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建国后（2）《共同纲领》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在没收官僚资本时，对原先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私人股份，新政权仍然让其在原企业中继续存在。这样就出现了第一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企业。“五反”运动后，国家对私人银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从而扩大了公私合营的数量和范围。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受中央委托，率调查组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作调查。5月下旬，他向中央送上了一份题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我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向中央建议，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一报告，并决定将它“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许多论述都来自李维汉的报告。毛泽东指出，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指“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①。他指出：鉴于资本主义数量是不可忽视的，数量很多，又少不了它，而我们又有办法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所以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资格。只能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它。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这一原则性过渡的灵活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他还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②1953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时，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他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他还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进行了探索，认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既批评资本家的惟利是图，也要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的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要合理安排好按照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的适当比例，保证私营企业的正当利润，改正私营企业中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的缺点，“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要坚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①。他认为，把资本主义改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走第二步，即把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由低到高几个阶段的逐步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为最后成功地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提供了条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提出了用赎买的方法来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设想。恩格斯曾回忆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②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试图采取赎买的办法来改造资产阶级。他指出：“马克思曾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相当多高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③但是，十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都站到了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阵营里，列宁的思想没有实现。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时，明确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思想。他在《决议草案》中加写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他指出，我们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采取赎买政策，是可以允许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这一决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具体的赎买办法。“我们的赎买办法，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1/4，但是如果以10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20亿元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还规定：“除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进行这种办法的赎买以外，对于那些有技术才能和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因此使企业能够供给国家更多工业品的资本家，还给予较高的薪水，同时，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资本家用职员的名义在企业中支取相当高的薪水，其中一些人是没有能力而挂名支薪的。这些，在过渡时期，也是属于一种赎买的性质。这种赎买，也是必要的。”改造问题解决后，陈云开始着手解决资本家在改造后的收入和安排问题。当时有人认为，资本家的财富是剥削来的，因此在赎买时只要象征性地给一些钱就可以了。对此，毛泽东主张要赎买就是真正赎买，全部赎买，并且要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不要省这几个钱，不要虎头蛇尾，有始无终。”②陈云完全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也认为要赎买就要真赎买。因为，中国的资本家不仅对发展经济做过贡献，而且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况且资本家人数虽然不多，但社会政治影响大，稍一不慎，就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都是从事轻工业的，数量虽多，但算得上是大企业的为数却很少，真正赎买也花不了多少钱，是国力完全能够承担得起的。《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建国后（3）当时资本家的普遍心态是“保三望四”，即年息稳得3%，争取4%。陈云经过反复思考和计算，向中央提出，定息的原则应从简从宽，一律定为年息5%。这一决定公布后，全国资本家普遍感到喜出望外，认为共产党确实是太宽大了，内心非常满意。后来，陈云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从1956年起，7年不变，如7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一个尾巴。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一些工商业者的忧虑，不少人在合营以后都为发展企业而尽心尽力地工作。针对改造步伐一再加快、引起资本家情绪波动而影响生产的状况，陈云还一再强调改造要循序渐进，步子要稳妥，对资方人员要妥善安排，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本家，要网开一面，不要两面夹攻，要尽量使资本家心情舒畅。对资本家原先的牌子，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全聚德’等各种各样的牌子挂着好一点。这样资本家也舒服，牌子是祖宗传下来的，把牌子搞掉，他们是会心痛的。”①情况确实如此。当时在全国各地的私营企业改造都处于一片高涨的情况下，大势所趋，资本家不可能发出公开反对的声音，但是心里头却并不完全是没有想法的。自己甚至家族几代人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企业眼看着要被公私合营，变成国有的了，在感情上产生一定的痛苦，是难免的。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以荣毅仁为例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陈云的上述主张在一定程度减少了资本家的失落情绪。陈云还指出，对资方人员，一定要全部养起来，而且要量才使用。他说：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不懂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国家对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对资本家不仅今天要安排，将来也要安排。因为资本家在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这些都是好事情。好事做得越多，得到的好处自然也会越多。陈云还指出，一定要让有能力的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继续当企业的负责人。对此，有些工人可能不理解，会说从前他当厂长、经理，合营后还是他；资本主义是他，社会主义还是他。有些资本家也害怕，当了经理后，工人说闲话，不听他的话。陈云对资本家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听了这个话后，不能生气。因为过去工人与资方长期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情绪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正如两个人刚打完架，要一下子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是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向工人讲清楚，资本家愿意公私合营，不要他们是没有道理的。现在资本家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为利润工作，现在为国家工作。他们中有的人有技术，有业务经验，国家也需要他们。工人是讲道理的，是会认识到应该团结资方的。工商业者自己也要改变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对工作的态度。陈云不仅注意对资本家本人做说服教育工作，还十分注意做资本家家属的工作。在一次工商联座谈会上，有的资本家反映说：“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也有的说：“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还不抵老婆一席话。”对此，1956年3月，陈云专门主持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就他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在公私合营的高潮中，有些工商业者家属，把家里的黄金、美钞、人民币、宝石戒指、金刚钻、房产等都拿出来增加资金，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提倡不适当，就会发生偏差，有些人不想捐献，但迫于形势，也不得不捐献。对此，许多家属感到压力很大。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政府不提倡这种捐献，因为一提倡，一表扬，就会形成一种空气，一种压力，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使不能或者不愿意增资的人也增资了。这种现象，一定要加以避免和纠正。全行业公私合营，政府不是想要你们增资，这次开会也不是想要你们增资。你们增资一两千万，数目就不小了，但对政府的帮助并不大，反而给你们自己造成困难。大家愿意捐献，心是好的，但是政府希望你们最好不要捐献。已经捐献而造成困难的，要赶快退回去。没有东西捐献的，不要认为不光彩。政府不是希望你们再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你们与政府同心协力，办好企业，建设社会主义。对一些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的想法，陈云希望工商界不要这样做。因为有的人有条件放弃，有的人家里人多需要定息，不能放弃。有人放弃，就会给没有放弃的人带来压力。因此，他希望大户小户都不要放弃①。通过这些解释和说明，工商业者家属了解到，公私合营后，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是没有问题的，生活和福利待遇也是有保障的，从而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太快，加上一些领导人不仅本人不熟悉经济工作，而且对资方原有管理人员的意见又不能虚心听取，使得许多企业的产品质量明显下降。特别是一些名牌产品的质量下降得更为明显。例如，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在合营后就不好吃了。有些人因此发牢骚说：“社会主义还是不如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的羊肉到社会主义后都不好吃了。”这话后来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他对此非常重视。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随后，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专门提出：请陈云同志讲一讲，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羊肉社会主义以后不好吃了。并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①陈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东来顺”的涮羊肉之所以在合营后不好吃了，主要是因为“我们轻易改变了它的规矩”。他说：“它原先只用35斤到40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而且，“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建国后（4）同样，“全聚德”烤鸭子在合营后也不如以前好吃了。陈云经过调查后发现，原来“全聚德”的烤鸭用的是专门的鸭子，这种鸭子从小喂起，大概要喂100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私合营后，我们给它的是劳改农场的老鸭子，烤出来的鸭子当然就不好吃了。②根据这些调查，陈云提出，要保持名牌产品的质量，公私合营后，这些产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改掉了。为了保证公私合营后产品的质量不下降，品质不减少，陈云还提出了五条措施：一、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包销。好的，国家要；不好的，就不要。陈云说：“这叫‘将’你一‘军’。不好的不要，就要跌价，跌价工厂就要亏本。一亏本，工资都发不出，管理人员就要动脑筋，想办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这要有步骤有计划分批地进行。”二、对商品的设计人员，像工厂的工程师，时装店的设计师，要给予奖金。三、优质优价。好货好价钱，质量好的价高，不好的价低。四、要设专人负责。五、要给好的原料。③为了方便人民生活，陈云还对小商贩的前途和命运作了思考。1956年3月，他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上说，在长时期内，大部分小商小贩在中国社会里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市场一定会很死，居民就会感到不方便。他指出，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卖馄饨、卖酸梅汤的小商小贩，如果都取消了，只有“全聚德”、“东来顺”，老百姓就要反对我们。在胡同里和火车站有卖饮食的，冬天是热的，夏天是凉的，乡下还有送货上门和收购破铜烂铁的，少了这些小商小贩，老百姓也会不满意。他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也还需要夫妻老婆店，因为老百姓还要买小杂货、油盐酱醋，还要吃大饼、油条、馄饨、汤团①。当然，对小商小贩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自身也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规划，有些小商贩还有怨言，说：共产党嫌贫爱富，光吃肉不吃骨头。公私合营高潮到来后，他们更是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请愿书，要求公私合营。于是，一些地方为图省事，盲目实行按行业改造，分工归口管理。天津附近有个集镇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笑话：听说要归口，就把理发的和杀猪的归并在一起，理由是都拿刀刮毛。有的地方，合并规模过大，一条街上只有很少几家商品销售点和理发店等服务设施，而且不在人口集中的居民区，又实行严格的上下班制度，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对此，陈云本人也有切身体会。解放后，陈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北京的南长街。当时，他家对门就有一个小铺子。这个小铺子只能站两个顾客，但是它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膏牙刷、针头线脑，甚至邮票，样样都有。什么东西群众有需求，他们就卖什么东西，怎样卖法群众喜欢，他们就采用那样一种卖法。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12点敲门也卖东西。但在公私合营后，工作人员开始拿固定工资，品种也不全了，晚上12点以后也不开门了，服务态度也有变化。因此，陈云认为，对小商小贩不能用公私合营的方法进行改造。他说：夫妻老婆店不能发固定工资。如果按月发工资，那末，半夜敲门买东西，他就不会开门了，一定会说：“睡觉了，明天来吧。”因为反正他按月拿工资，他省心了，但对老百姓就不方便了。不仅夫妻店不能发固定工资，摊贩也不能发固定工资。如北京卖蔬菜的，过去推车到胡同去叫卖，现在组成了联营小组，发固定工资，他就不到胡同里去叫卖了，老百姓很不满意。陈云主张，在公私合营后，对小商小贩在很长时间内仍然要保持他们的单独经营方式。“对他们应该很宽很宽。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挂个牌子，报个名，登记一下就算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那么薄，而是厚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他认为，对小商小贩，最好的办法就是经销、代销。这种办法，既使小商小贩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也没有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太多的不便。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小商小贩的成功做法。为了解决加工定货和统购包销中存在的问题，他在1956年6月30日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在商业部门内部，要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统派购制度，实行选购办法，要“在巩固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也就是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的自由市场”①。7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出：“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今后重要物资如粮食、布匹，还要统购，实行计划分配。有些供不应求的热销货，也要实行计划分配。其余的可以自由选购。”他认为，“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②这些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深层次问题。1956年9月，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提出了在工商业的购销关系、生产经营形式、市场管理、物价政策等方面搞活经济的若干措施，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他认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是：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建国后（5）1956年11月，毛泽东收到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黄炎培的来信。信中说：“全行业公私合营，工商业者的表现是好的。这几个月，有少数人表现了消极作用，流行着定息万岁的口号，白天是社会主义，夜里是资本主义，还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还是艰巨的。”不久，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毛泽东先后三次找了工商联的负责人和各省代表进行谈话，了解情况。陈叔通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反映了资本家的一些疑惑：资本家对定息能拿多久心里没底，怕取消太快；资本家现在还给安排工作，怕再过几年会不会被一脚踢开；合营以后，如何进行自我改造？12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他说，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①12月8日，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他还提出：“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②顺着这一思路，刘少奇在12月29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批准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③1957年3月，他在湖南视察时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我是社会主义，就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只要我们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的名声又好，靠这样多的优越条件，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社会主义就一定会竞争赢资本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①。4月，他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是计划性把多样性、灵活性搞掉了。实际上，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而计划又不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只计划那么多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②。5月，他在北京对中央党校负责同志谈话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又说，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要多样，更要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①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陈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受毛泽东之命，陈云负责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先后五易其稿，才最终编制完成；“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步基础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最初考虑是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工作，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1951年初起，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陈云的主持下，开始编制。这年4月，陈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要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要开发石油，生产化肥，制造发电机，制造发电厂，等等。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到1952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克服了抗美援朝等不利因素的干扰，全面完成了任务，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各种主要指标都达到或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在当时百废待举、百业俱兴的情况下，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毛泽东历来主张，凡事预则立。还是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借鉴苏联的做法，提出要使我国的经济状况在短期内迅速得到改观，必须集中财力，编制经济发展规划，解决经济建设中遇到的战略布局、资金规模、发展速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195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试编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计划草案印出来后，陈云致信毛泽东，对这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①在作这一表示的时候，陈云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更为详细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于当年即试编出了计划的粗略纲要。由于经验不足，资料不全，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尚未完全定下来，因此这一计划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试验品，而不是正式的计划，但却为此后的正式编制积累了经验。8月，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另有30多名专家随行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征询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商谈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在苏联期间，周恩来、陈云等与苏方商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并同斯大林进行了两次直接会谈。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计划后，认为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斯大林也发表了一些原则性意见，认为中方的《草案》中考虑的五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还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他还同意帮助我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①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陈云于9月下旬先行回国，李富春和有关专家留在苏联，继续商谈具体事宜。根据苏方的建议，陈云回国后不久，就于1952年底、1953年初组织中财委有关部门，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本应由计委负责。但是，计委主席高岗对经济工作是个外行，难以承担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任。于是，他上书毛泽东，请求仍由陈云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陈云虽然继续负责“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但从1953年3月起，由于长期超负荷地工作，他积劳成疾，病倒了，只好向中央请假暂时离开工作到外地休养。于是，“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暂时停了下来。1953年4月，苏联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对中国的“一五”计划作了正式答复，并将帮助我国建设的一些项目也基本确定了下来。于是，国家计委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陈云因在外地休养，没有参加。但由于种种原因，第四次编制仍未能令人如意。这时，“一五”计划已快要付诸实施了，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十分着急。1954年初，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随后，陈云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这一次，毛泽东立下了军令状，要求计委从2月15日起，一个月内交出初稿，然后由陈云领导的小组定稿。计委感到时间太紧，向毛泽东请求宽限一些时间，毛泽东只给延长5天时间，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接到指示后，陈云随即召集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开会，布置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会上，陈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时指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规定的时间非常紧，但现在编制“一五”计划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项目是141个，设计和设备安装时间也大致安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支出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陈云还要求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他说：毛主席现在搞宪法的速度很快，他的方法是：一、吃饭；二、吃了饭不干别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几条。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制度，专门来做，不要坐在上面，只等着下面的汇报。各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搜集材料，核定数字。①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时间及时向编制小组提供所需的各种材料。接到这些材料后，陈云组织了一个材料处理小组，由他和计委副主任张玺、他的秘书周太和、邱纯甫以及笔杆子梅行等5人组成。5人昼夜连轴转，用了15天时间，将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于4月初最后拿出了初稿。并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2）6月15日，陈云就计划初稿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他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有：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此外，他还提出了三大平衡的主张，即财政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求之间的平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陈云又组织人马根据讨论的结果，对初稿进行了一些修改。1954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又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初稿做了最后的审议和修改。11月，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花了近半个月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再次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6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至此，历时4年之久、五易其稿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胜利结束。“一五”计划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开始编制的，虽有苏联专家的帮助，但在具体编制过程中，陈云始终强调要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具体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因此，在编制过程中，虽有诸多曲折，但却积累了许多重要而又成功的经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时，陈云反复强调要把主观需要与客观可能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竭尽所能，又要适当留有余地。因此，计划的编制必须严肃认真，各项指标的确定必须反复推敲，不断总结经验。他指出：“我们做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往往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因此常常受到批评。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得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不总结没有交代，做了若干年的工作老是糊里糊涂，死了也不好见马克思，后代的人也要怪我们。”①《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1）高饶阴谋篡权时，陈云主动揭发；事件处理时，毛泽东提议搬陈云作救兵；事件处理后，陈云强调：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陈云还较早地觉察到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有可能蜕化变质，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防范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措施；毛泽东赞赏陈云处事公道，稳重高岗和饶漱石原本并不相识，是共同的权力野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一个以烧卖木炭为业的农家，只上过初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到东北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26军（即刘志丹部队）政委、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要职。在工作中，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在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过程中，他有过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绩；解放战争中，在东北工作期间，当地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抗美援朝中做后勤工作很得力，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即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失意时患得患失、泄气动摇）严重，私生活极其腐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高岗就表现出了很强的权力欲。他作为中央西北局书记，在处理与留守兵团的关系上，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先是批评了留守兵团，并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同时又对高岗说：“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当留守兵团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做自我批评时，高岗却不作任何表示。因此，在整风期间，西北局高干会议批评说：“边区当前仍然存在着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对此，高岗不仅没有接受批评，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同党闹独立性，并对中央进行要挟。他曾说：“留守兵团如果仍旧归中央管，那么，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们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们的后勤，那就得由西北局来管他们。”为了顾全大局，中央只好决定留守兵团归西北局领导。不仅如此，在部门与部门之间、领导同志之间，他也常常搬弄是非，闹独立性。他曾在毛泽东面前无中生有地诬陷兵团负责人莫文骅不传达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此，莫文骅对高岗很有意见。但考虑到高岗的代表性，毛泽东更多地是做兵团负责人的工作。他对莫文骅劝说道：“你在什么单位工作？”莫答道：“在留守兵团嘛！”毛又问：“（留守兵团）在什么地区？”莫答：“在边区。”毛泽东又说：“这就对了，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就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是行不通的。”可见高岗当时手中的权力。高岗与边区政府的关系也很不正常，他多次与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德高望重的林伯渠和谢觉哉发生争执。毛泽东出于团结本地干部的良好愿望，对高岗也是多有让步。为了取得更大的权力，高岗还挟洋自重。1949年6月，在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前夕，高岗曾向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总顾问（后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的科瓦廖夫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企图挑拨刘少奇同苏联的关系。①高岗在随刘少奇访苏提前回国后，散布对刘少奇的流言蜚语，以打击刘少奇的威信，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意；同时又吹嘘和抬高自己，说斯大林最赏识高岗②，拍过他的肩膀。毛泽东访苏前，高岗又向科瓦廖夫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情况等机密情报，并说，中央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科瓦廖夫把这些报告给了斯大林。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为显示对毛泽东的友好与信任，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但又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志对我们在东北的合作非常高兴。”并且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多年后，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科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其所好，其意图不言自明。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他们互相崇拜。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③。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一个中学教师之家，上过大学，精通英文。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白区城市进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地下党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1935至1938年间被派出国工作，回国后到华中局前，曾在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兼书记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分管白区工作。他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刘少奇曾称赞饶为“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他在谭震林、许世友等的协助下，领导军民就地坚持斗争，渡过难关，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与高岗的开朗性格相反，饶漱石城府较深，寡言笑，少交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也极少主动找干部谈心。因此，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原则性强、作风严紧、处事平稳。在生活作风上，他同高岗也截然不同，烟酒不沾，从不跳舞、宴客，道貌岸然。正如邓小平在揭露饶漱石座谈会上所说的那样：“饶漱石是个‘单干户’，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同饶共事较久的人对饶的评价都不高：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说饶“心胸狭窄，权欲很重”；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说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曾做过他的政治秘书的艾丁说饶是“伪君子”。饶的权位观念很重。曾担任过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回忆说：他原本同饶很熟悉，1928年他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期间，饶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杨称呼其为“小饶”。1946年底前后，北平军调执行部解散，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时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顾问）飞回延安。杨去机场接饶，招呼他“小饶”，饶就像没有听到一样；杨追上去喊一声“饶政委”，饶才答应①。对饶的权力欲望有更深切体会的是同他长期共事的陈毅。皖南事件发生后，为纠正项英的右倾错误，中央派刘少奇到华中指导工作，任重建后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调回中央工作后，根据他的建议，由饶漱石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理政委。但无论是资历、威望还是能力，他都自知不如陈毅，因而非常担心有朝一日会失去上述职务。于是，出于争权夺利的目的，饶漱石在就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理政委后不久，即利用高级干部整风的机会，经过事先策划，秘密收集了用于整陈毅的材料。一些不明真相的负责干部误以为饶漱石是受命来清算陈毅的新账老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避之犹恐不及。陈毅后来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随后，于1943年10月中旬在苏北盱眙县黄花塘，举行新四军军分会，发动对陈毅的突然袭击，历数陈毅自红四军七大以来所犯的“重大错误”，并集中攻击陈毅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所犯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对这种卑鄙举动，陈毅极为愤慨，当场逐条予以公开反驳，并当众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黠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2）不仅如此，会议结束后，饶漱石还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发出长达1500字的电报，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说陈毅一直在干部战士中散布流言，他从来就看不上毛泽东，早在1929年红四军中，就敢于同毛泽东唱对台戏，敢于在红四军“七大”上当众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敢于投毛泽东的反对票，并说陈毅根本就看不上刘少奇；认为皖南事变的责任不仅在项英一个人，陈毅负有同样的责任；陈毅对政治部的批评，是他一贯反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必然发展；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工作，已经无法正常开展，干部的思想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希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还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还煽动和蒙蔽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饶漱石此举，用他本人后来的话说就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与饶漱石的做法相反，陈毅除了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事件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同时表示：“漱石、（潘）汉年和我3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①接到陈毅的电报后，毛泽东很快回电。一方面认为这件事是不好的，但却是可以讲通和改正的；另一方面表示希望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43年11月25日，陈毅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告别了战友和妻儿，踏上了西去延安的迢迢之路。历经3个多月，于1944年3月初到达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一到延安，陈毅就急于想向毛泽东倾诉“黄花塘事件”中所受到的冤屈。但毛泽东却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对他说：“如果你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表示：“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很欢迎陈毅的这个爽快劲。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察，毛泽东很满意陈毅的态度。他建议陈毅主动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做个自我批评。毛泽东并且表示他自己也要发一个电报，对华中的负责人作些解释，以求对过去的事打一个结。陈毅遵约分别给饶漱石和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发了电报。电报在热情地叙述了到延安后毛泽东等对他的巨大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①但饶漱石却不依不饶，在收到电报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就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称：“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时有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②在给陈毅的电报中，他以一副教训人的口吻和一贯正确的态度，说道：“你去延不久，思想觉悟有大提高，甚慰。你对自己陈腐作风有初步认识，并对此种作风对党的工作妨碍之大，亦有初步认识，我表示热情欢迎。但，你对你在统一战线方面、组织原则及文化干部方面的右的观点，还有思想意识、组织观念方面的陈腐观念和极坏作风，尚缺乏明确认识。而这些，正是我希望之所在。你仅表示惭愧，是不够的，惭愧总不如认识和改正好。”③收到饶漱石的电报时，陈毅正患感冒，顿时怒火中烧，当即起身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看了陈毅的信，于4月9日给陈毅回了封信，劝慰道：“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④第二天，毛泽东又来探望陈毅并和他谈心。毛泽东说：你现在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党的“七大”后，陈毅的思想虽然已无障碍，但康生等硬要陈毅明确表态拥护饶漱石的领导，才能回华中工作。但陈毅以他对饶个人品质的深刻了解，宁肯等着，也不肯表这个态。新中国建国前夕，饶漱石的权力贪欲再一次暴露无遗。194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其他大区都是由军区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最初考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依例也应由华东（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来担任。但陈考虑到与饶漱石的关系，而且已担任了大区和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又是上海市的市长，工作十分繁忙，建议由饶漱石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认为不妥，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主席一职。陈则再次推让。为慎重起见，毛决定由华东局进行讨论后再作决定。饶漱石知道这一消息后，未经讨论，便找到陈毅，说：“军政委员会主席，你不担任，那就只好由我来担任了。反正一道商量着工作吧。”获得陈毅的同意后，饶漱石冒用华东局的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饶漱石担任。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心存疑惑，没有立即批复。后来，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问他：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华东局是怎么讨论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饶撒谎道：我们商量过，研究过，华东局的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这个职务，那就只好由我来担任了。于是，毛只好予以批准。《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3）这一情况一直到高饶事件揭露时，毛泽东才知道详细经过。1953年底，陈毅到北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毛泽东找他到西郊玉泉山别墅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突然问起陈毅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陈因与饶长期不和，近年来更发现他的许多问题；但此人当时已调任中共中央政治部长，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当前的关系如何，陈毅尚不知情。加上延安时毛泽东为维护团结制止他谈饶漱石的情景犹在眼前，因而陈毅觉得不宜直捅出来，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惯例，说了几句。但毛表情淡漠，陈告辞出来后，心里很纳闷，正好碰到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便对他说起这件事。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有触动，连忙返回毛泽东的房里，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所怀疑的饶漱石的所有言行。特别使他寒心的是，饶漱石本为刘少奇所提拔和培养的一名干部，为了取得刘的信任，经常在刘的面前诋毁、攻击陈毅，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后来听说毛泽东不赏识刘少奇了，就想表明他不是刘少奇的人，经常在陈毅的耳边说刘的坏话，说他早就拥护毛泽东。后来，毛泽东曾批评陈毅当初不应该推让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说：“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能）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①1952年春，饶漱石又耍了一次权力闹剧。那年年初，他因颜面严重痉挛无法工作，经华东局常委会报请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修养和治疗。他却疑神疑鬼，怀疑中央可能对他在华东的工作不满意，借此调虎离山；又不知从哪里听说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去华东帮助工作，心情越来越紧张，情绪越来越烦躁。5月的一天深夜，他出人意料地紧急求见已经入睡的毛泽东。毛泽东以为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起身接见。饶漱石东拉西扯地谈了大约三个小时。事后，毛泽东说那个晚上他听了半天也闹不清楚饶到底要说什么，最后才听出点眉目，原来饶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来了。高饶事件发生时，正值党中央考虑改变领导体制，改行苏联的部长会议体制。为进一步使党的领导集体成熟起来，毛泽东还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日常工作由一线同志负责。在这前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他还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府工作中存在的所谓“分散主义”提出了严厉批评。首先是建国初期围绕工会工作发生的争论。在共产党处于执政的条件下，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应该如何开展工作？这是建国初期工会工作急需解决的重大方针问题。随着各级和各行业工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党内一些只管或分管工会工作的负责人开始探讨这个问题。1950年7月，在中南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作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鉴于当时中南地区工会工作出现了严重脱离工人群众、没有很好维护工人利益的问题，他指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同志的立场和态度，应该与企业管理人员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基本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的不同，“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工会不能脱离“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应当反映工人的要求，同厂方商量修改。这一报告后来发表在7月30日的《长江日报》上，其要点报告给了毛泽东。8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邓子恢给毛泽东的报告，肯定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同一天，《工人日报》转载了邓子恢的报告，在编者按中提出：“希望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和全国一切工会干部，都要好好学习这个报告，改进自己的工作。接着，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工会干部认真学习邓子恢的报告。9月4日，《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了邓子恢的报告。这样，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就在领导干部和工会工作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在讨论中，有人不同意邓子恢的报告。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同年12月30日转发西北局关于工会工作报告给各中央局和上海、北京、天津3市委及华南分局并转所属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提出：在1951年春季党的四中全会以前，各地要“负责认真地检查一次工会工作，准备向四中全会作报告”。他还指出：“各地工会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各级党委一般地说来注意得很不够，或者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不对的，必须改变这种情况。”①高岗不同意邓子恢的观点。1950年7月21日，他在东北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就说过：“党政工一个目的，亲密团结搞生产，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1951年4月间，他主持写出《论公营企业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认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基本立场”一致、“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不对的。这种说法，第一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文章强调：在公营企业内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而在公营企业中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立场的不同。高岗的这篇文章原准备作为他所控制的《东北日报》社论加以发表。为了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并获取好感，他于1951年4月22日把该文送给毛泽东审阅，并请示能否在报上发表。29日，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在看了高岗送来的文章和给毛泽东的信后，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认为“邓子恢同志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东北日报的文章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②刘少奇看了高岗送来的文章和胡乔木的信后，于5月10日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随后，刘少奇又专门为此给高岗写信，说：“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开会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①10月初，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立三就党内在工会工作方针上发生的争论向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公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公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取得解决。李立三明确表示：“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②毛泽东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他领导的全总党组，认为在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另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组成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负责指导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其后，经中央批准，刘少奇到南方休假。12月，由李富春主持，全总党组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认为李立三（1）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有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2）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3）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等。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推崇”邓子恢的文章是错误的，夸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邓子恢也在12月底在中南局会议上就“工会立场”问题作了检讨，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4）刘少奇在这次事件中，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连。正如他后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的那样：“我受中央的委托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对李立三的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①。其次是围绕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争论。建国以后，由于实行了土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较快，在有些农村地区，特别是在老解放区，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少数人还买进了少量土地或拥有少量雇工。怎样看待农民这种要求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是加以限制，还是让它发展一段时间，以提高农村生产力？对这一问题，党内存在不同看法。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主张立即加以限制。1949年12月初，他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12月东北局组织部作出《农村支部工作指示》，提出：“应当教育党员，积极参加变工组，大量在合作社入股，搞好变工组与合作社，是农村党员的基本任务。批评某些党员只想个人发财，不管多数群众贫困，甚至想剥削别人的富农思想。”刘少奇则认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鼓励老区农民劳动致富，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体经营积极性，以提高农村生产力。1950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了批复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他还指出：“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选择，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又说：东北地区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变工互助“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在发展变工互助这个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②。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组部正式答复东北局，批评了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中的一些提法。高岗对此十分不满。到1951年，党内对老区的农村政策又发生了一场重要争论。这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因此，报告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①。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华北局负责人先后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7月3日，他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的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②在写这个批语的前后，刘少奇还几次发表讲话，进一步阐述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1951年5月7日，他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说：“靠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到社会主义去是不可能的。如果相信这个理论，就是幻想的社会主义，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也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它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的党内有很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③刘少奇认为，土改后农村小生产者的自发力量是不可避免、不能阻止的，也是不可怕的。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使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发展，另方面使农村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破产变成贫雇农。”党通过适当的领导和控制，“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④毛泽东知道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的批语和谈话后，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而不支持刘少奇等的意见。他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①随后，他又要其政治秘书陈伯达为在1951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毛泽东把这个决议草案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把发展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②。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后不久，高岗写了一份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在10月14日送给了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高岗列举东北农村在开展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做法和成就，概括了互助合作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要“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积极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并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高岗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指示将其印成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以及参加当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和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共产党员。毛泽东还为之写了批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和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③第三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等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进行了批评。新中国建国初期，针对一些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左”倾情绪，刘少奇在多种场合一再强调，要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面。1951年3月，在中共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①后来，他又说：“我们在今天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是要搞社会主义。”②1953年1月下旬至2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一届政协四次会议政治报告修改稿中有“确保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③。中共西南局负责人提出了“确保私有，四大自由”的口号。《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5）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这些论述，毛泽东是不赞成的。1953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他认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呢？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又说：“‘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④最后，在1953年上半年，因“新税制”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府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政府工作犯了严重的分散主义错误。“新税制”是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1952年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之所以要提出“新税制”，是因为在1952年下半年，税收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由于五种经济成分不断改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亦更多地采取“产零见面”的办法，即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一道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难以征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一方面原定的税很难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这就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于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确定了修正税制。“新税制”以保税和简化税制为原则，作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规定。修正后的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波动。1953年初，山东分局向明等3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北京市委也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也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后来，毛泽东又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①随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规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应即撤销，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织和直属政务院的其他部门，直接接受中央领导。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人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其后，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又在5月15日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①。这显然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党的领导人之间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进行争论与批评，这本是正常现象，但高、饶却从中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信任了，进而认为这是一次在政治上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以获取更高权力的最好机会。此外，高岗之所以大肆攻击、反对刘少奇个人，还因为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刘少奇曾几次对东北的工作提出过批评。除了前面提到的刘少奇在工会及农村工作问题上同高岗的分歧外，在城市工作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刘少奇对高岗的过“左”做法也有不同意见并提出过批评。1949年4、5月间，刘少奇收到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的一封信，反映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经中央研究后，刘少奇在5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①。因此，高岗授意秘书代笔，撰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把刘少奇在建国前后谈论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如何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都作为所谓“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他还多方搜集有关文件资料，随时让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级干部阅看，相机进行攻击。他散布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他攻击刘少奇划圈圈，指名道姓地说哪些人是这个圈圈中的人。他还胡说，某个领导人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大圈圈。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说起，毛泽东有意改组中央政治局和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并要安提供意见，以便在毛问起时有所准备。安听后未经中央授权，就私自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的草案，给高岗看过，并和饶漱石谈过。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分两组：一组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高、饶明知这么做是十分不妥的，却不报告中央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高岗更胡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张名单的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高岗还造谣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6）高饶政治野心膨胀、联手反党，是在他们调到中央工作以后。1952年下半年，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毛泽东提议，决定从各大区抽调一些负责同志到中央工作。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等相继被调到中央工作。其中，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国家计委的地位举足轻重，有“经济内阁”之称。后又分管8个工业部，权势显赫。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高岗本人也开始飞扬跋扈，除毛泽东以外，他已目中无人。比如：有事要商量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他，却让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周恩来（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他那里，同其他与会者一道，坐候他出来主持。一次，周恩来关照高岗：国家计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要上的重大项目，须先报经中央认可后才能下达执行。高听后很不满意，反过来连问两次：“哪个中央？哪个中央？”同样，进入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人事，相应地要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组织部的作用和地位也显得非常重要，它的部长被毛泽东戏称为“吏部尚书”。高饶的阴谋活动，分3个阶段：1953年夏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南下游说；9、10月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到12月。为了克服“新税制”带来的混乱，1953年6～8月间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但高岗利用各地区一些同志对新税制的不满和中央对财经工作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的机会，在饶漱石配合下，“指桑骂槐”，气焰极为嚣张。一方面，在小组会上和私下谈话中，他多次“鼓动”别人向薄一波等“放炮”，给会议的气氛加温，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进行批判，攻击薄一波“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另一方面，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刘少奇过去所讲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改时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视察时讲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1951年对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所做的批语等等，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搞“明批薄、暗攻刘”。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刘少奇有所谓“圈圈”，周恩来有所谓“摊摊”，制造混乱。正如他在后来被迫所写的《我的反省》中说的那样：我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他还对人说过：“我在财经会议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①在会外，他则频繁举行家庭宴会和不断找人谈话，作交易，搞同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后来揭发说：财经会议刚刚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后，高岗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在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并要他放头炮②。高岗还造谣说，刘少奇已不被毛泽东所重视，打算让刘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来搞政治局。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去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遭到陈云的拒绝。这次会议原定于7月结束，但由于高岗等的胡搅蛮缠，使原定的议程受到严重干扰，原定的方针无法贯彻，因而一直开到8月初还无法收场。毛泽东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周恩来无法为会议做结论，就提议去搬陈云和邓小平作救兵。于是，周恩来让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邓小平和陈云火速回来参加会议。8月6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上中心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误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③这样，周恩来才在8月11日做了结论，宣布会议结束。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胡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把中共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进而鼓吹什么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那里“煽风点火”。在邓面前，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向高指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轻易更动。10月间，高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于是，邓小平和陈云感到事态严重，及时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有意亲自测试一下，便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刘少奇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刘少奇主动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书记处其他成员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不赞成轮流。高岗当面不讲，背后却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一再说：“轮流吧，搞轮流好。”暴露出了他急于争权的真正面目。正如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的那样：我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①。对此，邓小平曾回忆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②《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7）在高岗积极争权的同时，饶漱石也不甘寂寞，积极配合高岗的活动，在组织部内开展了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无原则批判。1953年春，中组部派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情况，受到当地党组织的阻挠。安子文听到汇报后，随即向周恩来和刘少奇做了反映。饶漱石小题大做，向安子文发起突然袭击，指责安子文“胆大妄为”，毫无根据地给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觉不灵”，“支持条条、反对块块”等帽子。这样一闹，就把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给打乱了。后来，毛泽东批评饶漱石时说：“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斗争一个‘吏部尚书’不给中央打招呼？！”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伙同高岗一道斗争薄一波，指责安子文有几天未到会是“消极抵制”，一再逼迫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领导核心小组会议上把所谓“圈圈”问题和“名单”问题抖落出来，“火上浇油”。并表示：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随后，他即在组织部内展开对安子文的无原则的斗争，指责安子文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很严重，要“震动”一下。刘少奇得知情况后，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谨慎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继续争吵。但饶根本听不进去，继续攻击安子文。1953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扭偏会议的方向。在讨论安子文的工作报告时，他和一些人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安子文。由于多数与会者没有跟他一起起哄，他不甘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他发牢骚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泽东让邓小平问饶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去请来。饶自觉心虚，只点了一个陈赓。他听说陈抗日战争时期带部队在太行山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所不满，且陈讲话口没遮拦，以为陈到会能放上一炮，但结果并未能如他所愿。中央觉察到了会议方向被搞偏了，决定大会暂停，转入开领导小组会议，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问题。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根本不承认安子文和中组部其他几位同志对他的批评，反而气势汹汹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污蔑安子文“霸着组织部”，使他“插不进来”，而部里一些人同安串通一气，抗拒他的领导。对于这些不实之词，刘少奇在主持小组会的过程中，对饶进行了严肃批评。但饶不仅不接受，反而在中央汇报会上蛮横地责怪刘少奇在处理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甚至威胁说：“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谨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于是，中央决定，刘、饶、安三个人的发言都交中央审查。在最后一次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他说：对于双方的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检讨的。”①邓小平在会上也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与会者本着“一看二帮”的精神，在发言中给饶漱石以“体面退却”的台阶。但饶在发言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不肯认错，并继续在毛泽东面前数落刘少奇、安子文和中组部其他负责人的所谓“错误”，还照旧到高岗那里去议长论短，发泄怨气。饶漱石这些活动的实际矛头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其目的是配合高岗争夺更大权力。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饶一反常态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后来，他在检讨中又说，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目的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②。面对高饶的责难和攻击，刘少奇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曾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为了挽救高岗，毛泽东曾建议高岗直接找刘少奇当面把意见谈清，并对高岗说：少奇同志是个很老实的同志，他会有自我批评的，你跟他可以说得通的。高岗不仅不去找刘少奇谈心，反而对别人造谣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高饶的反党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委托陈云沿着高岗的出行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大圈，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特地向时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打招呼：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1971年，陈云在回顾这次特殊经历时说：毛主席要我去杭州说服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林彪表示同意，但又说党的副主席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毛泽东在听取陈云汇报时，当即反问：“难道不要恩来？”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与罗瑞卿的谈话时，又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并提醒罗瑞卿要注意高岗的动向。在掌握了高饶阴谋篡权的充分证据后，毛泽东决定采取措施，粉碎这一阴谋活动。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高岗等人在“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①。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客人时说：我们党内，或许国内，要出点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又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到这里，毛用手指了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随后，毛泽东建议中央通过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交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同时，中央向高岗指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他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为准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于1954年1月7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对全会召开的具体时间、主要议程、报告内容等都作了部署。他指出：在会上“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在致刘少奇个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刘少奇：“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为错误。”①毛泽东的警告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饶慌了手脚。他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企图蒙混过关。高岗曾致信毛泽东，表示自己犯了错误，准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讨，并提出想和毛泽东面谈。毛没有同意，只是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再次强调：“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应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②《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8）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2月3日，刘少奇又同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随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1954年2月6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外地休假没有出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主题报告。他指出：“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特别告诫全党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严防骄傲，因为骄傲就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可以引导到党的团结的损害和破坏，就可以引导到党的事业的严重损失。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又说：“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并且在党的所有组织和全体党员中进行积极的工作，为增强全党的团结而斗争。”①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他检讨了自己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并对建国初期负责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在天津讲过的一些话也作了检讨和说明。陈云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有可能蜕化变质的原因。他说：第一，“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第二，“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第三，革命胜利了，环境有了变化，有了腐化变质的有利条件。他说：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野心人物。“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其次，陈云提出了防止出野心家的有效办法。针对有人认为第一，我们党已有30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野心人物。第二，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野心人物。第三，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认为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野心人物等等说法，陈云指出：“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决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说乱子是否会闹到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程度，那要由当时的具体条件来决定。“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他说：“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他还强调说：“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单有这一条，还靠不住。“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那么，我们究竟靠什么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不出野心人物呢？陈云指出：“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其中的关键是在高级领导人身上，也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此外，还要“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他还指出：“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不能骄傲，不能背包袱，自以为一贯正确。而应当小心谨慎。“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①。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也作了发言，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高饶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但并不诚实和深刻。会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2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饶的阴谋反党活动。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上述发言和报告均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和批准。座谈会期间，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未遂）拒绝党对他的挽救，并终在8月再一次自杀身死。饶漱石虽然在座谈会上作了检讨，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未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而是避重就轻，进行抵赖。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邓小平所做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至此，高饶反党活动被彻底粉碎。事件处理时，毛泽东用他特有的政治敏锐嗅觉，在1954年3月14日与陈毅的谈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道：“伸手岂止高饶。”并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在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陈云也做了一个重要发言。他把高岗在阴谋活动期间准备和他做“幕后交易”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向与会者作了揭发，并指出：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中共“八大”预备会议（1）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着意推荐陈云；陈云顺利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集体中的重要成员1956年9月，在中共七大召开后的第1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共党史上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重要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不仅全面回顾和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党所做的重要工作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而且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大会还对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好的指导思想。八大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经验，八大路线在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这次会议的另一个议程就是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带领全国人民完成这次大会所提出的各项重要任务。为了使得选举能够正常顺利地进行，在八大正式开幕前召开的第二次全体预备会议上，陈云受中央委托，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选的候选人名单做了说明。因为在这个名单里，工人少，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工人一个也没有。这一情况的出现，还表不表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新的中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中央呢？对此，陈云指出，产生这一情况完全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反映了我国的革命过程。只有到将来，有些工人发展起来了，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了，那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要起变化。毛泽东也就此做了详细解释。他指出，我们这个中央历来就是无产阶级成分很少。现在开八大，全国搞工业化建设，无产阶级成分还这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在农村先发展先胜利。许多同志在根据地搞了很久，二十多年，也有一部分同志是在白区奋斗，有的长期坐班房。这些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学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得成熟了，有一部分便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是最后胜利的，到现在才有几年时间。所以现在，也许到九大、十大，都不可能有很多工人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头来。所以，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不能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中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你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帝国主义呀？为什么会搞社会主义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们的党按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陈云还对170人建议名单的规模做了说明。他认为，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犯得也比较少，但是没有列上，这主要是考虑到名单不能过分扩大①。对此，毛泽东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他说，如果都列上，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扩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扩大到三百多。革命胜利还只有七年，如果照苏联那样算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那个时候，可能要搞个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毛泽东还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没有列上，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在9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还对拟议中的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有关候选人作了详细介绍，以便让代表们有一个充分酝酿、熟悉的时间。其中重点是就设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党的总书记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并对邓小平和陈云作了重点推荐。他说，我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毛泽东指出，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毛泽东说，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毛泽东继续说道，这样安排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的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中共“八大”预备会议（2）“宣传”完了邓小平，毛泽东又开始“宣传”陈云。他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①。确实如毛泽东“宣传”的那样，陈云不仅在年龄上有优势，是毛泽东所说的“少壮派”，而且办事公道、能干、稳当，和平得很，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还是中央领导核心中惟一的一位工人阶级出身的高级领导人。比如在新中国建国初稳定物价的斗争中、在同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中、在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陈云无不显示出看问题敏锐、办事稳当、为人公道的优点和特点。由于有了毛泽东的详细推荐，再加上陈云本人在所担负的各项工作中做出的有目共睹的杰出成绩，八届一中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此，陈云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更为艰辛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