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他的两个孩子，鲁道夫和伊尔塞（随赫斯夫妇取名）的第一个名字，为他们指派了更加合适的教父母。她被选为赫斯的继任人后，将凡能勾起人们对其前主子的回忆的东西全部荡涤净尽。赫斯的所有照片，以及凡印有他的照片的书籍和官方文件，全被销毁。他甚至要没收赫斯的房子，但此举连希特勒都觉得过份。希特勒拒绝在没收文件上签字。　　贝格霍夫顶楼上的客人们终于被释放了，但谁也不敢提起出走英国一事。有人故意问，为何赫斯的副官不来吃饭？鲍曼回答说，他已进了监狱——“他不会再出来了”。恩格尔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敢在这个蜂窝前走来走去的，只有鲍曼一人。我们都认为，他以为这是他横行的时刻。”　　在英国，政府决定不向公众公布对赫斯审讯的情况，最好是让纳粹自己去猜。５月１６日晚，赫斯被秘密押往“伦敦塔”，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俘。几天后，Ａ·Ｐ·赫伯特用诗歌的形式，总结了英国人对赫斯的看法：　　他疯了。他是和平鸽。　　他是基督，他是希特勒的侄儿。　　他是他们最诚实的一员。　　他是他们最狠的杀手。　　他是维护人类的任务。　　他不是酒鬼，他是“瞎子”。　　他自十岁起就成为疯子，　　但历来是希特勒的高士……　　对赫斯的出走，斯大林比墨索里尼更加担心。据墨索里尼的女婿说，他“对此事表示高兴，因为它能使德国股票下跌，即使对意大利人也如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听到有入侵的谣传，怀疑英国真的在与希特勒玩弄阴谋。他们实行了新的规章制度：除极少数情况外，外国人不准到莫斯科城外旅行。　　希特勒虽然万分生气，但对几名亲信私下说过，对赫斯自愿牺牲自己去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他深表尊敬。细想之下，他省悟到，他的副手之冒险出走，完全是为了他。希特勒并不相信赫斯已疯；他只是太笨，看不出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政治错误。　　这个较清醒的看法，后来得到了证实。几个月后，布鲁克曼太太的丈夫逝世。希特勒安慰她说：“我们都有各自的坟墓，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孤单。但是，我们得克服一切，继续活下去呀，我亲爱的贵夫人！在我周围的人中，只有两人是我内心真正喜爱的：托特博士（”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和赫斯。这两人都不在了。托特已去世，而赫斯又从我身旁飞走了！”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了”，据报道，坦率得有名的布鲁克曼太太回答说，“但是，你的官方报纸说了些什么？年复一年，我们都前往白莱特，而且深受感动，但是谁明白它的真正意义？当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产生了一个像将死亡将士引进万灵殿的奇女瓦尔奇里一样的人物时，一个能深刻了解华通命令的意义的人物，一个追求用英雄的胆略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去实现你最神圣的愿望的人物时，他却被说成是疯子！”说了这番话后，她原以为会遭到元首的反驳，但他一声不吭，闷头沉思。“关于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给你说的——只对你一个人说——难道还不够吗？”他最后说，“你还觉得不够吗？”　　至于赫斯，他的所作所为已足够了。他在伦敦塔里给他的妻子写信说，他很高兴能飞往英国，因为有一种他称之为“顽固的龙”的欲望在驱使他，死死缠住他。“不错，我一无所成。我无力阻止这场疯狂的战争，阻止我眼见着要发生的事情。我未能拯救人民，但一想到我试图这样做时，我就很高兴”（作为一种报答，赫斯——魏德曼称之为纳粹领导人中“最正直的人”——已在孤独的囚禁中度过了３０多年。他是施潘道狱中盟国的最后一名犯人。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一张大桌将他与探监者分开。他从未获允与亲人接吻或拥抱）。　　（７）　　在得悉赫斯出走的次日，希特勒便发布了两道镇压的法令。第一道法令宣布，在即将到来的入侵中，凡持武器反抗德军的俄国人，均系不法分子，可以格杀勿论。另一道法令则授权希姆莱执行“两个相反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特殊任务。”希姆莱可以不受陆军制约而独立行动，“自行负责”。任何单位均不得干预，“政府和党的最高人士”不得进入业已占领的俄国领土，因为在这些地区里，被称之为“特别行动队”的党卫队的特别暗杀队，将对犹太人和其他捣乱分子进行“清洗”。　　这两道法令使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发愁——不久前，他已被任命为“东欧问题中央控制委员会”专员。罗森堡本人是波罗的海地区人，认为应把苏联人当作反斯大林分子，而不该当作帝国的敌人对待。他对希特勒说，他们会欢迎德国人的，会把德军当作把他们从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暴政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看待的。我们应该信任他们，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应区别对待。例如，乌克兰“应是与德国联盟的独立国家”，但高加索却要由一名德国“全权大使”统治。　　罗森堡坚信，在东方采取高压政策，势必毁灭生存空间的精神。于是，他便草拟了一项备忘录，上书希特勒，反对这两道法令。如果不使用现在在治理苏联人的文官和行政官员，德国怎么能在占领区建立起一个文明政权？他建议，只“清洗”“年老的或暮年的官员”。希特勒未作肯定回答。希特勒的特点是，他不愿积极参与希姆莱和罗森堡的权力之争——这种斗争，只要德军一跨进苏联，势必发生。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正在国社党内飞黄腾达的新星鲍曼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已加盟希姆莱。　　与此同时，“巴巴罗沙”的最后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５月１０日海军上将雷德尔告知希特勒，他将停止向苏联交付重要的原料。事实上，在此之前，从东方来的到货很多，而运往苏联的货物已相对减少。除１５０万吨粮食外，苏联交付了１０万吨棉花，２００万吨石油产品，１５０万吨木材，１４万吨锰，和２．５万吨铬。斯大林虽然怀疑赫斯出走一事，但仍急于抚慰希特勒，批准用快车从远东向德国运送重要原料（例如铜）。　　同一天，舒伦堡会见了莫洛托夫。早些时候，舒伦堡曾猜测，斯大林新近巩固政权之举，只意味着苏联的外交大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此次会见加强了他的这个看法。在汇报中，舒伦堡对“巴巴罗沙”避而不谈，只是说，在过去几星期中，苏联对德国的态度大有改善。但是，无论是海军上将还是外交官员，都无法再说服希特勒。５月３０日，即德国军队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克里特岛后３天，雷德尔敦促希特勒向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展开大规模攻势，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东方引开。他敦促说，打击，此其时也。若有援军，隆美尔将军定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说，“这一招，对大英帝国来说，比夺取伦敦更为致命！”　　这种劝告希特勒是不会听了。“巴巴罗沙”已在行动，除了大祸临头，否则什么也无法将它推迟。他最关心的莫过于保密。一年前在比利时的不幸至今仍令他心有余悸，所以，时至今日，他们未将入侵俄国一事通知墨索里尼。６月２日，当他与他的年长的盟友在勃仑纳山口会晤时，他还大谈迫使英国投降（此次将使用潜艇）的决心，赫斯的出走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对“巴巴罗沙”，他只字不提。这不但是为了保密，而且是因为墨索里尼曾明确告诫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已成了德国的“痛脚”。　　“巴巴罗沙”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开始时，通往东部的公路和铁路线非常繁忙。６月６日，希特勒将日本大使大岛召至贝希特斯加登，并向他透露，由于苏联侵犯边境，大量德军已开往东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话时的信心给大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战争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大岛看来，这等于是宣战，于是便立刻警告东京，（德国）入侵俄国已迫在眉睫。　　这是对元首很有意义的一天。他令冯·勃劳希契元帅起草一份指示，宣布消灭所有被俘的苏联政委，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完全与国家社会主义相反的意识形态。以便把发动一场残酷的意识形态之战的威胁合法化。他的总司令激烈地反对。　　希特勒简短地说：“我并不要求诸位将军理解我的命令，但我要他们执行。”这项指示的措词是不可能被误解的。“这些政委是野蛮的亚洲战法的发明者，因此，必须从严从速予以处置……不管是否在战争中或抵抗中被俘，均应立即枪决。”这道源于意识形态的命令，将由陆军和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共同执行。而这道命令由最高统帅部发布这一事实，对希特勒而言，是对军方的另一次胜利。它把军方与他的政治纲领捆在一起，将他们变成不心甘情愿的同谋，同党卫队一起，去完成未来的宏伟计划。　　为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首先消灭红军。为此，他又必须得到与苏联交界的可以信任的各国的帮助——这些国家，由于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恐惧的仇恨，也有自己的帐要与斯大林清算。被迫接受苛刻的条款以结束与俄国的短暂的流血战争的芬兰人，用不着多少言语，便愿意参加这次远征。６月８日，德军步兵师的先头部队便在芬兰登陆。两天后，曼纳兴元帅下令部分动员。希特勒也信任罗马尼亚；６月１１日，他私下对伊昂·安东奈斯库将军说，他决定进攻俄国。他说，他决不是要求安东奈斯库援助他打这样一场战争，“仅仅希望罗马尼亚能为自己的利益，尽力为成功地结束这场冲突提供方便”。由于对未来的战利品和军事荣耀动了心，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便匆忙宣布，从第一天开始，他便参加战斗。　　（８）　　６月１４日，苏联特务佐尔格从东京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战争于６月２２日开始。”但是，斯大林仍不相信这一警告或其它类似的情报。虽然心存疑惧，斯大林依然自信，不到１９４２年，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就在同一天，他令塔斯社发表一项公报，对各种战争的谣言进行嘲讽：“所有这些不外乎是仇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和对扩大战争感兴趣的人们的笨拙的宣传而已。”由于这个声明信心十足，在前线的红军中，紧张的情绪居然有所缓和。　　在柏林，精选出来参加战斗的军官们陆续来到总理府，听取一次特别训话和参加午餐会。至此，每人对自身所受命令均已心领神会，对希特勒强加在敌人头上的惨无人道的做法也不再说什么（虽然不太愿意）。下午２时，众人休会进午餐。　　这顿饭，与在总理府吃的许多次饭不同，大家吃得既香又轻松愉快。当希特勒登上讲台，以劝说的口吻讲述发动“巴巴罗沙”战役的必要性时，室内的同志式的友好气氛依然未消。希特勒说，俄国的崩溃将导致英国的投降。　　６月１７日，最后一个信号发出了，再次肯定６月２２日，星期天，凌晨３时半开始（即进攻时间——译注）。就在那天，有个德国下士，因为打死了一个军官，害怕被处决，越过前线向苏军投降。他透露，进攻将于６月２２日拂晓开始。听到这一消息后，前沿的军官都深为忧虑，但负责指挥的将军的反应是：“慌也没有用。”　　零时快到了，希特勒显得镇静而有信心。２０日，星期五，他把弗兰克——原是他的私人律师，现在是波兰占领区总督——找了来。“我们与苏联正面临一场战争”，他说。对方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连忙说，“镇静！”他保证，德国的进攻部队将很快通过弗兰克的地区。弗兰克还要反对，希特勒挥手让他住口。“我很理解你的问题。但我一定要你与希姆莱达成谅解。”他这里说的，是指他们关于如何处理占领区的看法分歧。“我再不能容忍分歧了。你们两人必须达成谅解。”当晚，希特勒向士兵们发的通告被秘密散发了出去。在黑暗的掩护下，尖兵开始向前移动。至２１日拂晓，３００多万德军已各就各位，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在伦敦，回国磋商的克里普斯，也敲响了希特勒即将入侵俄国的警钟。“嗯”，他对苏联大使迈斯基说，“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这次进攻将于明日，６月２２日发动，至迟不超过６月２９日……你知道，希特勒是惯于在星期天发动进攻的。”　　迈斯基向莫斯科发了一封密码急电。斯大林终于批准向武装部队发布警备令。他还指示驻柏林大使向里宾特洛甫就４月以来德机１８０次侵入苏联领空事件，提出口头抗议，说这是“有系统的和具有国际性的”事件。　　凌晨１时３０分即可撤销此次进攻的最后时刻快到时，本德勒大街出现了紧张的气氛。总理府里无话传来。“巴巴罗沙”开始了！在总理府，希特勒正在向墨索里尼解释他为何要发动“巴巴罗沙”战役。“总理”，他写道，“这封信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写的：数月来的焦虑和伤透脑筋的等待已经结束了。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他说，苏联武装力量在帝国边境的集结是大规模的，而时间又在敌人的一边。“所以，在绞尽脑汁后，我决定在圈套拉紧前将圈绳砍断。”　　对意大利在希腊和非洲的灾难性的冒险，希特勒未予批评，也未暗示有什么别的怨气。整封信的调子是尊敬的，甚至接近恳求，在信的结尾，他几乎是在忏悔。“尽管我们十分真诚地作出努力，以求得最后的和解，但是，与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讨厌。这是因为，我觉得，它这样或那样与我的出身，我的概念，和我先前的义务格格不入。现在，我高兴了，因为这些思想痛苦业已解除。”　　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刚刚召见冯·德·舒伦堡大使。这位外交委员想给苏联驻柏林大使还未向里宾特洛甫转达的口头照会增加份量。“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对舒伦堡说，“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更有谣言说，德苏战争一触即发。”这是很令人尴尬的，舒伦堡只能说我将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柏林。他回到办公室后，与莫洛托夫一样，仍然不知德国将在几小时后进攻苏联。　　东线的一名指挥官给士兵宣读了希特勒的训话稿。“多少个月来，不安和焦虑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不得不保持缄默。现在，我终于可以公开向你们讲话了，我的将士。”他谈到了俄军在德国边境的集结，以及对德国边境的许多次的侵犯。让他们与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盟友一起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前线”的原因就在于此。“德国的士兵们！你们将要参战了。这是一场艰苦的又是关键的战斗。欧洲的命运，日耳曼帝国的前途，我们民族的生存，现在就在你们的手中了！”　　在长达９３０英里的曲折的战线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３００万士兵在洗耳恭听，且信其所云。他们龟缩在战壕里，既恐惧又怀着希望。这天是夏至。夜，是一年中最短的。但是，对那些在鱼肚白光中等候进攻令的士兵们说来，真是此夜绵绵无尽期。午夜片刻，莫斯科——柏林快车隆隆通过边境大桥，开进了德国领土。接着，一长列装满粮食的火车，也是斯大林向其盟友阿道夫·希特勒最后一次交货，开了过去。　　在柏林，当晚出现了期望的气氛。各国记者集中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希望能从一群外交部官员中得到一点消息。午夜快到了，由于还没有外交部官员前来，记者们便开始回家安歇了。在总理府，由于活动异乎寻常，连像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狄特里希（他对“巴巴罗沙”一无所知）那样的人也觉得，“这种反对俄国的巨大行动正在发展。”希特勒是人格化的信心。“最迟在３个月内”，他对一名副官说，“俄国将会崩溃，其规模是前所未见的。”但这不过是欺骗而已，与入侵西方的前夕一样，希特勒当晚无法闭眼成眠。　　６月２２日凌晨３时半——刚好是法国贡比涅投降后一年——德军步兵开始向前移动。１５分钟后，硝烟便弥漫了整条东线。炮弹的闪光把鱼肚白的夜空变得如同白昼。长期以来只是一种梦想的“巴巴罗沙”，现在成了现实。但是，“巴巴罗沙”的创始人已经开始忧心忡忡。在南斯拉夫的冒险，将巴巴罗沙推迟了５个星期。这一推迟所带来的后果，现在慢慢变得不祥了。希特勒是爱好历史的。他也许会想到，１２９年前的６月的同一天，在向莫斯科进军的途中，拿破仑跨过了涅曼河。　　进攻前３０分钟，冯·俾斯麦大使向齐亚诺递交了希特勒的那封长信。齐亚诺立刻给墨索里尼总理挂了个电话。由于消息不灵，再加上深更半夜来电话，墨索里尼气得七孔生烟。“我深夜都不去打扰仆人”，他对女婿抱怨。“不过，德国人却能令我翻身下床，不管在什么时刻，而且不加任何考虑。”　　在莫斯科，舒伦堡正在赶赴克里姆林宫的途中。德国指责说，由于苏联正准备“从德国背后扑来”，元首已令德国陆军“尽一切力量和办法，反对这一威胁”。舒伦堡大使庄严地宣读着这一声明。莫洛托夫默默地听着，然后痛苦地说：“这是战争。你们的飞机刚才轰炸了近１０个不设防的村庄。你认为我们该得到这样的对待吗？”　　在威廉大街，里宾特洛甫传下话来，说他将于凌晨４时接见俄国大使。施密特从未见到他的主子这样紧张过。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在室内来回踱步，口中不断重复说着：“现在进攻俄国，元首是绝对正确的。”施密特想，里宾特洛甫好像是在给自己打气。“现在如不进攻他们，俄国人肯定会进攻我们。”　　凌晨４时整，俄国大使杰卡诺索夫进来了，还天真地伸出了右手。大使试图转达苏联的抱怨，里宾特洛甫却打断了他的话。“现在这已不是问题了。”说完，他便宣布，苏联政府的敌意迫使帝国采取军事上的反措施。“很抱歉，我不能再往下说了”，他说，“特别是我自己已得出结论，尽管我严肃认真地作出了种种努力，还是未能在两国间建立起合理的关系。”　　杰卡诺索夫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对事态的发展表示遗憾，把责任全部归咎德国的不合作态度。他起身，例行公事地鞠了一躬，未与里宾特洛甫握手，便离开了房间。　　柏林的所有记者都被叫醒，参加早晨６时在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几名记者在前往威廉大街的途中便从户外的大喇叭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电台广播的元首的咨文说：“德国人民！国社党党员们！这个时刻到了！由于忧虑和关切的压抑，几个月来，我不得不沉默。现在，我终于能开诚布公地讲话了。”他说在美国物资的援助下，苏联和英国阴谋粉碎轴心国。“所以，我今天便决定将日耳曼帝国的命运和前途交给我们的士兵。在这场战争中，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第二十四章　“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　　１９４１．６．２２—１９４２．１２．１９（１）　　６月２２日清晨，柏林各报发的单页号外在街头散发。突然向一个盟友发动进攻的消息虽然使人产生混乱，但公众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这是因为，如何要与赤色分子首先签订条约，这只有少数人才明白。希特勒叫戈培尔赶快做解释工作。于是，这位宣传部长当天上午便向其部下宣布几项宣传要点：“现在，元首已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的背叛的真面目，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因而也是全体德国人民，正回到促使他们前进的原则上去——为反对财阀政治和布尔什维主义而斗争！”他接着说，元首曾向他保证，对俄战争将在４个月结束。“但我告诉你们，８个星期的时间便够了！”　　当天下午，在一次社交集会上，戈培尔又在向他们客人他重复他的预言。他对电影女明星奥尔加·契河娃（契诃夫的侄女）说，“你是俄国问题专家。圣诞节前我们到得了莫斯科吗？”提问题的方式和问题的本身恼了她。她简短地回答说：“你了解俄国，她的土地广阔无垠。连拿破仑都不得不撤退。”戈培尔一时竟无言以对，只说了一声：“是这样。”１０分钟后，他的副官便对这位女演员说：“夫人，我想您要走了，车子已在外边了。”　　苏联陷入一片混乱。只在几小时内，红军空军便丧失了１２００架飞机，步兵的抵抗也很不协调。斯大林不相信问题如此严重，命令红军不得进入德国领土，空军也只能将空袭距离限制在边境附近９０英里内。他相信，纳粹系误入苏联，战争能通过外交途径加以阻止。他一面与威廉大街保持无线电联系，一面请日本出面，就德苏两国间存在的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分歧进行调解。　　苏联驻伦敦的大使可不抱这样幻想。在拜访外交大臣艾登时，迈斯基直截了当地问，英国政府是否准备多少削减其战争努力，听从希特勒的“和平攻势”，艾登坚定地作了否定的回答。当晚，在向全国发表的一篇感人的广播讲话中，丘吉尔（不久前，他曾说过：“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至少可在下院里发表有利于魔鬼的讲话”。）将它变成了官方意见。”我们决心粉碎希特勒和清除纳碎政权的任何痕迹。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阻挡不了。我们永不会谈，永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同伙谈判。”他保证尽最大努力援助俄国人。“我们将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呼吁，让我们也采取并执行同样的决策。我们将忠实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底！”　　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却有保留意见。他将他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作为个人意见转给了国务院的一个友人：“我觉得，在保卫民主的过程中，若将俄国当作朋友欢迎，会引起对我们的立场的误解，并免费为德国的战争努力提供迫切需要的道义支持。若采取这种政策，我看不出我们能有什么作为，只能表明与俄国人同流合污，毁灭了波罗的海各国，向芬兰的独立发动了进攻，瓜分了波兰和罗马尼亚，毁灭了整个东欧的宗教信仰，从而便同意了苏俄的国内政策——其政权在国内广泛地引起恐惧和憎恨，统治的方法也极不民主。”但这不应禁止“扩大物质援助，若我们自身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话。然而，它应把有可能导致人们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与俄国的战争努力一致的东西排除在外”。　　对斯大林的独裁政策，对其隐秘的领土贪婪心，罗斯福也是心中有数的，但他更惧怕的是希特勒。他立刻批准了国务院的一项声明——该声明宣布，援助共产主义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他对记者们说：“我们当然会尽力援助俄国”——但未讲明什么时候和如何援助。　　罗马教皇的态度却一点也不含糊。他虽然不明确地支持德国的入侵，却也明明白白地表示，他支持纳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称它为“保卫基督教文化基础的高尚的英勇行为”。可以预言，许多德国神父都支持这次进攻。有人竟称之为“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与条顿武士的行动相差无几。罗马教皇号召所有天主教徒都要为取得“能使欧洲重新自由地呼吸，为所有国家带来新的前途的胜利”而斗争。　　不过２４小时，德国公众的兴趣便开始减弱了。在第一次抢购报纸（只载来自前线的一般报道）后，市民们重又正常地生活，似乎此事不外乎是希特勒的另一个丰功伟绩而已。６月２３日中午１７时３０分，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乘元首专列离开首都。“狼穴”，即设在离东普鲁士拉斯登堡只有几英里的森林里的新指挥部。在指挥部里，对于取得迅速胜利，人人皆信心十足（指挥部是木屋或钢筋水泥平房）。希特勒却百感交集。“我们只要往门上一踢，整座败落的建筑物便会倒塌”，他对约德尔说。片刻后，他又对一名副官说：“每次战役开始时，我们推的是一扇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我们不知道里边究竟藏着什么。”　　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似乎证明崇高的希望并非无理。两天后，大批战俘便被抓获，桥梁也完整无损。德军的坦克冲破苏军防线，恣意横行，未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一周来，当局未向德国公众公布详情。２９日，星期天，由希特勒亲自准备的十项特别战役，在电台播发了——每一小时广播一项。戈培尔曾反对这种让消息突然涌来的做法，但希特勒对此却自鸣得意。然而，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便听到许多抱怨，说当局故弄玄虚，故意在炫耀战争。当奥托·狄特里希向他反映，星期天在家听广播的人觉得讨厌，说天气如此好，却不得不留在房内听广播时。他反驳说，他比狄特里希和“所有知识分子加在一起”还更加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　　德军势如破竹，苏军频频集体投降——时至今日，投降人数已近５０万。７月３日，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说对俄战争在两周内便打赢，这并不过份。”元首也对其随行人员说，“俄国实际上已输掉了战争。”他兴高采烈地说，多幸运呀，“一开始我们便消灭俄国人的装甲部队和空军！”他说，俄国永无能力补充。西方许多军事专家也同意这一说法。五角大楼里谈论的是，红军将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崩溃。　　（２）　　跟在先头部队后边的是４个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每队由３０００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战区的安全，就是说，阻止平民反抗。这些人是很特别的警察，承担着他们的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布置的额外任务。即兜捕和消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有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劣种人”，以及像神经错乱和患有不治之症的“饭桶”。　　为了监督这种集体屠杀，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特地挑选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去当军官，内中包括一名新教牧师，一名内科医生，一名职业歌唱演员和许多律师。他们中大部分是年纪在２０开外的知识分子。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人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恰恰相反，他们将他们的技巧和训练用于这项残酷的任务，并成了效率很高的刽子手——虽然不心甘情愿。　　受害者大部分是犹太人。由于苏联报刊报道德国的反犹暴行不多，许多人并不知道希特勒有“种族清洗”的计划。这样一来，许多人便把德国人当作解放欢迎，轻易地上了特别行动队的当。“国社党人认为，犹太人的组织很严密。情况恰恰相反，”党卫军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冯·德姆·巴希·泽莱斯基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　　灭绝的行动是按计划从容地进行的，是个干脆利落、例行公事式的行动。报告所用的是枯燥无味的官方语言，似乎这些刽子手所斩的是白菜，而不是人。杀人队的工作，由于经过周密的安排，很少因遭反抗而受阻。“奇怪的是，犯人被枪决时非常镇静”，有个指挥官报告说，“犹太人是这样，非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好像已被在苏维埃统治的２０年间产生的某种冷漠所冲淡。”　　海德里希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在行刑队员身上产生的心理效应。有些士兵的精神崩溃了，有的学会了酗酒。不少军官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有些人在执行任务时过于热情，违反希姆莱尽量用人道的方法处决的命令，毒打犯人取乐。　　他自己也目击了天天杀人所造成的道德败坏的后果。那年夏天，在明斯克巡视时，由于想亲眼看看是怎样进行消灭的，便叫特别行动队部队的指挥官枪杀１００名犯人给他看。行刑队举枪后，他发现犯人中有个青年，金发碧眼，有着真正条顿人的特征，在犯人群里显得很不调和。希姆莱问他是不是犹太人。是的。双亲呢？也是的。祖宗里有没有不是犹太人的？没有。希姆莱一跺脚。“那我就无力帮你了。”　　行刑队开枪了。一心前来观看的希姆莱却双眼瞪着地面，紧张得不住地挪动双脚。第二阵枪声响了。他再次立刻将视线挪开。他抬头一看，见有两名妇女在蠕动挣扎。“别折磨这些妇女！”他喊道。“快开枪！”这正是巴希·泽莱斯基所要等待的时机。他要希姆莱记住行刑队所受到的震动有多大，“他们此后的余生完了！”这个党卫军军官说。“我们用这些方法造就的是些什么追随者啊？不是神经病患者就是暴徒！”　　希姆莱心血来潮，命令大家集合，听他演讲。他说，他们的工作是件令人讨厌的工作，作为德国良民，他们也不要以此取乐。然而，他们的良心不应受到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是军人，而军人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每一道命令的。在上帝和元首面前起誓，他一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可怕的责任。　　他们一定注意到了这项工作也令他憎恶，也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但是，他也是在服从最高法律，履行职责。　　有关这些暴行的传闻令罗森堡发愁。希特勒令他为被征服的东方土地制订占领蓝图。他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因为元首早些时候曾同意在已征服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微弱的社会主义邦”，罗森堡便乐观地认为，希特勒已在原则上批准了他的计划，并将在７月１６日在“狼穴”为这项计划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重要的是”，希特勒说（据鲍曼参加此次会议所作的记录），“我们不要在世界面前公布我们的观点。没有必要这样做。主要的是，要什么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如果说希特勒的这番话还不足以让罗森堡醒悟到，希特勒已改变了关于建立“微弱的社会主义邦”主意的话，那末，他接着讲的却足够了。“这并不防碍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重新安顿，等等——我们将会采取这些措施……原则上，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根据我们的需要分割这块大饼，目的是为了，第一，统治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利用它。俄国人已下令在我们的后方开展游击战。这个游击行动对我们也有一个好处，使我们能消灭每一个反对我们的人。”　　罗森堡离开会场时，虽然戴上了帝国东方部长的头衔。但这是个空衔，而他也明白，自己关于东方的梦想，已无多少实现的希望了。多大的一个悲剧呀，他暗想，希特勒依然对斯拉夫人抱着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产生在他年青时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那时，他读了许多煽动性的小册子，它们把斯拉夫人描述成懒惰成性的原始人，是不可救药的二等民族。希特勒对苏联的体制的完全误解，也同样招来灾祸。在大俄罗斯人桎梏下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原是第三帝国的潜在的盟友，如果待他们得当，给他们一点自治权，本可以成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的。但元首听了鲍曼和戈林的话，说这些人应该用鞭子才控制得住。要把希特勒从这条道路上劝说回来，看来已属无望，但罗森堡仍决心试一试。这个决心也是虚弱的，因为谁也没有他自己清楚，只要元首双眼向他一瞪，与通常一样，他也会吓得不敢作声的。　　（３）　　有什么能令你苦恼啊，　　你，武装的骑士，　　无力地闲荡的骑士？　　——济慈　　１９４１年初夏的这些日子里，希特勒染上了疾病。首先，他经常胃痛——可能是不可抑制性的。这是由于服药过量——每星期口服１２０—１５０片防毒药，外加注射１０支烈性的磺胺。　　接着，他又染上了痢疾——这是“狼穴”周围沼泽地区的常见病。他除拉痢疾、恶心和四肢酸痛外，还发冷发热。７月下旬，在与里宾特洛甫进行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一种更加严重地威胁他的健康的病发作了。从一开始便反对“巴巴罗沙”的外交部长大发雷霆，高声反对入侵苏俄。希特勒被这异乎寻常的攻击气得脸色发青。他力图为自己辩护，但话到一半便说不下去了。他捂住胸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一声不响，很是吓人。“我以为患心脏病了”，他终于开了口。“以后你再不要这样反对我了！”　　莫雷尔医生非常关心，把元首的心电图特地送给巴德瑙海姆心脏医院的卡尔·韦伯博士（著名的心科权威）复检。他并不知道他的病人是希特勒，只知道他是一位“工作很忙的外交家”。他的诊断是：急剧发展的冠状动脉硬化，是一种不治之症。莫雷尔医生很可能未将这一消息告诉希特勒。一次，他当面对元首说，他的心脏很好。但是，莫雷尔却在他的处方中加进了多种药：补心剂（有益无害的药水，专治循环系统功能欠佳、昏厥和疲劳过度）、肾上腺素等。　　希特勒的病刚好是在他与其将领间的矛盾（关于东面的战争应如何打的问题）达到最尖锐的时候爆发的。他已下令取消向莫斯科发动直接进攻。他剥夺了中央集团军最精锐的装甲部队：一部被派往北部，目的是拿下列宁格勒；另一部被派往南部，以便向乌克兰进军。这两个地区，在希特勒看来，都比莫斯科更重要。前者是重要的工业中心（以列宁的名字命令〉，后者是因为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乌克兰不仅工业重地和盛产粮食，克里米亚也是苏联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潜在的空军基地。再者，一旦占领了克里米亚，德军便能顺利进军高加索。　　希特勒的病为勃劳希契的哈尔德破坏元首的战略提供了机会。他们不声不响地试图将他们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由哈尔德向约德尔施加个人的影响，以获得他的支持。直到８月中旬，希特勒的身体渐渐复原时，他才发觉他们在背后搞了些什么：执行的既不是他的战略，也不是哈尔德的方针，而是两者的混合物。为了澄清形势，希特勒于８月２１日发布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不可能有误解的：“冬季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克里米亚半岛。”不到列宁格勒已被孤立和南方的第五军被消灭，向莫斯科的进攻不得开始。接着，在这道命令下达几小时后，希特勒生气地口述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它比教人如何打仗的严厉的讲稿稍好一些。希特勒是在愤怒中宣读这份备忘录的。他攻击说，某些指挥官已受”自私的欲望”和“恶霸脾气”的驱使，他把陆军总司令部说成是“死抱着过时理论”的集合体。　　“这是陆军的凶日！”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无法忍受！”哈尔德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闻所未闻！极限！”２２日，哈尔德与勃劳希契一起，大发牢骚几小时，抱怨元首干预陆军内部事务的“无法接受的”做法。末了，他建议两人一起辞职。身体瘦弱多病、精神不振的老元帅拒绝这样做，理由是“这不可行，也改变不了什么”。他甚至要尽力在自己的人员中平叛。他向他们说，元首曾亲口保证，在乌克兰的胜利一经在握，所有能腾出来的兵力都将投入向莫斯科的进攻中去。此后，叛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便在一阵低一阵的喃喃叫苦声中平息下去了。　　（４）　　这次小危机，不久便被墨索里尼到前线视察的声浪淹没了。这次视察被大肆宣扬。墨索里尼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希特勒，扩大意大利远征军在俄国战场上的兵力，以便分享一些粉碎共产主义的荣耀。然而，当意大利总理的专列驶抵“狼穴”时，墨索里尼的情况很糟——他的儿子布鲁诺不久前因飞机失事丧生，他仍为此悲伤不已——无法与他的盟友斗智。　　希特勒在“狼穴”附近的小火车站迎接墨索里尼。当天，希特勒根本不让意大利总理有开口的机会。元首喋喋不休地谈论即将在东方取得的胜利，法国的愚蠢，以及罗斯福身旁的犹太集团的罪恶阴谋。当他的客人好不容易开口提到扩军的事情时，他又改变了话题。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依然在不停地独白。只是在墨索里尼听烦了德国的光荣和丰功伟绩时，他才长篇大论地讲述古罗马的凯旋，和曾在他们正在视察的地区作过战的古罗马皇帝图雷真的业绩。　　当天晚些时候，在乌克兰的乌曼，他们视察了一个意大利师。当钢盔上飘着羽毛的意大利士兵高喊着“领袖！”骑着摩托车从他跟前呼啸而过时，墨索里尼高兴得满脸红光。但是，当他们走进依然冒着硝烟的乌曼，希特勒受到他的士兵的欢呼时，希特勒重又成了风头人物。午餐后，他把墨索里尼留在后边，自己则到部队去走一走。意大利总理觉得受辱，但在回程的航行中报了一箭之仇。他跑到前边与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交谈。波尔因墨索里尼的热心颇为高兴，特别是他竟请求让他驾驶飞机。希特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表示同意，但立刻又感到后悔。当他先前崇拜的偶像像孩子一样高兴地操纵飞机时，希特勒坐立不安。　　这个胜利一瞬即逝。在漫漫的归国途中，墨索里尼一直垂头丧气。他非但未得到扩军的许可，反而产生一个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东方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战争。当墨索里尼得悉关于这次视察里宾特洛甫不发表双方同意了的联合公报以及好像把外长的名字排在凯特尔以后时，他的沮丧变成了愤怒。　　这一次，希特勒向墨索里尼屈服了，叫里宾特洛甫赶快与他合作，为他的名誉报仇后，墨索里尼的情绪高涨了。他把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狄诺·阿尔非里召来，叫他为他们的前线之行作一报道。“这点别忘了提”，他说，“那就是，在颇长的一段航程中，是我亲自驾驶元首的四引擎座机的。”　　在“狼穴”，希特勒改变了主意，认为进攻莫斯科的时机到了。在俱乐部与秘书和副官们一起喝茶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大地图。“几星期后我们便在莫斯科”，他用又粗又深沉的声音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会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会在那里建一个人工湖，和许多中心建筑物。莫斯科这个地名将永远消失。”于是，在９月５日下午，他便对哈尔德说，“在８至１０日内，中央战线开始进军。”当天晚餐时，他情绪轻松，几乎是在作乐。他的话全被罗森堡派往元首总司令部的联络员维尔纳·柯本记录下来。打从那年７月上旬起，应罗森堡的请求，他便慎重地把元首在餐桌旁的讲话记录在案。柯本猜测，希特勒是知道他在干什么，便偷偷地先在餐巾纸上记下元首谈话的大意，然后立刻将清晰地记得的内容补充上去。原稿和复写稿则由信使送往柏林。　　柯本有所不知的是，同桌另有一个包斯威尔（１７４０—１７９５，苏格兰律师及作家，以为他人作传记著称——译者注）。在他们来到“狼穴”后不久，鲍曼随口向他的副官海因里希·海姆建议，让他偷偷地把领袖的谈话记录下来。为了不让希特勒发觉他的谈话已被人偷记，鲍曼叫他的副官完全依靠记忆。但是，为准确起见，海姆自作主张，把卡片放在膝上记，作了大量的记录。鲍曼大吃一惊，却又默许他继续记下去（后来，部分记录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版本各式各样。最后一本的题目叫《希特勒谈话录》，由亨利·皮克主编。１９４２年３月至７月，他代表海姆当上了法庭记者。任何一家出版商均未与海姆相商或叫他写评论，或给他机会改正关于它们的出处的不确切的提法。已出版的部分虽然听来很精确，但许多重要段落均未收入。例如，在皮克本中，只约有六分之一的记录被收集进去。海姆坚信，希特勒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餐桌旁的谈话已被记下。战后，希特勒的私人副官肖布向他证实了这点。海姆现居慕尼黑，离柯本寓所只有一箭之遥，但直到不久前柯本才知道，原来海姆也在作记录。他们所作的两种记录可互相补充。为了保密，海姆故意略去军事部分不记；柯本则记了下来。另外，柯本的记录在证实海姆所记之细则方面，很有价值）。“这件事便这样下去了”，海姆回忆说，“鲍曼再没作任何指示，也未表示有什么希望或别的什么。他只暗中表示高兴，因为这样便可将更多资料保存下来。”　　海姆常常面临两个问题：选择最有意义的段落（有时候，已记录下来的没有后来讲的重要）和不让元首发现。在进午餐或晚餐时，他还能马虎掩盖其活动。一到吃茶点时，因为茶点是在暗堡里吃的，他就只好凭记忆了。偶尔也会记下一两个字什么的。由于海姆申（人们对他的昵称）不惹人注目（柯本亦然），又兼谦逊，希特勒说话时继续毫无顾忌，自发地、漫无边际地对各种话题滔滔不绝地发表了看法。　　海姆和柯本的记录，为每天在东线展开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了洞察这些事件的依据。例如，在９月１７日，希特勒对决心作了阐述。希特勒说，“决心系指当某种内在的信念命令你行动时，你毫不犹豫。去年，下决心攻打布尔什维主义时，我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不能不预见到，斯大林或许会在１９４１年发动进攻。所以，我们动手便宜早不宜迟，不让对方先发制人。这在６月前是实现不了的。即使是战争，人们也要有运气。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的运气多好啊！”他说，目前正在发展的重大的军事行动，曾受到广泛批评，说这是行不通的。“为了强行通过，我不得不调动我的所有权威，孤注一掷。我偶然注意到，许多胜利是在我们敢于去犯的错误中取得的。”　　他向听得出神的听众保证，世界霸权在占领俄国的土地后便决定了。“这样，欧洲便是个不可摧毁的碉堡，不怕任何封锁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将为欧洲带来美好的经济前景，人们可以期望，使西方甚至最自由化的民主派也对新秩序趋之若鹜。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去征服。征服以后，剩下的纯粹是个组织问题了。”斯拉夫人，他说，是生就的奴隶，自己就觉得需要一个主人。德国对俄国所扮演的角色，一如英国之对印度，“与英国人一样，我们也可用几个人去统治这个帝国。”　　他详细地谈到如何将乌克兰变成全欧洲的粮仓，让它的被征服的人民高高兴兴地戴上头巾和挂上玻璃珠子。他接着供认：人人都在梦想召开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他倒愿意再战十年，不愿受战利品的欺骗。　　３天后，基辅被攻陷。这给“狼穴”带来了喜悦。希特勒预言，它意味意整个乌克兰可早日征服，也证明他坚持优先在南方发动进攻的意见是正确的。９月２１日午餐时，希特勒满面红光，告诉大家说，在基辅附近的山谷里，俘获敌军１４．５万名。他宣称，这次包围战是整个战争史上最大的混战。苏联已处于崩溃边缘。　　在９月２５日的午餐桌上，他泄露了他对本部的“次人”的恐惧！不把这些亚洲人赶到乌拉尔山后去，欧洲总是有危险的。“他们是野兽，布尔什维主义也好，沙皇也好，都没有区别——他们是自然的野兽。”当晚夜深时，他对沙场道德发表评论，把士兵首次上战场比作女人的首次性交，把男人的每次这种行为都看作是一次侵略。“不到几天，小伙子成了男人。我自己若不是受过这种锻炼，也承担不起让一个人去重建帝国这个巨大的任务。１９１４年他是带着纯理想主义走上前线的。“那时，我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我身旁倒了下去。这样，我便明白了，生活就是斗争。除了保存物种外，它没有其他目的。”　　餐桌旁的谈话几乎只涉及东线的战事，因为在另一条战线即北非战线上战事不多。英军企图击退隆美尔，却遭到惨败。秋季到来时，双方都按兵不动，不准备再发动攻势。希特勒和陆军的精力均集中在向莫斯科发动全面进攻上。包克陆军元帅警告说，在季节上已经晚了。为何不在钢筋水泥工事内越冬呢？希特勒的回答是一种讽谕：“在当总理前，我常以为总参是一条猛犬，得紧紧抓住它的衣领，不让它见人就咬。”现在看来呢，它一点也不凶猛。它反对重新武装，反对占领莱茵兰，反对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连波兰战争也反对。“这条猛犬倒是常常要靠我去刺激。”　　他坚持对苏联首都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战役的代号叫“台风”，于９月的最后一天打响，由包克指挥。他的任务是用６９个师的强大兵力，消灭苏联的中央军，然后进军莫斯科。　　他的基本战略是，以莫斯科为目标，用坦克南北夹攻，双钳于红军后方，８０英里处相遇。　　苏联的总指挥部，由于认为已是岁末，敌人不可能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古德里安的第二机械化集团军竟于第一天的２４小时内突入红军阵线，纵深达５０英里。德军步兵冲入真空地带，扫荡正在瓦解的小规模抵抗。　　１０月２日，希特勒已有取胜的足够信心，乘专列返回柏林。他已有几个月未向人民演讲了。于是，次日下午，他便大步走进体育馆，原是要向人民呼吁，要他们支持“战时冬季援助计划”的。然而，他却发表了一项重要通告。“６月２２日早晨”，他的声音，通过大喇叭，在帝国全境震响，“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开始了。”他说，一切都按计划发展。接着，他便宣布，敌人“已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听众中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　　他向听众列举了一连串数字：俘获敌军２５０万，击毁或缴获大炮２．２万门，坦克１．８万辆，消灭敌机１．４５万多架。数字继续滚滚而来：德军已前进了１０００公里（“这还是按直接统计！”），２．５万多公里的俄国铁路已恢复通车，而且大部分已改用德国的窄轨。刚才还说敌人已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的希特勒，却又忧心忡忡。他承认，东面的战争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因此，现在就必须将德国的精华熔炼成不可分解的一体。“只有当全体德国人民结成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体，我们才有希望。上苍会站在我们一边，万能的上帝不会保佑懒汉，也不会帮助懦夫。”　　这是一篇出色的演讲。一方面，它吹嘘胜利，另一方面又号召人们再度作出牺牲以免毁灭。傍晚，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迅速攻占了奥廖尔的消息传来，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电车上的乘客竟向人们招手，好像他们是俄国人似的；原定要撤退至乌拉尔的主要工厂设备，也被完整无损地缴获。　　次日，希特勒回到“狼穴”。据柯本的记录，晚餐时他特别高兴。１０月６日午餐时，他谈论的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说那里有相当多的地下活动。他的解决办法：把所有犹太人押解至“东面的远方去”。这又提醒了他，他们也应把犹太人从柏林和维也纳押解至同一目的地，因为他们是散布敌方消息的来源。　　白天，古德里安拿下了布良斯克，完成了对苏联三个整军的包围。晚餐时，希特勒心情愉快，没有谈论政治，说了一句俏皮话：恩格尔少校刚才被一条狗咬了，总司令部里风行狂犬病的原因就在于此。胜利继续在取得，两天后，前线的战报表明，红军“可大体上认为已被打败”。由于莫斯科已指日可下，希特勒便命令，一个德国人也不准进城。他说，“莫斯科城将被毁灭，完全从地球上抹掉。”　　１０月９日，希特勒开完军事会议后，对奥托·狄特里希高声说道，现在可把最新的战况向公众发布了。半小时后，希特勒在书房一边大步来回走来走去，一边一字一句地向狄特里希口述一份胜利公报，以便交给报界。次日，狄特里希在柏林将公报交由报界发表后，高举着拳头喊着：“先生们，关于这点我敢用我的新闻名声作保！”“轴心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记者们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的记者霍华德、Ｋ·史密斯回忆说，“然后起立，伸出胳膊，向狄特里希致意。”　　那天上午，德国报纸报道了获得大胜利的消息：两个苏联集团军已被包围。公众的反应有如触电一般。原来愁眉不展的苍白面孔，现在也容光焕发了。在啤酒馆里，当电台广播《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时，人们竟起立致敬。在柏林；谣言四起，说莫斯科已被攻陷。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同一天，陆军元帅莱希瑙，即第一个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将军，向第六军发布了一道命令，令他们严惩游击队。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他说，而是日耳曼文化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生死存亡之战。“所以，军人必须完全了解对似人非人的犹太人采取严厉而公正的补偿措施的必要性。”其他高级将领，例如伦斯德和曼斯坦因，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　　希特勒宣布，苏联已被打败，全面胜利已在握。这不仅仅是宣传，在国内提高士气；而且他是相信自己所说的。但是，他并未令他的宣传部长完全信服。１０月４日，约瑟夫·戈培尔以狄特里希的乐观精神向部下发表讲话：“在军事上，这场战争的胜负已决。余下的，就国内外而言，主要是政治性事务。”接着，他又自相矛盾地警告说，德国人民必须准备在东面再战１０年。因此，德国报纸的任务是要加强德国人民的“坚持力”，只要这样做了，“其他便会自动跟上来，这样，在短期内，谁也不会注意到，和平根本没有实现。”　　希特勒如果也有类似的保留看法，那末，当他听说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于１０月１５日朝东面６００英里外的古比雪夫逃跑时，这些看法也就烟消云散了。全城确实惊惶失措。有人说有两辆德国火车已开进郊区，火车站里便人潮汹涌。高级党政官员，坐着小汽车，也加入了狼狈逃窜者的行列，引起了苏联有史以来的交通大堵塞。行人朝进退不得的小车涌去，向车内的人敲诈勒索，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人。　　一群群的逃亡者和工人在店铺里大抢出手，因为没有警察前来阻止。有谣言说，列宁的遗体已移出红场另行保管；另有谣言说，斯大林自己已溜之大吉。只有少得可怜的人们在街上构筑路障，准备决一死战，不让一个纳粹通过。大部分的莫斯科人士气低落，以半是期望半是冷漠的复杂心情，等待德军进城。许多人买了德俄字典，以便用征服者的语言向他们致意。　　在柏林，在威廉大街的大厅小厅里，人们在谈论，说斯大林已通过保加利亚的国王鲍里斯向德国求和。弗里茨·赫塞问里宾特洛甫这是否属实。里宾特洛甫绝对秘密地告诉他，希特勒已拒绝了这个请求，“拒绝得很明确，因为他坚信他能经受目前的考验，最终取得胜利。”希特勒的大部分将领也有同样的信心。例如，约德尔就毫不怀疑，说苏联已用尽了后备力量。１７日进晚餐时，希特勒所谈的，大都与光明的前途有关。就他而言，生存空间论已变成了事实。　　在希特勒发表动听的演讲后两天，受他钦佩也受他嘲笑的斯大林，业已恢复了镇静。他重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他问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我们该不该保卫莫斯科？”不待对方回答，他便宣布了被围状态下的措施。破坏法律与秩序者，立即处置；对间谍、叛乱者、特务分子、煽动者，格杀勿论。由于上边的指示坚决，全城的士气又开始提高。　　在莫斯科城外，在苏军坚决抵抗下，已插入离城只有４０英里的地段的德国先头部队，其进展已慢了下来。接着，天气突然一变，秋雨开始了。德军重型的马克１Ｖ型坦克陷入泥泞无法活动；而性能较好的苏联Ｔ—３４型坦克则可继续自由地行驶。在过去两年中，希特勒所取得的胜利，是靠了在空军战术掩护下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带来的部队高度机动性和火力的优势。现在，下面是稀泥的海洋，坦克动弹不得；上面，由于能见度低，拥有空中优势的德国空军一筹莫展。机动性一失，火力优势也跟着消失——还有闪电战。须知这是希特勒的希望之所在呀。　　说“台风”受阻原因是稀泥、冷入骨髓的秋雨和红军的英勇抵抗，这只是部分正确。失败的主要原因，据希特勒大多数将领的看法，是希特勒拒绝早一个月发动这项战役。如果他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莫斯科恐怕早已成为瓦砾和废墟，苏联政府和它的军队也已被打败。但普卡默尔上尉却认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在元首患病期间对他的基本计划进行的破坏才是主要原因。　　到１０月下旬，雨变成了雪，稀泥冻结成冰。部队的条件差到几乎无法忍受。在整条战线上，只有少数几处取得进展，而且甚微。月底，由于局势已成绝望，建筑师吉斯勒便奉命停止德国的城市建设，立刻将所有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建筑材料和机械等等运往东面，以便修筑公路，修铁轨，建车站和机车库等。　　在餐桌旁，希特勒仍与先前一样有信心。在出发参加纪念慕尼黑起义的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前夕，进晚餐时，他又是讲笑话又是回忆往事，使气氛很是活跃。在莫斯科，他佩服的敌人正在地铁马雅可夫斯基站的大厅里发表演讲——那是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前夕举行的大会上。这次演讲，是沮丧和信心的古怪的混合物。首先，斯大林承认，由于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已遭到巨大的阻碍，战场上的伤亡人数几乎已达１７０万。但是，纳粹鼓吹的所谓苏维埃政权正在崩溃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相反”，他说，“苏维埃的后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巩固。换一个国家，若像我们失去了这么多土地，它可能已经崩溃了。”应该承认，摆在俄国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与德国一起作战的有许多盟友——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但是，却没有一个英国兵或美国兵准备援助苏联。　　他激动地列举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塞切诺夫和巴甫洛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等人的名字，让大家牢记俄国的民族骄傲。“德国侵略者要打的是一场反对苏联各民族的灭绝人性的战争。很好嘛！如果他们要打一场灭绝战，那就让他们打吧。”　　斯大林重返指挥岗位后第二天，１１月７日，他以同样的感情，向集合在红场上的部队发表讲话。远处，炮声隆隆；天空，苏联的巡逻机从头上飞过。他将目前局势与２３年前的情况作了一番比较。他们能够也必须打败德国侵略者，这，谁还会有怀疑呢？他很机灵，再次用历史人物的名字——条顿武士的征服者，鞑靼人，波兰人和拿破仑——作为号召人民的口号。“让我们伟大祖先的英雄人物，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唐斯柯依，米宁和波萨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歇尔·库图佐夫等，鼓舞你们前进吧！”　　次日下午，希特勒来到慕尼黑，向正在参加一次会议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一篇动人的讲话。稍后，他又在罗文布劳酒馆发表另一篇讲话，演讲中还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一项警告：如果美国军舰敢于朝德国舰只开炮，“它自己就得冒同样的危险。”他的威胁之词却没有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演讲的回声大。事实上，东线的僵局令他沮丧。次日，他便提醒手下的人注意，不要忘记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如果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用武力消灭另一方，”他预言，“双方便会妥协言和。”　　但是，冯·包克元帅却反对这种悲观论调，要求继续发动进攻。勃劳希契与哈尔德也一样。１１月１２日，哈尔德乐观地宣称，在他看来，俄国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希特勒颇为之动心，于是，３天后，向莫斯科的进军又开始了。　　开始时，天气很好，但好景不长，不久战场上便到处是冰雪和泥水。当大岛将军出现在“狼穴”时——他经常前往该处——希特勒解释说，冬季来得比他的气象人员预报的早。　　然后，他秘密地告诉大岛，年内是否能拿下莫斯科，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开心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了。餐桌旁已没有笑话可讲；要求与他同桌吃饭的人也减少了。　　天，越来越冷了。人们激烈地谴责希特勒先前颁布的禁止准备冬衣的命令。１１月２１日，古德里安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的部队已无法再熬下去了。他亲自去见包克，要求更改他刚收到的命令，因为他根本“无法执行”。然而，包克元帅根本不听古德里安的请求，因为他直接受到元首的压力。他令向莫斯科的进攻重新开始。在短暂地、零星地向前推进一阵后，进攻再次失败。包克亲自挂帅，指挥一支前沿部队，于１１月２４日再次下令出击。尽管德军攻势猛烈异常，但由于风雪交加，加上苏军的拼死抵抗，此次进攻又告败北。　　５天后，南方出现一次危机，与中区的失败遥相呼应。冯·伦斯德元帅被迫撤离一星期前攻陷的、通往高加索的大门罗斯托夫。这３０英里的后撤，使希特勒非常生气，电告伦斯德原地待命。伦斯德立即复电称：　　“试图固守是疯狂之举。首先，部队无法这样做。第二，部队若不后撤必被消灭。我再重复说明，此令必须撤销，否则请换别人。　　电文是一个下级军官起草的，最后一句才是伦斯德亲自加上去的。最后的那句话激怒了希特勒。在未与陆军总司令磋商的情况下，他于当晚作如下答复：　　“本人接受你的请求。请交出你的指挥权。”　　在冯·莱希瑙元帅接替伦斯德的职务后，（莱希瑙是少数几个敢公开向希特勒讲话的人之一）元首便飞往美利托波尔，了解第一手情况。他找到一名老同志，党卫军指挥官之一的塞普·荻特里希。但是当他听说这支精锐部队的军官们也同意伦斯德的看法，即若不后撤，他们恐怕早已被消灭时，希特勒非常生气。　　在命令莱希瑙去完成他为此而罢黜伦斯德的任务后，希特勒召见了伦斯德。伦斯德正准备卷铺盖回家，以为元首会向他表示某种歉意。不料，他们之间的讨论变成威吓，希特勒说，他不再允许任何人提出辞呈。“以我为例。我不能去找我的上级，全能的上帝，并对他说。‘我不想干了，因为我不想负责。’”　　罗斯托夫得而复失的消息在柏林特别是在宣传部和外交部，投下了阴影。然而，不久，这个失败与中区战线已隐约出现的灾难相比，就算不得一回事了。向莫斯科发动的全面进攻失败了。１２月初，一支步兵侦察队摸到了莫斯科的边沿并看见了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但他们被数辆红军的坦克和工厂工人组成的紧急部队驱散。患着严重胃病的冯·包克元帅在电话里向勃劳希契承认，整个进攻都缺乏深度，部队的体力已消耗殆尽。１２月３日，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此次通话表现得更加悲观。当包克建议采取守势时，总参谋长企图用远离战线的人们惯用的忠告为他打气。他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坚持进攻。”　　次日，古德里安报告说，气温已下降到零下３１度。因为天冷，坦克需在发动机下用火烤才能发动，望远镜里的图像也看不清楚了。更糟的是，冬大衣和长筒毛袜还未运来，士兵们苦不堪言。１２月５日，气温又下降５度。古德里安不但中止了进攻，而且将前边的部队撤回防线。　　同一天晚上，新上任的苏联中部战场指挥官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在长达２００英里的战线上，用１００个师的兵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攻。这次步兵——坦克联合行动的反攻，把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希特勒不但丢掉了进入莫斯科的梦想，而且似乎注定要在俄国的大雪中遭受拿破仑的命运。绝望和惊愕横扫德军最高统帅部。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又生病又气馁，遂要求辞职。　　希特勒自己也糊涂了。在大战中，俄国的步兵打得很糟，现在却成了猛虎。这是怎么回事？１２月６日，消沉的希特勒向约德尔承认，“胜利再也无法取得了”。　　（５）　　过去两年来，希特勒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对抗。他坚信，美国整个国家都受“犹太集团”控制。这个集团不但统治着华盛顿，而且还控制着报纸、电台和电影。于是，在罗斯福不断增加对英国的援助面前，希特勒只好竭力控制自己。他虽然鄙视作为战士的美国人，但的确承认他们的工业力量。因此，他便极力使他们保持中立——直到他作好了适当地对付他们的准备时为止。　　虽然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英伦三岛，但他为了避免意外，便禁止攻击美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他下令：“只有在美国船只首先开第一炮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器。”但是，罗斯福对“巴巴罗沙”作出的急速反应却有可能使希特勒的耐心终结。在希特勒进攻俄国的第二天，总统授权代理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发表一项声明。声明宣称，即使意味着要给另一个极权国家提供援助，也必须阻止希特勒。关于如何做到这点，罗斯福虽然说得含糊，但他很快便把它澄清了。首先，他将冻结的约４０００万美元的苏联资产解冻，然后宣布《中立法案》的规定不适用于苏联——这样，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向美国船只开放了。　　两星期后，７月７日，德国加紧宣传。罗斯福正在干预欧战。据透露，美国武装力量已开抵冰岛，以便最终代替占领该战略要地的英军。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汉斯·托姆森致电威廉大街说，这是罗斯福的进一步的企图，目的在于通过某种海军事件，惹起希特勒进攻美国，以便向德国宣战。　　这些报告使希特勒不安。７月中，希特勒向大岛大使提出一项建议，将其先前的决定，即将日本的任务局限在抵抗英国、使美国中立的范围内，来了个彻底改变。“美国和英国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说。“这种认识应该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慎重思考后得出的神圣信念。“英美两国将永远反对任何一个在他们看来已被孤立的国家。今天，只有两个国家的利益不会互相矛盾。这两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一心想搞帝国主义，对欧洲和亚洲的生存空间交替施加压力。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所以”，他说，“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共同将它们消灭。”作为诱饵，他建议由日本去协助“清理”战败后的苏联的“资产”，并占领其远东部分的领土。　　东京收到这一建议后，表现出既客气又有保留。日本早已决定不从东面进攻俄国，而是南下印度支那。他们这样做了；它很快占领了印度支那，使罗斯福于７月２６日作出了迅速的反应。总统接受了哈罗德·伊克斯等人的劝告（他们长期以来就敦促总统对所有侵略者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下令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冻结。这个行动剥夺了日本石油的主要来源。《纽约时报》认为，这个行动“是除战争外最激烈的打击”。在日本领导人看来，这是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四国包围日本的最后一个步骤；否认了日本是亚洲的领袖的合法地位，同时也是对它的生存的一个挑战。不管怎么说，这是朝远东战争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朝罗斯福从后门开战反对希特勒迈出的一大步。　　一个月后，总统与丘吉尔在纽芬兰外海会晤，签订大西洋宪章——这是英美两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这样，总统便走得更远了。从声明的条款看，毫无疑问，罗斯福是希特勒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声明使元首国内的敌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未将纳粹分子和反纳粹分子加以区分。“抵抗运动”的人士把宪章看成是罗斯福向全体德国人宣战的非正式宣战书。他们对第八点尤其反感，因为它规定，战后所有德国人均须解除武装；这个要求，哈塞尔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破坏了取得和平的每一个合理的机会。”　　罗斯福消灭希特勒的决心是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感情背道而驰的。右翼的查尔士·林白的“美国首创者”和“德美同盟”以及传统的孤立主义者的组织“中西部”，他们虽然同情英国和中国，但都不愿参与流血的战争。其他美国人，因为憎恨共产主义，则反对向苏联提供任何援助。尽管遭到报纸、电台的猛烈攻击，罗斯福仍毫不动摇。在９月１１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他说：“从此以后，如果德国或意大利的舰只敢于进入这些水域（即冰岛和受美国保护的其它类似的岛屿），他们便会遭到危险。”虽然这是希特勒借以解除潜艇战最后限制的现成口实，但他却不会因此而失去民心。他命令海军上将雷德尔，在“１０月中旬以前，避免在战争中造成商船事件”。到那时，他解释说，对俄战争已经结束了。　　１０月３１日，美国驱逐舰“卢本·詹姆士”号在为一商船队护航时，在冰岛以西６００英里海面被鱼雷击中。这样，希特勒避免事端的希望便破灭了。这艘驱逐舰带着１００个美国人沉入海底。罗斯福对此事不加评论，但他的海军部长却告诉一群海军陆战队员，载有４００架飞机开往摩尔曼斯克的法国班轮“诺曼底”号将被没收。旧金山《纪事报》要求立刻撤销《中立法案》；克利夫兰的《老实人》则要求立刻“采取行动”。然而，孤立主义派参议员尼埃却呼吁要有节制：“你要是参与了酒吧间的争吵，不打架是做不到的！”另一位非孤立主义派参议员劝告说：“让我们保持冷静。”　　对罗斯福说来，反德思想的风暴趁此时爆发是再顺当不过的了。一星期后，他令“租借法案办公室”尽一切努力向苏联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为此，立刻拨款１０亿美元。　　次日，１１月８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了一篇好战的讲话。它实际上是为“卢本·詹姆士”号的沉没开脱。“罗斯福总统已向他的舰只下令，看到德国舰只就开火！”他喊道”我已向德国舰只下令，不要看见美国船只就开火。不过，若遭攻击，就必须自卫。”虽然表面上怒气冲冲，实则表明，元首仍想避免一场战争。不管他怎么说，他还是害怕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的工业力量的。　　那年初秋，在“狼穴”的一次会见中，他情不自禁地泄漏了许多情况。“我会比你们的罗斯福总统长寿的”，他向《国际新闻社》记者皮埃尔·胡斯解释说。“我等得起，可以慢慢来，用自己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是在户外，希特勒穿上了灰军服长大衣。他站立着，双手反剪在背后，双眼空虚地注视着前方沉思着。他猛然说：“我是一个帝国的元首，还可以安然度过一千年。”他用手套拍打左手掌。“现在，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日耳曼帝国。上帝的意志叫我完成日耳曼民族的任务。”他虽然在谈论自己的命运，对被他看作是世界舞台上的小人物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却仍耿耿于怀。“他们坐在财阀、政治的小天地里，被过去１０年来已证明过时的东西包围和奴役。在幕后操纵的是摇钱树和犹太人。他们的人民的权利本来已所剩无几，却又遭到议会小丑们的践踏。我有我的人民做后盾。他们信任我，信任他们的元首。”两人继续散步（后边跟有一群卫兵和下级人员），希特勒再次抱怨迫使他进行战争的“疯子”。“我有为我的人民服务的今后５０年的计划。我并不像达拉第和张伯伦之流需要战争才能留任。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先生也是如此。”　　胡斯注意到，一提到总统，他便眉头稍稍一皱。“我突然觉得，而且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胡斯回忆说，“我触到了元首心中的一个秘密，一个他永不泄露、也永不会承认有的秘密。”希特勒本能地怕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是呀，罗斯福先生——还有他的犹太人！”希特勒叹道。“他想接管全世界，连太阳上也不给我们一块地方。他说他要拯救英国，意思是他要当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和继承人。”　　希特勒对美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也在里宾特洛甫身上反应出来。１１月２８日晚，他召见大岛将军，敦促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大岛颇觉奇怪。“阁下是否说，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已实际处于战争状态？”里宾特洛甫说，并未走得那么远，“罗斯福是个疯子”，他解释说。“他会做什么，谁也不清楚。”他答应，如果日本故意打美国，德国会和它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绝对不会与美国单独媾和。这点，元首是下了决心的。”　　对日本统帅部而言，这条消息使他们大为振奋。一队由航空母舰组成的行动队业已起程前往珍珠港。１１月的最后一天，大岛受命立即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说英美两国正计划向远东运送部队，对此，必须采取反措施：　　……秘密地告诉他们，日本与盎格鲁－撤克逊国家间极有可能通过某种武装冲突，突然爆发战争。还要告诉他们，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料想的来得更早。　　这些指示刚发出，要他从德国人那里拿到具体保证的指示又发了出去。然而，当大岛于１２月１日深夜拜访里宾特洛甫时，这位外长却有意躲避他，使他好生奇怪。他借口首先要与元首磋商，而元首还在“狼穴”。他们两人都清楚，希特勒没有多少时间去过问在世界的另一端孕育着的戏剧性事件。所以，在５日凌晨３时才拿到一份条约草案，大岛便不感到惊奇了。在条约中，德国保证同日本结盟与美国开战，决不单独媾和。　　在“狼穴”，第一个听到珍珠港事件消息的是奥托·狄特里希。１２月７日黄昏，他匆匆走进元首的碉堡，说他有件非常重要的消息报告。由于刚收到俄国前线发来的令人沮丧的报告。希特勒生怕狄特里希又带来更多的坏消息。当他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念完电报时，他脸上现出了惊奇的神色。他精神振奋，非常激动地问：“消息确凿吗？”　　狄特里希说，他收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希特勒一把抓起电文，不穿大衣也不戴帽子，大步朝军方暗堡走去。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脸上带着“惊异”的表情，凯特尔和约德尔不禁目瞪口呆。凯特尔觉得，日美之间的战争顿时解下了希特勒心头”梦魇般的重负”。与赫维尔一起时，元首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喜悦。“我们不会输掉战争了！”他喊道。“现在，我们有一个三千年来没被打败过的伙伴！”　　（６）　　在珍珠港事件当天，绝望的报告源源不断从俄国战场发来，迫使希特勒草拟了一项新的指示，这个指示于２４小时后发出。“由于今年东方寒冬早到”，他说，“无法运送给养。冬天的严寒迫使我们立刻取消大规模攻势，并改攻为守。”在为防御定下几条原则后，他把发布有关指示的任务交给了哈尔德，自己则前往柏林，以亲自处理珍珠港事件引起的危机。至此，日本袭击美国最初带来的喜悦，已被关切所取代。只珍珠港事件一举，斯大林便无须再担忧会从东部受到袭击了，他几乎可将亚洲的全部兵力调去打德军。“这个反美战争是个悲剧”，希特勒后来向鲍曼承认，“不合乎逻辑，也缺乏现实的基础。这也好像由我掌握德国的权力，而犹太人则挑选罗斯福指挥美国一样，是历史的古怪变形。若没有犹太人，若没有他们这个奴仆，事情可能会大不相同。不管从哪一点看，德国和美国，如果不能互相谅解和互相同情，至少可以互相支持，毋需给任何一方加上不必要的压力。”　　９日，最早到柏林拜访他的人是里宾特洛甫。他带来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大岛将军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外长认为，德国并没有承担这样的义务，因为，根据三国条约，只有日本直接遭受进攻时，它才有义务去援助它的盟国。　　希特勒不钻这个空子。“假若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那么，这个条约在政治上便已死亡”，他说。“但主要理由还不在于此。主要理由是，美国正在向我们的船只射击。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是个强有力的因素。通过行动，他们实际上已制造了一种战争状态。”　　他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并不是轻易作出的，也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除了维护三国条约的精神外，还有份量重得多的理由：从日本得到的援助将大大抵销由美国参战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从宣传角度看，得到一个强大的新盟友，将大大鼓舞人心，尤其是新近在俄国遭受挫折后，再者，立刻宣战也是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为何不在１９４１年便向人类生存的两个主要敌人——国际马克思主义（俄国）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美国）这两个世界犹太滋生的怪物——宣布全面战争？外交部却认为，这个决定是巨大错误。除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外，它干脆利落地解决了罗斯福的又一个国内问题。总统是不会对德宣战的，因为国内有一大批人反对，他不会冒这个险。珍珠港遭偷袭后出乎意外的出现的美国全国大团结，将牢不可破。　　１２月１１日，希特勒召开国会。“我们将永远首先进攻！”他说。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疯狂”。“首先，他挑起战争，然后窜改战争原因，然后又用基督教伪君子的外衣将自己打扮起来，令人讨厌之极；同时还慢慢地但必然地将人类引向战争，还要把上帝找来，证明他的进攻是何等的诚实公正。”在将世界犹太民族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罗斯福的政权相提并论后，希特勒发表了敌对宣言，“因此，我今天已安排好了照会，准备递给美国的临时代办，声明……”他的话音被疯狂的欢呼声淹没。过了好久，他才得以宣布，”从今天起”，德国便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中”。最高统帅部作战部主任听到此话时，关切多于热情。而约德尔一走出皇冠剧院便立即给他的在“狼穴”的副手瓦尔利蒙将军打电话：“你听说了吗？元首刚才向美国宣战了。”　　这时，瓦尔利蒙刚好在与参谋人员讨论此事，便说，他们不可能再惊奇了。“参谋部”，约德尔说，“现在就得研究一下，看美国会首先往哪里发兵，向远东还是向欧洲。这点如不搞清，其他决定便无从作起。”　　“同意。这项研究显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考虑与美国打仗的问题，所以没有资料可资借鉴。因此，这项工作很难搞。”　　“想想办法吧”，约德尔说。“明天我回去后我们再详谈。”　　对美国的焦虑不久便被东方传来的不幸消息所冲淡。德军在中部军区的撤退有变为溃逃的危险。莫斯科以西地区和图拉地区则成了被遗弃的大炮、卡车和坦克的坟场。德军士气消沉，苏军士气逐渐上升。１２月１３日，苏联正式公开宣布希特勒包围莫斯科的企图已失败。两天后，政治局便令政府的主要部门迁回首都。　　精疲力尽的勃劳希契要求继续后撤。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发布了一道使陆军绝望的命令：“坚守，不得后退一步！”身患严重胃病的中区司令冯·包克元帅说，他身体欠佳，不能胜任此职。接替他的是克鲁格。次日，１９日，心脏病初愈的勃劳希契鼓足勇气去面见希特勒。他们私下辩论了两小时。勃劳希契离开元首时，脸色惨白，全身战栗。“我滚蛋了”，他对凯特尔说。“他把我撤职了。我混不下去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去问他好了。”　　几小时后，凯特尔也被召了去。元首向他宣读了一份亲手写的《日志》。陆军将由他亲自指挥，把德国的命运与他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此事目前需要保密，但他又觉得必须立即通知哈尔德。希特勒尽快这样做了。“指挥作战这点小事是谁都干得了的”，他说。“总司令的职责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去训练部队。我还没发现有哪个将军能按我的要求去这样做的。因此，我把陆军的指挥权自己拿过来了。”　　先前，他是事实上的陆军总指挥，但却躲在背后，让他的将领去承担一切挫折的责任。现在，他已是正式的总司令了，应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是功是过。　　第二十五章　“阴曹地府也随着他”　　１９４３（１）　　在入侵苏联后两天，负责放逐犹太人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书面抱怨说，这不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例如，必须改变把这些“不合天命”的人放逐到法国的马达加斯加岛去的做法，而采取一个更加可行的解决办法。７月３１日，海德里希收到一封简短的命令（按元首指示由戈林签字），指示他“在组织上和财力上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三个星期前，希特勒曾向赫维尔暗示过他将怎么办。”我好像是罗伯特·考科医生搞政治一样。”这话是在闷热的暗堡里的一次晚间冗长的讨论会上说的。“他发现了病菌，随即医学也就发现了一个新方法。　　我发现了犹太人这个病菌和让社会解体的发酵剂……我已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国家没有犹太人也能生存；没有犹太人，经济、艺术、文化等等，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我所能给予犹太人的最大的打击”）。　　隐藏在乏味的官僚语言后边的，是给予党卫军去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压倒一切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希姆莱——在明斯克的经历仍令他心惊肉跳——问党卫军的主治医生，集体灭绝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回答是：毒气室。第二步，他把波兰最大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召来，秘密地授以口头指示。“他告诉我”，霍斯作证说，“大意是这样——我记不清原话了——元首已下令最好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党卫队必须执行这道命令。现在若不执行，将来犹太人就会消灭德国人民。”希姆莱说，他特意挑选了霍斯的集中营，因为在战略上奥希维茨地处德国边境附近，有足够空间，可达到隔离的要求。霍斯警告说，这种行动应按帝国国家级机密对待。他不准与自己的顶头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于是霍斯回到波兰后，便背着集中营的检察官，偷偷地扩充地盘，以便将它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中心。他的所为甚至连妻子也没有告诉。　　希特勒之所以会产生集中营这个概念，以及认为集体屠杀可行。据他宣称，是他研究英美两国历史的结果使然。他非常欣赏南非为波尔战俘设的集中营和美国在荒凉的西部为印第安人设的集中营；他常在内层亲信中称赞美洲灭绝——用饥饿甚至打仗的方法——那些靠囚禁不能驯服的红种“野蛮人”。　　时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总的政府与德国的结合起来，因为两者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荣誉与军力的复兴，日耳曼国土的收复，甚至向东扩展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数同胞的支持。但是，一条十字路终于摆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须绕道行之，一举而永远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许多德国人愿意参加这种民族主义的远征的同时，大多数德国人只希望继续对犹太人进行有限制的迫害，因为它已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的默许。　　希特勒的意图是，开始消灭犹太人时一定要保密，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将消息泄露给他自己的人们，最终待时机成熟时再向他们披露详情。这便能将德国人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捆在一起，而他的命运也就成了德国的命运。这样联系起来进行他的清洗欧洲犹太人的远征，将成为全国的任务，并将动员全国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它也能割断迟疑不决、心肠慈善的人的后路。　　至此时，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贴身人员保密——包括秘书、副官、仆人和贴身参谋。届时，到１９４１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开发表评论。这或许是披露真情的试探。１０月中旬，在讲完民众在生活中必须讲礼貌和规矩后，他说：“但是，首要的是铲除犹太人。没有这点，污垢清除得再干净也是徒劳。”两天后，他把话说得更加明白：“在议会的讲台上，我向犹太民族预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犹太人将从欧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２００万人死亡，对此，这个罪恶民族心中已有愧；现在又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你别对我说，你也不能把他们关进俄国的沼泽地呀！谁为我们的部队操过心？顺便说一下，公众中谣传，说我们有个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个想法不错嘛。恐怖是个有益的东西。”他预言，建立犹太国家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有许多帐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这并不是说我忘了它们。到时我会拿出厚厚的一本来！即使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仍很不积极。目前够困难的了，再去增加困难，这是毫无意义的。善于坐待良机的人，其行动才机灵。”　　希特勒推迟实行“最后解决”的一个原因是，他希望通过暗示要灭绝犹太人这个威胁，能使罗斯福不参加战争。但是，珍珠港事件使这个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于是乎，希特勒的希望变成了怨恨，“灭绝”也成了国际报复的一种形式。　　决定作出后，元首便告诉参与“最终解决”的有关人员，屠杀时应尽量做到人道这一点。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说，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扫除世界上的害人虫的。尽管他憎恨罗马教堂的教阶组织（“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徒”），他仍是个颇有资格的天主教徒，还牢记着天主教教义。即是说，耶稣系犹太人所杀。因此，灭绝犹太人便是替耶稣报仇，无须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观，做得不残忍，仁兹地进行屠杀——这使希姆莱很高兴。他令专家们建造既有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然后，他便把受害者装进货车厢，送往东部，让他们先在山洞里生活，待波兰的屠杀中心完工后，再送到那里去。　　现在，建立清洗机构的时刻到了。负责筹建这一机构的海德里希，向许多国务秘书和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头头们都发出邀请，让他们参加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举行的“最终解决”的会议。应邀的人们只知道要将犹太人押解至东部，并不太明白“最终解决”的含义。于是，他们便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会议的召开。　　由于会议推迟６个星期举行，他们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占区的波兰政府首脑弗兰克，由于等得不耐烦，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处打听详情，于１２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开会议。“我要公开告诉你们”，希特勒的前律师说，“无论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我们总是要把犹太人干掉的。”“即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将由波勒代表首脑出席。肯定地，大规模移民即将开始。但犹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会在东部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吗？在柏林，人们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无谓纷扰？‘在东部，我们也用不了他们呀。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他敦促听众，切勿同情他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犹太人消灭。”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负不起执行如此极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计——粗略地估计——在德占区就有３５０万犹太人。“我们不能枪毙这３５０万人，不能将他们毒死。但我们可采取措施，成功地灭绝他们。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讨论的措施。与帝国一样，德占区也将会没有犹太人。在什么地方搞，何时搞？我们将在这里设立机关，这是他们的任务。到时，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怎样搞。”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波勒来到柏林参加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时，比大部分与会者都了解会上之所云。上午１１时许，坐落在格罗森·万塞街５６—５８号的“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集合了１５条大汉，有罗森堡的东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军计划处的代表，有内务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还有党务部的代表等。众人随便在桌旁坐定后，主席海德里希便开始讲话。他说，他“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搞出来”。说完这番委婉话后，他接着又遮遮掩掩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此话涉及希特勒）：“现在不搞移民了”，他说，“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将他们驱逐至东方。”　　说到这里，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出何处的犹太人聚居点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苦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不准自由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历史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罗森堡办公室的代表格奥尔格·勒伯兰德摸不着头脑。外交部的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涂。他抗议道，大规模撤走犹太人将给丹麦和挪威等国带来严重的困难。为何不把驱逐地限于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与会者离开柏林时，脑中的印象五花八门。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说的。但路德却对弗里茨·赫塞说，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勒伯兰德和他的上司阿尔弗雷德·梅耳，也向罗森堡作了类似的汇报。他们说，会上只字未提灭绝一事。　　３０份会议记录被分发给各部和党卫军的各主要办公室。这样，“最终解决”一词便在帝国机关内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却只有接近灭绝行动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不过，说来也怪，在这些精选人员中，许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他们阴谋进行集体屠杀。例如，主管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撤退办公室”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埃希曼就认为这是个神话。万湖会议后，他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海德里希一起，”舒舒服服地围壁炉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后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来回闲走。”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欢庆，一点儿也不反感。“那时”，他后来作证说，“我真有点儿彼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者——译注）的感觉，因为我内心完全无愧……我要审判谁？在这件事情上，我有心事又向谁说？”他，缪勒和海德里希，不过是在执行元首本人制定的法律罢了。　　数天后，希特勒本人不自觉地证实，“最终解决”的确是他提出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１月２３日午餐时他当着希姆莱的面说，“拔牙时，只要使劲一拔，痛苦便很快消失。欧洲必须清除犹太人。犹太人阻碍了一切。一想到这点，我只觉得自己真是人道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在执行教堂的规定时，犹太人在罗马还受到虐待。直至１８３０年，每年还有８名犹太人骑驴在罗马游街。至于我，我只限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路。中途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如他们不自动自觉走，没办法，我只好搞灭绝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向共餐者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对此问题，几乎全神贯注。到１月２７日，他再次要使所有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数天后，为庆祝国社党执政９周年，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公开暴露了他对犹太人的忧虑。“对犹太人，我真不愿开口议论”，他说。接着，他便长篇大论起来：“他们是我们的宿敌。因为我们，他们的计划破了产，所以，他们恨我们，我们也恨他们。我们明白，这场战争结束时，不是日耳曼民族从欧洲消失，便是犹太人消失。”他提醒听众——内中有４０名左右高级军官——注意，早在１９３９年，他就曾预言，犹太人将被消灭。“流血至死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这还是第一次；犹太人的古老的法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被应用，这也是第一次。这场斗争越展开，反犹斗争也越将继续——这一点，请全球的犹太人相信好了。他们会在每个战俘营中找到归宿，在每个被唤醒为何要它作出牺牲的家庭中找到归宿。除掉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至少一千年内才能作到的时刻，将会到来的。”　　对那些正在设计毒气室的人们说来，对那些在波兰建造屠杀中心的人们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正在使用“最终解决”的机关的人们来说，这是集体屠杀的号角。但是，对外国观察家，例如阿维德·弗雷堡来说，希特勒那天下午的露面和讲话，似乎是德国将遭受灾难的先兆。“他的脸孔”，这位瑞典记者写道，“似乎饱经风霜，他好像拿不定主意。”　　（２）　　在元首看来，消灭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就跟生存空间一样重要。他已把对俄国的入侵变成了意识形态之战，所以，只有这样去看待他的军事上的决策，人们才能明白它们。将军们认为不合理的，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１９２８年所作决定的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军事上，在莫斯科大门外遭受惊人的失败之前，他从未表现过如此的敏锐。将军们士气低落，哀求总撤退。他虽身受这些人的包围，但并未丧魂落魄，坚决拒绝后撤。最有成绩的坦克指挥官古德里安辩论说，在如此不利的地形上打阵作战，必将导致最精锐部队的无谓的牺牲。希特勒不为古德里安此说所动，指责他太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你太同情他们了。你该再靠后站一站。相信我好了，从长远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时，你会看得更清楚些。”　　希特勒残酷地强迫施行其命令，使他得以将陆军集合在他周围，并阻止俄军的前进。代价是惨重的，但许多将领，包括约德尔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是他拯救了他们的部队，使他们免遭拿破仑的军队的命运。“我毫不留情地进行干预”，他对米尔契和斯佩尔说。他还解释道，他的最高级的将领竟愿意撤至德国边境以挽救他们的部队。“我只能告诉这些先生们，‘我的先生们，你们自己尽快回德国去吧。把军队交给我指挥好了。’”　　在其他战场上，一切都进展顺利。在法国，依旧支离破碎的“抵抗运动”，可不屑一顾；在地中海，意大利的“人雷”和水雷在不久前曾炸沉母舰一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两艘，从而把大不列颠的东方舰队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消灭。还有，隆美尔已几乎作好准备，在北美发动号一次大型攻势；德国的日本盟友则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深知，东方危机绝未过去，于是便下令对帝国全国的工业和经济总动员。他说，目前的努力仍不足，闪电战的战略必须放弃。他虽然用带有希望的语言号召进行长期战争，自己却心存恐惧——一如不久前他私下向约德尔透露过的，即他怕胜利再无法取得了。　　在餐桌旁的谈话中，这些阴暗的思想是从未暴露过的。他继续谈论抽烟的种种坏处，开汽车的喜悦，各种狗，《崔斯坦和易梭德》的来源，汉夫斯坦格尔太太的美丽以及犹太人。关于前线的残酷的斗争他谈得很少，若谈起，也表现乐观。例如，在冬季危机到达顶峰时，他声称，只要领导站得稳，没有哪种事业是无望的。“只要有一名坚强的战士在高举战旗，那就什么也未失去。信念可移山。在这方面，我是冷酷的。为了自保，德国人民又不准备奉献一切的话，那很好！就让他们消失好了！”　　进餐时的这些泰然自若的表演已被他的外表所掩饰。“他与先前大不相同”。赫维尔对一个友人说，“他变得既阴郁又固执。他不惜一切牺牲，表现出一点儿也不仁兹，也不谅解他人。你若看见他，你会认不出来的。”２月８日，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弗里茨·托德坠机身亡，使希特勒的思想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早餐时，人们在猜测谁将取得托德的职位，出任武器弹药部长——这是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整夜都在与希特勒研究柏林和纽伦堡的城建工程的艾伯特·斯佩尔，次日一早便被元首任命为该部部长。斯佩尔真如雷击！这位建筑师抗议说，他对此种事务一无所知，但元首打断了他的话。“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能担任此职。另外，我也没有别人了。”　　在总理府的“玛赛克厅”里举行的托德的葬礼上，希特勒悲恸已极，致悼词时几乎连话都说不下去。葬礼一结束，他便躲进自己的寓所。过了几天，他好歹恢复平静后，便在体育馆向新近任命的一万名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尉官发表演讲。他脸色严峻，讲到了在俄国所受的灾难，但未谈及详情。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即将奔赴东部战场，从赤色分子的铁蹄下拯救德国和西方文明。这篇演讲感人肺腑，听众中许多人失声痛哭。站在希特勒身旁、被晋升为贴身副官的理查德·舒尔兹也深受感动，竟想亲身参加战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呆在家里，这真是个耻辱。”这些新任尉官原被令不得鼓掌，但是，当希特勒从过道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疯狂地欢呼，许多人还跳上椅子。　　对希特勒而言，这阵自发的欢呼真是灵丹妙药，令他振奋，但是，一回到“狼穴”他又精神萎靡不振了，显得既疲惫不堪又面黄肌瘦。四周厚厚的一层大雪加深了他的愁闷。“我历来讨厌雪”，他对他的影子鲍曼说。“鲍曼，你是知道的，我历来讨厌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它是一种预感。”　　在读到俄国战场上截至２月２０日止的伤亡数字时，希特勒绝望了：死亡１９９，４４８人，受伤７０８，３５１人，失踪４４，３４２人冻伤１１２，６２７人，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神态，重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之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３月１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过去３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他透露，仅在１２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１０００辆坦克，还有２０００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帐了！多叫人宽慰呀！”他之兴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虚伪的了，他又开始吹嘘：“我注意到，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丧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这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的情况相同。”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渐趋完成，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进行另一次致命的荡涤。在军事地区，对犹太人、红军政委们和游击队员们的兜捕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在非军事区，此事进展却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数仍非常庞大，致使罗森堡的工作人员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将占领区人民视为仇敌，而应视为盟友。罗森堡主张分别成立州，给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们的热情支持。但是，他虽然转向自由主义，而他的性格并未同时变得坚强起来。一想到要与元首对垒，他便怕得全身发抖。换一个更坚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效果：要见希特勒，必须通过鲍曼，而鲍曼又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结成了死党。罗森堡派往“狼穴”的联络员柯本，要将东部战场的真实情况转告希特勒，他觉得越来越难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将备忘录直接交给希特勒；现在呢，鲍曼坚持由他转交，借口是，元首将军务都忙不过来。这样，柯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东线占领区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东方的胜利作为代价。”　　的确，希特勒很少顾及内部事务，这可能导致了鲍曼常常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顾及“最终解决”，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去听。这些他在给２月下旬举行的纪念党的纲领颁布大会的贺信中已说得很明白了。“我曾预言”，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个预言要实现了。在战争的进程中，不管产生何种情况，也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犹太种族的灭绝，将超越胜利本身。”　　希特勒虽然公开作过这种暗示，但时至今日，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却仍寥寥无几。连戈培尔本人也不知道正在准备的各种措施究竟有多么庞大。有个名叫汉斯·弗里茨彻的雇员，从一个党卫军成员由乌克兰写来的信中得悉了特别行动队进行大屠杀一事。写信者抱怨说，在得到屠杀犹太人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的命令后，他们精神垮了。他不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抗议或取得帮助。弗里茨彻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问：“党卫军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进行集体屠杀吗？”海德里希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答应马上进行调查。次日，他汇报说，干此事的罪魁祸首是地方长官科赫背着元首干的。之后，他便发誓，说屠杀将就此停止。“相信我，弗里茨彻”，海德里希说，“谁要是有残忍的名声，谁就不会残忍。他能仁慈地行动。”　　只是到了那年３月戈培尔才明白“最终解决”的确切意义。希特勒坦率地告诉他，犹太人必须从欧洲清洗净尽，“如果有必要，便使用最残暴的方法。”元首说得明白，戈培尔也在日记中写得清楚：　　“……正在对犹太人进行判决，方法虽然野蛮，却也是罪有应得……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不能多愁善感。我们若不打击犹太人，他们便会将我们毁灭。这是雅利安族和犹太病菌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没有一个其它的政府或政权有力量去解决这个全球问题。”　　到了春季，已在波兰建立起了六个屠杀中心，其中四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波尔、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合并区内，即库姆霍夫和奥斯维辛。前面四个杀人营是用发动机的废气毒杀犹太人的，但奥斯维辛附近一个大型灭绝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认为，这种办法“效率不高”，在他管辖的集中营采用了一种更毒的毒气即氰化氢。这种毒气在市场上垂手可得，商品名叫“济克隆乃”。　　春天给希特勒带来了活力。他的健康有所改善，精神也好多了。苏联的冬季攻势搁了浅，并完全停了下来。这样，整个战线便出现了间歇。这就使他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的各项政策。４月２４日，他用电话通知戈培尔，说他要在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星期天下午３时，他谴责了布尔什维主义，称它是“犹太人专政”，污蔑犹太人是“寄生细菌”，必须残酷无情地对付之。但他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用口头重申最后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又毫不隐瞒陆军已大难临头的事实。为了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作用何等重要，他又故意把局势讲得过于严重。“代表们”，他戏剧性地宣布，“一场世界斗争的胜负在今冬就决定了。”他把自己与拿破仑作了一番比较。“我们已掌握了１３０年前让一个人折腰的命运。”为了阻止类似的危机的发生，他接着便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他以全权。这项法律的措词是横扫一切的。此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要不，就受严厉的惩罚。现在，他已正式高于法律，握有生死大权。实质上，他已自封为上帝的代表，可以替上帝行事：灭绝“害人虫”，创造“超人之种族”。　　深为希特勒的态度和语言所感动的国会议员们，一致“热烈地、吵吵闹闹地”通过了这项法律。在外国观察家看来，通过这条法律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希特勒的权力比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更大，这已是既成事实；事实上，比凯撒或拿破仑的权力还大。他宣称，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发国难财和打击黑市活动，削减国家机构中的多余人员，以充实生产战斗。造成德国经济流血的原因，不仅有文职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守主义，而且也有党内的贪污腐化。过去１０年来，在戈林这种人的掠夺下，加上国社党各级官员的贪污和低效能，帝国国力已江河日下。　　３天后，元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巴罗克式的克莱斯海姆堡会见了墨索里尼。与体育馆里喜不自胜的听众不同，意大利人是多少带着凶多吉少的预感前来参加会谈的，因为元首的演讲令他们沮丧。元首滔滔不绝，但有意思的不多，且对东线遭受的灾祸进行掩饰（“今年冬天，德国陆军在历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他宣称，美国是在装腔作势唬人。他再次把自己与拿破仑相比，且称胜他一筹。他还对印度、日本和几乎每个欧洲国家进行评论，武断地称它们属何种范畴。次日，午餐后，虽然话已说尽了，希特勒又滔滔不绝地讲了１个钟头又４０分钟，墨索里尼则不断在看表。连希特勒自己的将领都听烦了。“约德尔将军”，齐亚诺回忆道，“在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后，终于在沙发上睡着了。”　　（３）　　在党卫军保安处内，希姆莱不信任海德里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海德里希给党内每个人，包括元首在内，都立了厚厚的一本档案，因此便受到他人的鄙视（一天，海德里希让他的下级昆特·西鲁普看了一幅希姆莱的照片。他捂着希姆莱的脸的上部说，“上半部是教师，下半部是”虐待狂”）。但是，希特勒却为海德里希安排了大计，甚至考虑让他当继承人——由于空军表现令人失望，戈林失宠——除仍让他享有高官厚禄外，还让他出任“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代理摄政王”一职。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白色恐怖，迅速地粉碎了抵抗运动后，海德里希又做巫婆又做鬼，充当了恩人的角色，尤其是对工人和农民。他提高了产业工人的脂肪定量，改善了社会安全系统，为工人阶级征用了不少高级族馆。“他与捷克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的知识分子同事戈培尔评论道。不管他放什么在他们跟前，“捷克人都一口把它吞掉。他采取了许多极受欢迎的措施。尤其是他几乎完全征服了黑市。”　　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成就，激起捷克流亡政府采取行动。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居民，在这位仁慈的恶霸管辖下，有可能服服贴贴地接受第三帝国的统治，他们便决定暗杀海德里希。于是，曾在苏格兰一所学校里受过破坏训练的两名无衔军官杨·库比斯和约瑟夫·加拜克，便乘坐英国飞机，空降至这个托管国。　　５月２７日上午，这两名暗杀者，在两名捷克爱国者陪同下，藏在海德里希的乡间别墅与布拉格赫拉德欣堡之间的一拐弯处。当海德里布的绿色的敞篷“麦塞蒂斯”开过来时，加拜克跳了出来，扣动他的轻机枪的扳机。枪没响，他再次扣动扳机，枪再次卡壳。站在他身后的库比斯连忙朝小汽车甩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滚了滚，不动了。海德里希喊道：“踩油门！司机！”但是，最后一分钟换上来的司机却仍在踩刹车。　　手榴弹爆炸了，炸掉了小车的尾部。表面上看未受伤的海德里希，跳到路上，手中提着手枪，边打边喊，活像是“任何一部西部片中某一场戏中的主人公”。库比斯骑自行车跑了；加拜克并未受伤，枪卡壳时他呆立了片刻，然后脱逃。突然，海德里希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他摸了摸右半边屁股，摇晃着身子。车子表面的装饰物碎片和弹簧碎片打进了他的肋骨和胃部。人们立刻将他送进附近的一家医院。但是，由于他的伤势看来不重，他只接受德国医生为他诊治，其余一概拒绝。人们终于找到一名德国医生，他宣布，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因为碎片已打进肋部与肺部之间的隔膜，有的还打进了脾脏。　　身在“狼穴”附近的临时指挥部内的希姆莱，听说自己的得力干将生命垂危，不禁哭了出来。但有些党卫军官兵却认为，希姆莱流的是鳄鱼眼泪，因为海德里希平步青云，深得希特勒的宠爱一事令他非常恼火。在布拉格，海德里希已奄奄一息，他小声警告其手下人西鲁普，必须提防希姆莱。　　后来，在检查海德里希的死因时，希姆莱对党卫军外国情报处主任瓦尔特·舒伦堡说：“不错，正如元首在他的葬礼上说的，他确是个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但正当他身处权力巅峰时，命运有意将他调走了。”他的语调非常阴郁，但舒伦堡却永远不会忘记。“在讲这些话时，他像老佛爷似地点头称许，夹鼻眼镜后的那双小眼，突然射出光芒，活像是非洲沙漠中似龙非龙，似蛇非蛇的怪物的双眼。”　　那两名暗杀者，连同另外５名捷克抵抗运动的成员，终于被党卫军在布拉格一座教堂内捕获，并被处决。但这只是报复的开始。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出现了恐怖统治，使海德里希的所作所为都变成了仁政。包括利迪策的所有男人在内的１３００多名捷克人被立即处死，其莫须有的罪名是这些居民窝藏凶手。利迪策被焚，连废墟也被炸毁和推平。这座不出名的村庄之被铲除，不但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厌恶和忿怒，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也点燃了抵抗精神的火焰（*“我们飞往捷克斯洛伐克去刺杀海德里希时，总的想法就是如此”，战后，英国工党议员帕古特承认，“捷克的抵抗运动的主力是后来党卫军采取报复手段的直接结果。”）　　海德里希被谋杀后，受苦最深的是犹太人。在他被谋杀的当天，柏林就处决了１５２名犹太人，还有３０００名被从德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运往波兰。——在波兰，屠杀营已开始源源不断地接收受害者。　　在“最终解决”问题上，最可怕的一个发明恐怕是“犹太人委员会”了。这个委员会除主管驱逐工作外，还担任毁灭工作。它是由犹太社会中认为最好的政策莫过于不抵抗并与德国人合作的头领们组成的。“我不惜牺牲５万名犹太人”，一个名叫摩西·梅林的典型的头领说，“去拯救另外５万人。”　　６月初，集体屠杀的暴行已在希姆莱的书面命令下进行了。艾克曼曾把这份命令让他的一名助手狄埃特·维斯里塞尼看过。他还向他解释说，“最终解决”的意思，是把犹太种族灭绝。“上帝可千万要禁止我们的敌人也对德国人做类似的事情！”大吃一惊的维斯里塞尼喊道。　　“别感情用事”，艾克曼说，“这是元首的命令。”这一点，在７月末希姆莱写给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一封信中也得到证实。“东部占领区的犹太人必须清除干净。元首已把执行这道命令的艰巨任务加在我肩膀上了。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谁都无法帮我卸下这副重担。所以，我非禁止任何人的干预不可。”　　武装党卫军技术消毒服务处处长库特·格斯坦因所听到的消息，已经使他绝望了。“纳粹的恶魔行径令他大惊失色”，一位友人回忆说，“也使他觉得，他们并不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那年夏天在德占区４个灭绝营进行的一次巡察中，格斯坦因亲眼看到了他所谈到的东西。在第一个灭绝营，他和两名同事——艾克曼的副手和一名叫普芬南斯狄埃尔的卫生教授——被告知说，希特勒和希姆莱刚下令“全面加速行动”。两天后，在贝乌泽茨，格斯坦因见到，这些话已变成了现实。　　“看了那么多，或能看到那么多的人”，负责人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告诉他，“活着的不到１０个了。”格斯坦因观看了灭绝的全过程。那天货车运来６０００人，其中１４５０人业已死亡。活下来的人被用鞭子赶下车后，便命令他们将衣服剥光，把假肢、眼镜等取下，把贵重物品和钱交出来。女人和少女的头发全被剪下。“给潜艇人员做好东西”，一个党卫军人员解释说，“做漂亮的拖鞋。”　　格斯坦因眼见着他们列队进入死亡室，内心非常反感。男女老幼，赤条条的，列队打他跟前走过，非常可怕。一个身材高大的党卫军士兵、用牧师讲道的口吻，大声向众人保证，不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你们只要深呼吸就行了。这可加强肺的功能。吸氧是防止传染病的方法之一，是消毒的一种良方。”有些人胆怯地问，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个党卫军士兵作了进一步的保证：男人修路、造房子，女人做家务或在厨房里帮工。但是，死亡室里发出的臭味却不讲自明，前面的人站着不动，是后边的人硬把他们挤进去的。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语，只有一个女人，眼中闪着忿怒的光芒，大骂谋害她的凶手。维尔特用鞭子抽她，迫她前行（维尔特是斯图加特前刑警局局长）。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则在问：“谁给我们水去洗死者？”格斯坦因与他们一起祈祷。　　至此时，毒气室已挤得水泄不通。但是，柴油车用其废气毒杀犹太人，司机发动不着车子。因为耽搁而气得发疯的维尔特，便用鞭子去抽司机。两小时又４９分钟后，柴油车发动着了。又过了２５分钟后，格斯坦因往毒气室里瞧了瞧。里边，大多数人业已死亡；３２分钟后，全部归西。格斯坦因回忆说，他们全笔挺挺地站着，“像玄武岩柱子似的，因为连倒地或倾斜的空间都没有。各家人都手拉着手，死后仍拉着。”恐怖仍在继续：一群工人用铁钩将死者的嘴巴撬开找金牙，其他人则在肛门里或阴道里寻找珠宝首饰。维尔特很得意。”你自己看看”，他指着一大箱金牙说，“有多少黄金呀！昨天，前天也收了这么多。每天我们能找到什么，你是想象不到的；有美金，有钻石，有黄金，明白吗？”　　格斯坦因硬着头皮看完了最后一个程序。他们把尸体扔进壕沟。壕沟有许多条，每条长数百码不等，就在毒气室旁，很是方便。人们告诉他，因为中了毒，尸体数天后便会肿胀，尸堆高起二三米。消肿后，尸体被堆在铁路枕木上，加上柴油，烧成骨灰。　　次日，格斯坦因一行驱车来到华沙附近的特莱勃林卡。在那里，他们看到的设施几乎毫无二致。但规模更大。“８个毒气室，衣裳堆积如山，高３５米至４０米不等。”为庆祝他们的来访，营方特为雇员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当人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尸体后”，普芬南斯狄埃尔教授说，“他们便会明白，你们做的工作是何等伟大！”晚宴后，主人向客人们分发奶油、肉和酒，作为临别赠礼。格斯坦因撒了个谎，说这些东西他农场里供应充足。于是，教授便拿了他的那份和自己的一份。　　到达华沙后，格斯坦因马上动身返回柏林，决心将自己眼见之可怕情景告诉人们。他成了一个现代的“古老水手”，他把真情传播给他的同事们——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会有这种事！如同扔进池塘中涟漪越泛越大一样，库特·格斯坦因的故事也越传越广。　　（４）　　１９４２年到了，但德国的军事形势几乎一成不变。东线依旧停滞不前，而隆美尔之沙漠攻势又尚未完全准备好。所听到的报道，除了说日军节节胜利外，并无多少令人喜悦之处。希特勒对日军之胜利颇为高兴，但又因其盟友客气而坚决拒绝按其意愿进行战争而精神沮丧。里宾特洛甫通过大岛大使，逼迫日本把进攻的矛头转向印度，但未取得任何效果。希特勒把大岛请到“狼穴”，重提这一要求，也没有成功。他说，德国陆军马上就要入侵高加索了，一旦取得了那个产油地区，通往波斯的道路便大开了。到那时，德日两国便可展开大规模钳形攻势，消灭英国的远东军。这虽然诱人，日本却拒绝了这一机会。他们业已在考虑与西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日本天皇召东条首相入宫，指示他“切不可失去结束战争的任何机会。”东条召见德国大使欧根·奥特将军，向他建议，德日两国秘密与盟国接触；如希特勒派远距离航程的轰炸机前来，他愿以天皇私人代表的身份飞往柏林。元首的回答很客气，却不热心；他不愿冒东条乘德机坠毁身亡的险。　　希特勒决心在没有日本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俄国。于是，他便按计划进军高加索。他用书面文字强调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令他的陆军将领大吃一惊。如果他们不拿下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油田，他说，“我就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了。”　　由于春雨滂沱，这个代号为“勃劳”的野心勃勃的战役，被拖了几个星期，直到６月２８日才由包克元帅发动。６个匈牙利师和１７个德国师直插库尔斯克。４８小时后，由１８个师组成的强大的第六军向正南发动进攻。苏军犯了个错误：将他们的坦克很少量地投入战斗。所以，不到４８小时，两支德军便会了师，包围了一大批苏军。前方就是顿河和战略要地沃罗涅什，但包克却不急于乘胜追击，于７月６日才攻下该城。但，此时的希特勒早已厌烦了包克这种慢吞吞的战术，永远解除了他的职务。　　正当包克一边抱怨受到虐待，一边西行返家退休时，希特勒将他的司令部移至乌克兰的腹地，在文尼察东北数英里处的林子里安营，亲自将它命名为“狼穴”。这是个很凄凉的地方，所谓司令部，其实只有几间木屋，连掩护都没有。那里没有山，没有树，只有一望无边的空旷地带。７月，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普照，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明显地影响着希特勒，也使争论和争吵——数星期后达到了顶峰——显得更加激烈。　　也许，炎热也助长他们犯下了一个关键的错误。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决定：在继续进军高加索的同时，向伏尔加河上的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发动大规模进攻。哈尔德曾公开抱怨，同时攻占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是不可能的，建议集中力量攻占前者。但希特勒仍坚信俄国人已经“完蛋”。　　在苏联的最高统帅部里出现了深切的忧虑。斯大林撤换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指挥员，令该城作好被围的准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们已开始在城四周筑起三道防线。民团和工人民兵，一营一营地被派往西线，支援正在后撤的红军。　　在“狼穴”里进行的辩论也激烈化了。在一场暴风雨般的争吵后，希特勒对他的贴身副官说：“如果我再听哈尔德的意见，我自己都会变成和平主义者了！”在７月３０日举行的元首日会上，约德尔庄严地说，高加索的命运将由斯大林格勒决定，早些时候开往高加索的第四装甲军，必须改派往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大发雷霆——这样，争论便成了攻击——但后来又同意这样做。倘使这支坦克部队未被调往南方，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落入德军之手。但是，到了此时，苏联已在伏尔加河前方集结了足以延缓（不是打垮）任何新的袭击的兵力。大事之成败往往与这些表面看来系无足轻重的决定有关。斯大林格勒若在仲夏便被包围，苏军整条战线可能到冬季便会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希特勒冒险分兵，此又系一例。在此之前，他首先坚持同时攻打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然后才迟迟提出进军莫斯科，而伴随这一切的又是在追求灭绝犹太人这一个人目的的同时，发动了政治和思想的斗争，以及因此而进一步消耗了精力。在目前的困境中——打斯大林格勒还是高加索？——同样地，他又坚持夺取两者，这又冒了两地均不可得下的危险。这种情况，古代希腊人称之为“自信过度”，也就是过分骄傲，终将使所有征服者身败名裂。　　如果说，出于野心，希特勒将其陆军置于险境而对此他又觉得于心不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也不很明显。一个星期后，他又向一个意大利的来访者心平气和地保证，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地均可夺得。他的乐观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军事上，总的形势是好的。在北非，隆美尔出人意外地获胜，攻下了英军防线重镇托布鲁克，然后又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６５英里之遥的阿拉曼进逼。接着，又传来了一个更大的胜利的消息：中途岛大捷。希特勒原相信这是日本人的胜利，因为他相信日本人的公报比美国人的准确。但是，这次却是他的盟友撒了弥天大谎。日本不但丧失了４艘母舰和海军航空部队的精华，而且因这一战役，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已经改变了。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美国人刚在地处日本防卫圈腹地、具有战略意义的瓜德尔卡纳尔岛上大规模登陆。这便证实了日本失败得何等惨重。　　这是个惨重的挫折，且来得如此突然。“狼穴”里争论得更加激烈，这便不足为怪了。８月２４日，哈尔德要求将一支受苏军重创的部队后撤以缩短战线。这一要求使一场激烈争论爆发了。希特勒吼道，他的陆军总参谋长所提建议都是一模一样的——撤退！“我希望，我的指挥官们与战士们一样坚韧不拔！”　　平常，哈尔德是可以忍气吞声的。今天，他却反驳了。他说，成千上万英勇的德国人倒卧沙场，其原因不外乎是有人不让他们的指挥官作出合理的决定。希特勒不禁一愣。他双目直视哈尔德，粗声粗气地说：“哈尔德将军，你怎敢在我面前使用这种语言！你以为你可以教训我，前线的士兵在想些什么吗？前线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你在哪里？你还装模作样，说我不懂前线的情况。我不能容忍！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其他军事将领一个个低着头溜到会议室外去了。显然，哈尔德呆在最高统帅部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８月下旬，战斗打到了斯大林格勒北郊。德军的狂轰滥炸业已使全城大火熊熊；红军的通讯系统被破坏了，致使该城暂时与外界隔绝。但是，希特勒并不能立即取胜。他觉得，前线的指挥官们向他撒了谎，他也受了指挥部里的人的骗。由于对这两种人均产生了怀疑，且慢慢成了病态，他便几乎不听别人的劝告，对批评意见则一概不听。夏季的炎热令他窒息；他常在愤怒和反唇相讥中仓促作出决定。他对接替包克职务的李斯特元帅尤其不满。当李斯特离开了８月３１日会议的会场后，希特勒破口大骂这位元帅。李斯特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５）　　８月下旬，德国破获了一个名叫“红色管弦乐队”的间谍组织。这便证实了希特勒的信念：他周围的人都是卖国贼。这个间谍组织成功地将进攻迈科普的情报，以及德国的燃料情况，帝国进行化学战的化学原料之储存地点，希特勒坚持攻打斯大林格勒等情况，告诉了莫斯科。当局进行大规模逮捕后，处决了包括美国公民密尔德·韩纳克在内的４６名该组织的成员。然而，秘密情报依然接连不断地流到莫斯科。这是另一个间谍鲁道夫·罗斯勒提供的。此人系一出版商，在卢塞恩从事出版左派天主教书籍的工作。罗斯勒（代号为卢西）在德国拥有不少消息提供者。包括最高统帅部信息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弗里茨·提尔将军在内；所以，他的情报远比“红色管弦乐队”提供的重要；他甚至可向苏联红军提供德军作战的日程。　　希特勒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可能有间谍，因为他的每个行动似乎都不出苏军所料。由怀疑发展成为愤怒，而首当其冲的又是陆军将领。９月７日的争论是最激烈的一次。那天上午，希特勒派约德尔——少数几个依旧受宠的参谋人员中的一个——前往高加索，了解李斯特在通往里海的山道上何以进展如此缓慢。在与李斯特和山区兵团司令进行长时间的会见后，约德尔得出结论：局势已无望。他飞返文尼察，向希特勒汇报称，李斯特是严格按照他所得到的指示行动的。　　元首霍地站起身来。“谎言！”他喊道。他接着便指责约德尔与李斯特勾结，说他的任务仅限于传达命令。约德尔从未见有谁这样大发雷霆。他深深受到刺激，便不顾一切进行反击。他说，如果你希特勒要的仅仅是一名信差，你何不派个青年尉官去高加索？由于约德尔当着他人的面“伤害了”他，希特勒大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还向众人瞪眼。希特勒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是谎言的受害者，便匿身于地堡内，闭门不出。　　简单汇报情况的会议现改在他的室内举行了。他拒绝与任何一个参谋人员握手。会议的气氛冷若冰霜，只由记录员把元首的指示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他已下定决心，不让众人对他的命令有所争论。餐桌旁的那种亲热的同志情谊已宣告结束。此后，元首便独自一人在自己室内进餐，与他作伴的只有那条德国狼狗——这是鲍曼不久前送给他的，目的在于在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前能得到一点休息。（*海姆此后不再记录餐桌旁的谈话。数月后，希特勒回到了餐室的桌旁，柯本继续作记录，直至次年１月。此后，鲍曼和一名叫缪勒的新闻记者也作了些记录，但大都无关紧要。）　　在文尼察，德军司令部在沉默中焦急地等待着。谁也不觉得自己安全。９月９日，希特勒断然解除了李斯特的职务，由他自己亲任Ａ集团军司令。接着便有谣言传来，说哈尔德、约德尔和凯特尔也将很快被解除职务。凯特尔与瓦尔利蒙将军历来私交不深，现在却跑去向他请教。他问他，是否仍有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自尊。“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瓦尔利蒙尴尬地回答。他忆起，一次，希特勒生气地把卷宗往桌上一扔，凯特尔便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动弹。卷宗落地后，这个参谋长竟忘了自己是个高级军官，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是个低级军官似的。瓦尔利蒙暗想，“这是不称职”的一个典型例子。可怜的凯特尔因不自量力而失败，但悲剧却是，他从未想担任此职。　　在会议上，希特勒继续表现出既坚韧不拔又信心十足。当Ｂ集团军司令冯·威克斯将军和负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弗雷德里希·保罗斯将军提出，顿河战线长，防守又薄弱，必须小心警惕时，元首对他们的关切不以为然。他向他们保证，俄国人已山穷水尽，在斯大林格勒的抵抗“仅仅是局部的”。俄国人既已无力发动大规模反攻，顿河战线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危险了。最重要的，他说，是要“集中人力，尽快拿下斯大林格勒全城和伏尔加河两岸”。他提出用３个师的兵力去增援保罗斯的第六军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次，希特勒的乐观确有些理由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秩序大乱。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由于军官和士兵开小差或逃亡后方，许多部队业已解体。在通往东部的大小道路上，成群结队的难民，牵着牲口，扛着农具，向东逃窜。有个不久前才被任命的司令官发现，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他的装甲部队已不翼而飞；炮队、反坦克部队和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有些是将军）也已离营逃亡。到了９月１４日，大难似乎已快临头。德机狂炸斯大林格勒城后的伏尔加河，步兵冲进了市中心，拿下了主要的火车站，还逼近了河边。　　猛然间，苏军加强了抵抗。援军渡河后，与德军展开激战。１５日，主要的火车站竟数次易手，保罗斯不得不缩小其进攻范围。战斗打得没精打彩，明显地影响了希特勒的情绪。缺席两周后回到情况汇报会桌旁的瓦尔利蒙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元首久久地恶狠狠地注视他时，他暗想：“他明白了，苏联是打不败的，他的信心也烟消云散了。”他再也无法容忍曾目击过“他的缺点，他的错误，他的幻想和他的白日梦”的将军们的原因就在于此。　　“他不信任他的将领，连一个也不信任”。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他会将一名少校晋升为将军，并让他当参谋长——只要他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好像什么也不适合他的口胃，他常常咒骂自己竟与如此拙劣的将军们一起打仗。”希特勒决心除掉哈尔德，因为元首最讨厌的就是他，说他是灭亡的预言家；但又不得不容他，因为他有才干。９月２４日，末日来了。“你我两人一直在受精神折磨”，希特勒说，“我之所以精疲力尽，一半是因为你。不值得再这样下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热情，不是职业才干。这些我并不想在你这样一个老式军官身上得到。”哈尔德双眼噙着泪水——在希特勒看来，这是软弱的象征，这也是将他解职的进一步的理由。哈尔德一声不吭。待希特勒发完长篇议论后，他站起身来。“我走了。”说着，他便昂首阔步离开了房间。他相信，希特勒受女性特点的支配。“支配他的是直观而不是纯逻辑”，他后来写道，“这是许多能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之一。”　　希特勒要求接替哈尔德之职的人，一定要与哈尔德相反，于是便挑选了库特·蔡茨勒。由于是新晋升的少将，蔡茨勒没有哈尔德享有的资格老、有权威等优点。他对最高统帅部和陆军集团军各将领是否拥有影响力，这是值得怀疑的。蔡茨勒比较年轻，也较缺乏经验；但深得希特勒常识的却正是这一点。他连升两级，让他当了上将。　　从外表看，他并不适合此职。他身材又矮又胖，好象是用三个球连成的。但是，在与希特勒第一次见面时（有２０名左右军官在场），蔡茨勒并未拍马屁。总参谋部因怀疑和恐惧而受到元首的责骂时，他无动于衷地听着，一声不响。待几乎针对室内每个人的猛烈攻击结束后，蔡茨勒便说：“我的元首，如您对总参还有什么意见，请单独告诉我好了，不要当着这么多军官的面说。否则，您就得另找一位参谋长。”他向元首敬了个礼，便步出室外。其他军官都等着希特勒发火，但希特勒却深为感动。“哎”，他微微一笑，他问：“他会回来吧，是不是？”　　期望在最高统帅部出现新的反抗精神的人们，很快便幻想破灭了。在为庆祝陆军总司令部落成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中，蔡茨勒说：“我要求每个军官做到下列诸点：他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指挥方法；他必须利用各种场合让此信心感染他的下级和他周围的人们；在总参谋部，凡达不到此要求的，不管是谁，对我都是无用之徒。”　　希特勒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总参谋长，便动身前往柏林发表演说。这篇讲演是在９月的最后一天，在体育馆为“冬季救济”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听众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他们不知道元首会说些什么，一个个拭目以待。但，这篇讲话很短，也不激动人心，他演讲时也缺乏通常应有的那种魅力。许多外国听众觉得，他之所说纯系无关紧要的牛皮大话，但，他们却未抓住在保证夺取斯大林格勒时讲的反犹的那段话。也许，这是因为他之反犹的语言重复太频繁之故。那年中，他第三次重申他的预言，就是说，如果犹太人挑起“一场灭绝雅利安人的国际战争，被消灭的将是犹太人本身，而不是雅利安人”。重复此话的动机是什么，除了对“最终解决”的秘密有所闻的人了解外，别人是不清楚的。每次提起此事，都得到大众的公认——公认其灭绝计划；也是给那些担负集体屠杀的精英之师以保证和权威。他重提首次预言的日期，且弄虚作假，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日期应是１９３９年１月３０日，不是他反复说的９月１日。这不可能是失言，因为希特勒重复了三次。把日期改在进攻波兰那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天，他便把他的种族纲领与这次战争联系在一起了。他是让人们对终将面临的残酷现实思想上有所准备：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将犹太人灭绝就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他已在宣布——不明显地——他的孪生纲领——“最终解决”和“生存空间”——正按计划进行。听众离开礼堂时，都觉得周身不舒服。唯一提高大会气氛的工作是他们自己同声高唱《东方战斗之歌》。这首歌的曲调，即使在外国记者们听来，也是很优美动人的：　　保卫德意志，　　我们常备不懈；　　东方徐徐升起的太阳，　　号召千百万人奔赴疆场。　　许多官员并没有他们这种精神，因为在东方采取的镇压措施令他们震惊。最有力的谴责发自罗森堡的“东方领土部”，虽然它的部长并不愿意与强大得怕人的希姆莱——鲍曼——埃利希·科赫联盟开战（科赫系派往乌克兰的帝国总督）。科赫此人曾当过火车司机，迷恋炫耀之举，常坐着马车转来转去，活像个土皇帝。慑于“三人团”所采取的残酷措施，罗森堡不久前还主动向他们求和：开除了象征他自己对占领区采取的更自由的政策的格奥尔格·莱勃兰特。但是，余下的下级人员继续向罗森堡施加压力，要他绕过鲍曼，直接面见元首；他们不断向他呈交各种建议和报告。控告鲍曼——希姆莱——科赫“三人团”最有力的起诉书，要算是曾在苏联呆过７年之久的奥托·勃劳蒂加姆起草的、长达１３页的备忘录。他说，德国人原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占领区的人民很快发现，“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口号，不过是奴役他们的诱饵罢了。德国人不但得不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盟友，反而制造了死敌。“我们的政策”，勃劳蒂加姆控告说，“迫使布尔什维克与俄国民族主义者结成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今天，俄国人作战英勇无比。仅仅为了人类的尊严，他们勇于作出不平常的牺牲。”勃劳蒂加姆的结论是，解决办法只有一条：“必须告诉俄国人民，他们未来能得到什么具体的东西。”若希特勒曾读到过这份备忘录，那么他也未听其提出之劝告。他已决心破釜沉舟，是胜是败，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６）　　对德国而言，１１月是个灾难月，因为东西两方的敌人都节节取胜。在希特勒的优先等级中，征服埃及属于低等，故未给隆美尔送去足够的给养和援兵，这就使北非的失败不可避免。虽然金字塔已在眼前，“沙漠之狐”还是被迫打防御战。　　当他的南翼（由意大利军把守）被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攻破时，隆美尔便电请允许他撤退。１２月２日晚，元首作了答复：不准后撤“寸步”，部队“不成功，便成仁”。　　在收到这封电报前片刻，隆美尔又发电说，他被迫后撤；撤退已事实上进行了５小时。这一消息于凌晨３时抵达了最高统帅部。由于值班的作战参谋并不知道希特勒先前的电报内容，便觉得此电不很重要，未将其交给元首。当然，希特勒对未叫醒他是很生气的。他要召见瓦尔利蒙。当瓦尔利蒙朝元首的办公室走去时，凯特尔从远处朝他高喊，态度很不像是个军人：“你，瓦尔利蒙，到这儿来！希特勒再也不想见你了！”他得到通知，他已被解除职务。　　隆美尔的撤退，是沙漠地区全面失败的预兆。紧接着，１１月７日，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报告：同盟国的一支庞大的舰队已驶入地中海，正在向北非海岸靠近。这支舰队数天前就在直布罗陀发现过，但希特勒以及最高统帅部却认为它们是开赴撒丁或西西里的。约德尔解释说，德国人感到惊奇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这样，在贡比涅森林垮台后，法国从德国得到了正当的待遇，说得更确切点，是崇高的待遇。此后，我们并未想到法国会玩一手虚假的政治——因为这次登陆只有得到法国人的同意，才能进行”。　　对其军事将领的惊慌，希特勒既不屑于去寻找借口，也不去思考。他中断了中午举行的情况汇报会，在大多数“狼穴”的“高级居民”的陪同下，登上了他的专列。他们的目的地是慕尼黑；到那里庆祝啤酒馆起义１９周年。正当德国元首在安睡时，英美两国的先头部队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滩登陆了。报告很早就到了，它表明，法军在阻击登陆部队。于是，希特勒便斥责他的几个顾问，说他们惊慌失措。接着。他便下令增援地中海另一端的克里特岛，令众人目瞪口呆。表面上，至少表明，他更加关心的是下午６时要在罗文布劳酒馆向老同志发表的演讲。这是一篇战斗性的演讲。有人攻击他，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坚持夺取“碰巧也叫斯大林”的那座城市，让德军付出的代价，就像在凡尔登付出的一样昂贵。但是，他警告说，他不是软骨头，不是只因有几个卖国贼想与西方媾和便把帝国在东部征服的大片土地拱手交了出去的威廉二世。“请我们的所有敌人都放心，那时的德国是在１１时４５分放下武器的，而我，从原则上讲，从不在１２时５分以前放下。”　　晚上，从非洲发回的报告，因为太严酷，希特勒不敢置之不顾。他令里宾特洛甫把墨索里尼立刻叫来开会。在２４小时内第二次被从床上叫起来的齐亚诺，在被说服后，便把墨索里尼叫醒。但墨索里尼却拒绝前往巴伐利亚。他不想在失败的阴影下会见希特勒，何况他又身体有病。待替代他的齐亚诺到达慕尼黑时，希特勒已接受了非洲登陆的现实。他已看得很明白，“战神已离德国而去，跑进了对方的营垒。”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建议，通过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科隆泰夫人找斯大林。希特勒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又建议“必要时”放弃在东方征服的土地。元首跳了起来。“我所要讨论的”，他说话之猛烈吓坏了里宾特洛甫，“是非洲——没有别的！”　　日本也试图让德国与俄国讲和，但遭到元首的拒绝。日本的另一个正式请求，即请求德国在东方采取守势，将大部分兵力调至西方，也遭希特勒的拒绝。“我明白你日本人讲的道理”，希特勒对大岛大使说，“主意不错，就是无法实行”。　　在如此寒冷的国土里，挖防御工事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不过是唱高调，让盟友听起来顺耳罢了。希特勒的计划能否成功，全靠能否战胜布尔什维主义。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与斯大林妥协是万万做不到的。如不能在东方取得胜利，由于任务使然，他必须挡住红军，直到将犹太人从欧洲清除出去。　　在柏林，谣言四起，说希特勒已经疯了。据说，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冯克部长太太对弗里克部长太太说，“元首正把我们引进灾难中去。”“不错”，弗里克太太说，“那人已经疯了。”著名的外科医生费尔迪南·绍埃勃鲁赫也有同样看法。　　他对友人们说，新近一次去看元首时，他发现希特勒既苍老又颓丧，还断断续续地喃喃自语，说的是“我一定要去印度”，“一个德国人被杀，十个敌人必亡”之类。　　（７）　　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又面临另一次失败。数星期来，保罗斯的第六军进展甚微。前进的距离只能以码计，而每一码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保罗斯和东方情报部主任莱茵哈德·格伦都发出危险警告，说敌人正向北面大规模集结部队。“对敌方的情况，我们尚无法作出全面的估计，因为目前局势尚摇摆不定”，格伦于１１月１２日报告说，“但是，敌军会尽早进攻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切断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置我东部部队于险境，以迫使我军撤离斯大林格勒。”　　其时，希特勒正在贝格霍夫，未读到这份不吉利的报告。但对罗马尼亚军队他也是很关切的，曾特意询问此地区是否有情况。那星期一直参加军事会议的曾卡默尔回忆说，回答是没有，一再说没有。由于坏消息传递缓慢，元首并不知道局势的严重性。苏军的力量如何，人们还有些怀疑，而被希特勒新近的批评（“一而再，再而三地高估敌人的力量”）刺痛了的陆军总司令部，又不愿重复他们在波兰和法国的失算。　　１１月１９日拂晓，苏军以４０个师的兵力攻打罗马尼亚军。守卫者虽然打得出色、英勇，但终被占压倒多数的敌军打垮。Ｂ集团军司令迅速地作出反应。首先，他令保罗斯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让部队准备对付左翼的威胁；然后，鉴于罗马尼亚军垮台已成定局，他建议第六军立即后撤。　　希特勒武断地否决了这点。早些时候的报告使他相信，苏联已流血过多，眼看要死亡了，这次反攻不外乎是垂死挣扎。他于是便令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死守，援军已在半途中。然而，这些话并未反映出希特勒的司令部本身是何等的混乱。恩格尔少校在日记中记载说，”那里一片混乱。元首自己也完全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几个痛苦的小时里，他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斥责他的将领们又重犯老毛病”。　　他不太情愿投入战场的坦克部队已被打退。１１月２１日，罗马尼亚军（因为老鼠咬破了电线，其半数以上的坦克抛了锚）被分割。“绝对丧胆”，一个罗马尼亚军官在日记里草草写道。“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犯了什么罪过呀？我们为何要受这等苦？”只是到了那天，保罗斯和他的参谋长亚瑟·施密特才醒悟到自身的危险。苏军的坦克出现在离司令部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就证明，第六军的交通要道已被苏军占领。在匆匆将司令部转移后，他便请求后撤。他的上司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请示了最高统帅部。在当晚于贝格霍夫举行的会议上，约德尔建议让第六军全面撤退。元首再次说不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地带。”　　次日上午，也就是２２日，苏军庞大的钳形攻势之双钳会师了，将第六军全部包围。２０万德军最精锐的部队，连同１００辆坦克，１８００门大炮和１万多辆各种车辆，被困在一大盆地里。在第六军当天上午举行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向西南方向突围。“不行”，参谋长施密特说，“燃料不够。如强行突围，结果必然是拿破仑遭遇过的浩劫。”他说，我们不得不打“刺猬”防御战。下午，由于情况严重恶化，施密特对自己的论点开始产生怀疑。就在此时，保罗斯收到了新的命令：就地坚持、待命。“噢”，保罗斯转身对参谋长说，“现在我们有时间去考虑怎么办了。咱们分头考虑吧，１小时后前来见我，看两人的结论是否相同。”结论是一模一样的：朝西南方向突围。　　此时，希特勒正在返回“狼穴”途中。撤退，这是他无法考虑的。当晚，他以私人名人致电保罗斯。“第六军必须明白”，他说，“本人正在尽力援助你，等待解围。我将迅速发布命令。”保罗斯接受了这一决定，但他的一个兵团司令却自行其事，将部队后撤，以迫使保罗斯下令全面撤退。保罗斯原是有权将他撤职或逮捕的，但他未这样做，原因是情况确实危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得悉撤退一事后，竟把责任加在无辜的保罗斯头上，给应负责任的罪人——希特勒非常信任他——以独立指挥权，以示嘉奖。　　１１月２３日晚，第六军军长以个人名义请求允许他突围。希特勒置之不理；原因之一是，他对保罗斯抱有怀疑。戈林向他保证：德国空军可向被围的第六军空投给养。尽管这个元帅过去的战绩甚差，希特勒还是听从了他。次日上午，希特勒便令保罗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给养将由空军空投。　　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抓住戈林的轻率诺言，只凭主观想象，宣布斯大林格勒是个堡垒。这样，他便将２５万名德国及其盟国的官兵的命运一笔勾销了。　　对保罗斯的上级丧失信任后，希特勒便把那个指挥官的大部分指挥权移交给了冯·曼斯坦因元帅（这个元帅的入侵西方的巧妙计划，与他的非常接近）。即将由曼斯坦因指挥的是一支新的部队，即顿河集团军，任务是阻止苏军西进，以便减轻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身上的压力。那天中午，曼斯坦因给保罗斯发了一封恢复信心的电报：“我们将尽力解脱你的困境。”他补充说，保罗斯眼下的任务是：“按元首的命令，固守伏尔加和北部战线，并准备用重兵向后方突围。”保罗斯以为，曼斯坦因在叫第六军固守的同时，将打开一条走廊。这样，保罗斯和施密特便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计划：不待希特勒允许，自行突围。　　那天天黑前，为斯大林格勒运送给养的飞机，有２２架被击落。２５日，另外９架又被毁。保罗斯只拿到７５吨食品和弹药。２６日，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回到“狼穴”，不顾希特勒的愤怒，悍然建议给保罗斯以“行动自由”；就是说，强行突围，那若失败，默许他投降。希特勒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只同意叫曼斯坦因采取解围行动。对各种反对意见，希特勒都以戈林一再作出的空洞保证——空运足够的给养——作为回答。“如此强烈的乐观情绪把我给吓坏了”，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的乐观甚至连空军总参谋部的人都不敢有！”　　那天，保罗斯手书感谢信一封，感谢曼斯坦因新近作的关于援助第六军的保证。他告诉曼斯坦因，他已向希特勒请求行动自由——在必要时。“我之所以要这个权力”，他解释说，“是因为我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发那唯一可能的命令，却又为时过迟。我无法证明我只能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发布这样一道命令。我只能请求你接受我关于此事的诺言。”　　保罗斯在午夜前５分钟收到元首的答复。希特勒以私人的名义发电给第六军全体官兵，命令他们坚守岗位，并保证尽力为他们解围。　　解围行动，即“冬季风暴”，是比较不充分的。它只包括一次性的单向穿插，兵力只有两个装甲师。此次行动原计划在１２月上旬进行，由于集结这支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时，碰到诸多拖延和周折，致使１２月１２日上午才开始。２３０辆坦克隆隆沿东北方向朝近百公里外的斯大林格勒滚滚前行。一路上，抵抗很少；有些地方竟毫无抵抗，这使德军摸不着头脑。即使如此，坦克也只前行了１９公里——在阳光照射下，道上的结冰开始融化，使斜坡变成了滑溜溜的陷井。　　在中午举行的例会上，希特勒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出现了灾难吗？”当人们回答说只有意大利军队把守的阵地遭到进攻时，他便开始喃喃诉苦：“南方的事使我度过了更多的不眠之夜。我们还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怎样。”　　六天来，第六军的官兵眼巴巴地望着友军的坦克前来，但他们见到的却是一队队苏军吃力地朝西面走去——阻击“冬季风暴”。曼斯坦因也同样沮丧，于１８日提出请求，让保罗斯突围，以拯救大多数士兵的生命。蔡茨勒“非常紧急”地批准了这一措施，但希特勒仍坚不应允。因为意大利的第八军于那天崩溃，在解围部队的北面留下一下巨大的缺口。　　次日下午，曼斯坦因再次电请希特勒允许第六军突围。开始时，希特勒予以拒绝；后来，在蔡茨勒的不断催促下，才开始有松动的迹象。他之犹豫不决，使有些军官存在一线希望：保罗斯会主动地设法突围。如有能力，保罗斯会这样做的。他已准备不服从元首原来的命令；但是，到此时，他拥有的坦克已不到１００辆，燃料最多只够行驶３２公里。还有，所存弹药供防御用尚属不够，何谈进攻。他和施密特都把希望寄托在前来解围的援兵身上。　　然而，前来援救他们的坦克再也不能东进了。１２月２３日，曼斯坦因令解围部队停止进攻，原因是其中一师装甲部队必须赶去堵塞正在逃窜的意军所留下的缺口。下午５时４０分，他用电传与保罗斯取得了联系。他问：“若情况坏到极点”，他能否突围？保罗斯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现在有权主动采取这一行动？“一旦行动”，他说，“那就不再回头。　　“今天我不能把全部权力给你”，曼斯坦因回答说，“但我希望明天能作出决定。”　　在其司令部内，希特勒仍不愿作此决定。于是，在圣诞节前夕，曼斯坦因给第六军的只有阴郁的语言和节日的问候。　　那天晚上，曼斯坦因电告“狼穴”，斯大林格勒的官兵的体力已大大下降，而且还会加速下降。“看来，他们虽仍能支持短暂时日，但无力杀开一条路出来。我认为，本月月底是最迟的一天。”这封电报虽由曼斯坦因本人签发，但他知道，希特勒是不会听的。第六军业已灭亡。保罗斯虽极想突围，但他明白，突围即自杀。他同意曼斯坦因的意见：末日已到了。但，是否要把局势向官兵们作一解释呢？没有希望的士兵是不愿作战的。　　戈培尔试图在他的新年咨文中将希望给他们。在一篇专为前线士兵发表的讲话中，他保证，１９４３年将使帝国接近“最后胜利”和“最终胜利”。他对自己的人员讲得坦率得多。　　他说，未来数月内的宣传必须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基本上是防守的印象。“自开战以来，我们的宣传工作采取了一条错误的发展路线。战争的第一年：我们打赢了。第二年：我们会打赢；第三年：我们必须打赢；第四年：我们是打不败的。”这样发展下去，他说，便是灾难。“相反，我们必须让德国公众明白，我们是有能力打赢的。因为，一旦全国的工作和努力都转到全部为战争服务上来，打赢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的。”这是一幅阴郁的图景，是元首两星期后发表告示，命令全国实行战争总动员的先声。　　（８）　　新年前夕，希特勒派其私人飞机驾驶员波尔前往斯大林格勒，将第十四装甲兵团司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一条胳膊的汉斯·休伯将军带回德国。休伯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元首司令部后，希特勒便叫他将第六军的处境准确、详细地告诉他。休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将他的同志们所处的绝境告诉了希特勒。元首默默地听着，大受感动。“许多情况对我都是新的”，他说。接着，他便保证派党卫军装甲兵团——此时在法国——前去为斯大林格勒解围。与此同时，空运物资将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元首深情地说，他誓将斯大林格勒的挫折变成胜利，就像去年冬季危机后他之所为一样。　　休伯带着要给同志们灌输新的希望的命令，飞返战地。他于８日抵达。就在当天，苏联飞机空投了传单，其中包括一份最后通牒：不投降便灭亡。在受到休伯带来的新闻的鼓舞后，保罗斯告诉其各兵团司令，投降是绝不可能的。　　两天后，苏军开始进攻。第六军的西部战线慢慢受到压缩，食品和弹药的供应迅速减少；大部分大炮每天只有一发炮弹可发，每个士兵只有一块面包和少许马肉。能运抵战场的给养比戈林保证运到的要少得多。希特勒已丢掉了幻想，说话差不多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他骂戈林“这家伙是个脑满肠肥的肥猪！”最大的污辱也许是选择了他的一名下级去重新组织空运，解救第六军。元首曾两次夸奖米尔契元帅，称他是不知道“不可能”一词为何物的人物。１月中旬，他来到“狼穴”。希特勒令他每天运送３００吨给养至斯大林格勒。为此，他被授予特殊权力，包括有权向任何一个指挥官下令。米尔契大力进行改革，把日运量从６０吨增至８０吨，使被困官兵有了一线希望。然而，不久后连米尔契也无能为力了。他终于醒悟到，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１月２０日，业已缩小了一半的战场，眼看就要瓦解了，特别是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地段。保罗斯目睹官兵们所受苦难如此惨重，觉得有责任再次向上级呼吁。那天，他把施密特和另外两名参谋召来征求意见。３人中，只有１人（作战参谋）主张继续打下去。于是，保罗斯便将一份电文相同的电报分别发给了曼斯坦因和元首司令部。要求在无法再战时“避免全部被歼”。　　曼斯坦因和蔡茨勒都力促希特勒作出有利的回答。但他却继续要求第六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作为最后一项绝望的措施，一个名叫齐泽维茨的少校飞出斯大林格勒，将该处的绝境作为第一手资料向希特勒汇报，想使他回心转意。１月２２日，当齐泽维茨晋见他时，希特勒紧紧地抓着他的双手。“你是从危急的地方来的”，他说。然后，他便谈到了另一次解围计划——用一营坦克部队，突破敌阵线，前往解围。　　齐泽维茨惊得目瞪口呆，一整军的装甲部队都失败了，一个营怎能胜得了？趁希特勒谈话停顿之机，少校取出一张预先准备好的纸条，念了一连串的数字。他动人地讲述了被困官兵如何忍饥挨饿，如何被冻坏，给养如何日益减少，以及他们被一笔勾销后的感受。“我的元首”，他末了说，“请允许我说，不能再令斯大林格勒的官兵打到最后一发子弹了，因为他们的体力不能再战，也没有最后一发子弹可打了”　　希特勒惊奇地转向他，并且，在齐泽维茨看来，双眼直视着他。“男人可很快恢复体力”，希特勒说。他把少校打发走后，便令向保罗斯发报：“决不可投降。部队抵抗到底。”　　希特勒本人也疑虑重重，烦恼不已。但在两天后，他的精神又振奋了。原因是，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盟国会议一结束，罗斯福便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一些时候以来，德国人相信，卡萨布兰卡是白宫的代号，会议是在华盛顿召开的）。由于总统不可能使世界冲突用政治方法解决，所以这桩事实际上成了希特勒极端宝贵的宣传资料，唆使他的人顽抗到底。这是一线光明的希望，因为希特勒本人终于被迫接受斯大林格勒的无望的局势。据说，他已令助理主任施蒙特飞往斯大林格勒，给保罗斯带去一支手枪，供他自杀用——在最后的时刻。　　德军已开始零零星星地投降，总数量还不少，但保罗斯自己仍坚定不移。他对两名提出投降问题的师长说，总的局势不允许他们采取这一行动。他们必须遵守元首关于打到最后一刻的训谕。他虽然作出了这个决定，良心却受到压抑，因为他十分清楚他的官兵所受的折磨。直到不久前，他们的战斗意志仍然旺盛。他们信任自己的领导，以为援兵必到。今天是国社党夺取政权１０周年纪念日；士兵中出现了绝望的气氛。伤员已无地可安置，因为斯大林格勒的每个地下室都拥挤到窒息的程度。药物、绷带等，正在迅速地用完。在冻土中已无法再埋葬死者。　　保罗斯迫于无奈，只好挺身应付残局，电告希特勒称：　　在您执政１０周年纪念之际，第六军向元首致意。卍字旗仍在斯大林格勒上空飘扬。让我们的斗争成为未来世世代代人的榜样。不管如何敌众我寡，永不投降。届时，德国必将胜利。”　　在另一封私人电报中，保罗斯通知元首，说他的外甥雷奥·拉包尔已受伤。是否用飞机将他撤走？回答是否定的：作为军人，他应与他的同志们在一起。这样，希特勒真正心爱的情人吉莉的弟弟，便处于几乎必死的境地。（*在这条战线上，希特勒还有两个亲戚：汉斯·希特勒，其父系元首的大堂兄；海茵茨·希特勒，系元首的同父异母兄弟小阿洛伊斯之子。汉斯逃往德国；雷奥和海茵茨双双被俘。据斯大林的女儿说，德国人曾提出用一名德国战俘，很可能不是雷奥便是海茵茨交换她妹妹雅霞。斯大林对她说：“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据说斯大林年轻的女儿被德国人枪杀。海茵茨在囚禁时死亡。吉莉的弟弟于１９５５年回到了家园，对他的舅父未营救他一事未予追究，且更加相信，希特勒对他姐姐之死“绝对无知”）　　保罗斯在给他夫人（是个出身名门的罗马尼亚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坚持并战斗——这就是我的命令！”１月３０日晚，为参加最后一场战斗，他用一支步枪武装自己。这时有命令从“狼穴”传来，说元首已晋升他为陆军元帅。这个荣誉是每个军人梦寐以求的，但在此时此刻这似乎已无关紧要了。午夜后，蔡茨勒发来一封电报——这便是晋升的标价：“元首要我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个堡垒继续多坚持一天，都事关重要。”　　３１日拂晓，施密特参谋长向窗外望去，看见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景象。在无数炮火的闪光中，在市场上，一大群德国兵和俄国兵站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热烈交谈。施密特告诉保罗斯，结束的时刻到了。再进行局部抵抗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他们愿意自相残杀。保罗斯同意，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不到一小时，两人便坐着俄国小车，朝Ｍ·Ｓ·苏米洛夫将军的６４军指挥部驶去。　　当苏米洛夫建议去进午餐时，保罗斯说，除非俄国人答应为他的部下提供粮食和药品，否则，他一口饭也吃不下。　　“我们是人”，苏米洛夫同情地说，“我们当然会这样做。”他们走下车子。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灿烂。苏米洛夫伸开双臂。“啊，美妙的春天！”午餐时，苏米洛夫提议为红军的胜利干杯。犹豫一阵后，保罗斯举起酒杯：“我为德军的胜利干杯！”苏米洛夫觉得自己受到污辱，便放下自己的酒杯，然后和蔼地说：“算了，为您的健康干杯！”　　次日清晨，２月１日，莫斯科宣布了保罗斯和施密特投降的消息。在中午的例会上，蔡茨勒不相信这是真的；希特勒却坚信不疑。“他们正式投降了。绝对是这样”，他坚持说，“否则，他们会集中起来，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残存的子弹，集体自杀。”蔡茨勒依旧不相信保罗斯已经投降。也许他已身受重伤，躺在某处？“不，是真的投降了。”希特勒说，”他们会直接被带至莫斯科，交给克格勃处理，他们还会不加思索地发布命令，让北方战区也投降。”他继续漫无边际地说下去，称赞朝自己脑袋上开枪解决自己的军人。“这样做多简单！一支手枪——便把它变得轻而易举了。要是怕这个，那是多大的懦怯。吓！还不如被活埋！像这样的情况，他非常清楚，他的死能为邻近战场的官兵树立一个榜样，如果树立这样一个榜样，怎么还想让别人继续打下去。　　他继续大骂保罗斯。“最令我痛心的是，我把他提升为元帅。我本想让他最后满足一下。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提升的最后一位元帅。你们切不可卵未孵化先数鸡。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当一个人看到这么多人死去后——我真的要说：这是多么容易……”他语无伦次了。”……那他是不可能想到的。　　荒唐可笑，做那种事。这么多人不得不死去，像这样的一个人便把其他许多人的英雄主义给沾污了。他本可以超脱尘世，永垂千古，为世人垂青。但他却宁愿去莫斯科。这是什么选择呀？简直毫无道理！”　　次日，北部战场投降了。苏联宣布俘虏战俘９．１万人，包括２４名将军和２５００名军官。由于希特勒残酷地虐待苏联战俘，这些人也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据报道，在１９４３年２至４月间，４０多万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俘被虐待至死，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饥饿。吃人的现像很普遍。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活了下来，而这些人又是靠拣粪便中未消化掉的玉米和小米（洗干净后）活命的。在斯大林格勒一役中俘获的战俘中，只有几千人得以返回德国。其中之一是保罗斯——他公开谴责希特勒和纳粹，使苏联人很高兴。　　在参观了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后，戴高乐将军对一名记者发表评论说：“啊，斯大林格勒，伟大的人民，非常伟大的人民。”记者以为他说的是俄国人。“不，不是，我说的不是俄国人，是德国人。竟搞到这个地步！”　　第二十六章　与家人在一起　　１９４３（１）　　在与约德尔闹别扭心灵受到创伤后，希特勒隐居“狼穴”的暗堡内，起居饮食，独自一个。陪伴他的只有那条狼犬“勃隆迪”。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二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他们呢，总觉得有他在，便周身不自然；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例如理查德·舒尔兹（原系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哈尔德之流从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其人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　　把工作交给伊丽莎白·阿尔登后，便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２２岁，是一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他说，“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的还会多得多。”１９４３年１月３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她的新雇主玩他的“勃隆狄”。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１．８米多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在梯顶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　　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由于常常怒发冲冠，他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自攻打莫斯科不成后，古德里安就未见过元首。他注意到，元首虽未苍老很多，但“很容易发火，不知他会说些什么，作些什么决定”。　　进餐时，他倒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劣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施洛德小姐回忆说，“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我们不得不听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大宇宙、小宇宙。不管哪个话题，他还没开口我们便知道他会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我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的。”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　　他也让全国人民作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在火车上、墙壁上、橱窗上、路牌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这条口号：“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２月１５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同一天，在迪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　　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１８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讲演。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道，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家，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３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１５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２０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２４个问题，不是２０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２）　　记者路易斯·罗布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之政策相符。此政策之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个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３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着两瓶所谓的白兰地酒）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拿钥匙用力将导火线压下，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上校曾答应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上机后，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后来，消息来了：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能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作了另一次尝试。３月２０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１１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的酸囊卡破了——至少需要１０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轻意地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５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５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幸好，里边没有人。他匆匆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发火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１５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以及与西方的任何友人通讯联络的最佳方式。　　（３）　　４月上旬，希特勒及其随从登上了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因为“狠穴”的环境阴郁，到贝希特斯加登稍事休息，这是颇受欢迎的。这虽是个冬夜，但天气不冷，天空也晴朗。要离开拉斯登堡被大雪覆盖的森林，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却也颇觉难过，但一想到未来的经历，她又高兴了。火车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一节特挂车厢，里边可洗澡，既有喷淋，也有盆塘。车上的饭菜也非常可口；坐椅还可变成舒适的床。次日上午，当列车静静地朝目的地奔驰时，她不禁想起了帝国的其他火车——没有灯，没有暖气，旅客们饥寒交迫。有人前来请她与元首一起进午餐，打断了她的思路。次日早晨，与她一起吃早餐的并不是日前的那些显贵，而是仆人和秘书。他们议论的是爱娃·勃劳恩——她将在慕尼黑上车。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贝格霍夫里的夫人”；所有客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称谓，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三人的老婆除外。里宾特洛甫的老婆，自持雍容华贵，对她不予理睬；其余两人则公开对她嗤之以鼻，虽然元首曾请求待她以礼。　　有位年长些的秘书领着特劳德尔在贝格霍夫转了一圈。她们是从元首起居的二楼开始参观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老派画师们的杰作；过道上还装饰有漂亮的雕塑作品和华丽动人的各式花瓶。特劳德尔暗想，一切都那样奇妙，又都那样陌生和自然。由于元首仍在梦中，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在一扇门前坐着两条短脚粗卷毛的苏格兰黑狗——是爱娃的爱犬施达西和尼古斯。下一间便是希特勒的卧室。这两间卧室通过一大浴室彼此相连；显然，他们暗中过着夫妻生活。特劳德尔被领至楼下的大客厅。这客厅仅以一大型丝绒帘子与那个以画作窗而著名的房子分开。厅内的装饰虽然豪华，那个高市林丝帘虽然漂亮，铺的地毯虽然很厚，她却也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居住条件远比“狼穴”优越，她却周身不舒服。在这里，她虽是个客人，但她来此并非自愿，而是个雇员。　　在贝格霍夫，日常工作虽然千篇一律，倒也有点费力。希特勒的中午汇报会从不在下午３时前结束，最后一个军官通常要在４时才离去。只有在此时，元首才进入客厅——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就在那里等候。好像通了信号似的，爱娃便及时出现，陪同她的是那两条又蹦又跳的小狗。希特勒首先吻爱娃的手，然后才向众人致意、握手。肩负战争悲剧重任的国家元首，突然变成了殷勤好客的快乐的主人，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滑稽可笑。事实上，在私生活方面，他与一个成功的商人相差无几。　　男宾们称爱娃为“尊敬的小姐”，还得微微鞠躬；女宾们则称她为“勃劳恩小姐”。有些人似乎很亲密，特别是她中学同学赫尔达·施奈德。一见面，女宾们便开始谈论孩子、时装和个人的私事。希特勒插嘴了，讥笑爱娃的爱犬是“手动扫除器”，爱娃则尖刻地反驳说，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是头小牛犊。　　宾主一起，说东道西，本来就颇为快乐，加上一点儿饭前酒，大家便更觉身心愉快了。待希特勒陪着某位夫人到餐桌前就座时，交谈才得以告终。鲍曼和爱娃也跟着就座。爱娃非常讨厌鲍曼，主要是因为他对女人不忠，朝三暮四（*他倒也说服了妻子——他令她不间断地怀孕——他之对她不忠，大都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之故。在一封信中，她表现极佳，竟建议他将最新的情妇Ｍ带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家中去，希望“今年Ｍ生孩子，明年她生，这样，你便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妻子。”）。“凡穿裙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追求的目标”，一个副官评论道，“当然，爱娃是个例外。”　　客人们喜欢醋焖牛肉，希特勒却坚持吃素——他的菜饭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维尔纳·札贝尔医生监督下烧好后，送到贝格霍夫厨房加温的。元首喝稠稀饭和麦片汤，吃烤土豆片蘸麻油；无论他怎样诱爱娃吃上一口，她总是不吃。元首也拿爱娃的粗茶淡饭开心。“我首次碰到你时”，他说，“你胖得叫人开心。现在呢，你瘦得可以了。”他讽刺地说，女人之所以要作出这些牺牲“完全是要叫女友们妒忌”。　　谈话本来是东拉西扯、令人快活的。不料，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希特勒竟将他不久前在乌克兰见过的一个屠宰场的可怕情形，详尽地讲了一番，说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穿着靴子，站在齐脚踝的血泊中干活。众人大倒胃口，脸色惨白。内中有位叫奥托·狄特里希的客人，放下刀叉，说他肚子已不饿了。　　午餐后，希特勒便步行２０分钟前往他常去的茶馆。他天天为此。这是个圆形的石砌建筑，位于贝格霍夫下方。有些客人说，这个建筑像贮存草料的地窖，又像个发电厂。茶是在一个大圆屋子里喝的，那里有六扇大窗户，视野开阔。从屋子的一头望去，可看见阿希河从山边看上去像火柴盒似的房屋中间倾泻而下，煞是好看。远处，萨尔茨堡的巴罗克式的塔楼依稀可见。　　希特勒坐在那喝苹果皮茶。爱娃在一旁谈论话剧和电影。他之唯一评论是，当那么多人在作出牺牲时，他不能去看电影。“另外，我还得省点视力去看地图和读战报。”那天的谈话令希特勒生厌。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入睡了。客人们放低声音，继续闲聊。元首一醒，便与众人一起聊天，好像他刚才并未入睡，只闭上眼睛思考片刻似的。　　早晨７时，从贝格霍夫来了一列车队，公务又开始了。两小时后，希特勒离开会议室，领众人进入膳堂。他吃的是马铃薯泥和土豆色拉；客人们则吃冷盘肉。他给众人讲他青年时期的故事，令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发现了爱娃的餐巾上的口红。他问道，你知道口红都有哪些成分吗？爱娃反唇相讥，说她只用最佳原料做的法国口红。希特勒笑了，笑中带着可怜的神情，“若是你们女人知道口红，特别是巴黎的，是用废水里的油脂做的，你们便肯定不会再涂嘴唇了。”大家都笑了。他又赢了一着——但没有人附和。　　一个副官小声地告诉希特勒，参加晚间军事会议的人都到齐了。他让客人们原位坐定，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特别是女人们，与他的军事将领相见。“我去不久就来”，他低着头边说边走，脚步稳健。席终了，秘书们纷纷前往办公室，用打字机将空袭情况打出来。爱娃和大多数客人则下地下室看电影。电影未完电话铃便响了：有个仆人报告说，会议已开完，元首在大厅里等他们。爱娃急忙进屋重新化妆；她妹妹格利特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嚼起了薄荷糖，以掩盖其烟味；其余客人则乖乖地前往大厅。待希特勒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已近午夜。他挨着爱娃和她的两条爱犬，靠壁炉面坐。　　由于这两条小犬与“勃隆迪”合不来，后者便被排斥在外——除非希特勒叫爱娃抛弃她那两个小宝贝，让他的爱犬去出出风头，但此情形罕见。　　饮料上来了，但希特勒只喝茶和吃苹果糕。人们在半明半暗中围着壁炉默默地坐着，让元首先把话匣子打开。他提高嗓门，讲了一通吸烟的坏处。他的牙医说，吸烟可为口腔消毒，若吸得适度，则万无危险。希特勒不同意此说。“我决不向我所敬佩或爱慕的人让烟，我不愿加害他们。人人都承认，不抽烟的人比抽烟者长命，有病时，抵抗力也强些。”对反对污染身体的十字军东征，他孜孜不倦，从不厌烦；在这个圈子内，若有人戒烟，他奖金表一块，这一诺言，永久有效。他向爱娃发出最后通牒：“戒烟或失去我，二者必居其一。”　　争论的话题转向饮料——这他倒觉得没有那样危险——和绘画。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的莫雷尔医生，正在挣扎着以免睡去。他懒洋洋地靠着，一双胖手放在肚子上，双眼突然紧闭。在他戴的深度眼镜的放大下，他的眼睛显得煞是怕人。贝罗上校用胳膊肘碰了碰莫雷尔。他惊醒过来，放声大笑，以为元首刚说了个笑话。　　“你累啦，莫雷尔？”希特勒问。　　“不累，我的元首，我在想事儿呢”，他说。为了证明他醒着，便又老生常谈，说起了他在北非的遭遇。元首用口消吹起一首流行歌曲。不对，爱娃说，曲子该是这样唱的。他们又友好地争论起来了。她要打赌。希特勒却抱怨说，如果他赢了，就得发扬慷慨大方的精神，放弃赌金；她若赢了，他就得出钱。爱娃寸步不让，说要把曲子奏出来，看谁对。艾尔伯特·鲍曼乖乖地作了记录。凯旋者是爱娃。“是作曲家错了”，年轻时曾写过一部歌剧的希特勒说。“他若真有天才，他早用了我的旋律。”希特勒讲的这个笑话令众人大笑不止。末了，下午４时，希特勒叫来一个仆人，并问，空袭情况报告是否到了；除非确实证明德国上空没有敌机，否则，他不能进房安息。　　希特勒希望能将自己的战斗精神输送些给墨索里尼，便再次要求与他会见。４月７日，他前往萨尔茨堡火车站与其盟友相会。两位独裁者，相见之后，百感交集。墨索里尼之深陷的双颊和苍白的脸孔。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在４天的会议期间，墨索里尼大都躲在克莱施海姆堡的房内，除与希特勒相见外，很少见外人。所有会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墨索里尼精神不振。希特勒的结论是，墨索里尼的问题在于年事已高——已６０岁，身体又很差。他时刻想着这点，在会谈中，极力为墨索里尼打气。意大利总理此行之目的，是决心劝希特勒与苏联人讲和，将意大利军队从国外全部撤回，但由于身体太弱，未能实现其决心，也因为精神沮丧，希特勒之劝解，并未能打起他的精神。在４月１０日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后，两人同时从金碧辉煌的大厅楼梯上下来。自墨索里尼来到此地后，大多数意大利代表才首次看见他。“像两个病人”，一名意大利代表小声说。“更像是两具尸体”，墨索里尼的私人医生评论说。　　当日下午，一个副官用电话通知贝格霍夫，说元首正离开克莱施海姆。元首要他的客人全部集中在茶馆里等他，以便他一到便可重过作为这一家人的家长的私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即使是邪恶者，也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幼稚和头脑简单得多，这是一个规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不久，一列车队便飞驰而来。顿时，贝格霍夫便塞满了身穿制服的人们。接着，元首本人抵达了。没怎么张罗，他便领着一群人步行前往茶馆。显然，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令他高兴；气氛也于是变得轻松些了。他已成了个履行公事式的人物，他的私生活也与先前一样，无多大花样可变。当观看无声纪录片，担任解说员的副官与通常一样朗读错了时——例如，他宣布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但画面上出现的却是一群村妇——他仍与通常一样，大笑不止，。　　他虽然很少向“家里”提及战争或政治，但他却也对不得不身穿军服表示遗憾。“战后，我会把它挂起来的。我就在这里退休，让别人去处理政事。到那时，我已老迈年高，专门写回忆录，只准有聪明才智的人们呆在我身边。”一想到死后贝格霍夫便会成为博物馆，他便脸色发白。“我也可看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导游正领着一群参观者，到我寓所内各间房子参观：‘这是他进早餐的地方！’”他宁愿与贝格霍夫内的一切一起化为灰烬——它是“火葬的好柴堆！”　　特劳德尔按捺不住了。“我的元首，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阿迪叔叔的慈祥脸孔立时变了（*埃贡·汉夫斯坦格尔称他为“道尔夫叔叔”，吉莉则叫他“阿道夫舅舅”）。”我不知道”，他粗暴地说。“但只有在胜利后才结束！”情绪的突变，使室内人人毛骨悚然。在耶稣受难节那天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刚从荷兰回来的亨科埃特·冯·席拉赫，自恃与希特勒有长久的友谊，便信口开河，讲述了她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一幕惨象：三更半夜把犹太妇女揪下床，以押解出境。一片死寂，令人痛苦难熬。她正要继续批评荷兰采取的其他限制措施时，希特勒被激怒了。客人们很尴尬，纷纷将头转了开去。希特勒转向她。他的脸拉得很长，皮肤和眼睛好像毫无血色。“魔鬼正将他吞噬”，她想——虽然这想法有点儿古怪。　　他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慢慢站起身来。她也起身。表面上他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突然十分生气地喊道：“你太感情用事！这关你什么事？那些犹太女人的事根本用不着你管！”他还在那里喊；她急心跑进自己房内。一个副官在她关上门前赶上了她。“你干嘛要说这些？”他说，“你把他给弄火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在他５４岁生日的前夕，为祝寿，希特勒把爱犬“勃隆迪”也领到茶馆，让它表演。它表演了求乞，扮演了女学生，甚至举行了音乐会——主人越夸奖，它演得越起劲。午夜来临时，各扇大门突然开了，勤务兵托着盘子，端来了一杯杯香槟酒——希特勒的除外，他喝的是甜白葡萄酒。１２时最后一响敲完后，众人便碰杯，客人们有的小声祝贺，有的发表简短的祝寿词。　　４月２０日，希特勒比平常早些下了楼，以便看寿礼。午餐时，陪特劳德尔的是希姆莱。她讨厌他，原因不在于他给予她残酷的印象，而在于他老想取悦于她。他吻了她的手，说话时细声细气，还陪着一副和蔼仁慈的老脸，连他那副眼睛也在不住地笑。戈培尔却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她回忆说，“但我现在才明白这位宣传部长离开部里时为何总理府的姑娘们都跑到窗口去看他。她们对元首几乎不予理睬。”他注意到，在贝格霍夫，大多数女人都向他献殷勤，一是因为他是个才子，二是因为他的外貌迷人。　　在祝寿后不久，希特勒便听说特劳德尔与他的一名侍从汉斯·荣格订了婚。“在用人方面我真不走运”，午餐时他还假装叹了一口气，说“先是克里斯蒂安娶了‘达拉’，把我最好的一个秘书弄走了。后来，我找了一个满意的接替人；现在呢，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又要离我而去——还要把我最好的侍从带走。”他建议他们立即结婚，因为荣格很快要去东线。由于认识时间短，特劳德尔要求推迟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但你们相爱呀！”希特勒这一回答，令人惊奇。“你们最好还是立刻结婚。你知道吗，你结婚后，要是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保护你；只订婚，我便没法子这样做。你结婚后还可为我工作呀。”特劳德尔忍住笑，真想问他，爱情若真是如此重要，他何不与爱娃·勃劳恩结婚。　　（４）　　５月７日，希特勒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柏林参加一个老战友的葬礼。罗姆的继承人维克多·卢策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至少，这是官方的说法；但罗姆叛乱中的某些余生者却怀疑其中有诈。葬礼后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便到总理府进午餐。午餐后，众人详细地讨论了目前的总形势。希特勒首先发表讲话说，１９３９年的德国——一个革命的德国——面临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解释说，要打倒这些国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无论在教养上或态度上，它们都不如德国。一个具有思想的国家历来比资产阶级国家更锋芒毕露，因为它是建立在坚实的精神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优越性与巴巴罗沙一起结束了。在那里，德国碰到了一个也有思想的国家——虽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对斯大林将失败主义者清洗出红军，并在战斗部队中安插政治委员，大加赞赏。并说，斯大林还有一个好处：他进行了多次清洗，使自己身边不再存在“高层社会”，致使布尔什维主义能集中全力，反对敌人。　　导致东线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盟友表现得很糟，尤其是匈牙利。他的结论是，由于战斗的胜利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能在欧洲进行长期抵抗的只有德国一国。因此，曾使党员积极起来的反犹主义，必须再次成为精神斗争的焦点，也是团结部队战斗的口号。军队若不能众志成城，东方的牲口们便有可能席卷欧洲。因之，必须不间断地集中精力，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欧洲文化的安全。“如果说东方布尔什维主义今天主要是受犹太人的领导，犹太人在西方的金融政治中占统治地位，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我们的反犹宣传便必须立刻开始。”与苏联不可能进行任何妥协的原因就在于此。“必须将他们打垮，就像先前我们要取得政权时必须将我们自己的共产党打垮一样。那时，我们也从未想到过妥协。”　　希特勒讲话时声音虽然宏亮，但，他的健康显然在变坏。莫雷尔医生把荷尔蒙的日注射量增加了一倍，还加了另一味药即普鲁斯达克林，他的健康仍无多大起色。另一次心电图表明，他的心脏病正在加重。莫雷尔医生怕札贝尔对元首的饮食统得过死会加剧元首的病情，便向元首建议雇用一名专门厨师。他们雇用了维也纳一名女厨师冯·埃克期纳太太。她肯定知道奥地利人的口味的。但两人均有所不知的是，她娘家有犹太血统。　　５月１２日，希特勒回到“狼穴”。由于他的领导，自斯大林格勒一役后出现的撤退结束了，这使他很满意。但是，他的洋洋自得次日便烟消云散了——他得悉，德意两个联军近３０万人，在突尼斯被盟军包围。这是另一个斯大林格勒。一周后，更有坏得多的消息传来，墨索里尼的政权已濒临崩溃。　　在意大利的高层人士中，已开始出现，“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战争结束后”等语。在街头，德军已开始被视为敌人，公开挨骂。　　６月中，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与他的侍从荣格结了婚。共度短暂的蜜月后，荣格上了东线，特劳德尔则回“狼穴”上班。“你脸色苍白，人也瘦多了”，希特勒一见她便这样说。这本来是无恶意的，不料却使特劳德尔非常狼狈——林格、夏勃、鲍曼等人在那里挤眉弄眼。她不像初来元首司令部时那样天真烂漫了。很奇怪，在帝国最高层里的日常工作，却给她带来某种沮丧。她试图在日记中作某些表述，继而又向别人，特别是对好心肠的赫维尔，谈到她的恐惧。她发现，别人也有某种模糊的不满和阴郁感。他们也害着“木屋热”，但为何不安，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年６月，希特勒好说歹说才把克里斯蒂安·达拉说服回来。她回来了，随身带着许多手提箱。很快，在兵营和暗堡内，都充满了她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她的歌声、笑话和喜悦，提高了众人的情绪。此时，特劳德尔已失去了少女的羞怯。一天，她竟单刀直入地问希特勒，他何故急于让别人统统结婚，而他自己则按兵不动？他的回答是，他不愿当父亲。“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天才人物的孩子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人们以为，天才的孩子应该与父亲一样也是天才，他若与众人一样平庸，人家便不原谅他。”时至今日，他仍显得谦虚；听到他不自谦地宣布自己是个天才，她颇觉不安。　　尽管北非战事失败，希特勒仍考虑要向库尔斯克发动全面进攻——这正是米尔契激烈反对的。装甲车专家古德里安来到柏林，当面陈述了他反对此役的理由：首先，新添的美洲虎坦克的零件供应有限；其次——为答复希特勒的论点，即出于政治原因，这次战役是必要的——库尔斯克在何处（在中部战区南翼），知道的人很少。希特勒承认，一想到此次战役，胃口便倒了，但在尔后数天内，蔡茨勒和克鲁格两人又说服了他：赶时间仍来得及，此役需快打。７月１日，希特勒向高级将领发表讲话，将此次战役定名为“城堡”。他说，德国若不是顽强地坚守已被征服的土地，就是垮台，二者必居其一。德国军人必须明白，他必须顽强坚持，战斗到底。他承认，“城堡”是一场赌博，但又觉得一定会赢。他虽逆军方的劝告而行，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等问题上，他不也是对了吗？他将苏联也列了进去，使听众为之毛骨悚然。　　曼斯坦因从北往南进攻，其部队共有１８个师，但适于作战的坦克不足千辆，大炮不足１５０门。南面，莫德尔将军仅有兵力１５个师，坦克９００辆。进攻时间，与通常一样，定在７月４日下午３时。那天天气炎热；远处雷声隆隆。开始时，苏联人好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红军的大炮直到天黑后才回击。然而，随着滂沱的大雨，速战速胜的幻影破灭了。至拂晓，大小道路均成了泥潭。天亮后不久，一阵大雨，便使溪流汇成了大河；工兵们花了１２个小时才架好简易桥，让坦克通过。　　到７月９日，打头阵的德国坦克离库尔斯克仍有８８公里之遥。众人大失所望。不料，次日又有消息传来，说英美联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遇抵抗有气无力。希特勒不以为怪，于７月１３日下令停止他勉强支持的这次攻势，以便向西欧派遣包括党卫军装甲车兵团在内的援军。曼斯坦因辩解说，库尔斯克战役若不继续，通向黑海的一条狭长的地带便有危险。　　希特勒这个赌徒，宁愿接受库尔斯克一役的失败，把注意力转移至更有可能取胜的地方。然而，从结果看，“城堡”并非仅为一未取胜之役。此后，东线的主动权便属于苏联人了。　　（５）　　希特勒将精力转向西线后，便于７月１９日动身前往意大利北部，与墨索里尼进行第十三次会谈。会谈地点设在费尔特雷附近的富丽堂皇的加吉亚别墅。会议于上午１１时准时开始。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分别坐在太师椅上。围绕他们而坐的是军事将领和外交要员。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互相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会场上出现了片刻令人难堪的沉默。这是个很奇怪的前奏，更像是男女两家安排嫁妆的会议。元首终于首先开口，谈了政治和军事的总的形势，讲得心平气和。墨索里尼叉着双腿坐着，双手抱着膝盖，不动声色地听着。他的坐椅太宽太深，他只好坐在椅边上。突然，希特勒向意大利人猛攻，说他们散布失败主义。此时，墨索里尼坐立不安，紧张得伸出一只手去摸脸的下半部。　　墨索里尼不时压迫背上的某一点——显然，那里在作痛；有时，他又深深地叹一口气，像是顺从，又像是讨厌——希特勒依旧在独白，嗓门越来越粗。为了掩饰其痛苦，他用手巾擦了擦脑门。希特勒毫不留情，继续滔滔不绝。１２时５５分，一个副官在他耳旁嘀咕了几句，希特勒仍口若悬河，不断地向已吃不消的意大利总理保证，只要意大利与德国一样，毫不动摇，决心战斗下去，危机便很快会被克服。他说，每个德国人都怀有进行征服的意志，１５岁的孩子都已在操纵高射机关炮了。“假若有人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可以留给下一代人去完成，那么，我就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谁也不能说，未来的一代将是一代巨人。德国花了３０年才得以恢复元气，而罗马却一蹶不振。这是历史的声音。”　　１时整，那个副官又在对希特勒耳语。别人以为这肯定是急事。这次，他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结束了他的讲话。他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众人进午餐。在希特勒高谈阔论中，墨索里尼始终一言不发，使其他意大利人愁肠百结。他连一次也未起来反驳，也不想进行解释。他未告诉德国人，用不了一个月，意大利军队就不再会有办法或意志去进行有效的抵抗。　　５天后，意大利总理又再次硬着头皮去听任别人谩骂——这次是他自己的“法西斯大议会”在骂。自１９３９年以来，这是首次召开的会议。大会就他在战时的行为进行长时间的、详尽的辩论后，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恢复君主立宪制，将武装力量交由国王指挥。此议案以１８比９的票数获得通过。　　次日，７月２５日，酷热的星期天，墨索里尼晋见维克多·爱麦虞埃三世。他试图控制自己，但他手中的讲稿纸却在咯咯作响。国王令他勿再辩解；再战已徒劳；意大利已被打败，军人已不再愿意为法西斯主义作战。他要求墨索里尼辞职，跟着便披露，他已指派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为政府首脑。“对不起，对不起。”门外，人们听见他在说。“解决办法只能如此，没有别的。”个子矮小的国王陪他走到前门，与他热烈握手。正当墨索里尼步出大门时，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军官迎了上来，说国王陛下令他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墨索里尼嘴里正在说这没有必要，便被领进警车。他被捕了。　　当晚９时３０分，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宣布“墨索里尼已辞职”，令他们大吃一惊。政权已被他们的死敌巴多格里奥接管。希特勒为众人压了惊；约德尔建议，在收到罗马发来的详尽的报告前，切不可轻举妄动。希特勒直率地答道：“这自不待言，但我们必须提前筹谋。毫无疑问，他们一方面叛变，一方面又会宣布仍然忠于我们；但这是叛变。不消说，他们是不会忠于我们的……反正，某某先生（巴多格里奥）直截了当地说过，战争将得以继续，但此话一文不值。他们不能不这样说。不过，我们也可玩同样的把戏；我们要作好准备，把烂摊子抓过来，还有那些贱民。我明天派人带命令去见第三装甲师司令，叫他带一支特种先遣队去罗马，把政府成员、国王——把那些渣子，最主要的是即位王子——抓来，把那些流氓，特别是巴多格里奥及其同伙，全都抓来，一个不漏。然后你再看他们如何爬来爬去告饶吧。用不了二三天，那里又会发生政变。”　　在午夜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又发布了更多的指示。第二伞兵师必须作好在意大利首都地区空降的准备。“必须占领罗马。谁也不准离开罗马，让第三装甲师开进去。”有人问，通向梵蒂冈的通道是否应该占领。“没有关系”，希特勒说，“我要去梵蒂冈。你以为我会为梵蒂冈犯愁吗？把那个权力取消。所有外交使团都会跑到那里去躲藏。我才不管那一套。如果全都在那里，我把所有猪猡都赶出来。完事后我们再对他们说声对不起。这很容易办到。我们在打仗呀。”　　在他的几个秘书面前。他勉强控制住了自己。“墨索里尼比我想象的要软弱得多。”他喃喃地说着，好像在自言自语。　　“我亲自给他把守后方，他却缴了械。嗯，我们永远也不要靠意大利这个盟国。我相信，没有这个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他派人去把他认为在危机中最值得信任的两人找来——戈培尔和戈林（关于后者，他曾对他的将领说过，“在目前时局下，谁也比不上戈林元帅这个顾问。在危急中，元帅残酷无情，镇静自若。我常注意到，在危险时刻，他是个铁人，毫无恐惧”）。上午１０时，三人见了面；半小时后，里宾特洛甫（肺炎刚愈）也赶来参加。希特勒镇静而“自信地”怀疑，墨索里尼之退休并非自愿。他已被捕。这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已危在旦夕，他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可能，不让它垮台。他谈了他的计划，准备在罗马周围投下一个空降师，把国王和王室，巴多格里奥及其一伙走卒，全部逮捕。　　几乎就在意大利发生的灾难一结束，汉堡便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至８月３日上午，全城已烈火熊熊，成了一片废墟。占地面积２４万多公亩的住宅、工厂和办公楼被夷为平地，７万多人被炸死。希特勒大怒，认为这一恐怖袭击系犹太人干的。他指责包括波特尔和哈里斯在内的英国空军指挥官为犹太人或半犹太人。从心理上说，汉堡的覆没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都是毁灭性的。这对普通公民是如此，对希特勒的一帮武士们也是如此。据他的新闻官的日记说，在视察汉堡被毁的情况后，戈培尔“大惊失色”，首次向下级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是失败了，我们怎么办？”他随身携带一支手枪。　　不久前被称为“镇静自若”的德国空军头子戈林，更是被这次轰炸搞得沮丧不堪。“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惨象”，被匆匆召至戈林办公室的人们之一的阿道夫·格兰德回忆说。“戈林完全垮了。他一手放在桌上，一手托着脑袋，嘴里喃喃自语，听不出字句。我们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很是狼狈。最后，戈林强打起精神，我们目击了他最失望的时刻。他已丧失了元首对他的信任。”　　（６）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斯大林便向德国作了一次和平试探。此后，与敌和谈便成了德国外交部常常谈论（非公开）的一个话题。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他自己就曾试图通过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乔治·埃勒秘密地与罗斯福打交道，但未成功）认为，苏联的这一提议是严肃认真的。于是，他便劝说里宾特洛甫将此建议提交给元首。里宾特洛甫以备忘录的形式将它呈送了希特勒。希特勒很生气，将它撕得粉粹，还威胁说，谁自作主张在暗中调停就将谁处决。他说，不到陆军重新获得主动权，谈判是绝无可能的。他甚至禁止里宾特洛甫再提此事。外长胆怯地建议，缩小在欧洲的征服计划，使之易被同盟国接受。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相信我好了，我们必取胜”，他说，“我们所受到的打击是个教训，它告诉我，我们应越来越坚强，应冒一切风险。这样做后，我们便能取得最后胜利。”　　里宾特洛甫极端秘密地将此事透露给了弗里茨·赫塞。为安全起见，他们的谈话是在”狼穴”附近的林子里散步时进行的。其时是３月某日，天突然下起了雪。“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他说，“在我们的对手中至少有一人能变得明智些。英国人当然必须明白，把我们交给俄国人，这是疯狂举动。”他眼中噙着泪水，但他很快便振作起来。他叫赫塞绝对保密。　　数天后，两人又在雪中散步。“得想想法子”，里宾特洛甫说，“说服英美两国，他们正在打的这场反对德国的战争是愚蠢的。”难道他们还不明白。德国的失败不仅帮助了斯大林，而且还会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吗？难道他们没看到，他们自己的世界地位也将受到损害吗？苏联的军事潜力业已较西方同盟国的优越。“我们就不能找到法子，让英国人和美国人明白，苏联的胜利不正是与他们所需要的正好相反吗？”在英国呆过多年的赫塞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苏联之取胜，这两个同盟国并不过分担心。与德国不同，英美两国均未直接经受过布尔什维主义造成的恐怖。　　里宾特洛甫手下一个名叫彼得·克莱施特的工作人员，已在私下作出努力，与俄国议和，虽然希特勒已有明确指示在先，不准再与苏联驻瑞典大使科伦泰夫人联系。他的中间人叫埃德加·克劳斯，是个来自东欧的来历不明的商人，俄语和德语都讲得不好。他住在瑞典，妻子是有俄国血统的瑞典人。十月革命前，克劳斯见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现与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有联系。当地的德国人都把他看作“不是牛皮大王就是间谍”。在与大使馆的官员进行两次长谈后，克劳斯于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８日向克莱施特报告说，苏联人决定，”不再为英美两国的利益再多打一天，甚至一分钟。”他们觉得，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希特勒，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奸计，被他们推进了战争。他们一方面觉得红军能战胜德军，另方面又怕在战后与西方国家的“钢制武器对垒”时会处于极端软弱的地位。苏联不信任英国和美国，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他们还未就战争目标和疆界问题明确表态；对欧洲的所谓第二战场，也未明确地许诺什么。英美两国在非洲的登陆，似乎更像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阵线不受苏联的侵犯，而不是对轴心国的进攻。所以，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所作的许诺，克劳斯说，苏联是不会信以为真的。另一方面，被希特勒占领的大片苏联领土，又是个值得谈判的目标。一项具体的买卖立刻可以成交。　　斯大林只需要两样东西：和平得以维护的保证和经济援助。这个建议似乎很有点儿引诱力，因为克劳斯的消息显然是直接从苏联人那里得来的。但是，克莱施特本人却时时都有可能是苏联玩的把戏的受害者。当晚，他在街道漫无目标地瞎转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只要有结束战争和使欧洲免遭苏联入侵的可能性，那怕最小，他就没有别的选择。次日上午，他飞赴柏林，以“坦白交代”他破禁进行的对话内容。但是，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一下飞机便被逮捕，理由是，他一向与“犹太人克劳斯”密谋。　　克莱施特受到了海德里希的继任人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的审问。此人身材魁梧，身高两米出头，尖下巴，苍白的脸上横着一条刀痕；双臂瘦长，活像猿猴的上肢。克莱施特直言不讳地阐述打动了他。他说，这听来不假。克莱施特否认克劳斯是犹太人。这点，卡尔登勃鲁纳相信了；克劳斯仅被判软禁。两周后软禁便被取消。此后，他便转向另一项危险较小的工作：重新安置爱沙尼亚籍的瑞典人。令他惊奇的是，过了不久，和平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这次是里宾特洛甫提出来的。那年夏季，德军在库尔斯克遭受失败后，里宾特洛甫便觉得，德国之失败已不可逆转，他应该冒犯元首的虎威。８月１６日，他在“狼穴”召见克莱施特，对他说：“我把你找来，目的是要你讲讲北方那件荒唐的事。我指的是你在斯德哥尔摩与那个犹太人见面的事——在它归档盖棺定论前，我再听听。”在尔后数小时内，两人详尽地分析了克里姆林宫种种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