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啊，您让我感到如此幸福，您在您的成千上万的生灵中如此宠爱于我，赐予了我如此多的祝福，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我只能祈求您使我乐善好施，对那些遭受痛苦的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充满怜悯之心，使我远离自私自利，使我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好恶。主啊，请您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给饥饿的人以食物、衣不蔽体的人以衣物、痛苦的人以慰藉，只要我还有能力和办法去这样做，否则我将不配享受您对我如此慷慨大方的仁慈，不值得您对我如此的厚爱和呵护。荣耀归于我的上帝，阿门。由于在这样的一种宗教氛围中成长，因此路易莎的女儿们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喜欢去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做礼拜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夏洛特成长于法兰克福那种非常守旧的氛围中，居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她给儿子利奥的信里显示，她经常参加非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作为地主，她认为她没有理由不参与到自己地区圣公会教堂的事务里。她在1866年聆听了牛津主教在艾克顿教堂（靠近加奈斯贝）里典礼上的布道，她坦承她被他的弥撒给迷住了，但伦敦主教在伊令的一座教堂里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没有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在这方面，她并没有显得太独特：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在捐赠蒙特莫尔地产时对牧师的任免进行了直接的干预，促使一名牧师离职。“我希望”夏洛特说道，“差异可以得以解决，因为在宗教活动活跃的时候，基督教牧师与犹太人捐助者间的争吵总是让人感到不快。”夏洛特被英国天主教的时尚世界所吸引，鉴证了（时间跨度正好一年的时间）一场天主教义卖活动，由曼宁大主教主持拿撒勒教堂典礼，在肯辛顿的加尔默罗修道会礼拜堂以及在慈善修女会教堂举行两仪式。在每次活动中，她都要回请这些天主教朋友，比如洛西恩夫人和林德赫斯特夫人。夏洛特总是把她在这些场合中的所见所闻与犹太人聚会礼拜的情况做比较，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并不总是有利于她自己的信仰，因而她会出现比较强烈的批评倾向。在出席犹太免费学校的颁奖仪式时，她觉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3）我被那些参加典礼的各色人等之间的反差所深深地刺痛，这些人有犹太学生、主教、资助人、朋友和来宾，他们也参加过（天主教）慈善会的类似活动……艾德雷博士（可能是总拉比的儿子赫尔曼，贝斯瓦特犹太教堂的首席牧师）简单讲了几句话后就匆匆离去，就好像房间里面有什么瘟疫在流行似的，而格林先生（中央犹太教堂的A?L?格林拉比，他同时还是替她颁奖的人）从侧门逃也似的离开，没对任何人说半句话。没有一个来宾，一个很大的空间里摆满了空椅子。我一个人就霸占了如此大的地方，让我感觉无地自容，我宁愿退到唱诗班附近的一个角落里。天主教的跪拜及表现的礼仪、绚丽的仪式，他们的各种做法、各种优秀的做法是那么高贵和庄重，而我们，则根本没有人来费这番心思。按照这个说法，一切都变得十分明了了，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基督教组织曾经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申请过经济资助。这些申请中有些是成功的，比如1871年，一位天主教牧师就说服夏洛特为他在布罗涅特福德的学校捐出了50英镑。这同时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还是通过慈善工作来保持他们对宗教事务的影响力，男性为主的慈善形式一直以非常明显的方式长期存在着。在维也纳，安瑟尔姆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30分从浏览那些申请资助函开始每天的工作，他自己决定给每个申请人的资助金额；甚至在他每天到香布路恩动物园散步的时候，都有一名银行的职员跟随，给那些他遇到的乞丐分发硬币。在法兰克福，雅各布?罗森海姆是威廉?卡尔的“乞丐事务秘书”，但威廉?卡尔仍然自己对资助事宜做决定。他的儿子这样写道：每天晚上，通常是20点或是21点，我父亲都会到位于法尔伽斯的办公大楼去面见男爵，有时候是去格鲁内博格，亲自将一份由我母亲认真起草的，平均20～30人的申请资助人名单交给男爵。这些申请来自整个犹太人圈子，由每个国家最受尊重的拉比，以及来自东西方的福利组织推荐。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由男爵亲自决定他认为合适的金额。偶尔，他还会很惬意地阅读收到的每一封感谢信。在提交给男爵之前，对每份申请的所有信息都必须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某一位男爵信得过的拉比进行调查，每条信息都要进行登记，并逐字逐句地抄录到一本书里。对每份申请都如此谨小慎微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当申请资助的量大到用这种传统方式根本无法管理的时候，特别是当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穷困犹太人的数量大量增加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对像列昂内尔这种处理几百万业务的人，期望他亲自去处理那些像他在1850年给“为贫困的外国人建立救济所基金”捐赠几百英镑，或者两年后他的叔叔阿姆斯洛让他捐给法兰克福犹太人女子学校的类似金额这样的事情，就显得有点荒唐了。因此，大量的这类工作开始被委托出去。在伦敦，阿希尔——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博士，1866年后当选为大犹太教会的秘书长——按照当时某媒体的说法，成为了列昂内尔的义务“私人慈善代表”，虚拟的“纽科特‘慈善部’经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黎，费多回忆起了“一间特别的办公室，有几名雇员在那里专门记录资助申请，对申请进行研究，收集这些申请资助人的真实情况”。慈善变成了很难从更单调乏味的银行事务中分离出来的一堆繁杂事务。1859年之后，这项工作的某些部分转交给了新成立的“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或者说至少是由“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进行协调。比如说在1868年，有一位名叫易曼纽尔?斯贝林的人——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一位高度令人尊敬而且很值得推荐”的人，“非常渴望开一家小店，并为此目的自己筹措了很小的一笔钱”；索菲?本德海姆是戴维森家族一位远亲的女儿，她需要钱为她的女儿准备嫁妆。然而，这些事情从来也没有取代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中的慈善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4）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女人所处的位置使她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类活动中，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慈善变成了她们的工作，她们对待这项工作与她们的丈夫在银行工作一样的勤勉。犹太人免费学校从内森的时代起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行善的一个重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间，他们所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夏洛特和路易莎（她的丈夫安东尼在1847年成为了该校管理委员会的总裁）对其事务性工作的参与。当路易莎在1848年首次到校参观的时候，她认为它是“一个优秀的机构”，为“大约900名从最底层家庭选拔出来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但它的教育水准很低。她的小姑子夏洛特却对这些“在贝尔街的小学生”很失望，她向她的儿子描述他们“无法形容的邋遢和肮脏——而且粗俗”。“永久地致力于改善这些高加索夏洛特经常用“高加索”我个词来形容犹太人是她的信件里很不寻常的一个特点。这个词在这种用法是由18世纪的解剖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希?布鲁门巴赫生造出来用以描述五个人种类型其中的一种，这五个种类是他通过测量头骨形状区分出来的。另外的四种是蒙古人、埃塞俄比亚人、美洲人和马来西亚人，很显然他是想为包括所有欧洲人和中东人在内的人种进行分类。人是一件很让人沮丧的事。”她在1865年时宣称，“一直没有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她每周一次的贝尔街之行“根本谈不上愉快”，因为“在我们社会里的这些卑微阶层非常肮脏，天气不好时就裹在破毯子里”。另外，她发现“要是不对他们的进步和总体的提高非常感兴趣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走进这些贫穷、肮脏的小孩子中间”。到了19世纪70年代，通过她的努力——其中包括安排了一次马修?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英国督学。——译者注的视察——以及她的小叔子安东尼的努力，使局面有所好转，学生人数增加了3倍，年度预算增加了20倍，教师数量增加了25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参与过的其他教育机构还包括建立于1855年的犹太学院，宗教知识传播协会的安息日学校，以及由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于1867年在南伦敦创立的博拉犹太人学校。与以前一样，还有救助病人的善举。在成为犹太妇女慈善贷款会和妇女慈善协会成员的同时，路易莎还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康复之家，供应由夏洛特资助的位于阿替雷利街的特别厨房烹调出来的食物。此外，夏洛特建立了一个老年人临终关怀之家，重组了伦敦慈善产房，出任妇女慈善贷款会以及东区母亲之家缝纫协会的总裁。另外还有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创立的位于怀特齐普尔的犹太婴儿白天看护所，以及位于诺丁西尔地区沃尔枚路的犹太聋哑人之家。最后，夏洛特还积极参与了新改选后的救济理事会（BoardofGuardians）的各种活动。例如，在1861年的时候，她帮助格林拉比向理事会提供了10台缝纫机，这些机器用于出租或者出售给那些希望通过做针线活挣钱的贫困的移民妇女。之后，她每年捐助100～200英镑给由格林创建的“女孩车间”。在1884年对夏洛特的追思弥撒上，赫尔曼?阿德雷回忆说，夏洛特出版《祷告与默念》和《致孩童》（最初是为女孩免费学校而作）的最主要的主题是“那些正遭受苦难、处于困境中的人，应该靠近我们和我们的怜悯之心……富人应该接济穷人，‘给他们的不仅是金钱，还要包括时间，因为这意味着生命’”。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告诉与会者，夏洛特的临终遗言是“心怀穷人”——这里所指的穷人中，排在首位的是犹太穷人。然而，阿德雷没有谈到夏洛特整个人生在慈善“给予”和具体的宗教特征的捐助之间存在着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1864年，她曾经与格林拉比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5）当时他为他的教区向我申请一套新的法律丛书。他说，以前确实有一些信仰虔诚的慷慨大方之人，而那些迷信之人，尽管并不很富有，也并不慷慨，可还是会出于敬畏和恐惧的心理给寺庙捐献；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迷信被文明消灭了，信仰虔诚的犹太人也不再慷慨了，而慷慨的以色列人又让他们的善举流入了世俗的渠道。我敢说他是对的——毫无疑问，我宁愿把20英镑给一个学校，也不愿给一个虚幻的理念……换句话说，对犹太人社区物质需要的真切关注一定程度上在于将犹太教作为一个有组织宗教的关键性的立场。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在犹太人精英内部开始出现了对东欧移民比例上升的忧虑。1856年，夏洛特组织了一场“支持犹太人移民贷款协会资助基金业余音乐会”，由她的孩子埃维莉娜和艾尔福雷德表演，而路易莎是协会理事会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宗旨可以很容易推测出来。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越多贫穷犹太人从东欧和中欧移居到英国，就会有越多的犹太人精英分子希望看到到处都涌现移民潮。或许，罗斯柴尔德家族中这个时期对于慈善的态度改变得最明显的，要算是詹姆斯了。这或许是对19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反映，它表明了两件事：一件是整个法国社会的反犹太人情绪，另一件是他自己在巴黎穷人中间的口碑不太好。在1848年以前，詹姆斯尽量不让梅耶?A?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参与到犹太人的社会生活中。尽管他在1840年与梯也尔的战争中竭尽全力捍卫了大马士革犹太人的利益，但对巴黎的犹太人来说，他相应的贡献就显得太少了。革命发生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在1850年，詹姆斯通知巴黎宗教法院，他决定在匹克布斯大街76号新建一所医院，代替那座建于1841年的、已经难以为继的“巴黎以色列贫民救治中心大楼”。两年后的1852年12月20日，医院——一座由让?亚历山大?蒂埃里设计的宏伟的新建筑——在被《环球以色列人报》描述为“犹太人前所未有的一次宏大的庆典”中正式起用了，出席庆典的有公共事务部部长、宗教局局长和塞纳河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同一时期，詹姆斯还为由蒂埃里为拿撒勒圣母大街的宗教法院新修建的罗曼诺?拜占庭礼拜堂捐出了巨资。同时还为在罗斯耶大街和兰布拉第大街建立的两座孤儿院做了巨额捐赠（后者以萨洛蒙和卡罗琳命名）。这些捐赠恰巧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多地参与法国犹太人组织活动中的情况同步。1850年，阿尔方索成为了中区教会的委员；两年后，古斯塔夫被选入巴黎教区委员会并在1856年成为了教区的总裁。1858年后，教区将它的资金存放在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这更像是詹姆斯在拿破仑三世政权下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在“政治局外人”的策略给了他担当起犹太人社区领导者角色的信心，而这个角色，他的兄弟和侄子在其他地方早已经驾轻就熟了。然而，他对没有考虑宗教戒律，花钱在黑武里大街建立起几乎是永久性的救济站这样的事情，表现得还是很谨慎。或许，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比用他们家族捐巨资在耶路撒冷新建医院这件事情更能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贫穷的犹太兄弟所做的努力了，这家医院在19世纪50年代由阿尔伯特?科恩主持建成。至少不下11位姓罗斯柴尔德的人出现在当时对医院及其相关设施的捐助者名单上：夏洛特在那里建立了“一家产业培训学院”，并且每年都派人去视察；安瑟尔姆在那里设立了一家小型银行；贝蒂为孕妇提供衣物，而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为40个年轻人提供了手工技术培训。这个家族还支付了总共122850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名称。——译者注的“自愿捐款”。几乎家族所有支系的成员都出现在了行善名单上这个事实向我们说明，尽管他们的慈善活动一般以全国性——而且主要是在城市的形式出现，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觉得他们对更广泛的“世界性的”犹太人群体负有责任。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世界性的认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6）争取政治权利如果不提列昂内尔为确保犹太人在国会下院中的席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是不可能完整的。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把这个具体的问题与英国宪政进程中的“辉格党人”历史截然割离开来。犹太人被选举为下院国会议员的宪法障碍——就职誓词里包含有这样的句子“按照一个基督徒的诚挚信念”——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所面对的几个重大挑战之一。1707年通过的一个法案要求投票人也发同样的誓言，但这不是严格强制执行的。对于他们具有类似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障碍，是牛津大学的入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另外，还有一些社会机构，尽管之前并没有正式排挤犹太人，但从来就没有允许过犹太人介入。能够进入到这些机构，其重要性与正式推翻这些法律歧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按照英国19世纪时的法律，下院席位本身的价值有限；地区性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些方面甚至是能够进入国会陈述的先决条件。另外，以城市选民为基础的地方势力与植根于乡村选民的地方势力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差异。因为很多关键性的政治决策并不是在于威斯特敏斯特，而在于“乡村”——那些贵族的乡村别墅所形成的复杂圈子，这些贵族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这些地方度过。就算是在城里，国会也不是主要的政治论坛：那些没有成为一个或多个分布在匹克迪利大街和帕玛街的伦敦俱乐部会员的国会议员，政治生涯不会长久。当然，获得进入下院的资格并不会为犹太人自动打开进入上院的大门。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推进他们进入这些英国政府机构的步伐？那种认为他们希望借以增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便使他们对政府的杠杆作用最大化的功能性解释根本说不通。可以肯定的是，很多非犹太人城市平民家族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了下院（比较知名的有巴林）。到19世纪4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城市里最优秀的私人银行；尽管在内森死后，他们与英格兰银行的关系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当出现英国政府需要借钱的这种难得一遇的情况时，它会很自然地想到纽科特。另外，就在他们得到了进入下院的机会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没有使用过它所带来的便利——最多也只是把下院作为辩解的场所。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于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列昂内尔希望赢得的是一种犹太人被剥夺了的根本性的权利。他在欧洲大陆上的亲属一直没有停止为他确保进入国会所做的努力加油打气：对詹姆斯来说，他的侄子是在代表所有的犹太人打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战争，一场继续了梅耶?A?罗斯柴尔德40年前在法兰克福所进行的战争。也就是说，列昂内尔在追求自由的现实意义，尽管当时大多数政治家（包括约翰?罗素爵士）更倾向于给他贴上辉格党人的标签。促使他和他的兄弟们远离托利党人的原因不只是“犹太人问题”，还包括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更重要的原因——自由贸易，在托利党1846年反抗皮尔的斗争中逐渐发现了自由党的这个企图。在1848年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罗斯柴尔德家族正被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骂成是反动派的支持者的时候，他们正在英国领导着一场典型的争取法律平等的自由战争。总的来说，犹太人的解放是法兰克福议会的一项成果，尽管随后在1852年，又在法兰克福被废除。就连贝蒂这种坚定的反对革命的奥尔良派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犹太人不应该……抱怨这个伟大的运动以及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每一个地方的解放都打碎了中世纪的枷锁，把人权和平等的权利还给了那些盲从、浮躁的流氓无产者。我们应该对此为自己举杯庆贺……”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7）然而，对此我们也还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在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反犹太人的元素；事实上，针对犹太人的暴力现象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1848～1849年革命最反感的地方。第二，在某些方面看，实际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被限制在了英国犹太人社区里。与其他犹太人精英家族——比较有名的是戴维?萨洛蒙——之间的竞争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强的动力。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生活在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情况可能更严重）的贫穷犹太人来说，能在国会露脸就与能够到剑桥上学一样稀罕。在这些为犹太人权利所做的集体抗争的所有说法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某种程度上看一直坚持着他们作为一个家族的利益——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希望成为犹太人“皇族”。根据随后所发生的事件，特别要提到的是在1839年《犹太人综合日报》发起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无情抨击，指责他们破坏了犹太人解放的进程：我们很伤心地看到德国出现的排斥犹太人的态度，这种情况在自由战争期间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现在却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恶化；而且后者的巨额财富以及他们的合伙企业已经对犹太人的奋斗目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至于前者的增长导致了后者更为严重的恶化……我们必须将犹太人的奋斗目标与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彻彻底底地划清界限。当时的确出现了这个家族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欧洲犹太人利益关注不够的情况。例如，最先为犹太人在英国的政治权利赢得胜利的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伦敦与威斯特敏斯特银行的戴维?萨洛蒙，他在1835年当选为伦敦金融城行政长官，为英国的犹太人在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取得了早期的胜利。在选举的过程中，他和他的辉格党支持者共同努力，最终使他们提出的废除要求当选行政长官签署有“以一个真正基督徒信念”等字句的声明条款的提案获得了通过。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费朗西斯?亨利?戈尔德施密特，成为了第一个被律师行业接受的犹太人。同样，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他们的一位名叫摩西?蒙蒂菲奥里的女婿，被授予了骑士称号并被封为男爵，因此，正如詹姆斯所说，“提升了犹太人在英国地位”的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伊萨克?莱恩?戈尔德施密特领导的犹太人争取公民权利及基本人权协会。然而在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有关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首开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应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改善欧洲大陆那些对犹太人不很宽容的国家的犹太人地位的先河。在1842年，詹姆斯去拜见基佐时“对波兰犹太人的情况表示关切”，而安瑟尔姆正在协调各种媒体反对当时普鲁士提出的新的反犹太人规定。在1844年，由尼古拉一世提出的进一步减少犹太人聚居区的“令人作呕”的措施，以及将俄国的犹太人学校和社区直接置于政府控制的计划，促使列昂内尔在沙皇到访伦敦前频繁拜访阿伯丁爵士和皮尔。当蒙蒂菲奥里准备到俄罗斯去抗议政府对犹太人的不公平对待时，列昂内尔再次去拜见皮尔，请求为他去见内斯尔罗德伯爵写封介绍信。按照同样的脉络，我们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怎样利用1848～1849年的罗马政治危机，迫使教皇对梵蒂冈城里的犹太人做出了让步。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8）就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以宗教刻板闻名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了为争取犹太人权利而进行的最为著名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期间英国犹太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看都是不平常的，按中欧的标准看，这说明那里的犹太人社区规模非常小。生活在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总人数在1828年的时候是27000人；32年后（经过几十年空前的全国性的人口高速增长后），犹太人的总数也只是40000人——大约占总人口的02%，其中半数生活在伦敦。在欧洲大陆，当时对待天主教的态度（特别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已有所改变，而对犹太人的敌视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在法律上，尽管大多已经形同虚设，但仍然存在各种权利方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犹太人拥有地产和捐赠学校。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很多的公共机构里——其中最关键的是国会——都要求按基督教徒的方式起誓。废除这个誓言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在此期间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目标。在妻子汉娜的影响下，内森在1829～1830年《天主教解放法案》成功通过后，提出了犹太人的政治权利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托利党的彻底失望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因为很明显的是辉格党人更有可能支持犹太人获得相应的权利。这种政治调整在内森死后也一直在继续，其直接表现形式为罗伯特?格兰特在下院面对托利党人的强烈反对，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放法案。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重视的记录显示，纳特在1841年为那些当选为地区性政府议员的犹太人争取采用萨洛蒙当选伦敦金融城行政长官时使用的经过修改的誓词的运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只可惜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托利党人在参议院对这个议案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非常在意——对改善与这一方的关系没有任何作用。在保守党赢得1841年选举后的第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赫里斯就警告新上任的内政大臣亨利?古尔本，他可能得面对金融城里“犹太人和经纪人”的反对：你应该时刻牢记，所谓的贵族对你的态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友善。琼斯?劳埃德、萨姆?格尼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人在金融城选举中的倾向，表明他们对保守党没有好感。但他们不会太感情用事，去为自己的利益设置障碍，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原谅否决了为犹太人当选下院议员扫清障碍的提案。那些资本市场的巨鳄比其他领域的任何人对财政手段的支持或是阻碍都更有力量，就算那些人的资本比他们的还大也无济于事。一封来自于一名当时的积极分子的信证实了梅耶确实参与到了金融城里的选战，他组织人为自由党投票。很重要的一点是梅耶在1841年的时候被选为了布鲁克斯俱乐部的理事。一直到了1852年，他的弟弟安东尼也成为了一名理事。兄弟俩同时还是另外一家公开的政治改革俱乐部成员。同样的，在1852年的时候，阿尔方索成为了一家高级赛马俱乐部的会员，同时还是团结之家（CercledeIUnian）的成员。当皮尔要求威灵顿为支持他的政府擂鼓助威的时候，这位公爵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悲观。他警告皮尔：“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特别是老夫人（汉娜）和列昂内尔先生。他们一直都渴望着得到对犹太人政治权利诉求的支持。”尽管他“现在比在伦敦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托利党人”，纳特强调说他对皮尔的支持是在严格的条件基础上的：“我相信他对我们可怜的犹太人是有同情倾向的，如果他能还给我们相应的权利，他就会得到我的支持。”对于纳特来说，使罗斯柴尔德家族疏远了保守主义的原因，仅仅只是出于犹太人利益的考虑。就像他在1842年的时候，用半真半假的口吻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9）你们应该知道，尽管我在英格兰是一名坚定的辉格党人，在这里又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那不是从身体的某个部位移除一小部分，而且也不是比利（安东尼）一直认为的最具重要性的那一部分，如果它使我们不能行使那些根本不了解我们艰难处境的那些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话，我想你们应该也得采用后面的那种思维方式。尽管外表看起来总体上更像是自由党人，但安东尼很乐意看到皮尔与他的党派在下院遭遇到麻烦，他认为——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这可能会使他“向自由理念的方向上转变一点，如果罗伯特爵士能为可怜的犹太人做点什么的话，我就信任他”。至于列昂内尔，他在1843年10月的城市补选中毫不犹疑地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帕蒂森，为了投票，他竟然号召犹太人选民们打破安息日的规矩。这些选票对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决定性的，因为帕蒂森仅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击败了他的托利党人对手——也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巴林。然而，列昂内尔对学戴维?萨洛蒙的样子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一直表现得迟疑不决。对他的这种迟疑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纯粹行为上的问题：政治可能占用掉一个像N?M?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样如此规模宏大的高级银行的合伙人的宝贵时间。或许列昂内尔同意詹姆斯的观点——这个观点早在1816年的时就提出来了——“一旦一个商人参与了太多的公共事务，他很难再继续他的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包括詹姆斯——要求他做些工作来提高家族成员在英国的地位，也是相当大的。詹姆斯对政治活动的概念还停留在19世纪20年代那些已经过时的经验里，当时，他和他的哥哥们通过迎合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各个地区的封建领主而精神抖擞地去领受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他试图在1838年鼓励他在英国的侄子去做同样的努力，他告诫列昂内尔说：我已经与比利时国王进行了长谈，他向我们承诺同意给英格兰女皇写封信，他还安排他的妻子写信给他们，要求你应该应邀参加所有的舞会……国王给四兄弟下了一道谕旨……如果你，我亲爱的侄子，喜欢这些绶带，那么我保证下次你就是受勋的人，只要条件允许，尽管在英国并不佩戴这些东西。不太过时的是安瑟尔姆“在一两年之内能够来为你们中的一个人庆贺坐上了国会的席位，并聆听你们的精彩演讲”的期望。当伊萨克?莱恩?戈尔德施密特在1841年成为第一位犹太人准男爵时，安东尼从巴黎写来的信上说：“我已经喜欢上了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爵士，他是可靠的。”类似的，当萨洛蒙在1843年被授予维也纳“荣誉市民”时，安东尼明确地希望这件事能“在古老的英格兰产生反响”。压力在1845年时急剧加大，因为戴维?萨洛蒙又得到了很重要的一分。在赢得了泊特苏肯市参议院的城市选举后，萨洛蒙面临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的誓词问题。在他拒绝起这个誓后，阿尔德门法庭宣布他的当选无效。萨洛蒙向皮尔抱怨，与安东尼所预测的一样，皮尔对犹太人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他通知###官林德赫斯特起草一个法案，废除了所有遗留下来的影响犹太人权利的地方性歧视性规定。该法案于1845年7月31日生效。同年，禁止犹太人拥有不动产的老法律也取消了。列昂内尔事实上在确保这份议案的通过方面也很尽力，他作为由仲裁委员会派出的5人小组的成员，为这件事去游说皮尔。但萨洛蒙获得的荣誉却引发了列昂内尔那些充满竞争精神的亲戚们的不满。“我本来应该很高兴看到您成为伦敦的勋爵，而且是代表金融城的国会议员。”列昂内尔的兄弟纳特写道，“你应该去游说东印度公司，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一年后，纳特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我们的法国老顽固……全都在说你不久就会进入下院，而且你现在正在做着准备。”当萨洛蒙在获胜后不久访问巴黎时，汉娜很冷淡。她在给夏洛特信中说：“我们应该允许他去享受（这种出于良好动机的）成功所带来的满足感，我们自己应该全心全意地参加，满怀着美好的意愿，这是我们真心希望和相信会对我们所属的群体带来益处的意愿，从这个角度看，我不怀疑个人的荣誉和影响将会受到适当的重视。”萨洛蒙再次当选为市议员，时间是1847年12月。在1855年的时候，他继任伦敦市长勋爵。摩西?蒙蒂菲奥里在1846年获得的准男爵爵位使安东尼满心希望“当辉格党人来到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应该给你一些什么荣誉”。皮尔的政府一倒台，纳特立刻就敦促他的兄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或者明确地声明你代表金融城”，建议他“约一些聪明的朋友过来，在晚上的聚会一个小时左右，一起读一些东西，对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能更多些把握”。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0）敦促列昂内尔在政治上更积极一些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家族。1841年，爱尔兰领导人丹尼尔?奥康奈尔的一个政治协会邀请他“作为贵民族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代表”，出席一个公共###（在安客客栈），他提议讨论“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两年后，基于他自己希望参与伦敦市大选的假设，有人主动提出为他助选。列昂内尔仍然很勉强。当其他人——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梅耶，他在2月份时当上了白金汉郡的高级行政长官他马上在怀特?哈特酒店在摆了一个星期的盛宴，由法国厨师按照以他的乡下邻居的饭量计算的需求临时制作菜品。当地的报纸抄录了菜谱，以崇敬的口吻称赞“所上菜品的味道已经到了极致”。——争先恐后地涌入萨洛蒙打开的这个缺口的时候，列昂内尔却一事无成。甚至在新任的首相约翰?罗素勋爵授予他准男爵荣誉的时候，他还很固执地拒绝接受，这让他的亲戚非常意外。他是罗素提交给女王的三人名单中的一位：按照女王的日记，另外的人是弗格森上校，还有一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说明维多利亚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心。实际上，这个人是弗雷德里克?居里，孟加拉政府的秘书。列昂内尔可能觉得不值得为皇室的这种小恩小惠太多的精神。列昂内尔为他这样做所给出的理由充分证明了他具有意气用事的性格特点：他不情愿接受已经授予过另外两个犹太人的荣誉，如果不能获得贵族的身份，任何称号都不会让他满意。阿尔伯特王子在报告中说他这样问：“没有更高点的荣誉授予我吗？”这种率直比较符合他父亲的口味，但是他的母亲汉娜生气了：我认为拒绝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正如你那位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据推测应该是罗素）所说的，她还能授予你什么更好的？目前还不可能不宣誓就直接给你封爵，而宣这个誓恐怕你也不会愿意。从王室得到的个人荣耀应该珍惜，它可能带来其他的利益，如果拒绝它则可能让人恼怒——而且你接受它也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你本来的地位。这可能会光耀你的门庭。之前对其他两位绅士的封赏我想跟你这次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会使授予你的荣耀失去任何光芒——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请原谅我的直率。他兄弟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接受这个封赏，面对现在的局面他们全都大惑不解。纳特用轻松的笔触写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接受英国的准男爵爵位，这比做德国的男爵好多了——老比利认为安东尼爵士听起来非常悦耳，就算你自己不想要，你也应该为了他而接受它——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非常漂亮的名字，门特摩尔的梅耶爵士这个称号甚至闪耀在一场罗曼史里。”詹姆斯也加入进来了：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你是如此幸运，尊贵的女王竟然这样眷顾你，真是谢天谢地。你一定得小心，你的阿尔伯特王子说不定会嫉妒你。因此，我要敦促你接受它，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应该拒绝这样的荣耀，而且任何人也不应该坐失这样的机会。以前我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但列昂内尔依然不为所动。最后，打破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是由安东尼来接受了这个封号。不同寻常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规定，如果安东尼没有男性子嗣，则这个封号将传给列昂内尔的长子。甚至他的最终让步——他终于同意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1847年的大选——也都是在“犹犹豫豫”中做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1）列昂内尔参加国会竞选的决定——他在1847年6月29日被自由党伦敦注册委员会接受为候选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他这个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是，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从此与争取犹太人政治权利的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选战和国会论战中。为什么这个公众人物中最勉强的一位在完全可以轻易地将这个战场留给萨洛蒙——或者也可以让给梅耶（他不遵从他长兄的意愿正在为海斯做同样的事）时，会这样投入？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最终使他无法抗拒。第二种可能性是说服他参选的不是他的亲属，而是约翰?罗素爵士，他自己是在任的金融城下院议员，他希望确保自己来自犹太人的选票。第三种可能性是列昂内尔并不希望能胜出，只是以一个“著名的新闻事件”的形式收场，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至少有一名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会失败，而且他只是被辉格党人设计，拖进来为“他们承担他们所有的开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犹太人候选人无一例外地落选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要是托利党人不分裂，那么辉格党和改革派就只会在下院取得简单多数。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市复杂的政治选情使人们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向东远至哈姆雷特塔的选区是比较大的一个（1847年投出了接近50000张选票），有4个下院议员席位。这一次，总共有9位候选人——自由党人4名，皮尔派保守党人1名，保守党人3名，自由候选人1名，竞争非常激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举行了大约12场公众聚会。列昂内尔的参选纲领给人的第一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除了显而易见的“信仰自由”的宗教纲领外，他宣布他支持自由贸易。很明显，他并没有遵从纳特的建议“走得比约翰爵士稍远一点”并“尽量地朝自由的方向走”。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所采取的立场甚至有可能伤害到他自己：他提倡降低烟草和茶叶的进口税，推行财产税，这种立场广受没有投票权的穷人欢迎，但很难想象能在有钱人的选举中胜出。尽管得到了一位名叫劳齐的富有远见的天主教牧师的明确支持——而且看起来列昂内尔接受了他的支持——但列昂内尔宣布他本人反对增加给梅努斯天主教学院的捐款（尽管他回避了政府对教会学校资助这个更为广泛的原则问题）。犹太人的选票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犹太人获得投票的资格，而且去登记投票的人也不多。列昂内尔得到了至少一个犹太人保守团体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他母亲的保证，“犹太人……将会组织起来，身着盛装去为你投票，”皮尔派保守党马斯特曼尽管宣称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但他也在设法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从另一方面看，列昂内尔具有两种优势。在伦敦，报纸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很多，而他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可以肯定，当时犹太人出版事业尚在襁褓之中。1841年，他与其他人一起投资了雅各布?富兰克林的《雅各布之声》，之后不久改版为《犹太新闻》（JewishChronicle）。但列昂内尔对《时报》29岁的编辑约翰?萨杜?德兰来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赞助人，而约翰?萨杜?德兰则成功地为他起草了他的竞选演讲。站在德兰的角度，他相信是他保证了列昂内尔的胜利：他发现结果公布后，夏洛特“处于一种欣喜若狂的兴奋及满心感激的状态之中”，而他被纳特和安东尼铺天盖地的感谢所淹没。《经济学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态度的人，只是通过站在他们立场上的记者进行辩论。历史学家J?A?弗劳德回忆当他们站在匹克迪利148号前时，托马斯?卡莱尔的感慨：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2）我并不是说我希望约翰王再回来，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用哪种方式对待这些人更接近全能的上帝的意愿的话——是为他们建立像这样的宫殿，还是带给他们钳子——我选择钳子……“阁下，现在政府需要你与你的金融机构所聚敛的数百万英镑中的一部分，你不给？很好”——说话的人用他的手腕紧一下旋钮——“现在给了吗？”——再紧一下，一直到拿光这几百万元。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卡莱尔声称，如果他写一本支持废除限制人身权利的小册子的话，列昂内尔就会给他一笔很慷慨的润笔费。卡莱尔大概是这样回复他的：“这不大可能……我也发现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正在等待着希洛，到来的时候，还要寻求在外邦人的立法机构中的席位。”他在给下院议员蒙克顿?米尔尼斯的信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犹太人很坏，而一个假犹太人、一个骗子犹太人又怎么样？而且，不管他所有的思想、行动和努力的方向如何，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又怎么可能企图成为一名参议员，尤其是作为破落的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卡莱尔正处于与亚历山大?巴林的妻子哈蕾?阿西布坦夫人的三角恋中。不过，卡莱尔没有把对列昂内尔的抵制公开化，并没有像《先驱晨报》那样称列昂内尔为“外国人”，也没有像一位托利党候选人那样说列昂内尔的最适合的地方是“作为犹太的王子之一，在犹太的王国”。卡莱尔的态度明显地站到了萨凯雷的对立面，萨凯雷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往之后，经历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转变过程。具体来说，他表现出了对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的好感，他为在1848年时对她的攻击做了道歉。他在1850年2月参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宴会（发现这家的女人“都很不错”），在1856～1857年间，与路易莎偶尔有友好的书信来往。她出现在《潘登尼斯》上的表象是“一位犹太女士……腿上坐着一个孩子，她面对孩子的脸上闪耀着甜美的天使般的光芒，似乎是一种圣洁的光辉环绕着两人。我承认，我应该会跪倒在她的面前”。对卡莱尔说法的一种回应，通过列昂内尔所拥有的第二种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优势财力表现出来。根据辉格党战争部部长格雷爵士的说法，他“毫不掩饰他做出的使用金钱来帮助选举的决定”。纳特在随后从巴黎给他写来的信中，说明他的哥哥确实“付出了……很大的金额”。最后，这些付出改变了选举的天平。列昂内尔在投票中获得了6792票，位列第三；其他几位分别是罗素7137票，帕蒂森7030票，马斯特曼6772票。他以3票之差击败了另一位自由党候选人拉朋特。他的天主教代理人劳齐相信，是他在那一天拯救了列昂内尔，而他支持列昂内尔的动机则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图。劳齐的信很值得一读，它散发着那段时期特有的政治气息：“坦率地说”——我完全同意大家都在讲的，也就是，您，尊敬的男爵，得到了天主教徒的报答，他们对您正义理想的认同决定了您的胜利……对您来讲，这是什么样的远见卓识啊，两个月前，您派人找到我，不顾自己的尊严，谦恭地请求我在即将到来的选战中给予您帮助！我做到了——尽管你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为我的都会组织提供帮助，我还是诚心诚意而且热诚地帮助您——让您看到了我作为天主教牧师的素质……从一开始，我的伟大计划就是决定让天主教选民以团体的形式为您投票——您根本无法想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我总是通过不同的机构对他们做工作，几乎不能使用这个影响，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被什么偏见控制。正当我们开始陷入绝望的时候——因为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无法克服或者是绕过——我们成功了……而在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面临着因为债务被逮捕或者是眼睁睁看着教会组织的财产执行的危险：同样，我在此函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是完全的而且神圣的事实……现在我对您说的所有这一切只是想强调：您没有欠我什么，我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天主教各教会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我自己会承担所有的开销……而且以名誉发誓，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任何时候，我什么要求都不会向您提，但是从现在算起，一年以前我向您提出的关照，当时我们俩谁到没想到会有一场选战——我为您尽了我的努力……我的心里没有半分钟的怀疑，您会对我尽您的责任。”列昂内尔似乎没有完全满足劳齐的愿望——尽管地安排他与被放逐的梅特涅进行过接触。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3）对于家族中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政治胜利。纳特写道，“这是家族中一个最大的胜利，同时也是对身处德国以及全世界可怜的犹太人最大的喜讯。”他的妻子称“拥有像你这样最杰出的战士，是犹太民族新纪元的曙光”。“缺口已经打开，”贝蒂欢呼道，“诽谤、偏见与狭隘的障碍显然正在消除。”甚至梅特涅（他似乎没有想到自由党人的一场胜利会在一年之后使他被放逐）都发来了贺信。然而，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祝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列昂内尔想要坐到下院议员的位置上，他还必须宣誓“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当然，除非政府能通过那项11年前已经证明不可能被通过的议案，也就是废除这个誓词的法案。罗素早就已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提案。事实上，列昂内尔的胜利只有当这种提案在国会的两院投票中都获得多数支持时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盟友的支持列昂内尔的选举所引发的问题随着对这个可预见的结果是感兴趣还是敬而远之，把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分成两派。出乎人们预料的情况是，罗素废除国会剥夺人权的提案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议院里他的盟友，还得到了来自两派分裂了的托利党人的支持。当他在1847年正式提出这份法案的时候，主流皮尔派保守党成员格莱德斯东和保守党领导人乔治?本丁克爵士和迪斯雷利都表示了支持。当然，迪斯雷利是对此最感兴趣的人，尽管他的动机和行动非常复杂——复杂的程度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到那时为止，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识已经接近10年了。他与这个家族有记录的最早交往是在1838年，此时，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足以保证当他在1842年访问巴黎时可以享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好接待。到了1844～1845年，他和他妻子玛丽?安娜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吃饭：1844年5月、1845年6月两次，那年夏季的晚些时候在布莱顿还有一次。1846年的时候，列昂内尔帮助迪斯雷利在法国铁路上进行投机，稍晚，又帮助迪斯雷利处理他的债务纠纷（当时的金额超过了5000英镑）。这份友谊超出了迪斯雷利对他们金钱的欣赏，而他们也很欣赏迪斯雷利的智慧。这是迪斯雷利作为小说家最为高产的时期：1844年有《科宁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两个国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与《新十字军》。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大概是由于他曾经受过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父亲依萨克与其犹太教会闹翻，同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乡绅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对犹太教充满了兴趣。他的政敌试图用他的血统来攻击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别人看成是弱点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他把自己的犹太人“种族”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调和，有力地说明他享受着这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对他的犹太主义特征有很大的影响。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对，列昂内尔富有而又有影响力，夏洛特聪明而又美丽；但他们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实际上还包括他的妻子——是他们浑身上下的犹太气息。另外，对没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妇更具吸引力的是他们的5个子女。迪斯雷利写道（1845年6月邀请他们到格罗夫纳门观看海德公园里的游行），他们是“美妙的精灵”。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4）3个月后，这个家庭接待了歇斯底里的玛丽?安娜的一次奇异造访，她让自己倒在了夏洛特的怀里。在发作过后，她和迪斯雷利都进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我一直忙于校清样，出版商是那么讨厌……可怜的迪斯一直坐在那儿写了一整夜”），因此他们准备动身前往巴黎，玛丽?安娜做出的举动让夏洛特吓了一跳，玛丽?安娜宣布她希望把夏洛特6岁大的女儿埃维莉娜指定为她遗嘱里的唯一受益人：迪斯雷利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这是来告别的，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生命是这么无常……迪斯和我可能会在火车或者轮船上丧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爱我的人，除了我尊敬的丈夫，这个星球上也再没有我关心的人，但是我喜欢你们这个家庭……”“……我使出浑身解数安抚我的客人。”夏洛特写道，“她在对我细数完她的细软和财产后，从她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这是我的遗嘱，您一定得看看，把这个事告诉尊敬的男爵，而且您要替我保管好它’。”当夏洛特轻声告诉玛丽?安娜，她“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责任”时，玛丽?安娜翻开那张纸，大声地读道：“‘万一我心爱的丈夫先我升天，我将我个人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并赠予埃维莉娜?德?罗斯柴尔德。’‘我爱犹太人，’她继续道，‘我已经把自己与您的孩子们联系在了一起，她是我的最爱，她应该也必须戴上蝴蝶（玛丽?安娜一件珠宝的名称）。’”这份遗嘱在迪斯雷利和他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后，在第二天早上被退了回来。然而，这对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兴趣却丝毫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当利奥在1845年出生的时候，迪斯雷利（在写自巴黎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自己纯正和神圣的民族，也不逊于他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的天啊，”玛丽?安娜在见到这个孩子时惊呼道，“这个漂亮的孩子可能会是我们正在等待的未来的弥赛亚——天晓得！而你将会是最幸福的女人。”在迪斯雷利与夏洛特的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失落的仰慕情愫，同时又夹杂着对他妻子玛丽?安娜难以掩藏的嫉妒。对于这种仰慕，迪斯雷利没有否认。“在我一生的奋斗过程中，”他在1867年3月对她坦白，“来自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的关怀是一种慰藉，我对您的爱无人可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说法并非仅仅是迪斯雷利式的修辞手法。有一次，当夏洛特造访迪斯雷利家时，很显然有某件事情牵涉到了玛丽?安娜，迪斯雷利赶忙道歉：我认为……我对给您造成的麻烦深感内疚，总体说来，昨天您要是没碰上是最好的，因为错过了睡觉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她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因此我现在再也不在晚上见她。她……希望将她对您的爱带给您，我也将把我的爱带给您，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把我的爱给您了。所有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玛丽?安娜对夏洛特有确凿证据的深厚的友情——或许是对她可能感觉到的那些嫉妒的补偿。当迪斯雷利夫人在1860年病倒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让我写信给您”，迪斯雷利信手在一张便条上写给夏洛特。作为回应，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匹克迪利的餐厅送病号饭。（玛丽?安娜病逝后，轮到夏洛特来嫉妒了，因为迪斯雷利“跪倒在布莱德福德夫人脚下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做出的回应是给他送去了6大筐英国草莓、200把巨型的巴黎圣水刷，以及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最好的斯特拉斯堡肥肝。这只是一个聪明的提醒，让他不要忘记她的资源总是要远胜那些“有钱的老妇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5）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最独特的方面在于信仰模糊。按照夏洛特的回忆，迪斯雷利对待自己犹太人的根总是很矛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在1866年写道，“当我斗胆宣称，蒙蒂菲奥里家族、莫卡塔家族和林多家族的亲缘关系，路易莎?德?罗斯柴尔德夫人非常荣幸地成为他的表亲时，他居然被惊吓得茫然失措；但是连老天都搞不明白的是，不知道迪斯雷利想的是什么，尽管伦敦到处都是他的亲戚，但他对他们的存在根本毫不在意。”但当他们讨论宗教问题时，两人发现了太多的共同点。在1863年，他送给了她一本欧内斯特?勒南ErnestRenan，1823～1892年，法国文献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系列著作基督教起源史。——译者注最新出版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的《耶稣生平》（LifeofJesus）。她觉得勒南在剔除基督神话色彩方面的尝试“很精彩”，但她对他的犹太背景的描绘持保留态度：读起来就像是由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写出来的美丽诗篇，诗人受到鼓舞去揭示真理，用满腔的柔情、无限的敬仰以及炽热的情怀来揭示它。对于那些有知识的犹太人来说，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书中主要人物——这个创造了统治世界长达1800年的基督教的伟大宗教缔造者——的处理觉得有任何新意；但很多我们的教友对于被勒南描写成这种刻板、令人厌恶的形象深感痛心。当偏见最终开始消散的时候，看到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民族正在忍受着那些冷静的读者和诚实的思想者将我们嘲笑为不可救药的肮脏、冷漠、狡诈，甚至是顽固、铁石心肠又小肚鸡肠的时候，更是让我们无法释怀。一个伟大的作家表现得如此公平和公正，特别是在表达他的见解方面——他的判断是如此准确、他的感情似乎是如此纯粹和高贵，不应该通过介绍如此极端的阴暗面来拔高他的伟大形象——就好像是他觉得需要通过诽谤犹太人来弥补宗教世界中从全人类利益的全部主体中最伟大、最至高无上的部分所拿掉的那部分特权。10年以后，迪斯雷利非常感谢她送给了他一本她写的《致辞》。“我读了您写的书，感同身受而且充满了敬佩。”他写道，“弥漫在全书中的那种柔情，以及那些虔诚和令人振作的情感，肯定能触动所有信徒的心灵。昨天晚上（在安息日的圣洁气氛中）我有幸朗读了一篇，它表现出来的虔诚及深远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听众……”迪斯雷利所有的小说都应该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在《科宁斯比》中，希东尼亚的性格特点按照布莱克爵士的说法，是列昂内尔和迪斯雷利本人的交融。说得更准确点，他具备了列昂内尔的背景、专业技能、宗教、性情，甚至也许是外貌（“面色苍白，眉毛浓密，深邃的眼眸里写满了睿智”），但他的政治理念和哲学观点则是迪斯雷利的。因此，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在半岛战争中发了财，然后“决定移民到英格兰，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很多商业网络。他在巴黎和会后到达这里，随身带来的是他的巨额资本。他把所有的资产押在了滑铁卢贷款上，这个举动使他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资本家”。战争结束后，他和他的兄弟们将他们的钱借给了欧洲国家——“法国想要一些，奥地利更多一些，普鲁士要一小点，俄罗斯要几百万”——他“成为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宰和领袖”。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具备了一个银行家的所有技能：他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数学家，而且“完全掌握了主要的欧洲语言”，这些技能通过到德国、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旅行而得以磨炼。他冷静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对这种品质的描写花了很大的篇幅（例如“他对感性的东西总是缩手缩脚，而且常常用一些尖刻的话语来搪塞”）。我们甚至读到了“他对室外体育运动的热爱……是他的精力的安全阀”。还有一段细节的描写，而这些细节只可能出现在巴黎的某一家罗斯柴尔德酒店。很有意思的是，希东尼亚也是小说主人公的情敌：主人公错误地怀疑他深爱的艾迪丝是希东尼亚追求的目标，尽管最后披露出来的结局是冷血的希东尼亚自己本身是另外的人所暗恋的目标。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6）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科宁斯比》中最令人玩味的段落是那些有关希东尼亚信仰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前面所说的是他信奉“使徒们在跟随他们的主人之前所传扬的信仰”，而在后面所说的是他“对伟大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典表现出了的忠贞，与号声一直响彻西奈半岛的时候别无二致”。他“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对自己族人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希东尼亚与迪斯雷利的相像程度远甚于列昂内尔，因为他说他出生于西班牙的马拉诺——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们表面上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的宗教——而且迪斯雷利喜欢幻想自己的家族是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但余下的绝大部分很显然来自罗斯柴尔德的启发。因此，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被“关在了大学和学校的大门之外，这些大学和学校对于学习以及先人的事业来说缺乏古代哲学的最初知识”。另外，“他的信仰使他不可能追求成为一个公民的理想”。然而，“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想法可以诱使他伤害自己种族的纯洁，因为他一直为此而备感自豪”而去与外族通婚。只有当希东尼亚阐述对自己种族的看法时，迪斯雷利才接替了列昂内尔：希伯来人是一个没有被混杂的种族……组织没有被混杂的种族是大自然的贵族……在广泛的旅行中，希东尼亚拜访而且检视了整个世界上的希伯来人社区。他发现，总体上看，较下等的阶层情况比较差，而上层人士沉浸在对肮脏事物的追求中；但他发现知识的发展没有受到破坏，这给了他希望。他被说服相信组织能经受住迫害的考验。当他反省他们所经受的那些磨难的时候，发现种族居然能够幸存下来，这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管过了多少个世纪，遭受了多少个世纪的谪贬，犹太人的思想对欧洲事务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不用提他们的法律，这些法律你们还在遵守；不说他们的文学，这些文学滋润着你们的思想；我只说说活生生的希伯来人的才智。然而，就算在这里，罗斯柴尔德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当迪斯雷利想办法说明他关于犹太人影响力程度的观点时，他非同一般地直接取材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近的历史，他通过希东尼亚的口说：我刚才告诉你说我明天准备去金融城里，因为我一直遵守这样的规矩，当国家事务还在考虑的过程当中时，我会积极介入。否则的话，我从不干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战争与和平，但是我从来不会惊慌失措，除非有人通知我，统治者想要更多的财富……返回到几年以前，俄国向我们提出过要求。现在圣彼得堡朝廷和我们家族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他们有荷兰的关系，这些关系基本上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我们对波兰希伯来人这个人口众多，但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也是所有部族中最多的民族的支持举动，对于沙皇来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关系出现了好的转机。我因此决定亲自去一趟圣彼得堡。抵达后，我与俄罗斯财政部长康可林伯爵举行了一次会谈；我见到的是一位立陶宛犹太人的儿子。我们所讨论的贷款与西班牙的事务有关，我决定从俄罗斯到西班牙去着手解决。我与西班牙部长塞诺尔?门迪萨伯尔（SenorMendizable）原文如此。一到就马上有了一名听众，我见到的是一位像我一样属于新教教徒的阿拉贡犹太人的儿子。在马德里做完这一切之后，我直奔巴黎，拜会法国国会的议长，我见到的是一位法国犹太人的儿子（据推测是苏尔特）。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7）……因此，您看，我亲爱的科宁斯比，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那些人士与那些不了解实际幕后真相的人所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伙人。撇开迪斯雷利认为所有这些显赫人物都是像他们一样的犹太人的臆想不谈，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是这段描写的灵感来自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迹。他还明确提及犹太人在政治上被“当成平等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而列入了同样的阶层，随时准备支持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和财产的政策，而不是驯服地在一个试图降低他的人格的制度下苟延残喘。托利党人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场重要的选举，出来投票反对他们的正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科宁斯比从本质上说是托利党人。托利主义事实上只是抄袭了那些把欧洲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强大的势力”。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汉娜喜欢这本书。正像她在写给夏洛特的信中说的：“经过对希东尼亚身上所具有的民族高尚品质的认真研究，经过使用很多支持他们解放的论述，他很聪明地描写了众多我们似曾相识的事件，人物的刻画也很到位……我已经给他写了张便条，表达我们对他的精神产品的赞赏。”如果《科宁斯比》暗藏着对列昂内尔的歌颂，那么《唐克雷德》（Tancred）就是在歌颂他的妻子。对伦敦景物的描写再一次充满着对罗斯柴尔德的隐喻。我们参观了一次“西昆大院”，还去了希东尼亚豪华装修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明确的影射是希东尼亚为获得一条被称为“伟大北方”的法国铁路所做的努力。再一次，希东尼亚成了迪斯雷利理论的代言人——这个理论现在被用来重新定义基督教本质上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犹太教的发展：我相信（希东尼亚宣称）上帝在何烈山对摩西说过，而且你们相信他以耶稣的身躯在卡瓦利山上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至少在世俗的观念上看，两者都是以色列的子孙，他们用希伯来话对希伯来人讲。先知只有希伯来人，使徒也只有希伯来人。亚洲现在已经消失的众多教堂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罗马的据说要与世长存，而且现在改为信奉摩西和基督的教义的教堂……也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起来的。然而，是埃娃这个人物按照这些线索发表了最勇敢的宣言。作为一位叙利亚犹太人的公主，表面上看她的身上很难找到夏洛特的影子；然而，对她的外貌的描述显示她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某些模型。同样，尽管夏洛特的观点似乎不大可能带有埃娃的影子，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一点。比如，她具有罗斯柴尔德式的对异族通婚和变更信仰的深深的厌恶。“希伯来人从来没有与他的征服者融合，”她大声地说道，“不，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基督徒！”相似的，迪斯雷利所喜爱的主题——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本原——也在她的书信中有所表达。“你是那些崇拜犹太女人的法兰克人中的一员吗？”埃娃第一次（在圣地的一片绿洲中）碰到唐克雷德时问道，“或者是那些辱骂她的人中的一员……？”她提醒他，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但他是一名犹太人，而你崇拜他。”因此“基督教界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犹太女人，另一半崇拜一位犹太人”。埃娃用另一个罗斯柴尔德式的句子询问唐克雷德：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8）“欧洲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一座？”“毫无疑问，我的祖国的首都伦敦。”“那里最有名望的人是多么富有，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吗？”“我相信他是一位跟您有着共同种族和信仰的人。”“那么，巴黎呢？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我想是伦敦最富有的人的兄弟。”“我对维也纳非常熟悉，”这位女士说，脸上带着微笑，“恺撒给我们的同胞封了帝国的爵位，因为，公正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分崩离析。”迪斯雷利没有考虑夏洛特的地方是他设计好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很过分）辩论，说在“基督受难时提供牺牲和祭礼”方面，犹太人“完成了上帝仁慈的意愿”，而且“拯救了全人类”。她也没有接受他的说法（通过女巫的口）：“基督教是完善后的犹太教，或者什么也不是……要是没有基督教，犹太教也就不完整。”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提出的这些争论，表明了迪斯雷利对罗素的限制权利法案的态度。他在第一次辩论前两周，告诉列昂内尔、安东尼以及他们的妻子，他准备好了要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对托利派的条款，“我们必须主张我们的权利，不是为了什么特权，而是为了良心的解放”。这使得围坐桌前的自由派人士不知所措：路易莎描写迪斯雷利用“他那奇特的唐克雷德似的条理”侃侃而谈，而且“怀疑他是否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对议会这样说”。他确实说了。夏洛特起初对此相当热心。“没有谁可以，”她在1848年3月告诉德莱恩，“在用伟大的机智……权利、智慧或创造性来表达自己的方面超过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批判“风暴”迪斯雷利面临的问题是小说的销售情况相当糟糕，几乎是个灾难，而现实的政治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就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他和保守党领导人本庭克分道扬镳，并取代皮尔成为了托利党的领导人；然而在支持罗素法案的过程中，他们又面临前后排议席分裂的危险英国议会中的惯例：前排议席为反对党领导人的专座，而后排议席为普通议员席。——译者注。开始时他们似乎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陷入的麻烦程度会有多大。本庭克特别漫不经心，他在1847年9月告诉克罗克尔：我相信我在投票时一直都站在犹太人一边。我说我相信，是因为我自己从来都不会费心去关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没有价值的事，而且很少关心我是怎样投的。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与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有多大不同，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当成是国家应该关心的大事……我把犹太人事务看成是个人的事务，就像是巨额的个人财产或者是离婚法案……像影响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对于保守党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可能会投弃权票，保持我自己一贯的支持犹太人的立场，但又不得罪党内的大多数人，我猜想这些人将会站在对立面。迪斯雷利当然将会热诚地支持犹太人，首先是由于以前先入为主的支持他们的印象，其次是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伟大的盟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人在个人特点方面都很高调，而且伦敦市已经选举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作为它的代表之一，在公众声音方面是这样一种情况，因此我认为党作为一个党派继续与犹太人作对，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9）至于说迪斯雷利，他在11月16日信心满满地向本庭克和约翰?曼奈斯保证：“风险不是很大，而且在明年之前也不会交锋。”两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事实上，只有另外两名保守党人在提案投票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尔尼斯?加斯克尔和——很可能是一名转变了信仰的人——托马斯?巴林）。以那些顽固的守旧分子为首，比如罗伯特?英格里斯爵士，投反对票的不少于138人，使该党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当迪斯雷利宣称那些用十字架钉死耶稣的人和在耶稣被钉死前跪在他面前的人之间没有差异的时候，我是否应该为他欢呼？”奥加斯塔?斯戴福特要求进行澄清。本庭克辞职，把他现在称之为“没有罗马天主教、没有犹太人党”的领导职位留给了史丹利爵士。这就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迪斯雷利随后在下院辩论时调整了自己的态度的原因：最重要的事情是，当时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一位人物从此以后好像“良心被狗吃了”，并没有悄悄地放弃他对恢复犹太人人权的全部支持。对于他的行为最常见的那些批评——特别是来自于夏洛特和路易莎的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迪斯雷利继续投票并偶尔还会站在他1847年时候的立场上发表讲话。一个无法宽恕的情况当然是他那段时间对列昂内尔的经济依赖避免了出现180度转变的情况，这是夏洛特一直都心存疑虑的。1848年5月还出现了另外一次她与玛丽?安娜之间的尴尬情况，因为玛丽?安娜谴责列昂内尔不回复迪斯雷利的信函。这些情况暴露了“她的丈夫还深陷在债务之中，正被放债人拼命追讨，哀求我的丈夫给予帮助和支持”。在两位女人再一次交锋之后，列昂内尔决定另外再借给迪斯雷利1000英镑。皮尔派保守党阵营也出现了分裂。当罗素在1847年12月提出他的提案时，另一位表示支持的是皮尔派的一位刻板的高教会派被保护人格莱德斯通，他以前曾经是恢复犹太人人生权利的反对者。尽管他发现这个决定“很痛苦”（并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个事件可能迫使他离开国会的想法），格莱德斯通的逻辑还是相当严谨：下院已经接受了天主教、贵格教会、摩拉维亚人、独立派、一神教，地方政府已经接受了犹太人，因此，继续对犹太教国会议员进行限制就显得自相矛盾了。皮尔后来在1848年2月的辩论中也表示支持，在“表决”时，其他的9位支持者也加入了进来。但是，他们的同僚古尔本——以前做过皮尔的秘书——发言表示反对，因为他把选举一名没有资格的候选人看成是对国会一次革命性的挑战，得到了另外40名皮尔派议员的附议。在二读的时候，皮尔派再次分化，29人赞成，43人反对。然而，托利党人和皮尔派的反对票没有达到阻止罗素提案的目的：在一读前就以67票的多数获得了预审通过；二读又以73票的多数得以确保；三读得到61票。但真正的挑战是在上院。在进行了比较缓和的劝说后，一部分辉格党人表示支持。然而，与考茨这样的银行不一样，相对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贵族债务人很少——爱利丝贝瑞夫人是一个少见的例外，因此，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能够采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像德万希尔公爵和蓝斯丹尼侯爵这样的辉格党显贵可以算上，而伦敦德瑞侯爵在1848年初的时候也被争取了过来，但奥尔福德伯爵已经在于贝德福德公爵家里见到汉娜时，告诉过她自己反对这个提案（尽管他向她保证列昂内尔最后会“赢得”胜利）。阿希利勋爵——未来的萨夫兹伯里伯爵——在当时主要负责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工作——是另一位反对者。在那些主教中，完全可以预见到会有强大的阻力。当罗素的提案在1848年5月进行辩论的时候，遭到了牛津主教威尔贝福斯的强烈反对，而且他获得了坎特贝雷和阿玛格大主教以及16位主教的支持。只有约克大主教和四位辉格党人主教投了赞成票。列昂内尔、安东尼、梅耶、汉娜和她的妹妹蒙蒂菲奥里在走廊上眼睁睁地看着提案被35票的多数否决。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0）夏洛特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辩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给家族带来的后果。她和路易莎在凌晨3时30分，还在翘首等待他们的丈夫从威斯特敏斯特归来：男人们走进屋子，列昂内尔面带微笑——他一直都能如此坚强和自控——安东尼和梅耶的脸涨得通红……他们说那些发言全是造谣中伤，建议我一个字都不要去读它。我5点钟上的床，6点又再次醒来；我梦到一个巨大的吸血鬼正贪婪地吮吸着我的血……很显然，当投票的结果宣布时，震耳欲聋的狂热欢呼声在回荡……充斥着整个议会。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应该遭到如此强烈的憎恨。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因为过度激动而哽咽和哭泣。这些世俗的达观贵人反对恢复人权的一些论据的真实想法，可以从皇后的叔叔康柏兰德公爵——现在的汉诺威国王——有关这件事的信函中找到。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同意教会方面的观点，“接纳那些否认我们的救世主存在的人”是“可怕的想法”。但他的有些担忧从本质上说是出于社会方面的考虑，他预言“这个国家的全部财富将会逐渐地流入犹太人、工厂主和生产印花布的那些人的手中”，并引用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对他的一次款待来说明犹太人的骄傲自大。他非常清楚自己几年前在汉娜家里吃饭时曾经说过些什么。这个两面派的势利小人的看法和那个时期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拙劣漫画表达的一样。《犹太人解放的受益者之一》讲述的是一个老棉布经销商带一只乳猪回家给他的妻子，并且兴高采烈地说：“我的小亲亲，看看我给你麦（买）了桑（什）么！真得刚（感）谢罗（罗）斯柴尔德囊（男）爵和皮二（尔）。”（参看图12）因此，列昂内尔似乎下定决心，采用老一辈罗斯柴尔德人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屡试不爽的一种手段（出于一种并不十分光彩的目的）。1846年12月23日，纳特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所谈的内容明白无误：知道你觉得有必要采用某种方式来保证参议院的某些选票，我觉得很遗憾，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得体，我得说，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在这里目睹了一场腐败丑闻，有人正试图摆脱与此类事情为伍而羞愧难当的尴尬，我当然会很赞同你那么做。然而，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杰出的叔叔和您谦卑的仆人都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谨慎，如果有必要确保这种方式能成功，我们就不应该顾虑牺牲——我们无法锁定金额，你肯定比我们更清楚需要多少，我希望按你说的所需金额的一半就足够了，我们的好叔叔已经授权给我，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将自己承担一切，来满足家族的所有需要，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你可以把这笔开支记到公司的名下——当然，在上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前你不要付清，也不必跟他们讨价还价，也不必关心是谁收了——关键是按照你的想法，你对处置那些对提案通过可能存在问题的个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此你也很难再了解更多——我不会出钱支持那些与我们没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提案，也不会为其他任何目的破费——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目的达到后把钱付给相应的运作人——我认为你对处理这件事不是很有经验，因此，我想不出来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你的朋友提出你捐赠的想法——以什么样的借口？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回报？如果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太不值了，如果从另一方面讲，他们要付钱又没有提具体的要求，我当然会要他们的钱，就当是他们已经像我们一样得到了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1）简单来说，就是列昂内尔建议在上院出钱买选票。令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是，有人披露他居然试图采用类似的方式寻求阿尔伯特王子的支持（他在上院的影响举足轻重）。当然，阿尔伯特可能已经有了恻隐之心。列昂内尔从1847年步入政坛一开始就与他有联系，到1848年，纳特能够记录下他的“高兴……埃尔伯特王子是如此关照你，而且他将支持我们的提案”。但他同时又告诫列昂内尔“要时不时地去拜访一下他，想办法逗他开心”。“你现在应该去做一下议会党团的工作，”他在2月14日写道，“让你的朋友阿尔伯特王子应用他的影响力，那么或许（提案）就能通过。”实际上，这段话暗藏着的是整个关于犹太人解放的故事里最有意思，但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掉的那一段。至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阿尔伯特王子早期的联系——用他们的能力作为他与欧洲精英人士联系的纽带——已经发展成为了更加正式的金融交往。举例来说，1842年，詹姆斯替阿尔伯特的顾问斯托克玛男爵在北方股份上投资了10万法郎。3年后，当阿尔伯特计划与他的兄弟讨论金融问题时，斯托克玛转达了列昂内尔“希望罗斯柴尔德的银行能有幸为殿下此行可能在德国境内用得着的所有金融需求提供服务”的请求。1847年，罗斯柴尔德给阿尔伯特一文不名的巴伐利亚亲戚路德维西?冯?欧廷根?华莱斯登王子提供了3000英镑的贷款，由阿尔伯特作为担保；当欧廷根王子在一年后破产，只留下一堆卖不掉的艺术品收藏作为抵押品时，阿尔伯特就成为了债务人。这就解释了纳特与他的叔叔为什么在巴黎爆发革命后非常强烈地反对——从金融的角度——支付任何的款项，而是希望他的兄弟“付清”，以便确保阿尔伯特的支持。5月，阿尔伯特把安东尼招进宫里去“为他的兄弟科布兰兹（应该是科伯）公爵要求贷款，（给他自己）贷款金额13000或者是12000（英镑）”。（后来增加到15000英镑。）纳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你问我关于给阿尔伯特王子贷款15000英镑的意见，我认为找不到丝毫理由同意这个要求，你会发现你与他之间的情形与我们与路易?菲利普的情形完全一样——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我亲爱的兄弟，他已经欠你5000英镑了，这笔钱是我们这边付给巴伐利亚大臣（欧廷根王子）的，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真的不认为你可以放出这么大数目的款项，我的意见是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为他破费，而且我已经看到，无论你是否给他这笔钱，犹太提案的命运都不会有任何不同——我只能重复我反对付这笔款，而且在目前的形式下，你并没有得到对于这笔借款的任何授权。现在不清楚列昂内尔是否违背了他兄弟的意见。我们知道阿尔伯特在纳特写了这封信10天之后，以20000英镑买下了巴尔莫罗城堡及其10000英亩的土地，不过我们在皇家档案中没有发现罗斯柴尔德卷入这次交易的任何迹象。另一方面，列昂内尔确实在1849年1月到温莎拜会了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可以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在1850年7月——列昂内尔为获取席位用修改后的誓言起誓的有名的努力之前11天——他捐出了50000英镑用于补贴阿尔伯特的最爱，一个资金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的“万国工业博览会”项目。3年后，很明显受到来自于“宫廷”的压力——也就是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导致阿伯丁爵士放弃了对解放犹太人的反对立场，形成了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的联合。相关的证据非常丰富，但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推断列昂内尔确实做了些什么事情去“让阿尔伯特使用了他的影响力”。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2）然而，无论列昂内尔在这个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结果证明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象一下，上院议员的反对可以通过给“宫中人物”意思一下后就得以化解，是一点都不现实的想法。正如罗素十分无奈地说：“你有一个如此令人讨厌的习惯，把任何事情都赋予一个货币价值，你好像认为甚至原则都可以买到。现在全国上下反对你的提案的是以高教会派（HighChurchParty）和低教会派(LowChurchParty)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个人的方式。现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让他们中的一个机构来为你出战，因为他们的反对是最有原则性的。”罗素认为，说服而不是行贿才是唯一可以推进整个事件的办法。尽管罗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个提案，并在下院获得通过，但同样（跟他事前预计的一模一样）在上院以95票对25票被否决。这激励列昂内尔最终“接受奇尔特恩英皇直属领地总管的职务”——强行在金融城里进行一次递补选举——这是他发表在《时报》上声明中宣布的“致伦敦市的选举人”行动：“现在是一场在上院议员与你们之间的战争。他们试图维护最后残留的宗教歧视，而你们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发动一场摆在你们面前的维护《宪法》的斗争。”实际上，他的那些更为激进朋友——比较著名的有下院议员J?阿贝尔?史密斯和约翰?路巴克——在一年前罗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决后就要求他进行一次强制补选，因此，这次运动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是列昂内尔讲话中的那些火暴语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风暴”。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心里牢记当时在更广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历史背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那样的环境状况下产生的。1848年1月1日，阿尔方索给列昂内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在新年的时候见证“超越迷信和偏见原则的宗教平等的胜利”的期待。毋庸讳言，最后他所见证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期待。然而，虽然1848年的革命确实在某些欧洲国家给予了犹太人政治平等（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场革命对于解放运动在英国的净效应基本上是负的。正如来自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信中所表达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对大规模反犹太人暴力行动产生了隔离作用，而且也发出了可能爆发这种问题的警告，例如在德国的农村地区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很多自认为是革命领袖的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就像梅耶?卡尔所认为的“犹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犹浪潮”。犹太人的解放思潮与欧洲大陆的革命胶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双倍的破坏性。列昂内尔的讲话向很多支持他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们的激进主义阵营——甚至宪章运动——而当时这些激进分子正在谴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镇压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持。不论列昂内尔在他的支持者中唤醒了什么样的意识，他的策略只是选举的开局。他战胜了他的托利党对手约翰?玛耐斯，最后得票是6017票对2814票。由于把自己放到了激进分子阵营中，列昂内尔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他们的下一步战术安排：现身下院去主张自己的席位。这基本上是在学天主教的欧?科奈尔和贵格教友会的皮斯，然而也代表着列昂内尔走出了最咄咄逼人的一步；皮尔很直率地提醒过列昂内尔不要接受。列昂内尔略显踌躇，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说服罗素提出另一个提案。但是在1850年7月在伦敦客栈举行的一次狂躁喧闹的金融城自由党人聚会上，他公开攻击政府“没有拿出什么改革和发展的措施”，也没有提出“进一步推进社会和宗教自由进程”的办法。第二天的12点20，根据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他出现在喧闹的下院会议桌旁，而且在回答工作人员关于他是希望选择新教还是天主教的誓词时，他回答道：“我要凭着《旧约》宣誓。”由于托利党人中的顽固分子罗伯特?英吉利斯爵士站起来反对，会议主席命令列昂内尔退出，随后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开始关注的焦点是程序。过了一个周末后，大家决定直接去问列昂内尔为什么他希望凭着《旧约》宣誓，对于这个问题，列昂内尔的回答是：“因为那是一种对我的道德最有约束力的起誓方式。”他再一次被要求退出，然后，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113票对59票）列昂内尔被允许按照他的要求宣誓。第二天（7月30日），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议会，有人适时交给了他一本《旧约》。誓词中的效忠和至高无上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处理。但当工作人员读到“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的字句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3）男爵停了下来，过了一两秒后说：“我省略这些词句，因为这些对我的道德没有约束力。”然后他把帽子戴到头上，亲吻了《旧约》，加上了“请帮助我吧，上帝”。这个举动获得了议院内自由党人的喝彩。他取出了钢笔，在反对声中——我们猜想——准备在国会的测试卷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弗雷德里克?特西格爵士迅速站起来，激动的情绪开始在所有的党派中蔓延，其中夹杂着会议主席呼吁他放弃。（有人大喊“反对，反对”；有人大喊“坐下”；还有人喊“主持人”，“秩序”。）男爵（列昂内尔）最终放弃了。尽管与当时的气氛不相称，但这也许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僵持下去，结果只会导致失败。当8月5日辩论重新恢复的时候，会议通过了一个行政决定，如果列昂内尔不完整地宣誓誓词，就不能取得他的席位，而政府如果要通过一个能达到要求的经过修改的誓词提案，为时需一年左右。当戴维?萨洛蒙赢得格林尼治补选的胜利后，曾经试图加快这个进程，但并没取得更多的进展，只是留下了一个更有失身份的形象。萨洛蒙没有完整地起完那三段誓言就坐到了他的席位上，被会议主席命令退出，但他予以拒绝；当要求他退出的动议通过后，他还是拒绝，并且又是发言，又是投票，反对这个动议；当主席要求议会警卫驱逐他后，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下院。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经过新一轮的投票确认，无论是他还是列昂内尔，在起完誓言之前都不能获得自己的席位。萨洛蒙唯一的成果是1852年6月的一次举动废除了一个古老的刑罚，从理论上说，由于议会成功通过了针对他的议案，而他做出了不合法的反应，他应该接受这个刑罚。选区对他的这些做法进行了判决，他在1852年的大选中被彻底打败；相反，列昂内尔再次赢得了胜利。守株待兔的游戏重新开始，因为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明朗起来，跟以前一样，犹太人解放运动在下院仍是争执不下，而在上院则明显不受欢迎。事实上，列昂内尔就像是没有席位的议员，国会有与犹太人有关的事项时（比如1851～1852年政府资助犹太人学校和1857年免除民事离婚法院对按犹太法典离婚的司法管辖权），他在室外对议员进行游说。但从法理上看，这还是一个僵局。然而，又一个提案在上院遭到了否决；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邓库姆（ThomasDuncombe）甚至非常有创意地试图促成另一次金融城补选，理由是由于为政府的克里米亚战争提供金融服务，列昂内尔已经“获得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合同”。进入国会1857年大选（列昂内尔再次当选为代表金融城的议员，这次的得票甚至领先于罗素，因为后者与自由党的核心小组吵翻了）之后，国会里的战火重燃。由于身后有多数人支持，帕默斯顿觉得由于“伦敦金融城选举了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在本届国会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国会一个再次考虑接受犹太人的机会，而且这样一个提案由政府来提，获得通过的机会是最大的”。于是，一份提案不失时机地在5月15日推出，在三读的时候获得了绝对的大多数支持，得票123票。为了取悦支持者，为数不少的托利党高层发出了改变立场的信号，例如著名的约翰?帕金敦爵士、菲茨罗伊?凯利爵士，以及最重要的人物德比伯爵的儿子，领袖史丹利勋爵。在上院，新当选的伦敦主教表示了支持，总共有139位上院议员投了赞成票。再一次——让列昂内尔大失所望——他们只是少数。当政府从用单边决议否决上院的立场上退缩，而不是提出新的《誓词有效性法案修正案》的时候，列昂内尔决定再一次放弃自己的席位，并就此事宜进行了一次补选。选举中他没有遭遇到任何对手，顺利地重新当选，并展开了一次强烈反击，针对“那些去了，但是很少出现在人民中，根本不了解人民愿望的人（这些人事实上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漠不关心）”。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4）并不是这次针对贵族问题对人民重新发出的呼吁最终打破了僵局，而是——说起来很荒谬——少数派保守党政府的出现。因为此时，迪斯雷利作为财政大臣和下院的政党领袖，至少有能力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债了，他可以说服德比，而那些上院的议员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他通过在下院给反对党完全的权利达到了这个目的。1858年4月27日，罗素的《誓词修正提案》在委员会上遭到了上院议员的痛斥，关键的第5条被否定。两周后，由罗素提出的“不同意”上院议员的动议以11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更令人吃惊的是，议会还通过了（以55票）由怪僻的邓库姆提出的动议，列昂内尔被任命为下院为解释它不同意的“理由”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然后，罗素正式提出议案，所有的理由通过与上院共同举行的大会进行解释。取得上院的认同是决定性的转折点。5月31日，路肯伯爵提出了决议案的内容：下院可以以决议的方式修改自己的入职誓言，条件是必须先得到国会法案的同意。这使得上院可以清楚说明为什么自己不同意下院和德比——尽管“满脸不高兴而且很勉强”，但还是在7月1日宣布支持这个提案。23日，妥协方案最终以两个法案的形式成为法律，一个是将效忠、至尊和归顺三段誓言合并成一段，并适用于所有需要起誓的机构；另一个是允许犹太人省略“以一个基督徒的真正信仰”等词句，但是要取得他们将要进入的团体的同意。7月26日星期一，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下院。这是最后一次，他再次很不情愿地退出，因为议会在辩论让他能够用缩减后的誓言起誓的两个决议案时他必须回避——原则上说，这是像塞缪尔?华伦和史宾塞?瓦尔坡尔这样的顽固分子表达他们反对“亵渎上帝者的入侵”的最后机会。关键的决议以32票胜出，列昂内尔最后通过使用新的誓词以及《旧约》宣誓后成为了议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这种手段他以前使用过，但他成为议员后即刻参与表决的第一份法规却是《防范腐败法案延期提案》。列昂内尔进入国会，正像詹姆斯所写下的：“对整个家族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第二年所举行的大选中，他的兄弟梅耶?卡尔与他一起进入了下院（另外还有戴维?萨洛蒙）；在1865年，他的儿子纳蒂也被选入。正如夏洛特满心欢喜地指出的，在刚结束的投票中（好像是在1864年7月），帕默斯顿的政府被“犹太人拯救”，列昂内尔的选举同时也在整个广大的犹太社区引发了共鸣：代理人理事会（BoardofDeputies）公布的决议表达了他们“最诚挚的心愿……尊敬和感激”，而且从今以后，每年列昂内尔进入下院的日期就是犹太人免费学校的颁奖日——而列昂内尔直截了当地强调他对宗教的义务，捐赠给伦敦城市学校“其最有价值的（开放式）的奖学金以纪念他取得他的席位”。但这场胜利的政治意义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认识。列昂内尔以自由党人的身份获胜，而长期的运动已经让他与自由党的一个很小但很有影响力的小组结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紧密联系。根据他的日记上的记录，在1856～1864年之间，格莱德斯通跟他或者他的兄弟梅耶一起吃过四次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的通信或者是会面起码有四次。其他出现在夏洛特19世纪60年代信函中的皮卡迪利大街148号的自由党人经常性访客中，包括代表武乌维汉普顿的国会议员查尔斯?维利耶，他是1859～1866年间济贫法律理事会的总裁；罗伯特?罗，格莱德斯通第一届政府的财政大臣。列昂内尔在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与会议主席握过手后第一个与迪斯雷利握手这一举动并非没有意义，迪斯雷利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贡献应该是决定性的。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从19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直稳定发展，列昂内尔事实上在1858年决定性的那几个星期里一直与迪斯雷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月份，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吃饭（同行的有外斯曼红衣主教和被流放的奥尔良派成员的接待人）。5月份，在政府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其印度政策后，迪斯雷利这样说道：“男爵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他知道大多数的情况！”两个月后的7月15日，列昂内尔去迪斯雷利办公室拜见他，“自从我们的提案到了下院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列昂内尔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5）他精神状态非常好，说是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我告诉他我希望我们的提案能在下周一通过，希望他们尽可能马上取得女王的同意。我无法让他按他说的去……①主要取决于其他人，如果他们不等到……所有提案都走完程序，或者他们能安排一个委员会，使我能够在议院通过之前就得到我的席位。我敢说我能够做到……迪齐今天又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我们已经……②原件看不清楚。他们在我们的提案二读时不再反对我们，而是支持我们，他已经近了他的全力——他是这样说的。列昂内尔对这个说法的反应是，询问迪斯雷利“他是否可以跟约翰尼（罗素）和柯吃饭”，但是：他很明智地拒绝了，说他以部长的身份出席会破坏聚会的气氛。我很高兴我问过他，他怎么也不能说我们轻待了他。我告诉他，我们非常渴望能及时让皇室批准我们的提案，以便我能够在今年内获得我的席位，但是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骗子。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承诺任何具体的事情……迪齐太太在梅耶家吃饭，又重复了一遍老掉牙的故事，说迪齐为我们做了多少事，而且因为我们不相信他说的这些，他有一次发了很大的火。列昂内尔叙说这些遭遇时所持怀疑态度的弦外之音，不应该被看成是指迪斯雷利在1858年的时候没有尽全力。恰恰相反，必须考虑德比开出的苛刻条件。在列昂内尔进入国会后，他们两个人表现出的亲密关系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再有任何理由怀疑迪斯雷利的真诚。尽管他不得不在如此恐怖的政治限制下工作，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种族”。剑桥的教育把这一时期发生的允许犹太人进入国会的正面交锋与允许他们进入剑桥学习的事实上的欺瞒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问题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先锋作用。事实上，他们在剑桥化解那些宗教限制的计谋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解释他们遇到上院的强硬态度时为什么会如此小心翼翼。对他们在这两个案例中所采取的计谋进行比较，确实很有启发性。应该强调，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不需要去剑桥，更用不着去牛津，这种需要远小于他们对下院席位的需要。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件比古代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可以提供的内容更繁复庞杂的事情。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私人教师和将孩子送到海外去完成他们绝大部分的学业，以优先确保他们能够保持家族的多语言传统。至于说银行业务的学习，所能采取的就是到一家银行学习。如果说剑桥还能提供点什么的话，就是从占据优先位置的家族生意中让他们稍微分点心。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关注的是女儿的教育——不像公立学校和大学，一直到20世纪末主要关注的都是男孩的教育。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列昂内尔的儿子纳蒂花费几乎同样的精力把德语灌输进自己的脑子。特别是夏洛特，她在女儿和侄女们的正规学习上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倡导者。然而梅耶进入剑桥这件事开了一个先例，让夏洛特决定她所有的儿子都应该效仿。问题是犹太人的地位在剑桥仍然是一个灰色地带：从规定上看，在1856年之前都不可能被授予学位，他们因此也不能成为学校的正式成员——除非他们愿意履行由各个学院对本科生安排的参加礼拜活动的义务。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6）奇怪的是——不像归顺誓言——虽然这从本质上看是基督徒的责任，但对于这些责任，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从原则上去执行，而他们的出席是最低限度的、被动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梅耶在19世纪30年代基于以上观点参加了三一圣堂的礼拜；而且当阿瑟?科恩属于梅耶母亲那边的表亲，在1849年秋季——正好在列昂内尔在补选中取得了对曼纳斯的胜利——进入到剑桥念数学时，他认为类似这样的安排是可行的。通过J?阿伯尔?史密斯——一位最活跃的列昂内尔的政治支持者，他们试图去说服基督教科学派的主事詹姆斯?卡特梅尔为阿瑟?科恩对礼拜堂的规则做些调整，理由是（像卡特梅尔说的）：“如果我接受科恩先生，除了我之外，没有人需要知道他的宗教信条是什么。”梅耶也告诉卡特梅尔：“科恩先生准备好了在学校礼拜堂参加礼拜活动。”然而，主事却没有被说服。他认为，掩藏科恩的信仰，“会破坏社会的善良诚信”，而“科恩先生祈祷时仅外在的形式符合要求，而他对根本的精神实质却怀疑和拒绝，这让我的感情无法接受，并且与我的是非观相左”。对于梅耶来说，这将会“直截了当地将一个信仰族群排除在享受剑桥大学教育的大门之外”。因此，他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直接找到了阿尔伯特王子——时任大学校长，要求他将科恩的事交给玛格达莱尼主事处理，他同时也是温莎的主任。来自皇室的压力终于在罗斯柴尔德的压力在19世纪30年代未能奏效的地方取得了突破，当时，梅耶曾经由于参加礼拜的问题被强迫离开学校。科恩正好相机入学，与主任达成的条件是，正如科恩所报告的“通知我星期三和星期五礼拜只持续10分钟，（并且）通知我在这几天去，不要在其他日子去，同时还要跟我讲不要求我参加周日圣礼”。当罗斯柴尔德家的男孩子逐渐长大以后，类似的安排在三一学院不得不再次进行谈判，首先从1859年由纳蒂开始。此时，1854年和1856年通过的法案意味着犹太人能够获得学位（除了在神学领域）。但是宗教义务的问题仍然存在于学院的层面上。尽管纳蒂的导师约瑟夫?莱特福特“承诺过尽其所能在礼拜方面做些工作”，但威廉?休厄尔仍然是“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1862年，纳蒂向他的父母汇报：“三一学院的神父们……因威胁说要把那些拒绝在礼拜堂里参加圣礼的所有人留校惩戒，而遭到了广大同学的憎恶，这条新规所引发的后果是，有很多同学缺席了今天的礼拜，因而面临因为违反一条重要的院规而引起的麻烦。”纳蒂清楚地感觉到19世纪50年代的改革所取得的实效相当有限。“要使这里的改革产生一点影响”他抱怨道：但只要大学看上去还像是英格兰教堂的神学院，或者是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教堂的一部分，我们就得再等待些时日，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理所当然应当废除的，是7年之后或者是完全退教后才能取得学位的规定……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被剥夺了教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不会宣称自己成为英格兰国教的信徒。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一个在法律和政治进步——同时也包括宗教进步方面起着基石作用的机构，为什么要由牧师们来统治，就好像是耶稣会的神学院或者塔木德学校Talmud，犹太法典。——译者注……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7）他们在剑桥不得不做出的让步不仅仅只是参加礼拜。第二年的考试通称为“小考”，要求要对威廉姆?帕勒的《基督教神迹》一书有非常详细的了解。一封夏洛特给利奥的满腔怒火的信表明了这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但也表明她觉得他应该可以克服它：你考试时出现的这些莫名其妙的错误让我非常地恼怒——当然，你没有，也不能够故意去对那些神职主考官无礼，也没有人提醒过，你可能会觉得你能够应付对于神学感觉的彻底的缺失，而且完全缺乏对于信念的尊重，尽管这个信念不是你自己的，而且事实上你对此一无所知，但也应该给予尊重，就像是万能的主所受到的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一样。但是，这个错误仍然必须受到批评，而且事实上也是非常不可饶恕的。无论从任何角度说，除了给别人一个坏印象，它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一个经常在参议院出现的年轻人，而且无法拒绝基督教的神迹方面的考试，就应该让自己熟悉这个科目。要是我不知道你被神学老师所包围，我应该会给你些建议，但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已经具有了请教你的导师的良好的、自然的习惯，就算不去完整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也应该了解一个梗概、一个纲要。你将会被看成是最无知、最轻率也最浅薄的一个人。对此我很伤心，我很遗憾地说，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在这时，利奥受到了“神学的神性以及……各种教义”的困扰：当某晚与一群好争辩的老师吃饭时，他感觉“如此疑惑，以至于不敢张嘴”。（一位同行的朋友担心“他们好像忘掉了我的存在，对犹太人进行了攻击”。）甚至在辩论室这样年轻人更多一些的环境里，罗斯柴尔德们也都觉得非常不自在。纳蒂回忆起某天晚上在学生会他是怎样“怒火中烧”，当时，一个发言的学生“引用下院通过犹太提案过程中太强大的势力作为实例。我希望那一天因为所有这些差异而能早点结束，而且如果我当时立即发言的话，我会激发宗教狂热，而想要平息它远没有激起它那么容易”。将罗斯柴尔德在进入剑桥上所取得的成功与列昂内尔希望在下院所达到的目的相比较，前者的胜利看来是缓和的。（事实上，一直到1871年，宗教考试才最后在旧式的大学里废除。）列昂内尔的兄弟和儿子参加学校礼拜活动和学习，与他拒绝包含有基督教信念的誓词之间存在着明显而且不容易解释清楚的反差。我们推测，如果要求学生参加圣礼，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博览会与水晶宫军事胜利的纪念碑一般不会在战争胜利前就建设。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列昂内尔最终能够取得他在威斯特敏斯特的席位之前几年，就开始为他们的政治优势地位建造纪念碑了。这至少是解释在1850～1860年间特别频繁的建筑活动的一种理由，这段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自己建造了至少4座乡村豪宅，又翻修了一座，它们分别位于：门特摩尔、艾斯顿?克林顿、费里耶尔、普雷尼和博勒尼。当然，内森及其兄弟从他们繁荣的最初就开始购买乡村住宅，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到了1848年革命的时候，他们在费里耶尔、苏雷尼、博勒尼、加奈斯贝里、西勒多夫和格鲁尼博格的房子和地产已经在家族的名下很多年了。当他们在1848年之后购买位于白金汉郡的新土地——最著名的是位于艾斯顿?克林顿的农场的时候，伦敦的合伙人在经济上仍然是非常理性的，因为他们的父亲和叔叔在为他们把关：除非农业用地在购买价格中占到35%，否则他们不会有兴趣。“如果你认为艾斯顿?克林顿值26000英镑，”列昂内尔在1849年写给梅耶的信中这样说，“我不反对你对它的报价，但我想我们应当保证所有的费用中能有部分是清清楚楚的，这并不是空中楼阁，你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投资。”当他在1849年到达西勒多夫的时候，他评价它是“非常棒的财产，尽管（萨洛蒙叔叔）买贵了一点点，但只要经营得好，它会给他带来不错的收益”。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8）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土地的时候——刚开始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严重的农业危机中复苏——他们抄到了市场的底。在1848年，白金汉公爵最终宣布破产，一年之后，梅耶收到了地产经纪人从爱尔兰发来的报告，通知他们那里所存在的大好机会。“种土豆的完全失败，自由贸易毁了所有的人。”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爱尔兰完全毁了，现在是购买地产的天赐良机，至少是非常接近最好的时候了。当取得国会颁发的产权后，可以肯定能获得在购买和转售中间巨大的升水。”实际上，梅耶和他的兄弟对这种倒买倒卖的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对地产的兴趣，正像他们母亲所说的，是针对1849年12月时国债的收益已经降到了31%的情况。当时是购买土地“最恰当的时间”，“当基金处于目前这种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尽管对于所投资的资产的利息也会降低，但土地总是一种等价资产”。这样的投资不应该被看成是企业家精神衰落的表现。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酿酒资产的举动也是同样的情况：纳特在1853年购买布瑞恩-木桐酒庄（ChateauBraneMouton，他给它改名为木桐-罗斯柴尔德）以及詹姆斯对争夺拉斐酒庄（ChateauLafite）的控制权所进行的持久战，都是由于得到了一份对高质量的红葡萄酒需求的精明的评估报告。当詹姆斯最终在1868年确保了拉斐酒庄控制权（支出了177600英镑）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了，而几乎是在完成这次收购的同时，他又开始对一座新的酒庄竞标。然而，花26000英镑在农庄上和花费相似金额在豪华的新房子上有着天壤之别。在19世纪，极少数英国地主怎样为自己建盖“富丽堂皇的新房子”这样的事情并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100多年前有多大支付能力与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钱根本就不是问题。当伦敦的合伙人在1852年从公司的共有资金中抽走了260250英镑的时候——开始是为了资助他们的建筑项目——这笔钱还不到其资产总额的3%。而门特摩尔新房子的报价才15427英镑。对于建筑师乔治?梅耶在1853～1873年间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做的巨大工作，他总共也只获得了350000英镑。事实上他们可以买得起，然而他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决定将钱花在这些没有回报的大房子投资上。比较平庸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好像也足够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喜欢在乡村的生活，而铁路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不影响其城里的工作的前提下实现这个理想。伦敦和西北线使列昂内尔和他的兄弟们很容易地在门特摩尔和厄优斯顿之间来回通行：列昂内尔可以在乡间“骑马狂奔”，又可以按时出现在傍晚的下院辩论会上。1849年5月开通的斯特拉斯堡到里尼的铁路线，也为詹姆斯和他在费里耶尔的儿子们提供了同样的便利。然而，还有一个补充性的而且也许是必要的解释。新的房子代表着一种他们对贵族身份的主张。早在1846年，列昂内尔就明确表示，他认为一个准男爵的身份配不上他，而且在他很清楚地知道贵族的身份不会再青睐他之后，他才踏上了他自己发动的进入下院的运动。但这不是“封建制度”的征兆——那些腐朽的资产阶级向过时的上层阶级的价值观投降；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门特摩尔修建的时间正好是列昂内尔公开挑战上院立法地位的时候。罗斯柴尔德争取英国的贵族地位是坚定不移的，而对这种决心的表达，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个家族为自己建造这些豪宅更具说服力。他们的房子不只是模仿了18世纪的乡间别墅，它们展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他们为有影响力的客人准备五星级的宾馆、私人艺术馆，作为公司业务接待的中心。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9）他们对建筑的具体选择也颇费心机。约瑟夫?帕克斯顿与这个家族的交情始于19世纪30年代，并于40年代为路易莎的岗特堡别墅提供了咨询服务；而他为博览会设计的水晶宫似乎才让这个家族相信了他的能力，放心让他做些比修修补补更为重要的工作。工程于1851年8月，也就是展览会的那一年，在门特摩尔动工，作品充满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灵感——帕克斯顿在心里把武拉顿和哈德威克的别墅作为了样板——对于当时的标准来说这是创新型的建筑，带有巨型玻璃顶的大厅、流动的热水和中央供热。对于梅耶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儿来说，很难把它理解成家庭的住房。光底层就有很夸张的26间房子，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家宾馆，这里可以接待无数的宾客，并提供食宿。据信，这些来宾会时刻想到他们的东道主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那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比如由意大利雕刻家拉斐尔?蒙提所给出的例子），逐渐变成了罗斯柴尔德的商标一样的东西。门特摩尔同时也是一座艺术馆，打算把现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与历史上很多非常脆弱的前代艺术品联系起来——因此，本来是为威尼斯总督建造的三只巨型的灯笼、各种哥白林挂毯以及大批16世纪意大利和18世纪法国的家具等被收藏了进来。通过建造门特摩尔，梅耶为家族的其他人设定了标准。艾斯顿?克林顿在1854～1855年间由帕克斯顿的女婿乔治?亨利?斯托克为列昂内尔改建，这个工程相比较而言就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了。由于试图扩大已有的房子，斯托克没有办法让路易莎的“梦”实现，因为她希望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会慢慢地融入到这个小地方，我初次到这个地方时，认为这里是地球上最丑陋的地方”。相反，詹姆斯下定了决心要在费里耶尔超过门特摩尔。由于对法国建筑的专业水平不放心，更不用提当地的石匠水平，他找来了帕克斯顿和迈尔斯。接下这个工程让他们后悔不已，而詹姆斯却没有为在从法国建筑师安东尼?朱利安?赫纳德处找到了第二种意见而拒绝帕克斯顿的第一个方案感到有什么不妥；同时，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在工地上对工资差异所造成的摩擦引发了罢工，并最终爆发暴力冲突。最后的结果——工程一直到1860年才竣工——是一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风格折中的混合物。整个建筑搞得如此复杂，龚古尔曾经如此厌恶地评价它：“种树木和建水景就花了数百万，围一个城堡花了1800万，一次白痴般的可笑的无度挥霍，一份各种风味混合的布丁，一份愚蠢野心的果实，硬把各种有名的建筑风格都放到了一个建筑里。”俾斯麦认为它看上去像“底朝上的衣柜”。诗人和外交家维尔福瑞德?斯卡文?布兰特称它是“一个以最怪诞的路易?菲利浦的喜好装饰的怪异的帕玛俱乐部”；而一贯持反犹态度的爱德华?杜鲁蒙把它看做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古玩商店”。然而，这还是一个代表着技术发展水平的事件：詹姆斯很有创意地把厨房移到了离房子有100码远的地方，以便不让客人闻到厨房工作的时候传过来的味道，并在餐厅下面修建了一条小型的地下铁路将其与地下层连接起来。而且像门特摩尔一样，它部分是彰显家族的实力（用查尔斯?亨利?科第尔的女像柱来象征罗斯柴尔德控制了地球的四面），部分是宾馆（住房超过了80间），还有一部分是艺术馆（大厅作为詹姆斯藏品越来越多而显得凌乱的“个人博物馆”）。所有的一切都大得让人难以想象（就像伊芙林娜说的那样，“这个地方太宏伟，没有办法不设立岗哨”），然而在内部却具有一种异域的戏剧性的氛围，这部分由舞台设计师尤金?拉米负责，他在吸烟室里画上了模糊的比较通俗的威尼斯壁画。普雷尼城堡由斯托克在1858年时为阿道夫建造，比较起来属于比较适度的。这座可以眺望日内瓦湖的路易十六风格的建筑起初准备建成阿道夫藏品的展览馆，他的藏品包括油画和艺术品——奇异的岩石晶体、宝石和木雕。这个位于布罗涅的建房工程由阿曼德?奥加斯特?约瑟夫?贝特林在1855年动工，工作的情况类似，尽管贝特林的灵感来自于路易十六的凡尔赛宫。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40）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还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别墅的花园出现了非常壮观的转型情况。在费里耶尔，在帕克斯顿的指导下，出现了新的池塘，上面架有装饰性的小桥，还有精致的温室和温室花园。尽管夏洛特的女儿伊芙林娜更喜欢加奈斯贝里和门特摩尔的土地，但夏洛特在这个时期对费里耶尔的描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主要关注：灌木、树木、花草、暖房及温室，还有……温室内那些令人目不暇给的奇花异草。费里耶尔在我的眼中就是仙境，这里什么也不缺，满眼都是如画的风景……詹姆斯叔叔从世界各地收集了野鸭、天鹅、雉鸡……全部都汇集在一起——这里有橘子园、室内花园、水晶宫、农场、珍稀动物园——有野生的也有驯化的……费里耶尔是无可比拟的……它就像是阿拉丁的宫殿，有仙境般的公园、奇异的禽鸟馆、壮观的鱼群和满是甘美水果和鲜艳花朵的水晶宫。在布罗涅，景观花园设计师波伊修建了一座精致的水景园，有瀑布和假山，而詹姆斯在他的奇异动物收藏中加入了“带卷毛的鹅”、白鸭子、埃及驴和会说话的鹦鹉。在普雷尼，阿道夫也有一座动物园，里面养着巴塔哥尼亚野兔、袋鼠和羚羊。甚至是那些更老的房子也重新设计了花园。尽管安瑟尔姆很少去，他还把西勒多夫的园子换成了摄政王公园的西勒仙版。他也增建了一个湖泊来吸引野鸭，还建造了大量的英国式小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乡村的家长式管理的早期例子，就像是各种动物和鸟类收藏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动物学开始表现出热情一样。这个家族在欧洲大城市里的住宅也没有被遗忘。列昂内尔从国会议员菲茨罗伊?凯利手里买下了皮卡迪利大街148号隔壁的房子，请尼尔森与英尼斯公司重新在两座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一座新的更大的房子。在施工进行期间，他们搬到了奈兹布里奇的金斯敦别墅暂住。要想对最后完成后的建筑留下点印象（这幢房子在公园道为缓解交通压力进行扩路时被拆掉），你只需要走进任何一家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地下室是留给男仆的居室和酒窖，底层是宏伟的大厅，大理石铺就的楼梯把你引向一楼的接待室，二楼是私密的包房，阁楼是女仆的房间。厨房移到了花园里的平台下面。位于巴黎的几家饭店也是类似的规模，并且都是同样的基本结构。当然，用合适的家具和饰物来填充这些房子的工作一直都没有能完成。夏洛特一次非典型的在巴黎的购物之行提供了一份购物清单，包括一组大理石物品，价值2000英镑；四个小的雕像；一个水晶吊灯；四座罗马皇帝的半身像；“两只精致的法国红花瓶，雕刻得美妙绝伦，内容表现的是海神尼普顿被几位特赖登海神和海仙女所围绕”，花费了5000几尼；一张桌子，150英镑。一年后，伦敦的艺术品商人给夏洛特看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一幅鲁本斯的画；“一幅伊尼哥?琼斯所作的漂亮的壁炉画；一幅同样精美的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肖像画，画的是一位美丽的妇人……最后，当然也不是最不重要的，是罗素先生很早前就答应过的日本或者中国的藏品”。像（龚古尔）这种假内行，喜欢嘲笑罗斯柴尔德家族老是依赖艺术品商人的做法，他们最恶毒的故事之一是描写安瑟尔姆给了眼镜商人36000法郎，要求他发明“一架长柄眼镜，能给他那种用有品位的人的眼光来看作品的能力”；另一个是想象詹姆斯为了确保一幅韦罗内塞的画作能得到一个好价格，特意为商人的女儿举办了一次盛装舞会。真实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已经身处艺术品收藏界的精英阶层，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了领军人物。“一幅很平常的小幅拉斐尔出价15万法郎——库伊普的作品92000法郎。”纳特1869年时从巴黎的一次拍卖会上向他的兄弟报告，“要想买画作的人，现在必须要很有钱才行。”或者像他的堂兄古斯塔夫说的：“瞬间花钱。”但是，如果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谁会有这种钱？除此以外，19世纪60年代早期在纽科特对银行大楼的重建似乎是一个后来想起来的事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夏洛特认为新的建筑“相当绝妙，是为那些大生意所准备的”。它一直矗立在那里，见证着之后，政治（还不说艺术和建筑）在多大程度上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年青一代的注意力从这个目标的追求上吸引走。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1849～1858年）我很高兴给那些我们大家都很讨厌的犹太人点颜色。——凯沃尔19世纪5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期，至少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首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詹姆斯对他一直心存疑虑——推翻了《共和宪法》，并且以他叔叔直系继承人的身份宣称自己是皇帝。其次，詹姆斯的金融对手阿希尔?福尔德——海涅称为“高兹河铁路总拉比”的本诺特的弟弟当上了财政部长。根据经常被引用的德?威拉-卡斯特尔伯爵的说法，福尔德告诉拿破仑说：“陛下，您绝对有必要把自己从罗斯柴尔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根本没有考虑您的利益。”第三，新形式的“通用型”银行，比如像工业信贷银行——由詹姆斯以前的助手佩雷尔兄弟创立——严重威胁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统治地位，这种威胁不只是出现在法国，而且出现在了整个欧洲大陆。最后，19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动荡：从1815年开始就困扰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势力之间的大战噩梦成为了现实，首先是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抗击俄罗斯和土耳其），然后是意大利战争（法国抗击奥地利和意大利）。然而，这个说法其实在两方面存在着误导，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过分依赖于那些明显带有偏见的信息来源，比如于布内伯爵——出任奥地利大使的阿波尼的继承人——的日记，他们过分强调了詹姆斯在拿破仑政权下所经历的困难。另外，他们也过分关注于法国方面，而詹姆斯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其实不应该被孤立起来看，因为就在同一时候，其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都非常繁荣。两个皇帝于布内把贝蒂与康嘉尼尔将军的关系描绘成一段罗曼史完全是一种恶意的中伤。事实上，最近重新发现的内蒂在阿尔方索去美国的那段时间写给阿尔方索的信表明，她对康嘉尼尔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这位将军给她的印象是一位“中等身材、消瘦、丑陋的男人，除了胡子以外看不到任何英武的东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很苍老，而且已经风烛残年”。当他在1849年与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尽可能地表现得善解人意，而且非常渴望去取悦人”，但“在这方面，他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我以前听别人赞扬他时所经常提到的坦诚与忠诚；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双面人”。汉娜告诉迪斯雷利说，康嘉尼尔是一位十分拘谨的人，当他被邀请到罗斯柴尔德家与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拒绝了，而且“为邀请了一位公众歌手吃饭而对贝蒂进行了一番说教”。在这段时间，贝蒂也没有能回避出现路易?拿破仑的一些安排。她在4月份告诉她的儿子，元首“干得不错，每天他都能为他的法令和法律权威的原则找出一定的依据”。同样重拾信心的还有她自己，她“最终打破了坚冰，出现在元首的沙龙聚会里。再不出来对这种政治困局施加点影响，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康嘉尼尔提到了能让一个在整个家族里反对革命的态度最坚决的女人重获信心的正确的事。她满心赞许地写道：“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分子……有一天，他谈到了关于我们旗子上的第三种德行的标志，他对我说，‘我对兄弟情义是如此仇恨，要是我有一个兄弟的话，我会叫他表弟。’”不久，她又向阿尔方索保证，“我的朋友康嘉尼尔会制止那个疯子的”，还说家族“会得到难能可贵的康嘉尼尔的保护”。“在我们尊敬的康嘉尼尔身上，”她在6月份时宣称，“我们看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能非常娴熟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而不让我们当时就知道他所面临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人有多么崇高，他有多么高贵的心灵以及忠诚的灵魂，他是多么坦荡，这位过去的英雄，浑身充斥着能给他带来意志力的侠义，他想做的事情从不落空。”如果她是在公众场合说的这些话，那么于布内在发现政治问题的同时又探听到大量的这种逸事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她的婶婶汉娜很小心地评论康嘉尼尔“对家族非常尽心，很认可贝蒂的才能和能力，欣赏家族在革命期间的勇气和行事方式，并对他们的繁荣昌盛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对于这一点，詹姆斯满怀羡慕和困惑——尽管康嘉尼尔愿意给他提供敏感的政治情报（比如关于法国对唐?帕西菲科事件的政策），但他从来没有用这些消息来进行投机——评论道：“迄今为止，康嘉尼尔从来没有迷失（在投机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说他想要投机。事实上，我很肯定，如果我想要对他或者他的助手建议这类事情，他可能就不再会见我或者接受我的邀请。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平常的人物！”相反，波拿巴就对于投机却乐此不疲——但不是与詹姆斯联手。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整个的1850年间，詹姆斯都在努力去调整他与拿破仑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掌握着主动，而这可能会给詹姆斯带来麻烦。“元首大概认为我有什么方面对不住他。”詹姆斯在1850年1月的时候说道，“因此，似乎我在他那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特别是在福尔德不帮助我的情况下。感谢上帝，我并不需要他。”按照这个说法，他信不过福尔德的传闻是真的（这和他与一个异教徒结婚并没有多大关系）。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竞争本质不应该被曲解——他们经常来往，而且人们发现了很不应该的一面：一个兄弟做银行家，而另一个兄弟做财政部部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不是什么公平的战术。詹姆斯明显感受到了自己在生意和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很遗憾，”他满腹牢骚地说，“我很不乐意看到我们的生意被抢走，我们跟从前比好像已完全不同。”但是如果认为发生在1850年的那件使他未能保住年金业务的事情就代表着他的金融影响力在降低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詹姆斯当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标书，但没有去参加竞标，原因是纳特4岁大的儿子梅耶?阿尔伯特去世了，而葬礼恰好就在财政部部长定下开标的日子。尽管在参加葬礼，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窃喜，因为他的缺席造成了福尔德招标活动的“惨淡收场”：“现在他看到了，没有人能把罗斯柴尔德抛在一边，福尔德不可能为所欲为。”真实的情况是，詹姆斯当时真正最为关切的是外交而不是金融。他担心元首变幻无常的对外政策会在法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导致摩擦，甚至是导致战争，对手有可能是英国（针对唐?帕西菲科事件）或者是普鲁士（针对日耳曼问题）。希拉克关于詹姆斯在一次与拿破仑和康嘉尼尔在1850年末的会议中试图缓和法国政策的故事证实了这个说法。“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伊（与）德国的争吵是关于深木（什么）问题？”詹姆斯以辩解的口吻说，“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看在赏（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拿破仑的反应只是把自己的后背转向了他。詹姆斯确实于1850～1851年间在很多场合多次见到过拿破仑，但詹姆斯在影响他的政策方面的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相反，詹姆斯抱怨元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戏弄小兵”，他是“一头驴……最终会使整个世界都变成他的敌人”。具体来说，法国插手1850年下半年间发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端的可能性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尽管他一直担心死于“红魔之手”，如果路易?拿破仑由于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像路易?菲利浦一样被追得走投无路”，詹姆斯认为他不会觉得太意外。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波拿巴分子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詹姆斯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起来的原因。早在1850年10月，他就开始向伦敦分行转移黄金，他对侄子的解释是“当一个像他（拿破仑）那样的人有可能会因为我是康嘉尼尔的朋友就没收我的钱财的时候，我情愿把我的黄金放到这儿去挣3%的存款利息，也不愿意放到国债上或是将它束之高阁。我并不是害怕，但我宁愿小心行事。从政治上看，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同时，詹姆斯由于一直保持着跟康嘉尼尔的来往（甚至在康嘉尼尔被他的军队解职，离开国民卫队司令部后，两人也来往不断）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政治曝光度。1851年10月，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说，“我们的将军”胸怀“远大的理想”。“我怀疑在这些理想实现之前，”他又很不安地说，“巴黎可能浸泡在血泊中。我已经卖出了我所有的公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詹姆斯担心在12月1～2日的叛乱发生的夜晚，他会与康嘉尼尔以及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一起被捕。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卢比孔行动”（暴动的代号）前一周，他从楼梯上跌倒，弄伤了脚踝，因此，当波拿巴分子展开攻击的时候，他十分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抵抗。但是有点让人不解的是，他在暴动发生的当时发给伦敦的信上，对于政治问题居然只字未提，对此，詹姆斯的解释是，他有理由担心这些信件会被检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贝蒂在遇到阿波尼（Apponyi）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很矜持，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她的很多激烈反应：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3）她相信元首只是成功地解救了那些激进分子，而且他会被迫采取摇摆政策，最终他只会以成为他们的一种煽动手段收场。“为了能继续沿着元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他不得不以煽动（意思是极左）来威胁我们，因此他不能完全把它摧毁；而我担心他不仅根本就不能力挽狂澜，相反，他可能会为了达到他个人统治的目的而推波助澜。”然而，詹姆斯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把他的政治喜好与他的生意混为一谈的人。除了他个人对康嘉尼尔的喜欢之外，他并没有要对共和党人效忠的想法，并且以“极大的妥协”接受了新的局面。费里耶尔把局势稳定的消息带到了一个临时发起的在拉斐特大街举行的银行家聚会上。与会人士谁都没有明确谴责路易?拿破仑对1852年以前《宪法》的肆意妄为的决定，这种事情大家认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家所担心的只是这将成为一场危险的赌博。报道中说逮捕了几名将军，大家害怕这可能会导致军队内部的分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意味着法国末日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谁是胜利者已经无关紧要了。费里耶尔先生遭到了各种问题的轮番轰炸。他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军官们恰如其分的幽默，士兵们良好的精神状态，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扩张，那些看公告的人的麻木不仁，巴黎的宁静，尽管晨曦这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大财阀听到这些确切的消息后，紧锁的眉头都松开了。另外，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拿破仑通过粉碎共和党左派，并发出支持扩张性的信贷政策的信号，制造了乐观的金融氛围。国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在暴动的前夜，（票面利率）3%的国债报价是56，而（票面利率）5%的国债报价是905。之后，价格分别上涨到了64和1025；到了1852年年底——当时拿破仑在暴动一周年时宣布自己为皇帝，3%的国债达到了83，从共和制到帝制的资本收益率接近50%（见图21）。铁路投资总额的数据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在1848～1851年期间出现过停滞之后，投资总额到1856年增长了5倍。詹姆斯逐渐意识到经济和政治事件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战争恐慌和暴动发生前那段时间的国内紧张局势都没有造成他所预期的动荡局面。“听那些政治家的说法，”他在1850年时评论说，“你会以为全完蛋了；而听那些金融家们说的，他们告诉你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到了12月2日，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携手，政府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运行有意识地重新返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图21法国3%和5%利率国债的周收盘价，1835年～1857年资料来源：《观察家》因此，拿破仑政权对詹姆斯来说根本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他可能更希望康嘉尼尔为奥尔良派的复辟铺平道路。但是一旦拿破仑很明确地表示不打算对他进行人身处罚后，他也可以很勉强地接受这个现实。他已经在1850年10月很有预见性地总结了自己的处境：“最后我们将迎来一位皇帝，然后就是战争结束，要不是我如此害怕战争，那么我可能就是一名保皇党人。”暴动之后，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他被认为与被推翻的共和党人走得太近的话，他的竞争对手就会抢先他一步。贝蒂在拿破仑退位并被放逐到费里耶尔时表达了她认为拿破仑“道德沦丧”的看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不得不对时局做出分析。“我认为拿破仑正在积蓄力量，”他在暴动三周后给伦敦的报告中说，“尽管事实上那些大人物和善良的人不大会接受他的邀请。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完全置身事外吗？”这只是一个修辞方面的问题，并不期待对方的回答。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们都做不到坚定不移地保持她们的社交抵制。事实上，她们的态度在12月底之前就开始软化了。“在罗斯柴尔德的家里，”阿波尼在见过了纳特的妻子夏洛特以及贝蒂后，充满恶意地看到：“这种神态自若的态度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来自于他们资产组合中的那些债券和股票在当时的市场上出现的飞涨。”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4）这次至少是詹姆斯定居巴黎以来的第五次政权更替，因此很显然很难再让他严肃地看待这类事件了。“我亲爱的侄子们，你们怎么可能喜欢一部为两个没用的东西制定的法国《宪法》？他们正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为了那个目的而叫卖呢。”一个极权的政府“不太好，但在这里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而且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早在1852年的10月，詹姆斯就很轻松地报告说他“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好，与其他人也是如此”，这是在拿破仑正式宣布自己做皇帝之前两个月的时候，也是在拿破仑著名的波尔多讲话前几天。拿破仑在这次讲话中宣称：“帝制意味着和平。”这似乎排除了那种轻率地废除比利时的中立政策，或者是挑战普鲁士对莱因地区的统治的可能性，而这些在早两年是大家最为关切的事件；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列强把拿破仑这个皇帝只是看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当然，事情本身远没有那么简单：1853年1月，詹姆斯仍然很难拜见到这位新皇帝。但是他有两条路子进入这个新朝廷。第一条路子是他仍然是奥地利的总领事，而且煞有介事地穿上了他的紫色制服，以提醒那些忘了他外交官身份的人的注意。1852年8月，他可以给拿破仑传递来自奥地利新皇帝弗兰兹?约瑟夫陛下的礼节性问候。尽管于布内处心积虑地破坏詹姆斯在巴黎代表维也纳的权力，但是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奥地利的银行家，他就没有机会驱逐他。詹姆斯找到的迎合拿破仑的第二条路子，是支持半西班牙半苏格兰血统的女冒险家尤金妮?德?蒙蒂霍的计划，许多势利的巴黎人认为她只不过是拿破仑众多情人中的一位。拿破仑在185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到1852年年底就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之中。当他打算与胡亨罗赫的阿得雷德公主（PrincessAdelaideofHohenlohe，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侄女）的外交通婚计划落空后，他冲动地决定娶尤金妮，这使得他的大臣们惊慌失措。到1月12日，这个决定仍然属于秘密，当时尤金妮正挽着詹姆斯的胳膊出现在忒勒蕊的舞会上。于布内注意到詹姆斯很久以来“都被这位年轻的安达卢西亚人所迷惑，但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为他相信会有一场婚礼”。他的一个儿子——据推测应该是阿尔方索——陪伴着她的母亲。当一行人进入到玛赫廓大厅，准备为女士们找个坐处时，外交部部长德律安?德吕的太太傲慢地对尤金妮说，她们想坐的这些位子是为部长们的夫人预留的。拿破仑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便走到了这两位女士面前，请她们坐到了皇帝的位子旁。两个小时后，皇帝和尤金妮消失在皇宫的内室里，稍后出来的时候，两人手挽着手。3天之后，皇帝向她求婚，到22号的时候公开订婚，然后在一周后举行了婚礼。“我更欣赏那种不仅能使我爱她，而且更能使我尊重她的女人。”拿破仑宣称。“一个男人可以爱一个自己不尊重的女人，”安瑟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在这不久之后评论道：“一个男人只会与他敬重和尊敬的女人结婚。”这句恭维话——考虑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独特的区分浪漫爱情和婚姻的传统，这应该是一个很言不由衷的说法——很适时地传到这对皇室夫妇的耳朵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