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结果就是那么滑稽。我一直期盼的和我家人一起过的生日庆祝会反倒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妈妈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来接我们。从我上车的那一刻起，马克就一直冷落我。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为他买给我作为生日礼物的一双鞋吵了起来。我穿上这双鞋配我的克伦·米兰套装，很显然我要穿着它们去参加在赌场举行的和姑娘们在一起的晚会。但是，马克说，不，它们是生日礼物，我要到生日那天才能穿——这真可笑，这双鞋其实不是他买的，而是我妈妈。马克在赫特福德刚为自己买了一套公寓，所以他没有多余的钱买礼物了，他说。那么当然，我还是穿上了那双鞋，所以，他就很不开心。毁了我的21岁生日太让人恼火了。我们从剧院回来的时候，我站在台阶上说：“你毁了我的18岁生日，你又毁了我的21岁生日，你真的打算留在这儿破坏我的40生日吗？”第二天我得到了回答。他抛弃了我。为什么？我孩子气的行为，他说。我本应该高兴的——露易丝就像一个讨厌的柴郡猫——但是我感到非常震惊。“该死的，你到底怎么啦？”露易丝说。“难道你看不出来那小子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你太讨厌了，露易丝。妈妈，她太讨厌了。让她住嘴。”妈妈置身事外。她知道她犯不着牵扯进去。滑稽的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感到我好像在演戏，好像我应该表现出沮丧。但是在内心里，我有一种滑稽的感觉，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你那样做很聪明，”几天以后爸爸说。“哪样做？”“甩了马克，而他又意识不到。”有时，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局外人来为你分析。几天以后，马克成了历史。“妈妈？”“什么事，维多利亚？”“有一个人和我在一起，我能带他回家吗？”“是谁？”“科里·海姆。”这个名字对妈妈没有任何意义，但见到他的时候，她从我卧室墙上挂着的照片上认出了他。那幅照片从他演《迷路的男孩》起就挂那儿了。最近，我在《最后的阵地》中又见到了他。他是加拿大人，大约比我大两岁。他留着可爱的蜂刺状的头发。他来英国是想试着制作一张唱片，这样我就遇上了他——通过马特和毕夫。我们正在制作《2 变成1 》，他想以这首自己写的糟糕的歌涉足歌坛。我只记得有这么一句：“你是我的仇敌，完美的和谐离不开你。”相当押韵。我当时为了马克的事弄得像个凄惨的老女人，因此洁芮鼓动马特请科里和他的一些朋友到他位于哈利街的住处去。回想起来，很难说清楚我是否真的喜欢他，或者我是否只是一个伤心的崇拜者。不管怎样，这正是我需要的——我经常去他的旅馆，他也经常来我们家。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或者其他什么事。事实上，他好像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我们最多就是接吻。但是后来，马克到我妈妈家里去拿什么东西——毕竟，他在那儿生活了三年多——他看到了放在厨房桌子上的一张照片，这是爸爸为我和科里在花园里拍的。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突然之间，所有那些什么我愚蠢、他需要独立之类的话都不讲了。这一次是他哭着、嚎叫着、哀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什么，马克？再给一次机会？我不这么想。真滑稽，是你把我抛弃了，这给你的感觉可是好得多啊。这倒并不是说科里·海姆就快要成为“合适”先生了。首先，他非常怪异。他说这是因为闹时差，他从来不在正常时间睡觉，经常半夜起床。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了希尔顿，公园大道他下榻的地方，他能谈的所有的话就是他必须要把鼻子穿一个孔。就在今晚。“你肯定认识什么人，维多利亚。”啊，呃——不。“但是，你肯定认识。我必须马上就把鼻子穿个孔。”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我妹妹的一个朋友是给耳朵穿孔的。“那么，打电话给她。”我这么做了。“露易丝，科里说他想把鼻子穿个孔。你的那个朋友怎么样，就是那个给耳朵穿孔的？”所以我们就在科里的套间里等着露易丝和她的朋友来，接着，我妹妹走了进来，就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匣子。丹尼丝正忙着，她说，但是她把器械借给了她并且告诉了她怎么用。这样，露易丝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就在她准备把冲压锥伸进他的鼻子时，科里吓得不敢做了。这个加拿大胆小鬼。大部分时候，科里是个不错的男孩儿，但是，他的情绪变化非常糟糕。他对我一会儿盛气凌人，一会儿又嫉妒得大喊大叫，好像我马上就要和他最好的朋友私奔了一样。我只要对着电梯司机微微一笑，他就会以为我喜欢他。他绝对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再过几天，他就要飞回美国了。一天晚上，我们在马特的公寓里看电视，这时开始了“接招”演唱组的表演。因此，我只是看着节目，踩着爵士音乐的鼓点跳了一会儿，这时科里十分生气，他说我干吗不能等他离开这个国家再和那些他妈的同性恋中的一个私奔。够了。我甚至都没等到弄清楚他指的是哪一个。我在马特的公寓里四处走动，捡起科里扔得到处都是的东西，装进一个厚纸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一把推进我的汽车，开到希尔顿，打开车门，一脚把他踹出去，解开那包衣服，把它们撒在旅馆门前，在他“对不起，对不起”的喊声中我把车开走了。就算不为某个神经质的影星而担心，我也已经够忙活的了。自从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姑娘们，两年过去了，我变了。开始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女孩儿会跳到桌子上，唱啊，跳啊，而我总是会说桌子要坍了，也许我们不应该那么做。但是她们已经侵入了我的大脑，发现了真正的我，即现在的我。假如我没碰上那四个“辣妹”，我就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她们激发了我果敢的一面、直抒胸臆的一面。如果你想要什么，去拿吧。如果你想穿什么，即使其他没有一个人穿那又怎么样，穿你想穿的吧。化妆、头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一切都见鬼去吧。那些合同我们尽可能地拖延着，把这个条款改改、那个条款改改。在做决定前，我们想和展示会上遇到的那些作者尽可能多地合作完成一些作品。鲍勃、克里斯和奇克以前几乎不来看我们排练，现在他们几乎成了看守。那样我们怎么能工作呢？问题是，和看守一样，他们也有钥匙。不是录音棚的钥匙，而是掌握着我们未来的钥匙——那些宝贵的歌曲录音带。鲍勃和克里斯看护着它，就好像它是中大奖的彩票一样。在很多方面，它确实是。星期五。根据帕特里克·沃克（占星术专栏作者，2002年10月去世）的说法——我们每天都买《旗帜晚报》（伦敦的一家报纸）就是为了读他的文章——明星们在这一天配合最佳，今天不干，更待何时？洁芮和那两个梅尔去美敦赫德的经理办公室，两个梅尔设局稳住鲍勃和克里斯，而洁芮将设法骗取录音带。同时，我和爱玛将去沃金的工作室去拿我们放在那儿的东西，等待洁芮危险解除的信号。现在我们可真的成了一个团伙了。我的电话响了。是洁芮。干成了。当洁芮说在绿岛会合的时候，我没想到她真的会把车停在绿岛上。但是她那辆锈迹斑斑的菲亚特—尤诺就在那儿，停在中间的草地上。我们的车停下来时，洁芮出来了，手里挥舞着录音带。我不知道她究竟想了什么办法把它弄到手——一切都如《邦妮和克莱德》、《末路狂花》一样——我从来没问她。她把它藏在了内裤里，她说，防止鲍勃和克里斯追赶她。我和爱玛从菲亚特·尤诺上拿下了我们的东西，放进我的雷诺—克莱奥，开走了。这出戏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下星期二鲍勃和克里斯已经安排在谢菲尔德和一个名叫爱略特·肯尼迪的作者会面——他和“接招”有过很多合作。问题是我们从来没见过这家伙，没有他的地址或者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他住在谢菲尔德。所以我们在4 号公路的绿岛分手后，洁芮和梅尔·B 动身去约克郡——梅尔·C 说好要去西德卡普看一些朋友——那天晚上她们在利兹和梅尔·B 的母亲住在一起。星期六下午大约四点，洁芮打来了电话：“我们找到他了，他愿意加入。因此尽快赶过来。”她们对他讲了所有那些套话，我们要征服世界，而且我们确实，确实，确实想和您合作——然后，他说好极了。我们太幸运了。他绝对有可能拒绝我们。鲍勃和克里斯在音乐圈里也许不是什么大腕儿，但他们确实是个腕儿。就爱略特所知，如果单干我们撑不到五分钟，比起对我们说“瞧，女士们，对不起，但是……”，跟我们一起干确实是一种冒险。第二天早上，我和爱玛从芬奇里搭上了去谢菲尔德的长途汽车。三个激动的姑娘到车站去接我们——梅尔·C 乘火车已经到了——还有一个让人兴奋的教授模样的人，姜黄色的头发和眼镜，开着一辆红色阿斯特拉车。“你们几个姑娘有地方住吗？”开车往他家去的时候爱略特问我们。爱玛决定去和梅尔·B 以及她妈妈一起住；我、洁芮和梅尔·C 结果就住在爱略特家。爱略特·肯尼迪是那种你见到后就感觉已经相识了一辈子的人。他的房子是一幢三卧室的半独立式房屋——相当大，他把餐厅改成了录音棚。第二天，我们正在谈论想要做什么，交换一些想法，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的，讲。”爱略特用嘴示意我们不要出声，并警告似地竖起一根手指。接着是很长时间的寂静，什么人在电话那头说着，而爱略特只是点头、听着。“我想，她们没有患流感，鲍勃。在我看来，她们非常健康。我知道，因为她们就在我面前。”接着就是刺耳的尖叫，尖叫，尖叫，鲍勃的喊声大得爱略特不得不把电话从耳旁拿开。可怜的老鲍勃。我一直都喜欢他。他在1999年底死于一次车祸。那时，和爱略特在一起生活、工作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情。它让我们不再去想“现在发生的事”。我们和爱略特合作写的第一首歌是《爱这东西》，这首歌在第一张唱片上——一首很棒的歌——尤其在我和马克经历了那一段以后——歌词都是关于破碎的心、不会再沿着那条路往下走以及我的计划不再包括你，你这个失败者。爱略特绝对是个慷慨而可爱的人。他坚持让洁芮和我睡他的卧室，他却睡在楼下的沙发上，陪着他那只很棒的毛茸茸的大狗。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吃了晚饭，我、洁芮和梅尔·C 便想去休息。我们正坐在床上聊天，就在这时，门猛地开了，爱略特穿着一条非常可怕的前面的缝呈Y 形的三角裤蹦了进来，径直往床上一坐，手托下巴，就像电影《热情如火》中杰克·莱蒙扮演的男扮女装的达芙妮在高低床上的样子，假装也是一个姑娘。因为我们只是在室内工作，所以只穿着田径服、牛仔裤和袜子。洗澡间在楼上，楼下还有一个厕所。因此，我们在曾经是餐厅的房间里录音时，就会去楼下这个厕所。每次有人去小便，你都能听到她们骂“该死”。原来，坐便器旁有一块是湿的。接下来便是这位“辣妹”单脚跳着走，一只脚穿着袜子，一只脚光着。叫人气恼的是大家总是忘了这一点。我们谁都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由于爱略特没瞄准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真相大白，原来那条狗喜欢把自己看作人。我们不能永远住在谢菲尔德。现在我们又有了两首歌而爱略特还有其他事要做。他这个人真是少有。通常，在佣金没谈好之前，作者是什么都不会做的，但是，我们从来没谈过钱。他对钱不感兴趣；从一开始，他就对我们这个演唱组感兴趣。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事实上，现在他仍然在谢菲尔德工作，在那儿，他拥有一个大型录音棚，叫“钢铁场”。严辣妹演唱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找一个经理人。我们和爱略特谈了，我们五个人也谈了，结论是我们自己干不了。就是哥伦布，如果没有西班牙或者其他什么国家的国王和王后的那一点投资，他也发现不了美洲。但是得按照我们的主张来——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再说那次展示，洁芮曾经和一个叫马尔克·福克斯的人谈过。他给了她一张名片并说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就打电话给他。我们的名片，如果可以的话，就叫“想要”。它表达了我们的全部，无论是在音乐方面还是在说明我们的起点方面。流行音乐被男孩儿独占的时间已经太长了。“辣妹”是女子演唱组，但是它采用男子的音乐——尖厉、率直——只不过我们把它打造成了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的日常安排非常讲究实效。马尔克·福克斯，他是搞音乐发行的，为我们安排约会，我们轮流开车，要么我、要么洁芮。现在爱玛有了一部破烂的米托罗汽车，但是它太靠不住了，我们不敢乘。现在我们都住在伦敦北部。我住在家里，爱玛还和她妈妈住，她为那两个梅尔和洁芮在塞浦路斯路，就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从那儿沿着芬奇里路一直走下去就进入伦敦西区，那里是策划人、唱片公司、发行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每天早晨，我会开车去爱玛家，她妈妈为我们所有人都准备了茶和面包，接着我们就挤进洁芮或是我的车，带上那些面包。然后我们就出发到任何一家我们预约过的办公室——唱片公司、经纪人、策划人——这是一种地毯式轰炸，直扑要害部位，来一句“嗨，我们是‘辣妹’”，接着是《想要》，我们已经把这首歌输入他们的音乐系统，音乐一起，我们就在房间里随意地跳起来，确实如此——跳上椅子、跳上桌子，无论那儿有什么，默契的配合和歌词像篮球一样在我们之间跳跃着。“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我们在离开的时候会这样说。不再会闲在那儿等着他们给我们打电话了。“辣妹”已今非昔比，要改写规则了。这些穿西装的家伙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是在挑选他们。控制狂、斯文加利（英国小说家乔治·杜穆里埃所著小说中一个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使其唯命是从的音乐家，现在用来指喜欢控制别人的人）式的人、难缠的笨蛋没有机会。在城里辛苦了一天后，我们会坐在会议室（就是我们的车）里，把我们见过的人再过一遍。第二天早上，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就得给那些落选者打电话，说：“对不起，但是，不行。”我们不想树敌，所以我们尽量婉转地拒绝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差事，因此我们就轮着来——除了梅尔·C ，她确实有电话恐怖症，但是因为她在美敦赫德房子里干的事情总比她应该做的多，所以她就免了。马尔克·福克斯还让我们接触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作者兼制作人，人称“绝对”。和他们合作过的人有米克·帕里斯和莉莎·斯坦司菲尔德。我们和他俩一起制作的第一首歌是《有趣之事》。马特和毕夫的曲调更加优美，而“绝对”则更能引起共鸣。他们继续制作《爱这东西》和《说你会在那儿》，这是我们和爱略特·肯尼迪合作谱写的两首歌。他们的录音棚在泰晤土河的一个岛上，靠近切特西，叫塔格斯岛。这是一个肮脏、相当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散乱地分布着一些造船厂。一天，我们正在船码头上闲聊，保罗或者安迪提到他们的经纪人和一个名叫西蒙·福勒的合作伙伴。他曾经做过凯茜·丹尼斯和安妮·莱诺克斯（活跃于90年代的美国女歌星）的经理人。·凯茜·丹尼斯是一个出生在诺福克的爵士灵歌歌后，她的歌曾经风靡美国。而安妮·莱诺克斯，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无须介绍了。事实上，安迪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有趣之事》的录音带送给了西蒙。在80年代中期，西蒙·福勒是“蝶蛹”唱片公司的发行星探。他的公司被称为“19策划”，因为1985年，一个名叫保尔·哈德堡的鲜有人知的歌手一炮走红，当时，《19》（十九岁——这是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士兵的平均年龄）跃居排行榜首位，连续9 个星期名列二十支金曲榜上。为此，西蒙赚了很多钱。这首歌在那时很有创意——保尔·哈德堡采用了这首歌里的若干小节进行重新创作，其销路依然是当时这类歌曲中最好的——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保尔·哈德堡没有再次走红的时候，西蒙经常对我们这样讲。“19”的办公室很漂亮，就在巴特西的河岸上，在一幢称为“兰瑟姆码头”的现代化船坞综合楼里。在心理上，我们感到非常有优势，因为在我们抽出时间来给他打电话之前，他已经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他有意和我们见一次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办公室里多么明亮——开放式平面布置，有点像喜剧节目“不和蠢驴打交道”的豪华版——因为这儿阳光充足。那儿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忙忙碌碌，但很开心，那些职员主要是女性，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姑娘——也许大个六七岁吧——他们说话全都文雅而得体。首先让我们吃惊的是西蒙本人不在那儿。他的私人助理向我们致歉并请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他有单独的一小间。不该这样的——我们本想“嘭”地踏进他的办公室、“嗖”地跳上桌子、“哗”地用“活力”、“兴奋”和“态度”将他击中。离开鲍勃和克里斯已有六个星期了，我们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挥洒我们的“妹力”。我看了一下表。我们来的并不早，他迟到了。我们把CD放进机子里，但是，那时我们只能等，看着墙上盖满了安妮·莱诺克斯和凯茜·丹尼斯的金碟。啊。印象深刻。根据我现在对西蒙的了解，整个事情百分之百是计划好的。如果他早就坐在桌子旁，被“辣”了一阵后，他就得听我们的，而现在这样他实际上占据了主动。三分钟以后，这个家伙走了进来，三十四五岁的样子，5 ．8 英尺高，蓬松的头发——有点像全盛时期保罗·扬（红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歌手，2000年7 月逝世，享年53岁）的发型，剪着很时髦的发型，但是已经长得太长了。在这一堆像宠物“菲比”（有五个传感器的机器玩具，外观有毛，且又长又密）的茅草下面是一张棕褐色的脸和相当洁白的牙齿。他穿着一条牛仔裤，不是什么老式的牛仔裤——是阿曼尼牌的。一件“男孩一样”牌衬衫，颜色介于紫红色和淡紫色之间，熨烫得完美无缺。事实上，西蒙的每样东西都很干净，熨烫得很好，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刻意的，就像他那辆打过蜡的大宇汽车。时髦的手表——百达翡丽牌。整体印象是随意而富有，一点点双下巴也突出了这一点，这与其说是他变得颓弱的标志，还不如说这意味着他能过得起好日子。与我们见过的多数我们希望与其合作的经纪人相比，西蒙有点柔弱，甚至平庸。每件事都很低调，包括他的声音。他知道如何通过低声讲话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控制整个谈话过程。通常我们进去以后，无论面对的是谁，我们都会以纯粹的活力展现在他面前，接着用《想要》来进行自我介绍。这一次，我们只是以普通的方式做了这一切。他说他已经从“绝对”那儿听说了对我们的好评。但是，他没有流露任何评价——比如，没有说他对那支曲子的看法——没有说任何可能会让他失去优势的东西。介绍性的闲聊之后，我们终于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跳起来了并且用《想要》对他进行轰炸。我穿着一条黑色短连衣裙，洁芮穿着一条让人兴奋的紧身短裤，爱玛穿着她标志性的白色短连衣裙，梅尔·C 穿着阿迪达斯田径服，梅尔·B 穿着印有猎豹图案的上衣。音乐、形象，一切都汇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们，“辣妹”。通常外界都认为是西蒙·福勒成就了我们。然而事实是那天早晨我们到巴特西去见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张唱片已经即将成形而且我们的形象也已确立。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是一个相当专业而又敏感的人，他听着。“国际”是一个他不断提到的词。他给我们讲了凯茜·丹尼斯——正是西蒙带她去了美国，在那里，她的事业迅速发展。英国只是开始，他说，我们得“志存高远”。无可辩驳。就是西蒙·福勒。我们甚至喜欢他的会计师理查德，他看起来像《大脚》（美国电影，香港译为《大脚八》）里面的那个父亲。第二天，西蒙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私人助理，卡米拉·霍华斯，为我们安排日程。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儿，约莫24岁，温文尔雅，带点暗红的金色鬈发，脸上的气色很好，蓝色带点绿的眼睛，有些雀斑。她看上去像个学生，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办事井井有条。好啦。1995年5月。我们有了自己的策划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家唱片公司。　　　　　　　　　　　　　第九章 金曲排行榜有一点我注意到了：好事发生的时候就像热面包上的黄油一样蔓延开来。西蒙·福勒刚刚走进我们的生活，我又遇到了斯图亚特·比尔顿。“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当我告诉马克他可以在哪儿继续看他的晚间问答节目时，露易丝就已经对我说过，“我指的是；为了上帝你参加了演唱组，但是为了乐趣，你该做什么呢？围着那些无意义的小轮子转的仓鼠得到的乐趣都比你多。”你知道我怎么想？我想她也许是对的。失去了马克，我才发现我妹妹其实并不那么讨厌。事实上，她真的是个好人，而且很逗。在布罗克斯堡一家我妹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去的酒吧，我遇到了斯图亚特。他很有魅力，能让我开怀大笑。斯图亚特属于那种每个人都喜欢的男孩儿：长得帅，穿着考究。他有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不一定符合流行时尚，但看起来总有一点与众不同，比如没有人穿衬衫、打领带的时候他会这么做。真的，他的着装绝对一流，他是那种走进房间时人们会扭头看的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有一种明星气质。他甚至和名人交往——这就是，哇噢，斯图亚特·比尔顿。有趣的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我在学校的厕所里重新化妆的时候，当那些女生们闲散地抽着烟、谈论男生的时：候，斯图亚特·比尔顿这个名字总是常常会冒出来。我其实：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在另一所学校。很奇怪我怎么会在若干年以后跟他约会了。斯图亚特的祖父母在维姆利有一间花店，在拐弯的地方，就在你快进入布罗克斯堡地方。这是一家家庭式商店——每个家庭成员都出力，包括斯图亚特。他非常有艺术感，喜欢在店里走来走去摆放花束、整理那些花。那是和斯图亚特在一起时很赏心的事情之一。马克总是一副可怜虫的模样，而斯图亚特不管每次做什么事总是饶有兴致，总是带着微笑。他一家人都很勤劳——半夜起身去科文特花园取当日的鲜花。如果斯图亚特陪我出去晚了，他压根儿就不睡觉了。他真是个好男孩儿，他们全家也令人愉快。他们所有的人，他的妈妈安德里亚、他的爸爸大卫还有他的妹妹雪莉——更不用说他的奶奶和爷爷了。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我当作家庭的一员，他们真的绝对是理想的公公、婆婆。比起马克·伍德，斯图亚特·比尔顿好得多了。回到兰瑟姆码头，西蒙正忙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出来。我们都认为偿还鲍勃、克里斯和奇克给我们的投资是公平的，包括偿还在美敦赫德我们拨下付费电话而实际上应该付的电话费，以及录制我们最初三首样本歌曲的花费。再次见到克里斯是几年后在“《热门曲》杂志票选奖”颁奖晚会上，他带着“伍”演唱组。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会面。我们只是打了个招呼——但是相当友好——当然没有什么敌意。那时他们确实被激怒了，但是我想他们同样也把它看作一次学习的经历，并且承认他们犯了一些错误——显然主要在于没有尽早给我们合同。克里斯总是满怀激情、雄心勃勃，和我们一样他也有梦想。很高兴看到他现在于得这么好。对我们的想法，赫伯特父子总是泼冷水，而西蒙·福勒却不仅喜欢这些想法，而且将它们付诸实施，再加以发挥。他表面上像平静的湖水，但在内心深处，他像一座火山。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几个月之内推出我们的单曲，但是他“眼光看得很远”。事实上，这简直有点让人沮丧。难道他不明白？我们走到一起有一年多了，我们要展示自己，征服世界。就在现在。但事实却是《想要》要等一年才会推出。西蒙的好处在于，虽然他想给我们身后的机器加足油料，但是，他非常愿意让我们保持本来的面貌。他对磨光毛边的东西不感兴趣。洁芮嗓门大，也爱说大话。梅尔·B 嗓音嘶哑，有一种无法驯服的品质。梅尔·C 非常迷恋利物浦足球队。爱玛非常像甜甜圈。而我自从会说话起就一直扮演小妇人的角色。我们彼此间的差别如此之大，而西蒙认识到了这正是我们的吸引力。他没有试图约束我们自我介绍式的《想要》表演。这支曲子把我们成功地推销给了他，因此，它同样也会把我们推销给唱片公司。我们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到这些唱片公司去，就是站在桌子上跳舞。人们对此十分钟情，而且立竿见影。无须有人鼓动。一旦他们看到了我们，那就够了。大多数新乐队只要最后能骗得某一家唱片公司的赏识，他们就会非常迫不及待地与其签约。但是，西蒙不着急，在这儿透露一点点信息，在那儿放一小段录音，他已经让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在谈论我们了。在和他签约的六个星期内，英国的每一家唱片公司（除了“华纳兄弟”公司，他们说女子演唱组不会有作为的）都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闯进了流行乐坛，没有人能理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本能地感觉到我们要和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合作。1995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伦敦唱片”公司。与马特和毕夫有很多合作的“东部17”演唱组就签在他们公司；事实上，“伦敦”有一长串流行歌曲演唱组。加之皮特·唐，他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和特雷西·班尼特，他们的常务董事，很想要我们。他们都是一些我们知道能与其合作的人，非常不错的家伙。接着是维京公司。维京有点像百搭牌。奇怪的是，那时他们的旗下没有其他任何一支英国流行演唱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其他唱片公司也许会自鸣得意，而他们不可能。他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证明。我们最终决定和他们接触。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保罗·康罗伊自从几年前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公司卖给了百代唱片公司就一直是维京的常务董事。他和西蒙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把事情做了却没有提高声音，非常平静，十分友好，不太咄咄逼人。维京公司主管歌手选拔和签约的人是阿什利·牛顿。那时他三十大几岁，相貌英俊，非常时髦而且引领时尚。阿什利的“犯罪同伙”，假如你不反对这个说法的话，是一个名叫雷伊·库珀的家伙，他特别喜欢派对，总是泡在俱乐部里，但是总能把握乐坛的脉搏。即使他在外面呆到凌晨三点钟，你总能确信他八点钟就会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他们有很强的直觉——听了以后就知道好坏——虽然他们的差别很大，但他们彼此间心灵相通。他们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而我们也知道可以信赖他们。几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签约。不着急，西蒙说。我们得取之有道。“伦敦唱片”公司认为他们仍然有希望——公平地讲，直到我们签约前，他们确实还有希望。因此，为了把我们从维京公司那边吸引过去，“伦敦唱片”公司做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在泰晤士河上为我们开了一个派对。问题是他们定的日期，1995年7 月13日——我们本该和维京公司签约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把情况告诉了特雷西·班尼特——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可不想玩那种游戏。而他说，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无论如何要来。因此这就像是一种诱惑：相当疯狂——一艘船拉着汽笛沿河而上，挤满了我们不认识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扬声器断断续续地响着，酒不停地倒着，精美的食品，还有“辣妹”演唱组。时间嘀嘀嗒嗒地过去了。我们本该正在和维京签约。但是；嘿！我们在泰晤士河中央的船上正在无比兴奋地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我不记得放大的洋娃娃是谁的主意，但是这绝对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说服卡米拉——我们的私人助理——到“查林克罗斯”路的“安—萨莫丝”性用品商店买了五个洋娃娃，在它们的头发上喷上相应的颜色，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车上开到维京公司去。那儿的人会以为我们到了，打开车门，快，说变就变。如果维京公司本来不知道他们在和谁打交道，现在他们就知道了。我怎么下的船已经没有印象了，也不记得去过维京的总部拉德布罗克—格罗夫，不记得签约，不记得拿到支票。但是我能记得那派对。我记得把那些放大的洋娃娃从桥上扔进了运河。我完全醉了——任何酒我只要喝下一杯就不能保持清醒了，这在现在尽人皆知——而那一夜才刚刚开始。西蒙让送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开到肯幸顿。他没和我们一起走，因为司机不肯带六个人，这不合法。“最多五个。”“最多五个”，多好的名字。怎么样，姑娘们？我们爬进车里，“最多五个”演唱组外加鲜花和香槟。拐过一个弯——喔——车里到处都是香槟。我穿着一件非常紧的莱卡裙子，红色，侧面有蓝、白条纹，像田径服，长度只达到膝盖上面。“抓你们自己的内裤，姑娘们！”我吼着。我醉得太厉害了，跌倒了，其他女孩儿扯下我的衬裤扔到了窗外。咳，嗬，车又拐了一个弯。这糟糕得像乘坐我爸爸的货车。掉在地上的是我的手袋吗？嘎扎一声。又一支唇膏完蛋了。“你看不到那该死的标志吗？”有人点起香烟时，那个出租车司机咆哮起来。香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浸透了水，像白色的虫子，黏着尘土和化妆品。上帝，真让人讨厌。出租车的后面就像一个合唱团舞女的化妆室——化妆品、纸巾、香槟、鲜花。每个人都用它们在头顶上相互敲击着。摇摆舞！我们是“辣妹”！我们出名了。或者说我们快要出名了。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倚出窗外对着世界大喊：“我们和维京签约了。”西蒙正在饭店外面等着我们。出租车司机的脸色和声音就像心情不好时的播音员丹尼·贝克。我们都推推搡搡地出来了。车费，一声咆哮，司机因为车内的情形对着西蒙喊着。50英镑让他闭上了嘴。肯幸顿相当酷、非常时髦、迷人，巨大的玻璃窗显得很简洁，就像一个巨型金鱼缸，我们是鱼。饭店里的洗手间非常棒。因为，坦白地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洗手间里。姑娘们把我弄过去，把我的头发整理好，化好妆。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真可惜，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们无比得意。那真是美好的一夜。第二天，7 月14日，是我妈妈和爸爸结婚25周年纪念日。我们拿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的我站在那儿，拿着支票，脸上带着傻乎乎的笑容。这是一张10，000 英镑的支票。比我一生曾经有过的钱还要多。和维京签约后的头几个月有点像是和西蒙的蜜月期。他的工作方式和音乐圈内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总是彬彬有礼，从来不抬高声音。如果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某件事，他就走到一边去思考。也许这听起来好像他有点古板，但是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他只是在克制。总是克制。他最喜欢的词是“当然”和“没问题”。有一件事我们一直都清楚，他对我们百分之百的负责。和维京签约以后，西蒙日程表上的下一件事就是找赞助人。同时，还要写更多的歌曲，我们遇到西蒙之前已经录好的歌曲需要重新录制、灌制原版带，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仅仅具备样本带的质量。每隔几个星期我们就会被告知他们即将推出《想要》，但是他们不断地推迟再推迟。不过，歌曲只是“辣妹”的一个方面。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更多地谈论“辣妹”。我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996年2 月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我们作为维京的嘉宾出席，和名叫“兄弟”的演唱组的两个家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迈克尔·杰克逊玩了从房顶上下来的把戏，而贾维斯·科克尔（Pulp乐队主唱。该乐队经历坎坷，早期曾出专辑《糟糕透顶》，直至90年代他们才进入英国流行乐坛领导者之列）跑上台咆哮了一阵。公众大为愤慨。只要在现场你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音乐界知道维京有了一支叫“辣妹”的新女子演唱组，但是仅此而已。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们转过头，听到他们在叽咕——她们是谁？接着你就会听到回答：那些“辣妹”们。我们的名字就是那样正式形成的：人们问他们是否听过“那些‘辣’妹子演唱”。或者说：“你是‘辣’妹子吗？”因此我们就变成了“辣妹”。这段时期有点滑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处于地狱的边缘却进不了天堂——就是说一身盛装却无处可去。我们的计划是在圣诞节推出唱片，首先要推出两支单曲，再往前那就意味着在7 月推出第一支单曲，我们决定这支单曲将是《想要》——虽然我们还得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好吧，还得拍摄《想要》的影像带，还要准备第二张唱片，但是，在7 月以前我们将做什么呢？西蒙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到日本进行试演。他说人们往往最后才想到远东。以前从没有人那样颠倒过来做。因此“辣妹”将要改变规则。就这样！同时，我继续努力减肥。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会频频上电视，洁芮一直对我说电视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更胖。雷恩小姐说得很明白，她认为我超重了，但是说实话我不那么在乎。当雷恩小姐让我站在队末的时候，我也就认为我很胖。但事实是我并不胖。我只是比那里的瘦子们胖一点而已。不管怎么说，她知道什么？关于她我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洁芮不一样。我将永远感谢她说出了我有趣的一面，但是，认识洁芮也有不好的地方。洁芮从来没有转弯抹角地对我说我胖。她知道奇克已经对我和梅尔·C 说过我们俩都需要“减去几磅”，因此，她开始鼓励我们俩和她一起早点起床去跑步，去“控制一下体形”。那么为什么不呢？我从来不介意早起，而且又是夏天，因此那很容易。我们经常在美敦赫德的公园里跑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去录音棚。接着，又转移到食物上。这是逐渐开始的。洁芮会说些这样的话，比如不要往食物上涂调味汁，低脂肪的东西也很好，还有我可以尽量不要吃那么多。正是洁芮介绍我喝“速瘦”，一种奶昔饮品，它能填满你的肚子，让你不感到饿。麻烦在于当你开始那么想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停下来了，尤其是假如你和我一样是个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彻底的人。你开始读标签了。那是不是低脂肪的？我刚到美敦赫德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西红柿汁里含多少脂肪，蛋黄酱里有多少脂肪。那样的事情我不想——它们从来没有进过我的脑子。不久我对脂肪含量就像对乘法口诀一样熟悉。当爱玛和梅尔·B 在家看电视、吃咖哩鸡的时候，我会去体操房、或者游泳、或者吃一盘莴苣。那么这有没有让我高兴一点呢？没有。事实上，正相反。和那些姑娘们在一起，我已经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个“辣妹”，现在我又开始担心了。粉刺我可以掩饰，但是肥胖就不一样了。我的外表开始困扰我。在体操房里，我不是在观察、核对我的姿势和体位，而是在检查我的臀部的大小，看看我的双下巴是否小了一点。原本我只是为了减轻点体重而节食，而离开美敦赫德之后，我的节食变得有点强迫性了。我开始以蔬菜为生，其他什么都不吃。我经常把一碗一碗的菠菜、胡萝卜切碎和嫩豌豆一起蒸。或者我就只吃豌豆——比如一口气吃一整袋经济包装型的“鸟眼”（美国调理食品中的名牌，主要是冷冻食品）。但是，我从没想过我可能会饮食失调，因为大家都知道饮食失调的人很瘦，而我的体型一如从前。我只是在健康地饮食，同时控制一下自己的体形。虽说我住在家里，但没有人真正为我的饮食状况感到担心，因为我的体重没有减轻，而且我的饮食习惯一向与众不同，所以，我对酸奶、皮塔饼（希腊和中东地区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一类的东西不再感兴趣，这并不奇怪。而且这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会吃十碗“弗罗斯蒂”牌麦片，但是从来不想吃中国食品。然而，去日本是转折点。我吃不到“弗罗斯蒂”牌麦片，没有正常的蔬菜，多数是怪异的像泥巴一样的蘑菇。他们有的只是寿司和类似的东西。这让人讨厌。“你不会相信他们这儿让你吃什么，”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告诉妈妈。“我们吃的食物里有一半不仅是生的，简直是活的。”就这样，我干脆不吃了。突然我发现我的体重在减轻。我在想，既然我吃不下那些食物，那就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减肥吧。因此，每天晚上我们干完工作，我就会花一个小时做仰卧起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做一些有氧运动。我一天比一天瘦。我在收缩。变瘦了的兴奋带走了饥饿。甚至其他姑娘也注意到了，但是，搪塞她们很容易。因为当你的饮食失调时，你就会骗人了。骗人也成了让你兴奋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大约两个星期。当汽车在我妈妈、爸爸的家门口停下来时，妈妈看到我瘦成这个样子，哭了起来；爸爸认为我肯定是病了。从某个方面来看我确实是病了。妈妈意识到我一直没有好好吃东西，因为我在电话里说过那些关于生鱼的话。因此她开始说些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吃香肠，或者奶酪三明治？”——这些都是我过去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很难知道我想吃什么，饮食习惯古怪的人是很难应付的。对待他们你得很谨慎。我同意去看医生。滑稽的是他并不认为我有多瘦。但是当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回顾一遍的时候，例如我的经期从来就没有正常过，还有我可怕的皮肤，他说这可能是一种叫多囊卵巢的东西，他让我去恩菲尔德的“国王橡树”医院做一下扫描检查。一点没错，你可以看见它们，小的圆形包囊拥在卵巢周围。这是一种激素问题，多数还没有找到发病原因。但是在美国现在有一家机构叫“多囊卵巢研究会”。他们估计在美国有一千万个妇女染上了此症——每十五个里就有一个，并且这是导致不孕症的惟一的、也是最大的诱因。我具有所有典型的症状：经期没有规律乃至消失、成人粉刺、超重。我惟一没有的就是过量的体毛，假如有的话，我想真的能长到接近6 英尺。胰岛素高出通常水平导致体重增加，而多囊卵巢更容易导致子宫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那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这些。他们只是说我可能很难怀孕，并说我开始考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应该再回去见他们。我的食量确实开始增加了，但是，对身体的损害已经形成。我只肯吃蔬菜、水果、鸡和鱼。《想要》在1996年7 月8 日推出了。我们做了几个星期的宣传——最大的一次行动是几个星期前我们上了西拉·布莱克的“惊讶惊讶”节目。我们将该节目的制片人堵在洗手间里，用这支歌的无伴奏版对她进行轰炸。我们成功了。接下来的星期天，我们位居第三。事实上，在那之前的星期三我们已经听说我们是上周中第三，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的第一首歌就位列十大金曲。我们刚刚结束一次电台采访，接到电话的时候我们正在卡纳比街附近。我们太激动了，我们得做点什么。因此我们把车停在我们看到的第一家饭店门口。这只是一家小型意大利三明治酒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进了十大金曲！离开饭店的时候，有人走上前来请我们签名。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幻想变成现实了。小的时候，我记得和妈妈一起徘徊在约翰·刘易斯（活跃于1970年代的爵士乐与蓝调歌手）周围，想像着人们会走过来请我签名，而在这里，这一幕真的发生了。我梦想着这一刻已有好多年了，但奇怪的是，现在这一刻来临了，它仍然让我们吃了一惊。对普通人而言，我们看起来肯定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引起了轰动——事实是我们已经努力了两年，而且我们从来没想到要花这么长时间。但是即使我们已经花了那么长时间去想像一曲轰动会是个什么样子，它来临之际还是让人大吃一惊。你所体会到的那种复杂心情，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无法让你做好准备。这太令人激动了，而让人更加激动的是我有四个同样兴奋的朋友分享这份激动、倾诉兴奋的心情。我们是流行歌星了。这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人们开始认出我们了。这几乎就好像我们刚才还都站在那儿，转眼之间刮起了一阵巨大的旋风，把我们五个人都吹上了天。这近乎疯狂。有时，比如我一个人乘车回家的时候，司机在前面一言不发，这种想法就会进入我的脑海：我成功了。其他姑娘不在身边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起兴奋来更像是胜利。我能听见我学校里所有那些白痴们，那些连站稳都困难、经常辱骂我的女生们，我能听到她们对朋友们说，啊，是的，我是“高贵辣妹”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做这、做那。那些骂我性冷淡的男生们，他们可能在说他们如何和我睡觉。提醒：如果你曾经听到有人说他们是我上学时的朋友，你就该知道这些人在撒谎。我一直在说我会让他们看到的，我做到了。我能听到雷恩小姐告诉她的女生们我在雷恩如何如何，以及她早就知道我有多么能干。我想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人记得真相，或者她们是否会把她们真正说过的话、真正做过的事避而不谈？我不会避而不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想到了克里丝廷·莎土比亚，我有几年没见着她了。我欠她很多，但是她却消失了，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不幸的是，想起那些羞辱过你的人要容易得多，但是，每当回忆帮助你取得成功的人时，能想到的人却如此之少——只是你的家人以及经过特别挑选出来的几个人。两天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日本，在那里，《想要》在畅销唱片中的排名正在上升。我记得我们所有的人正在旅馆的日本餐厅里吃饭。我穿着一件一直拖到地板的长裙，这是我向露易丝借了带出来的。那天是星期天，我们的私人助理卡米拉进来说她刚从西蒙那里得到消息我们到了排行榜首位。这简直叫人无法相信。排名第三已经够让人惊喜的了。虽然那天晚上很棒，有香槟，什么都有，但还是缺了什么。大家都睡觉以后，我坐在房间里，给我的妈妈、爸爸打电话。全家人都在，如此兴奋，他们说大家正聚在花园里烧烤并以此来庆祝。迪和戴尔也在，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来听流行音乐排行榜。我能听见妈妈说“这真是太棒了”。我也能听见爸爸说“这真是太棒了”。我能听见背景里有我弟弟、妹妹的声音，我甚至能听见那间房子，它发出的声音，冰箱门关上了，爸爸还没来得及加油的吱吱响的铰链，厨房里的回声，甚至游泳池里的拍水声以及我辨认不出来的说话声。我这么高兴，所有能做的就只有哭了。因为我只想回家和家人们在一起。《想要》打破了单曲首次亮相的所有记录。它连续7 周保持榜首。《说你会在那儿》为我们赢得了第二个第一，同时，拉德布罗克已经让《2 变成1 》成为“最重要的”圣诞排行榜第一的最有力竞选歌曲——这支歌曲甚至还没有发行。《2 变成1 》成为继“邦迪创可贴”以来最畅销的单曲。连续三支歌曲。满堂红。我们一刻不停地做宣传，先是为每支单曲，接着是为第一张唱片。一有空我们就接到预约到某个工作室创作第二张唱片。我们忙得脚不点地。不久就有传闻说“辣妹”是通过一则广告走到一起的，说我们是机械制作出来的演唱组，所有这些说法都对我们不利。假如埃里克·莫康比（两人是英国著名的男子喜剧表演组合）没有在《舞台》上登出广告，假如厄尼·怀易丝（两人是英国著名的男子喜剧表演组合）没有应聘，那就永远不会有“莫康比和怀易丝”，但是你从不曾听到有人抱怨他们是机械制作出来的。每当我谈论这样的消息时，姑娘们总是嘲笑我说：“你妈妈在《你好》杂志上读那些东西的吗！？”事实上，可能是在“哈洛作坊”看问答节目的那些夜晚让我对无聊的信息产生了兴趣。如果带我去参加一个晚间问答节目，我会让反对方铩羽而归。不久，不仅是未成年人杂志连篇累牍地在显著位置刊登关于我们的新闻，甚至在一些严肃的报纸上登载关于我们的文章。他们说“辣妹”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想要》，有人写到，“把美臀流行乐和隐约的女权主义者的性别换位结合到一起。”是的。没错。在文化天平的另一端是彼德·洛林，《流行金曲排行榜》杂志的编辑，他给“辣妹”成员们起了名字。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页——架子上五种调味罐，然后是我们标有名字的头像：姜汁；疯狂；运动；宝贝和高贵。所有人都喜欢这些名字，孩子们、媒体还有我们自己。虽然现在这也许显而易见，但那时并不是这样。我们只是洁芮、梅兰妮、梅兰妮、爱玛和维多利亚。这对我们来说很不错。每个人都喜欢别名——别名让你感觉与人更接近而且这确实是孩子们能够认同的东西——从一开始他们就从我们当中选择一个名字并且模仿我们的着装。后来每当我们举行演唱会时，总有一些孩子看上去与我们相像。在美国甚至有一些母亲后来也学我们穿衣服的样子。这些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且——除了洁芮，真让人伤心——我们都仍然以“辣妹”的几个名字而骄傲。令人惊讶的是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名声这么大。我们自己没有时间读报纸，西蒙每天发下来的日程表让我们太忙了，而且日程越来越满。是的，我们做电视节目，像“金曲排行榜”，但是，那儿的孩子们对每个人都大声欢呼，而我们从来没有时间看媒体在说什么。我记得曾经读过妈妈剪下来的东西：“我要让流行歌曲重现魅力。”据说这是我说过的话。我身穿“古琦”酷而优雅的名声已经成了神话的一部分。“她们表现出良好的气质和生活的乐趣……无穷的能量……用之不竭的活力……她们爱她们的母亲而且非常脚踏实地……但是在性方面掠夺成性。”“性”方面什么？“综合了‘甜妞’明妮（英国电影演员，原为模特，现为好莱坞明星）、科莱特的克劳丹（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放荡不羁而又优雅的巴黎女人）还有圣特里安的美人儿们（原是英国一部系列喜剧片，讲述了好多女人的故事）。让男人们对着她们时髦的性感流口水吧。”让我真正感觉到一切都永远改变了的那一刻是当我们打开牛津大街圣诞街灯的时候。我们径直穿过那些路障，到处都是警察和保安人员。我们径直开过去。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开始尖叫。那一天是1996年11月7 日。对我来说，单单是被邀请就已经让我十分兴奋了。那么多年了，我都是和家人一道去那儿，仰望着一些魅力四射的人合上电闸。我记得站在旅馆的阳台上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街道，心想我以前经常就在那人群中间。我也想，我非常需要到下面去，从那儿往上看，因为眼见为实。通过看其他人，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你努力使它变得真实起来。我已经注意到人们看我的神情不一样了。我小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一些名人，比如大卫·詹森（1940年生于伦敦，1967年开始了他的电视生涯，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喜剧明星），邦妮·朗福德（英国著名音乐剧演员），我记得自己变得十分可笑，感到有点愚蠢。有时看到人们看我的样子是惟一能让我相信我确实出名了的方法。我的一切都没有变。本质上，我仍然是那个牙齿开缝、笨拙的小女生。不久我们回到了正在等候我们的车里，往位于南岸的“沃克苏”塔驶去，在那里，维京正在举行那张唱片的发行仪式，与唱片上所有单曲同一天发行。那些歌好像是我们上一辈子创作、录制的。“沃克苏”其实是一家新开张的嘈杂的酒吧和饭店，在布莱克弗里尔桥附近一个经过改装的库房的顶层。虽然他们说这个派对是为我们举行的，但我想不是。我们慢慢明白了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为了我们的。没有我们的朋友，没有男友，没有家人。我们甚至不得不在牛津大街的旅馆里等着，让那些客人们在我们到那儿之前有时间吃完他们的晚餐。克里丝廷·莎士比亚是这样说的——穿上杂色衣。这是指你头脑中的转换，从站在后台到登台、表演。另一个戏剧老师说，只要记住眼睛、牙齿和胸脯。我们是去表演的。在“沃克苏”塔，后台就是衣帽间。舞台就是酒吧和饭店。我们的工作是销售，产品是“辣妹”。不是以一种放荡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你不想加入我们这伙女孩儿吗”的方式。你难道不希望年轻二十岁。午夜时分有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燃放焰火的活动。我们从一个俯视河面的平台上观看。后来我听说他们被迫将泰晤士河关闭了一个小时。我俯视着河岸边的人行道，想知道我的家人是否在那下面的什么地方看着。　　　　　　　　　　　　　第十章 盛名远播自从1995年7 月我们与维京签约以来，我们一直靠“薪水”生活，西蒙每周给我们250 英镑，外加开销。他提醒我们大笔大笔的钱要到我们的唱片卖出去后才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但是拿了两个第一，还有一张唱片销售了五天就拿到了白金唱片奖，“辣妹”的收入不再是财政计划，而是要现金兑现了。那时西蒙也为“接招”乐队的佳里·巴洛做策划——其单飞生涯的开始——在一次为佳里举行的派对上，西蒙领我们进了边上的一个小房间，交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我想这肯定是一张来得早的圣诞贺卡，但是里面是一张200 ，000 英镑的支票。这笔钱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多，于是我还是忍不住感到有点心虚。虽然我的妈妈、爸爸看起来挣了很多钱，可是他们从来也没有200000 英镑啊，而且他们得到的是工作所得，其中的大部分都花在了子女身上。西蒙许诺圣诞节放假三周。作为一种感谢，我能做的就是带上一家人外出度假。与演唱组里的其他姑娘不一样，我们家总是去国外度假。我第一次出国时才16个月，我们去了加那利群岛，出了点麻烦，因为没带上我专用的毛毯。我去过佛罗里达，去过迪斯尼乐园，去过西班牙，在那儿我父母还有一处房子，我们去瑞土滑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西印度群岛，那地方太远又太贵。现在就不一样了。其他姑娘们也有同样的不算很新颖的想法，最后我们都去了加勒比海，只不过我们在不同的岛上。但是首先我得去做每一个流行歌星拿到他们的第一张巨额支票后都要做的事。去购物。哪儿？除了邦德街，其他什么地方都行。有关我只穿“古琦”和“普拉达”的那些宣传就是指那个。我确实有一只“普拉达”手袋，这是我用参加《鸟人》演出得到的钱买的，但是其他东西没有一件是真货。每星期250 英镑，我怎么可能付得起那笔钱呢？原来那件黑色小连衣裙其实是洁芮的，但是她从来不穿。她从来不穿的衣服有几百件。我们每样东西都合用，从衣服到短裤、鞋子、化妆品、护发用品。男朋友不在其中。我第一次穿它是和斯图亚特出去吃晚饭，每个人都说：“上帝，多漂亮的裙子，它非常合你的身。”但是它只是购自“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或者“顶级”商店或者其他什么公司——我们都没有钱花在衣服上。不管怎样，因为那时洁芮比我瘦，那件裙子有点太紧了，因此我让一个名叫维奥莱特的裁缝照着它的样子做了一件，那个裁缝现在还住在戈夫橡树的路边上。原先那双和整套衣服相配的鞋子没有专利号，是从卡纳比街一家廉价商店买的，有一只鞋跟总是掉，所以我总要用胶水把它黏回去。那件裙子，就是大家都说是一件小“古琦”裙的那件，根本就不是“古琦”裙。布料和做工总共花不到20英镑。在这位钱多得不知道怎么用的流行歌星的购物单上排第二的显然是一部跑车。那么要买一辆什么牌子的呢？保时捷？法拉利？它们可不适合“明智”太太。我去了沃尔瑟姆克罗斯我爸爸认识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了一辆没有进行商品宣传的MGF.因此这部车可不是摇滚乐之类的时髦货。这就是我的风格；甚至在我刚得到一笔比我祖父母一辈子挣的还多的钱时，我也不买新款车，我买了一辆不知名的型号，节省了5 ，000 英镑。我从来都小心翼翼，现在也不打算停止这种做法。毕竟，一切都有可能烟消云散。不管怎么说，我喜欢那辆车，鲜艳的紫红色金属，漂亮的轮子，所有那些附件，还有一个一摁按钮就会落下来的顶篷。那年圣诞节，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辣妹”。你喜欢哪一个“辣妹”？在槲寄生树下你想亲吻哪一个“辣妹”？谁是最受大家喜爱的“辣妹”？那可真滑稽。鲍勃和克里斯曾经想让我们看起来都一样，但是“辣妹”成功了却是因为我们都为这个组合带来了不同的东西——不只是男人们幻想的东西——虽然这么说可能是公平的，即当“辣妹”处于鼎盛时期时，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男人可能喜欢我们当中的这个或者那个。“辣妹”跨越了民族的偏见。我们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声名显赫，而且盛名远及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南非。没有一个国家不流行“辣妹”的歌，每个人都有他们最喜爱的歌。我们有每个人喜爱的某个东西，那也体现在我们的观点方面，不仅是我们的外表。每次我为克里斯、鲍勃和奇克没抓住90年代的流行乐的脉搏而感到遗憾的时候，我都得提醒自己，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我们就都得穿上同样的服装，我们中就会有一个主唱歌手。“辣妹”如此轰动正是因为我们一点都没那样做。现在，只要看MTV ，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仿效我们。但是让“辣妹”与众不同并将永远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的是我们开创了先河，就像埃尔维斯{ （1935—1977），美国摇滚乐巨星，俗称“猫王”} 、“甲壳虫”、“性手枪”演唱组。首创者为所有其他人提供了可能。到圣诞节时，《想要》已经卖出了三百万张，在27个国家位居排行榜首位。我想要是不看地图册，我甚至都无法说出27个国家的名字。在加勒比海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在格林纳达，第二个星期在圣—卢西亚。这是一次真正全家人的度假，每个人都在，甚至有露易丝的前男友，沙基，我仍然很喜欢他，还有斯图亚特。对我来说，不去想我穿着什么或者我看上去如何本身就是度假。我不能忍受在阳光下着妆。我最多也就是把头发向后梳一个马尾辫，再涂上防晒油。这真是非常有趣，因为那儿的一切都和美国发生的事如出一辙，我不断地听到播放《想要》的音乐——这首歌1 月1 日在那儿发行了。不久就有传闻说旅馆里住着个“辣妹”。时间不长，照相机就喀嚓喀嚓地响起来了。我知道我看上去让人不愉快，但是这些都只是孩子，我并没有真的在乎。直到我们回去以后，我才发觉我的运气有多好。可怜的爱玛和她妈妈在下海的时候被《每日邮报》拍了照，让她们的臀部曝了光。我们已经征服了英国，现在轮到美国了。这是重头戏，西蒙不停地对我们这么讲。无论你在英国取得多么显著的成绩，假如你在美国也能这样的话，这就好像镀金。它会让你有说服力。美国有如此的魔力，梦想的国度、机遇的国度。如果你在英国成功了，你只是出名了，但是，如果你在美国成功了，你就是超级巨星。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像是噩梦般的万花筒，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得到过一个万花筒。乱糟糟的色彩，摇一摇就变成不同的图案，但其实还是一样。什么地方你都得去。遍及全世界。你得去那些你甚至都没听说过的国家，你会遭到围攻。人们了解你的一切，不仅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父母的名字。真是不可思议。我仍然无法真正相信这一切有多么严重。有一天，我穿着比基尼和我爸爸在某个海滩上散步，碰到一个采摘椰子卖给旅游者的人。他不向我们兜售椰子，却说你不会是某一个“辣妹”吧，是真的吗？你会认为这个人甚至连收音机都不会有，更不用说知道“辣妹”是谁了。《想要》一路进了“金曲100 排行榜”，列第11位，这是单曲首次亮相曾经取得的最高排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随着《想要》在排行榜上的地位日升，我们每天要接受的采访量也增加了。美国差不多有几百家无线电台，每一家都想采访“辣妹”。而且马上就要采访。幸运的是，因为这是无线电台，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坐在纽约的一家录音棚里接受采访。但是没有画面、在广播里诙谐又疯狂可不那么容易。有时，给节目增添点作料的惟一东西就是说些无聊、粗俗的话。尽管美国的电视、电影里有暴露的性镜头，美国在道德观念上还是相当保守的。既然我有了一张在许多商店都能用的信用卡，我就一直盼望着能在纽约买点东西——所有那些商店名字，如巴尼司、梅茜、布罗明戴尔。更不用说蒂芬尼了。但是可能性不大。总是采访、媒体拍照、更多的采访。早安，美国。从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像“飘洗”牌洗衣粉（英国著名洗衣粉品牌）那样出名。为什么要停留在卖唱片上？我们决定，只要我们谨慎选择签约人，那有什么坏处呢？我们现在出名了，我们可以卖任何东西。不过受害者是有的——首先就是我过去依赖的“健怡可口可乐”。现在百事可乐成了我们的主要赞助人，我们与其签订的金额巨大的协议。另外一项协议是早些时候和奔驰汽车公司签订的。作为对推出麦克拉伦新型F1赛车的回报，一种小型梅塞德斯SLK 敞篷汽车将供我们每个人使用一年。事实上，又过了六个月我们才收到这些汽车：它们在我们的《辣妹世界——电影版》拍摄的最后一天运到了，这部电影是那年夏季拍摄的。麦克拉伦推出新赛车是在圣瓦伦丁节（即中国人所谓的“情人节”），那时我们刚听说《想要》已经在美国的“金曲100 排行榜”上跃居第一。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为《你认为你是谁》的录像制作进行包装，这是我们的第四支单曲。三天的拍摄中有两天不同于我们以前曾经拍摄过的、或者今后可能还要拍的任何一部录像的拍摄。西蒙·福勒的弟弟基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是莱尼·亨利的朋友。莱尼·亨利是“红鼻子日”（这一天将有许多各界名人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主要目的是为慈善事业捐款，因活动中大家都戴上特制的红鼻子而得名。2003年的“红鼻子日”定于3 月14日）和“轻松一刻”（一慈善组织，从事英国国内以及国际慈善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都同意第四首单曲的版权归“轻松一刻”。而给“红鼻子日”的有一部讽刺录像。我们知道已经有一模一样的乐队在进行模仿巡回表演，但是只有“块糖”（模仿性表演团体）会得到我们的许可。猜猜她们让谁来演“高贵辣妹”——多恩·弗兰奇。我感到无上荣耀，因为她是最具魅力的喜剧明星。因为她得在举手投足间幽默、夸张地表现出我的形象，而不是通过她的长相，所以，看她进人角色真的有趣。那一切确实让人捧腹。但是，多恩，我的嘴真的噘得那么厉害吗？詹尼弗·桑德斯演“姜汁”，凯茜·勃克演“运动”，卢埃拉·吉迪恩演“疯狂”，虽然梅兰妮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想让莱尼·亨利演她。露露演“宝贝”。我第一次遇到露露是在牛津：大街的一个鞋店里。我和妈妈、露易丝、克里斯琴一起出去‘购物，那时我肯定还很小，因为克里斯琴还坐着婴儿车。不管怎样，我们走上去请她签名。因此她签了一张“给维多利亚”，接着又签了一张“给露易丝”。“那么，有人喊你‘露露’吗？”露露问我那鬈发的小妹。我妈妈讨厌把名字缩短，快如闪电地回了一句：“绝对不可能。”等她意识到她所说的话已经太晚了。虽然我经常见到露露——她是埃尔顿（即埃尔顿·约翰，著名歌星，在戴妃的葬礼上演唱挽歌《别了，英格兰玫瑰》。这首歌系他本人根据早年他为悼念玛丽莲·梦露而创作的《风中之烛》重新填词而成）的一个密友——我从来不敢告诉她在撒克逊尼的那位卤莽的妇女和那两个小女孩儿就是我妈妈、露易丝和我。当然，我妈妈现在还感到尴尬。接着是到处去赢得更多的赞誉。这就像在环行路口，你从来不知道你将在哪儿下车。尽管我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尽管西蒙不住地告诉我们这场演出多么重要或那场演出多么重要，但是，就我们个人而言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是一件大事。我们获得了一些奖项，还会继续获奖，但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就好比奥斯卡。它由音乐界投票选出。而他们是最难取悦的一帮人。一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嘉宾出席了颁奖典礼，夹杂在那群人中间，啊，上帝，瞧瞧那是谁。仅此就这么让人兴奋。但事实是那时我们都是无名小辈或者应该说是《想要》。12个月以后，我们不仅得到了五个奖项的提名，而且我们还将集体表演《你认为你是谁》为这次盛会揭幕。至关重要的那一天是2 月24日，星期一。前一个星期，西蒙问我是否想去看上星期六的足球赛。他说阿什利·牛顿，我们在维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有票。阿什利和保罗·康罗伊都是切尔西队的超级球迷。而那个星期，切尔西将迎战曼联，他们知道西蒙是曼联的超级球迷，因此他们问他是否也想一起去。因此我说好吧。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可干：斯图亚特要干活儿。星期六是花店一星期中最忙的一天。很久以前西蒙就一直想拉我去看足球。他总是说我的男朋友得是个名人。我会说：“你在说什么呢？我和斯图亚特在一起，记得吗？”他就说不要担心斯图亚特，我一定要让你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比如一个足球队员。我不感兴趣。我曾经见到的所有的足球队员都是些混蛋。他们闲散地聚在“埃平”乡村俱乐部追逐任何一个走进门的漂亮的埃塞克斯姑娘。他们都是些放荡之徒。“那么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呢？”我在前一天问梅兰妮。在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演唱《你认为你是谁》我将穿一件白色比基尼上衣和一条白色裙子——我爸爸说更像是一个窗帘盒——罩着锁子甲。我告诉她我想穿着它去。而且我想她真的相信我会那么做。关于那场比赛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主要原因是我没戴眼镜，所以一切都是模糊的。比赛结束后，我们被带到了球员休息室，在那里，VIP 们得以见到他们的英雄。我站在那儿，端着一杯香槟。有一个人真的让我很生气。他喝得太多了，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我尽量不去理他，可是他踉踉跄跄总往我这边靠，嘴里说着“你经常来这儿吗”。“瞧，”我说，当他差点撞翻我的杯子的时候，“我不和喝醉酒的人讲话。”我被称为“高贵”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刚想溜到洗手间去，西蒙来了，把一只手搭在这个醉汉的肩上。我本以为他要做出一些护着我的举动让他滚开。但是他却开始对着他微笑，继而大笑。我站在那儿，眼睛看着没人的地方。“他是，你的朋友？”那个醉汉终于踉踉跄跄地走了，我这才问到。西蒙告诉我这人与他同名，并且很惊讶我没有认出他来——西蒙·勒庞（“杜兰杜兰”演唱组的成员，风行于80年代）。如果他以为这会让我感兴趣，他就错了。我十几岁时挂在房间里的照片是“兄弟”演唱组。（我知道。我知道。用不着说。）我对“杜兰杜兰”演唱组从来不感兴趣，因此我的腿并没有打软。这时那些球员已经从更衣室出来了。西蒙拽着我的胳膊，指向靠门口站着的一个。“他是谁？”我问。他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谁？”他又说了一遍那个名字，大卫·贝克汉姆，并且说我曾经说过喜欢他。我听得一头雾水。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我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人呢？他在说些什么？至于说大卫·贝克汉姆其人，我想他一定是个踢足球的，但是那一场究竟他踢了没有，他究竟是切尔西还是曼联，我不知道。谈到球员的时候，西蒙绝对是个追星族，很显然他决心要见见这位贝克汉姆，正在拿我当借口。我甚至都无法看到他说的是谁。房间的另一侧一切都模模糊糊。他可能正在谈论一个衣帽架吧。说着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过去了。西蒙和大卫打了个招呼，伸出胳膊，以男人的方式握了一下手。西蒙自我介绍说是“辣妹”的经纪人，然后介绍了我。那时，我记得我在想这可真可笑。我微笑，对那个留着长而直的棕发男孩打了个招呼。接着，西蒙说起了那些套话，什么精彩的比赛、漂亮的横传、那个比分让人感到遗憾。我只是站在那儿，感到有点傻。在这位据说我一直都喜欢的球员谈论任意球和角球的时候，我在试着为他计时。其实，我认为，他长得很好看。他偶尔朝我看一眼，腼腆地笑着，而西蒙继续说着如果他在场上他就会怎么做。接着他走了，我们站在那儿，谁都不说话。“比赛不错，”我终于挤出了一句。“很高兴你能喜欢，维多利亚。”我喜欢他称呼我名字的方式。是的。我微笑。他也微笑。我四处张望，想找梅兰妮·C 来帮我解围，但是看不到她。对一个足球队员你该说些什么？我只感到非常尴尬。但是这种尴尬不只是感到傻。这是那种立刻被吸引住了的羞涩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我就走了。第二天在“伯爵庭院”工作室排练任务很紧。当工作人员正在对《你认为你是谁》进行技术处理的时候，梅兰妮·C 向我走过来。这有点不同寻常。即使我们只是在进行模拟，梅兰妮也总是拿腔捏调，做着发声训练，这让我非常恼火，弄得我很紧张，走近她总是让人不快。“那么，你认为他身体怎么样，托莉？”身体？她在说些什么？“大卫·贝克汉姆。昨天我看到你和他讲话了。记得吗？他就是你为‘90分钟’节目选中的那个人。“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不是想起了大卫。我还没有把他想起来，但是整件事我想起来了。西蒙，一个十足的足球迷，安排我们和一份名叫“90分钟”的足球杂志做一次采访。大部分流行演唱组都不把这本杂志当回事。大约在三个月前，他们想在圣诞节期刊上登一幅照片，照片里我们所有的人都穿上条纹足球衫。爱玛支持托特汉姆，因此她就穿他们的队服。洁芮穿沃特福德队衣，因为那是她的家乡。梅兰妮·B 穿利兹队衣，理由一样，而梅兰妮·C 穿利物浦队衣，因为她迷恋利物浦队。她的全家一直是利物浦的支持者。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本应该选托特汉姆，我说，因为我的父母是托特汉姆人，大约一年前，他们开过一个派对，其中一个客人就是“热刺”队球员，叫伊恩·沃克。当然，还有我的外婆经常有一些房客是托特汉姆球员。因此我把这些都说了，但是无济于事。爱玛已经选了托特汉姆，所以，西蒙，作为一个曼联的超级球迷，说为什么我不穿曼联的队服呢？“那要看是什么颜色？”“红、白相间。”我不太高兴，因为红和白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色彩搭配。但是形象顾问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就那么定了。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拍照之前很长时间决定的，因为他们得把行头准备好。虽然他们为我们拿来了最小号的，但是我们所有人看起来仍然非常滑稽。红色太可怕了，我尤其不喜欢整个胸部印着的“夏普”字样。什么都得往上卷（短裤、袖子）或者往下卷（袜子），目的是看起来性感一些。洁芮和爱玛尖叫着：“你们不能拿几双厚底靴来吗？我们看上去得高一些。”这真的很好笑。拍完照以后，我们就接受采访，这就要问到我们喜欢哪一个著名球员的问题了。为了帮我们选择，采访我们的那位女记者有一叠抽认卡，上面有著名球员的照片。只有那两个梅兰妮内行一些。我记得梅兰妮·C 喜欢杰米·雷德纳普（英格兰足球队员）。我说假如杰米·雷德纳普过来用一条鳕鱼抽我的脸，我都不会知道他是谁。我对足球从来不感兴趣。但是，记者说我必须选一个，否则会毁了这节目。所以我就仔细浏览这些抽认卡。我看不到一个面相我喜欢的人。其他姑娘们对那些照片都报以一声“啊”。接着，我停了下来。这一张我之前肯定漏看了。“他看起来不错，”我说。“他叫什么名字？”那位女记者看了一眼，然后说：“那是大卫·贝克汉姆。”在舞台上只要能做一些有把握的事情，我总是很开心的。普里西拉，我们的舞编，为我们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揭幕曲设计了一套集体舞。几个月以来，我们拍摄三分钟轰炸式的电视短片，还接受电台采访，总是那些老一套的问题。现在我又开始做我花了所有那些年训练的事情了——跳舞。在《想要》之前，我们就已经同普里西拉·塞缪尔斯合作了。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一次引人注目的音乐圈的派对上，西蒙过去经常举办这样的派对。我认出来她经常在“金曲排行榜”节目里跳舞。她这种舞者会让你想，哇，我也想跳舞。普里西拉给人的印象是她比她实际高度要高，因为她非常苗条，令人惊讶的体形。实际上，她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出色的舞者。完全靠自学，她绝对令人难以置信、动感又敏捷。如果你让普里西拉和一群舞者在一间房里跳同样的舞步，她会成为你想看的那一个。数日的排练结束了，该上场了。站在舞台的后部，背对着观众，我们手挽着手，彼此看看，等候着本·埃尔顿的提不。“是的，我们都想做她们的情人，我们都热切地想做她们的朋友。那就和她们相聚吧，朋友们。她们当然是‘姜汁’、‘运动’、‘疯狂’、‘宝贝’和‘高贵’。所向无敌的‘辣妹’。”接着《想要》的前奏变成了《你认为你是谁》。我们转过身来，开始。臀和肩像活塞一样抽动着，我们在火焰般的紫色缎带间，伴着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口哨和欢呼，踏着快步舞的节奏，阔步走下坡道。牛津大街上的人流十分庞大，但是直到现在，和我们面对面的观众，比如在“金曲排行榜”节目中，主要是孩子。尽管很棒、很有趣，但毕竟还是孩子。这里可都是音乐圈的人，喷着雪茄、大口喝着可乐，虽然缺乏点教养，但却个个声名显赫。这不是埃尔斯特里的录音棚，而是“伯爵庭院”。后面的人能听到吗？让我大声地说一遍。了不起的“伯爵庭院”。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时刻你会永远记住。没有很多时刻能一如它们发生的那一刻永远显得那样重要、生动。而这一刻正是如此。我爸爸是一个了不起的步行者，他总是带我们去爬山。爬到某一点，你认为是山顶了，结果却发现还有一座该死的山要爬。你永远到不了山顶，从来不会。但是现在，在这儿，我们处于世界的巅峰，太阳在照耀，太阳升起的地方没有一丝云彩。西蒙总是反复对我们讲音乐圈是一个非常无情的领域，对你的好评将止步于你的最后一支走红歌曲。但是，那天晚上，我好像能看到我们的走红歌曲将成为永恒。五个奖项的提名，我们捧走了两个：“最佳影像奖”和“最佳单曲奖”。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我们是“辣妹”。转弯，啊，转弯，啊。正如她经常做的那样，第二天早上洁芮让我们上了每张报纸的头版，无论是街头小报还是上流社会的报纸，她穿着自做的联合王国国旗套装。我们的一个形象设计师曾尽力制止她，说我们会被看作是“民族阵线”（英国的一个政党）的支持者。在圣诞节前，洁芮曾对《旁观者》杂志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第一个“辣妹”，为此，政客们已经把我们看作是获得年青人选票的捷径。距离劳动节选举只有几个月了，任何事好像都和政治沾上了边。现在，多谢那件衣服，“辣妹”突然又成了“绝妙英伦”（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政治口号）的啦啦队队长。政治评论员写到，我们之于托尼·布莱尔的新英格兰正如“甲壳虫”乐队之于哈洛德·威尔逊（英国工党1964年执政时的首相）。　　　　　　　　　　　　第十一章 闯入我心扉你知道当你在做梦的时候——想中奖，或者，就我而言，想成为流行歌星——你知道是什么样子。我幻想我总能出席首发式，见到很多名人。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接到了邀请，但是从来到不了我们这儿。这不公平。辛苦我们并不在乎，但是，享受呢？这倒不是说我们总有时间出席任何活动，我们太忙了。我们乘坐的是没有停靠站的过山车。我们遇到其他人的惟一机会就是我们做节目，他们也做节目的时候，比如“流行歌曲排行榜”。我记得希思罗机场的一名海关人员有一次对我说，他从没见过什么人像“辣妹”这样频繁地旅行。是的，开始的几次是有点像乘喷气客机到处旅游的超级明星。但是，不久我们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就算我们现在都乘头等舱，同样还是累。我们也许周游世界，但却没有将其尽收眼底。飞机、豪华轿车、电台播音室，电视演播室、旅馆房间，全世界都一样。有时，假如你半夜醒来，你根本弄不清你在哪个国家。我经常这样。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之后的那个星期我们在美国干什么？我记不得。也许在宣传我们的唱片，或者是双A 主打单曲《你认为你是谁》／《妈妈》。要想说清楚很难。连在哪儿我们都得问我们的私人助理卡米拉，更不用说我们在宣传什么了。每一次节目我们都得到场，得说出电台的名字，或者电视台的名字，加上那档节目的名称和那位节目主持人的名字或者采访者的名字。采访者有讲词提示机帮忙，你没有。这比看上去的还要难，但是，我一直喜欢做宣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声不断。最糟糕的就是要离开家。几乎从来不可能在同一张床上睡超过一晚上，因为你总是要换地方，这个城市，那个国家。取决于在一年的什么时候出去，你可能从来没有在白天看到过你的卧室。6 点钟电话提醒，做第一个早间节目。电台播音室、电视演播室，闹哄哄一阵过后，乘豪华轿车去机场。起飞。降落。豪华轿车去旅馆。打开行囊？有时所有我能做的只是刷牙、洗头。每天晚上上床前我都要洗头。我不能冒险睡过头，带着脏头发或者湿头发面对世界——或许更重要的是面对摄像机。我想这对爱玛和我来讲更糟，因为我们比其他姑娘更恋家，而美国是和家人保持联系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因为手机在任何地方几乎都接不通。这地方太大了。侍者把我的行李放在房间里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总是打电话回家。但那时你就得停下来想一想，英国现在是几点？问题总是我要找一个我在房间里，而我家人同时也醒着的时间。3 月初，我回到了伦敦。刚回来，我们的双A 主打单曲《你认为你是谁》／《妈妈》跃居榜首。那是连续第四次了。希望《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正在听我说话。我非常疲劳。刚和斯图亚特一起吃过晚餐，但是，我不停地打瞌睡。他是个非常好的男孩儿，但是，自从我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花送错了之类的事已经很难激起我的兴趣了。爸爸开了门让我进去，接着传来妈妈在厨房的喊声。“是你吗，维多利亚？”“是的，妈妈。有事吗？”“你能打个电话给梅兰妮·基霍姆吗？”妈妈从来不喜欢梅兰妮的名字被缩短。如果梅兰妮和我的感觉有一点点相同，我肯定，她很有可能在睡觉。她没有。“西蒙弄到了星期六的足球票，他那位有季票的朋友想知道我们想不想去，这就是说我们要飞到曼彻斯特去。有兴趣吗，小家伙？”“我现在还真的想不出来，梅兰妮。我早晨再给你打电话。”我没有马上就想这个事情。我的心突然开始急速地跳起来。足球。曼彻斯特。大卫·贝克汉姆。他也许甚至都不在那儿。但他也有可能在那儿。就是这种想法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想知道为什么西蒙自己没有打电话给我。可能因为他不想让我妈妈接电话。我感觉他不喜欢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家人。我踢掉鞋子，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恰好赶上新闻。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着。“妈妈。”“什么事，维多利亚？”“爸爸滑雪什么时候回来？”“3 月15. 星期六早晨大约6 点。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只是好奇。”爸爸仍然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滑雪。今年他们去的都是男的，克里斯琴和斯图亚特跟他们一起去了。星期六早晨，我和梅兰妮在希思罗机场登上了飞机。这只是通勤航班，没有一等舱，但是，西蒙的朋友为我们买了一瓶香槟。梅兰妮和我为这位朋友起名叫“色情”·皮特，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痣，活脱脱一个色情影星。他是你可能遇到的最好的小伙子，并且非常有趣。他经常穿牛仔裤、衬衫，但是衬衫不扣扣子以露出他那个漂亮的小金盒——里面是他在温伯利草坪上剪下的一叶草。我们到曼彻斯特的时候——只需飞行45分钟——梅兰妮·C 和我已烂醉如泥。如果我说我能记得那天发生的很多事情，我是在撒谎。那姑且把这个看作是“当日比赛”式的精彩剪辑吧。因为我们是闻名遐迩的“辣妹”，他们在赛前安排了和当时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共进午餐。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身穿西装、发型糟糕的男人。再来点香槟，姑娘们？想到可能再次见到大卫，我非常紧张。为什么不呢。曼联中场休息时总要搞一次大型慈善彩票抽奖活动，马丁·爱德华兹问我们是否介意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呢。因此就在上半场结束前，梅兰妮·C 和我被领到了球场上。先是沿着漂亮的公共走廊，再乘电梯下去，再沿着看台后面走，穿过若干的转门，最后到了球场上架设电视转播摄影机的那一边。那些日子我几乎很少穿裤子，但是，那天我穿着迷彩裤，一件紧身衬衫，略微露出了一点乳沟，一件短小紧身皮茄克，竖着衣领，化着浓妆。接着，陪同我们的那个家伙冲我们点了一下头，我们就走到了那片令人惊讶的草坪上。记得我当时想这比我爸爸种的草皮可要好多了。假如我希望得到观众的喝彩，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关于“辣妹”的媒体报道太多了，每个人都知道梅兰妮·C 特别喜爱利物浦队，因此，人群中开始喊：“利物浦野种，利物浦野种。”我无法相信。所以她转过身，给了他们两根手指。第二天各个媒体的报道是什么就不用猜了。我们就站在球场中间，我把那些纸条递给那家伙让他读出中奖号码。但是接下来，尴尬的一幕发生了。中场休息大约持续20分钟，球场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把踢起来的草皮放回原处。为了度过这段时间，他们要通报英超其他比赛的中场比分。如果那儿有名人，他们就会请他来宣读。在那种情况下，让梅兰妮做这件事明显不是一个好主意。所以那个家伙就把这张纸递给我，把我推到了麦克风前。我想起在家看电视时经常听到足球的比分。无论是谁都会像唱歌一样报比分，从他说第一部分的声调你大致就能猜出比分的胜负了。比如曼联5 ——声音往上走。纽卡斯尔2 ——声音往下降。所以我想，我也可以那么做。但是当你喝了一杯香槟而且那些名字你一点也不熟悉的时候，这并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把它们读出来，好像我还在“可怕”夫人的班上读着《珍妮特和约翰》。我一直进展顺利，直到我读到“德比”，我说成了“大……比”。“大比1 ”——停顿——“对方没得分。”那一下让梅兰妮紧紧抓住了那位官员——她快笑不动了。那以后，我们穿过迷宫一样的地下通道回到了比赛总监的包厢。我？和一个足球队员搅在一起？不可能。我在“埃平森林”乡村俱乐部见过足球队员。我在报刊上也读到过关于他们的事情。放荡、酗酒、追逐任何移动的东西、殴打他们养在家里的女人。他们那帮人应该被监禁。我要一个不会发生绯闻的人，一个对我绝对忠诚的人。而且说到底，把足球踢来踢去算什么本事？我正在回伦敦的路上。梅兰妮《在我边上睡着了。我睡不着。大卫·贝克汉姆约我出去了。我想大声喊出来。大卫·贝克汉姆约我出去了！事实上，他约我那天晚上在曼彻斯特吃晚饭。我拒绝了。但这只是侥幸脱险。除了害怕之外，还有就是，我住哪儿？这一次比赛后他一到球员休息室我就看到他了。这房间很奇怪，又长又窄，天花板很低。幸运的是，我已经看到了他的妈妈和爸爸，在对切尔西那场比赛里我见过他们，他们正坐在远端靠近球员出口的一张低矮的桌子边。有一个姑娘和他们在一起。一个高个子金发姑娘，完美的皮肤，很好看。我想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不像所有其他球员那样直奔酒吧，大卫向他们坐着的地方走过去。这是一个爱家的人。我喜欢这一点。‘香槟的好处是那些泡泡好像也让我兴奋得直冒泡。我感到非常兴奋，一点也不紧张。非常“辣妹”般地自信。是的，我是一个“辣妹”。去吧，去吧，去吧。就像看切尔西的那场比赛一样，我穿着迷彩裤和一件夹克，但是这一次穿了一件低胸上衣。没有必要担心高跟鞋。我径直大步走了过去。他正忙着和他爸爸说话，没有注意到我，直到我走到他身边。“嗨，你好吗？”我说，同时向他“高贵”地一指。我在想什么？上帝，我太紧张了。他立刻站起身。（真是个绅士。）接着他把我介绍给了那个金发姑娘。“维多利亚。这是我妹妹，乔安妮。”“他的小妹，”他妈妈插了一句。妹妹。啊哈。那没关系。我对她笑了一下，这一笑差点让我的下巴合不上去。对这位妹妹要好一点，我在想，这样你就成功了一半。所以乔安妮和我开始闲谈。我的意思是，说到底，我和大卫能说什么呢？精彩的比赛？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否上场了。后来，乔安妮去和大卫的一个队友说话了，大卫靠过来一点，说他如何在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看到了我——就这些。“噢，我在想，维多利亚，如果你比赛后没有什么事要做，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可以吃顿晚饭。”这是我曾经听他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而且他一字不顿，一口气说了出来。“什么，今晚？在曼彻斯特？”“明天早上我就要训练了。”“但是明天是礼拜日。”“我们每天都训练。”“什么，甚至圣诞节？”“圣诞节以及节礼日。”“新年呢？”“那要看情况。”“我不行，”我说，“我得回伦敦去。星期一要飞美国。”我们看着对方，我们彼此都明白。“那么好吧，把你的号码给我，”我说，“我回来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不，”他说，快如闪电。“你把你的号码给我。”我这么做了。我打开包，找到了一支笔，接着找可以写字的东西。登机卡可按虚线撕下的小纸片就行。开始我写的是我的手机号码。后来我想最好不，有些事情可说不准。我胡乱地把它涂掉了，接着写下了戈夫橡树我妈妈家里的号码。西蒙正对着我做手势。“现在我得走了，”我说。“那我给你打电话。”“你最好打电话给我，”我说，“我告诉你，大卫·贝克汉姆先生，如果你不给我打电话，下次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要踢你的球球。”说完我就走了。我妈妈到希思罗机场来接我和梅兰妮，让她在芬奇利的公寓下了车。我累极了。但是斯图亚特去滑雪了，我说好和演唱组的爱玛以及她的一个朋友到“相遇”酒吧去玩一个晚上；那地方一切都非常酷、新潮——甚至那些穿着黑色马球衫的侍者和清洁工看着都像流行歌星。露易丝和我一起去。我本应该就上床睡觉的，但是我太兴奋了。好的，我还是去吧。因此，实际上，我是回家了，不过，甚至连澡都没洗，只是换了衣服，重新化了妆，就乘出租车去了公园大道。爱玛和她的朋友多娜已经在那儿了。“那么这一整天你在做什么，托莉？”“我去曼彻斯特看足球了。”“又看了一场？”爱玛大笑。“她把电话号码给了某个球员，”露易丝大声地耳语。我在机场给她打过电话，让她对妈妈一个字都不要说。“一个球员怎么啦？”多娜去买饮料刚回来。我喝着健怡可乐。“其实没什么。我只是见到了我确实喜欢的那个家伙。”“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大卫·贝克汉姆。”多娜尖叫起来，好像给黄蜂蛰了一下。“我的上帝。大卫·贝克汉姆！你这幸运的女人，我非常喜欢他。”多娜，现在我才发现，是曼联的一个超级球迷。爱玛一脸的茫然。“爱玛，你肯定见过他，”多娜继续说，“所有的杂志上都有他。他长得帅极了。”“别担心，爱玛，”我说，“以前我也从没听说过他。”“那么斯图亚特怎么办？”啊，是呀。斯图亚特怎么办？唔，斯图亚特不在家。第二天早晨，我和露易丝一起去健身房。回来的时候，我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涂上马麦脱酸酵母的面包。我正打算坐下来读星期天的报纸，妈妈走进了厨房。“谁是大卫？”我僵住了。“你的意思是什么，妈妈？”“你出去的时候有个叫大卫的人打来了电话。”“哦。我想这是露易丝在‘埃平森林’乡村俱乐部认识的某个小伙子吧。一个足球队员，”我加了一句。“不要跟我谈足球队员。我不会让我的任何一个女儿和足球队员去约会。而且你爸爸会气得发疯的。”第二次电话又响的时候，我过去一把抓过来，但是，露易丝在楼上肯定已经坐在电话机旁了。我还是拎起了电话。他的声音。“行了，露易丝，电话是找我的。”我关上厨房门，蜷坐在椅子上，腿圈在屁股下面。大卫刚刚得知星期一早晨他得来伦敦参加一个会，他说。他当天下午开车过来，他想知道我们稍晚一些是否能见面喝杯饮料。我知道我、我妈妈和露易丝计划要和斯图亚特的妈妈和妹妹出去吃饭。我迅速地想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我会在哪儿。”我告诉他，“这么着吧，我把手机号码给你，你知道什么时候到这儿就告诉我。然后我们再说定在什么地方见面。”我刚把电话放下，我的手机响了。是西蒙。他已经看到我把号码给了大卫，他说，他希望我不是准备“做出什么傻事”。“但是，是你介绍我们认识的，西蒙。”我不明白。也是他不断地跟我唠叨让我甩了斯图亚特，给自己找个著名足球队员做男友。“不管怎么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紧张，”我继续说道，“他只是想见面喝杯饮料。”他说我们不能被拍照。还说如果人们知道我们一起出去会很感兴趣的。媒体兴趣。他说我们应该隐秘一些，只能去僻静的地方。不能去酒馆、酒吧。“但是，西蒙，我不能在墙后面过日子。”西蒙告诉我这是为我自己好。这和“辣妹”没关系，只是要小心一些。在被拍照之前我们确实应该弄清楚我们是否喜欢对方，因为那会对我们两人产生巨大的压力。他认为这种压力也许一个月就结束了，但是，你决不会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惹麻烦的并不只有狗仔队，任何一个带相机的人拍到了我们的照片，很快打个电话给《太阳报》或者《镜报》，他们就会拿到1000英镑，甚至更多。他说我们必须得明智一点。我对此无法忍受。我一生中就这么一次碰上了一个我真正喜欢的家伙，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如果我们在一起被看到了，被拍了照，又怎么样呢？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西蒙还让我明智一些。当你正坠人爱河的时候，谁会明智？我已经有了一种震颤的感觉，我是坠人爱河了。他又强调了一遍，无论我们一起到哪儿，我们都得格外小心，这是为我自己好。我妈妈已经安排好在埃塞克斯的劳尔顿的一家酒馆里和安德里亚，斯图亚特的妈妈，还有他的妹妹雪莉见面。我们开两辆车去。我妈妈开她自己的车，露易丝和我开我的MGF.我告诉妈妈，我已说好晚些时候去见梅兰妮·C ，所以我需要用自己的车。“我希望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托莉，”露易丝摇着手指说。“我只是和他见面喝杯饮料。”“他最好值得你这么做。斯图亚特可是个不错的家伙。”我们到那家酒馆的时候，事情就更糟了。斯图亚特竟然会被一个滑雪的人撞倒了，摔断了腿。而他可是个滑雪高手。因此，他现在正打着石膏躺在法国的一家医院里。我感觉糟透了，而露易丝不断地拿眼瞅我。我要了一份鸡肉色拉，所有我能做的就是一点一点地吃着。她们还在谈着斯图亚特，说他的运气真不好，说他在法国的某个医院里一定很痛苦；而我所想的只是大卫·贝克汉姆正在来看我的路上，再过一个小时，至多两个小时，我就可以坐在他的身边了。“你说你几点钟要去和梅兰妮见面，维多利亚？”妈妈看到我朝手表瞄了一眼就问道。我没有说。“我不知道。我在等一个电话。”这不是假话。我确实在等一个电话。只不过不是等梅兰妮的。一分钟或者两分钟以后，我的手机响了。幸运的是酒馆里非常吵。“对不起，我听不到你讲话，”说着，我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两个妈妈微笑着，露易丝傻笑着，我离开了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