奸巨猾的汪精卫，哈哈一笑，以问代答，他说：　　“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做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幕僚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陈见汪不做正面回答，反而进行试探，字斟句酌地说：“委员长的见解嘛，可谓一如既往。”　　陈布雷走后，汪精卫立即与等在书房的陈璧君商量，怀疑他们的行动被蒋介石发觉了，决定留下来静观形势变化。　　7日深夜，汪密电在香港的高宗武，告知“因蒋介石突然来到此地，不得不将8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间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8日汪派陈春圃送幼子、幼女赴昆明转河内，陈在昆明，负责与龙云等联络。　　蒋介石听了陈布雷夜探汪精卫的经过后，9日，亲约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在自己的别墅开会。下午二时，汪准时到达了。汪、蒋互相审视着，都希望从对方的表情中找到可疑之处，当四只眼睛碰到一起时，两人同时显出做作的笑容，齐声互问：“近来身体好吗？”一阵寒暄过后，会议开始了。首先，外交部长王宠惠汇报世界局势及日本对华方针。议题很快转到中日战争问题上，汪又打出和平停战的招牌。会上，汪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有自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并攻击蒋：“一直优柔寡断，没有拿出和平诚意。既不愿意打，又不愿意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可能吗？”蒋介石听后，强压着火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定个日期，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仗还打不打，让大家讨论。”会议不欢而散。　　汪精卫一到家，几位亲信不约而同地打听情况。汪考虑一会儿说：“明天不能走，等观察几天再说。”曾仲鸣却很焦急，认为不能按期出发，必须设法告诉日本政府，汪摆出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说：“我是有准备的，马上给周佛海拍电报。”电报内容是：“兰姐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闺佳期必须等候。”这是事先规定的暗语。“兰姐”是指汪精卫，“秀妹”是指日本政府，“出闺佳期”是指日方发表声明的日期。　　12月10日，汪电高宗武转告日本：（一）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二）余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三）大约延期7天，预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以后一连几天，风平浪静。汪经观察和分析，自信蒋没有怀疑他会逃离重庆，紧张而忧虑的心情开始安定下来。　　15日晚，周佛海的内弟杨惺华秘密从昆明潜入重庆，会见汪精卫。原来，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的，9日秘书长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蒋介石的命令。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急万分。”“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由于汪不能如期出逃，日本主子也搞得很被动。按计划，近卫11日的广播演说，只好以患病为理由，推迟到14日。　　到了那一天，汪还在重庆，近卫无奈取消这次预期的演说，从大阪溜回东京。日本方面甚至怀疑汪精卫是否有投降诚意。　　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不得不取消定好的包厢。为了摸清情况，周佛海才派人回到重庆。汪请杨惺华带信给周佛海，决定18日赴昆明，行前还有电报给他。　　16日，汪精卫前往蒋介石官邸访蒋，谈约30分钟。晚10点左右，一辆客车装着汪精卫家的金银软细、日常生活用品、重要的书籍和公文，在陈国琦等护送下，离开重庆直奔昆明。　　17日上午，汪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写信，阐述他逃离重庆的理由。信封上写道“请陈布雷先生转交”等字样。　　放在卧室里的桌子上，等日后军统特务来索取。　　汪精卫在重庆，像热锅上的蚂蚁，又焦急地熬过了一天，才找到脱逃的机会。18日，预定蒋介石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出席。正好乘机出奔。　　18日凌晨5点多，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七人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对将逃离重庆做最后一次研究。决定七个人分两批走，上午10时，汪精卫往见行政院长孔祥熙，告之前往成都讲演。随后，同陈璧君、曾仲鸣、汪文婴、汪文惺、何文杰等直奔机场。　　机场上虽然军统特务密布，对乘客严格检查，但对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一行，几个特务面面相觑，只得让他们登机。谁知登上飞机，汪还没坐稳，忽然发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机上，汪又是一惊，心想是不是老蒋派他来监视我们？周至柔见是汪精卫，赶紧起身谒见。陈璧君在一旁忙说：“汪先生应云南龙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曾仲鸣对汪低声说了对周至柔的怀疑。　　飞机航行约十五分钟时，周至柔忽心血来潮，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向汪主席做汇报表演！”说罢，走进驾驶室，亲自驾驶飞机。　　顿时，汪一伙吓得心惊肉跳，他们担心周把飞机开回重庆。曾仲鸣掏出笔记本，轻轻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密切注视，如果转变航向，由连轩把周击毙，由曾对付周的卫士，文杰和常焘保卫汪主席夫妇。”纸条在同伙中秘密传阅。　　约又过了二十分钟，陈璧君透过机窗往下一看，以为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由大惊道：“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重庆？”曾仲鸣和桂连轩等四人的右手同时插入自己的口袋，紧紧握住手枪。这时，飞机驾驶员哈哈大笑，说：　　“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汪曾多次乘机来往于重庆与昆明，他往下仔细观察，说道：“航向没有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的确是泸州。”又是一场虚惊。　　飞机抵达云南上空，周至柔才离开驾驶室，笑着对汪精卫说：“报告汪主席！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周的举动，把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很不痛快，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　　飞机终于到达昆明上空，在机场上盘旋一周，开始下降。这时，汪往下一看，又吓一大跳，只见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汪甚疑惑，龙云明知他是秘密出走的，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搞欢迎？这龙云玩的是什么把戏？汪一伙心慌意乱地走下了飞机舷梯。　　原来，按汪的计划，陈春圃曾通知龙云：汪飞昆明时，为了“不引起日寇注意，避免敌机中途截击”，只请龙云一人去迎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龙满口应允。在机场上，省府各厅、署、局长，都在列队迎候，满街挂了旗帜，军乐队也大吹大擂起来。云南王龙云身着上将军装，满面红光，恭候着汪精卫。龙云此举，本为讨汪的欢心，但汪做贼心虚，一见当时场面，大为不满，害怕阴谋暴露。龙云回忆说：“在汪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做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夜深，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话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19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乘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往河内。为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致电蒋介石称，称因飞机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下午2时30分，汪精卫一行赴飞机场。3时15分乘包租的专机起飞，5时30分抵达河内。从此，汪精卫集团便公开走上投敌卖国的罪恶道路。　　15河内惊魂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20日上午，汪精卫偕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汪文婴等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100公里之海滨。下午，返回河内。23日移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不慎将腿跌伤。12月25日，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1939年1月28日，汪精卫以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这是一栋两层法式小花园洋房，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成了汪氏夫妇的卧室。在这里，汪精卫没有特别的警戒，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向他行刺。　　1938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一方面对近卫声明表明态度，同时也否认汪等行动与政府有关。他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但蒋介石想错了。主子的招降书一发表，奴才赶快响应。29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公开发表。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一个近卫声明，一个汪精卫《艳电》，主唱奴和，紧密配合，二“卫”　　双簧开演了，吹出了一串的“和平”肥皂泡。　　国民党的副总裁叛国投敌，使蒋介石感到大丢面子，便使出了先软后硬的手段，但都没起作用。图为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在发表《艳电》的同时，12月30日，汪精卫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一、日华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引起纷繁的事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至6个月期间，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币300万元，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支出；三、在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等，要求日本发动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汪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　　1939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国民党内，以冯玉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投降，也相当恼火。蒋介石首先试图用软的一手，进行笼络，以弥补裂痕。蒋介石表面上宣布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但暗地里又派人去河内进行游说。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2月中旬，谷正鼎受命第一次赴河内，希望汪精卫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蒋介石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不愿意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汪并托谷正鼎转告蒋介石，“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汪的以上自白，已表明他投敌卖国的决心。　　一个月后，谷正鼎再赴河内，携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生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一听，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想起过去和蒋的矛盾，狠狠地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又说：“你去告诉蒋，他曾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时回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护照？！”一席话，说得谷正鼎目瞪口呆，心知游说无望，便拿起护照告辞。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做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　　在谷正鼎游说失败的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带着陈布雷的信，劝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周也以安全无保障为借口，拒绝会面。也就是在此时，高崇武正在日本东京，代表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其他军政要人谈判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