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辣妹世界》，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即将在全世界发行，因此“宣传”是一个我们不容忽略的词。不久我们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飞机、豪华轿车、旅馆、演播室、播音室、豪华轿车、飞机。新加坡、泰国、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没有累垮下来。大卫真是太好了，他总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和我谈话从来都不知疲倦。每天我们要交谈8 次、10次。虽然我经常只是哭。脱离“监狱”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你和难友谈话的时候身边总有卫兵看着。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从来不让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每到一处他总是跟着我们。媒体曾经称他为“辣哥”，那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入口处，他们告诉我们只有5 个一等舱座位。作为录音合约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坐一等舱。这不是奢侈，是我们经过的所有那些长途旅行中的必要。现在你可能会想，在那种情况下，演唱组——那5 个姑娘——会坐一等舱，而我们的策划人会退让一下。不，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剔出了一等舱，这样好让西蒙坐在那儿。谁是那个被剔出去的呢？我。我们5 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如影随形的经理人极少有不在边上忙活的。我们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了。10月底我们回到英国准备在本国的首发，我们总要到一个接一个的电视台、电台做宣传。但至少我们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洁芮说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和律师谈谈。这件事由我做还是她做？我说应该由她来做。我只在家呆了几天就又走了。我们无法终止“境外免税年”这个记时器的滴答声，我甚至都懒得打开行李。你们没有生活，你们只有日程表。这一次是到南非，为“王子委托慈善”开一场慈善音乐会。如果彻底坦白的话，我在遇到纳尔逊·曼德拉之前，我对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这很糟糕。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的国家认为自由是当然之物。我们从机场直接去和总统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洁芮和梅兰妮．B 去了洗手间，她们觉得要拿点什么当作纪念。显然她们不想偷任何东西，不过，在洗手间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们撕下了五张手纸，从他的盆景里拿了一些小鹅卵石，包在里面。每人一个祈求好运。也许西蒙意识到了我们和他已经有些疏远了——他安排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我们要去狩猎旅行。从约翰内斯堡我们向南飞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趣的简易小机场，就在太阳城国家狩猎公园外面，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汇合了——而洁芮的母亲没来，来的是她的妹妹纳塔利。我没想到我会玩得那么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极。但就是在这里，也有些事不对劲。在我们住的地方，正如你会想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单独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各自驾驶越野车吗？狩猎旅行的乐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种体验。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须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乐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么杀戮，要么被杀。在法国那间洗衣房里和洁芮的谈话为这个想法播下了种子，时隔六周，这颗种子生根了。而现在，万事俱备。洁芮已经和律师们谈过了，他们说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记住，记住11月5 日。1997年11月5 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 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MTV 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 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雇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系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系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 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米拉的手机也保存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每一个电话。我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中午了。现在西蒙肯定知道了。我们正在台上排练，洁芮随意地跳着舞，紧紧地抓着她的毛毡手提包，好像包里装着她世间所有的财产。她就像一个难民。“洁芮，”一个声音从控制室里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排练要认真，你得把那个包放下。”她没有。“有人看到我的手机了吗？”卡米拉问道。那时不像现在手机有不同的铃声，所以，每次卡米拉的手机响的时候，在洁芮设法关掉它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哦，那是我的手机——懒得接了。尽管紧张得不得了，那情形真的非常非常滑稽。当我们看到平素镇定自若的两个私人助理都流下了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炸弹已经落下来了。她们已经被通知走人。立刻。还有保安。谁需要他们，宝贝儿？在化妆室，詹妮和凯琳正在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把西蒙解雇了，”梅兰妮说，她说话从来不转弯抹角。她们两个眼睛里都含着泪，拥抱了我们。“我们太为你们高兴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她们也有那种感觉。上飞机前几分钟，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MTV “最佳组合奖”。通常，在这些活动中，你很清楚你会得什么奖，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搂着，我们太激动了。感觉这就像一个新的开端。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会像秃鹰一样围着你盘旋。没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们这么说。这是最糟糕的噩梦，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我们拿回了从我们身边偷走的东西。西蒙·福勒总是说一个男人将会毁了这个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我们男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开始让“辣妹”相互疏远的那个男人正是他。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日子非常有限，我们飞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后降落在卢顿。公平地说，保安帮我们到了机场——毕竟，他们也坐那架飞机。但是我们到了卢顿以后，他们就走了。大卫正在等我，还有一个司机在那儿接其他人。其他没有一个人露面，他们像苍蝇一样飞走了。事实上，他们受雇于“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们也相信那个神话，西蒙·福勒创造了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录音合同是直接和维京签的，他们同意帮我们渡过难关——“辣妹”砸了锅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即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维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近我们发现“辣妹”在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挽救了维京。就这样，我们到了伦敦，在我们声誉的颠峰时期，重新开起我们自己的车，寻找停车计费器和1 英镑硬币以及其他东西。这完全像做梦一样。当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计划继续我们的日程，以让每一个人，从赞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变。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障碍是“相约‘辣妹’”，这是“伦敦周末电视”的一档电视节目。幸运的是，该节目正由安迪·彼得斯制作，那时，他更像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朋友——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完全支持我们，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喜出望外。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雇他们。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4小时内，我们从有一个忙忙碌碌的10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只有我们5 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我们的律师打一次电话。我们要动脑筋拟出一些文字材料。我们尽可能地划分出不同的责任区。我负责财务。梅兰妮·C 负责巡演，梅兰妮·B 负责唱片公司事务，爱玛负责慈善工作，洁芮负责联系赞助商。我们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哪怕只是接电话。但是找谁呢？当我们谈论想找的这个人时，一个名字不断地跳出来：维多利亚·威廉森。托莉曾经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彻斯特帮我偷偷出去和大卫度过了一晚的那个人——但是，从那以后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们年纪相仿——24岁——她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们很喜欢她。那是兰种难以置信的巧合，当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简历已经寄出去了。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巴塞罗那我们被外国媒体嘘下了台。我们一直说表演的时候不要录像——我是说，谁想让镜头拍下她们的内裤？但是这必须首先要告诉摄影记者，而所有这些以前都由西蒙负责的。我记得西蒙曾经说过，从你这里拿走荣誉与给你荣誉一样快，从那以后，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巴塞罗那那件事过后，我们确实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退缩，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其他所有的战斗中，都胜了，为什么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回到伦敦后，我们和维京举行了第一次大型会议。他们不可能允许类似巴塞罗那的事情再一次发生。我们习惯了维京懒散的作风，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他们吓坏了。从他们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这一点。会议室里大约有40个人，律师、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高级管理层。让媒体重新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维京决定让外面的公关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召来了艾伦·爱德华兹，那时他正在做珍妮特·杰克逊的公关。离开福勒以后，“辣妹”日程上的第二站是罗马。艾伦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向外界宣称“辣妹”在某日某时将在她们的旅馆阳台上进行即兴演出。这很有用。英国的媒体来了以后发现大街上挤满了我们的意大利歌迷，交通堵塞了几英里。新近宣称的“辣妹”的死亡，报纸上写道，太夸张了。但是，那仅仅是开始。预订旅馆的时候，我们总会要一部联机电话。因为我们现在由自己管理，我们5 个人每天晚上要花一个小时和律师通话。洁芮非常擅长这个，而梅兰妮·B 每当认为需要调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会插几句俏皮话，比如这些律师穿着什么样的内衣裤。但这些都是重大的商业决策：赞助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英镑。虽然我和洁芮都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我们当时仍然处于适应期。最终，在听取了所有的辩论、征求建议和意见，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以后，我们总能形成一个小组一致通过的决定。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坚持所作出的决定，不改变主意。那时我爸爸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很好地教会了我。这段时间最滑稽的经历之一是在巴西。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我们得登上5 只小船，船上装满了竞赛中获奖的人，然后在亚马逊河里漂流。对任何一个坐在伦敦或者洛杉矶的办公室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来说，这似乎很不错，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亚马逊河是世界上食人鱼数量最多的河流吗？因此我打电话给保罗·康罗伊——维京的常务董事——说我决不会踏上这个用树皮做的玩意儿，而且还有食人鱼围着船桨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我们已经拒绝了安排给我们的旅馆，这简直是一个粪坑——我房间的墙壁是蚊子的坟场。有人说他一个朋友有一艘大船可以给我们住。就这么定了。天气热得像烤炉，那么，5 位流行歌星上了一条拴在亚马逊河河岸上的内河船干什么呢？她们拿出威猛乐队的CD和麦当娜的CD，喝着龙舌兰酒。那天我所有能记得的事就是和着乔治·迈克尔的快歌跳舞，吃了几碗米饭。要么是龙舌兰酒，要么是米饭——我个人认为是米饭的缘故——我不久就和抽水马桶交上了朋友。真是魅力无穷啊。让情况变得这么艰难的就是那个可恨的“境外免税年”。如果我们在英国——哪怕有一个专门的基地——事情可能会容易得多。可是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一间办公室给托莉。实际上，她只有一部手机，然后坐在车子里。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来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让我们摆脱了许多困境。但是这工作让一个人来做让人难以忍受。说到难以忍受，12月，我们的单曲《难以忍受》跃居榜首——连续第六首。“辣妹”仍在运转。托莉建议我们见一见南希·菲利普斯，她曾经和她一起在我们的电视宣传机构“璀璨”工作过，托莉在加入西蒙之前一直在那儿干。自从离开西蒙之后，南希一直在V2工作，这是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卖给百代时创下的品牌。南希先前是一家策划公司的合伙人，经他们策划的人里有“低音小调”演唱组和托马斯·道尔贝。我们在巴黎的布里斯托尔旅馆见到了她。这是12月中旬，我们解雇西蒙刚刚过了一个月。我们和她交谈，告诉她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经纪人，而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工作的人，为我们管理办公室。突然，她打断了我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拿起一个很大的玻璃烟灰缸递过来广用这个，“她说。因为她先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个把嚼过的口香糖黏在一只漂亮的瓷碟上了。片刻，你能听到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但是从那里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南希并不是以此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废话。在唱片业，吹牛吹出来的热气多得足以让你飞越大西洋。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直来直去的人，完全脚踏实地的人。而南希当然就是理想的人选。从一开始，她就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她年纪在三十大几、四十出头的样子，很自然，谈吐文雅而且很得体，但并不古板。因此我们给她提供了一个我们认为她不可能拒绝的报酬，一个月以后，她接管了为“辣妹”运作的所有事务，从V2带来了她的私人助理，朱莉。她在1998年1 月加入了我们，4 月，我们在玛丽勒庞的办公室开始受理业务。如果我们没有南希，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她就像一个神奇的教母，促成事情的发生，平息一切怨恨，她的耐心好得就像一尊雕像。南希在工作方面无可挑剔，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晚上10点钟打电话到办公室，她很可能还在那儿。第一次和南希见面的那天，我得到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露易丝怀孕了。这让我的妈妈、爸爸有点震惊，因为虽然他们一直都不是十分严厉，但是，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从来不让我们在家里和男朋友睡觉。直到我们定婚以后马克才睡在我的卧室里。告诉他们这件事，露易丝非常紧张，但是他们真是太好了。我从来不怀疑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对整件事情，他们做得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好，我爸爸得知将要做外公了，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巴黎是为了《辣妹世界》的首发式，这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公开发行了。这部电影在商业上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是在评论界却颇有微词。问题是有些写评论的势利的混蛋彻底搭错了神经，他们看不出来这从头到尾完全是一部宣传片，他们说我们开始拍娱乐片了，趣味低级，矫揉造作还有浪荡的笑声。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确实如此。从一开始谈论“境外免税年”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就说我们想有一个基地，爱尔兰会是理想的地方。我们也许无法探视在英国的家人，但是至少他们过去看我们会很容易。但是西蒙说不。正如我所说，他不喜欢我们家庭的影响，他最高兴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家人。一群犀牛也不可能把我们拖回到里维埃拉—古拉格集中营，但是随着环球巡演的迫近，我们必须有地方排练，因此就选定了爱尔兰。那年圣诞节，我和爱玛呆在K 俱乐部，这是克尔代尔郡一家相当不错的有农舍风格的旅馆，离机场大约45分钟的路程。从曼彻斯特乘飞机到都柏林只要半小时，大卫和我之间的距离不足一个半小时，门靠门。克尔代尔郡以马而闻名，因为我一直想骑马，我决定试一试。所以大卫不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我已经练了好几天了。终于有一些我能做而大卫不能做的事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骑过马，因为，和骑摩托车一样，教练不准。所以他回来的第一天早晨，我们去了马厩，我全副武装——靴子、帽子——我甚至让马小跑了起来，我正在想我骑得非常好，他说：“快点，让我试一试。”因此我下了马，把帽子给他，你会相信吗，他骑着马慢跑开了，好像他一生下来就在那讨厌的马背上一样。那是大卫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绝对是个天才。K 俱乐部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除了主建筑外，还有一些单独的小房子，以前也许是用作马厩的房子，每一幢房子都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卧室、一个洗澡间还有你自己的小花园。我们大家为什么不一起来呢？2 月24日我们巡演的第一场就是在都柏林的泊因特，所以这完全有可能。我们要了5 间这种小房子，在一排——或者不如说三间在底下、两间在上面。惟一不好的就是我们排练的地方在都柏林的那一边，到那儿去要花一个小时。有一件事我非常想尽快完成——正式定婚，有戒指和一切。我对姑娘们讲了，她们都说，是的，太棒了，抓紧努力吧。既然西蒙已成历史，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了。那么除了“罗克里大厅”还有什么地方呢？我去看“足总杯”对阵沃尔索耳的比赛，机会来了。沃尔索耳不是英超球队，因此没有人认为曼联会输。当然，他们没有输。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还是那个房间——只是景色不一样。夏天的时候一切都是绿色的。而现在是冬天，非常冷。不幸的是，我们在那儿的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发现成群的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但这不是生气的时候。我太高兴了。我和家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想念他们，以至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在某个方面替代了我的家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西蒙后他们没和我们在一起让我很痛心的原因。有几个确实和我们在一起——比如凯琳和詹妮。丽贝卡·克里普斯，她管理我们的歌迷杂志，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琼斯，他曾经是我们巡演经理格雷格·林内的副手。理查德曾经和我们一起在伊斯坦布尔，他回来太好了，这一次是做主管。他大约6 英尺高，身材细长但不瘦。说到头发，他留着短发，假如长长了，就很拳曲，但是他把它剪掉了。他戴着一只耳环和一副圆形镜片的小眼镜，一个非常不错的家伙，非常关心人，也很擅长他的工作。他总能找点时间和你谈谈。另外一个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是我们的舞编，普里西拉。这一次，我们都决定要找一些伴舞，男伴舞。（这可是西蒙决不会同意的事。）那就是有普里西拉与我们在一起非常好的另一个原因。她认识这个国家所有最好的舞者，而且他们确实都尊敬她，听她的话。巡演的过程中，你必须非常非常健康。旅馆的运动中心恰好就靠着我们的小房子。他们允许我们把健身房圈起来一半，因此我们竖起镜子，用它们来排练以及和杰里一起上训练课。杰里是一个黑人小伙子，几年前出了一次车祸，被告知将再也无法行走了。杰里身材不高，但是非常健壮，他的腿细长得就像女人的腿。也许他看起来有点怪异，但他训练起来很认真。大卫喜欢和他一起训练，因为他的训练量相当大。上了他的一堂训练课，我就想，是的，你是个非常不错的家伙，杰里，但是你只是不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女人。这个家伙是我和爱玛的噩梦。“再做10个仰卧起坐，懂我的意思吧，懂我的话吧。”他会说。我们太幸运了，日光浴房间就在健身房后面。虽然我们工作很辛苦，但是这和“辣妹营”的气氛完全不同，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被西蒙搞得麻木了，现在5 个人又充满了活力。我们就像电流，相互激发出了火花。那些男伴舞中第一个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为的是让我们适应一下双人舞的动作，那些旋转和举起，但事实上他是我的伴舞。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每个人都将有一个舞伴，他将和我们有同样的个性，穿上相配的服装，因此，卡明埃（发音是卡一明一埃）是撅起嘴的那个品牌造型。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家伙，半意大利血统，在瑞士长大。他身着黑色紧身衣，他的头发全部往后梳。梅兰妮·B 的舞伴是吉米·古尔扎，她后来嫁给了他（接着又离婚了）。洁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关系。我一看到他就意识到克雷斯琴其实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学校最受宠的学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欢他。他说他改名字是因为英国演员工会，虽然我好像也没听说过业内有另外一个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认克雷斯琴·豪斯福没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然后，爱玛的舞伴是埃兹太加·诺亚，个子小却灵活；梅兰妮·C 的舞伴是罗布·纳斯，一个混血儿。另外还有两个舞者：塔考·巴巴（3 年以后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们只是凑凑数、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换任何一个“辣妹”的舞伴。我与卡明埃和路易斯的关系最好，尤其是在巡演过程中。他们知道我多么想大卫，经常走进我的化妆室和我聊天。他们俩对服装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谈论“古琦”和“普拉达”。2 月24日我们在都柏林的泊因特开演，在那里我们演了两晚。3 月2 日，星期一，我们在苏黎世举行了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场音乐会。那以后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记不得了。我们在欧洲的最后一次演出是4 月1 日在多特蒙德。然后是回到英国，回到曼彻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旅馆的时候，我在沃斯利和大卫在一起。一天晚上，白天排练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在顶楼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录像，这时，“扑费”和“史努比”在厨房里开始大声吼叫起来。“扑费”和“史努比”（是“扑费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缩写）是两条罗特维尔小狗（一种德国种黑色短毛高大猛犬），那年圣诞节大卫为我买的。其实我更想要那种毛茸茸的狗，但是大卫一直受到一些跟踪者的纠缠，所以他说我们真的更应该买护卫犬。不知怎么的，那两条狗正在做着它们的护卫工作，不知是什么让它们生气了。大卫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后花园里看，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攀越篱笆。我不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同样的事情。那两只狗也是像发了疯一样。“扑费”和“史努比”在花园里，正对着后门叫。大卫说在门后他刚好能够看见一个人站着，正仰头往窗子看。所以他打开窗子，对着那个人大喊让他滚开。但是，那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盯着他，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大卫才意识到他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那些吵闹声开始的时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转身上楼，报了警。不出5 分钟，房子上空来了一架直升机，3 辆警车停在外面，到处都是摩托车。那个人不见了踪影。很明显，所有这些大卫都告诉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两只狗呆在屋里的原因。虽然它们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实它们还只是小狗，我不想它们发生任何事。这一次，我们没有麻烦警察。赖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离之外，因此大卫给他打了个电话，还有另一个朋友住在离这儿大约4 分钟的路程。“那支彩色弹丸枪在哪儿，大卫？”我说。他最近刚刚和队友们玩过这种作战游戏，游戏中你用彩色弹丸相互射击。大卫是那种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装备齐全的人。因此，他带着一支枪去参加他们的彩弹游戏了，但是这支枪的威力太大，他们不肯让他用。“在最上面那个抽屉里。但是不用麻烦找它了，”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没有弹丸。”“为什么没有？”“我向隔壁房顶上开火，全用光了。”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这话很有趣，但是那时我没有笑。现在，赖安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到了。赖安手拿棒球棒，另外一个家伙拿着高尔夫球杆。大卫从大厅的包里抓起另一支高尔夫球杆。但是太迟了，无论是谁，他已经跑了。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再也不想在那间房子里多呆一分钟了，我想这个疯子还会再回来的，任何事都会发生。我们甚至都懒得把衣服穿好。我只是在睡衣上套了一件田径服，上了车，开到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旅馆，其他姑娘正待在那里。我们刚刚上床，突然我开始想，如果这个疯子回去把狗杀了怎么办？幸好凡尔纳和JP还在，他们主动要求回去把两条狗带过来。因为“扑费”和“史努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就把它们放在旅馆的洗澡间里过夜。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听到很大的响声——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卫早起训练的时候，他都像英国空军特种部队一样蹑手蹑脚的。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混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开始大喊起来。洗澡间里到处是，猜猜是什么：毛巾上、浴盆里、地板上、墙上。这真叫人恶心。对我们俩来说，沃斯利结束了。我们不能继续在那间房子里生活下去了。它一点也不安全，而且你没办法让它安全。无论如何，发生了这些事以后，我不想再住在那儿，即使你在房子周围挖个壕沟，里面放满鳄鱼。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地方，一个我们一结婚就买得起的地方。　　　　　　　　　　　　第十五章 失去一位朋友我们需要在靠近球场和机场的地方买一幢房子。当我外出旅行时，大卫不得不独自做这一切，因此每天训练结束，他就得开车四下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一次这样的寻觅过程中，他来到了曼彻斯特南部靠近威尔姆斯洛的奥尔德里—埃吉。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了一些正在这一地区兴建的房屋的详细资料，可是他都不满意。但在他返回的途中，他注意到一些正在修建的维多利亚式公寓，因此他开车去看这里是否有要出售的。就这样他找到了这座公寓，在小道的尽头，周围栽满了树。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框架，但购房者可以乘电梯上去。那是顶楼，完全与外部隔绝，绝对安静，房间大而明亮，光线充足，空气新鲜。在这之前，我们从未想过要购买房屋，那是因为我们所见过的房屋没有一个是让人感觉安全可靠的，即便买下那些房屋，我们也得建造围墙，安装昂贵的安全系统和其他设施。还有，我们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想把钱花在一栋大房子上，因为，总有一天，大卫会结束在曼彻斯特的足球生涯。我们都是伦敦人，伦敦才是我们永久的家。即便大卫的足球生涯都要在曼联度过（如今很少有球员会这样），那也只考虑他一个人的情况。而且，当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抚养我们孩子长大的家的时候，那个家应该在伦敦。幸运的是，在我生日快到的时候，我有几天假期，我去看了这座公寓。因为楼层较高，光线比较充足，而且能看到周围乡村可爱的风景，总之感觉不错，而且我知道我能让它变成真正舒适的家。正如戈夫橡树，奥尔德里—埃吉曾经是一个村庄，但铁路建成之后，任何在那儿建造价值超过100 英镑的房屋的人都可以免费乘火车去曼彻斯特——当时100 英镑可是一大笔钱。现在奥尔德里—埃吉还有许多旧式的房屋和庄园。尽管距离老特拉福德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周围都是乡村。奥尔德里—埃吉这个名字取自村庄后面的一座小山，归“国民托管组织”（创立于1948年，重在保护和管理古建筑）所有，山上树木茂盛，满眼绿色，是散步游玩的好地方。村庄里设施齐全，你需要的它都有；肉铺、面包店、熟食店、药店、干洗店、餐厅，还有两个规模不大的跑车陈列室：“青莲”和TVR ，这是大卫喜欢的。如果我在采访中说到这些奥尔德里—埃吉的跑车陈列室，我就会在新闻头条中读到：“高贵”为了那些跑车搬到了奥尔德里- 埃吉。对于玩笑都无法理解的传媒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们仍然在不停地问——好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大卫是不是真的穿我的内裤？这件事是由我参加一个电视聊天节目引发的。那个节目叫做“流行风”，当你出了唱片或者要宣传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去参加这样的节目。这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电视采访节目之前做的（一些人甚至认为那是相当严肃的节目）。“流行风”的制作人是佐伊·鲍尔和詹西·希克斯顿，那是一个你不得不表现得幽默风趣甚至滑稽可笑的节目，从介绍姓名开始，节目的内容都是在调侃讽刺（对于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人，“流行风”是明星们恢复名誉的诊所）。并且，他们会为观众安排一个骗局，让一个还不到9 岁的小女孩来问你问题。她会问是不是我让大卫穿了莎笼裙，以至于让法国南部的所有人都感到愤慨和厌烦。请记住我总是喜欢笑在最后——因此，我首先说“我喜欢穿裙子的男人”。观众们都笑了，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很有趣的话，你们应该看看，他里面穿了什么——（停了一会儿）——我的内衣。”那完全是即兴的，只是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在采访中做的事，即便是厚着脸皮也得让大家笑出来。第二天，这就成了头条新闻：“大卫·贝克汉姆穿他妻子的内裤。”全世界都疯了。我不知道议会有没有讨论这件事。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想说，我的内裤大卫连一条腿都伸不进。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道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 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什么事”？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洁芮要离开乐队了。”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噢，好吧。”“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我——真的——无法——相信。“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你怎么解释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洁芮是在飞往赫尔辛基的飞机上，我还记得那次飞行因为当时我们心情都很好——毕竟，我们在飞回家，尽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记得我一直在笑。然后，我们拥抱，说再见。我无法想像事情会这样。真的，一点儿也想不到。我们仍然打算保密。洁芮可能病几天，或几个星期。我们的欧洲巡演也只剩最后一场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的演出前会有短暂的休息。这一切可以掩饰过去。最终她会恢复理智。可是在我去机场的路上，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报社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看见洁芮在希思罗机场登机去了法国。那么洁芮没有生病。整件事都炸开了。报纸都忙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报道说我们在从赫尔辛基返回的飞机上大吵起来。有报道说我们甚至打了起来（事实上在返回的飞机上，我们在笑）。有报道说这几个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有人说洁芮的离开是这个人的错，或那个人的错。我是说洁芮的离开就像麦田里的怪圈（庄稼成片倒伏现象，成因不明。现在多用来指难以解释的现象）一样无法解释。我确信有人会认为她是被外国人绑架了。这有点像每个人都希望戴安娜王妃的死是出于一个凶险的原因——军情5 处的阴谋。因为那个事实——她的遇害是因为酒醉开车的司机——对于过着童话般生活的王妃来说太普通了。我并不是说洁芮离开“辣妹”组合和戴安娜王妃去世一样是个悲剧，但当洁芮离开时，人们总想在地板上找到些血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事实就是洁芮离开因为她想离开。除了洁芮本人没有人要为她的离去受指责。洁芮确实比我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作为惟一一个未接受舞蹈训练的“辣妹”，这一切对她确实更困难。一周六天每晚登台表演对她来说不容易。尽管她接受了额外的训练和彩排，她仍然觉得很难跟上一场接一场的演出的步伐。并且她为此而受到了批评。当人们说你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歌手时，那简直太可怕了。而事实上人们正是这么说的。我应该理解她。但是“辣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她们歌唱得好或舞跳得好。在开始试听时，鲍勃和克里斯拒绝了比我们更优秀的歌手，因为观众需要的不只是好听的声音。“辣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好嗓子还因为我们有个性。而你绝对无法指责洁芮没有个性。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越想就越觉得好像整件事都是洁芮精心计划好的：她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出来的时候作出歉疚的样子，要向社会偿还她欠下的东西，如果你不反对这种说法的话，为联合国工作，保持良好- 的公众形象，而背地里却在录制她的个人专辑。然后就是光彩熠熠地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我记得在“帕金森”节目（著名BBC 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金森主持的节目）中又见到了她，穿着救世军的灰色军装，扎着好看的马尾辫，没有化妆，看上去毫无生气，让人厌烦，说什么“姜汁辣妹”不存在了、“姜汁辣妹”死了等等，等等。我在想，你也许骗得了帕金森，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要做什么。然后她的第一首单曲出炉了，是《再见，联合国的小可爱》。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放荡的洁芮”，披着一头丑陋的假长发——我不知道她以为她在做什么，但那样做真无耻。没有品位的洁芮又回来了。在音乐录影带中，一辆大轿车上放着一只花环，上面写着“姜汁”。“辣妹”有许多小歌迷，我认为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没有人会因为她的音乐而批评她——至少媒体不会——因为他们需要她。音乐界的人做事有着不同的方式。洁芮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不是世界上歌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舞跳得最好的，要让她的音乐被人们接受，她就必须获得公众的同情，那样的话，人们都会认为她很不错。洁芮想要忘记她以前做过的一切，甚至忘记曾经有过一位“姜汁辣妹”。可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如果没有“辣妹”，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是的，有时走在街上，当有人叫“喂，‘高贵”’时，我确实感到恼火。我像其他人一样不想走在街上听见别人叫着自己的工作名。想像一下——“喂，建筑工人”或者“喂，接待员”。因为“高贵辣妹”是我的工作，是她成就了我。至于洁芮假装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她比较傲慢。在她的自传中，她说我们知道她要离开。也许她认为我们懂得测心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懂为什么她要这样说。也许这能使她的形象更好一些，否则等于承认是她让我们处境尴尬。当然，她确实就是这么干的。洁芮·哈利维尔让我们处于绝对尴尬的境地。抽奖节目结束后，我们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在那里乘飞机去奥斯陆。此时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维京的官方用语将会是：“洁芮正遭受着精神疲惫的严重困扰。”是的，正确。我们知道奥斯陆将挤满各方媒体，希望看到我们拉长了脸，正如我们解雇西蒙时他们的表现一样。当时是离了他“辣妹”无法生存的“斯文加利辣哥”，现在是离了她我们无法存在的“姜汁辣妹”。媒体中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看，这对她们不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自从黛安娜·罗斯（1944年生于一个美国黑人家庭，与好友组建“至高无上”乐队，担任领唱歌手）离去之后，“至高无上”乐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们并不在乎历史对我们不利，历史说过一支女子乐队无法征服美国。对我们不利的媒体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来重新排练节目。我们有顶替的伴舞，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准备一个替身“辣妹”。从编舞方面看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舞蹈演员都会告诉你四人舞总比五人舞容易。奇数总会让一个人站在中间，后面或前面。甚至在演唱上四个也比五个容易。我们一首歌一首歌地彩排。我则要增加很多唱段。第一次我要在《想要》中演唱了。一旦走上舞台，我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我们不能总拿着一张纸，记下谁该唱哪一句。我们得记在脑子里。一旦我们之中有人该唱洁芮那部分的歌词却忘了唱的时候，就会出现让人难堪的沉默。这真够我们应付的，那段时间我们非常情绪化。因此，我们都坐在奥斯陆的宾馆房间里，安排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所有的媒体都说“辣妹”完了，我们只是在勉强维持。就在这时，托莉·威廉森走进来，说她要走了。就像一部可怕的卡通片，我们四个脑袋一齐转向她，四个脑袋里也只有同一个念头。“但是我向你们所有人发誓，我不是去和洁芮一起工作。”一星期后，她和洁芮一起工作了。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克雷斯琴（斯托姆或者豪斯福：洁芮的伴舞／男朋友）是否知道她的计划，但是他的合同未满，所以必须和我们待在一起，穿着“辣妹男孩”的演出服，哪儿也去不了。这让人有点尴尬，想想看，是的，你的女朋友刚刚离我们而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那情形真怪。最后他只得离开。这倒不是出于报复，但是他只是一个配件。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在所有的伴舞当中，我和他讲的话可能最少。因为对我来说他一直都是大学里的克雷斯琴·豪斯福，那时从不多看我一眼。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你是最得宠的一个，你从不正眼看我，而现在你却为我做事。不久之后他就和洁芮分手了，接着开始和“唯有圣女”乐队的莎诗内·刘易斯约会。我仍然感到震惊。我认识洁芮四年了，在温莎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一同度过了我们生命当中不平凡的时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现在她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我一开始是对她的自私感到愤怒，然后感到她背叛了我，完全背叛了我。事实上，奥斯陆的演出是我们最好的演出之一，当然也出了一些纰漏。这是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站。舞台的两侧有两个大屏幕，上面经常会出现我们的特写。在唱《辣翻你的天》的时候，那是演出快接近尾声时的一首歌，大屏幕上会出现电脑图像和烟火来增加现场气氛。我跳着舞，心里想着一切都进行得多么顺利，想着唱到“猛地向左转”时我应该转过去，我转过去了，简直不敢相信屏幕上看到的一切。没有烟火，没有电脑图像，而是一些戴着安全套在洗桑拿的乐队工作人员和露着胸部的女人的镜头。我全身像要着火一样。我气得要冒烟了。须知所有的媒体都在那儿发疯似的想找到攻击我们的东西，而且有一半观众还是孩子：你让小比扬和他妈妈来看某个戴着安全套的胖男人和上身没穿衣服的女人的片子，而且他还在摸她的奶子。下台之后我发火了。“我的年纪也许只有你们的一半，”我对那些已经显得很羞愧的工作人员说，“但你们知道你们究竟干了什么吗？乐队刚走了一名成员，成群结队的媒体在前面等着看我们出洋相，而这就是你们干的事。我不管你们是否一向如此。这种行为是完全、绝对不允许的。“他们都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一些人担心起来，开始向我们道歉，请求我们四个不要解雇他们。这些大男人在我们面前卑躬屈膝，但他们之中还是有人要失去工作。我们别无选择。我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要尊敬比我年长的人，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要解雇那些在我出生前就在这一行工作的人。其他的姑娘们都吓坏了——主要是因为吃惊。我已经沉默了四年，这是我惟一一次出来说话。事实上，我很高兴站出来讲几句。洁芮做的那些事我一直都很擅长，可是我总是让她去做。那是她的特长，是她表现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每个人在我们最擅长的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天赋。那如果我的天赋就是解雇一群中年白痴，其他的姑娘们就让我来办。在这一点上我们团结一致。除此之外是梅尔·B 的生日。事实上，这是我们忘记烦心事的好机会，我们在宾馆的套房里为她举行了意外的派对，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在那儿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套房外有一片很大的装饰好的露天平台，还有烧烤的地方，因为是夏天，斯堪的那维亚的夜晚好像永远不会黑。吉米·古尔扎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男脱衣舞演员。这个家伙绝对无耻，是个十足的让人恶心的家伙，浑身肌肉，长长的金色卷发，像是尚格云顿（1960年出生，空手道高手，曾出演过多部影片，据称是施瓦辛格的接班人）和“阿巴”乐队的本尼（“阿巴”乐队成员之一）的杂交。无论他在哪里都应该带上健康警告。在我们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之前，我们休息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演出设备可以运抵迈阿密。作为由帕瓦罗蒂举办的援助利比利亚战乱中儿童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嘉宾，我们在欧洲还有一场演出。我很兴奋，因为参加这次演出的除了席琳·狄翁、纳塔莉·科尔（著名歌星）、瓦内萨·威廉斯（著名黑人女歌手）以及乔恩·彭·乔（美国摇滚乐男歌手）以外还有史迪威·文德，我爸爸心目中的英雄，我也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我儿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跟着唱《公爵先生》。我经常播放这首歌，然后在大厅里跳舞。事实上，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特地打电话给首都电台，把它当作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点播了它。我就是在那样的音乐背景下长大——史迪威·文德、笆芭拉·史翠珊（美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影视歌三栖明星）、安妮塔·贝克（美国节奏与蓝调女歌手，生于1957年）（《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底特律黑人音乐和“甲壳虫”乐队。小时候，楼上的收音机总是开着——通常都是首都电台。楼下，我父亲有自己的音响和很棒的六十年代的唱片集。人们说你不应该去见心目中的英雄，因为那只会让你失望乙·尽管史迪威·文德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特别是能够向他介绍我的父亲。但我得把我父亲拉过去。“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去。维多利亚，我的意思是，我见了他该说些什么呢？”当歌迷们排起长队来看我们时，你会发现，他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老实说歌迷说什么并不重要。只要知道人们喜欢你，知道你给他们带来了快乐，或者让他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就足够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这么做呢？说这是特权一点也不夸张。那么这两个星期的自由时间，我的那位了不起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吗？没有。英国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个小事情，叫“世界杯”。我们只是在法国南部埃尔顿·约翰的家里住了短暂的几天。我是在颁奖典礼上遇到埃尔顿·约翰的，这种事在音乐圈经常发生。埃尔顿甚至客串过我们的电影。但我们并不像朋友那样熟。开始是大卫先认识他的。一年前，我去了米兰的范思哲时装秀，大卫则被邀请去看男士成衣秀，大卫坐在前排，而埃尔顿就坐在他旁边。大卫很害羞也不引入注目，埃尔顿转过头来跟他说见过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事。他对大卫说他知道总是在聚光灯下面有多痛苦，如果我们想暂时摆脱这样的生活，我们随时可以去他在法国南部的别墅。因此当洁芮离开以后，我和大卫碰巧有机会在一起呆几天（此前大卫事实上和英格兰队一直在西班牙的芒加城），我们给埃尔顿打了电话：“我们不想太冒昧，但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接受您上次的邀请？”他真是个好人。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那里。埃尔顿的别墅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未见过这么符合我的品位的房子。它坐落在尼斯的一家公园的中心，下面是一座小城，因此在别墅中你可以俯视地中海。别墅远离公路，还建了高高的黑色电子门，太漂亮了——甚至花园里还种了与房屋风格协调一致的可爱的柠檬色的花，屋子里摆满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品。我最喜欢的是艾伦·琼斯的两幅作品——两个女人手、膝着地，脚穿束脚靴，正为主人举着一面镜子。如果我要搬到埃尔顿家里住，我连床罩也不会换，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就在洁芮离开以后，而且人们正为主教练离开加萨、离开英格兰队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大卫穿莎笼裙的事发生了。一位足球运动员（人人都知道是极有品位的人）不可能选择穿这么愚蠢的衣服，那么一定是因为我。小报上登出了具有它们一贯风格的标题：看看谁穿了裤子？事实上，几星期前大卫和吉米·古尔扎一起出去购物，他们都买了让·保罗·戈蒂埃（著名服装品牌）莎笼裙。这完全是大卫的主意。他穿了一条因为他觉得看上去不错。一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吃晚饭，大卫决定穿上它，就围在长裤外面——我是说在巴厘岛男人们总这么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穿，在他受到那么多指责之后，谁还能再责怪他？但这是在夏天的晚上，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埃兹，你们希望他穿什么？三件套的西装还是足球队的队服？或者是设计成英国国旗的短裤、白色短袜、凉鞋、啤酒肚，就像英格兰6 月15日打突尼斯那场比赛时充斥着马赛电视屏幕的时装偶像们？我有多爱大卫？我们在迈阿密彩排美洲巡演的第一场时，大卫打来电话说，主教练格伦·霍德尔不准备让他上场踢在马赛举行的对突尼斯的比赛，主教练告诉他——以及全世界——大卫太痴迷于他的“辣妹”女友以至于不能冒险让他上场踢球。他难过极了，我雇了一架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了尼斯，事实上，我们只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我又飞了回去。洁芮离开后，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美洲巡演了。我们在那里的推广人威胁说要退出。毕竟，开始我们承诺有五位“辣妹”，而现在只有四位。一切都取决于迈阿密的第一次演出。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担心——我们一直对我们的音乐和表演有信心。紧张的是维京那些人还有我们的赞助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还有一点让人泄气，我们习惯了在暗处靠灯光让整个演出现场兴奋起来。而这一次我们得在露天剧场演出，走上舞台，阳光照得你眼睛都睁不开。舞台前的座位下长了很高的草，这让人想到了长满草的小山丘。一到那里，我就意识到这里极像另外一个地方——布伦海姆宫。这里只缺贝瑞·曼尼洛和羊粪，取而代之的是，蚊子黏在我的假发上。天气热得厉害。他们说这是非常炎热的一段时期，说是千年以来最热的天气。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四处装满了洒水装置以降温。我从不喜欢炎热的天气——如果在海边或游；泳池旁边，并且没有化妆，那倒没问题，但现在我觉得难受，情况太糟了。但是我知道冲到法国去情况也并没有好转，我只能尽力做好一切。小时候，外婆告诉我，人和动物、男人和女人表达“出汗”的用词是不一样的，马用“淌汗”，男人用“有汗液”，而女人只能用“感到热”。那么，如果我“感到热”的话，那简直是原子能发出的热。我那时简直是在不停地淌汗。服装的更换频繁得有点可笑，这是很糟糕的事，所有的衣服都黏在身上，每动一下都让我感觉更糟。我是说，那些氯纶织物可不是亚麻布。“你不认为你可能是怀孕了吗？”凯琳第若干次为我补妆时问道。每一次走下舞台我都要补妆。怀孕？不太可能。首先我患有多囊卵巢症，医院告诉我靠我自己是无法怀孕的，其次，这些天我和大卫几乎见不上面——有人曾经告诉我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你上次经期是什么时候？”凯琳接着问。你知道我怎么答？我不知道。我的经期一直都没有规律，而且已经几个月没来了。但是随着凯琳不停地发问，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紧张而激动。尽管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怀孕，可是我私底下却希望是这样。“我来给你做个妊娠测试。”凯琳说。那好，我总不能自己到迈阿密找个像“布茨”（英国规模很大的连锁药品商店）一样的药店吧。阴性。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时差反应现在肯定早过了。6 月20日，我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也许现在还太早，妊娠现象显示不出来，”凯琳说。“我会给你再做一次。”我们早先为《想要》做电视宣传时，凯琳就和我们在一起。我想，那是在“天空”节目中。我还记得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中见面，那多有意思啊！凯琳是身边最好的人，并且她懂许多东西——不仅仅是知道妊娠测试——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科幻杂志。她总是很冷静，而且实事求是，也许是因为在做化妆师之前，她曾经想做一个体育教师。想想看，如果我上学的学校有一个像凯琳这样的体育老师，我的学校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啊。两场迈阿密的演出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并且与在欧洲的演出大不相同。我们已经习惯看到青少年歌迷打扮得像“运动”、“宝贝”、“姜汁”和“疯狂”（甚至有些像“高贵”，但没那么多），但是在美国，连妈妈们也这样打扮。可是，我得说五十多岁的胖女人穿着紧身衣和白色的迷你裙可一点也不好看。在欧洲，观众们总是会挤在台前，即使他们有座位；但是，在美国观众们只坐着，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很棒的观众，因为他们兴奋的低语是能够感觉得到的。我们刚刚听说麦迪逊广场花园几分钟之内就售完了所有的唱片。就像计算机病毒，每个人都染上了“‘辣妹’病毒”。人们争相抢购，从新泽西到新墨西哥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张“辣妹”的唱片。从开始起，征服美国市场就一直是我们整个演唱组的雄心大志。现在证明我们做到了。可是我身体中有一部分在想，这个成功不是我们五个人一起取得的，这让人伤心。踏上征程时是五个人，美国对洁芮和对我们其他人一样重要。伤心的是她无法与我们共同体验这个成功。有时，站在舞台上，我会用眼角的余光看看，希望能看到洁芮放肆的小小一笑。以前我们曾经坐在一起愉快地闲聊。我会告诉她关于我的任何事。我真的想她。在洛杉矶和纽约，演出后总有一些人要见你。奇怪，好像只要他们是名人，就有权自由地进入后台，这在帕鲁卡维尔可不常发生。一天晚上，在一个南方小镇的表演结束后。；化妆间的门开了，进来四个孩子，紧跟着的是布鲁斯·威利斯（美国著名男影星，生于1955年）和德米·摩尔。上次我们在米兰见面时，我正给她的女儿们在我的照片上签名。布鲁斯和德米比你想像的都要矮得多。她很娇小，非常小，漂亮，是你能遇到的最可爱的女人，对孩子管束甚严。孩子们给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张画。斯各特给我画了一张，上面写着：“我爱‘辣妹”’和“我爱维多利亚，斯各特”。我一直在想办法弄清我是否有可能怀孕。惟一可能的一次在哥本哈根，我还记得大卫吃了那么多白奶酪，也记得我说的话。那一次我们呆在一起有四个星期。凯琳买回了大量测试用品，而现在我什么都吃不下，我感觉恶心，只能喝汽水。我还在做测试。这些测试需要用尿液。事情已经发展到每次小便我都做测试，看一眼，用卫生纸包好后扔进垃圾篓。在华盛顿，我与梅尔·C 和爱玛讨论着我有没有怀孕。“你可能等的时间不够长，”爱玛说。“再去看一下。”我又回到了卫生间，从垃圾篓里把它翻出来，打开——试纸湿透了，上面都是尿液——我们都仔细地看了一下，应该出现那么一条线。而在我看来，只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那么，”我非常兴奋地说，“你们怎么认为？”她们两个都摇头。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三个人去逛商店，每次我走过商店的橱窗，看见自己的侧影——我穿着金色的莎笼裙——我发现自己非常希望怀孕，拍打着那并不存在的孕妇肚。那天下午每个人都在看世界杯，英格兰对哥伦比亚。可是我感觉很不舒服，就直接上床睡觉了。比赛一结束，我就给大卫打了电话。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他担心，因此，我没告诉他我多么不舒服，我也没提可能怀孕的事，以免弄错，因为我知道大卫多想要孩子。我为没有看比赛而难过，因为大卫踢进了一粒精彩的入球。然后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她和爸爸以及我弟弟要到纽约来看我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表演，我顺便请她给我带英国的妊娠检测试纸。我是想，也许我测试得不对，也许我没弄懂上面的说明。用英国的检测试纸，我至少能知道使用方法。自从发生了洁芮的事之后，我就再没见过我的家人，他们要来让我很激动。那就是有钱的好处，我可以把他们所有人带出去玩，而且不仅仅是一次。我们也不用四下寻找便宜的住处。亲爱的，就住在“四季”旅馆吧，那儿很不错。我在宾馆套房里，他们一涌而出，妈妈向我走过来，从手包里拿出一个淡色的盒子，并且看了我一眼。在他们欣赏这一幕的时候，我走向卫生间，做了测试。方法基本一样，还是测试尿液，寻找那一条线。出现了，又粗又亮的一条线。噢，上帝呀。喔，喔，喔，怀孕了！怀孕了！怀孕了！千真万确！妈妈在浴室门外等着，那情形就像守着一个将死的人一样，但一看见我的脸，她就明白了一切，她简直太高兴了。我也是，高兴极了！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会同时既这么高兴又这么不舒服。我一回到客厅，他们就都明白了。我弟弟确实大吃一惊，我的上帝，又一个没结婚的姐姐要生孩子了。还有我爸爸，他还没有从露易丝未婚先孕的事实中恢复过来，现在他又要做外公了，而且我也还没结婚，但从他脸上我可以看出他确实很开心，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我看了看表，纽约的早晨，法国的傍晚。大卫应该正在去比赛的途中，我该告诉他吗？我得告诉他。我怎么能不告诉他呢？我走进卧室，拨通了号码。“方便说话吗？亲爱的！”第十六章 剪不断，理还乱　　他们刚乘机抵达圣艾蒂埃纳。世界杯在法国许多城市都有比赛场地,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设在布列塔尼的拉布勒。大卫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飞行,现在他们正乘大巴由飞机场去体育场。　　就在那儿大卫得知了我怀孕的消息。我对大卫究竟说了什么,以及他对我说了什么,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但他是那么那么的高兴。大卫一直就想有一个家,我们从一开始就谈论着这些。　　不久之后,我们都去了一家英国酒吧,在那儿看英格兰对强队阿根廷的四分之一决赛。在世界杯比赛初期,主教练格伦·霍德尔因为没有让两位年轻的球星贝克汉姆和迈克尔·欧文上场而受到了媒体的攻击。这一次他们都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报纸上说这是人民的力量(尽管在“辣妹”面前他们不会这么说)。所有人都认为英格兰队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这场比赛将非常精彩。尽管仍感觉不适,我还是决定去。　　不管你怎么看待足球,世界杯总会引起你的关注——而且这场对阿根廷的比赛确实让人兴奋,特别是我,因为大卫踢得那么好。半场结束,比分是2比2平,下半场刚刚开始,阿根廷队的队长从背后冲撞大卫,大卫摔倒在球场上。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大卫抬起了一只脚,那个叫迭戈·西蒙尼的人也摔倒在了草地上。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以及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有多么严重。因此当主裁判向大卫走过去,并且向他出示了一张红牌时,没有人能相信,我们从大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也无法相信。与比赛中发生的一半事情相比,这样小小的一个绊儿简直微不足道。毕竟,那个家伙是故意冲撞了大卫——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几分钟之后我的手机响了,大卫在更衣室打来的电话。他很沮丧,问我从电视上看那个动作是不是很大,我说,我并不觉得有多严重。他说如果英格兰队输了这场比赛,几小时之后他就会和我在一起。尽管被红牌罚下意味着停赛两场,但他认为在全队离开之前,主教练不会允许他走。尽管我非常希望英格兰队能赢得世界杯,可是我怀孕了,我希望大卫和我在一起,并且大卫也需要和我在一起。一切都那么让人动情。　　事实上,直到比赛结束之前,人们都相信英格兰队会赢,因为尽管大卫不在场上,英格兰队看上去也比阿根廷队踢得好得多。但是在接下来的点球决胜中,他们罚失两粒点球。英格兰队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指责,格伦·霍德尔没有受到指责。没有。受到指责的是大卫·贝克汉姆。我不想再提指责大卫的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因为即便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太让人沮丧了。但滑稽的是,世界杯期间另外还有22名球员被罚下场,有人指责他们吗?其他国家尊敬他们的优秀球员,英国却喜欢对他们横加指责。　　第二天下午,英国航空空司派了一架协和飞机去英格兰队的营地接全队回国。在希思罗机场大卫的父母被允许带着大卫的东西呆在海关境界的后面,在一间私人房间内接大卫。在乘下一班协和飞机去纽约之前,他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刚从一架协和飞机下来又要乘另一架协和。　　可是不知怎么的,媒体也设法到了海关境界的后面——两队摄像记者还有六个摄影记者,他说,在他去英国航空公司转机手续办理处时伏击了他,开始辱骂他。他们不仅拍照,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可他们当面辱骂大卫,大卫惊呆了。在曼联踢球时,大卫已经习惯了口头上的谩骂,可这一次比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糟,因为太出乎意料了。他后来对我说:“是加利的话让我不至于失去理智。”　　在去比赛的长途汽车上,大卫一直坐在加利·内维尔旁边。当我告诉他我怀孕了的时候,尽管当时他都高兴得快要爆炸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比赛结束后,在所有那些事发生之后,他说他得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加利。　　“加利真聪明。得知这一消息,他只是说‘太好了,大卫,这是最好的消息。’那句话让我的脑子清醒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惟一着急的事就是赶过来陪你。”　　我们正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台演出,一个男人恰好和我擦肩而过。就在那时,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看出了那个走路的样子。我不敢叫出声来——在我的紧身短裙和高跟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向那个人走去,扑上前抱住了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说——只是紧紧地搂着对方,颇有一点动情。接着我想起了手里握着的东西,把它交给了他。　　这是我那天早些时候做的扫描偏振片。因为我的经期不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怀孕几个月了。　　“别让我哭,”当他紧紧抱住我的时候,我说。“那会冲掉我的睫毛膏,凯琳会生气的。”　　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一发现怀孕了,就打电话要了客房服务点了太平洋油鲽、蔬菜、土豆和面包。　　那感觉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孩子对我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怀孕了,而你又不吃东西,那对你的胎儿没有好处。我不在乎会发胖,不在乎我的长相。因为尽管在我遇到大卫之后,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旦你的饮食失调——我可能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轻到危险的地步——再恢复正常的饮食相当困难。旅途奔波以及大卫不在身边对我恢复正常的饮食都不利。一旦报纸上赫然写着“矮胖辣妹”或“胖辣妹”,我就会作出很坏的反应。我会看着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说:“是的,你真令人讨厌。”公众说你得减肥。我完全迷住了心窍。这么说吧,我甚至测量过我的大腿有多粗。情况变得很古怪,以至于那些年我一直拼命地想瘦下去,可是却没有人知道我患厌食症是因为多囊卵巢。但我一旦发现自己怀孕,一切就都变了。　　一开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我的饮食必须正常,因为我意识到自从美敦赫德和洁芮的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没有真正好好地吃过东西。现在,我一天吃三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甚至脂肪:把黄油涂在面包、青豆和菠菜(增加维生素B)上。但我不吃巧克力或者蛋糕或其他这类食品,我知道我得吃一些健康食品。　　大卫在“辣妹世界”度过了精彩的十一天——这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办法丢开工作去真正享受这一段时光。可是只要大卫在身边就很不错。大卫就是大卫,拉着我的手时他很高兴,把我的头摁在一只桶上或者一只碗上、逼我吃饭好像他也同样高兴。　　尽管工作人员和舞台设备走公路,我们有一架五十座飞机供伴舞、发型师、化妆师加上所有陪着我们的家人乘坐。自从西蒙离开后,我们一致同意永远不再和我们的家人分开。离开家的三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你需要一位妈妈在身边。而且我又怀孕了,身边总有一位体贴的母亲真是太好了。所以不管那个人是谁,我们都把她当妈妈,和她坐在更衣室聊天。　　这架飞机上的气味不对劲:一定是因为机上携带的食品。其他人都闻不到,只有我,一上飞机就开始恶心,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没停。　　大卫到纽约之前,我告诉他我在耐克城里看见了一件特别酷的运动衫。　　“什么样子的?”他说。　　“鲜艳的黄色,上面印着‘巴西’字样。”　　因为我们是在通电话,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但从他接下来发的脾气中我能想像出来。　　“不要以为你认识了一些巴西的足球名人,”他说得有点急促。　　但第二天早晨他购物回来,我正在睡懒觉,他从门口扔给我一个耐克包,笑了。那是一件印着“巴西”的黄色运动衫。我第一次穿它是在飞往康涅狄格州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坐下来,闻到了一股怪味,然后就一直恶心,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　　在曼联的生活永无尽头,赛季前的训练在7月13日星期一开始了。我们在加拿大度过了最后一个周末,然后就只能说再见了。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们都没有再见面,这简直太可怕了。他离开的时候,我藏起了他的一件旧衬衫,剩下的旅途中,我就穿着它睡觉。我睡觉前会想像他在做什么。如果是在同一个时区,这很容易。我们都在睡觉,我会知道他在想着我。但是处于不同的时区,他可能在做其他事,可能不是在想着我,至少那一刻没有。　　为了不让我精神崩溃,我有了一个旅途中的家:那些姑娘们、凯琳、我们的形象设计师肯尼、伴舞卡明埃和路易斯、理查德·琼斯(现在是我们的巡演主管),当然还有从伊斯坦布尔就和我们在一起的乐队,他们不仅极有天分而且都是很容易相处的好人。大卫离我这么远,所以他们都帮我摆脱烦躁的情绪。　　那么,按照摇滚乐的好传统,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他们。说到打击乐器,我向你引见费格斯·葛朗德,一位顶级音乐家,特别可爱,非常频繁地变换头发的颜色。　　接着是鼓手安迪·冈噶迪恩。安迪有自己的招牌形象。他经常在长裤外面穿上肥大的裙子,配着大大的长筒靴和罩衫。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那顶奇怪的帽子和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鬈发。他有着古怪的双重个性:特别害羞却又非常固执。　　下面让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键盘手西蒙·埃利斯,同时也是我们的音乐监制,他确实特别有趣,一个绝对的喜剧演员,总是模仿别人,发出滑稽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另一位键盘手迈克·马丁,一个黑人,身体非常好。他过去总是穿着战斗服和紧身上衣。我们称他为“情人·情人先生”,因为他经常扭动着他的臀部。他对音乐很有感觉。　　我们的主吉他手保罗·金德勒,一位从事音乐行业多年的杰出音乐家。尽管他非常不喜欢与人交往,但他非常友好,脸上总带着快乐的笑容。　　最后是我们的低音吉他手,史蒂夫·勒文森。他留着吓人的长发绺。个性非常善良、可爱。旅行途中,我经常和他谈个没完。　　我一有机会就会给大卫打电话,但是这不太容易,特别是我们到了西海岸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和大卫都醒着的时候。并且如果大卫随曼联队外出踢比赛,他们都不会为我接通电话。这让我无法忍受。　　我感到很孤独。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在背景里听到“伦敦东区人”节目,还会听见妈妈说:“把电视关小一点,克里斯琴”,然后,我又听见她说:“把炉子上的蔬菜端下来。”挂了电话,我就忍不住哭了。所有那些平常的事情。我太想他们了。回家后我发现,离开时还是个姑娘的妹妹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家里的小宝贝弟弟长出了短胡子,还有了腋毛,又交了女朋友,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开始工作了。　　如果四年以前你问我,我的旅馆房间外面有风景可看有多重要,我会说我不在乎,而现在我整天都呆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无法忍受那种被禁闭的感觉。我得感受自由,即使是看日落或看月亮这么小的自由。那是大卫也能看到的同一个月亮。一有机会我就会站在窗口直愣愣地看着。我一直有幽闭恐怖症,我不喜欢火车和飞机上的洗手间。　　大卫离开之后,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在明尼阿波利斯,更多的人到后台来看我们,其中包括“王子”乐队。“王子”就坐在舞台旁边的小包间里,这太让人惊喜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吉米·杰姆的家伙,——一位黑人制作人和作家,这简直是双重惊喜。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和珍妮特·杰克逊合作,完成了所有歌曲。能和这样一位歌曲作者和制作人合作,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像所有人遇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时一样,我们一下子都笨得说不出话来。　　“知道吗,”吉米打破了僵局,“我绝对是你们的歌迷。我妻子给我买了一件‘辣妹’T恤衫。言归正传,你们愿意和我合作吗?”　　我无法相信他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想问:“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后来他和他的搭档特里·刘易斯为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写了三首歌。他们一起被称为杰姆和刘易斯。　　这时候,“王子”就坐在那儿,穿着天鹅绒的长裤,在分开的两腿之间夹着一根银顶拐杖。我知道他身材矮小。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小,应该说非常非常小。但是每一英寸都透着一个真正的超级巨星的光芒。他的鞋跟很高,尖尖的下巴使他显得很瘦削,脸上化着浓妆,头发拳曲,经过许多打理。我记得他看起来就像刚从台上下来,当然,他没有。在台上的是我们。他用低低的、沉静的嗓音说我们的演出太棒了。然后又是一阵沉默,直到爱玛说:“那么,我们怎么称呼你,我是说,既然你不再是‘王子’了?”　　他回答说:“你可以叫我‘朋友’。”　　六个星期,104场演出之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顺利。但是除了“甲壳虫”,没有其他流行乐队能做得和我们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在美国没有与我们相似的乐队组合。西雅图的乐队像“涅磐”和“珍珠酱”,他们的歌曲都是关于死亡和毒品的。从“新街边仔”以来,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流行乐。那时我们只为演唱会的票房而高兴。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儿有一群年青的观众想找到乐趣,但却没有被开发出来。只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流行乐才开始在美国起步,出现了一些人,如布里特尼·斯皮尔斯和恩辛克。我们为这样的行动打开了一扇门。　　除了“甲壳虫”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乐队都是重金属乐队,比如莱德·齐柏林和“滚石”乐队。但他们却有行为不端的恶名。我们是在美国巡演的乐队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场次的乐队,一场也未被取消。当我们从达拉斯直接飞抵希思罗机场时,我感觉就像完成了罗马教皇的使命,在回归天国前亲吻土地。但我决定还是等过了海关亲吻大卫吧。　　巡演还没有全部结束,在英国还有几场预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少于十六小时。现在恶心的症状已经停止了,可是三个月来这就没停过:早晨恶心、下午恶心、晚上恶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恶心。　　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卫还住在沃斯利。装修房子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何况你还在四千英里以外,要装修房子完全是疯了。我绝对清楚我想要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让室内设计师替我做这一切。因此,每当妈妈来看我,都会带几大包的装修材料给我看,像瓷砖、布样、水龙头、门拉手。　　在美国,我和大卫很少有人打扰。但一回到英国,特别是我现在怀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样了。一天晚上,在谢菲尔德的演出结束后,大卫开车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脱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软底运动鞋、钻进车里、穿过任何一场体育馆演唱会后都会有的拥挤的人群。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卫在体育馆的后门通道准备好车,下台后仅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曼彻斯特我们就得穿过潘尼斯的一条偏僻的路。开了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人跟踪,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离我们太近了。可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不管是谁在后面驾车,他开得太危险了,离我们这么近,想要超车,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超车是很荒唐的。他的车头灯完全打开,这样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够糟的了,但在你怀孕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吓人了。你不仅替自己担心,也为你的宝宝担心。　　“那个白痴究竟想干什么?”大卫说。“为什么不超车或跟在后面?”　　“也许他在跟踪我们,”我说。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在比较直的路段上,大卫减慢了车速,如果他要超车的话,他可以超过去。　　“如果他不当心的话,他自己会死,还会拖累我们。”　　因此开到中途,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前停下车,希望这个家伙能够开过去,同时我特别想喝点饮料、吃点甜食:看到那些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我也有了食欲。　　我们站在柜台前,我正穿着“辣妹”巡演浴袍,后面印着“高贵”字样,这是大卫让阿迪达斯(他与其有赞助协议)为我们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觉有人站在我后面。太近了。我转过身的时候,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照像机走片的声音。尽管我刚才没有看清后面车上的司机,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为“高贵”拍张照拿给同事看,从他开车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职业记者。当我们在修理场停下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个混蛋肯定又调头回来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发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冲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家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家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家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发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　　温伯利一站很奇怪。那应该是巡演的高潮——荣归故里。从某个方面说是这样。站在六万人面前,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观看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而现在演出的是我们。那气氛真叫人难以置信。洁芮可能会为没能在温伯利体育场演出而后悔离开乐队。　　世界巡演一开始我们在温伯利舞台演出时,洁芮就站在我旁边,这时那么多人里面偏偏雷恩小姐出现了,不停地说着“精彩极了,亲爱的,我早就知道,亲爱的……”之类的废话。我听任她信口胡诌,一言未发。我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明白。　　这一次从雷恩学校来看我的人就好得多了:莫林和格云·休斯。我妈妈听说他们的女儿病了,坐在轮椅上,就把他们都安排进来。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　　巡演结束后没有举行派对。我们都太累了,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梅尔·B怀孕了,梅尔·C开始制作个人专辑。而我只想回家,做个普通人。我已经厌倦了报纸上的照片。我厌倦了这一切。　　大卫认为我们首先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慵懒一些,而我也不用化妆,不用为任何事烦心:这就是埃尔顿的家。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那个池塘的边上,埃尔顿的管家,洛朗,说有电话找我。　　“是洁瑞。”　　“哪个洁瑞?”　　“洁芮·哈利维尔。”　　我非常惊讶。她离开乐队已经快四个月了。虽然我们曾经想和她谈谈,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字。所以这次通话显得有点不自然。我说,你好吗?她说,听说你快生孩子了,真是太棒了,然后又说,今天晚上在乔治·迈克尔家见面吃顿饭怎么样?在圣特洛佩,她就住在他的家里。　　“太棒了。”我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　　去圣特洛佩乘直升机最方便。因此洛朗送我们去了尼斯机场。乔治·迈克尔家来的人在那一头接我们,洁芮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站在前门接我们。　　接着都是一些“你怀孕了,真是太棒了”、“你过得怎么样”之类的话。我在想我的老搭档真的想和我言归于好了。然后她又说,计划有了一点小变动,我们不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安排好了让我们出去吃,”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假如我知道要出去吃饭,我根本就不会来,因为我会想:有可能被拍照——“姜汁”与“高贵”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所有那些报道。　　最后我别无选择。摄影记者聚集在饭店的门口,拍照、闪光灯。这肯定不是安排好的,对吗?　　可是几天后,照片登出来了,她居然没有打电话来道歉或者说点什么,这时我开始怀疑了。难道我不知道她出了一张唱片?不,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说。令人悲哀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很愉快。　　9月末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戈夫橡树的厨房里吃早饭,我父亲进来了,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一大堆报纸。我记得那是星期三。《每日星报》头版的小部分、对开页以及中心页跨页图登着一幅裸体女人脸朝下躺着的照片,大奶子露在外面,一副生气的表情,化着浓妆,总的来说有点不男不女。文章说大卫在遇到“高贵”之前和这个姑娘约会,等等,等等。她还说她经常想早点上床,而大卫宁可熬夜和她爸爸一起看足球赛,这让她非常厌烦。还有他在床上如何这样、那样——媒体就喜欢干这些下流的事情。　　没关系,那是发生在我遇到大卫之前,而且她也说以后再也没有了大卫的音讯。但是当你怀孕了,你就会感到很脆弱。我给大卫打电话,他说对此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不错,那是真的。他曾经和她约会,但那是遇到我之前很久的事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当你怀孕了、身体软得像布丁时,你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两天后,星期五,我和我妹妹还有玛丽亚露易丝去了健身房。我正在跑步机上跑步,手机就放在跑步机前端的控制钮旁。这时,电话响了。　　大卫。　　嗨,你好吗?我很好。你在哪儿?在健身房,跑步机上。　　“有什么事吗?”我说。因为报纸上的报道我依然感到不快。　　“我接到电话说明天报纸上会刊登另外一个故事。”　　“噢,什么故事?”　　“某个女孩说在你外出巡演期间,她和我通过几次电话。”　　“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会尽力了解更多情况,然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还在跑步机上,这会儿我加快了速度。　　电话又响了。　　“怎么样?”　　“坏消息,这个女孩想说明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立刻我觉得整个胃都翻了过来。我狠狠地挂断了电话,放声大哭。这时整个健身房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还在该死的跑步机上跑着,完全地歇斯底里了。这时健身房的主人,一个叫做丹尼的家伙,把我们三个人推进了一间储藏室,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就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样。　　我们在储藏室的时候,大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切都与他一个叫蒂姆的朋友有关,蒂姆在曼彻斯特一家商店工作,球队经常去那儿买服装。我见过他几次,他显得很友善。他非常喜欢和足球名人们交往。蒂姆和大卫一起出去,蒂姆一直和这个姑娘套近乎。这和大卫没有丝毫关系。　　丹尼让我们离开了更衣室,我妹妹和玛丽亚露易丝带我回了家。我气疯了。回家之后,我又开始尖叫、大喊、诅咒、歇斯底里。我妈妈不停地说她不相信大卫会做那样的事,她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对爱人如此忠诚。　　事实好像是蒂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女人,可是当蒂姆的未婚妻发现的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推到大卫身上。　　大卫一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命发誓他从未做过任何事。可是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的荷尔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变得非常情绪化。我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真想自杀。　　大卫乘大巴正在去南安普顿的路上,因为他有一场比赛。而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十点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明天的比赛,整个球队都像听话的小男孩一样被要求回到营地美美地睡一觉。而我却仍然处于癫狂状态之中。　　“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心情也很差,发誓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　　“我几乎已经记不起那个女孩了。维多利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大约凌晨两点半,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既不能闭上也不能张开,我只是躺在黑暗中,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大卫走了进来。　　他给科斯塔打了电话——就是当初开车送我们去看电影的那个司机——大卫让科斯塔在旅馆外面接他,给了守门的家伙五十英镑,溜了出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阿莱克斯·弗格森。他事先打了电话,告诉我妈妈他要来,叫她不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有点可怕。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就像要去海滩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叫他走开,别烦我。　　“我哪儿也不去,维多利亚,我们得谈谈。”　　我们谈了,直到曙光从窗帘射进来。我确实相信了他。最后我肯定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任何话。从他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七点钟有人按响了门铃,是科斯塔。大卫得赶回南安普顿的旅馆,这样当球队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到那儿了。　　我已经几乎把整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知道报纸上会登出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一定不能看。这都是些谎言。都是谎言。我下去开门让科斯塔进来。我认识科斯塔有些年了,他住在沿路的巴内特,因此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说,早上好,维多利亚,夏天快结束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等等,等等。他接着又说:　　“噢,我给你带来了报纸。”　　我知道我该把它们扔进垃圾筒。但我没有那样做。首先,它出现在《太阳报》的头版——一张我和大卫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还有那个女孩,染成条纹状的烫发,看上去很让人讨厌。接着,里面有两版的详细报道以及这个粗俗的女人和她双胞胎妹妹的照片。报道都是关于他如何捏她的屁股、吻她。而其时我在美国怀着大卫的孩子,呕吐得内脏都要出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么,你要去看比赛吗,维多利亚?”　　我父亲。　　“不,爸爸,我才不要去看那该死的比赛。”　　幸好我没去看那场比赛。现在那些球迷有了一首新曲子。“没有荡妇在身边,贝克汉姆不进球。”　　但我确实出去了,到切斯亨特,布罗克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马克斯&斯宾塞买了一些虾。我只想吃点虾,而且我不想接电话,也不想听到电话铃响,那声音就像球场上那些可怕的辱骂。因此我把帽子压得很低,走路快得能参加奥运会,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媒体,对着我尖叫,满脸堆笑。“喂,‘高贵’,看过报纸了,是吗?”　　真奇怪,英国居然废除了公开处决或者向带着枷锁的人扔烂白菜和萝卜的做法。很明显这种做法在英国很有市场。　　大卫和我一直在谈啊、谈啊。比赛前、中场休息时、比赛结束后。他说今晚我们再继续谈。　　这样,比赛后的那天晚上,大卫走了进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扑向他,猛击他的脸。砰、砰、砰。我本来没打算这样。以前我从未打过什么人。这只是一种本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的嘴被打破了,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愤怒、受到了伤害。　　房子外面挤满了摄影记者。他们像秃鹰一样守在那里。我能从卧室的窗帘缝里看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道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们声称将惩罚我。　　格伦·霍德尔已经安排球员的家人和妻子回到英格兰队常驻的伯纳姆比奇斯准备庆祝。和往常一样,有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但是我无法忍受乘大巴,因此我问我能否坐我父亲的车。然后我和我父母同乘一辆轿车前往,这时电话响了。是阿伦,我们的公关事务经理。又有一个女孩出售了她和大卫的故事,明天见报。　　因此我给坐在大巴里的大卫打了电话,大卫在电话里有点声嘶力竭。　　“我向你发誓,宝贝儿,我发誓我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在伯纳姆比奇斯从车里出来时,大卫已经在等我们,他径直向我母亲走去,抱着她,哭了,并且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与这些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儿,僵住了,就是动不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就那么等着第二天的报纸。　　　　　　　　　　　第十七章 是事实还是勇气珊迪把冰块从她裸露的身体上滑过去，让它掉进了大卫的嘴里。求——你了。《世界新闻周刊》报道，这个女人在斯特林弗洛曾经为大卫·贝克汉姆跳脱衣舞，大卫则请她去看他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一场比赛。“我从香槟桶里拿出一块冰，让冰块顺着身体缓缓滑过。大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大卫简直魂飞魄散。他说他从未到过斯特林弗洛，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要指控什么人，你得有证据，否则只能是他一句、你一句。这一次我们掌握了证据。第二天，法院下了强制令，禁止再刊登此类消息，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会面和电话联系，大卫赢了。庭外和解。我们获赔了一大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还有道歉，尽管你得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他们的道歉。最后，一切都结束了。但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因为你如何能忘记那样的事情？你认为你不会再想起，可它就在那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在那儿。那些卖故事的女人对此毫不了解。这是一种最寂寞、痛苦的感觉，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经历这一切是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哪怕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会希望他们经历这种事。人们总是说，如果报纸上刊登了假消息，你为什么不起诉他们？但是，首先起诉得花钱，而且通常这钱都花得不值。问题是，报纸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写一些他们知道可以逃避惩罚的东西。出于兴趣，以下是我曾经在我的日记中记下的一些谎言。谎言：1999年圣诞节，我们花了48000 英镑给布鲁林买了一个微型“法拉利”。事实：当时我们到哈罗兹去看圣诞老人，布鲁克林坐在那辆为百万富翁制作的可笑的“法拉利”车里。有人拍了照，把照片卖给了报社。谎言：我每年花60000 英镑做头发。事实：做头发几乎不花钱。通常是唱片公司、电视公司或那天我为之工作的人付钱。如果我不是在工作，泰勒，我的发型师，免费为我做头发，同时他也为大卫理发。我们付得起那笔费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对他是很好的宣传。谢谢你，泰勒，以及所有免费为我们做事的人。谎言：我们花2000英镑给布鲁林买了一辆电动玩具吉普车。事实：我们只花了250 英镑从“你的玩具”店里买的。谎言：我乱插队。事实：我怀孕期间，有一次急着上厕所，因此我就问卫生间里的这位女士能否让我先上，否则我就要尿裤子了，还要殃及地板。另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去特斯科买些樱桃。那儿收银员不多，我前面的女士买了一推车的东西，因此她问我要不要先付账，因为我只买了一包樱桃。好的，我一边为她签名一边说，如果你真的不介意的话。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报。“高贵辣妹”高贵得不排队了：她挤到顾客前面，让所有人大为不悦，而她对此不以为然。在机场人们总是想把我和大卫推到前面去，而我们总是谢绝他们的好意。谎言：我们买下了埃塞克斯海岸外的一座岛。事实：我甚至不知道埃塞克斯附近还有岛。谎言：我和麦当娜为正在销售的诺丁山的一座房子打起了价格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