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奉军的部署，直军也相应地作了兵力安排。直军总司令部驻涿州，由吴佩孚直接指挥。王承斌为西路总司令，驻固安。配属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冯玉祥的李鸣钟第十五混成旅，张克瑶的第一混成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一部。他们设防在琉璃河、固安一带。东路总司令为张国溶，驻马厂。配属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董政国的第十三混成旅，彭寿莘的第十四混成旅，孙岳的第十六混成旅等。他们针对奉军的防线，在固安、牛头镇，在田家口、胜芳，在大城、子牙河等地，都作了严密的部署。直军全部约十万人。从兵力和装备看，奉军优于直军。但是，奉军管理松弛，缺乏训练，素质很差。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战事是在４月２８日夜开始的，首先进攻的是直军。２９日，双方投入大批兵力进行阵地战。从４月２９日到５月３日，直奉双方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要发表告捷电报。直军随意编造发表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　　当时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马厂一带为东路，长辛店一带为西路，固安一带为中路。西路战事最烈，东路战事次之，中路稍缓。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对直军作战缺乏信心。１９２２年春，张作霖召集部下将领，商议对直作战问题。内部意见不一致。张景惠、张作相均不主战。张景惠认为奉军力量不能掌握北京全局，不如捧曹为首，自居实力地位。杨雨霆、张学良主战最力。张作霖最后决定和直系一决雌雄。但张景惠还是奔走于沈阳和保定之间，弥缝两方恶感。张景惠回京后，和战不定，犹豫不决。１９２２年４月中旬，东路各梯队已到达指定地点，张景惠才开始作战争部署。战斗就要打响，他才把司令部移到长辛店。总之，在军事行动上，他比吴佩孚晚了一步。张景惠在２９日上午，才乘车出京，到前线指挥①。主帅如此怠惰，奉军怎能不败。直奉一战(3)　　２９日，直军向奉军右翼迂回，在良乡、长辛店间的南岗洼发生激战。琉璃河直军趁势猛扑，奉军限于困境，不得已后退。张景惠率卫队６０人督战，才得以恢复阵地。当时奉军的预备队及炮兵，多数还没有参战，一时呈现混乱状态。此时，张景惠第一师的张乐山旅及朱益清的骑兵团迎击直军，一鼓作气，迫使直军后退。　　３０日，梁朝栋旅战斗不力，邹芬第十六师驰援。邹芬师由蒙古刚刚调回，马上开赴前线，疲于奔命，士兵怨声四起。时逢邹芬受有微伤，由前线运回，顿时军心大为动摇，不战自退。缪承良看到军队不听指挥，畏惧自杀。更有甚者，其中一部哗变，掉转炮口，向奉军第一师阵地发炮狂轰。奉军不能支持，乃退守卢沟桥。直军于３０日占领长辛店。第十六师的一部哗变是有原因的。因为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原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攻打自己原来的弟兄。他们当然不会听从指挥，或倒戈相向，或不战自退。这是奉军失算的一招。第十六师的前线倒戈，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奉军的郑殿升旅和牛永福旅在丰台至南苑一带激战。战斗正在紧张进行之际，直军的张锡元旅和李鸣钟旅，星夜赶来支援。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由京西北大灰厂、三家店、门头沟绕到奉军侧背。本来奉军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现在突然直军从正面出击，而且后背又发现伏兵，张景惠以为中了直军的诡计，于是下令全线撤退。５月３日，吴佩孚得知奉军撤退的消息，便命张锡元旅迅速追击，当日追到黄村。而固安中路之敌，已被直军解决①。　　５月４日，张作霖赶到落垡，企图挽回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斗志完全丧失。张作霖看到大势已难挽回，便匆匆赶回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即仓皇逃往滦州。这样，张锡元旅追至廊房，没有遇到敌人，随后进入天津。５月５日，张旅开到奉军总司令部军粮城，遇到从东路溃退下来的奉军。张九卿的一师和李桂柱等两旅，一枪未放，就缴械投降了。后来，王承斌又率直军追到榆关，但直军没有出关之志，战争也就结束了。张景惠留京待罪，并电劝曹锟适可而止，“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没有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　　５月５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敢得罪实力未减的东北王张作霖，但他还得对战胜者曹吴有个交代。柿子专挑软的捏。不得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这之前，４月８日，徐世昌已经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周自齐和梁士诒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发出通缉令之前，周自齐便打电话给梁士诒，让他尽快离开天津。并且解释他本人处境困难，不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在通缉令发布之前，５月７日，得到消息的梁士诒、叶恭绰已逃往日本。　　第一次直奉战争冷战了一年多，热战只进行了６天就结束了。张作霖除丢失关外地盘外，其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根本损失。吴佩孚早年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知道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不能轻易允许别人染指。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南顾，也就没有精力把对奉战争进行下去了。拒绝任命(1)　　直系获胜后，吴佩孚不可一世。他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严惩张作霖。不得已，徐世昌于５月１０日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１１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这就剥夺了张作霖的一切军政大权。徐世昌并根据直系的意见，任命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直系借此离间作霖旧部，而迫其下野。究之计不得逞”①。冯德麟等人心知肚明，这是直系的离间计。他们于５月１５日发出通电，表明心迹：“北庭乱命，免去张巡阅使本兼各职，并调任德麟等署理督军等语……德麟等对此乱命，拒不承认，合电奉闻。”　　其实，张作霖的实力地位，不是北京政府可以轻易动摇的。他们的命令并没有生效，但也产生了一些风波。有一本书《辽海小记》，其中关于北京政府命令颁布后，对吴俊升及其幕僚反应的描写很是生动。听到徐世昌的任命，吴俊升的幕僚兴奋异常。“小河沿之吴公馆中，吴督幕僚，食指频动，人思一脔，几乎弹冠相庆矣”。无形中，奉天小河沿的吴俊升公馆，成了东三省的政治中心，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吴的幕僚有的忘乎所以，等待着分一杯羹了。　　但是，吴俊升并没有被这个喜讯冲昏头脑，他知道进退行止。他马上召来督军署于秘书长，口授一封通电，文曰：“徐大总统均鉴：俊升材具粗劣，一向追随雨帅，黑疆之寄，已感陨越是惧，况其他乎？”明确表示拒绝担任奉天督军一职。　　但是，于秘书长感到文电意犹未尽，没有结尾，似乎文气不足，想改一改，又怕吴大舌头怪罪下来，就去找参谋长应善一商量。应善一一看电报，没加思索，就擅自在文电的末尾加上了“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就完全违背了吴俊升电文的原意。　　这个通电最后没有让吴俊升看，就公开在《盛京时报》上全文刊登了。吴看到报纸后，十分愤怒，马上把于秘书长叫来大骂道：“你这个王八羔子，谁叫你添上‘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样，你不是把我和张大帅的交情给弄糟了吗？”说完，抓住于秘书长的衣领子，连踢带打，当时就把他赶了出去。　　这个于秘书长是有些冤枉的。因为当时主张吴俊升接受奉天督军任命的大有人在，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吴俊升的参谋长应善一。应善一曾当过总统冯国璋的侍卫，与直系有私下勾结。如果吴俊升坐上奉天督军的宝座，水涨船高，他也会成为东三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头面人物。同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把持北京政府，对他也是大有好处的。为此，应善一便暗中与直系通款，希图攫取高位。但是，他的这些秘密活动，早就被张作霖留守在奉天巡阅使署、奉天督军署和奉天省长公署的心腹，一一掌握了。　　看到这封电报，他们非常气愤，决定把应善一杀掉。第二天，应善一从吴公馆南面右侧甘露门出来，被人对面打了三枪，当即身死。刺客就是奉天督军署的副官高金山，高金山是张作霖的随身副官，跟随张作霖多年，对张作霖忠心耿耿。　　事发后，留守的奉天省长王永江担心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便故意给吴俊升挂电话问：“应参谋长是谁打死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的电报是怎么回事？我得缉拿凶手。”吴俊升机智地回答：“电报后尾的那一句听说是应善一这个糊涂鬼给加上去的，我已经把秘书长打了一顿，又把他赶走了。至于应善一，真是坏人有恶报，今天上半晌他就叫人打死了，活该！”至于应善一是谁打死的，吴俊升心里明镜一般，但他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王永江轻描淡写地说道：“唔！应善一是个窑皮，他逛窑子得罪了人。我想是地痞流氓把他打死的，千万别管这类鸡毛蒜皮的闲事。”此案便不了了之了。　　这是张作霖对觊觎他权位的人的一个警告，杀鸡儆猴。吴俊升粗中有细，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吴严令家人，不准外出。闭门谢客，不事张扬。　　应善一被打死，奉天的谣言蜂起。吴俊升左思右想，为了让张作霖对他不产生一点误会，便决意只身到山海关亲谒张作霖，以释嫌猜。临行前，他把此行只告诉了王永江，嘱咐他负责奉天省的秩序。他摒去卫队，只带一名副官处长陈振之及两个卫士，以示坦然，挂专车一辆，匆匆西下。　　到山海关时，张作霖正在收容部队，整理残军。忽报吴俊升乘专车前来见张，《辽海小记》书中写道：“专车到站时，张恰在旅邸门前散步，见吴到来，即转身回室（向例张见吴，必款接欢迎，足恭有加）。吴趋入谒，张板起面孔说：‘你怎这时才来，我正等你，好办交代。不该玩忽国家命令，赶快回奉就职，以安人心。咱是老朋友，你干不比别人干强吗！我交代完，你叫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吴说：‘唔！大帅，咱不提这个。我在江省，有熟地多少垧，生荒多少方，够我过几辈子了。钱呢，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我还存有多少万款子，我的财产不比你少。再说，他们北京政府尽闹把戏，咱们斗不过。北京对付广东，还不是这一套。今天撤掉陆荣廷，明天撤掉陈炳琨，结果大家谁都干不成。唔！大帅！你的肩膀比我宽，什么都能担当得起。教我在黑龙江剿匪放马，垦荒种地我会。把我搁在奉天，外国交涉，各省代表，文的武的，我一样也应付不来。我一天也干不了。我这时才来，我把家都安置好了。你住大连，我跟你住大连。你到哪里，我到哪里。’张听完，笑了说：‘他们怎不来？’吴说：‘大帅生气，谁敢来！打电报叫他们，他们就来了。大家捧柴火焰高。咱们还是干哪！’”拒绝任命(2)　　张作霖听着高兴，前嫌尽释，笑容满面，亲切地问道：“大哥，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吴俊升看到张作霖又叫他大哥了，知道误会解除了，就兴致勃勃地说道：“唔！别听什么大总统、曹三、吴秀才他们那群兔崽子的话，咱们还是干咱们的。要叫我说，到了奉天再说。什么命令，去他妈的！”　　一席话，说得张作霖通体舒泰。大舌头吴俊升总能把握住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的忠心。他对张作霖是真心服膺的。人们往往认为吴俊升不擅言辞，其实他的思维是相当绵密，说话是相当到位的。从中不难看出，张作霖的威风一点也没有减少。即使是在直奉一战后，他的东北王的地位也是很牢固的。宣布自治(1)　　奉军在京汉、津浦两线撤退时，天津的帝国主义驻军对奉直双方军队发出警告，准许他们利用铁道及河流运兵，但奉军不得下车。同时，天津周围２０里内不得驻军的条约不得违反。５月７日，败退下来的奉军在滦州集结时，英国公使艾思顿声明，不得损害开滦煤矿和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如发生问题，惟张作霖是问。又强调京奉路必须通车，必要时拟派英军保护通车。从中不难看出，英国对直军的偏袒，对奉军的压制。　　５月７日，得胜将军吴佩孚志得意满地视察奉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军粮城，然后回到天津。不少中外人士前来一睹大名鼎鼎的秀才将军的风采。吴佩孚得意扬扬，高谈阔论。这时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曾经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他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他瞟了这位老前辈一眼，讥讽地调侃道：“以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你！胡匪扰乱国家，你应该负有责任，今天还来替他说话！”把个老迈的赵尔巽说得无地自容。这时的吴佩孚是自视甚高的，哪里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却说，老练的张作霖一看形势不好，便在军粮城及时地下达了总退却令，并急电前线的张学良回部开会。此时，张学良正同郭松龄率队猛冲猛打，已经深入敌阵。得到张作霖的命令，张学良就匆匆赶回，把部队交给郭松龄指挥。５月５日，张氏父子率部仓皇奔赴滦州，建立临时指挥部。５月６日，李景林不敌，率残部放弃了杨柳青，急忙撤退。因有铁路帮助，撤退比较顺利。而张作相部则是溃不成军。　　郭松龄率领的第二梯队，因孤军深入，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撤退很困难。郭松龄部撤退的先头部队到了马头镇，要渡永定河。军队刚刚渡过一半，直军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即追至左侧，情况相当危机。郭松龄镇定沉着，从容应对。一面派兵迎击，一面挥军抢渡。用了一夜的时间，全军强行渡过永定河，脱离了险境。张作霖父子在滦州收容各路溃兵，亟盼郭松龄第二梯队的消息。焦躁难耐，忧心如焚。正当此时，郭松龄率队风尘仆仆地归来。张作霖父子喜出望外，精神大振。因为郭松龄部是张作霖的精锐部队，此队没有受到重创，张作霖就可以很快地东山再起。　　当时，张学良立即回到军中。张作霖命以郭松龄部为第一路，李景林部为第二路，左右相顾，两路联合，在山海关重整旗鼓，准备迎敌。此时的形势对奉军极其不利，直军是乘胜追击，希图一鼓作气，打到关外。张作霖又把张学良调离前线，把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混成旅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郭松龄。郭松龄使出浑身解数，指挥刚刚打了败仗的奉军，同彭寿莘的直军展开了殊死战斗，终于阻止了直军的猛攻①。山海关成了直军前进的最终地点。但是，直到此时，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　　张作霖知道，这时应该议和了。他派张学良出面，找张学良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朋友帮忙。张学良找到这个组织的两名美国牧师普赖德和杨古，让他们请英美驻奉天领事出面，向直军方面斡旋停战和谈事宜。不料，被两国领事以不干涉中国内战为由，加以拒绝。这是英美支持吴佩孚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无法，普赖德和杨古只得以私人的身份亲赴山海关前线，找到彭寿莘斡旋。双方在６月９日于直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秦皇岛接洽，约定于６月１１日再进行具体商谈媾和事宜。　　但是，前线的直奉双方一直在冲突。１１日至１５日，激战未息，两方死伤均有三千余人，奉军战死三名团长。一直没有死心的彭寿莘久战不胜，感到山海关是攻不下了，才走到谈判桌旁。　　６月１６日午夜１２时，在秦皇岛车站上，张学良在杨古牧师和开滦矿务局英籍局长的陪同下，会见了直军代表王承斌，决定双方停战。　　第二天１７日，在秦皇岛英舰克尔留号上再进行第二次和谈。由孙烈臣、张学良代表奉军，王承斌、彭寿莘代表直军，在英舰上签订和约八条，附约两款。并由中央派王占元、宋小濂赴榆关监视两方撤兵，王、宋于６月２４日电告北京政府，两方军队已如约撤完①。　　直奉一战，奉系打败了。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余人，军费损失三千余万。当然，张作霖的元气并没有受到损伤。　　在５月１０日，北京政府宣布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后，于５月１２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东三省自治，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对外发表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口气强硬，表现了军阀的本质。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的宣言，声称严守中立。其实，这是一颗烟幕弹。日本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当时甚至出现了张作霖后援会。日本严防英美势力侵入东三省。５月２０日，东三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表明对张作霖的支持。　　５月２６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宣布：“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和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军阀如果强调统一，那是他强大的时候；军阀一旦高唱自治，那就是他失势的时候了。宣布自治(2)　　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张作霖返回奉天。６月上旬，奉天省议会与吉黑两省的代表会议，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总司令，并正式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张作霖继续霸占东北。　　７月间，张作霖将巡阅使署和督军署合并，组成保安总司令部，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各省省长也以虚伪的“民选”形式，确定下来。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魁升为吉林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至此，张作霖在东三省的“联省自治”就完成了。东三省脱离中央，完全成了张作霖军阀割据的一统天下。　　直奉一战，奉军之所以失败，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　　从国内看，在军事上，奉军的军事素质很差，管理松弛，训练缺乏，军纪败坏。只有郭松龄旅、张学良旅和李景林旅能打仗，其他各部纯粹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政治上，奉军被认为是日本支持的军队。在直奉的电报战上，吴佩孚把奉军骂得狗血喷头，使奉军没有取得人们的同情。　　从国际看，华盛顿会议刚结束，日本在会上受到英美的孤立，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地支持奉军。而吴佩孚却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这也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消灭叛匪(1)　　吴佩孚对张作霖恨之入骨，欲置张作霖于死地。除前方攻打外，又在张作霖的后方放了一把火。直奉两军在榆关对峙时，５月２６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这是吴佩孚派人深入到吉林省策反的结果。他们收买了卢永贵，鼓动他独立。接着，北京政府又宣布奉督张作霖、吉督孙烈臣和江督吴俊升为叛逆。进而，推举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遥与远在关内的吴佩孚相呼应，里应外合，使张作霖有家难回。　　高士傧是前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而孟恩远就是被张作霖逼走天津的。当时，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也被撤职查办。这一箭之仇尚未得报，现在时机来了。原来，吴佩孚打败张作霖后到达天津时，孟恩远前去找他，希望恢复吉林督军的权位。吴佩孚乘机挑拨说，要想当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孟恩远受到鼓动，便找到他的外甥高士傧，商量怎么办。高士傧跃跃欲试，自告奋勇到绥芬河策动卢永贵起事。通过孟恩远的介绍，吴佩孚任命高士傧当上了这个讨逆军总司令，让他回到吉林放火，以便把张作霖的后方搅得烟雾腾腾。这是吴佩孚从堡垒内部攻击敌人的一个策略。　　高士傧接受任命，踌躇满志，遂乘船到达海参崴。经海参崴到绥芬河，同卢永贵接头，于是卢永贵宣布独立。这只游击队只有二千人左右。他们由绥芬河乘火车西进，和护路军警互通声气，又吸收了穆棱一带的两股胡匪，一时声势甚壮。一路之上，他们将中东路五站及一面坡的驻军包围缴械，准备一鼓作气乘火车冲到哈尔滨。但当２７日经过海林时，听说宁古塔驻军一团人，担心这支部队截断他们的后路。因此从一面坡回到海林，下车占领海林为根据地。他们拟先解决这支部队，再行西驶。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吃惊不小。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剿灭这股叛匪的重任，那就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张作霖是有恩于张宗昌的。　　这位张宗昌是有点来历的。他是山东掖县人，生于１８８２年，家里一贫如洗。原名张田，后改名张宗昌，字效坤。小时候，读过一年私塾。虽然吃得不好，他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年轻时，曾在县衙门里当过捕快。　　１８岁时，他独自一人去闯了关东。挖过煤、淘过金、修过路，还当过镖手。他无所事事，整天同三教九流厮混在一起。他在关东的林莽中，练就了一身娴熟的马技和一手高超的枪法。他这个人还受武侠小说影响很深，讲江湖义气，挥金如土。因此，他在关东的山东掖县、黄县同乡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后来，他又流浪到俄国的海参崴，给一家华商公会当保安小头目，同俄国军警频繁接触，学了一些半吊子俄语。这些经历以后都成为他的无形资本。　　１９１２年，他受到南方革命军的鼓动，率领部分人到达上海，胡里胡涂地参加了革命。张宗昌被任命为上海光复军骑兵团团长，驻防闸北地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张宗昌曾站在革命一方同北军作战，但受伤后，即叛变投靠了直系首领冯国璋。冯国璋很是器重张宗昌，让张自行招兵，先成立了一个师，后缩编为一个旅。冯国璋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在南京举办了江苏军官教育团，任命张宗昌为监理。后来，在袁世凯的密谋下，他派人暗杀了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张宗昌没有任何信仰，他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袁世凯给了他５万元，他就把革命党人暗杀了。　　做教育团的监理，他不感兴趣，要求去带兵。冯国璋将他调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后来，升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并兼第二路军总司令。１９１９年冯国璋死后，曹锟和吴佩孚看不上这个来路不正的张宗昌，张宗昌开始走下坡路。他被江西督军陈光远排挤，兵败江西。无法，他只身来到北京，想投靠曹锟、吴佩孚。但人家不把他当回事，连一个空头衔也不给他。这时，他想起了在曹锟的光园见到的张学良。张学良曾邀请他去奉天，他在走投无路时来到了奉天。　　出乎意料，张作霖对这个粗犷豪放的张宗昌，很是欢迎。但由于他没有什么战功，也只安排他做了一个宪兵营长，归宪兵司令陈兴亚统领。这是为了安排他的随行人员。张宗昌从一个师长降而为一个营长，不大满意，然而，也只好忍时待机。张作霖将他安排住在奉天大北关榆树胡同。他带来的亲信旧部２００人散住在周围。张作霖经常让部下陪他吃喝嫖赌，养以待用。张宗昌是个大赌徒，赌博时下注很大。一天，他把带来的１０万元钱全输光了。　　张作霖听说了这件事。于是，第二天，叫来昨天的赢家，到张作霖处打牌。大帅叫打牌，诸赢家受宠若惊。知道张作霖玩牌下注大，就带来很多钱。但打牌时，张作霖故意让张宗昌赢，让别人输。大家输到２０万，才停止牌局。张宗昌看在眼里，对此深为感动。张作霖知道大家输得冤枉，后来对他们说：“效坤乃是一条好汉，当代豪杰，是远道来做客的。你们将他所带的一吃而光，让他扫兴，置我的面子于何地？我不亮牌，就是要把你们的不义之财收回来。”这么一说，大家觉得有理。张作霖是个有心人，当人处境不利时，他常能给以援手。他深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这是张作霖的一大长处。消灭叛匪(2)　　眼下，张作霖就要动用张宗昌了。张作霖思忖，我的本兼各职已经被罢免，派出的人得是能听从我指挥的。而且，必须是同高士傧、卢永贵毫无瓜葛的人，以免临阵反叛。张作霖相中了张宗昌。他命令张宗昌到山海关外的天泰栈来。　　张宗昌见到张作霖，举手敬礼后，垂手伺立，恭敬地问道：“大帅叫我有什么吩咐？”　　张作霖微笑地说：“效坤，我现在已是败军之将不说，连我的差事也被徐世昌下令通通取消了，你知道吗？”　　张宗昌气愤地答道：“报告大帅，我不知道。别听他们那一套。北京政府那群狗娘养的，还不是东风硬随东风，西风硬随西风。吴佩孚叫他们卧倒，他们就不敢蹲着。大帅别灰心，咱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看有一天大帅胜利，咱们怎么收拾他们。”　　张作霖面对眼前恭敬站立的高大山东汉子，生出无限感慨：“锦上添花世上有，雪中送炭人间无。人与人之间，还不是墙倒众人推啊！”　　张宗昌立即表态道：“报告大帅！我张宗昌斗大的字也识不上一麻包，可是，我还懂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道理。虽然目前大帅走了背运，可是我张宗昌绝对效忠大帅到底。你老人家说吧，叫我跳火坑上刀山，只要大帅有命令，我张宗昌眉毛皱一下，也不是咱娘养的。”　　张作霖听了张宗昌这番感人肺腑的表白，也深深地被打动了。他听出了张宗昌的心音。经过了人生的大跌宕，张作霖深有感触，他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他决定把这个关系全局的大事交给张宗昌去办。于是，他向张宗昌下达了任务，叫他到吉林去剿除叛匪。　　张宗昌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就带着几名随员赶回奉天。张作霖又发给他二百多支别烈弹。这是一种打铅丸子的枪。经过短暂筹备，张宗昌率领他的一营宪兵，乘火车匆匆赶赴哈尔滨。其实，派张宗昌带这么少的兵去剿匪，纯粹是一招险棋，带有赌博的性质。　　张宗昌北上攻打高士傧的消息，传到高士傧处。高士傧决心据守吉林省五站一带，以逸待劳，准备打他个张宗昌措手不及。等到张宗昌率队开到五站与高士傧部对峙时，本来张宗昌处于劣势。但刚一交锋，出乎意料，形势突然发生逆转，张宗昌迅速获得了胜利。原来，卢永贵的红胡子队的中下级头目中，有许多过去都是张宗昌的患难同乡，不是掖县就是黄县人。他们当年和张宗昌在北满修筑中东路时一起当过工人，是在一个锅里搅过食吃的。听说对方是当年讲义气的张长腿带队，卢永贵的很多部下都投到张宗昌这边来了。这是卢永贵始料不及的。卢永贵只得败退到高士傧处。高士傧在张宗昌的猛攻下，独木难支，招架不住，节节败退。最后，６月３日，高士傧逃到中俄边界的珲春，他的部属乌营长倒戈，逮捕了高士傧和卢永贵。随后，他们两人成了张宗昌的俘虏。过了两天，张作霖下令，在珲春就地枪决了高士傧和卢永贵。　　此次大捷，挖掉了身后的一块毒疮，消除了后方的一个隐患。张宗昌深受张作霖赞许，对张宗昌高看一眼。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边防军第三旅旅长，并兼绥宁镇守使及中东铁路护路副司令。绥宁指绥芬河与东宁。同时，他还可以便宜行事，收编了高士傧和卢永贵的败兵，以及地方红胡子。一时，他的兵额大大超过编制。旅下辖三个团，团长一个是跟随他多年的暗杀陈其美的程国瑞，一个是北洋陆军大学毕业的许琨，一个是褚玉璞。　　第三旅军饷，由奉天省拨发。但奉天币折合银元八角，而吉林币折合奉天币只有六角。这样两次打折，军队欠亏太大。张宗昌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就在他的防区内种植鸦片烟，以解燃眉之急。土军阀是什么坏事都敢干的。　　张宗昌时来运转，还白拣了一支外国武装。１９２２年冬季，帝俄军队纷纷逃入中国境内。仅到五站的白卫军就有一万多人，枪马甚多。张宗昌在海参崴呆过，会说几句俄语。白卫军把他引为知己，请他收容，愿把军队交给他。他欣然接受。共计得到步枪八千多支，机关枪五十多挺，大炮十七门。不费吹灰之力，唾手而得大量武器，真是天助也！白卫军的最高首领还派米诺夫为他的顾问，指挥这支白俄军的司令是捏洽叶夫。张宗昌将一部分有技术的士兵组成工兵队，后来在铁路线上行驶的铁甲车，就是这部分人设制组成的①。据说，中国军队有铁甲车炮兵，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宗昌有了枪炮，有了洋兵，有了顾问，实力大增，就极力整编训练，成为他以后发迹的重要资本。从此，张作霖对他刮目相看，委以重任。张宗昌逐步升为奉军的大将之一。　　张作霖对张宗昌的使用，充分地表现了张作霖的用人观。　　后方的问题解决了，张作霖考虑的是直奉之战失败的教训，他想的是整军经武，以备再战。整军经武(1)　　７月１６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东三省同中央完全脱离关系，正式独立。张作霖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任副总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议。成立秘书、副官、军务、军需、军医、军法稽查等处，分管相关事宜。张作霖请书法家在他的纸扇上书写了“毋忘吴耻”四个大字，借以时时提醒自己，以报前仇。张作霖这类人，意志顽强，轻不言输。为了尽雪前耻，经总结教训，张作霖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　　首先，改组领导机构。张作霖设立了一个最高的整军经武的领导机构，名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该机构是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４日成立。委任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１９２５年，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改为东三省陆军训练处，人员相应作了更动。由张作霖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学良为副监。这次改动是为了加强张作霖父子的权力。陆军整理处下设两个处和若干科。两个处是，军学处，处长为陈瑛；工务处，处长为张宣。　　据曾任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何柱国将军回忆：“第一个重要机构是陆军整理处。这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整编以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决定。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①他又写道：“因此由张作霖自兼统监，下设副监多人，新旧两派都有，但实际负责的是副监姜登选、韩麟春和参谋长张学良。”这段回忆有点误差，但是可以看出新派实际掌握了改革的实权。姜登选、韩麟春和张学良都是新派人物，尤其是张学良更是新派的首脑。由于新派掌握了改革的实权，推进奉军的近代化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严肃整顿陆军。奉军存在新旧两派。何柱国将军写道：“我要谈谈奉军新旧两派的消长。旧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人们熟知的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众好汉。新派人物是杨宇霆起的头。杨是东北法库人，日本士官八期毕业，为人精明干练，勇于负责，从１９１８年继张作相为统帅部的总参议，始终得到张作霖的特殊信任。就是由杨宇霆先后吸引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戢翼翘、臧式毅、于国翰、熙洽、王树常、于珍、邢士廉等成了新派的骨干。后来张学良又以少帅的身份列入新派的首脑，并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新军主力三、八旅旅长。从此新派逐步抬头，逐步壮大，终于成为以后整个东北军的主体。”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张作霖原来依靠的完全是旧派。是什么原因促使张作霖开始决心重用新派呢？这主要的是直奉一战的教训。　　何柱国将军分析：“然而新派之所以能压倒旧派，也并不是偶然的。其中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１９２２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一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升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之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王升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　　接着他又写道：“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是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让步。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张作霖在实践中看到了新派的潜力，因此他决心重用新派。张作霖的头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　　整顿陆军的指导思想是依靠新派力量，裁汰为非作歹的胡匪及行伍出身的官佐。这已经成为张作霖的整军指导方针了。借着总结直奉战争各部的表现，严厉地惩处了违反军纪的军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惩处。　　在战争中，临阵退缩、贻误战机、焚劫掳掠者，一律枪决。有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第二十七师第一〇六团团长阎玉成，第十混成旅第一团团长许益三。枪毙了一个旅长和两个团长，震动很大。　　对指挥不力、能力不佳、犯有小过者，给予撤职处分。有奉省军队中的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第十混成旅第二团团长朱砚长，独立骑兵第一团团长朱益清；吉省军队中的第二混成旅旅长张九卿，第三混成旅旅长成明，第五混成旅旅长李庆禄，第六混成旅旅长高凤城，第七混成旅旅长李桂林；黑省军队中的第一混成旅旅长英顺，第二混成旅旅长张明九，第三混成旅旅长巴英额，第四混成旅旅长张海鹏，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瑞禄，骑兵第二旅旅长张魁武，炮兵独立团团长吉兴等①。这些受到处分的军官遍布东三省，计有１个师长，１３个旅长和３个团长。对他们的处分，也同样产生很大反响。　　当然，经过整顿，受到处分以后表现好的，又有重新得到任用的。如李桂林、李明九、巴英额等又当上了旅长。而吉兴反而由原来的团长被提升为旅长。整军经武(2)　　同时，对如冯德麟、张景惠、邹芬等重量级的旧派人物则调为保安司令部顾问，使其有职无权，养尊处优。　　对官佐的整顿如此，对士兵的整顿也如此。他们本着“兵在精而不在多”的精神，大量裁汰兵员。把老、弱、病、残、劣的士兵，都给资遣散还乡。立有战功的老弱士兵，照顾改充辎重兵或后勤兵。总计东三省的奉军共裁减６．９万人。奉军总数大大减少了，但战斗力却提高了。　　从以上举措不难看出，此次整顿力度很强，动作很大。虽然个别人有怨言，但总体上，整顿还是通行无阻的。其根本原因是有老帅张作霖的坚强支持。这个强而有力的后盾，保证了陆军整顿的顺利进行。这也说明张作霖对于新的形势，还是能够主动适应的。　　惩处裁汰的同时，奉军又大量引进新式军事人才。他们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仅在东三省招揽各种新式军事人才，还派人到关内的重镇京、津、沪、宁、汉等地，去广招各类新式军事人才。举凡航空、航海、炮术、军需、军医、兵工等人才，他们都给予高待遇、高礼遇，悉数请来，为我所用。他们很重视文凭，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各地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极力延揽。其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更是受到特别的重用。　　奉军还规定各部队采取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废除原来的推荐制。推荐制的人为因素很大，不利于军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对军官的培养，也有一套科学的作法。“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　　军校毕业生认为到奉军来有前途。“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独有奉军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何柱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到奉军来的。　　经过统一整编的奉军，统称东三省陆军。共有３个师，２７个混成旅和５个骑兵旅。每旅设３团，每团设３营，每营设３连，每连足额１５０人。整编后的奉军有１７万人，比直奉一战前减少很多。但军队的素质有很大提高，士气也非常旺盛。朝气蓬勃，面貌一新。　　第三，建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最早创办于１９０６年，即光绪三十二年。那时是奉天将军赵尔巽，为造就陆军初级军官而设立的。原名为奉天讲武堂，训练期为一年，只办一期。１９０７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时，将讲武堂扩大，改为东三省讲武堂，地点在小东边门外老龙口烧锅东侧。每期学期定为６个月。１９１０年革命军兴起，该堂即停办。１９１２年，巡防营改为陆军师，为整顿军队，又继续开办，办至第三期停办。曾在陆军第二十七师任旅长、团长的孙烈臣、汤玉麟、张作相等，都先后是该堂的毕业生。至１９１５年中日交涉起，复行停办。这是讲武堂的前身。但这两期讲武堂是短训班性质，而且都是采用旧式的军训方法。因此，影响不大。　　真正有全国影响的东北讲武堂是指张作霖于１９１８年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为了整顿东北军队，在１９１９年３月所成立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个讲武堂是奉军自办的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张作霖认识到，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赖于军事学校，有赖于军事教育。因此，他对独立开办军校，极为重视。解放前，中国有四大军官学校，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黄埔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是其中之一。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在１３年中共训练了１１期学员，学生八千九百余名。在东北军，上自最高统帅张学良，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的。　　现在着重说一说，直奉一战后，张作霖狠抓讲武堂训练的情况。这时适逢讲武堂的第四期。第四期是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召集的。因为直奉之战，奉军战败。为此，张作霖听从有益的意见，对讲武堂加强了管理，进行了改革。在组织体制、主要领导和学员招生等方面，均作了较大改变。堂长仍由张作霖自兼。在堂长下增设一名监督，由张学良兼任。并由中、日两个陆军大学毕业的福建人萧其煊以教育长的名义代张学良负责。将原来的９个区队改为３个中队，下辖１０个分队。取消总队长一职，增设步、骑、炮、工、辎各科，由资深的中队长兼任术科教官。学习时间明确规定一年。　　鉴于前三期学员全部是从部队抽调的在职团以下行伍出身的军官，文化程度较低，学习困难。在第四期学员的招生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张学良接受郭松龄的建议，在社会上招考了一部分中学生。同时，还从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第一期学员中，考选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学兵一百一十余名，连同从部队调训的在职行伍出身的军官３３５名。这样，学员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规定凡由社会上招收的中学生和由教导队考选的学生，毕业后须先到部队当３个月见习教官，然后才能任少尉军官①。整军经武(3)　　关于在军士教导队招生的情况，当年亲自参加报考的教导队军士张国威有一段形象真实的回忆：“总值官杨焕彩宣布说，本队附魏益三命令，接旅部（指二、六旅司令部）电话说郭旅长的指示，现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四期要开学了，由教导队学兵中有初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可报名应考第四期讲武堂为学员。有考试的学兵，可即日由各连报名。学兵们听到这个命令，真是从心眼里高兴。大家都说，讲武堂是培养陆军军官的学府，我们能考上，毕业后不就是陆军军官了吗！当时各连报考的学兵计有数百人。经郭旅长自己出题，自己批阅试卷，录取者只有五十多名。郭旅长又亲自点名后，进入讲武堂第四期受训。”②张国威就是经过这个考试而进入讲武堂的，毕业后当上了陆军军官。这个规定对军官军事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期干部的质量也比前三期好。各中队长和部分教官是聘请在保定陆军学校任教多年的军官，如杨正治、戴联玺、何柱国、毛福成等，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第四期毕业生的质量要好于往届。由于狠抓了军官的培养和训练，使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第五期举办的中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次战争，奉军官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这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印证了东北讲武堂的举办是成功的。　　第四，树立奉军典范。为了提高奉军整体素质，张作霖很重视在奉军中树立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的部队。郭松龄曾任东北讲武堂教官，深受当时在讲武堂当学生的张学良的爱戴和尊重。１９２０年，张学良毕业后，即调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１９２１年奉军扩编，张学良任奉军第三旅旅长，郭松龄任第八旅旅长。三、八旅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张学良放手由郭松龄统一负责，实际上郭松龄就统辖了两个旅。三、八旅在郭松龄的苦心训练下，成了两支劲旅①。在直奉第一次战争中，由于三、八旅的顽强作战，阻止了直军的追击。他们的顽强作风和抗击能力，给全军树立了榜样。但在杨柳青和山海关两个战役中，三、八旅损失很重。战后，东三省陆军统一军制，张作霖出于对长子张学良的信任和厚望，把三、八旅整编为二、六旅，仍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旅长。挑选精兵强将，调配新式枪械，充实两旅，使这两个旅成为奉军的模范旅。两旅的训练和管理，张学良仍然完全交给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尊崇备至。这两旅后来在直奉第二次战争中，确实表现突出，战功卓著。而他们本身的榜样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　　张作霖的整军经武除上面谈及的几点外，还有建立和扩大兵工厂，以及建立空军和海军等，下面将要谈到。扩兵工厂　　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张作霖处心积虑地扩建兵工厂。１９１９年春，张作霖偕参谋长乔焕章、实业厅长谈保隍亲自实地踏勘。决定奉天东塔以东八百余亩归航空处及飞机场占有；东塔以东约一千八百余亩为兵工厂基址。在该处建立了东三省兵工厂。　　兵工厂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时期：１９１９年８月至１９２４年，为初建期；１９２４年后为扩建期。１９１９年秋，派原奉天省军械厂厂长陶治平负责建厂筹备工作。陶治平于１９２１年首先建成了无烟药厂、枪弹厂和枪厂等三个工厂。因此，陶治平被委为兵工厂总办。１９２３年陶治平去职，由韩麟春继任。１９２４年韩麟春转任他职，遗缺由督军署总参议杨宇霆兼任，改称督办。从此，兵工厂进入了大规模发展时期。１９２９年杨宇霆被杀，由臧式毅接任。不久，臧式毅调任辽宁省主席。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兵工厂被日军占领。　　１９２３年增设了炮弹厂。１９２４年后，杨宇霆又大力扩建了炮厂、火具厂、铸造厂、制酸厂、木工所，达到了建厂的最高峰。计有８厂、４处，以及统计委员会、兵工学校、兵工医院等１７个单位。到九一八事变前，全厂职员由一百余人，增加到一千余人；工人由３００人，增加到２万人，最多时达到２．５万人。　　对兵工厂的扩建，张作霖给予大力支持。杨宇霆由于兼任督军署总参议，有很大的决策权。兵工厂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花钱多少，在所不计。　　建厂初期，人才匮乏。张作霖命令大胆聘请外籍技术专家。聘请的外国专家有日本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和瑞典人等，他们都得到了重用，担任顾问、技师或技士等职。他们主要负责安装各种机器、设计制造机器配件和工具模板，以及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指导等，起了很大作用。　　张作霖对所用的人十分信任，有一次，他直接约见药厂负责人叶禾和枪弹厂负责人吴伯琴。他们二人不知何事，结果是当面鼓励他们好好干，并当场开给他们二人各５万元的支票。张作霖用人就是这样，不惜花钱。　　此外，为了培养自己的兵工人才，设立了兵工学校。学员分为初中、高中、专门三部，采三三制。初中毕业后，派到厂里任三等技手，服务３年。高中毕业，派厂为练习生，可升一等技手。专门部毕业等于大学毕业，任一等技手或技士。这个制度，有利于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以后，虽然外籍专家有所减少，但由于中国技术人才的成长，兵工厂未受任何影响，反而有所进步。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兵工厂发展很快，全厂装备大小机器约计在万台以上，可谓应有尽有，品种齐全①。此时该厂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兵工厂之一。　　由于投入巨大、经营得法，军工生产制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枪弹厂的生产能力，大概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１９２０年４月至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六五、七九步枪弹由日产１万发，扩充到１０万发。第二期１９２４年日产１５万发。第三期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止，日产３０万发。第二期比第一期年产３００万发，增长１５倍。第三期年产９０００万发，多时达到１亿粒，比第一期增长３０倍。其他各厂也都有较大发展。每年生产的大炮１５０门，炮弹二十余万发。步枪六万余支，枪弹１亿粒，轻重机枪１０００挺。　　东三省兵工厂的扩建和发展，为张作霖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打下了军事物质基础。当然，这是大军阀不顾人民死活，采取穷兵黩武政策的体现。帅府试炮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后，张作霖在扩建兵工厂的同时，对迫击炮情有独钟。他下令从俄国购进了一批迫击炮，就是通常所说的六〇炮。这种炮小巧玲珑，操作简便，运输容易，几个人抬起来就走。它具有曲射和直射两种性能。这种迫击炮极适合近距离的攻坚战，既可以直接轰击掩体，杀伤目标；也可以跨越掩蔽物，攻击其后边的目标。　　但因为刚刚购进，对这种迫击炮的性能和威力，都不了解。张作霖决定试放一下。试放地点选择了帅府影壁墙南边的荷花池，以此为发射地，往南对着相距不足百米的城墙上打。在荷花池附近，放置了十多门迫击炮，调好了高度，计算了距离。每门炮前都站着５名炮兵，分管装弹，运弹，发射。演习场周围站满了人。　　张作霖在炮兵旅齐旅长的陪同下，来到演习现场。参加观看的有奉天督军署的军政要员，如杨宇霆、吴俊升、张作相、郭松龄、王永江、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以及各师、旅长，足有二百多人。大帅府里的夫人、少奶奶、小姐、少爷、佣人和督军署的军官，都来看热闹。　　齐旅长看看各个方面已经准备就绪，就径直来到张作霖面前请示演习是否可以开始。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准备好了，就开始吧！”齐旅长刚要下令，只见少奶奶于凤至跑到张学良身边，焦急地问道：“汉卿，这演习的事，南门脸的老百姓和店铺知道吗？”张学良一听，遭了，怎么把这事忘了呢！他赶紧叫住齐旅长，然后快步走到张作霖跟前，说明了情况。　　张作霖反问道：“这些小炮有那么大响动吗？”张学良说：“不过还是通知一下好，以免吓着老百姓，造成混乱。”张作霖感到言之有理，就点头道：“那就快去通知一下吧！”过了一会儿，差官通知完了，这边下令开始演习。　　话音刚落，这十多门迫击炮同时开火，山摇地动，震耳欲聋。刹那间，尘土飞扬，烟雾蒸腾，人们哗然。城墙上，碎砖横飞，浓烟四起。这一下可乱了套了。大、小南门一带的老百姓和店铺、商号，虽然知道演习迫击炮，可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动静。而街上的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没命地乱跑，撞倒了摊床，踩坏了商品。　　卫队把情况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赶忙下令停止：“不成，不成！不要演习了，快停止，快停止！”张作霖回到帅府上房，对张学良说：“真没想到这小小的迫击炮有这么大的劲，让老百姓受惊了。快下去看看伤人没有，损失、毁坏的东西，咱们如数赔偿。”①后来，都如数作了赔偿。　　经过这次演习，张作霖才知道迫击炮的威力，因此，他下令建立奉天迫击炮厂。说办就办。１９２２年，张作霖重金聘请英国人沙敦主持建立了奉天迫击炮厂。该厂生产迫击炮、迫击炮弹及其附属品。１９２２年开始生产迫击炮和迫击炮弹，比上海和汉阳兵工厂早一二年，造出的炮是英国斯托克斯式的。它构造简单，操作容易，运作方便，适合在各种地形上作战。　　１９２２年生产的称为１１年式，１９２４年生产的称为１３年式，１９２６年生产的称为１６年式。新式性能良好，射程远，威力大。每门炮还随带炮车１辆，弹药车１辆，每辆弹药车可载１０发炮弹。炮车和弹药车使用方便，节省人力①。在正常情况下，每月可制造迫击炮８０门，炮弹４万发。　　由于迫击炮的大量生产，使奉军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当然，迫击炮厂的建立，投入的都是民脂民膏。在沙敦任厂长时期，每年的经费预算约为７８万元。在他的后任李宜春厂长时期，每年的经费达到１３０万元。建立空军(1)　　为了提高奉军立体作战的能力，张作霖把目光指向了空军。他深知，在现代战争中，陆军没有空军的支持，是很难取胜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在战斗中低空对地扫射和投弹轰炸，所起到的歼灭敌人和扰乱军心的巨大作用，给张作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直军有几架飞机压迫西线张景惠部，低飞抛弹，狂轰滥炸，使奉军西线顷刻土崩瓦解。这给奉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这个惨痛教训，使张作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海军。　　中国开始建立空军是在１９１２年前后。北洋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在留法回国的航空员姚锡九的建议下，向英国购买了一批飞机。１９１７年使用这批飞机，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军的战斗，空袭过复辟军占领的北京，轰炸过紫禁城。１９２０年，直皖战后，因为奉系派兵支持了直系，张作霖分得战败了的皖系段祺瑞的一批飞机。这是张作霖梦寐以求的。这批飞机有旅客运输机４架，侦察教练机４架。同时，跟来航空人员姚锡九和王立序等专家。后来，张学良又从大沽造船厂等地调来技工赵鸿起等２２人。有了这些，就为建立东北航空军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１９２１年１月，张作霖下令设置东三省航空处，并派其参谋长乔赓云为处长，赵延绪、章斌为正副主任。此外，还委派了副官、军需官、军医官、书记官、工厂管理员、技工、班长等若干干部，分别掌握航空处各项事务。在沈阳东塔农业实验场旷地修建飞机场，又建厂房，盖仓库，造宿舍，筑办公室。以章斌、庄以临等为飞行骨干，以孔家桂、赵鸿起等为机械士，组建航空队。这样，就有了东北航空军的雏形。　　１９２２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利。据认为，“此次战败原因之一是直系的空军占了优势”①。在西线，直军利用其航空优势，派飞机在长辛店投掷重磅炸弹，奉军招架不住。奉军前敌总指挥张景惠首先退却，引起奉军全线崩溃。这次惨败，对张作霖是刻骨铭心的。张作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自己的空军的必要性。这一次中国最早使用飞机作战奉军失败的情景，是张作霖永生难忘的。　　为此，１９２３年９月，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以加快东北航空军的建设步伐。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在１９２３年间学习了航空驾驶，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技术。他很喜爱飞行，航空员都很钦佩他②。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取得了胜利，东北空军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张作霖感到东北空军要加以整编，扩充实力。为此，张学良进行了机构改革。于１９２５年将东三省航空处改组为东北航空处，设立总务、机械两处，分掌事务和机务。以高纪毅为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同年３月，附设航空学校，由张学良兼任校长。教官有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等，还有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十余人。至此，东北的航空军包括多架飞机、正规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机械人员，以及训练机构等，才粗具规模。　　对航空员的培养，张作霖煞费苦心。第一批自己培养的航空员，基本不合格。第二批从陆军中选送到法国留学的１２名航空员，也不理想。接受这两次教训，第三次选派留学的航空员就非常严格了。１９２５年，张学良在东北军官训练班的一千余名学员中，亲自挑选了２８名学员。他们的特点是，品德好，年龄小，体格壮。一般是２０岁左右，最小的仅１７岁。这次送往法国留学的共３５名。除２８名学飞行的航空员外，还有学习其他学科的。　　２８名航空员到法国后，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了对身体条件要求更加严格的巴黎的毛兰纳航空学校，共１８名；另一部分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龙特航空学校，共１０名。毛兰纳航空学校的教授方法是最优秀的，使用的教练机也是最新式的。教练机是毛兰纳工厂自己制造的。学习的科目有：机械、驾驶、实习、法文等。高龙特航空学校的学习科目有：机械、战斗、轰炸、无线电联系等。学习时间都是８个月。毕业后，两部分学员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有初级驾驶人员资格。１９２６年秋，两部分学员都转入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训练，学习驾驶和战斗。结业后又转道里昂的法国正规航空军三十五团，参加实际战斗见习。实习的项目有：轰炸、投弹、瞄准、扫射、空中战斗、无线电联系等。还参观了欧战的遗迹。１９２７年初，结束全部训练项目，启程回国①。　　这批留学生受到张学良的高度重视。在学习期间，就把他们的军衔由准尉提升为中尉。回国后，很快提为少校或中校。对他们在阶级、工资、生活各个方面，都给予满足。他们在奉军的航空事业上也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东北空军飞机的来源有三条途径。一是从军阀手中缴获的。１９２１年缴获段祺瑞的８架，１９２６年缴获吴佩孚的２架，１９２７年缴获冯玉祥的３架，１９２８年从飞豹队山东带回１０架。计有２３架。二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张学良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很快，他不惜花费巨资从这些国家购买新式飞机。１９２５年从法国购买十余架，每架１０万元。１９２９年从法国又购买２６架。同年，又从日本，花１２０万元，购买４架。１９３０年又从捷克购买４０架。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共购买八十余架。三是接受西方国家赠予的。１９２９年美国赠送１架。同年，法国赠送１架。综合以上三个来源，东北空军约有飞机一百余架。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累计约有“２５０架至３００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建立空军(2)　　东北空军的组织机构有一个变化的过程。１９２５年，东北航空处已经拥有六十多名飞行员，五十多架飞机。遂正式建立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等５个航空兵队。张学良自兼飞鹏队长。飞豹队成立不久，即调山东归张宗昌指挥。１９２５年秋，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由张学良兼司令，冯英为参谋长。中间又经过几度变迁，曾改为东北空军大队。１９３０年，又把大队改为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任司令。这是一支拥有现代技术装备和具有坚强战斗力量的空军劲旅。东北空军在张作霖问鼎中原的战争中，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充分发挥了飞机的作用。建立海军(1)　　张作霖决心建立东北海军是有原因的。１９２２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吴佩孚乘温树德海军少将的旗舰“海圻”号，巡视秦皇岛、葫芦岛一带，并策应山海关的直系陆军，在葫芦岛发炮一百余发，对奉军造成威胁。５月，奉军失败。在奉军退出山海关时，遭到依附直系的“海筹”、“海容”等军舰从秦皇岛海面大炮的轰击，部队损失较大。甚至白天不敢行动，夜车不敢开灯。张作霖的座车也险被击中。张作霖深感没有海军不能控制海面的痛苦，遂决心建立东北海军。　　东北海军的创始人是沈鸿烈。沈鸿烈，字成章，湖北天门人，１８８２年生。１９０６年，入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１年毕业回国。武昌起义爆发，沈鸿烈奉命为海军宣慰使，策动长江上下游海军反正。１９１２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军机处参谋。次年，任北京政府参谋本部上校科长，主管海防。１９１６年，被派赴欧洲观战团海军武官。１９１８年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海军教官。１９２０年任吉黑江防司令公署中校参谋。１９２２年，张作霖任命他为镇威上将军公署航警少将处长。　　原来，在清朝末年，他在湖北新军充当文书，由两湖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当时中国海军大权掌握在闽系手中，舰上服役也全是福建人。非闽系的赴日本留学的海军军官就不能在舰上服役，只能在北京海军部候补。以后也只是任参谋等文职人员，没有更好的出路。沈鸿烈不甘寂寞，他谋到吉黑江防司令公署中校参谋的差事，是难得的机遇。　　适逢奉军战败退回关外，张作霖自称东三省保安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决心加强海防。沈鸿烈便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具体建议，受到张作霖的赏识，竟被采纳。沈鸿烈把家眷接来东北，在法库买地落户，表示决心跟随张作霖。再加上他的丰富的海军阅历和深湛的海军知识，因而，受到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便任命其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八大处之一的航警处少将处长。沈鸿烈原来只是中校参谋，破格提升为少将处长，这在海军军官中还是空前的。后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改为镇威上将军公署。　　此后，沈鸿烈便放眼全国，大力招揽人才，把他昔日不得志的同学，尽量吸收到东北来。如凌霄、方念祖、谢刚哲等二十余往日的同学，都是先后投奔他来到东北的。有了这些海军人才，沈鸿烈便沉下心来，创建东北海军。　　首先，建立东三省航警学校。该校最初叫葫芦岛航警学校，校址设在奉天省锦西葫芦岛炮台山右侧的八号洋楼。后来改名为东北航警学校、东北海军学校等。当时的校长是海军上校凌霄，教育长是海军中校方念祖，佐理官是海军中校陈华森，学监是海军少校戴修鉴。以下设有兵学教官，分任航海、船艺、枪炮、鱼雷、轮机、气象、海洋，以及海战术，炮战术等科；另有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教官。　　学校初设军官班和学兵班两种。学生队有队长、班长，学兵队也有队长。在１９２１年冬，先招考海军学兵队、水兵队和轮机兵队，各２００名。１９２３年春，在沈阳招考航海将校学生班。报名学历限定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报名者不多，约有五百人，录取４０人。又为浙江督军卢永祥代培７名。　　这一期入学共为４７名。１９２３年４月１日，正式开学。１９２６年９月毕业，真正训练出来的在海防舰队服役的只有２７名。这是东北海军学校培养的第一期海军军官。第二期招考３８名，毕业的只有３３名。两期毕业在海防舰队服役的只有６０名。　　但是，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国海军的东北系，同以正统自居的闽系海军，形成北南对峙的格局。东北海军在中国海军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学兵班共办了６期，培养了海军士兵１０９０名。这所海军学校的创办，为东北海军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必要的人才准备。这也是张作霖命令沈鸿烈创办该校的初衷。　　其次，筹建东北海军舰队。当时东北自己没有军舰，向外国购买也不容易，只得着手改造商船。向烟台政纪轮船公司购买２５００吨级的商船１艘，改造后命名为“镇海”军舰；向日本购买２５００吨级的废商船１艘，改造后命名为“威海”军舰。又征召中央海军烟台海军学校的８年制毕业生，来东北海军服役，共招来三十余人。他们都上了军舰，解决了舰队基层军官不足的难题。１９２３年，“镇海”军舰正式成军，第一任舰长为海军上校凌霄，副长为海军少校盛建勋，轮机长为海军少校张振舣。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沈鸿烈向张作霖所作的“海防无虞”的保证，得以实现。从此，张作霖对东北海军的建设更加支持。不久，“威海”军舰也继续成军。又将在塘沽接收的１０００吨级的俄国破冰船命名为“定海”军舰。还购入了３００吨级的日本旧鱼雷艇，命名为“飞鹏”军舰。至此，东北海军舰队就以“镇海”、“威海”、“定海”、“飞鹏”４舰组成。凌霄任代将舰队长。代将是东北海军军衔，介于上校和少将之间。方念祖任“镇海”舰长，宋式善任“威海”舰长，冯涛任“定海”舰长，谢渭清任“飞鹏”舰长。沈鸿烈升任中将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北海军拥有江防、海防两支舰队，以及一所海军学校。但东北海军的实力还很弱，没有一艘真正的军舰。建立海军(2)　　第三，巧妙接收渤海舰队。东北海军成立后，面对的劲敌就是渤海舰队。渤海舰队拥有３艘巡洋舰、２艘炮舰、１艘鱼雷艇，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正式舰队。东北海军根本不能望其项背。和平地接收渤海舰队，是沈鸿烈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是，直奉二战后，直系失败，归直系管辖的渤海舰队陷入困境。连饷银都发不出来，欠饷达３个月之久。太阿倒持，军令废弛。军官聚赌，士兵放假，军舰失修。舰底的蚌壳附着物厚达一尺多，舰速大大降低。官兵士气消沉，感到前途无望。这给接收渤海舰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该舰队中的大型巡洋舰“海圻”号，必须修理，否则就废弃了。当时，北方除旅顺口外，没有可以停放“海圻”军舰的大型船坞。无法，只得于１９２７年到旅顺口来修理。恰巧同时在该船坞修理的还有东北舰队的“镇海”军舰。两舰隔坞相望，新旧对比鲜明。“镇海”军舰，生机勃勃；“海圻”军舰，死气沉沉。因此，“海圻”军舰的官兵人心思动，都在向往归附东北海军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军舰修好，刚出旅顺口之际，就通电全国归附东北，全舰官兵欢呼雀跃。在上校舰长袁方乔、协长张衍学和航海大副曹蓝亭的率领下，“海圻”军舰奉命驶向长山列岛，并以此为根据地，长期驻泊。张作霖异常兴奋，下令悉数补发官兵３个月的薪饷，袁方乔升为代将舰队长。要说明的是，该舰绝大部分官兵都是山东人。他们一直受到闽系海军的排挤，同东北海军反而很亲密。这也是他们归附东北海军的心理基础。　　“海圻”军舰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巡洋舰。它是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战争后４年，从英国购买的。辛亥革命前，曾代表中国海军，远渡重洋，赴英国伦敦庆贺英皇加冕典礼。之后，又应华侨的要求访问了美洲，辛亥革命后才回国。“海圻”被称为“海上王”，其航行速度和武器装备，都是世界一流的。因此，“海圻”军舰归附东北，东北海军如虎添翼，壮大了东北海军的实力，鼓舞了东北海军的士气。据说，南京政府的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曾问到他的部下：“如果东北海军南下，你们作何打算？”部下畏葸地答道：“最好不遇见。”可见，此时的东北海军已经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驻泊港湾，即可先声夺人。　　“海圻”军舰的归附，只是一条军舰的问题，要害是必须尽快接收整个渤海舰队。“海圻”军舰的归附，为接收整个渤海舰队排除了最大的障碍。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陆战失败了。奉系的势力已经延伸至直、鲁、苏、豫、皖５省。但属于直系的渤海舰队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当务之急。渤海舰队龟缩在青岛海湾，不主动投降。　　沈鸿烈采取了强行改编渤海舰队的计策。他策略地拥戴山东督军张宗昌为东北海军总司令，自居海军副司令，下辖两个舰队。第一舰队由原来的东北海防舰队及“海圻”、“江利”两舰组成，舰队长为袁方乔少将，驻泊长山岛；第二舰队由渤海舰队组成，舰队长为凌霄少将，驻泊青岛。依据命令，凌霄只带一两个幕僚就到渤海舰队的“肇和”军舰升起少将旗接任。但夜间凌霄就被该舰军官软禁，限制自由。同时，渤海舰队的“海琛”军舰，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私自夜间行动，到青岛海湾后海集中，并禁止东北舰队的“镇海”军舰驶离码头。海面戒严，前后海不通，一时形势十分紧张。　　沈鸿烈忙中不乱，急中生智，速去济南向张宗昌求救。拥有海军总司令头衔的山东督军张宗昌急赴青岛。在沈鸿烈的策划下，把东北葫芦岛航警学校的海军学生和学兵假扮成陆军，暂充张宗昌的卫队。张宗昌在沈鸿烈的陪同下，率领卫队，登上“肇和”军舰，立即集合官兵讲话。当全舰官兵集合到甲板上时，张宗昌的卫队就迅速地占领了该舰的枪炮位和火药库等要害部位。张宗昌粗中有细，他知道处理突发事件，必须迅速果断，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因此，大字不识几个的张宗昌讲话直截了当。他严厉地问：“我是总司令，你们服从我不？”官兵不知所以地齐声回答：“服从。”张宗昌立刻直接下令：“既然服从，我命令你们马上集合到岸上去听候改编。”就这样，三下五除二，不费一枪一弹，渤海舰队被和平地接收了。　　原来的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被调任军事部海军署长。张宗昌委任部将毕庶澄为舰队司令。后来，毕庶澄转任上海护军使，他打算把舰队带到南方去，不料消息泄露，为免除后患，张宗昌就把他枪毙了。又任命扬州人吴志馨海军少将为舰队司令。１９２８年，张宗昌以吴志馨与北伐军秘密勾结为由，将吴扣押在济南，４月，张宗昌从济南撤退时，把吴也枪毙了。就这样，沈鸿烈依靠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强大后盾，巧妙地接收了渤海舰队。　　第四，东北海军的全盛时期。接收渤海舰队后，东北海军进入了全盛时期。沈鸿烈任海军中将司令，直辖江防舰队。海防拥有两支舰队：第一舰队辖有“海圻”、“海琛”、“镇海”、“威海”、“同安”等军舰，以海军少将凌霄为舰队长，驻泊青岛；第二舰队辖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军舰，以袁方乔为舰队长，驻泊长山岛。陆上机关有海军学校、陆战队、造船所、海军航空队、海军医院等。这样，东北海军就与福建海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①。建立海军(3)　　１９２７年６月，张作霖命令设立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张作霖兼总司令，沈鸿烈任海军上将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　　东北海军的全盛时期，拥有大小舰只２１艘，约有３．２２万吨，舰队官兵约３３００人。当时全国海军舰只只有４．２万吨，官兵约有５４００人。东北海军在全国海军中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东北海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起到了牵制敌人的重要作用。　　张作霖重视东北海军的建设，不进行直接干预，放手让沈鸿烈去干，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张作霖用人策略的一个成功之处。筹建大学(1)(图)1917年任直隶督军时期的曹锟　　张作霖本人文化不高，他自认为是一个缺憾。他知道，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人才不行。而人才来自于教育。因此，他很重视教育。在教育上，他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校舍，网罗人才，聘请名师。　　原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宁恩承写道：“张作霖出身行伍，在绿林生活四年，认识字不多，属于粗人。然而他深知教育的重要。他以为国家的兴衰决定于人民的智力。”①　　张作霖曾说道：“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且，也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现在救急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②这段谈话是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５日，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　　在东北建立综合性大学，最早提出的是奉天省议会。１９１６年１０月，议员郑英澜提出《整顿学务以储人才建议案》，其中有一条建议，即是“故拟联合吉、黑二省，并设东三省高师及大学”。这是建立东北大学的最初动议。后来，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议员李树滋再次提出创办大学的建议，他提议“每省均设一处大学”。此后，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多次建议张作霖“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教育厅长谢荫昌也积极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认为：“东西洋文明各国，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　　对于这些创办东北大学的主张，张作霖欣然采纳。并准备开始启动，就在这时，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了。东北大学的创办事宜只得暂时搁置。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便狠抓东北大学的创办。张作霖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同这个国家大学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大学多的国家必然是强国。于是，决心创办东北大学。张作霖命令奉天省长王永江主持其事。１９２２年８月，在省长公署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请教育界名流李树滋、范先炬、佟兆元、林成秀、关海清、谢荫昌、王镜寰、恩格、吴家象、汪兆璠、王之吉为筹备委员。１２月２日，省长公署发布委任令，令莫贵恒筹备理工科，汪兆璠筹备文法科，吴家象筹备干事科。东北大学筹建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１９２３年１月５日，省长公署批准，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建理工科，以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建文法科。拟定《东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立６科，即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商科，法科。每科又设若干系。后来这些学科发展为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后来成立的农学院等。东北大学的经费来源基本是奉天省，占九成，另一成出自黑龙江省。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６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以此日为建校纪念日。　　为了解决校舍问题，王永江绞尽脑汁。他看中了沈阳昭陵东南的一块５００亩地，拨款买下，但其中有３００亩是清皇室的陵地，不得随意动用。王永江特地去函，请醇亲王相助，得到同意，才开始动工。１９２３年５月开工，１９２５年竣工，理工两科迁入新校舍。当时，东北大学是南北分校，有诸多不便。张学良动议，将北陵南侧的空地扩建为新校舍。　　在建校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资金不足。王永江多方筹措。除奉天省长公署拨款外，张学良个人慷慨解囊，出资奉洋１５０万元，以解燃眉之急。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６００万元。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每年人均为奉洋８００元。仅１９２９年度，就投入经费１３３万元。经费的投入在全国５８所大学中占第四位。功夫不负有心人。１９２９年，一所规模可观、设备齐全、建筑新颖的现代化的高等学府便建成了。　　１９２３年，首任校长是奉天省长王永江兼任。１９２７年３月７日，王永江辞去奉天省长一职，东北大学校长职务自然解除。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兼任。刘校长派冯广民为总务长，主持日常校务工作。１９２８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兼任校长，以刘凤竹为副校长，具体承办校务。１９３０年改副校长为秘书长，由宁恩承任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王卓然接任。　　东北大学非常重视师资的质量。一所大学质量的优劣，关键在师资。这是东北大学历届校长的共识。因此，他们把视野扩大到全国，不惜重金聘请一流学者到校任教。教师的待遇是很高的，在全国首屈一指。以教授为例，预科教授月薪最高为２６０现大洋，最低为１５０现大洋；本科教授月薪最高为３００现大洋，最低为１８０现大洋。后来教授的月薪提高到３６０现大洋。著名学者月薪更高，文法专家章士钊的月薪高达８００现大洋①。当时，南开大学教授是２４０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３００元，还常常欠薪。此外，校方还专门为教授修建了宿舍区，所建皆为新式高等洋房。　　由于对教师重金聘请、大礼相邀，因此许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如曾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著名学者梁漱溟，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学者林徽因，俄文学者曹靖华，清华校长刘仙洲等。筹建大学(2)　　东北大学在管理上吸取了国内外先进的方法。对学生采用了具有约束力的学分制，这是当时大学管理学生的好办法。优胜劣汰，要求严格。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奖励制度，鼓励学生努力向学。其中公费留学制，很有激励作用。该制度规定，凡应届毕业生考试第一名者即公派英、美、德留学。　　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盛况空前。首届毕业生中，就有８位第一名被派往国外留学。这对后学者很具刺激性。东北大学为东北各个方面输送了许多高层次人才。３０年代是东北大学的鼎盛时期。学生３０００人，教授３００人，经费每年１６０万元。校园大于沈阳旧城，巍然壮观。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东北大学流亡关内，走向衰落。现在东北大学又恢复了，张学良曾任名誉校长。　　张作霖重视教育，积极支持兴办东北大学，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高级人才。这对他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帮助很大。张学良时期，对东北大学更为关注，出谋、出力、出资，使东北大学一度成为中国大学之最。由于张作霖一心一意地整军经武，并专心致志地培养人才，只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奉军面貌就有很大改观，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劲旅。整理财政　　张作霖对东三省的财政问题，十分关注。张作霖以前的东三省各届掌权者，虽然也整理财政，但收效各有不同。１９０５年赵尔巽继增祺之后，任盛京将军，着意整理财政。开始设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纸币。因其措施得当，为人清廉，在任两年，使奉天省的财政大有改观。　　１９０７年４月，赵尔巽调入中央，徐世昌任奉天省总督之时，省金库贮藏现金达六百余万两。徐世昌当政以后，滥设官厅，增添冗员，贪污中饱，贿赂公行，将库存积蓄挥霍一空。１９０９年４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他采取了节约经费、裁汰冗员等措施，但入不敷出，年欠３６０余万两。锡良乏术，辞职而去。１９１１年６月，赵尔巽任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省库空空如也。以后奉天省都督张锡銮、段芝贵对财政亏空，也毫无办法。　　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将军兼巡阅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实权。６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军政首脑改变称呼。张作霖遂改称奉天督军兼省长。当时奉天省的财政金融面临崩溃的边缘。除欠外债一千余万元外，每年尚亏累二百余万元。起初，张作霖任用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但他也回天乏术，亏欠继续增加，任职一年后即去职。　　１９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张作霖任命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永江为财政厅长。第二年，又让王永江兼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这才使奉天省的财政金融走上正轨。当时，张作霖曾对王永江不解地问道：“东北这么大，为什么穷得没钱花？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在哪？”王永江犹豫地答道：“我接财政厅长可以，只要巡阅使信任我，二三年内。便可自给自足，外债亦可还清。但怕有人说闲话。”张作霖果断地说：“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给王永江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王永江要的就是这句话。　　王永江长期在基层，了解官吏贪污腐败的内幕，也懂得应该如何加以治理。这次得到上方宝剑，他便大动干戈了。　　首先，撤换贪官污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知事和税捐局长逐一考察，凡是贪官污吏的，都一律加以撤换。情节严重者，还绳之以法。杀一儆百，人人自危。这就严厉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为整顿税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推行几项政策。大体是：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变为官营；官有企业，经营不善者，尽快卖给民营。这几项措施的实行，做到了开源节流。　　第三，大力整顿税收。调整税收人员，厘定税收项目，清丈土地面积，定出税收额度，确立赏罚章程。定职定责，赏罚分明，调动了各级税收人员的积极性。各地的实际税收定额，是以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和生产状况来制定的。对贪污偷漏者，按章严惩。因此，清丈土地人员，不敢徇私舞弊，工作认真负责。　　被清丈的民户，牵涉实际利益，过去瞒报的地亩数，这次被查出，都满腹牢骚。王永江，字岷源。人们谐音骂他为“万民怨”。清丈局局长曾有翼，字子敬。人们也谐音骂他“整之净”①。王永江顶住压力，坚决推行他的政策。　　由于措施得力，经三年多的努力，终获成效。１９２０年末，除还清４０００万元外债，省库尚存１１００万元的结余金。本来张作霖应该利用丰盈的财源，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这时，他的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欲问鼎中原。于是，在１９２２年４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退回关内。　　对于王永江整顿奉天省财政，史学家金毓黻评论道：“永江不然，其理财上法刘宴，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税收倍于树翰时，作霖为之大乐，而侈心亦因之日增。不数年，听杨雨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永江谏之不肯听。”②这个记叙是准确的，评价是中肯的。　　虽然张作霖在政治上失掉了热河、察哈尔二特区，但在经济上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东北宣布独立，截留了东三省的盐税收入和奉榆铁路的运费收入。这样，奉天省的收入反而有很大的增长。１９２３年奉天省的税收总额高达三千余万元，扣除支出，当年的盈余约有八百二十万元③。王永江的意见是，利用这些充沛的资金，兴办实业、教育、交通、城建、屯垦等大事，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以固根本，而图发展。张作霖听不进这个有益的谏言，图谋全国的野心再度膨胀，于１９２４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的财政状况就每况愈下了。曹锟贿选(1)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取得胜利后，吴佩孚声名鹊起，几成袁世凯、段祺瑞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三人。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吴佩孚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暴露。曹锟和吴佩孚等直系军阀梦想攫取全国最高领导权。为此，吴佩孚走了几招棋。　　吴佩孚的第一招棋是主张召开“国民大会”。１９２０年８月１日，他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利用这种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国会。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由他们直系来执政。但这一招棋没有走通。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干预，也因为张作霖等北方军阀的坚决反对，还因为直系军阀内部意见的相互龃龉，使得这一计划失败流产。　　吴佩孚的第二招棋是祭起“武力统一”的旧旗。本来他曾经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口号，但是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联省自治”的论调，他现在反而拣起了被他践踏了的“武力统一”的这个口号。　　“联省自治”的口号，其来有自。１９２０年７月，谭延闿首先通电在湖南实行“自治”。梁启超紧随其后，前进一步，提出“联省自治”的口号。其意是说，各省有权自定宪法，有权根据自定的宪法组成本省政府，治理本省。自治各省派出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这样，中国就变成了美国、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国家。这是帮闲文人梁启超站在各省军阀立场上发表的见解。但却坚决地抵制了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的口号。此计不成，吴佩孚又走了下一步棋。　　吴佩孚的第三招棋是极力提倡“法统重光”。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虽然取胜了，但直系权力所及也只有十几个省，大体是直、豫、鄂、苏、皖、赣、闽等７省控制较严，而鲁、晋、陕、甘、湘、热、察、绥等８省也可操纵。其余地区直系还没有控制。国民党、皖系、奉系、西南军阀和“联省自治”派等，都反对吴佩孚的“国民大会”和“武力统一”。为此，吴佩孚接受一些政客的建议，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其内容是，重新召集民国六年的旧国会，请出原来的总统黎元洪，让他再登原位。当然，黎元洪也只是一个过渡的傀儡总统。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计策。既然“法统重光”，广东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孙中山自然必须退位；既然“法统重光”，黎元洪就得复位，徐世昌就得自动退位了。吴佩孚很是欣赏这个谋略，便坚决实行之。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０日，吴佩孚从天津来到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局势。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会议。这个保定会议是贯彻吴佩孚“法统重光”主张的会议。但会议一开始，参加者不知道吴佩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曹锟左右的依附者，以为现在是直系的天下，一切由我们说了算，谁敢反抗？便赤裸裸地提出，赶走总统徐世昌，把曹锟黄袍加身，直接拥戴为总统。但这个说法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他便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和好处。与会者终于明白了吴佩孚欺蒙人民、曲线扶曹的真正用意，感到这确实是一石二鸟之妙策，再加上吴佩孚当时的地位，便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保定会议是直系高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会议。　　５月１４日，吴佩孚密电北方直系军阀，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是向他们灌输“法统重光”的主张，以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相互唱和，造成“法统重光”的主张是来自于民意的假象。这是当时军阀贯彻自己主张的通常作法。当天，苏、鲁、鄂等三省军阀就密电表示坚决拥护吴佩孚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公开提出，吴佩孚则相中了孙传芳。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日，吴佩孚唆使直系色彩稍差的孙传芳等人联衔通电，首先提出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总统复职，并补选副总统。电文称：“南北统一之分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宿，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开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指南方孙中山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①这个电文直指孙中山，并连带徐世昌。“法统既复，异帜可消”，这个“异帜”，首先指的就是孙中山的非常政府，其次指的就是现任总统徐世昌的北京政府。　　这个通电的发表，犹如爆响一颗炸雷。他们以代表民意为幌子，矛头直指徐世昌和孙中山。梁启超通电表示赞同；政学系、宪政研究会及国民党益友会等旧国会议员欣然同意。舆论界一时形成促进召开旧国会的浪潮。　　５月２７日，吴佩孚致徐世昌一封密电。电文的主旨是把直系当前的想法和作法，向徐世昌作一个通报，先下下毛毛雨，以使徐世昌到时自动退位。电文说，他们的主张已经得到十余省的复电支持，一旦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中央。这是告诉徐世昌提前做好退位的准备，勿谓言之不预也。　　５月２８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同日，孙传芳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表通电公开请求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北方大总统徐世昌，同时退位。　　６月１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旧国会议员２０３名，纷纷攘攘，齐集天津开会。他们有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为后盾，有恃无恐，对徐世昌兴起一片讨伐声。发表宣言，指斥徐世昌是“伪总统”。曹锟贿选(2)　　６月２日，徐世昌感到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得发布“本大总统现因衰病”，悻悻然地宣告辞职，由北京回到了天津的私邸，隐居起来。　　孙中山也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发表宣言，对吴佩孚恢复法统的作法，表示赞成。但同时指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曾攻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曾攻过湖南。从历史上看，吴佩孚也是个不可靠的军阀。在他的诚意未被证实之前，北伐计划不能停止。换言之，非常政府不能取消。这是孙中山看透了吴佩孚的军阀本质以后，采取的聪明作法。　　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一个异样的声音。他公然通电反对“法统重光”的口号。认为“二三武人之议论，固不能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的通电使曹锟、吴佩孚不快。这就为他们之间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线。　　６月１１日，黎元洪从天津到北京上任，就职大总统。然而，他没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政大权自然掌握在直系曹锟、吴佩孚的手中。黎元洪只是曹锟当上总统前的一个过渡总统。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９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１０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６月１３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１４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三角同盟(1)　　为了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粤皖奉三派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史称“三角同盟”。实际上是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三角同盟。这个同盟起步较早。　　中国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什么要同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合作呢？据老同盟会会员宁武的回忆，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当时他３５岁，孙中山就电召宁武赴上海，向他交代革命任务。孙中山说：“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可见，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同张作霖接近，必须有晋见之由。他们听说张作霖想要建设葫芦岛海港，就准备打华侨投资这张牌。１９２０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带着华侨资本家的信函急赴天津。几经周折，通过张景惠的介绍，先后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　　第一次晤谈，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相约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宁武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这次晤谈给聪明的张作霖一个暗示，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可能另有使命。　　因此，在宁武离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接见了他。据宁武猜测，可能张作霖同他的幕僚已经“计议过了”。张作霖“仅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派他的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宁武很高兴。　　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了”。这次是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初次联系，带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质。“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回到天津，等待回音。　　１９２０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宁武去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的景仰之情。这次见面，张作霖兴致勃勃，不遮不掩，谈兴甚浓。话匣子一打开，无话不谈，就对宁武很亲近地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好奇地问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宁武很机警，他马上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军阀面前，宁武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报告曹锟来访，宁武只得回避。后来听说，曹锟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一进门就大喊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啊？”张作霖一惊，不知哪里出现了漏洞。但他机敏地极力否认，指天誓日地劝说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拿出奉系杨庶堪、宋大章邮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信里牵涉到秘书长宋文林。物证确凿，使张作霖十分尴尬。但张作霖随机应变，看到信里只涉及宋文林，就把责任一古脑儿地都推到宋文林的身上。随即当着曹锟的面，给张景惠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命令立即扣押宋文林。　　演完这出戏后，把曹锟恭送出去。张作霖马上通知宋文林和宁武去见他。宁武听说曹锟来访的用意之后，见到张作霖，就立即说明我们往来的信件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从来没有出过差子。并告诉张作霖，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曹锟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结。可能信是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作霖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很认真地叮嘱他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诉宁武，北京这里有些不方便，让他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奉天去了。宁武分析：“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到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张作霖确实是想同孙中山合作的。三角同盟(2)　　１９２１年２月，宁武来到沈阳。先见了杨宇霆和张学良，然后去见张作霖。这一次，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联络一下。”决定派旅长李少白同宁武一起南下晋见孙中山，并带去一本密电码。在桂林大本营，孙中山接见了李少白。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　　但是，在他们归奉途中，看到报纸报道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知道大事不好，这是有人造谣。果然，他们回到奉天后，张作霖见到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　　第二天，经宁武冷静的分析剖白，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才恍然大悟，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的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　　１９２１年４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孙中山想尽快北伐，但前途多难，进展不顺，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至沪。１９２２年４月，爆发了直奉第一次战争。奉军孤军作战，在北京的奉军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孙中山没能助战。但张作霖并没有埋怨孙中山，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①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很仗义地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宁武到上海晋见了孙中山，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但提出，可否向张作霖商借一笔款子。张作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１０万元做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此后，孙中山曾派汪精卫、叶恭绰、宁武、程潜、孙科等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张作霖也派姜登选、韩麟春、杨大实等同孙中山见面会谈。人员来往，电函去回，十分密切。　　１９２２年８月３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雨霆致函国民党人张继称：“去今两载，彼此函电宗旨相同。”史学家吴相湘根据这条记载，证明早在１９２１年奉系同孙中山就有来往。其实，这是不确的。从以上当事人宁武的回忆，可知粤奉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２０年夏季。　　奉系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１８８１年生。早岁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五期工兵科毕业。１９１２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１９１３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参谋长。后来，朱庆澜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庆澜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姜登选结交广泛，人缘甚好，特别是他同广东很熟。自然，奉系同孙中山的联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①。　　当时，奉系张作霖除通过宁武这条线和孙中山联系外，还派姜登选同广东联系。姜登选曾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的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先后两次派汪精卫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吴大计。后来又派伍朝枢来奉天考察，进一步促成粤奉合作的实现。　　汪精卫可以认为是孙中山的首席代表，他到奉天两次。汪精卫，名兆铭，号精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１８８３年生。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筹建革命组织。１９１０年，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判终身监禁。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被释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到过日本、南洋和欧洲，是个闯荡世界的人物。　　在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的大名是显赫的。对他的到来，张作霖异常兴奋。随同他来的还有路孝忱，时任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参军。张作霖说，汪精卫他是久仰了。他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决定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亲自接待，并命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具体安排。奉方做了精心准备，以高规格的大型宴会欢迎汪精卫等人。　　欢迎宴会是在帅府大厅举行的。高朋满座，贵客如云。场面宏大，盛况空前。张作霖身着大礼服，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宴会上。这一切，都给见过世面的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出了张作霖对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也体会到张作霖同孙中山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　　在奉期间，汪精卫同奉系张氏父子及杨雨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多次会晤。汪精卫提出了两个方案。三角同盟(3)　　第一个是军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奉系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　　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奉系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张作霖父子只能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此期间，奉粤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函电往来频繁。仅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发现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１１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我们看到的一封影印件，信封的正面上书“面致 张总司令雨亭启 孙缄”，正文用纸为大本营公用笺。文字是标准的孙中山楷行体书，布局讲究，行笔严谨，一丝不苟，雍容典雅。漏写的两个字也用小字谨慎地添在行侧。现将《致张作霖告讨贼军情并派叶恭绰前来面洽函》，抄录于后。这是孙中山派叶恭绰赴张作霖处，通报军情，感谢资助的面交信函。写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全文如下：　　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唆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憾。失败而后，只身到沪，犹奋我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又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至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旬日以来，石龙不守，广州危机。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军为背城之战，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　　大安。 孙文。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　　从以上信函可以看出几点：　　其一，孙中山急需张作霖的资助。尤其是在北伐途中，突遇陈炯明叛乱，如果没有张作霖的大力资助，孙中山的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张作霖对孙中山的资助是有力的。张作霖对孙中山在资金和武器上都给予了援助。曾一次给孙中山资助５０万元，以后又资助几十万元。孙中山说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不是客套话；　　其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张作霖非常景仰、非常佩服孙中山，认为是开国元勋。张作霖可能有个英雄情结，对真正的英雄他是服膺的。孙中山有难，张作霖是能够拔刀相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作霖为了打倒直系曹吴，也需要和孙中山合作。　　至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合作，也是有缘由的。张作霖所带之兵原属袁世凯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北洋一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本来就是老关系。此外，他们都是亲日派。在对日关系上，他们早就是好搭档。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后，奉系主张对皖系从宽处理，而且暗中同皖系建立了联系。所以，“皖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这是因为有张作霖这个保护伞。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段祺瑞由京赴津。战后，他们之间的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据亲历者回忆，张作霖给段祺瑞以很多资助，用来分化瓦解直系部队。　　当时，属于皖系的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自然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１９２４年９月１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谒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款械，借给飞机，张作霖全都答应了。此时，曾召开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会议，人称三公子会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三角同盟。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里写到，他奉孙中山之命自上海乘船经大连至沈阳，拜访张作霖，是在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公子会议召开。孙科回忆他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时许世英亦衔段祺瑞命南下迎中山先生北上。是年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抵天津，晤见张作霖——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张作霖给孙科留下了既俭朴又聪明的印象。三角同盟(4)　　粤皖奉三派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结成了三角同盟。张冯密联(1)　　张作霖除成功地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外，还把目光投向了直系的内部。他想在直系内部找到一个合伙人，安上一颗定时炸弹，以备不时之需。他相中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１８８２年生。１８９７年入伍。１９１３年任陆军第七师步兵十四旅旅长。１９２１年任第十一师师长，８月署陕西督军。１９２２年５月任河南督军，１０月调任陆军检阅使。１９２３年５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１１月授将军府扬武上将军。　　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取胜后，虽然地广兵众，但内部也分帮划派，矛盾重重，逐渐分化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二派联合起来，拥曹抑吴，对付洛派。以后，津、保二派又因内阁总理之争，也发生龃龉。　　吴佩孚自打败张作霖后，志得意满，骄恣狂妄，不可一世。同时，对他认为不服管的部下，多方刁难。他对冯玉祥就是如此。　　冯玉祥出身在贫苦之家，“早年家里奇穷”。自入伍后，要求自己很严，想干一番事业。靠着勤奋努力，逐渐当上了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痛恨“媚日祸国”的张作霖，主动请缨，率兵步出潼关，参加了直系对奉系的战争。由于牵制了河南督军赵倜的反叛，立下战功。不得已，曹吴任命他为河南督军，驻开封。冯玉祥对北洋军阀的贪婪腐败，十分痛恨。而且，他也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为此，遭到直系曹吴的歧视和猜忌。吴佩孚处处与他为难，但冯玉祥并不肯俯首帖耳。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河南督军赵倜乘直系后方空虚之机，命其弟赵杰率军从正面攻打郑州，而从背后包抄的则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这个鲍德全本来和曹吴有旧，是不应该背弃直系的。但他也和赵倜一起反直，并造成冯军的很大伤亡。郑州战役后，赵倜只身逃往上海，得以不死。　　可是，鲍德全仗着和曹吴的老关系，不仅没有逃走，“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吗？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①吴佩孚本来知道冯玉祥和鲍德全嫌隙很深，却没有撤鲍德全的职，一是因为他们是老关系，二是为了用鲍德全牵制冯玉祥。不料，冯玉祥一到开封就把他杀了。后来，吴佩孚来电诘问，冯玉祥答复从未与鲍德全见面，可能已被乱军打死。吴佩孚极为不满。此其一。　　冯玉祥还未到任时，吴佩孚就给他开了一纸名单，上列的全是与吴有关系的故旧私亲，推荐他们到督军署担任要职。仅留秘书长一职由冯玉祥安排。冯玉祥对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于是，将吴佩孚推荐的人选悉数拒绝。此其二。　　吴佩孚来电，让他在河南筹借８０万元款项，又说以后每月经常从河南划拨给中央２０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冯玉祥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马上复电说，他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办，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吴佩孚接到这个电报，将他恨入骨髓。此其三。　　此外，冯玉祥起初欲帮助吴佩孚，曾诚恳地提出了２０项条陈，详细地陈述了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建议。不料，吴佩孚感觉冯玉祥没有恭维他，“不但没有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此其四。　　由于冯玉祥在筹款的问题上，捋了吴佩孚的逆鳞。更由于吴佩孚长驻洛阳，开封近在咫尺，他对冯玉祥不放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因此，吴佩孚就把他任命为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调往北京南苑驻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颁布任命令。三天之内，冯玉祥就率队调动完毕。冯玉祥在河南督军的位置上只呆了半年，就丢了地盘，这都是因为他不买吴佩孚的账。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冯军开拔前，吴佩孚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拨助２０万元，作为他们的饷银。但当队伍调动完毕后，吴佩孚早就把他的话扔到九霄云外了。冯玉祥知道：“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但是，冯玉祥绝不屈服。他利用这段时间，聘请教授讲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官兵素质，把他的部队训练成斗志旺盛、纪律严明、能攻善守的一支劲旅。这就使吴佩孚和冯玉祥的矛盾愈发尖锐。此其五。　　以上五点都是冯玉祥对吴佩孚怨恨的理由。　　有鉴于此，奉系张作霖就密切注意着冯玉祥的动向，伺机而行。１９２３年春，张作霖曾派其司令部参谋处科长傅兴沛秘密入京，进行活动。傅兴沛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在陆军大学的同学，素有来往。刘骥深受冯玉祥的信任。他到京后，先至刘骥的私邸与其晤面，托其向冯转达来意。刘骥十分谨慎，答应于翌晨向冯报告，并约定：“如明天上午给你来电话，你可即来南苑进见；如无电话，你就急速返回奉天吧！”第二天上午，傅兴沛接到电话，即驰赴南苑与冯会面，代表张作霖深致问候之意。冯玉祥没有多说什么，嘱咐道：“我都知道了。北京耳目众多，你立即回奉天吧！”他就于当晚离京回奉。这是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第一次秘密联系。张冯密联(2)　　而以后进行实际联系的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马炳南。马炳南在北京看守张作霖的府邸顺成王府。闲暇时间，他常与冯玉祥的交际处长张树声相往还。他们原来是老战友。冯玉祥在二十镇任步兵连长时，张树声任骑兵连长，马炳南任团书记官，他们早就相识。而且，冯玉祥和马炳南又都是基督徒，关系更进一步。在闲谈中，张树声向马炳南透露，“冯的处境极为苦闷，颇有与奉军联系之意”。这无疑是一个重要情报，马炳南感到必须密告张作霖。适逢直军后来强行没收了顺成王府，马炳南立即赶回奉天，把他与张树声密谈的情况密报给了张氏父子。张作霖很高兴，立即派马炳南返回北京，与冯暗中联系。　　怎样才能和冯玉祥见上面呢？恰逢冯玉祥和李德全结婚，举办典礼。于是，马炳南就以公开的身份，代表张学良前去祝贺。因为冯玉祥是基督教徒，为了表示亲近，马炳南特邀前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北京市公益联合会总干事刘锡廉，一同前往。　　在典礼后，由张树声带领马炳南单独进见了冯玉祥。马炳南借机把张氏父子愿与冯玉祥合作的口信，说了出来。冯玉祥听后，亲切地笑着说：“你在两大之间（意指他与张作霖而言），要好好负责。”①这是冯玉祥的一次公开表态，表明愿与张作霖合作。从那以后，通过马炳南、郭瀛洲的往还，曾由奉军秘密接济冯军一些军事上的补给。并经安福系要人贾德耀之手，以２００万元日币赠冯。以后，双方的联系始终未断。　　在此期间，孙中山也在做冯玉祥的工作。其实，早在１９２０年，冯玉祥驻扎在汉口时，孙中山就曾派他的秘书徐谦持孙中山的亲笔信，到汉口看望他，表示希望“加强合作，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对孙中山的知遇之恩，冯玉祥感激不尽。　　１９２３年，孙张段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催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１２月，冯玉祥的教友马伯援拟有广东之行，冯即委托马伯援代表他，向孙中山致意，并说道：“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原来，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就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耳濡目染，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逐渐加深了认识，并心向往之。特别是他读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之后，思想更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共产党员李大钊在这个时候，有意识地接近冯玉祥。其实，他们早在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时，就彼此相知。远在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和冯玉祥经白毓昆老师的介绍，一同加入了同盟会。１９１２年１月，以白毓昆为首，王金铭、冯玉祥、李大钊等在北方发动了反清的滦州起义。起义失败了，但那时冯玉祥和李大钊就结下了革命友谊。　　此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是著名学者。他为了争取冯玉祥革命，亲自到南苑去见冯玉祥。他们原来就是战友，见面格外亲热。冯玉祥对李大钊的才学品德，非常敬慕，尊为上宾。李大钊向冯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赞扬了列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举措。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李大钊欣然地说：“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冯玉祥兴奋地说：“教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可见，冯玉祥同张作霖的合作，除内因起关键作用外，外力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　　１９２４年秋，曹、吴密谋出兵东北，张作霖派马炳南赴京探听冯玉祥的动向。马炳南复到南苑，见了张树声。张树声告以实情：吴佩孚拟派冯玉祥率部出古北口，经承德、东蒙绕击奉军后路，并以黑龙江省主席许冯。但冯玉祥现已决心接受张绍曾的“全军为上策”的秘密建议，不拟与奉军作战云云。并嘱马炳南见冯面谈。　　必须交代一下，张绍曾时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是冯玉祥的老上级。辛亥革命时，张绍曾为二十镇统制，冯任该镇八十标第三营营长，曾一同酝酿革命，参加讨伐复辟之役。张绍曾为冯赞划甚多。因此，冯玉祥称，张绍曾对他“有极好的印象”。如此，张绍曾才给冯玉祥出谋划策。　　话又说回来，马炳南立即求见冯玉祥，冯派参谋长刘骥代见。不料，刘骥竟称冯部行动，一切听命中央。马炳南愕然，不知所以，急迫间，匆促答以中央乱命，何必听从。辞出后，即把会见情形告诉张树声。张树声说，刘骥说的不是真心话，让他放心。张树声并密告他：冯部一师三旅已奉命日内移防，分驻高丽营、怀柔、密云、石匣镇、古北口，并转达冯意，请奉军万勿入关，嘱马立即回沈阳报告，于两星期内回信，在此期限内冯当按兵不动。这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时，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秘密合作。　　马炳南负有重命，不敢耽搁。他急赴天津搭轮转大连回沈阳向张作霖报告，并遵张作霖命，报告杨宇霆。杨宇霆当即书信两封，一致张绍曾，一致靳云鹏。还有张作霖致冯玉祥信函一封。并告马炳南急速进京，面投三信。马炳南到京时，已逾期三日，冯军先头部队已开往承德，冯本人也进驻古北口。张冯密联(3)　　马在面投张绍曾和靳云鹏二信后，急赴古北口，将张作霖的信面交冯。张作霖信的大意是，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内。冯玉祥阅后，很为满意。当即用一张东昌旧毛头纸，书写了一个很大的“成”字，下署“玉祥”二字。并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向天空鸣枪；冯军缠红布白日光臂章，奉军缠黑布白日光臂章，以便识别。至此，冯张协议完全成功。后来，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冯的“成”字复信，辗转送致张作霖的手中时，已在北京政变之后了。　　二次直奉之战，张作霖与冯玉祥取得双赢的结果。直奉二战(1)　　在二次直奉之战前，作为序曲，爆发了江浙战争。江浙战争，表面上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战争。其实，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是直系军阀的后台英美和奉系军阀的后台日法之间的角斗。　　江浙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两个焦点问题。　　一个是争夺上海的控制权。上海本来属于江苏地盘，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卢永祥控制。１９１５年，卢任陆军第十师师长兼淞沪巡阅副使。１９１７年，升为淞沪巡阅使。１９２０年７月，兼任浙江督军；１２月，去淞沪巡阅使职。虽然卢永祥不再兼任上海的官职，但由于经营有年，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上海。上海是富庶之地，齐燮元早已垂涎三尺。江浙之战，不可避免。　　一个是对卢永祥扩军的恐惧。１９２４年，卢永祥接纳了闽军臧致平和杨化昭部，他们由赣入浙。而这两支部队，是被直系军阀从闽地赶出来的。卢永祥将接纳的这批部队，改编为浙江边防军４个师１个混成旅，拥有一万余人。卢永祥的大力扩军，引起他周围的４个省的极大不安。于是，苏、皖、赣、闽４省联合起来，制定了图浙的计划。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江浙问题关系到反直三角同盟的命运，因此，张作霖不能袖手旁观。他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发表致曹锟通电，痛斥直系，声援浙卢。电文谓：“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宣布：“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　　并派人到杭州向卢表示本人一定派兵入关，又给卢永祥汇去３００万元，作为军饷。　　９月４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北伐。迁大本营于韶关，亲督各军，命各军分路入江西、湖南。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宣布“援浙即以存粤”。于次日发布《讨伐曹吴对粤宣言》，下令讨伐曹吴。　　牵一发而动全身。江浙问题，已经引起全国的关注。至１０月１３日，由于众寡悬殊，卢永祥战败，逃亡日本。后辗转来到奉天。　　张作霖非常关注日本对直奉二战的态度。于是，向军事顾问本庄繁探询日本政府的意向：一是直军打到东三省时，是否予张援助；二是张希望以亲日派之手统一中国，日对此有何想法；三是张腹背受到直军和俄国的压迫，日本有何想法。日本政府答复，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严持公正态度”。但驻奉天总领事船津则要求“发相当强硬的警告”，并主张引导张作霖援助段祺瑞出山。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９月４日的晚间，在张作霖大帅府召开旅长以上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①，组成镇威军。９月１３日，京奉线停开普通列车。１５日，奉军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方向移动。　　双方的总兵力有差距。奉军的总兵力，约有二十五万人。直军的总兵力，约有三十余万人，还不算其他的援军。从总兵力上看，直军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经过两年的整军经武，奉军官兵的斗志旺盛。　　奉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把三省军队编成６个军。　　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　　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进军朝阳、凌源之线，出冷口。配属空军１个队。　　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　　组成第一、三联军司令部，攻击山海关正面，至九门口迤北之线。配属空军两个队。　　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驻兴城、绥中一带为后备队。　　第五军军长吴俊升，副军长阚朝玺。进军赤峰，出承德。　　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出建平，平泉之线，威胁直军侧背。　　奉军的战略部署，计划周密，配备得当，主题鲜明，暗含杀机。而且，在政治和策略上，张作霖也做好了先期准备。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直系，牵制了直系的兵力。同时，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暗中秘密联合，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乾坤颠倒的重大作用。这都是吴佩孚所始略不及的。　　９月１０日，曹锟以百万火急的电报，召吴佩孚来京。９月１７日，总统曹锟任命直军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鲁后方筹备总司令。下分为三个陆军。第一军，以彭寿莘为总司令，陈兵于山海关正面，作主攻部署；第二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出朝阳；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出赤峰，绕击奉军后背。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除彭寿莘部原驻扎在滦州、榆关一带外，其余各军同时出发。吴佩孚除了在前线布置了陆军三军，在后路布置了陆军十支部队外，还任命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向辽东海湾活动。空军组成４队：第一队驻北戴河，第二队驻滦县，第三队驻朝阳，第四队住航空处。合计飞机七十余架。这一部署就是著名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四照堂是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因四面都是玻璃窗而得名。　　四照堂点将时，吴佩孚显得随心所欲，心不在焉。他穿着随便，“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坐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这就是冯玉祥笔下的直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严肃的点将会议上的形象。他面对着六十余名衣冠严整的高级将领，表现得像一个落魄的算命先生。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示出对奉军的蔑视？也许他故意装出这种轻敌的样子，来遮掩他的恐惧心理？不得而知。直奉二战(2)　　不过，曹吴直系内部矛盾重重，已显分崩离析之相。外部三面受敌，处处捉襟见肘。从战略上看，曹吴已经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吴佩孚原来的战略部署是，笼络浙卢，稳定长江，少数防粤，全力对奉。现在张作霖抓住时机，突然发难，间不容发，他只得强打精神，勉强应战。吴佩孚似乎已经觉察到前景不妙，因此，只能用“一个月取胜”的狂话，来麻醉自己并蒙蔽下级官兵了。　　两方动用兵力：奉军计有４个师及１３个旅，不足１５万人；直军计有１１个师１个团、１１个旅，约有二十万人以上。这次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是包括陆海空在内的立体战。双方的总兵力在５５万人以上，实际投入的也有３５万人。　　在战争过程中，从全局看，战斗并不激烈。实际只有山海关方面和冷口、界岭口方面两路有激烈的战斗，其他方面均未发生战斗。战斗一打响，奉军在两路都采取主动攻势。直军开始采用攻势，后改守势，再后则溃退，终至一蹶不振。直军的失败，固然是因为奉军的勇猛善战，但关键的是冯玉祥的临阵倒戈班师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使吴佩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致直军一败涂地。　　战斗首先在热河打响。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部，兵分两路进热河。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３日，在热河朝阳寺一带开始接触。热河地方守军，一触即溃。奉军势如破竹，１０天即攻占朝阳。９月末，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冷口附近，奉军对直军大包围的形势已成。　　山海关方面的主力战斗，起初奉军动手较晚，让直军彭寿莘部占了先机。彭寿莘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可攻可守。９月２８日夜，山海关方面的两军开始接触。经两天的激战，奉军夺取了九门口的东口。占领这个据点，对奉军全局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到１０月中旬末，战斗一直激烈进行，奉军第一军突进九门口，占领荒山口。郭松龄部猛攻山海关正面，但遭遇直军的顽强抵抗，一时形成胶着的对峙局面。　　１０月２２日前后的一个晚间，奉军第一联军的首脑会议上，郭松龄主张突袭九门口。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以第一军在九门口已经取得很大战果，不同意把山海关正面部队调出转移到这方面。两人争执不下，竟至发生口角。口角中，涉及战斗中人事调换问题。原来，二旅的炮兵陈琛团配属于第一军，在九门口作战。营长阎宗周素与陈不睦，战斗间陈向姜登选军长报告，说阎作战不力，遂被撤职。阎向郭松龄告状，郭松龄大怒，以陈琛为郭部，亦亲写命令撤陈琛团长职，恢复阎宗周营长职。这就种下了郭、姜之间嫌隙的种子。　　前嫌未释，会上郭、姜互不相让，以致引起奉军内部派系之争，言语间有所表露。姜登选、韩麟春属于日本士官系，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雨霆接近；郭松龄为陆大系，在将领中也有一些同学。陈琛乃士官出身，郭松龄怀疑其与姜、韩暗合；阎宗周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他的话，郭松龄能听得进去。因此，会议上，郭松龄不听张学良的劝阻，竟然拂袖而去。姜登选向张学良说：“茂宸此举，有犯军法。”　　郭松龄意气用事，极不冷静。当晚，郭松龄率数骑到宋九龄旅部，气急败坏地下令宋旅后撤，阵地由高维岳旅接收。接着，郭松龄等率数骑向后方而去。宋旅当即撤退，高旅迅速接防。早晨８时许，张学良闻讯急驰而来，令部队停止移动，并问郭松龄的去向。宋九龄指示方向，并说已去二十余里，张学良急忙追去。郭松龄离开约十余里，停在一棵大树下，随从极力劝解。张学良追至，两人见面痛哭，经张学良劝说，郭松龄回到宋九龄旅部。张学良责怪郭松龄说：“你搞的什么事，我应当打你嘴巴。你若不是我哥哥，一定狠狠打你一顿。”①郭松龄沉默无语。郭松龄和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部队后撤这件事发生在夜间，幸亏直军没有察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有名的张学良“月下追韩信”。　　张学良走后，郭松龄决定亲率宋旅３个步兵团、１个山炮营，突袭九门口。部队取急行军速度，夜间行军，白天休息。２７日夜，宋旅到达九门口。穿过山间峡谷，于次日晨４时发起猛烈攻击。九门口直系守军不敌，全线崩溃。２９日拂晓，占领九门口内重镇石门寨。午后５时，宋九龄占领北戴河，郭松龄占领秦皇岛。夜间，郭松龄留一个团于秦皇岛，自赴北戴河。命令３个旅继续向前推进，扫荡直军。　　吴佩孚于１０月１０日驰往山海关。１２日吴佩孚抵达榆关亲自督战，并调集大批援军，加入战线。却连败数阵，锐气尽挫。１３日，吴佩孚想从海上绕到奉军背后袭击，遂乘海圻舰，率楚豫、永翔两舰开往葫芦岛，以图寻找登陆突破口，袭击奉军后路。但中途遭奉军飞机袭击，被迫返回秦皇岛。地面部队告急，吴佩孚乃决定登陆指挥。　　然而，在吴佩孚的背后正在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阴谋。曹吴还完全蒙在鼓里，虽有察觉，但没有料到冯玉祥会出此奇招。冯军倒戈(1)　　如前所述，冯玉祥对曹吴早已不满，同孙中山和张作霖暗中联系，伺机而动。现在机会来了，千载难逢，冯玉祥不想错过。为此，他观察形势，周密部署，谨慎行事。　　冯玉祥处事深谋远虑，粗中有细。他对外联络孙中山和张作霖，对内又形成了一个冯、胡、孙三角同盟。　　冯玉祥和孙岳早有渊源关系。孙岳，字禹行，河北高阳人，１８７８年生。保定武备学堂毕业。１９１１年，任第十九师师长。１９１２年，任陆军中将。１９１３年，参加讨袁之役。１９１７年，任直隶军官教育团团长。１９２０年，任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后兼大名镇守使。　　他和冯的关系，从滦州起义前定交始，多年来往来无间。不但私人交谊深厚，在革命主张上亦志同道合。孙岳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镇中校参谋。因他与冯玉祥等密谋滦州起义，被时任第三镇少校参谋的吴佩孚告发，被第三镇统制曹锟撤职，孙即南下，曾任第十九师师长。不久，被袁世凯免职。黄兴任讨袁总司令时，以孙为北伐军第一路总司令。其后，孙曾一度去陕西，与陕西国民党人胡景翼结交。及曹锟为直隶督军，委孙为军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起，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　　战事结束，因受吴佩孚压抑，仅给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孙对吴佩孚早已不满，现和冯玉祥一拍即合，便再次走到了一起。遂有了他们之间的“草亭秘议”①。　　１９２４年９月的一天，孙岳亲至南苑为冯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他们在墓地之间的一个草亭里，坐下议论国事。互相之间，敞开心扉，倾诉了对吴佩孚排斥异己的不满，表达了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的决心，也商定了联合胡景翼的具体办法。最后决定，由孙岳联系胡景翼。这就是“草亭秘议”。　　胡景翼，字笠僧，陕西富平人，１８９２年生。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胡曾任冯玉祥部下陕军第一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随冯玉祥参战。冯调任陆军检阅使，胡部移驻彰德一带。此时，冯胡仍然时相往来。胡本来和冯玉祥早就相知，彼此互有好感。待孙岳向胡景翼密谈起联合一事，当即得到胡景翼的赞同。这一次，胡景翼特派岳维峻去见冯，冯在北京旃檀寺兵营会见他。岳维峻表示：“现在笠僧特意派我来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话：就是绝对听您的，毫无半点含糊。”　　这样，冯胡孙的三角同盟就形成了。　　现在时机来了。冯玉祥向曹锟建议：“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锟同意了冯的建议，立即调孙岳到京，任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岳悄悄地对冯说：“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给你们开城门？”冯则报之以会心的一笑。北京城防的内应就布置妥当了。　　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本该尽快出兵，先发制人。可是，他却采取了拖延的作法。　　９月１７日，冯玉祥得到总司令的任命。１８日，他派张之江旅作为先头部队出发去热河，以掩人耳目。然后，他把部队分为数个梯队，次第开拔，先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鸣钟旅，最后为鹿钟麟旅，直到２４日才开拔完毕。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旃檀寺，派亲信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一切事务。此前，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分编为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借口在后方训练。并未开拔。　　布置完毕，９月２４日冯玉祥开始向怀柔出发。开拔各部，每日行军路程只有二三十里，动作迟缓。当日到达怀柔，在此暂设第三军司令部。２８日磨蹭到密云。２９日，他电召留守司令蒋鸿遇到密云密议班师回京事宜。１０月１日才到古北口。如果急行军，从北京到古北口三天即可到达，可是他们却走了七天。到达古北口后，冯玉祥以筹措给养为名，停顿下来。他一方面督饬各县加紧修筑公路，一方面令鹿钟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练习行军。这一切，都是为了顺利班师回京做准备。　　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后，吴佩孚令其支援开赴热河的王怀庆部。胡景翼经同冯密商，胡部决定暂缓开拔，以待冯部的行动变化。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和段祺瑞取得联系，段祺瑞表示同意合作。和皖系的交往，已经完全达成共识。　　吴佩孚虽然对冯的秘密活动毫无所闻，但对冯还是存有戒心。为了监视冯的行动，他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监督冯玉祥。但王承斌并不和吴佩孚一条心，冯把自己的秘密计划都告诉了王。王表示绝不会把这个秘密报告吴佩孚，但表示自己保持中立。　　１０月１１日，冯由古北口进驻滦平。冯玉祥和参谋长刘骥、熊斌，以及段祺瑞的代表贾德耀等，与奉军协议停战。进攻热河的李景林向张作霖电请指示。张作霖因与冯玉祥已有秘密停战协定，令李改取守势，勿再进攻。奉军将进攻赤峰的部队，大部抽调到山海关方面，加重了山海关方面直军的压力。从而，奉军撼动了直军战线的全局。　　直到此时，坐镇北京的吴佩孚看到事态严重，才迫不及待地赶赴前线。留守司令蒋鸿遇把北京的情报随时向冯玉祥电报，待冯玉祥听到吴佩孚亲上前线，知道班师的时机成熟了。冯军倒戈(2)　　于是，１０月１９日，冯玉祥在滦平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邓宝珊及胡景翼之代表会议，宣布班师回京计划，高级将领一致拥护。冯即发布命令①：　　命鹿钟麟率部自密云县秘密兼程回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驰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入城，分任警戒；命李鸣钟旅自古北口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交通；电停兵于喜峰口之胡景翼部南旋占领滦州、军粮城一带，截断直军之联络，并防吴佩孚率兵西向；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命承德之张之江、宋哲元等旅，克期返京，并派员联络热河都统米振标取一致行动。　　１０月２２日，冯军第二十二师全部抵达北苑，旅长鹿钟麟与蒋鸿遇、孙良诚、张维玺等旅长会商，即于当晚８时由北苑出发，１２时鹿旅抵达安定门。事前已与孙岳议妥，孙即令守兵打开城门。次日１时，即占领车站、电报、电话等交通通讯机构。　　１０月２３日，冯军遍布北京内城各城门及东西四牌楼交通要道。入城士兵均袖缠白布臂章，上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报国”十字。总统府卫队和曹士杰旅均被解除武装。并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发出主和通电。　　１０月２４日，冯玉祥派薛笃弼谒曹锟，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下令停战；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曹锟都照办了，并任命吴佩孚督办青海恳务事宜。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等决定组织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第二、第三军军长。并决定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电请段祺瑞入京。曹锟贿选政府不容继续存在，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　　吴佩孚听到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仍故作镇静，但直军战斗力锐减。他在秦皇岛通电讨伐冯玉祥，自称奉曹锟密令，剪除凶顽，不使法统和政府任一二人颠覆。并在滦县通电否认曹锟之停战令，声称该令“显系伪造”。他急率所部一万余人，回救北京。但遭到冯军的截击，很快全军覆没。１１月３日，吴佩孚见大势已去，遂眼含痛苦的泪水，率残部五千余人，由塘沽登上华甲运输舰，浮海南下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了胜利。从９月１３日交锋，到１１月３日吴佩孚南逃，一共打了五十余天。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奉胜原因(1)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这场战争，是不折不扣的军阀之战，没有是非可言。国家遭殃，生灵涂炭。军阀战争，他们都一贯高喊为国为民，其实都是欺骗人民的假话。在这次战争中，倒是冯玉祥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　　这件事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就是冯玉祥下令废除了溥仪小朝廷。清朝倒台，但在北京居然还保留着一个不死不活的清帝小朝廷。冯玉祥认为，这个小朝廷是罪恶的渊薮，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为此，他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派鹿钟麟去执行。鹿钟麟带了几个卫士进宫，平静地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慌忙地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走了。”　　不管他是真话假话，鹿钟麟趁势回答：“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当天，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了。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溥仪被迫接受了这个他难以接受的现实。冯玉祥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了这个难题，剔除了这颗毒瘤。对此，冯玉祥自我评价道：“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①这个评价符合历史事实。　　直奉二战，直败奉胜，原因种种。包括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外交的，等等。　　在政治上，二次直奉战前，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就已经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吴佩孚在直奉一战前，慷慨激昂地高举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义旗，声嘶力竭地讨伐着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吴佩孚俨然成为了正义的化身。他的种种激进表现，蒙蔽了善良的人民。他赶走了张勋复辟的辫子兵，提出了“罢战主和”的政治主张，支持了五四学生的爱国运动。他公开提出“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夺地盘”的响亮口号，又公开宣布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的自律信条，还公开通电要求罢免国贼曹、陆、章，惩办后台段祺瑞、徐世昌。　　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的表现十分激进。他用通电这种先进的舆论手段，频繁地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进步主张。这一时期，他发表的通电最多，内容最广。他“左一个通电，右一个通电”，可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他的行动完全控制了舆论界。对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史学界评价不一。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还是要坚持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结合的原则。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矛盾时，还是要尊重客观效果。五四运动时，吴佩孚的激进表现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他以后发生了质的蜕变。　　直皖战争和直奉一战之后，吴佩孚已代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目空一切，骄横狂妄。　　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在汉口，他下令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死３７人，伤二百余人，开除一千余人。造成二七惨案。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二七罢工的教训是深刻的。　　曹锟和吴佩孚联手篡夺全国最高领导权。通过贿买议员，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的。但由此，曹锟也名声扫地，声望一落千丈。上海举行“双十节讨曹游行大会”，散发“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的传单。可见，直系军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各省的直系军阀敲骨吸髓，民不聊生，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二次直奉战前，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呼声，日益高亢，成为政治交响曲的主旋律。　　在财政上，直系军阀也罗掘无门，陷入绝境。吴佩孚于９月１３日黄昏，乘专车由洛阳出发。列车三十余辆，宛若游龙，从者云集。午夜抵郑州，也许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儒将风度，也许是为部下此行壮胆，他在列车上，当着上车请示机宜的靳云鹗的面，展纸泼墨，挥毫画竹。他是很喜欢画竹的。但是，此次画竹，颇不顺利。大概因心中有事，屡画屡败，皆不满意。最后，勉强成幅，送给了靳云鹗。列车在此耽搁了４个小时。１６日破晓，才慢慢腾腾地迟至北京。吴佩孚所有这些表现，都在向世人显示，他没有把张作霖当作平等的对手。这也许是攻心为上的战略吧！　　在北京等待他的是由曹锟新改组的内阁。这个内阁对直奉二战，毫无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最主要的是财政部一文不名，财政部长王克敏束手无策。曹锟昏聩无能，只知道把吴佩孚调到北京，对军费和军械一概不予过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军队需要开拔的费用，官兵需要正常的军饷。吴佩孚当务之急是筹备战争军费，这使吴佩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王克敏筹款无着，气得吴佩孚要枪毙他。可见，军费让吴佩孚十分难堪。　　为解燃眉之急，吴佩孚只得命部下百般筹措，细大不捐。先后着手进行的有８笔：以外交部哈记存款２５万元作押，息借２５万元；借用中日实业公司存余官款１２万元；追讨山东盐商海防经费本银２５万两，另算息钱；责令承办东省官引４３县之３公司报效１００万元，由盐运使柴勤唐办理；责成河东盐商代筹２５万元，随课带缴；责令长芦盐商认筹１５０万元，均由盐运使张廷谔（即张直卿）办理；没收卢永祥在烟台所办济通银号二万余元，由张镇守使查抄，就近拨付关际堂经办之民船雇用费；向阎锡山乞助，仅拨到三门桥款５万元。这８笔款项，都带有强迫性质，类乎劫夺。最后，小数办到了，大数落空了。总之，仍然没有筹到应需款项。奉胜原因(2)　　吴佩孚到京二十余日，日日为军费着急。前方战事吃紧，又传来九门口失守的坏消息，令吴佩孚更为焦灼。当时直军财政组主任参议是谢宗陶。他追问谢宗陶：“今事已急，款无从出，奈何？”谢宗陶反问了一句：“为之主者不出力，为之宾者有何力也？”吴佩孚追问有无非常办法，能于一二日内立刻拿到巨款。谢无奈出了个下策：“请财神耳！”吴佩孚问财神指谁，怎么个请法，谢直言答道：“由曹锟出名约北洋宿将，如张敬尧、陈光远辈，以及李纯、王占元之后人筵宴，即席勒请各借助军饷若干万元，事后由财部筹还。”这真是个馊主意。吴佩孚认为曹锟不会同意，不成。　　追问还有别的高招没有，谢宗陶被逼无奈，出了一个更馊的主意：“召中交两行负责者至本部，勒取尚未发行之中交币钞各２００万元，加印军字，作军用券行使，或者勒借各１００万元，亦事后由财部筹偿。”这是向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强借巨款的损招。吴佩孚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让谢去办。谢怕吴佩孚事后推卸责任，特意写了一个请示，得到吴佩孚的手书批准，然后去办。　　谢宗陶于１０月９日，电约张公权、钱新之二位总理来部议事。二位不知何事，不敢不到。谢宗陶说，中交两行代理国库，并独擅钞权，值兹国难当头，协助饷项义不容辞。首先讲了一篇大道理，然后再接触实际问题。开始商议借用新发行的钞票，二行长支吾不肯；继之商以息借款项，又都说库无现金，严词拒绝。谢宗陶眼看事成僵局，就故意露出了无赖嘴脸，严厉地威胁道：“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即留，愿三思之。”说罢，拂袖径出，喝令二护兵守门，严禁其外出。实际是把二人软禁了。　　到了中午，谢进屋询问他们想好了没有，二人仍然不答应。张公权特别气愤，当面对谢喊道：“尔能枪杀我否？”谢却以市侩的口吻说道：“急矣？所求者钱，非命也！”说完，就退了出来。天到黄昏，谢忐忑不安，不知能否从他们手里弄出钱来。硬着头皮，进得屋去，探问究竟。钱新之知道打破僵局，只能妥协，便附耳对谢说道：“经与公权熟商，两行愿各借５０万元，共１００万元。”谢却故意强调非２００万元不可，再三商量，又各增加１０万元，共得１２０万元。谢原来担心不好收场，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乐不可支。又对二人致歉道：“司令部初非绑票，不过强借而已，千乞原谅。”①其实，这种强借和绑票有什么不同。谢把借款情况报告给吴佩孚，吴大喜。第二天，两行共送来４０万元。有了这笔钱，吴佩孚才得以开拔。这个强行借款的经过，是当事人谢宗陶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谈到的，是真实无误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直军在财政上困窘到何种地步。　　和直军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相反，奉军则财大气粗、粮饷丰盈。两者相较，直军已经露出败相了。　　在军事上，直军的武器量少质差，和奉军无法相比。虽然英美给了吴佩孚不少援助，“给吴成立了飞机队，又卖给曹锟３万支枪，２５０挺新式机关枪”。但直军的武器多系汉阳兵工厂制造，质量差，数量少。直系各军不仅枪炮深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山西督军阎锡山索要子弹６０万发。其飞机队的飞机，也仅为航空学校的实习飞机，不具备空战和轰炸能力。各师的装备极不平等，稍好些的是二十三师，枪支较多，但手榴弹也不够用。冯玉祥师的枪支就更少。在重武器上，直军的炮兵也不如奉军。“奉军的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奉军的飞机均为新式，机枪大炮也是从俄、德两国购买的。　　在军队的管理上，直军漏洞百出。即以军饷发放为例，可见一斑。当时曹锟的四弟曹锳为军需总监，即后勤部长。李彦青为军需副监，兼兵站总监。这两个人，朋比为奸，贪婪成性。平时发放军饷，李彦青都要克扣。直军共２５个师，每师扣２万元，每月扣５０万元，两人私分。平时在曹锟前没甚面子的，不行贿送礼的，则不发饷。发饷随其喜怒，有的一元不发。冯玉祥的部队就经常不发饷，最后被逼上梁山。有的只发几成，聊以塞责。　　有时设下陷阱，令你上套受骗，有苦说不出。有一次胡景翼去领饷，李彦青假意亲切地说：“你先将收条开下，我随后给你送去。”胡景翼信以为真，当即开了收条。但等了几天，不见军饷送来，就亲自去问。李彦青假惺惺地说：“待我为你查一查。”李彦青装模作样地查了查后说：“这钱你已领去了，这不是有你的收条吗？”胡景翼大怒，两人争吵起来，惊动了昏庸的曹锟，问是怎么回事。曹锟偏袒李彦青，也认为胡不对，责问胡道：“他没给你钱，你怎么开收条给他？”胡景翼无言以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恨恨地骂道：“我得了手，一定要枪毙李彦青。”因此，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的反吴三角同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被克扣的军饷，再经军官层层剥皮，到士兵手中就所剩无几了。由此，士兵士气低落，都牢骚满腹地说：“到了前线，给他发两枪，就算对得起他。”　　在外交上，直系虽然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当时的直军已经病入膏肓，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了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内阁总理颜惠庆邀请各国公使在国务院，召开茶话会。吴佩孚出席，说明此次讨奉，纯系以扫除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日本公使芳泽当即表示，日本对于交战双方抱不偏不颇的态度。这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吴说：“奉张为叛逆，中央明令挞伐，彼方实无对等之可言。”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外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日本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前线一时缺乏弹药，张学良同日本联系，日本提供枪弹４０００万发，炮弹１０万发。对攻打直军阵地起了很大作用。张作霖还聘请了一个由１０人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亲临前线，帮助制定作战计划。日本也经常把探得的情报，及时通报给奉军。奉胜原因(3)　　吴佩孚把外交争取的重点，放在日本上。“吴佩孚此时认为应予注意及者厥惟近邻日本，对之特下一番工夫。吴在十余年前曾识日人冈野者，延充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常居洛阳，此番一同来都，因广为介绍日人来见，其中引进有小谷氏。在表面上一时与此方似亦有接近之趋势，而其为脚踏两只船则毫无疑义”。虽然，吴佩孚在对日外交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大。日本的军部一直是支持张作霖的。　　在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上，直系的战前准备和战中调动，和奉军相比，不免相形见绌。直军的失败，可以说是注定了的。果然，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了，奉系大获全胜。奉系张作霖在战前的纵横捭阖，以及在战中的灵活调动，都在关键时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但是，这场战争是军阀之间的战争，无正义与否可言。他们都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干着危害国家人民的勾当。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殷实地盘，扩大势力范围，进而武力统一全国。小军阀做一省的小皇帝，大军阀做数省的大皇帝，再大的军阀则要做全国的最大的皇帝。这就是他们之间战争的真正目的。张冯交恶(1)　　二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秘密联合实际上宣告终结。当时的各种矛盾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的三角同盟是在打倒曹吴这个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在打倒曹吴之后，已经没有合作的基础，三角同盟自然解体。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秘密合作，其目的也是为了推翻曹吴。现在目的已达，合作自然也就终止了。　　不仅合作终止，而且新的矛盾产生了。他们都在强占先机，接收败军，扩充地盘。这是军阀的本性使然。１０月２３日，冯玉祥刚占据北京，就任命鹿钟麟为国民军警备司令。冯玉祥利用占据北京，可以控制摄政内阁的优势，首先让曹锟下令，山海关一带直军，着督理直隶军务王承斌、帮办直隶军务彭寿莘接管。而王承斌和彭寿莘都是冯玉祥倒戈军队的一部分。冯玉祥又派孙岳的国民三军前往保定，解决了曹士杰的十六混成旅。派国民一军、二军的一部，阻击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派蒋鸿遇等旅往杨村方向移动，与吴佩孚的残军激战，吴部数旅不支，俘虏其数千人，获枪无算。派孙连仲旅进驻丰台，以为策应。从总的布局看，冯玉祥是想把直隶和北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但是，张作霖在打倒曹吴后，早把同冯玉祥过去定下的奉军绝不入关的诺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张作霖对直隶也是垂涎三尺，绝对不许冯玉祥染指。据当时任奉军上校参谋的何柱国回忆：“南下的事情搁浅之后，紧接着就是段张冯争夺直隶的地盘，先是冯与协同冯倒戈的原直隶督军王承斌分别在天津附近收编吴部残军，意欲保持这一地盘。这是我们奉军所绝对不能容许的。”１０月２２日，奉军张宗昌率马步军２万人由冷口突入进攻滦州。同日，李景林派马步军１．５万人由界岭口进攻昌黎。２８日，张部占据滦州。昌黎的直军不敌李景林军，退至滦州，被张宗昌军打败后收编。张宗昌部和李景林部都大举向天津推进。山海关战事结束后，奉军主力极大部分集结在津榆一线，成立了津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任总司令，郭松龄任副总司令，实际由郭松龄负责。直隶的东部实际已被奉军控制。　　张作霖入关的时机成熟了，准备入关。入关赴津前，杨雨霆和姜登选向他提起如何应付段、冯之事，他满有把握地说：“你们放心，我会耍这一套。比不得军事非通过你们不可，耍这一套我比你们高明，你们可再不用管了。”①１１月８日，张作霖声势煊赫地入关。共开车５列：一为前卫队；二为步兵队；三为总司令部；四为张之官车及外宾车；五为军需车。鲍贵卿、卢永祥、钟世铭、汤玉麟及驻奉日、英、德三国领事团等随行，张张扬扬，浩浩荡荡，大张旗鼓地进入关内。１０日，张作霖以战胜者的姿态到达天津。