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中学教育通用证书考试了，我正在补习法语。一天，我正喝着茶，一个男孩儿进了厨房。以前我曾经见过他，他是防盗自动警铃修理工的儿子，我很喜欢他，他看起来就像空手道选手。那时妈妈正忙得团团转，同时她对我说，如果布罗克斯堡额外的法语课我不想迟到的话就得准备动身。因此这个男孩儿说他住在哈洛，到布罗克斯堡顺路，为什么不让他送我呢？但是，我妈妈说不，没事，她反正要出去。“你为什么那么做，妈妈？为什么你不让他送我？”我们一上车我就对她说。我很沮丧。我无法相信。我和这个我确实喜欢的男孩儿单独相处的机会被我妈妈彻底毁了。他名叫马克·伍德，大约比我年长三岁，长得不难看，约莫6 ．2 英尺高，乌黑的头发往后梳并用发胶定了型。但是真正的吸引力是马克与众不同。自从弗朗科之后，我还和其他几个男生约过会，但只是学校里的男生。马克不是当地那种长粉刺的十五岁男生，不像学校里和我约会的那些人到处吹嘘穿过哪个女生的内裤。马克实际上是一个成年人，哇噢，好像还会开车。我记不得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是否打电话了，还是又来修警铃。但是，几个星期后，他约我出去。他驾驶的那辆货车在车顶上通常有梯子，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场合，他把梯子卸掉了，虽然他对车身侧面公司的名字无可奈何：特尔·马克。他爸爸名叫特里。我们去了一个叫维拉的地方，一个酒吧，我想是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什么地方，靠近“埃平森林”公园。我记不得穿着什么衣服，那时，我对着装的感觉不很好，但是我太激动了。忘了弗朗科和公共汽车吧。这是一辆小汽车。当然，与公共汽车相比，它很不错。“那么，你想来点什么，维多利亚？”惊慌失措。“请来点伏特加和水，马克。”这是惟一我能想到的东西。去酒吧时我爸爸总是喝这个。再来一杯吗“的时候，我都说”是的“。我喝得越多好像就越放松。现在我只要喝一杯伏特加和水就会倒在地板上，但是那时，我的块头要大得多，事实上相当胖，因此能喝几杯。我不记得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但不管怎样，我开始和他约会。又过了大约六七个月，我和他上床了，而他从来没有强迫我那么做。我不仅要补习法语、在学校努力学习，而且我还要决定今后做什么。自从我开始跳舞，我就向往上一所舞台表演学校，比如意大利亚孔帝，或者特林的艺术教育学校，或者西尔维亚青年艺术学校。这些学校通常是十一岁入学，除了学习歌唱、舞蹈、表演外，还修习所有常规课程。“辣妹”中的爱玛进的就是西尔维亚青年艺术学校。现在我仍然想我本来也该上那所学校的，那样我周围的人就会和我一样，我也肯定会开心得多。但是，我妈妈坚决反对；她要我接受“正常教育”。而且，综合起来考虑，他们可能也付不起学费。另外一个选择是上大学。这里还是要做出选择。意大利亚孔帝和艺术教育学校不仅是戏剧学校，它们也开设大学课程，然后还有多林伯德、斯怠拉曼以及雷恩戏剧艺术学校。我看过它们所有的夏季演出，我想上的学校是雷恩。事实上，雷恩开办了一个夏季学校，前年我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那儿有一个非常酷的男生，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绝对帅气，而且才华横溢。第二年春天，我参加了所有学校的选拔预演。那年冬天，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确实帮了我的忙，因为，正如她一直提醒我的，在参加预演的数百个人里面，有些大学只招收十名。正是克里丝廷告诉我：“如果你进雷恩，你就选对了。”雷恩是最专业的，甚至现在我也总能辨别出哪个是雷恩的女生。她们总是很漂亮，又高又瘦，相当整洁，出门时总是要化妆。但是我没有被录取。我被列人备选名单。但是我被多林伯德录取了，这是我的第二选择。我毕业时拿到了五张中学教育通用证书以及烹饪奖。（是的，你们这些好挖苦人的人以为可怜的老“高贵”甚至连鸡蛋都不会煮，烹饪奖，你们听到了吗？）几天以后从雷恩传来了好消息。有人退出了，而我被录取了。除此之外，我幸运地得到了赫特福德郡奖学金来付我的学费。结果我发现大学与中学很相似，在某些方面更糟，因为我不得不离开家独自生活。尤其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我的外婆和外公刚去世不久。这真叫人非常伤心。真的，我只记得他们老了。外婆患有老年痴呆症。她一直都那么漂亮、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没有一件衣服她穿着得体，她会露出胸罩的带子，紧身裤只穿一条腿，而另一条腿露在外面。她会忘了戴假牙。可怜的外公经常很难堪。他尽力照顾她，但这确实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人们以为老年痴呆症只是健忘，比如——今天又到星期几啦？——但是最后外婆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她会对妈妈说：“那边那个年轻女士是谁？”而那个年轻女士正是我。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电视里播放的某个片子里正在进行枪战，她转向外公，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好像她要溺水了一样，说：“那个拿枪的男人。他要打死我。”她非常、非常害怕。妈妈也被弄懵了。我记得在厨房里，她正在做着礼拜天的晚餐，显然很紧张，也很沮丧，外婆坐在大厅里已经神志不清了，我正在问妈妈事情；很简单的事。而她说：“哦，我想不起来了。”因此我说：“你怎么变得像外婆一样。”她一下子哭了起来。要知道我正在谈论的可是她的母亲。而那时我想，你哭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沮丧呢？现在我才明白。她显然过分担心她自己也会这样，因为在这个家族里老年痴呆症迅速蔓延，不断蔓延。年轻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你在说什么。雷恩学校设置的是三年制课程。第一年，我住在爱普森的一个人家里，常常在每个周末回家。正如我喜欢每天都练一整天的舞蹈一样，我同样多地盼望着周末。我呆的那一家很好，但是，这和在家不一样。一些小事情，比如他们吃的那种饼干，甚至那种炸鱼条和早餐的麦片粥我都不习惯。我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萨拉·斯图亚特，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很漂亮的爱尔兰姑娘。但是朋友不多并不特别困扰我。我习惯了。当我看到一大群女生在一起，傻笑、抽烟，我当然不想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我惟一想做的事就是训练。我从来没有忘记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的话。“如果想有所成就就得刻苦训练。”我会有所成就的，你就等着吧。天赋的不足我用刻苦训练来弥补。早起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难事，我总是在上课前一小时就到了练习室，在那些最受青睐的学生收拾好东西结束一天的训练后，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训练房。在其他任何一个学校，这本来已经足够了，但是，在雷恩，要想真的出人头地、出现在所有的演出中而且能被看到，你必须是最受青睐的。而校长贝蒂·雷恩从来不隐瞒谁是她最喜欢的学生。我不在其中。在跳舞、唱歌或是戏剧表演方面，我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我的憾事在于太胖。那时，我一定有140 磅，更有可能是168 磅，而不是140 磅。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些女生总是唠唠叨叨地谈论卡路里等等，但是我通常什么都吃：玛司条、麦当劳、土豆条。我吃巧克力，能吃得耳朵里都冒出巧克力来。也许我有了一点双下巴，但是，我终于有乳房了。对此我特别高兴。我的男朋友也高兴。有资格说“我的男朋友”感觉真好。“这个周末你想做什么，维多利亚？”“和男朋友约会。”好的，这就去了酒馆，和他的朋友一起看足球、整晚做猜谜游戏。关于四五十年代的音乐剧我不了解的，我可以记在啤酒杯垫子上。我们经常去哈洛，马克和他的家人生活的地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这个酒馆里，“哈洛作坊”酒馆。马克所接受的教育和我完全不一样。他的父母比我的父母年纪大得多，是地道的伦敦东区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酒馆、参加宴会或是跳舞，他妈妈总是坐在那儿喝啤酒，而他爸爸坐在吧台边。尤其是他父亲，情绪波动得可笑。我从来没有和他们相处得特别和睦，他的妹妹总是怀有敌意。她经常看到我穿着短裙子之类的衣服出去，接着就品头论足。她更属于那种明智地穿上长裙和开襟羊毛衫的类型。甚至当我块头更大的时候，我也总能穿着短裙而不遭人议论，因为我有修长的腿。我们开始约会以后好几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吵。这与我无关，但马克没有地方住了。我妈妈一直都喜欢他（“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儿，维多利亚。”）并且热情欢迎他。一星期中我离家住在爱普森期间，他就睡在我的房间里。我妈妈为他洗衣服、熨衣服，给他做饭。我在雷恩的第二年，我父母在爱普森买了一套公寓。接下来的两年我和另外三个女生就住在那儿，她们都付给我爸爸妈妈房租。我可以选择我自己喜欢的那种麦片粥（弗罗司蒂牌）以及我自己喜欢的那种饼干（马克斯& 斯宾塞公司产品），但是，我一点也不比以前开心。我的体重越来越明显地成了问题。虽然我告诉每一个人我有男朋友，但是我认为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他从不来看我。在电话里我几乎要哭了，恳求他开车来看我。爱普森没有多远——沿25号公路只要大约一个小时——又不要穿越伦敦。而我回家就要乘火车，真的很复杂。首先乘火车到维多利亚，再乘地铁到金斯克罗斯，再乘另一班火车到俄克伍德，接着得有人到车站接我。有一个周末，天在下雪，所有的火车都停开了，因此我无法回家。我乞求他来，但是他没有。公寓里的其他女生都出去或者回家了，我不知道怎样度过这个周末。我买了一瓶酒和几罐子桃子，然后整晚都在挤粉刺，一个劲地哭啊、哭啊、哭啊。他说他没有钱买汽油。虽然他被迫离开家，但是，他仍然为他父亲的公司做事，而且他没有付给我妈妈任何房租。我对他说：“问一下我妈妈，她会借给你买汽油的钱的。”但是，他还是不肯来。挣钱的可不是我啊。我的看法是，上大学是我的选择，所以，每次我妈妈或爸爸给我钱的时候，我都不肯接受。我不知道马克怎么了，但是，当别人不注意他时，他就绷着脸。你甚至都不知道什么会让他开口。他会生闷气，几天不跟我说话。就在我十八岁生日前，我们都去滑雪。很多人一起去，总共大约有三十个人住在瑞士的一家旅馆。彼得和玛丽·费德斯通，我父母的朋友，邀请了一些我们不认识的朋友。我们认识他们的孩子达尼爱拉和玛丽亚—露易丝，但是，那些朋友家的孩子大不一样。他们相当富有，都很漂亮，总是穿着昂贵的名牌服装，比如法国的纳夫—纳夫和唐瑭。我和妹妹从来没有那样的衣服。自从我到雷恩，妈妈给我钱让我自己买衣服，但是大部分我都直接存进了银行。生活在牛仔裤、紧身裤之中，花钱买衣服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妈妈总会买一些零零碎碎的衣服让我惊喜一下，比如从“顶级”商店或“多萝西帕金斯”买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短小的上衣。虽然我不记得在瑞士曾对妈妈说过什么，她肯定注意到我有点羡慕地看着这些富家子弟的着装，因为我们回去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为我们每人买了一件唐瑭羊毛开衫。我的那件很厚，浅橙色，前襟嵌花，后背上没有图案，只在上面绣着唐瑭的商标。露易丝那件是紫红色的，又带点蓝色。为了让我、妹妹、弟弟得到什么，妈妈愿意倾其所有。那件羊毛开衫是我曾有过的第一件可以称之为“名牌”的东西。我有过一些有牌子的衣服——像我从科文特蔬菜花卉市场的菠萝舞蹈厅买的紧身裤、T 恤衫之类，但不是名牌。我不能说那是我迷恋服装的开端，因为不管人们怎么写我，我从来就没有迷恋过服装。但是，突然，我意识到你可以得到好东西，而且有了好东西大不一样。滑雪归来时，我发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虽然我们比大部分认识的人更富裕，但是，和玛丽亚- 露易丝的朋友们相比，那就不算什么了。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儿养了一些马。她已经毕业了，不想工作，因此，她的父母就让她整天照看马。我以前认为，上帝，多幸运啊。现在我不那么想了。他们不仅有昂贵的衣服和昂贵的化妆品（迪奥与瑞美尔牌），他们还有昂贵的汽车，“高尔夫”CTIs或者法国“标致”205s. 一个男孩儿有一辆“保时捷”，而我的车是一辆已经失去了往日光彩的“菲亚特—尤诺”，这是我爸爸妈妈为我的十七岁生日连带着驾驶课一起买的。但是对我来说它比十辆“保时捷”还要好，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车，我就是喜欢它，虔诚地为它清洗。车身是红色的，里面是棕色。为了让它看上去更活泼，妈妈把毂盖和后视镜也漆成红色，车身侧面漆上了银色的条纹。它还有红色的天线、红色的顶篷。每个人都知道这部车是我的：一个毂盖在几条街外的地方掉了，竟然有人把它送到我们家来，因为它是谁的这太明显了。我的父母非常慷慨。他们把马克看作家庭一员，他们不仅为他付钱和我一起去瑞土；为了我的十八岁生日，他们付钱让他和我去欧洲迪斯尼乐园，在巴黎一个很不错的旅馆里住了两晚。这本应该很浪漫，但是他却完全冷落我。我不断问他：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也许，他说某一个笑话时我没有笑。他过去一直认为他很善于逗人笑。很多时候他意识不到人们在嘲笑他，而不是被他逗笑的。他努力让我觉得自己孤僻不合群，而他是“受人欢迎”先生。但是，事实上，他一点也不受人欢迎，或者即使他是，也只是在一群卑鄙小人中间，他只是一个小得不得了的泥水坑里的一条大鱼。当一个人拿你不当回事的时候，你怎么做？你就定婚。就在我离开雷恩学校的前夕。我想那时我对未来感到有点怕。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嫁给马克；定婚只是定婚而已：开一个晚会，得到一个漂亮的戒指。大学里所有女生都在定婚。我甚至想马克并没有要我嫁给他，那更像是，我要定婚吗？于是我想，为什么不呢？对这一发展惟一不满意的是我的妹妹，她绝对讨厌马克·伍德。“你不能嫁给他，托莉，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你知道什么，你才十五岁。”“对，我可不要呆在这儿看着你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于是，她走了，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去和学校里的一个朋友住了。但是，无论如何，露易丝知道什么？我并没有说要嫁给他。妈妈为晚会定做了一只蛋糕，上面有两只糖霜做的鞋。我的那一半是一只芭蕾舞鞋，马克的那一半是一只足球鞋。在雷恩的最后一年中，最好的事就是碰上莫林和格云·休斯。格云是一个音乐老师，有一天，他看到我在胡乱弹着钢琴，于是他问我是否会弹。我告诉他我学过，但是半途而废了，不过我真的很想学。因此，他重新开始教我弹钢琴。我真的想弹钢琴，为了我外婆，也为了我妈妈，我知道她一直都想学。格云和莫林其实教授音乐戏剧课，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很照顾我。他们一定是同情我。我记得为了《星光快车》举行过一次预演，当我请求雷恩小姐允许我上去试一试的时候，她说：“不要惹人烦了。”但是莫林和格云说别理会，不管怎样争取一下吧。我这么做了。是啊，我是没有被选中，但是雷恩学校一个都没被选中。当她们所有的人都在傻乎乎地伤心痛哭时——因为雷恩小姐如此栽培她们——我倒是喜欢这一次经历。在雷恩的最后几个星期，一切都在为年终演出做准备，届时，经纪人、游艇老板、物色角色的导演将会到场寻求新人。我们都听了一百遍了“那里竞争激烈”，还有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得到一份工作。说到演员班底，总是那些老面孔被挑选出来进行独舞，或双人舞，或者其他什么。像维多利亚·亚当斯以及萨拉·斯图亚特这样的人只能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事实如此。克雷斯琴——第一个星期我曾试着喜欢过的男生——几乎参加了每个节目；还有一个女生，我记得叫佐伊·史密斯，也参加了每一个节目。雷恩每次公演的最后都有个老一套的集体踢蹋舞，在整个表演中——我今后的演艺生涯的展示窗——我所做的就是挥着一顶大礼帽从舞台后部跑过去。就是这个我都不是每天晚上都做得了；假如他们认为你不那么出色，他们就会让你和其他某个他们认为同样不那么出色的人轮换上场。所以，参加一半节目，每隔一个晚上出现在后台，这就是我三年相当辛苦的努力所换来的全部。眨一下眼睛你就看不到我了。最后一个节目首先出场的总是那些个头很高、腿很美的漂亮女孩儿，接着，我们都排着队加入进来，做着高踢腿直至退场。我们穿着不同颜色的紧身裤和银色的高跟凉鞋，像莉莎·米奈利（美国影星兼歌星，生于1946年）一样挥着我们的圆顶礼帽。我永远忘不了最后一次彩排。我正站在那儿，当然是后排，贝蒂·雷恩走向我，说：“你太胖了，我要让你从空中入场。我将不得不用一部起重机把你吊进来，因为你实在是又矮又胖。”正如学校的创办宗旨所述：“本学院要求它的学生自我约束、有责任感、自我发展、以及尊重社会、道德标准——所有这一切将成为他们个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等等。给弱者的话：我是曾经从雷恩学校走出来的最成功的人。你的长相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艰辛的劳动、决心和信心。　　　　　　　　　　　第五章 我们会和你联系的在雷恩的最后一学期足以让任何人想跳进泰晤士河。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训练多么刻苦、无论我花多少小时在舞蹈训练的把杆上，我知道，到最后演出时我什么都参加不了。没有哪位“了不起”先生会看到我并且说：“那个女生，有着明星气质的那个，让她下台后立刻打电话给我。”第42街．没有给维多利亚·亚当斯的剧本。我得靠自己。从很早时候起，我妈妈就为我在儿童社报了名（这些儿童社和模特社不一样），我也一直去应聘商业广告里的角色，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差事。露易丝有过——她甚至为BBC 拍摄过一部儿童电视系列片——但是，我没有，那个牙齿间隙大、脸上生粉刺的丑小鸭。找工作，像以前一样，主要还是读《舞台》，一份从莎士比亚戏剧到酒店的歌舞表演无所不包的周报——各种各样的工作、评论和新闻。该报每周三出版，最后一学期，我们都会坐在那儿，认真考虑我们感兴趣的消息，只要不是到台湾跳露胸舞或是在一个不见阳光的地方打乒乓球，我们都会把它圈起来。三年有地方住、起床后有事情做的生活即将结束了。大部分女生高兴地得到了一份游船上的工作：固定收入、没有开销，还可以把皮肤晒成褐色。但是我不想在船上过几个月，我也不想浑身黏着羽毛、穿着银色的凉鞋跳舞。在雷恩，银色凉鞋穿得够多了。我要在伦敦西区的音乐剧里演戏，我一直都想。《鸟人》是一部新音乐剧，以维丝塔·提雷（英国历史上著名女音乐歌舞明星）的生活为基础。她的名字总是和大礼帽、燕尾服、唱着《帕林顿·珀蒂》联系在一起。在她那个时代，她是一个相当知名的音乐歌舞明星，但是，与玛丽·劳埃德（英国历史上著名女音乐歌舞明星）、丹·勒诺（英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男艺人）和查理·卓别林不同的是，她或多或少已经被遗忘了。我的外婆和外公一直很喜爱音乐歌舞，我记得外婆总是在钢琴上弹着那些歌曲。我记得他们照看我们的时候，大家都坐在电视前收看“过去的好时光”。《鸟人》进行了公开选拔预演，很多最被看好的人都参加了。因为某个原因，我很紧张：经历过《星光快车》和《猫》的预演，至少你知道他们想找的是什么样的人。《鸟人》是一出新剧，因此，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没有一次音乐剧的预演是绝对相同的，你从来都不能确定他们会让你做什么。有时，他们让你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然后，他们就顺着队伍走过来，指指你或者拍拍你的肩膀，说着行、不行、不行、不行、行、不行。我发觉当我被拍了一下，并听到“不行”时，我比其他有些女孩儿更轻松一些，因为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只是独自一个人回到寓所的时候，我有时会感到懊丧。这时，我就打电话给妈妈，在电话里吼着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无法继续下去了。“回家来，”她会说，“我们出去转转，买一双鞋。”妈妈一直特别相信购物疗法。而爸爸会在电话里对我说：“不，你不能对这些人屈服。”而有时我想做的就是放弃。让我坚持下去的人是爸爸。他们告诉我们，这一次我们将自选演唱歌曲。为了预演你总是会准备一首的，我准备的是《卡巴莱》中的《梅恩先生》。这首歌适合我，因为它的音域相当低。雷恩学校其他大部分女生选择了《翅膀下的风》之类的歌曲，或者《西贡小姐》中的某一首，技巧性更强。声音确实很好的女生就会选择《歌剧魅影》或者《悲惨世界》中的某个片段。因为在雷恩学校我修的是舞蹈课程，而不是音乐戏剧课程；我唱得并不多，只不过总是能大声地唱出来而已。选择《梅恩先生》，我可以通过做所有那些舞蹈动作，引开对我的声音的注意，从而弥补我演唱的不足。我不想展示我的歌喉，我想展示我的个性。我的穿着打扮一如以往的选拔预演，黑色贴身衬衣、黑色紧身连衣裤、黑色腿套、黑色爵士舞鞋。所有都是黑的，因为有人曾经告诉我黑色使你看上去瘦一点。首先我们大约十五个人一组跟着学了一些老一套的踢蹋舞。接着是表演片段——我演了威利·卢赛尔的《雪莉·瓦伦丁》中的片段。最后是唱歌。把乐谱交给钢琴师，祷告着他们不能弹得太快。在我结束的时候，他们只是说：“谢谢你，我们会和你联系的。”通常都这么拒绝。但是，这一次我走的时候感觉很满意。我竟然坚持到了最后，一直到演唱阶段。开始，那儿大约有一千人，只有大约五十人成功地到了唱歌这一项。预演结束后肯定恰好是周末，因为我是在家接到的那个电话。“找你的，维多利亚。”妈妈在楼上大声喊道。我从来没想过电话会和《鸟人》有关。我真的没指望听到什么，到这一步我已经满意了。“我们想提供给你这样一个角色……”那个声音开始了。我激动得其他什么也没听到——他们说的关于排练的话，甚至薪水多少。我的听觉就那么关闭了。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被选中做任何事。后来，我不得不打回去，说我真的很抱歉，我太激动了，没有听明白，能请他们再跟我讲一遍吗？我感到我快要炸了：所有那些郁积的希望、每一次假装着不在乎。我一步两个台阶地跑下楼，喊着“耶——耶”，但是这声音听起来像“唉——唉”，我看到妈妈十分焦虑的脸色。只是当我紧紧地抱着她，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她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哭着从大学里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的次数太多了——我总是什么角色也得不到，我不会有出息了，我想放弃——在整件事里，正是他们在催我奋进。接下来，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每一个人，尤其是莫林和格云·休斯。下一件快事就是看到那些宠儿们像鱼缸里的鱼一样张开她们矜持的小嘴儿却不知道说什么。想到雷恩小姐难堪地收回她说过的话也是很开心的事。但是，事情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我想她对我说的是“干得不错”。确实干的不错。那个角色是当年所有人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之一。排练定于8 月初在伦敦的赛德乐—韦尔斯剧场开始。对想从事跳舞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赛德乐—韦尔斯是一个令人着魔的名字。我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一起看过很多次芭蕾舞表演。我想到了曾经在这个舞台上跳舞的所有伟大的名字：艾丽西亚·马尔科娃，马格特·芳廷。那是英国芭蕾舞所有了不起的人物的发祥地。现在该我了。赛德乐—韦尔斯最近正在整修，但在当时，它的确是一个老式剧院，散发着霉味、积满灰尘，所有那一切我通常是不喜欢的。但是，那时我不在乎。《鸟人》由安尼塔·哈里斯主演维丝塔·提雷，她的父亲由容·墨迪扮演，我记得他在电影《雾都孤儿》中扮演教唆犯费金。剧本和歌词由安尼塔·哈里斯的丈夫迈克·马格里斯创作；导演是史蒂芬·泰特；编舞为欧文·戴维斯——在那一行里确实大有名气。9 月6 日，我们在伯明翰的亚历山大剧场开始公演，进行在伦敦演出前的为期六周的访问演出；接着我们计划在去伦敦西区前进行巡回演出。剧团演员——参加一出戏的每一个人都这么称呼——很不错。我以前呆过的每一个地方——中学、大学，甚至贾森学校——人们总是互相嫉妒。而现在，每一个人都互相帮助、充满自信。在其他五个女孩儿当中，有一个人——凯特，领头的女孩儿——曾经上过雷恩学校，但是在我去之前她已经毕业了。她曾经参加过在伦敦西区演出的《猫》和《星光快车》，所以，我对她十分敬畏。另一个女孩儿曾演过《布格希·马龙》。我属于没有演过很多戏的那种演员。他们都很有才华，而且都是很好的人。有一个女孩儿——卡米拉·辛普森——成了我十分要好的朋友。她个头很高、很苗条，长着可爱的拳曲的草莓红头发。她曾经在艾尔默赫斯特接受芭蕾舞培训，之所以中途退出是因为她长得太高。她和我的出生很不一样；她的家庭相当富有，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祖传财产。她的口碑很好，从来不炫耀，即使她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有一幢她父亲买给她的房子。卡米拉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儿，很有才华而且很有趣。到了伯明翰以后，我们住在同一间公寓里。演出公寓是巡回演出中演员或舞蹈者住的地方。剧院给你一张清单，接下来你就要自力更生了。我们的公寓位于艾吉巴斯顿，我们的房东叫马琳·P ．蒙田，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她是所有演出公寓房东中最棒的一个。在大厅里，她收藏着所有这些演出传单、节目单以及这些年做过她房客的那些演员的签名照片。假如你一不留神勾起她的话头，她就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所有关于他们的事，以及她如何如何是每一个人最好的朋友。但是她是一个非常可爱、善良的女士。现在我记不清我们剧组里住在那里的是六个人还是八个人了，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戴维·哈灵顿。剧组成员中不仅有舞蹈演员，还有其他一些多才多艺的人，在一台音乐歌舞节目中你都能见到他们。戴维扮演一个叫小帝克的角色。虽然他的个头很小——事实上，他是一个侏儒——但是，他长而密的髭须以及狂乱的头发让他看上去相当成熟，他也很聪明，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家伙。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害羞，但是到了舞台上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从醒来到晚上睡觉，我的全部生活就是演出。吃饭就在路边上一家卖炸鱼和炸土豆条的中国餐馆，喝的是ASM （助理舞台监督）泡的茶。我们进行舞蹈排练、剧组排练以及演唱排练。除了参加集体舞蹈以外，我还得扮演一个上了发条的芭蕾舞演员表演独舞，穿戴着透明的翅膀和看起来像小股银色火焰的冠状头饰。服装非常漂亮，白色，缀着很多亮片，尖头鞋，白色的紧身衣。他们得把我叠放在一个木头音乐盒里，然后，门开了，翅膀在我身后弹开。这不是很容易，因为它们重得让人吃惊，而且改变了你的平衡感。我还学习变戏法。节目开始时我们背对着观众，然后转过来，唱着“你需要一个小小的建议”，同时变戏法。或者对我来说只是试图变戏法。我的球总是滚得到处都是。（也许有更好的编排方案。）但是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演出排练的进度很慢，虽然几天后我们就要公演了，但是还有不合适或没准备好的地方。而且这出戏要持续4 个小时。这可不是《战争与和平》。导演史蒂芬对剧本提出批评，但是因为剧本是女主角的丈夫写的，这种情况下想取胜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就在第一场演出前，他走了。究竟是受到排挤还是主动离开，没有人知道。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彩排。快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场景，我们都身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土兵的服装，站在那个著名的招贴画前，用手指着说“你的国家需要你”。我不喜欢这一幕，因为我们的制服是用一种糟糕的让人发痒的材料做成的。最后，我们走上一个坡道，紧跟着开始制造烟雾。就在烟雾完全进发之前，我朝观众席看去，我看到两个人穿着和我类似的服装。我发觉他们是我的外婆和外公。奇怪的是我记得当时我并不感到吃惊。随着巨大的“扑扑”声，烟雾随即被释放出来。我再看，他们已经走了。那样的事发生了，而你又不知道是否真的看到了什么。整个过程最多持续了几秒钟，但是我的记忆却如此清晰——仰起头，想一想，是他们。高高的，在上帝那儿看着我。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卡米拉。人们一般不相信那样的事，我也不想被人嘲笑。但是我们最后一幕的排演一结束，我就往后台入口处的付费电话机里塞了十便士，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因为一直以来，她总是在说：“哦，你的外婆和外公，要是他们在这儿，他们会为你感到无比自豪的。”事实上，在我们家我们对鬼魂之类的事司空见惯。我爸爸，他现在想起来还感到不舒服，在一个星期天的午餐时间看到一个女人穿着棕色方格布外套站在楼梯上。妈妈从厨房进来，她说他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过了几年，她遇到了一位老太太，她的丈夫就是在我们住的房子里上的学。妈妈请她问问她的丈夫老师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位老先生写信回来说有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布罗德小姐，她是校长，经常穿一件棕色方格布外套。《鸟人》演出的第一晚（“第一世界”），全家都来了，包括马克，我非常兴奋。我记得跑到后台人口处，所有人笑，只有一个人除外。当其他每个人都对我说了祝贺的话以后，我记得我走到马克身边，特别兴奋，特别高兴。我的首场职业演出，一个真正的里程碑。“那么，”我说，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胳膊，“你喜欢吗？”他只说了句：“还可以。”刹那间，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了。你是否注意到花钱吝啬的人在不花费他们任何东西的事情上也吝啬吗？只是说些鼓励的话会让马克付出什么呢？或者随便说些什么会花费他什么呢？我不要无休无止的表扬——那没什么意义——但是，有点儿反应也是好的。事实是，他吝啬。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我想那时我已经知道马克从我妈妈那里拿钱为我买礼物，而不是花他自己的钱。但是，真正让我伤心的是那枚定婚戒指。戒指象征着你对某个人的爱有多少。因此当我们在哈顿花园发现了我们喜欢的戒指时，我十分高兴。他将会在定婚晚会上把它送给我。但随后他发现通过他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花少得多的钱买到一个相似的戒指。所以，他就买了另外一个。我从来都没感觉那两个戒指是一样的。当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我把它送了人。就像我说的，戒指是一种象征。好吧，这场演出时间太长，也许它没有什么机会获奖，但是，要我的未婚夫说点儿好听的话难道过分了吗？然而那时，当其他人处于注意的焦点时，马克总是不高兴。问题是他确实想自己站在台上。马克·伍德是哈洛业余戏剧协会的会员，难道我们不知道。我记得他演过一出戏《“了不起”先生和比萨馅饼》。这是演给孩子看的，但就是孩子也应该看到比这更好的演出。而且不仅是我这么认为。我和他的很多朋友一起去看了，他们都认为演得糟透了。我花了整个晚上为他辩护。马克认为他是第二个劳伦斯·奥利维尔｛英国著名演员（1907—1989），以表演莎士比亚戏剧而闻名于世｝，但事实上，他更像蒂米·马赖特（深受儿童喜爱的美国喜剧演员）。他就是看不到这一点。我乞求他不要演戏，但是他说我说那些话只是因为我嫉妒。《鸟人》演了六周，这中间的每一分钟我都喜欢。每周我挣250 英镑——一大笔钱——作为对自己的慰劳，我去伦敦为自己买了一只普拉达手袋和一双“帕特里克·科克斯”牌的鞋。“帕特里克·科克斯追新簇”是刚出的新款，每个人都想买。所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露易丝和我起得特别早，等着商店开门。我们俩都试穿了（我们穿同样的尺码），但是我的钱只够买一双。同时，又来了一个导演，想把这出戏好好整理一下，因此除了晚上表演以外（剧本有改动），我们白天还得排练。直到最后，我们都认为我们就要去伦敦西区了——毕竟，我们受到了好评。（“机智、活泼地再现了轻歌舞剧”《泰晤士报》。）最后一场演出后，我们甚至说“沙夫茨伯里大街再见”。伯明翰巡回演出之后，我们拿了几个星期的定金，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行列。我从《鸟人》中得到的一个收获是我的演员工会卡。那时，演员工会是一家只雇用工会会员的机构——意思是没有它你就不能在伦敦西区演出。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得改名字——规定是你不能和工会的另一个会员采用同样的名字，即使它是你的真名。结果有一个名叫维多利亚·亚当斯的人已经在演员工会注册了。因此马克·德尔—布莱恩·伍德建议用维多利亚·伍德这个名字。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考虑那个名字呢？但是加上伍德并不是什么坏主意，所以我就成了维多利亚·亚当斯- 伍德。这个名字出现在我的支票本及所有东西上，这让他很方便。找工作没有经纪人就像驾驶没有离合器的车一样困难。你可以这么做，但是非常难。我肯定给五十个经纪人写了信，请他们来看演出，但是他们都懒得回信。卡米拉的经纪人来了，她很好心地带上了我——尽管她是好意，不过，她想从事的更多的是纯粹的戏剧，而那不是我想做的。我想从事歌舞剧。《接触》只有大约四分之一英寸厚，但却是演艺业的圣经，书上列出了很多东西：经纪人、星探、演出团体、剧院，什么都有。因此，在雷恩的最后一学期，每个周末我都坐在我父母的书房里给书上的每一个人写信。我从书的开头开始，一直看到书的结尾。我花了若干个星期，弯着背、筋疲力尽地坐在这张老式书桌前的转椅上。书桌嵌着铜铆钉，墨绿色的；转椅是皮质的，同样也是墨绿色。我收到了一些回信，上面写着“谢谢你，但是，不。谢谢你”，凡此种种，如此而已。放弃吗？不。虽然我想从事歌舞剧，但是我也愿意拍广告、通俗电视剧、内部预映片，什么都行。开始，我从一家舞蹈社跑到另一家，进了一个叫“舞蹈者”的。他们经常送我去参加预演，但是，那儿的气氛总是很下流；我刚从大学出来，这些女孩儿中的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职业舞蹈者。我总是穿着紧身连衣裤出现在舞蹈社里，而她们都穿着低胸上衣，涂着化妆品。她们会对糟糕的皮肤、棕色的头发发表评论，还有“看看那家伙的双下巴”。他们没必要担心——我过去经常直接被赶走。我从来就不能很快地适应环境，这种气氛太恐怖了。接着是模特社。虽然我知道，想做一个猫步模特，我还不够高，但是，我大学毕业前已经获得了Z 卡。惟一真正要求见我的模特社名叫MOT （在伦敦以外地方的模特团体）。有趣的是，洁芮也在这家。他们很不错，但是，不。除了其他各种社以外，我还进了一家促销机构。这和跳舞没有一点关系，仅仅是为了赚钱。做促销，你无须会做任何事情，只要有点儿姿色就可以了。我为圣·奥尔邦的车载电话商店散发传单；在切斯亨特，我参加了威克斯的开业活动，把气球分发给所有的小孩子；我在沃特福德镇“哈利昆”中心散发传单；我在瑟罗克“湖畔”购物中心的一家百货商店打工——往购物者的身上喷香水。这是伊夫子洛朗公司生产的“香槟”牌，香气特别浓。我经常工作无数个小时，从商店开门那一刻直到商店打烊。柜台上有一部录像机循环播放着同样的广告——伊夫·圣洛朗公司生产的各种香水和须后水。我记得所有这些该死的广告。有人走过时我得说同样的话：“早上好，夫人。您想试试伊夫—圣洛朗公司最新型的香水吗？”微笑。喷。微笑。一遍又一遍。有些人很无礼。好像我想让我的肺充满这些玩意儿一样。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当我逛哈洛德或哈维－尼科尔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时候，即使我真的不想要什么香水，我也总是礼貌地说“不，谢谢你”，然后微笑。因为我知道站在那儿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做那该死的事是什么滋味。我一天挣35英镑。妈妈和爸爸总是让我把三分之一存入一个独立的账户以备税收检查员前来收钱。其实，我从来没必要付税，因为我从来没有挣到足够的钱。但是它教会了我现在需要知道的东西。当《舞台》周报星期三出现在门前的擦鞋垫上时，同样的一周开始了。我把感兴趣的所有公开预演圈起来，然后和我的时间表反复对照。每星期我参加一次新预演。我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的时间表上也许已经有了通过标在上面的经纪人安排的预演。那样的话我就围绕那个时间表安排公开预演以及做促销。预演通常都在伦敦西区进行，因此，预演的日子也是上课的日子，因为我一直努力在“菠萝”或“舞蹈工作室”的班上听课。有一次，促销机构信任我，让我再找一些女孩儿一起干。换句话说，我可以找一些朋友一起干。我记得在沦福德市场和露易丝的一个朋友一起散发销售钢梁的传单。这个女孩儿名叫西蒙娜，她非常逗，头发鲜红，脾气暴躁。我站在那儿，像一个长臂猿一样笑着。我在想，我可不想干这种事，我想做舞蹈演员。就在这时天开始下起大雨。通常的“好的，亲爱的”变成了“瞧那上面的乳头”。我们湿透了。而我在想，听着，你们这些混蛋，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出名的。接着，西蒙娜说：“我们干吗要站在这儿发这些传单，维多利亚？”“这是工作，你知道，西蒙娜。我们靠它赚钱。”“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它们扔了？把它们扔到垃圾场去？”“我们不能那么干。”我感到如此震惊。“见鬼，我们当然能。把它们都搬回到吉普车上去，全部扔到垃圾场。”我们这么干了。但是我再也没干过第二次——我害怕这种做法被发觉。用演《鸟人》挣来的钱，我卖了我的“菲亚特·尤诺”，买了一辆铃木吉普——不是“维特拉”，而是一辆老式的铃木吉普。爸爸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开了一下，说它是一部带轮子的缝纫机。它速度不快，不实用，但它是一部敞篷汽车，黑色车身，白色车篷，旁边还有一块帆板，性能完好。我的意思是，那有多酷？最好的工作是为《每日镜报》干活儿。{ 我打赌你从来不知道，皮尔斯（指皮尔斯·摩根，《每日镜报》的编辑）。} 这是标准的小蠢妞儿干的活儿：我们得穿上短小的紧身T 恤衫，上面涂满了“每日镜报”几个红色的字母，戴上印有红字母的白帽子，穿紧身的黑裤子、黑靴子。他们喜欢雇用舞蹈演员，因为她们看上去总是很体面——漂亮，但是愚蠢。所以，《镜报》给了我一串报纸经销商，我得去查看他们是否在宣传目前的《镜报》征订。如果是，他们将得到一件T 恤衫或者一支笔。我让我的妹妹和我一道去。第一天不太糟；至少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但是，从那以后这就像做一个没有画面的智力拼图。每天我们得去一个不同的地区，每天我们都迷路，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一言不发。有些时候我的生活相当离奇。有一个星期，我接到了“舞蹈者"32 作室的电话。一个工作，有点不寻常，他们警告说，但是报酬丰厚。”你得灵活些，而且你得具备舞蹈能力。“他们让我穿上一件肉色的紧身连衣裤，然后我得手脚着地、拱起腰，想像某一个人正在和我做爱——同时他们进行拍摄。他们正在拍一部淫秽卡通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些拱背以及古怪的造型，这样艺术家就可以用我作原型。这是艺术。这里没有第二方——我得承认我的表演能力，还有我的后背，伸展到了极限。第二次有人请我做模特就在几年前。一位整形外科医生跟我联系说，他花了若干年寻找完美无缺的耳朵，而它们恰好长在“高贵辣妹”的身上。因此，他问他是否能拍一些照片在讲演中展示，并且用作制作可替换耳朵的样板。没有人会知道这是我的，他许诺，他只要我的耳朵。但是，最后我想，不。我的耳朵毕竟是原创，而且，不管怎么说，到处都是看起来像我的人，够多的了，怎么能不担心呢？想想看，为我的长相担心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意识到我有一对特别完美的耳朵。我为什么没有完美的肤色、头发或者胸脯呢？认命吧，谁会在乎你的耳朵长什么样子？也许我应该给我的耳朵上保险，珍妮弗·洛佩兹（美国歌星、影星）为她的后背保了险，那么，“高贵辣妹”的耳朵为什么不可以呢？干促销通常不需要预演，但是第二个工作的报酬好得荒谬，一天150 英镑。为此，那家伙想看看他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为此，我本来想给他唱《梅恩先生》。）他说，我要做的只是陪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坎普顿公园赛马场过一天，有车接送。因此我想，为什么不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他在搞什么鬼，或者他付钱为了什么。和我一道的有六个漂亮女孩儿。接着，在某个时候，他给了我们每人50英镑，只是用来赌马的，就我所知，不包括其他任何事，但是或许我只是太天真，没弄明白。如果是现在，我的疑心会大得多。我的意思是，他付给我们那些钱到底要做什么？也许你能弄明白年轻女孩儿如何会让自己处于滑稽的境地。接着，一个星期三，圣诞节肯定刚过，我在《舞台》周报上看到了这则广告，很小，你很容易就会错过。“流行歌曲演唱组招聘女歌手。”还留了一个伦敦电话号码。并不是伦敦西区，也不是歌舞剧。但是，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第六章 招聘按照广告所说，我寄去了一张照片和一份简历。然后，过了几天电话响了，约我去预演一下并且带上一些跳舞的音乐。我带去的那盒带子是《宝贝》的《让我成为你的梦想》；这是一支俱乐部歌曲，在11月份风靡一时。它的节奏感很强，因此，当他们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快步跳了起来。说到我唱的歌，《梅恩先生》，它肯定让每个人都大笑了一场。大多数预演程序都相似，但是这一次太不专业。这些家伙就那么看着，他们甚至都不看我的个人资料。那个主要人物，即梦想组建这支乐队的那个人，叫史蒂夫·安德鲁斯，是个地道的伦敦南部人，但是长得很英俊，而且很时髦，皮肤晒成了褐色、体型匀称、黑头发，属于那种你能听到你妈妈说：“哦，多英俊的小伙子。”他确实是——只不过要从远处瞧。一旦走近你就会分辨出大部分——尤其是皮肤——都是假造的。“那么，好吧，维多利亚。谢谢你能来。我们会打电话给你。”通常都这样。但是，过了几天，他真的打电话来了。我能来再演一次吗？就在“牧羊林”前面"UX 桥“路上的一家俱乐部。俱乐部在白天是一个让人很难过的地方。你感到一个脱衣舞演员随时都会出场，开始尽情欢乐，简直就是脱掉所有的衣服挂到外面去。滑稽的是，原来史蒂夫正是一个脱衣舞演员——好像是他白天的职业。当时肯定有十个人左右。那么我们都到齐了，迪斯科灯光打开着。我们在这破旧的舞场上做着各种动作，唱着“金色乐队”（乐队名称，有六位主唱，简称“B ．O ．C ”）的歌。但是没有人看我们，俱乐部的一班人和酒吧招待员们都在走来走去整理打扫、做准备工作。我在想，布特林的英国士兵肯定就这样。史蒂夫在我们面前就像米克·贾格一样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古巴式的鞋后跟，皮茄克的领子竖起，里面没穿衬衣，剃光汗毛的胸脯，牛仔裤紧得让他的工资袋显得很厚。接着就是：“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第二天，他确实打了。如果我感兴趣的话，他很想吸收我进他们的乐队，他说。没有提到诸如工作或是钱之类的事。但是没关系。一个乐队！我被选进了一个乐队！我很激动。我那份促销的差事可以一直把我养活到这份工作的开始。我们排练用的工作室在皇家公园。一共有五个人，三个女的，两个男的，包括这个史蒂夫。娜塔莎，我在雷恩就认识了。她是雷恩常见的那种女生，高而瘦。还有另外一个娜塔莎，她是一个黑人女孩儿，唱得确实很好。（真有趣儿，两个娜塔莎。）除了史蒂夫以外，还有尼克，比我们所有人都大很多，有三十来岁。他跳过舞，做过一阵模特。每个人都不错，但是算不上杰出。我们一周大约得见三次面，在这个蹩脚的小工作室里排练。我是主唱。我只记得一首歌，是史蒂夫认识的一个黑人小伙子写的一首情歌。歌里唱到：“我想做那个，做那个，带你回家的人。我想做那个人，那个人。我想做那个，做那个，带你回家的人。我想做那个人，那个人。”让人吃惊的是，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那个人》。乐队的名称是“劝说”。要想有人雇我们，仅靠“劝说”是不够的。到了3 月中旬，我在早饭时读着《舞台》周报，看到了另一支乐队的广告。招聘你在18—23岁之间并且能歌善舞吗？你适应都市生活、对人友好、有抱负、有事业心吗？“心灵”策划有限公司是一家相当成功的音乐制作策划集团，目前正筹划一次全女性的、自编舞蹈的歌舞演出，欢迎踊跃报名录音。预演定于1994年3 月27日在“舞蹈工作室”举行。塞尔福里杰斯对面，II一4从我踏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很清楚这是一家和“劝说”大相径庭的组织。首先，“舞蹈工作室”是一家专业工作室；事实上，有关预演的每一件事都绝对专业。那儿几乎有·数百个女孩儿。而且，这不是惟一的预演。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预演选拔。．他们一次叫进去大约五十个，然后把程序告诉我们。然后十名出场表演，再十个，依此类推。表演并不是特别难——更像街舞，十分放松。但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要进人下一轮会很难。那儿有一些很出色的伴舞者，到后来演唱阶段的时候还有一些出色的歌手。我不得不注意到有些最好的歌手没有通过。我得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伦敦西区的预演，而且参加流行组合并不能只靠最好的歌喉，它取决于形象和个性。我甚至还没有注意到一开始随意抛在地板亡的外套和包正在慢慢地消失。而我还在那儿。他们要招多少个？广告里没有讲。要进行个人演唱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运气已经结束了。靠一首《梅恩先生》我能有多大机会？它让我人选了《鸟人》，但是，一个流行组合？和这些演唱《我将活下去》（为1970年代格洛利亚·盖娜的名曲）以及惠特尼·休斯顿的歌的女孩儿相比，我不可能通过。因此我站在那儿，低着头，把手搁在臀部，给了他们一个莉莎·米耐利（1946年生于美国，著名戏剧、电影演员）、朱迪·嘉兰{ 美国电影演员（1922—1969），因演（绿野仙踪》而一举成名} 和艾莱娜·佩奇（英国女演员，被公认为“英国音乐剧的第一夫人”）姿势的组合。“谢谢你——呃——维多利亚。我们会和你联系的。”那个“我们”是两个男人，父子俩，还有一个年轻女人。但是老实说我并没有太多地注意他们。我得唱我的歌，而且我确实也没有想到我会走那么远。如果我真的想试试流行音乐的路子，也许我应该考虑另外找一家。于是我重新穿起紧身T 恤衫、故意撑大的胸罩，某一家公司的名字贴在我的胸部，分发传单，一周几次和“劝说”乐队排练。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我没有从那个女子乐队收到任何消息，所以，那可能就结束了吧。第一次预演以后大约一个月，他们又打来了电话。我的20岁生日刚过了7 天——4 月24日。我有空再过去一次吗？我真是太兴奋了。我努力地回忆当时结束的时候还剩下多少人。大约三十。那么会有多少人去参加第二次试演呢？第二次试演被安排在“挪米斯”工作室，位于“牧羊林”和奥林匹亚之间的一条小街上。我们被一个一个叫进去，由鲍勃和克里斯·赫伯特（那对父子就是这么被称呼的）来审查我们的个人资料和简历。这种见面已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儿冲进了双开门，被看起来像维维恩·威士特伍德（为同名时装晶牌的创始人之一，主要品类有男女时装、皮件、鞋等）的厚底鞋绊了一下，一只新奇的60年代手袋里装着的化妆品和钥匙撒了一地。我们都转过身，盯着看。她穿着一件紫色外套，脖子上围着鹳羽，下身穿着一条非常非常紧的深紫色法拉裤，略微有点外展。褐色的头发一半在上、一半在下，化着很浓的妆，颧骨特别高，晶莹闪亮的眼睛，光亮的皮肤。她个头特别特别小，相当瘦，而且很明显非常粗心，事实上还有点古怪。这是洁芮。我认识她大约在一个月以前，那时我们都参加了一部名叫《坦克女郎》影片的预演。《坦克女郎》原本只是一则广告，但是有关它将要被制作成一部好莱坞巨片的宣传相当多。《舞台》周报的广告里说：我们正在为这部系列动作片寻找主演。他们甚至还在电台上做了广告。这仍然是一次公开预演，几乎有几百个女孩儿在莱斯特广场的一家电影院里排起长队。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打扮成坦克女郎的模样：一副放荡的小阿飞模样，撕裂的贴身衬衣，浓妆艳抹。索菲丝蒂克特小姐穿着漂亮的套装、高跟鞋。我没想到她们会需要体验派表演法的那一套。无论如何，我正站在队伍里紧挨着洁芮的地方，我们立刻就开始闲聊起来。她很活泼，也很友好。她穿着开缝的短裤，撕裂开的网眼贴身衬衣，头发打成了许多结，就像一本旧《鲁伯特熊》（艾伦·艾尔伯格创作的著名儿童读物）年鉴上的一个野蛮人。这像是一个小型的试镜。我们被分成十个人的小组，然后他们就问我们一些上镜头的情况。这样，十个人就进入他们正在进行拍摄的房间，而其余的人就在外面等着直到叫到你的号码。所以，我和洁芮一起坐在休息室里等着，我们正在闲谈，突然，她消失了，接着又回来了，拿着一袋爆米花。这是她偷来的。她只能这么做，她告诉我，因为她低血糖，又没钱。她要拿一些爆米花给我，我说：“不，谢谢你。”不是我不想要，而是因为我吓坏了。接着走过来一个女人，开始对着我大喊大叫，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她认为我偷了它。我能感觉到我的脸涨得通红。显然，我不能说出是洁芮所为，所以，我只是说：“不，我没有。不是我。我发誓。”一遍又一遍。然后她走了，洁芮接着“啪、啪”地往嘴里扔爆米花，还咧着嘴笑。而那边的我诚实得连一颗爆米花也不肯吃，因为我不想让人看到我吃偷来的东西。就这样过了大约几个小时，我们进去了。他们让我们站成一排，然后直接面向摄影机一个一个地说为什么你认为可以出演坦克女郎。“我想我可以演坦克女郎，因为我喜欢追袋鼠。而且我拥有你们曾经看到过的最漂亮的一对乳头。”这是洁芮前面的那个女孩儿。接着她撩起自己的上衣，开始在镜头前抖动她的乳房。（我后来才发现卡通片里的坦克女郎显然经常与袋鼠有着暖昧的性爱关系。）我在想，我来这儿干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设法显得很无耻，而我一点也做不出来。我只感到十分尴尬。这和我的性格相去太远。没等我有时间决定是否从那儿走出去，洁芮已经开始了。“我可以演坦克女郎，因为……”我不记得她说了什么，但是她的声音很大，好像是，甩；掉你的童话剧服装，穿上这些大大的高跟鞋，做一个彻底的女孩儿。然后是我，长着粉刺的莫迪西亚·亚当斯（查理·亚当斯为《纽约人》杂志塑造的系列漫画人物《亚当斯一家》中的女主人，外表漂亮而冷峻）。我向前跨了一步，径直看着镜头，说：“怎么说呢？”停顿。“我会表演。”我耸耸肩。“就这样。”我没有得到这个角色。洁芮没有得到这个角色，喜欢追袋鼠的那个女孩儿没有得到这个角色。排起长队的数千名女孩儿没有一个得到这个角色。结果是《坦克女郎》的演员班底已经定下了。一切都只是宣传的噱头，可能是为了筹集。他们不具备的资金——这种做法几年以后变得司空见惯。现在，洁芮又来了。我们用灿烂的笑容彼此打了个招呼。我突然感到我想让她做我的朋友。那时我想这是因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洁芮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她的性格里面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每个人都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我发现梅兰妮·布朗也是这样。单独见过鲍勃和克里斯以后，我们被分成三个四人小组，给了我们一台录音机和一盒录音带——“永恒”演唱组的《离天堂只有一步》，在我们出道的时候，她们是当时惟一的女子演唱组。我们被告知我们有45分钟来编排一套动作。那种情况就像是玩抢座位游戏。你知道没有足够的椅子给每个人，一半的时间你用来观察别人在干什么。记得当时我在想我和几个最漂亮的姑娘分在了一组。我想知道那是机会吗？或者它是否意味着什么？洁芮不在我们组，但是有一个疯狂的混血女孩儿，叫梅兰妮·布朗。记得当时我在想她真漂亮：娇小的身材、漂亮的双乳、完美的肌肤，还有这一头拳曲的黑发。她穿着一件奶油色上衣，一件短小的奶油色A 字裙，前片上部有纽扣。她有很浓重的英格兰北部口音，对人特别友好，自信。不过说真话，事实上，她有点让人害怕。接下来是一个威尔士女孩儿，看上去比我们都大。她身材苗条，黑色短发，嗓音优美。最后是米歇尔·史蒂芬森，身材高大，灰褐色螺状鬈发，但仍然非常漂亮——那种你可以想像在“雪片”香烟广告里的女孩儿，光鲜的肌肤，一些小雀斑，还有长年不变的棕褐色皮肤。她属于那些不需要很多化妆的女孩儿。只要一点睫毛膏和珠光唇膏。过了一会儿我才察觉其余三个女孩儿都穿着短小的裙子，而我看上去完全不同。笔直的黑色长发，我惯常穿的能让我显得苗条一些的黑色：紧身裤、紧身上衣和一双黑色大靴子，迈克尔·杰克逊可能穿的那种，鞋面上是十字形的交叉结还有金色的搭扣。然后是金色的耳环，贴颈的项链下面坠着一个棕色的宝石，看起来有点像从花园里刨出来的小石子儿，但其实是我从“绿洲”商店买的。“你们想要点儿什么吗，姑娘们？”鲍勃·赫伯特说，向着堆满了罐子、瓶子和食品的柜子挥挥手。我们正在接待区等着轮到我们。“上面有标签。”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在预演时你通常没这个待遇。而且我们都身无分文。既然这样，好吧。我吃了一块三明治，喝了一罐“健怡”可口可乐。而梅兰妮·布朗拿起了一瓶酒。别人这么做，那是合理利用——但是到她这儿，那简直就是放肆，“忘了‘健怡’可口可乐吧，有人想来一杯吗？”从一开始，梅兰妮就一直有勇气说出她想说的话、做她想做的事，但做得有点出格。这就是她个性的一部分，惹人喜爱的一部分。接着，我们上场了。梅兰妮已经按照编排的动作跳了起来，而且相当有个性——我们舞都跳得很好，除了米歇尔，她学起来有点困难。舞台相当低，离地面大约只有一英尺。还是同样的人在看着我们：鲍勃·赫伯特，那位父亲，活脱脱一个《迈阿密龙》（一部电视系列剧，又译为《迈阿密罪恶》）中的人物：那西服，那头发，那图案。他的儿子克里斯，二十多岁，非常瘦小，更随意一些，工装裤，林地鞋，还有克里斯的女友——介绍称她为设计师——雪莉。“太棒了，姑娘们，真棒，真棒，”我们结束的时候，克里斯说，带着那种“我很熟悉，我也曾穿过T 恤衫，我是音乐圈的人”的自信。“我们现在想请你们把这一套动作教给这里的洁芮，”说着，他冲着洁芮从门口进来的地方点点头。她咧着嘴对我放肆地一笑。“你们认为行吗？”所以我们又回到了那间小小的排练房；这不是学跳舞最好的地方，尤其是当学习的人不是跳舞的那块料的时候。原来洁芮甚至都没有参加第一次预演。她绝对是一个巧舌如簧的骗子——只说她病了，并恳求迅速参加下一轮预演。但是你能看出来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所有这些围在脖子上的鹳羽还有红色的头发——她完全疯了，完全不可思议。那种“是的，我爬过珠穆朗玛峰，我干过任何事情”、那种你想亲近的人。事实上，她的生活经历比我们其余的人都多得多。她曾生活在擅自占用的房屋里，在土耳其和马略卡岛工作过。她见过世面。我们其余的人都是刚出大学门。我们又把那套动作做了一遍，这一次和洁芮一起，如果你可以用“和……一起”来描述一个根本不合拍的人的话。这种优越感并没能持续很久。接下来，我们被告知我们得进行独唱表演，而且必须是流行歌曲，克里斯说的时候直接盯着我看。那么，《梅恩先生》是唱不成了。因为我没有独唱歌曲，他们建议了几首，我得从中选一首。现在我不记得是哪一首了，只记得很糟糕。钢琴师弹他的调，我唱我的调。开始还行，接着就太高了。我记得站在那儿的小舞台上，尽力唱着那首该死的歌，而且我知道我不是在唱歌，我在尖叫。这远远不只是糟糕，以至于我甚至都感觉不到紧张了。这肯定就像打仗的时候，你知道反正都是死。唱到大约一半的地方，我彻底放弃了。“瞧，”我说，“我干不了这个。我听起来就像一只猫。”其他女孩儿眼睛看着地面。我绝望了。我一直做得非常好，在预演中走到了这一步，而机会就像浴室里的肥皂一样正从我的手中滑走。“但是我能唱，我向你保证，我真的能唱。只不过这首歌不合我的节奏。”我站在那儿，手贴着大腿，像一个处处循规蹈矩的学生。那正是我的个性所在。我没有往边上看，我也不是在道歉，我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相信我。当我站在那儿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感觉并不是太糟糕，因为事实上，我很擅长在某些事情上说服别人。但是，后来我不得不站在边上听着其他人唱，她们——除了洁芮——都非常非常好。洁芮至少有一首适合她嗓音的歌。刚才我还厚着脸皮站在那儿告诉他们我会唱歌，意识到这一点真让人尴尬。我只是想，好了，结束了。从所有那些几百个女孩儿里面，我进入了最后的五个，然后又弄砸了。“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然后是谢谢、不用谢之类的话。几天以后电话来了。是克里斯。“维多利亚。你好。下星期你有空来见见我们吗？”我有空吗？该死的，我闲得像一只小鸟。“我会送一盒带子给你。史迪威·文德（盲人流行乐巨星，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流行音乐家之一）的《签上名、封好口、寄出去》。也许你知道这盒带子。我们想看看你的声音融合度如何。”史迪威；文德——我无法相信我的运气。我是听爸爸唱着史迪威·文德的歌长大的。我太兴奋了。忘了“劝说”吧。呃，还不能彻底忘掉。我得不断提醒我自己，毕竟这只是又一次面试。仅此而已。不过这次面试是从五个人当中选出来的。他们想搞一个多大的演唱组？如果是四个，我就要出局了。一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了“牧羊林”。我本来以为还是那五个人，但不是。声音很棒的那个威尔士姑娘不在那儿，反而有一个说是认识我的姑娘，名叫梅兰妮·基霍姆。她带利物浦口音，我真的想不起来以前曾经见过她。她告诉我她曾经上过多琳伯德，要是我没被雷恩录取，我就会上这所大学。她性情温和，好像是个非常好的护理员。她穿着一件黑色A 字裙，前面有纽扣，一件黑色紧身上衣，所有的头发都向后梳，大红的唇膏。这一次，我真的吓坏了。一上来就开始预演。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参加过多少次预演？三十？四十？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上一次表演的独唱像一个可怕的障碍，而我不知怎么的就过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可不能掉以轻心。史迪威·文德的歌我至少能扯开嗓门把它唱完。我们围着钢琴站着，开始一个一个地唱。梅兰妮·B 非常自信，那时她已经相当专业了；她参加过《加冕街》和《爱墨代尔农场》的演出。梅兰妮·C 参加了第一次预演，但没能进入下一轮，因为她的扁桃体发炎了。她是一个好歌手，演唱自然，总体来说比我们其余的人有节制得多、听起来更加训练有素。而洁芮，配以嘶哑的嗓音，更有点站在小酒馆里唱歌的风格。我则更像是“带我去音乐厅吧”。洁芮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但是她能拉开嗓门唱出来，而且声音比我大。纯粹的个性。米歇尔有一副好嗓子，但是一点感染力都没有。记得当时我在想，那么，如果是四个，我的机会比米歇尔更大，主要原因就是我会跳舞，而她不会。一首充满深情的史迪威·文德的歌，比如《签上名、封好口、寄出去》，是通过你的感情影响那些词句，从而取得效果。把五个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第一次试唱很糟糕。撇开其他不说，我们都想得到这份工作。我们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五个短跑运动员去抢金子。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其他人的声音则，去他妈的。我们都很有个性，因此，本该是一首有节制的、充满深情的歌，我们却扯着嗓子喊。当然，我们中有四个是这样——米歇尔真的非常平静。我们到的时候就已经被介绍给了另一个人。那位赞助人。他的名字叫奇克·墨菲。他有一张你可以称为饱经风霜的脸，说起话来就好像刚从伦敦东区走出来。他肯定有六十多了。他身材高大，银白色的头发，棕褐色的皮肤——真正的棕褐色，不像史蒂夫——这种肤色是由于在马贝拉过了三个月而形成的，而不是在灯光下面呆了三个小时。他的着装很精神，但是十分随意，讲话中带有地道的伦敦东区口音。他的耳垂上有小星星的刺花。他一刻不停地抽烟。他抽的是平常的香烟，但是他把它们插在一个总是随身携带的透明烟嘴里。他属于那种无论在哪里都让人觉得他拥有那个地方的人。“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我们得多在一起练习，看看我们的声音是否能融合到一块儿，几天以后克里斯打电话的时候这么说。“我们想让你们在一起呆一个星期，”他解释道。他们已经在温莎附近的一家宾馆里预订了房间，而且不远处有一个录音棚。一切费用由他们来付。至于“劝说”，我告诉史蒂夫大约十天时间我不能参加排练，因为我要出门。瞧，这是真话。那个星期我很高兴，我从未想像过有这可能。每天早晨，我们挤进一辆来接我们的车里前往沃金的“三一”录音棚，在那里我们将度过一整天，练习舞蹈、演唱。生平第一次我和想了解我、喜欢我、我和她们有共同之处的人在一起。我们不停地大笑。我以前总是很安静、寡言的。我和她们在一起时的笑声已经超过了我和任何一个我记得的人在一起时的笑声。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演唱教师，匹佩·莱墨。她上下身都穿着“马西罗”牛仔服，配“范思哲”金腰带——很像《一丘之貉》中的多里安人。她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上课时口才很好的人，满头惹眼的显得很蓬松的头发，很有戏剧色彩。但是，这对她很合适。虽然她已经从事教学好多年了，但她开始只是一个试唱歌手，她告诉我们说，所以她很清楚她在讲什么。我们要练习的歌曲是《带我走吧》，一首中速抒情歌曲。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融合。一个没有领唱的五声部演唱组要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调整音部是最难的事情之一。因此，当我们第一次听我们自己录在卡式录音机中的声音时，感觉糟透了，也许这并不奇怪。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是否得到了那份工作。显然每个人都想做她们自己的事，这使得匹佩的工作特别难做。你对融合不感兴趣，你只想把那首歌拿过来、唱出来。你想加人流行演唱组，而不是该死的理发店五重唱。说到舞蹈——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中三个人会跳，没问题，但是其他两个，坦白地说，真是糟糕透顶。米歇尔的主要问题是节奏。但是，洁芮是最差的：无论你怎么看，在马格勒福的小舞台上跳几个月和把杆上练十年就是不一样，这已经看出来了。一个星期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快。忘了贾森、忘了雷恩。我一直就认为作为一个《荣誉》的小演员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是一种兴奋的冲动。这就像坠人爱河，每件事都感觉新鲜、清新。那一周结束的时候，我们去了温莎，在一个比萨屋吃最后一顿饭。我们其余的人都拼命地大吃比萨饼和冰淇淋，而洁芮向色拉柜台发起攻击。在那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比萨屋也做色拉。最后一天，我们为鲍勃、克里斯、奇克和雪莉表演了我们的节目。一切都好像进行得很顺利。每个人都在微笑。那么，我们被录用了吗？“很好，姑娘们，很好。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我爸爸来接我。因为洁芮住的离我们很近，在沃特福德，我们让她搭我们的便车回去。此前我和洁芮合住一间房，虽然她非常疯狂，但是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虽然我们在服装上的品位不同——我追求新款，而洁芮喜欢老式样——但是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别具风格。洁芮很棒的地方在于她做事情从来都很彻底——她几乎可以装扮成某一个名人。比如80年代的、70年代的，或者是60年代的。不管我们是去录音棚、特斯科商场还是俱乐部都一样。洁芮会打扮得像那一天她决定做的那个名人的样子。她总是绝对地有风格，而且甚至在她还没有成为一个明星的时候她几乎就已经知道如何打扮得像一个通俗歌星。事实上，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更随意了，因为我们几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去购物了。我们告别的时候许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持联系。洁芮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可以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的人。大约8 点钟左右，我回到了家里。那个星期，天气转热，妈妈在花园里搞了一次户外烧烤。妈妈和爸爸一直都很喜欢交际，从我记事起，他们就经常在花园里举行户外烧烤。每个人都到了——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我父母的朋友迪和戴尔，当然还有马克。食品正在烤着，所有的人都在游泳池里游泳。我记得坐在床上，听着外面熟悉的声音——讲话声、拍水声——突然，我感到眼前虚幻起来。我刚刚和四个令人惊奇的女孩儿度过了精彩的一周，她们和我一样想做同样的事情、有着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梦想。我从来没有很多朋友，好像一下子我已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独自一个人坐在床上，我感到我不想打破这个符咒，因为我知道马克正在外面等着我，就像一块乌云漂浮在我刚刚发现的蔚蓝天空中。她们教我如何玩得开心；她们让我了解我自己；她们让我明白我有自己的个性。第一次我没有为自己是维多利亚·亚当斯而感到难堪。一直以来人们总在嘲笑我的穿着。她们却喜欢我穿衣服的方式。几乎就好像她们是在捡起已经被马克毁坏了的碎片，甚至就在那第一个星期里。好像有史以来我一直在伪装，但是现在，第一次，我真的就是我，几乎是一种回家的感觉。接着，从开着的窗子那边，我又听到马克·伍德声音很大地说着什么事情。我下楼了。他拿着一罐淡啤酒正坐在游泳池边。“那么，”他说，“那位小通俗歌星整个星期都在做些什么？”他的眼光向着烧烤那边，在看鸡块是否烤好了。他其实并不在乎我整个星期做了什么。但是我还是告诉了他：和我呆在一起的这些女孩儿有多么出色；她们的精力多么旺盛、热情多么高涨；我们如何有着共同的梦想；一切如何发展得如此之快；我如何真的认为我们能成功。马克不以为然。“女子演唱组，忘了吧。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他只是说出了那时每个人共同的想法。　　　　　　　　　　　　第七章 著名的五人组美敦赫德是另一次训练，克里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解释道，不过，这一次时间更长。我们将在白天练声和舞蹈，而且要一起生活在这所房子里，看看我们相处得如何。我还是不知道我是否将得到这份工作，我们没人知道。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地放松：我们知道任何时候我们都有可能被告知“对不起，还是不行。”在演唱上，我们还是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但是，匹佩告诉鲍勃和克里斯，再花一点时间她认为她能把我们训练好。她暗示说一切都取决于让我们的声音融为一体。没有提及我们将在美敦赫德呆多久。“几个星期，”克里斯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两个月，”鲍勃告诉洁芮。这所房子是奇克的。它位于一个典型的60年代庄园里，有点破旧，但是最近把它装修了一下，因此，至少还是干净的。那两个梅尔（指梅兰妮·基霍姆和梅兰妮：布朗。梅尔是梅兰妮的简称）和洁芮每次打开一扇橱门都呵、啊一阵，好像这是里兹大饭店，虽然这房子与我住过的任何一处相比都非常小。我想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背景和她们的背景有多么不同。有两间半卧室；我和米歇尔合住最大的一间。房间里铺着淡蓝色的地毯，略带黄色的印花墙纸，白色的衣柜，白色的餐具柜。很不错，但是被褥不相称。两个梅尔不得不合睡一张双人床。我们称它为“做爱室”，因为房间里的墙是粉红色的，地毯带点红色，而且梅尔·B 在主要的灯座上装了一只红色的灯泡。没有灯罩。洁芮的房间比碗柜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垫。浴室只有一间，梅尔·B 经常让我们很恼火，都是因为她总是霸占着它，躺在浴缸里泡几个小时，唱着扎内的歌，比如《老一套的事情》。她一天至少洗两次澡。说到洗澡我又和她们不一样了。她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从来不关门，其他女孩儿会进去小便。我是惟一关门的人。但到最后，我也和她们一样了，也经常当着她们所有人的面小便。事实上我们的关系就亲近到那种程度。关于这所房子我喜欢的是它的光线。它的窗子大。我现在住的房子还是这样。如果你有点伤感的话，光线和阳光能让一切看起来更好一些。有地方住，有地方排练——一个女孩儿还需要什么呢？喔，实际上是一些维持生活所需的钱。有几个星期我们是靠失业救济金得以生存——在那个时候，我们中没有人会那么直截了当地要钱。只是在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才说我们要有点钱花花。他们同意每周60英镑。没有人说这将继续多长时间，但是我肯定这对“劝说”乐队很关键。我知道我现在呆的地方正是我想呆的地方。我们每周训练五天。8 点起床，在“三一”录音棚呆到10点。每周两天匹佩来4 个小时，其他三天我们自己训练。拥有“三一”录音棚的那个人叫伊恩。他45岁，有点秃顶，络腮胡，一点都不像音乐圈的人——更像你的叔叔，一点也不酷，但是个相当好的家伙。他喜欢我们去那儿，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把那儿用作录音棚的人——我想它可能曾经是一间老校舍——他正在努力把它改建成一间专业的录音棚。他有一个梦想，我们也有一个梦想，而他确实也深知这一点，在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很陶醉。甚至鲍勃和克里斯也有一个梦想。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努力。此时，我们已经了解一些有关鲍勃和克里斯的事情。我们不是他们的第一项计划——原来他们曾发现了“兄弟”组合，但是，正当他们快要成功的时候，“兄弟”组合和别人签了约。奇克不停地对我们讲他如何管理过“三度合唱团”，二个70年代的女子组合。因为这个组合，他知道了关于流行乐坛所有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定位”。定位？我外婆经常为她的头发“定位”，同时要用一种紫色的染发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说。如何让我们登上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杂志呢？“你们不要忘了，”他说，“我管理过‘三度合唱团’，它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但是，接着他就又点燃一支香烟，在空中挥着，眼睛一亮，说：“不过，姑娘们，我想我们在这里已经找到了什么。”然后他邀请我们到布雷他的家用游泳池里游泳。他家背靠着泰晤士河。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决定还是不问的好。特蕾西，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漂亮，比奇克小得多。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小孩儿——教养确实不错。奇克是一个地道的浪漫人士——他将他们夫妻二人的首字母T 和C 组合在一起，用马赛克镶嵌在游泳池底。就是当我们在他家游泳的时候，他第一次对我的体重提出了批评。“帮我们一个忙，维珂，”他说，瞟了一眼穿着游泳衣的我，“减去几磅，好吗？”但愿我当时能立刻消失，我感觉太糟糕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自己说，我绝对没有梅尔·C 胖，不是吗？几天后，梅尔·C 告诉我他对她说了同样的话。为了我们的“定位”，我们要跟着一个试唱歌手灌制的录音带学习3 首歌。这些歌虽然不是什么垃圾，但是也并不出色。没有主唱可没什么好处，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除了我们。我们不需要主唱。我们有点不以为然。我们都想成功。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才开始的，也是因为这个才留下来的。我们每个人唱一句或两句，接着我们齐声合唱，然后将由某个人——比如说——演唱歌曲的第一部分，然后回到合唱，再然后其他某个人唱过门，同时，我们中的两个人，举例来说，可以分唱歌曲中部的八度和音。我们的问题仍然是和声。这基本上要从头开始，学习使用我们的耳朵，匹佩说。听其他每个人唱是非常重要的，听她们的音调、她们的节奏。这一切确实非常难，你得经过严格的训练，学会走上前进行独唱，当其他某个人站在麦克风前面时再撤回来加入和声。舞蹈对我和那两个梅尔来说比较容易，而米歇尔和洁芮却总是很吃力。米歇尔在节奏方面确实有问题。无论我们做什么好像都帮不了她。所以在跳舞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她大喊大叫，拍打她的腿。“五，六，七，八。”“抬起……你的……腿。”“该死的，听着音乐，米歇尔。”但是，这真让人绝望：她的节奏感连混凝土搅拌车都不如。她的声音还不错，但是没有感染力——你也许会称之为游艇上的歌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米歇尔有点残酷，但是她却自以为是。当舞蹈动作比较难的时候，她不是认认真真地完成，却突然想起来她的棕褐色皮肤需要补妆，继而就走到花园里去了。还有就是她的背景和我们其他人差别非常大。我的家庭可能比其他女孩儿都要富裕，但是，本质上，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米歇尔就不一样了。她住在牛津，在大学里任职。她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的梦想她没有。洁芮有梦想，但是她没有接受过训练——老实说，大部分时间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不过是在敷衍，还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她所拥有的雄心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要大，她目标绝对明确，绝对一心一意。有时你只想让她闭嘴。但那就是洁芮。梅兰妮·C 真是很棒，很有耐心，排练结束后花上几个小时帮助洁芮，而洁芮确实也非常非常努力。回到住处，其他人都一屁股坐在那儿看“主场与客场”节目，而洁芮一遍又一遍地复习那些舞蹈动作。是的，假如不是那两个人的拖累，我们可能会进展得更快一些，知道了这一点真叫人沮丧，但是我们能原谅洁芮——至少她在努力。而米歇尔对这些则根本没正眼看。开始我们自己就此进行了讨论，但是最后我们决定必须要跟鲍勃以及克里斯谈谈。现在我们知道了虽然鲍勃可能看上去十分严厉，但是，你朝他眼皮抖一下，他就可能没主意了。他们同意了。这个“太阳崇拜者”，我们这么称呼米歇尔，必须得离开。米歇尔在夏季休息期间离开了。她可以到大学里去任职，因此我们也没有感觉太糟，虽然我希望那时能有机会跟她道个别。我感到特别卑鄙——毕竟，我和她共住一室长达两个月之久——但事实上，甩掉了米歇尔让我们感觉更像一个团队。失去一个人却使得其余的人更加团结，这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得另外找一个人。即使米歇尔没什么用，但是5 个人感觉真好。米歇尔看起来像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但是骨子里她和我们不合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和我们接近的人——声音大、有活力、有决心、工作有激情——但是要白肤金发的。我们知道有那样一个人吗？不，我们不知道。但是匹佩知道。几年前她曾经教过一个叫爱玛·邦顿的女孩儿。休息时，匹佩在教爱玛的那所学校里得到了她的地址，并请她来见见面。接着，爱玛去见了鲍勃、克里斯和奇克。他们让她来和我们住一段时间，看看她是否合适，她的嗓音是否和我们其余的人很匹配。最后这就是“我们”组合，或者叫“触摸”，这是的勃、克里斯和奇克为我们定下的名称。我们不断地跟他们唠叨，让他们给我们起一个名字。“但是起名字没有意义，”他们说，“你们什么都还没做。”我很喜欢“触摸”这个名字。我们决定应该到车站去接爱玛，因此，我们一起挤进了洁芮的汽车。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洁芮穿着紧身短裤，一件短小的红白相间的紧身条纹上衣（这件上衣她如今依然穿着），梳着直立的那种小辫，黑白条纹的袜子，大大的厚底鞋。什么也不管，这是洁芮的典型风格，她把车停在双黄线处，说她将冲进去把爱玛接出来，而我们呆在车上避免交通警察的处罚。现在想想那就是我们5 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真滑稽。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爱玛和她妈妈一起向我们走来，她穿一件短小的白色连衣裙，白色的齐膝长袜，软底运动鞋，金色披肩发，光洁的皮肤，笑容可掬——似乎她上过舞台表演学校。她也确实上过：在西尔维亚青年艺术学校上了6 年。她看起来这么年轻。事实上，她年纪最小，虽然她的工作经验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她曾经演过《格兰奇·希尔》和《伦敦东区人》。和爱玛见面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融为一体了。看上几眼，点几下头。我们知道这一次找对人了。爱玛到美敦赫德来是她第一次离家生活。她和她妈妈很亲密——在车站我第一次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手牵着手。她在我房间里住以前米歇尔的地方。和我一样，爱玛发现离开家很难，我们两个经常在周末回家。因为她住在芬奇里，我总是让她搭我的便车。那是和那些女孩儿们呆在一起惟一不好的地方——这意味着我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了，至少每周有五天。我卖了那辆吉普，买了一辆雷诺克莱奥。它是黑色的，可以自动驾驶——用它来长途旅行就明智多了。只有我和洁芮有汽车，每天我们经常挤进她那辆破旧的菲亚特—尤诺去排练，因为洁芮喜欢开车，而我不喜欢，尤其当梅尔·B 坐在前面指挥我，而所有人都唱着歌，通常声音很大的时候，我受不了。而且我也为我的新车而非常骄傲，我不断地洗车，不想把它弄得一塌糊涂。车里有一点杂乱都会让我发疯。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到某一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因为洁芮开车非常糟糕。她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有好多次她撞上东西或者撞车，你会感到奇怪那辆车到底是怎么通过旧车性能测试的。比我更整洁的是梅尔·C.她特别讲究家庭摆设（“辣妹”中的大卫·贝克汉姆）。开始她通常承包了所有的整理、打扫的活儿。最后我们制订了一个值日表：谁来整理，谁来扫楼梯，谁来用真空吸尘器除尘，谁来打扫厕所。我们轮流做，但最后梅尔·C 总是比其他任何一个人做得多。如果她看到什么需要洗了，她就做了，即使还没有轮到她。她受不了邋遢。冰箱上盖满了海报，都是《热门曲》和《流行歌曲排行榜》杂志里可以挂起来的活页。梅尔·C 是一个超级“接招”迷，她有罗比·威廉姆斯的不干胶贴画和可以吸在冰箱上的东西，而我有贾森·奥兰治。洁芮则迷恋乔治·迈克尔。那时，我们没有手机，但是奇克给我们装了一部付费电话。我们不久就发现，如果你把电话机摘下来，换上一部普通电话接在卡槽里，你就可以打免费电话了。我们只是要确保每次奇克来的时候，我们把付费电话再插回去就行了。我们每星期一次到特斯科购物，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做过饭，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各不相同——比如我离不开奶酪和一袋袋薄脆饼干，一段时间我喜欢涂蜜的百吉饼。爱玛靠婴儿食品过日子，这不是开玩笑。洁芮吃什么好像无所谓。我和爱玛从来没把美敦赫德当做家，它更像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要住的地方。对洁芮和那两个梅尔来说，这就不一样了。洁芮年龄最大，已经独立生活好多年了，其他两个来自北部一太远了，周末没法回家，而梅尔·C 经常去肯特郡的西德卡普，在那里她还有大学的朋友——因此梅尔·B 和洁芮经常一起过周末，也通常是犯罪同伙。那时我认为她们两个都太疯了。假如她们想在凌晨两点钟去夜总会，她们就会起床出发。在家过完周末回来的时候，我经常发现我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它们被借用了，还没有放回去。她们借我的衣服我并不介意——我们都相互借东西——但我只是希望她们能爱护衣服，不要弄得衣领上到处都是化妆品，或者因为把衣袖打结弄得松松垮垮。我的东西比她们多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在乎。那时，洁芮很瘦，而我要胖得多，她经常把她的胸罩借给我，因为我们的胸围一样。那些胸罩被叫做“穿越你的心脏”，是普雷太克丝公司生产的，穿在紧身小T 恤里面。洁芮绝对总是别具一格，她从来不穿任何常规的衣服，也正是她开创了宝宝T 恤这样的东西。“这个该死的胸罩究竟是谁的？”当妈妈在我的换洗衣服里发现这么一个胸罩时问道。洁芮的胸罩真是寒酸——破破烂烂的，呈灰白色。“这好像是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她是对的。这些胸罩绝对会让你激情全无，这再好不过，因为激情正是我想努力避免的东西。回家过周末总有一点不舒服。我想回去是因为我的家在那儿，但是每件东西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叫做马克。他还住在那儿——在我的房间里。我老是说我认为他应该找一个他自己的地方，但是他总会岔开话题，并且说我想甩掉他。尽管事实是这样，但是，我如此害怕没有男朋友，于是我会说，不，不是。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出去约会，有男朋友又有什么意义呢？马克的借口是我们需要存钱。他当然在存钱——我的妈妈、爸爸总是主动提出付钱而马克好像从来都是受之无愧。那么他存钱是干什么用的呢？两个人的浪漫假日？不。买新车以及为他的福特雅仕安装更大的排气装置。无论如何，在伦敦南区每星期日的聚会时，他在其他赛车男孩儿面前可丢不起面子。但是我一周当中倒是和姑娘们一起出去。在美敦赫德我们去一家名叫“林阴大道”的俱乐部。星期三晚上是学生专场，花一英镑就可以人场。我记得有一次洁芮走向主持人，拿过麦克风喊道：“只是想让大家知道今晚到场的有‘触摸’乐队。”——好像我们是一支人们早就听说过的顶级乐队。我们都是那么兴奋。我们其余的人在舞池里，而洁芮在主持人站的台上跳舞，或者更像是乱蹦乱跳，这仍然是她的风格。我们一直跳到他们把我们赶了出去。那时爱玛有一个男朋友叫克里斯，是个希腊人，每到星期五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在车里谈谈女儿家的私房话：我谈和马克的问题，爱玛说她和克里斯的问题，她还会扯到这家俱乐部，那个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会大笑几声，假装我知道她正在谈论的内容。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哈洛作坊”和晚间问答节目。“你不想知道我们对他的看法吗，托莉？”有一次当马克来看我的时候姑娘们说。我很清楚，她们把他当作《哈里·恩菲尔德》中的某个人物。“他是个窝囊废。”你无法指责姑娘们不诚实，尤其是梅尔·B.她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她会惹麻烦——比如被大学开除。“现在听我说，维姬（维多利亚的昵称）。”她是惟一叫我“维姬”的人。通常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但是，不知怎么的，甚至这个也没关系。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都没关系。“那个白痴完全把你镇住了。甩了他。别理他那一套，找回一点自尊。”接着另外一个会参加进来。“我的意思是，维（维多利亚的昵称），要管住他。‘阿曼尼’鞋可无法弥补鼻子的缺陷，这你知道。”马克在穿着方面感觉较差，她们都经常嘲笑他，尤其是他穿裤子时总是把裤子拉得太高。“那么，您的牛仔裤的胸围是多少，先生？”接着她们都笑得站不起来了。但是，尽管我知道，她们说得对，他确实压制我，然而他还是我的男朋友，我感到我必须为他辩护。事实上，和他在一起，我现在感到非常尴尬。他一直又瘦又长，但是，最后，我开始觉得他的每个方面看上去都别扭。他没有协调性，跳舞的时候就像弗兰肯斯坦创造的那个假人“赫尔曼·芒斯特”。更糟的是他如此自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舞者。虽然我仍然寡言少语，但是，我既已成为那些姑娘们中的一员，慢慢地我和她们产生了共鸣。然而，当我和马克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我从未遇见过她们一样——我又变成了“在那儿坐着，闭上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太太。我们原来要唱3 首歌的“定位”现在变成了要唱五首歌的“展示”。想法是这样的：克里斯和鲍勃将邀请一些人，比如唱片制作人、词曲作者以及出版公司，请他们来看看我们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这样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来找我们合作。所以，那就是我们正在排练的内容，倒霉的一周又一周。“假如要搞这个展示，那就搞吧，”我们这样说。“不行，要等你们准备好，”回答总是这样。我们从来得不到很多鼓励，事实上，正相反。但是我们厌倦了那些同样的老歌，同样的老舞步，而且我们明白我们可不想变得没有新意。我们除了要排练到像护发素一样光滑流畅以外，一周两次还得听匹佩讲她的音阶和呼吸。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唱准音阶并不能让你登上排行榜，得掌握正确的节拍才行？我们想唱的那一类歌曲是我们回到住处才唱的。因为钱不多，所以我们多数只是团团围坐，自娱自乐。洁芮会说让我们把麦当娜的歌串起来唱吧，接着，一个人就会开始唱《宛如处女》，我们大家都跟着唱，另一个人会接下去唱下一首——《爸爸别说教> 卜—再后来，其他人可能提议唱蒂娜·特纳或者“兄弟”组合或者史迪威·文德的歌。这种练习很不错。梅尔·C 甚至有一盘“接招”的影像带，我们经常播放并且模仿他们的舞蹈动作。在一间卧室里，我们有一面能照出全身的镜子，我们把它取下来，把它立在大厅的一端，这样，我们练习的时候就都能照着镜子练了——我们得轮着来，因为那面长镜子比较窄，一次只能照到一个人。为了展示而给我们的那两首新歌和原来的那三首一样乏味——我们猜想是哪位作者给了许多乐队却没人肯要的压箱底的货色。我们努力修改了其中一首的歌词，但是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可是，假如他们认为给我们难堪就能让我们变得更听话，他们就错了——这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的决心。如果他们想那样，我们就只好自己写歌了。这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洁芮有一台小卡西欧，我记得我们都聚在大厅的另一半，坐在这张旧木桌上——我说的是坐在上面——我们就开始哼一些曲子，把想到的歌词和曲子写下来。我们会一直干到凌晨，想自己写点东西。我们中没人真正懂得演奏，但是，那台卡西欧能让我们不跑调。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就在那些日子中的一天》，就是在那张旧桌子上写出来的。“我们要唱我们自己的歌，”我们在奇克偶然来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可能说的是印度斯坦语。他只是抬起手。“姑娘们，姑娘们。”“我们也不喜欢‘触摸’这个名字。”“‘触摸’又怎么啦？”“这不是我们。”“触摸”，像是鲍勃和克里斯管理公司的名字；我们认为“心”这个名字又太露骨。我们需要点有棱角的东西。“兴奋五人组”怎么样？“加五”呢？“活力五人组”呢？一个听起来像吸毒，一个太大，还有一个有版权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果汁的牌子。但是这种想法一直挥之不去。后来，鲍勃和克里斯策划了一个男子演唱组：“伍”。还是洁芮机灵。她和梅尔·C 刚从体操房回来——梅尔·C 是一个健身狂，而洁芮是一个瘦身狂。洁芮一路穿过厅门奔进来。“我想到了。”“什么？”“辣。”“‘辣’什么？”这是在搞笑吗？“我们的名字。‘辣’。这个词有5 个字母，就是我们5 个。一个单词代表五种不同的口味。怎么样？你们认为呢？“我们的展示定在11月下旬回到牧羊林的“诺明斯”工作室举行。奇克给了我们50英镑买服装（“买点漂亮的，姑娘们”），因此，洁芮和梅尔·B 去了卡姆登市场，买回来几件合身的阿迪达斯T 恤衫，配上我们自己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们不想穿一样的衣服——我们实际也没有——但是的勃和克里斯说我们必须这样，正如我们必须唱他们的歌一样。在表演的时候，你太全神贯注了，直到演出结束你才会注意到观众——我们做得就像一场有麦克风、灯光、回放的正规演出一样。一整天都陆陆续续地有人来，所以，这场展示我们一定做了四五次。我不清楚有多少人来看我们演出，可能有100个人之多——有20或是30个人我们每次演出时都在那儿。我记得我们最后像正规演出那样鞠躬时，他们好像真的喜欢我们，他们鼓掌，欢呼，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后来，我们坐在一英尺高的小舞台边上，每个人都走上来，说我们表演得不错。他们当中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你能判断他们不是在开玩笑。当他们开始问是否有人有问题时，我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因为我的问题将肯定是一堆废话，对此，我感到尴尬。洁芮非常心直口快，而且绝对无所畏惧。那是洁芮好的地方，这对我们大家都好。秋天以来，爱玛成了我们的一员之后，我们一直不断地跟鲍勃、克里斯和奇克唠叨，想从他们那儿得到某种约定或者合同，但是，他们总是跟我们拖延。没有一个人被告知我们被录取了，我们得到了那份工作。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每星期60英镑，仅此而已。既然他们看到了别人也对我们感兴趣，情况就不一样了。突然话就成了：“糟糕，我们没有让她们签约。”而对我们来说，这则是：“狗屎，谢天谢地，我们没有签约。”“等到我和我爸爸谈过之后再说，”几天以后，当装有法律文件的信放到我们的门垫上时，我对其他人这么讲。我还没有提到的是，在我们家，我并不是第一个有梦想的人。其实，在60年代，我爸爸曾经在几个演唱组呆过，名叫“音韵”和“卡尔托”。痛苦的经历使他对合同有了深切的认识。通过某种渠道，“音韵”结识了乔·米克——乔·米克之于伦敦正如布赖恩·爱泼斯坦（甲壳虫乐队经理，原为利物浦一唱片店老板）之于利物浦。乔·米克是经纪人兼作者——他的钱大部分都是从一曲《通讯卫星》赚来的，1962年“龙卷风”乐队演唱这首歌时引起巨大的轰动。不管如何，他为这支乐队进行了预演选拔，并且说他想和我的爸爸签约。不是那支乐队，只有他们的歌手，托尼·亚当斯。那么当然，他签了。他的第一首试唱歌曲名叫《别样红》，他和一个名叫“防暴队”的演唱组联合录制了这首歌。我爸爸正在排练B 面的时候，他听到了乔·米克去世的消息。乔·米克的工作室在郝罗威一家皮具店的上面，是一间改建了的卧室，他的房东太太就是皮件店的老板。事实上，爸爸前一天晚上还去了一次。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乔·米克的公寓里有一支猎枪，这支猎枪是他的另一个通俗歌星海因兹的，他在“龙卷风”乐队唱歌。他之所以买这把猎枪，是因为他的歌迷们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而他实在招架不了了。乔·米克一定是和房东太太吵了一架——我爸爸说他们更像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他们总是要给对方送一些礼物——那天晚上；他们吵架的时候，他开枪杀了她，然后上楼自杀了。现在因为我爸爸已经和乔·米克签订了合同——虽然乔死了，但是合同没有终止——他不能和其他任何人签约。托尼·亚当斯在合同终止前不能做任何事——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合同。面临同样问题的另一支乐队是“蜂房”。这个乐队的女鼓手蜜儿想单飞，但她和我爸爸的境遇一样，无法单飞。假如他没有参加乔·米克的预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音韵”甚至在莱森戏院演出，在汉堡有预约，就像甲壳虫乐队一样。但是乐队里有一个人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他是惟一有正式工作的人，他在邮局工作。事情就是这样。他们从来．没去过汉堡，这就是为什么我爸爸参加了乔·米克的预演，以及为什么乔·米克死后他进入了电气批发行业的原因。几年前，我爸爸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他还保存着那首原声试唱的录音带。妈妈说录音带在阁楼里，于是（没有告诉爸爸），我找到了这些录音带，一卷一卷地搜索，竟然找到了《别样红》，把它录到CD上作为他过生日时的惊喜。这张CD听起来声音嘶哑，歌也很老，录制的质量很差，但是，至少他感觉很好，为此，他非常开心。“音韵”现在还时不时地聚在一起，搞一些慈善演出。那么，关于鲍勃和克里斯的合同我爸爸说什么呢？“这就像把百镑大钞往火里扔，忘了吧。”那场展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把我们介绍给了那些有兴趣和我们合作或者为我们写歌的作者和圈里的其他人。我们还在和奇克、克里斯、鲍勃说我们想唱自己的歌，但是他们不加理会——不过，他们并不阻止我们大部分晚上创作自己的歌。马特和毕夫是两个因为那场展示来找我们的作者，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好像乐于和我们合作，而不是仅仅为我们写歌。他们的真实姓名是马特·罗伊和理查德·斯坦纳德，他们和“东部17”合作很多——真正的流行歌星。从第一次见面起我们就相处得非常好。他们迅速了解了我们的背景——不是告诉我们干这干那，而是倾听我们想做什么，而且并不认为我们的想法一无是处。以前没有人这样对待我们过。对他们来说，我们确实与众不同。在我们之前，有男子演唱组、有摇滚乐、有麦当娜、有凯莉，但是那些几乎已成为过去。我们是5 个疯狂的女人，彼此平等但是各有个性。我们要征服世界。他们的工作室叫“大力房”，位于科腾路——就在市中心。从美敦赫德到那儿，我们得开车穿过伦敦，在车里你能感受到那种兴奋。这幢建筑外观十分破旧，工作室本身也比较小，和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完全不同。毕夫（即理查德）主要搞歌词和旋律。他人非常夸张，金发，总是微笑，总是很开心——是你曾经想见到的最和善的人。起先，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害羞，但是，当你了解他以后，你就发现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十分可爱。马特负责音乐方面，他钢琴弹得极好。在长相上，他们俩的区别非常大：一个又矮又胖；一个又高又瘦。马特看着就像没戴眼镜的“邮差帕特”。（对不起，马特，我真的爱你。）那就是生孩子带来的烦恼，你开始通过孩子们的眼睛来看整个世界。那么，我们的进展如何呢？与马特和毕夫一起工作有点像集体讨论。自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们，情况就一直是这样。我们走进工作室，他们打开马特正在加工的音乐，如果你喜欢，可以叫它伴奏乐，用来定调、定节奏、和弦结构——诸如此类。接着，我们就开始哼一些旋律。这个怎么样？行，其他某个人说。听起来不错？是的，那么用口述录音机录下来。我们都有便笺簿和笔来写下一些想法、词、印象——无论是什么。接着，一个人可能说，这个怎么样？——唱了一句。这也许只是一个短语，也许表达了一种情绪。7 个人在一起，可能会闹哄哄的。在开始的那些天里，我仍然感到有点受了冷落。我知道我想成为那个小组中的一员，但是其他人都比我自信得多：爱玛有数年的工作经验；梅尔·B 是绝对的天不怕、地不怕；梅尔·C 想到一个调子，就可以让它真的适合演唱；洁芮有一种“我才是女孩儿，看着我”的自信——她甚至在和马特调情。这真让人害怕——就像一丝不挂地站在房间里。尤其在排练的早期，我的贡献没有后来的多。事实上，就《想要》而言，大部分工作我都没参与。我们整个星期都和马特、毕夫一起创作，但是，到星期五晚上，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因此大家同意周末继续。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马克的某个亲戚结婚，他对我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我去参加这个讨厌的婚礼。我对姑娘们说我真的不想错过什么，但是，她们说：“不，不，不，你必须去。”“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洁芮许诺。（洁芮和我刚买了手机，大得可以当警棍用。）“别担心。我会让你准确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不会错过任何东西。”但是我确实错过了。婚礼在托盖附近的什么地方，从洁芮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想，我在这儿干什么？好像这和我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马克那个讨厌的家庭里的事。她太好了，每5 分钟给我打一次电话说：“你认为这个想法怎么样？你认为那个想法怎么样？”但是不在那儿我就是无法忍受。因为尽管她们说这没关系，但这确实有关系。在电话里说“是的，我喜欢”或者“那个我不能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几乎要哭了，后来我确实哭了。因为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如此完美。那曲《想要》就是我们，这是关键。这确实不一样，因为到录音、表演、演唱的时候，所有的部分都被她们分掉了。是的，我有一些伴唱，但是一点也不重要。每次我们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一个不知趣的第三者站在后面无所事事。我经常对妈妈说：“上帝啊，他们会说我什么都没唱。”她会说：“别担心，维多利亚，没有人会注意到。”但是，他们确实注意到了。直到今天，他们总是以此来攻击我：“‘高贵辣妹’，那个什么都没唱的人。”　　　　　　　　　　　　第八章 邦妮和克莱德克莱德（电影名，又译《雌雄大盗》。影片主人公为邦妮·帕克和克莱德·巴罗）“不庆祝你的21岁生日？让他们说奇克·墨菲对他的姑娘们不好？”奇克为我举行的宴会事实上比我真正的生日早了一个星期。1995年，我的生日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为此，妈妈在里兹大饭店安排了午后茶会，接着是看《西贡小姐》。鲍勃和克里斯早在三个月前就给了我们合同让我们签字。我们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就这么拖着。是的，把我们聚到一起的是他们，但是，从那以后每件事全靠我们自己。我们有精力，有个性，清楚自己的梦想。我们所有人都有不同形式的创造力，合在一起，我们能够征服世界。但是我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写我们自己的歌、穿我们自己的服装、主宰自己的一切。问题只是要找到一个实现的途径。奇克和他的朋友沃利开着劳斯莱斯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克伦威尔造币厂”，这是肯幸顿一家只为会员提供服务的赌场。赌场的地面一律采用闪光的黑色地砖铺设，到处是镜子，四壁的霓虹灯从绿色变成蓝色，又变成紫色。一切都非常80年代，非常像《迈阿密龙》中的风格，非常艳丽。但在当时，这似乎已经富丽堂皇到了极点。大楼的顶层饭店——那家赌场的一部分，是中国式的饭店。虽说好多年来我习惯了和家里人一起在中国餐馆吃饭，但是，这一家好像，哇噢。忘了绿茶和淡啤酒。这里有香槟，还有你能吃多少就有多少的食品。接着，在那顿饭的最后，他们拿上来一块蛋糕庆祝我的生日。我不知道是谁首先发起的，反正有个姑娘拿起一块蛋糕——更像是奶油蛋糕——隔着桌子扔过来。我坐在那儿想，你们在干什么？接着，其他人也加入了。片刻之间到处都是奶油和飞来飞去的蛋糕。所有我能想到的只有我那崭新的套装。这是在克伦—米兰买的，很深的紫灰色：裤子、小背心还有上装。我记得去了洗手间，头昏脑涨，因为我满身都是奶油，我拼命地想用手纸把它擦掉，那儿只有手纸。我一点也不觉得兴奋。他们只要把衣服扔进洗衣机就行了。但是我能想到的只是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身上的气味将会多么令人作呕，而这本来是为我举办的晚会。所有这些都表明我现在的变化有多大：如果现在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会第一个拿起蛋糕扔，并且会跳到桌子上。坐在那儿，看着他们相互扔蛋糕，这一刻时间好像凝固了。我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所有人，就像是一幅宣传照片。爱玛穿着充满朝气的白色连衣裙，金色头发、扎着辫子，穿着过膝的长袜和靴子。梅尔·B 穿着充满朝气的黑色连衣裙，齐膝的靴子，蓬松可怕的发型。梅尔·C 的穿着更有点像运动装。洁芮的穿着则花哨而放荡。还有我，笔直的棕色头发，黑色套装，脸上可能带着为自己的模样担心的神情。人们说“辣妹演唱组”诞生了。事实上，我们的妆化得太浓。在场的那些男人的眼神透露出我们看起来一定像五个小妓女。当你成为歌星的时候，你喜欢怎么化妆就怎么化妆。但是，我们还不是歌星。至少，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其他人还没把我们当歌星。假如这是奇克为了劝说我们继续跟着鲍勃和克里斯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他绝对做得别具风格。这绝对让人吃惊。奇克就是奇克，我喜欢这么想。他总是很慷慨——比如给了我们每人一百英镑的筹码去玩轮盘赌。我们没有人会赌博，而我又是个“明智”太太。其他人赢的时候只是说句“该死”，就把赢的钱径直放回到赌桌上。而每次我赢的时候，我就留着它：也许我是过上了一点好日子，但是我的弟弟、妹妹还没有——这样，他们会分享我的好运气。让人吃惊的是，我赢了大约60英镑——每个人可以分得20英镑。尽管奶油到处飞，那一晚我确实过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