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对此建议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协。主要由于巴菲特的影响，格雷厄姆的反向建议更为猛烈，遭到了《华盛顿之星》的拒绝。不久以后，《华盛顿之星》破产了——给《邮报》带来了意外的好运。格雷厄姆几乎每隔一天左右便和巴菲特谈一次，每周能有好几次谈话。有次格雷厄姆不得不作一个讲座，她觉得十分害怕，于是给奥马哈拨了个电话，巴菲特会立即给她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她曾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他说到了结尾部分。我说“什么？——你能再说一遍吗？”他不会这样做。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是如此之快，简直让你大吃一惊，连他自己都无法再追想得起来。有一次，当格雷厄姆打电话来时，唐。丹利，巴菲特高中时的弹子球伙伴，正在奥马哈看望巴菲特，格雷厄姆担心《今日美国》会对《邮报》采取行动，巴菲特就极力安慰她。令丹利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她竟然在电话里和他谈了半小时之久。自从巴菲特在董事会里呆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促使她变得更加自主一些，一次，她让沃伦去华盛顿，参加一项谈判，内容是要把《邮报》在华盛顿的电视台加上一笔现金，换成底特律的一家电视台。“不行。”巴菲特对她说，“你自己去谈判。”“那好吧！我们给多少价？”格雷厄姆问道。“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来。”但是实质上，每个重大的决策中都渗透着巴菲特的影响，这尤其是他阻止格雷厄姆参加到传媒资产近乎白热化的投标大战中去。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的新手，格雷厄姆被那些传媒的高调宣传，比如发展迅速的大都会公司主席，汤姆。默菲，还有似乎要买光一切东西的蒂姆斯。米勒等等人物给吓坏了。她很想跟着他们出价，但巴菲特不断提醒她还是不要花这笔钱的好。当肯塔基的出版商巴里。宾厄姆，提出只要格雷厄姆能超过甘里特的投标，就把 《路易斯维尔乡村日报》和《时代》卖给《邮报》时，格雷厄姆马① 1970 年《报纸保护法》允许竞争性的报纸合并他们经营中的商业部门，但要保留各自的编辑人员——但必须是它们能向公平保护部门表明，如果不这样做其中一家报纸将会倒闭。上给巴菲特打了个电话，虽然他意识到价格简直高得惊人，但他还是尽量小心地不明确表态，从某种更微妙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更有效一些。正如校长充分信任一名学生，那么诚挚的学生绝不会辜负他。“要知道凯是多么想做那笔生意”，唐。格雷厄姆指的是《乡村日报》，但凯终于还是放手了。还有一次，一位曾想从巴菲特手中买下登普斯特防沙厂的投资者——戴维德。施德拉斯尔想把一家电缆公司卖给 《邮报》。他在纽约与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道吃了顿饭。他们两人共事时的轻松气氛给戴维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与此同时他也预想到自己的目的要泡汤了。“凯对电缆很有兴趣。”他回忆道，“她非常老练，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对自己说， ‘巴菲特是不会准她花那么多钱的。’”在意料之中格雷厄姆对巴菲特的依赖变得不仅仅是商业顾问的关系了，身为一个富有的寡妇，她对其他追求者都很不信任，因而过着近乎于隐居的生活。她性格相当脆弱，总把人拒于一臂之外，显得十分傲慢。《华盛顿月刊》的查理。彼得斯说：“凯极其需要有一位朋友。”她觉得巴菲特没有任何威胁感，于是两人变得亲密起来，格雷厄姆邀请巴菲特到她弗吉尼亚的农场以及在马撒葡萄园的家里去作客。巴菲特也回请她去拉古纳海滨游玩。格雷厄姆还开始参加巴菲特的本。格雷厄姆团体的会议。他们俩人的性格都很幽默，一部分缘于两人不同的背景和素质。当巴菲特邀请格雷厄姆去奥马哈参观一趟时，他知道她根本不知道奥马哈在哪里，于是决定开开她的玩笑。登上飞机以后，他叫她画一张美国地图，标出奥马哈的位置。这张地图简直糟糕透顶，他想抢过来留下作个纪念，但格雷厄姆手脚很快，一把就把它撕成了碎片。还有一次，他们到拉瓜迪亚之后，格雷厄姆急着要打电话，便问他有没有一毛钱，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一枚二毛五的硬币。和内布拉斯加其他的百万富翁一样，他舍不得浪费一毛五分钱，于是就跑出去想换成零钱。格雷厄姆大叫道：“沃伦，快把那二毛五给我！”巴菲特去华盛顿时很少带上自己的妻子，而总是陪着格雷厄姆在城里四处逛逛。“凯的社交圈子扩大了很多。”作家杰弗里。考恩说。另一位朋友说，“《华盛顿邮报》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所面对的人。”突然之间，奥马哈的沃伦。巴菲特就和亨利。基辛格之类的人物打起了交道。利斯。史密斯，一位随笔专栏作者，报道说自从巴菲特成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常客和顾问以后，他变得风靡一时。史密斯又说道：“整个华盛顿社交界都很兴奋，因为不管就餐时在座的人穿得多么高雅庄重，巴菲特先生总是只喝百事可乐。”巴菲特不喜欢张扬，只喜欢在格雷厄姆家里这种易于控制的环境中和要人们相聚。格雷厄姆生日聚会那天，当许多大人物们一起用餐时，出版商兼文学鉴赏家麦尔考姆带来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这瓶酒在格雷厄姆出世那年装瓶入窖，麦尔奇姆借此来暗示自己是花了血本买它的。当侍者走到巴菲特面前时，这个百事可乐的忠实饮者阻止住他：“不用，谢谢。”他说着，一面用手盖住了杯子，“我看我还是节约点钱吧。”当巴菲特在城里的时候，格雷厄姆总让厨师为他做汉堡包，还在曼哈顿的公寓内堆满了巴菲特最喜欢吃的东西——油花生和草莓冰淇淋。“当他来的时候，”她近乎奉承地回忆说，“这儿只有奶酪堡和炸——你管它叫什么来着？——法国炸薯条，整个儿都沾满了盐粒。”为了让他举止变得更优雅一些，她带他去试穿皮革，还把他用漂亮的服装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反过来，巴菲特把格雷厄姆带到一些具有文化丰碑意义的地方去，比如位于新贝德福德的哈撒韦纺织厂等处地方。“他想让我去看看。”格雷厄姆说道。她把他当作自己“最贴心的朋友”，而且不论是个人建议还是商务咨询，她都很依赖他。巴菲特也在突然之间变成了格雷厄姆孩子的叔叔。他至少每个月去华盛顿一次，然后在格雷厄姆会客室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更换一遍，连巴菲特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拿这些衣服怎么办才好。在一次采访中，格雷厄姆说，“我还很年轻”——当巴菲特进入董事会时她正好57岁——“这确实让人吃惊”，但这句话并没有激起关于她私情的谣传。汤姆。默菲也曾拜访过巴菲特，她戒备地说：“如果我使用他，那是一种令人皱眉的事。”巴菲特有一大堆女性朋友——《幸福》杂志的作家卡罗尔。卢米斯、鲁斯。米舍莫尔、芭芭拉。莫罗等等。莫罗认为他是位“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对妇女们都很和善。“他对女人有一种洞察力。”她说，巴菲特身上有一种现在已不太流行的侠骨文士的风范。他对粗俗和下流的玩笑非常痛恨，尽①管他确实也曾讲过一些幽默的关于床帏之间的笑话 .对于沃伦有这么多的女性朋友，苏茜丝毫不觉得紧张。有人提醒她，沃伦在华盛顿消磨了太多的时间，苏茜回答说她对事物的形式本身并不感兴趣，而只注重心灵的纯净——说这些话时，苏茜一点不觉得难堪和羞涩。（当巴菲特在华盛顿时，他们两个人都住在格雷厄姆家。）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巴菲特的生活失去了连贯性。苏茜曾经为他付出和放弃了那么多，如今，她对一个朋友说，她想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日程了。她积极投身于一项挽救当地高中的运动之中，由于种族问题，这所学校学生流失十分严重；同时，她也开始独身外出旅行。很显然，她对沃伦的工作没有任何兴趣。彼得是家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他发现家里越来越松散，爸爸常常呆在华盛顿，而妈妈似乎总是外出，彼得只好自己做饭吃。巴菲特意识到，像自己一样，妻子在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家《华盛顿邮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谈到了快要成人的孩子们。他说道：“苏茜，你就像一个工作了23年后又失去工作的人。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呢？”苏茜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家里人都不觉得惊奇，因为沃伦工作时，她总是习惯于走来走去地唱着歌。如今，她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于是和当地的一个乐队鲍勃。埃德森。特里奥一起配合，在某些私人聚会露面。每当她想到公开演出时，她总是紧张不安，但沃伦很支持她，告诉她如果因为胆怯而退缩，她将来会为之后悔的。1975年，在一位名叫尤妮。德内伯格的朋友的帮助下，苏茜克服了恐惧心理，出现在位于奥马哈郊区的一个名叫“精发泄”的夜总会的舞台上。自那以后，在位于奥马哈铺满鹅卵石的集市街区的法兰西咖啡屋里，苏茜开始了她的表演活动。这个咖啡店的主人是一对周游过许多地方的奥马哈人。他们是舞蹈演员迈克尔。哈里森和带有文化前卫气派的安东尼。亚勃特。苏茜曾在这家餐馆主持过一场计划生育的义演。 （查尔顿。赫斯顿也光临了这里，除了175美元一磅的鱼子酱以外，他别的什么都没吃。）另一次，她① 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巴菲特一家和罗伊、马萨。托丽丝散步，路过一家旅游品商店，看到橱窗里在一些布料极其节省的比基尼边上有一块求救牌，巴菲特不禁诅咒道：“难道他们需要一个胖女人吗？”为赈济非洲灾民登台演出了一场——和客人们一样，她穿着波浪形的印花棉布上装，系着鲜亮的丝巾，赤着双脚。在奥马哈，一个40多岁的家庭主妇在台上亮相是令人觉得古怪的一件事，但是城里的人早在此事传开之前就知道沃伦的妻子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人物。在法兰西咖啡屋里，苏茜在一个刷黑了的石窖中进行表演。她身材窈窕，显得十分性感，浑身缀满的金属片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比当初结婚时还显得美丽动人——高高的颧骨，一头棕色的短发，还有一双慑人魂魄的大眼睛。她说话的声音略有一点单薄，但唱起歌来，它就带上了一种沙哑的特质，她表演极为风格化的爵士和流行曲调，比如忧郁的史蒂芬。桑德海姆《让小丑进来》。第一轮演出历时6个星期，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而且反应相当良好。奥马哈的一位艺术家肯特。贝洛斯说：“苏茜作为一位餐厅歌手——充满激情，风格独特。记得有天晚上，沃伦也在场，他脸上的表情显得那样如痴如醉。”苏茜在台上表演时，巴菲特满脸欢乐地看着她，仿佛着了迷，他对一位朋友说：“苏茜唱歌的时候，声音是多么的甜美，几乎让我停止了呼吸。”关于了他们的私生活，巴菲特说起时总显得十分甜蜜。他常常说，在见到苏茜之前，自己一直是郁郁寡欢的；如果没有苏茜，他是不会达到现在的成就。作为一对夫妻，他们抛开了一种传统的模式。尽管他们的兴趣，还有他们的安排都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巴菲特一直很依赖她，即使现在，她也会在公开场合依偎在他的身边，牵着他的手，仿佛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她明白自己就像他的缪斯神一样，永远不会对他说一个“不”字。相比之下，巴菲特和凯。格雷厄姆在一起时就完全不同，她依靠着他，不仅因为她没有财务方面的经验，还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如果说得轻点，可以说巴菲特给予她的帮助和他对别的同事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也想从《邮报》公司里赚得一些利润，但这种意图并没有抹杀这个事实，他被格雷厄姆激发得生机勃勃，而他本人也对她非常宽容和大度。出版商斯坦。利普西曾看到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同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利普西说，“但是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有任何在一起睡过的人之间表现出的迹象，凯很有权威，同时也很羞涩。1000个人中有999个人都会把自己想对她说的话再三考虑一番，而沃伦则不会这样。他们俩成了知心朋友。”不论任何“答案”，似乎都无法解释巴菲特为何能在这种关系中处理得十分妥当。也许他带给她的年度报表与此有关。巴菲特喜欢充当老师的角色，就像他给合伙人写的信一样，而格雷厄姆是一个非常迷人、接受能力很强的学生，《邮报》的一位董事说：“这想法实在太愚蠢了，她总在会前就餐，除了沃伦，我们都得离开。我从来不认为这件事和性有关。”主管们看到，巴菲特—格雷厄姆的联盟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于最终对巴菲特的投资产生了影响。要想让格雷厄姆签发支票是不可能的。为此，大家完全有理由归咎于巴菲特，在奥兰多市被彻底开发为旅游省的麦加圣地之前，广告部的总管乔尔。查斯曼曾有个机会用2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一家电视台。“这真是一场痛苦的交易，”他说道，“现在就可以知道它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市场，但是公司上层部门有些人真是令人无法捉摸，它竟然被驳回了。”“真是有人不可捉摸吗？”格雷厄姆曾给巴菲特打过电话，巴菲特认为它价格太高了。常常发生这种放弃机会的事情，于是《邮报》的主管们都很沮丧。巴菲特对蜂窝式电话和有线电视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本， （他当初投资《邮报》是因为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与航空公司所不同——能产生直接的现金流，利润不必再投回到企业中去）。对于创办新企业或是新技术，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太新了，就像把口味从汉堡包变成了外国食品一样。如果巴菲特不能亲眼看到一家企业，他就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仅仅有专家保证的新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保证却是主管们所依赖的东西，如果对某种冒险的事业他没有理解透——本能地——他就会认为自己在投机。而巴菲特是绝对不会投机的。由于格雷厄姆对巴菲特的依赖性，《邮报》有时会错失良机。自信的大都会公司执行总裁汤姆。默菲也同巴菲特商议各类事情，但他总是有选择地采纳他的建议。但在总管房间的旋转门背后主持工作的格雷厄姆连那些巴菲特自己也不精通的事情都要去找他，巴菲特的保守态度逐渐渗透了整个董事会。在加盟《邮报》之前，查斯曼曾在纽约的Wins电台创办了一个全新闻的版式。70年代后期，他曾提议《邮报》创办一个全新闻的有线节目，特德。特纳也提出过同样的主意。然而，在《邮报》的第一届董事会会议上它没有被通过。“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打算买什么，这与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是相违背的。”查斯曼说道。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想把《邮报》的广播部门脱离出来变成一家独立的公司。《邮报》的总裁马克。马尔在辞职时写了一封长信，极力主张把《邮报》私有化——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拖沓臃肿的公司持有公众资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接替了马尔的位置。在另一项提议被拒绝之后，他冷冰冰地说：“奥马哈的智者又开口说话了。”有趣的事，对于巴菲特的推理，《邮报》的主管们并没有真正的争议。在一次典型的评论中，马尔说：“我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见，价格的确太高了。同时，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主管们都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样，西蒙斯也曾踏上过前往奥马哈的旅程。这趟行程总是一成不变，包括一顿牛排晚餐，去巴菲特童年常去的老地方走一趟，还有倾听一席巴菲特的智慧之谈。“在《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巴菲特很少说话，但偶尔也会插上几句。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致力于寻找投资新领域的年轻人，工商管理硕士杰弗里。爱泼斯坦对每位消费者在传媒和娱乐工业部门的花费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娱乐的数目达到了50亿美元。巴菲特抬起浓浓的眉毛足有3寸之高：“50亿，这数字很有意思，”他说道，“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有2000万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话，那么他们每人每月在录像上都要花费20美元。”这就是他的脑子运转的方式，数字，数字。一下子就很清楚，爱泼斯坦的数字即便是真的，也是经不住推敲的。不用说，①《邮报》没有涉足于录像业之中。令人吃惊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会任期中，《邮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① 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商店进货基础上的，这就大大高估了实际的购买水平。不到一年，录像业的大王阿特里被损失所震惊，这个行业出现了危机。作为，整整11年中，他开办了体育杂志而后又关闭了它；他在华盛顿卖下一家报纸的同时又在特伦顿买了一家；他还在蜂窝式电话和其他领域中占有很小一份份额；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又被陆陆续续地卖掉了。和从前一样，98％的利润“依旧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4个电视台”。与此同时，《邮报》的收入稳定在12％左右，这个比率并不可观。唯一显著的变化是它赢利能力得到了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的营业利润为10美分，而1985年时，达到19美分，股权回报率也翻了一番。当然，如果没有巴菲特的话，在这场报业大战中，《邮报》就会早已取得胜利。他对它电视台赢利率取得翻一番的业绩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直到赚得利润之后，他最主要的贡献才姗姗来迟。巴菲特灌输给格雷厄姆的是一种以股东为导向的考虑企业问题的方法，而在此时，传媒公司们都争先恐后地忙着抢占地盘。他始终提醒他们——和多年前在纺织厂外面对肯。察思说的话一样——企业规模并不是目标，而对股东的回报才是目标。机会纵然错过了，但是他把 《邮报》从企业真正的悲剧中挽救了出来，这悲剧是指把本应属于好企业的利润扔进了业绩糟糕的企业之中。在巴菲特的劝说下，《邮报》用它的超额现金收回了价值750万美元的股票，也就是总股数的40％，净赢利增长了7倍，而每股收益率——也就是每块馅饼上的奶酪有了成10倍地增长。当然，那几年整个传媒界的公司都很兴趣，但是就巴菲特所认可的唯一尺度——利润转化成对投资者的回报——而言，《邮报》在整个领域里独占鳌头。试想一下，这几年里，从1974年到1985年，《邮报》为股东平均每一美元的资本挣到了可观的23美分，而大都会公司和时代明镜公司的业绩为19美分，尽管还过得去，但也略显逊色。《邮报》的股票以年复利35％的惊人速度不断增值。加上红利，整个年收益达37％，大都会公司是32％，而时代明镜公司勉强是24％。《邮报》比它们都做得更好一些。在1985年底巴菲特即将离开董事会为止，伯克希尔所做的1千万投资已经升值为二亿零500万美元了。在巴菲特加入《邮报》董事会后不久，他又重新对另一个老牌号的公司产生了兴趣。这家公司不仅在华盛顿历史悠久，而且早在巴菲特年少时便很有名气了。当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敞开GEICO的门时，它还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中，它成长异常迅速。洛里默。戴维森，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个周六耐心倾听巴菲特提出问题的人，已经晋升到了主管，而GEICO也一跃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商。然而，在70年代初戴维森退位以后，GEICO有了新的管理层，公司的气氛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拉尔夫。C.佩克领导下，承保人们被新出台的“无过失”法律以及逐渐爬升的通货膨胀率折腾得焦头烂额，佩克努力想克服这些问题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于是放宽了公司只接受低风险驾驶员的历史性政策——甚至于在总体上还保持低价格。自然，赢利额升高了，现金也滚滚而来。暂时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显得十分美好。令人遗憾但也一直不足为奇的是，高风险驾驶员开始琢磨着获得更多的要求权，另外，通货膨胀也引起GEICO所保险的汽车修理费用的成本提高了许多。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层没有足够的资金留存来弥补损失，在1974年到1975年的15个月的紧要关头中，公司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否认，贬抑或是欺骗的态度——不仅对华尔街，还对它自己。依旧在位的洛里默。戴维森抱怨说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意识到情况究竟有多么糟糕。当董事会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保险核计公司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1975年圣诞节前一天，我们收到了报告，它可真是件圣诞礼物。我们有了千万的亏空需要弥补——而令人惊恐万分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笔钱。1976年之初，GEICO宣布前一年份的损失额达到了惊人的1亿2600万美元。1974年时的股票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记录，而如今只标到47 8 元。自从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来，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他心里一直怀着一个秘密的心愿，想要大规模地重新投资于这个公司，就如同他对《华盛顿邮报》所做过的一样。对于理性化的巴菲特来说，他对自己的过去也许是有点多愁善感（尽管在股票很贵时，他并没有昏头昏脑地投资于GEICO），现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并且它陷入了一场很大的麻烦之中。而且，当巴菲特在加州时，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还有一些积蓄在GEICO股票里。于是协助挽救这家公司便带有一种双重的意味：跟随格雷厄姆的脚步，拯救他的公司。这时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马洛正在过着一种宁静朴素的生活，一半时间呆在拉霍亚，另一半时间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森。在他80大寿聚会上，他全家人都来到了拉霍亚，他满怀深情地回顾自己往昔的生活，却丝毫没有提及他在华尔街的事业。他谈到了自己从美学、文学、艺术以及许多女性同伴那里得到的快乐，还像个孩子似地回忆起早年时见到马克。吐温的情景：“他容光焕发，穿着白衣服，还有头银白色的卷发。”但是，格雷厄姆并没有对股票丧失兴趣，他在拉霍亚有一个账户，尽管他很少交易，但这位“证券分析之父”会来到经纪人那儿，在角落里的一张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读一本他所钟爱的标准普尔的书。一位前来拜访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过一本希腊语的书，而在卧室里则看到了一座罗丹的雕像。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时，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聪明的投资人》的修订版。他们通过写信互相联系，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和老师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有部分内容关于如何确定“大型企业”（比如：喜诗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认为一般的读者难以达到这一点。而且，格雷厄姆建议一个人投资于股票的资产额上限为75％，而巴菲特更为勇敢，他愿意在合适的价位押上所有的赌注。于是巴菲特非常想放弃合著者的身分，而只愿以“合作者”的身分在书里被提到一下。可笑的是，没有什么股票比GEICO股票更能暗示出两人哲学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说它缺少安全裕度——在公司濒于破产时，它确实如此。而巴菲特认为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这将是一个机会，于是他紧紧关注着它戏剧般的变动。1976年4月份，GEICO举行了它的年度会议，400个股东把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挤得水泄不通。就是在这儿，股东们差点把公司的行政人员轰出这幢房子。不到一个月，佩克就被解雇了。一位43岁的旅游公司的老手——约翰。J.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精力异常充沛，常常四处奔波着。在新泽西，他前去拜访了詹姆斯。希让，州保险委员会委员，要求他提高利率。后来伯恩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便从口袋里抓出一张纸，猛地掷到希让的桌子上，说道，“给你该死的执照，我们不再是新泽西州的公民了。”然后，他当场解雇了700名职工，并且通知全州30万投保人去寻找别的承保人。伯恩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100家办公机构，裁员将近一半之多，但这还不够。华盛顿特区的保险业监管威胁伯恩，要他停止关门，除非GEICO能找到其他承保人，来承担一部分客户 （这就是所谓的再保险）。伯恩做出同意的样子，但到了7月初，行业领导人斯泰特。法姆却象个随意的旅游者一样弃他而去。现在GEICO的财产值跌到了最低点，巴菲特非常敏锐地开始对涉足于GEICO产生了兴趣——但是和往常一样，他找来其他人为他的介入扫平道路。遵照巴菲特的旨意，凯。格雷厄姆给伯恩打电话说：“有一位贵宾想见见你。”伯恩说另找一个时间。后来伯恩接到了GEICO年长的政治家洛里默。戴维森打来的电话，询问伯恩是否确实有怠慢沃伦。巴菲特一事。当他听说确有其事时，不禁大声叫道：“你这头蠢驴！快到他那儿去一趟！”7月里，在《邮报》董事会会议召开的前夜，伯恩来到格雷厄姆的大厦①里。此时GEICO的股票只值2美元一股了 .这个一度不可征服的公司正面临着成为保险业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失败者的危险——用巴菲特的话来说就是“保险业里的泰坦尼克事件。”巴菲特领着伯恩走进富丽堂皇，天花板高悬于头顶的图书馆时，一种神秘的回忆向他袭来。25年前，当他敲开GEICO的大门，由看门人领到洛里默。戴维森面前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虽然他的处境完全变了，但做法还和从前一样。他又一次渴望尽全力地了解GEICO的情况。据面色红润的伯恩回忆说，巴菲特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大概谈到凌晨二三点钟左右，他想知道我要采取的措施。我对企业生存下去的能力的看法如何。记得我们谈到了家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直谈到深夜。但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GEICO的，我敢说大概有80％的谈话都是我在说。巴菲特几乎无所不知了。GEICO依然保持低成本营运法 （没有销售代理人），这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粗略地说，GEICO每1美元的利润有15美分用于费用，而其他承保人大约平均花费24美分，因而GEICO收费可以低一些，于是在挑选客户时就更具有选择性。最近几年来，GEICO显然放弃了这个成功的办法，但它潜在的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平安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赢利能力就可以得到恢复。即使当GEICO陷入彻底的混乱而且面临破产的威胁时，天才的巴菲特还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和60年代的美国捷运一样，它是“一个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的伟大的企业”。而且即使是在这样艰难的时期，他也能预见到暴风雨是会过去的。这天晚上，巴菲特亲自对伯恩评价了一番，伯恩给他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就像一个业主，而不是经理或官僚，他坚毅果断，精力充沛，而这正是危机时期所需要的。也许他性情多变因而不能平和地率领部下，但作为一个① 如果要同现在价格比较，必须考虑在1994 年左右GEICO 曾经以1 ∶5 的比例拆股。战争时期的将领，巴菲特认为他是绝好的人选。我并没有问，“杰克，这需要多长时间？”这根本无法预测，（但是）杰克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理解得很透彻。反正，伯恩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一旦他去做了，股票自身就会证明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也许比这还好。在伯恩离开几小时以后，巴菲特起床给戈德曼。萨克斯交易所的经纪人罗纳德。古特曼打了个电话，指示以2 18 的价格买进50万股，并说随时都准备“买它几百万股”。在《邮报》董事会会议上，晕头晕脑的巴菲特泄露出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兴许会破产的企业。也许下周，所有的投资都会化为泡影。”但是一旦他越界了，他就绝对不会停下。伯克希尔很快便投资了400多万美元到GEICO的股票上。伯恩后来说：“在凯家的那个晚上是一个转折点。”但GEICO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它需要的是，首先，说服管理当局给它足够的时间；第二，说服竞争者提供给它再保险，以此来减小GEICO发生损失的风险。巴菲特为伯克希尔提供了再保险，同时还给特区的保险业督察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打了个电话。事实上，巴菲特认为如果伯克希尔在深思熟虑后对GEICO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那么沃勒克也许就不该这么着急地要把它关闭掉。与此同时，伯恩也在争取使其他承保人同意承担再保险——但仅仅以“如果”二字作担保是不够的， GEICO必须筹集到新的资本。伯恩跑遍了华尔街上的8家公司，都一一遭到了拒绝。他极度沮丧地回到了当时还是个小公司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所罗门公司的第二把手约翰。古特弗伦德早已直言不讳地拒绝过了伯恩。但是有位名叫迈克尔。弗里凯尔的初级研究分析家曾约请伯恩在午饭后和所罗门谈一谈，由于伯恩要到楼里来，古特弗伦德便同意让他顺路拜访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当伯恩坐定以后，古特弗伦德拿走嘴里叼着的雪茄，冲他很不高兴地冷笑了一下，“不知道谁会买你想兜售的这该死的再保险协议。”他说道。伯恩心平气和地答说：“你对自己所说的该死的东西一无所知。”他表现出来的男子汉气概给古特弗伦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伯恩送出门去以后，告诉所罗门的分析家弗里凯尔研究一下GEICO，然后写出一份推荐书。弗里凯尔的结论是GEICO可以被挽救回来，并且应该去挽救它。如果它恢复了元气，他说：“它对投保人会很有价值，同时对于投资者而言也有利可图。”听到巴菲特投资的消息后，古特弗伦德更加安心了。8月份时，古特弗伦德同意办GEICO承销价值7600万美元的优先股，这可是惊天动地之举。其他公司都认为GEICO非常危险，因而都不愿意加入这个辛迪加之中。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一旦发行失败，所罗门就会因 7600万的巨额资金而陷入困境之中。参与这项交易的一位律师在一些细节上对银行家不厌其烦地抠来抠去，古特弗伦德大声说道：“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工作是你的，可钱是我的。”在11月份发行的前一天时，所罗门公司看样子得承担一大笔损失了。在承销前不久，巴菲特告诉古特弗伦德说他愿意承购下所有股票，而且由他自己来作价。伯恩希望以每股10.50美元出售，但古特弗伦德很清楚巴菲特的上限，坚持以9.2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不做任何让步——一分钱都不让，巴菲特是他的后盾。最后，发行终于成功了。巴菲特买下了25％的股份，相当于伯克希尔2300万的投资。幸亏有了Catch—22，投资一旦做出，就不会再有风险了——追加的资本使GEICO脱离了危险。在伯恩眼中，此次搭救的英雄是古特弗伦德，是他在其他任何人都不愿意出面的时候促成了资本的投入。巴菲特对古特弗伦德的印象很深，很显然，古特弗伦德也是他这种类型的投资银行家。短短6个月时间里，GEICO就上升到了818 美元——达到了原来的四倍，这只是对它潜能的一点点微弱的显示。随后的几年里，伯克希尔把份额翻了一倍，从而使得巴菲特成为了具有控制权的投资者。GEICO似乎陷入了巴菲特的模式——巴菲特对许多公司都有类似的影响。GEICO，和《华盛顿邮报》一样，购回自己的股票，GEICO的老板也养成了常常拜访巴菲特的习惯，它完全被巴氏化了。伯恩是一个很老练的行家，但是他与巴菲特的商业关系与凯和巴菲特的关系没有什么差别。引用伯恩的话来说：我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对我展示各类有关财务方面有价值的方法。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但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给过我建议。很久以前沃伦就曾想过，如果他是个乐善好施的股东，他会为伯克希尔挣更多的钱。就是这个家伙使他赚了更多钱。每年巴菲特都会和GEICO的主管们举行一次提问对答式的活动。他在台上显得从容自如，运用凯西。施藤格尔的技巧来避免过于文学化。他把问题的动机都当作一般化来处理，他还会继续讲一个小故事，其中常常蕴含着一个关于投资的训诫，他的表述风格非常简单朴素。他很随意，然而遣词造句优美精确，你不能不为之吸引。伯恩发誓说，GEICO的人们宁可取消假期，也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有一次，巴菲特说一个投资者在进入股票市场时，就仿佛拿着一张能永久保存的计时卡。每次他买了股票，就相当于在卡上打了个洞。当这卡上有20个洞时，他此生就不再做更多的投资了。非常明显，这个投资者将筛选出最棒的点。正在经营GEICO投资组织的卢。辛普森说，这个比喻对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巴菲特早就拿定了在GEICO“打一辈子洞”的主意，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让伯恩明白这一点。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在伯克希尔的公开报告里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管理者们要么是被迫抬高股票价格，要么就是得面临着被别人接管。但是，巴菲特希望伯恩从长远角度来进行管理，并且一再强调自己一定不会将股票买掉。当一个在《幸福》杂志排前500名的企业做出一个严肃的投标想要收购GEICO时，它必然面临着一场考验。伯恩曾打电话给巴菲特询问他的想法。巴菲特说：“这取决于你。”伯恩说：“噢！拜托——你完全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但巴菲特什么也没说，只是同意陪伯恩去参加一个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举办的夜市交易。投标者和他的银行家自然是要对这个具有控制权的股东自我介绍一番的。巴菲特说：“你们的谈话对象就错了，他（伯恩）才是你们该找的人。”伯恩把巴菲特拉到一边恳求道，“你就在我耳朵边悄悄说个价格嘛！”结果巴菲特还是保持缄默。“真是难以置信，”伯恩说，“我们要谈的是大约10亿美元的买卖，他却把它都托付到我手上来了。”最后，伯恩定的价格超出了收购者所能承受的范围，谈判中止了。这正是巴菲特想要的结果，他觉得GEICO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那为什么他还袖手旁观呢？“要想知道沃伦脑子里究竟想什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伯恩回忆道。毫无疑问，巴菲特想让伯恩知道自己信任他。而且他必然也已经猜到一旦他显示出这种信任，伯恩就不会使他失望。谁都可以说巴菲特是幸运的，除非说他总是幸运而外。回想起GEICO经历的坎坷波折，沃尔特。施洛斯，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的兄弟，称整个过程“十分悲哀”。“有的人成为了百万富翁，有的人却没得到任何好处，还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GEICO创办人的儿子利奥。古德温在低谷时期曾作过偿还保证，而本。格雷厄姆则彻底保留下了他的GEICO股票。在1976年9月，正好是保证偿还结束之前，格雷厄姆在法国的家中逝世，享年82岁。格雷厄姆逝世以后，评论家们常常提到巴菲特与格雷厄姆的方法论之间的偏离，巴菲特明显地进步了。他不仅受过查理。芒格的影响，也受过身为作者兼投资者菲利浦。费舍尔的影响。他们各自都强调：一个好的经营完善的公司与从流行角度上来看的廉价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对他自己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影响。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观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比如：喜诗糖果公司里，他找到了它的“内在价值”，而这些公司却是格雷厄姆从未涉足的，但这些差别的存在使得进一步的忠诚难以实现。关于股票有“内在”价值，而与行情机无关的思想，巴菲特是从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的确，难以想象的是，要是巴菲特没有读过格雷厄姆对“市场先生”所做的生动比喻的话，巴菲特会在投资年月的高潮时刻终止了合伙人企业，而在1974年市场低落时又纵身跳了回去。巴菲特为《财务分析家杂志》的撰文之中，他对本。格雷厄姆方法的持久性给予了很高的赞扬：在上市以后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那些看似愚蠢的时点，本的原则总是奏效——在一场摧毁脆弱的智力结构的金融风景之后，它们的价值常常会增加，而且也为别人所理解了。许多年以后，巴菲特承认说他买的那些股票与格雷厄姆会买的股票一定是不同的。他从本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恰当的关于本质的模式”，那就是，买入价值的原则，蕴含在格雷厄姆的安全裕度原则下的保守主义以及超脱于每日市场起伏的态度。巴菲特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是格雷厄姆的追随者，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对这位对分数毫不吝惜的老师的感情。很久以后，当巴菲特与作者谈到自己的事业时，他明显带着喜悦，说道：“我最成功的事情是选对了英雄人物，它都来自于格雷厄姆。”当作者提醒他，这番话正被格雷厄姆的一些孩子们听到时，巴菲特的声音突然大了许多，“我希望你能告诉格雷厄姆。”他回答道。11报业大王1976年圣诞前几天，巴菲特在《纽约新闻周报》社遇见了凯。格雷厄姆，她儿子唐纳德，邮报的部门经理米格，那儿正有个晚会。几个邮报的主管领着他们的客人——文森特。麦奴，一个报业经纪人躲进了一个房间。麦奴想让邮报对投标购买《布法罗新闻晚报》产生兴趣。下午发行的报纸销量不好，而晚报却因为其声誉和布法罗的蓝领阶层起得很早，一直要到下午下班后才有时间看报而生意兴隆。但晚报也有缺点，它没有周日版——许多读者愿把整天都花在看报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广告商都看好周日。布法罗市本身也不理想，它是一个又旧又冷、满是铁锈的钢铁城。最糟糕的是，总共有13个工会有权代表报业职工并且仍在赢得会员。根据《新闻导报》对131家报纸的统计，《新闻晚报》的职工收入排在第7位。尽管如此，巴菲特还是顽固地希望 《新闻晚报》是一家可以在大城市发行的主要报纸。它占有的当地家庭比所有其他的全国性报纸都还要高。而且布法罗是个积习难改的城市，它的大部分人口都是本地人，《晚报》伴随着他们长大。虽然城市正在走向没落，但巴菲特认为它稳定的人口是个优势，况且他也正急着买一家报纸而不再是为别人出谋划策了。他想事先让格雷厄姆知道，如果 《邮报》不买下《布法罗新闻晚报》，他沃伦。巴菲特可就不客气了。《新闻晚报》成立于1880年，作为共和党的报纸和业绩，它一直由布特勒家族经营，该家族还拥有当地一家电视台和北美航空公司的部分股票。它近几十年来的业主凯特。罗宾逊。布特勒是一位显赫的贵妇人，总是带着卷毛狗坐劳斯莱斯到处兜风。布特勒建了一家豪华的印刷厂，边上种着明显的非本地的热带植物。为了避免与工会发生矛盾，布特勒花钱一向大方。过去手工捆扎报纸的工人在实现自动化后仍做着邮递的工作。报纸从生产线上下来之后，工人把手向传送带上抬一抬，就像发圣餐一样——因此他们被称为“牧师”。但自从布特勒1974年死了之后，她的家族统治也结束了，现在这家报业正待出售。在《新闻周报》开过会之后，格雷厄姆认为《邮报》刚刚镇压了一场罢工，它在这样一个工会城市里是不会受欢迎的。芝加哥的论坛报业公司也决定不投标。经纪人麦奴刚把开价从4000万降到了3500万。他不久就接到巴菲特的电话。“你星期天工作吗？”巴菲特问。麦奴说：“这要紧吗？”“我想你可能在乎。”1977年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巴菲特和芒格来到了麦奴家中。他们在麦奴的俱乐部吃中饭，被火烘得暖洋洋的。当他们回到住所时，巴菲特就提起了购买的事宜。他代表蓝筹印花公司提出的3000万美元购买《新闻晚①报》 ，麦奴不同意。巴菲特把投标提高到3200万，还是不行。巴菲特和芒格离开了那个房间。与《晚报》可怜的效益相比，他们的出① 那时，蓝筹公司比伯克希尔公司有更多的流动现金。伯克希尔公司已经控制了蓝筹公司，蓝筹公司很快成为伯克希尔控股的子公司。价已是相当高的了。1976年《晚报》的税前收益也只有170万。但巴菲特知道它有赚更多钱的潜力。他知道在那么多城市中，大报纸会越来越壮大，而小报纸会苦苦挣扎或破产。《新闻晚报》实际上占有整个城市的市场，它的日发行量是早报《布法罗信使快报》的两倍，具有75％强的广告额。过了一会儿，当巴菲特和芒格回来的时候，芒格在一张黄色法律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正式出价：3250万。麦奴说，差不多了。不久在布法罗就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暴风雨，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征兆。当巴菲特和芒格来签订合同的时候，整个城市仍在奋力求生。芒格感到不安——毕竟购买《晚报》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在参观那座豪华的印刷厂时，芒格不快地说：“为什么要在宫殿里印报纸呢？”巴菲特戏称它为东方的泰姬陵，但买下 《晚报》对他来说是一大进步，这不是股票投资而是完全所有。巴菲特不会让凯。格雷厄姆插手的，他要自己办。在买卖成交前，巴菲特就为办报制定了一个战略。当他同莫里。莱特——这位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烟不离嘴的主编作自我介绍时，他问道：“你对周日报纸是怎么看的？”莱特说他几年来一直在劝出版商办周日报。巴菲特没有表态，但莱特明白他同意他的观点。合同签署后，莱特在家里为巴菲特办了一个欢迎会。一群喧闹的雇员在后院迎接他们的新老板。巴菲特说道：“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时时都有新闻。”明显地暗示他准备扩展周日版。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新闻晚报》不会在周日出版，因为过去布特勒家族与康纳家族——竞争对手 《信使快报》的主人——有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信使快报》历史更久（曾为马克。吐温所有），言论更自由，但几乎不赢利。周日版是它的生命线，这我们可以从两家报纸的发行情况中看出来：《晚报》每日《信使快报》周日《信使快报》268000份 123000份 270000份它们承印的广告情况也类似。每周《晚报》与《信使快报》的发行量为4∶1，后者只有靠周日版维持。巴菲特和芒格觉得这种平衡状态不稳定。没有周日版，《新闻晚报》会失去统治地位，而且很可能会逐渐走下坡路。那个夏天，附近的《多伦多每日之星》宣告发行周日版。就巴菲特所知，除《新闻晚报》外，只有《辛辛那提邮报》，《克利夫兰报》和《纽约邮报》是大报纸——还是无周日版的大都市日报。他匆匆忙忙地给芒格写了个条子，幽默地提醒他们不该落在最后：关于我剃平头，苏茜常说她不介意我是全国倒数第二个理平头的，但我要是成了倒数第一，她可受不了。我想咱们在布法罗的下一步行动是很明白的了。不久，巴菲特作为《晚报》的董事长，让莫里。莱特马上设计周日报。莱特组织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组，巴菲特则将每月或不定期地来检查进展状况。引用莱特的话说就是：我看到我的同事们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事实和数据报告送到沃伦的办公室，当他们支支吾吾说不清的时候，沃伦会突然插嘴说出正确的情况。看来他比写报告的人知道得更多。巴菲特情绪高涨，协助策划新报纸，包括广告率、推销方案和定价。他给一些出版界的朋友写便条说：“凯，我对此感到这么多乐趣，真是罪过。”但是布法罗人担心当地萧条的经济状况经不起这两家报纸的殊死搏斗。当11月邻近时，一些商店至少出于本身的考虑，计划在两家周日报上都做广告，开百货公司的基思。阿尔弗德说：“没人想错过一家报纸——从广告的立场或新闻立场。”《新闻导报》的代表和《晚报》的专栏作家雷。希尔说：“我们知道这一刻终于到了，总有一家报纸会被挤垮的。”《信使快报》也明白这一点。在这关键的星期天到来的前两周，它发起了惊人的攻击，控告《晚报》违反了希尔曼反托管法案。它大胆地要求禁止这个 《新闻晚报》预计于11月13日的首次发行。这种对 《晚报》的控告是典型的垄断者的行为。它断言巴菲特准备为这因为他而赔钱的周报提供津贴——就像连锁商店依仗母店的支持在某地削价倾销一样。巴菲特先生的晚报正致力于……通过垄断的方式来挤垮他在布法罗的竞争者《信使》。据说它提供的证据包括《晚报》计划在5周的推销期内7份报纸卖6块钱，周日报只卖30美分。而《信使快报》就像锡拉丘兹、罗切斯特、奥尔巴尼和宾厄姆顿等地报纸一样每份卖50美分。巴菲特坦白地对这种指控表示异议。它称《新闻晚报》完全有望能在周日赢利。他说发行新报只应加强竞争而不是禁止，并明白表示不管后果如何，《新闻晚报》和其他报纸一样有权在周日发行。再说，巴菲特没有义务来维持其他竞争者的业务。这只是别人过去对他太不防备了。《信使快报》全文刊登了法律文件的抄本，好像这次诉讼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一样。他的夸夸其谈的旧金山辩护人也提醒市民注意巴菲特这个外地佬，要像驱逐钻营的政客一样摒弃他以维护当地的制度。法律要求《信使快报》出示它的对手意图摧毁它的证据，如价格低于成本的不公正的商业做法，会对 《信使快报》有利，可是一些竞争策略与非法做法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关键的问题是 《新闻晚报》是否有垄断的企图。福斯认为， 《信使快报》要确定一个具体的恶棍。沃伦。巴菲特在法庭上被他称为奥马哈来的独裁者——就是他的王牌。他的辩论中心就是巴菲特是个百万富翁，根本不关心布法罗，他只想挤垮《信使快报》以提高他的报纸的价值。巴菲特对此作了私人答复。在出庭前，他提供了他父亲、祖父与报业的关系。在一份口述备案中，他谈到了他父亲、祖父与报业的联系及他给桑普利策当报童的历史：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业务，当然我希望获得报业上的成功，可是如果不能取得新闻工作和成就，我是不会满足的。1977年11月4日，当来自伊利湖的暴雨来临的时候，巴菲特站到了联邦法庭上。整个长廊上挤满了《信使快报》的雇员和他们的家人，等待着决定他们生计的一刻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巴菲特是条毒蛇。福斯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巴菲特则平静地回答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开种种圈套。他只是提供事实，事实还是事实。他不动生色，什么也不能激怒他。福斯：那么，当蓝筹印花公司决定购买 《晚报》的时候，你分析了它的亏赢，是吗？巴菲特：我只是在心里估算了它的现状、出版能力和缺点，它过去的赢利状态和将来的潜力，它的价格和其他市场问题。要仔细计算的话还有一堆要考虑的因素。福斯：好吧，你是说你没做书面分析，只是推敲一些数字，比如说目前财务状况，那么——巴菲特：那是你的措辞。我根本没有推敲，而只是想估计《布法罗新闻晚报》的潜力。福斯：你查了它前几年的收入，是吗？巴菲特：我查了过去5年的收入、发行量、广告量等一些方面的情况。这是个奇怪的审判：罪犯是明确的——唯一的关键是确定动机。福斯的策略是驳倒巴菲特提供的理由，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巴菲特购买《新闻晚报》不是出于经济原因，他没花多少时间去了解这家报纸——他唯一关心的只是想控制它，然后击垮它的竞争对手。巴菲特则耐心地反驳说，他是在心算了有关情况和数据后才购买《新闻晚报》的。他的所有依据都装在脑子里。于是，福斯抓住这点不放。福斯：你只是根据麦奴提供的信息决定购买这家报纸的，是吗？巴菲特：不，我只是考虑了他提供的一些信息，自己又收集了一些，还有我们对于报业常识的了解。福斯：你没有检查工厂、设施、报社，没有与别人讨论或其他什么的？巴菲特：没有。福斯：那么，先生，你在购买前就已考虑过要出版周日刊了，不是吗？巴菲特：我想如果一个城市的主要报纸没有周日版不显得奇怪吗？我当然要调查这种可能性。福斯：你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吗？巴菲特：基本上没有，我只是自己看了看。福斯：只有你自己吗？巴菲特：是的。发行量和名次，这些在贸易出版物上就能查到。我们也许有必要说明一下，真正的商人是不会不作研究就投资3250万美元的，通常还是好几个研究。那样会给他们一种安全感——所谓专家的保证——哪怕并不真的可靠。最后会有人来评估各种情况。这人应是主要管理人，如果没有数据支持，一个自信心不足的人是不会站到分析板前的。如果有人说不需要数据支持的话，别人会觉得奇怪的。福斯：好吧，先生。你在布法罗一共呆了几天？巴菲特：也许平均每月一次。福斯：就是说五六次？巴菲特：差不多。福斯：你不是在买下报纸后的这一共5天里做出的成本估算？巴菲特：不是靠这5天，而是靠我看过的定期财务报告、电话交谈，靠我对报业和《布法罗新闻晚报》一些经营状况的了解。福斯：还有你对整个报业的知识， 《华盛顿邮报》，《特伦顿时报》，还有你父亲、祖父积累的对其他行业的知识？巴菲特：我祖父跟此事无关。福斯的助手丹尼尔。梅森觉得巴菲特与他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朴实的风格、皱巴巴的衣服都出乎他的意料——梅森就算花100万年也想不到此人竟是个富翁。巴菲特的话很随便，但很可信。他竭力说明布法罗人会因为多了一家周日报而受益。当法官小查尔斯。布里安特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要学《信使快报》发行周日报时，巴菲特打了几个简单的比喻，就像随身带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