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入伦敦银行家和商人手里从利物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以及其他地方开出的汇票，每周我会购买6000或7000英镑的汇票，有时会买1万英镑，然后将它们发送给欧洲大陆的分行；欧洲大陆分行用它们购买本国用于购买酒、毛纺品和其他商品的汇票……如果这个国家的国外汇票数量不足的话，我们就要被迫从巴黎、汉堡和其他地方运来黄金。这对于当时进行的业务是一个合理的总结。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试图凭借收取票据手续费来赚钱（实际上，内森收取的费用一直比其他公司低05%）；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欧洲各个市场之间的汇率差异获得利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经常提及此类套汇交易：“伦敦”（开给英国的汇票的简称）的价格高于巴黎或法兰克福的幅度足以让内森向詹姆斯或阿姆谢尔发送大量的汇票吗？“现在，亲爱的内森，”詹姆斯在1832年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写道：我再次忙于汇票业务了，请你准确地评估一下你发送给我们的（汇票）。我们在这里购买伦敦汇票的价格是2565法郎，加上3%的利息，相当于是25845法郎；你送过来21万英镑的巴黎汇票价格是26075法郎，加上4%的利息，相当于是2579法郎，即便不计算手续费也有20%的亏损。我将这一点告知你，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不想在处理汇票生意时蒙受损失。这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计算，兄弟几个试图利用的是非常微小的汇率差异。作为跨国的合伙人企业，他们在这类生意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票据市场中的地位并不像他们在债券市场中那么有掌控力。沃尔特?巴杰特在名为《伦巴德街》(伦敦金融中心)的伦敦影响力调查中，称他们为“最伟大的……外汇交易商”；但是这一赞美用在巴林兄弟头上更合适。1825年，内森承兑的总金额为30万英镑，巴林兄弟则为52万英镑。25年后，纽考特的承兑额上升到54万英镑，但是巴林兄弟的数额则是190万英镑；而且19世纪下半叶，随着诸如克莱沃特这样的新来者加入竞争，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林兄弟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政府金融放在第一位的因素外，这主要反映了一个事实：票据生意很大一部分是由跨洋贸易带来的，而不是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交易带来的，后者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优势。上文也提到，罗斯柴尔德也试图提高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但他们只刚刚站住脚；整个19世纪上半叶，巴林兄弟在那里一直占据上风。票据交易很自然将大量活动联系到了一起。从非常早的时期开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交易便是国际金银市场。正如内森1832年作证时说的那样，对应英国进口的汇票与出口的汇票总额之间存在着差距；按照当时经典经济学的观点，贸易赤字或盈余自动地会带来金属货币流进或流出伦敦，只要这些货币的数量足够大，足以涵盖装运和保险费用，以及必要时的融化和重铸费用。当汇率达到所谓的“黄金点”时，就需花钱进口或出口黄金（在一些国家是白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将黄金从英国运往欧洲大陆是1815年前直接参与英国战时金融活动的重要途径，兄弟几个也从没有失去对金银生意的兴趣，他们与英格兰银行以及法兰西银行进行了大量这方面的生意。这也是内森写信给一个汉堡银行并用傲慢的口吻提及的一点：“我的生意……完全由政府交易和银行业务组成。”这方面的业务也涉及了复杂的计算，尤其是硬币被融化成金条（银条），然后在另一个市场重铸时更是如此。“现在，亲爱的内森，”詹姆斯在另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写道，“以1谷令（00648克）黄金的价格买入银币，其余的可以作为利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分析，因为05谷令等于1法郎的0875%。因此，59125谷令等于2582法郎，这其中，我们就有机会赚取利润。因此，我强烈地建议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挡住皮克勒王子前往纽考特去路的“装满银块的货车”并不是罕见的场景：从兄弟几个的信件来看，价值数以万计英镑的金银块定期在巴黎和伦敦之间运来送去。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2）另一个相关的活动领域是直接参与商品贸易。当然，买卖货物与买卖证券相比，一直是迈耶?阿姆谢尔生意的一部分，内森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是从纺织品商人起步，后来又参与了“殖民地货物”的贸易业务。但是，从几个人的通信来看，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类生意的兴趣在19世纪20年代似乎有所减弱，直到1830年后，才慢慢转回来。与巴林兄弟买卖多种货物不同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喜欢专门化，希望在一些经过挑选的领域中确立主导地位。引起他们兴趣的主要商品是棉花、烟草、糖（主要来自与美国和加勒比海）、铜（来自俄罗斯）以及最为重要的水银（来自西班牙）。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予以更详细的阐述。他们偶尔也会接触一些其他的货物：比如铁、毛纺品和酒。怀有敌意的漫画家刻画了一个沿途叫卖的“布劳斯柴尔德”，他卖“各种东西”，但这其实是错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没有大包大揽地做贸易生意（见图27）。举一个例子，尽管他们的亲戚沃姆斯兄弟在锡兰建立了一个茶叶种植园——这个种植园甚至以“罗斯柴尔德”命名——但是他们从没有真正地涉足茶叶生意。罗斯柴尔德涉足的最后一个生意领域是保险业，这也是他们贸易活动带来的一个结果。19世纪上半叶，保险业开始繁荣，大量保险公司在伦敦和其他地方成立。内森参与了1824年联合保险公司的创立——他唯一感兴趣的合资公司——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没有一个能让人感到满意。根据该公司的历史记载，这是他与连襟摩西?蒙蒂菲奥里一次偶然碰面的结果；还有人认为他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他们的亲戚本杰明?冈珀茨获得公司精算师的职位。第三个假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当时已有的保险公司歧视犹太商业人群。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保险业的兴趣已持续多年，因为1815年前为了确保运往欧洲的货物与金银块的安全，他们不得不提前支付高昂的保险费用。1823年，更进一步的推动力来自萨克逊-科堡公爵的帮助请求，他提出的一项新寿险条件遭到了两家伦敦保险公司的拒绝，包括当时新成立的卫士公司。最重要的是，内森似乎希望打破劳埃德在皇家交易所的位置刚好在内森的头上）的联合企业，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垄断了伦敦的海上保险业务。“英国与国外人身安全与火灾联合保险公司”以500万英镑的资金成立后几天，新公司的稽核员之一的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议员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议案，寻求打破海上保险业务的垄断状态。与此同时，内森也希望得到老朋友赫里斯（此时是财政部的金融秘书）的支持。“这个公司的目标，”他用当时流行的炫耀口吻写道：就是通过确保资金平稳流动，进而促进各种国家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向航运以及任何可能遭遇风险的财产提供保险，来保护商人以及商业社群。该公司还有其他有益的经营方向，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吸引以及留住国外商业机构。这是此刻整个欧洲大陆的政策：每一个地方，每一次努力都是要引进商业的精神，让贸易凋零的地方重新焕发生机，并发掘新的渠道……我请求你将这一主题提交给利物浦首相考虑，他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些事实对于他的政府一直所坚持的自由原则是额外的支持，因为它们清除了开放、自由以及没有约束的贸易之路上的一切障碍。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3）这是提交给推行经济自由政府的一个判断正确的提议，但随后事情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按照内森的说法，现存的海上保险公司缺乏：活力以及那些必要的自由观点；在当下，为了保持优势，他们只能依靠继续垄断。我可以断定，如果保险业继续墨守成规，欧洲大陆任何一个角落的类似企业兴盛起来，并最终从它们手上夺去它们目前独家经营的业务。显然，英国政府被说服了，因为议案6月在上院获得通过。但是，新公司的一个股东（同时也是劳埃德公司的一个保险商）成功地拿到了一个指令，限制联合公司参与海上保险业务，理由就是这超出了它最初确定的业务范围。结果，第二家公司被迫成立，即“海上保险联合公司”，投资资金同样是5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当保险人的新角色一开始就受到了公众的一些质疑。当时的一幅漫画（由名为“一个业务爱好者”的人所画的《纽考特的防火墙》）中，一辆驿站马车装载着一群乡下的投资者和他们装着钱的袋子，停在写有“虚伪同盟防火与人生安全办公室”字样的建筑物前（见图28）。办公室有3个入口：一个写着“德国门房的小屋”，一个写着“英国门房的小屋”，中间的那个，门前站着3个人（罗斯柴尔德?蒙蒂菲奥里和冈珀茨）用法语交谈着。内森说：“这次，我们从这里进去吧。”蒙蒂菲奥里回答说：“继父，你这样做太对了。”冈珀茨则嘟哝着说：“吃一堑长一智啊。”一个标志写道：“除了大热天和11月的第五天外都不休息。”另一个标志则写明办公时间为：“从太阳升起到月亮放光。”中间那扇门上方是一则启示：“禁止进入，除了那些头脑空空腰包鼓鼓的人。”英国门房对新来的投资者说：“不！我们全部要。”但是德国门房喊道：“不！不！你开门准备足够的地方招待我的贵族朋友。”但是这种愤世嫉俗的评价是没有来由的。与当时诸多投机公司不同，联合保险公司不再是一个欺诈幼稚投资者的工具，而是一个踏实创立的企业，它有着长久、繁荣的前景。两年后，它搬到了巴赛洛缪巷，就在纽考特街4号，紧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公司。这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涉足保险业的唯一事例。1839年，他们参与了（尽管不是直接参与）迅速发展的莱茵兰市场，向奥本海姆与其他人共同创立的科洛尼亚火险公司提供了支持。这种联系即便经历了19世纪40年代的动荡事件（尤其是1842年代汉堡大火，它差一点耗干了公司的全部资源）仍然维持了下来；此外，1852年，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分行共同成为了科隆再保险协会的股东。罗斯柴尔德网络不断上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量，金融活动的多样化以及生意利益在地域的扩展，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五兄弟的能力范围。之前，谈判大笔政府贷款时，其中一个合伙人前往布鲁塞尔、布拉格、柏林或马德里通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他们希望在这些首都城市定期运作正常的生意，就需要做出其他的安排。同样地，如果在关键市场中没有可靠、有效的事物存在，买卖诸如棉花、烟草、糖、铜以及水银这些交易是不可能进行的，这些关键市场是指纽约、新奥尔良、哈瓦那、圣彼得堡和马德里。整个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不仅需要吸纳更多的新一代家族成员成为合伙人，加入5个分行的管理之中，而且也需要增加5个分行中办事员的数量，并建立一个经过挑选的付酬代理人团队，用以照顾5家银行在这些新市场中的利益。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往外辐射，与这些代理人的通讯路线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新网络，大大提供了通讯的数量，同时也提高了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进行的生意数量。这个网络并不具备牵动全局的影响力；相对重要的是与其他银行、股票经纪商、中央银行和金融报纸形成的更为全面但更为松散的联系网络。如果每个人或公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在正常的通讯联系，就将其视为他们网络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网络无比庞大。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4）合伙人的扩充包括了萨洛蒙、内森和卡尔的儿子们，詹姆斯最终也稍加抗争，为自己的儿子争取到了资格。下一代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安塞尔姆和列昂内尔——似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们世袭的职业，毫无抱怨地度过了一系列罗斯柴尔德学徒阶段：在父亲的银行工作，然后去叔叔的银行工作一段或几段时间，最后独自接受一项国外任务。安塞尔姆在1826年正式成为一名合伙人，但是一直到1830年，五兄弟才足够放心地让他参与柏林的敏感谈判，而且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事先仍要接受他父亲的仔细指导，萨洛蒙给了儿子最经典的罗斯柴尔德建议“多听少说”：你现在是所有兄弟中享有全权的人了……所有兄弟将以相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从根本上来说，做生意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因此要多写信……努力工作，忙碌起来，将所有这些托付于万能的主，他能给你带来运气和祝福。实际上，没过多久，安塞尔姆就具备了足够的自信来表现出一个合伙人应有的权威。不到一年，他就很自信地批评起叔叔们在七月革命之后的投资策略，詹姆斯很快就要求他前往巴黎协助他做事，因为“他真的很有个性”。这是一种先见之明：在下一次更为严重的革命危机横扫欧洲时，安塞尔姆在减少5家银行遭受的损失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即便这是以他父亲的感情为代价的。内森最大的儿子列昂内尔也顺利通过了学徒生涯。1828年，他正式“加入生意”，当时内森带着列昂内尔前往法兰克福与其他几个兄弟见了面，列昂内尔被任命为“中将”。“现在你是指挥自己的将军了。”詹姆斯在信里给予了鼓励，“你毫无疑问能够非常好地参与生意。”“像一个男人一样，做几笔好的生意。”詹姆斯在几天后又说，“证明你是一个聪明的好商人。”3年后，当詹姆斯苦于应对1830年革命带来的冲击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似乎高高在上的语气：亲爱的内森，你能否暂时让（列昂内尔）离开一段时间，你知道，如果你能够让他来这里帮我，那将是让人何等高兴的一件事。两人一起努力总要好过一人独自支撑。尽管我们这里很不幸，生意很少，但两个人共同运作还是大有裨益。如果让他来这里不是很方便的话，我将被迫请求你派另一个儿子过来，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我自己的儿子看待。我希望列昂内尔对我不会抱怨什么，愿意回到我这里。当列昂内尔被派往布鲁塞尔时，詹姆斯对“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巴黎感到了一丝不安。到1833年，列昂内尔在他姐姐眼里似乎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生意人”：“他在早上过来问候，然后晚上7点吃晚餐时我们才能再次见到他。”他在1835年的马德里之旅被认为是成功的；他在1836年继承父亲担当大任显然也没有任何困难。与此对比的是，列昂内尔的弟弟们对银行业则有些抵触。安东尼因为一段感情而被迫缩短了在法兰克福的第一段学徒生涯，而且他的父亲并不同意他所选择的姑娘，他由此对那个“让人讨厌的地方”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另外两个弟弟也有同感）。与巴黎以及伦敦相比，法兰克福并不提供奢侈的生活；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大伯阿姆谢尔比侄子们工作的时间还要长，这是常事，他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7点，每周工作6天（内森并没有像要求自己那样鞭策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生活条件差不多的巴黎，安东尼仍然感到有所欠缺。詹姆斯曾机敏地解释道，尽管他“努力工作”，但他仍然不能“确保生意一直保留在将来的后代手里”。他的叔叔们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詹姆斯鼓励他参与谈判一宗大合约时，注意“观察所有的细节”；萨洛蒙寻求“灌输给他一定程度的坚定意识，但一方面不要动不动就吵架，另一方面脾气不要过于火暴”。但是安东尼一直没有抹去自己不可靠的名声：一直到1840年，他的哥哥纳特感到被迫要在心里用“非常粗俗的语言”来向他提出抗议。“我不喜欢他给我写信的方式，我就像他的仆人一样。”他向列昂内尔抱怨说。“我想我不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但是总是有那种容易冒犯人的说话方式，而我们的好兄弟比利（安东尼的昵称）有时就习惯用这种方式。”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5）总体上，纳特的脾气比安东尼要平和得多，但他似乎也对学徒生涯的约束感到苦恼不已。“你必须知道，”他向姐姐夏洛特坦白说，“我在伦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通常与爸爸一起待在账房里，并尽可能地多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我发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他被派往那不勒斯的时候，他更不乐意，他向哥哥列昂内尔抱怨说：我现在要触及一个不成熟的主题，这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写信跟你说我对那不勒斯是如何厌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厌恶与日俱增；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无论我多么试图不要在意那些感觉，但是我害怕在这里做不好事，如果我留在伦敦做事的话，我肯定学习做生意的时间会是这里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要比这里好20倍……让最敬爱的拉比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让我们回家。最终，詹姆斯再次接管了这件事，让纳特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学徒一样，确保他学到如何做好账目的本领。”詹姆斯向内森保证说，纳特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他能够听进去，他会成为所有兄弟中技术最好的一个”。实际上，纳特似乎成为了詹姆斯最喜欢的侄子：他很快就谈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这个好样的年轻人”。到1833年，詹姆斯感到这个“被保护人”做好了承担国外任务的准备，尽管目的地——君士坦丁堡，在希腊贷款问题的争吵期间——的选择可能并不明智。最终，纳特注定要在詹姆斯的阴影下生活以及工作大半生，他失落的心情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巴黎，他就像是一个被流放的英国绅士，经常被法国的政治###弄得沮丧不已，以及经常要在“让人恶心的账房”里埋头待呆上数小时。为何内森和他的兄弟们有如此多的儿子——一共有12个，他们却没有按照父亲的做法，至少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在新的金融中心开辟天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他们的儿子还年轻时，五兄弟似乎考虑过在马德里或圣彼得堡设立新的分行。后来，他们断断续续地还提到了派一个年轻的成员前往美国。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开设“第六分行”的计划最多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对于这点，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认为其中的5个年轻人——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卡尔、阿道夫和阿方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足够让五家分行继续繁荣下去，但其余的几个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设立新分行的重大职责。因为，如果安东尼和纳特被叔叔们认为缺乏对金融的热情以及奉献精神，但他们相对于内森希望当乡绅的小儿子迈耶以及痴迷正统犹太教的威廉?卡尔来说，至少还有一点优势。另一个阻碍似乎是内森的###汉娜，她坚决反对将年轻的儿子派到国外。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依靠少数付薪的代理人。当然，自犹太街时期起，他们就雇用了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担任办事员。我们对这些影像朦胧的信件书写员以及簿记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执行活动之外：他们被看做工蜂，辛勤地工作，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被牢牢地监控着。一些人的地位只比仆人好一点，就如雅各布，他的马车在1814年运送黄金前往华沙的途中遭遇事故，他受了伤但仍然十分高兴（“弄伤腿比损失黄金要好”，他开玩笑地说）。其他一些人是技术性的语言学家和会计师。1818年，法兰克福分行至少有9个办事员：拉迪乌斯和克雷姆，负责记账；贝伦茨，负责管理通讯和法兰克福所有交易的总账；盖格尔，同时处理法兰克福与息票有关的业务；盖格尔的父亲，负责现金账；汉堡，负责处理有头衔顾客的通讯；汉堡的兄弟处理外国信件；海斯勒，处理汇票；还有凯泽，负责处理国内事务。此外，在会计室还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以及一个信件备份学徒。在卡尔那里，办事员“全部是年轻人”，当他计算办公室运营成本时（每年15万古尔登，约合14万英镑），他怀疑他们“欺诈”——毫无疑问，他想起了父亲在希尔舍?利布曼偷钱一事中的经历。巴黎分行的办公室规模更小（费用也更少）：差不多同一时期，詹姆斯估计每年支付给8个办事员，一个门房，一个信使，两个仆人以及一个车夫的所有费用为34万法郎（1700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6）通常，办事员都是从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分支中招募。在维也纳，一个关键的角色就由戈尔德施密特家族担当，这包括萨洛蒙的首席秘书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他在1803年与萨洛蒙一起从法兰克福搬到了维也纳；他的儿子尤利乌斯、雅各布和亚历山大分别在维也纳、法兰克福和巴黎工作。戈尔德施密特家族的亲属也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选：莫里茨的一个侄子在阿姆斯特丹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可惜早逝。另一个侄子（莫里茨）在伦敦分行工作了18年，另一个侄子（伊格纳茨?鲍尔）被派往西班牙协助威斯维勒。不可避免地，为了跟上业务量的步伐，职员的数量必须增加，因此截至19世纪30年代，仅纽考特一个地方就雇用了30～40人，每年的薪酬从50～500英镑不等。但是合伙人“家长式”的态度流传了下来。“但愿让办事员们享用一顿好的晚餐，”列昂内尔在1836年的婚礼期间写道，“不醉不归，或者，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我想他们可以去格林尼治（内森的乡下别墅）举办一个舞会；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够尽兴的话，让他们办两次，让他们带上自己的另一半。”最接近鼓励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即将成为英国和国外两笔贷款的签约者，这使得办事员们能够享受到一些好处，这些应在近几年我们一直给他们的圣诞节赏钱之外另给。”当纳特和安东尼很明显将离开伦敦和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照应临终前的父亲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浮出水面：第一次需要让两家分行的资深办事员担当起负责人的角色，这一职责之前一直由家族内部的人把持着。在伦敦，对于选择谁来临时接管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反映了办公室里缺少一个正式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在执行决策方面的垄断地位，让他的雇员产生了惰性，他们无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获得几乎是确定的收入。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历的一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们难以将遥远的城市，比如马德里、圣彼得堡的商业利益交给那些从办事员起步的人料理。因为，这些代理人不能仅仅被当成办公室职员对待，只听从合伙人每天发来的命令，不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不管纽考特寄去多少封信，代理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有时，他们需要快速地作出决定，因此咨询伦敦或巴黎只会延误时机。此外，无论他们如何频繁地强调自己只是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也很自然地会在当地获得有利于他们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都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怀疑最有价值的代理人对自己不忠诚——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户头进行交易——并一再抱怨代理人的无礼、独立和不能胜任工作。“我注意到加塞尔（圣彼得堡代理人）对我们的生意毫无兴趣。”詹姆斯在1829年写信给内森，谈到了加塞尔对一大批白银要运往俄罗斯的反应：换成另外一个人，意识到如此多的白银将要到达，肯定会说：“我会给你汇款。”但是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建立一个为期3个月的联合账户，这样让他有更多的勇气运作生意。如此一来，我们将被迫要从这里派一个人过去，一个对我们公司非常忠诚的人。感谢上帝，你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7）加塞尔不断地成为这类批评的靶子。1838年，詹姆斯威胁停止支付他的薪酬（每年14万卢比），他认为这一薪酬过高，而用另一种方式支付薪酬：“无论我们与他做了什么生意”，给加塞尔1/4的利润提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加塞尔最频繁的指责是他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你只写一个字给加塞尔，”暴怒的詹姆斯一年后写道，“那条呆板的狗，为你带来的伤害也肯定会多于好处。他只乐意把我们的钱据为己有，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拉扎尔——1832年被任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个全职代理人——有时也被贬为“混蛋”，他竭力地讨好詹姆斯，詹姆斯的指示到达之前他就已经犯下了错误。可能19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应该是丹尼尔?威斯维勒了。威斯维勒当时是马德里的代理人，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考虑人选中是1834年。当时，威斯维勒显然已经在法兰克福分行赢得了作为一名“商人”的名声，但没过多久，他也被怀疑忽视了主人的利益。到1843年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考虑替换他的想法：“那个年轻人，按照（安塞尔姆）的说法，一年比一年自负了”：我真认为这个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今天我会写信给父亲，让他做好前往马德里的准备……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能够或愿意前往马德里……但你可以信任我，我不会在信里提到迈耶，我知道你母亲希望他留在英国。我认为兰多在马德里熟悉环境之后会做得很好，他非常干净……而且出身于一个值得尊敬的家族，他绝不会表现出如此荒谬的自傲。威斯维勒不仅现在自傲，今后仍将如此。这些威胁毫无作用。威斯维勒可能表现出“无比的虚荣”，但是他已经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罗斯柴尔德家族派迈耶前去马德里待几个月，只是因为威斯维勒要到国外结婚，对此，纳特曾说，“威斯维勒的离开迫使托普（迈耶的昵称）施展自己的能耐，能够立刻让他把自己变成那里的主人，但只要威斯维勒回来了，迈耶就会立刻感到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当安东尼试图推倒威斯维勒时，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一如既往地抱怨，仍旧如冰一样冷，直到我明确地告诉他，只要他在马德里为我们做的生意让我们满意，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他继续抱怨我们的给予不足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继续待在马德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将被迫去那里取代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代理人，要取代他十分困难，但是我很少或从没有见到比他更冷淡、更精于算计的代理人。他虚荣过了头。相反，另一个派往美国的代理人哈瑙在那里立刻因为过于草率的交易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不满——尽管有人怀疑，如果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有关事项，他可能又会被批评为懒惰。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从一个“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倾注到为我们寻找生意的过程中”的代理人身上找到缺点。为纠正一个长久以来的错误理解，将诸如威斯维勒的付薪代理人与那些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定期往来以及优先生意关系的伙伴银行区别开来非常重要。要将这些银行全部列出来将会十分枯燥：到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与世界多个地方的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们只列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巴尔的摩、柏林、科隆、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汉堡、米兰、奥代萨、罗马和的里雅斯特。德国银行业中两个著名的名字在早期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瓦尔堡和布雷克劳德。实际上，它们只是伙伴银行中的两家银行而已。1848年前，它们在银行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两家银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小银行（尤其是德国的银行）通过与罗斯柴尔德建立某种联系为整个网络增加的价值，尽管它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只有那么一点点。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8）瓦尔堡家族早在1814年就开始游说代理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生意，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定期业务关系才真正建立；之后，这一偏好转给了卡尔?海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萨穆埃尔?布雷克劳德试图排挤掉门德尔松银行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首选银行家；再一次，尽管极尽谄媚，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格尔松才获得了一定的特殊身份，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他与俾斯麦走得很近，以及他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政治消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受到蔑视：“布雷克劳德？”有人曾听到詹姆斯对赫伯特?俾斯麦大声说道，“什么布雷克劳德？布雷克劳德得到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只占（全部利润）的1%。”许多其他银行在罗斯柴尔德注意的运作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他们参与了大额债券发行，对大量金银块的输送提供了援手，有时还参与汇率套利交易：科隆的奥本海姆银行、伦敦的施罗德银行以及法国的波尔多银行，当然还有更多，我们只列3个出来。它们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很小的玩家。形成对比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些大银行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主要视这些银行为竞争对手，但是在进行一些非常大的业务时，他们也会寻求合作，这些大银行有：伦敦的巴林兄弟，托马斯?威尔逊和戈尔德施密特；巴黎的拉菲特，奥廷格和马莱；维也纳的盖米勒、希瑙和埃斯克尔，以及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和贡塔德。1814年之后的10年里，这些大银行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竞争，但罗斯柴尔德不希望这些竞争者出现不良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将这些对手看做自己生存的补充成分，当然，前提是自己的行业领袖地位不可撼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我们都能看到辛迪加组织以及银行间松散联合情形的出现。同时，通过扩展自己的规模，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职责来维护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这也解释了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倒台的原因。在19世纪20年代，他们以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情眼神看着帕里什破产。截然不同的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偶尔愿意拯救竞争对手，比如1831年以及1838年帮助拉斐特的举动。萨洛蒙在1841年帮助盖米勒的建议也说明：我们作壁上观，看着一个65岁的人破产，他的银行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是这里第一流的银行——不能提供帮助……是不可能的……如果施泰纳和盖米勒确实停止支付款项，这将呈现何等的景象，这将给海外、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数百万——多达三四百万古尔登的承兑款和汇票将从这两家银行流失。在这件事上，萨洛蒙提供帮助的建议最终被他的兄弟和侄子们否决。但是，他对于金融总体稳定的观点也影响了列昂内尔对英国货币政策争执的态度。1839年，他向叔叔报告说，“将制定为法令的举措应该考虑合股银行的利益”（罗斯柴尔德新一代从19世纪20年代起将合股银行发扬光大）以及它们“可能对我们内部资金的影响”。他解释说：“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先生们在有足够的油水捞的同时让他们以及整个国家接受约束，避免流通出现阻滞。”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9）综上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说越来越像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央行仍旧是私营机构的一部分，尽管逐渐承担了法令监管的公共职责。从它们的资源方面来讲，它们也是唯一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的银行，尽管它们是国家性的，而罗斯柴尔德银行则是跨国性质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各央行对于通货发行的垄断权毫无兴趣。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欧洲各央行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密，有时甚至是共生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内森如何在19世经20年代利用英格兰银行短期贷款的，以及作为回报，他是如何在1825年拯救英格兰银行的及英格兰银行如何在1830年提供了拯救詹姆斯所需的黄金。内森1832年向银行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如此正面也不足为奇：“我感觉到它（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挺好。”1830～1832年危机过后，詹姆斯似乎与法兰西银行也建立了类似的关系，而萨洛蒙与奥地利国立银行的关系更为密切。交易商的主人1836年，詹姆斯给他的侄子们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巴黎股票交易所卖证券的建议：当你买进或卖出公债时，不要想着赚取利润，你的目标应该是让那些交易商习惯于一个想法：即他们需要跟随你……这就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做出一点牺牲，这样一来人们才会逐渐形成需要跟随你的观点，我亲爱的侄子们，这就像捕鸟一样，需要先撒些食物出去。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被罗斯柴尔德家族“食物”吸引的大量交易商，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口头达成的，而非通过信件。但是交易商是19世纪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工蚁。与罗斯柴尔德有生意来往的银行中，有一些他们最喜欢的银行：比如伦敦的梅内特和卡齐诺夫银行，它仅在1834年一年就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卖出了200万英镑的外国股票，在随后的一年里卖出了140万英镑；此外，约翰?赫尔伯特?伊斯雷尔与他侄子约翰?瓦格建立的合伙人银行。但是，即便这些银行也只是被当成偶尔雇用的“打猎伙伴”：艾尔弗雷德?瓦格回忆说：“每两周一次的结算日期间，我祖父或父亲就会拿着流动情况表前往纽考特，列昂内尔男爵会给500英镑或1000英镑的费用作为我们的固定报酬，数额则是以他的心情来定。”无论如何，与许多交易商的交易带有一种战术色彩，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业务需要偷偷地进行。当时的人们称内森是“交易商的主人”，他们并没有过分夸大他的地位：到19世纪20年代末，他所取得的地位被其他交易员密切地关注着，他们信任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拥有超越常人的信息以及直觉。这意味着公开的罗斯柴尔德买卖行为将可能引发对某一只股票的抛售或抢购潮，这是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不愿看到的连锁反应。有关内森隐藏技术的故事时有耳闻。“如果他得到消息称基金将会上涨，他就会委托交易商以他的名义先卖出50万。”“这个大投机家惯用的一个操作手法就是让一帮代理人卖出，另一帮人买进同样的股票，这样一来，他的真实动向就难以判断。”在维也纳，萨洛蒙将大多数股市业务托付给了一个投机者，他给这个“支付12万古尔登的固定薪水，此外还有大量的佣金”：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20）这个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着罗斯柴尔德，两人碰到一起时会讨论当天业务的计划。投机者不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户，在“蓬杜尔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于一个咖啡馆里，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之外的交易能够在这里继续）同样存在，萨洛蒙与他推断出他的买卖数量。他雇用了许多传递消息的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投机者与罗斯柴尔德之间来回传递价格波动的报告。这个时期，作为金融信息（以及错误信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非独家来源当然是媒体。可能有人会认为，19世纪报纸的发展侵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讯网络获得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是事实。另一方面，报纸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个影响市场的新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这一点。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实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是媒体攻击的靶子，而不是它们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着激进、反动的报纸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但是，逐渐地，罗斯柴尔德银行对一些报纸至少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我们之前也看到萨洛蒙如何通过根茨对德国《汇报》施加压力的；19世纪30年代，启用海因里希?海涅作为一名记者也保证了对詹姆斯活动报道的正面性（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挖苦）。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渐提升了对诸如《世界箴言报》以及《辩论日报》等报纸的影响力。“昨天，有一份报纸登了不利于我们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写信给内森说，“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一份大报上，我们就要在报纸上做出回应。”5年后，他在西班牙进行了敏感谈判之后，对侄子们说：“我正安排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这可以给马德里和伦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你们英国报纸经常跟随我们法国报纸的脚步。能够操控公共舆论真的很好。”1839年，他能够很自信地向侄子们保证说，如果法国政府贸然地反对他的铁路计划，那么“所有的报纸将群起攻之”。“如果一个人无法让自己受人爱戴，那么他只能让人敬畏。”他宣称，重申了他最欣赏的一句迈耶?阿姆谢尔箴言，“报纸能够带来强劲的冲击”。内森应对早期媒体攻击的策略也是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泰晤士报》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在19世纪20年代，他遭到了《晨报》大量的攻击：比如，该报在1829年声称它的对手《信使报》利用外交办公室有关法国政府更迭的内部信息作为基础，与内森一起进行了一次股市投机。《晨报》编辑声称“《信使报》（将消息）告诉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又告诉了罗斯柴尔德，一个精密的投机阴谋以闪电般的速度形成了”。实际上，其实是内森经常向报纸提供消息——尤其是他的兄弟从维也纳与巴黎传递过来的政治信息。事实上，正是双方对于高速通讯的共同兴趣让《泰晤士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到了一起：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们有效地分享了布洛涅与伦敦之间的信鸽邮递服务。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内森与托马斯?马萨?艾尔萨格确立了友谊，后者1817年加入了《泰晤士报》，也是该报直至1846年的顶尖金融作者之一。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泰晤士报》之间的紧密程度不应被夸大（艾尔萨格有时会对英国资金输出的规模表示忧虑，而内森比任何人都鼓励资金输出），但是激进派和民权运动人士指责《泰晤士报》是“犹太人的竖琴”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理由。1842年，安塞尔姆写信给他的堂兄弟，提及了“普鲁士政府将颁布的针对犹太人的新法令”：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21）普鲁士国王非常虚荣，很容易受到《辩论日报》或不认同他的政府的英国报纸影响。因此，非常需要这些报纸不时刊登有利于犹太人的文章。由于你十分熟悉《泰晤士报》的主导人物，你能够很容易让他们插入这些文章，我会发一些德语文章给你，你可以让人翻译一下。当然，对媒体的这类控制与今天的模式大致相同，而且很难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对那些敌意媒体施加影响力的做法。现代读者很难判断的一点就是当时的金融运作，因为那时几乎没有正式的监管措施，金融革新的快速步伐也让这方面的立法出现了滞后情况。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完全利用了金融环境的流动性，但是如果将他们的行为上升为“内部交易”或任何现代形式的欺诈，那就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纽沁根——以詹姆斯为原型的德国犹太银行家——通过一系列伪造的破产行为累积起了自己的财富。他把这些行动非常详尽有趣地描写了出来，但是它们在经济学上根本说不通，他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际运作也丝毫没有重合之处。实际上，似乎只有几起针对内森错误运作行为的法律指控，而且只有一起指控最终成立。比如，1823年，一个购买1822年那不勒斯债券的人声称内森试图扣留他的1255英镑的存款：这个案子未被受理，而且似乎实际上是原告、一个名叫亨宁斯的伦敦玉米商人自己背信弃义（当法国入侵西班牙导致债券价格下跌时，他拒绝付款；在价格恢复后，他又试图补交款项）。针对内森被立案的指控出现在1829年，原告是一个叫做布鲁克曼的人，他声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心给他提供一个糟糕的投资建议，然后收取买卖股票的费用，而事实上这些买卖根本没有发生。布鲁克曼声称，1818年，内森建议他卖出2万法郎的法国公债，投资由伦敦分行发行的普鲁士债券。这不仅是一个糟糕的建议——法国公债价格上涨了10%，而普鲁士债券则下跌了7%——这其中还包含了欺诈的因素，内森并没有将布鲁克曼的法国公债卖给第三方，而是自己保留了下来。随后，内森又采取了与布鲁克曼指令相反的行动，卖出普鲁士债券，重新买进了115法郎的法国公债。“与之前的情形一样，原告一买进某只股票，价格就会立刻下跌；然后原告被建议抛出……而原告的公债卖出后，市场则再次上扬。”布鲁克曼接着被要求将钱重新投进法国公债，但没过多久就再次接到抛出的建议。根据巴黎分行的账户记录，每笔交易都会从布鲁克曼的账户里扣除“交易、利息、中介费和佣金”等各种费用，但实际上，围绕法国公债并没有发生任何交易，它们一直停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内森的律师试图证明布鲁克曼只是一个“老练的投机者”，受质疑的账户10年前就已经设立，其中的记录是伪造的，但法庭并未采信。根据法院的严厉判决，内森“不合理声明”的罪名成立，他被勒令向布鲁克曼支付“损失的或应该得到的钱”，再加上5%的利息和各种支出费用。可以预料到的是，这起案件激发了另一幅漫画《知道如何讨价还价的人》的浮现，它描绘的内森穿着旧衣服，拿着一个写着“法国债2万公债”的袋子（见图29）。但是，这种类似于纽沁根的行为得到重视，只是因为它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段时间内，更多的是扮演了欺诈受害人的身份，更不用说那些堂而皇之的盗窃了。1824年，一个叫多洛雷的法国人——他也在那不勒斯债券问题上提出了针对内森的指控，但并不成功——从伦敦分行以欺诈手段获得了9670英镑的汇票，然后在巴黎分行兑现。一年后，詹姆斯的一个办事员盗取了大量纸币（可能多达150万法郎），他将那些钱藏在一条特制的腰带里带出了办公室。类似的盗窃案于1838年在纽考特也发生过，一个名叫萨穆埃尔?格林的18岁办事员带着一张2900英镑的支票逃之夭夭。1839年，巴黎分行再次遭遇这样的情形。6年后，马德里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一次盗窃案，价值4万英镑的黄金和证券被盗。1845年，一个价值5600英镑的装着西班牙金币的箱子在伦敦运往巴黎的途中被盗。而且，欺诈和盗窃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必须面对的所有威胁。1863年，一个在交易所损失惨重的年轻人试图用威胁信敲诈詹姆斯10万法郎。这些罪行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自己的知名度必然付出的代价。因为在19世纪，还有比世界级银行家更有诱惑性的目标吗？他无疑是熊和牛（指股市）的君王！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西多尼亚已经预见到……欧洲经过了25年战争的折磨后，必定需要资金维系和平。他的远见收到了应有的回报。欧洲确实需要钱，而西多尼亚也做好了借钱给欧洲的准备。法国希望能得到一些资金；奥地利希望得到更多；普鲁士需要一点儿；俄罗斯需要几百万。西多尼亚都能够满足它们的全部要求……我们不难看出，经过10年的拼搏，西多尼亚已经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在大多数主要城市派驻了一个兄弟或可以信赖的亲戚。他是世界货币市场的主人，当然也几乎是一切事物的主宰。他毫不夸张地将南意大利的收入作为提供贷款的抵押；所有国家的帝王和大臣们都期望得到他的建议，并且在他的建议引导下行事。他仍然精力十足，而且不仅仅是一部赚钱的机器。他拥有与他的地位相称的睿智，如果能从自己巨大的企业中得到一些休息的机会，他希望将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去。但是在他的财富达到巅峰时，他却溘然长逝。——迪斯雷利《科宁斯比》婚礼与葬礼1836年6月15日，一场婚礼在法兰克福举行。新娘是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她在两天前刚满17岁，她的美貌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夏洛特未来的婆婆——一位苛求的“法官”——发现她“真的如其他成员说的那么漂亮，而且彬彬有礼”，“单纯而且亲切”，这不仅仅是家人对她的评价。当本杰明?迪斯雷利在次年第一次碰到夏洛特时，他被她“高挑，优雅，清澈”的外形深深打动：她看起来“像是穆律罗（西班牙著名画家）的画中人”，受到“全世界的景仰”。他小说中的两个人物便是以夏洛特为原型——《坦克雷德》中的埃娃?贝索以及《恩迪米恩》中的那沙泰尔夫人——两个人物都十分迷人，带着异国的美丽，尤其是前者：她的脸带有东方美人的完美特征；这样的美人只有伊甸园里才有，只有在人们最向往的地方、最喜爱的种族中才能偶尔发现……椭圆形的脸蛋，小巧玲珑。肤色既不浅也不深，它拥有北方的明亮，却少了它的干枯，拥有初升太阳般的光晕，却少了它的湿气。她的脸上满是柔和与宁静，皮肤如此白皙，你偶尔能够看到脉络隐约显现的美妙景象，犹如漂亮水果表面美丽的光影一般。她的双眼和它们圆圆的弧度诉说着所有的东方之美……她的新郎——也是她的堂兄——内森的长子列昂内尔，此时27岁，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商人，最近在父亲接手的西班牙复杂交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他的信件内容判断，他是一个比较严肃认真的年轻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作为长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维持他父亲所取得的伟大的金融成就，同时也提高了对犹太人解放事业的认知，不仅仅要在他出生以及成长的英国推进犹太解放运动，而且要扩展到全欧洲。他外形俊朗，毫不多情。数周以来，家族的女性一直在法兰克福准备着这件大事：居特林，一对新人的祖母，此时已经82岁；他大儿子阿姆谢尔的妻子埃娃；新娘的妈妈阿德尔海德；还有列昂内尔的姐姐夏洛特——她在10年前嫁给了堂兄安塞尔姆，已经生育了3个孩子，另一个也即将出生。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的房子被“洗刷一新”，以招待出席婚礼的家族成员，房子主要有：位于法兰克福北郊的阿姆谢尔的房子，当然还有他心爱的花园，并且有位于蔡尔的奢华城中住宅；安塞尔姆新近在新美茵茨街获得的“宫殿”；此外还有卡尔在法兰克福期间住过的房子，它与安塞尔姆的新家在一条街上。位于犹太街的家族老房子——居特林仍然坚持住在那里，尽管她的儿子们富甲一方——似乎没有被考虑用做盛会的场所。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2）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中，列昂内尔是第一批到达的人；他最小的弟弟迈耶当时已经在那里，当时他即将完成在德国的学习。他们的父亲6月初从伦敦启程赶往法兰克福，同行的还有汉娜以及两个未婚的女儿：活泼好动的汉娜?迈耶和喜爱音乐的露易丝。留在伦敦照看纽考特办公室的是内森的第三个儿子纳特。另一个儿子安东尼当时在巴黎，他在那里也将扮演与纳特类似的角色，因为他的叔叔詹姆斯也将前往法兰克福。詹姆斯6月4日动身前往德国，他的妻子贝蒂以及4个孩子（11岁的夏洛特、阿方斯、居斯塔夫和还是婴儿的萨洛蒙?詹姆斯）先他一步启程。他们8天后抵达法兰克福。詹姆斯的哥哥萨洛蒙与他的儿子安塞尔姆先他们一步从维也纳赶到了法兰克福。萨洛蒙他们自然地住进了新美茵茨街的房子里，安塞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不经常去法兰克福的访者被安排住在宾馆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被安排在罗米斯彻?凯瑟尔酒店，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住在鲁斯切霍夫酒店。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总共有36个家族成员聚集到了法兰克福。或许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宴会几乎没有邀请其他宾客：现存通讯中提到的唯一“外人”是迈耶的导师施莱默博士以及詹姆斯和列昂内尔共同的朋友、作曲家焦阿基诺?罗西尼，其角色仅仅是“活跃我们宴会的气氛”。安东尼第一次被独自留下掌管巴黎分行，他感到局促不安，尽管这更多是由于无聊，而不是职责负担所致。“我精神很不好，”他向同样独自一人留在伦敦的纳特抱怨说，“没有什么比独自一人待在这里更让人讨厌的了。一切都那么单调……你自己一个人如何取乐？你比我在这里还要好一些，他们全部走了，关了家门，我每天只能在一家餐馆吃饭。”巴黎市场处于传统的“夏季忧郁期”，他的叔叔詹姆斯从布鲁塞尔——詹姆斯和内森在那里短暂停留处理生意——发来的指示并不鼓励他拓展新业务：在我看来，你应该试着把一切事务放到一边，直到你父亲回来；如果有人向你提出建议，你应该回复说，需要首先咨询你父亲的意见。这样做你会得到一些时间和一些平静。听从我的建议，抓紧你的钱，不要乱花。与他形成对比的是，纳特压力重重，因为内森更希望他离开的时候可以让儿子忙起来。他刚抵达法兰克福就发回了一封让人焦虑不安的信件，不仅敦促纳特买卖证券，同时还间接地向巴黎的安东尼施加压力：你必须要让安东尼注意卖出，因为他属于“牛派”，不喜欢卖出。当价位较低时，你可以买进一些，并且要鼓励比利（安东尼）做生意，同时写信给他。你对他的汇款以及所做的一切都感到满意和高兴。我已经写信告诉他，让他每天不管价格如何都要做些事情，你也可以这样写信告诉他。几天后——在詹姆斯抵达法兰克福前——内森直接写信给安东尼，要他“维持生意运转”并“让自己忙起来”。无论是安东尼还是纳特，接到父亲和叔叔截然不同的指示都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列昂内尔也有些不高兴。他等不及想要结婚。尽管这次结合只是一次包办婚姻，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伦敦与那不勒斯家族分支之间的联系，以便阻止家族宝贵的财富流到外人名下；但他实际上已经爱上了他未来的妻子，或至少已经说服自己相信了这一点。他同时也急于离开法兰克福。他在写给安东尼的信里说，他“越早离开美丽的法兰克福，越让人高兴”；与所有在英国长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年轻成员一样，他发现父亲的出生地不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社会环境也让人觉得不舒服。在法兰克福，即便他和他的家族某些程度上已经拥有地位和权势，但犹太人整体仍然要屈从于法规歧视，这种情况在巴黎或伦敦已经比较少见。他的不安情绪随着父亲从布鲁塞尔到达法兰克福更加强烈，后来一系列的延误情况更是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3）除了婚礼本身，这次大规模的家族聚集有两个秘密的动机；这次聚会是19世纪罗斯柴尔德最大型秘密会议的其中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列昂内尔与夏洛特的婚姻并不是家族历史上的第一桩联姻：我们也已看到，他们的叔叔詹姆斯在1824年娶了他们的堂姐贝蒂（也是詹姆斯的亲侄女）；两年后，安塞尔姆娶了他的堂妹夏洛特。这种家族内部通婚后来不止一次出现。唯一的问题，正如列昂内尔所说的那样，便是“家族里更为年轻的分支如何同意（联姻）”；或更准确一些说，谁将被与谁撮合成一对。这也是众多年轻的家庭成员出现在法兰克福的真正原因：为他们寻觅潜在的结婚对象。因此卡尔的儿子迈耶?卡尔被试验性地确认为列昂内尔最小的妹妹路易丝的合适对象；路易莎?蒙蒂菲奥里被列为安东尼可能的妻子；约瑟夫?蒙蒂菲奥里遭到了汉娜?迈耶和路易丝的“双重打击”；他们的哥哥迈耶被排除出詹姆斯女儿夏洛特未来夫婿的考虑人选。婚姻市场显然为母亲们提供了更多的消遣，但女儿们则不是这样：汉娜?迈耶抱怨“每天可怕、单调的聚餐”，中间还穿插着德语和刺绣课。心里慌乱的路易丝写信给伦敦的哥哥纳特说：“唯一解闷的事就是坐在祖母和埃娃婶婶中间，然后被塞得饱饱的，以至于难以呼吸。”单调和枯燥的环境只在每天跟随罗西尼学习音乐时才得以缓解。家族团聚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生意。尽管他们习惯用定期通信的方式确定大多数生意的决策，但有时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也发现面对面探讨是必不可少的。在1836年之前，詹姆斯跨越海峡与内森碰面，内森有时也会到巴黎去；萨洛蒙是五兄弟中最经常走动的一个，他经常前往巴黎，同时定期在法兰克福与维也纳之间游走；而卡尔则把他的时间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在做生意的那不勒斯，一半在法兰克福，因为他将孩子放在那里接受教育。不过这种定期走访随着兄弟几个年岁渐大而逐渐减少，他们的生意以及家庭认同感越来越趋向于各自居住的地区。五兄弟最后一次聚首还是在1828年。他们在1836年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项便是他们将来彼此间的关系。我们也看到，自1810年以来，罗斯柴尔德公司一直是一个合伙人公司，主要建立在一个详细、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以及不同合伙人的意愿之上，后者决定了公司里各个份额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继承人。每五年修订一次合伙协议已经成为一个传统：因此1815年、1818年和1825年出现了新的协议；1825年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成为合伙人后备人选，1828年再次签订新协议时，他正式成为合伙人。从那时起，内森三个比较年长的儿子都进入公司开始他们的学徒生涯。到1836年，内森觉得他最大的儿子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跟随安塞尔姆的步伐成为一名合伙人，兄弟几个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批准列昂内尔成为合伙人的事情。除了新合伙人协议，兄弟几个还需讨论其他一些事情。1836年是他们在西班牙业务史上关键的一年，那里一场血腥的“内战”正在上演；与此同时，还有准备与希腊、那不勒斯以及比利时进行的交易，几个兄弟在这三个国家都有切身利益。此外，三个兄弟已开始参与一个全新的生意里：资助铁路建设。尤其是詹姆斯，他深深地卷入到争夺快速发展的法国铁路网的控制战当中——这项生意某些程度上依赖于他通过内森联系上庞大的英国资本市场。但是，内森自己是否同意公司业务的新方向还很不明朗。英国铁路第一次“狂热”在1836年达到高峰，至少29家新的铁路公司挂牌营业；但是内森并没有参与其中。他的首选是将伦敦分行的触角伸到美国去，继续主营政府贷款和贸易金融业务，而不是投资在工业领域。但是，这其中也存在需要讨论的事项，不仅仅是因为大西洋彼岸也正酝酿着金融危机，还因为在几兄弟会面前夕，美国金融危机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伦敦出现了货币紧缩现象）。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4）几个合伙人之间的协商继续以严格的秘密方式进行：所有其他家庭成员一律不得参加。“他们现在全部聚齐了，”列昂内尔向他的兄弟报告说，“这是说，四个人单独聚在爸爸的房间里，我们则被关在了外面。我认为爸爸说了一些关于我们要获得伦敦利润份额的事（意即增加一个合伙人）。他们似乎同意了他的提法。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与他好好说话，解决所有事情。”“家族事件安排进行得非常平和，”他的母亲汉娜认为，“不存在分歧。”到6月12日，似乎内森已经达到目的，而且没有遇到他儿子担忧的“愤怒的话”：爸爸提议，我们应该获得伦敦分行一半的利润，他也只需获得其他分行一半的利润。所有的事情立刻得到了同意，没有任何异议。我并没有在房间里，但今天早上却听说了这件事……我肯定你知道这件事也会很高兴，他们彼此也很高兴，一直没发生争执……他们对各个现金账户的状况感到非常满意，他们没有想到几个分行会如此繁荣。“所有各方”似乎都“愿意保持和平”。这种兄弟间的和睦显然有些不寻常。“直到现在，感谢上帝，他们兄弟之间没有出现一句气话。”列昂内尔在信中显然也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在爸爸的房间以及账房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然后一起在家里用晚餐。”非常罕见地，五兄弟达到了他们所信奉的三句箴言中的第一个标准——“和睦”。法兰克福艺术家莫莱?丹尼尔?奥本海姆捕捉到了这种和睦的氛围，充分体现在了他的画作中。只有一个阴影一直悬在五兄弟协议以及婚礼之上，那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面临死亡的事实。说得准确一些，他病了；没人能够想到，这个自他们父亲于1812年去世之后就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头人，会在他的权势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突然死去。在布鲁塞尔时，内森就出现了旧病复发的迹象，可能是坐骨直肠窝脓肿。正如他妻子所说的那样：“一个最不受欢迎的访客再次拜访了他，一个最不方便的地方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毒疮，这让他非常气恼，尤其是坐下来的时候。”他的儿子说得更为直白：“爸爸的屁股上长了一个可怕的毒疮，他受尽了折磨。现在只能卧在床上，经受了难以忍受的苦楚。坐马车的旅程加重了病情，因此他现在需要大量休息。”内森?罗斯柴尔德最后的病情以及死亡是一个研究19世纪医药匮乏的案例。可能并不是德国医生的干预治疗“杀死”了他们的病人，这种治疗的目标就是放出脓血，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会给内森带来难以忍受的剧痛，因为当时没有任何麻醉剂。在内森抵达法兰克福后不久，医生就实施了穿刺手术，但另一个脓疱很快出现，“与第一个（脓包）一样给他带来了疼痛，并限制了他的行动。”“亲爱的安东尼，”焦虑不已的汉娜写信说，“这让人非常担忧，因为这些（病痛）太痛苦了……但是医生向我们保证不会有危险。你知道爸爸如果生病，他根本受不了。”列昂内尔在6月13日报告说：“大开孔的情况很好，不会有其他手术。切利亚斯教授今天早上抵达这里，发现两个伤口的好转情况超过了他的预期；实际上，他十分满意它们的好转趋势，并向我们保证，爸爸恢复健康只是时间问题。”他的母亲也同样得到“这位来自海德堡著名教授”的保证，“不会再有其他脓包形成，开孔状况良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5）毋庸讳言，内森的病情影响了婚礼的喜庆气氛。尽管新娘的父母决定继续举行原定于6月13日的舞会，但新娘自己觉得太过“焦虑”而不能出席。但是内森不同意因为他的缘故而推迟婚礼的意见。实际上，他坚持自己也会出席婚礼。婚礼那天，如他的妻子记录的那样，“他鼓起勇气早上6点起床，走到夏洛特住的地方，这一切他尚能支撑，后来又穿上礼服，去到查尔斯（卡尔）的家里，准备出席庆祝仪式。”“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如释重负的新郎下午能够向当天未到场的兄弟们报告说。“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好，能够来参加婚礼了……就如他抱怨的那样，他是唯一感受痛楚的人，做到这些需要一点毅力，你们知道爸爸最不缺的就是毅力了。不过仪式只持续了半小时，而且很肃穆……它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因为爸爸到场，我们的家族完美无缺。”实际上，内森似乎特地淡化了他的病情，试图“开各种玩笑……缩短令人尊敬的拉比的演讲，让到场的人忍俊不禁。”这其实是在掩饰。仪式一结束，“他就被极度的疼痛击倒，与往日一样，这种病痛大约在下午2点出现，持续6个小时。”他并没有回到旅馆，而是被抬到他女儿家里的床上。一对新人则出发去威斯巴登度过为期24小时的蜜月，越来越烦躁的内森再次接受了医生的手术。尽管他忍受了“所有手术，嘴里微微地哼着歌”，但他此时已经十分担忧，坚持让在纽考特的医生兼邻居本杰明?特拉弗斯赶到法兰克福。整整6个星期，整个家族只能默默地等待内森康复。到6月底，他已经好了很多，可以继续通过列昂内尔向纳特发去口述指令，但是合伙人协议的最后谈判被推迟了——主要是因为詹姆斯，他抱怨眼睛疼痛，需要泡温泉。列昂内尔也显得难以忍耐。“爸爸恢复得很好，但是很慢。”他对兄弟们说，“每天，全家人都在一起用晚餐，冗长而且单调。他们一整天只是从这个房子跑到另一个房子，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但是医生们继续进行治疗并排出伤口里的脓血，伤口并没有出现真正好转的迹象。内森在“苏打水、熏衣草、橙子和水果”中寻找缓解痛苦的一丝安慰，这些东西全部是信使从伦敦运送过来的。“第二个（伤口）今天早上进行治疗了，”列昂内尔7月9日报告说，此时距内森抵达法兰克福已经有一个月，“爸爸以最大的勇气接受了手术，一直在开着玩笑。伤口比第一个要大，因为脓包非常深，那一定非常疼。”病情一直没见好转，越来越明显的金融危机可怕地映射了内森的病情。最终，在7月24日，内森陷入了“持续”高烧，情况“十分危急”——可能是败血病引起的症状。第二天，在一种焦躁、近乎昏迷的状态下，他把儿子叫到身边。焦虑不已的列昂内尔写信给纳特说：他立刻让我写信，希望你继续卖出英国证券和国库券以及2万英镑的印度股票。你同时还要寄一份手头持有各种股票数量的账目过来。我不知道我是否错误地领会了他的意思，但是我不想他再解释。（他还）要你卖出……葡萄牙政府用做还账的证券，不要在意一个或两个百分点（的损失）。对列昂内尔来说，所有这些抛售——而且不在意多达2%的损失——似乎与父亲的性格并不相符，以至于有些难以理解。突然，他意识到父亲可能感觉自己快死了，纳特和安东尼随即准备前往法兰克福。7月28日，在他们赶到之前，内森的兄弟、妻子和两个儿子守在他跟前，他此时已经奄奄一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6）这是罗斯柴尔德公司历史上决定性也是最痛苦的一刻：在新的合伙人协议签署之前，家族的领头人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萨洛蒙在弟弟去世后的两个星期内写给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信中说：“我们已经确定了今后3年的协议，敲定了每个细节，只等着签署了，因为我们仍然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的兄弟能够康复。但是，事未遂人愿。”不过内森还是有足够的能量进行最后一次的全权指挥。萨洛蒙描述道：“去世前3天，他告诉了我有关遗嘱的所有想法和愿望，然后草拟了出来，我随后按照他的意思全部写了出来。”内森此时的意识已经不那么连贯，兄弟们评价说，他一会提出“更有决定性的要求”，一会“他的话又被疼痛打断、湮没”。但是他留给整个家族的信息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他们要维持“和睦，长久的相爱和紧密的团结”——与他父亲的遗愿如出一辙。这些话在实际中意味着什么，他也给出了详细的说明。第一，内森要求他的儿子“继续保持以我的名义创立的伦敦分行和睦”。第二，他强调儿子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必须咨询他们的母亲：“我亲爱的妻子汉娜……在所有重要的事务上将与我的儿子们合作，在所有咨询事项上有发言权。我衷心地希望，他们进行任何重要的交易前，都应该先咨询他们母亲的建议……”第三，他急切地希望：目前由我的4个儿子打理伦敦公司，与我4个兄弟主导的其他分行之间能够维持联系，也继续把合伙人团结在一起……因此，我建议我的儿子们在生意中，能够一直遵循我兄弟们的建议和推荐……最后，正如他的兄弟们回忆的那样，内森对新合伙人协议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临终前，内森让我更改合约，改为与他的儿子们签，里面的条款5年内不得失效……这样一来，N?M?罗斯柴尔德公司（即伦敦分行）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他的4个儿子以一个整体出现，在合伙关系里只享有一个投票权。其他4个兄弟以及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全部资金今后5年内不得染指，任何人不能撤出运作资金，同时我们把从其他4个分行获取利润的份额降到3%，如此一来，合伙人关系在上帝的帮助下，在今后5年里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能够被动用的基金比例减少了，年轻人也就没必要卷入投机冒险中去。这些愿望也全部适当地收录进了匆忙起草的补充协议里。未来的实际操作条款也被确定，内森提供了一些建议：他要求他的长子和其他没有赶到的儿子要尽一切努力保持生意的完整性，不要从事任何高风险的投资。他给了他们很多中肯的建议，要求他们躲开一切邪恶，坚守美德、正直以及对信仰的忠诚。我故去的兄弟告诉他们，现在整个世界都试图从我们身上赚钱，因此要更为小心。而且他评价说，每个儿子是否得到5万英镑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萨洛蒙写道：“在掌握了一切权力的时候，他死了；去世前10分钟，按照我们的习俗给他临终祷告时，他说：‘没有必要为我祈祷这么多，因为，相信我，以我的良知来说，我没有罪。’“然后他又转向我的女儿贝蒂，她向他告别时，他用非常英国的方式说：‘永远晚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7）5天后，一只信鸽从布洛涅将消息纸条传到了伦敦，上面只有简单的3个字：“他走了。”遗产和传奇整个19世纪，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去世带来的经济影响能够赶得上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所带来的冲击。一年前，奥地利国王弗兰西斯去世时，维也纳股票交易所发生了小规模的恐慌，奥地利政府债券价格急速下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干预再次抬升了市场。当时，内森的病逝就如市场最大的支柱倒了一般。在他去世的消息正式公布前一周，金融媒体就一直焦虑地报道着他的健康状况。7月27日，《泰晤士报》（错误地）报道说，内森的病情“一点也不危险”。8月2日，它又断然否认了其他报纸报道的内森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是，正如“货币市场与城市情报”专栏承认的那样，伦敦城的看法不那么乐观：根据法兰克福的消息，罗斯柴尔德先生的状况仍然非常危险；今天，这再次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证券带来了影响，它们的价格又下跌了15%……似乎人们普遍认为，公司可能会召回罗斯柴尔德先生之前放出的贷款，因此焦急的借款人将抛出他们的股票，以便还款。今天出现了大量抛售的情形，但是由于市场本来就已虚弱不堪，因此成交的数量可能不大……股票市场今天几乎没有生意可做。统一公债的价格从星期六的衰退中恢复了一点，表现得非常坚定，因为法兰克福传来的消息使整体市场利好。当内森去世的消息最终在第二天得到证实后，市场反常地只出现了轻微的震荡，说明市场持久的关注已经降低了这件事的冲击力：所有类型的政府证券，尤其是那些外国市场里的政府证券因预计这件事即将发生，其价格一周以来一直处于下跌状态，但是消息得到证实后，它却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可能是人们认为他的生意在他儿子的管理下，将一如既往地运作。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内森的死恰好遇上或可能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场危机在他生病期间一直发展着。1834年5月～1836年7月间，国际金融处于一个总体平稳的状态。统一公债的价格只有几周的时间低于90点，价格高于91点的时间持续了6个月。但是从8月第一个星期起——内森去世的消息公布——直到年末，公债价格一路向下，在11月达到了最低点87（见表3-1）。就在几天前的7月21日，银行利率（实际上是英格兰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9年里第一次从4%上升到45%；9月1日，它再次上调05%。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损益表显示，1836年伦敦分行遭遇了1830年革命后的第一次亏损——总额超过了全部资金的4%。这些亏损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下半年。表3-1：1836年3%利率统一公债周收盘价来源：《投机者》。内森在《泰晤士报》的讣闻记者——可能是他的朋友托马斯?马萨?阿尔萨格——称内森的死是“伦敦甚至全欧洲最重大的事件，它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他的“金融交易肯定已经遍布了整个欧洲大陆，也可以说，过去的岁月里，他对所有的货币生意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力。”亚历山大?巴林评价说：“所有股票的异动以及它们价格的剧烈波动似乎大多由内森的死引起。最终，货币市场的解放将是一件好事，但是一种专横法则的突然消失很容易造成这些动荡的现象。”几个月后，戴维?萨洛蒙斯论述货币事务的小册子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形容内森的死是“重要的事，能够引起国家的流通混乱”：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8）众所周知，那个著名的人是如何灵活地管理汇率；他如何自豪地利用庞大的资源，因此他的任何一项行动都不需要从英格兰银行提取并长期持有黄金（或白银）；尽管这迫使他需要将汇率维持在一个人为的状态中，并最终会带来坏的结果，当这种人为的支撑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突然撤回，必然恶化已经显露出破坏力的市场状况。自他死后，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告诉我，在平衡汇率方面，没有谁的能力能够超过他（内森）；我将后来大多数窘境归结于积极性、热情以及事业心的匮乏，而这些正是他在金融艰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尽管他的银行的所有业务活动将继续下去，但是绝不可能有人能立刻取代他的精神影响力，那个公司的领头人的良好判断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他的这一声誉不仅传遍了英国，而且响彻整个商业世界。因此，金融世界对他给予了高于一般人的尊敬是可以理解的。如《泰晤士报》描述的那样，8月8日早上给内森送葬的队列：由4人一排的警察方队带领，后面是一名骑着马的巡视员；再后面是另外一些官员，他们身后跟着的便是灵柩了。他的儿子和直系亲属坐在送殡车里跟在灵柩后面；所有车辆达40辆，上面坐着的是戈德斯米德、科恩、萨穆埃尔和伊斯雷尔等家族各个分支的成员。送殡车后面是亡者与两个儿子的马车，他们后面是市长谢里夫?萨洛蒙的马车以及一长溜儿外国大使以及贵族们的马车，这些车辆的数量为35辆。因此整个队伍由75辆马车组成；整个队伍穿过康希尔用时超过了15分钟。由于前来围观的人为数众多，许多店铺不得不关上店门以防窗户被人群挤破，而且沿路没有一个窗户前不是挤满了围观的人。整个场景近似于纪念。随后出现的石版画《伟人的身影》刻画了已经众所周知的内森侧面剪影，他还是站在皇家交易所的柱子前，手里握着4把钥匙，象征着继承他事业的4个儿子（见图31）。这一影像也被几位不同的艺术家复制，包括内森的一名办事员（见图32）。就在葬礼后两天，蹩脚诗人威廉?赫塞尔廷出版了他的《N?M?罗斯柴尔德先生墓前的沉思》，诗文以陈词滥调的文笔颂扬了“这片土地上的大富豪”，不过也反映了一点现实：……时光倒流，欧洲的国王寻求并发现了你的援助。在许多血腥的胜利，以及大量的恐慌里，你的黄金比他们的剑收获得更多……在你人生奋斗的旅途上既有引路的明灯，也有灰暗的阴霾，从艰辛、悬疑和争吵到最终的胜利！从那时起，与自私、狡猾、善于奉承之徒一直不断的冲突中，你灌输了自己的精神。这是何等的奇迹，尽管沾了一点儿瑕疵，但包容了你内在的价值。尽管在一个陌生人看来有些冷漠，但你的心慷慨无比，你也不像巴斯树（有毒的树），令周边的灌木枯萎；你身边的朋友，得到了庇护，随着你的成功而昌盛安全而又富足：就犹如来自埃及的救星，一切以以色列的名义传颂。市面上出现了纪念内森的戒指和胸针，还有一种铸有内森头像的徽章。甚至还有一种印着图案的纪念围巾，上面仍然是站在柱子前的内森，同时还有简洁的颂词（以四种语言呈现）——“杰出的商业才能和事业心，伟大的善举和乐善好施的行为”——还有他最著名的贷款和总资产的表格。这些纪念物（就如围巾上用多国语言写就的颂词所表明的那样）也受到了国际范围内的关注。围巾在维也纳也进行了销售；赫塞尔廷的诗句也激发了类似的德国颂歌；讣闻不仅出现在英国媒体上，同时也出现在法国的《辩论日报》和德国的《汇报》（萨洛蒙从中策划）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9）毋庸讳言，不仅仅是金融领域对内森的死感到哀伤。就如《泰晤士报》报道所描述的，外交和政治圈的要人也出席了葬礼：吊唁者当中有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大使，以及斯图尔特勋爵，有人说马尔伯勒公爵也在其中。当时，犹太社区居民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葬礼现场。“大量犹太人……葬礼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就聚集到了那里”，此外还有犹太人自由学校的孩子组成的特别队伍负责抬灵柩。在公爵广场的犹太大教堂，首席拉比所罗门?希舍尔做了布道；内森的遗体最后安葬在怀特查珀尔路犹太墓园的西北角。犹太大教堂的7名成员每天前往纽考特，以满足进行祈祷所需要的男性成员人数，按照犹太教传统，为亡者祈祷需要至少10名13岁以上的男子。我们如何解释公众对于一个德国出生的犹太银行家的死如此超乎寻常的兴趣？最明显的答案是，内森?罗斯柴尔德是英国最富有的人，鉴于英国当时的经济领导地位，他几乎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与四个兄弟共同运作的五家银行的资金中，到他去世为止，他的份额为1478541英镑（占总资金的1/4）。他在去世前还给了孩子大约80万英镑，他在遗嘱中能够留给儿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另外的1192500英镑。这意味着内森的全部财富——不包括他在皮卡迪利以及冈纳斯伯里花园的资产，但包括订立遗嘱前给孩子们的钱——大约为350万英镑。这笔财富远远超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财产最接近他们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后者的资金在内森去世那年只有776650英镑。他也轻易地超过了同时代工业家所积聚的财富，以及继承祖业的英国最富有贵族地主的财富。在鲁宾斯坦罗列的英国百万富翁的名单中，并没有具体指明1858年前财富超过100万英镑的人；但是名单中出现的1810～1856间的11位人物，留给继承人的财产能够比得上内森的，最接近的是银行家威廉?J?丹尼森，他在1849年留下的遗产为230万英镑，其中包括价值60万英镑的房产。直到1857年，才有留给后代的遗产多过内森的人——纺织品仓库老板、英裔美国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他留给后代400万～600万英镑的遗产。内森死时不仅比钢铁大亨理查德?克劳谢和棉花纺织商罗伯特?皮尔和理查德?阿克赖特要富有，同时也将昆斯伯里公爵、萨瑟兰公爵和克利夫兰公爵远远地抛在身后。当然，要比较内森以金融资产形式为主的资产与大地主的财富孰多孰少实非易事。但是，不同形式的资产带来的收入是可以比较的。目前能够找到的数据显示，少数几个贵族拥有相对丰厚的收入：诺森伯兰公爵，格罗夫纳伯爵，斯塔福德侯爵以及布里奇沃特伯爵在1819年，“除去所有（开支）”，另外还有10万英镑的收入；距离他们不远的是贝德福德、里士满、萨瑟兰、巴克卢公爵、威斯敏斯特、比特侯爵，以及德比、朗斯代尔、达德利和莱斯特伯爵。举一个例子，第六位德文希尔公爵在内森去世的那个10年里，收入在8～10万英镑间。与此对比，内森在去世前5年（以伦敦分行的平均收入作为近似数额）每年平均收入为87623英镑。但是，这些数字忽视了内森相对于同时代贵族拥有的金融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有债务人，后者则欠债。截至19世纪30年代，德文希尔公爵奢华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得债务成为他的一个沉重负担，欠债总额从593万英镑上升到了70万英镑；这些债务的利息消耗了他一半的收入，每年还有36万英镑的收入要支付查茨沃思的家庭开支。实际上，就在内森去世的时候，大量的地主遇到了财务危机。到1844年，德文希尔公爵的债务离100万英镑只差一点点儿，他不得不卖出更多的土地以便于周转。1848年的时候，白金汉公爵实际上已宣告破产，当时他的债务超过了150万英镑。内森?罗斯柴尔德死后“留下5000万英镑财产”的传言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好奇甚至惊讶，因此它也出现在了纪念围巾的正中间。这个数字可能有少许的夸大，但是这完全可以理解。从净资产的数额来讲，内森确实是无人触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0）更值得注意的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时的身家比他刚到英国时多了多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抵达英国时只有2万英镑。此外，他一路打拼，从纺织行业起步，闯进了伦敦；他在英国最初的经商生涯是曼彻斯特的一名布料商人。与19世纪大多数富有的犹太人不同的是，他真的是“白手”起家，最终成了富豪。因为这一点，他完美地阐释了19世纪正在形成中的自力更生理念。当然，他也不是唯一富有的罗斯柴尔德人。米尔施泰因的数据显示，詹姆斯可能已经是法国最富有的人。在不那么繁荣的欧洲大陆，阿姆谢尔、萨洛蒙和卡尔领先对手的距离甚至更大。几个兄弟加在一起，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尤其对较为贫困的犹太人来说，内森超乎寻常的致富故事有着近乎神秘的重要意义——因此出现了“希伯来护身符”的传说，内森好运的来源将他与犹太传说联系到了一起。这个不寻常的故事——其中的一个版本由一个匿名作者发表，那时内森去世仅过了4天——也是所谓的“罗斯柴尔德神话”早期最为怪异的一个事例。尽管故事的作者很明显是个犹太人，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反犹作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它的语调具有明显的挑衅性。实际上，故事引用了19世纪40年代公开反对罗斯柴尔德的小册子的作者荒谬的论断。故事由一个神秘的幽灵讲述，他自称“厌恶……基督的追随者，是一种最神圣、最炙热的厌恶”，并且“因为一个基督徒的报复”而使得他“经受了多年的痛苦”。他是一个护身符的保管人，这个护身符能给持有它的人以魔力。“我不能驾驭黄金？我不是有护身符吗？我说错了什么？不能买下整个邪恶的种族，从他们错误的先知到最低级别的魔仆？我不能用午夜的咒语驱使他们干活？看！看到太阳升起，不足以让我的族人感到高兴吗？”他的目标是将护身符送给一个“极为憎恶基督徒的人——这个人非常希望他们堕落腐化……他是犹太人为自己所受错误对待而采取报复行动的拥护者。”这个幽灵在拿破仑占领期间抵达了法兰克福，他目睹了法国军队的劫掠场面。法兰克福犹太人更是成为系统掠夺的目标。在犹太社区的一个遭到劫掠的办公室里，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眼睛红红的，含着眼泪，脸色苍白而且憔悴，他哀叹着，还有失眠带来的困顿”。就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冲进了办公室，要求得到更多的钱。“‘亚伯拉罕、伊萨克和雅各布！’年轻人喊着，他跪了下去，颤抖的双手伸向东方，‘（还要）多久，上帝！还要多久？……异教徒的胜利，你的人民沦为上帝的玩笑还要持续多久’？”法国人不为所动，拿走了他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家族的神龛。法国士兵走后，年轻人“诅咒基督徒，以愤怒的语气祈祷，希望自己能有打垮他们的力量，并以常人忌讳说的耶和华的名字发誓，他如果有机会一定拿走他们所有的财产，并践踏、踩碎他们黑色而且不虔诚的心脏”。“现在，”幽灵说，“有了一个伟大主人的奴仆——有了一个适合伟大事业的拥护者。他的过错……将使他成为仇视基督徒最忠诚、最热心的信徒，无论那些基督徒在哪个国家。最终，这个人将建造起神庙，让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感到敬畏并顺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1）幽灵讲述者于是现身（“穿着飘动的远东长裙”，“加上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惨白得像一具尸体”，“大大的黑眼睛，向前喷射着可怕的火光，任何凡人都不敢正视，在我面前无不战栗”）。“我念着咒语，护身符再次托付给我受压迫族人中的一个成员。”这次护身符是“一个戒指”。“我给了那戒指魔力，它可能拥有了伟大的所罗门封印的力量。做完这些之后，我命令那个年轻人说出三个愿望，它们立刻可以实现；按照我的指示，他把戒指戴到食指上，接着听从其他的步骤。”一个人走了进来（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王子），卸下了他扛来的一袋金子，并把金子交给了年轻人。毋庸讳言，口袋里装着的金子“正是他第一次施展护身符魔力时大声喊出的数量”。“他是受诅咒和被劫掠种族的成员！”幽灵宣称，最终揭示了他所选择的人选的身份：年轻的犹太人，我将护身符托付给了他，他将会见识它浩瀚的力量，那个人就是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他的财富迅速增加，比任何人都要富有，他的财富震惊了异教徒。他们说的话非常有理，即如此让人吃惊的财富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积聚起来，绝非人力所为——他们是正确的，它是护身符的力量。随后是内森从法兰克福遭劫掠后的废墟中成名以及致富的故事，篇幅虽短但带着经典的神话色彩。“他遵照我指引的方向，进入了提供贷款和投机的天堂里，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主宰……变成了异教徒国王的贷款提供人、批发商和债主。”当拿破仑（受幽灵蛊惑）入侵俄罗斯，“罗斯柴尔德立刻决定了他走向毁灭的结局——而且无法回头”。当拿破仑从厄尔巴返回时，“谁让他的希望破灭？就是拥有护身符的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英国政府需要金钱支付威灵顿在滑铁卢的军事开支，同时贿赂“法国的将军和议员”，使其背弃拿破仑。“只有一个人能够也愿意提供数百万英镑的金币，这些钱是英国大臣所急需的。那个人是罗斯柴尔德。在我的指示下，他让大臣得到了黄金……”它暗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内森借钱只为了“一个目的……犹太王国的重建——重建塔楼，哦！耶路撒冷！”历史肯定会说，最精心编制的拙劣玩笑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借钱给老基督徒利物浦勋爵，钱的数量足够打败拿破仑?波拿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牟取25%的利息。如果这样写，写历史的人与平常一样，是在撒谎……罗斯柴尔德被命令提供金钱……是为了换取犹太人重归古老的民族；英国担保犹太王国获得独立……12小时内，英国大臣得到了数百万的金钱，罗斯柴尔德获得了一项秘密协议，上面盖有皇室的印章，英国承诺将拿破仑彻底赶出法国的21年后，将重建犹太国。故事随后发生了转折：到了今年（1836年）我的任务应该完成了；但是他，罗斯柴尔德……在第12个小时的时候被证明犯了错……他长久以来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散发着铜臭气……因此他亲口说他已经卑贱地将犹太复国的协议卖了，用来换取一个小规模的英国犹太人解放法案，以及他自己的一个贵族头衔；我听到后并没感到惊讶，更多的是伤心。这个令人欣喜的工作、这种高尚的交易应该接下来的一年中实现，届时，散发着铜臭气的高傲以及傲慢的背叛有望获取500万英镑的价值。他已经有了4倍以上的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2）当时，由于他背叛了导师，这些虚荣的梦想只能破灭。“他的护身符消失了，我让他知道，它永远地消失了。他再没去交易所冒险，或者说他的遗嘱起草人将能够节省很多麻烦和时间。”我给他护身符，从而使他能够让他的家族挤入贵族阶层？或者用财富的重压蒙蔽了他的良知？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承担得起这项伟大的事业，回望过去，好好生活。在这个怪诞的故事里，内森的死是因为未能履行将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的承诺而受到的惩罚；幽灵继续搜寻“上天任命的拥护者”来接受护身符。就如犹太版本的尼伯龙根传奇魔戒被赋予魔力时，它就会使人道德败坏；“希伯来护身符”的故事鲜活地刻画了1840年便开始围绕内森?罗斯柴尔德与他兄弟的神秘色彩。这类传说广泛传播便是很好的证明，内森去世后不久，美国一份报纸——很明显不是犹太人的报纸——报道说：“葬礼结束后，一些看守人将长时间守在墓园，以阻止任何可能发生的亵渎亡者的事情发生。”有传言说，有人出高价买他的眼睛——据说一只“犹太人的眼睛”值很大一笔钱。内森死后，一个神话诞生，它将被证明与19世纪的任何一个神话一样，具有持久的活力和危险性。继承现实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司令”去世后，这个家族的领导权“护身符”传给了谁？传统的假设一直是，五兄弟中最小的詹姆斯立刻继承了内森的衣钵。这也是他朋友海涅的观点。海涅在内森去世后不久写道，“自从他杰出的哥哥去世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政治影响力”全部集中到了詹姆斯手里。“这个家族的首领，或更像是家族的大脑，是詹姆斯男爵，一个杰出的人……”海涅为何这样说的原因也不难看出。在1841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将詹姆斯近乎描述成了一个金融帝王，在拉斐特街道“宫殿迷宫，财富营垒”的中心运筹帷幄。实际上，他注意到詹姆斯——效仿他哥哥内森——开始用“那些从他手里贷过款的欧洲国王的半身像”装饰办公室。与内森一样，詹姆斯的本性也咄咄逼人。“人们必须尊敬这个人，”海涅写道，“只是因为他让别人产生了这种敬畏之感”：我最喜欢造访他银行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可以带着思考去观察人们——不仅是特定的人群，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卑躬屈膝。你所看到的脊骨扭曲、弯折的情形，即便最高超的杂技演员做起来都有些难度。我曾看到，人们一接近伟大的男爵便会出现痉挛似的举动，如同触电一样。即便走近他私人办公室的门口，许多人都会产生一种敬畏感，就如摩西在他的门口，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何烈山上一样，意识到自己站在一块圣地之上。摩西于是脱去了鞋子，众多敢进入詹姆斯办公室的交易员或委托代理人都自愿脱去了鞋子，当然前提是不必担心自己脚上的气味会冒犯到别人。“内室实际上是一个非凡的地方，”海涅继续说道，“它激发了宏伟的思想和感觉，就如看到浩瀚的海洋或星光闪耀的宇宙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渺小以及神的伟大。”当然，海涅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戏剧想象力，他描述了“一个股票投机家”在詹姆斯的“巨大”夜壶前，摘下帽子以示敬意；或者一个身份不明的朋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与詹姆斯共进午餐的荣耀。但是交易所一个小人物埃内斯特?费多的回忆生动地证明了詹姆斯在巴黎近乎帝王的地位，一个嘈杂宫廷里的暴君，从早上9点开市到下午4点收市，他被一群阿谀奉承的交易员、投机商和食客随从包围着。费多回忆（他在19世纪50年代经常造访拉斐特街）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3）詹姆斯被迫接受所有这些沉闷、忙碌的人们的奉承，有时这些让人厌恶。几乎所有的人都奴颜婢膝，他们的恳求无趣迟钝，他们的奉承奴颜屈从。詹姆斯靠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接过这些无趣的人递给他的报价单，他很少看上一眼，有时会故意地把报价单扔进废纸篓里，不过通常情况下只是把它直接递还，然后再转向下一个人。尽管费多日复一日地见到这些令人沮丧的场面，不过他从未停止过对詹姆斯的惊奇，“男爵在地狱般喧嚣、令人困惑的混乱中，运作最为庞大的金融活动；每天都是如此，没有片刻休息。”他的办公室：充满着震耳欲聋、无休无止的声音，关门以及拿着派遣单或寻求签字的员工来来去去制造了无尽的喧闹纷乱。寻求交易指令的交易商办事员以及投机者为喧嚣又增加了不少嘈杂，从而使得“男爵先生”的办公室很像是巴别塔。在这里，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包括希伯来语。一群囊括了三种性别的人——男人、女人和乞丐——整天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办公室里，询问有关消息。珠宝商会来到男爵的跟前，打开他们的盒子，展示宝石；瓷器和艺术品交易商前来推销他们的精品。漂亮的女人到处走来走去，凭借自己的魅力搜罗信息或别的东西。在这个无尽折磨的过程中，百万富翁的大脑在数据和计算不断累积的情形下近乎爆炸，但他最小的儿子——个头高，胖乎乎的一个小男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不时地冲进来嬉闹，把父亲的手杖当做马来骑，还吹着他的小喇叭，就像是约萨法特山谷（《圣经》中的圣谷）的天使。可怜的男爵没有一句怨言，即便皱眉都很少见。他“甚至没有安安静静吃饭和睡觉的权利。无论冬夏，从早上5点开始，递送以及等待消息的人就围满在他的门前……如果生意需要，他就会和所有家人在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用餐，用股票交易行情表作为佐料，而交易商仍然不断地走到他的餐桌旁，无情地打断他用餐”。实际上，对费多来说，詹姆斯有时并不像一个掌握宫廷的帝王，更像是一个被自己的职业道德监禁的囚犯。除了强迫性的习惯和值得赞美的职业野心，还有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为何一个如此富有的人仍然愿意在如此繁重累人的条件下工作吗？但是，最终，由于詹姆斯对于其他人——包括费多所实施的“暴政”，人们对他的怨恨多过了同情：他有一个恶毒的习惯……就是一句话不说，甚至看都不看来访者，将他晾在那里，一脸的尴尬；来者手里拿着帽子，一条腿站着，将他的报价表依次递给他（詹姆斯）的家人，后者也几乎是看都不看一眼。一天，他对我耍这个卑鄙伎俩时，我表露出了一丝不悦，他感到必须对我施以恩惠，以便让我平静下来。那是在1月，桌上的盘子里盛着大草莓。他用叉子挑出了一颗最美味的草莓，然后递给我，就好像喂一只鹦鹉一样，并且说：“你想吃一个吗？”费多自然被这种丢脸的对待弄得难堪不已，尤其是在詹姆斯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场的情况下。但是，他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回答说，向后退了一步，“但是我更想得到一个交易指令。”男爵没有感到不安。他的话让我惊呆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