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行刑队受害者戴笠不愿在上海向外国警察求助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逮捕是在傍晚进行的，被捕人被拘留到次日，然后才能递送引渡要求。这使记者有时间来调查案件，并在戴笠无法控制的地方报纸上刊登出来。于是，上海站替赵理君行动组工作的特工（该组后来由沈醉领导）们得到执行“秘密逮捕”的命令，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绑架。这使外国警察对犯人毫无掌握权，而关于这些犯人被捕的事件也完全对地方报纸封锁起来。戴笠对媒介报道的厌恶不无道理：它们把他的秘密王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捆住了他的手脚。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33年5月14日作家丁玲的消失：那天警察突然袭击了她在昆山路上的寓所，在众目睽睽之下逮走了她和她的丈夫冯达及他们的一个共产党朋友。这种半公开的绑架受到人权保护联盟秘书长杨杏佛（即杨诠）的抗议，但对抗议的答复是官方的沉默，而杨本人不久却遭到杀害。另一个也许更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发生的刘芦隐案件。刘芦隐被认为是王亚樵的人，那年冬天他来上海，作为陈济棠、胡汉民和其他“广东系”成员的代表。刘像蒋介石所有的敌人一样知道他可能上了黑名单，为了安全，他选择法租界住下。于是从戴笠那儿传来命令，要上海站执行绑架，并把他带到南京秘密审讯后枪决。第一个任务是找到刘的踪迹。沈醉的特工了解到刘的一个姓华的姨太太住在贝当路附近，刘大多数晚上都在她那儿过。沈醉带着手下的特工们上了站里的司蒂倍克车，朝着法租界贝当路开去，突然他发现刘芦隐和他的女人正坐在一辆崭新的绿色福特轿车里从对面开来。特工们立刻来了个急转弯。但福特车加快了速度，他们的旧法国车赶不上，让目标在上海的马路上消失了。但沈醉记住了车牌号，便带领人马在全城找起来。他们在国际租界福州路附近的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发现了这辆福特车。沈醉带人包围了饭店，当这对男女在半夜出来时，特工们拥上来，把刘和他的女人强押进了他们的司蒂倍克车里。他俩拼命抵抗。姓华的女人尖叫救命，刘在车里扑向前座正要开车的司机，和他搏斗起来。结果在汽车开走以前，一个英国警察赶到，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带到市政警察总部老闸捕房关起来。当然，特务处的特工自有警察证件来对付，并在短时间内将刘芦隐引渡到武汉，把刺杀杨永泰的罪名加在他头上。杨永泰是政治研究团体的领导，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般认为他是在1936年10月5日参加了美国领事的招待会后，在汉口渡船上被成燮超刺杀致死的。但因此案如此公开，戴笠不好再安排秘密审判并抢先将刘处决。于是，刘芦隐的命运便交给了武昌地区法院刑部，经过公开审判，刘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民权五年。除了著名案件以外，戴笠刺杀队的受害者们大都为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工人往往在工厂外被逮捕，特工们不敢进去捉人，因为怕遇到他的同志们的抵抗。只要可能，劫持就在晚上进行，这样在受害者的失踪被发现之前，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逼供。一旦到了特务处手里，工人和学生就消失了，他们在刑讯者手中秘密地受折磨，而刑讯者一般不知道他们猎物的真正身份。第十二章 行刑队刑讯在上海，刑讯室是在长满虱子的犯人棚子后面。除了一小部分当场向军统投降的被捕者以外，其他所有人都照常受到酷刑折磨。用刑的是在一个部门头目（监察员或副队长之类）监督下的一队特别警卫，而没有合法的“审讯员”在场。换句话说，没有人阻止刑讯成为一种对受刑者的残害。就像被囚禁者们说的：“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受刑是必然的程序，上刑是审讯过程中永远存在的威胁，就像小说《红岩》里特务头子徐鹏飞审问共产党员许云峰时那样。在审讯中，当共产党特工表现出明显的高傲时，徐鹏飞忽然让墙上的一扇铁门打开，从里面的拷打室射出一阵耀眼的亮光和一阵血腥气，那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许云峰的助手，他也被特工抓进来了。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几个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着带血的皮鞭，把一件黄皮夹克掷向那毫无知觉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狞笑。施刑过程中各种残酷的细节在小说里得到反复描写。它给秘密世界的主子——戴笠和他的干将们，最终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变态的权力感。鞭子在空中呼啸，落在肉体上发出低钝的响音……从转椅上欠起身来，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吐出一口烟圈，他倾听着这阵惨叫，像倾听一曲美妙的音乐。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冰凉的冷笑。若干年来，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如果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只有不断的刑讯，才能使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这个坐在转椅里的人就是略为改头换面的徐远举少将，军统的“噬血魔鬼”之一，他在1948年任军统西南局二处处长兼军统保卫处处长。反复谈论军统行刑队的这种恐怖性并非是件愉快的事，但我们如果不简要地审视一下作为戴笠领导的国民党秘密特务常规程序一部分的刑讯和施刑人，便永远无法理解受害者的经历是如何的可怕，他们的消失是如何的令人恐怖。当然，不能仅从心理变态上来分析刑讯者，尽管典型的刑讯者往往是虐待狂。有些刑讯者也许心理变态，但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虐待狂，也就是说，他们从残酷的折磨中并不获取性兴奋”。而是，环境使一些人变成刑讯者，它包括“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它把极度的邪恶归罪于其他一些团体，而把这种意识形态的信徒当做社会正义的卫士；一种对权威毫不置疑地服从的态度；以及刑讯者从他同伙那儿得到的公开和无言的支持”。例如，1970年在雅典的特别审讯中心ESA（Eidikon Anakritikon Tmima）或在波亚悌监狱（Boyati）当施刑人的，都是像泰奥朵若·泰奥费罗亚纳克斯（Theodoros Theofiloyannakos）上校那类疯狂反共的人，他们对囚犯的身体状况“完全无动于衷”。在审判泰奥费罗亚纳克斯上校的法庭上，检察官说：“我相信，若发生地震灾难的话，在全希腊只有一个人会把它归罪于共产党，那便是泰奥费罗亚纳克斯上校。”与这种疯狂的自信并存的是，在警校生中“力图唤醒兽性”的残酷化过程。假如在合适的环境中采用正确的学习过程，任何人都是潜在的刑讯者。用强烈的虐待狂冲动来解释是不确切的，而认为只有虐待狂才能执行如此暴烈的行为也是一种谬误，是用舒适的理性来轻松我们自由化的头脑。以下是乔治·坎巴纳斯（Georgios Kambanas）1975年作为ESA的一个下士和狱吏在法庭上的证词：我们一从基本训练中心到达KESA，刑讯就开始了。他们把我们从军用卡车上揪起来，然后像扔麻袋那样把我们扔下去。毒打开始了，他们让我们吃我们军帽上的带子……他们用皮带和警棍打我们……毒打从不间断。他们在军车里，在演讲厅里，在课堂上打我们……我想到提出调离ESA，但我意识到我也就配干这个……我就用毒打犯人来救我自己。一个前ESA士兵说他们的训练“具有把受训者变成‘机械兵’的效果”；一个被ESA的人逮捕过两次的牙科学生认为，军队中的刑讯者“受过专门的训练，以使法西斯渗透到他们的个性中……他们并非是奇异的怪兽，而是一种训练制度的结果”。沈醉在形容他自己把对犯人的折磨习以为常的时候说，他们正在变成“失去了人性的人”。上海站牢房的审讯室被很厚的栅栏隔开。很粗的麻绳悬吊在木梁上。麻绳的一端用来拴住囚犯被捆绑在背后的双手拇指。只要一声“吊！”麻绳就被拉起，这个人就被吊离地面。一开始受害者的脚尖可以着地，麻绳被固定在钩子上，审讯继续进行。几分钟后受刑者便满头大汗。假如这时还没有供词，刑讯者就会叫一声——就像古代的衙役宣布下一道刑罚那样：“扯！”受刑者的身体便悬空吊起，整个身体的重量于是便落到了两个拇指上。在受残害者大汗淋漓时，刑讯者却在一边轻松地坐着抽烟，看着受害者在痛苦中挣扎。要是受刑者还不招供，通常疼痛会让他失去知觉。然后身体被放下来，浇上一盆冷水。直到受刑者醒过来再次被吊起。通常，吊一次就足以让犯人把所知道的吐露出来。特工们使用这些内部人的行话（残忍的黑话）非常说明问题。要是“吊”还不够的话，那么军统的刑讯者们会挪向下一步——“炒排骨”。受害者依然被吊在大梁上，脚尖着地，双腿被绑在一起，以防他踢人。他的衣服被扒光后，背脊贴在墙上。一个刑讯者会戴上粗厚的皮手套，然后慢慢地用力按压受刑者的肋骨，一方面制造摩擦，同时挤压内脏。这种酷刑的幸存者不仅以后会长时间地忍受胸内疼痛，而且当时的疼痛并不会使其昏厥，所以特务处的审讯者好用此刑，直到很久以后他们学会了用电刑为止。第十二章 行刑队灭绝人性用刑的基本心理方法是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找替罪羊和贬低他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刑讯者们必须相信他们的世界是正义的，才能对受害者疯狂地施暴。这种信念的结果之一是，审讯者把受害者视为自找苦吃，这些受害者的受刑实际上是罪有应得。在刑讯者看来，受刑者越是痛苦，就越有理由上刑。这种思维方法并不罕见，一般并不会引起人的残忍。然而种精神状态是虐待他人的前提，于是，对那些会把受害者当做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或导致种族污染不纯的人来说，它成为灭绝人性的心理条件。刑讯者大多数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天生如此。他们被逐渐地推向这种变态的精神状况之中。大赦国际的报告说，由看守变成施刑人，往往开始于在审讯室外面当警卫，听到里面传来的毒打声。他们被调到关押室后，目睹了受害者如何遭到污辱。终于，如果他们称职，便会“突然积极地参与”，自己毒打犯人。正像刑讯者“失去了人性”那样，他们会让受刑者感到自己失去了精神力量，感到他正在失去他身体的完整性。戴笠使用两种刑罚达到这个目的：“老虎凳”和“踩杠子”，两种刑法都会使受害者残废。军统的审讯者们专门这样来对付共产党嫌疑分子，让他们终身致残。“特工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线索，总是想尽办法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他们既有着践踏和摧残人体的欲望，又追求科学效率。像沈醉这类向新手教授“行动技术”的秘密警察，总是热衷于发展更有效的刑罚；新的刑具发明后一两天之内，他们便在上海站牢房里的犯人身上进行试验，以完善他们的技术，然后将其加进军统训练项目里去。从心理学看，这种对“从事刑罚业务”的“专业”和似乎“超脱”的兴趣，便是罗伯特·列夫顿称为“两面性”的一部分：这些人“形成了一整套感情和习惯”，既与其邪恶角色相适应，又使其能够在下班以后回到日常的自我。两面性是终日作恶的关键，它可以解释人们如何能陷入那种与其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如此背道而驰的活动中去。但两面性并不是一个完全神秘的过程。随着刑讯室内一个个禁区的打破，刑讯者变得日益残忍，兽性大发。例如，军统的刑讯者还吃人肉。戴笠的特工们会以某些人“胆小”为借口，把受害者的心和肝挖出来炒了吃，说：“吃了人心可以壮胆。”在戴笠的纵容下，他们还经常强奸年轻妇女，尤其是共产党嫌疑分子。戴笠认为这是对特工们好好干的一种奖赏或鼓励。刑讯者的类型范围显然超出了通常的具有性变态或性狂热的人。然而，曾经出席对希腊ESA官员审判的大赦国际的代表们评论说：虽然施刑人的性变态经常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应当得到反对刑讯的善良的人们的谴责，但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个人的变态并不是一个刑罚制度产生的原因。相反，一旦为了那些当权者的政治需要而制造出一套刑罚制度，统治者的部下会表现出他们通常无法做出的行为模式来。社会嫉妒与性侵犯便是其中的两个方面。总之，在一个军统官员看来，秘密审讯女犯人，尤其是倔强激进的年轻女学生，便是用制造性器官疼痛和羞辱来“发泄兽欲”的机会。军统特工们把最为疯狂残酷的行为用在他们看守的女犯人身上：用针刺入她们的奶头，竹签插入她们的指甲，用藤条抽打她们的阴部。这些酷刑最终都得到戴笠准许，他自己正是如此采用了相同的残酷手段来对待崔正瑶的（她丈夫在1935年11月企图刺杀蒋介石，结果却伤了汪精卫）。性羞辱几乎是家常便饭。年轻的良家女子被强迫扒光衣服，特工们则围观取乐。不过，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一个女子偶尔也能反过来羞辱对她施刑的人。沈醉讲起过一个关于徐远举在重庆审讯女共产党员江竹筠的故事。在她轻蔑地拒绝回答徐的问题后，他便采用了惯用的手段（他宣称女犯人十有九个会在此法下招供）：他命令手下的人扒去江的衣服，但她并没被吓倒，而是大声斥责：你们以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扒光我的衣服羞辱我就能使我害怕吗？让我告诉你们，别忘了你们是女人生下来的。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女儿和姐妹难道不是女人吗？你们如此羞辱我，也就是羞辱了地球上所有的女人，羞辱了你们自己的母亲！要是你们连自己的母亲姐妹都不顾，那就让人扒光我吧！这时，在一旁观察的沈醉“轻轻地碰了一下徐的脚，‘你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对付她？’”这时徐才住手，下令使用在她指甲里钉竹签的屡试不爽的刑罚，但即使是那种剧烈的疼痛，最终也没能让江招供。第十二章 行刑队灭迹受害者经常被折磨而死。确实，南京方面一贯的命令是，要是被绑架来的嫌疑分子在审讯中拒绝招供的话，那就将其杀害，然后将尸体埋掉或毁掉。无数人落到了行刑队的手中后便永远地消失了，以至于1949年后，有许多人声称军统的行刑队曾使用镪水池来融化尸体。其实，在1945至1949年秘密特工在重庆的鼎盛时期，并无这个必要，因为尸体干脆被整个埋掉（而且常常是活埋），只是偶尔会把尸体肢解或烧了以防死者被辨认出来不过，在抗战前的上海，戴笠的人不愿让租界的警察发现死者的尸体，从而向外国当局揭露刺杀队的罪行，于是便对镪水池进行了“试验”，但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太费时间，而且比预想的要麻烦。所以他们偏用一种廉价简单的处理法：“移尸嫁祸”。军统杀了人以后，尸体被肢解，然后装入一个箱子里。特工们用汽车把箱子抛到一个荒芜的地方或在马路上雇一辆人力车把箱子拉到火车站或旅馆之类的地方。送车子的特工先跟上一段路，然后溜掉。车夫到了指定地点见物主没来，以为发了洋财，有的就会把箱子拉回家里。等到打开一看，才发现其中惨不忍睹。刺杀队还使用其他方法来处理受害者的尸体。有时，他们制造出情杀或奸杀的错觉：特工们会把男性死者的生殖器割下来塞入他的嘴里。还有时，他们干脆把尸体装入麻袋扔进黄浦江。戴笠更喜欢“移尸嫁祸”的处理，他认为，对于1928—1936年间千万个成为秘密警察恐怖活动的猎物，并落入赵理君及其虐待狂们的刑讯室里的人来说，这是最简单干脆的处理方法。第十三章 行刺革命暗杀企图进行政治暗杀的第一个中国革命者是史坚如。作为一个志士，他在1900年10月企图刺杀旗人广东总督德寿。虽然史对自己自杀性的努力并无完整的想法，但其他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主义影响的人在1902年开始宣扬一种关于自杀恐怖主义的理论。烟山专太郎（Kemuyama Sentaro）曾著有《近世无政府主义》（Kinsei Museifushugi），中文版译为《自由血》，一个在早稻田学习的中国学生杨笃生从中获悉了俄国革命志士从事暗杀的情况。结果杨协助湖南学生领袖黄兴建立起第一支暗杀队。在这支暗杀队和其他行刺团体的基础上，“北方暗杀团”于1905年成立。“北方暗杀团”的成员吴樾在1905年9月企图在北京火车站炸死一个政府改革五人团，该刺杀团因此而著名。结果，吴樾却把自己炸死。但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篇声明，发表在同盟会的刊物《民报》上，题为《天讨》。声明号召“刺杀主义”，文中引用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语录，并以崇敬的口气提到由陈胜领导的反秦专制的农民起义，把他们当做浪漫主义的“侠”或中世纪骑士鼓舞人心的正义榜样。起初，关于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既来自于国际革命新世界，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发誓为其主人报仇雪恨的游侠传统的沿袭。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在广东发生的暗杀孚绮和风山事件，到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尽管每一事件的起因有所不同，但这些案子多少都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而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醇亲王）的著名事件，使这种潮流达到高潮。清朝被推翻后，政治暗杀并未终止，但就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一案那样，它已不再打着革命的幌子。而且，在这个政治分裂和重组的时期，个人野心无限膨胀，具有“好汉”传统的冒险者们毫不犹豫地在武装人员中挑起头来，他们或给一些人当雇佣军，或者紧跟另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争权夺势者的爪牙。戴笠正是这样一个头目，而且他并非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第十三章 行刺王亚樵比如，30年代初期，“蚊子小报”的读者对王亚樵的名字越来越熟悉，王后来被《上海时报》定为“头号公敌”：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著名的刺客，是一些政治暗杀中的凶手”。王亚樵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安徽支部的负责人，其父亲是个村医，一边行医，一边贩卖棺材。1913年，王亚樵为了逃避地方军阀，来到上海。他凭着一支手持利斧的“敢死队”，控制了一些工会组织，成为安徽帮的领袖。“敢死队”后来跟随他到了军阀卢永祥手下。1923年被任命为“浙江纵队司令”后，王亚樵收下戴笠为弟子之一，还把他请到家里来。据后来在台湾进行的几次采访，戴笠认为王具有非常罕见的政治威望。因为这位“刺杀王”能以温暖关怀对待部下而受到拥护。据说戴笠专门学王的这一点，从而缓和了他冷峻生硬的领导作风。在上海警察档案里，王亚樵于1923年春秋，在占领长江三角洲的武装斗争中，首次作为一个雇佣军首领出现。但不久，他似乎又来了个“极端”的转变：先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情者，然后又与具有社会民主性的“中国民族革命联盟”结合，还是十九路军特工部的头目。那年11月，一贯对布尔什维克的危险高度警惕的上海市政警察，开始对王亚樵与一些有亲俄倾向的中国工会组织的活动警觉起来。1923年11月7日，中国劳工总工会（办公地点在上海枫林桥附近）给苏联在北京的代表发了一份贺电，对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六周年表示祝贺，并代表西南军阀向俄国寻求结盟：六年前的此日俄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中国劳工们荣幸地利用此机会向你们表示祝贺，并传达我们对你们成功的希望，而且我们请求你们立刻离开北平来南方与西南政府签署俄中贸易协定。中国与俄国的友谊将因此而得到巩固，而两国的人民也将因此受益。作为总工会组织者和主席的王亚樵亲自主持了起草这份电报的会议。无论王亚樵作为一个工会领导的动机有如何的崇高和爱国，他同时也深深卷入了上海地区对非法毒品垄断的尔虞我诈当中。在给俄国代表起草电文的那次会议三天后，负责上海市中国和淞沪管辖区的中国警察厅厅长被暗杀。1923年11月10日对徐国梁厅长的谋杀，是一个叫李达生（音）的人干的。李化名郑一鸣（音），是王亚樵的部下，据说他是奉了主子命令行动的。因此王被认为是下了暗杀令的人，因为谋杀既可以解决一个法律纠纷，又可除去徐国梁这个对上海地区庞大的贩毒走私网络决不心慈手软的警方官员。法律纠纷是指当时在江苏督军（也是南京的军事主管）齐燮元将军与浙江军阀何风林将军之间的争斗。根据齐将军的代言人在暗杀发生15天后发布的官方说法，何风林对徐国梁被齐督军任命为警察署总署长一事产生嫉妒但齐燮元本人却很快承认，暗杀徐国梁的主要原因与贩毒有关。在1924年1月8日《中国北方每日新闻》（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一篇采访中，齐督军说：从某种意义上徐将军是一个官方鸦片走私集团的障碍。他力图阻止走私但成效甚少。实际上，他想暴露那些与走私有关的人的努力导致了他的死亡。但是，他得以在死亡前向政府当局报告了这个官方集团，而且他披露说，那些负责该集团生意的人为了战争需要钱并想杀死他。两个缘由明显地连在一起：要是开战的双方有一方能够在上海垄断毒品市场，那么从中取得的暴利便能用在军备上，从而保证最终成功地夺取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的对毒品买卖的控制权。既然齐的用意在于确保这笔资金来源不落入敌人之手，以往的反鸦片活动便也不过是阻止浙江军阀卢永祥和何风林获取额外资金的全面政策的一部分了。因此，齐督军的政府一宣布在上海成立一个由徐国梁领导的阻止走私鸦片和军火的警察机构，何风林便马上在淞沪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受其军队管辖、名义上控制走私的办公处来与之抗衡。而实际上这个办公处不仅没有阻止走私，相反却对其予以纵容。办公处的头目由卢永祥的总参谋长提名，这个参谋长本人便是个走私犯，他的同谋是上海三大帮会的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这些帮会头子和浙江军阀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购买了一些汽船和机动船，组织了一支小船队来走私毒品并贩卖给批发商。由于受到军阀士兵的保护，毒品商们每年能获利大洋100多万元，并与他们的军队庇护人共享这笔收入。其中40%的赢利，即每日约1000元大洋左右的收入，落入督军衙门的手里，还有40%归法租界的帮会分子们，其余的20%给杭州当局。徐国梁厅长拒绝分享这些赃物。当他了解到来自淞沪警备司令部渠道的秘密贿赂时，便把负责操作的人训斥了一顿，并威胁要揭露他。这一事件，再加上徐厅长引以为荣的清廉（“众所周知徐厅长没有从鸦片走私中接受分厘”），应当是他被杀死的原因。据一种说法，有人与王亚樵联系安排这场暗杀。于是他又同两位宪兵联系，答应付他们每人40000元大洋来行刺。然后他们又找了第三个人，此人在上海兵工厂的侦缉队里有关系。最终是这个第三人动手，将徐国梁刺死。王亚樵对此案的涉入似乎很快就得到证实：他突然离开了上海而出现在杭州的一位军官那里，有人说那是对他安排了暗杀的奖赏。奖赏并没能持续。1924年9月，王的靠山、浙江军阀卢永祥被打败后逃往日本。于是，王亚樵再次带领200多个部下来到上海，并重新当起了安徽帮的头子来进行诈骗活动。戴笠很快对王不再抱幻想。显然，王不是戴笠原先以为的那种具有战略远见的人，而最多不过是个绿林首领而已。于是，这个未来的秘密特务头子与王告辞，踏上了那条很快将他引向黄埔军校的道路。这以后，王亚樵在一个个著名的暗杀事件中露面。1930年7月24日，前中国商业汽船航海公司的业务经理赵铁桥被暗杀了。据警方的报告，刺客是王亚樵手下的人。王亚樵的兄弟王述樵在上海当律师，后来被上海市政警察逮捕后最终交到了中国当局的手里。一年以后，1931年7月，几个持枪人在上海北站企图刺杀宋子文，但在行刺中却错杀了他的秘书，王亚樵被指控也是这次暗杀的幕后策划者还有一次，以自由职业者为名的王亚樵被认为策划了谋杀前来调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谋杀计划由于上海市政警察的严密监视和保卫而未能得逞。显然，王亚樵具有多方面的后台，他在中央政府悬赏10万元大洋捉拿他后可能曾向这些人求救。1932年，王向福建人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将军请求保护，从此他成了陈将军的追随者，当了他特工部门的头目。1933年“福建事变”，李济深和陈铭枢在该省成立独立政府之后，王亚樵表示要替蒋介石干，让蒋的秘密特工范汉杰安排他向总司令投诚。但当蒋把这件事交给戴笠办时，这个秘密协议告吹了，因为王对戴笠公开表示蔑视。于是这位刺杀王便向蒋介石的敌人桂系寻找靠山。其实，靠山和受庇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就像后来恐怖主义时代的“卡洛斯”王亚樵一直我行我素，自作主张，凭着自己的本钱来独立行动。这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三四十年代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刺客。我们将会看到，后来傀儡政府和日本殖民者也开始了政治谋杀。第十三章 行刺暗杀组织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党中央。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据说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尤其是他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军阀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张将军被刺客的枪弹击毙，死在他女伴的怀里。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而且最后当了台南市参议院参议。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相对安全的租界区里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蒋介石让戴笠谋杀吉鸿昌后，这位秘密特务头子便安排了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下手。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个人王化南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是，1933年11月24日，据说他因此而英勇就义。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杀害杨杏佛。第十三章 行刺谋杀杨杏佛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因此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1931年8月1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主持第三届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式。这给蒋介石的人一个逮捕邓并将他投入监狱的机会。邓演达在监狱受到总司令本人的审讯和惩罚。被捕4个月后，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于是，12月29日，蒋的警卫头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悄悄地将邓处决。不过，蒋的重大政治对手之一的消失是无法长期对公众隐瞒的，消息传开，群情激愤。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1932年12月，一组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和史量才在内的全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共同组织起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其总干事和副会长是很快在全世界自由和进步的圈子里名声渐起的杨杏佛。杨杏佛（杨铨）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任职的同时，还兼职为上海政治分会和中山陵工程委员。那时他和妻子赵志道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7号，离亚尔培路331号同盟办公处不远。杀害杨的决定显然来自蒋介石，这既缘于对杨介入同盟活动的不满，也是为了杀一儆百。同盟在上海和外国报纸上刊登的邓演达被害的英文布告激怒了蒋介石。而且，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去过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于是1933年3—4月间，戴笠从他的领袖那里接到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这位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执行这一计划。戴笠的第一个步骤是监视杨杏佛，以找出杨的行动规律。他的特工很快就发现，杨杏佛每天要去法租界外的一个地方练一两个小时的骑马。他们立刻制订了一套接近他并在他练骑马时行刺的方案。蒋介石不同意这个方案。他认为，杨必须在法租界内被杀，这样他的死对宋庆龄会有很大的影响。戴笠理解这次谋杀的主要目的在于恐吓同盟的其他人员，自然同意蒋的想法，随即制订了在法租界行人相对稀少的中央研究院附近谋杀杨的计划。行刺队由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带领，他随身带了李阿大、过得诚和施芸飞等人，彼此宣誓绝不被活捉。1933年6月18日，刺客们躲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当杨杏佛的汽车在大门口一停下，刺客们立即上前开枪。杨杏佛连中10枪。混乱中刺客之一过得诚转了向，被赵理君无意击伤。结果过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他的不被活捉的誓言没有实现，但后来终被戴笠的特务灭口。其余的刺客全逃跑了。受致命伤的杨被送到金神父路上的广慈医院，在那里他因伤势过重而去世。杨杏佛的被杀是个“著名事件”。宋庆龄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鲁迅以悲伤的语气写了一首哀悼诗：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杨杏佛的葬礼，是在6月20日一个夏日雨天举行的，宋庆龄和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那段时期，宋庆龄受到持续的监视，而且戴笠的特工多次企图收买她的女佣，但都失败了。而且，负责监视她的便衣特务也只记下来往人员的汽车牌照，从来没有跟踪来访者到他们的住处。不过，特工们报告说，宋庆龄并没有被杨杏佛的死吓倒，而蒋介石对她无所畏惧的态度恼怒之极，命令戴笠用车祸来威胁她的生命安全。为此沈醉安排了一系列技术细节（包括把他们汽车的前窗玻璃换成防震玻璃，因为汽车将被用来作惩罚的工具）。但在最后一刻蒋介石开始顾虑起来，他怕自己的秘密特工会不慎将宋庆龄撞死，而他的夫人和宋子文会因为他害了他们的姐姐而跟他大吵大闹，于是他取消了这个计划。宋庆龄在杨杏佛被杀后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促进了国际舆论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过分行为。假如谋杀对恐吓其他进步人士的确有效的话，它也使委员长的政府声名狼藉。1933年7月19日，《上海晚邮信使》（Shanghai Evening Postand Mercury）发表了一篇题为《55个中国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列入谋杀黑名单的神秘文件——蒋总司令被称为是“蓝衣社”谋杀活动的命令者以巩固个人权力》的文章。据说被杨杏佛之死激怒的公众现在又对这份“神秘的文件”感到不安，此文件应该是从蒋介石的“秘密蓝衣社或中国法西斯组织”中泄露出来的，上面有所有关于暗杀的指令。看来，哈若德·依萨克斯（Harold Isaacs）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从广州共产党中央新闻社（中央社）直接收到了一份该文件的复印件。据《中国论坛》报道，该文件（注明日期为6月15日，杨杏佛死前三天）不仅列出了要谋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作为目标，如胡汉民。第十三章 行刺共产党的反击当然，共产党也不乏自己的谋杀计划和实践。他们在上海党的特工部有自己的行动组织，其职责包括惩罚叛徒。30年代期间，当时的记者们报道了几百个由受过特殊训练，携有城市地图、特殊武器和具体行动计划的共产党刺杀队执行的刺杀“叛徒”、作坊工头、侦探、帮会头目、黑帮分子和国民党特工的事件。最耸人听闻的案件是谋杀顾顺章一家，因顾于1931年投奔了国民党。顾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作，曾任共产党特工部负责人，先在周恩来手下，后在周之上工作。顾带有一副花花公子气，属臭名昭著的青帮，是伪装和欺骗的老手。他经常化名化广奇以著名魔术师身份出现，能在十来个外国租界秘密活动而不被警察发现，这使他具有传奇色彩。他在汉口被中统特工逮捕，对共产党保卫机构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共产党凭着他们在中统局内部高层的地下关系，得以挽回某些损失。但顾顺章的变节（他接着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当了前共产党人“自首”团体的头目）导致了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如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等。出于自卫，政治局在1931年9月的一个会议上决定惩罚顾，并把这项报复任务交给顾以前的一个部下王世德。王在外国人看来像一个“有肺结核的裁缝”，他把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和一个兄弟都杀了，并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法租界一所公寓的地下。顾年轻的儿子安生（音）没有被杀。王世德被当局逮捕后，协助租界的警察把顾的尸体从埋尸点挖了出来。结果，周恩来被指控为罪犯并上了上海市政警察和公安局的通缉名单。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整个秘密战争中，双方都坚决地否认对方的指控。依萨克斯发表的由中央社发布的蓝衣社文件，被国民党发言人称为毫无根据，是共产党人“反政府机构”伪造的谎言。上海市长吴铁成甚至就《上海晚邮信使》刊登诽谤蓝衣社的文章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提出正式抗议。然而谋杀政策并没有被废弃，起码根据蚊子小报的报导是如此。1933年8月12日《小公报》宣称搞到了蓝衣社的一份谋杀计划，计划表明他们一直在训练特工以对付蒋介石的敌人。自从他们从庐山回上海等待蒋介石的指示起，社里地方上的杀手们越来越活跃了。该社总部正在大批地训练秘密特务人员，而在所有区域选择谋杀成员来执行任务的程序也已完成。这份周密的计划列出57个特务，他们被分成14人一组，分别由戴笠和赵永兴领导：法租界六组，英租界五组，全城内的中国区有三组。这些恐怖分子据说都携有手枪，大都装扮成黄包车夫、算命先生、小贩和城里其他下层人。他们的任务是摸清总司令黑名单上的人的情况，并随时把他们杀掉。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让老百姓议论纷纷而又担忧不已。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政府的又一个重要反对者将遭戴笠的特工杀害。蒋介石不顾舆论的反对，在这些报道发表时已经下令，准备谋杀人权保障同盟的第二号领导人：《申报》的主编史量才。第十三章 行刺谋杀史量才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第十三章 行刺汪精卫受伤谋杀汪精卫的企图是那年公众遇到的最令人瞩目最戏剧化的事件。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开始了它的正式开幕式，委员会成员们到台上排队，准备让官方和媒介的摄影记者拍摄他们出席的照片。蒋介石本来也应当参加照相仪式的，但开始拍照时蒋介石正在厕所里。其余的知名人士便排列在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此时的汪精卫周围。当摄影师们准备拍摄时，一个持有“晨光通讯社”记者证的摄影师，捣鼓了一下相机后，只见突然一闪，接着爆发出一声枪响，汪精卫当即受伤倒地。实际上，那相机是个伪装起来的武器，掩藏着一把小手枪，通过镜头发射。汪精卫倒下后，会议厅立刻一片混乱。汪的警卫开枪击中了那个摄影师，另外两个在台上的国家领导人张学良和张继也上前抓住摄影师，并把他摔倒在地。幸亏汪精卫没有受致命伤。但他的妻子陈璧君对此不罢休，她愤怒地指控蒋介石策划了这场谋杀。蒋对这一指控感到恼火，他把戴笠找来，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找出幕后策划者。戴笠亲自审问了受伤的刺客孙风鸣，他首先要弄清这位摄影师是怎样搞到记者证作为正规记者出席开幕式的。孙的回答把戴笠的调查引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其一将他引向了戴笠自己在力行社的同志们，并进一步指向蒋介石本人；其二从黄埔蓝衣社成员转向蒋在十九路军中的对手们。孙风鸣先承认说在中央军事学校内有个同谋。结果发现，这个同谋就是力行社总书记、酆悌的助手陈光国本人。戴笠立刻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似乎对陈的介入非常吃惊，于是他立即召集力行社全体干事和监查员会议。据参加会议的干国勋说：当召开力社全体干、检会报，到齐坐定后，他［蒋介石］举目遍视，问酆悌为何未到？无人答报，他即命戴笠去召他，片刻来了，甫坐下，蒋先生说：“陈光国是何人叫你用的？”酆未答复，自是默认是他用的。蒋先生很生气地说：“像这样重要的人员，你不请示，也未提会通过，真是‘愚而好自用’，他竟牵涉在刺汪先生案内，你既不要我的性命，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会场气氛顿形紧张，酆说：“请领袖处罚。”蒋先生说：“处罚就能了事吗？”贺衷寒当即起立满面流泪说：“酆同志一向忠实，此次失于疏忽，犯了大错，我们大家都应负责，请领袖处罚。”酆悌的性命由于戴笠调查的第二条线索而保了下来。在审讯中孙风鸣还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包括社长华克之、主编张玉华和部门主任贺波光在内。这三人立刻上了戴笠特务处和陈立夫中统局的通缉名单。戴笠的特工在南京抓住了张玉华，在他企图从沧州饭店逃走时跌断了一条腿。同时，中统局特工在审讯了贺波光的女友后，在丹阳一带逮住了贺。但军统和中统都无法逮捕华克之，他住在英租界，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逃之夭夭。总而言之，华克之是同谋这一事实把谋杀策划者们同“刺杀王”王亚樵联系了起来。华克之作为王的左右手而著名，他曾卷入一系列谋杀日本海员和文职人员的活动，包括1935年和1936年杀害中山（Nakayama）和田港（Taminato）行动。这一联系又把调查引向了十九路军的顽固分子，因为国民党当局有理由相信，这些谋杀是共产党勾结了前十九路军军官在陈铭枢将军拥有的布林顿饭店里故意策划的挑衅行为。1934年11月，上海公安局要求上海市政警察协助对前十九路军军官进行监视，跟踪在火车站来来往往的嫌疑分子，尤其是对饭店进行专门查访，以出其不意地捉拿刺杀人组。据中国当局说，这种高度警惕的理由是，他们获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们决定“与包括一个姓楚的在内的十九路军军官们勾结，在上海建立一个小姐，谋杀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日本要人，包括HIJM的部长，以达到让国民党难堪并在中日之间制造严重分裂的目的”。第十三章 行刺刺杀王谋刺汪精卫事件发生之后，有关共产党阴谋的看法消失了，国民党警察当局开始感到十九路军的小组在独立地活动，但得到了王亚樵及其他职业杀手们的协助。特务处的特工们得知王亚樵已经逃往香港，而且媒介的报道把王亚樵与他在“改组派”中的庇护人陈铭枢和李济深联系起来，是他们对王下令谋杀蒋介石或汪精卫，甚至干脆把两人都杀了。但这种联系仍没有什么把柄，直到后来，戴笠的侦探们从对张玉华和孙风鸣的审讯中终于得到直接的证据。这二人在医院里每天受到有关余立奎是否是同谋的审讯，因为余和在香港的“改组派”有密切联系。但对案件的真正突破是在逮捕了孙风鸣的妻子崔正瑶后，她是在四川路上的新亚酒店被发现的。戴笠亲自审问了她。这是他本人很少直接参与的残酷施刑的一个案子。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他们的“改组派”身份，终于使陈璧君相信蒋介石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陈璧君对蒋介石的宽恕也许救了酆悌的命。当然，酆本人在蒋亲信中的地位，加上贺衷寒的求情（贺代表所有人向蒋请罪），也起了作用。但最终是孙风鸣透露的所有与“改组派”的联系才使蒋介石的否认变得可信，使酆悌免遭蒋对他的满腔怒火。结果，只有陈国光因与孙的关系而被秘密枪毙，而酆悌只是被免了力行社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也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公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王亚樵与谋杀汪精卫阴谋的可能关联上。一旦崔正瑶肯定了王亚樵在谋杀案中的角色，“刺杀帮可怕的首领”若在戴笠手下、由郑介民率领的特工员们自由行动的香港和澳门继续待下去，他自己就会面对遭逮捕或谋杀的危险。于是，在李济深的帮助下，王亚樵于1936年7月离开香港，来到梧州河西边，住进了省长黄旭初的一座宅子里，并接任了梧州陈铭枢将军部队里的特务警察队的领导职务。但是，郑介民在逮捕了余立奎并把他的妻子“转变”为特务处特工之后，已近在咫尺。王亚樵刚到达梧州便处于国民党秘密特工的监视之中，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乎。他很快就适应了梧州的生活，还在这个有点儿颓废、死气沉沉的地方城市里，把他的小老婆金石心安顿在河边天东街14号的一座客栈里。那年秋天，金小姐决定乘西河摆渡船去香港买衣服。她一踏上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便被戴笠的特工陈质平发现了，他最终把这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吸收为特务处特工。陈质平——他后来当了蒋介石驻菲律宾大使——把她介绍给特务处最精明能干的外勤特工王鲁翘。1936年11月17日，王鲁翘和金小组两人一起坐当夜的渡船回梧州。四个夜晚之后，11月21日周日，王亚樵与桂系的两个军官在外面玩。三人都喝得醉醺醺地一块儿去天东街金小姐那儿。夜里11点左右，他们到达小老婆的住处不久，只听五声枪响。警察和保安队的官员冲向出事地点，但当他们赶到时，刺客们和迷人的金小姐全都无影无踪了。他们在地上发现王亚樵的尸体，他中了三枪并被捅了两刀。远在上海的警察官们非常怀疑这位“刺杀王”会就这么被真的杀了。最初的报道说，被杀者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而王亚樵当时是55岁左右。还有人说，在“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刚被扣留不久有人在西安还看到过他，作为白崇禧和桂系派的代表正与杨虎城将军磋商。但过了一段时间，王亚樵被杀似乎已确定无疑，而王的尸体被埋在梧州河对面的高尔夫球场边上。梧州地方首脑派人去调查事件时，他们未被准许进入天东街的那幢房子，而且，不久公安局从军队方面得到指示，中止对此案的调查。于是，无论王亚樵到底是由于企图谋杀汪精卫受到报复，还是因为桂系的官员怕无法控制“刺杀王”而将他杀死，王亚樵反正是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不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恐怖主义出现全新的转折。到了那时，由于动机复杂而思想混乱的特务组织彻底取代了个人英雄豪杰，政治谋杀也随之将以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现。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培训间谍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们对在太平洋战争中由戴笠将军和海军上将梅乐斯领导建立的中美合作所的故事已经相当熟悉了战争末年，中美合作所被美国媒介当做一个中美合作游击抗日的成功典范来颂扬，而它的黑暗面——戴笠那些由美国军事和警察顾问训练出来的无恶不作的秘密警察，最终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来对付地下共产党的事实——则过了很久才暴露出来。这部分是由于当时负责该项目的美方，有意在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工单位的人事安排上不让中方插手。部分还因为，直到1980年代以前，西方历史学家们更容易得到国民党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正面叙述资料，而对共产党历史学家们尖锐指控美国介入训练蒋介石反间谍干部的“内部”分析则难以获悉。然而，现在，不仅有可能对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局和战略业务局联盟的性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认定，早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十年，美国对中国警察的训练就开始了。现代间谍是培训班和专业学校的产物。从契卡问世开始，间谍和特工都无一例外地始于这样一个特殊形式：培训机构和短期培训班的开办，使之从完全的民政性质正式转为彻头彻尾的特工性质。军事学校的经历要比专业情报训练班更加深厚持久，但后者的经历更加剧烈，尤其是，为了掩护便衣特工的秘密身份，它必须培养至关重要的绝密性。“间谍王”戴笠早就意识到这种专业训练形式的重要性，而且在开办了黄埔校友会办公处不久，他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训练所”来发展他的秘密特工骨干。秘密特工训练系统仅仅在抗战爆发以后才独立地蓬勃发展。在这之前，以及在紧接着发生的太平洋战争（事实证明，那时美国的援助至关重要）中，戴笠的训练单位必须在幕后以及在20世纪初中国发展起来的正规警察学校结构的内部，与现代警察力量机构携手合作。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现代警察中国的第一支警察力量于1898年的“百日维新”期间建于湖南省府长沙。虽然长沙保卫局在百日维新之后被反改革力量解散，但现代警察力量于义和团暴动、外国人占领北京期间，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重新出现了。清朝廷逃往西安后，八国联军便建立起“安民公所”来从事警察工作、修路和其他市政任务。公所的高级官员都由外国宪兵担任，而常规的巡捕则由中国人充当。1901年9月联军撤走以后，安民公所被“善后协巡营”取代，它是1902年“公巡总处”的核心，并很快成为华北其他警察力量的模型。袁世凯（1901—1907年任直隶总督）是华北欧洲式警察力量的主要资助人，他用占领北京的欧洲人与日本人的警察模式取代了传统的衙门捕班。袁从省府保定开始，在警务总局下面安排了500个溃散的士兵。天津在1902年9月被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复后，袁便把这个城市当做他的警察总部，他既想用这股新力量来安抚民心，又想为省府提供一个绕过当时仍拥有自己本地武装和乡村团丁的地方力量。天津新建立的警察称为“巡警”。“巡”的意思是视察或巡逻，“警”当然是警告的意思。从词源上讲，“巡警”一词介于传统“巡捕”和现代“警察”之间。“警察”一词最早来自于1872年到欧洲学习西方警察制度的日本人，他们递交了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建立警察机构的建议，后来这些建议成了1874到1875年间的法规。大约在1915至1925年间，“警察”一词开始普遍用于中国。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日本顾问1901年中国清政府开始派留学生去东京学习明治的控制系统，从此日本的警察模式便遍及中国。明白这一点，对警察一词的日本来源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有许多被当做警官或教官，分配到由袁世凯这类强硬的省政府官员或更直接忠于清王朝的改革派们新建立的军事学院和警察学校去。后者的领导机构之一是北京的警察训练单位，它由暨总理衙门的满洲首领靖王在日本警察专家川岛浪速（Kawashima Naniwa）的帮助下建立。川岛浪速本来的合同是为这个新学校指导警察训练，但他不久便在清政府最后的维新活动中当起总顾问来。川岛浪速在1902年递交的一个备忘录里提出了1905—1908年间改组警察计划的基本纲要。备忘录本身阐明了该计划的原则基础：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警察系统。它是军事力量的补充。其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权利而准备抵御外侮。其二是为了执行国家法律和法令而用此工具进行内部控制并约束人民。这是国家最强大的两股力量，没有它们，国家便一天也无法生存。除了建立后来成为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象征——军队和警察保护这两个羽翼以外，川岛浪速的备忘录还呼吁建立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全国警察系统。就像川岛浪速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这个新警察系统是按照欧洲的中央警察模式建立的，尤其类似荷兰和柏林的警察。为了得到欧洲的财富和权力，清政府在1905年颁布成立培训警察官学校的命令，来实行川岛浪速的提议。1905年10月8日，在战争部资深军机大臣徐世昌主持下，巡警部成立；1907年绿营兵被废除后，巡警部合并到民政部内，所有警察工作都属警政司管，而正是这个司，20年后成为戴笠在国民党内政部里权力的主要行政核心。在1907年至1911年的革命期间，巡警部成了清王朝警察力量的典范。袁世凯死后，北京的警察也被立为全国的模范。1917年4月由内政部在北京召开的“警务会议”上，巡警部大出风头。7个月之后，内政部命令各省开设警察培训学校。但由于当年各个军阀大打出手，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无暇顾及管理警察的具体事务，改革的努力中断了。在这方面，早期民国历史重复了晚清历史：尽管日本模式和欧洲榜样提供了中央集权制的可能，但在中国不首先进行军事统一便很难施行警察统治。更加有效和长期的警察改革，还得等到北伐完成和南京新政府成立后才能实现。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国民党公安局假如北京巡警部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军阀的全国性模式的话，国民党在1927年成立的相应机构便是广州的公安局——受到当时美国警察机构名称启示的一个名字。广州公安局是由孙科建立的，北伐前他把美国的市政管理系统在广州付诸实施。国民党执政后，除了南京都市警察总部以外，所有的警察部门都乖乖地把他们的名称改为“公安局”。名称一致，行政管理也统一。1928年全国警察专家委员会成立，由首都的4个官员和8个省级官员组成，归内政部警政司领导。次年颁布了有关规章制度，要求对所有警官和警校学生实行教育。于是警察学校纷纷在浙江、江苏、山西、广东、江西、湖北、陕西、山东、云南、河北、甘肃、察哈尔、青海、福建和广西建立起来。全国委员会按理每年开4次会，但实际上他们从未碰过头或召开正式会议，后来这个组织干脆解散了。1931年在全国重开警察改革的讨论。1月里，内政部在南京召集了讨论警察管理的第一次全国内政会议。接着次年12月召开了由来自各省市100多个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全国会议。这些代表提出了关于开始实行警察退休金制度，使用新式武器，雇用女警察和统一按手印制度的提案。这段时期内，日本的警察制度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1930年内政部举行了一次考试，从高级警校第十五届选拔了1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东京接受内务省警察训练学校的培训。当年浙江警校也派了21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日本。但欧洲警察力量仍为基本模式。1929年全国警察委员会成员之一王达瑞（音）利用参加9月在巴黎召开第五次国际警察会议的机会，研究了欧洲警察体系。他认为维也纳的警察部队最为优秀，值得模仿。于是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邀请了如道夫·缪克（Rudolph Muck）博士和奥地利的其他警察专家担任警察管理和培训的顾问。同年浙江警校毕业班的10个学生被派往维也纳学习，而到了1932年，如道夫·缪克博士成了南京中央政府的警察顾问，同时也是改组上海公安局的顾问。两年后，由酆悌率领的一个委员会被战争部派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去考察。1935年力行社核心干部组及蓝衣社核心成员李士珍，也被派到国外去研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警察制度。1930年被邀请到中国的司法专家之一是加州柏克莱警察署警官吴兹（A.S.Woods）。吴兹之所以被选拔为顾问帮助改组南京都市警察，是因为奥古斯特·涡孟（August Vollmer）的V-人对美国地方警察署来说，就像代表了国家警察力量概念的艾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G-人一样，他们使柏克莱警察署成为世界最杰出的警察部门，名声越来越大。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奥古斯特·涡孟及美国式的警察专业化奥古斯特·涡孟是美国的“警察专业化之父”，1876年生于新奥尔良。8岁时丧父，10到12岁期间，母亲把他带回她的出生地德国生活了两年。少年时的涡孟热衷于拳击、摔跤和游泳。他在“新奥尔良学校”学习了一年的秘书业务，后来全家迁到旧金山，又在1890年搬到了柏克莱，这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在那里开货运车。5年之内，不到20岁的涡孟在柏克莱开了一个家原材料与煤炭商店。但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后，他便决定参军，到菲律宾作战。那年夏天，涡孟参加了美国进攻马尼拉和占领马拉特（Malate）要塞的战斗。1898年秋天，他帮助过马尼拉警察，次年2月，阿奎纳多（Aguinaldo）党人兴起，涡孟自愿到一只装甲船上，用大炮轰击菲律宾游击队，并由于到敌后执行反阿奎纳多游击队同盟的联络任务而荣获特殊声誉。涡孟服役期满后回到加州，但这个强壮而无畏的一米八汉子对室内工作没有耐心，而且不安心当一个平民百姓。1905年1月，一些积极参政的柏克莱公民问涡孟是否愿意以改革为基调竞选市警察局长。29岁的涡孟答应了，而且当选了。他所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关闭城里最大的中国赌场和其他各种赌场。与此同时，他开始一系列行政和技术革新，使柏克莱警察闻名全国。是奥古斯特·涡孟带头使用起自行车巡警，首次创造了定期巡逻制度，从洛杉矶的一个私人侦探那里学会了电话报警和直线报警机并予以实施（他还通过选民专门投票，集资建立了一整套警报系统），设立起档案制，完善了手印存档方式，启动了测谎器的发明，首次在巡逻车里装上无线报话机，并开始任命大学毕业生当巡警。奥古斯特·涡孟名声日噪，特别是在他当选为国际警察局长协会主席后，不仅答应在美国其他城市改组司法机构，而且接受了外国政府的邀请，改革它们境况不佳的警察部门。比如1926年，涡孟应古巴总统谢拉德·马乔多（Gerardo Machado）的邀请去了哈瓦那。他到达时，古巴总统把他当做一种治疗社会症结的职业医生，对他说：“你是警察部门的医生，我们这里需要你。”涡孟在建立了警察训练学校并设立了电报通讯系统，以此治疗了这位古巴独裁者的司法机构的症结后，回到柏克莱。这时他收到了又一个外国政府的请求帮助：这次的邀请来自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据说涡孟警长把吴兹上尉叫到办公室来，对他说：“上尉，这封信来自中国南京的警察局长。他们需要实在的帮助。你来干这项工作如何？”于是，吴兹于1930年作为一位警察顾问去了中国，为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内政部工作。留在柏克莱的涡孟则在加州大学发展起犯罪学，并训练越来越多前来向他学习警察管理的学生。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涡孟的中国学生那年涡孟的外国学生中有一个叫酆裕坤的人，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学习了6个星期的暑期特别课程“警察组织和管理”，然后在秋季进了密执安大学。他是那里15个被中国派来学习市政管理的学生之一。1930年11月，酆从安阿博（Ann Arbor）给奥古斯特·涡孟写信说，他对“发现犯罪原因和预防方法”感兴趣，而且他希望在著名犯罪学家瑞蒙·富思第克（Rayomnd Fosdick）的文章所提供的美国数据的基础上，做一个犯罪统计的比较研究。在接下来的1931—1932学年里，酆上了加州柏克莱大学的犯罪学课程，次年夏天他回到中国，用涡孟犯罪学的科学方法帮助他的同胞们改革警察体系。作为一个归国留学生，接受过最先进的警法训练，酆裕坤不可能默默无闻。他立刻在1932年7月应邀拜见南京的警察局长陈焯将军。不久以后，他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他向蒋递交了两份中文报告：一份是“世界警察力量现状”，另一份是关于研究“中国所有警察力量状况”的计划。这以后，他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南京交通处处长，改革了城市交通规章制度。1933年3月，酆第二次到了陈局长的办公室，当了他保安处的一个“特别秘书”。他马上翻译了一篇关于警察专业化的文章，刊登在《刑法和犯罪学杂志》上，并在大学里讲授被他的美国教授推崇的警察工作的“科学基础”，推广涡孟的观点。当然，他也力图寻求涡孟的帮助，效仿柏克莱警察署的通讯系统，在南京装起了直线报话机，以引进最先进的刑警技术。1934年3月酆裕坤受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邀请，去杭州当警察训练部主任。浙江警察学校是新国民党政府培养干部的主要机构之一。它在北伐刚结束时由朱家骅领导建立，朱在1926年是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头目，协助戴季陶在学校中进行对左翼分子的大清洗。次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是在这个职位上建立浙江警校的。作为“地方自治专修学校”的校长，朱家骅保证了警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当他于1930年离开省政府的职务时，他确保了该学校掌握在他所信任的人手中，此人便是史承志。不过，史承志担任警校校长的时间并没有超出1932年：王固磐于1933年接替了他，而赵龙文又在1934年成了该校校长。酆裕坤是被任命在警校担任要职的回国留学生之一。另一个在国外受训的警察专家是梁帆（音）博士，他原是学农业的，也是一个秘密特工，在里昂警察实验所当过法国法医学家洛咖（Locard）博士的助理梁从里昂结束学习回国时，身边有两个法国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侦探，她后来当了浙江警校女警察的头儿。他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整套警察实验室技术设备，包括发射学、毒品学、手迹分析以及指纹调查所需要的所有器具和化学材料。这些设备形成了中国在上海国际租界警察部门以外的第一个法医实验所的基础。尽管后来梁作为法医学家的能力受到怀疑，但他当时立刻在警校里开起了警察实验最新技术的课程。第三个重要的回国留学生是涡孟的另一个弟子，叫余秀豪（Frank Yee）。余是广东人，在旧金山的中国人圈子里很有名气，他请涡孟在这个警察名牌学校给他推荐工作。于是涡孟给酆裕坤写信谈了余秀豪的事。当余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轮到达上海时，酆裕坤与他的“许多表兄弟们”一起在码头上迎接他。适应期过后，他在浙江警察学校得到一个位置。他后来发现，这位置是“全中国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而且即使在蒋介石眼里也是“所有这类警察学校”里最重要的。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浙江警察学校浙江警察学校坐落在上杭江十来亩的“大片土地”上，那里可以容纳500多个学生。据余秀豪形容，入学的350个男女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30岁之间。他们全都享有良好的条件，除食宿之外，每月还有15元的津贴，并装备有“步枪、左轮手枪、机关枪、自行车、马匹和汽车”。学校的特征无疑是军事化的。学生在早晨的军号声中起床，升国旗，由军事教官带领进行操练，由“从中央政府来的人”作为“指导员”教授“政治训练”课程。和涡孟在柏克莱的模式一样，浙江警校本身与地方警察力量密切联系。当时在杭州的警察署有2000来名警察，他们被分成8个分所，每年有100万元的经费。1934年9月1日以后，警校校长赵龙文同时担任了杭州公安局局长，余和酆，加上另一个从柏林警校毕业的学生被任命为他的机要顾问在赵领导的“设计委员会”的建议下，设立了军校生制度，让警校的学生熟悉杭州警察署的职责范围。到了1935年1月，余秀豪已经按涡孟在柏克莱创造的巡警模式建立起了一个巡逻制度。杭州警察署的正式成员强烈地抵制新制度，但在酆裕坤的支持下，余成功地于1935年4月1日在西湖一带开始实施巡警制，于是在两个月之内，犯罪率下降了50%。从余的角度看，他们在浙江警察学校的领导地位给了涡孟的学生们一个黄金机会，他们看到“柏克莱的制度和精神被传播到了中国”。他告诉涡孟：“我们的学校本来只受日本和奥地利影响，因为学生们只被派到上述的两个国家去过。现在，你可以说输入了新鲜血液。也就是美国模式，更具体地说，是柏克莱的模式。”他还请涡孟告诉他“在著名的〔柏克莱〕研讨会上”结识的其他朋友们，他准备通过翻译关于罪犯调查和秘密特工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引进警犬的使用，建立现代警察实验室和进口新发明的测谎机，“使整个中国警察管理现代化”。受过美国训练的人员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涡孟的信中，余经常埋怨他的教官同事们，甚至包括酆在内，对全盘接受他的革新犹豫不决。但酆裕坤同意协助余为浙江警校起草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并将经济、心理、防止犯罪、城市政府、无线电、警犬等课程加入了常规教育中，扩充了由“蒋委员长发起的”新生活课程。余和酆还按照柏克莱警训项目设计了一年级教学提纲，其中必修课包括打靶、游泳、自卫（柔道）和军事科学。第二年学生可以从四个系中挑选一门作专业：管理、刑事侦查、外事和妇女警训。余是管理系的主任，该系的课程包括学习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人事、防止交通事故、数据统计和警察记录、无线电通讯和警察力量分布。刑事侦查专业设有法医化学、摄影、罪犯鉴定、警犬、密码术和警察记录。其他两门专业远远没有它们发达，尽管外事专业课程中列有欧洲历史、世界外交、无线电和心理学。到了1934年秋天，浙江警察学校已经非常著名，并正在成为全国的楷模。9月里，教员们得知南京的全国警察学院和中央军事学校合并成一个单位，浙江警校就成了“本领域中惟一的一个全国机构”，于是招生便在全国进行，其中有些学生是来自地方警察机构的警官，经过余从柏克莱学来的包括“军队智力测验”在内的身体和心理测试。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全国警察训练初冬，当余和酆正在等待向蒋介石的特殊拜见以介绍他们关于全国警察改革计划时，他们也得到了上海市长吴铁成这类重要的地方官员的喝彩：我们立刻被邀请到上海接管一些重要职位。吴市长对我在上海警察杂志《警光》上的文章尤其欣赏。但控制全中国警察组织的特派员们绝不会同意我们离校。我们和［酆］裕坤［和梁帆］一起负责全中国的警察教育。吴铁成市长在上海市政府里喜欢用广州人，他器重余可能因为余是广东人。总之，中央政府——当然包括戴笠本人——不会让那些在国外受过最佳训练的专家们成为重要城市警察力量的顾问，因为他们自己想最终对警察力量进行控制。浙江警校是用来为全国树立标准的，而非用来支持地区和省级机构。所以，当浙江大学向余提供一个教书的职位时，他不得不因为自己在浙江警校的全日制职位而谢绝。作为全国性机构，浙江警校也管辖庐山和江西北部山区的游览胜地的治安，蒋介石在那里有避暑别墅。庐山那时已被用来作为反叛乱的训练区，设有“军校庐山特训班”。当特训班的一些毕业生被分配到邓文仪领导的反共调查机构南昌行营的同时，戴笠也组建起由连谋领导的一支特殊干部纵队（康泽协助组建该纵队，因为他更加正宗的军事背景使戴笠非常嫉妒，于是戴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从警察部队调到半军事组织里去），为特务处培养特工。夏季里，这个地区会有两万多旅游者，他们很容易成为窃贼的猎物。于是警校学生便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实习执法的机会，他们能加强总司令所偏爱的山区的治安，同时还能够向英国租借的古岭领地的外国人管理的警察部队显示：中国人完全能够自己管理自己。1934年7月，酆裕坤奉命带领近100个浙江警校第二届毕业班的警察到庐山地区巡逻。然后，次年夏天，酆裕坤和他的人员干了件出色的事：建立了存档和其他刑事调查程序，这使他们破获了一些著名的疑难案。余秀豪也不落后，他与学生一起爬上了3000米左右的古岭峰，避开了山脚下的炎热，一头扎进了警察工作当中。用余从柏克莱带回来的指纹和摄影设备（他们还希望能有一架涡孟发明的测谎机），这些警校生成功地独立进行了盗窃调查，还协助推广了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他们的成绩如此优秀，以至于英国人在租借区撤除了他们的行警权而让中国人来管辖。于是浙江警校生被树立为全国典范，为江西、湖南其他地区的警察作出了榜样。各省官员们被他们的成绩所打动，秋天回去后便举行选拔性考试，以从中挑选出20个男女去浙江警校接受类似的训练。不管余有多么直接和坦率，他对自己的导师丝毫没有提起浙江警校最神秘的特点之一：虽然警校是个致力于培养正规警官的省级机构，但它实际上也是戴笠自1932年建立起来的全国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警校校长赵龙文就是戴笠的一个特工，而且全校所有的政治指导员都是特工处的干事。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戴笠和浙江警校戴笠在1932年夺取了对浙江警校的控制权。当时第二届正科学生刚刚毕业，住在雄镇楼30号的校友会宿舍等待分配。利用蒋介石授予他在浙江警校特训班的“政治特派员”的权力和与政府直接的无线电联系，戴笠带了一队特工驻进了警校。这队特工中有王孔安、毛人凤、毛宗亮、赵龙文、胡国振、谢厥成、罗杏芳和刘乙光，他们在那年假期里完全控制了整个学校。王孔安被任命为政训处书记长，毛人凤任秘书，而毛宗亮则充当了通讯官员。其余的人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到了1932年秋天，戴笠在政治处的外表下建立起一个秘密特工特别训练班级，分成甲、乙、丙和通讯班。每个班级的学期为6个月，由2到30个人组成，他们将是特工处的基干人员。于是，“军统后期的许多高层特工分子”——在1940年代中这类“高干”中有毛森、肖勃、杨超群、阮清源、丁默、章微寒、娄兆元和黄雍——在1932—1935年中都在浙江警校接受过他们最初的地下训练。乙训班由每年从警校毕业班里挑选出来的30个学生组成。他们的班长是刘乙光，也是该期班的政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毕业生被派到蒋介石警卫组当便衣特工。三班，或丙训班，是培训掩护人员的，即女特工。从警校毕业生里挑选出来的6个女生被送到特训班，该班由警校正科的女生指导员章粹吾主持。这些学生在分配到特工机关当“掩护关系人员”之前，专门学习理发、烹调等课程。一班或甲训班，是几个培训班中最重要的，其毕业生被分配到特工处当骨干，在头头的领导下直接运作。戴笠在名义上是训练班的教官头，一班由警校的二班和三班的毕业生和已经在特工处当现行特工的人员组成。实际教官头是余乐醒，他指导在雄镇楼30号的训练班，他也教特工理论和如何使用毒品及吗啡的课程。前共产党员谢力公教军事地理、国际间谍和密码；李世璋教政党及其派系；梁翰芬教痕迹学；殷振球教爆破学；管容德教速记；叶道圣教情报学；朱惠清教看相；王文钊教摄影；金民杰教擒拿；刘金声教国术；曾惕明和黄泗钦教驾驶；谭金城教骑马术。日文课由霍淑英和一个叫山田一隆的日本人负责。主要的课本则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在苏联留学过的王新衡，翻译了两本俄语书：《格伯乌》（即GPU）和《契卡》。学生们还读顾顺章（共产党在保卫方面的头目，1931年在汉口向陈立夫和徐恩曾领导下的特工处叛变，后来投奔到戴笠手下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顾顺章关于布尔什维克秘密特工的知识，由于他在共产党乡村和城市支部当联络负责人的实践而完善起来。实际上，前军统官员们认为顾的信息对戴笠如此宝贵，这也许是他丧命的原因。据他们说，顾顺章作为最大的共产党“叛徒”加入“中统”不久就被谋杀了。虽然杀手从未被获，但研究中统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刺客是陈立夫派的。因为陈立夫不能原谅顾向戴笠献计，于是陈要防止“间谍王”向这个共产党人榨取秘密。但陈立夫对此否认，他向本书作者提示：必须除掉顾顺章，因为他是个杀人狂。到了1935年，浙江警校完全处于戴笠的控制之下。但同年，蒋介石宣布将浙江警校与江苏警校合并，成立一个“中央警官学校”。这个合并对戴笠来说既意味着挑战，也带来了机会。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中央警察学校蒋关于创立一个中央警校的决定，是出于要用一个全国性的警察制度来联合地方控制系统的远见。1936年蒋介石召集了一个“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讨论地方警察的治安问题。会议的背景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领导之间对维持保安队的长期争议。地方官员自然偏向保存由他们自己资助控制的地方武装，而中央政府的代表则反对保安队，他们力争成立一个由新的国民党政府领导和培训的正规警察部门，但要地方出资。蒋介石在听取了两边的意见后，决定采用警察制。正如余在给涡孟署长的信里说的那样：“现在委员长非常关心在中国改善警政的问题。他要取消所有的保安队、宪兵，等等，而把维持内部治安的责任在三年内交给警察。”行政院积极地通过了这项要求各省在警政司规定的原则基础上提交警察改革计划的提议。警政司宣布：第一，在1936年底以前取消保安队，并在三年中将他们的职权逐渐移交给正规警察；第二，在解散保安队的同时，将它的资金转到县警察部门；第三，地方警察的各种级别制将尽量统一；第四，在无力供养正规警察的贫穷偏僻乡村地区，执法权将归前保甲互助单位；第五，为提高警察素质，对警察服务人员的要求将逐渐提高，小学毕业将是受雇用的起码条件；第六，警察的月起薪将为10元；第七，高级警官将一律在新中央警察学校学习；第八，正常的警察招收将从各省市的训练班中挑选；第九，被解除的保安队的武器将转到正规警察部门供他们使用。显然，这个自上而下合并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央警察学校，它“受命把旧保安队的某些部分取消后将其改变成警察”。正当这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取代各省的地方机构时，浙江警校关闭了它的大门，并把它的第五届学生转到了南京。现在，赵龙文的学生（也就是戴笠的学生）名义上是中央警校40岁的校长李士珍的学生了。李士珍是中国的首要警察专家。李于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浙江保安队当过队长，1931年在日本警察学校完成正科训练。1935年，李士珍率团去欧美19个国家考察他们的警察制度，回国后被任命为南京的“警官高等学校”校长。1936年9月，他接替陈立夫在新中央警官学校任教育长。李马上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校园。他在南京郊外麒麟门附近选了一个地点，在那里盖楼房、建设备，并招收学员和学生。学员班分批调自各省、市、县原有警官再加以新式教育：如指纹、户口、侦讯、擒拿、追踪、交通、信号、警犬训用等……学术，修业期半年；学生招考高、初中程度学生，施以警察各科教育、思想政治训练、外文教学、军事常识操课、体能训练等。修业期三年，旨在革新警政。同蒋介石一样，李认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有一支出色的警察力量。他对中央警校1943年毕业班的学生说：“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新国家，那你首先得建立一个新社会。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首先必须建立一支现代的全国警察力量。”李士珍还把行政领导与学术结合起来。他从欧洲回来后发表了一篇有关世界警察制度的重要调查报告，并且出资和主持了“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可见他的业务资格无可挑剔。然而，戴笠还是一心要在中央警校内（学校坐落在南京郊外一幢价值25万元的“巍峨的”新大楼里，用争夺警政训练权来排挤李士珍。于是，为在学生中贬低李士珍的权威，戴笠让自己首先成为“校务委员会”的成员。然后，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特工权力，在警校内建立了一个特工委员会，自任主席。特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王固磐、酆裕坤和赵龙文在内他的弟子和亲信们。而且他还把前浙江警校教官如胡国振、卢振纲和余秀豪安插到新中央训练机构的教职员中。还有，为了使自己掌握学术专业权并与李士珍的警察科学组对立，戴笠还成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该学会踊跃地介入与李士珍“中国警察学术研究社”的各种辩论中。李士珍的全国警察制度改革是建立在涡孟的柏克莱调查问卷基础上的，为在竞争中战胜李，戴笠需要在内政部的国家警政政策上获得控制手段。为此，他把酆裕坤安插到中央政府中管理各省警察项目的警政司司长的位子上。警政司“负责计划、领导和监督全中国的警察”。在这个位子上，酆裕坤“控制了省属民政厅的警政科，掌握了警察系统的人事权”。他还在首都警察部队内部安插了戴笠的秘密特工支部。在酆裕坤晋升的时候，他在柏克莱的同学余秀豪被安排到警政司负责警察教育、防火、外事、刑侦和“特工”各科当中。在给涡孟的信中，余把他们的新职位当做柏克莱警察改革的胜利的象征。他说：“从此以后，整个警察管理和教育都将完全由V-人控制。”既然那时“柏克莱的V-人”都是戴笠特工处的特工，中央警政控制的一些方面就落到了戴笠的特工手中。结果，在1936—1937年期间，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通过操纵内政部训练项目和人事安排，将其影响扩展到了九江、郑州、武汉、洛阳等城市的警察局。酆裕坤在这个扩展中起了绝对关键的作用。作为内政部级别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时候只要戴笠需要用中央政府的司法权把正规的警察单位变成秘密特工队，酆裕坤就可以把自己单位的名称借给他使用。这一点在抗战爆发后尤其明显。1941年，戴笠要把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扩充成一个大队，并把它置于前上海站头目沈醉的领导之下。当戴笠把这一要求向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发去后，唐自然向内政部警政司请示。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是军统特工，这个司也由军统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个电话给酆，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酆在电话中诺诺连声尊命办理。于是不到一星期，戴笠的助手和门徒沈醉就被任命为重庆侦缉大队队长。唐毅本人是戴笠接管四川警察过程中强有力的关键一环。唐原是刘湘总部情报处处长，后被任命为四川警备司令部谍查处处长。虽然唐有大烟瘾，而且是哥老会成员，但他因向省政府书记王缵绪提供了一个讨其欢心的妓女而得宠。他被指定当王的特别助理，从此便跟戴笠联系上了，后者把他当做一个正规特工。1938年，唐毅是改革后的成都警察局局长，这就在四川执法核心内给了戴笠充分的自由。中国秘密特工从法律教育机构中招收特工的计划，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察长培训项目同步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有的长处是，二者都有着在地方执法机构中普及警察专业化的目标。余秀豪向涡孟汇报说，从1936年9月15日起，在南京，“全国各地的高级警官将在警校接受速成复习培训”，而其他警官将于夏季在庐山参加一个特别训练班，那里的教学大纲是余编写的，其中包括涡孟关于美国警察系统的教科书。除此之外，还有余秀豪的讲座，到全国视察，以及酆裕坤频繁“强调警政的重要性和人民与警方合作的必要性”的广播，以及内政部警政司引进美国最先进的鉴定中央化和记录存档程序化方面的措施。例如1937年初，酆裕坤与艾德加·胡佛联系，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何整理和处理指纹。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央指纹局。引进最新的警察技术，将确保现代化的管理效率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地方上的半军事化体系进行全国性控制的目标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回国留学生对改革的热忱，正好与蒋介石要统一他自己的控制，要把警察和军队当做他政府统治的两大羽翼的决心不谋而合。作为中央警校的校长，蒋介石在1937年对毕业班的学生说：我们的国家有两股重要力量，军队和警察。一个用于国防，另一个用于治安。就像一架飞机要有双翼才能飞行，但因为现代警察责任范围的复杂性，因为他们是惟一持续与公众保持联系的公共人员，所以警察的职位对我们的社会甚至更加重要。作为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民国的警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了中央集权。但作为一个制度本身，警察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工具。蒋介石全面发展警察是为了抵制地方上的军事竞争。但他也狡猾地用此来支持他的随从们在全国执法系统中的相互斗争，以防止他们为个人官僚利益而滥用司法权力。在与李士珍争夺对中央警察学校控制权的同时，戴笠还与陈立夫争夺对邮电检查的权力。这些官僚暗中斗争的结果最终都无疑取决于委员长的支持。到了最后，尤其是在政府情治机构和军事系统的秘密特工相互之间，为了争夺优势而激烈斗争的时候，还是戴笠对主子的个人效忠最起作用。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争夺资源虽然中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最终以革命的群众路线告胜，但在戴笠和蒋介石所经历的时期，政治统治的关键似乎既在于通过现代技术和组织纪律来保证效率，也在于建立或者培养文化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要想迅速有效地达到政治目的，与其靠一群目不识丁的贫农大军，还不如拥有一批相对人数较少，但有组织、可以信赖、掌握着现代技术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具有很强控制能力的信徒。我们已经看到，控制中国的警察力量是戴笠一贯想要占据的资源之一。因为警察为他的秘密特务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也因为地方公安局为他渗透到城市的政治体系铺垫了道路。有人声称“到了1933年全国重要城市的警察人事都在戴笠手中”，虽然这也许有点夸张，但从1932年起，戴笠的影响便开始惊人地渗透到许多公安机关中。但是戴笠从来不放弃竞争。整个这段时期，他的权力是逐渐增长的，但总受到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制约。他们也指挥着自己在党内的秘密警察——在蒋介石于1938年改组了特工后，它被叫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中统除了自己在中央、省市和地区的机关以外，还管理交通部统计调查局、财政部税务局、内政部司法人员培训机构和县长培训机构、外交部外交俱乐部、教育部和中国驻外机构的特务，局长是陈果夫的外甥徐恩曾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美国学习电气工程。在徐的眼里，戴笠的特务处不过是个由草莽和大字不识几个的流氓组成的团伙，除了放火杀人之外什么也不会。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陈氏兄弟但若从徐恩曾的叔叔们即陈氏兄弟的角度看，戴笠的特务处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用来抵销他们的秘密监视力量的。例如，约翰·卡特·维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1942年报道，“(戴笠的)组织有时被用来制约CC派控制的党内警察，它表明了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用制衡来保持各派力量的均等。”陈立夫自己宣称，对戴笠独立的秘密特务的存在，他只是在它正式成立了两年之后才听说。直到1934年，陈立夫以为他作为中统（先在他和他兄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后直接归军事委员会管）局长，是情报活动的惟一领导人。他所知道的是，戴笠是蒋介石的一个特别警卫，负责蒋的个人安全。“无论蒋先生到哪里，戴笠都派人去做预先准备。个人警卫的头子的地位非常敏感……警卫中也有间谍。”但当陈立夫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时，他发现戴笠培养了另一个独立的、与他的组织平行的秘密特工机构，而且是奉蒋介石之命。在我把中央调查局交给徐恩曾不久后，蒋在没让我知道的情况下要戴笠领导一个单独的机构。你看，当只有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时，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想蒋先生要用其他机构来制约我们。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戴笠的机构。我是怎么知道的？戴笠对别人说蒋先生分配给他调查工作。中统局的人对我说戴笠变得活跃了。我局里的同志们自然不高兴。他们感到蒋先生不信任他们。我这么对他们解释：我们的工作是中国人所谓的“耳朵和眼睛”。我问他们人有多少眼睛和耳朵。当然是两个。所以，我说，执行我们的工作得要两个机构。我对他们说别对这个并存的组织存疑心而要与它合作。开始陈立夫对戴笠的活动假装视而不见。他回忆说：“我假装不知道。后来蒋先生下令所有的事情都得经我之手，但尽管他这么命令，体制并不这么百分之百地运作。我不在乎。”实际上他很在乎。他后来坦率地承认。我被置于一个困难的处境。如果我不向蒋先生打听戴笠，那就显得我工作不得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我问了，又显得我多心。总之，几个星期后我发现了戴笠的情况，我对蒋先生说戴笠说蒋先生要他做调查工作。我问蒋先生这是否属实。他好像很尴尬。他说戴笠在做某种工作并要我指导他。这使陈立夫处于更艰难的困境。说穿了，谁愿意负责限制戴笠危险而惨暴的工作？我对知道戴笠的机构并不十分积极。为什么呢？我对这类工作已经感到十分厌倦。我去见戴季陶先生。我只要有问题，我总是去找戴先生谈，他是个思想非常深刻的人。他总是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对戴先生说我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工作。他提醒我说当一个人进了庙——戴先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会看见微笑的大肚子弥勒佛菩萨，但在他后面的人会看到他捧一杖吠陀经。当他向庙再走近一点，他会看见一个微笑的如来佛坐在中间，但从两边看去，他会看到十八罗汉显得凶恶并把持着各种武器。这意思是：我善良而微笑，但你要是不听话，我持有一巨杖；你最好小心些！戴先生对我说我最好还是做这个工作。要是我不做，谁来控制这些掌有强大武器的人呢？他把这工作比作一把利刀。当它由别人来掌握时，也许会非常有害，但假如由我的人来看管，他们就不敢做坏事了。我能够减少危险。没人更合适这个工作了。戴先生先是谈了解决问题的总原则也谈了我很和善的事实。我就像弥勒佛。他的意思是这是领导凶恶的人所需要的类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陈立夫可能对蒋情报组织并行竞争的制度颇为不悦，但他的战略家本能对制约平衡还是非常欣赏的。当然，蒋先生信任戴笠。负责这样工作的人必须绝对可靠。假如戴笠稍涉及哪怕是最小的麻烦，那也将是灾难性的。从一方面看，蒋先生监视他，从另一方面看，他要我也监视他……我自己的看法是，戴笠绝对可靠，但加倍检查、小心谨慎总没错。自然，陈立夫对戴笠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控制力值得怀疑。“我实际上有没有指导戴笠的机构？当出现重要问题时，我跟戴笠一起商量并指导他。”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联合机构事实上，陈立夫的控制是相当间接而且带协商性的。在1935年的某个时期，一个特别秘密委员会（也叫密查组或调查组）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成立，它专门协调蒋介石的情报活动。据陈立夫说：在1935年建立的一个联合组织是为了促进协调中央和军事的调查局。它直接归蒋先生领导。我是联合组织的头。我的副手是陈焯，他在军委做过重要工作……这个联合组织由三个科组成。第一科由徐恩曾领导。它的大多数人员都在组织部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有现任职位。二科由戴笠领导，他们大多数人员的工资来自于军事机构。三科，由丁默领导，相对比较小。它有特别资金支持。一科负责所有“不带军事性质的反共工作”，带军事性的归二科管。戴笠的机构或工作组属于军委。它的任务一方面是保护蒋先生，另一方面是执行蒋先生布置的任务。这逐渐朝着军事方向发展了。戴笠的人在军队单位和军事组织里并在一些军国主义的领土上工作。但是，这个机构也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人。他们的工作属次要地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消灭在军队里替共产党或日本人工作的间谍。三科负责国际情报，尤其是关于日本的情报。这个神秘的、“没有名字”的“联合组织”的任务是协调各个科或局的活动，尤其是中统和戴笠的“特务处”之间的活动。协调是通过每周由陈立夫召集的“讨论战略大纲”的会议执行的。设立这个联合组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两个局经常在办同样的案子。我们要通过联合组织把结果具体化使相互核对成为可能。当然，有时，重复也是必要的；因为两个局都被分配管理一些案子。联合组织的名字叫什么？两个局真正重要的人……这是一个私人关系问题。该组织也许还审阅了一些个别机构的报告，尤其是当他们在处理蒋介石同时向两个局的人布置任务的时候。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陈氏兄弟对戴笠的秘密特务都瞧不起，认为他的人过分地依靠残暴和恐怖手段，针对敌人的运作程序又太缺乏精确的判断力。陈立夫一般在大学生中为中统招收人员，而且常常雇用曾在苏联受过训的前共产党员做他的特务，理由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敌人的世界观。尽管戴笠后来掌握了余秀豪和其他人从美国带回来的，或由梅乐斯将军和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最新的“科学”调查技术，但他却永远无法摆脱其残暴无情的形象。用维森特的话来说，戴笠在别人眼里一直是“国民党后期压制倾向的个人体现”，没有陈立夫那种精细微妙的耶稣会般的名声。戴笠知道陈立夫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在他的局暂时与中统合并到了中央军委第二处后。戴笠从未饶恕陈立夫那时对他的“藐视”，尤其是在他手持帽子接受检查的时候。从那以后，他多年一直怀恨在心。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邓文仪与南昌机场纵火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黄埔同志们中间，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是邓文仪。我们已经看到，邓文仪是蒋的一个“狂热信徒”，他反共的坚决态度使他到了经常唾沫四溅、胡说八道的程度。在黄埔圈内，他被认为是最疯狂的“清党”鼓吹者，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拥蒋有功，被任命为总司令的侍从室长。他死心塌地，哪怕蒋有时对他不好，他也还总是站在领袖的身后，虔诚地为其主子服务。他积极地在其他黄埔学生中筹款以出版蒋介石的文章，同时起劲地印刷各种“剿共”手册，如《“剿匪”手册》和《“剿匪”主要文献》。1932年之前，邓文仪在侍从室的位置对于控制反共间谍来说十分关键。戴笠组织的日常报告总是送到侍从室第六组去，这个组由邓文仪控制。1932年后，邓掌握了南昌行营总部调查科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机场纵火案使邓文仪的权威受到挑战。一架正在南昌机场修理的军用飞机着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机场的营地和楼房，烧毁了整个机场，那是蒋介石持续轰炸江西苏维埃的基地。邓文仪的调查科奉命调查此案。与此同时，上海报界的传说是，纵火是航空局的官员干的，目的是掩盖他们贪污国家资金的痕迹。但邓的调查组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根据，于是他们就此向南昌发电，而这份电报被截收后向报界透露了出来。上海报纸立刻发表了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摘要，并指责邓文仪接受了航空局的贿赂而掩盖整个机场纵火案的真相。尽管邓文仪本人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们为了控制航空局而制造的阴谋，但他无法向蒋介石证实他的无辜没有太多的纠缠，总司令便下令开除了航空局的官员，解除了邓文仪所有的公职。戴笠马上接管了邓的反间谍角色，把自己的特务处与南昌行营的有关科合并，于是他总算让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规军事供给制。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扩充特务处这时戴笠已经在中国26个城市建立起地区性特务单位、省站和基层的组。在南京租界地区、铁道通讯组和财政部密查组也有特务单位。在南昌机场纵火事件和邓文仪被贬黜后，戴笠不仅接管了南昌卫戍部队的调查部，而且马上开始在中国军队的所有治安和宪兵机构里扩展他的特务组织例如在宪兵总部，他设立了梁干乔和张炎元领导的政训处。他从自己的特务中任命了“政治训练员”，安插在各个宪兵连内。各省的保安处还奉命成立谍报股，股长是该地区特务处的头目。戴笠最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它在名义上由赵世瑞领导；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由吴乃宪、翁光辉和王兆槐先后任大队长；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由翁光辉任股长；京—沪、沪—杭铁路局警察署由吴乃宪任署长；最后，他还控制了禁烟督察处密查组。而且，到了30年代末，大多数省公安部门训练科和侦察队的重要运作部门都把南京的特务处当做他们自己的“总处”而直接向它汇报工作。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改组之后，邓文仪还是继续当力行社的助理书记，但他失去了自己在秘密警察领域中的机会，甚至也许失去了对那方面的兴趣，而且整个转向了宣传工作，1936年，他又当起了复兴社的书记长，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话说，他准备像戴笠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希姆莱一样，成为它的戈培尔。“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戴笠不喜欢被比做希姆莱。在寻找自己合适的角色上，戴笠是个戏剧性的大师。在这个生活阶段，他喜欢把自己比做孙子眼中的间谍大师和战略家：为政治车马开道，让国家列车在他身后平稳地前驶虽然后来他发展了一套比较周全、深受儒家影响的关于特工职业道德的理论，但在1934年他的指导思想只有四个要点。他用手迹形式散发给他的同事们四个要点：1.坚持三民主义；2.运用推理，讲究理性；3.培养感情维系；4.遵守纪律。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戴笠对领袖的忠诚这四个要点旨在培养对领袖个人的感情。在1932年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地体现出来。跟纳粹元首一样，不论蒋介石是否在场，都会受到人们致敬，并伴随着鞋跟有节奏的撞击。“1933年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每次会议上只要提到委员长的名字，人们便会起身立正。”所以戴笠的特务处总部大会堂里装饰有强调理解领袖的担子和对他集体支持的感情性口号：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戴笠勉励他的特务们采取一种强调个人能动性的哲学：“要具有死的意志，干的决心！”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他们在同时又被告知，要被动地即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意志：情报人员不得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应当把领袖的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领袖的概念对戴笠的世界观特别重要。它包括了不同的传统观念。一方面，蒋介石的弟子们、前黄埔军校毕业生，对他们的校长保持了崇敬之心。但这种忠诚超越了孔学范围，它要求总司令的追随者们抛弃自我。蒋介石对弟子们的要求结合了19世纪末曾国藩“强健孔教”那样的狂热的忠诚，主张建立在现代军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约束。蒋把自己树为这种约束的榜样，其信徒必须自觉地效法领袖严格的自我控制和永恒奉献的高标准。他们得在对领袖事业的服从，在完全献身于领袖的过程中，通过领袖本人对他们的赞许，直接地、逐个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对干部们作的“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话中，把这种对“领袖的信仰”与国际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一切事情要他领袖来最后决定，我们现在就要认定中国非有一个领袖，非大家绝对信仰这一个领袖，不能改造国家，不能完成革命。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个人，除这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所以一切的权力和责任也都集中于他领袖一个人，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我们哪一天入了这个革命的团体，亦就自哪一天起将我自己的一切权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给团体交给领袖了！绝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大家回去要拿这个意思切实告诉一般同志：现在革命不能如从前一样散漫，第一就是要问你有这个对领袖绝对的信仰没有？能不能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给领袖？既做了这个革命团体的一分子，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然后我们这个团体和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一方面党员要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领袖，另一方面领袖不仅对于革命和整个团体要负责任，就是对各个党员所有一切的事情，也要负责任。不仅对党员本身的事情要负责任，就是对党员的家庭的事情，也都要负责任。不仅是对党员生前的职责要负责任，而对于他身后的一切善后抚恤，尤其要负责任。总之，只要你真能信仰领袖，尽忠团体，努力革命职务，其他所有公私一切，都会由领袖来负责，团体来负责！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再也不要患得患失，恋家惜眷，愁穷叹苦，或是怕自己牺牲了以后，家眷儿女没有人照顾，身后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办理。总之，党员个人的一切，无论他生前与死后，自有团体和领袖来为他负责，自己不要再为自己个人来打算，要完全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为领袖而努力！这便是当初使这批忠实的追随者们进入秘密组织力行社的目的，对于后来并入戴笠的军统当中的特工部门来说，这是个必须永生铭记的信条。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家规戴笠是蒋介石的秘密替身，他像传统中豪门的“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戴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组织是个“大家庭”，强调模范团体精神的重要性。他表示要亲自对部下的生死承担责任，以换取他们对特工工作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在特务处1935年1月初于杭州西湖畔召开的一个集体讨论会上，虽然采纳了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戴笠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秘密特工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仁”和“义”、“忠”和“孝”的概念上。“我们的同志们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戴笠是这个秘密组织的家长，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级，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传统家长身份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戴笠是以一种贵族主人的过于殷勤来对待他门庭中的“贵客”的。戴笠经常引用古语“士可杀，不可辱”，尽量对他周围精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和来往的学者们体现自己的仁慈和关怀，但他对自己的学生（也就是所有从特训班出来的人）和下级，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并以极端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对违反他规定的人，戴笠以三种形式给予惩罚：口头警告、禁闭、由行刑队枪毙。尽管他讲究礼仪，但他是个极易发怒而尖刻的人，这也许是他故作谦恭的姿态和本能的意志之间的不协调所致。他经常发脾气，发起来便会破口大骂，斥责他的部下破坏了他的“家规”。这些规定代表了家长对他的家人发布的指导个人言行的命令，包括禁止赌博和麻将，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战中禁止结婚。据奥利佛·卡维尔（Oliver Caldwell）说：常奇怪的是，戴笠对部下受女人影响感到嫉妒。他自己的组织里有女人，她们既是秘密特务，同时也照顾他的部下生理上的需要，但他强烈反对婚姻或永久结合。戴笠引用《汉书》里的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此禁止军统的男女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在局内或局外结婚。为了执行他的规定，戴笠在特务处内部设立了一套复杂的监视系统。大量的人员被分到柯建安领导的督察室下的内部督察职位上，他们的职责有重复性。这个指挥连锁系统显然直通戴笠本人。所有内部监视机构的报告都由戴笠本人亲自审阅，不管报告人的级别如何。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违反了“家规”，便会遭到斥责，然后接下来便经常是在戴笠的监狱或集中营里关禁闭。关押的时间不限，尽管戴笠对“绅士”们非常礼貌，但没有人、哪怕是他组织里级别最高的人，能够逃脱惩罚。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军统的监狱系统对戴笠的监狱和集中营值得研究一番。蒋的将士们解除了新四军的武装并将他们逮捕投入了集中营（叫做劳动营）。有一段时间，不光是戴笠（他被讥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正规”秘密警察，而且连国民党的警察都在抓人。据说集中营有十几处，它们不仅用来囚禁共产党员和企图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的学生，而且还关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党派”的代表，以及那些仅仅因为批评了政府的人。这些监狱是“塞满了受过刑法而奄奄一息的男女的囚笼，这些人有的在里面多年，而且本应根据1937年统一战线的规定予以释放的”。后来陈立夫对一个采访者说：有多少被捕嫌疑分子被送到那些机构去？大多数。我认为结果怎么样？很好。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昏了头的。一旦被抓住，他们就出不去。共产党员使用各种手段：金钱、女人，来拽人“当新成员”。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是因为暂时昏了头，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从我与你的对话中。共青团？不见得。我看到过许多左翼青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结论。其他审问过嫌疑犯的同事们也这么看，如张道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使用改造机构。这些是中国机构——苏联人不会使用它们。他们的政策是要么用要么杀。最凶险的监狱包括狱长何辑生管理的益阳监狱、周养浩狱长的息烽监狱、福建建瓯由曹飞鸿看管的“东南看守所”和西安蒋坚忍的“东北青年劳动营”。东北青年劳动营是根据总司令1940年2月1日的命令设立的（见附录1）。它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战争干部培训军第四团的特训纵队的编制。特训纵队的队长是萧作霖，后来被蒋坚忍将军取代，蒋被命名为集中营的“教育长”。有300多个高中生和大学生被地方政府、第三十四军和山西国民党机构逮捕，被列入三个“大队”。他们每两周一次的政训课意在驳斥共产党在延安抗大宣传的观点。接下来的三年里，劳动营持续扩展了各种功能。1944年它被组建成西北青训纵队，但仍在胡宗南的总体领导下。集中营的确存在。除了对付政治上任性的青年以外，它们还是戴笠内部惩罚制度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早在特务处创立初期（上海特务站开始扩充的时候）就开始了。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和不听话的部下，戴笠在南京一个连他的高级特务都不知道的秘密地点设立了特别监狱。上海的犯人被送到火车站，他们不带手铐，但脸的下半部被用棉纱口罩遮起来，而且戴上墨镜。他们几乎全部受到酷刑，有的甚至终身致残。通常，被捕者的一只鞋里会被布满钉子，使他们靠着负责押送的两个特务之中的一个踉跄着走路。他们从来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里坐进夜班车，然后在开车时被塞进没有厕所的卧车车厢里。到南京的一路军统押送人员都十分紧张，因为连他们也不清楚他们自己是否会被送去坐牢。一旦到达地点，便与秘密警察在车站外碰头，交接他们押送的犯人，然后，要是他们走运的话，就可以离开了。而许多倒霉的军统特务则恰恰是在他们把犯人交给军统接收委员会的时候自己也被捕了，然后他们在戴笠的监狱系统里待上多年，如果他们想最终出狱的话，他们被命令在监狱里收集政治犯的情况。像周伟龙、余乐醒或谢力公这样的军统高级骨干起码被关过一次。戴笠的一些最精干的特务，如许忠午、楼兆蠡等甚至被关过八次监狱。只要戴笠乐意，他可以随时给予第三种制裁。戴笠可以任意对人判处死刑。戴笠本人可能也面对这种危险。他的领袖以杀人成性著名，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人们曾悄悄传说“他喜欢杀人”。如1941年，在军统被处死的几百人中，有30多人是因为违反了军统纪律而被处死的。不过必须理解，戴笠的惩罚并非胡来。在他自己的组织（说到底这个组织是由一批野心勃勃和难以驾驭的冒险者组成的）内部，犯错误的人知道会受纪律处罚。他们显然明白自己的错误或违纪行为和戴笠制裁的关系。事实上，他们知道这是由蒋介石亲自监督的内部纪律惩罚制度的一部分，但这个制度从头到尾都由戴笠个人执行。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就是例子之一。像行动组其他有经验的枪手一样，王也是河南人，但他家住在北平，他在那里也有一处住宅。1934年王为局里的事去张家口，所以当北平发生“惊人”的谋杀案，并被认为是天津站的特务干的时候，他并不在。后来在北平侦缉队宣布破案后，关于此事的新闻风波才平息下来，但谋杀案的真相细节对公众来说则是个谜。在北平还被这个案子的新闻搞得晕头转向时，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收到了戴笠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让他为这个特务头子在北平租一个旅馆房间，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戴笠到达的当晚，两个人从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买了外卖的食品带到戴将军的房间晚餐。在晚餐时随便谈了谈后，戴笠便详细询问了陈恭澍关于王天木的情况，那时王还在张家口。当陈准备走的时候，戴笠说：“我在这儿等着天木从张家口回来。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谈谈。我准备离开北平的时候会打电话通知你的。”次日王天木从张家口回来了，当晚戴笠通知陈他准备回南京。陈到火车站去送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已把王天木逮起来了。这之后王天木没有回到他在天津的职位上。相反，王子襄被指名取代王天木站长的职位。一个月后，戴笠电报命令北平站“护送”天津站书记、王天木的前助理，回南京结案。这样，天津站行动组就解散了，其他外勤特务要么辞职，要么受到处罚。戴笠向蒋介石写了个关于这一案件的特别报告。据戴笠的私人秘书毛万里说，整个报告只有几百字长。但戴笠为此整整花了一个夜晚，从傍晚到天亮，一笔一画地写这个报告。戴笠扼要地叙述了这个事件，含蓄地指责前天津站站长，然后列出了王天木以前的功绩与成就，最后向蒋建议三点：一，死刑；二，终身监禁；三，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蒋采用了第二个建议。王天木于是被监禁在老虎桥供特务处使用的“丙地”军事监狱。“丙地”专门关押长刑期犯人，王天木在那里一直关到沦陷时戴笠才把他放出来，派他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戴笠的秘密警察工作实际上是终身性的。你一旦成了特务处或者是后来的军统局的成员便再也不会被解职，也不能辞职。谁要是向戴笠请求允许退休便会冒受长期监禁的危险。特务们相互说：“我们组织里的同志，只有活的进来，睡在棺材里出去。”第十六章 裙带礼仪戴笠为了维持“纪律”而下令杀死的秘密特务男男女女几乎达两千人，可是他们在死后却令人哭笑不得地被追认为“烈士戴笠认为如此被处决的军统特务“用他们的生命维持了集体纪律的尊严和完整”，他们为军统“家庭传统”永恒的纯洁而死他给这些被杀者的家庭及其孤儿寡母一样的生活费、学费及其他费用。而这也是国民党干部家属待遇的一部分，它是蒋介石在1933年福州一次悼念“剿共”阵亡者仪式的讲话中立下的。戴笠当了军统局的正头儿后，每年都要在军统总部召开10天的“四一大会”，由全局内部特务参加，纪念特务处成立周年并悼念死去的特务。会议召开之前，他会向各省市的军统机关“负责人”发出秘密邀请。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代表他们的机关，到达后被庄严地引入大礼堂，在那里等待最重要的悼念者——蒋介石本人。随着年代的推移，“四一大会”变得越来越讲究，仪式也越来越复杂。军统总部迁到重庆后，建起了一个“烈士灵堂”，参加10天纪念日的人会在礼堂里看到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戴笠(左)正在给特务们训话碧血千秋，浩气长存 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由蒋介石主祭，戴笠陪祭，向殉难者（死于工作）和殉职者（病故）及殉法者（因违法而受到制裁）哀悼。祭奠仪式后，蒋介石向在场的高级特务巡视一周。他离去后，与会者会捐以钱物和衣服等表示慰问。然后由戴笠主持会议，向到会人员讲话，宣讲军统成立的过程，讲述最高领袖对他们如何关怀。戴笠讲话完毕后，400多桌的宴会便开始，上的菜都是戴笠亲自挑选的。每次都要祝酒：首先为蒋介石的健康，其次是为戴笠的健康，然后是祝全体人员身体健康。最后，戴笠让值星官叫声“开动”！特务们才坐下开始会餐。宴会上还有文艺节目，由军统自己组织的剧团表演。庆祝会要持续好几天，第一天的庆祝要到深夜后才散场。第二天休息一天后晚上仍有宴会。第三天休息，晚上在军统办事处举行宴会和文艺晚会。第四天分小组讨论工作问题。讨论一般持续四五天。最后一天，戴笠要率领军统局科级以上干部和各地代表向郊外的“无名英雄墓”（墓碑特意不刻名字）献花圈，标志会议结束。会后，戴笠率领各地代表去中央训练班接受蒋介石召见，于是10天的纪念活动便全部告终，各地代表们回原单位。虽然这些仪式严肃的儒家基调被戴笠庄严昂扬的讲话强调出来（尤其在1941年之后），但在此之前他对部下的言论则要简朴实在得多了。人们会对他在10多年前的30年代的一些对话粗俗扭曲的内容感到吃惊。那些对话暴露了他平庸的文化水平，但却显示了他精明敏锐的头脑以及随意歪曲格言和操纵周围关系的能力他那时的语言明显出自一个沉迷《三国演义》传统的人，言词不出“江湖”和绿林帮匪的范围，听上去则像个“幕友”。当然，他比衙门跑腿的要高过一头，但他的语言只是小职员的，而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的。第十六章 裙带江湖最显示戴笠战略眼光、最说明他受封建传奇和草莽智慧影响的一个例子，是1944年春节胡宗南在西安马陵公馆设宴一事。宴会后，大家谈起《三国演义》。胡宗南和他的客人，尤其是梁干乔、范汉杰和蒋坚忍，都从容不迫地从演义讲到孙子兵法。戴笠开始哼哼哈哈，装作不通经典。但在众人鼓励下，他异乎寻常地讲起了他的观点。他说，首先他不像范那样读过这么多的中外名著，也无法从实战角度对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谈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他不是一员战将。但他对孙子兵法的《得间》篇中“得间为主”这句话倒颇有些看法，认为《孙子兵法》是古今超绝的一篇“武经”，篇篇句句都好。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听众说，戴笠谈起孙子来兴致勃勃，讲到“军事间谍”和“军事情报”时更是滔滔不绝。说到底，还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这方面，戴笠的英雄是中国传统上最早的“间谍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孔明）。在他的眼里，诸葛亮几乎是指导刘备如何创建帝国“大业”的神仙。孔明作为魔法大师的本事最生动地体现在小说描写他于建安九年二月（公元231年）出师伐魏一节当中。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与司马懿对峙。他的左右二十四个精壮之士，各穿皂衣，披发跣足，由扮作天蓬模样的关兴率领；孔明在他们的护卫下，用计施法，摆脱了追击的魏兵，令司马懿仰天长叹：“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毛斯·罗伯茨（Moss Roberts）对罗贯中经典著作的权威翻译，是用了毛宗岗的修改本。在该版本中诸葛亮被“神化”了，其梅林般的神机妙算贯穿小说始终。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位中国现代“间谍王”、阴谋诡计的高手对“卧龙”的迷恋。戴笠甚至有点出乎意料地告诉宴会上的其他客人，说他将来有时间要写一本诸葛亮传记。显然，戴笠讲这番话时还得把听众的素质考虑进去。他在抗战前吸收的特务们大都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男女。尽管他再三强调《孙子兵法》里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但在民国时期间谍和反间谍都是名声不太好的职业。许多早期吸收来的特务——尤其是从老百姓中招来的——大都来自社会底层：诈骗犯、打手、江湖艺人、小贩、狱卒、刽子手、窃贼和帮会分子。这些特务经常摇身一变装扮成糖果贩、挑夫、街头小贩、餐馆或旅馆的侍者、家佣、摆报摊的或人力车夫，被派到外面去执行任务。而且，管制文化活动的高级特务们也没有受过当时一流的教育。从现有的关于这些官员的资料来看，这些特务大多数在20世纪初，在与五四运动的蓬勃思想隔绝的环境中接受了地方性的传统教育。当然，戴笠上过浙江省师范学校，该校在1919年以前教授传统文学课程还免收学费，于是吸引了家境贫寒的学生。秘密特工的其他一些要人，从邓文仪、赵龙文到刘培初和乔家才这类中级干部，自幼研习经史，崇拜《三国演义》和《水浒》中的英雄好汉，可以毫不费力地引经据典。可是和那些毕业于上海或北京的大学生相比，这些人不仅在入学考试中缺乏数学和英语的竞争力，而且对文化反叛及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西方化城市生活方式抱着矛盾的态度。跟戴笠一样，这些人的文化世界受了传统英雄好汉和历史典故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又对南京时期的特务处的成型起了作用。戴笠要寻找具有《史记》里形容的“鸡鸣狗盗”的能力，或具备许多通俗小说里形容的“飞檐走壁”的勇猛武艺的人。到了1940年中期，戴笠对这些超凡的武艺仍然非常相信。那时在重庆的军统已经成为由专业密码员和秘密特务组成的机构，配有短波无线电报话机和汤姆森机关枪。戴笠在反复斟酌后邀请了一些道士参加他的组织，还请了一个“功夫”师到局里，把他当做《江湖奇侠传》（当时非常流行的武侠小说）中主角的化身为了寻找“江湖好汉”，军统从浙江中部的山区嵊县招来了强盗绑匪，上海的许多帮会分子和诈骗犯都来自那里。有一次，一个关押在武汉军事监狱死牢里的窃贼被释放出来，接受了几个月的间谍培训后被分配到特务处工作。可以肯定，戴笠在总司令眼里最大的本事之一，便是他启用这些渣滓，将他们变为当局工具的能力。那些年代戴笠对部下战略指示的重点可用五个字概括：裙、办、师、财、干。他对这些词的解释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裙，不能再明显了。戴笠经常说，在“玩政治”方面，总离不开“裙带关系”。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去发现这些关系，甚至去创造它们，然后利用性关系去实现你的意志。而在“外交”方面，则指战国时代周游列国的“说客”，在今天说来，就是军阀们驻上海或北平的办事处处长，专“办”他的事务。这类人是“千里眼，万事通”。与此同时，你得知道如何结识和操纵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各种“师”，就是军师，绍兴军师爷之流，即现在为统治中国军队的将军们当“机要秘书”和“参谋长”的这些人。假如你抓住了他们，其他一切都好办：“上下通气，一通万通。” “财”很重要，它是压阵脚的。而“干”，是指同时做上述的所有事项。“当然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戴笠作为秘密警察头子的本领，也从他会迅速地从一个角色转换成另一个角色的能力中体现出来，而这一点又在于他能够判断出对方的反应和他们当时的感受的技巧。他对人性的了解使他清楚地看到别人内心的阴暗面，而他对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则处之泰然。而正因为他愿意承认甚至迁就自己身上的恶习，他自认为是掌握人类灵魂的大师。戴笠对利用“裙带关系”的热衷也说明了他玩弄女人的本能，至少迄今为止对他持有否定态度的传记作家是这样写的。当然，为了迎合读者的胃口，他们可以任意制造哗众取宠的材料。第十六章 裙带戴笠和女人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