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晚间，冯玉祥从北京抵达天津。１０日下午，段、张、冯在段宅开会，这就是所谓的天津会议。在会议进行期间，当晚，奉军李景林部突然解除了天津以北之北仓冯玉祥部的武装。被解除的是国民军第三、第四两个混成旅的武装，奉军称这是他们在滦州以西与直军战斗之结果，直军败军的武器应为奉军所有。这使冯玉祥非常震惊。　　但事还没算完。第二天晚间，奉军李景林部把直隶督理王承斌新编的二十三师缴械，王承斌被迫躲入天津租界，通电辞职。同日，李景林又把孙积孚的第二十师缴械。至此，奉军李景林、吴光新共补军队４个混成旅，较抵津之初增加一倍半，达７万人，分布在天津及津浦、京奉两线。张作霖有意造成的这些事件，是在用实力逼迫冯玉祥让开直隶省，乃至津浦线。不给冯玉祥出海口，把他逼往荒凉的西北。对此，冯玉祥在实力不如奉军的弱势情况下，只得忍耐待时。　　１１月１２日，在李景林的授意下，直隶省议会及各公团，以直人治直为标榜，推举李景林为直隶保安司令并继王承斌任省长职。到此，直隶地盘完全归奉系所有。当天上午，张作霖、冯玉祥分别拜访段祺瑞，表示愿意服从指挥。下午，段祺瑞在私宅设宴款待奉军将领，张作霖借故未到。段祺瑞表示，京奉、津浦两线完全归奉军驻守。这是段祺瑞在向奉军示好。他甚至有意让李景林代替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但没有成功。　　关于这次天津会议，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里有一些记载，可供参考。他是应段祺瑞之邀赴津的。段祺瑞曾拍发数电，邀请他赴津。他知道这次赴津是要“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他本来希望等孙中山到达天津之后，他再赴津。可是，仅过了一天，段祺瑞即特派一位陆军部的军需司长去京，邀请他去。他想，如果坚执不去，必生猜疑而生误会，就决定去了。他是１０月９日赴津的。　　他写道：“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雨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闭先照一相，边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倒，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勾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常常流露出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贸然说道：‘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上来主持国政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吗？’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①张冯交恶(2)　　这里提到的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妻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１９１４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１９１７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司令。此时，任奉军第六军副军长。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他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陆军训练总监。吴光新突然说孙岳是共产党，这是对冯玉祥的一个挑衅。在北京政变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是紧密的三角同盟，没有孙岳顺利地打开北京城门，政变是否能够成功，殊难预料。对此，筵席上的诸位是心知肚明的。但吴光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偏要给孙岳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就是要使冯玉祥难堪。但冯玉祥在实力不如人家的情况下，也只得忍气吞声地巧妙辩白。本来，这次宴会也邀请了张作霖。但张作霖却没有出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作霖不是彼时的张作霖了。　　冯玉祥对奉军的言而无信、咄咄逼人，非常不满。不仅在天津会议上奉军表现如此，在会下奉军更是不讲信义，居然把冯军的部队缴了械，甚至逼迫冯玉祥的副总司令王承斌辞职。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在天津，最令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奉军的种种表现，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在天津呆了几天，北京传说他被刺或被扣，他为了消释这些揣测，便回北京去了。　　其实，张作霖的部下在此次会议中间，也确实在酝酿刺杀冯玉祥。有一次，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等拟乘冯玉祥赴宴之机，中途设伏，暗中刺杀。此事被张作霖的副官长杨毓珣得之，向冯玉祥告密，冯玉祥有了戒备，才没有遇害。主要的是张作霖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此事也就被压了下去。　　天津会议解决了两个问题。　　其一，两派军阀共同推举出了一个国家首脑。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为什么拥段为临时执政呢？因为段祺瑞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北洋军阀元老有所谓一龙、一虎、一狗，龙是王士珍，虎是段祺瑞，狗是冯国璋。当时，冯国璋已死，王士珍做了名流，只剩下了段祺瑞。此时的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它分为三大派。奉系是一派，冯军是一派，长江流域是一派。　　奉系的张氏父子和奉军的一般高级将领，对段祺瑞都很尊重。他们对拥段持积极态度。张作霖原来是袁世凯所属３６镇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练兵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于北洋体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属于北洋军阀的老关系。不但如此，段祺瑞是亲日派，张作霖也是亲日派，在对日的关系上，他们也是利益一致的。同时，在１９２８年秦皇岛奉军的截械，事先也是段祺瑞的大将徐树铮，向他的日本士官留学的同学杨雨霆密报消息，才得以成功。事后平分了军械，从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成了亲密的伙伴。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张作霖虽然参加了倒段之战，和曹吴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段祺瑞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张作霖不参与，曹吴将要独占段祺瑞的家底，并且独霸北京政府。这对段祺瑞的东山再起是不利的。在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们中间的主要联系人就是段祺瑞的妻舅吴光新。因此，张作霖拥护段祺瑞是“铁定不移”的。　　冯玉祥读过三民主义小册子，对孙中山非常景仰，最先提出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但是，冯玉祥与孙中山的联合，也有增强自己力量的含义。因为冯玉祥同张作霖和段祺瑞相周旋，深感实力不足。有孙中山这一条线牵着，他也可以增加一些砝码。但是，在天津会议上，他已经陷入了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包围之中。这个包围，是实力上的，也是舆论上的。他深感势单力孤，有恨难泄。在会上，他没有大胆地提出自己对孙中山的态度，知道处境险恶，自身难保，只好唯唯诺诺，装出好像对提出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全无成见的样子。这是他迫不得已的。他随机应变，把原来主张孙中山北上改为联张拥段。　　而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是拥护段祺瑞的。他们原来的领袖曹吴倒台，必须另找靠山。毕竟都是北洋一系，他们愿意北洋元老段祺瑞出山。“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１１月１０日，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李济臣、李炳之自南京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出山以维大局。这一天，正是天津会议第一次召开。１２日，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南京召集苏、浙、皖、赣、鄂、豫、陕、闽、川、湘十省同盟会议。议决：保境安民；不承认摄阁；一致拥段。　　因此，拥段上台，就成为北洋军阀当时三大派的共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段祺瑞就重新登台了。段祺瑞面对咄咄逼人的张作霖和冯玉祥，玩弄着他的平衡术。对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实力派，他寄予希望。他把他们当作对付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一个重要砝码。　　其二，两派军阀重新瓜分了地盘。段祺瑞为了在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搞好平衡，在分配地盘上，真是费尽心机。经反复折冲，最后决定：“自津浦沿线一带以至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张作霖的范围，所以任命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而以京绥线及京汉线方面给予冯玉祥，所以任命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并特任冯玉祥为西北屯垦督办。”这一瓜分，张作霖占有了富庶之地。冯玉祥原来基本没有地盘，现在有了自己的地盘，但仅是荒僻之野。这个瓜分结果，显然有利于张作霖，不利于冯玉祥。可是，基于张作霖的强大实力地位，冯玉祥也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张冯交恶(3)　　１１月２４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总执政”。临时执政的权力很大：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临时执政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名为临时执政，其实兼有总统和总理的双重权力。　　当天，冯玉祥做出惊人之举，通电宣布解除兵柄，决心下野，所有部下军队如何处置，完全听命于国家。这是冯玉祥的一个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　　这一天，张作霖偕卢永祥、鲍贵卿等入京。张作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先派李景林到京妥为布置。李景林安排奉军第一军进驻丰台，第二军进驻马厂，津浦线自天津至德州驻军约有六万人。这就保证了奉军在北京万无一失。事后证明，张作霖这一军事部署，不是杞人忧天。如果没有这个安排，他们张氏父子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大约就在这一天，冯玉祥的部下准备刺杀张氏父子。　　事情是这样的。张学良是于１１月２２日，随同段祺瑞、冯玉祥等一同自天津先到北京的。现在，张氏父子都在北京，踌躇满志，得意忘形。　　当时，胡景翼正在河南彰德同地方军阀李倬章（济臣）打得激烈，胡景翼一再电催冯玉祥调兵支援。冯玉祥拟调胡部岳维峻、邓宝珊去，可他们都不肯去。冯玉祥说：“笠僧（胡景翼）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他们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冯玉祥不解地问：“什么更大的事？”他们慷慨激昂地说：“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再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冯玉祥听了大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乱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乘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绝不会怀好意的。”冯玉祥虽然这样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的主张。并说，奉军多为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冯玉祥坚决不答应，双方僵持很久，直到深夜３点多钟，才慢慢说服了他们。次日，就接洽车辆，把他们派到河南去了。　　这次刺杀阴谋没有得逞，其主要原因是张作霖事先在京外做了充分的军事布置，以便应付突发事件，说明他对冯玉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冯玉祥也不同意他们采取这种刺杀的方式来消灭政敌。　　后来，见到了张作霖，冯玉祥说道，他精神不好，要上山修养。张作霖假装很动感情，跳起来说道：“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这是张作霖惯用的口是心非的手段，冯玉祥自然完全知道。他向部下说明上山修养的衷曲，得到谅解，就到北京西郊天台山去了。　　与此同时，冯玉祥邀请的孙中山先生正在向北京进发。中山北上(1)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在孙中山、段祺瑞未到之前，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１０月２７日，孙中山分别电复冯玉祥、段祺瑞，答应立即北上。给冯玉祥的复电称：“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给段祺瑞的复电谓：“公老成谋国，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皖奉军阀的本质，对于第二次直奉战后的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因此，１１月８日，他对日本记者说道：“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孙中山自己认为，他和段、张之间的主张，“现已大致相同”，其实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孙中山之所以应邀北上，其主要目的是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他认为此时“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他决定抓住不放。因此，毅然决然地“单骑到北京，就是以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１１月１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４日，孙中山分别复电冯玉祥、张作霖等，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同日，冯玉祥特派代表马伯援赴粤迎接孙中山。　　１１月１０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认为国民革命“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必须说明的是，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３年６月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政治口号。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宣传他在《北上宣言》里的政治主张。１１月２５日，他在日本神户出席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①　　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的北上，是具有坚定而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的。　　而与此相反，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欢迎孙中山北上，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在欺骗舆论。他们一方面做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虚假姿态，另一方面却在紧锣密鼓地召开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最高级会议，准备在孙中山到京之前，把全国军政最高权力首先抓到手里，把孙中山排斥在国家政权之外。　　因此，在孙中山于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北上宣言》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就已经在天津召开了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他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拥戴不受任何名义。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只是封建军阀惯用的欺骗人民的伎俩而已。　　果然，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略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拥戴，业经一致认同。”“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　　１１月１９日，新疆、江苏、陕西、山西四督理、热察绥三都统等，均复电拥段为临时执政。同日，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王普、李炳之再次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解决国是。这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再次公开表态，催促段祺瑞尽快出山。　　过了两天，１１月２１日，这位声称“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段祺瑞通电，准于２４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个善后会议，是段祺瑞等军阀的一个发明，用它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第二天，段祺瑞入京。２３日，黄郛摄阁通电总辞职。　　２４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就职宣言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他提出了“外崇国信”的卖国媚外的对外政治主张，以与孙中山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外政治主张相对抗。　　至此，段祺瑞亮出了他的两张底牌，对外是讨好帝国主义的“外崇国信”，对内是讨好封建军阀的“善后会议”。这是与孙中山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在孙中山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段祺瑞等军阀已经在舆论上和策略上做好了抵制孙中山的准备。他们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强权政治逼迫孙中山就范。　　孙中山对此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重申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向北方的军阀们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实，早在１９２２年４月，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苏俄代表达林时就透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而奉系军阀也只是把孙中山“当做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而已”。孙中山和张作霖都是心中有数，心照不宣的。因此，等待他们的会见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中山北上(2)　　１１月１３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途经香港、上海、神户，于１２月４日抵达天津，欢迎的各界团体有一百多个，群众一万余人。段祺瑞派许世英代表到天津欢迎，冯玉祥派熊斌代表到天津欢迎。　　孙中山到天津，住在张园。向欢迎的各界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因病由汪精卫代为宣读。表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赴京。到北京的目的，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并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在北上的途中，已经了解到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所作所为。这时又听到许世英向他报告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一类的卖国主张，大为气愤，很严正地对许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欢迎我！但是，出于礼貌，孙中山还是向段祺瑞发出一电，表示谢意。段祺瑞也复电致以问候。　　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如何处理和张作霖会面的问题，摆在孙中山的面前。孙中山出于大局考虑，采纳了随行人员的建议，决定亲自访晤张作霖。事先孙中山命汪精卫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了往访的时间。李烈钧曾向孙中山进言：“当年刘邦会见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等随行，代为出谋献计，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往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选派哪些人去适当？”①孙中山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派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等随行。　　４日下午，孙中山去会晤张作霖。张作霖住在河北曹家花园，他得悉孙中山要来拜访，立即传谕部属，严加警戒。孙中山一行到了张作霖行辕门口，张作霖没有亲自出来迎接，派张学良把孙中山一行接了进去。张作霖这样做，本来是想摆摆威风，但却显出了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到了会客厅，张作霖也没有立即出来见面，等候许久，他才出来。张作霖意气傲然地自己坐在上座，显示出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气势。孙中山哪里受到过这般慢待？看到张作霖的一系列表演，心中自然不快。宾主之间，默无一言，一时陷入僵局。　　经过一番静寂和沉闷，还是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开口说道：“我来到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听罢，才开口说道：“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了。”张作霖说这番话时，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的样子。张作霖的答话，使孙中山一行人十分难堪。　　李烈钧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道：“事情虽然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张作霖听到这一番解释，才露出笑容。这时孙中山又徐徐地说：“协和（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惟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欢笑，才扭转过来方才的局面。　　就在这时，张作霖很神气地举起了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明白这是端茶送客，就起身与张作霖握手作别。短暂的会晤就结束了。　　从这次会晤可以看出，张作霖对孙中山的北上是非常恐惧的。他表现得色厉内荏。面对孙中山一行国民党人，他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孙中山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演说家。他的一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卓越人才。因此，张作霖只有摆摆架子的能力了。说不上几句话，只好端茶送客，以免露怯。　　１２月５日，张作霖到张园回访孙中山。张作霖一行，二十几辆汽车，卫士足有一百余人，戒备森严。孙中山正在静卧休息，孙科等走出来，婉拒客人。张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着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　　于是，张作霖便关起门来，和孙中山密谈。“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放弃这个政策”。张作霖并表示愿意代孙中山疏通同外国人的感情，拍胸脯说道：“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这番表白，真是哭笑不得。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太大了，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张作霖还试图通过汪精卫动员孙中山妥协，他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的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他在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公然宣称：“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所不辞！”张作霖表明了他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据孙中山的大本营副官马湘回忆，张作霖曾很诚恳地表示，决心追随孙中山，愿做孙中山的一个卫士队长。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张作霖的表态当真。其实，孙中山当时也不会当真的。孙中山不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威胁利诱所动，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１２月１８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怒斥段祺瑞的所谓“外崇国信”的卖国主张：“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是日，肝病加剧。１２月３１日，孙中山扶病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１０万人的热烈欢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南下宣抚(1)　　张作霖入关以后，时刻不忘扩大自己的地盘。他瞩目的方向是东南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他垂涎已久。但必须遇有适当的机会，才能下手。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里必须交代一笔，１２月１０日，应张作霖之请，段祺瑞下令裁撤各省巡阅使，改各省督军为督办，东三省军务仍由镇威上将军张作霖节制。　　直隶这个地盘，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一直想控为己有。直隶是他的原籍。李景林，字芳宸，河北枣强人，１８８５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１９１４年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参谋长。１９２２年任东北陆军第一师师长。１９２４年９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并兼第二路司令。战后，１１月任直隶保安司令，执行省长职务。按说，到了这个地步，直隶这个地盘应该属李景林了。　　但是，老于世故的段祺瑞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这个地盘给他最信任的皖系部下卢永祥。段祺瑞的理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发难的，而且由于在与以江苏督军齐燮元为首的四省联军的战斗中失败，弄得无家可归，只得栖息于张作霖的麾下。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１８６７年生。北洋武备学堂毕业。１９０９年任北洋第三镇第五协协统。１９１２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１９１９年任淞沪护军使兼第十师师长，后加陆军上将衔。１９１９年７月，北京政府任为浙江督军。　　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通电成立浙沪联军，在上海龙华设立联军司令部，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第一军总司令为何丰林，第二军总司令为陈乐山，第三军总司令为张载阳。直系的苏皖赣闽四省军队联合进攻浙沪联军。９月４日，张作霖通电讨伐曹吴。９月７日，曹锟根据齐燮元、吴佩孚等电请，对卢永祥下讨伐令。９月９日，段祺瑞发出通电，声援卢永祥、张作霖，谴责曹锟，略谓：“令四省攻浙，排除异己，连累无辜。”１０月１３日，卢永祥战败，通电下野，偕何丰林登日本兵舰去日本。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后，立即电告卢永祥从速回国。２９日，卢永祥偕何丰林由日本到达沈阳。张作霖请卢永祥恢复浙沪联军总司令头衔。这为卢永祥南下恢复原地盘埋下了伏笔。　　显然，卢永祥是段祺瑞的坚定而忠实的嫡系。段祺瑞利用其手中的大权，不经协商，于１２月突然发表卢永祥和杨以德分任直隶的督办和省长，主动地给他找了一个好地盘。这其实是段祺瑞在京畿重地有意识地安插自己皖系的部下。张作霖措手不及，事情一时陷入僵局。　　但张作霖深谋远虑，经缜密思考，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张作霖以解决长江各省问题为名，在天津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为奉军将领、卢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　　会上，张作霖慷慨激昂，仗义执言，为皖系军阀卢永祥鸣不平。张作霖主动提出把苏皖两省地盘划归段派，由卢永祥掌控。张作霖保证派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经费由张作霖承担。张作霖信誓旦旦，要做到为朋友两肋插刀，毫无自己的私利可言。皖系军阀被张作霖深入角色的表演所迷惑，也至为感动。几经折冲，这个方案得到了段祺瑞和卢永祥的认可。这样，直隶督办就由奉系的李景林接替了。按照这个方案，除先数日已任命王揖唐为安徽督办外，江苏督办齐燮元被免职，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随后又令其兼江苏督办。把卢永祥安排完毕，奉军也就有理由组织南下宣抚军了。　　１２月１０日，南京传闻奉军将要大举南下，江苏督军齐燮元调兵遣将，布置防务，居民逃难离城者甚多。１２月１１日，段祺瑞下令罢免江苏督军齐燮元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　　１２月１２日，张作霖、卢永祥、张学良、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吴光新等在天津曹园会商对江苏用兵计划，决定由卢永祥率兵南下，张宗昌担任先锋①。　　奉军组成了南下宣抚军总司令部，姜登选任总司令，韩麟春任副总司令。军队有张宗昌所部１０万人和津榆驻军的一个旅。１９２４年冬，张宗昌把津浦线的货车改装成铁甲车，沿津浦线浩浩荡荡地南下。　　一路之上，只有徐州驻有陈调元的一个师。而陈调元和张宗昌原来就很有交情。在很早以前，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是南京宪兵司令。那时他们之间就颇为投契，吃喝嫖赌，来往不断。张宗昌出手大方，爱交朋友。嫖娼赌博，都是张宗昌出资。张宗昌还花钱给陈调元买了一个上海名妓花四宝做姨太太。听到张宗昌要南下打齐燮元，于是陈调元就借口奉军大兵压境，难以抵御，把部队调开，让出大路。这样，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徐州。徐州得手，南京门户洞开。张宗昌军顺利到达长江边，准备分路渡江。　　原来奉军第八师在师长蔡平本的率领下，由芦台出发跟进，在南进的火车上度过的除夕。第二天越过长江到南京下关。原江苏督办齐燮元欲同奉军一战，但其官兵毫无斗志，不服调遣，不战自降。这时张宗昌部已向上海进军，其先头部队抵达苏州。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已达常州。张宗昌部前锋迅速到达上海，与孙传芳军对峙于上海以西地区，似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吴光新代表段祺瑞主持议和成功，张宗昌与孙传芳在上海签订和约，各自收兵。张宗昌顺利占领上海，第八师先头部队到达苏州。蔡本平师长命令部队进驻常州，以策应上海。南下宣抚(2)　　张宗昌占领了上海这个富庶之地，没有放松警惕，把部队主力控制在龙华。任命他的部下毕庶成为海军司令，掌握长江下游和东海海面。另派亲信王琦掌管财政，包括捐税等项在内。同时，他又与上海的黑社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广交朋友。因此，他的随身卫士可以携带武器进出外国租界。他则住在英租界三马路会中旅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①。　　张宗昌这次奉军南下，其名义是护送卢永祥到江苏、安徽就职，名正言顺，也自然得到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坚决支持。因此，南下的奉军一路顺风，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自此，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奉军南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图的就是卢永祥的地盘。卢永祥及何丰林踌躇满志，准备收拾残部，东山再起。但是，在江浙战争中，卢永祥的部队几乎丧失殆尽。这次回南，召集余部，十分艰难。经费无着，军械不济，张作霖早把他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而在军阀割据的时代，枪杆子决定一切。有枪杆子就有军队，没枪杆子就没有军队。有军队就有地盘，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有多大的军队，就有多大的地盘。一旦军队丧失，地盘也必然丧失。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没有任何例外。现在，卢永祥无枪无兵，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宣抚使和督办。他想拥有地盘是不可能的。因此，困难重重，前途险恶，卢永祥的苏皖宣抚使和江苏督办当不下去了。安徽督办王揖唐更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为安徽内部的小军阀很多，关系错综复杂，内部争斗不断，王揖唐穷于应付。奉军也是靠不住的。他们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富贵。跟人家奉军要饭吃，看人家的脸色，总不是长久之计。受气的小媳妇当不下去了。结果卢永祥和王揖唐只呆了不过几个月，就把江苏和安徽两省地盘拱手让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南下宣抚的目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这是张作霖的神机妙算。　　对此，段祺瑞心中大为不满。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上了张作霖的大当。他本来寄希望于卢永祥，使自己可以直接掌握一支军队，好有一点发言权。但现在都化作了一团泡影。由于没有任何实力，他也只有忍气吞声，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他失望的现实。　　张宗昌在上海，张作霖是不放心的。他担心张宗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挥霍无度，而且这里有外国租界。张宗昌一个粗人，怕他应对不了外交纠纷。同时，最主要的是张作霖也怕张宗昌坐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以鲁人治鲁的名义，把张宗昌调回山东，任山东督办。张宗昌虽然心里不满，但因为羽毛未丰，不敢违抗，只得服从调遣。　　在奉军内部，也有地盘之争。直奉二战时，李景林的攻击方向是热河，占领后应该由他来接管，张作霖并没有让他进入长城。这是预定的作战计划。但由于他是直隶人，直隶又是京畿重地，便一心一意要夺取直隶地盘，所以他的部队占领凌源后，即南下猛扑喜峰口，由此直趋天津，很快就给自己造成了占有直隶的有利形势，结果如愿以偿。１２月１１日，段祺瑞任命李景林暂行署理直隶督办。同日，任命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张宗昌也是最先到达天津的，但他自知直隶地盘争不过李景林，就积极南下，成了南下的急先锋。张作霖后来把山东地盘划给了他。　　张作霖原来设想让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南下宣抚军由津榆驻军拨来一个旅，郭松龄派他的第二旅旅长刘伟带领这个旅坐镇蚌埠，就是他的伏笔。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杨宇霆自荐要到江苏。不要则罢，要就要包括上海在内的富庶的江苏。他想尝一尝在一省范围内，当个惟我独尊的土皇帝的滋味。张作霖很信任他，自然同意他的要求。这样，就把姜登选挤到安徽，任安徽督办去了。而郭松龄的位置就落空了。据有人分析，郭松龄后来的倒戈和这次地盘的分配有关。起码使郭松龄感到张作霖赏罚不明，待人不公。当然，郭松龄的倒戈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在后面会谈到。　　至此，奉系军阀张作霖就控制了东三省，以及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和热河特区。势力所及，北到黑龙江，南至长江，拥有全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区。奉军的兴盛至此达到最高峰。好大喜功的张作霖的军阀事业也达到了他的顶点。　　奉军官兵的素质很差，在其统治地区作恶多端，激起民愤，遭致反抗。最后，不得不退出他们所占领的部分地区。这是后话。退出苏皖(1)　　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姜登选当上了安徽督办，都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地盘。但是，他们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孙传芳赶了出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之意。因而，在政界中有小诸葛之称。奉天法库人。１８８５年生。清末秀才。１９１１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１９１６年任张作霖为师长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参谋处长，开始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杨宇霆辅佐张作霖后，力主向关内发展。他同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利用这个关系，他在秦皇岛劫夺了北京政府从日本订购的军械，编成７个混成旅，壮大了奉军。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张作霖任命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并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他建议张作霖整军经武，取得显著成效。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任讨直军参谋长，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是张作霖最信赖的智囊。　　杨宇霆富于谋略，头脑机敏，心中有数，为人机巧。但也恃才傲物，盛气凌人，骄恣狂妄，自视甚高。杨宇霆任为江苏督办，奉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有认为不合适的。姜登选就多次说过：“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邻葛手腕不够灵活，而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让我去应付，比邻葛要好得多。”这话说得有理，事实证明杨宇霆确实是不合格的。　　这次到江苏走马上任，杨宇霆孤身前往，未带一兵一卒，以示勇敢沉毅。他上任抵达江苏边境光明车站时，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苏军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到此迎接。杨宇霆下车后，对他们二人态度冷淡，不理不睬，也不请他们到车上稍坐，就自己径直步出车站，使二人十分难堪。　　杨宇霆到南京就职的情形，据当时的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后来回忆：“杨宇霆到南京就职时，我们江苏的绅商和我过江到车站欢迎。杨宇霆对我们毫不寒暄，却盛气凌人地对我们说，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他本人不想来，雨亭硬让他来。”又接着愤愤地说：“别人称雨亭还可，他配吗？到督署门口，他的车子径直而入，我们却只准在门外下车。我小名也是帮办，这种态度叫人何以忍受！所以我才派人与各方联系共同驱杨。”看起来，驱杨的决心是江苏军阀在杨宇霆到南京的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杨宇霆就职后，各师长须重新委任。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等均来谢委，杨宇霆居高临下，出言傲慢，模仿张作霖的口吻说：“你们好好地干吧！”师长们感到蒙受了羞辱，出门后气愤地骂道：“什么东西！”平时他也经常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训斥部下：“你们的军队质量太差，需要好好整顿！”这些师长不摸杨宇霆的底，担心自己的前程，因此都对杨宇霆以去之为快。　　１９２５年春天，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接替张允明担任上海防务。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暴行，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租界当局出动大批英国武装巡警，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这时，近万名群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然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逮捕四十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举行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恨，英日帝国主义调动大批军队对上海的工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沪案”。这场由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学生而引起的反帝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６月１３日，奉军以“沪案”发生、外人干涉为借口，派兵进入上海市区，并任命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姜登选部相继开到上海，同时丁喜春师随驻南京，奉军的两个旅也向上海方向进发。进驻上海的奉军和帝国主义相配合，强行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组织，充当帝国主义的打手。奉军的卖国媚外的丑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慨。　　浙江督办孙传芳深知奉军“图苏乃图浙之先声”，为了稳住杨雨霆，特派人对杨提出结盟之请。不料，杨宇霆竟傲慢无理地回答：“他干他的浙江，我干我的江苏，结盟何为？”使孙传芳为他自己的处境担忧，迫使他铤而走险。　　奉军到江南后，军纪败坏，敲诈勒索，贩毒走私，奸淫妇女。奉军所到之处，怨声载道，民怨沸腾。不久，在南京、上海爆发了反对奉军暴行的大游行。但杨宇霆不顾人民的呼声，不严加管束自己的部队，仍然我行我素。１９２５年下半年，反对奉系军阀的声浪终于在全国形成了。　　受到奉系军阀威胁的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暗中联合，利用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奉呼声，积极策划反奉。浙江督办孙传芳紧邻江苏和安徽，所受奉军压力最大，因此反奉也最用力。　　孙传芳积极准备反奉战争的消息，有人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以为然地说：“他妈的！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　　但是，孙传芳已经制订了一个“联冯结岳”的战略计划。１９２５年４月，他密派幕僚杨文恺到张家口去会见冯玉祥。杨文恺将孙传芳事先准备好的同冯玉祥结拜为兄弟的一份兰谱，递交给冯玉祥，表示要同他结为金兰之好。以冯玉祥年４４岁为兄，孙传芳年４１岁为弟，结为异姓兄弟，形成孙冯联盟。冯玉祥答应如孙对奉军发动攻势，他一定做出预备作战的姿态，以牵制奉军。杨文恺完成使命之后，偕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非常高兴。５月，杨文恺和段其澍同往开封，会见了河南督办岳维峻。岳应允如孙攻打奉军，他的国民军第二军就以攻打山东相策应。退出苏皖(2)　　这样，孙传芳就完成了对奉“浙孙击其头，豫岳拦其腰，西北攻其尾”的军事部署。他又和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广泛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１０月７日，他邀请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到杭州开会，商议共同讨奉计划。五省代表推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会议的主旨是“拥段反奉”。会后，孙传芳封锁消息，令各部向位于苏浙边境的太湖秘密集结。　　１０月１０日这一天是双十节，孙传芳以“太湖秋操”为名，命令全军发动，由太湖出击，分兵进击上海和南京。他以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将所部编为五路大军。这五路大军由五个师组成，听候孙传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一时间向各自目标发起总攻。其第四师由松江进攻上海，意在驱逐邢士廉旅。杨宇霆闻讯，自忖邢部一个旅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孙部五个师的进攻，不如保存实力为好。就立即命令邢士廉旅撤离上海，免遭全歼。　　１６日，孙军毫发未损地进入上海。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通电，声讨张作霖：“数月以来，奉军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腥闻，众所共见。”在摆出奉军的种种劣行后，接着斥道：“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能忍而人民不能忍，并宣布惟张作霖一人是讨。”把打击面缩小到张作霖一个人身上。　　向南京进击的孙军一路顺风。１９日，孙军抵达镇江，胁迫南京。２０日，孙军迅速进抵南京下关。　　在孙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杨宇霆慌了手脚，连忙在督军署召开苏军将领会议，参加的有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师长，这些师长平时都遭到过他的训斥。这一次，杨宇霆放下架子，虚心讨教。但是，由于杨宇霆对苏军将领以前的轻藐表现，使他们心怀二志，同孙传芳早已暗通款曲。这些来往，杨宇霆一概冥蒙不知。会上，苏军将领一言不发，都在暗中庆幸。会议不欢而散。　　杨宇霆只好同他的参谋长臧式毅商量办法，臧式毅建议尽快把奉军守军丁喜春师撤离南京，以免遭灭顶之灾。杨宇霆立即下令丁喜春师向城外集结，但丁师刚一启动，就被陈调元师侦知，迅速把丁师缴械。原来陈调元以江苏帮办的名义，时常宴请奉军师长丁喜春和其他高级军官。此时，陈调元又在宴请丁喜春和团营长们，觥筹交错之际，突将该师包围，以致一枪未放，全被缴械，军官均被俘。　　杨宇霆一看大势已去，就顺着密室暗道逃出南京。后经江北浦口，乘火车北遁。杨宇霆逃出后，立即通告姜登选北撤。　　当时由东北到安徽上任的旅长刘翼飞，刚到上海，就遇到孙传芳大军的偷袭。他在丹阳和孙军打了几个小时，实力不支而撤退。后部队被打散，他化装为僧，才躲过一劫。辗转回到沈阳，进见张作霖。张作霖朗声说道：“你回来了，好极啦！听说你化装当和尚啦。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爹妈少给他装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①说明张作霖对杨宇霆、姜登选是不满意的，但他还是偏袒他们。　　孙传芳军一路追击，直达徐州，把奉军逐出江苏，即停了下来。奉军退到山东境内。彼此以鲁苏边境为界，停止战斗。就这样，江苏、安徽两省又交给了直系军阀。至此，浙奉战争结束。孙传芳返回驻地杭州，以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领有长江下游五省，形成了直系军阀的一支独立的势力。　　２１日，孙传芳凯旋进入南京。关于杨宇霆和姜登选的败退北归，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论道：“是时，奉军乘胜而南，绝兖徐，逾江淮，孤军深入，本为兵家所忌。孙传芳方握重兵，虎视于浙西，随时可蹑奉军之后。宇霆非不知兵，乃竟不顾一切，毅然南来就职，以为乘奉军方张之势，可安坐鞭笞江南也。江南士夫素轻视辽人，为宇霆所知，故峻崖岸以临之。奉军与江苏军，又主客异势，互相猜防，传芳从而乘之。以故莅任曾不两月，而呈摇摇欲坠之象。初撤上海军，继则南京亦不能守。遂偕郑谦北返。传芳不费一兵，连获苏皖两省，此宇霆急切轻进之所致也。”②这个分析评价真是入木三分。松龄崛起(1)　　这一节，我们要着重介绍奉军后起的将领郭松龄。因为浙奉战后，奉军内部爆发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沈阳人，１８８３年生。祖籍山西省汾阳县。其远祖戍边来到东北，后一支流落到沈阳东郊鱼樵寨落户。鱼樵寨现在是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乡赵家铺村，郭松龄就诞生于此。其祖父是一位粗通文字的农民。其父名复兴，字恢原。自幼苦读，终未得志，只得在乡镇做私塾先生。他好学不倦，教书认真，受到学生的爱戴。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性情温和、明达事理的女性。郭松龄的父母对他的影响很大，初步奠定了他为人处世的品德基础。　　郭松龄家境贫寒。他从小就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有时青黄不接，他们母子不得不到邻村乞讨。童年的痛苦生活在郭松龄的心里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对贫富不均的社会非常不满。　　９岁时，他的父亲回村设馆授读，郭松龄才得以入馆念书。入学前，他的父亲曾经抽时给他讲过启蒙读物。他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等书。入学后，他学习努力，勤奋刻苦。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很快就熟背下了一些儒家经典。三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具备了相当深厚的中文知识，并且练就了一笔好字。　　１２岁时，又逢中日甲午战争，辽东百姓流离失所。私塾馆倒闭，家里失去生活来源。作为长子的郭松龄提出外出做工，以贴补家用。靠亲戚帮忙，找到给地主当“半拉子”的工作。所谓“半拉子”，就是只能算半个劳力赚钱。从１３岁到１６岁，一干就是４年。据当地老人回忆，一提起郭松龄的名字，人们还是管他叫“郭半拉子”。　　他给地主做工是实实在在的重体力劳动。后来尽管他已经做了一个整劳力的活，地主还是不给他长工钱。为了养家糊口，他只得忍气吞声。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拼命学习，挑灯苦读。读书很杂，阅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之类。后来，地主家失窃，诬陷郭松龄。郭松龄被迫辞了工，到外边去打零工维持生活。此时，他的父亲盼望儿子能有一个好前程。就在郭松龄劳动之余，指导他学习科举考试的有关课程。郭松龄更加刻苦攻读，渐渐地人们发现，郭松龄已经可以为他们写一些各种文契了，因此管他叫“农民秀才”。直到１９岁，才结束了打工生活。这段苦难的人生经历，使郭松龄产生了憎恨富人、同情穷人的爱憎分明的情感。从而，使他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１９岁时，郭松龄的父亲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有了收入，就不让郭松龄打工了。利用同窗的关系，把郭松龄送进了书院学习。这个书院是沈阳城南常王寨的董汉儒开设的。书院是高级塾馆，是董汉儒私费开设的。因为他和郭松龄的父亲有同窗之谊，所以免费接受郭松龄就读。董汉儒是一位坚持操守的清末举人，反对八股考试，提倡“致用之学”，培养“真正之才”。他经常用中国历史上的治世文臣、爱国武将来激励他的学生。在两年的学习中，郭松龄在思想和学业上都大有长进。董汉儒成为了郭松龄的恩师。郭松龄不忘师恩，在当上高官后，经常去探望董汉儒。并用自己的钱，把董汉儒的小儿子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郭松龄是知恩图报的人。　　１９０４年，日俄两国为了瓜分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两军在奉天地区展开大会战，建筑化为废墟，人民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热血的爱国青年有的入伍参军，有的出国学军，一时形成“尚武”的风潮。　　１９０５年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节制东三省。他为了训练军事人才，遵照陆军部章程，锐意创办了奉天陆军小学堂。这是“培养陆军将校之初基”，是培养陆军初级军事人才的新式军校。学制三年。课程参照保定军官学校预备班来设置，中西兼顾，内容实用，分为基础课和军事课两种。基础课开设国文、修身、历史、外语（日语、英语），此外还有算学、物理、生物、地理、测绘等近代科学基础知识。军事课设步兵操典、射击教程、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战术学等。学堂总办由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方震担任。教官都是国内军官学校毕业或留日、留德学习军事的人才。　　郭松龄看准机会，抓住机遇，报考了这所军校。虽然已经超龄，但由于总成绩最优，被破格录取为正班生。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他学习非常勤奋，极其刻苦。各科成绩都是最优，受到学堂总办的特别嘉奖。适逢１９０６年，赵尔巽又在该学堂内增设了一所陆军速成将弁学堂，通称为“老速成”。学制一年，与以后成立的东三省讲武堂相同。因郭松龄成绩突出，被推荐到速成学堂学习。这是一所全新型的中等军事学校。教官思想活跃，各种新思想可以半公开地传播。青年教官方声涛是留日回国的同盟会员，经常在课堂上宣传爱国思想。郭松龄同方声涛接触甚多，也接受了方声涛宣传的反清革命的思想。　　１９０７年郭松龄从速成学堂毕业，因考试成绩名列优等，被选送到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期满后调回奉天，升任盛京将军衙门哨长。哨长就是新军的排长。他很快把散乱无序的部下训练成纪律严明的队伍，得到奉天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朱庆澜便把郭松龄调到自己身边，倚为亲信，加意培养。松龄崛起(2)　　１９０９年，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先任新军连长，后升任卫队营长。朱庆澜是同情反清革命的爱国将领，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同盟会员，如方声涛、程潜、姜登选、叶荃等。１９１０年，郭松龄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了四川新军的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各地宣告独立。郭松龄等积极拥戴朱庆澜为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来四川巡防军以“川人治川”的口号，排挤外来的新军。朱庆澜被迫离开四川，郭松龄等计议离川返奉以策应革命。　　在回忆自己成长的过程时，他对军士连的学员说道：“我小时家贫给人当雇工，没有念多少书。后来故宫招考站岗的，只要能写出姓名和住址就行，我被录取了。以后陆军武备学堂（奉天陆军速成小学）招生，我也考上了。我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一个人不学习不行。”①郭松龄酷爱学习，追求进步，其思想完全站在革命一方。　　郭松龄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上旬返回奉天。他积极参与了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的活动。其时，在奉天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员的韩淑秀，也积极参加革命。据李坚白的回忆录记道：“公乃辞职回奉，密谋响应，设机关于省城大东关韩淑秀宅。”联合急进会的秘密起义计划被密探侦悉，赵尔巽下令，命张作霖捕杀革命党人。张榕遇害，被杀者四百余人。郭松龄因剪发，“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而被逮捕入狱。后经郭松龄的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高纪毅和韩淑秀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释”。　　郭松龄深感掌握军事科学知识的重要，于１９１２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任区队长。１９１３年毕业后，重回奉天，任奉天都督张锡銮的少校参谋。当年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名列榜首。在三年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新思想。凡是西学学者或中国学者来京讲学，他必定前往倾听。除军事学外，他对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兴趣甚浓。他努力想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战将。１９１６年毕业，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此时的北京政府总理是段祺瑞，继续推行袁世凯的反动政策。郭松龄蒿目时艰，内心十分苦闷。１９１７年郭松龄只身去广州投奔孙中山，恰逢朱庆澜在广东省任省长。通过朱庆澜的关系，任广东军警卫营营长等职。曾谒见孙中山，并建言反对军阀：“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还说：“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政治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据说“中山深韪其言，而公亦深服膺中山主义”。韶关讲武堂成立后，聘郭松龄为教官。“每于课余至广州，辄与旅粤东省二三同志谋改造东三省事”。关于改造东三省，他曾经愤愤然说道：“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窟，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①“语毕，即束装待发。同志皆为公危不顾也”。郭松龄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１９１８年末，郭松龄回到奉天。经督军署参谋长陆大同学秦华的介绍，郭松龄任督军署少校参谋。不久，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讲武堂开学时，张作霖看到郭松龄在场，便严厉地问道：“汝系反对余之革命党，今日来此何为？”郭松龄“默然”，张作霖“亦不复致诘”。张作霖以为郭松龄既然已经投靠自己，也就既往不咎了。郭松龄“对于战术，造诣颇深，每讲授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极受学员们的欢迎”。　　郭松龄办事非常认真，对学员要求特别严格。每当假期届满，他必定亲自站在学校门口监督，如果学员迟到，哪怕是一分钟，也要受到关禁闭的处分。郭松龄不但严格管教学生，还严格约束队长、区队长。按当时的习俗，教官是无权管教队长的。　　当时，张学良在讲武堂读书，对郭松龄的授课由衷感佩。因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公子，许多教官对他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不敢管理。只有郭松龄不听邪，对张学良严格要求。郭松龄学识渊博，军文皆通，且律己甚严，注重身教。因此，得到张学良的敬佩和信任。据郭松龄反奉期间担任其顾问的李坚白回忆：“时作霖之子学良为讲武堂学生，公因教学因缘，与之相结纳，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张学良对郭松龄既“尊之为师”，又“引以为友”。　　１９２０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即向张作霖推荐，调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松龄踏入了率领重兵的军旅生涯。这是郭松龄受到少帅张学良器重和倚畀的开端。李坚白分析：“于是公之初步计划始得售，获有潜滋暗长之机，乃多方固结张氏父子，以期取得军权。”　　郭松龄身躯高大，面貌严肃，生活俭朴。他无论冬夏，总是穿着制服，鞋帽整整齐齐。对长官，对部下，对一般社会群众，总是严整而有礼貌。　　郭松龄带兵如鱼得水。他既任过基层军官，又当过军校教官。因此，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同时，心怀大志、目标专一，对如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早已成竹在胸。郭松龄治军甚严。他厌恶军阀作风，痛恨下跪、磕头等腐败习气。不打人，不骂人，不媚上压下，不营私舞弊。官兵有违反军纪者，不徇私情，严惩不贷。郭松龄严于律己，不苟言笑。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嫖娼，不赌博。他不送礼，也不受礼。到部队校阅，也拒绝迎送。加之躯干魁梧奇伟，面生连鬓胡须，酷似西洋人，又因他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同事们戏称其为“郭鬼子”。郭松龄也偶尔在家里招待其老同学，席间对同学中有缺憾者，严加责怪，不留情面。于是，每闻郭松龄邀请，都感头痛，胆怯地说道：“这顿饭不是好吃的。”①松龄崛起(3)　　郭松龄在创办新军上有很多建树。首先，狠抓军事教育。整顿奉天军事讲武堂，创办军士教导队，举办军官教育班，以及军事、军医、兽医、军械等短期教育班，还创办过步兵学校。教育是根本。他采取吸收青年学生和轮训部队干部的作法，迅速地提升了部队官兵的素质。其次，定期校阅军队。除了随时到各部队视察外，每年春秋两季，正式校阅部队。对军官进行学、术两科考试。对军队，检查训练和军纪。对有差失者，严厉批评。对有严重过失者，撤职查办。大刀阔斧，厉行改革。在短期内，“三八旅”面貌一新，成为奉军的模范旅。　　郭松龄又特创军需独立制度。当时的军队，军需官一向由各级主官委派，一般都是由“三爷”来担任。这“三爷”就是孩子的姥爷、舅爷和本官的姑爷。军需处也就成了军官的私人账房。郭松龄在“三八旅”任命军需行家主管军需，实行军需独立，不准长官动用公款。这是一个重大创举。在“三八旅”杜绝了克扣官兵军饷的劣行，保证了官兵军饷的按时足额发放，提高了官兵的战斗力。　　郭松龄和张学良一道，广泛罗致军事人才。凡属军事院校出身的，都加以延揽，储才备用。如部队官佐出缺，即派有真才实学者升补。军官都知道自己何时可以提升，不必用心钻营，只要严于律己，严格带兵就行。由于郭松龄建立了有效的军官升迁制度，量才使用，就做到了军官升迁的良性循环。从而，在“三八旅”杜绝了军官升迁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郭松龄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该旅之成绩冠于各军，公渐露头角”。这时，“忌之者日众”。他们“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当时，奉军带兵的军官很多是胡匪出身，没有文化，不懂军事科学。他们藐视军事院校出身的军官，认为他们不能打仗。　　１９２０年，直皖战起。张学良任奉天省城戒严司令，留卫队旅一部驻防沈阳，主力交由郭松龄率领开进山海关。郭松龄在天津附近小站，以一个团的兵力，围剿龙济光军两个旅，“人始惊异”。从此，名声外传。　　１９２０年秋，吉林省东部地区土匪猖獗，官兵对其束手无策，甚至占领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受命，率领亲自训练的卫队旅前往剿匪，迅速肃清匪患。在这次军事行动期间，他有车不坐，有马不骑，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大为感动。由于纪律严明，官兵一路遵规守矩，不曾扰民，地方反响甚佳。因此，郭松龄声名鹊起，更加受到各方重视。　　１９２１年，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奉天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司令部设在沈阳北大营。时人称之为“三八旅”。张学良事繁任重，所有两旅事务以及人员升迁调补，除大事请示张学良，一般均由郭松龄主持。郭松龄“负实际责任”。　　张学良对郭松龄放手任用，信而不疑；郭松龄对张学良恭顺服从，衷心拥戴。两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甚至结成兄弟。郭松龄的一切作为，都得到张学良的无条件支持。张学良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有人评道：“交谊之深，倚畀之殷，确出常格。”　　１９２２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为西路和东路两路军。东路军分为三个梯队，第二梯队司令为张学良。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奉军第八混成旅和蔡本平的奉军第四混成旅。开战前，张作霖气壮如牛，轻视直军。但很快西线败退，牵扯东线，最后导致全线崩溃。张作霖一看大事不好，就急电张学良回军粮城总部开会，把第二梯队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郭松龄。张作霖并下达了总退却令。西线已经溃不成军。郭松龄临危受命，沉着应对。当时，部队已经撤退到永定河，直军随后急追。兵未渡半，直军已至，情况危殆。郭松龄站立河干，从容指挥。一面派兵阻击直军，一面挥军抢渡湍流。穷一昼夜之力，全军平稳地渡过大河。如稍有张皇，后果不堪设想。随后，郭松龄率领第二梯队全体将士，安然无恙地整队回到驻地。同时，在山海关外打退直系追兵，才使张作霖稳坐东三省的宝座。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军张作霖发现自己部队的弱点。认识到奉军军事素质很差，“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军官大多出身绿林，不懂军事科学，只知一味蛮干。因此，虽然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也逃脱不了一败涂地的命运。而经过郭松龄训练的新军，则战能攻，退能守，表现了很强的军事素质。由此，启发张作霖走上了整军经武之路。　　张作霖整编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称为东北军。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然合署办公。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北军精锐“二六旅”。　　当然，和许多有才干的人一样，郭松龄也有他的缺憾。如为人刚愎自用，作风专横跋扈，心胸气度狭隘。同时，有的人认为他怀有个人野心。　　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东北军共编６个军。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以魏益三为总参谋长。这就是当时东北军的主力部队“一三联军”。郭松龄军权很大，他不仅统辖第三军，还统辖第一军。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有意提高少帅张学良的权位，而郭松龄在张学良的倚畀之下，统率了东北军的全部精锐部队。即除了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和个别老派将领所统带的部队以外，所有当时属于奉天的军队，都在郭松龄的指挥统率之下。松龄崛起(4)　　其实，控握军事大权的郭松龄是别有所图的。张氏父子冥蒙不知，还安稳地睡着大觉。举兵反奉(1)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就是郭松龄在河北滦县车站举兵反奉。但到同年的１２月２３日，郭松龄就失败了，地点在关外白旗堡车站。２５日，郭松龄夫妇遇害，地点在辽中老达房。起也匆匆，败也匆匆。　　郭松龄为什么举兵反奉呢？其中有远因，也有近因。　　先说远因。　　其远因之一是郭松龄的远大抱负。据李坚白分析：“公之由粤回奉也，实抱一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故不惜降身以求信于张氏父子。其后虽屡有倒张之企图，只以重重障碍未成事实。民国十三年冬，孙中山倡导国民会议北上至津，公承作霖命为欢迎代表。时中山主开国民会议，为公阐其意旨。公表示极端赞成，并担任以全力促张氏父子联合北方军人，赞同此主张。无如作霖瞻于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从其计。至是，公倒张之志乃决。”①　　李坚白，奉天辽阳人。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曾任国会议员。１９１７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在广州期间，与郭松龄相识，结成莫逆之交。郭松龄反奉期间，任郭松龄秘书处长，担任与冯玉祥联络事宜，曾参与订立郭冯密约。这段议论是１９２８年写的，当时未公开刊行。１９４７年才发表。李坚白和郭松龄在广州成为莫逆之交，共同拥戴孙中山，极力促成中国走向真正的共和。李坚白认为，郭松龄回奉的目的就是“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从李坚白对郭松龄的了解程度看，这个观点是有根据的。　　其远因之二是派系之争异常激烈。奉系内部大体划分为三派，即绿林派、士官派和陆大派。绿林派是张作霖的哥们弟兄，主要有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他们是老辈人物，掌握的部队量少质差。士官派，是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奉军将领，主要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是杨宇霆。因为杨宇霆既是士官出身，又在老帅张作霖手下居首辅地位。陆大派，这一派的首领是郭松龄，因为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所以称为陆大派。其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东等。　　奉军的主力部队都掌握在杨宇霆和郭松龄两派的手中。杨雨霆身任总参议兼参谋长，是奉系中最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受老帅之托，辅翼少帅。少帅当时统率的奉军劲旅，一般事务均由郭松龄掌握，张学良很少过问。张学良对郭松龄推心置腹，郭松龄对张学良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在奉军中，郭松龄是仅次于杨宇霆的一个实权人物。两个人才干相埒，亦都专横跋扈。为了争权夺势，积怨甚深，几达势不两立。郭松龄经常说：“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郭松龄要想去掉杨宇霆，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此次反奉，就包含这个清君侧的内容。　　其远因之三是战略思想严重分歧。主要分歧是郭松龄反对奉军入关，穷兵黩武。张作霖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杨宇霆也想在关内占有一块地盘，做一个省的土皇帝。为此，他们都主张用兵关内。郭松龄坚决反对派兵入关，认为是劳民伤财。郭松龄曾向张作霖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①这个看法，得到很多奉军将领的赞同，认为有理。但是，杨宇霆却觊觎江南鱼米之乡，力主用兵关内。这和张作霖的主张一拍即合。张作霖驱兵南下，直达长江流域。但由于一字长蛇，孤军深入。加之奉军纪律败坏，闹得民怨沸腾。不到两个月，奉军就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赶了出来，还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这完全应验了郭松龄当初的预言。杨宇霆、姜登选失掉了地盘，张作霖却让郭松龄出兵去夺。这让郭松龄十分气愤。因此，郭松龄反奉的决心便越来越强了。　　再说近因。　　其近因之一是对奖赏不公的强烈不满。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三八旅”顶住了直军的猛烈冲击，扭转了危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了胜利。出力最大的也是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的军队。当时，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三军，和以姜登选为军长、韩麟春为副军长的第一军，组成第一、三联军。这个联军的主攻方向是山海关方面的直军主力。负这个方面指挥全权的是郭松龄，另由姜登选、韩麟春在山海关侧翼的九门口开辟战场，所指挥的军队都是由张学良、郭松龄部队临时调拨的。这次战争，奉军取胜，一三联军功不可没，郭松龄出力最大。但论功行赏，却没有郭松龄的份儿。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杨宇霆当上江苏督办。　　郭松龄原以为安徽督办非他莫属。安徽督办一席虚悬，暂由省长吴炳湘护理。郭松龄事先做好了上任的准备。安徽的王普是郭松龄陆军大学的同学，有一师部队驻扎皖南，欢迎郭松龄来安徽。郭松龄派他的第二旅旅长刘伟驻扎安徽蚌埠，以为预留地步。他还派军需处长张振鹭两次到安徽，调查财政收支情况。又派陆大出身的任过骑兵团长的彭振国去当安徽督办署的参谋长。这一切都是郭松龄的安排，布置停当，就等走马上任了。原来张作霖也考虑把安徽督办给郭松龄，江苏督办给姜登选。但由于杨宇霆自荐当江苏督办，就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于是，郭松龄的安徽督办就泡汤了。这使郭松龄大失所望。后来姜登选到任后，又立即撤去彭振国的参谋长职务。举兵反奉(2)　　杨宇霆的自荐，是否是他的一个排斥异己的策略，不得而知。但确实达到了排斥异己的目的。这个安排对郭松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他的强烈不满。　　对此，张学良心知肚明。为了缓和矛盾，张学良有一次对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说：“将来他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让魏益三劝说郭松龄少安毋躁，等待时机，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近因之二是对张作霖拟签订卖国密约的极端愤慨。张作霖欲与日本签订密约之事，是郭松龄在日本偶然发现的。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国民军和奉军都派人到日本观操。国民军的代表是韩复榘，奉军的首席代表是郭松龄。他们都住在东京帝国饭店。有一天夜里，郭松龄来到韩复榘的住处，神秘地说道：“有一件希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这次我刚到东京之后，忽然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职员来拜访我，没有谈几句话，就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我说：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于是来访者无精打采地走了。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接着，郭松龄义愤填膺地说道：“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干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①　　郭松龄对张作霖拟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极端愤慨，决心举兵反对张作霖。他在日本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　　由于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郭松龄举兵反奉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发。　　为了增加反奉的力量，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有意识地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结盟，郭松龄采取了主动。前文已提到，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期间，有目的地同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接触，表明了同张作霖势不两立的决心。当时，郭松龄还说道：“今天的谈话请守秘密，别对别人说。”韩复榘深知事关重大，严肃真诚地答道：“我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请你放心好了。”这是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间的事。　　韩复榘于１１月５日回到绥远特区的包头，向冯玉祥报告了他和郭松龄在日本谈话的内容。当时因为冯玉祥和孙传芳暗中联络，抵制奉军的侵逼，遭到奉军的质疑，苦无对策。而且，张作霖派许兰洲、郭仙桥到包头去见冯玉祥，说杨宇霆、姜登选被孙传芳打败，要求冯玉祥派兵帮助他去打孙传芳。若不同意，就不予谅解。同时，游说冯玉祥，奉军可以让出保定大名防地，且支援他一批武器，包括飞机大炮。　　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软硬兼施，十分气愤。如果单独反张，力量不够；低头服张，心又不服。冯玉祥心急如焚。当时无法，只得勉强同意，达成了合作对直系孙传芳的办法九条。因此，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喜，但还是谨慎地说道：“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的人来，两下里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韩复榘马不停蹄，次日即折返天津，向郭松龄转达了冯玉祥欢迎合作的诚意。　　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回应，很是高兴。１９日，即派其亲信李坚白、亲弟郭大鸣，由冯玉祥的老参谋长时任京汉路局局长的王乃模陪同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松龄的亲笔密信，并提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见。　　密信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祸国殃民条约进攻国民军，我誓死反对；如果奉张进攻国民军，我即攻张，我的部队番号拟改为国民第四军或改为东北国民军；我的部队将来开发东北，绝不过问关内的事。　　冯玉祥见到密信异常兴奋，彻夜与李坚白等洽商。冯玉祥得知李景林也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出望外。但是，对于李景林要求把直隶、热河两省划拨给他，面露难色。郭松龄的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言外之意是过后可以商量。这样，冯玉祥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签订了密约，冯玉祥还郑重地签了字。冯玉祥又加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一起，陪同郭松龄的代表即日回津。郭松龄见到了熊斌，对签订的密约完全赞同，并也签了字。　　李景林为什么和郭松龄一起反对张作霖呢？因为郭松龄对李景林有救命之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命李景林进攻热河。因李景林是直隶人，图谋直隶地盘。便在攻下热河后，率领骑兵直捣天津，并占领了天津。驱逐了直隶省长王承斌，霸占了省长公署。这就打乱了张作霖的战略部署。张作霖大怒，要杀李景林。郭松龄劝阻张作霖说，我军刚入关，就阵前斩杀大将，于军心不利。张作霖听了郭松龄的话，没有杀李。为此，李景林很感激郭松龄。听到郭松龄要反奉，李景林表态道：“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　　最后，郭松龄在天津督署，与国民军代表熊斌和李景林共同协商合作办法。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也出席参加。会上，李景林对国民二军在直隶的行动表示不满。熊斌当即诚恳表示：“国民二军的纪律，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冯总司令已下令并派人前往制止，今后彼此一家，当更不成问题。”李景林在会上的表态也很好，保证他的部队将随郭军之后向山海关方面移动，以资接应。郭松龄表示，希望国民军在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举兵反奉(3)　　就这样，郭松龄、冯玉祥和李景林结成了并不紧密的反奉三角同盟。　　有了郭冯李的三角同盟，郭松龄解除了后顾之忧，便决定起事。　　这里随带插叙一笔。据参与其间的当事人回忆，张学良对郭松龄反奉是有所察觉的，甚至是完全知道的。在天津，郭松龄曾向张学良建议：“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开发经营，不应再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芳辰（李景林别号）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还毫不隐讳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之败，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何柱国回忆：“郭向张所说的这番话，是郭松龄被处死以后，张学良亲自与我们谈起的。说明郭松龄愤懑不平，要打倒杨宇霆，推翻老将，张学良是知道的，却不料郭动手这样快。”　　１１月２０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回沈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疑心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沈是别有用心，遂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曾到天津和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同郭松龄谈了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郭军第二旅旅长刘伟知道。他说：“郭鬼子说我们打胜仗，杨宇霆、姜登选他们去做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给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做督军。我们这次是不愿意打了，还是回去好好整理东三省吧！”并且说：“我们拥护你来干！”张学良说：“那怎么行呢？”但对郭松龄的这个异常表示，张学良没有给予特殊和坚决的驳斥，只是说：“你看着办吧，我走了。”“张学良骤然听到郭氏的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经出现混乱。张学良叫专车直奔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看到一列一列的军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在军舰上也已收到。军舰的火炮可以击毁郭松龄的军车，但张学良不让开炮，说：“都是我的部下。”这是后话。　　郭松龄是于１０月２４日从日本被张作霖用急电召回奉天的。张作霖命郭松龄去天津部署军事，准备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郭松龄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为张学良，副军团长为杨宇霆的士官同学于珍，下辖八、九、十三个军。于珍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为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为第十军军长。第三方面军的编组工作，统由郭松龄负责，因而他得以控握第三方面军大权，为他举兵反奉提供了先决条件。　　１１月２２日深夜，郭松龄由天津发出三个通电。　　１１月２３日，郭松龄召集第三军团上校以上的官佐紧急开会。地点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参加者有一百余人。会场内外气氛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郭松龄身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　　郭松龄即席心情沉痛地反对内战：“自民十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　　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老将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胜于阋墙的战争吗？”　　随后，他提出了反奉的具体作法：“现在拟好了两个方案，写在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一）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战斗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严肃。各师旅长都感到非常突然，沉默起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六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第七师师长高维岳四位师长开始反对，后来勉强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了名。　　签名后，郭松龄一语道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立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说明他们对这次反奉行动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　　后来，郭松龄对四位师长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暂时回到天津休息，实际交给李景林软禁看管。同时，郭松龄将与他关系不深的师、旅、团长扣留起来。　　他们退席后，就将所部７万人重新组建５个军，确定了一个新的指挥班子。　　甲 总司令部　　总司令 郭松龄　　参谋长 邹作华　　秘书处长 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秘书长）　　政务处长 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参谋处长 王静轩举兵反奉(4)　　副官处长 郜汝廉　　军需处长 鲁穆庭　　外交处长 王正廷（未到任）　　兵站处长 张振鹭　　航空司令 彭振国　　乙 部队　　前敌总指挥 宋九龄　　第一军军长 刘振东　　第二军军长 刘伟　　第三军军长 范浦江　　第四军军长 霁云　　第五军军长 魏益三　　这时所下达的命令，郭松龄还是和张学良共同署名。这样做，既为了表示拥戴张学良的明朗态度，也为了釜底抽薪软化内部的反抗情绪。１１月３０日，郭松龄在山海关发表通电，正式把他所辖的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以后就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了。　　郭松龄反奉此举，如晴天霹雳，国内外都目瞪口呆。郭发通电(1)　　现在回过头来再详细谈一谈郭松龄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２日夜发表的三个通电，以及１２月１４日的通电。这三个通电是郭松龄举兵反奉的政治宣言，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个通电是原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的手笔。电文是四六骈体，佶屈聱牙。主题是反对内战，主张罢兵，废除苛政，兴建三省，拥戴少帅，劝张下野。电文称：“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额日亏。”“军旅迭兴，赋敛日众，邑无仓积，家无盖藏。”郭松龄主张：“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洪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厉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苛税，严刁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在这个通电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痛责张作霖，而是提出郭松龄自己要“翊佐”张学良，并劝说张作霖下野，“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①，以表明举兵反奉的大公无私。　　第二个通电旨在表明举兵反奉的目的是为了“清君侧”，具体提出罢免杨宇霆、拥戴张学良的主张。电文称：“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蒙蔽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司令。”　　第三个通电是完全针对杨宇霆的，即《讨伐杨宇霆之通电》。这个通电，在屡述杨宇霆的种种罪状后，再次提出罢免杨宇霆。并表明“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行率同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看起来，郭松龄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实际上，张作霖在看到这个通电后，把电文拿给杨宇霆看，示意杨宇霆辞职，杨宇霆心领神会，于２４日晚“不辞而别”，潜往大连去了。　　综观这三个通电，其主旨是：第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第二，拥戴少帅，谴责老帅；第三，讨伐宇霆，以清君侧。总之，郭松龄的三个通电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上台，清除杨宇霆等人，实行民主共和政治。　　郭松龄的举兵反奉通电，得到了国内各界的声援。　　１１月２５日，冯玉祥发布讨伐张作霖通电，指责张作霖“不顾国家安危，人民死活，一味好战，祸及直鲁，近逼京畿；沪案发生，忍心为虎作伥，纵兵残害学生、工人，违背人道”。劝告张作霖“应当及时引退……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　　李景林在郭松龄发表通电的当天，也发表了一个通电。但其强调郭松龄反奉是“清侧之役”，要求惩办杨宇霆。请求张作霖“庶政付诸少帅，借息仔肩，以娱天年”。　　１１月２５日，广东国民政府等革命团体，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卖国的段祺瑞执政府和奉系军阀，声援郭军反奉行动。群众高呼“打倒段祺瑞！”“打倒张作霖！”“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大会号召“各革命团体，联合一切反奉的军队，以扫荡扰乱中国、荼毒民主之最残暴势力”。　　１１月２９日，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名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表革命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１２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系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在全国的声援下，郭松龄的部队也进行了政治动员。有的部队还编出顺口溜，以鼓舞士气。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编的：“郭军长真不善，领着大军回奉天，去大帅，锄大奸，解除百姓苦，去掉民艰难，给土地，建家园。不怕天寒与地冷，打不垮老张什么都完蛋！”①　　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后，士兵戴绿色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大字。这个口号，一语道破了官兵的心志，鼓舞了士气。郭军在行军过程中，遵守军纪，受到人民的欢迎，甚至有送开水、米汤的。　　郭军在打到新民县后，于１２月１４日，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这个通电，矛头直指张作霖。电文开列了张作霖统治东三省１４年的４大罪状：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农；用人不公。公开提出“驱除杨贼，并劝张氏下野，拥戴汉卿军长出而执政”。电文最后称：“松龄刻已师抵新民，张氏残败之余，不难一鼓讨灭。恐父老受其欺蒙，不明真相，特将班师回奉各情形，略陈颠末。并将事定后，治奉方针露饰如左：（一）实行省自治，以发扬民气，大局定后，由各县推举代表，连同省议会，开一善后会议，公决施政方针，及应兴应革之事；（二）保护劳工，节制资本，以消赤化隐患；（三）免除苛税，以苏民困；（四）练兵采精兵主义，务求淘汰匪兵，以除民害，而轻负担；（五）整顿金融，以维民业；（六）增加教育经费，实行强迫教育；（七）用人以才为本，不拘党派亲疏之见；（八）开发地利，振兴实业；（九）整顿交通，以利商旅；（十）肃清匪患，整顿警察。”郭发通电(2)　　这是郭松龄在师抵新民时，对未来东三省如何治理所勾画的一幅美好的蓝图。他在东北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政治主张。他相信会很快地攻进沈阳城。他没有料到会在新民一败涂地。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形势看好。但由此，郭松龄等军官也产生了骄兵情绪。再加上张作霖的反攻，以及日本人的干涉，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以致失败。错杀登选(1)　　郭松龄是一位优秀的战将，但身上也有一些弱点。不能容人，就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７日，姜登选在德州接到张作霖的命令，任其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先成两旅，移住北镇。于是，姜登选任命戢翼翘、陈琛为旅长，先往东北布置建旅事宜。姜登选率少数随员赴天津，准备稍事休息，就回奉天。此时，他对郭松龄反奉一事毫无警觉。　　１１月２４日，姜登选由天津回沈阳，路经滦州。那时姜登选早已看到郭松龄发表的通电，已经知道郭松龄造反了。当时，郭松龄随着军部向前方移动，派参谋长彭振国为留守后方司令。姜登选的专车抵达滦州后，彭振国上车，恭敬地对姜登选说：“郭军长现患感冒很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登选不知其中有诈，便关切地说：“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他随彭振国备好的汽车进城，后即被关押在火柴公司楼下的一个楼梯间。郭松龄根本没有同姜登选见面。卫士奉郭松龄之命，以送姜登选到城里为名，将他押上汽车。当汽车行经一段沙滩路时，卫士诡称路不好走，请督办下来走几步。待姜刚下车走了两步，卫士即从背后开枪将其打死，随即返回向郭松龄报告。郭松龄枪杀姜登选后，特发电告，内称：“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姜登选死时仅４４岁。　　郭松龄为什么非要杀掉姜登选呢？据说有三条原因。　　其一，是早年结下的怨恨。民国初年，他们二人都是黑龙江省许兰洲的部下。那时，为了争权夺势，他们就已结下宿怨。　　其二，是姜登选的一句话。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当奉军攻入九门口内，直扑沙河寨时，遇到直军的顽强抵抗。一三联军司令姜登选和张学良研究，命郭松龄率领８个团的兵力，加入攻打沙河寨的战斗。郭松龄率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提出要用自己的部队替换姜登选的部队，遭到姜登选的反对。郭松龄就愤然率队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骑马追逐二三十里地，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还抱头痛哭。此举几乎演成全线崩溃。当时，姜登选用唱京戏的腔调戏说道：“茂宸这样违抗军令，应该军法从事。”但此话传到郭松龄那里，就完全变味儿了。由此，郭松龄怀恨在心。　　其三，是姜抢了他的地盘。本来郭松龄早就看好了安徽这个地盘，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进驻准备。并把他的参谋长彭振国派到安徽督署任参谋长，似乎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不料，发表的却是姜登选任安徽督办。他一上任，就把彭振国撤掉，换上他的亲信戢翼翘。这也让郭松龄不满。　　当然，这里最根本地是牵扯到士官派和陆大派两派之争。为此，当姜登选落到郭松龄手中时，也就保不住命了。这是姜登选没有想到的，也是很多与姜登选关系不错的人所想不到的。　　郭松龄在临死前曾谈到为什么要杀掉姜登选。他说：“姜登选得了安徽督军，被人家赶了回来，仍想坚固他的席位，回东北去见老张，研究新的部署。他们这些行动，正是我平日所痛恨的行为。在我今天发动把东北军撤回东北，来建设东北的时候，他还想去当安徽督军，因之我在滦州扣留了他并把他毙了。”这个自述，表明杀掉姜登选主要是不能使他再去当安徽督办了。　　枪杀姜登选，是郭松龄的一招错棋。　　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１８８１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同盟会。１９０７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１９０８年毕业。１９１２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１９１３年任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１９２４年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１９２５年任安徽督办，后加陆军上将衔。　　姜登选为人“沉着有谋，向寡言笑”，是“一位和平性格之人”。奉系著名将领韩麟春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为人高傲”，但“独心折姜公”。郭松龄也承认，“惟姜稍和平，尚可共事”。这说明姜登选在奉军中是很有人缘的。就是这样一个陆军上将，跟你郭松龄有些私怨，不经审判，就擅自枪杀了。这给人以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印象。这种作法，大失人心。这使郭军内部人人自危，感到不知何时灾难也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同时，对于争取其他奉军将领也极为不利。　　刚起兵时，郭松龄心高气盛，以为只靠他的东北国民军就可以打败张作霖的东北军，不需要东北军中其他人的帮助。当时，有些与张作霖平时存在嫌隙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曾向郭松龄传递过欲要合作的信息，但都被郭松龄婉拒了。　　当时，阚朝玺、汤玉麟、于琛澄等人曾派代表来见郭松龄，希望合作，但索要黑龙江或吉林地盘。在锦州时，阚朝玺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前来商洽合作。阚朝玺当时以热河都统而兼东北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指挥着热河省部队约三个师，配备在热河省承德、滦平、隆化各县长城线上。位置重要，装备整齐。最重要的是他是张作相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的一支主力。他的向背，对于这场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汤玉麟拥有骑兵一个师，感到张作霖待他不公，想暗投明主。于琛澄隶属张作相的第十一军，领有骑兵一个师。因为他不是张作相的嫡系，也欲另攀高枝。如果于琛澄反叛张作相，对第五方面军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因为他当时恰好驻军北戴河，这是郭军出关必经之地。其实，张作相为军团长的第五方面军，下辖只有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两个军。如果属于第十一军的于琛澄骑兵师倒戈，阚朝玺的第十二军也倒戈。那么，东北大地姓张姓郭就很难说了。错杀登选(2)　　此时，在郭军任第五军军长的魏益三是郭松龄的亲信。在郭松龄给阚朝玺等三人分别写完回电，让总部参谋长邹作华发报时，恰巧被魏益三碰到。邹作华便把电报给魏看了。原来，郭松龄回电仅发表阚朝玺为总参议，汤玉麟和于琛澄为参议，对于索要地盘一事则置之不理。　　对此，魏益三认为不妥。他认为这件事关系大局，这个回电太不妥当，立即劝说郭松龄修改，郭松龄不听。军长刘振东和旅长高纪毅两人与郭松龄关系较深，他们也为此事劝说郭松龄，郭松龄仍然不听。不仅如此，郭松龄还命令霁云的第四军扫荡奉热边界，对象当然为阚、汤等部属。阚、汤、于等见索要地盘投郭无望，转而投奉。　　张作霖对阚等既往不咎，并应允加官晋禄。两相比较，反差太大。阚朝玺、汤玉麟等在西线对郭军造成很大威胁，而且，郭松龄军没有骑兵部队。因为在起事之初，骑兵部队都纷纷回到了奉天，没有跟郭松龄一起造反。没有骑兵的穿插迂回，也是导致郭松龄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魏益三后来评道：“郭松龄为人刚愎自用，一切操之过急，以致坏了大事。”①　　当时，郭松龄手握重兵，掌握别人的生死大权。他以反对张作霖军阀的名义举兵起事，开始拥护者众。但即使是当时，也有很多人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心怀异志。有人对邹作华表示怀疑，邹作华为了不吃眼前亏，当即表示积极反奉，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没有处理邹作华，只换掉了炮兵旅长职，仍然任命他为总部参谋长。但是，邹作华在战争进行中，同张作霖暗通款曲，甚至对奉军发炮用的是不爆炸的炮弹，对郭松龄帮了倒忙。　　此外，郭松龄委派张作相之子张廷枢为九十团团长，原想让张廷枢持函找他父亲张作相进行劝说，希望张作相合作。与此同时，郭松龄有令齐恩铭副军长之子齐家桢劝其父一起反奉。不料，这两人首先跑到山海关报告张作相，说郭松龄反了。　　同时，奉天空军在事变发生时，立即全部飞回奉天。他们不想参与郭松龄的反奉行动。奉天空军司令是张学良，郭松龄改委第三军团的参谋处长彭振国担任。现在只是个光杆司令了。　　种种迹象表明，郭松龄反奉之举是凶多吉少的。但郭松龄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尤其低估了张氏父子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帅惊惶(1)　　张作霖看到郭松龄通电之后，大为惊惶。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就起来在屋内来回走，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小六子是张学良的乳名。骂一会儿，又回到炕上抽大烟。他不吃不睡，坐卧不安，精神几乎崩溃，对一切事情都不过问了。　　但张作霖毕竟老于世故，在歇斯底里发作后，他认真研究了郭松龄的三个通电。他看到这三个通电内容大同小异。而第二个通电和第三个通电，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求罢免杨宇霆。张作霖便乖巧而痛快地答应了郭松龄的要求，立将杨宇霆免职，这样似乎郭松龄失去了继续进兵的理由了。这三个通电并没有公开地指斥张作霖，只是暗含对张作霖的指控。张作霖心里明白，郭松龄是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清君侧”只是烟幕弹而已。既然没有明确点名让他下野，姑且装一回糊涂。事情似乎还有转圜的余地。　　于是，张作霖将计就计，把张学良叫到奉天来，大骂一通后，命令他速到前线，与郭松龄联系，劝他息兵。张作霖幻想运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　　１１月２４夜，张学良率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和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等，由奉天乘火车前往会郭，行至锦西的连山，交通受阻，改由海路前往。２５日，张学良由葫芦岛乘镇海军舰前往秦皇岛，２６日到达。张学良想亲自见到郭松龄。他派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同在滦州给郭松龄治病的日本医生守田福松通电话联系，表明此意，但被郭松龄婉拒。第一次会面的希望落空。　　２７日，张学良又请托想回奉天的守田医生再次面见郭松龄，并捎去一封用铅笔草写的短信。守田返回郭松龄的驻地，把此信面交郭松龄，并劝郭松龄“不可起事”。２８日早晨，经过一夜的思考，郭松龄对守田说道：“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绝不能中止。但我已经４２岁了，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张上将军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张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愿将地位让给学良君，自己下野，度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为此，可以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证人。希望能将我的意向转达上将军。”①郭松龄提出休战５天，等待张作霖的回音。守田离开郭军驻地后，在秦皇岛向张学良报告了郭松龄的意向，然后他自己回到奉天。　　在此期间，郭松龄在滦州和昌黎，给张学良先后写了两封信，表示对张学良衷心拥戴。张学良也亲自手书一封交给郭松龄。其文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郭松龄又复一长信，表明心迹，也表示决心反奉，不能停止。　　张学良在得到守田的报告后，知道和平解决已经毫无希望。从和郭松龄的通信中，也了解到郭松龄反奉的行动不可逆转。不得已，他就于２８日乘军舰回到大连，２９日与杨宇霆一道返回奉天了。张作霖于３０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奉军在辽西阻击郭军。　　１２月５日，郭军攻占连山。此时，张作霖认为自己无力抵抗郭军的凌厉攻势，“决定照郭松龄之要求而下野”。５日夜，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当众表示：“大势已去，决计下野。”６日，代省长王永江亲自跑到日本总领事馆，向吉田茂总领事请求日本出兵维持省城治安，说只依靠一千余名中国警察，不敷分配。第二天，日本派守备队入城站岗，奉天各大机关和省城八门八关，都由日本军队把守。日本警察换上便衣驻在日本商店里。　　１２月７日，郭军攻占锦州。郭松龄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迅速攻到新民县的巨流河畔，离沈阳近在咫尺。张作霖把他的专用汽车整天停在大帅府的二门以内，准备随时登车逃跑，目的地是大连，企图寻求日本人保护。　　此时，张作霖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财物送到日本租界。他派军用大车数十辆，满载着财物运送着。这些大车都用反水帆布遮盖着，上面坐着一个持枪的大兵押运。它们都驶向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去。一天往返十多次，一直到晚间才运完。　　这说明张作霖对咄咄逼人的郭松龄已经毫无办法了。因为郭松龄统率的第三军团几乎是奉军的全部精锐部队，下辖三个军，约有６万余人。而张作霖几乎无兵可派。张作相的吉林军一时阻挡不住郭松龄军队的冲击。黑龙江吴俊升的部队远水解不了近渴。张作霖几乎陷于绝境。　　当时，沈阳已经无兵可派，只有王瑞华一个补充旅驻北大营。张作霖还怀疑王瑞华与郭松龄勾结，但时机紧迫，就硬着头皮把王瑞华等尉官以上的一百一十多人调到大帅府，进行训话。　　当时机枪高架，戒备森严。早８时左右，张作霖站在大厅前的台阶上，满脸杀气。他怒目注视着瑟缩的人群：“我找你们来，我不说你们也知道，郭鬼子反了！”他环视一下，接着又说：“怎么，你们就这些人吗？我命令你们连事务搂子（司务长、准尉）都给我带来！”　　这时王瑞华赶忙喊道：“敬礼。”他恭敬地向前一步，举手敬礼后说道：“报告大帅，教导队军官学员大部分都调走了，剩下的人都来了。”张作霖怒犹未息：“你们他妈拉巴子的为啥没走，想他妈的里勾外联吗？”王瑞华又敬个礼说：“不敢！不敢！”大帅惊惶(2)　　张作霖接着为自己辩解道：“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了？那时候我就是不服天朝管。后来日俄打仗，洋鬼子打算利用我们。我们为了得武器，有时也被他们利用。那时我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都是为了武装自己。后来感到不和官家合作，成不了大事，我跟从了大清，是为了要他们做我的后盾。我进沈阳后，有人说老一套办法不行了，这才成立了讲武堂。我让小六子出去和大家一同保卫地面。后来郭鬼子到讲武堂当教官，又他妈的当了军长。我哪一点对不起他呢？他以为自己有功，没得着地盘。我他妈的得像陪送姑娘似的，一个一个来呀！将来还没有他当督军的地方吗？哪曾想他人面兽心，干出来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好！这回我把沈阳让给他，看他能呆多久。王瑞华，让你们这帮人和他里应外合，看你们能干多久！”　　王瑞华又敬了个礼：“报告大帅，郭鬼子的亲信早就调走了。我们都是大帅、少帅的人。我们有天良血性，请把我们装备起来，去和没有人心的叛徒决一死战。”　　张作霖这时才松了脸问：“你们都能这样？”　　大家齐声答道：“能够！”　　张作霖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是郭鬼子的亲信。王瑞华，我任命你为混成旅长，晋级少将。这些人都晋升一级。咱们有的是武器，新服装，银元大洋，马上给我招兵，越多越好，星夜操练，开上前线！好，都带回去吧！”①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张作霖当时有多么紧张。他确实无兵可派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张作霖很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紧紧抓住“义气”两个字，大做文章。反复说明他是很讲义气的，而郭松龄则对不起他，是“人面兽心”，是很不讲义气的。而当时军官们的思想状况也是很重义气的，很容易接受他的宣传。张作霖的战前动员就起了作用。其实，所谓义气，应该讲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对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就应该进行坚决讨伐。日本干涉(1)　　当时，郭军和奉军在新民县的巨流河，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投入了决战的兵力。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日本为了他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义则，于１１月２６日，曾派参谋浦澄江中佐，在荒木大尉、仪峨顾问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松龄。郭松龄一见面，就用冷淡的口气问：“有何贵干？”在会上，浦参谋用威吓的口气极力逼迫郭松龄改变主意，不要举兵反奉，遭到郭松龄的断然拒绝。他们的会谈进行了四个半小时，结果不欢而散。会议结束前，“浦参谋提出，在郭发动军事行动之际，日本方面将发出各种警告，望郭不要违犯”。郭松龄没有屈服，强硬地说：“从今以后，自恃武力万能是不行的。”①这说明日本对郭松龄反奉，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由于郭松龄反奉的态度坚决，他们不知将来鹿死谁手，所以采取了表面的中间立场。　　日本币原外相表示：“就目前之时局而言，帝国政府历来所持之绝对不干涉主义，并无任何变更。”日本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根本，来决定他们的行止的。谁对他有利，他就支持谁。　　１２月１日，郭松龄曾对日本公使芳泽发表了一个声明。内称：“凡中日两国现状，除尊重条约上之权利外，他如贵国私人与三省当局之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均承认照前继续有效。致贵国人士受三省政府及机关顾聘者，亦必继续任用。”这是说，承认东三省过去和日本签订的条约。　　但声明接着继续写道：“惟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及契约，一律认为无效。再者，此次义军回防途上，倘或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讨伐。惟是纯属敝国内政问题，深望贵国严守中立，不得借款供军械给对方以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致伤两国亲善关系。”①这里明确无误地表明，一是不承认以后所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二是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郭松龄的这个声明，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头一棒。日本人认识到，郭松龄是不能当他们的傀儡的。　　随着战事的进展，１２月７日，郭军占领锦州后，日本看到郭军会很快攻进沈阳。于是，日本对郭松龄采取了进一步拉拢的策略。日本提出支持郭松龄，强迫张作霖下野，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以前张作霖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这个无理要求被郭松龄断然拒绝。日本人看到在郭松龄身上捞不到任何油水，就转而拉拢张作霖，企图在张作霖身上攫取更大的权益。　　日本人在张作霖身上打起了主意。据当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处长的罗靖寰回忆，１９２５年郭松龄反奉攻抵新民时，张作霖曾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签订了一个卖国的密约。　　那时，郭军攻抵新民，沈阳震动。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此时，有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规定时间，约请张作霖在沈阳满铁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偕同町野武马前往该馆与斋藤及三浦会谈，田中翻译。　　斋藤对张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之前，阁下如有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前来援助，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办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说完这番话，便将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要求是：　　（１）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２）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３）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４）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５）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听完这五项后，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①随即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　　关于签订这个密约，知情者奉天公立医院院长阮振铎有一段回忆。他说，郭松龄占领锦州后，曾派遣殷汝耕为代表，去旅顺和日本关东军交涉关于郭军通过南满铁路线的问题，又和满铁会社交涉关于由营口到奉天使用满铁火车运兵问题。这说明郭松龄考虑到了日本的干涉问题。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突然意识到争取日本支持的重要性。他要打日本这张牌。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由他的日本顾问牵线，就同日本顾问一起到日本满铁事务所的楼上，和日方密谈。此时，张作霖是救命要紧，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满口答应日本人的侵略要求。最后，和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代表，签订了一个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进入满铁沿线２０里内，也不得在此一地区内落下一枚炮弹。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此外，日方还答应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部队，并在满铁附属地内和日本租界内，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①。日本干涉(2)　　与此同时，１２月７日，日本加藤高明首相、币原外相与宇垣陆相等，举行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命令白川关东军司令官对张、郭两军“速施警告，将驻屯军队，做适宜之配置”。　　１２月８日，关东军司令官即向张、郭发出警告：“故帝国附属地无论矣，即在附近因发生战斗及争乱，有危害或毁损帝国重大利益之时，在军人之职责上，当然不能漠视。”这个警告貌似对待双方的，实际是对着郭军的。因为只有郭军才想要穿过满铁附属地，进攻沈阳。　　这个警告给张作霖吃了一颗定心丸。当时在中国各地视察的前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即向其上级报告说：“殆系此警告之结果，使彼获得确保最后安全之希望。”这个警告，使张作霖得以绝处逢生。　　日本此时还是幻想通过威逼利诱的外交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据郭松龄的副官赵云飞的回忆，关东军曾派浦大佐到沟帮子郭军总司令部，会见郭松龄。他十分露骨地提出：“阁下就要进入沈阳，首先必须承认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维护日本在东北三省的投资利益，遵守张作霖与日本缔结的密约。”“割让金、复、海、盖……并称张作霖已经签字了。”接着又诱之以利：“如果阁下能够答应这些条件，日本帝国即予贵军以便利。”　　对此，郭松龄断然给以回绝：“此次敝军班师回奉，这是中国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又说：“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利。”　　日本看到对郭松龄拉拢威逼都不起作用，他们便决定武力干涉。　　１２月１４日，马忠诚旅准备攻入营口市区时，遭到日本守备队的强硬阻挠。并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进入南满铁路附属地３０基罗米突以内，不得沿辽河作战。　　１２月１５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出兵东北。　　同日。白川关东军司令长官向张、郭发出第二次警告。声称：“日本军对由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末点起自二十华里以内之直接战斗行为，及其对附属地有演乱治安之虞之军事行动，一概禁止之。”　　关东军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又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１４个满铁沿线重要中心地点，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这样，郭军就无法进入奉天了。　　此后，日本侵略军频繁调动，大批进入奉天一带。日本陆军省又从国内和朝鲜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进入奉天。凡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都遍插旗帜，以示郭军不得介入，阻止郭军攻进奉天省城。当时，日本在南满部署兵力达到４万人。　　郭松龄在答复日本的第二次警告时说：“虽在限制地带，倘或被人阻止进行，即‘日军亦不惜击之’等语。”不惧恐吓，态度强硬。　　双方经过准备，巨流河之战终于打响。　　１２月２１日夜，郭松龄下达总攻击令，向巨流河东岸奉军阵地发动全线进攻。奉军总兵力倍于郭军，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稍逊于郭军，但也做了相应的补充。据时任奉军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的廖安邦回忆：“同年郭松龄反奉，奉天处在危机中的时候，炮兵十四团却成为张作霖炮兵的主力：以该团为基干，又将原在步兵部队中的炮兵人员全部调回使用，在巨流河东岸布置炮兵阵地。张作霖命令将兵工厂所有大小口径的炮都运出来使用。用帅府的大骡车载运到阵地上来，每门炮给炮弹三百发，射完为止。”同时，张作霖又雇佣了日本人当炮兵。“这些日本人约有二百多人，是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荒木贞夫在奉天日本车站找来的一些退伍军人。”①日本军方还接济张作霖大批军械、弹药，足够奉军一二个月之用。　　１２月２３日天未明，吴俊升率领两师骑兵偷袭了郭军的后方重地白旗堡，焚毁了郭军的粮秣、枪械和弹药，使郭军蒙受重大损失。　　１２月２４日，郭军失败。日本的武装干涉，是郭松龄失败的决定因素。夫妇殉难(1)　　１２月２４日晨，郭松龄紧急召集身边的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拟率一部突围。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方向转移。郭松龄部署完毕，听从部下劝告，随即离去。邹作华见郭松龄已出走，便以总部参谋长的身份，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军停止攻击。并急电张作霖，报告郭松龄已经出走。同时，给张学良打电话，“请军团长放心”。战斗旋即停止。　　２４日早，郭松龄率一连二百余名卫队士兵出走。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韩淑秀、秘书处长饶汉祥、政务处长林长民等。临行前，韩淑秀曾劝郭松龄带卫队乘阿拉伯快马先行。郭松龄感念夫妻恩义，又有饶汉祥等文人不会骑马，不能弃之不顾，遂决定一起逃走。他们开始准备向山海关方向退逃，但由于奉军骑兵在那里拦截，只得临时改变方向，向营口退去。他们由柳河乘坐两辆东北骡马大车，后有卫队，行动迟缓，目标很大。　　据当时任东北骑兵穆春师上校参谋处长的萧兆麟回忆，郭松龄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　　吴俊升所指挥的东北骑兵军两个师，即穆春师和万福麟师，在铁路以南新民、辽中一带活动。穆春师有两个旅，骑兵第一旅旅长徐永和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率领骑兵部队，在郭军后方游弋，奉命围剿郭军败兵，并追击败逃的郭松龄。１２月２４日，第七旅第二十五团郭宝山部走错了路，指向小苏家屯方向。他们发现了敌情，遂向郭松龄卫队进攻。卫队没有重武器，在迫击炮的轰击下，不得不缴械投降。林长民当场死亡。饶汉祥逃走了。郭松龄夫妇藏到一个地窖里。　　二十五团的骑兵见到两辆大车，翻出一个行李里有带上将肩章的军服，判定这是郭松龄的东西，知道他不会走远。这时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也到了。他以为郭松龄已经逃走了，即派郭宝山一个团去追击郭松龄，自己则在小苏家屯休息。不一会儿，从一个村妇的口中得知，她家后院萝卜窖里藏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王永清即带几个卫士去搜萝卜窖。郭松龄一看藏不住了，就上来了。王永清看到郭松龄夫妇，就上前给郭松龄敬了一个军礼：“军长请到房子里坐吧。”郭说：“好，走吧。”　　后来师长穆春也到了。经过研究，决定把郭松龄夫妇带到老达房休息。随即穆春就向张作霖打电话，报告情况。萧兆麟在场听着。接通后，还没等穆春开口，张作霖就说：“你是穆春吗？不行就拉倒吧。”穆春说：“报告大帅，郭松龄夫妇已经叫沐恩把他抓到了，现在老达房押着呢。”张作霖问：“真的吗？”穆春说：“真的，沐恩不敢说谎。请大帅命令怎样处理？”张作霖说：“我可不要活的呀！好啦，等一会儿再说吧。”一小时左右，张作霖来电话：“你是穆春吗？你把郭松龄枪毙了没有？”穆春说：“没有，等候大帅命令。”张作霖说：“没毙就不用毙了。你把他的脚腕跟割了，我明天派人去接。你们这次的赏额是二十万哪，派人来领吧。”　　１２月２５日早８时，张作霖的上校副官高金山带着卫队，乘着５辆汽车和１辆小汽车，来到老达房。高金山问穆春：“大哥，夜里没事吧？”穆春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队伍还能出什么事，大帅说怎么办？”高金山说：“早晨出来的时候，还说要活的呢，把他带到沈阳去审问；等到我们路过辽中县时，接到大帅一份电报，说是不要活的。大哥你看怎么办好？”穆春说：“你们既来了，我把郭松龄夫妇交给你们，你们愿怎么办就怎么办。”高金山说：“那也好，我看这么办：你交给我们之后，把他带出老达房三四里地，在辽河沿上把他枪毙了。我们再带尸首回沈阳，你看好不好？就这样办吧！可是你们问了口供没有？”穆春说：“我们没问，兄弟你现在问问他好了。”高金山说：“好，我去问问，你们赶紧准备交差吧。”　　这时郭松龄夫妇正在吃早饭。给他们做的大米饭，炒了四个菜。郭松龄听到外边汽车响，知道是沈阳来人了，吃了半碗饭就不吃了。少时，高金山进屋来到郭松龄面前。郭松龄夫妇在炕上坐着，萧兆麟和高金山在地下站着。高金山问：“军长这次反奉的理由是什么？”　　郭松龄说：“我反对为少数人想当督军而带兵进关打仗，致使东北人民受到穷困，奉票毛荒，给东北人民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东北三省，地面辽阔，物产丰盛。如果不进关打仗，好好建设，是立国有余。而宇帅不事建设，穷兵黩武，以东北的民脂民膏作孤注一掷，进关打仗，争夺地盘，为少数人利益连年作战。我曾一再反对，而张不听，反遭一场辱骂。因此，带兵退回东北，请张下野，不再进关，而共同建设东北。”①　　这是郭松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沉着冷静地阐述了自己举兵反奉的理由。　　高金山说：“好了，请军长准备回沈阳吧。”高金山即退出，郭松龄知道这是最后时刻了。他由炕上下来，要纸笔。萧兆麟给找来一张毛头纸，将笔砚拿了过来，搬把椅子，郭松龄坐在柜子旁边，写道：“汉卿弟：兄夫妇愿速死，请按左项办理：（一）兄为国为民而战，主倡一切，勿罪部下；（二）兄历年所经营之动产和不动产，请由鲁（鲁穆庭）、沈（沈振荣）、张（张振鹭）三位军需官核清，除还债外，尽数捐同泽同学；（三）……”刚写到“三”字，高金山就不让写了。郭松龄也不想写了。萧兆麟把郭松龄写的那张纸交给了穆春。穆春到沈阳交给了张学良。夫妇殉难(2)　　这边，在２５日午前１０时，在辽河岸边枪杀了郭松龄夫妇。郭松龄临刑时说道：“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韩淑秀说道：“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当年郭松龄４２岁，韩淑秀３４岁。然后，把他们的尸体装在车上，带回沈阳。郭松龄夫妇的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天，任人观看。　　另据当时东北骑兵第十四师中校参谋兼作战科长的房书溪回忆，郭松龄在老达房曾同他作了一次昼夜长谈。房书溪曾是郭松龄任讲武堂教官时的学生，称郭松龄为老师。穆春说：“你们是师徒，你带卫队连负责看着他，借此问他点口供。”房书溪问他这次倒戈是什么动机。　　郭松龄平静地说：“原因很多，主要就是为杨宇霆一人，我对张氏父子并无嫌隙。去年二次奉直战成功后，我对大帅上了多次建议，我们决不要进关争夺地盘。东三省地上地下，物资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本的田中义一继承伊藤博文的大陆政策，矛头是对着东三省的。朝鲜、旅大就是进攻东北的根据地。我们全部力量进关，日本一旦发难，东北三省非我所有矣！那时我们必然弄成进退维谷的局面。当时大帅颇首肯吾言。过了两天，我又去见大帅，他对我说：杨总参议不同意你的建议，他的见解比你高。我们打下关里的地盘，绝不能让别人享受，终归我们派人，四个督办，一个都统。”　　郭松龄又接着说：“这次和关里打仗，都是杨宇霆的主谋。因为他掌握着东三省兵工厂，十几年来未交过一次账。自己出不来多少武器，全靠向外国去买枪炮，一动即几百万，内中有百分之三十的回扣，尽入杨的私囊。这回上江苏去当督办，少帅先商量叫我去，我不干，才叫杨去的。不到一个月就送上了两三个师，跑回来了。姜登选去接安徽督办，同样狼狈逃回。李景林、张宗昌督直督鲁，到任就刮地皮，并把奉天的力量带走不少，弄得关内人民提起奉军就头疼，孰得孰失呢？我这次主要是清君侧，对张氏父子仍然是尊重的。事已至此，也不必讲了。”　　接着郭松龄又讲了一件拒绝日本利诱的事：“在天津，日本大使去见我，要帮助我进奉天。主要条件是沿南满路再划几处租界地，并让与吉会路的路权，我未答应他。”①　　郭松龄极力反对封建军阀内战，主张大力兴建东北，做好迎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项准备。他对日本的威逼利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并给予坚决的回击，表现了一位有民族气节有坚定信念的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他反奉的目的，光明磊落，可载史册。　　房书溪把同郭松龄谈话的笔录交给了张学良。他看完后，又问了一番郭松龄被擒的经过，长叹了一口气。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很是痛心。他在兴隆店司令部得到郭松龄夫妇被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速拟电报，想把郭松龄夫妇接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鸣九问：“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学良说：“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郭松龄被杀的消息传来。张学良跺脚叹气道：“完了。”并在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看郭氏夫妇被害的惨状。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感情之深。　　据说，郭松龄在被捕之后，曾经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词颇哀恻，为宇霆所先知，亟取书焚之。人问之故，曰：‘汉卿见书，将贷以不死，纵虎贻患，岂计之得！’故松龄得迅就刑于所获地。”①　　在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郭松龄夫人韩淑秀的情况。据李坚白记载：“韩夫人淑秀女士，与公同籍，北京燕京大学毕业。为人勤俭木讷，沉毅多智。归公后布衣疏食，不喜繁华，扫除炊膳皆亲任之，事舅姑尤谨。在奉天先后创办贫儿学校、同泽女中、女青年会等，颇有声于社会。国民军出关之役，任机要秘书，运筹帷幄，极著功绩。而竟与公同时遇害。实吾国女界之大不幸。”　　韩淑秀在当时思想上是比较开明的。她参加社会上很多活动，主要以男女青年会为中心。创办贫民学校，家庭妇女补习班，拒毒会，为贫苦人民募集衣物等社会活动，她都亲自参加，郭松龄往往同来。她对郭松龄有相当的影响。　　郭松龄夫妇是为了反对封建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牺牲的，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全国人民无论知与不知，莫不为公扼腕”。北京、日本等处，均召开盛大追悼会，以表示哀悼。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在泰山为郭松龄立祠，尊崇郭松龄为抗日爱国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