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至少从表面来看，我想露易丝很喜欢做“高贵辣妹”的妹妹。我对她的了解足以让我知道她不会喜欢做我这样的人。露易丝太喜欢玩，不可能成为工作狂。事实上她参加的名人聚会比我和大卫都多。因为当我工作时，我就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社交活动。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社交生活。但当我累极了，十一点钟疲惫不堪地进家门，我问，“露易丝呢？”我妈妈说，“出去了。”这时我就有些恼火了。我确实会想，老天，我忙得头都掉了，而其他人倒出去玩了。但事实是，那正是我喜欢的。我想我可能是三个人中变化最大的一个。不是因为钱或类似的东西，而是因为做一个“辣妹”给了我保持自我的信心。我总是明智而谨慎，但我不是天生的反复无常讨人厌的女人。现在我意识到这只是一种防御机制，它的产生是因为我脸上的粉刺以及我没有朋友。？公园晚会“的前四天是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真是绝妙的安排。没有像我计划的那样外出度个真正的长假（这意味着两周时间），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在”公园晚会“后休息一周。按计划”辣妹“要为双A 主打单曲《怨》和《让爱引路》拍摄影像。似乎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同一时刻。《心神迷乱》计划在8 月14日发行，大卫在这个时候又要回到曼彻斯特，但大部分艰辛的宣传工作会在发行之前做，其时大卫还和我在一起。首都电台和“亲吻”调频台播放这首歌比我们预期的要早，而且很快就热播起来——尽管它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也让我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因为这首歌六周以后才能进商店——电台不停地播，却没有人能买到。尽管问题是有的，但是这倒也是件好事，只是我们得想办法保持这个势头。首先，我们得把影像制作好。影像制作的导演杰克·内华说他想让我用长发造型。他想塑造一个“霹雳神探”般的未来派形象，用一台鼓风机把我的长发吹起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单曲的封面，还有其他一些宣传品，如杂志。“辣妹”巡演的时候我已经让詹妮给我剪了短发，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个发型，因此在宣传品里我只有短短的头发站在头上。因此泰勒——我在“黑人原创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就遇到他了，当时他在给梅尔·B 做头发，现在他给我做——拿来一条一条数英尺长的头发。做法是这样的，他把我的头发分缝，把一条长发剪短几英寸，再把它黏到我的头皮上。花了几个小时。确实是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疼，只是有几秒钟我感到头皮有些冷，但实在是令人厌倦。只是在我们拍摄这部影像时，布鲁克林才第一次看到我留着长发。至少他看见了一个他不认识的长头发女人。他奇怪地看着我。戴恩甚至称我为“犹太辣妹”，“忧郁辣妹”又有了变化。但不容否认的是，长发很适合我的服装，当鼓风机吹起时，看上去真的不错。我们的造型师是个叫威尔·阿迪亚米的小伙子，是戴恩带来的，他为“超凡四帅”做事。而且我知道他曾经与米西·艾略特（美国说唱歌手）、普夫·戴迪（词曲创作者、混音师、制作人、“坏男孩”唱片公司总裁）一起工作。但威尔是个纯粹的伦敦南部人。我不是那种把什么都交给造型师的人。但威尔很不错，有很多非常好的主意，而且一点也不固执，总能接受他人意见。在影像拍摄的间隙，我们拍了一部采访宣传片。因此我们都穿着演出服，化好妆，而我，还有头发。所以人们看了宣传片之后，所有人都喜欢那个长发造型。这真是痛苦。“抓住安特和戴克”（安特和戴克是独立电视台极为成功的演唱新秀节目的主持人）每星期六早晨在独立电视台的SM：TV（后来变成了CD：UK）节目播出。为了在十点钟之前准备好，我和泰勒六点半就得赶到工作室，那就是说，我五点半就得从我妈妈家里出发。我的发型每次都得重新做。我本可以说，别做了，还是回到短发型吧，给我每天省下几个小时。但我知道长发更适合那首歌。与我共事肯定很糟糕，因为正像我爸爸一样，我确信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并不是说我是最好的，我还没那么自大，或者至少我希望不是。只是每件事我都要过问，所以要是出什么错的话，事后我除了自己谁也不能责备。不论是在电视录播室，还是在摄影间，我都要预先知道灯光怎样，摄像镜头如何，舞者穿什么，我穿什么。正是由于我在工作室和舞台上做过一些时候，所以我知道什么造型最适合我，我知道什么看上去不错，我知道什么面料在什么灯光下最出彩。我知道我想具有什么样的外表，我知道我想要怎样的声音效果，我知道我想怎样推销自己。所有这些事我都担心，假如这关系到我的名誉，我会总是为这些事担心，因为我相信这能够说明问题：服装、舞蹈、表演、音乐、以及绝对专业的安排。这一切都需要花时间，因此我总是很忙。过去，唱片发行后，你只是等着它登上排行榜，它极少会直达榜首。而现在，唱片发行的第一周你经常能拿到第一。实际上，唱片公司通常在发行的第二天就知道它是否能在本周日拿到第一。我全力以赴去做的原因如下：洁芮已拿到了第一，梅兰妮·B 、梅兰妮·C 都已拿到了第一。爱玛是惟一没拿到第一的“辣妹”，因为她总是和洁芮撞车，而洁芮就是洁芮，她是铁了心要赢的。不满足于仅仅看到歌迷喜欢谁的歌，洁芮还很方便地在克里斯·伊文斯（英国著名音乐节目主持人，曾经是洁芮的男友）的臂弯里找到了爱情，或者至少是找到了宣传的工具。那一周到处都是洁芮，爱玛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能屈居第二。其实我这么说有点荒唐。有时候，我们忘了在这个圈子里能进入前五名已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了。我、戴恩没有和洁芮撞车，但在制作影像时，我们发现将和一个叫斯皮勒的意大利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一较高下，他的那首歌已在俱乐部里演奏了若干个月，名叫《老一套的喷气式（如果这不是爱）》。它已经出现在了汇编专辑里，这些俱乐部舞曲经常这，样，但还没有作为单曲发行。直到现在，唱片公司才意识到他们埋没了一首冠军曲。正如《心神迷乱》，《斯皮勒》——我们一直这么指代它——是一张舞曲唱片。《斯皮勒》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歌手演唱的。它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知道这首歌，而且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歌与它在同一个星期推出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机会赢。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推后一周，因为下一周有梅尔·C 的歌，两家唱片公司之间有口头协议，我们不能和她撞车。若提前一周，我们将撞上麦当娜。（结果证明，第一周我们比麦当娜多卖出四万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付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至少，我们谁也没指望拿第一。数周的排练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害怕了。我们做了影像摄制的常规工作，也为“流行音乐排行榜”做了常规工作，但在数万名观众面前表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到宣传——电台采访、报纸采访、电视采访——车进，车出，我却很兴奋，我真不知道大卫怎么能容忍我的。7 月4 日：去年今日是我们的婚礼；今年却一如往常，一刻不停地做宣传。那天晚上我们开了一小时的车去伦敦北边的一家健身俱乐部，那是我给大卫的一个惊喜，庆祝我们结婚一周年。我们在那儿做了时间允许的所有项目：面部保健、全身按摩，等等。第二天是大卫为我准备的惊喜——我们新家露台上的烛光晚餐——有点疯狂，因为那还只是个建筑工地，还要等几个月才能完工。他得买所有的东西：可加热的推车、桌子、椅子、白色台布、枝行大烛台、碗、盘子、筷子。由于他没时间亲自做每件事，我妈妈和露易丝得去把家具运回家。到家后，打开盒子，他们才发现是要自己安装的，所以他们打电话叫迪和戴尔来帮忙。我妈妈说有点像“挑战安妮卡”（BBC 一台的一档游戏节目），拿着桌子的组装件、春卷、香槟楼上楼下地跑。但那么做是值得的。天气真好，我们坐在露台上，用五十支蜡烛照明，风总是把它们吹灭，但这太浪漫了。只有我们，俯瞰着花园，想像着完工后的样子。三天后天气转阴，天气预报说天气会更糟，英格兰上空有暴风雨。尽管我们不会淋雨，但观众却没有避雨的场所。会有人不怕麻烦来观看吗？尽管我很紧张，这是我记忆中最紧张的一次，但当音乐会开始，特拉维斯（苏格兰的摇滚乐队，又译“崔维斯合唱团”）唱起《为什么总让我淋雨》时，甚至连我也大笑起来。事实上没下雨，但是云层却越聚越厚。我在骑士桥的曼登林旅馆做好发型，化好妆。到后台时，我才见到其他人。看着我们前面的乐队在表演，我庆幸我们已改了装束；似乎所有的女孩子——从“台阶”到“真命天女”——都穿着桌布式的上衣。在我们前面表演的是“野人花园”，这是两个澳大利亚来的男孩。此时我已紧张到连厕所都不要去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在惊慌中，我听到他们正在唱奇怪的歌词，像什么直到你受伤后才知道珍惜爱情，直到你失去了才知道你曾拥有什么，你的家人比什么都重要……然后就是我们了。戴恩先唱《烦扰》。我能看到的是，舞台上到处都是电线、电缆、坑洞。我一直在想，千万别跌倒了。戴恩和他的伴舞、我和我的伴舞、加上安迪和约翰尼上了台，大概有二十四人。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舞台上，人显得特别多，尤其是你都没机会去排练。当然其他乐队也没有排练。然后我走出来，听到了巨大的声浪。舞台高出地面大约十英尺，我往下看去，看到的是成千上万只脑袋。我以前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过，甚至连“辣妹”演唱组也没有过。就在台下站成半圆形的摄影记者中间有一张我非常熟悉的脸在向我微笑，多迷人的微笑。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举起那台便携式摄像机。这时音乐响起来了。　　　　　　　　　　第二十四章 漫步“绿野仙踪”身穿未来派的白色皮装，金色的腰带，一头亮闪闪的飘洒的长发，胳膊上有一道条形码——那是凯琳——她像往常一样为我化妆——从一只塑料包上剪下来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成了第二天早上的头版新闻，从《观察家》到《世界新闻周刊》。大多数都是非常积极的报道，只有一两家说我在假唱。该死，我当然要假唱。这是一支舞曲，为了让它听起来更像一支舞曲，你得在你的声音上加些电子效果。每一支舞曲都有——包括《斯皮勒》。现场演唱时谁的声音听起来会是那种样子？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乔·米克——我爸爸曾是他的签约歌手——发明了混响录音，曾在他好莱威公寓的洗澡间里为约翰·列顿（英国歌星）录了音（《约翰尼记得我》，1961，你们这些喜欢收集流行音乐的人知道吗？）。现在他们在计算机控制台上做。你怎么看雪儿（美国著名歌星）的歌呢？就连麦当娜也在她的最新专辑中把她的声音做了处理。而且我刚开始做这首歌时，就知道我要加入许多舞蹈。如果你看看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比如珍妮特·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布兰妮·斯皮尔斯（美国红歌星，俗称“小甜甜”），他们跳舞时并不现场演唱。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他们想说的意思说出来，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在“辣妹”演唱组时，每一场演出我都现场演唱——104 场。我总得强调“是的，我会唱歌”，对此我已经厌倦了。但是我的专辑会证明那一点。媒体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表演挑不出其他毛病，而表演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那可不是像根木头一样站在麦克风前面的事。表演是歌迷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而言，他们从我这儿能看到的就是表演。因为那就是我，一个表演者，一个训练有素的舞者，而以前我一直没能展现出来。大约八点半时，我和大卫回到曼登林旅馆，和戴恩以及他当时的女友喝了一杯。我们在等我的家人来，我们要一道去米利贝拉庆祝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科尔斯”演唱组也在那儿。那一周他们事实上拿了第一，因此我和大卫走过去向他们祝贺，并和他们喝了一杯。九点半左右，我的家人到了，我们就离开了。第二天早晨，我接到我的公关助理卡罗琳·麦卡蒂尔的电话。“那么，”她说，“昨天晚上有些喧闹，是吗？”我说，“怎么讲？”她告诉我，她一夜没睡，处理报界得到的一则消息，说我和大卫在曼登林旅馆呆了一夜，我们吵得很凶，在房间里乱扔东西。其他所有的客人都抱怨我们在那儿开派对。后来我们如何被赶了出去。卡罗琳告诉报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竭力让他们不要登报。卡罗琳工作很努力。她过去为范思哲工作，穿着非常时髦，很会处理公关方面的事务。要是没了她，我真不知道会怎样。不论是我、大卫、我父母，还是露易丝，这都不重要，只要是跟我们家有关的事，她都尽力帮忙。露易丝开始做模特，做电视工作的时候就是卡罗琳帮她联系造型师，签合同。但报界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故事呢？他们简直是纯粹和我过不去。我真不能忍受。更糟糕的是，我、大卫和布鲁克林计划好第二天飞往马略卡岛（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岛）度假一周。一切都是用假名字预订的，但前天我们不得不告诉航空公司我们的真实姓名——这是法律——而那儿的某个人却决定拿起电话来将此事告诉了媒体，借机挣几百英镑。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新闻界掌握了所有的细节。他是另一个该获奖章的人，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不仅仅是有麻烦的时候。说到我的个人专辑，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我。我们付他多少钱都不够。（只是开个玩笑，阿伦。）为此我取消了旅行计划。因为我们将要住的不是一家私人别墅，而是理查德·布兰森（维京公司总裁）的“瑞斯丹莎”旅馆。任何一个摄影记者只需花上一顿饭钱，就可以走进大门，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很偶然地，那天早晨我们在哈罗兹给伴舞买香槟时，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英国哈洛德百货的老板，英超球队富尔汉姆的主席）说，如果我们想离开一阵子，可以住在他在圣特洛佩（法国的旅游度假胜地）的家里。我给他打了电话。两天后，我们到了圣特洛佩，但是什么事都不顺。开始是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我们在希思罗机场呆了一宿。太好了。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在圣特洛佩大概有五幢房子。我们呆在一所他为客人准备的房子里。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有厨师、有你可能会需要的一切，只是游泳池边缺一个可以放婴儿的安全的地方。所以每天在我给律师打电话的两个小时之内，大卫只能不停地跑来跑去护着布鲁克林以免他撞到玻璃桌、或是溺水。我和律师谈的是在马克·尼波里特案件中牵涉到的每个人的书面陈述。第二天，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打电话来，说他的孩子们很想见我们，问我们能否到他的游艇上与他们共进晚餐？游艇对孩子友好的程度跟那所房子差不多——他自己的孩子比布鲁克林大得多。布鲁克林像龙卷风一样横冲直撞，我们一分钟也不敢松懈。我累极了，我只希望一切都停下来。我记得有一次在阿尔顿塔的过山车上，对这个东西讨厌了起来，我哭了，我想让它停下来，我想下去。现在我正面临同样的情形。我是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成功的女性之一，报纸是这样说的，而我却连一个该死的假期都过不好。第二天早晨，我给妈妈打电话，不停地哭。后来我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雅典卫城。我太伤心了，甚至都没问她在哪儿。“赶快回家来，”她说，“桑德拉和我会照顾布鲁克林，你别担心。”露易丝和利伯蒂也在家的，因此“兵兵”就可以和“碧碧”玩了。我们正是那么做的。按计划下一周我要和“辣妹”去拍照片。我给办公室的南希打电话，她能听出来我当时是个什么状态。“求你了，南希，看看你能做些什么。要是我再不找个地方度假、摆脱所有这些事的话，我怕真的要崩溃了。”接着传来了她有魔力的声音。“一切由我来处理。你休息一下，我们这边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确信姑娘们会理解的。”回伦敦一点不比离开伦敦轻松。布鲁克林在送我们去尼斯机场的出租车上吐了。结果，我们和出租车司机大吵了一场。即便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不会说法语，但是吵起架来依然激烈。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可笑，但当时，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能回家的噩梦里。两天后，我们又回到了尼斯机场。但等我们的是可爱的洛朗，而不是让人痛苦的法国出租车司机。我所做的就是给埃尔顿打电话。他总是跟我们说我们该“把那个地方就当作你自己的，”但我和大卫不是那种想当然的人。埃尔顿同意我们去，只要我们不介意那儿还会有其他几个人，我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大约有三天的时间。我们每次去总是住同一个房间，与游泳池在同一层。最好之处在于这地方完全是私人领地。现在，在法国，未经允许在私人领地上拍照、并在英国刊登是违法的。埃尔顿所说另外的客人原来是帕特里克·科克斯（英国名鞋设计师，生于1963年）和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英国著名电视播音员、编辑）。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约翰的好友）在那儿为我们作了介绍。第一天我们就遇见了他们。我们走出房间时，他们已坐在游泳池边了。帕特里克·科克斯绝对是个可爱的人，是大卫·弗里希的好朋友。我们以前见过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开始的时候她让人有些不安：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高；一头深红色头发。我们绕过游泳池走向我们的椅子，这时她站了起来。她穿的是“路易·威顿”牌游泳衣，戴着大大的范思哲钻石耳坠，脚上穿着一双五英寸高跟的装饰着红宝石的鞋子，一双时新的短袜往下卷到了脚踝处。她是多萝西（《绿野仙踪》中的女主人公）。她简直就是《绿野仙踪》里的那个女神。而我在想，天哪，我在这儿有点寒碜了，我穿着一双耐克软底运动鞋，身上的比基尼在洗衣机里洗的次数太多了，已失去了原来的色泽。下一个来的偏偏是琼·柯林斯（英国女演员，已年届七旬）。他们都将参加当天晚上的一个派对。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珍妮特·斯特里特- 波特才穿着那双鞋——埃尔顿三个月前在纽约给她买的，她要穿这双鞋参加派对。长话短说，琼·柯林斯为了游泳来得比较早，她在游泳池里来来回回地游着，戴着大大的黑色太阳镜，涂着红色唇膏，头上包着一条白色缠头．巾，头巾外面还有一顶大大的宽边帽。从水里出来后，她穿上了一条长长的白色莎笼裙，上面缀满了细小的白色亮片。她非常迷人，非常具有好莱坞气质。而坐在那儿的我穿着已失去弹性的比基尼，头发散乱着，不想被晒黑的地方倒是晒黑了——比如腿弯处。而柯林斯女士坐在遮阳的地方，虽说她的腿不得不在太阳下晒着。她看上去太迷人了。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但到她这个年纪我看上去要能有她一半好，我就太开心了。开始的时候气氛有点紧张，因为只有她不允许我在“维多利亚的秘密”中使用我采访她的镜头，这在当时确实让我沮丧。我一直很喜欢琼·柯林斯，在首饰和垫肩的运用方法上，她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那么，我们现在由于某种原因同时出现在社交聚会上。记得那次摄制组对我说，“去采访她。”我们曾写信问她，但没有回音。摄制组说只要她同意出镜就行。因此我直接去找她，对她说：“我能做一个简短的采访吗？以前我没做过，但我觉得你太迷人了。”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因此在那方面她没什么可担心的。所以她说，“行，好的。”我做了一个短而活泼的采访，整个采访都很积极而且相当好。第二天，我们接到她的代理人打来的电话，说如果要用那些镜头的话，我们得付给琼·柯林斯两万五千英镑。到目前为止，我已采访了埃尔顿、露比·沃克斯（英国访谈节目主持人）、布隆迪{ 摇滚乐队。名称来自英文词“Blond （金发女郎）”} 、华伦天奴、理查德·E ．格兰特——各种各样的名人——他们什么也没有要。我自己做这个节目也没要钱。找我做的是一家小公司，我去做节目只是为了这种体验，还因为这件事听起来很有趣，而且它确实很有趣。因此我们解释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这又不是半小时的采访，实际上只有五分钟。他们甚至都不让我们播放一点点剪辑的镜头。在游泳池边，她显然感觉到局面有点尴尬，但她还是很有礼貌，她的男朋友也是。为了做些弥补，她表现得很风趣，尤其是提到新闻界时。“亲爱的，”她嗬嗬笑着。“你得习惯这一点，按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对付他们。几天前我接受了琼·瑞维斯（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以言辞犀利著称）的采访。她问我，‘和你睡觉的哪个男人最让你满意？’我转过来对她说，‘你丈夫，亲爱的。’”在帕特里克和珍妮特假期的最后一天，他们提议一起出去吃顿饭。因此我们就去了一个由全家人开的法国小餐馆，多少年来埃尔顿一直去那儿。一点不奢华，却相当好。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点什么，菜会直接送过来。我吃了很多虾，比我任何一次吃的都多。另一道菜是块菌。我听说过块菌，但以前没吃过。我真的很喜欢吃。通常你只能吃到几小块，因为它们太贵了。但店主人跑过来，把一大块白色块菌都削到我的盘子里。他不仅没收我的块菌钱，他还为我们免费提供了整顿晚餐。后来当我们告诉埃尔顿时，他根本不相信。“我在那儿吃了25年，”他说，“他们甚至连一杯免费的饮料都从没给过我。”那一晚我们过得太开心了，所以我们都想再找个地方玩玩。那时，除了一家叫“忧郁男孩”的同性恋酒吧外，其他地方都已打烊了，这家酒吧和《警察学院》里的“蓝蚝酒吧”一样。它不是那种又酷又新潮的同性恋酒吧，而是个普通同性恋酒吧。它非常具有80年代的同性恋特点，很热闹。像往常一样，只喝一杯葡萄酒，我就醉了。帕特里克麻利地把我拉上乐队指挥台，我给他们做了个凯莉（指凯莉·米洛，澳大利亚著名性感的歌星）的扮相。我穿着平生穿过的跟最高的绿色露跟凉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没摔倒。然后帕特里克跳到我下面的舞台上，我们两个疯狂地又旋又转。这时所有那些男同性恋们认出了我们。因为音乐声音很大，你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你能看出来：哦，老天，“高贵辣妹”和大卫·贝克汉姆。人们都说我板着脸、噘着嘴，但在那里我没有。那儿的每个男同性恋者似乎都在想“老天给了我五分钟勾引一下大卫·贝克汉姆。”所以他们都在他面前跳起舞来，他们穿着紧身背心，扭着紧绷着的小屁股，双手搁在胯骨上，腹股沟突显着，山水毕现。大卫是我们当中惟一没跳舞的人，因为他从不跳舞。通常这样的事不会让他难堪，他对同性恋一点也不恐惧，我也如此。我喜欢这儿的同性恋气氛，我度过了最开心的一个夜晚。但他转过身来，发现有五个家伙站在那儿，打扮成男人样子的女同性恋者，块头很大。真该死，这是怎么了？我能看到他完全吓呆了。大卫今晚不打算去男厕所，非常感谢。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帕特里克·科克斯、维多利亚、大卫·贝克汉姆，这样的组合简直不可能，你肯定不会想到把这四个人放到一起，除非是在露比·沃克斯的节目里。但他们太棒了，多好的人。我们头一次觉得好放松，好放松。我返回英国去参加被推迟的“辣妹”第三张专辑的拍照。与此同时，为《心神迷乱》的发行所做的宣传仍在推进。我决定采用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激进方式，其效果比我预想的要好。《音乐周刊》写道：谁会想到“高贵辣妹”居然以最可信的“辣妹”形象重现舞台呢？尽管不及《烦扰》那么迅速……“真步者”推出的第二首歌无疑是排行榜榜首有力的竞争者。这支歌曲的推出是成功的。《音乐周刊》这样的专业性报纸不会因为喜欢我唇膏的颜色而说那番话。这首歌在无线电台的热播令人惊奇，而MTV 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播放这首歌的影像。（歌迷们打电话来要买单独的影像带。）然而，还要再等两周才能在商店里买到。在为“辣妹”拍照时，他们请了个我不认识的发型师。我看上去很糟糕，好像被“阿巴”乐队开除了一样。维京公司急于要为“辣妹”保持我的短发造型——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混淆长发造型属于“真步者”。其实，我非常不愿意每天比其他人早起三个小时。‘“我要接上永久性的延长发，泰勒，我决定了。”“不，维多利亚，我真的认为你不该这么做。”“但那会让我轻松许多。”我的发型泰勒做得特别好，但他固执得让人难以置信。他一旦形成定式就永不更改。正是泰勒说大卫在春天应该把头发都剃掉。大卫本来想留个平头。“要么不剃，要剃就都剃掉。”泰勒说。大卫十分信任泰勒，就同意了——泰勒确实是曼彻斯特人，准确地说是利士姆圣安尼斯，黑泽最美的地方。同时，由于大卫和布鲁克林的头发都剪得很短，我也非常需要做个改变。我很想有一头金发。泰勒说，“别，别那么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那么做了。可那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泰勒是对的。我现在想的是，在明年我的专辑出来之前，我得把发型改变一下。又短又硬的头发做不出什么发型，因此我一定要让头发再长些出来，但我又无法度过那段漫长的头发生长期，因为头上戴着个大大的假发很容易让我看上去像个士兵。那么在长头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看不出来呢？比如用长长的假发遮掩一下？我真的希望头发更长些，只是因为长头发更好整形。我之所以把它剪成那个著名的“高贵辣妹”短发，是因为露易丝那时正在练习理发。她会第一个承认她不是一个很好的理发师，一边总是比另一边长，所以她就不停地剪，而头发也就越来越短。那可不是我想要的发型。所以在唱片发行前两天，泰勒找了个人给我接发。那天我做了一整天的电台访谈（“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认为对阵《斯皮勒》有多大胜算呢？”），我筋疲力尽。菲兰妮，别人这么叫她，六点钟要来。所以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菲兰妮带着她的助手来了，在我妈妈家的厨房里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爸爸在打手机，我妈妈、露易丝、利伯蒂、布鲁克林在一起玩，开心地又吵又闹。接着大卫又来了，刚从曼彻斯特开车回来，布鲁克林像往常一样，见到他爸爸就开始发狂。然后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又来了，妈妈就和她聊起来。接着为我做圣特洛佩棕色皮肤的朱迪又从诺丁汉来了。我告诉她，我得等菲兰妮停下来休息时，才能做棕色皮肤。她做的假棕色皮肤是最好的，看看珍妮弗·洛佩兹就知道了。你知道吗，珍妮弗·洛佩兹的皮肤非常白，而她可爱的金色肤色就像我的指甲一样浑然天成。我说这一招很明智。谁喜欢在阳光下烤、让皮肤硬得可以做手袋呢？同时，我建议我妈妈也做一个棕色皮肤。然后威尔又带着他的助手来让我试试在伊维萨岛我将要穿的服装。明天的CD：UK节目一结束——这个节目将在上午现场直播——我们都将飞往伊维萨岛。露易丝将与我一道去，因为此行只是为了消遣，她没去过，就谴责而言可以说我也没有去过。然后泰勒来了——头发黏好后，他要给我剪出发型来。当时我数了一下，厨房里有14个人。菲兰妮大约在十点的时候休息了一下，这时我做了圣特洛佩棕色皮肤，大约花了45分钟。然后又开始黏头发，因为它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被称为“织发”，但头发可不是编织上去的。一缕一缕的头发黏在我自己的头发的末梢，然后通过加热将它固定。到凌晨一点钟时，只剩下泰勒和我了。其他人有的回家，有的上床睡觉了。为了不让我睡着，他给我讲他的两只猫“西德”和“弗瑞兹林”和他爸爸的故事。他爸爸可真是个50年代的太保，留有一缕“布莱尔克瑞姆”（生产男性护发产品的公司）的额发，“一个道地的酷酷的花花公子”。至少，因为有了永久性的延长发，我无须像上星期那样那么早去工作室了：是八点半，而不是六点半，那就意味着我可以七点半从家里出发，而不是五点半了。我还可以睡上四个小时，因为在我上床之前我得把明天的衣服准备好。我们不仅要在CD：UK上表演单曲，我自己还要去SM：TV，爱玛客串女主持人，梅尔·C 演唱她的单曲，那是本周第一。可恶的露易丝，我咕哝着，在房间里到处翻，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她借了我想在演出时穿的裙子，还没有送回来。《心神迷乱》在8 月14日，星期一发行了。既然人们确实可以买到唱片了，宣传策略也该变了——签名销售：周一在伦敦，周二在奥耳丹，靠近曼彻斯特。这是我做宣传的最佳时机。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见到我们的歌迷——那些出来买我们唱片的人、我们赖以成名的人。当汽车到达皮卡迪利广场时，我简直无法相信看到的景象。整个广场沸腾了。有一刻我想他们肯定是在那儿等另一个人。但不是这样，他们等的是戴恩·波尔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或者是我们自称的“高贵辣妹”和戴克斯。45分钟后，CD销售一空。50分钟以后，磁带和唱片销售一空。经理说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打电话给尼克·拉斐尔，告诉他我认为我们真的有机会拿到第一。“瞧，”他说，“我真的不想这么说，维多利亚，但是你没有机会。”我累极了。我们前一天很晚才从伊维萨岛回来。坦白说，传说中的“巴利阿里”效应（伊维萨岛是众多国际歌星、音乐节目主持人经常光顾的旅游胜地。通过参加这样的聚会，歌手通常会成功地宣传自己，提升唱片销量。此即所谓的“巴利阿里”效应）对我们没有用。第二天早晨七点，我们在曼彻斯特的早餐节目里宣传了一下签名销售。我那模样就像“波卡洪塔斯”公主（是迪斯尼公司出品的《风中奇缘》这一动画片中的女主角。影片描写了一个从欧洲来到这一片新大陆的白人青年与当地印地安部落首领的女儿波卡洪塔斯之间的爱情故事），头上系了一条扎染印花大手帕。因为没有泰勒为我做头发，我看起来有可能像个女巫。我早起没有问题。不像大卫，他早晨简直痛苦不堪，真是滑稽。我却很活跃。我已习惯和布鲁克林一起早起，我是那种不需要太多睡眠的人——在压力下我似乎更显精力旺盛，尽管我不时会感到疲惫不堪。但说到慵懒的生活，我可过不来。比方说，假如某个星期天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会坐三四个小时浏览一些文字材料。最让我放松的是整理卧室。工作忙的时候，卧室简直就像垃圾场。或者最好的就是陪布鲁克林玩。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无所事事。但是，我知道我在这方面有点怪异。戴恩和其他人一样，直到大约十点钟才开始进入最佳状态。但跟我一起工作可让他吃足了苦头。我们很快就成了磨合得很好的二人组，总在说俏皮话，好像我们是斯金纳和巴蒂尔（英国著名电视喜剧拍档，以即兴发挥的幽默节目著名）。然后是接受BBC 和另一家电台的采访，然后又上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人问我，长出这么长的头发花了多长时间。我告诉他，我只是撒了点仙土。“她在开玩笑呢，”戴恩看到采访者有些吃惊，就说，“事实上是粪肥。”戴恩脑子反应很快。就像我告诉他我和琼·柯林斯一起晒日光浴的时候，他说，“她晒化了吗？”大多数时候，那些采访者并未发现他的幽默感，因为他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我和大卫身上。我总是尽力把他们的话题引开，说，“瞧，我们谈的可是音乐。”我不知道戴恩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他没有抱怨，没有发牢骚。他似乎压根儿就不好表现自我。事实上我们恰好互补。接着我们又去了另一间工作室，为该地区的地方电台接几个电话采访，说的话总是“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们两个是怎么到一起的？”大约十一点钟，我们又转移到BBC 在皮卡迪利的另一间工作室做电话采访，这时，电话响了。乔，戴恩的经理人，正透过工作室的门冲我们做鬼脸。因为工作室是隔音的，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而戴恩正和电话另一端的采访者说着话，没看见她。我对音效师打了个急着要小便的手势就出来了。乔看上去就像刚吞下一个炮仗。“你们领先了两千五百张，”她尖叫着。“什么？”“尼克刚打了电话来，他刚拿到昨天的销售数字，你们比《斯皮勒》多卖出了两千五百张。”我正需要有人在我的屁股上踢一脚。我立刻就像要成了一台机器。首先，我给尼克·拉斐尔打电话，想从那家伙嘴里亲耳听到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我们不能高兴得过了头，他说，两千五百张唱片并不是多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有五天呢。如果我认为维京的皮卡迪利已经很不错了的话，和奥耳丹比起来它简直不算什么。六千人在等我们；有屏障把他们挡在后面，还有骑警。事实上这太难以置信了，我突然感到眼睛刺痛，仿佛要哭出来。等候签名的队伍像长蛇一样穿过店堂一直排到店外很远的地方。周围的货架很高，每一次又一批人来到我们面前、看到我们，都会爆发出呼喊声、尖叫声。难以置信。我们坐在贴满海报的大窗子前的桌子旁。后面的人群没有一点点减少的迹象。孩子们爬上了灯柱，对面公寓的阳台上也挤满了人。还有人不断地来。“你能写上‘送给约翰’吗？”签名，微笑。“你的好了。”“你能把这个给布鲁克林吗？”（一只玩具刺猬。）“谢谢你。”签名，微笑，“你的好了。”“你能在我的上衣上面也签上名好吗？这样我就可以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了。”“你能写上送给佐伊吗？“我在T 恤衫上签名，在“辣妹”专辑上签名，在胳膊上签名。我甚至在一张十英镑的钞票上签名。我们还和大齿缝的孩子、扎着小辫子的双胞胎合影。每当一位母亲告诉我说她的孩子和布鲁克林一般大时，我心中总感到一阵刺痛，布鲁克林正在楼上，我妈妈在照看他。一个小女孩发现她没钱买磁带了——不知是丢了还是怎么的。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别担心，”大卫满面笑容地对她说。“你需要多少钱？”“五十便士。”她含着泪水嗫嚅道。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些零钱来，给了她一枚两镑的硬币。我们签了一千五百多张唱片——店里只有这么多。　　　　　　　　　　　　第二十五章 杂乱无章从那时起，生活就变成了电话采访、签名、飞机、汽车。有一半的时间，我不知道身处何方。我只记得那个星期飞机舷窗外或是我乘坐的任何一辆车的烟色玻璃窗外那最让人惊异的日落、火红的天空。星期三《太阳报》的大标题是“拼死一搏”，说我们如何旅行数千英里、不断地签名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第一”；还说我绝望到了不得不强迫大卫和我同去的地步。这两者根本没关系。大卫一直在训练，不在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此只要他能，他总是和我一起去。当我们三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经常很惊讶。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大部分时候公众根本不知道大卫会到场。至于旅行数千英里，我只是在以一种老式的方法在做宣传。我本来可以在大卫和我之间制造一些激烈的争吵——这则消息会占据报纸的整个头版。或者和其他什么人发生点什么关系怎么样——正如我知道的某些人的做法？但是我没有。我所做的所有宣传都是通过旅行、真正的努力工作。“辣妹”组合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你可以说我过时了，但是我感觉这件事就应该这么做。星期四，我们所有人在巴丁顿站集中，去德文参加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这是我们从伊维萨岛回来后所有人第一次在一起——我们的伴舞、安迪、约翰尼、卡琳、泰勒和乔——“真步者”家族。我们已经听说我们取得了半周内的第一，但是那不算什么。泰勒试图在火车上为我做头发——列车员不住地告诉他不要用电插头——戴恩用他那套“阿里奇”式的动作不停地逗我们笑。他那种性格很少有——非常有趣、非常聪明、非常好的一个家伙。和一个男人一起工作而之间又没有两性关系的阻碍真是太好了。戴恩——惟一能让粗呢外衣显得近乎于酷的男人。他很专业，喜爱自己的工作。我可以坐在他边上和他交谈，就像我和我弟弟那样，我感到非常安全，虽然这也许是因为他在13岁时就拿到了空手道黑带的缘故。而泰勒又曾经是学校里的拳击冠军，我们这里很安全。佩顿是一个老式的海滨度假地，沙滩上的小屋涂上了颜料盒里能找到的各种颜色，有海鸥，远处还有一个露天马戏场的轮子。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无线一台总是在到处跑。记得我以前每周都听，而且也希望能去他们去的那些城镇。主持人克里斯·莫伊斯有时非常刻薄。几周前，他采访我和戴恩的时候，碰巧他的父母也在播音室里。反正，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我在话筒里对他说：“现在，不要忘了，克里斯，如果你对我使坏的话，我就告诉你妈妈。”他妈妈很和善，又是拥抱我，又是这样那样。他的妈妈和爸爸还为我买了一束花。但是，在我们整个宣传活动中，克里斯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们。我们在佩顿表演前，他对我们进行了短暂的采访。克里斯对着话筒说：“如果你们都出去买那支单曲，明年我将光着身子做节目。”必须承认这句话没有什么刺激力——叫他“大肚皮”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说到嘴巴大，没有人能胜过我。比如我说过大卫在床上是一头野兽、如果我拿了第一大卫会围着老特拉福德飞奔，我只是想让整个事情变得有趣一些，那就是我的个性。我之所以说大卫会围着老特拉福德飞奔可能是因为那天早上《花花公子》出价10，000 英镑让我们夫妻拍一张裸体照。事实上，对此我们俩都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俩同意我们宁愿分文不取做这件事。我的意思是，只花10，000 英镑就想让我都露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如今在《名利场》或是《花花公子》上登一幅裸照确实非常流行。德米·摩尔这么做过，波·德里克（美国著名女演员）和爱拉·麦克佩森（世界超级名模）都这么做过。这些杂志雇用一流的摄影师，比如马里奥·特斯帝诺，都是一些为《时尚》杂志拍照的摄影师。他们可不会说：“啊，快点，小可爱，两腿分开。”但是我听说如今你确实得露出一点点毛。我认为那个大卫干得了，比如腋下的那块。但是最后，我们决定这对我们不合适。从佩顿出来就像是又回到了“辣妹世界”。保安将车发动起来、车门打开，在“快、快、快”的喊声中，我们一离开舞台就跑进了用作化妆室的房车中，跳进了后座，穿过人群，疾驰而去，保安喊着“关上车窗”。数百名观众还等着要签名。我并没有感觉太糟糕：进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二十分钟为观众签名了。在火车到点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要打发。因此，一个当地的司机带我们去了一家酒吧，在那儿，我、戴恩和那些伴舞至少可以脱掉我们的太空服。这是位于金斯克斯维尔的“野兔和猎狗”酒吧。“我感到衣服穿得有点多了，”当我们从灿烂的阳光下走进光线较暗的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酒吧时，我说道。“关于着装有规定吗？”一群女孩子开始尖叫“哦，我的上帝”。其余那些老主顾吃惊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刚从火星上下来。事实上，即使我们刚从火星上下来，我们的样子也不会比这更奇怪。但是，我们刚一表示我们很高兴为他们签名时，他们就安静了下来，我们聊了一小会儿。戴恩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总是要抽出点时间给孩子们，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是。保安总是想快点把我带到车里去，但是假如小歌迷们一直在等签名，我总是要停下来，无论他们要我签什么，我都给他们签上。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看到孩子或者谈论孩子总是让我想到布鲁克林。我打电话给大卫的妈妈，那天她在照看他。“嗨，桑德拉，我是维多利亚。布鲁克林一切都好吗？”我和他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一天至少要打十次电话。布鲁克林很好。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决定来点香槟。毕竟工作结束了——新的工作明天才会有。一位妇女走向我说她的女儿在大学学习传媒学，研究我和大卫。瞧，那有多怪？这个世界真是疯了。但是出名确实有其有利之处。在火车上，我说服列车员让乘客们都到一等车厢来加入我们。“你们瞧，”我口齿不清地说道，因为——和往常一样——一杯葡萄酒下肚，我已经有点晃晃悠悠的了，“没有那些伴舞，我们将一事无成，绝对一事无成。”乔找到了一张空白的宣传照，我和戴恩在上面潦草地签上我们的名字，而大卫敬了那个列车员一杯酒。“这个给你们大家，这个给你们乘务员，我们在这儿要开心，要绝对开心。”阿里奇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守护神。我们决定开一个派对。戴恩把那支单曲的拷贝放进他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就开始了。声音效果不是最好，但是谁在乎呢？“我是不是在克利夫·理查德（英国摇滚乐歌手，风靡歌坛数十年）的音乐会上见过你？”这个问题是问戴恩的，发问者是坐在我们身后的一位相当有礼貌的老妇人，带着她的孙女，感谢上帝，她是一个歌迷。而戴恩不得不承认，是的，这是事实。接着，当那些伴舞在走道上跳起来的时候，我感觉那位老妇人认为我们都疯了。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让她担心。我决定该说几句了，因此我站起身，此时火车正驶过一片乡村，穿过金色的田野，田野里零星堆着一垛垛干草。“这个星期非常愉快，”我说。“我们不知道星期天将发生什么，但是，即使我们星期天不是第一，今天却是。而没有你们大家，这就完全两样了。”接着我看到了泰勒。“我真的认为我的发型很成功。”还有卡琳，今天34岁。“生日快乐，卡琳。”躲在她后面的那不是威尔吗？“忘了‘阿曼尼’，忘了‘范思哲’，我们有威尔。”那么酷。“伊维萨岛太糟糕了，我们很难过，谢谢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德文郡太棒了，确实，这所有的一切铸就了我们的成功。没有你们大家，我们做不了。”接着我们都鼓掌、欢呼，戴恩又把CD放回了播放机。《心神迷乱》。我一路睡到伦敦，在我妈妈的车后座上，我和门把手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无论第一还是第二，我都得把我的歌交给世人。有许多比我更有才华的人还在领取失业救济金。和“真步者”一起做宣传，对我来说最糟糕的就是不能像往常一样有很多时间和布鲁克林在一起。自从我们解雇了马克·尼波里特，露易丝让我做起每一个年轻母亲想和她的孩子一起做的所有那些普通的事情，比如游泳和去公园喂鸭子。我多么想时时刻刻都和他在一起，以弥补我失去的时间，但是，让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是不行的，所以，经常我只能把他留在家里。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母亲都要工作，我知道她们都像我离开布鲁克林时一样内疚。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这都很难处理。至少现在我的事快要结束了，生活不久就会恢复正常。我真幸运布鲁克林有如此好的祖父母，还有露易丝——我无须把布鲁克林托付给临时看护或其他什么人。即使是这样，这也是一件工程巨大、很费力的事。带孩子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星期六早晨，CD：UK公布我们是第一，我和戴恩去把那个小奖品领了回来，但是我仍然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一点。星期天，我去了曼彻斯特。尼克·拉斐尔说一点钟他就能知道结果了。12：15，我在卧室里——大卫的姐姐正帮着我做头发——我听到厨房里的手机响了，这是公寓里惟一能接收到信号的地方。乔安妮还在用发钳将我的头发拉直，因此大卫去接了电话。接着他走回来，我在镜子里看见了他。“是尼克。”他停顿了一下，想着说些什么，其实我已经猜到了。“他说你们拿了第二。”“相差多少？”“对不起，宝贝儿，我没问。”这件事可以等一等。那么我感觉如何？我一半的身心感觉到我已经让每个人失望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那些和我们一起在全国到处奔波的人们，那些出门拿出他们的零花钱买唱片的歌迷们。但是，我的另一半感到非常骄傲。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其他姑娘我自己的唱片能取得成功。一周内卖了180 ，000 张，名列第二，你怎么会感到失败？我从没有感到失败。那只是媒体的说法：他们说我失败了，我不应该失败。事实上，开始也失望了一阵——毕竟，我天性非常好强——我并没有为没拿到第一而感到非常苦恼。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那一年中最畅销的唱片之一。而且，当我开始和“真步者”合作时，我从没想过我们会进入前五名，更不要说第二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胜利。我一直都认为和“真步者”合作是非常幸运的事，但是现在我也开始认识到我也为这个集体带去了一点什么。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他们都知道的事情：我并不像每个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草包一个。那天下午，在老特拉福德中场休息期间，我如约给首都电台的福克斯博士打了电话。“销售量非常接近，也是今年最畅销的唱片之一，”他说。“在任何其他一个星期，你们会拿到第一的。这让人无法相信。”“你说得对极了，”我说。“一天之内什么人设法超过我们25，000 张，这是一个奇迹。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此时我们知道《斯皮勒》并不像那个星期前几天那样在最后时刻超过我们几百张，而是数目巨大的25，000 张。在英国我们也许没有拿到第一，但是我们仍然要在欧洲做宣传。两天以后我们到了马略卡岛，我带上了萨拉·博斯尼奇。萨拉嫁给了马克·博斯尼奇（曼联队守门员）。他做曼联守门员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了她。虽然我和她从来不是特别亲近，但是我一直喜欢她。当我听说她的处境一直不好的时候，我决定打电话给她。“那么你和我一起去马略卡岛怎么样？”我说。我们突然取得了该死的第一或是第二，我要和萨拉一起去马格勒福，我们要去开开心。萨拉·博斯尼奇绝对是女孩中的女孩，一点也不像我。她的一天可能是出去吃午饭、购物、买一只“路易·威顿”手袋。她从不像我穿着田径服到处乱跑，指甲油半数脱落了、酒也喝过了量。她会坐在那儿，用她那完美的指甲挠挠你的手，说“你没事吧？”至于骂人，哦，不，不，亲爱的。因为我们的演出要到凌晨三点钟才开始，所以我们在帕尔马一家很不错的小餐馆吃了晚饭：伴舞、泰勒、卡琳、乔，我们大家。到那家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女孩站在水帘下，湿漉漉的衣服，紧身莱卡裙，白皙的腿，睫毛膏都流到了脸上。她的上衣已经被扯掉了，脖子上到处是齿痕。对了，我想，在这里我们会尽兴的。这是一家大型俱乐部，名叫BCM ，滑稽的是，我记得这是洁芮很久以前做舞女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从里到外都挤满了人。这地方几乎有足球场那么大，上下两层，绝对有数千人。楼上是声音很响的汽车库摇滚乐，楼下更具流行乐的旋律——这其实更让我喜欢一点。我们的演出在楼上。那人群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从台上看到的尽是一片人海。“那么，”当欢呼声、尖叫声静下来一点足以让我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我说道，“很明显，今晚这里有些人‘心神迷乱’了。”接着人群又开始爆发。即使我们拿了第一也不会这么快乐。演出结束后，戴恩说他要到楼下去主持，所以我们俩都下去了，结果我们在音乐主持人的包厢里，一浪接一浪的人群要我们在他们拿出来的T 恤衫上签名。“好的，伙计们”——这是戴恩的主持风格——“我们这里有一位嘉宾主持，想来客串一下。这就是‘高贵辣妹’。”我戴上耳机，以前我从来没干过这个。一片寂静。我本该在唱片开始播放的时候再开始刮碟。而我在唱片开始之前就刮了起来。这让人非常尴尬，所以戴恩说：“这首歌你们也许熟悉。”这是《斯皮勒》。戴恩将它刮成了碎片，唱片真的被刮碎了，然后换成了《心神迷乱》。人群欢呼起来。我从音乐主持人的包厢跳到了台上，开始疯狂地跳了起来。人群也疯狂了。保安们不高兴，而我高兴。然后我的伴舞们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台上，开始随意地跳了起来。那绝对让人难以相信。接着戴恩通过麦克风说，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签名，你们得脱下衣服。突然，数千人脱下了他们的衣服，有些人，让我告诉你，并不雅观，洗了上百次的内裤、看起来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胸罩，一切都变成了可怕的内衣裤灰色的阴影。一切都变得非常粗俗——就像伊维萨岛的“红灯区”，但是要滑稽无数倍。这时，保安建议我们离开，我们没有争辩。那场面已经不堪人目了。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个女孩在台下向戴恩喊着，请他在她的胸部签个名，同时，她镇静自若地脱下了衣服。我不记得他是否那么做了。我们在马略卡岛呆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感到已经做好准备面对外界可能给我的任何评价。第二天也正是民事法庭贝克汉姆和莫顿案关键的一次听证会。听证会在高级法院举行，幸运的是我们无须出席。大约一星期前我花了一个下午在律师办公室浏览安德鲁·莫顿从剪报上拼凑起来的一堆垃圾，还有叛徒马克·尼波里特提供的一些偷来的新闻。坦白地讲，这真可怜，也许是因为从我们听说安德鲁·莫顿被牵涉在内的那一刻起，我的律师已经获得了针对他们所有人的禁令：安德鲁·莫顿、出版商以及马克·尼波里特——因此，即使安德鲁·莫顿正在写，他也知道他的手已经被法院捆住了。在马克·尼波里特交给安德鲁·莫顿的东西里——法院后来坚持让马克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有六卷胶片，包括布鲁克林的照片、马克和另外一个人在我们公寓里拍的照片、我们新房子的照片，照片背后还仔细地写着文字说明。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拍照。正是因为法院的禁令，安德鲁·莫顿才无法使用这些照片。即使他无法使用马克·尼波里特提供的任何机密材料，但是看到你的生活那样被摊在桌子上还是非常令人沮丧，出来的时候我气得像一头母牛，但是大卫倒像人人离不开的“飘洗”牌洗衣粉：马克·尼波里特不会对他的金童指指点点，因为我已经开始怀疑问题的一半可能出于嫉妒。书里没有什么特别恶意中伤的内容——还是重复报纸上的老一套，那些话本来就不真实——但只是说得有点下流。安德鲁·莫顿真的没有做什么研究·。他自认为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但是在这本书里他只是一个收集剪报的人。惟一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他们怎么会拼凑出我的父母和大卫的父母不和的事情。那太让人痛苦了。随着法庭听证的临近，我们整理出对这本书某些章节的反对意见，接着我们了结了对莫顿和他的出版商的诉讼。他们双方都对法庭做了保证，我不能说——虽然我也许想说出——具体的调解条款是什么，但是，莫顿一方依然可以声称这场官司对他们是一个胜利，他们利用法庭听证宣传了这本窃取来的书。后来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言谈又作出道歉。就这样我们对莫顿和他的出版商的诉讼结束了，但是我们对马克·尼波里特的诉讼还在继续。第二天我们去了德国。我感觉就像吃了一个星期的生菜。但是，你知道，“演出必须继续”。兴奋感让我坚持到了表演结束，但是，那些灯光真的对我有影响，突然，我感到头部剧烈疼痛，我感到恶心。我受不- 了那灯光，在化妆室里我蜷缩成一团。我不住地呻吟，说着“我不知道怎么了”，戴恩说“你还好吗，维珂？”我回答说“不好，戴恩。”我感觉一点也不好。戴恩把我送回旅馆，同时保安设法找来了医生。“我的头疼得厉害，我感到恶心，我的脖子痛，我有点昏昏沉沉的。我无法正常工作，”我告诉她。“你受病毒感染了，”她说。“我要给你打一针。”“不，不要打针。”医生可能认为我是什么宗教狂热分子，但是，大卫曾经说过，无论你做什么，不要让他们给你打针。我无法对她说明情况。所以这位医生给我开了个药方，原来是一个小瓶，有一个可以挤压的滴管。二十滴。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头疼得厉害。我特别容易焦虑，如果我伤心，我就会哭，闭上眼睛，拼命地挤，然后，我就会听到某种声音，脑袋里产生噪音，好像是警报声还有回声。我经常对妈妈说，是什么东西在我的脑袋里让我发疯？接着头痛就来了。我不知道那些滴剂是用来干什么的，但是，我无法人睡，翻过来，掉过去。我特别好出汗。每次看到光的时候，都像一把匕首插在我的头上。我能听到自己用极高的音调尖叫着，不是通常那种痛苦的声音，而是猫发出的噪声。我知道我必须得再用一些那种药，但是我把它搁在套间的客厅里了。我在卧室里，想到要起床、走几英尺远——这简直就像让我去游英吉利海峡。我拿起电话，接通了总台。他们那里只有值夜班的人，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要的是“‘真步者’中的一员”——他们以为我在抱怨什么晚会，什么也没听明白，因此什么也帮不了我。最后，我找到了菲奥纳，这次旅行中，她负责为我化妆。菲奥纳找来了护理人员，还是那位医生。太可怕了。我感到恶心，我讲不了话，我在颤抖——感觉既热又冷。我确信患了脑膜炎。我作为脑膜炎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人已有好几年了，这是一个全国性慈善机构——“力争阻止脑膜炎和败血病致命或致残”，事实上，最近我还获得了某个奖项的提名以表彰我的工作。不管怎么说，我因此而了解所有那些症状和检查。一个症状是皮疹。但是当时我感到极其不舒服，我不想费神去找皮疹了。我只是在想，假如我患上了脑炎横竖是个死。我打了一针，不过，坦率地讲，这一点用也没有。我动不了，因为我的后背和脖子疼得厉害——又一个脑膜炎的症状——我整夜没睡觉。一切安排都被取消了，第二天我们乘专机回家了。我妈妈已经为我预约了当地的全科医生。我颤抖不止，眼神直愣愣的，像个疯女人。“你的压力太大了，”他说。按他的观点，这是一次严重的偏头痛。我妈妈不相信。她为我约好了一位脑颅专家，让我一大早去见他。他花了一个小时为我做检查。他的结论不一样。“你患了病毒性脑膜炎，”他说。无须治疗，只须休息。它不会致命，但是可能停留在我的肌体内长达一年。第二天这就成了头版新闻，不过半数报纸遗漏了病毒性这个部分。但是又有谁在乎它的准确性呢？　　　　　　　　　　　第二十六章 找回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不喜欢，你一定会解雇我的，”当南希告诉我，她已安排我两个星期之内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她这样说道。两个星期？难道她不明白我有歌要写、和我合作的人要从美国飞来吗？显然，她和大卫已经谈过了：大卫认为我需要照顾，而做这件事惟一的人选就是他。南希同意了。结果，我在曼彻斯特呆了近三个星期。开始的几天我感觉糟糕透了。除了所有这一切以外，有一家报纸甚至问我要病假条。但是，慢慢地我又有了一点力气，情况有了转机。首先，我的耳朵上不再经常夹着个电话。生平第一次我感觉无事可做真好；大卫训练回来时就能看到我，收拾屋子，忙着做午饭，真好；和“坦克发动机托马斯”（玩具名）、“邮差帕特”以及它们的小朋友布鲁克林一起玩真好；全家人一起开车去游泳真好；不紧不慢懒洋洋地洗把澡真好。我开始意识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我说的话：我为自己做的事太少。我从来不和朋友出去吃饭，从来不去健身房。因为时间从来都不够用。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我感觉我要工作、工作、工作呢？自从我开始在贾森学校上学，我就一直有目标。首先是一级，接着是二级，连续不断。每一个证书只是进入下一个目标的踏脚石，然后是再下一个目标，直至我的最后的目标——荣誉。那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它给了我思考的时间。我真的希望不再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快快乐乐地生活在曼彻斯特，不要工作。从我16岁起，我就一直靠着一只手提箱过日子。我只想卸下衣箱，有一个真正的家。但是如此简单、大部分人都拥有的东西对我却只是一个梦。我有时对大卫说，告诉我那种生活我们会有的，告诉我。除了努力思考我的生活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影响，我也开始掂量它对我父母的影响。不解内情的人肯定想，哦，漂亮的房子、漂亮的汽车、大把大把的钱、奢侈的度假；但是他们意识不到与之相伴的是什么：事实是我妈妈每次听收音机或拿起一份报纸都会听到、看到关于我的不好的东西。直到我有了布鲁克林我才理解这对他们该有多难。如果有人关于我的孩子说出那样的话，我不会有我的父母一半的理智。生布鲁克林之前，当他们感到沮丧的时候，我经常会发脾气，并且说，我不明白你们操的哪门子心。他们写的又不是你们。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住在家里的时候，和那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在一起时我整天都尽量地幽默一些、轻松一些，但是回到家里，我会把所有的压力都发泄在我爸爸或者妈妈身上。我本不该那么做的，应该换个方向才对。对你最亲近的人不应该成为你的受气包。而且无论多少钱都不能弥补那一点。虽然我总是和他们分享所有的东西，正如他们和我分享一切，但是，不能一直都是你付账，这会让人觉得难堪。让父亲或者母亲接受这一点肯定很难，尤其是爸爸。因为我爸爸一直是家里挣面包的人，而现在我比他富裕得多了。我家里从没有人妒忌我，他们从来不向我要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给他们一些我知道他们肯定喜爱、欣赏的东西。但是我为他们买东西的惟一途径是把它们作为意外的礼物。克里斯琴甚至不肯接受20英镑买汽油的钱。那就是说，虽然我给爸爸买了一辆“保时捷”，给妈妈买了钻石耳饰，给我的弟弟、妹妹买了房子，给他们所有的人买了手表——所有那些东西，但是，你为他们买这么多东西一定不能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在接受施舍。一家人出去吃饭时，如果我要付账，我爸爸就会说，不，他来付账，然后我就感到内疚。内疚是因为没有我的家人，我什么都不会有。为了实现我的梦想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我。从我们家到布罗克斯堡，我妈妈开车走过了无数个小时，有时通宵为我做服装；我爸爸在经营方面为我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榜样，总是提醒我是他的女儿，他知道我不会放弃。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总是站在我的一边，对我讲实话，而其他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且露易丝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布鲁克林出生的时候，人们说，你知道要把他带大将会很艰难。但是我不明白。我认定他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被教会说请、谢谢。他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现在我开始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这不是我或大卫做与不做的事，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太忙。当然我可以把布鲁克林培养成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他已经在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儿了。他首先学会说的是“尿尿”和“谢谢”，他懂得“no. ”是什么意思。只需一件很小的事就能让我明白要想工作生活两不误是多么困难。我和“真步者”在欧洲到处奔忙的那年夏天，我妈妈的朋友迪带布鲁克林到恩菲尔德购物。没有人知道迪长得什么样，因此人们也不知道布鲁克林就是布鲁克林，他和其他任何一个小男孩儿一样。当时天开始下起雨来。迪说他只是站在雨地里，伸出他的小手想抓住雨滴，雨水感到很新奇。其他每个人都盯着看，奇怪他为什么不躲雨。她告诉我这件事——好像告诉我一件有趣的故事——但是我突然充满了负罪感。他这么做是因为这对他是一种新的体验。他从来没有在雨里呆过。他去任何地方都是乘车。绑架的威胁让我感到很脆弱，以至于我的生活方式得受别人的主宰。现在只有当我需要的时候我才带保安。但这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只是现在我才感到我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因为我可以，布鲁克林才可以。马克在的时候，我经常整个早晨呆在公寓里直到大卫训练回来。然后，去年春季的一天，我把布鲁克林放到车上，开到当地的一家麦当劳。夏天就快到了，我喜欢这个季节。那是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坐在那儿，只有我们俩，其他的妈妈们带着她们的孩子们坐在那儿，布鲁克林玩得很开心。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只是去麦当劳，我在想，我简直无法相信以前我竟然没有带着我自己的孩子这么做过。我没有把这些妇女看作那种会拿起电话打给某家报纸或是其他什么的人，说她们如何在麦当劳看到我看上去糟透了，我只把她们看作像我一样的母亲。她们微笑着看着布鲁克林；当另一个小男孩儿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紧紧抓着布鲁克林，也没有吓得心怦怦直跳感到它好像要从身体里进出来一样。我只是看着，当那两个严肃的小男孩儿看着对方时，我和其他妈妈们一起大笑着。作为孩子原本就是这样，作为母亲原本就是这样，所谓开心本该如此。布鲁克林现在是个小人儿了，他会走过来，抱我一下，但是，接着他就走开了。他非常具有独立性。当我看到朋友们带着小宝宝时，我真想再生一个。我梦想生四个孩子。而这不应该只是个梦想。大卫已经表现出他是一个出色的父亲，而我自己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知道多生几个孩子有多么重要。虽然布鲁克林的个性很强，他可以一个人玩，但是，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一旦我证明了我能做的事，那么我就计划抽出时间再生一个孩子或是两个，然后一家人真正安定下来。但是，一切还没有安排好之前，我自己是不可能定下心来的。“辣妹”的第三张专辑，《永远》，在200 旧年11月初发行了。为了那些单曲的发行，一个月前我们做了一个星期的宣传。我们大家为了各自的单飞项目或者生孩子都很忙，因此又回到一起时彼此显得非常陌生。那年夏天我们花了一个星期为那些单曲做录像——制作了双面，因为这是一张双A 面的专辑。《怨》——做了很长的两整天——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因为导演是杰克·内华，他也执导了《心神迷乱》，那就是他的工作方式。《让爱引路》容易一些——两天里工作时间很短——由格雷格·马苏克执导，和《你认为你是谁》的导演是同一个人。事实上，所有这些都非常可爱。我的温内贝戈工作室变成了托儿所，布鲁克林和菲尼克斯到处跑，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制作“辣妹”第三张专辑，但是时间不如前两张紧张，因为我们同时还要忙于我们的单飞事业。“辣妹”和“辣妹世界”做得这么好，想超越总是一件很难的事。新专辑里开始的几首歌我们是和马特、毕夫合作写成的，在“修道院”路的录音棚录了音。接着我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阿什利·牛顿，他的基地现在是洛杉矶，安排我们和美国的一些制作人合作——罗德尼·杰金斯和他的全班人马，李·西恩和他的兄弟佛瑞德·杰金斯，还有吉米·杰姆、特里·刘易斯，事实上我们是在巡演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他们和“王子”在一起，那时他们说早就想和我们合作。通常，和这个层次的作者合作，你得主动找他们，但是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幸运的地位：因为我们是“辣妹”，作者会来找我们。我们没想到的是，和罗德尼·杰金斯、吉米·杰姆以及特里·刘易斯合作将我们引上了一个新的方向。仍然是流行音乐，但是带有节奏与蓝调的影响。维京对罗德尼·杰金斯的音带很满意，所以六个月后我们就去了美国，在迈阿密又录制了三首歌。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发现梅尔·C 将缺席，但是她想稍后再录制她的演唱部分。起先，我们以为这只是因为和她的日程安排冲突了，但是过了不久我们意识到原因不止是这些。自从结束美国巡演时间已过了两年，我们都在发展，但是梅尔·C 也和我们疏远了——不仅就她的音乐风格而言。她一直都比我们其他人更多一些摇滚的风格，但那正是她对这个集体的贡献。我们在温伯利结束了世界巡演，这对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容易。从一个在七千名观众面前现场表演的超级巨星到一个普通人，这种过渡非常困难。从美国回来后，我们其他人都非常高兴逃离了“辣妹世界”，休息一阵——我和梅尔·B 回到了自己的男人身边，怀了孕，爱玛和她妈妈过了一阵子——梅兰妮·C 没有那样的东西可以依靠。她不想停下来。所有她想做的事就是表演。所以她也那么做了。她径直着手做她的个唱专辑。开始谈论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并不是很舒服。也许她认为她没有必要再让步了——毕竟她个人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当你身处一个集体中时，你必须做出让步。而且，不要犯错误，当然这不容易。拿我来说，我有丈夫和孩子，我真的有必要问其他三个人我是否可以穿某一件衣服、做某一件事吗？但是假如你是一个集体的一部分，你就得那么做。爱玛也许不想再留着她的小辫子了。我也并非特别想穿短裙子。说到梅尔·B ，没有哪个正常人想年复一年穿着豹皮印花布。那么，你呢？显然，梅尔·C 决定她不想扎一个马尾辫、穿阿迪达斯运动服，还是那副喜欢运动的模样，她宁愿唱摇滚歌曲。她也许想成为“摇滚辣妹”，但是那样不行。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她爱怎么摇滚就怎么摇滚，但是她不可能成为“摇滚辣妹”。那天结束时，我想到做一个“辣妹”有点像一桩婚姻。让步是它的核心部分。我们得风雨同舟。即使你有分歧，你们得为长远打算。我个人的感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兰妮·C 终将意识到本来她两者可以兼顾。正如婚姻遭遇劣境时，你就得设法闯过难关。当我们把在美国创作的歌曲带回来的时候，情况变得很清楚——我们和美国人合作的音带已经让我们上了一个档次，我们和马特、毕夫合作的那些歌已经不再合适了。歌里没有那种自然的流动，所以他们最终没有制作那张专辑。从感觉上说，“辣妹”已经真的成熟了。罗德尼·杰金斯干得真漂亮。吉米·杰姆和特里·刘易斯干得真漂亮——音带的质量、制作以及它们合成的方式，一切都是一流的，演唱部分比我们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都要好若干倍。我现在仍然听我们的第三张专辑，我认为它棒极了。但是要不就是英国人不懂得如何理解音乐，要不就是我们出了差错。《永远》被称为是一个失败，因为它在专辑排行榜中“只‘’拿了第二。现在想想这件事，可能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会遭到批评。如果我们坚持本来的风格——非常典型的流行乐——他们就会说我们裹足不前。而现在，他们说我们试图形成一种不适合我们的风格。但那不是事实。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演唱和歌词创作能力带到了一个新水平上，就我而言，《永远》是”辣妹“曾经出过的最好的专辑。事实是“辣妹”一直都如此强大，卖了这么多专辑，我们再也无法超越了。你有多强大并不重要，假如你要拿第一，你就得做大量的宣传，但是这一次我们就是不准备那么做。我们中有两个人有了孩子，我们都要从事自己的单飞事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还将生活在“辣妹”的泡影中。但是无论我们个人做什么，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始终是“辣妹”，我们将永远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辣妹”已经成了我们DNA 的一部分。为了制作我们的头两张专辑，我们的生活和呼吸中只有“辣妹”。我们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我们拍了一部电影，我们赢得了无数个奖项，我们拿到了无数个第一。我们坐在永不停息的过山车上。事实依旧是如果你要人们买你的唱片，总得让他们知道它的存在。西蒙·福勒深谙此理。多少年来，我都说我有多恨他——他确实做了一些错事——但是现在我对他充满尊敬。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得出这个结论——至少在某些方面——他只能那么做。要承认这一点很困难，因为我受过伤害，我们都受过伤害，而那让我气愤。但是就是那几乎把我们推到累垮了的边缘的连续不断的宣传帮助我们变得那样成功，而且，要让五个个性如此强的人团结在一起，惟一的方法就是用一根铁棒控制住她们。既然我能退后一步看待这个问题，我就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永远》拿了第二，没拿到第一。但惟一叫人伤心的是媒体说“辣妹”完了，他们忘了，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的单曲《怨》还拿了第一。他们看不到事情的两个方面。正如一份报纸所说：为什么英国的媒体如此热衷于扼杀他们最成功的输出品？宣传周始于2000年10月初——“金曲排行榜”节目、SM：TV、CD：UK、“博彩”节目。过去我们做宣传的时候，我经常感觉有点丧气。和其他姑娘相比，我非常害羞、拘谨。我倒是想多说几句，但事实是我的个性总是受到其他人个性的挤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是“高贵”。这从来不是故意做出来的，我顺其自然，但是我总感到丧气。我想那就是为什么人们那么感兴趣，就像他们对我的单飞事业感兴趣一样，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我的所做、所想扯着嗓子叫出来，所以没有人对我了解很多，他们好奇。作为这个集体中的葛丽泰·嘉宝（好莱坞著名影星），我让这种好奇积聚了好多年。当你身处一个集体之中时，你得避开有争议的事情，哪怕是看起来非常小的事情，比如你不喜欢哪一个流行演唱组？作为“高贵辣妹”，我不能转过身就说我不喜欢“温加男孩”（荷兰一个比较有名的舞曲演唱组合）——因为作为一个“辣妹”，我在某个方面代表着所有的“辣妹”，然后人们就会认为“辣妹”演唱组不喜欢“温加男孩”。如果我们要说一些有争议的事，这必须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中。或者可以说我是那么认为的。但是在我做《心神迷乱》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了。和戴恩在一起，我第一次可以说我想说的话。我发觉我喜欢在采访中交谈、说些傻话。从那以后，你也许会认为和姑娘们在一起时如果再让我退居次席会很难，但是有趣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也能够出成绩，那给了我自信，我可以只是坐在那儿，听任别人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事实上，我记得我们做过几次采访，当我确实决定要张开嘴时，那情形就好像，哦，我的上帝，维多利亚要说话了。但是假如我突然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了，这就会彻底打破这个集体的平衡。那不是我要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辣妹”，我是那个处在后面、嘴巴看上去有点翘、不苟言谈的人。“高贵辣妹”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之间有很大差异。“高贵辣妹”是我的一部分，永远都是这样，但只是一部分。2000年11月，我被时尚杂志《Elle》命名为年度时装偶像。虽然我认为我对穿着很有鉴赏力，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我的惟一诀窍就是我从来不追逐潮流——不是因为我傲慢，而是因为我不是衣服架，并不是每件衣服穿在我身上都好看。我一直知道如何以一种对我有利的方式进行着装——这在过去就是黑色、黑色、黑色，永远是黑色。但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穿什么好看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体型——突出好的部分，努力掩饰不足的方面。就我而言，我的腿一直都是又细又长，即使在我胖得多的时候也这样，但是反过来说，我没有胸脯可言。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束身上衣，非常非常紧，把你的胸脯挤得高一些，把你的腰部束紧，突出你的臀部。我喜欢女人化妆、做头发，穿紧身、性感的衣服，我喜欢人们穿着有个性的衣服，做一些与潮流有区别的事情。巴斯克衫之所以总是受到我的青睐，一个原因是虽然我的体型较小，但是我的腰从来不是最小的。如果我身上有什么需要锻炼，那就是我的腰、腹部肌肉。那不仅是因为生孩子的原因，还因为我的臀部一点也不丰满，我的身体上下是一条直线，所以，我需要借助什么让我看起来有一副女性的体形。就在几个月前，我穿着战斗服，帽子压得很低，有人走过来称我“先生”，以为我是个小伙子。我想那就是我喜欢高跟鞋的原因：它们能改变你的重心，让你行走起来有女人味儿、性感。如果你穿上四英寸的高跟鞋，即使你一点胸脯都没有，你看起来也不会像个男孩儿。我也喜爱魅力，我爱适合我的手包，我爱短裙子——就我而言，越短越好——我要么穿平跟鞋，要么穿特别高的高跟鞋。我的高跟鞋肯定比伊梅尔达·马科斯（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妻子，生活奢华，有鞋若干）还要多。我最喜欢的皮鞋设计师是吉娜和莫罗·伯拉尼克。莫罗·伯拉尼克为我制作了结婚时穿的鞋，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吉娜设计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埃伊丁·科达喜，穿着西服的样子就好像他在银行工作，但他是个非常好的家伙——如果我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就会为我定制。去年我过生日时，他们给了我一个惊喜，送给我一双高跟牛仔靴，鞋头和后跟是蛇皮的，在鞋帮上部用水钻拼出“维多利亚”字样。那双鞋式样很夸张，但是很漂亮。现在他们甚至生产一种靴，称为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靴。刚穿时显得很有朝气，而且新鲜，但是穿了几次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我敢说，就过时了。我的手提箱失窃后，吉娜为我提供了所有的鞋，而且不要我付钱。他太棒了，自从有了“辣妹”组合，我就一直请他为我做鞋。鞋跟总是很高，只能摇摇晃晃地走几步，所以穿着那样的鞋我从来没机会正正规规地跳舞。我为演唱组带去的是魅力，我喜欢这么想。我的个性非常非常夸张——所以当我们在伦敦一家名叫G ·A ·Y ．的同性恋俱乐部表演《心神迷乱》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他们喜欢我夸张的行为以及内在的魅力，在那种氛围下我感到十分放松。梳妆打扮本身也有一点像表演——但是我喜欢认为我在白天的着装比较随意。几天前，我出去时穿了一条腰围32英寸的巨大的男裤，用一根漂亮的小肚链松松地挂在臀部，上身穿一件紧身短T 恤，乳房被挤得快到脖子了。我并不想说我是最值得信赖的化妆师，但是现在我确实有了更加随意的一面，那得感谢大卫。在化妆方面，我很幸运，能够听到一个职业化妆艺术家所有的新东西、新观念。我因此才能试试这、试试那，看看哪个效果好、哪个效果差。还有头发，幸运地是我有一个顶级发型师为我选择最恰当的发型。并不是说有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一定会去做。我会听听人们说什么，充分考虑一番再做决定。但是我喜欢在错误中学习，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我一直那么做，我当然犯过错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至少那些头发得是我自己的。我把头发加长是因为一些很实际的原因，但是有一天我醒来想，我怎么会认为那个东西适合我的？我要立刻把它们去掉。我就会这么做。其他姑且不说，即便那是真头发，那加长的部分真讨厌，而且大卫也不能忍受让它在枕头上靠着他。我和大卫在穿戴问题上观点非常相似，虽然我的裙子经常比他的理想长度更短、我的上衣领口也许比他真正喜欢的要低。我们第一次穿相似的服装是在一次范思哲晚会上。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因此没有专门买任何服装，但是我们知道其他每个人会为他们的服装计划几个星期。所以我对大卫说——我们都穿上黑色的皮裤子、黑色摩托皮茄克、黑色靴子、白色上衣——让我们来一次统一着装。就算我们全裸着去也不会引起更大的轰动。那时没有哪一对夫妻出门穿同样衣服的。我记得我的婶婶和叔叔经常穿同样的衣服，我总是想，真是两个大傻瓜，他们以为自己看起来像什么？当我的妈妈和爸爸告诉我他们经常穿相配的T 恤时，我能想到的只有那该多土气啊。但我从来没有自认为很酷。我几乎喜欢做些荒唐的事，再设法让它显得很时髦。我和大卫总是讨论如果我们要做什么事，而且可能要一起拍照，那么我们应该穿什么。比如，大卫从来不愿意穿粉红色和橘黄色，而我从来不穿棕色和红色——除非我们试图表达什么。自从2000年春季，大卫一直忙于他自己的两件事，一件是他的书，另一件是独立电视台的记录片。它们在10月都问世了，而且证明在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方面是又一个里程碑。书本身倒没什么，这基本上是一本咖啡桌上作摆设的书，里面有很多照片，照片上的大卫看起来忒棒。关键是他上了“帕金森”访谈节目。1999年我做过“帕金森”访谈节目，我认为那让我摆脱了“厌食辣妹”的标签。与那儿的众多访谈者不同，迈克尔·帕金森似乎认为他的工作就是让你显得很有趣。大卫访谈节目的第二天，那情形就好像，我的上帝，谁会想到大卫竟然是这么好的一个家伙？我想媒体本来已经相信了他们对大卫的那些可怜的偏见，他们本以为大卫的脑子长在踝关节附近的某个地方。几周以后的记录片与此情形一样，人人赞许。这部记录片的播出距大卫被选为英格兰队长对阵意大利队的时间约一周。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意料。那天晚上他正呆在加利·内维尔的屋里，我不在的时候，他经常这样——我当时正在伦敦工作，住在我妈妈家里。他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彼得·泰勒刚刚打电话让他做队长。彼得·泰勒本是莱斯特城队的主帅，凯文·基冈退出后，他执掌了英格兰队的帅印。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见到过大卫如此激动。做英格兰队的队长一直是大卫的梦想。几个星期前，他已经担任了曼联队的队长，但是他说这只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做。因为大卫总是有一说一，我想他并不是谦虚。但是英格兰队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大卫被选中领导他的国家队。对大卫来说，这是他最意想不到的荣誉，我只是感到心头涌起一阵阵的爱意和自豪。这个人在1998年7 月曾经是英国最不受人欢迎的人，甚至就在六个月前，他还被看作是“国家的累赘”。我不能到意大利观看那场比赛，因为“辣妹”将去斯德哥尔摩，在MTV 音像颁奖典礼上演出。但是我们像往常一样整天都在电话里交谈，或者发送文本信息，我告诉大卫在瑞典发生的事，他告诉我在意大利发生的事。后来我和大卫一起在家里观看了那场比赛的录像。也许那是不一样的兴奋，但是我的脸上始终傻呵呵地挂着笑。我感到那么、那么自豪。经过了四年，我开始真正喜欢看足球了。我有点明白越位的规则了。过去，每当谈到这个球员、那个球员的时候，我就会岔开话题，但是现在我发觉我在听。你们知道吗，尤塞比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只穿4 号的鞋子，跟我的脚一般大。我并没有说我对足球的热衷程度能和大卫的妈妈、爸爸相比——我感觉没人能和他们相比。我想，自从大卫开始踢球，他踢的每一场比赛泰德都从不错过，甚至桑德拉也只漏了一两场。足球是他们的生命。只要曼彻斯特有比赛，他们就会到场——有时一周来两次——所有的客场比赛他们也都去看，无论在哪儿。但是假如布鲁克林成了一个球员，我知道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可是，如果让我完全说实话，我想我宁愿布鲁克林干点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人们会一直拿他和大卫——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相比。那将永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你不会希望这种事落在任何人身上。但是甚至现在布鲁克林对足球的喜爱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了，显然，我恐怕非得让他继承他爸爸的事业了。他在厨房里刚走上几步，就站起身，把放在那儿的一只玩具熊踢到了厨房地板的另一端。他喜欢去看他爸爸踢球。我不知道布鲁克林是否认为他玩足球和大卫在球场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我只知道他就是喜欢足球。踢球是他的第二天性。大卫的记录片的拍摄大约历时九个月。我们尽可能不让布鲁克林在记录片里露面，因为我们想尽量不让外界多了解布鲁克林——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会给他招来足够的麻烦。我也很少出现在里面——只有在公寓里的几个片段。事实上，非常有趣的是摄制组总是让我换上不同的衣服，结果好像我参与了更多的片段。他们问及我们的事业，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们俩对对方的事业都非常支持。我知道对大卫来说，要想开心，他就得踢出高水平的球来。而我想让大卫开心。他所从事的职业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这只是你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大卫也一样。他只想让我开心，虽然我想他希望我每天守在家里，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但是他知道那会发生的，那是指日可待的事。2001年1 月，手提箱的故事结束了。那位“翻斗车”马克经查明是马克·奥利弗，他在两起指控他销赃的案件中被判有罪。我的一些衣服出现在他姐姐的衣橱里。我被传唤为该指控的证人，但是有一半时间我感觉审讯的是我，辩护方律师想就在翻斗车里，或是垃圾堆，或是后花园里找到相片框这件事发现我的破绽。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太紧张了。我在想，紧扣这一点，某个卑鄙的家伙偷了我那该死的手提箱，那是关键。你们搜查了那家伙的房子，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我的衣服，而现在你们却设法让我听起来像个罪犯，那家伙反倒是个好人，就因为他告诉了我他找到了我的手提箱和我的一些书。被指控的另一个人是马克·尼波里特。所幸的是我无须见他——法庭让我们呆在不同的房间里。对马克·尼波里特的刑事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已经被取消了——夏天他曾被拘捕，因怀疑其煽动他人进行谋杀恐吓。民事案的结果要好得多。马克·尼波里特说我们找不到他的保密协议的原因是他从来没签过这样的文件，而他对1999年11月初那张空白协议上的签名一无所知，那个时间正是我们说他签字的时间。而律师所做的司法测试表明那确实是他的签名。该测试和导致取消对吉尔福德四人案的有罪判决所采用的技术是一样的，用一个叫“爱思达”的东西，即静电检测仪。他们搞了一个叫“拓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签字的笔迹就可以用作法庭证据了。最后，这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忠实是保镖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至少这个鉴定结论表明马克·尼波里特说谎了。后来，法庭判决他交付损害赔偿金以及我们的诉讼费，还有那年夏天律师们阻止马克向媒体谈论有关我们的私生活的临时禁令得以变成永久性的——媒体称之为塞口令。这个禁令来得太迟，没能阻止马克告诉安德鲁·莫顿，但是至少阻止了他将其变成一个专门职业。然而，也许他犯下的最大的罪却是我们无法对其起诉或将其拘捕的：正是马克导致我患了九个月的妄想症，他使得我认为谁都不能相信，他让我怀疑每件事、每个人。　　　　　　　　　　　　　第二十七章 谢谢你这一点也没有天花乱坠公关宣传的意思，不过确实是大卫鼓励我做个人专辑的。我真的已经放弃了所有单飞的念头——但是他不断地跟我唠叨。我知道很难让人相信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自我评价不高，但这是事实。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你总被别人说成是无用的庸才，慢慢地你也就相信了。每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妈妈总是说：“别管那些糟糕的事，只想想歌迷寄来的所有那些令人振奋的信件，毕竟他们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不知怎么的，相信那些糟糕的事要容易得多。这就像考试，你可能忘记通过的学科，但是你绝不会忘记考试不及格的科目。它就像贴在你后背上的标签一样紧随着你。但是，随着我的个人专辑的进展，我逐渐开始发现歌词作者和制作人很高兴和我合作，但不是仅仅因为我是一个“辣妹”。梅兰妮·B 告诉我的那些在美国工作的故事叫人有点害怕。我得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起步，以建立自己的信心。说到信心的树立，艾略特·肯尼迪（著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太了不起了。当我们刚刚离开鲍勃和克里斯的时候，他成功地树立起我们5 个人的信心，而现在，他要为我做这一切了。一个人单干和在演唱组里工作最大的区别是无论到哪儿我都可以带着布鲁克林，在谢菲尔德和艾略特一起工作的那个星期，我妈妈与我一起带孩子。我不知道我想朝哪个方向发展。刚开始做这张专辑时，那真是经过了反复尝试。艾略特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星期是我绝佳的学习经历。我们创作了三首歌，一首情歌，一首快节拍的，还有一首中速的——非常适合吉他演奏，但是我当时没信心。所以我接着决定试试马特和毕夫两个。我已经知道我要保留自己的本色。节奏蓝调也许对梅兰妮·B 很适合，但是那原本就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想做流行音乐。但是马特和毕夫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现在毕夫在爱尔兰和一个名叫朱利安的家伙一起工作，而且我听说他们一直在和U2演唱组合作，所以我到那儿去呆了一个星期，非常棒——我热爱爱尔兰，而且毕夫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这几乎就像是回家，没有任何压力，他非常适合我。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上发展。我还是没把握。我的A&R ，保罗·麦克唐纳，也为我介绍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作者。他最近刚从伦敦唱片公司加盟维京，所以他得了解我，我也得了解他。我写出来的音乐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是保罗帮助我保持住了信心。他非常支持我，而且对我有信心。如果音乐动听，人们就容易感兴趣，进而支持我。保罗从一开始就感兴趣。似乎什么都不行，我变得非常沮丧。在旋律和歌词方面我都可以为创作集体出谋划策，我需要的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不会演奏乐器，这不是我做的事。接着我们试了另一种策略。维京和南希安排我和洛杉矶的歌曲作者接触了几次。（就是我行李被偷的那次旅行。）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瑞特·劳伦斯，我和他谈了我们已有的一些想法，我们俩一拍即合。他为梅兰妮·C 写了《千万别再一样》，这首歌在英国和欧洲大获成功。他也和"98 度“以及”后街男孩“合作。几个月后，我回去和瑞特合作，创作并录制了一首歌，《五条件的爱》。美国的艺人们确实有一手——布兰妮、克里斯蒂娜·阿奎拉、恩—辛克、珍妮特·杰克逊，还有麦当娜——每一个都是精品。这首歌有力度，有意象，影像特别棒，哇哦！在美国，我一旦见到了更多的制作人和歌曲作者，那情形，你知道吗？我找到感觉了。接着，我见了一个名叫史蒂夫·基朴纳（杰出的音乐制作人）的家伙，我差点不去见他。那一天我就像弹球一样在洛杉矶来回奔波。我累极了，而他又住在好莱坞山，在城市的另一端。我想，我真的有必要再去见另外一个歌曲作者吗？我知道他为克里斯蒂娜·阿奎拉创作了《瓶中精灵》，我对此印象深刻，但是，我完全可以下一次再来。可以吗？但是这时候，我性格中像我爸爸的那一面占了上风，回答是“不”，快点，回到加长汽车里去，我们去见史蒂夫·基朴纳。他的妻子开了门，我的第一个惊讶是她是英国人，来自谢菲尔德，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跑来跑去。第二个惊讶是史蒂夫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他的脸上总是充满可爱的微笑，这个可爱幸福的一家总是笑着，开着玩笑。我立刻感到非常放松。他的工作室在房子后面。他刚为我弹奏了几段音乐，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家伙为我写专辑肯定行。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和史蒂夫合作真让人难以置信，他明白那得是流行音乐，但又是一种酷酷的流行音乐，带有一点节奏蓝调的感觉，但是不要很多。刚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每个部分都参与创作，就像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做的那样，但是《心神迷乱》成功后，有歌曲作者带着很棒的歌来找我。尽管我想尽可能自己写，但是拒绝一首别人已写好了的好歌是一种自负。要是这首歌是我写的呢？这是一首绝好的歌。我外婆有一句话：“不要对别人给你的礼物吹毛求疵。”我回到旅馆的时候特别兴奋。史蒂夫还给了我一张歌曲CD，我在回来的路上用我的立体声听着，里面有《不是那种女孩》，这首歌是他和大卫·弗兰克共同创作的。他后来告诉我和他合作的另外一个作者是英国人。也许我认识他？他的名字是安德鲁·弗兰普顿，他在巴恩斯的奥林匹克制作室工作。这太有趣了，因为我经常去奥林匹克，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他。史蒂夫告诉我他计划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来英国和安德鲁合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们确实这么做了。合作了两首歌，《不骗没收获》和《它自己的思想》。2001年春天我们又聚到一起，那时我录制了另一首基朴纳和弗兰普顿合作的歌《纯情女孩》，这首歌成了我的第一支单曲。音乐圈是一个很小的世界，迟早你都会发现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地方与另外一个人发生联系。安德鲁·弗兰普顿也和克里斯·布雷德合作写歌——我和他们一起写过一首歌，叫《谢谢你》，这是一首写给大卫的情歌。A&R 代表“艺人和曲目”，一个A&R 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你找好歌。我刚刚从洛杉矶回来就接到了阿什利·牛顿的电话，他原先是“辣妹”的A&R ，现在他的基地在洛杉矶。“我找到了这首歌，”他告诉我，“它很棒。我喜欢它。你听过后尽快告诉我你的感觉。”他是对的。《我希望》是一首好歌，但是试唱歌手是个地道的黑人节奏蓝调歌手。它真的适合我唱吗？事实是假如你得到一首好歌，你可以灵活处理它。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流行音乐，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节奏蓝调，你可以放慢节奏，你可以加快节奏。一首真正的好歌，只要你抓住它的核心，你想怎么唱都可以。我想改变一下它的基调。不，当我到达洛杉矶的工作室时，歌曲作者对我这么说。你不能改变它的基调。他们的名字是索尔·夏克和卡林，他们原本来自丹麦，但是在洛杉矶已经生活、工作了好多年了，为惠特尼·休斯顿这样的人写歌。和瑞特·劳伦斯、史蒂夫·基朴纳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在这家工作室，我却感到另外一个极端。它绝对让人敬畏。录音棚蒙了一层钢板的门上挂了一只牌子：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时间！不得进入！那真是我的快乐时光。我已经请阿什利转告他们，这首歌不着我的调，对我来说，调子太高了。显然他已经忘了。然后他们又放了一遍音乐，确实很棒。他们俩都笑容可掬。索尔·夏克的穿着和大卫非常相似，猛一看这就是大卫——软底运动鞋、宽松的牛仔裤、宽松的T 恤衫——这让我非常不安。卡林的个头要小得多，稍胖一些。两个人都很酷。“可是我想这个调对我有点高。”“不算太高，这个调位听起来很不错”——关键还是进去调整一下，他们说。他们已经决定这首歌就这样才行。尽管我感到不舒服，我想做的就是溜之大吉，但是，我决定至少我应该到录音棚里去试一试。长话短说，我进去了，调整了一下，听起来非常好。继而我又和他们合作写了另两首歌，《你在说什么》和《闯入我心扉》。这是非常愉快的一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努力过，但是我确实给自己施加了压力。布鲁克林在那儿陪我是有帮助的。我妈妈和桑德拉都过去帮我带他。事实是没有他们我完不成第三张专辑。大卫的妈妈带小孩太好了，那么耐心，总是陪他们一起玩，还给他们读故事。她现在说她真希望接受过儿童护理培训。现在她有三个孙子、孙女。除了布鲁克林，还有大卫姐姐琳恩的孩子乔治娜，大约和利伯蒂一般大；还有弗雷迪，2001年初出生。那次旅行中布鲁克林最高兴的是去迪斯尼乐园，在我的休息日我们大家一起去的。只有当你和一个小家伙一起去时，你才会真正欣赏到它的奇妙。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索尔·夏克和卡林带我出去吃饭，他们坦白说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想和我合作。“我们可以因为你们卖出去那么多唱片而尊敬你，可‘辣妹’演唱的不是我们这种音乐，”他们解释道，“但是阿什利是非常好的A&R ，他说服了我们与你合作。”阿什利走进一家他们正在用餐的饭店，送给他们一份《Elle》杂志，里面有一页标注着我在某地与两只德国种的短毛猎犬的合影。我和这两条狗站在那儿，基本上只穿了一条开士米内裤。里面附了一张便条说：“你们真的不想和这个人合作吗？”他们大为赞许，说他们被我的职业精神彻底征服了。是的，我真的能唱歌。几个月前，当我和戴恩一起乘火车从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回来时，我们开始把一些歌词、旋律方面的想法写出来，一下子我们酝酿出了一首非常好的歌。我们应该请谁来制作呢？我立刻想到了小哈维·梅森，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罗德尼·杰金斯在一起。最近保罗·麦克唐纳刚刚送来一首他的歌，叫《永远做我的宝贝》，我非常想录制这首歌。结果发现戴恩曾经和哈维一起和“超凡四帅”合作过。哈维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师，他的父亲，哈维·梅森，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鼓手。因此戴恩的唱片公司把这件事作了安排，我们和伦敦的一家录音棚约定了时间，是9 月份。然后我就患上了脑膜炎。录音棚已经定好了，所以戴恩和哈维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虽然我心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在场。我的身体在奥尔德里—埃吉，躺在床上，拉上了窗帘，戴着太阳镜。但是我能讲话，所以戴恩每隔大约5 分钟就打来电话，问“你认为这个怎么样，维珂？”我们也只能如此了。接着，在洛杉矶和索尔·夏克以及卡林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在希思罗机场，正在过境，等候去曼彻斯特的航班，大卫将在那儿接我们。布鲁克林跑来跑去，兴奋不已，因为他就要看到爸爸了。电话是保罗打来的。“维多利亚，你确实不会喜欢这个，但是我要你明天飞回洛杉矶。小哈维·梅森有几天空闲时间。”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太累了。脑膜炎过后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大卫了，而他也非常希望见到布鲁克林，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呆在一起。“问一下他们能否请他换个时间。我想休息几天。”但是哈维和另一个歌手已经约好了。“我非常抱歉，保罗，但是我只能说不。我的家庭太重要了。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这么做。”尽管这些歌曲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它们只能等一等了。如果你是4 个人或5 个人中的一员，你很难优先考虑你的家人，尽管他们值得你这么做。但是现在我独自一人，情况就不一样了。生病期间我已经想好了，在我的单飞事业中，无论我做什么，我的日程安排必须围绕大卫和布鲁克林。我到家还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保罗。哈维已经决定取消了与另一个歌手的预约，并且将于几天后到达。我们在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进行录音，“辣妹”第三张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在那儿录制的。第三工作室是我最喜欢的录音棚，它的后面有一个停车场，从卡姆登过去一点就到，因此这对我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工作相当辛苦，通常一个星期只录两首歌，但是我们录四首，这就意味着要全天工作还要加上半个晚上。和哈维搭档的家伙叫达蒙·托马斯，他曾经和“娃娃脸”乐队合作。我非常崇拜达蒙，他与人合写了那么多一流的节奏蓝调热门歌。我们录制了《女友》和《永远做我的宝贝》，还有一首关于布鲁克林的歌，叫《与你同行》。很多时间我都带着布鲁克林，那是一个人干最大的好处。这是我的录音时间，因此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到处跑跑，那没问题。我不是歌唱家，我也从来没打算成为流行歌手，我要做一个表演者，那是我最擅长的，给人们以享受。但是既然我有机会展示一下我究竟能做什么，我就想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这张专辑表明我确实能唱歌。所有的歌都是我一个人唱的。我的歌迷需要的是所有的东西：舞蹈编排、服装、照明、影像、表演。他们将得到这一切。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坐下来，说，好了，现在我要再生一个孩子。好多时候，有很多压力迫使你要玩得开心，以至于有时让人害怕。新年前夜是其中之一。所以，因为大卫在2001年新年这一天有比赛，我无须出去就变成了一种解脱。难得有一次，布鲁克林相当早就上床了，11点半的时候他醒了。因此我们在奥尔德里—埃吉公寓的卧室里做着每个不参加派对的人做的事：看电视。这是赞美伦敦西区的那种节目之一（作为一个有点伤感的女人，我十分喜欢这个节目），节目中伊莱恩·佩奇正在演唱，从《猫》到《星光快车》还有《歌剧魅影》。我们都非常疲倦，但是这样的节目你必须坚持不睡觉。午夜时分快要到了，大卫走进厨房，把通常挂在墙上、面包桶上方的时钟拿下来，放进一个托盘，端进了卧室，托盘上还有三个银制的高脚杯。这是他让人定做的，作为给布鲁克林的新年礼物，每只杯子上都刻着字：妈妈、爸爸，小一点的杯子上刻着我的。随着午夜的来临，大卫在床头架起了摄像机，布鲁克林到处乱跑，小手指伸出来端着他的酒杯非常非常有趣。突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正像人们想像的“高贵”、“小贝”和“布鲁克林宝宝”的那副模样——完全是自我滑稽模仿。接着，倒记时开始了，布鲁克林打开了他为爸爸制作的带有我们手印的卡片（其中有他妈妈的帮助），大卫把我的杯子递给了我，他在杯子里斟满了“七喜”（比赛前的晚上甚至一点点香槟都不让我们喝），午夜的钟声一响，我们一起碰杯（银子发不出叮当声），我一饮而尽。突然我发觉我噎住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的嘴里挂着一根线。我的下巴附近有个凉凉的东西在晃来晃去。我拽了一下——像是袋泡茶上的标签——我还感到嘴里拖出个东西来。原来大卫在我的杯子里放了一只钻石戒指，标签是白金做的，上面刻着日期——这是我的新年礼物。布鲁克林爬上了床，我们三个拥抱在一起，大笑着，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那么有趣，那么浪漫。这是我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新年前夜。几个月以后，我和大卫做了一件我们曾经做过的最可怕的事——和阿里奇做了一次访谈节目。这是为“红鼻子日”而做的。显然阿里奇说过，除非他找到克林顿夫妇或者贝克汉姆夫妇，否则他不做这个节目。虽然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阿里奇，但是必须说清楚，看到别人被捣成肉酱和自己的头上架着刀斧完全是两码事。其实，大约一年前我曾见过阿里奇，那时他还不是非常出名。我正在挑选演员，他让人送过来一瓶葡萄酒和一张签名照片，便条上写着：“亲爱的‘疯狂辣妹’，为我表演一下，这瓶酒就归你了。”我上去见了他，发现他和电视里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穿着一件漂亮的衬衫和一件漂亮的夹克衫，看上去很整洁，谈吐非常文雅。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他，你绝对看不出来这就是阿里奇。不管怎么说，BBC 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有兴趣。我们说可以，我们想尽可能为慈善事业做点什么，幸运的是这和大卫的足球比赛日程不矛盾。但是我们开进BBC的时候，大卫对我说：“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他害怕了。节目开始前到后台来看我们的那个阿里奇一点也不像我一年前遇到的那一个。我想现在他作为阿里奇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的性格里已经形成了很多特殊的地方。以前，他像一个公主学校的学生，现在，他的身上时刻都带着一点阿里奇的神气。显然我们知道一说到采访，他会大谈特谈性方面的事，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但这是为了慈善事业，所以你不必担心那样的事。我们都认为我们不能真的和他斗嘴，因此我们也不做那个尝试。阿里奇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们最好以大笑来附和，如果你喜欢，我们就自嘲一番，也让自己开开心。那么多人拿我和大卫开玩笑，我们还不如展示一下我们自己也同样精于此道。我们上去之前，大卫相当相当紧张，因此当我们坐在摄像机镜头前的时候，我把胳膊放在他的腿上，让他感觉好一点。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次访谈，我们俩都喜欢，虽然我感到吃惊的是阿里奇的问题都是预先拟好的——它们都在自动提词机上。当节目在“红鼻子日”播出的时候——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看了——我确实非常失望，许多内容被删掉了——主要是我和大卫反驳阿里奇的部分。在播出的版本中，大卫几乎什么都没说。但是在原始采访中——我们有一盘拷贝，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想像——大卫其实说了好多话。有几次他投其所好地谈起阿里奇提出的同性恋问题，你能预料阿里奇猝不及防，他大笑起来。我曾经朝他看了看，我知道他的这一表现和他本人是不相称的。而且我能看出来他感到局促不安，也许第一次有两个人敢和他针锋相对。我为大卫感到自豪，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他非常腼腆。我已经学会了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怕为自己争辩，说出我想说的话，即使有时我不该说。在电视直播中和人讲话我不会多作考虑，说一声“那么”就开始了。但是节目播出后的反响让人吃惊。每个人都喜欢。大卫很好地为自己作了辩解，我确实希望人们已经看出这一点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所有人都围着我们大肆吹捧，这让我大吃一惊。那情景远胜于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碰上的情形。现在只有我和他。这确实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因为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大卫一个人的时候也没有碰上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一个人时，我们两人没有受到过很多注意，但是那种注意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发生的一切简直无法相比。那近乎疯狂，人们围在我们身边几乎失去了常态。我们并不是那种需要吹捧的人，我们不需要一百个人围着我们说我们太出色了。和“辣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不是最受欢迎的，我总处于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但是自从我和大卫相遇、相爱后，好像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变化产生了无人能预料的结果。这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它真的已经无法控制了。现在我们每到之处必有狗仔队尾随而来。我能接受这一点。但是当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会更加接受这一点。虽然我出名了，因为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演唱组的一员，但是，人们依然说，她能做什么？这会让人很沮丧。因为穿着高跟鞋晃来晃去，因为穿名牌服装而出名是不够的。我不想为了出名而出名，我想靠我最擅长的东西而出名：表演。小时候我以为荣誉会让我不再感到内心的空虚，不再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支撑起这种荣誉，出名只会使你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人们感到你为大众所共有。一直以来我真正需要的是得到严肃的对待，而不是被嘲笑，因为我的粉刺，因为我胖，或者因为我很富有，和其余的人不一样。大卫从一开始就理解我。小的时候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假如你周围的人——老师、其他孩子——把你当牛粪一样对待，只因为你和他们不同，那么，哪怕你的父母把你夸成一朵花也是不够的，你的家人无论怎么说你可爱都无法治愈你受到的伤害。布鲁克林哪怕有三只头，我都会说他可爱。因为他是我的。有时，荣誉对我甚至会变得更困难，因为大卫很显然确实有能力支撑它。我并不是在嫉妒大卫，我没有，我从来也没有——我只是为他自豪。但是我这样一个缺乏安全保障的人和大卫这样的人出去就显得非常困难了。是的，人们也许有时对他也恶语相向，但是至少没有人能批评他赖以成名的东西。我时常听到其他球员的妻子谈论丈夫不上场踢球给婚姻带来的压力。能在每一场俱乐部联赛、每一场国际比赛上场踢球的球员不多，但是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几乎总是不得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